……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俱往矣！
偌大的世界，浑浑噩噩地竟然忘记了巴黎1871年的壮烈豪情。历史就像法国古老磨坊旋转的风车一般，慢悠悠地、毫无生气地画着360度的圆弧；它风轮上的每一张叶片，都沾满了青苔和积尘，致使淹没木质的年轮。我来蒙马特高地，好像是擦洗风轮叶片上的苔迹和污垢来了，但我无能为力，因为我只是众多夜攀蒙马特高地游人中的一个。
步出圣心教堂，心中郁闷之情略有消散；因为我们的视线从人画的一幅幅不会呼吸的神像，转向了有生气的人。当年巴黎公社血化长虹的地带，是当今的艺术夜市，没有步入艺术殿堂的街头画家，在这里支开画架，专为来往如织的游人画肖像。这些街头画家中有中东人，有亚洲人，也有欧洲人……带我到蒙马特高地来旅游的友人，恰好碰到了一个叫戴显祖的华裔街头画家，友人和他相识，于是我们攀谈起来。
“画一幅肖像画多少钱？”
“300法郎！”
“你今天画了几幅？”
“3幅。”
“你每天都能有900法郎的稳定收入吗？”
“常有不开张的时候。”
“生活还可以维持？”
“和‘蓝领’生活差不多吧，但常常飘忽不定。”
谈话之间，戴显祖面色中流露出艺术家在巴黎谋生之艰辛。我围着画家们的画架，仔细浏览了一遍，这些街头艺术家的作画技艺，确有相当的水平。但是巴黎的大雅之堂，是与他们的艺术绝缘的；他们能到艺术夜市来出卖技艺，还是得到巴黎文化部门审定了的。难怪我还看见一些支开画架，但神情忐忑不安的画家，他们用眼角的余光打量来者，大概是怕来艺术夜市的夜巡警察吧？！
画肖像的画家在微笑，被画的姑娘也在微笑。
一个是索取者的媚笑，一个是赐予者的冷笑。
至高无上的艺术，在蒙马特高地像廉价甩卖的商品，跌入深潭幽谷，不禁使人为之酸楚。
归途，又沿石阶而下，一种沉重的失落感，盘踞在我的心扉。不知为什么，我又记起了蒙马特高地下深埋着的那个不十分久远，但已长了青苔的梦……
埃菲尔铁塔遐想
蒙马特高地是巴黎陆地的制高点。
埃菲尔铁塔是巴黎空中的制高点。它拔地而起，高达330米，和美国的自由女神齐名于世。
我生性不爱攀高。在巴黎之所以夜登蒙马特高地，一则是因有车代步，二则昔日的巴黎公社充满了浪漫和神奇，因而我想去心祭一下这块高地。至于埃菲尔铁塔，我知道它是“工业革命”时代的一座世纪坐标，白天漫游巴黎时，我已从它的脚下走过了，没有去夜攀的兴趣。
“咱们还开部车子去！”友人高君似乎发现了我心态中的惰性，对我进行了“对症下药”的动员，“到了那儿，咱们不爬那700多层台阶，坐电梯直接升到塔顶！”
我忽然记起一件事：前两天我翻阅一本杂志，见两个头戴盔冠的摩托车运动员，正在施展惊人的车技，沿铁塔的一根柱脚，向塔上行驶。这两位勇敢而浪漫的运动员，一位名叫若艾尔·载斯岗，另一位名叫谷塔尔，他俩开着摩托车爬上了陡立的740多层台阶，又头朝下地驶回塔底。我曾对这种无畏的精神惊叹不已，还把这两个人的名字抄在了笔记本上。对比之下我这个出访欧洲的中国来客，是不是显得过于迂腐了一点？！于是我干脆地回答友人说：“去！我也尝试一回攀高的乐趣，咱们一块儿去爬那700多层的台阶！”
一天晚上，友人高君驱车把我载至埃菲尔铁塔。白天来这里的时候，已感人满为患，晚上想登铁塔一览巴黎夜色的旅游者更势如潮涌。高君知我要攀登而上纯属幻想，便花94法郎买了两张登塔券，乘电梯缓缓而上。
有意思的是，这不是一部现代化电梯，而是用6根直径约8厘米的钢丝绳，当作牵引的工具，由架设在高处的一架轮盘式绞车，将一次能容纳几十人的一所镶嵌着大玻璃的铁板房子，向空中提升的。此举虽显得有些古老，但能使旅游者感受到欧洲工业革命年代的气氛。我在这个被称为“电梯”的房子里，向外望铁塔的铮铮骨架，心中默想：建造这座钢铁的庞然大物，大约需要几百万吨钢材；而埃菲尔铁塔诞生的1889—1898年间的中国，还处于清朝的腐败统治时期，除了洋务运动给中国带来一些格局有限的军火工厂外，据我所知，大概仅仅有个小小的汉阳铁厂。难怪在1860年英法联军能长驱直入，以“钢铁”和火药开路，直捣皇城北京并火烧了圆明园呢！
