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情况如何？”
妻子说：“我是医生，小阿姨没有任何疾病。如果非要挑点毛病，她大拇指的指甲，长得过厚，农村里管这种病叫灰指甲。”
女经理被逗笑了：“好吧，她毕业出来，到我们那儿去吧！”
我说：“我们还有个附带条件，要对经理提出来呢！她热爱裁剪，你们那儿必须有个裁缝店，我们才能放她走。”
女经理双手一合：“真是太巧了，我们库房内设了一个裁剪店。看样子，我们和这位川妹子真是有点缘分了。”
两个月后，小张从培训班毕业了。当然，她对她未来的工作岗位十分高兴，但人是感情动物，她对她生活了五年的家有点不舍。我和妻子也是一样，不知怎么为她送行才好。几经琢磨，还是我想出来一个招儿：“这么办吧！几年来她为咱们做过无数次的饭菜，这回咱们让她当一回主人。”
“可是她爱吃的，我不一定会做。”妻子说，“有一回，她曾问我那挂炉烤鸭，是怎么烤出来的。”
我说：“去烤鸭店。”
于是，在小阿姨踏上新的工作岗位前夕，我们三个人，一块进了北京烤鸭店。小张十分感动，在走出烤鸭店门口时，她喃喃地对我们说：“大伯、大妈，你们的苦心我都一清二楚，啥子时候我做出一番成绩来，手里有了钱的时候，我一定回请大伯、大妈一回，咱们一块儿去全聚德。”
[静动之间]
静与动在任何人身上，都是矛盾的统一体。特别是作家这门职业，以静克动以抑制各种浮躁心态，是一门必修课程。
凡久处蜗牛书斋，弓背伏案于写字台前耕耘的作家，最容易引发脊椎病。80年代和90年代初，我曾有过两次左臂疼痛、指尖发麻的经历。究其渊源，是在静与动之间失调，静时太多，动时太少之故。由于脊椎压迫神经，其痛使我对写字台以及写字台前那把椅子，望而生畏。
我是个最不愿意走进医院看病的人，迫于无奈，也只好到医院里“牵引”一番。但收效甚微。第一次病发期间，适逢大连举办笔会，家人劝我留京“牵引”治病，我则义无反顾地去了大连。当时大连通往各个景区的公路尚未修复平整，阿弥陀佛，我真要感谢那崎岖不平的公路了，在长途行车的上下颠簸之中，我臂痛手麻之状态忽然消失。于是，我的悟性顿开：自然“牵引”（指路上的颠簸）疗法，远远胜过去医院“吊脖子”的功能。
这是否属于谬论之列，我自己梳理不清。第二次发病比第一次还要厉害许多，左臂疼痛得如扎蒺藜，几乎抬不起来。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1990年初我的两部长篇《裸雪》和《酒魂西行》，在交替进行，为了两部小说的杀青收尾，我忘乎一切。也算是一种巧合，正当我为脊椎病煎熬得不知所措之际，云南文学友人，邀我去云南转转。云南滇边公路环山而行，我们一行由昆明而思茅，又由思茅奔往彝族自治州首府楚雄。由于有大连拾得的悟性，我上车后绝不坐在那辆“中巴”的前首，而在后排择位而坐。年轻的文友觉得这是阴阳错位，拼命向“中巴”靠前的座位推我，而我一时又无法将自创的疗法向他们解释清楚，因而常常被推搡在中排座位上就座。尽管如此，长途行车的汽车颠簸，对我的脊椎骨环压迫神经之症，还是起到了妙手回春的作用。当汽车抵达楚雄时，我的臂痛手麻已全然无存。我内心不禁高呼：自然“牵引”疗法万岁！
返京后琢磨一番，便在静动之间找到了依据。去医院用一条宽宽绷带，吊紧你的下颌，那种状若上吊的姿态，吊绳拉得再紧，也是一种静态医疗。当患者离开吊带之后，脊椎之间的骨环与神经网络，又恢复了原状，因而难以达到预期效果；而长途行车要经受不断的颠簸，这种弹性的反复震动，不仅活了血脉，而且舒展了筋骨，我给它起了个学名：动态“牵引”。这一静一动之间，似乎蕴藏着医学之外的许多学问。
我是到了1990年才有了这种大彻大悟的。在此之前，我应《羊城晚报》之约，曾写过一篇《龟兔新说》，文章列举了兔子能一蹦三条垄，但寿命极短；乌龟常年动也不动地到沙滩上晒太阳，却是世间长寿之王。在静动之间，颂扬生存的静态选择。此说虽事实确凿，怕是忽略了动物与动物之间，生态遗传基因的差异，因而不能成立。能否定自我的《龟兔新说》，也是由于动态“牵引”，而诱发了我对生存思考的结果。
而文学创作，又是一种静态中孕育分娩的产品，动与静就成了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关系。大概是因为受动态“牵引”的启迪之故，虽然由于职业要求，每天还要静坐案头，但弓背苦耕之外，我不得不有意识地调整生活程序。家中虽有阿姨，我还是主动争取上街买菜的任务，以在恬静的生活旋律中，多增加一些动感的音符，力求达到生活中的动静平衡。
