轿车在山峦重叠的公路上奔驰一个多小时，终于驶进了山谷间的平原。大地上一片新绿，绿得使人心醉，在绿色的襁褓之中，出现了一片拱脊的木屋。远远看去，那像是大地——养育人类的伟大母亲隆起的胸膛。这儿就是落生了水上勉的地方。一条像顽皮孩子一样蹦跳的小溪环绕着它，几株嫣然含笑的垂樱，像乡野的红颜少女凝望着它。似乎因为这儿是水上勉的故乡，这水这花……对于我们这些远方来客，都格外增加了诱人的魅力。
这奔跑的小溪，水上勉在童年时可能在里边洗过澡。因为我在他自传体作品的插图中，似曾结识过这条溪水。那高雅脱俗的樱花树荫下，孩提时水上勉可能在这儿嬉戏过，那随着溪水飘走的樱花花瓣上，刻着他孩提年纪的梦。我曾在一本文学期刊上，读到过水上勉先生的童年，他落生在1919年的3月8日，父亲是个穷苦的木匠，母亲是个善良的农家女，因而水上勉的童年十分凄苦。世界上任何一个孩子，当他还不理解人世间的艰辛时，都有着色彩斑斓的梦幻，水上勉亦不例外。但是他的梦幻却随着家乡那条小溪飘走了。刚刚9岁时，小马驹戴上了笼头，他被送到京都上京区瑞春寺院，给一个名叫松庵的老和尚当小厮。水上勉回忆这段日子时写道：晨5时就要起床，打扫寺院，并为松庵和尚准备早餐。11岁时，他正式剃发为僧。出版社印刷的水上勉先生的影像集中，收集了一张照片，照片上的松庵和尚端坐中央，紧闭双目，灵魂似已遁入天国，其妻多津子身穿和服，发髻高绾于头顶，垂手站在松庵和尚右侧（日本僧侣可以结婚），身材矮小的水上勉身穿僧侣之装，紧绷着那张孩子气的脸，立于松庵和尚的左侧。他微锁双眉，神态不驯，毫无一丝落发为僧的虔诚。因而，水上勉先生童年的梦幻虽然和许多同年纪的孩子一样绚丽，但主旋律中缺少欢乐的音符。
水上勉先生童年时代的小小脚印，已牵动了我的肺腑。因为他在日本的作家群中，是出身穷苦的一个。尤其使我为之心动，并迅速召唤起我感情回声的，是水上勉青少年时代的步履，走过和我极端相似的里程：他那善良的母亲，为了供他上学，曾到有钱的人家当过用人。她用血汗伴着泪水挣来的微薄收入，供着水上勉先生在学堂求知。我和他的情况一模一样，1949年，当我在北京二中读初中一年级的时候，我的母亲就在二中对门一家富户帮厨。每每回忆起这段时光，我的心久久为之战栗。在这一点上我和水上勉先生灵犀自通。深知黄连树上的每一根枝条、每一个叶片，都充满了苦涩的滋味。后来，我走向生活的第一个驿站，是一所村镇小学。我在那儿手执教鞭，当过“孩子王”。水上勉先生亦不例外，他从寺院还俗，在立命馆上学结业后，第一个驿站也是在农村小学教学。唯一不同的是，他的视力不如我好，比我的鼻梁上多了一副黑边眼镜。我想：也许正是由于这些缘故，使我在东京新大谷饭店的酒会上，对水上勉先生格外注意。爱屋及乌，连轻轻流过水上勉先生故里的小溪，以及路旁的垂樱、翠竹，都对我有着强大的引力，使我产生了浓郁的诗情。
我来了——来自大海彼岸的同行，来到你的故乡寻找你的足迹来了。那条小溪驮着落樱，虽然流走了你的童年梦幻，但这里的每条竹林小路，每一座苍翠的峰峦，都回响着你的足音——那是一个跋涉者的沉重而有力的脚步声。从你的母亲含泪送你到京都寺院，到你当了松庵和尚的叛逆还俗而归；从你为生活煎熬而卖药、卖报、经商，到你男扮女装为祭奠战争的死难者演歌舞伎，直到你在《文艺杂志》当上编辑，跻身日本文坛，你从事过30多种职业，每种职业的背后，都留下一串向生活进击的强者深邃的足迹。每个脚印都像是个颤抖着的音符，串联在一起，组成你悲壮而不凡的命运交响曲。
法国大作家巴尔扎克不是有一句名言吗？“苦难是老师”。正是生活这位伟大的教师，磨砺了你不屈的韧性，锻造了你强大的脊梁。你对美顶礼膜拜，你对丑咬牙切齿。你笔下讴歌的是弱者的抗争、僧侣的叛逆、暴力的衰亡、正义的必胜。尊敬的水上勉先生，如果允许我为你画一幅生命肖像的话，留在画卷上的你将是一个为真善美催生的产婆，你将是《巴黎圣母院》里的卡西莫多。当然，卡西莫多人长得很丑，而你长得非常俊逸。还有一点不同的是，他敲响的是祈祷的圣钟，而你敲的是暴力、压迫、虚伪、丑恶……的丧钟。