1889年，我的父系前辈人，还在头上以盘扎辫子为荣，母系前辈人还在以“三寸金莲”为粹；但埃菲尔年代的法国知识分子，已具有鲜明的争取民主自由的意识。书籍中记载着埃菲尔这样一段轶事：当时，法国正处于拿破仑三世的独裁专政时期，埃菲尔的一位雕塑家朋友，和一些激进的艺术家，为了抗议法国的独裁统治，便造起了一座高大的自由女神雕像，这座自由女神像，没有坐落在巴黎和法国其他城市，而是运至美国，以示对法国独裁统治者的不满。这就是闻名世界的美国自由女神雕像诞生的经历；但为人罕知的是，这座高耸入云的自由女神，所以矗立于纽约海滨，历经暴雨狂风时不倾斜或塌落，功绩全在于埃菲尔工程师——因为自由女神雕像的全部结构力学，是埃菲尔工程师精心设计的。因而，这座钢铁的庞然大物不仅仅标志着欧洲工业革命，它的设计者又和人类对民主、自由的渴求，并为民主、自由而斗争，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为此，埃菲尔和他的铁塔，又可以视作一支戳天而烧的自由火炬！
脚下“咔嚓”一声，绞车已把游客提升到铁塔的中间站。这儿距离地面只有70米高，以15法郎购买一张铁塔参观票的游人，这儿就是参观的终点。尽管只有70米高，站在铁塔的平台上眺望，巴黎的夜色也可饱览无遗了，那条闪亮的丝带是塞纳河，那灯火最盛的地方是红磨坊（红灯区），那长方形的灯阵是凯旋门，那尖尖的灯柱是巴黎圣母院……
平台上有铁栏铁链护身。但据友人高君告诉我，对于想借高空自杀的人来说，这些铁栏铁链却形同虚设。每年都有以浪漫的形式寻找天堂入口处的法国人，从这儿纵身跃下，以求得心灵和肉体的彻底安宁。
幽魂向九泉之下飘零，生者向九天云外登攀。埃菲尔铁塔之巅，已引起我浓烈的情致，因为友人在70米高的平台上对我耳语：塔顶专辟出一间小房，内有埃菲尔工作时的模拟塑像。这当然是十分诱人的激励。从平台向上升腾，不再使用绞车牵引为动力，而改为地地道道的现代化电梯，因而在喘息之间，我们已飞身300多米高的塔顶。
在陆地上遥看塔高，不过一小小圆周，亲临铁塔之巅，却觉得它并不狭小。模拟埃菲尔工作时的塑像，在塔顶的一间小房里。他半坐半站地在一张桌子旁，微微向前探着身子，仿佛在检查他当年设计的西班牙大铁桥。塑像细腻地表现了这位天才工程师的气质：他衣着朴素，甚至有点不修边幅的样子，额下微皱的双眉以及那并不明亮的目光，像在不停顿地探索宇宙中无数不可知的“X”。埃菲尔铁塔曾被许多法国人视为“怪物”，埃菲尔也被看作“怪人”，人们曾咒骂他是建筑师中的“疯癫病”患者。但随着人类走向现代文明的脚步，荣辱与贬斥换了位置，埃菲尔铁塔以它奇特的建筑艺术，给巴黎赢来了光荣。站在埃菲尔的塑像面前，深感埃菲尔非凡的天赋和超越前人的勇敢，我实在难以揣摩埃菲尔设计这座铁塔时的心情，面对古老的罗浮宫、凯旋门、凡尔赛的建筑程式，他何以别出心裁地想出要在巴黎矗起这么一座“钢铁火把”呢！沉思良久，似悟出一点道理，这就是在任何艺术门类中，天赋发挥到极限的含义就是创新，没有鲜明的创新意识，即使是天才也会在陈旧的框架中枯萎，难道这不是一条可遒循的艺术规律吗？
沿埃菲尔“工作室”向上攀登了几个台阶，到了铁塔的圆形瞭望台。不要向塔外瞭望，世界各国的地理位置和各国的国旗，都镶嵌在游人面前不同的方位上。我在东南方向，找到了中国的坐标，那是一张残缺了一块的荷叶形地图，上面插着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旁边注释上写着：
首都——北京
距离——8400公里。
时差——7个小时。
我低头看看手表，此时已是巴黎之夜的23点，按北京夏令时计算，中国正该早晨7点。此时，全国的乡乡镇镇，即将开始一天的工作，潮水般的自行车该是拥向大街小巷的时候了。我在遥远的异国，向祖国默祝早安，并祝愿无数分娩的母亲诞生的无数婴儿里，有着许许多多埃菲尔式的怪才……
1987年冬
[巴黎说柳]
