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9月25日，章太炎回到上海，向黄兴提出“革命军兴，革命党消”的劝告。
1914年1月7日，章太炎被袁世凯软禁在龙泉寺。
1918年4月18日，胡适在《新青年》发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推行白话文。
1919年5月8日，“五四运动”爆发后，蔡元培为抗议政府逮捕学生，辞北大校长一职。
1919年9月25日，张伯苓创办南开大学。
1918年11月7日早晨，改革家梁济自杀。
1922年5月1日，郭沫若和郁达夫编辑《创造季刊》。
1926年10月3日，徐志摩与陆小曼在北京北海公园举行婚礼。
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被反动军阀绞杀在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内。
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在北京协和医院逝世。
1931年11月19日，徐志摩在一次飞机事故中不幸英年早逝。
1934年11月13日下午，《申报》总经理史量才遭到国民党军统特务暗杀。
1935年6月18日，被国民党逮捕的瞿秋白慷慨就义。
“戊戌变法”失败，康有为逃到上海太古公司的一艘轮船上。忽然有一个英国人问他：“你就是康有为吗？”康有为回答说：“是。”被带到一个小屋里后，康有为得知光绪已经死了，上海当局也在通缉他，说他用红丸谋杀了皇上。那英国人说：“我相信你，快跟我下船上兵舰，一会他们就来搜了。”就这样，康有为逃到了日本。
康有为在光绪元年（1875年）曾经嫖过娼，但是有急事得赶紧去一趟北京，直到他搭上招商局的轮船，他的嫖账都没有还上。债主们追到船上来要账，“康圣人”急中生智，躲到了船顶上的救生船里，居然得以赖过债。这段子出自马相伯的《六十年来之上海》，当时马正奉李鸿章之命，在上海轮船招商局查账。
康有为在“戊戌变法”失败之后，流亡海外，在加拿大成立了“保救大清皇帝公司”，做起了生意。他先是投资房地产成了百万富翁，后来还投资银行，让别的人把自己的钱投到银行来，自己好再投资到房地产中，给现代的房地产商做了鼻祖，没几年，康有为就成了房产大鳄加银行家。
书坛名家李梅庵花了四百块钱，买到了宋朝陈希夷写的一副对子：“开张天岸马，奇逸人中龙。”没挂半天，康有为看到后，一借不还。李梅庵去世，康有为只送来六块钱典礼和一副挽联。张大千的老师曾熙（农髯）要给李家讨个公道，他说：“如果不把对子还给李家家属，就拿一千块来，不然就打官司。”最后，康有为只送了钱。
“清季四大家”之一的词人郑大鹤去世了，康有为打听到郑家珍藏着不少宋版书，就借口祭奠，对郑氏遗孀说：“大鹤生前答应要送给几部书，现在他死了，我今天特来取去，拿来纪念老朋友。”郑太太看到刚才康有为哭得也很凶，就打开书橱，康有为毫不客气地拿了许多宋版书籍跑了。就这样，“康圣人”又骗到了几本宋书。
康有为还是年轻人的时候，也曾想通过科举，混个大官当当，结果屡战屡败。他心中那个郁闷啊，一气之下就跑到一个山洞里参悟人生。有一天，他忽然看见天地浑然一体，光芒耀眼，必定是上天给的暗示：“己当有圣人赋也。”于是出山之后，时刻以孔圣人的标准要求自己，性情大变，还真有孔子的那么点意思，人称“康夫子”。
康有为很会化装，屡试不爽。张勋去北京“调停”，想要复辟，康有为也乘火车入京，穿一身蓝布大褂，拿把大蒲扇，跟个老农民似的。一下火车就直奔南池子张勋私宅，出谋划策。复辟“成功”后，康有为还被赏了头品顶戴。等到复辟失败，满城搜捕张勋余党，康有为又凭着老农打扮，骗过了巡捕，跑回了上海。
张勋复辟时，那些遗老遗少的辫子都很齐整，唯独康有为的辫子既短又秃，只有二十公分来长，而且蓬松得跟乱草一样。有一次，有人问他：“康先生，你的辫子怎么那么短？”康有为支支吾吾：“这，蓄五年了……”那人又问他：“辛亥年后，别人都剪发，为何你反而要蓄发？”康有为厚着脸皮说：“我早料到必有今日也！”
康有为听说张勋复辟失败之后，便把头发剃光光，想去北京的法源寺出家，了却残生，谁知道半路遇上了巡逻的官兵，他怕自己被认出来，于是急忙躲进了路边的厕所。谁知道居然“扑通”一声跌进粪坑。警察巡逻着，他又不敢出来，只好在里面苦忍，警察走远后，才穿着臭巴巴的衣服，爬了出来。
康有为写得一手好字，人称“康体”。所以经常有人登门拜访，请他写字。康有为对于前来追捧自己书法的人，当然不会回绝，一律大笔一挥，来人都不会空手回去。有一次，一个人来求字，拿了一把扇子，结果康有为很生气，说：“扇面不可书也。”那人很失望地走了，康有为说：“若执扇如厕，字会被熏臭的！”
康有为是个大情圣，49岁的康有为到美国西部去演讲，台下一位17岁的华侨女孩迷恋上了他，不顾父母反对，做了康有为的三姨太，后来家里老婆闹矛盾搬出来住，53岁的康有为又跟16岁的日籍佣人好上了，可见康有为实在是“少女杀手”。虽然他自己娶了六房媳妇，却提倡别人一夫一妻制，于是骂他的人比蚂蚁还要多。
梁启超是康有为的学生，当时梁启超想要去台湾，可是日本人说要签证，梁启超说，那就办个呗。日本人说不给中国人办。停了5年后梁启超终于到了台湾，看到台湾的同胞也很想念祖国，就给友人回信说：“日本鬼子真是狗娘养的，竟然不让华人去台湾旅游！”友人回信说：“日本鬼子不是人，世界上谁不知道！”
梁启超小时候，跟着父亲到朋友家做客。他到了人家院里，看到杏花开得很灿烂，就偷偷折下来一支。吃饭的时候，梁父当着大家的面让梁启超跟自己对对联，他出的上联是：“袖里笼花，小子暗藏春色。”梁启超一看，晓得自己偷折杏花的事被老爹看到了。想了一想，决定坦诚错误，对出了下联：“堂前悬镜，大人明察秋毫。”
“戊戌变法”使得梁启超一战成名。变法失败后，伊藤博文对日本驻中国公使林权助说：“姓梁的这个青年是个非凡的家伙啊！真是个使人佩服的家伙……救他吧，而且让他逃到日本吧！到了日本我帮助他。这个青年是中国珍贵的灵魂啊！”后来26岁的梁启超流亡日本和欧美各国期间，都被当作中国新政治和知识上的领袖来接待。
袁世凯宣布称帝，梁启超很生气。他写出一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的文章准备发表，袁世凯深知梁启超烂笔头的厉害，就送来一张20万元银票，给梁启超的父亲祝寿，想让梁启超不发表这篇文章，说：“梁先生流亡多年，何必自讨苦吃？”梁启超冷哼一声，把银票退了回去，回道：“我宁愿逃亡也不愿意在污浊的空气中生存！”
梁启超的世界观。康有为支持张勋复辟，梁启超却支持段祺瑞讨伐张勋。有人问梁启超：“康有为是你老师，应该情同父子，支持他才是。你为什么不支持老师反而反对他呢？”梁启超回答说：“虽然我们是师徒关系，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世界观，我们两个的政治观很早就不同了，我怎么能跟他一样掉一个泥坑里呢？”
梁启超讲课很认真，时常把黑板写得满满的。渴了就喝一口开水，一边用毛巾擦汗，再对坐在前排的儿子说：“思成，快上来擦黑板！”于是梁思成就跳到讲台上乖乖地把黑板擦个干净。如果讲到下课了还没讲完，他就拖个几分钟，然后下面学生巴掌拍得啪啪响，他这才大摇大摆地走出教室。等他走了，学生们才敢下课。
梁启超对于儿女总是很上心，无论怎么忙都不忘给儿女来上一封家信。频率也很高，一天一封那不是吹的。他给儿女们写信，每次开头都是“宝贝”、“小宝贝”之类先进词语，或亲昵地给他们起个别名，比如唤三女儿思懿为“司马懿”，小儿子思礼为“老白鼻”（白鼻即baby的音译），真是让人不得不佩服搞维新的人就是时髦。
梁启超给徐志摩和陆小曼证婚，证婚词很犀利。不仅在众人面前大肆爆料徐志摩做人很失败，而且用情不专，学无所成等，还说他们这种行为怎么怎么败坏，千万不能再离婚让别人看了笑话。突然感到几股杀气，想起来双方的父母还在后面，就又收了回来：“总之，我希望这是你们最后一次结婚，这就是我对你们的祝贺！”众人斜眼。
梁启超提倡趣味主义的人生观，其实就是给自己贪玩找到借口。他觉得凡是趣味，当然都是好的，这标准是什么呢？除了赌钱喝酒和做官，像种地、打游戏、玩艺术、看书之类的都可以叫做趣味。1919年梁启超从国外回国，有几个知识界的朋友邀他去演讲，他说没空，那天有四人功课，那人就纳闷了，梁启超说：“那天要打麻将！”
梁启超虽然是个守旧派，但却很信赖西医。1926年2月，梁启超因尿血症一直没好，不顾朋友反对，坚持要住进协和医院，把肾割掉。谁知道把肾割掉了，经过检查，并没有毛病，医生说那就是牙齿有毛病，拔了7颗牙，病还没好，医生又说，那就是饮食问题，结果把梁启超饿了几天，病没好，把人给饿死了。
辛亥革命溥仪下岗之后，辫子也下岗了。遗老遗少们也都剪了辫子，但辜鸿铭的辫子却留下不剪。留得好看也行，但辜鸿铭的头发却又少又短，半黄半黑，绑成辫儿只有小指头那么粗，弯弯曲曲的丑得要死。但他却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因此这一条小丑辫成为辜鸿铭的特别标志了。
辜鸿铭善于运用中国的观点来批评西洋的社会和文化，能够搔着人家的痒处，洋毛子们很佩服，对于辜鸿铭相当的崇拜。有一次，辜氏在东交民巷内的六国饭店，用英文讲演《春秋大义》，中国人讲演从来没有卖票的，他却卖票，并且卖得很贵。当时听梅兰芳的戏，最高票价不过一块二，而他的门票竟然卖两块，可见他在洋人中很红。
辜鸿铭出名，不仅是因为他很有才，还因为他很另类。谈到这位学界怪杰，周作人曾这样描写道：“北大顶古怪的人物，恐怕众口一词的要推辜鸿铭了吧。……他生得一副深眼睛高鼻子的洋人相貌，头上一撮黄头毛，却编了一条小辫子，冬天穿枣红宁绸的大袖方马褂，上戴瓜皮小帽……”大摇大摆地往那儿一站，活脱脱就是一道亮丽的风景。
辜鸿铭名声很大，北大请来的那些外国一流洋教授见到他都十分恭敬。而辜鸿铭也不客气，看见英国人，用英文骂英国不行，看到德国人，用德文骂德国不好，看到法国人，则用法文骂法国不好，把这些世界一流的洋教授一个个骂得心服口服。八国联军侵华，辜鸿铭还曾经用拉丁文在欧洲发表了一篇爱国文章，使欧洲人对他相当崇拜。
鸿铭虽然很怪，却有自己的原则。袁世凯当政，一部分的参议员是须由中央通儒院票选的，辜鸿铭有一票。一位姓陈的来让辜鸿铭投他一票，双方经讨价还价，以四百元成交。人一走，辜鸿铭就把钱花光了。后来，那人赶到辜家大骂他不讲信用，辜鸿铭拿起棍子骂道：“你瞎了眼睛，敢拿钱来买我！你也配讲信义，你给我滚出去！”
北京大学教授辜鸿铭是个骂人高手。有一次，外国记者在一次盛大宴会上问他：“怎么稳定中国现在的政局？”辜鸿铭回答：“办法很简单，把在座的这些政客和官僚，统统拉出去枪毙掉，中国的政局就安定了。”徐世昌获得了法国博士学位，辜鸿铭见到法国公使和名流就说：“我一向瞧得起你们法兰西，如今居然给徐世昌发了博士学位！”
辜鸿铭在北京时，许多洋人都慕名前来拜访。洋人说：“到北京可以不看大三殿，但不可不看辜鸿铭。”可见辜鸿铭已经成为外国友人心中的东方男神。一次英国作家毛姆来访，看到房屋里只有盏昏暗的小油灯，就抱怨说太暗了。辜鸿铭说：“我们中国人心里亮堂，灯也亮堂，不像你们西洋人只注重外表。”
伊藤博文与辜鸿铭口水战，结果中方强势获胜。伊藤博文问辜鸿铭：“辜先生在国外上了那么几年学，难道不知道孔子的学问已经过时了吗？”辜鸿铭笑了，说：“哪里，我看孔子之道现在在日本就很流行，本来是三三得九的圣人学说，现在日本人又改良了，我国借款借七万，你们算九万，还款的时候，你们竟然算三三得十一，是吧？”
关于男人跟茶壶的关系。辜鸿铭说：“男人是茶壶，女人是茶杯，天天见一个茶壶往那么多茶杯里倒水，没见过好多茶壶往一个杯子里倒水。”陆小曼曾经对徐志摩说：“你不是我的茶壶，你是我的牙刷，茶壶可以公用，牙刷是我自己的。”于是有人对此评论说：“做茶壶，好累，做男人，更累。”
辜鸿铭的思想说新不新，说旧也不旧。辜鸿铭曾经在《北大教授回忆》上说：“现在没了皇帝，伦理学这门课也可以不讲了。”于是有的人认为他太守旧了，是个老古董，复古倒退的守旧人物。可是后来张勋搞起了复辟，辜鸿铭在外交方面很卖力，梁敦彦推荐他做外部侍郎，守旧的张勋则说：“辜鸿铭太新了，哪能做侍郎？”
辜鸿铭在北大上课，屁股后面还拖个辫子。学生们上课的时候，每当看见这根辫子，就嘲笑他食古不化。辜鸿铭说：“我头上有辫子，是因为你们心中有辫子。”结果从此都没人再说了。有人说，辜鸿铭就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别人接受什么，他就反对什么，如果每个人都有辫子，那么老辜一定会第一个剪了辫子。
辜鸿铭喜欢没事就评论各个国家的优劣。他曾经在美国的《纽约时报》上发表了一篇名为《没有文化的美国》的文章，公然抨击美国除了爱伦·坡的一首诗比较好外，其他的都跟白菜帮子一样索然无味。在北大时，他又跟学生们谈起欧洲各国，他说：“法国人做的面包比别的国家好吃，德国女人的身材也比较好……”
胡适写了一篇文章，里面有关于辜鸿铭的糗事。辜鸿铭看到了，强烈要求胡适在报纸上公开道歉，说他侵犯了自己的肖像权，一定要讨个说法，要不就法庭上见。可是停了大半年，胡适都没等到法院的传票，就去问辜鸿铭：“老弟，为啥没递状子啊？”辜鸿铭装模作样地说：“胡老哥，以后能不能不毁坏我的形象啊！以后还怎么娶媳妇？”
辜鸿铭很尊重校长蔡元培。北大开教授会，会场很混乱，大家都抢着说话，这时蔡元培也站起来了，辜鸿铭看见了就大声说：“现在请听校长吩咐！”“五四运动”时，大家都讨论挽留蔡元培，大家都觉得应该挽留，却说了一大堆没有营养的话。辜鸿铭只说了一句他的理由：“校长是我们学校的皇帝，所以非挽留不可。”
辜鸿铭虽然人很古怪，却也有怕老婆的通病。民国有很多叫花子，有一次叫花子又来到门前，辜鸿铭又大方地给了钱，结果他老婆拿起碗来往他头上扔去，辜鸿铭被吓坏了，以后再也不敢无度地做慈善了。每当学生们谈起他怕老婆的这些事，辜鸿铭总是给自己辩解说：“老婆不怕，还有王法吗？”说完自己也笑了。
辜鸿铭深深迷恋小脚女人，说缠了小脚的女人走起路来，婀娜多姿，这可以和西洋女人穿高跟鞋媲美。裹上脚步的脚，透露出一种神秘的美感，而且走起路来腰椎骨向前屈，会产生一种柳腰款摆、婀娜多姿的魅力体态。天长日久，就会自然地流露出一种所谓的风姿万千的仪态美，美其名曰“寸寸生莲步”，让男人看了都禁不住春心荡漾。
1913年，袁世凯向汇丰银行等六国银行团搞贷款。银行方面拉辜鸿铭去做翻译，辜鸿铭狮子大开口，出场费就要六千大洋，但是银行也没办法，只得给这位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马来亚等9种语言，获得了13个博士学位，学贯中西的辜鸿铭送上银子。完事走人的时候，老辜说：“银行家就是这样狠，下雨偏给你收走伞！”
辜鸿铭和严复、林纾等出席一个宴会，但他并不认识两人。正在吃饭的时候，辜鸿铭突然说：“如果我有权在手，一定要把严复和林纾二人杀掉。”严复没说话，林纾问道：“何以见得？”辜鸿铭说：“严复翻译物竞天择的《天演论》，搞得人们都去打仗了，民不聊生。而林纾翻译了《茶花女》，小青年又都去谈恋爱了。天下不太平。”
辜鸿铭虽然是个留过学的洋博士，但他却喜欢穿长衫。小脚的女人是他的最爱，他经常去一些烟花场所晃悠，搞回来一些妓女的手帕。上课的时候，他一边用英语骂人，一边从这些五颜六色的手帕中，突然掏出一颗花生来，塞到嘴里。什么时候讲得得意了，大咧咧地嚼着花生，又开始哼上两句小曲，下面的学生都快要笑疯了。
辜鸿铭是个狂人，喜欢对那些权贵评头论足。他评论的对象，上到太后、皇帝、尚书、督抚，下到维新领袖，一个不漏。慈禧太后过生日，他当众喊道：“天子万年，百姓花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袁世凯死了，他又大肆庆祝。最牛的是他对那些还当权的活人也敢大肆评论，也敢甩开嘴皮子开骂，实在是佩服。
辜鸿铭对“改良”二字非常不感冒，看见了心里就不舒服。他到了北大，在开学典礼上，他说：“现在的人作文用词很不恰当，比如说‘改良’一词吧。以前的人都说‘从良’，现在说‘改良’，你既然已经是‘良’了，你还改什么？你要改‘良’为娼吗？”下面的人听了这番独到的见解，都笑成了一片。
辜鸿铭特别喜欢逛妓院，常驻办公地点八大胡同。辜鸿铭说：“西方人若是想研究真正的中国文化，不妨到八大胡同里看歌妓，在她们身上可以看到中国女性的端庄、羞怯和优美。”林语堂听见了，说道：“精辟！因为那些歌妓跟日本的女优一样都会脸红，而近代的大学生已经不会了。”
辜鸿铭曾经在英国留学，每当到清明、端午等重大传统节日的时候，辜鸿铭就开始有板有眼地在房间里摆上祭台，把猪头羊腿外加一瓶二锅头摆上去，对着东方遥祭祖先。房东太太看见了，就损他：“嘿，小伙子，怎么没见你的祖先来享受你的大鱼大肉啊！”辜鸿铭说：“我还没见你祖宗从坟里出来拿走鲜花呢！”房东太太灰溜溜地走了。
民国时，外国人在中国就像个洋菩萨一样到哪都有人供着，辜鸿铭决定展现中国人的风采，羞辱一下白人。有一次他去电影院看电影抽烟没带火，就用一尺长的烟斗和一寸长的指甲敲着前面那位苏格兰人的头，藐视地说：“小子，上火。”那个外国人吓坏了，以为遇见了黑社会老大，乖乖地给老辜点上了烟锅，老辜回去差点笑趴下。
辜鸿铭既会讲英国文学，又鼓吹封建礼教。他当北大教授时，有一天，他和两个美国女士讲解“妾”字，他说：“‘妾’字，即立女；男人疲倦了，手靠其女也。”这两个美国女士一听，反驳道：“那女人疲倦时，为什么不可以将手靠男人呢？”辜鸿铭从容申辩：“你见过1个茶壶配4个茶杯，哪有1个茶杯配4个茶壶呢，一样道理！”
辜鸿铭是北大的一大才人，一向很自信，说自负也不为过，但是他对于校长蔡元培特别尊敬。辜鸿铭曾对罗家伦说：“现在中国只有两个好人，一个是蔡元培先生，一个是我。因为蔡先生点了翰林之后不肯做官而去革命，到现在还是革命，我呢？自从跟张文襄（之洞）做了前清的官之后，到现在还是保皇。”
