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5月5日，胡汉民任孙中山非常大总统总统幕僚长。
1923年2月7日，京汉铁路大罢工工会主席林祥谦英勇就义。
1931年2月26日，胡汉民被蒋介石软禁在小汤山。
1932年1月1日，林森出任国民政府主席兼主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张团结抗日。
1932年10月15日，陈独秀在上海家中被捕。
1941年3月1日，张奚若在国民参政会二届会议上抨击国民党。
1949年4月20日，国民党军政机关撤往广州，于右任被“护送”至上海。后至台湾。
张謇一生做了很多事，给后人们留下了许多的财富。有人评价张謇说他在近代中国史上是一个很伟大的失败的英雄，他独自开辟了无数条新路，做了30年的开路先锋，养活了几百万人，造福一方，影响了全国。他走的是一条实业救国的道路，不断地摸索新中国前进的方向，最后因为他开辟的路子太多，累死了。
张謇曾经九次落第，从16岁考取生员开始，到27岁前后五次去江宁考试都没被录取，到了33岁，才考上了举人。之后又考了三次试，结果被顶替了两次，终于在41岁那年考上了状元。前后考了26个年头，进出科场20多次，直接耗费在考场上的时间合计就有120天，他老爸听到他考了状元，终于闭上了眼。
实业家张謇是晚清的状元，可他小的时候一点也不聪明。他参加县里的考试，成绩很差，老师说他：“假若一千人应考而录取九百九十九人，那最后一名必定就是你！”他回到家里写了许多张“九九九”的字条，贴在醒目的地方，鞭策自己。在他的努力之下，成绩好了起来，终于考取状元，扬名天下。
汤寿潜是保路的英雄，当时的报纸甚至打出了“汤去路亡”的宣传口号。他被推选为都督，只是革命党利用它，让他来打酱油的。过了革命蜜月后，革命党就开始排挤汤寿潜，完全不把老汤放在眼里。不仅私刻印章假冒都督，还借着汤的名义扩充自己的军队，很不尊敬他。汤寿潜心灰意冷从此退隐江湖，封刀归隐了。
1912年5月，黄兴推荐冯自由出任稽勋局局长，稽勋局，就是督查表彰革命党人的，这么有油水的领导，当然要老资格。冯自由才30岁，为什么就能被举荐呢，是因为冯自由从13岁时就参加了革命，成了一个“革命童子”，在民初，实在找不出几个比他资格更老的。所以，革命也要趁早啊！
冯自由原来不叫冯自由，他叫冯懋龙。这小孩从小就很倔，你让他往东他偏往西。当时康有为对“自由”二字很反感，梁启超也表示不可再用“自由”、“独立”，建议改成“自立”，当时冯懋龙正在大同读书，听后相当气愤，当场把自己的名字改为“自由”，并说：“看谁敢侵犯我的自由。”
1911年，伍廷芳在上海张园举行了一场特别的典礼，聚集了一千多个人，不是在举行集体婚礼，而是在集体剪辫子。三十多位理发师从早上六点剪到了晚上六点，时间不够又加了点班，总算把千把人的马尾辫给剪掉了。受此影响，上海掀起了一股剪辫子风潮，一些日本理发师也来凑热闹，竟然赚了一笔小财。
伍廷芳是个驻美公使，刚从岗位上光荣退休，早在1910年6月，伍廷芳就曾上奏清廷请求剪辫。他说，居住在美国的七万华人因为天天拖着一条油晃晃的小辫子，而遭到外国人的歧视，而且上班时一不小心辫子如果被机器压住了，小命都没有了，所以要求清政府能够同意把小辫子给剪掉。清政府说“辫子”是国家的象征，要剪把头也给剪了。
