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之所以把我看成目标，她的自白如下：第一，天落绵绵秋雨，“恋爱角”比往日人少；第二，她说我在漫步时神色忧郁，还从地上拾起一片落叶，第六感觉告诉她我是个文化人，又是个生活中寂寞的孤独者。
她的自白绝对真实，但是第六感觉又属绝对错误。我连忙向她解释自己的孤陋寡闻，到这个角落来纯属误入“曹营”。
“您在骗我。”她对她的感觉仍然十分自信。
“我没有一句虚言。”我尴尬万状地向她解释，“我是逛书市后，顺便到公园踏秋来了。”
“您是不是看不起我是个体户老板？”
我说：“昔日轻商心理是有的，在改革大潮中，这个陈腐观念，已经受到了冲刷和洗涤。我还巴不得有个自由职业者的眷属呢，但是我已然有了妻儿老小。”
她沉默了片刻，似在判断着我回答的真伪。出乎我意料的是，她的自信到了固执的地步，她火辣辣的双眸在我脸上“扫描”一阵后，牙齿咬着下唇说，“我从温州经商时起，就凭我的眼睛观察市场，可以说一路顺风，百战不殆。我怎么能在观察人的智慧中，出现误差和倾斜呢？不会！决不会！我明白了，你是一个独身主义者，我尊重你的信仰，但是你不该用谎言戏弄诚实。真的，我在这个角落曾拒绝过许多轻贱的男性追求了，您是我遇到的第一个……”
这儿不是拳击台，但我却有着被逼到护栏绳边的感觉。最好的办法，就是全盘托出我的情况，否则便没了退路。于是，我把妻子姓名、工作单位以及她从事的工作，一股脑儿地抖搂给这位温州女士。讲完妻子讲儿子、孙子。最后，我提出了一个有力的佐证：“如果你还认为我是在搪塞你，你可以到书市上去逛一下。作家刘心武正在那儿签名售书，他可以证明我对你说的都是实情。”
两个武警，从长椅前巡视而过。他们的目光审视地盯了我和她两眼，看到我和她不是在“恋爱角”搞什么流氓活动，便拐弯走进了公园的深处。
我轻轻地吐出一口气。
“白白浪费了您的不少时间，真对不起！”她深信了我的诚恳表白，“看样子，我今天又白来了。”她一边感叹知音难觅，但并没有离开长椅而去的意思。她下意识地拿起当成“楚河汉界”的两本书看了看，又呆呆地放在了那儿。
我不禁暗暗同情起这个异乡女性来了。“心比天高，命比纸薄”是形容纤弱女子晴雯的；她不是这个时代的晴雯，而是闯进商界的女强人，她在寻找的是超越她的成熟男人，可是迷离的雨丝给她留下一片惆怅。
“我能给你一点什么帮助吗？”我打破了令人窒息的沉默，“在我的同龄人中，或许还能……”
“不。还是叫我自己寻找吧，我不相信别人介绍，我是跟着感觉走的。”她笑了笑，笑得有点凄楚，“刚才您要是不拾起地上那片落叶，我或许不会冒失地走过来，我想，我就是那片落叶。”
“这是感觉偏差导航的结果。”我用调侃驱赶着她的阴忧心情。
“我太自信了。”
“没关系，让我们做个朋友吧！”
她也从小挎包里掏出一张名片给我，可是我没带名片，没有办法谢之桃李。我站起身来对她说：“我一定会到你的店铺去的，去前我会按名片上的电话号码，先给你打个电话的。”
“您是个很悭吝的人。”她也从长椅上站起身来，“因为至今您还没吐露您的姓名和职业。”
“我会用另一种方式告诉你。”
“真？”
“真。”
“那么，拜拜吧！”
“再见！”
归来后，我爱人对我误闯“恋爱角”的事，笑个不止。我遵约给那个在角落里苦苦寻觅的初识友人，寄去了我的一本新作《鼻子备忘录》。我爱人在其中附了一封短函，信函中说，我们一定去当她店里的顾客，并祝她能在浩如人海的北京城，构筑起她的一座爱巢……
[思念梧桐]
正值京城满街柳毛漫飞之际，我想起了上海街巷中的一株株梧桐。