辜鸿铭很出名，北大聘请来的外国学者，无不知道他的大名，都很尊敬，他也不客气，见到哪国的洋毛子就用哪国话骂他。有一次，新来了个英国教授，不知道深浅，看着辜鸿铭有点土就想笑。辜鸿铭最开始用一口纯正的英语问他，后来用拉丁语同他交谈。这英国教授顿时结结巴巴，辜鸿铭说：“你教西洋文学？不懂拉丁文？”英国教授大窘。
辜鸿铭在欧洲时，有一次坐在汽车里，卷着裤管欣赏风景。旁边有几个年轻洋人见他那模样，就没礼貌地评论他。辜鸿铭没说话，随手拿起一份报纸看。那几个洋毛子看见了，笑了起来：“这个老土，连ABC都不懂，还看报，把报纸拿反了都不知道。”辜鸿铭淡定地以纯正的牛津腔标准英语说：“这英文太简单了，不把它倒过来看，还有什么意思？”洋人脸红了。
1906年7月，东京留学生开会欢迎章太炎获释出狱到日本，章太炎在欢迎会上说：“凡是那些非常的议论，都是精神病才能说出来的，因为不是神经病的人不敢说。那些古今以来成大事的，必得有神经病，才能做到……兄弟我承认自己有神经病，也愿各位同志，每个人，都有一两分的神经病。”于是他又有了一个“章疯子”的绰号。
1911年，各位大人物都在为一件事忙得不可开交，章太炎决定把这件事作为自己的第二件事来做，这件事就是选国旗。孙中山的青天白日旗、黄兴的井字棋、袁世凯的龙旗、黎元洪的十八星旗……一时间花花绿绿的比卖衣服的还要乱，这时章太炎发挥了自己的驴性，坚决要求用自己的五色旗，最后大家拗不过他，卖了他个面子。
章太炎其实和孙中山关系不错，当年他从牢里放出来去日本的时候，还是孙中山迎接的他。孙中山也很够义气，找了横滨几十个义士来为章太炎接风洗尘。酒桌上，几十个人灌一个，一般人早躺下了，不过章太炎愣是喝了七十多杯都没有醉，一个人喝倒了一群人。后来大家见了他就不跟他喝酒了。
章太炎和孙中山两人关系变不好，是因为经济纠纷。章太炎被孙中山聘为《民报》的主编，每天的经费都处于紧张的状态，吃糠咽萝卜的。后来清廷给日本施加压力，日本就给了孙中山15000元送他回国，走时只给章太炎留了2000元。章太炎很生气，次年12月，日本政府封禁《民报》时，章太炎发誓：“此后不再与闻《民报》之事。”
1912年7月，黎元洪邀请章太炎到武汉观光，章太炎受到了总统级别的待遇。黎元洪一路上一直说章太炎的好话，章太炎心里也很高兴，大赞黎元洪生活简朴，言辞简明，态度稳重，待人温和，甚至还认为，武汉这种地方必然也是贤德女子的诞生地。这个时候他刚好亡妻待续，于是在湖北征婚，非湖北姑娘不娶。
章太炎还是最早刊登征婚启事的名人。有人问他征婚的条件，他说：“别人娶媳妇都是当饭吃的，我娶媳妇则是当药用的。湖南湖北的最好，安徽人也可以，广东的我听不懂她们说话，外国人，满足不了……”后来一直没有人愿意跟他，蔡元培看他可怜，就介绍了汤国梨女士给他，结果婚礼那天，连皮鞋都不会穿，左右不分，下面的人都笑了个半死。
1915年，袁世凯一心想当皇帝，章太炎写了一封信，开口大骂袁世凯不守信用，违背当初就任总统时的誓词，简直畜生不如。袁世凯收到信后，很不爽，想找人把章太炎给做掉，但又害怕舆论太厉害，就安慰自己说：“章太炎是疯子，我何必跟他认真呢？”
章太炎比较喜欢评头论足，看见什么就评论一番。章太炎去北京，路过新华门的时候，擦了擦自己的眼睛，高声读道：“新莽门！”袁世凯知道了就以把自己比作王莽，大不敬的罪名把章太炎给软禁起来了。王闿运也从那儿经过，喊得比章太炎还大声，袁世凯却不敢说什么话。章太炎很郁闷，感慨地说：“貌似有点不公平啊。”
章太炎被袁世凯软禁，虽然袁世凯还给派了几个保姆，但这日子毕竟不怎么自由。时间长了，章太炎精神开始有些压抑，经常在书桌旁边写上“袁世凯”三个字，每当吃饭前都要往上面打上几拳。由于力的作用是相互的，每次章太炎都是胳膊酸疼，但章太炎说：“袁项城心狠，囚我于笼中，不打不足以泄愤。”
章太炎被袁世凯软禁在龙泉寺。时间长了就想不开，决定绝食饿死。他的学生吴承仕、钱玄同等忙来探望，让他吃东西，他都不听。最后，吴承仕说：“刘表要杀祢衡，不想挨骂，所以借黄祖这把刀杀他。袁世凯比谁都精，他不必劳驾什么黄祖，让你自己就饿死自己喽。”章太炎一听，脑子转过弯来了，马上端起碗埋头猛吃。
袁世凯抓了章太炎之后，整了八条准则保护他。第一，吃喝上不计经费。第二，关于时局的文字统统销毁。第三，他毁坏的物品，一律再买。第四，严禁善于挑拨的小人进出。第五，只要是与政府无关的人员，任其来往。第六，早晚巡视，以免发生意外。第七，有许可证方可见他。第八，保护责任权授予陆建章。陆建章表示也想被抓。
章太炎每天只知道读书，出来就是个路痴，他在大学的同事黄人也是一个痴人。有一天，这两个痴人出去喝茶，到了结账时发现都没带钱，两人讨论后决定把章太炎留下做人质，黄人回去取钱。结果黄人回家后，收到了朋友寄过来的一本书，兴趣来了，看着书陷入了痴迷的境界，所以章太炎就悲剧了。
章太炎被袁世凯弄到北京龙泉寺当鸟养，不让他出去也不可以随便见人。袁世凯每个月有生活费给他，还专门给他配备齐全：一个厨师两个丫鬟。章太炎钱也花不出去，就毫不客气地使唤下人：不仅每天请安三次，如果每天下午三点自己还在睡的话，就得跑到自己窗前大声喊：“章大人，该起床吃饭了！”
章太炎跟王安石一样，酷爱学习，衣食住行都不怎么讲究。袁世凯把他软禁在龙泉寺，还给他配了几个厨子什么的下人。每次厨子问要做什么菜，章太炎只能想到两种：一是蒸蛋糕，一是蒸火腿。因为鸡蛋很普通，火腿在南方也很普遍，除了这两样之外，他实在是想不出还有什么能吃的。于是一天三顿都是蒸蛋糕、蒸火腿。
章太炎之所以被拘禁，是因为他砸了大总统的画像。那时“章神经”还跑到总统府大闹，又对着袁世凯一顿臭骂，袁世凯就把他抓了。有人问：“袁总统有精兵十万，何必害怕他一个老书生？”袁世凯说：“老章的文笔，可以横扫千军万马，也很可怕啊！”于是老章就被以“疯子病发违禁”的罪名被软禁起来。
蔡元培从外国留学回来的时候，曾到上海章太炎家蹭饭。两人吃饱喝足，章太炎就问：“小蔡啊，听说你留学多年，学得怎么样啊？”蔡元培淡定地说：“骗别人还是小意思，骗自己是不行。”章太炎吃了一惊，心想蔡元培这么出名，怎么会这么菜，就让他解释一个最简单的哲学，蔡元培说：“不知道”。人走后，章太炎说：“看来真不会。”
章太炎有个学生叫黄侃，虽然年龄不怎么大，却结了九次婚。因为他很有才，所以有的女子仰慕他的才学，仍然勇敢地献出了自己的身体。黄侃虽然写的东西很好，但产量却很低，章太炎催他写东西，他总是说：“到了50岁之后再说吧！”好不容易黄侃49岁了，章太炎高兴地给他过生日，让他写书，可是黄侃不久就死了，还是没写成。
章太炎年轻的时候很能跑，天涯海角都去过，可是老了就不怎么跑了。但“九·一八”事变后章太炎不顾炮火，挺着一把老骨头一路北上。等到了北平，他就派人到清华找他的学生刘文典，刘文典一听恩师喊自己，就赶紧进城拜见。章太炎摸摸刘文典的头说：“文典，你真好！”刘文典嗯了一声。章太炎又继续说：“跟卖国贼一样好！”
章太炎说话没有个把门的，经常想骂谁就骂谁。他骂起人来太狠，一些老是被他骂的人就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做“章疯子”，每天说疯话。每当章太炎在报纸上又开始骂人的时候，报社的题目就定为《章疯子大发其疯》。有一次章太炎换口味了，把被贬的那些人的老对头骂了个狗血喷头，第二天报社的题目又改成了《章疯子居然不疯》。
章太炎曾经两次去日本，投身于《民报》的创办工作。有一天，日本居委会的人到他住的地方进行人口普查，章太炎说自己不是常住人口，日本人说就是临时人口也得登记。于是章太炎在日本人的户口调查小本本上写下了这么一行字：“职业：圣人；出身：私生子；年龄：万寿无疆。”日本人也看不懂汉字，就真拿着回去了。
章太炎很博学，对医术懂两招，于是他经常给人开方子治病。有一次，一个朋友来看望他，结果章太炎看到他，就说：“你生病了，我给你开一个药方吧。”朋友拿着药方回去后就要去抓药。有人问他：“谁给你开的药方？”朋友说：“章太炎啊！”那人说：“扯淡！别人开的方子我信，他开的方子，那能信吗？”
章太炎最喜欢吃臭的东西，越臭他越喜欢吃。有一个画家钱化佛，听说章太炎好这一口，就带了一包臭鸡蛋去见章太炎。章太炎眼都笑没了，吃人家嘴软，就说：“你要写什么，尽管讲。”于是钱化佛又经常带一些臭气熏天的东西给章太炎，把章太炎写的字裱好，十块钱一条卖了，赚了不少钱。
章太炎在上海“爱国学社”任教时，和另一位教员蒋维乔合住一间出租屋。章太炎烟瘾很大，通常是一根接一根。一天晚上，他没钱抽烟了，就写了一张借条跟汪允宗借钱买烟。蒋维乔瞅见欠条上面写道：“今已不名一钱，乞借银元两枚，以购香烟。”蒋维乔说：“为啥不多借一点呢？”章太炎回答说：“他只有两块钱的交情。”
章太炎除了做学问，还喜欢说自己家乡的方言。尤其是见到那些他觉得亲近的人，总是满口方言，表示亲切，拉近彼此语言和心灵的距离。段祺瑞在上海时，章太炎经常去拜访他，但是后来，段祺瑞对下人说：“以后别让章太炎来了，他一口外国话，一句都听不懂。”有见过世面的人说：“他说的是余姚土话，只不过连翻译也听不懂。”
历史学家顾颉刚去章太炎家串门。谈话时，话题转到了西方的科学实验上，顾颉刚大谈西方科学实验是多么的进步，它强调一切事物必须亲眼所见，才算靠谱儿。章太炎觉得真是盲目崇拜，问顾颉刚：“你有没有曾祖？”顾颉刚回答说：“老师，我怎么会没有曾祖呢？”章太炎说：“你真有吗？你亲眼看到了你的曾祖吗？”顾颉刚无语了。
章太炎酷爱读书，家里堆满了书。有一次冬天夜里，他半夜醒了，忽然想起点什么，就起身到书架上开始看书，没有穿衣服，看了一整夜。第二天早上，仆人来打扫房间的时候，看见章太炎拿着一本书，还是光溜溜的，吓了一大跳。仆人愣过神来，喊道：“老爷！你没有穿衣服啊！”于是章太炎光荣感冒。
1912年，袁世凯任命章太炎为东北筹边使。这本来就是一个有名无实的名誉长官，但章太炎是个书呆子，不了解这一套，屁颠屁颠地跑到长春去上班，还以长官身份召见地方军政官员，结果可想而知，没人当回事。章太炎很生气，大骂道：“这些地方官竟敢目无本使，不把我这个民国长官放在眼里，简直是不把村官当干部！”
章太炎有个“天字第一号国学大师”的称号，为什么这么喊他呢，因为他不只是国学大师，闲的时候还操心革命，是个不合群的大师。他讲课喜欢用古字、冷僻字、异写字，所以一般人都听不懂也看不懂他讲的是啥。而且他当时讲课一讲就是四个小时，中间不带下课的，学生们每上他一堂课，总是要提前上个厕所，备好干粮。
章太炎上课架子很大。想听他上课的人太多，没法满足要求，于是干脆上一次大课。他来上课，五六个弟子陪同，有马幼渔、钱玄同、刘半农等，都是一时俊杰、大师级人物。老头国语不好，由刘半农任翻译，钱玄同写板书，马幼渔倒茶水，派头相当大。老头也不客气，开口就说：“你们来听我上课是你们的幸运，当然也是我的幸运。”
黄侃在北师大教书，租的是吴承仕的一栋房子。后来黄侃的小儿子生病死了，黄侃觉得是房子风水的问题，就在墙上将所有关于鬼的字全写了上去。他走前还爬到梁上，用毛笔写了“天下第一凶宅”几个字。吴承仕冤枉，觉得黄侃太欺负人了，去讨个说法，但黄侃态度很牛叉：“你要再说话，先赔我儿子来！”
黄侃恃才傲物，什么都不放在眼里，所以眼光高，脾气也大。有一次，他收到一封匿名信，说他骈文作不过李审言，经学赶不上皮锡瑞，还装个啥啊？他读后顿时感觉权威受到挑战，头发都根根竖起，他怀疑是自己班上的学生们写的，问：“是不是你们哪个兔崽子写的？”台下学生头摇得跟拨浪鼓一样。黄侃仍不罢休，在上课时大骂十日。
黄侃给钱玄同起了个外号叫做“钱二疯子”，并写了一首诗：“芳湖联蜀党，浙派起钱疯。”借此打击钱玄同的行为智商。1932年，黄侃和钱玄同都在北京，有一天，二人在章太炎住处的客厅里碰面了，和大伙一块等候老师章太炎出来，黄侃突然淘气地对钱玄同说：“二疯！”弄得钱玄同在众人面前很没面子。
黄侃是国学大师章太炎的高徒。他的性格和他的狂师父一样天马行空，狂荡不羁，典型的驴脾气，黄兴骂他：“害了神经病。”而他的师父章太炎有个绰号叫做“章疯子”，当时因经常不修边幅、衣衫不整、不洗脸、不理发、活跟一个疯子一样的刘师培也被人们归到一路上，他们三个被称为“三疯子”。
黄侃在武昌高师任教，元配去世了，跟继配老婆也分居了。学校有个学生黄菊英和他大女儿是一届的，常到他家来玩，每次都喊他老师。黄侃对这个女学生也很好，谁知道日子一长，黄侃老牛吃嫩草，两个人到一块去了。没几个月，二人突然宣布结婚。朋友们说：“人言可畏啊！你不考虑考虑？”他说：“一把老骨头了怕什么。”
黄侃是个很贪吃的人，喜欢喝酒赌博。有一次他在北京大学跟学生神侃，学生正听故事听得入神，黄侃突然停下来不讲了，对同学们说：“这段古书后面藏了一个天大的秘密，想知道吗？”学生们当然说：“想！”这时黄侃来了一句：“对不起，因为北大的这点工资不值得讲，咱们到饭馆请我吃饭进一步说话。”学生……
名人也好色。黄侃为了自己的清静，在门上挂了个小木牌牌，上面写道“座谈不超过五分钟”，所以来拜访的男学生都是来一会就走了，后来来的人就越来越少。有一次，女学生舒之锐和程俊英去黄大仙那里借书，见到木牌上写的字，就准备往回走。黄侃厚着脸皮说：“女生不在这个范围，多坐一会也没关系。”
有一段时间胡适也在北大教书，出去吃饭的时候和黄侃坐一桌。胡适谈论古今，提到了墨学，还没开始长篇大论，黄侃就在旁边说：“现在讲墨学的，都是乌龟王八蛋！”胡适正要说话，结果黄侃又说：“就是胡适他老爹，也是乌龟王八蛋！”胡适起来就要跟黄侃干架，黄侃说：“墨学不是主张没有爹吗？那你怎么还要打我？”胡适很无语。
京剧大家谭鑫培红遍京城，大学也不例外。有一天，下课休息的时间，教师们也开始八卦，说到了谭鑫培的《秦琼卖马》，胡适在旁边哼了一声，说道：“京剧真落伍，甩根鞭子就是马，两把旗子就当车，应该用真车真马才对！”众人一时无语，都竖着耳朵没人说话。这时黄侃装可怜地说：“适之，适之，唱武松打虎怎么办？”全场爆笑。
黄侃有个学生，在“同和居”请客。他听见黄侃在隔壁，就赶紧过去问好。不料黄侃抓住他猛批一顿，这个学生所请的客人已经在隔壁房间到齐了，黄侃还不放他走。这个学生心生一计，就把大堂经理叫来说：“今天黄先生在这里请客，无论花多少钱都记在我的账上。”黄侃一听这话，乐歪了，就对那个学生说：“好了，你走吧。”
黄侃和章太炎原来不认识，那时黄侃住在楼上，章太炎住在楼下，一天夜里，黄侃尿憋得慌，又懒得去上厕所，就往下面嘘嘘。结果章太炎正在下面读书，突然一股骚得不行的尿就流下来了，就骂他祖宗。黄侃也不甘示弱，“感谢”章太炎他全家。后来知道了对方姓名后，一见如故，成了师生。每当章太炎提起他这个学生，总是说：“黄侃这个尿人……”
黄侃去拜访文坛大腕王闿运，双方一番客气后来到客厅上茶。王闿运早就听说过黄侃，对他的诗文很是赞赏，于是放下茶杯夸赞道：“你现在这么年轻文章就有这样的成就，我儿子和你一样大却还是一窍不通，真是个草包啊！”黄侃听了后神采大发：“您老先生尚且一窍不通是个大草包，更何况您的儿子呢！”
有一天，上课铃响了，大家把坐姿摆好了等老师黄侃来上课，可摆姿势都快要摆到下课了，还不见黄侃老儿过来，就去报告教务处说黄侃想偷懒。教务处知道黄侃又开始耍大牌了，来到教师休息室，请在那里打呼噜的黄侃去上课。黄侃眯着眼看看天，冷冷地说：“我上课了，工资怎么就旷课了呢？”结了工资，这才去上课。
黄侃是个大滑头。有一次他馋虫又犯了，听说有几个认识的同盟会会员在一起就餐，有很多好吃的，可人家没有请自己不算，自己还骂过其中的好几个人。但还是凭着厚脸皮进去了，人家一见他来只好客气几句，装得很热情地请他就坐。黄侃毫不客气大吃一顿，临走的时候，托着滚圆的肚子说：“你们这群王八蛋！”说完跑得比兔子还快。
黄侃把刘师培请了过来，订了一桌上好的酒菜，点上蜡烛香火，把刘师培往上座上一摁，三拜九叩，从此大他一岁的刘师培就成了他的老师。别人问他：“你的学问跟他差不多，年龄也差不多，为什么要请他当自己的老师呢？”黄侃回答说：“《三礼》是刘氏绝学，现在刘师培就快要死了，我不这样做怎么把它弄过来呢？”
胡适极力推崇白话文，黄侃就跟他对着干。一次黄侃见了胡适，就说：“你推崇白话文肯定不是真心的。”胡适说：“怎么会！”黄侃说：“那你为什么不把你的名字改了？”胡适说：“我的名字也有错吗？”黄侃说：“既然你对白话文那么真心，为什么不把你的名字‘胡适’改为‘往哪里去’？！”胡适……
黄侃尊崇文言文。一天，黄老师给学生讲课，谈起了老对头胡适和白话文。黄侃说：“同学们，你们知道白话文和文言文的区别吗？”同学们头摇得跟拨浪鼓一样。黄侃又说道：“其实两者，咳，就像胡适他老婆死了，发电报给老胡，文言文只需‘妻丧速归’，而白话文就要说‘你的太太死了，赶快回来啊’，光电报费都贵两倍！”
暨南大学师生出入校门都得把一枚徽章挂在自己的胸前，作为通行证。黄侃是头倔驴，他偏不。黄侃去上课，门卫不让他进：“你的徽章呢？”黄侃说：“我是黄侃！”门卫脸耷拉下来了：“什么黄侃，就是绿短袖也不行！”黄侃扭头就走：“我就是不戴那玩意，不让我进我还就不进了！”最终黄大仙如愿以偿，成了免检“产品”。
刘文典十分鄙视那些搞新文学的，比如沈从文。他听说西南联大要给沈从文个教授当，很是生气。他咆哮着说：“在我看来，陈寅恪才能算得上是真正的教授，可以给他月薪四百块大洋，我就拿四十块好了，朱自清勉强给他四块钱，沈从文算哪门子教授，四毛钱也不给他！他要是教授，老子就是教授他太上祖宗！”
1917年，刘文典赴北大任教。当时北大高手如云，刘文典年纪轻轻的自然是入不了各位高人的法眼，而且还很受歧视，刘文典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一样，心中十分的郁闷，凡是个会说话的都比自己拿的工资高，钱虽然不放眼里，但是脸总得要吧，于是刘文典发誓说：“你们等着！我一定要杀杀你们这些自以为是的教授们的威风！”
刘文典长得很黑瘦。他上课的时候喜欢坐着讲课，而且讲课的时候眼很少睁大，常常处于一种神游六朝的境界，弄得学生都想呼呼大睡，一次讲到社会的不平等现象他一反常态，啪地拍了下桌子，惊醒了不少正在与周公约会的学生，学生们抹抹口水，正要听他的慷慨演说的时候，下课铃却恰好响了，刘文典只好悻悻地离开。
