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应该多几套创作路数，这并不是无法超越的“珠峰”。果戈理写下诙谐讽刺小说《钦差大臣》，又写下民俗风格小说《狄康卡近乡夜话》。此外，他还写下了极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米尔格莱德》。如果我们在书稿上删去果戈理的名字，简直使人难以相信《钦差大臣》和《米尔格莱德》是出自同一位作家之手；然而，果戈理却把风格绝无近似的两部作品，呈现给了当时的俄罗斯大地。
在我国璀璨的文学星空中，最善于变格而且运用得潇洒自如的作家应属王蒙。恕我直言，王蒙在艺术变格中并不乏败笔，最典型的一篇是发表在《上海文学》上的《色拉的爆炸》。我个人认为那是一篇无色无味的糊涂之作（当时曾面向王蒙表述过个人看法）。但是以《夜的眼》《春之声》《海的梦》为系列的意象小说（评论家称之为“意识流”），对比他从新疆归来时以《灰色的眼睛》为代表的系列小说，风格有了相当大的变化。到了《蝴蝶》发表时，王蒙似乎在把意象和形象糅合在一起，试探着一种新的文学变奏。这种尝试，如同一个武术运动员不断地变化着南拳北脚的路数，在使人眼花缭乱之后，既看到王蒙捕捉生活、表现生活的机智，又能感觉到他作品中对多维艺术容量的追求。
我认为他的这种艺术变格，源于宽广深厚的现实主义母河。如要说得形象一点，这种变格既受惠于现实主义乳汁，又丰富了现实主义在历史新时期的表现手法。现实主义母河长流不息，从它的体躯上不断流出一条条子河，因而形成一条条美丽但又别于母河风貌的小小河湾。
它不是非理性的产儿，更非歇斯底里的兽性呼啸。这种不满足于自己过去的艺术探索，和那些“玩文学”以及“面向自我背向生活”的公子哥和娇小姐的产品，不属于同一母体的产儿。但我觉得王蒙在如行云流水的走笔当中，还可以适当限制一点自己笔锋的随意性，一张一弛的笔锋力度，如运用得更为合适，则便于更清晰地显示他作品的血脉和筋骨。
以上种种，皆属于作家主观要求自己艺术变格的范围。但作家创作中的变格，有时也并不决定于主观意向，而决定于生活主轴的变化，这属于客观促使作家进行艺术变格的范围。
我们适当把文学透视镜的焦距拉得远一些，就会明显地发现这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艺术变格。邓友梅50年代以小说《在悬崖上》名噪文坛，他描写美丽而轻佻的女性加丽亚的手法，和他二十年后表现《烟壶》《那五》的艺术手段，简直判若两人。前者文笔华美无瑕，后者古朴凝重；前者表现生活伦理中的爱情主题，后者则描写的是“八旗子弟”，以喻当今世人。这种艺术变格，更大程度上决定于客观生活的变幻，使作家从选题开掘到艺术处理，都产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我个人的创作脚印，似也显示了客观对主观的强烈制约。1979年重返文坛后，我仍然想以“荷花淀”为表现生活的艺术蓝本。但我写出来的作品，从内容到形式都和50年代有所不同，前者诗情画意，后者悲凉深沉。这是客观生活对我的影响，真是应了刘索拉小说的命题：你别无选择！
纵观作家的艺术变格，无论是客体决定还是主体追求，都能使作家的作品产生飞跃。当然这种改变——特别是主观上追求的艺术变格，不但比客体迫使的艺术变格更难，而且容易引起各种非议。“文革”时流行“国防绿”，70年代穿中山装，80年代风行夹克衫。改革开放以来，生活在变，而作为表现生活的艺术手段，势必产生嬗变。但这种嬗变，和时装模特的换装、发型的流行式样的更迭并不相同。它受主体——作家自身的许多制约，有的无意趋向时尚，有的虽想进行艺术变格，但又无法使之成为现实。当然，客观上也存有制约因素，凡不符合自己阅读习惯的作品，有的人不是把它看成百花中的一枝，而是认为其离经叛道，这非常不利于作家对艺术变格的探寻。