伍廷芳研究卫生学和灵魂学，决定戒烟戒酒，改吃素。平时参加外交活动的大小宴会，也都不吃荤腥。他的儿子见父亲身体虚弱，于是暗中炖一碗嫩鸡汤，去油后弄在青菜豆腐汤里。伍廷芳吃了之后觉得很好，后来，他才发现汤里有细鸡肉丝，正要发火，看见儿子在那偷笑，知道是儿子搞鬼，笑一笑过去了。
伍廷芳很擅长辩论。他在伦敦法律学院攻读西方法律，取得了法学博士学位并获得大律师资格，由此成为中国第一个法学博士和亚洲第一个大律师。上海独立后，陈其美跪着求伍廷芳出山，帮助南北和谈，伍廷芳运用自己超常的三寸不烂之舌，促成了多项协议，让孙中山这个袁世凯的死对头当上了大总统，气得袁世凯牙痒痒。
吴稚晖是个骂人的天才、奇才加人才！他在《猪生狗养之中国人》中骂梁启超：“梁贼、梁强盗、梁乌龟、梁猪、梁狗、梁畜生，声音雌雄都有，说话都是放屁。”五四期间，出国留学回来的人很多，吴老爷子又开骂了：“就像面饼一样，拿去外国炸一炸，回来就变成蓬松硕大的大油条了。”
吴稚晖身为堂堂的国民政府大员，行为作风实在是令人不敢恭维。吴稚晖常干出一些与自己身份极不相符的事情来。有一次，吴稚晖到了无锡，肚子莫名的痛了起来，让人大跌眼镜的是，他没有去高级干净的厕所解决私事，而是跑到野外爽了一把，回去之后还大谈拉屎的痛快，让正在吃饭的人大扫兴致，差点喷饭。
胡适曾经营救陈独秀的儿子陈延年，可惜弄巧成拙。陈延年被杨虎手下的特务抓住，可惜特务并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胡适知道了，就去找蒋介石跟前的大红人吴稚晖帮帮忙。结果吴稚晖当着胡适的面蹦了起来：“哎呀，终于抓到他了！”随即给杨虎发贺电：“你抓住陈独秀的儿子了！”陈延年因此被乱刀砍死。
吴稚晖跟陈独秀争论关于政府和主义的问题。吴稚晖说：“要提倡就提倡无政府主义，只要三千年就能练成。”陈独秀说：“那也太长了吧，你是不是疯了？”吴稚晖惊愕地说：“那你要怎么样？”陈独秀说：“不如实行列宁的共产主义，二十年就能完成！”吴稚晖低下了头：“国民党的寿限只有十九年，到时候没人管啊。”
吴稚晖是“无政府主义者”，向往理想社会。人们问他：“你的愿望那么美好，可是什么时候才能有个盼头呢？”吴稚晖说：“这得经过人们共同的努力，不断进化。我看嘛，三百年后，差不多就能实现了。”后来又嫌不够把三百年改成了三千年，再后来又觉得：“三千年应该也不够”，改成了一万年。
吴稚晖很守旧，他去日本留学，有的人劝他把那根乌溜溜的辫子给剪了，吴稚晖很生气：“没门！我留学就是为了不剪辫子！”到了日本的时候，有人让他去见孙中山，他更发火了：“革命就是造反，造反的就是强盗，他们就是在南洋造反的汪洋大盗，你让我去见大盗干什么？”
汪精卫经常跟吴稚晖吵架，每一次都吃亏。吴稚晖脑子灵光，还有收藏信件的习惯，所以汪精卫不记得的东西，吴稚晖总是记得很清楚，所以两个人打口水仗的时候，汪精卫总是讨不到半点便宜，总搞得灰头土脸的。时间长了，汪精卫就不跟吴稚晖吵架了，说：“这个人我不理。”吴稚晖笑了，说：“是理不起吧！”
国民党元老吴稚晖开会时和王朴吵起架来。脾气暴躁而且口吃的王朴说不过吴稚晖，就开口大骂：“老王八蛋！只会嬉皮笑脸，你懂个屁！”吴稚晖看大家都愣了，慢慢地说：“王先生，你是不是气傻了，我姓吴，不是你本家！”全场缓过神来，爆笑。王朴气得脸都发紫了：“你——你——你”一时说不出话来。