刘文典是一个狂徒，因为他的师父都很狂。说起他的狂不得不说他的三位狂师父，这三位“大爷”都是民国响当当的主。陈独秀是一个，他上课的时候激情四射，什么“民主”、“自由”等禁词频频从口中冒出；刘师培则更为古怪，他教人的方针只有八个字：“寝馈许书，钻研萧选”；第三个就是有“章疯子”之称的民国第一狂人章太炎。
刘文典生前有两个偶像，一个是让自己在文坛一夜窜红的胡适，另一个则是他膜拜至极的人物，这个人具备阅读蒙、满、日、梵、英、法、德、巴利、波斯、突厥、西夏、拉丁、希腊等十几种语言能力的奇才陈寅恪。刘文典上课时曾多次竖起大拇指说：“这是我的偶像陈先生！”然后又翘起小拇指对着自己说：“这是刘某人。”
刘文典在西南联大任教。有一天，日本飞机又来了，师生都赶紧躲避。刘文典跑到半路上，突然率学生回去搀他“十二万分”佩服的陈寅恪，一边高喊：“保存国粹要紧，保存国粹要紧！”这时，他看见了他最鄙视的新文学作家沈从文，骂他：“你跑什么跑？我刘某人是在替庄子跑，我要死了，就没人讲《庄子》了！你替谁跑？”
刘文典是远近闻名的“老烟枪”。没有烟，就根本没法上课，他本身声音不大，一旦烟抽完了，声音就跟蚊子哼哼一样，有次学生实在忍不住了，就说：“先生，你声音能不能大点啊？”刘文典问班干部：“今天来了多少人？”班干部说：“三十。”刘文典说：“先生我讲课从来不能超过二十五人，今天不讲了，下课！”学生们很无语。
孔子道：“以貌取人，失之子羽。”许多清华学生小时候读《新青年》时，见刘文典清新美丽的文笔，缜密新颖的思想，幻想作者一定是个风流倜傥，才气横溢的才子，踊跃报了他的科目，结果见了之后大跌眼镜，是个糟老头，而且刘文典讲课，语不惊人死不休，学生们对于传闻中的偶像都很失望，惊呼：“字弗如其人啊！”
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刘文典与梁启超的开场白有同工异曲之妙，他是著名《庄子》研究专家，学问大，脾气也大，他上课的第一句话是：“《庄子》嘿，我是不懂的喽，也没有人懂。”其自负由此可见一斑。梁启超讲课的第一句话则是：“我梁启超没有什么学问。可是——也有一点了！”
刘文典在西南联大任教。有一次他讲庄子时，大名鼎鼎的吴宓教授也去旁听。刘文典侃天侃地，每当讲到他所谓的“独到见解”时，他就抬头对着坐在最后一排的吴宓问：“雨僧（吴宓的字）老哥觉得怎么样？”吴宓站起来，煞有其事地一面点头一面回答道：“高，实在是高！”全场人都笑得前俯后仰。
刘文典不畏权贵，敢于据理抗争。安徽发生学潮，蒋介石召见刘文典。见面时，刘文典喊蒋介石“先生”，而不喊他“主席”，蒋介石很不爽。刘文典指着蒋介石说：“你就是军阀！”蒋介石气炸了，喊道：“娘希匹！”以“治学不严”为由，当场绑了刘文典，说要枪毙了他。后来多亏蔡元培等人说情，坐了一个月牢了事。
1929年，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支持进步学生闹学潮，蒋介石说他是“学阀”。后来蒋介石到安庆，让刘文典交出共产党名单，刘文典说：“我只会教书，不知道谁是共产党。”蒋介石怒了：“不把你这学阀撤掉，对不起总理的在天之灵！”刘文典更怒：“提起总理，我跟他在东京闹革命时，还不知道你的名字呢！”
蒋介石和刘文典水火不容。蒋介石有一次大骂：“刘文典，你看看自己像个什么东西？简直一个封建遗老！”刘文典回道：“蒋介石，你也不看看自己？纯粹一个封建军阀！”蒋介石气炸了，当场打了刘文典两记耳光，刘文典也不是好惹的，一脚踹向蒋介石的肚子。于是刘文典光荣入狱，引发了“保障人权”、“释放刘文典”的示威游行。
1928年，刘文典恢复自由身。有人打开阁楼的门请刘文典下楼回家，刘文典死活不肯出来，还大声骂道：“娘的，我刘文典岂是说关就关，说放就放的？”来的人都哭笑不得，好话说尽，刘文典这才罢休，后来刘文典跟冯友兰说自己被囚时就做好了杀身成仁的准备，没想到的是又见到了阳光，没完成永垂青史的梦想。
苏曼殊有点神经质，他喜怒无常，一会哭泣，一会又唱歌，看见一个人，也会眼睛都不眨地看好几分钟，于是人送外号“苏神经”。他这个人很怪异，吃饭有时比好几个人吃得都多，有时又好几天都不吃东西。抽烟和吃糖是他唯一的爱好，他曾经为了吃糖，把金牙敲下来换了糖吃，于是又得了“糖僧”的外号。
苏曼殊不善于理财。有一次，他生病住院了，每天花钱还是大手大脚的，一点也不知道节省。到了出院那天，把贴身的衣服都给当掉了，还是交不齐医药费，只好光溜溜地躲在被子里不出来。有个朋友来看望他，看到这副惊人的状况，问道：“怎么了？”苏曼殊回答说：“衣服都当出去了，总不能不穿裤子走出去吧？”朋友暴汗。
苏曼殊12岁时离家出走，打算去寻找自己的亲生母亲。不料半路上遇见了赞初法师，赞初看他可怜，决定让他随自己皈依佛门。于是苏曼殊平生第一次出了家，在广州六榕寺吃斋念佛。可是没停几个月，苏曼殊就被佛门开除了。原因是他六根不够清静，让他外出化缘，他却把人家鸽子逮住给杀着吃了，杀了生犯了佛门重戒。
苏曼殊是一个怪胎，来无影去无踪。有可能你正吃饭的时候他就来了，也有可能打麻将正好凑齐了的时候走了，给你留下个“三缺一”，总之他就是个怪人。白云庵的周和尚说，他总是很穷，老是跟和尚借钱，然后汇到上海的一个妓院，过不了多少天，便有人从上海带来一堆糖果和纸烟，于是他就不想吃饭了。独个儿躲在楼上吃糖、抽烟。
苏曼殊是个怪人，喜欢暴饮暴食。有一次，他去易白少家做客。到了吃饭的时候，饭食很丰盛，易白少让他多吃点。苏曼殊一口气吃了一碗炒面、两盘虾、十个春卷，完了又塞嘴里很多糖果。易白少以为他是饿得，就说：“明天再来啊。”苏曼殊却说：“不行，吃多了！明日我肯定要生病了，后日估计也不行，最少也得三天后再来。”
鲁迅在大家眼里一贯是很严肃的，但他其实也有可爱的地方。他住在绍兴会馆时，夜晚和弟弟周作人老是被叫春的猫吵得睡不着觉，两兄弟就会搬张凳子，拿根竹竿，爬到院墙头上，来个棒打鸳鸯。有一次，沈尹默前去看望鲁迅，看见他正拿着一个小弹弓瞄准，顺着方向一看，原来是有人在墙边随地小便，鲁迅正在瞄准他的屁股。
鲁迅在仙台学医，有一次看了日俄战争的幻灯片，片中那些“体格健壮而神情麻木”的中国人，以及周围日本同学的嘲笑，让他大受刺激，于是决定弃医学文。他后来回忆道：“从那以后，我就觉得学医人不如医国，长得再壮，思想上愚蠢一样是草包。文艺运动能改变他们的精神，为了拯救世人，我只好弃医从文。”
1911年，王金发将秋瑾案的告密者、绍兴的大恶棍章介眉给放了。第二天，鲁迅在《越铎日报》上发表文章，骂王金发不是人，狗东西。王金发看了后，很生气，说：“鲁迅你骗了钱不说，还敢骂国家公务员，老子不把你给杀了！”鲁迅说：“哪个兔崽子收了你的钱！”旁边的一个同事拉了拉鲁迅的衣角，小声地说：“是我……”
鲁迅从日本回国，但为了自己的弟弟继续上学，不得不过着艰苦的日子。好不容易在杭州应聘上了化学和生物老师，无奈校长是个恪守古规的“木瓜”，鲁迅辫子不够长，衣服不够复古，所以不得不离开，穷得把祖传的地都卖了，钱还是不够花，这时弟弟周作人要钱还想学法语，鲁迅急了：“法语不能换米面！以后再说！”
鲁迅时来运转，到了北京，工资一路见涨。由以前的30元“军用劵”，变成了220元银元，到了1925年，已经是月薪360元大洋。如果按一银元40元来算，鲁迅的平均年薪也有11万，当时大米才一块钱，于是鲁迅坐在十几吨大米中间，对弟弟说：“咱现在有钱了，你再去学法语吧？”周作人表示很生气。
鲁迅经常给报社投稿，赚点稿费，生活也比较安逸。可是稿子投上去了，编辑按字数算稿费时，不给算标点符号的钱。后来报社再来索稿，鲁迅就送过去一篇没有标点的稿件，编辑很郁闷，请鲁迅补上标点。鲁迅说：“标点不需要费事啊？为什么不给算稿费呢？”编辑以后乖乖地给补上了标点符号的钱。
鲁迅曾在厦门大学任教，校长林文庆很抠门。有一次，一身铜臭气的林文庆在开会时，要把办学经费再砍掉一半，教授们很反对。林文庆点着桌子说：“学校的经费是有钱人给的。所以，只有有钱人才有发言权！”鲁迅站了起来，从怀里掏出两个银币，“啪”地一声拍在桌子上，牛气地说：“我有钱，我也有发言权！”
鲁迅和弟弟周作人没有分家时，老是入不敷出。鲁迅每个月工资是三百元，还有其他收入，和弟弟两人的收入比一般人要高十几倍，但还是月月光，为什么呢？因为鲁迅虽然很简朴，出门最多是黄包车，而周作人却搞得很奢侈，都是坐汽车出入，还养了一大堆仆人。鲁迅不得不感叹地说：“自己黄包车运来的钱，怎敌得过轿车运走的快？”
鲁迅曾经说过，如果把韬略比作一间仓库，陈独秀先生的仓库就是外面竖一面大旗，上面醒目地写道：“里面都是武器，危险请勿靠近！”但那门却开着，里面有几支枪，几把刀，一眼就都看见了，用不着提防。胡适先生的是紧紧地关着门，门上粘一条小字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实际上相当危险。
鲁迅的儿子周海婴生性活泼，鲁迅很受折磨。有一次，周海婴问他：“爸爸可不可以吃啊？”鲁迅只好回答：“要吃是可以的，还是不吃的好！”停了一段时间又问：“爸爸！为什么你晚上不睡觉，白天却睡觉？”“爸爸，你几时死了？”要是回答不够满意，小海婴就批评鲁迅：“这种爸爸，什么爸爸！”
鲁迅对历史人物的评价跟传统的说法很不同。像说到秦始皇，鲁迅说：“史书是靠不住的。历代王朝，统治时间长的，都是本朝的评论，当然要夸了；统治时间短的，就很容易被贬为‘暴君’，因为评论者是另一个朝代的人了。秦始皇，就是吃了秦朝活得不长的亏。”谈到曹操时，他说：“像祢衡那样狂妄的人，我若是曹操，早就把他杀掉了。”
鲁迅的脾气很倔。夏衍曾回忆说，鲁迅不喜欢田汉，有一次，内山完造在一家闽菜馆欢迎日本左翼作家中的领袖人物藤森成吉，鲁迅、茅盾、田汉、夏衍等人都在，田汉对藤森成吉大谈自己与日本唯美主义“恶魔”派作家谷崎润一郎的交情，鲁迅很反感，鲁迅对夏衍低声说：“看来，又要唱戏了。”说完起身走了，田汉很难堪。
“革命，反革命，不革命。革命的被杀于反革命的。反革命的被杀于革命的。不革命的或当作革命的而被杀于反革命的，或当作反革命的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并不当作什么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反革命的。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这是倾向于同情共产党的鲁迅在1927年9月所写下的一段文字。如果你绕懂了，那你高。
打开销路的最佳方式——八卦。鲁迅做了中山大学的教师，有学生创办了一个“新中国”文学社，让鲁迅给他们写稿子，好有卖点。鲁迅不干，让他们自己创作，找销路。学生很悲观，说这样连有人看都没有，估计一份报纸都卖不出去。鲁迅说：“要卖很容易，你们可以写文章来骂我，肯定很畅销。”
1934年，萧红失恋了，每天都去鲁迅家，一待就是一天。一天下午，鲁迅正在写书，萧红走到他的跟前，鲁迅从椅子上站起来，热情地说：“好久不见，好久不见！”萧红流下了三行汗，诧异地说：“我上午刚来过啊！就算你忘了，可是我每天都来啊……”鲁迅吃惊地说：“有吗？”萧红很郁闷。
鲁迅在他去世的前两三年中，经常跟朋友们谈论“中国式的法西斯”。鲁迅对朋友说：“这社会也太黑暗了，到处都是网一样的专制和狗一样的特务，混蛋真是越来越多了，让人非反抗不可！”说完又小声地对朋友说：“可惜我都五十多了啊，要是能再活五百年那有多好！”朋友说：“我也想……”两个人看看对方，都笑了。
鲁迅去世后，叶公超称赞他说：“我有时候读他的文章，一方面感到他的文采不错，同时又感到他所‘瞄准’（鲁迅最爱用各种军事名词）的对象实在不值得一颗子弹。骂他的人和被他骂的人实在都不值一提。”胡适对叶公超说：“鲁迅吐痰都不会吐在你头上，你夸他干什么？”叶公超说：“不能因为人而否定他文学的成就啊。”
虽然发誓禁嫖，但胡适偶尔也会跟朋友去逛逛窑子，当然，只是观光性质，喝喝酒什么的。1910年3月22日，雨下得很大，胡适和一帮朋友去妓院喝酒。大家都喝得很高兴，胡适也喝得烂醉，雇了一辆人力车送自己回家。车夫不地道，趁他喝醉了，不仅把他的钱包偷了，连衣服也给扒了。完事后，把胡适直接扔在了雨里……
胡适留学归来，做了北大教授。他的课堂十分火爆，傅斯年的好友顾颉刚也去听了一次，很是享受。他回来跟傅斯年说：“那个胡博士还真有学问，你也去听听吧！”傅斯年去听的时候，不停发问，胡适汗如雨下，表示“亚历山大”。胡适后来坦白说：“傅斯年这样的学生，国学根底比我还深厚，搞得每次都提心吊胆，实在不是享受。”
1921年，紫禁城养心殿里装上了第一部电话。溥仪很好奇，拿着电话本，先学着京剧道白给杨小楼拨了一个，又拨通了胡适的电话，想看一下这个搞白话文运动的留洋博士长什么样。胡适很激动，连忙去拜见，回来后，胡适说：“我很感动，我当时竟能在我国最末一代皇帝，历代伟大君主的最后一位代表的面前，占有一席位！”
胡适应邀和辜鸿铭一起吃饭。胡适回来后在日记中写道：“许久不见这位老怪物了。今夜他谈的话最多。他最喜欢说笑话，也有很滑稽可喜的一面。他说：‘俗话有监生拜孔子，孔子吓一跳。’我替他续两句：‘孔教拜孔子，孔子要上吊。’此指孔教会诸人。他虽崇拜孔子，却瞧不起孔教会中人，尤其陈焕章，说陈焕章当读作‘陈混账’。”
胡适被称为“上卷博士”，因为他兴趣太多，书老是写了一半就扔下了。比如《中国哲学史大纲》和《白话文学史》等都只有上半部，没有下半部。黄侃曾经开玩笑地说：“胡适是个著作的太监，因为太监没有下面，而胡适的著作，也是只有上半边，没有下半边，所以胡适应该叫做‘著作监’。”
徐志摩、梁实秋等人去胡适家做客，胡适有事出去了。徐志摩等人就在书房里乱翻，找到了胡适的日记。几个人当然是把头都钻进去看，不料胡适回来了，军情暴露，胡适笑着说：“兔崽子们怎么可以偷看我的日记？”然后又换了副严肃的表情：“我没什么遗产，这日记是我留给儿孙们的唯一遗赠，要在若干年后才能发表。”
胡适在北大教书，嘴巴能说会道，讲得比写得还好。有一次，胡适到一个大学去演讲。他引用孔子、孟子、孙中山先生的话，在黑板上写道“孔说”、“孟说”、“孙说”，越说越过瘾，到最后之乎者也混着白话，唾沫横飞，一会他发表自己的意见时，一不小心在黑板上写下了“胡说”，于是诞生了“哄堂听胡说”的笑话。
胡适曾经说过：“北大是以‘三只兔子’出名的”。这“三只兔子”指的是丁卯年出生的蔡元培、己卯年出生的陈独秀和辛卯年出生的胡适。有一次，胡适出席一个宴会，正在吃菜的胡适夸了郭沫若几句，谁知道郭沫若隔着好几个桌子都听到了，特地跑过来，在胡适的脸上kiss了一下，说：“感谢胡卯人的夸奖！”
1928年7月15日，胡适谈起了女人的贞操问题。他说：“女人如果被强暴了，用不着自杀。失身的女子并没有少什么，娶一个被玷污的女人和娶一个处女，并没有什么区别。如果有人敢于吃螃蟹，打破这种‘处女迷信’，我们应该尊重他。”由此可见，胡适对于女人的贞操问题相当理性，是个思想超前的人物。
20世纪30年代，胡适终于坐了一回飞机。在飞机上胡适摸摸这，看看那，心情很激动，就写了一首《飞行小赞》的小诗来表达自己兴奋的心情。这事被陶行知知道了，陶行知很简朴，平时都是“十一路”，连黄包车都不坐，也写了一首诗登到报上，批评胡适：“兔崽子坐飞机，啃萝卜当人参，胡适写诗，一文不值！”
有一天，大家都在胡适家里聚餐，突然徐志摩像风一样冲了进来，抱着一本精装的厚厚的大书，是德文的色情书，图文并茂，大家都抢着看。胡适说：“这种东西太俗了，一看都看完了不够味。我看过一张画，不记得是谁画的，一张床，垂下了芙蓉帐，地上一双男鞋，一双红绣鞋，床前一只猫蹲着抬头看帐钩。还算有一点含蓄。”
胡适是一个爱老婆的好丈夫，对他的妻子很好。在台湾的时候，胡适还曾经创作了一首“三从四德诗”：“太太出门要跟从，太太命令要服从，太太说错要盲从；太太化妆要等得，太太生日要记得，太太打骂要忍得，太太花钱要舍得。”人们看到这首诗的时候，就可以想象胡适一边跪着搓板，一边举个牌子：“老婆真好！”
胡适一家曾在美国居住，住的是五楼。有一天，有贼从窗户里爬进来了，当时胡适出去了，他老婆江冬秀正在做饭，看见了贼，没有尖叫，而是拉开门，对贼说了一个英文单词：“GO！”那贼被吓住了，看着这个矮矮胖胖、面色慈祥、手无缚鸡之力的外国老太太，一愣一愣的，真的顺着门出去了。江冬秀关上门，继续做她的饭。
20世纪20年代上海开了一个叫“四而楼”的酒楼，很多人都不知道“四而”的意思，就去请教胡适。胡适想了半天也没想出来，就到“四而楼”点了一盘小菜，一会老板出来了，胡适就问：“老板，这四而楼是什么意思啊？”老板说：“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的意思，图个彩头，省得买金蛤蟆。”胡适差点晕倒。
抗战爆发后，胡适把二十年不从政的誓言当成了空气，出任中国驻美大使。胡大使不喜欢喝酒，反而像个书生一样喜欢跟人神侃。有一天，胡大使邀美国的史密斯议员吃饭，史密斯一听有人请自己吃饭也不管是谁请就来了。到了吃饭的时候，两人谈天论地，史密斯突然说：“多年前我认识一个中国的学者，他叫胡适，哎，可惜现在也不知道在哪儿？”
胡适刚和美国议员搞了个大红脸，日本那边也开始爆笑了。胡适接受了蒋介石的邀请，做了中国驻美大使，消息传出，日本方面感到压力山大，有人建议派鹤见枯辅、石井菊次郎、松冈洋右三个人一同出使美国，抵制胡适。因为鹤见是研究文学的、石井是搞经济的、松岗是搞辩论的。胡适听后，高兴了半天。
胡适有一段时间想和妻子江冬秀离婚，妻子自有治他的办法。最开始胡适提出来，妻子就大喊大闹，拿裁纸刀当飞镖用，可惜没打到胡适的脸。后来胡适又提起，江冬秀换了把菜刀，拿着新装备对胡适说：“离婚可以，我先把两个孩子杀掉，我再自杀！”胡适虽然有胆，但胆也没有这么大，吓跑了。
胡适提出“好政府主义”前，梁启超、林长民曾经想拉拢蔡元培、胡适等进研究系，没想到两人不吃这一套，自己发表了一个《我们的政治主张》。梁启超很生气，觉得没什么了不起，林长民也说：“胡适我们知道，他是一个处女，不愿意跟我们这些妓女来往，但是蔡元培是个老好人，为什么也排斥我们呢？”