大概由于京城是几代帝王都城，历代帝王又都喜欢柔顺之故，街市中竟然栽种下数不清的柳树。“柳树姑娘，辫子长长”之吟唱，出自稚嫩的孩提之口，并不失其歌声与童真的谐和。近日，偶然在一张报纸上读到一篇《柳絮似驾》的成人之作，文章写到带学生去郊游，喜逢白絮似雪，颇有在“雪”中乐不思归之意。浪漫是够浪漫的，我实不知那些沾上衣襟、沾上睫毛并往鼻孔里钻的柳毛，是否真的增加了学生郊游之雅兴？！近日，我偶去邮局寄稿，在短短的路途上，就听见姑娘、小伙儿都在诅咒这无法躲闪的柳毛毛；为了防范鼻孔吸进这轻飘而有毒的玩意儿，街头上在没有风沙之春初，有的姑娘不得不戴起了面纱。尽管如此，那毛茸茸没有灵肉和筋骨的精灵，还是在面纱的鼻孔部位集合，致使那姑娘不得不用京腔高声叫骂：“真讨厌死了，这该死的柳毛子！”试想，在此情此景下郊游，何乐之有？全然是一片虚假矫揉造作的浪漫！
京城柳毛毛之多，多到使人丧失了打开窗子，呼吸一点早春的草芽气息的快乐。我家中的小阿姨，只把窗子打开一条窄缝，那柳毛毛无孔不入，像幽灵中的“白无常”一般，便轻飘飘地飞进客厅书房。小阿姨像表演《采茶扑蝶》舞那般，用两个巴掌不断拍击，只嫌那东西太轻，巴掌扇起的微风，就能使之乘风而起，因而无法对之进行清除。无奈，小阿姨只好叹了口气，关闭了窗子，连同早春的新鲜空气，一块儿关在室外……
当日，适逢一外地同辈文友来家小坐，在交杯叙旧之际，一团柳毛飞落在菜盘里，这位文友颇有兴味地说：“我对北京柳絮有一比喻，它生命之轻，颇有点像我们的某些同行。特别是你们北京个把文人，不安心敲打电脑或爬稿纸格子，而是借着风势在捞什么文学之外的东西；真是不怕丢人现眼！像柳絮一样，在全国作家面前表演灵魂失重的艺伎舞蹈。”
“老兄之言，一语中的。”在烈酒烧膛之际，我也口吐真言说，“昔日薛宝钗曾抒发她在大观园扶摇直上之志，说什么‘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对作家来说，他的证件就是作品；那些借风势当了柳毛子官，还在千方百计钻营升腾之术的人，实在令人为之汗颜！”
“这叫禀性难移。”友人激动地蹾了一下酒杯，“有薛宝钗样的女人，就有薛宝钗型的男人；只是文人一有这种贪欲，骨头必定成了弯弓之背。”
“老兄之言，真是入木三分。”
“哎，我说维熙，你写《走向混沌》是对历史发言。”友人两眼直视着我说，“你能不能把眼睛的视线焦点，往现实中转移一下，来它一部新的《儒林外史》？”
这位我尊敬的文学长兄，匆匆南归了。而我们留下柳絮借风升腾的话题，使我突然联想起了上海的梧桐。大约在十四年前的暮春，我在上海小住了月余，当时上影下定决心，要拍摄《大墙下的红玉兰》，石方禹和一位导演，把我从北京拽到上海。
我不太喜欢上海的闹市，却很喜欢上海街巷里的梧桐，一株株梧桐端庄静雅，即使在春日里也悄然无声。偶有微风吹来，不见京华柳絮醉酒般的狂舞，但能听见叶片低语婆娑。特别是雨丝迷离之时，一片片梧桐叶片被洗得滴青流翠，使笔者在街巷梧桐树下，难舍难离。
树，都是树。皇城之柳撩人百般厌烦，而黄浦江畔之梧桐，且引人千种遐思：自古吟歌柳絮的诗文，不胜枚举，当时在于不知柳絮有毒，因而胡乱孟浪一番尚可理解；而今，科学已然发展到了电子时代，柳毛毛已被鉴定为污染空气，阻塞呼吸，而且那毛茸茸的“白无常”本身就是毒素；如果一个文人孟浪到反科学的程度，怕就是对读者的一种欺骗了。近读京城报纸，已然有植物学家呼吁，今后京城切勿再种柳树，只保持昔日皇家园林之中柳丝依依，也就够了。什么“柳絮扬花”“柳絮飞雪”“柳絮如梦”，都滚吧——现代都市要装点现代生活的自然景观，这是现代都市居民的心声！
我不知上海有无垂柳，留给我美好印象的是那一排排长寿之梧桐。记得，我走在法国通向凯旋门的香榭丽舍大街时，大街上的株株梧桐，勾起我对上海梧桐街巷的思念。
静谧。
蓬松。
巍然。
坚挺。
当然我是去“凯旋门”朝圣，沿途那一株株梧桐，还使我想起了令人肃然起敬的巴金老人，老人的人文品格挺像这些梧桐树的，没有这种气质的作家，怕是无缘涉猎文学的凯旋之门……
[为小阿姨送行]
当我和妻子把她从“三八服务社”领回来的时候，她的实际年龄只有十六岁。
那天，我们去服务社的时间晚了一些，一批刚从四川来京当保姆的小阿姨，已经被许多家庭选走。一个身材矮小、面色蜡黄的小姑娘，正在服务社的院子里，神色茫然地东张西望。我们没有选择的机会了，跟服务员办好合同，就把她领回来了。