一年多之前，我的老母辞世而去，房子空闲下来，我从街上找来九只“九头鸟”——湖北来的装修工。装修两套房间时，我当了他们指挥下的第十个装修工。扛运木料，和灰拌沙，甚至与他们一块儿午餐，一起淋浴。在此期间，我精神爽透，体力充沛——可能出于我历经二十年底层生活之故，我把他们看成我的朋友。那九只小“九头鸟”，从书橱中看了我的书，知道了我的一些经历之后，戏称我是在接受第二次“劳改”。
在真正的劳改生活中，每天与阳光和大自然为伍，铸造了我健康的体魄。那时每天在动态中生活，舞锹挥镐难得有一点安静；能享受安静的时刻，只有在南柯梦乡。
动则寻静。
静则觅动。
这大概是人类生活的正常规律之一吧！
[寄梦——致我台湾的亲友]
新春临门，我邮寄去的第一个梦，年代已经相当久远。依稀记得孩提年月的春节，常常是伴着鹅毛大雪飘然而至。雪白了街，白了镇，白了田垄，白了树林。每到这个时刻，年仅长我三两岁的小姑，便呼唤我和邻舍的娃娃，在院子里堆起一个大大的雪人。小姑用柴灰给它染眉毛，用玻璃球给它镶嵌上眼珠，用蒜头给它安上鼻子，并在它肥胖的躯体上，捅上一个圆圆的肚脐眼儿。小姑有一双巧夺天工的小手，三弄五捏，那尊大肚弥勒佛就喜眉笑目地出现在我们面前了。娃娃们围着它又是叫，又是唱：
大肚弥勒佛
推磨筛笸箩
白雪变白面
白面蒸白馍
去了，远去了！这北国的孩提儿歌，早已化作苍穹的一缕游丝，缥缈逝去，但赤子童真的白雪之梦，却到今萦绕于怀。每到春节，我必想起我那去了台湾的小姑；此时此刻，北国大雪正铺天而落，让我捧上一捧洁白的雪花，连同孩提时代的梦，一块儿寄给我的小姑，寄给北雁南飞的父老兄弟。在欧洲我看过阿尔卑斯山上的积雪，它没有中国北方白雪的凝重和温柔。愿我的小姑和我的骨肉同胞，在春节之夜梦回雪的故乡，梦回诞生你们生命的雪国摇篮。
我寄去的第二个梦，可能是一幅由零乱色块组接成的抽象画。少年时我在北平读初中，她在女三中上学，在两校学生同一天去颐和园踏春时偶然相遇，灵犀似被春日草木萌动的春情所沟通，于是我们开始通信，一块去“蟾宫电影院”看过电影。不久，她和她全家人登上飞机，南飞去了台湾。真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友情像昙花一现，瞬间即逝，埋葬了我少年时代一个奇异多彩的梦。因而，在向台湾遥寄我的梦的时刻，我仍怀着歌德笔下“少年维特”的赤子之情，向对岸的她隔海问好！
我读过白先勇先生小说中的名篇——《永远的尹雪艳》，小说中男主人公苦苦寻觅年轻时的尹雪艳，当他发现近在咫尺喋喋不休的俗妇，就是苦寻的她之后，他心上那支温度计从沸点一下降到了冰点。我希冀着这只是尹雪艳，而不会是现在的她，我祝愿她不染尘俗，青春永留。
值此新春之际，我寄去的第三个梦，是“花非花，梦非梦”。在无数颗中国心苦受感情熬煎之后，终于出现了若同海市蜃楼般若隐若现的虹桥，致使我有可能为《联合报》撰写思亲的文章。尤其使我欣然的是，在这新春叩打千家万户门环之日，适逢我的组合式长篇小说《鹿回头》第一部，在台湾新地出版社出版。这分明不是梦，却又是梦中之梦，让我以寄去的梦和那本小书，向台湾同胞拜年问安，祝闪烁着万家灯火的窗口在节日都能有一个吉祥如意的梦……
[城市“突围”]
初次与荒原相遇，是在北京的香山。那樱桃沟和卧佛寺游人如织，已然没有了乡间野趣。为了寻找寂静，我和妻子结伴而行，意想不到的是，在香山的东南一隅，竟然有一块荒原。时正秋时，那黄黄的草地一望无垠，竟然覆盖了一切空白。此时斜阳西沉，我面对这片奇景，突然想起了弘一法师写下的诗词片断：
长亭外
古道边
芳草碧连天
晚风拂
柳笛声残
夕阳山外山
弘一法师的诗词中，饱含了一种冥冥中的悲凉，这当然与他心中的那片禅境，密不可分。可是一个大学人，要割舍许多人间爱恋，而静心于晨钟暮鼓鸣响之中，手指盘旋于胸前佛珠之隙，也并非凡人能够做到之事。我之所以在这片荒原中，联想起弘一大师，心中虽无遁入空门之念，但也是对城市之喧嚣、楼宇之拥挤、人群之密集，感到了某种厌倦之故吧！因而我坐在这片只有鸟语而无人声的荒原上，不忍离去……也许就是从这一刻起，我想远离城市喧嚣，到乡野找个地方去当一只闲云野鹤。近几年来，许多文化人都在幽静的地方，找到了藏身的巢穴；中国文人没有贵族的别墅，大多只是寻找精神田园的栖息地而已。也许是受了这片荒原的启迪，我在1999年底终于下定决心，从城市“突围”出去，到郊区寻觅另一个家园。最初在近郊寻找，都刻有城市的烙痕，找来找去，最后找到了远郊密云一座名叫溪翁庄的野村；这个村名既有与我“熙”同音的“溪”字，又有与我年龄相依的“翁”字，似乎命运早已安排妥当，我理应是这个村里的一户居民。