1929年，胡适发表了《人权与约法》等文章，得罪了国民政府当局，被迫辞去中公校长职务。后来胡适离开上海去北京时，世态炎凉，除了中国公学派来的一名学生代表，照了一张相后匆匆离去，没有人来送一下。下车也没有人接，让人温暖的是，学生傅斯年早已在家备好丰盛的大餐，为老师接风，胡适不禁眼角湿润。
1942年，胡适闲着没事收集全世界怕老婆的故事。他发现中国怕老婆的故事很多，美国、北欧、英国的也很多，而日本就没有，因此他得出结论：“怕老婆这种现象，只能在民主国家滋生。”第二年他收集到不少意大利怕老婆的故事，推断意大利在轴心国这种不民主的极权联盟里不快乐，果然，九月意大利就向盟军投降了。
1947年，蒋介石为了跟美国搞好关系，让北大校长胡适做驻美大使，美国对蒋介石很不满，就想培植“第三势力”，让国民政府容纳“自由主义分子”。于是美国驻华大使怂恿胡适在国民党“行宪”时竞选总统，李宗仁也劝他“参加大总统的竞选”。胡适说：“你们这是让我这头老母猪学上树呢？”众人笑成一团。
朱湘是个怪异的诗人。他常常对自己的老婆拳打脚踢，对自己的哥哥却十分害怕，经常被揍个鼻青脸肿也不敢还手。有一天，他老婆回娘家去了，孩子就交给朱湘照顾，他就每天强迫小儿子吃香蕉一个，那么小的孩子怎么能喜欢吃这种东西，但孩子不吃就硬塞到他嘴里给他吃，没过多久，可怜的孩子就吃香蕉吃死了。
梁实秋身边的哥们像胡适、徐志摩、潘光旦等人都是麻将好手，他有几次硬被拉上桌，觉得跟不上节奏，以后他就只有看的份。他解释说：“我不打麻将，不是装假清高，而是太慢了，自己的一副牌都常照顾不过来，哪有时间揣摩别人的底细？不知己又不知彼，铁定死翘翘。给自己找气受，干脆不打算了。”
梁实秋去听梁启超演讲，只见梁启超阔步走上讲台，悠然地打开他的演讲稿，眼光向下面一扫，先震一下场子，然后就开始了他那短得不能再短的开场白，一共只有两句，头一句是：“启超没有什么学问——”然后眼睛再向上一翻，接着轻轻点一下头：“可是也有一点喽！”梁实秋在台下跟人们笑成了一团。
梁实秋曾经说过，翻译《莎士比亚全集》必须具备三个条件：第一，必须没有学问，有学问的人都去上研究生了；第二，必须不是天才，天才都去搞艺术了；第三，必须活得时间长，因为这本书真他妈长。梁实秋自认没有学问也不是天才，活得比乌龟稍微短点，所以才完成了这部《莎士比亚全集》的翻译工作。
梁实秋过生日，冰心等人给他庆祝。蛋糕也吃完了，要走的时候梁实秋非得让冰心给自己的破本上题个字。冰心喝了点酒，想了想写道：“一个人就得像一朵花的色香味俱全一样，才情趣都有。而梁实秋最像一朵花。”旁边的男士们就不满了，说不公平。梁实秋正在高兴，冰心又在上面写了一句：“一朵狗尾巴花。”梁实秋晕倒了。
1949年之前，梁实秋和冰心两个人经常联系，写个信啦，寄个字画啦什么的。有一次梁实秋花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胡子都熬出了一大把，画了一幅梅花，心想这一次冰心美女最少也要夸奖几句了吧。果然停了几天，冰心来信了，忙拆开看：“画梅花有什么了不起，狗也会画。”
钱玄同是个唯物主义者，为了表示自己的世界观，在1927年，钱玄同打算在报纸上发表一期《钱玄同先生成仁专号》，并和朋友准备了挽联、挽诗、祭文等幽默稿件。结果南方刊物上刊登出来后，一些钱玄同的朋友、学生不知道实情，以为钱玄同真的死了，就演出了一场活人闹剧。
钱玄同和黄侃是同门师兄弟，两个人从上学就开始斗牛。30年代初的时候，黄侃跟着老师章太炎到北京开展教育讲坛，钱玄同看到老师来了笑脸相迎，一看后面还跟着烦人的大师兄顿时屁股对着黄侃。现在两个人都是大牌了开始耍性子，掐起架来，结果一会两人都被师傅叫去挨训了。
沈从文曾经很穷，18岁的时候他就到北京来找生路。后来他住在一个会馆的小亭子间里写小说。冬天的时候，亭子里很凉快，沈从文用破棉絮夹住腿，肿着手写作。郁达夫看他这么小，便鼓励他写作。请他吃饭的时候，郁达夫付钱给他吃了一顿肉，回来时，郁达夫又给了他点钱和一条围巾。沈从文不由得大哭了起来。
沈从文第一次给同学们讲课，学生很多，都是冲着他的名来的。可是沈从文没经验，怯场了，傻站了十分钟，好不容易说出话来了，十分钟又讲完了。下了课，同学们都说：“沈从文这样的人也来中公讲课，半个小时憋不出一个屁来。”胡适听到了，笑着说：“上课说不出话来，学生没有轰走他，就算是成功了。”
沈从文追求张兆和追得十分辛苦，追了三年多之后，沈从文决定去张家碰碰运气见见张兆和的家人。谁知道张兆和的父亲一看这小子不错，满口答应。沈从文见过之后在家等消息，给张兆和说要是同意就让我这农村人喝杯葡萄酒吧，没多长时间，张兆和发来电报：“乡下人，喝杯甜酒吧！”沈从文一拍桌子：“好嘞！”
沈从文创造了世界上最俗的情书。那时沈从文看上了自己班上一个美女学生，就相当直白地写了一封“我爱你”的信给这个叫张兆和的学生。后来张兆和竟然被沈从文给追上了，有一天有个人问她：“当时沈从文是怎么追上你的？”张兆和说：“他情书写得好。”那人又问：“那情书写什么？”张兆和：“我爱你啊。”那人大汗。
沈从文和张兆和发生了摩擦，张兆和就抱了一摞子沈从文写的情书准备去找校长胡适讲理，并说要把这些俗不可耐的东西给撕掉。沈从文对着老婆的背影喊：“娘子，这可万万不可啊！”张兆和停下了脚步，说：“为什么？”沈从文说：“沈从文他现在已经是中国文化名人了，这些情书都是无价之宝，千万不能撕啊！”张兆和破涕为笑。
戴季陶想去美国读书，就征询一下孙中山的意见，孙中山看着戴季陶那张核桃脸，说道：“你这么老了，还读书干什么？”但戴季陶一再请求，大有孙中山不答应就抱腿不放的架势，于是孙中山拿出一块大洋对戴季陶说：“这个给你作学费。”戴季陶一看，很惊讶，说：“不是跟我开玩笑吧，读书要很多钱的！”孙中山说：“不是，你去虹口看场电影好了。”
南开大学的创始人张伯苓是“十一号车”的发明人。那时他虽然是校长，但收入却不多，生活不怎么滋润，每天都是步行上下班，连外出开会也很少乘车。有一天，张伯苓外出开会，散会后会场大门口的保安以为他是开车来的，就问他车号是多少。张伯苓想都没想就答道：“十一号！”保安挠着自己的头说：“没见过这个车牌啊！”
张伯苓开办南开大学，不料资金紧张。在资金的筹措上，主要靠别人捐款，学生们又不能拿个盆跑到街上去乞讨，私人捐款又很有限。主要是依靠那些臭名昭著的大臭虫诸如曹汝霖、军阀杨以德等捐款。学生们就不同意了，说怎么也不能让这些人当咱学校的董事，丢人死了，有损学校声誉。张伯苓笑着说：“没有粪水，哪来鲜花啊！”
张伯苓创办了南开学校，就是后来的南开大学。1929年，南开女中部第一届学生毕业，张伯苓语重心长地对她们说：“你们将来结婚，相夫教子，要协助丈夫为公为国，不要要求丈夫升官发财。”女学生很纳闷，问：“为什么啊？”张伯苓说：“男人升官发财后，第一个看不顺眼的就是你这个原配夫人！”
抽烟的最高境界。张伯苓劝学生不要抽烟，学生说那老师你也别抽烟。张伯苓说：“那好，我不抽，你们也不许抽。”后来张伯苓竟然真的戒烟了。过了好多年，有人跟张伯苓谈起弗洛伊德，说梦是欲望的假满足。张伯苓脑袋跟小鸡啄米似的点着头，说：“有道理，我戒烟以后好久还做梦抽烟！”
张伯苓是一个有民族胸怀的人。身为南开校长的他鼓励南开学生报考航空学校，报效祖国。他的儿子张锡祜第一个报名参加航空学校。儿子毕业时，张伯苓在家长会上说：“现在大难当头，家长应该做岳母，儿子毕业后要学岳飞。”抗战初期，张锡祜在空战中牺牲了，张伯苓听到后说：“儿子舍身成仁，我这做老子的还能要求什么呢。”
张伯苓多次说他办教育的理由：“我在济公岛的时候，看见两个人，一个是英国兵，另一个是中国兵。英国兵身体魁梧，穿戴庄严，但中国兵则大不然，他穿的是一件灰色而破旧的军衣，胸前有一个‘勇’字，面色憔悴，两肩齐耸。这两个兵相比较，实有天壤之别，我当时感到羞耻和痛心。立志要改造我们中国人，办教育。”
张爱玲为出版小说《传奇》，到印刷所去校稿样。她那天穿的奇装异服，使整个印刷所的工人停了产，百分之百的回头率。张爱玲很满意，对跟她聊天的女工说：“要想让人家在那么多人里只注意你一个，就得去找你祖母的衣服来穿。”那女工吓了一跳：“穿祖母的衣服，不是跟穿寿衣一样了吗？”张爱玲说：“那有什么关系，别致就行。”
刘师培很怕老婆，因为他的老婆很厉害。他的老婆结婚以后动不动就对刘师培来个“河东狮吼”，让刘师培见了妻子就像见了老虎一样。一天夜里，他又被老婆吓得跑了出来，跑到了张继家中，气还没喘好就有人敲门，刘师培以为是老婆来了就冲到了床下面，结果不是，刘师培还不敢出来，最后张继趴地上才把他硬拖了出来。
刘师培老婆何震跟刘师培的表弟私通，被章太炎看见了。章太炎就跟刘师培说他们俩有一腿，可是刘师培很爱自己的老婆，虽然他老婆经常欺负他，所以刘师培说有两腿也不奇怪。1919年刘师培死了，何震没了一个溺爱自己的好老公，就削发为尼，断了红尘，还给自己起了一个非常好听的法名“小器”。
尹昌衡从日本毕业回国，当时广西巡抚是张鸣歧，据李宗仁回忆，当时尹大个是他的教官，“教官是个革命党，可是不怕省长，不仅不怕，还很嚣张。”省长有一次给革命党请客，尹大个竟然说“清廷不能存在”，张鸣歧是清朝的省长，就问：“你这不是犯上作乱吗？”尹大个一手把老张拎了起来：“我不仅要革命，我还要打你！”
张鸣歧是个省长，受了无名小卒尹昌衡尹大个的侮辱，准备写个“面辱大吏”告尹大个的状，后来一想这样岂不是会再挨打，还是不写了。不久张省长将这些惹不起的大爷们礼送出境，其中必须有尹大个，送走之前，老张对尹大个说：“你要是做事低调点，我还考虑留你。”尹昌衡回道：“不用你留，我看不起你这样的老顽固。”
尹昌衡领导过“成都大暴乱”。士兵们因为拖欠工资问题，把部队发薪水的给打死了，于是乱糟糟的士兵们在他的唆使下，成了一窝土匪，“一时间遍地皆盗，草木皆兵”，抢着抢着，警察也来抢了，一会，土匪也加入了，最后，连黑社会也跑进来凑热闹，这样的阵容过去，把成都差点连房子也给拆了，一时民不聊生。
尹昌衡做了四川省长，要赶赵尔丰走，赵尔丰赖着不走，尹大个虽然年龄不大，手段却很老辣，是吃朝天椒长大的。有一天尹大个来到了赵尔丰的家里，说：“老哥你身边有三千边防军是坏事，为了大计，你把他们交给我，我把它变成好事，大哥你要好事还是坏事？”赵尔丰语文老师死得早，觉得不无道理，结果交出兵权，就被尹大个给当众斩首，头颅挂在树上做成了标本。
尹昌衡平时放荡不羁，喝酒找小姐是家常便饭。他不仅没有不好意思，反而认为这是件能提高素质的好事，也能培养高尚的品德，为自己风花雪月的生活辩解。他自己曾经编过一段三段论证明自己理论的正确性，意思是自古以来英雄都好色，自己是英雄，所以也好色！这借口找的。
严复是个扫把星文人，当时他给清朝写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首国歌。严大文人带领一群小弟夜以继日地奋战，写出了类似于“大清好啊，大清好啊，大清好啊，大清好”的神曲，这首“假大空”的国歌一出来，清廷颁布上谕：“声词尚属壮美，节奏颇为叶和……”过了几天，“武昌起义”就爆发了。
严复与常人不同，袁世凯深有体会。袁世凯做了直隶大臣，请严复做幕僚，严复骂道：“你算什么东西，也配请我？”后来袁世凯被罢免回家了，严复又说：“哎，朝廷自毁栋梁啊！”袁世凯称帝，“筹安会六君子”中的杨度邀他出山，他回答说：“你们当国家是过家家啊！”袁世凯称帝失败了，严复反而说：“只有袁世凯能救中国啊。”
严复的工资本来还挺高，可是因为大清朝灭亡了，那份高工资也就没人支付了。1912年，严复到了京师大学堂上了班，当了北京大学的教授，可是名牌大学的工资也拖欠，出去做兼职也老是不给钱，连个房租都交不起。不仅把自己的黄包车打折处理掉了，连自己的厨师偷吃了根黄瓜，严复也因此把他辞退了。
袁世凯称帝的闹剧结束后，严复逢人就说：“老夫我虽然是‘筹安会’六君子之一，但我并不知情。当时袁克定来找我，我也什么都没答应。谁知道没多久，报纸上竟然刊登我是筹安会支持帝制的主谋之一，明摆着就是诬陷我嘛！”人们听后的反应空前一致，都是一句话：“当了婊子还想立牌坊！”久而久之，严复也就不说了。
李石曾是老革命党人，曾在欧洲卖豆腐，严修也入了股。两人虽是生意伙伴，但政见不和，因为袁大头能不能当总统吵了起来。李石曾不赞成袁世凯称帝，而严修则说他“迂腐至极！”不怪他们。那时连黄兴也觉得“袁世凯如果赞成共和，就应该选他做总统！”汪精卫也觉得“袁项城有治国治世的才能，大总统一职，非袁世凯莫属。”
坚决的改革家梁济是一个“为清朝而死”的人。梁济是个举人，先后做过内阁中书、民政主事等工作。1918年11月7日早晨，梁济在出去串门前，在报纸上读到一段国际新闻，就问做北京大学哲学教授的儿子梁漱溟：“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回答：“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但他三天后就留遗书投湖自尽了。
梁济为什么要自尽呢？因为他虽然觉得共和是必要的，但是对清朝的逊位感到辜负，自己是一个完完全全的清朝人，现在清朝去了，自己活得也没什么意思，还不如殉了大清。于是谋划了好久，可惜一直对自己下不了手，终于有一天鼓足勇气，旱鸭子故意跳到湖里，挂掉了。所以说思想是个奇怪的东西，把握着众生的生死。
有人说自己是坏蛋的，还有人说自己是狗的。傅斯年有一天说到北大的校长，认为：蒋梦麟虽然学问比不上蔡元培，但却比蔡元培会办事，自己学问比不上胡适，也比胡适能干。蒋梦麟听到了，气愤地对傅斯年说：“所以他们两个是北大的功臣，咱兄弟俩却只是北大的功狗！”傅斯年道：“真是越混越差了！”
李叔同是个牛叉人物，别人说他像是一个佛像，后面带有光晕。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李叔同学习上是个奇才，他的诗文比语文老师的更好，他的书法比书法老师的更好，他的英语比英语老师的更好……所以为了保住其他人的饭碗，不得不改行教美术和音乐，才没有跟其他老师闹出很大的矛盾。
李叔同做了和尚，法号“弘一”，经常去学生丰子恺家串门。第一次，丰子恺搬来一张藤椅让老师就座。法师把藤椅轻轻摇动，然后慢慢坐下去。一连几次来都是这样，丰子恺很纳闷，法师说：“这椅子里头，两根藤之间，也许有小虫伏动，突然坐下去，要把它们压死，所以先摇动一下，慢慢地坐下去，好让它们走避。”
李叔同出家前就对搞好人际关系漠不关心。留学日本时，有一次他约欧阳予倩早8点到其家，欧阳予倩因电车耽搁，迟到了几分钟。名片递进去后，李叔同从二楼打开窗户，对欧阳予倩说：“我和你约的是8点钟，可是你已经过了5分钟，我现在没有工夫了，我们改天再约吧。”说完把窗户给关上了。
李叔同在浙江第一师范当教师的时候，他早起晚睡有一定时间，很少改变。一天晚上，他已经睡了，忽然学校收发员来敲房门，说有电报，他在里面回说：“把它搁在信插里。”到第二天早上，他才开房门看电报。有人问他：“打电报来总有紧急事情，为什么不当晚就拆看呢？”他说：“都睡了，有啥事明天办！”
刘半农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作为先驱也得要做点什么给大家看。于是刘半农曾经提倡俗文学，编个“骂人专辑”送到《北京晨报》等新闻媒体上宣传，征求别人骂他，让别人能怎么骂，就怎么骂。于是赵元任用湖南、四川的方言将他骂了一顿又一顿，周作人又用绍兴话将他痛骂一通，连上课的时候学生也用各种家乡话以车轮战的方式骂他。
刘半农当上北大教授之前，家里非常穷。在开始的时候他是个靠翻译、撰写短文混生活的小青年，当时经常穷得揭不开锅，连家里养的猫都饿得前肚皮贴后肚皮的，有时候只好厚着脸皮靠妻子的娘家接济，正当穷得叮当响的时候，接到了北大校长蔡元培的聘书，之后家里的锅里总算能看见米粒了。
1920年，刘半农在伦敦做了一首叫做《教我如何不想她》的白话诗。1926年，赵元任把这首诗谱成了曲，在社会上很流行。有一个年轻人想去目睹一下歌词作者的风采，看看自己的偶像长什么样。正好有一天，刘半农去赵元任家串门，那个年轻人也在旁边坐着。赵元任就向他介绍：“这位就是。”年轻人很意外：“原来是个老头啊！”
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是个“大力士”。有一次王云五去北京出席各大学的欢迎会，讲述自己苦学不倦，终成正果的读书历程。他得意地讲完了，有一个学生说：“先生的学问地球人都知道，听说非洲有一座大山，而您的书中却说在美洲。书都出版烂了还没改，是不是您把他从非洲搬到美洲去了？”王云五无话可说，荣升为“搬山大力士”。
王云五是“博士生之父”，可是他自己却没上过学。可见博士生导师也不应该都是高学历，其实幼儿园没毕业也可以。王云五指导过很多博士生，有一次他喝醉了酒说出了真话：“告诉你们个秘密，我没多少文化！”后来他获得了韩国大学的名誉博士学位，王云五很是高兴：“老子也是博士了！”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于12月7日袭击珍珠港后，顺便也往香港撂了几颗炸弹。于是香港的人开始抢机票往重庆避难，王云五的妻子也要往回飞。于是记者看到了戏剧的一幕：孔祥熙的妻子宋霭龄慢悠悠地走下飞机，不仅怀里抱着一只狗，后面还跟着一群狗。而王云五等到花谢了也没有等到妻子。于是报纸刊登：“王云五的妻子不如宋家一条狗。”整个重庆炸了窝。
李大钊同志是中国共产主义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为革命作出了很多贡献。1920年年初，这个革命教父一样的男人与另一个教父陈独秀相约，在北京和上海分别活动，筹建中国共产党。“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成为中国革命史上的一段佳话。
1922年，李大钊发动了长辛店工人罢工，争取待遇。工人们占领了火车站，使交通陷入了瘫痪，李大钊还号召农民停止送菜进城，以废除农民的菜税。当时北京没有下水道，所有的垃圾都是农民送菜的时候顺便清理的，农民不进城，北京就成了一个露天的大粪坑，当局没有办法，只好妥协。