说实话，我们的直觉对她并不满意。可是进了我家之后，发现她肯于吃苦。从只会使用电灯开关，到全部熟悉家务劳动，是个十分烦琐的过程。特别是我八旬开外的老母亲卧病在床，她几乎包揽了家中的一切劳动——她的名字叫张献明，正像她的名字一样，她献出了她服务员工作中的全部光热。在五年期间，我的老母亲去世了，她成长为二十一岁的大姑娘，如同鸟儿该往高枝上飞了，到了她该离开我们家的时候了。
她不属于聪明能干的小阿姨类型。但是其老实忠厚，在众多来京打工的川妹子当中，怕是属于绝无仅有。比如：吃住之外，我们每月付给她三百五十元工资，她经常执拗地退回五十元钱来，妻子跟她几经交涉，她才勉为其难地收下。她有个脸蛋漂亮的姐姐和面孔黝黑的家叔，也同样在京城打工，但不知为什么，总是来找她借钱。妻子叮咛她说：“小张，你挣这点钱不容易，他们借了钱又不还你；何况你将来还要成家，应该有点个人积蓄。”小阿姨口头答应下来，但每遇四川乡亲来找她，她还是佛爷头上的匾——有求必应。
或许正是由于她的忠诚劳动和忘我精神，在1994年底她想回家探望阔别了三年多的双亲时，我和妻子想回报一下这个川妹子。妻子给她买了返程的车、船票，并塞给她回京的路费，还把家中一台闲置下来的彩电，为她装好盒子，让她带回山区老家——她住的四川山区，刚刚有了接收电视的设备，但全村还没有一台彩电。为了答谢她侍候我病中老母之情，我拿出来二十美元给她，叫她带给父母，新鲜新鲜——因为她家，住在十分闭塞的山洼洼里。
她离开我家的第二天，妻子在收拾房间时，发现她留给我们的一个信封。二十美元装在信封里，并留下她的一封短信——大伯、大妈：你们对我太好了，这三年多，不仅帮助我学了文化，还教我如何做人。我劳动得很不好，不能索取得太多太多，这二十美元我不能带走，感谢大伯、大妈的一片诚心。
妻子愣住了。
我也愣住了。
不久，接到她打自家乡的长途电话：一报平安；二报那台彩电已经让村里电工安装好了，播映出清晰的彩色图像时，村里的乡邻都到她家里去观看节目。她代表父母，向我们表示谢意。我们心中的一块石头落了地，因为她回四川路程遥远，在湖北宜昌还要下火车改乘轮船，可谓千里迢迢。
春假过后，她按期返回北京来了。带来的不仅有她父母亲手为我们腌制的川味腊肉，还带来她母亲为我一针一线缝制的一双绣有福字的鞋垫。我往鞋里一放，不大不小正合适。她抿嘴笑着说：“我偷偷量了大伯的鞋号，不过这也是我母亲的意思，她给我来信，叫我量量大伯的鞋。有句啥子话来着，‘寒从脚上起’，大伯天天坐在写字台前写作，我母亲就缝了这双鞋垫。”
川味腊肉好吃，鞋垫更为情挚。小阿姨仿佛成了我们的家庭一员。因此，尽管我那年迈病卧的老母亲，因疾病折磨脾气有时变得异常暴躁，小阿姨总是像孙女对待老祖母那么耐心。1995年仲夏，我八十八岁高龄的老母离我们而去时，小阿姨如同我们家属中的一个似的，与我们同去了灵堂告别，又同去陵园……
母亲一走，家中如同空了一半。为了小阿姨的前程，妻子给她在离我家不远的地方，找了个裁缝店，用半年时间去学习裁剪。后来，觉得这样一种学习方式，不足以让她成才，便为她交了一千元学费，让她脱产去裁剪培训班学习。其间，有一天她兴冲冲地从裁剪班回来，上身穿着她自己剪裁的女式西装，让我妻子过目。妻子围着她转了一圈，当真没挑出什么毛病来，妻子高兴地祝贺她：“小张，这回你真的可以出徒了。人往高处走，我和大伯给你找找工作看！”
在小阿姨从裁剪班毕业之前，我们开始为她寻找合适的工作岗位。我有一个亲友，在毛纺系统工作，她深知这个小阿姨的优秀品德，便向她所在单位的一个部门经理进行了推荐。一天上午，那位女经理特意来到了我家：“她当真可靠吗？到我们那儿，她可要看管价值连城的纺织品呢！”
我没有用语言回答她，而是拿出她连续四年被“三八服务社”评为市模范家庭服务员的一张张奖状。
她点点头，又问：“个人品质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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