1943年，蒋介石邀请吴稚晖做国民政府主席，吴稚晖摇头拒绝。他说：“我平常的衣服穿得很随便简单，做元首要穿燕尾服、打领带打领结，我觉得不自在”、“脸长得很丑，不像一个大人物”、“我这个人爱笑，看到什么会不自主地笑起来，不要哪天外国使节来递国书，我不由得笑起来，不雅（他牙齿掉了，没装假牙）”。
蒋经国很尊敬老师，他曾送给老师吴稚晖一辆人力车。吴稚晖灵感大发，让蒋太子拿来锯子，气喘吁吁地帮他把拉杆锯掉了。然后搬到屋里，懒洋洋地往上一坐，返老还童：“我现在有一个沙发椅子喽！”太子很郁闷，吴老师又发话了：“没腿的才让人拉，我有两条腿，何必要费事呢！”
1945年，《说文杂志》要给吴稚晖搞一期“吴稚晖八十大庆专集”。吴稚晖相当反对：“我是偷来的人生，出生前，祖母曾托梦给外婆，说从阴间奈何池里用秤钩钩出来这个孩子，趁阎王爷打瞌睡时逃出了鬼门关，以左臂上有秤钩钩伤的伤疤为记。此子出生后，千万不能做生日，因为是阎王的逃犯，被阎王知道了要捉拿归案的。”
张静江很仰慕孙中山的革命精神，曾经慷慨资助。一次张静江在轮船上看到了孙中山，就直接说：“我知道你是孙中山，我支持你的革命事业，要是用得着钱的地方，找我就行了！”并留下了银行账号和三个字，如果用钱的时候发电报打第一个字一万，第二个字两万，第三个字三万。后来果然把钱汇来，资助了孙中山。
张静江为人慷慨，乐于助人。张静江与陈其美是好友，在陈家认识了陈其美的小弟蒋介石。陈其美被杀后，张静江就把蒋介石安排到交易所上班。蒋介石是军人出身，哪懂这些证券股票什么的，越搞越差，赔得一干二净。只好向张静江借钱花，张静江也不说什么，有求必应。蒋介石在他的救助下得以渡过危机。
胡汉民是个书生革命家，那时他见到孙中山，被孙中山的革命精神所吸引，进了同盟会，老婆和妹妹也加入了同盟会。保皇派在东京举行对前辈的纪念大会，胡汉民跑到人家的讲台上，驳斥“保皇就是爱国，革命必定亡国的”的论调，演讲了3个小时，台下的人都开始鼓掌，保皇派的那些人竟然没有一个人敢上台说话。
1912年孙中山当上了大总统，胡汉民做了秘书长。安徽前线求饷，孙中山大笔一挥拨20万，胡汉民持手令去国库一看，“仅存十洋。”胡汉民挪用了粤军军费，好不容易凑了10万交给来使，来使还骂了老胡一顿。后来孙中山对儿子孙科说起自己和胡汉民的关系：“你汉民叔叔虽然不能替我办事，却总是替我背黑锅啊！”
1921年5月5日，孙中山当了非常大总统，胡汉民任总统幕僚长。一天，孙中山发现胡汉民扣了自己好几份手令，很生气：“你竟然敢擅自扣发我的手令！”胡汉民将那些手令倒了一桌：“这是人事不当的任命，那是时机不合的调遣……古代还有大臣封驳诏书，况且你的革命誓词中还有‘慎施命令’一条！”孙中山乖乖认错。
胡汉民与孙科不和。他曾经对人说：“孙科有三种脾气：第一，他是孙中山的儿子，有革命脾气；第二，他在国外长大，有洋人脾气；第三，因为他是独子，有大少爷脾气。而这些脾气，有时发作一两种，有时三种一起发，谁都受不了。”对方反问道：“那您有啥脾气？”胡汉民回答：“俺只有追随孙中山的革命脾气而已。”
胡汉民曾经对张学良说，在总理面前的曾经有两个人，一个是汪精卫，一个是他自己。孙中山老是派汪精卫出去做外交，干外交的就得说假话，不能说真话。因此，汪精卫习惯了说假话，见了谁都说假话，跟总理也说假话。而自己是干内务的，得说真话，什么都跟总理说，结果得罪了总理。
胡汉民年轻的时候当过“枪手”。那时他很想出国留学，但是家里经济条件不允许。他在《岭海报》做记者，大家都知道他文采很好。于是1902年秋举考试时，有两个富家兄弟私下请他当“枪手”。胡汉民冒名顶替，让那兄弟俩都上了榜，事成之后给了他六千大洋的酬劳。拿着这笔钱，胡汉民东渡日本留学，圆了多年的梦。