“五四运动”之后，老师学生等经常被各种政治势力拉拢。李大钊曾经形象地说：“我们这一大班人，就跟一个处女一样，交通、研究、政学各个派系都想勾引我们，勾引不成功就给我们造谣；那些国民派系看见别的人对我们流口水，也很吃醋，真是一群让人讨厌的人！”底下的同学们笑翻了天。
1927年4月6日，张作霖逮捕了李大钊，下令对进步人士的亲友也展开搜捕。李大钊的亲人处境很危险，在这个紧要关头，熊希龄说是女儿结婚迎宾，开着自己的汽车把李大钊的夫人赵纫兰和孩子们接到了香山，把他们藏进香山附近的“姑娘场”，逃过奉系军阀的大搜捕。熊希龄等搜捕风波过后，才将他们母子送出了京城。
1927年3月，李大钊被张作霖处以绞刑。当时正是白色恐怖时期，李大钊的灵柩放了六年安葬不了，李大钊的老婆赵纫兰也病得奄奄一息，为了给丈夫一个安身之所，她带着女儿到了北京。到了北大，请求北大代办安葬，顶着到处都是“剿共”的压力，蒋梦麟、胡适、鲁迅等几人捐款才把李大钊给安葬了。
赵元任在20世纪20年代曾为商务印书馆灌制留声片，推广国语即普通话。到了香港的时候，香港人都是用粤语和英语，赵氏夫妇偏偏用国语购物。于是店员就一直听不明白，赵氏夫妇无奈，就要走。那店员说：“你们还是去买个留声片吧，国语太差了！”赵元任说：“那谁的国语好？”对方答道：“赵元任！”于是赵元任的老婆杨步伟笑趴下了。
赵元任年轻时，求知欲极强，爱做物理实验，酷爱体育运动，从初中开始坚持记日记。在南京求学期间，一度染上恶习：抽烟、嗜酒、手淫。一旦他意识到这些危害时，以坚强毅力强制自己根除了，经常用父亲给自己起的名字里的寓意告诫自己：“元任，任重道远。”他后来果然很有出息，被尊为“汉语言学之父”。
1921年，杨步伟和赵元任结婚，决定打破原来的婚姻制度，搞得现代化一点。他们先到中山公园当年定情的地方照了一张相，结婚也不收礼。下午一个电话把胡适和朱征请到家里，杨步伟亲自下厨弄了四碗家常菜，掏出一张自己写的结婚证书，请胡适、朱征做了证婚人。为了合法化，还掏了四毛钱印花税。
杨步伟小的时候就非常“胆大妄为”，家里给她请了家教，家教老师讲，孔子曰：“割不正不食。”她就立马骂孔夫子浪费东西：“他只吃方块肉，那谁吃他剩下的零零碎碎的边边呢。”结果被爹娘骂她对圣人不恭。她还捉弄老师：“赵钱孙李，先生没米；周吴郑王，先生没床；冯陈褚卫，先生没被；蒋沈韩杨，先生没娘。”
赵元任很好客，家里总是客人很多，不得不专门请个厨师来做饭。后来，他的夫人杨步伟与几位教授夫人商议，要在清华园那儿开一个饭店。开张时，光前来帮忙的熟人就有二百多号，把饭菜吃了个精光，又不好意思收钱。于是两个月下来，四百大洋的本钱赔了个精光。赵元任十分感叹，吟了一首诗：“生意茂盛，本钱赔净。”
赵元任一生最大的快乐，就是到哪当地人都会认他做老乡。他能迅速学会那个地方的方言，曾经表演过口技版的“全国旅行”：他用方言从北京“走”到河北、山西、陕西，再从河南到了两湖、四川、云贵，再绕到两广，过江西、福建、江浙、安徽，由山东到东三省，用各地的方言给大家来了一段一个多小时的方言串烧，大家都佩服得要死。
赵元任很能模仿，每到一个地方，他都用当地的方言跟别人讲话。1920年，他陪同英国哲学家到中国巡回演讲，他做翻译，他在途中跟长沙人学习长沙话，等到了长沙，就能说一口标准的长沙话了，演讲结束后，竟然有人跑过来和他攀老乡。二战后他去法国，在巴黎车站，跟行李员讲巴黎土语，对方以为他是土生土长的巴黎人，跟他说：“你回来了啊，现在可不如从前，巴黎穷了。”
王国维无论什么时候都板着个脸，跟个阎王似的，很多人见了都很害怕。赵元任的老婆也很害怕他，本来她嗓门很大，见了王国维连蚊子哼哼都不敢。等到了王国维五十岁生日，赵元任的太太愣是不愿意跟王国维一桌，跟要她的命似的。
蔡元培在德国留学的五年很煎熬。那时由于勤工俭学，蔡元培得干三份工作。他给当时在德国学习的唐绍仪的侄子当家教，一个月有100马克报酬；还在驻德使馆中兼职，可获30两银子；他还为商务印书馆编译教科书和学术著作，每个月有100元收入，所以每当老蔡领工资的时候，别人以为他是银行跑业务的，其实他只是兑换工资的。
1907年，蔡元培和几位同盟会会员流落法国。都是一群生活拮据的穷酸学生，就把省下来的钱准备搞一个豆腐店。而且蔡元培有一个当过豆腐店伙计的老乡，就让他来当技术顾问，于是豆腐店就在巴黎开张了。他们卖豆腐也卖豆汁、豆皮、豆腐干等豆类食品，一时间非常火爆，赚了一大笔钱。除了补贴生活，都用在革命事业上。
蔡元培是个开放性的教师：“我们教学，就是要引起学生的读书兴趣，做教师的不可一字一句或一字一字地讲给学生听，最好使学生自己去研究，教师不用那么苦教，等到学生不会了再起来教学”；“教育者，养成人格之事业也。所以说学生翘课、迟到、早退，是他们的人格问题，不是老师的监督问题。”学生很欢迎。
辛亥革命后蔡元培作为迎袁专使去北京让袁世凯来南京就职大总统，见了面袁世凯很是客气。接下来袁世凯开始演戏，说自己愿意南迁，很想脱离这个“旧虫窠”，又指使部下兵变，部下喊着口号是“袁世凯要自己去南京做总统，不要我们了！我们还是各人抢一点，回老家去！”老袁一摊手：“这个，我不能走啊，走了还不……”于是老蔡等人又上了一回当。
蔡元培虽然一生主要从事教育方面的比较呆板的工作，有时却也很幽默。1927年，广东革命政府北伐军何应钦部攻克了福建，浙江人民派出蔡元培、马叙伦等作为代表前去迎接。在何应钦举办的宴会上，介绍俄国顾问蔡列班诺夫和代表见面。当这位外国顾问把中国式名片：“蔡列班诺夫”送上来后，蔡元培说道：“原来是本家。”
北京大学在蔡元培做校长以前，开校务会议，一般都是用英语。好多中国教授都听不懂，也得跟聋子一样坐在那里，煎熬得要死。蔡元培当了校长，建议改用中文。外国教授就不干了，说：“我们听不懂中国话。”蔡元培说：“假如我在你们国家教书，是不是我是中国人，开会时你们就说中国话！”外国教授没了话说。
蔡元培一生不喜欢坐轿，因为他觉得很不人道。他说：“坐轿好几个人抬一个人多不经济，人力车虽然经济，但你忍心看人家累得满头大汗吗？马车也不行，因为马还要一直跑，多累。”所以他能坐船时就坐船，有公车就坐公车。有人曾问他：“你觉得怎样出行最合适？”蔡元培说：“唯有脚踏车和摩托车最文明。”
蔡元培因为办学太多，名气太大而演出了一场闹剧。当时北京的孔德学校和隔壁的一所大学打起了官司，原因是因为地界纠纷。双方一阵口腔舌战，骂了个脸红脖子粗也没分出胜负，就去到法院告了状。当双方对簿公堂时发现，原告是“XX大学校长蔡元培”，被告是“孔德学校校长蔡元培”，法官也很郁闷。
北大爆发讲义风潮，学生们集合示威。瘦弱矮小的蔡元培跑到示威的学生前面，举着自己番茄大的拳头喊道：“你们都是一群懦夫！有胆的就出来和我决斗！你们谁要是敢碰一下教员，我就揍扁他！”后来蔡元培跟别人说起这件事，说道：“我是一个猛男吧？”朋友说：“哎，臭美，是你长得太瘦弱了，别人不舍得欺负你。”
梁思成是中国最杰出的建筑学家之一，清华大学建筑系的创办人。他和妻子林徽因总是在一起工作，合作写书。梁思成在自己的代表作《图像中国建筑史》中说：“我要感谢我的妻子、同事和旧日的同窗林徽因，没有她的合作与启迪，无论本书的撰写，还是我对中国建筑的任何一项研究工作，都是不可能的。”
有一次，梁思成在一个地方作学术报告，拿自己的假牙现身说法：“我是个‘无齿之徒’，牙齿都没有了，后来在美国装上这副假牙，因为上了年纪，所以不是纯白色的，略带点黄，因此看不出是假牙，这就叫做‘整旧如旧’。所以说，我们修理古建筑也要这样才能焕然一新。”
林徽因文采很好，梁思成的文章大都经过她的修改。林徽因经常在梁思成的初稿上改得密密麻麻，然后再让梁思成去抄写。林徽因去世以后，梁先生的文章就平淡多了。金岳霖说：“照一般人的说法，都是‘老婆是别人的好，文章是自己的好’，但这个说法不适用于梁思成，在梁这里，‘老婆是自己的好，文章是太太的好’。”
林徽因和梁思成这对夫妇什么都说，连秘密也说。有一次林徽因直接跟梁思成说她又喜欢上了另一个叫金岳霖的男人，不知道该怎么办。梁思成听了肯定是心情不咋地，失眠了一夜熬了个熊猫眼。他对林徽因说：“你自己选吧，选他的话，我祝福你。”金岳霖被梁思成感动了，决定弃权，退出了三角恋。
林徽因长得很俊，人又很有才，追求她的人很多。一次，林徽因闲着没事干，看到了眼前追求自己的这些人，就跟他们打赌，谁要是能把城内刚上市的橘子买给他，谁就对她最真心。梁思成一听就骑着摩托车飞一般地去买橘子，结果在东安市场外跟章宗祥的汽车撞了，差点没了小命，因祸得福，追上了林徽因。
林徽因是当时的大众情人，许多人都想和她结识。林徽因和梁思成结婚后，梁思成不喜欢做家务。林徽因在给别人写的信中说：“让思成做家务，刷个碗也能刷七八个小时。各种杂事他都不管，就跟火车站一样，那么多车开来，我是站长，累死都喘不过气来，他却当火车站，跟没事的人一样，杵那就行了。”
林徽因喜欢在夜里，穿着白绸睡袍，面对院里面的一池荷花，在风中轻飘飘地吟诗。等完事了，就对着梁思成说：“你看我漂亮不？美不？青春靓丽不？娇艳动人不……”梁思成抬起头看了看，又低下了头。林徽因又说了：“我要是个男的，看一眼就会晕倒。”在一旁的梁思成赶紧作出呕吐的症状，小两口就追着打了起来。
1915年，徐志摩高中毕业，考进了上海的一个神学院。十月份的时候，他家里给他包办了一个媳妇，是上海宝山县的大款张润之家的女儿张幼仪。徐志摩第一次看到张幼仪的照片，嘴角往上一撇，嫌弃地说：“乡下土包子！”但老爸老妈的话不能不听，还是得乖乖结婚。凭着媳妇家的财力支持，得以出国留学。
徐志摩是挖墙角把陆小曼挖过来的。徐志摩跟陆小曼的第一任丈夫王赓关系不错，可惜王庚是西点军校的留学生，每天很忙，结果让徐志摩钻了空子，和陆小曼走到了一起。徐志摩常对学生说：“教授我唯一的安慰就是下课后能够抱着老婆大亲一口啊！”
徐志摩虽然为了跟陆小曼结婚，跟张幼仪离了婚，但张家却一直把徐志摩当成一个好女婿。1926年10月，徐志摩和陆小曼在北京结婚时，张嘉铸不顾姐姐的感情接受得了接受不了，欢欢喜喜地盛装参加了徐志摩的婚礼。而张君劢也反对妹妹张幼仪再嫁，害怕给张家丢脸，声称“女人只能嫁一次”。
徐志摩为了追求陆小曼，要跟张幼仪离婚，张的哥哥张君劢丝毫不顾及妹妹的感受，感叹地说：“张家失徐志摩之痛，如丧考妣！”等到徐志摩跟陆小曼结婚，张幼仪的八弟又屁颠屁颠地跑去送祝福。后来张幼仪去世的时候，她的遗嘱上说：“追悼会上不要放哀乐，请念几首徐志摩的诗就行了。”
徐志摩飞机失事前一夜，已经买好了机票，但夜里还跟别人喝酒，喝到了很晚。他对侍者说：“明天早上不用叫我了，我要睡懒觉。”侍者说：“会耽误坐飞机的。”徐说：“没事，真不行，后天走。睡觉重要！”但徐志摩后来又叫来侍者，说：“回上海也行，那你明天早上就喊我起床吧。”结果与幸运女神擦肩而过了。
徐志摩夜里睡不着觉想出去看看，就跑到梁实秋的家想吓他一跳，结果猛一开门看到两个不认识的男女从单人沙发上吓得蹦了起来！惊魂未定的徐志摩就从后门跑到另一个单身朋友家中，结果偷偷开了灯一看床上睡着两个人！他大叫着跑了回来。曹聚仁就调侃他说：“小子，夜里可是很复杂的啊！”徐志摩唉了一声，从此乖乖地不敢再出去。
徐志摩不仅有写《再别康桥》的柔情爱意，还有陪哥们一起蹲监狱的江湖义气。徐志摩和蒋百里关系很铁，曾经共同组织新月社。在徐志摩潦倒的时候，蒋百里曾经卖了房子资助他。1930年蒋百里受牵连进了监狱，徐志摩一听自己的哥们进了监狱，自己扛上了铺盖卷也到南京陪蒋百里蹲监狱。一时间，全国轰动，陪蒋百里蹲监狱成为一种时尚。
一些人认为周作人是汉奸，一些人则不这么认为。周作人对日本很是熟悉，跟日本很有关系。他对日本的文化很了解，曾经有日本人到北大讲中日文化合作。周作人跟日本人说：“谈到中日文化合作，我怎么没有看到你们日本人的文化，我倒看见了你们武化。你们都是带着枪炮来的，哪里还有什么文化，说武化还差不多！”
周作人跟日本人关系很深，可以做挡箭牌。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北京大学迁为西南联大，校长蒋梦麟委托他：“你不要走，你跟日本人关系比较深，不走，可以保存这个学校的一些图书和设备。”郭沫若也让周作人到南边来，说：“日本人信仰周作人的比较多，他来了，用不着说话，就是对日本人的一服‘镇静剂’。”
张大千曾经当过土匪，只不过是被逼的。有一次张大千不幸被土匪绑了，张大千奉山大王的命令给家里写信说自己被绑了“肥猪”，结果字写得太好，土匪头子决定留他在山上当“压寨军师”。张大千虽然落草为寇，但强扭的瓜不甜，100天后张大千还是给跑了。从此之后张大千一看到肥猪，就想到了自己，虽然这不是他自愿的。
张大千最开始并不出名，但是李梅庵非常看好他。有一天，著名画家黄宾虹去李梅庵家做客，看到桌子上有一幅石涛的真迹，是花五百买回来的。第二天，他也买到了一幅，而且只花了一百块，并且感觉比李梅庵家里的还要好。他就去李梅庵家显摆，正巧张大千也在，张大千忍俊不禁，说：“这是我仿的。”
张大千不会外语，也敢跑到各国去旅游。他在国外不认识路，迷路是家常便饭，时间长了，他就想出了一个馊点子。他找人给他写了个洋文牌牌，挂在身上，上面写道：“我是张大千，中国画家。现住某地某街某号。不会外语，迷路了，请好心人送我回家，不胜感激。”这招屡试不爽，后来李宗仁到美国，却不敢用这一招。
齐白石喜欢画白菜，也画得很好。齐白石把白菜推许为菜中之王，画出的白菜新鲜水灵、生机盎然。齐白石常自称自己“通身蔬笋气”，有位画家私下里学齐白石，也画白菜，可画得总不像，他最后忍不住去问齐白石，画白菜有什么诀窍？齐白石哈哈一笑：“你通身无一点蔬笋气，怎么能画得和我一样呢？”
齐白石作画明码标价，不论交情。有一次，有人让他画虾，齐白石画完了，那人觉得这画画跟买菜是一样一样的，要求多添一只。齐白石很不高兴，但还是拿了笔，在画上给他添了只虾。那人看画，发现这只虾画得像是走了样，毫无生气，有点奇怪。齐白石说：“你这只虾，是不在价钱以内的，所以替你画了只死虾，免费赠送。”
作家老舍去拜访齐白石，让他帮忙给画一幅画，题目是“蛙声十里出山泉”，想考考他。停了几个月，齐白石画成了，老舍赶紧打开看看，看后直喊：“绝了！绝了！”赞叹不已。原来齐白石并没有画那些青蛙鼓鸣，而是画山涧乱石中泻出一片急流，有几只蝌蚪在戏水，高处是几笔远山。青蛙没见到，但却能隐隐感受那远处的蛙声。
老舍喜欢给齐白石出难题，有一次他念了一句苏曼殊的诗：“芭蕉叶卷抱秋花”让齐白石照着画。秋天的芭蕉刚开花的时候叶子是卷曲的，长到一定的程度才散开。这点小事难不倒齐白石。但齐白石在落笔时突然问老舍的夫人：“我忘记了芭蕉卷曲的叶子是向右旋还是向左旋。”老舍夫人被难倒了，只得派人去打听。
国民党上海浙沪警备司令宣铁吾生日，搞得很是铺张浪费。还附庸风雅派人再三去请齐白石赴宴，齐白石很勉强。席间，宣铁吾硬要齐白石现场绘画。齐白石画了一只斗大的螃蟹，人们赞不绝口，宣铁吾也非常得意。齐白石又提笔在右上方题了几个大字“横行到几时”，接着又写了“铁吾将军”几个字，落了款盖了印……
1937年，日军侵占北平。齐白石辞职在家，不愿为敌伪政权服务。日本人不甘心，经常派人借口买画，劝齐白石加入日本国籍。齐白石愤怒地说：“我是中国人，不去日本，你们要齐白石，可以把齐白石的脑袋拿去！”齐白石把门上的告示换成了：“停止见客。”但他觉得对特务的警告作用不够大，干脆换成了：“白石已死。”
新凤霞、吴祖光结婚之后，邀请赴宴的人中也有九十多岁的齐白石。等大家都坐好了，齐白石老人一直盯着人家新娘看，看傻了。大家都在笑他，他也不知道。终于齐白石的护士推了推他，低声说：“您总看着人家做什么？”齐白石说：“我就要看！”护士说：“老看老看，不顾别人，不大好。”齐白石却说：“她生得好看，我就爱看！”
章伯钧与徐悲鸿很久以前就认识了，一般不能跟画家要画，得画家赠你。有一天，章伯钧去徐悲鸿家做客，徐悲鸿对章伯钧说：“我送你一匹马吧。”章伯钧知道徐悲鸿画了好多女人的裸体艺术画，就说：“把你画的女人送给我吧！”徐说：“那些画，不是用来送人的。”章伯钧说：“那是用来干什么的？”徐悲鸿笑而不答。
徐悲鸿一生崇拜任伯年，把自己比作“任伯年第二”。因为任伯年死的那一天，徐悲鸿正好出生。徐悲鸿非常喜欢收藏任伯年的画，但徐悲鸿很穷，又不舍得卖画去买，见到任伯年的画，就拿自己的画来换。最开始的时候，他三四张画才能换一张任伯年的话，到了40年代的时候，就是一比一的比例了。
1905年，梁启超的大弟子罗孝高在日本办《新民丛报》，但稿源匮乏，就跟马君武说有一个广东美女给报社写稿，很不错。马君武连忙问：“你认识吗？”罗孝高说：“是我表妹，不久就会来日本留学，你要是能多写写稿子过来，我就介绍给你认识。”随后又编了两首“女孩写的诗”寄给马君武，从此，马君武为《新民丛报》笔耕不辍。
《逸史》月刊派林半觉向马君武组稿，因为他懂得马的脾气，会摸马的顺毛，马高兴了，才会答应。马君武果然答应了，让他第三天清早取稿。林半觉知道马君武很守时，到了时间，林半觉赶快去，可还是误了，最后惊险地拿到了写着“半觉迟到，稿子不交”的稿子，同事戏说：“半觉呀，你一向会摸马的顺毛，这次差点摸倒了！”
史量才请黎烈文做《申报》副刊《自由谈》革新时期的主编。黎烈文邀请了鲁迅、茅盾、巴金等进步作家操笔，形成了文化界的一大堡垒。国民党上海头目吴醒亚等写信给史量才，让他把黎烈文换了，史量才摇头。吴醒亚等又来家里闹腾，史量才直接地说：“谢谢你们的意见，但我想你们总不能逼着把《自由谈》变作《不自由谈》吧。”
1911年10月15日，由胡石庵一个人担任记者加编辑加老板的《大汉报》新鲜出炉，刊登了以“中华民国军政府”名义讨伐清政府的檄文，并列举清朝的种种罪行。当时革命党人郑江灏问：“这是军政府送过来的吗？”胡说：“非也，是我原创的！”郑说：“竟敢用军政府名义！胡扯！”胡答道：“我姓胡，当然是胡扯了。不扯怎么安军心，丧敌胆。”两人相视而笑。
胡石庵的《大汉报》里面全都是重磅新闻，什么巡防营独立了啊，什么专电了啊，全是他一个人编的。结果读者信以为真，3万份报纸全部卖光。不仅如此，第二天胡石庵又化身“孙文”写了一个《告全国同胞书》，结果远在伦敦的孙中山竟然真的收到了祝贺，孙中山也只能感叹不已。