写到这里，我不禁想起巴黎埃菲尔铁塔的沧桑历史。1889年这座高300多米的艺术建筑，从塞纳河畔拔地而起时，拿破仑三世的陈腐权贵，曾联合拥护帝制的文化官宦们，发誓要毁掉这座钢铁怪物。其理由是这座“钢铁怪物”破坏了法兰西民族的传统古典美。
但伴随着曲曲折折的人类进步史，埃菲尔铁塔终于在咒骂声中被承认了；历经近半个世纪的冤情之后，埃菲尔铁塔被后人誉为点燃欧洲工业革命的火把和直矗青天的自由火炬。在去年欢庆它诞生100周年之际，巴黎人为它举行了百岁生日的盛典。
1987年我在巴黎游罗浮宫时，看见富于幻想的法兰西，又在对罗浮宫的门面进行艺术变格。在这座人类闻名的古典艺术圣殿的入口处，脚手架林立，吊车挥舞长臂在土地上空游弋。巴黎人正在那儿修筑一座金字塔形的玻璃钢入口门。如今，我从电视上已经看见它的存在了，它光焰闪闪地站在那儿，迎接着世界各地的游人来罗浮宫览胜。这又是一巨大的艺术变格，巴黎人硬是使这座闻名世界的古典建筑和现代建筑联姻，成为一个新的艺术整体。
在塞纳河畔，我和一个摆书摊的法国老妇人，谈起过这奇特的联姻。她恶狠狠地说：“我手里没有TNT（一种烈性炸药），要是有这玩意儿，我真想炸了它。”
“为什么？”我问。
“那不是法兰西的艺术传统，它是给古老的罗浮宫抹现代人的口红。”
乍听，觉得不无道理；细想，又觉得十分错误。这就如同北京住惯了四合院的遗老，对耸立在它身旁的摩天高楼感到不适应一样。这不是一个国家的独特产品，是属于世界性的遗传病。
作为一个能宏观地把握历史，而又能正确认识自己创作的作家，总要在艺术变格上有所探求、有所创新；正因为这种探求十分艰难，也就有了为之苦斗的乐趣。
1990年1月3日于北京
[文学回眸]
[“帆”与“礁”——文学回眸之一]
时正冷暖交替之季节，“两个凡是”的阴影，还在困扰着刚刚解开裹脚布的中国文学。我获第二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的《远去的白帆》，便曾为此而留下屡屡触礁的文史纪录。首先是《十月》编辑部编辑，将其取走，然后以主编说“内容不宜发表”为由，将小说给我送来。之后是《人民文学》来家组稿，拿走《远去的白帆》后不久，又遭到其“不宜刊登”之厄运。其实，两个刊物的责任编辑对小说是一致看好的，认为这是一部散文诗体的作品；主编亦非在艺术上找出什么毛病，“不宜”二字当然是一种含糊用语，其内涵不外是不宜于当时的政治。还是《收获》更有文学眼光和超常胆识，拿走不久就发表了，来信中盛赞这部作品，充满历史唯物主义的求实和人道主义精神。
我之所以要在回首往事时，提及这部作品，实因小说之分娩，有过一段我终生难忘的历程：我在晋南的伍姓湖劳改农场改造灵肉之际，因劳改队中缺乏一个生产统计员，我被陈队长相中了，便扔下那把修理地球的铁锹，拿起皮尺和笔记本，每天负责丈量土地亩数、估算产量、折算用工，外带分配劳改队里的各项活儿。其中，我最大的愉快不在于逃离了繁重的体力劳动，而在于我独自有了一间砖砌的窑洞，有了独自生活的空间。特别使我高兴的是，我不仅有了笔，而且有了一摞一摞的各种报表用纸；出自对文学创作的饥渴，夜晚我插上窑洞的房门，开始了《远去的白帆》的初稿写作。《远去的白帆》的情节并不复杂，它只不过描写了在中国历史扭曲的年代，以北大西语系教师黄继忠为模特（平反后一度任北大西语系主任，现定居美国执教），描写他带进劳改队的儿子和劳改队里一个“扒窃犯”的故事。不消多说，文学追求真诚，势必与“三突出”撞车；当时，又正值“反击右倾翻案风”甚嚣尘上之时，文学描写美好的人性，必然冒抹杀“阶级斗争”的风险。