有人说：世界上只要是有人迹的地方，就有华人的脚印。初听见这话时，觉得有点浪漫：再听到这么说，觉得近乎玄虚。今年仲夏，我应邀出访了欧洲3个国家，才察觉此话一不浪漫，二非自吹自擂，而是比电脑的资料显示还要精确的事实。
西柏林的华人为数不少，维也纳的华人更多；到了巴黎街市，华人接踵擦肩，到了“中国城”，假如不看建筑、样式，只看牌匾字号，遐想为海市蜃楼“显圣”——太阳光和水分子发生了奇妙作用，把广州街道上那些黑头发、黄皮肤的人流以及广州的茶楼餐馆的字号，经过折射幻化到眼前来了，那是一点也不过分的。
更有趣的是，留居巴黎的金石书画名家戴顽君老先生，又发展和完善了本不属于浪漫的浪漫轶闻。他操着浓重的中国北方口音对我说：岂止有人迹的地方有中国人？没有人生存的旮旮旯旯，中国人也能扎根、发芽、开花、结果！打个比方，就如同能抗旱抗涝的柳树棵子，别看那树条软绵绵的，可插到哪个河旁哪个河旁绿！
呵！好一个浪漫的比喻！
好一口醉人的乡音！
…………
我本不认识前辈艺术家戴顽君，来巴黎后，友人宣扬君及其夫人敦煌女士，在给戴老先生的电话里，偶然提到有一位来自北京的中国作家，在他家里做客；可能是“北京”二字，触动了他思念故园的敏感神经，便一定要宣扬君夫妇，带我到他家里去坐坐，并说用中国北方的水饺，招待我这位远来的贵客。
情挚意切使我心动。我想：虽和戴老素昧平生，但都是中国的五谷杂粮喂大的；我和戴老先生又都是籍贯河北，泥土之吸力强过磁场，我欣然随宣扬君夫妇，去拜会戴老。行前，搜索行囊，见还有一本我写的小说集，便携带上，以一羽轻轻的鹅毛，回谢戴老重情于万一。也算是巧合，我这本书题名为《驿路折花》，从宏观的视角来解释“驿路”二字，可以不局限于劳改时的风尘之路，拉长焦距把“驿路”二字看成是从亚洲到欧洲的遥远行程也完全适用。至于“折花”一说，不用多费笔墨，我当然希望在前辈艺术家戴顽君老先生处，折撷艺术之花果，以丰腴我这个先天文学基因欠佳，后天命运不济——劳改近20年的文学贫血症患者的肌肉和筋骨。这不是挺有深刻内涵的馈赠吗？！
音乐门铃响过之后，开门来的是戴顽君老先生的夫人——何慕真女士。她脚步轻轻，以频频点头表示欢迎，那种含蓄而得体的迎宾仪表，使我联想到在20世纪30年代家教极严的大家闺秀。戴顽君老先生的气质和夫人何慕真毫无相同之处。敦敦实实的身体，朗朗的声音，微黑的长圆脸上，挂着一双引人注目的卧蚕眉。在我们互相握手的那一霎间，不但我的指骨感到微痛，我的眼睛也像被电火弧光烧了一下。噢！戴老还有着这样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这和他的年龄形成明显的反差。
“知道你要来这蓬荜寒舍，上午我太太特意到超级市场，去买韭菜。”戴老豪爽地说，“北方人都爱吃韭菜，你也不例外吧？”
“是的。”我连连向戴老表示了谢意。
“客气什么？乡不亲，水亲；水不亲，人还亲哪！我是河北衡水人——就是出衡水老白干的那个衡水，你祖籍河北哪块？”
陌生感很快在我心头消失，我告诉戴老我祖籍京东玉田。他抓抓头发，回忆地说：“是不是那块地方出大白菜？”
他居然还能记起当地的土特产。不禁在心头升起肃然的敬意：我在欧洲土地上，已走访了近3个月，接触到许许多多“根”埋在中国黄土地里的华裔，不忘故园泥土之情的固然是绝大多数；但也不乏使用刀叉吃饭久了，而羞于谈起乡土的“洋博士”。记得，美籍华裔刘年玲（笔名木令耆）女士，曾在国内报纸上写过一篇文章，她说回国见到两大特色：一是“人”，二是“土”。人嘛，是指遍地是人；土嘛，凭车窗外望，尽是裸露着的泥土。作者虽然深深惋惜大地缺乏绿衣，但是她还是依恋故园的泥土，因为就是这些纵横阡陌的黄土地，养育了中华民族百家姓氏的祖先。难道她写的不对吗？由于昔日中国的封建、贫穷、落后，我们的祖先脸朝黄土背朝天，就靠在这片黄土地里刨食，维持生计，繁衍子孙，她的有良知的子孙，孰能忘记中国深厚大地的恩育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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