鲁迅说，中国出产“猛人”。邵飘萍曾经评点当时的“猛人”张作霖，不但把张作霖犯的罪都列成了一张表，而且鼓励张学良把他爹顶下去，“马贼”张作霖打来了30万元，让他闭嘴。邵飘萍没要，继续在报上揭露张作霖。他曾和家人说：“张作霖出30万元买我，这种钱我不要，枪毙我也不要！”他不幸言中。
1926年，两个敢说话的人都牺牲了。《京报》的社长邵飘萍和《新社会报》的老董林白水，因为太敢说真话，被奉系军阀杀掉了。邵飘萍是4月26号那天被杀的，而林白水是那年8月6日死的，两个苦命的人正好相差了100天，于是有人评论说“萍水相逢百日间”，把两个人的名字巧妙结合，一时成为隽语。
其实萍水相逢还有一个含义。当时《京报》的社长邵飘萍和《新社会报》的社长林白水都因骂过张作霖而被奉军杀害，两人最终在下面见了面。等后来奉系垮台了，北平文化界给两人开追悼会。会上有副挽联：一样飘萍身世；千秋白水文章。横批：萍水相逢。双方家人看见后，哭得更厉害了。
梅兰芳很出名，有一天，“亲日大使”禇民谊突然来造访，要梅兰芳去南京等地巡回演出，庆祝“大东亚战争胜利”一周年。梅兰芳说：“我已经胡须一大把了，嗓子也不好。”禇民谊还是不肯罢休，梅兰芳就讥讽道：“我听说您大花脸一向唱得不错，我想您去更合适！”禇民谊自讨没趣，气呼呼地走了。
梅兰芳去美国巡回演出，一位美国老太太很是痴迷。这位老太太无论刮风下雨，打雷闪电，每场都到，这么执着的精神使得她能跟偶像近距离接触，见到了梅兰芳。看着自己的偶像站在自己面前，美国老太太很是激动，拉着梅兰芳的手说：“这是多么好看的一只手啊！为什么演出的时候要用布遮起来呢？”
陈寅恪在欧洲留学，当时傅斯年、罗家伦、金岳霖、宗白华等欧洲的留学生很多。有一天晚上，陈寅恪走进柏林一家华侨开的饭馆，无意中和周恩来、曹谷冰等几人相遇，打过招呼，在一个桌上吃饭。一会由于政见不同，吵架了。周恩来很善于辩论，曹谷冰等人都说不过他，狗急跳墙，放下面包，抡拳便打，顺便把陈寅恪也抡了几拳。
1932年夏，陈寅恪应邀拟写清华大学入学考试试题，陈寅恪深受当时教育制度的摧残，于是一改往常，来了点开放点的对子，其中有一道是“孙行者”。结果学生对的让他看了差点喷血，有人把“孙行者”的后联对为，“猪八戒”甚至还有“唐三藏”、“牛魔王”、“沙和尚”的，可见当时的考试制度残害了很多祖国未来的花朵。
抗战期间，日本疯狂进攻中国，派出飞机狂轰滥炸。当时陈寅恪在昆明西南联大教书，经常要躲避日本空袭。有一天陈寅恪又“跑警报”，他看到在离郊区不远的地方，有个人挖了一个坑，上面盖上一块很厚的木板，飞机来了就躲进坑里面躲避。陈寅恪来了灵感，回去做了一副对联：“见机而作，入土为安。”
陈寅恪做事很有原则。1946年，陈寅恪从欧洲回到了清华。但此时陈寅恪已经双目失明了，身心都很疲惫，历史系主任雷海宗劝他休养几天。陈寅恪不仅没有休息还要多开一门中文系的课。雷海宗的助手劝他：“一门课都很辛苦，就别开了吧。”陈寅恪说：“当一天和尚还撞一天钟呢。你拿国家的工资，怎么能不干活？”
金岳霖喜欢推理，根据逻辑办事。他总是拿着字眼劈开来看，耐心地拿在手里钻研。十几岁的时候，看到了一句话“金钱如粪土，朋友值千金”。这句话是中国的俗语，小孩子也知道。他就仔细研究这句话的含义，他觉得既然“朋友值千金”而“金钱又如粪土”，那就可以据此得出结论：“朋友如粪土……”
金岳霖是湖南人。自从出了曾国藩以后，湖南人的雄心壮志就膨胀了起来，有了“战斗天地”的尚武精神。但金岳霖却没有这份“舍我其谁”的霸气，他曾经发表了一篇文章说：“我开理发店挣的钱比交通部秘书挣得钱还多，所以与其去当官，还不如开个剃头的铺子，与其每天当秘书给部长拍马屁，还不如在水果摊上唱歌。”
金岳霖有个习惯：利用每星期三天不上课的时间，埋头读书，概不见客。这种情况下在乱世怎么行得通，1938年9月28日，日本飞机突袭云南，金岳霖正在书斋里一心啃书，连防空警报也没听见。几枚炸弹把老金住的地方前后炸烂了，幸好他住的地方没事。金岳霖跑了出来，看见这副惨状，傻乎乎地问：“怎么回事？”
金岳霖是一个灵活的老师，鼓励自己的学生创新思维，发表自己的见解。有一次，举行一个逻辑研讨会，有人提到了当时享有盛名的哥德尔的一本书很不错，金岳霖准备买来看看，结果他的学生沈有鼎对金老师说：“老实说，老师你看不懂的。”金岳霖听了，先是哦哦了两声，然后说：“那就算了。”
殷海光问金岳霖熊十力怎么样，金岳霖想了一会，说：“熊先生可以算是对佛学研究最深的一个人。”殷海光说：“我怎么听说他喜欢打人，有时还骂人呢。我就亲眼看见他不仅打了梁漱溟三拳，还骂他是一个大笨蛋！”金岳霖说：“呃，这个，人总是有情绪的动物吧，是个人就要打人……啊！”原来殷海光突然给了他一拳。
金岳霖和梁思成住前后院，他制作了一副对联恭维梁氏夫妇：“梁上君子，林下美人。”梁思成名字中有“梁”字，林徽因名字中有“林”字，而且梁思成是建筑学家，用“梁上君子”作比十分贴切，梁也十分高兴。林徽因却说：“真讨厌，什么美人不美人，好像一个女人没有什么事可做似的，我还有很多事要做呢！”
金岳霖非常喜欢研究逻辑，主讲逻辑学。有学生问他：“你为什么要搞这么枯燥的玩意？”金教授回答说：“好玩。”他在西南联大开了一门“符号逻辑”课，因为跟天书差不多，所以听的人很少，唯独有一个叫王浩的学生很能听得懂其中的奥妙。于是金教授总是在场子无比冷清的情况下，找王浩一问一答，课堂就变成了两人的天书对话。
金岳霖喜欢喝牛奶，以小奶牛为偶像。不管春夏秋冬都订一样多，冬天订那么多可以放着喝，但到了夏天就喝不了那么多，于是就求邻居来喝。邻居受不了了，就告诉他可以冬天多订点，夏天少订点，牛奶是能喝多少订多少的。金岳霖听后，茅塞顿开，夸邻居说：“你真聪明！”邻居哭笑不得：“是你笨蛋好不好。”
金岳霖这个人特别懒，有一天校长外出了，委托金岳霖的同事陈岱孙代理校事。金岳霖准备上厕所，一摸屁股兜里没有纸，没有去找，而是给办公室对面坐着的陈岱孙写了一个小纸条：“伏以台端坐镇，校长无此顾之忧，留守得人，同事感追随之便。兹有求者，我没有黄草纸了，请赐一张，交由刘顺带到厕所，鄙人到那里坐殿去也。”
金岳霖爱了林徽因一生，终身未娶。五十年代后期，林徽因已经去世，梁思成也已经另娶了他的学生林洙。金岳霖有一天突然把老朋友都请到北京饭店，没讲任何理由，让收到通知的老朋友都纳闷。饭吃到一半时，金岳霖站起来说：“今天是徽因的生日。”闻听此言，有些老朋友望着这位终身不娶的老先生，偷偷地掉了眼泪。
大家让金岳霖去劝他的好友吴宓，因为吴宓不仅是个诗人，而且是一个痴情的猛男，喜欢人家毛彦文也就算了，还把这事发表到报纸上，以为这是征婚啊。金岳霖见了吴宓，说道：“你诗不好也就算了，还把情诗这么隐私的事发表在报纸上。你看我们天天上厕所，也没有发表在报纸上……”吴宓一时找不出话来回击。
在西南联大的时候，一次吴宓在讲《中西诗比较》课，一条大狗竟偷偷溜进教室蹲坐在角落里。吴宓写完转过身来，发现竟有一只狗也在听他讲课，急忙走下讲台，对大狗说：“目前我尚不能使顽石点头，不是你该来的时候，你还是先出去吧！”说完挥一挥手，大狗似乎听懂了吴先生的话，立刻低头垂尾悄悄走出去了。
吴宓性子很直，不愿意占别人便宜。1944年，吴宓坐火车买了一个三等车厢的站票。正在过道里辛苦地站着，见到了自己的妹夫。妹夫用免费乘车证给他找了一个二等车厢的座，但吴宓不知道。一会列车员查票，说：“三等的车票，谁让你坐二等车厢的！”妹夫拿出免费乘车证，给查票员看，查票员同意了，但吴宓很生气，去站着去了。
1947年，吴宓到西安讲学，吸引了一大群粉丝。有一天，一群政客也来附庸风雅，让吴宓给他们讲一下《红楼梦》。本来吴宓是不准的，可是那一群人搬出吴宓的老爹来通融一下，吴宓没有办法，便一顿胡侃。等那群人走了，他老爸问他为什么没讲正经的，吴宓回答说：“一群榆木疙瘩，你让我对牛弹琴吗？”
熊十力曾经自称“熊十力菩萨”，他本名叫熊继智，却在自己的书上署上“黄冈熊十力造”，引起异议，因为在印度只有被尊为菩萨才可以用这说法，由此可见，熊十力是多么的狂傲。小的时候，熊十力便口出狂言：“举头天外望，无我这般人。”他的父亲嘴巴都张到了地上，他哥哥喃喃地说：“确实没见过这么捣蛋的。”
熊十力总是能作出一些惊人的举动，形象地解释了行为艺术的含义。有一次，郭沫若来看他，给他带来一只老母鸡，然后一起痛骂蒋介石，让熊十力十分高兴。后来蒋介石做了委员长，熊十力依然以臭骂蒋介石为乐，有时甚至看到哪个报纸上有蒋介石，就把报纸撕下来塞到自己裤裆里。
熊十力跟着梁漱溟混过一段时间，那时两个人都没有固定工作，十几个人挤在一个大通铺里生活。因为生活拮据，大家都跟着梁漱溟吃素，可熊十力是那种没肉就活不下去的人，就每天问“炊事员”薄蓬山：“给我买了几斤肉？”薄回道：“半斤。”熊十力一看这么少就开骂了，过了两三天，又问，对方回答说：“八两。”熊十力说：“这还差不多！”当时半斤等于八两……
熊十力这个人很横。有一次，他和梁漱溟因为学问上的问题发生了分歧，就吵了起来。这个湖北佬伶牙俐齿，梁漱溟是北方人，木讷寡言，当然吵不过他了。吵得没话说了，梁漱溟扭头就走。熊十力还不解气：“想走？！”说着一下扑过去，往梁背上就捣了三拳，还大骂：“笨蛋！笨蛋！”据说“骂声绕梁半日不绝”。
熊十力虽然是个哲学家，但他也很有革命家的天分。他早年就跟宋教仁、黄兴等人经常来往。曾经有人说武汉不适合发动革命，熊十力说：“怎么会！武昌是南北枢纽，又在长江下游，能够影响天下的安危，最重要的是这里有张彪等庸才管理军队，如果能够策反了军队，那革命可就指日可待了。”
一次李耀先去拜访老师熊十力，老师留他在家吃饭。熊十力给李耀先碗里弄了十个汤圆，李耀先憋着劲吃了九个，还剩下一个。李耀先为了礼貌，又要把最后一个给吃掉，可惜吃了一半实在是吃不下去了。熊十力看到了，大吼一声：“你连这都吃不了，还做啥学问？！”李耀先被吓了一跳，顿时感觉肚子大了很多，吃掉了最后半个。
林纾曾经在北大任教，这个书呆子有时也会很调皮。有一天，他看到底下的学生听自己讲课都快睡着了，就给大家讲故事，说：“从前有一个花和尚，在一座桥上看见一个美女扭着屁股走了过来。”底下的学生来了兴致，都不睡觉了，问：“那后来呢？”林纾说：“后来，一个向东，一个向西，走了。”
林纾很讲情义，有义气。曾经有一个朋友跟他借钱，他就把自己卖画的四百个大洋全部给了朋友，朋友还坚持写了个欠条。结果没几天，朋友生病死了，林纾去祭奠，在朋友灵前把欠条给烧了。他写道：要是哥俩都活着，还不还都一样，现在朋友死了，自己如果也死了，有欠条就会产生经济纠纷，所以不如烧掉好。
林纾小的时候就狂妄不羁，常常腰里挂个破剑，满身酒气，在街头高歌短吟，看到别人指指点点就说：“凡夫俗子，懂啥？这叫艺术！”一次他和朋友在福州名刹涌泉寺旅游时，游兴大发，毫无顾忌地大口吃牛肉，大口喝酒。寺内的僧人见了，实在是拿他们没有办法，只好闭目合十，连呼：“阿弥陀佛，善哉，善哉。”
林纾的翻译事业，有很大的运气成份在里面。1897年，林纾的妻子过世了，他沉浸在哀悼亡妻的悲痛中，他的朋友怕他在家闷坏了，就把他叫出去游玩。途中谈到小仲马的《茶花女》写得跌宕起伏，就是中国人大多英语盲，于是怂恿他做翻译，禁不住朋友的劝说，他决定以此来消遣了，最后书编出来，竟然一炮走红了。
林纾身为文坛界的泰斗，很多人都来求见，他们想借助林纾的威望为自己装门面。袁世凯掌权之后，对他更是威逼利诱，欲笼络他，林纾却誓死不从，并写一首诗明志，意思是道不同不相为谋。袁世凯见金银财宝无法让老爷子动心，于是就出友情牌，老爷子不但不领情，还痛骂袁世凯。袁世凯无奈只好作罢。
林纾出名之后，引来了不少美女的爱慕，其中有个叫谢蝶仙的妓女，对他更是垂涎三尺。她倾慕林纾的才华，更是了解到他妻子亡故，正处于感情的“真空期”，于是便向林纾展开了猛烈的爱情攻势，准备用自己的柔情感化这个才子。但是林纾顾忌很多，面对谢美女的倒贴攻势，总是冷冷拒绝，最后谢蝶仙一气之下嫁给了一个富商。
段祺瑞想请林纾出山担任新内阁总理顾问，林纾对这些小人的心思当然是心知肚明，于是当着段祺瑞的面诵了一首诗，委婉地告诉段祺瑞，自己不吃这一套。段祺瑞自然是不甘心的，还想再威逼利诱一番，不等段祺瑞开口，林纾便又给段祺瑞量身定做了一首诗，讽刺他，段祺瑞自讨没趣，只好灰溜溜地走了。
邵洵美是个小白脸，皮肤长得比女人还要女人。邵洵美每天出门前还要化妆，扑点粉什么的，要不皮肤太白了出去人家自杀了怎么办。结果有丈夫的美国女作家项美丽一来到中国，就被邵洵美迷住了。觉得不扑粉的男人不叫男人，又扑粉又抽大烟的男人就是极品。很明显邵洵美就是这个极品。
项美丽被邵洵美迷了魂，不仅和邵洵美同居了，回到美国还写了一本叫做《我的中国丈夫》的书，完全不顾自己身边美国丈夫的感受，终于知道中国的丈夫才是真正的大丈夫这个真理。抗战后邵洵美到美国去找项美丽，项美丽直接把美国丈夫撵了出去，好伺候她的中国丈夫，很好地诠释了什么才叫男人的魅力。
吕碧城是个都市金领，事业、才情、样貌、金钱，四样每一样都不缺，但却成了剩女。因为她眼光太高，偶尔看上了一个，还是“有妇之夫”。当时有朋友问她，她说：“梁启超早就结婚了，汪精卫又太年轻，汪荣宝也有老婆。”又有人问：“那袁世凯的二儿子袁克文呢？”吕说：“他要是不嫖妓，我还可以考虑。”那人说：“那没戏了。”
林语堂曾经评论人类社会发展，语言很精辟。有人问他：“当今欧美社会发达，是不是他们人种的问题？”林语堂摇摇头说：“非也，非也，他们就像一只屎壳郎，只不过是把人类社会各族人拉的屎，推到了一块，从而使自家的田地丰腴了起来而已。而中国人，能混过这上下五千年，总有我们更了不起的地方！”
民国初年，北漂的大学教授们经常领不到薪水。一次，几百个教授结伴去政府请愿，结果“秀才遇见兵”，连理都没让说，就挨了一顿打。法政大学校长王家驹被打得不知死活，李大钊也多处受伤，很多人脑袋上都被打了好几个馒头一样大的包。马叙伦流着鼻血说：“有本事你们去打日本人啊！”宪警说：“打得过还用你说！”
王树声曾经抢劫的时候很囧。王树声是一个知识分子，虽然参加了红军，可是经验不足。有一次队长要抢一点财物，好买枪支子弹，就派王树声和一个人去抢劫富豪。两个人都是知识分子，无从下手，王树声就决定去一个远房亲戚的地主家抢，刚进去，就被老太太认了出来，喊他的小名。王树声无地自容，很是尴尬。
华罗庚也曾是一个数学不及格的差生。华罗庚读初中时，一度功课并不好，有时数学还考不及格。一次，金坛中学的老师感叹学校“差生”多，没有“人才”时，王维克道：“不见得吧，依我看，华罗庚同学就是一个！”“华罗庚？”一位老师笑道：“你看看他那两个像蟹爬的字吧，他能算个‘人才’吗？”
华罗庚从16岁以后就开始自学了，五年后他在上海的《科学》杂志上发表了《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的理由》。清华大学的熊庆来教授看到了，十分震惊，他问办公室的人：“这个华罗庚是哪国的留学生？”旁边一个正好是华罗庚的老乡，说：“就是一个初中毕业的！”熊庆来更惊讶了：“应该让他到清华来！”
黄炎培是个理想主义者，主张随时随地教育人家。有一次，黄炎培看到一个警察在路边小便，就上去教育：“你们警察不是禁止别人随地小便吗？怎么自己在路上小便起来了？”警察直接给了黄炎培一记老拳：“警察还禁止别人打架呢！让你看看警察撒尿不过瘾，再让你亲自感受一下警察打人，长长见识吧！”
陶行知觉得让学生自己学的方式是最好的。有一次他到武汉大学演讲，拿着个口袋就上去了，大家都不知道他葫芦里装的什么药。只见陶行知从里面掏出一只鸡和一把米来，摁着鸡吃米，鸡死活不吃；放开不理它了，它就自己吃了起来。陶行知说：“教育就跟喂鸡是一样的，强迫学生没有用，他们自己学才是硬道理！”
吴文藻每天都忙着文学，对生活毫不关心。那时吴文藻跟冰心谈恋爱，吴文藻跟冰心要了一张相片，找了个相框夹起来放在了书桌上。冰心问他：“跟真的一样，你是不是每天都会看呢？”吴文藻露出大虎牙，笑着说：“那是肯定的了！”冰心趁吴文藻出门，偷偷换成了阮玲玉的照片，结果好几天过去了，吴文藻都没有发现……
杨骚惹下一身性病，源自于他那最扯淡的恋爱。诗人杨骚和白薇谈恋爱，不仅他名字里有“骚”字，而且他人也很“风骚”。他跟白薇说：“我要在新加坡嫖满100个小姐，那样我就真正懂得女人了，到那时候咱俩再结合，好不好？”白薇居然同意了。杨骚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完成“任务”，结果收获了一身性病。
1923年，吴国桢去普林斯顿大学攻读政治学博士学位，那年他才20岁。面试的时候，教务长看到稚气未脱的吴国桢说：“年轻人，你还没有成熟。”吴国桢虽然年轻，却很有才，回答道：“先生，根据年龄来判断一个人是否成熟，这本身就是一种不成熟。”教务长很惊讶，立即录取了吴国桢。
闻一多也曾经借迷信忽悠大家。1945年5月4日，昆明市的学生大游行，天忽然下起了雨来，一些学生就准备不去了。闻一多一看学生们都要走，就走到一个比较高的台子上，跟大家说：“武王伐纣时，天也下了很大的雨，那时都说是老天爷给我们洗兵器的‘天洗兵’，今天，我们也是‘天洗兵’。”学生情绪稳定了下来。
闻一多是个古怪的人，上课的方式也很古怪。一次，他在上课前，拿出烟盒给学生抽，学生们都笑笑没有人接。闻一多就自己给自己点了一支，弄得教室里云烟雾绕，差点就看不见人了。突然从烟雾里蹦出声音：“痛——饮——酒，熟——读——离——骚，方——得——真——名——士。”才开始上课。
闻一多在西南联大时，读书很用功，没什么事一般都不下楼。有一次，郑天挺去看他，他还是不下楼，郑天挺就说他：“你何妨一下楼呢？”闻一多觉得这个名字不错，就把自己住的地方叫做“何妨一下楼”，自己是“何妨一下楼主人”。停了几年，闻一多果然“何妨一下楼”，却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了。
王芸生是一个敢于说真话，不怕说真话的记者。他办的报纸《大公报》成了公正的代言词。他曾对那些做记者的后生们说：“要敢于说话，不怕杀头，就是被抓到刑场，揪住咱的小辫，咔嚓一声的时候，也不要出声。能咬紧牙关，敢于坚持自己的正义，行得正，顶得住，才是一个好汉子，好记者。”