我在孩提年月，就落生在这样的山村，并度过了梦幻一般的童年，如果是想拾回一丝童心的话，这儿也正是我要拾梦的地方。于是，我和妻子商定，就在这儿搭窝筑巢。这里依山傍水，步行二十分钟，就可到达密云水库。可能是傍山依水、日照充足之故，这里的乡民们面色红中透紫，姑娘可以免涂脂粉之类的化妆用品，显示出一种自然赋予的健康风韵。随着农民审美情趣的丰腴，他们所盖的楼房，一律是无瑕的白色，因而一走进这里的楼群，本能地感受到远离了城市的斑斑杂痕，而到了另外的一个天地。
走进购房处才知道，寻找荒原的文化人不止我一个，有许多我并不陌生的同行，传记文学作家李辉、应红夫妇，文学评论家李陀，比较文学研究专家乐黛云，社科院的哲学研究者刘东等，还有比我辈分晚一些的编辑、记者，都已先期到了这块灵水宝地。至此，我才知道自己不是回归田园的先行者，而是迟到的后来人了。当然，他们中间大多是有车阶层，以车代步十分方便；我来要搭乘公交车，下车后要以步代车走上一段路，才能到达这里。这也没有关系，我匮乏的就是体力付出。二十年的写作生涯中，我滋生了一种龟类动物的惰性，一天到晚守着笔墨，不愿外出活动。为此，我甚至婉拒过国外邀请。我有一个潜入骨髓的观念：我已然劳改二十年了，一生的体力劳动已然完成。殊不知在人类生活中，动与静都是不可缺的。我在单翼的生存状态下写作，尽管作品问世不少，其负面影响则是肚皮一天比一天外突，已远非劳改时体态健壮的我了。因而以步代车，不正是我急需的嘛！
信步走上毗邻水库的街头饭馆，我得到的是另一种享受：粗粗的玉米（米查）粥、柴锅烙出的家常饼，还有清水煮鱼、地道的盐卤豆腐……吃着这些乡野食品，就像重新咀嚼一次我的童年。没有灯红酒绿纸醉金迷，没有七彩霓虹的旋转，没有吧台小姐的浓艳，没有令人头晕目眩的迪舞——有的是东方田园的恬静和安闲。此情此景，忽然让我想起一件往事：在1997年秋天，大陆作家访问台湾时，在台北最大的图书馆里，当有一位听众询及王安忆心中的向往时，她回答中有这样一句话：我向往古典。我想向往精神家园的意念，或许不是一个文化人心血来潮时的孟浪之思，而是许多文化人理性的认知吧！
爬坡奔向水库，一泓无痕碧水，远伸到对岸叠翠的山峦，那儿有个名叫“不老屯”的地方。这村名多有意思，本身就带有文人的浪漫。人的肉体都要走向衰老，但精神不一定随着肉体一起衰竭。这个村名让我想起了今年九十一岁的大学者文怀沙，我每次与老人通电话时，都要受到他的反诘：“我是‘文小’，我今年才四十五岁半，你怎么总叫我‘文老’呢！”2000年1月4日，文老来我家做客，举杯之间他竟然称我妻子的关姓女友为“关姐”——其实文老比她要大上五十岁呢！因而逗得室内哄堂大笑。我想我有机会，一定动员他到“不老屯”来当村民，冉冉银须的楚辞专家文怀沙，一定会对此地一往情深。因为年过九旬的他，心灵依然年轻，他理应是“不老屯”的一个成员。
目光从水波对岸收拢回来，放眼水库万顷清波，顿觉心旷神怡：清波中有一两只小舟，似停似动于水波之间，这一幅淡雅的水墨画，是在城市的大瓮中永远无法观赏到的，再加上环水而飞的白色水鸟，在水天间嬉戏而鸣，让我感受到了乡野之清纯。目前，北京为了保护这湖净水，已不让汽车开上水库，因而行者可以随心所欲地沿堤漫步，将远山近水尽收眼底。何其美哉！
意在寻找荒原的我，竟然找到这块水土上来了。天意乎？人意尔？我浑然不知天数，但我知道这是我的一次突围工程——人生在世，或许少不了这种自我突围，不然何以知天之方圆、自然界之博大无垠，以及田陌中芸芸苍生的苦乐百相？
此情此感，我告知了友人邵燕祥。他于初夏去了溪翁庄一趟。归后，他妻子文秀来电话说，他们很喜欢那方水土，也将成为那片乡野中的新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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