你的影像集中，还有两幅照片拨动了我的情怀。一幅是1961年你42岁时，描写僧侣的小说《雁寺》获得了直木奖，在这高兴的时刻，不知为什么你掩面而泣。是想起了童年苦难的僧侣生活？还是想起了为你付出巨大牺牲的苦命母亲？另一幅照片，是你获得直木奖的同年拍摄下的，你带着搏击生活胜利者的微笑返回故里，在落雪的家乡小路上，你碰到了迎接游子归乡的母亲。她穿着一身和服，微微地仰着脸，似沉醉在甜美的梦境。她生怕雪片落到你的发梢上，在你头顶上撑着一把阳伞。你敬重地凝视着母亲，仿佛在察看她的额头又多了几道皱纹。目光相对，如醉如痴，把人类的天伦之爱升华为最庄严纯洁的诗章。它就像田野上的落雪一样洁净无痕，使我这个远方来客都为之陶醉了……
轿车在一座新盖的杉木结构的厅堂前停下，水上勉先生走了过来。1919—1985，他已经是66岁的老者了，可是步履之间没有任何一点老态。正好相反，他显得健壮而年轻，面带微笑地向汽车走来。
“你好——”
“你好——”
“欢迎中国朋友到我的乡土来做客！”他稳重而安详地说。
我心里笑了：不欢迎也要来的。艺术直感告诉我，水上勉先生的故里一定别有风味。不是吗？那偌大的木制厅堂，那茅舍旁边的古老水车，连这儿的风，都和东京完全两样。它柔和清爽，带着乡野的花的温馨。不过，这乡间别墅是不是太宽敞了一点儿？它大得像个小小的影剧院。
错了！我的揣摩失灵了——当我走进宽敞的厅堂时，我看见的不是沙发，不是冰箱，不是席梦思床。目光所及之处，到处是高大而精美的书架，这儿是书的海洋。厅堂上方横悬着一块门匾，上边有四个醒目的描金大字：一滴文库。
水上勉带着我们在书丛中穿行时，我仔细地看了看这些书：文学艺术，绘画美术，天文地理，哲学历史……无不囊括在内。这就使我产生了一个疑问：水上勉先生这些珍贵藏书，为什么要弄到这偏僻的农村里来呢？为什么要在自己的乡土建立这座文库？陪同我们访问的日本朋友横川健先生为我解疑说：“这两万册图书，是水上勉先生从轻井泽特意搬运到故乡来的。正因为这儿群山环抱，水上勉先生才把文库设在这儿。一是回馈故乡泥土对他栽培的盛情，二是水上勉先生的童年饱尝了读不上书的痛苦。这座文库，是他为乡土的孩子们准备的。”
水上勉先生带我们走进了文库的阅览室，饱含深情地告诉我们：“一滴文库”是今年3月18日正式开库的，中国作家代表团是第一批访问文库的贵客。在我们来到这儿之前，当地的中小学生已经有1.3万多人次，到这儿借阅图书了。谈这些事情时，水上勉先生习惯地双手抱臂，忧郁中略带悲悯的目光里，流露出欣慰的光泽，很显然，他对自己能在家乡为后来人开路，感到由衷的自豪。
“我是在这片土地上诞生的，我怀念这片乡土。我总是想为故乡做点有益的事情。”水上勉先生侃侃而谈，“在许多应该做的事情当中，最重要的是使故乡的后代掌握大量的知识。这片土地原来是一个地主的，我选中了这个地方。但是由于日本法律不允许离开这儿的人购买这儿的土地，我向这位地主阐明了我的用心。他被我对乡土的炽热之情感动了。几经磋商，用我弟弟的名义买下了它。我弟弟一直没离开这儿，在法律上名正言顺。”
“买下这片土地需要多少钱？”我问。
“1.2亿日元。”水上勉先生笑了，“说起来，不怕中国朋友们见笑，为了在故土上建立这座文库，我为之奋斗了整整16年。在东京，日本作家都喜欢到银座酒吧去喝酒。我不敢去那儿挥霍金钱。正确地说，这16年间，我一次也没去过银座高雅的酒吧间。亲戚朋友们之间的婚丧嫁娶，按情理说总是要以礼物来表示表示心意的，我硬着头皮装哑巴，16年来我没有随过份子。应当说，我这么多年干了许多失礼的事情，淡漠了许多很要好的朋友。因此有人把我看成‘乡巴佬’，有人把我当成‘葛朗台’……”他诙谐地摊开双手，耸耸肩膀，表示出对这桩冤枉案子无可奈何的神态。
我们都被水上勉先生逗笑了。
“后来，这些老朋友都知道了我的苦心，他们不再在背后戳我脊梁骨了，许多朋友给了我道义上的支持和多方面的帮助。”水上勉用手拢了拢他灰白的头发，莞尔一笑说，“当然啦！也不能保证所有的朋友都能理解我的行为。我理解我自己，因为我是在这块土地上落生的，我和故土的感情千丝万缕。事实如此。”
邓刚对水上勉先生精美的双层书架，流露出特殊的兴趣。水上勉先生伸出一个手指，说这些书架要花用1000万日元（折合人民币10万元左右）才能打成，然后又告诉我们，他用了个办法没花一分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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