汪曾祺是个奇人，是一代旷课达人。汪曾祺在西南联大上学，和一个历史系的同学住着上下铺，一年多了，两个人没见过面。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汪曾祺就不知道跑哪去了，等到白天人们都上课了，他又躺床上呼噜响得跟猪一样。后来毕业了，有人向系主任朱自清建议让汪曾祺留校任教，朱自清气愤地说：“他连我的课都不上，免谈！”
孙中山派卢信恭拜访商务印书馆，请印行《孙文学说》数卷。高梦旦认为孙中山虽退出南方政府，但还是被通缉的，所以不宜出版。张元济觉得是这么回事儿，于是婉言拒绝了。不久此书由亚东图书馆出版，相当流行，就是在北京的安福俱乐部也进行了翻印。张元济专门写信进行了解释，但孙中山还是很生气。
洪深出生于官宦人家，家庭条件相当好。但他特别喜欢戏剧，1919年他考入了哈佛大学戏剧训练班，成为中国第一个专习戏剧的留学生。后来他从国外留学回来，见到了自己的祖母，祖母高兴地问他：“你这些年都在国外学了些什么呢？”洪深自豪地说：“学做戏！”祖母很失望，唠叨着说：“大好男儿，学戏子干什么呀？”
民国的女生选对象都很专业。北京女大学生中有“北大老，师大穷，清华、燕京能通融”的说法。之所以说北大老，是因为考取北大的都是好几年才能考进去，一般都是比较大的；师范大学一般都是从农村里去的学生，所以比较穷；清华、燕京两个大学，一般都是富家子弟，以后是要出国留学的。女生择偶的标准一般都是喜欢有钱的。
罗素曾经说过一句经典的话：“中国人最显著的特点之一就是具有获得外国人喜爱的本领。几乎所有的欧洲人都喜欢中国人，不论那些是来旅游的还是在中国生活了很多年的。尽管有英日同盟，但我无法回忆出一个在远东的英国人会像喜欢中国人那样喜欢日本人。”
大丈夫死得其所。日本政府颁发了《取缔清国留学生规则》，陈天华以死来激励国人“共讲爱国”，蹈海自杀了。消息登报后北京一个不识字的黄姓市民，在骡马市场上听到别人说起这件事，不禁泪如雨下，马上买了一份报纸，拿回去给同伴看。一个不愿意罢课的留日学生，被群情激奋的留学同胞们乱刀砍死，轻于鸿毛。
散文家丽尼很穷，结婚以后，妻子不巧怀孕了，如果生下来家里也养不起。实在是没有办法了，丽尼只好买了一大包奎宁，想把小孩打下来。没想到妻子吃了奎宁以后，肚子里很是绞痛，丽尼被吓得不知道该怎么办。妻子说：“快拿笔来，我写遗嘱，不是你毒死我的！”丽尼说：“说这话干什么，找大夫要紧！”
吴汝纶曾经去日本考察教育。到了签订《马关条约》的马关春帆楼上，吴汝纶看到了当时清政府代表跟日本谈判的现场。他大致地看了一遍，很明显地看到了李鸿章当年谈判时坐的凳子都要比日本人矮半截，心里很是酸痛。陪同他去的日本朋友要他留下墨宝。吴汝纶大笔一挥，奋力地写下了“伤心之地”四个大字。
商震喜欢夸耀自己。早年的时候，他经常对别人说：“我妻子的英文笔记本有三尺多厚呢！”后来他参加完开罗会议回国后，更猖狂了：“我那本英文字典真是完善，王正廷想查生词都得来找我啊！”旁边的一个人听见了，说了句：“是啊，等哪天我家没柴烧了你就把字典抱过来，我还能做熟一顿饭呢。”大家哈哈大笑。
抗战期间，文人们都跑到了相对安全的重庆。一天，曹立庵陪着柳亚子和郭沫若闲着没事出来闲逛，找了一个小摊坐下来小喝一会。酒醉了话就唠叨了，柳亚子说郭沫若：“想不到才子也能革命啊！”郭沫若回道：“更想不到的是柳诗人也是个英雄啊！”曹立庵问道：“那我是什么？”郭沫若和柳亚子异口同声地说：“狗熊！”
范旭东很重视工人的福利，哪怕是手头不怎么宽裕。他办了很多厂子，抵制外货，对工人们也很好，食堂、医院、小学、宿舍等各种配套设施一应俱全。有一次黎元洪到范旭东的厂里参观，也不由得夸他的工人福利搞得好，说：“工人吃的馒头，面很白，同我吃的一样。”老范得到了领导的夸奖，工作更认真了。
殷海光是著名哲学家金岳霖的徒弟，有一次殷海光生活拮据，很是穷困，就向同学和朋友们借钱。可是碍于面子，又不好直说，于是他写了一封信给许冠三说：“我只有一个念头，五四以来，真正的自有知识分子已经差不多灭绝了，特别是像我这样的人才已经不多了，难道在这样一个人才稀缺的年代，你忍心让我活活饿死？”
阿炳小时候是个小道士，小时候师父对他很好，教他各种乐器。有一年中秋的时候，师父带着阿炳到二泉茶室喝茶，看着池畔月光倒映，师父自言自语地说：“二泉啊二泉，我什么时候才能给你谱一曲呢？”许久，他给阿炳讲起了惠山二泉的故事，说从中可以听到来自古代的声音，有“关关雎鸠”，有“呦呦鹿鸣”……
1937年长沙临时大学，蒋梦麟、张伯苓、梅贻琦三位校长视察学生宿舍。看到学生宿舍很破烂，蒋校长说不能住，张校长说有这样的宿舍就不错了，锻炼学生。于是两个人吵了起来，蒋梦麟说：“如果是我自己的孩子，我就不要他住这样的宿舍！”张伯苓争锋相对：“如果是我自己的孩子，我就一定要他住这样的宿舍！”梅贻琦不敢说话。
邓文仪很“狂”，因为他是一个“拥蒋狂”和“反共狂”。作为蒋介石的侍从秘书，蒋介石说东，他就吼东，蒋介石生气了，他也很乐意待在蒋介石身边。邓文仪的口头禅中有一句话是“需要就是真理”，对于蒋介石的喜怒无常他也说：“谁都离不开自己的领导，在他身边是在他身边，不在他身边也是在他身边。”
戴季陶和蒋介石关系很铁，还把自己的儿子过继给了蒋介石，就是后来的蒋纬国。戴季陶的名字换得很勤。清朝末年为了表示与清朝不共戴天名字叫做“戴天仇”；后来跟着蒋介石、陈果夫等在上海开交易所，想做陶朱公那样的大富豪就给自己起了一个招财的名字“戴季陶”；日后以贤人自居，又换了名字叫做“戴传贤”。
北大考古学研究主任马衡给学生讲“金石学”，带着大家去故宫参观上周的青铜器。学生们看了后问马老师：“老师，您让我们看了那么多，怎么才知道是不是真的呢？”马衡说：“要知道什么是真的，就要先知道什么是假的。”学生说：“那什么是假的呢？”马衡又说：“要知道什么是假的，就要知道什么是真的。”学生……
王芸生从1941年到1949年一直是《大公报》的主笔。这八年，他坚持言论独立，讲求公平的舆论。他多次见到蒋介石，蒋介石请他兼军委会参议，送来聘书和薪水，被他退回，很不给蒋委员长面子。1947年，中统特务抓了《大公报》的记者唐振常，他便给上海市长吴国祯去电话：“今天不放人，明天就登报！”
李宗吾曾经在四川任中学校长及省监学。有一年中学学生毕业，省府派李宗吾做主试委员，他主张认真考试，学生很恨他。一天晚上好多学生把李宗吾拖出去打了一顿，临走时骂道：“你这狗东西，还主不主张严格考试？”李宗吾被人扶起来，大声说：“只要打不死，依然要考。”后来他带伤监考，学生们都乖乖考试了。
1935年12月，66岁的熊希龄和33岁的毛彦文在上海结婚，老牛吃了嫩草。当熊希龄把毛彦文追到手后，毛彦文让他把胡子剃了，熊希龄就把留了二十年的长须剃掉了。有个老朋友对他说：“秉三，你已经66岁，年纪不小了，何必多此一举呢？”他笑着答道：“就是要求在此一举呀！”说完两人哈哈大笑。
吴待秋很节俭，陈巨来曾经问他：“你这样简朴，省下了多少钱？”吴待秋说：“不到五百块吧。”陈巨来很惊讶，说：“不会吧，那你钱都哪去了？”吴待秋面不改色地答道：“换成金子了。”陈巨来更惊讶了，问：“您老现在有多少金子了？”吴待秋郁闷地说：“咱跟人家当官的不能比，这几十年才攒了不到140斤……”
成功人士都喜欢打高尔夫球，著名商人王永庆也不例外。早些年的时候老王对打高尔夫球特别痴迷，但无奈平时很忙，时间不够。于是每当鸡还没有起床的时候，老王就起床了，为此出现了一个独特的风景：一圈人拿着手电筒照着，王永庆一个人在球场里悠然地进行着高雅的运动。打完球，洗个澡，就去上班。
虚云上人在昆明创办了滇藏佛教分会，经营得有声有色。时任云南民政长官的罗容轩微服私访，听说虚云上人弟子很多，光是每年他的弟子交给虚云上人的养老费都是一笔巨款，是个百万富翁，就跟虚云上人要点钱花。虚云上人带着罗容轩走到了佛殿里，用手指着菩萨说：“他要是开口说给你多少钱，我就给你多少钱！”
郭沫若和郁达夫编辑《创造》季刊，销路不怎么地，2000本书只卖掉了1500本书。他们两个心情不好就跑到街上借酒消愁，但是两个人实在是能喝，连喝了三个小摊的酒都还没喝醉。走在上海的大街上，旁边都是汽车，郁达夫突然跑向街中间，对着一辆飞来的汽车，把手指弄成枪的样子，大吼一声：“我要枪毙你们这些资本家。”
1940年浙江大学南迁到了遵义，竺可桢邀请费巩担任训导长。费巩同意了，但是说：“不用给我加工资，把省下来的钱给学生改善生活吧。”他上任后，学生宿舍灯光太暗，他花费精力设计了一种亮度大而烟气小的植物油灯，拿自己的工资购买玻璃、铅皮等材料，制作了800多盏分发到各宿舍。学生们称之为“费巩灯”。
抗战胜利后，胡秋原给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写信，抗议“美国不应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牺牲中国领土的主权完整”。胡秋原在大使馆把赫尔利辩驳得体无完肤，胡秋原走的时候，赫尔利说：“胡先生你是我见到的中国人中，罕见的勇者。”胡秋原说：“不对，像我这样的中国人多得很，只是大使先生在酒会或宴会上少见而已。”
蒋廷黻对军阀不满，问丁文江：“这些人搞政治会有什么好果子？”丁文江气愤地说：“廷黻，你不懂军人。你也没有资格说他们，我有很多朋友是军阀，对他们很了解。我可以这样跟你说，如果他们中任何一个有你那样的教育程度，他们肯定会，而且绝对会比你对国家更有贡献。”
1912年，史量才接手了《申报》，他先后刊登了反对蒋介石政权的文章，并发表了几篇《剿匪评论》，反对蒋委员长围攻红军。蒋介石很不爽。据说蒋介石曾找史谈话，蒋说：“把我搞火了，我手下有一百万兵！”史冷冷地回答：“我手下也有一百万读者！”1934年11月13日下午，史量才遭到国民党军统特务暗杀，终年54岁。
郁达夫在安徽法政专门学校当老师，光棍了好多年，决定找个媳妇。他提出的媳妇标准与众不同：一是要年纪比较大的（还好这一口）；二是要长得丑（果然与众不同）；三是要没人爱（奇才，奇才！）。结果他真找了一个叫海棠的老婆，长得比东施稍微好了那么一丁点，每个月的工资都上交给她。
成舍我办了多年的《民生报》，军阀、党国领袖、流氓等经常来骚扰他。有一次他得罪了汪精卫，朋友们都劝他跟汪精卫妥协了算了，成舍我拒绝了。他说：“日本投降了，一个月前我到南京，从中山陵回来，经过了所谓的梅花山的‘汪精卫墓’，见到好多人在他墓前撒尿，非常讲礼貌，还是排着队的。”
成舍我是个很抠门的人，跟周扒皮差不多。他当初在重庆办《世界日报》，给社内的职工们的工资很低，上班时间又长又累。连吃的都是那些糙米，炒菜的时候一般都是水煮，连油都不给放。职工们要求增加营养，改善伙食，他说：“你看罗斯福那么金贵，注重营养的人都死了，可见营养的关系也不大。”职工们只有苦笑。
张宗昌要枪毙《白话报》社长林白水，薛大可跑过去求情。张宗昌态度很冷淡，薛大可就跪倒在了地上，哭着说：“大帅，为了您的声誉，林白水不能杀啊。如果杀了他，那报纸界会引起恐慌，就会失去民心，连外国人也会谴责您的。为了您好，要多想想啊！”张宗昌被感动了，于是把“立刻枪毙”改成了“缓期执行”。
1947年，国民政府想投资控制《文汇报》，徐铸成拒绝了。徐铸成当着陈立夫、吴国桢、宣铁吾等人的面说：“你们想也别想，《文汇报》是我用我的墨汁喂大的，你们投资十个亿，就是投资一百个亿也不能让它做坏事！”事后上海警备司令宣铁吾对徐说：“今天你的话让我感到对不起，以后我要是再扰乱您，就不是人养的！”
红花岗四烈士之一的温生才，性格很刚烈。温生才在南洋霹雳埠锡矿打工的时候，一次一个当地的技师看着温生才不顺眼，就用鞭子打他。温生才很愤怒，说道：“你也是人，老子也是人，你他妈的凭什么打人？瞧不起弱国国民吗？”上去就是一拳把那个技师打得血流满面，那人也顾不得擦脸，拔腿就跑。
抗战时期，马寅初经常发表一些激烈的演讲，抨击国民政府的腐败。蒋介石找马寅初去谈话。马寅初说：“我是文人，他是军官，我去拜见他，没这个必要，见了也是吵架，没意思！再说，我给他讲过课，他也算是我的学生，学生应该来找老师，哪有老师去看学生的道理！”蒋介石听到后说：“只谈经济，老师有时间，随时可以来。”
1923年，王造时曾经在《新华周刊》上发表文章为国民党辩护，骂梁启超，他说很钦佩做学问的梁启超，但是很不喜欢干政治的梁启超。停了十年，王造时又转过头来骂国民党，朋友说他：“你怎么能自相矛盾呢？这不是拆自己的台吗？”王造时反问道：“是我变了呢，还是国民党变了？”
民国时期，北大有名的教授有“二马三沈”的称呼，“二马”指的是马裕藻和马衡哥俩，“三沈”指的是沈士远、沈君默、沈兼士三兄弟。其中沈士远在北大讲国学，第一篇就是《庄子·天下篇》，但是老沈还是总务科长，业务很繁忙，经常请假，一年也没讲完这第一篇，每年都是这样，所以学生给沈士远起了个外号叫做“沈天下”。
戏剧学家洪深跟李逵一样性格刚烈，说干就干。有一次，他去看电影，放的是一部描写唐人街的美国影片，叫做《不怕死》，洪深看了，觉得是侮辱中国人的影片，就带头大闹电影院。抗战时期，他又为了爱国火烧胶片，却因为对于后方的糜烂生活感到失望，买了瓶老鼠药就自杀，可惜没死成，得了一个“黑旋风”的称号。
大收藏家叶德辉喜欢收藏图书。他经常在收藏的图书中夹上一两张春宫图片，朋友陈子展问他，他说是为了避免火灾。他说：“火神由千金小姐被玉皇大帝贬下了凡间做了灶神，脾气很坏，一发火就会引起火灾，但她一见到黄图片就会害羞，害羞了就不会失火了。”陈子展道：“原来如此！”
1923年，郑振铎结婚，结婚必须要在结婚证上盖石印。郑振铎就去找好友瞿秋白，想让瞿秋白给自己白刻几个印，结果瞿秋白拿了一个报价单出来，明码标价50元。郑振铎只好半夜里跑到茅盾那里求助。到结婚那天，瞿秋白说要送50元的大红包，郑振铎很感动，等打开小手绢一看，是三方要价50元的石印……
冯友兰在西南联大教书，胡子长得很长，而且天天穿着个长袍，跟个道士似的。冯友兰也跟修仙一样主张人有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有一次，冯友兰去上课，路上遇见了金岳霖，金岳霖笑着问他：“老冯，搞到什么境界了？”冯友兰说：“天地境界。”说完两个人哈哈大笑。
有一次，吴组缃去图书馆，曹禺偷偷告诉他：“你看钱钟书坐在那里，还不赶紧叫他给你开几本英文淫书？”吴组缃照做了，钱钟书也不推辞，随手拿过一张纸飞快地写满了，吴组缃接过一看：40多本！附带作者及内容特征！新中国成立后，钱钟书还考问吴组缃：“马克思的第三个外孙女嫁给谁了？”吴组缃说：“你就会搞这一套！”
废名很佩服自己的老乡熊十力，两个人经常聊天。但是自从他学佛书之后，两个人就有点意见不合。有一次，两个人正在讨论佛道，因为一句话吵了起来，弄得鸡飞狗跳，大家正听他们吵得欢的时候，忽然没动静了，原来是两个人已经扭在一起打起架来。一会就看到废名气哄哄地走了。但第二天，两个人又开始坐在一起聊天了。
郭沫若对农民很有感情。1921年，他去杭州，路过雷峰塔的时候，看见塔下面有一个正在锄地的老农，很是辛劳。郭沫若触景生情，大笔一挥，写下一首诗：“我想去跪在他的面前，叫他一声——我的爹！把他脚上的黄泥舔个干净。”1978年，郭沫若去世了，他的遗嘱是把他葬在美丽的层层梯田之间。
1945年，郭沫若在重庆参加一个宴会。席上，朋友介绍廖冰兄给他认识，郭沫若对廖冰兄的名字感到很好奇，问：“你的名字是什么意思？”廖冰兄说：“我妹妹叫廖冰，所以我叫做廖冰兄。”郭沫若作出恍然大悟的样子说：“哦，原来如此！那邵力子的父亲一定叫邵力，郁达夫的老婆肯定就叫郁达了！”
郭沫若指责林语堂：“叫青年读古书，而他自己却连《易经》也看不懂。非但中文不好，连他的英文也不见得好。”林反驳说：“我的英语好不好，得让英国人或美国人，总之是懂英语的人去批评。郭沫若有啥资格说我？至于《易经》，郭沫若读过，我林语堂也读过。我林语堂读了不敢说懂，郭沫若读了却偏说懂，真能装！”
陈翔鹤曾经爆料说，郁达夫跟他们多次逛胡同，郁达夫的方法是：一条胡同，一个班子的慢慢看，先点几个班子的名，然后挑一个姑娘到她屋子里坐坐，或者一个也不挑。有一次，他对一个姑娘说：“让我抱抱吧，我已经有五六个月不亲近女人了！”这个姑娘就向他的怀里坐下去。
冯友兰在美国读书，在杜威家里吃饭，看到报纸上说孙中山跟张作霖合作了。杜威问他：“孙中山已经上过很多当了，为什么还要跟军阀合作？”冯友兰说不知道。杜威说：“革命是靠实力进行的，实力有两种，一种是刀，一种是钱。和军阀合作只不过是联系起来。”“钱也有了，刀也有了，就有了1927年北伐的胜利。”冯友兰总结道。
严独鹤是当时有名的记者，他在上海时去看望自己的一个好朋友。但朋友不在家，严独鹤闲着没事就在他家闲逛，结果发现桌上放了一首没写完的白话诗。名字是《咏石榴花》，其中写道：“越开越红的石榴花，红得不能再红了。”严独鹤觉得很好笑，就拿着笔往下加了一句：“越做越白的白话诗，白得不能再白了。”
柏杨认为，一个人平时装得再像，在牌桌上他的素质也会漏出来。他说：“有的人输不起，三圈没和牌就开始埋怨，别人吃张也不高兴，别人碰张他更火。一会说椅子高，一会又嫌灯暗，一会又说别人不要老咳嗽好不好，要不就是不要一直吸烟行不行？一会又是说你腿怎么伸那么长，你以为是伸腿比赛呢……”
韩衍生活很贫困，有时甚至靠把衣服卖了换粮食吃。高语罕后来回忆说：“先生家住百花亭，家里没有什么家具！他被刺时，还是穿着我的一件旧绸棉袍。”“家徒四壁，瓦罐里只有三升糙米。”韩衍把自己的事业和生活戏称为：“讲地狱学，作天台游。”有一年春节，他在绿云楼贴出“盘古第二，乞丐无双”的对联。
叶浅予是自学成才的，对学院派言论很不感冒。有一次，他见到了徐悲鸿，虽然是第一次见面，但徐悲鸿有意无意中表现得很狂。徐悲鸿说：“中国画的造型基础是素描，要改造革新中国画非得从素描写实入手。而当时中国画坛上，能画素描的只有两个半人：一个是蒋兆和，一个是他自己，还有半个是梁鼎铭。”叶浅予听了很不舒服。
叶浅予八九十岁的时候，仍是一条响当当的汉子。他在回忆疏针密缝的青春往事之时，做到了心胸坦荡，不回避，不隐瞒。为此，华君武先生在评述了罗彩云、梁白波、戴爱莲、王人美四位叶浅予爱过的奇女子之后，曾经幽默地形容这位老大哥：是专找“霓虹灯”式的女人。这就应了中国的一句古话：“入色界易，进情界难。”