黎明之前的历史五更之寒，是最难耐的时刻，就在这个窑洞里，我写出了《远去的白帆》初稿，然后将其锁入箱底。待到了80年代初期，我将其一摞手稿找出来，除纸页变黄之外，手稿还留下老鼠咬噬之痕迹。面对一堆残破薄纸，我很自豪，因为它证明我在肃杀的年代，没有因夜如磐石而使自我良知变成磨盘下的齑粉。正好相反，中国知识分子对民族的使命感，使自己知难而进，如果当时被“四人帮”爪牙发现这些手稿，即使不被杀头，也会以“反革命”之罪名，打进死牢。试想一下，到了80年代初期，已然历经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拨乱反正和理论务虚会，还历史本来真实面貌的实事求是，已然得到确立；小说手稿还使《十月》和《人民文学》主编心有余悸；如果在当时手稿被曝光，其作者命运可想而知。
小说在《收获》刊发之后，风波亦未消失。首先对小说发难的是一位“最可爱的人”——驻浙江义乌一位部队同志，他用打字稿上书中央，以毛主席著作中的片段，对比了小说描写是“刻毒攻击了无产阶级专政”，“以抽象人性取代了阶级性”；是继《苦恋》之后又一部攻击党和社会主义的大毒草。有关部门将此信复印了若干份，除寄往各大报刊之外，还寄给了我一份。我坦然处之，因为我写的是劳改队中的生活真实，连小说中那因环境异化而丧失了天鹅原来善良天性的两只美神，都是我亲自感悟、亲自接触过的，因而我无愧于天地良心。因而可以将其存入自己的文学档案，当作“历史存照”保留。此波未平，我又接到了江苏省劳改局一个领导同志的指责信函，此信没有乱扣铁帽，但对我提出一个问题。他说：“我在这个岗位上工作多年了，劳改政策不允许一个专政对象在服役时，带进去家属。而你的小说中，‘老右’黄鼎（即黄继忠化身）居然带进来自己的一个儿子，这是闭门造车，与劳改政策相悖的。”
因为这封信是探求真理的，我复信给这位领导同志说：“您谈及的是政策条文，我确信那些条文是真实的；但作为一个作家，更尊重生活的真实。作家不管条文里说的什么，而看实际上干了什么。我个人所在的一个监有万名囚徒的大劳改农场，北京大学的黄继忠，不仅带进了小说中写的一个孩子，他还把他所有孩子都带进了劳改农场。小说是浓缩的艺术，我只是将他们浓缩成了一个‘黄毛’（小说中孩子的姓名），不信，请你去北大西语系取证。”
说到底，还是时代向前进步了，不然的话，我的“帆”不仅仅是触“礁”；如果发生了历史大倒退，怕是我还要被关进劳改队的大墙和电网之中为囚的。我感到欣慰的是，历史没有回潮，小说还因触及社会底层严酷的生活真实，以及闪烁在艰难困顿生活中的人性美，而获得了第二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当时，文学评奖还比较纯净，没有现在文艺评奖时的“送礼”，以及在走后门中不择手段之类，因而作为文人无喜无悲，缘起心灵上没有欲求的阴影。
使自己在《远去的白帆》上留下疑问的，倒是那次授奖大会。当时，担任宣传工作的一位领导同志到会祝贺，他与几位获奖作家谈话时，特别点出了我的名字。
“维熙同志，你《远去的白帆》虽然写得不错，但在改革开放的年代，你能否换一换写作路数？”
我理解这位领导同志的意思，是让我投到现代生活中去。我性格直率，不无尊敬地与这位领导同志对话说：“我库存了二十年的底层生活与感情积累，让我抛弃这些库存，而重新进入另一个生活领域，是否……是否……那样干，我失去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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