叶公超很能耍大牌，他做所谓“外交部长”时，笑呵呵地公开宣布：“我一天只看五件公文，其他的都不必送上来了。”每次蒋介石把他训一顿，他回到部里就把气撒在自己的小弟身上。有人说：“他的脾气一天犹如春夏秋冬四季，你拿不准去见他时会遇到哪一季，大家凭运气，可能上午去看时还好好的，下午就被骂出来了。”
李宗吾先生1912年发明厚黑学，觉得古今中外的人都很厚黑。他最初的灵感来自三国英雄。他说：“曹操的特长全在心黑，刘备的成功全靠脸皮厚，而孙权呢，两者都有一点，于是三人谁也降服不了谁，只有三足鼎立。”他由此发明了厚黑学，并自封“厚黑教主”。别人问他为什么骂人，他就说：“我哪里敢骂人，我是在骂自己。”
钱钟书从来不让媒体采访他，他的名言是：“假如你吃了个鸡蛋，觉得好吃，这就行了。何必要看生蛋的鸡是什么模样？”他也从来不给自己过生日。在他八十大寿时，他家的电话都要被打爆了，都要给他祝寿，中科院还准备给他开个学术研讨会，钱钟书坚决不要：“不必花些不明不白的钱，找些不三不四的人，说些不痛不痒的话。”
1935年2月，瞿秋白被国民党抓住了。蒋介石听说抓住了瞿秋白，就赶紧派宋希濂去处理。宋希濂曾经在黄埔军校时听过瞿秋白讲课，想让瞿秋白看在师生的情分上投降了，并示意军医赶快给老师治病。瞿秋白说：“不用白费功夫了，我死意已决，减轻一点痛苦是可以的，要治好病就不必了。”
瞿秋白被捕了，当他得知临死的消息时，正在写绝笔诗，他一边手不停挥，一边说：“人生有小休息，有大休息，今后我要大休息了。”他到中山公园凉亭前拍照，一位临场记者报道说，瞿来到公园，“全园为之寂静，鸟雀停息呻吟。”到了刑场后，瞿秋白坐在草坪上，对刽子手微笑点头说：“此地甚好！”英勇就义。
民国学人都喜欢收集旧书。一次，袁同礼要蒋廷黻陪他去买书。他们相互监视，袁问蒋有没有感兴趣的。蒋说找到两本小册子，一本是《文祥年谱》，一本是有关鸦片买卖的书。袁似乎不感兴趣，蒋私下很高兴。二人都出去了，等袁同礼走远后，蒋就转回去买那两本书。半小时后赶到店里，主人告诉他袁先生已经捷足先登把书买走了。
叶公超先生教学方法非常奇特。他几乎从不讲解，一上课，就让坐在前排的学生，由左到右，依次朗读课文，到了一定段落，他大声一喊：“stop（停）！”问大家有问题没有，没人回答，就让学生依次朗读下去，一直到下课。有时会有几个不识相的提问，他就大喝一声：“查字典去！”房梁都震出灰来，学生就都不敢提问了。
陶成章从日本回国后，一直忙着革命。平时在江浙等地来回跑，联络会党，策划革命。他经常每天步行八九十里路，用麻绳当腰带，穿着破鞋，脸不洗头不梳的，因为顾不上。他四次经过老家杭州，却没有回家。一次快除夕的时候，人们劝他回家过年，他说：“幸老父犹健，家计无忧，一至故乡，恐被人情牵累，不能复出矣！”
1933年，人们对于当时中国的未来心里都很没谱。《东方杂志》为了深入了解当时人民对于社会现实的看法，就以对“未来世界”的梦想为题在群众中举行问答。周谷城说：“人人能有机会坐在抽水马桶上大便。”画家钱君说：“未来的中国是一团糟。”作家巴金说：“中国是没有未来的。”
1934年，张兆和的妹妹张充和用“张旋”的假名报考北京大学，结果数学整了个零分，国文得了满分，考试委员会经过争论后录取了她。张充和回忆：“胡适那时候是系主任，他说：‘张旋，你的算学不大好！要好好补！’都考进来了，还怎么补呀？那时候学文科的进了大学就再不学数学，胡适那是向我打官腔呢！”
抗日战争之前，丰子恺在苏州居住。有一次，他去放生一只鸡，但又不忍心把鸡倒过来提着，就把鸡兜在了长袍里。由于他用手兜着的布长袍里鼓起了一团东西，样子很可疑，引起了一个便衣侦探的怀疑，一路跟着他。后来侦探抓住他，一番解释，丰子恺捧着要放生的母鸡，让旁边的人笑了个半死。
廖季平是王湘绮的学生，是现代文学派的大腕，跟古文派势不两立。而章太炎则是个标标准准的古文派，所以廖季平一生最不喜欢章太炎，骂章太炎的纸堆起来也有好几尺厚。有一年，章太炎想访问四川，廖季平说：“他要是敢来，我就找人跟他辩论。”后来章太炎果然没有来，廖季平很是得意：“看，章太炎怕我，吓得不敢来了。”
戴望舒写得一手好诗，比如那首《雨巷》就很红。但是他诗写得不错，人长得却不咋地，所以找女朋友也不那么好找。他先是追施蛰存的妹妹施绛年，人家不甩他，又转过来追穆时英的妹妹穆丽娟，在以自杀要挟的情况下，跟人家结了婚，但结了婚穆丽娟又不想跟他在一起，戴望舒又服毒要自杀，但穆丽娟不吃这一套，还是跟他离了婚。
五四运动时，学生们都很不淡定。一个当年的见证者说：“我在南京读书，曾看见一个青年，把自己名字取消了，改成了‘你我他’，后来又去北京，在北大门口碰见一个剪发女青年，我问她：‘你贵姓啊？’她瞪着眼看了我一会，嚷着说：‘我是没有姓的！’还有的，本来是不姓丁的，觉得丁好写，就改姓丁了。”
北大中的留洋教授和土产教授工资很不一样，一些土产教师为了多挣点钱就去做兼职。有一个四十多岁的教师，没有留过学，讲课很快，下课铃一响，不管当时有没有讲完，拎起书一转眼就跑得没影了。原来是他没有留过学，评教授资格时吃亏得要死，愣是不给评，所以工资很低，只得多上几门课，业务很繁忙。
民国“四大”很多。民国有四大美男：周恩来、梅兰芳、蒋介石、汪精卫；民国还有四大公子：张伯驹、袁克文、张学良、溥侗；又有民国四大美女：陆小曼、林徽因、周璇、阮玲玉；接着是民国四大才女：张爱玲、萧红、石评梅、吕碧城；最后给大家介绍一下民国四大才子，他们分别是：徐志摩、郁达夫、邵洵美和戴望舒。
张伯驹是“民国四公子”之一，也很有学问。潘素原来是一个千金小姐可惜家道中落做了妓女，而且被人包养了。身为盐业银行总稽查的他在上海看见了潘素，觉得没有比潘素长得更漂亮的人了，就发动了一场军事突击，把潘素从被国民党军官包养的住所抢了出来，两个人回到北京结了婚，白头偕老。
盐业银行董事张伯驹身为垄断行业的巨头，生活却很简朴。平时公司里的事他不怎么操心，生活中也很低调。他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不穿丝绸西装等，是个“四好男人”。常年一身长衫的他吃饭的时候也非常随便，有个大葱炒鸡蛋就已经算是改善伙食了，坐汽车也不讲派头，四个轮子能转就凑合着开。
戴季陶喜欢以貌取人，那是出了名的。有一次，司法部想任用一个叫李开灯的高材生做立法委员，但戴季陶看这个学生长得“很不入时”，相当磕碜而且高领短袖，很不合老戴的口味，就说他：“这样的上海小开样，得多磨炼几年！”于是这位仁兄的前途直到抗战胜利后才重见光明，可见长相的重要性。
张树声说话时语速很慢，边拖边讲，跟京剧道白差不多。每当他说话时，旁边的人就笑弯了腰。有一次冯玉祥让张树声喊日本医生矢原谦吉，张树声喊道：“矢大夫——咱们的——冯先生——又想请您老——去吃一顿——白菜豆腐——就大馒头了——”矢原谦吉也很搞笑，回道：“张——先生——我——知道——了——”
王国维这个人很严肃，不喜欢应酬。因为他是金石学家，所以经常有人来让他看宝。如果他看了是假的，就会说“靠不住的”。而来人有时似乎很不情愿自己弄了个赝品到手，就让他再仔细看看这个古器色泽如何古雅、文字如何精致、什么书上有类似的著录，王国维看了以后，也只是简单地说句“靠不住的”，从不失手。
前清翰林宋育仁有复辟的企图，不料自己的同乡向步军统领江朝宗写了一封检举信，本以为逮进警局，就要受皮肉之苦了，谁知道来拉自己的竟是一辆豪华马车，而处理的结果也是极为荒谬，说宋翰林精神上有问题，返回原籍留待查看，袁世凯知道之后，不仅觉得判得重，还送给他三千多元做盘缠。
1934年司徒雷登回美国，突然接到燕京大学让他回学校的急电。那时学生都请愿反对消极抗日，一些教授则反对学生罢课。有人觉得司徒雷登作为校务长应该不会支持学生罢课请愿。谁知道司徒雷登说：“我下了船，第一句话就是问燕大的学生是否来请愿了？听到是我才放心，要是你们不请愿，那我就白教育你们了！”
林语堂很幽默，林语堂在《一夕话》中写道：“没有幽默滋润的国民，其文化必日趋虚伪，生活必日趋欺诈，思想必日趋迂腐，文学必日趋干枯，而人的心灵必日趋顽固。”语堂在杭州玉泉买一铜雀瓦，付款后对摊主说这是假的。摊主严词诘问：“你为什么要买假古董？”林回答：“我就是专门收藏假古董的。”
林语堂语言锋利，文笔相当尖刻。有一次他说：“不管怎样，无论怎样混法，能混过这上下五千年，总是了不起的，说明我们的生命力很顽强。”等到大家惊讶得嘴还没有合住的时候，他又说：“文人不敢骂武人，所以自相骂以出气，这与向来妓女骂妓女，因为不敢骂嫖客一样道理。”于是人们笑得半个小时之内嘴是合不住了。
林语堂提倡生活中有幽默才有快乐，多搞点幽默玩意，也就不枯燥了。有一次，林语堂去一个美国夜总会，他穿着长袍，嘴里衔个烟斗，一个美国人以为他是唐人街洗衣店的老板，就问道：“先生，您开什么店？”林语堂很生气：“我是林语堂。”然而对方追问：“那么，做点什么买卖？”林语堂憋着说：“我出卖《吾国与吾民》。”
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特别喜欢搓麻将，但他日记中不写打麻将，写成是“手谈”或“看竹”。据日记所载统计，仅在1956年至1957年，就打了85次之多，平均一年42.5次，他忙里偷闲大约每周会有一次。在85次方城之战中，梅校长共赢25次、输46次、平盘14次，前后输了1650元。当年一碗阳春面不过才1元钱而已。
1931年，梅贻琦就任清华大学校长，当时清华的师生是很牛的，看哪个校长和教授不顺眼就把他赶回家去，今天倒个段教授，明天赶个朱校长，相当“民主”。可是梅贻琦当了校长，好长时间过去了，却没人赶他走。有的人就纳闷了，去问老梅有什么秘诀，老美的回答很精辟：“大家喜欢倒‘梅（霉）’吗？”那人恍然大悟。
1927年“宁汉合流”后，不入流的政府开始大肆捕杀革命人士。沈雁冰为了安全不得不从武汉到上海避难。没有工作的他只好写小说赚点生活费来糊口，可人家又不要他的小说，眼看自己连买菜钱都没有了，于是很矛盾。就把“矛盾”当成了自己的笔名，一来二去又往头上戴了顶草帽，变成了“茅盾”。
钱穆和胡适曾经为了在学术问题上到底是先有老子还是先有孔子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唾沫大战。胡适觉得孔子曾经为了学老子的家底端过茶送过水，所以老子应该是第一。而钱穆觉得老子写书写得晚，根据版权来说孔子才是老大。到最后，两头驴谁也没有倔过谁，骂得口干舌燥渴得不行，回家喝水去了。
善有善报。民国初年，上海有许多名妓迁到北京，其中有一个叫做花元春的，刚到北京就生病死了，没人给她收殓，北大美术系教授叶浩吾表示既然那些嫖娼的人那么无情，那我这个不相识的给她安葬好了。几个月后叶浩吾也死在了北京，也没人给他买棺材，这时八大胡同的妓女一个人凑了点钱给他办了丧事。
曹聚仁喜欢阅读，每次都订好多报纸刊物。一个文学青年去他家做客，看到那么多书，心里不免痒痒，想跟曹聚仁借点书看看，回去好大饱眼福。老曹说不行，那位青年问：“为什么啊？”曹聚仁一指书房侧贴的小纸条：“书与老婆不借。”那人由衷赞叹，现在的人真是越来越狠了。
西南联大的学生，多数是从沦陷区来的，经济条件不好，只好做点兼职。给饭店当服务员的、给公共汽车卖票的等什么都有，有一个学生就找了份给昆明十二点时候放午炮的工作。有一次西南联大举办足球赛，时间是中午十二点，结果大家看到这个同学也来了，他说：“我要来看球，就把午炮提前给放了……”
程潜小时候读书非常卖力，到了夜半三更还在豆油灯下摇头晃脑，书声琅琅。一天夜里小偷“路过”，看到这孩子大半夜不睡觉，妨碍自己工作，于是就听一下读书提高一下文学水平，不想被吸引。后来，小偷对一个乡里人说：“程家的后生，将来一定要比我还要有本事！”
林觉民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当时林觉民被抓审讯的时候，用英语作答，主审看他形象好气质佳，就下令给他上座，张鸣歧看到林觉民，对幕僚说：“真是个完美的男人啊！”幕僚说：“的确长得帅，字也写得不错，英语也很棒……那要不要留着？”张鸣歧说：“这样的人要是留下来，有碍社会发展！”于是林觉民就被杀掉了。
张竹君是个时尚达人，在当时不仅开办了西医医院，每次出门还戴着礼帽，穿着男士西装。坐的轿子是敞篷的，四个人抬着，这一身打扮当然回头率是百分之好几百，张竹君觉得不好意思，出门的时候就拿一本洋书坐在轿子上假装看，可惜把书拿反了，于是“张竹君坐大轿——倒看洋书”成了当时的笑话。
张竹君在广州很有名望，陈璧君也把张竹君当成自己的偶像。马君武对张竹君很是爱慕，就用法文给她写了一封求婚书。女人家都喜欢矜持，连追都没追就直接求婚，人家答应了那不就太不矜持了？于是张竹君虽然很感动，但还是婉转地回绝了。马君武在恋爱上还是个处男，受到这种打击就追随孙中山革命去了。
民国时候历史资料都很不值钱，还不如一卷卫生纸。顾颉刚先生曾经在《古史辨》当中这样写道：“十几年前，北平的历史博物馆嫌明清内阁大库的档案堆积得太多了，又占房屋，又费功夫，觉得讨厌，所以就把其中不整齐的装了八千麻袋，卖给纸厂，作为造还魂纸的材料……”总之用途都很广泛，包糖果什么的都有。
地质学家李春昱到东北去转悠，见到了日本人给溥仪建造的伪皇宫，就进去看有没有什么发现。文物古董之类的没见到，就发现了一本账本，账本上连溥仪皇后买旗袍料子一块两毛钱，溥仪赏给车夫两毛钱这种账都记载得清清楚楚。由此可见，溥仪在日本人的傀儡胁迫下，生活得很不咋地。
张季鸾在民国是位骂人的高手，骂死人不偿命。其标志性骂人有三个，1926年骂吴佩孚“吴佩孚这个人啊，我用一句话就能概括他：光有劲，没文化。现在呢，什么都没了，就只剩喘气了”；1927年骂汪精卫：“汪精卫天天想骑在别人脖子上，其实只有儿子会这么做”；蒋介石结个婚，他还骂：“结了婚再离，离了再娶，跟种猪一个追求。”
王郅隆原是一个店里打杂的小伙计，后来发了一笔横财，成了大款。有一天闲来无事去妓院打茶围，谁知道大雨就稀里哗啦地下开了，想走都走不了，这时候听见隔壁闹哄哄的，仔细一听才知道是在打牌，三缺一，于是就推门而入，加入了棋牌局，打牌认识了皖系健将倪嗣冲，从此平步青云，很快成为了内阁财政总长。
林公铎是个古怪的家伙，说话极损，而且嗜酒如命。有一次，他喝得猛了点，晕晕乎乎地就去上课了，到班里就开始破口大骂，无论是新派旧派，大佬新秀，没一个跑得掉的，骂到兴奋处，把胡适也给拖了出来，说小屁孩都懂的古文，胡适看不懂就算了，充什么文学大师，非要用个蝌蚪一样的东西隔在中间，还美名曰：新式标点！
张恨水是个奇人，曾写《金粉世家》。当时他同时给六家不同的报社写六部长篇小说连载，而且六部小说的人物、情节、进程都不一样。故事精彩绝伦，小说中的一个女主人公命在旦夕，读者竟然给报社写信，为她请命。张恨水从不拖稿，有一天，他打麻将上了瘾，报馆来催稿，他左手打麻将，右手就写完了。
邹韬奋与张澜在参政会中认识，两人一番长谈，相见恨晚。1941年“皖南事变”后，邹韬奋不得不跑到香港去避避风头。临走前一天，邹韬奋特地跟张澜道别。两个人紧紧地握着手，没有说话，不忍离别，却又放弃不下对于创办一份人民的报纸的责任心，竟然哭了起来。走出张澜卧室，邹韬奋内心又一阵心酸，又倚在墙边哭了一阵。
傅斯年是个很重情义的老实人，天性很仁慈，不过却很恨狗。有一天，傅斯年在午睡，一只狗跑到他床边舔他的手，傅斯年惊醒了，追打那条狗，他却把桌上的眼镜打落到地上跌碎了。他妻子开玩笑地说：“虐待动物也是一种犯罪啊，要坐牢的。”谁知道傅斯年却“恼羞成怒”，三天不跟妻子说一句话。
傅斯年是个有抱负的人，他的理想很远大。一次傅斯年在蔡元培家喝酒，几个人都喝得不成样子。傅斯年搂着蔡元培的脖子说：“鹤卿兄，等我们国家强大了，不仅要把小日本给灭了，就是西洋的鬼子，我也要把他们赶到苏伊士运河西边，从北冰洋到南冰洋，我都要把他们给‘郡县之’，你说好不好？”蔡元培惊讶得一时说不出话来。
傅斯年主持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非常重视发掘史料。傅斯年曾经买来了清朝的内阁大库档案，花了不少钱，却没能淘到什么宝贝，让人有一些失望。有一次，傅斯年对李济说：“没有什么重要发现。”李济听完说道：“什么叫重要发现，难道你要从里面找出清朝没有入关的证据？”傅斯年听了哈哈大笑。
因为中医问题，傅斯年与提案的孔庚展开了口水仗。孔庚辩不过傅斯年，就在座位上开骂，脏话一大堆。傅斯年气得说：“你侮辱我，会散之后我要和你决斗。”散会后，傅斯年拦在门口，可是他见孔庚已是七十多岁的老头，瘦不拉几的，就说：“你这样老，这样瘦，不和你决斗了，让你骂了罢！”
抗战期间，傅斯年主持的中国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从昆明搬到了四川南溪县李庄镇，研究所里藏有许多从不同地区发掘的人头骨和其他部位的骨骼，跟图书什么的一起放在架子上。不久，这些东西被当地人发现了，于是每到夜里，便有人站在山上喊：“研究所杀人了，研究所杀人了！”
傅斯年和李济以及裘善元三个人去参加重庆的一个宴会，结束后宴会主人给他们喊了滑竿。六个滑竿工人兴奋地等在门前，第一个是裘善元出来了，由于比较胖，众工人一番推辞有两个倒霉的抬着走了；第二个是李济更胖，只好有两个自认倒霉；到傅斯年出来，工人一看，是前两个的终极加强版，抬起滑竿，人也不抬了一溜烟就跑了。
1946年年初，蒋介石准备拉傅斯年做国府委员，傅斯年坚决不肯。蒋介石死了心，转而想拉胡适进入政府，傅斯年对胡适说，一旦加入政府，说话的自由和分量就没有了。“一入政府，没人再听我们一句话。”要保持名节。其中有一句话很给力：“借重先生，全为大粪堆上插一朵花。”正是这句话，打消了胡适做官的念头。
在北大红楼内的校史展览室中，陈列过那时教职员工的工资表原件。刘文典那时的月薪是160元大洋，蔡元培是校长，月薪最高：300元大洋。鲁迅不过是60元的讲师月薪。胡适这位洋博士也只有一百挂零。李大钊教授兼图书馆长，在名册上是第四名，月薪为130元大洋。红色教授陈独秀在名册上排第三，月薪150元大洋。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