民国建立后，胡汉民任广东都督。听到自己的叔父做了大官，胡汉民他哥的女婿孙甄陶就要来蹭蹭光，讨个都督府中的公务员当当。胡汉民找了个人事满了的理由拒绝了。孙甄陶不死心，又说那你给我个事务所的所长当当也行，胡汉民回信道：“所长那就得有所长，你有什么所长做所长？”孙甄陶沉默了。
1931年2月26日，胡汉民被蒋介石软禁在小汤山。蒋介石害怕他势力越来越大，要求他辞职。他见到蒋介石，问：“你近来有病吗？”蒋介石被问晕了，连忙说：“没有啊。”胡汉民吼道：“那很好，我以为你发了神经病了！”接着对蒋介石强加在他头上的“罪状”一一批驳，两个人辩论到了第二天早上。
胡汉民是中国国民党元老和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也是国民党前期右派代表人物之一。胡汉民被蒋介石软禁了七个半月，出来后始终不能原谅蒋介石。胡汉民曾经对吴鼎昌说：“我在南京给他当了那么长时间的家，没想到他竟然对我耍出这样的流氓手段！”吴鼎昌说：“哎，老哥，你明白的太晚了。”
胡汉民当上了国民政府立法院长，时刻觉得自己是个国民党元老，不仅连蒋介石的心腹要骂，甚至连蒋介石也要骂。1931年2月28号那天夜里，部下排着队来诉苦，蒋委员长不得不去让胡汉民架子摆小点：“胡先生责备他们不如责备我吧。”胡汉民反而更牛了：“我又何尝不责备你，可是你老是左耳朵进右耳朵出。”
陈独秀在上海指挥过许多次罢工运动，运动的大小细节，都是工运干部和他一起开会决定的。由于经常夜里出去开会，害怕别人怀疑，就得打掩护。一天晚上夜很深的时候，陈独秀又开会回来，在弄堂里，为了迷惑弄堂的看门大爷，陈独秀一边走，一边说：“那个三番没有弄成，真可惜，已经听张了，七条一定有，但总出不来……”
陈独秀跟蒋梦麟都是前清秀才，但陈独秀是八股秀才，蒋梦麟是策论秀才。两个的区别就像是八股秀才是国家统一录取的本科，而策论秀才是自考本科。有一次陈独秀问蒋梦麟：“你那个秀才是什么秀才？”蒋梦麟说：“我这个秀才是策论秀才啊。”陈独秀说：“你那个秀才不值钱，我是八股秀才！”蒋梦麟作揖说：“失敬，失敬。”
陈独秀在《研究室与监狱》一文中说：“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我们看他的一生，确实这两个地方他都去实验了。
1919年10月15日，陈独秀被捕了，全国各地都发来电报为陈独秀求情。反对白话文的古文家马通伯、姚叔节等说：“虽然陈独秀的言论不怎么的，但他的学问还是可以的。”要求保释陈独秀。后来胡适跟陈独秀谈起这件事，说：“在反对白话文最激烈的时间里，居然还有几个古文家为你求情，可见他们还是有一点人情味的啊！”
陈独秀和自己的老婆天天吵架，就喜欢上了自己的小姨子。小姨子高君曼毕业于北京女子师范，见识广，又是陈独秀的粉丝，两人见了一次之后，就不得了了。两方长辈也觉得这比陈独秀闹革命还要恐怖，千方百计加以阻挠，但还是不能阻止两人的爱情，最后两人私奔了。
陈独秀说话很直爽。有一天沈君默送了一首诗给刘继平，刘继平就把它挂在墙上看，结果陈独秀过来了。陈独秀看了后，问沈君默是何方神圣，后来陈独秀专门到沈君默家大喊：“我是陈独秀，昨天看到你的诗，诗写得不错，不过字却是烂得很！”沈君默听了，从此有了强劲的动力，苦练书法。
陈独秀很超前，不得不承认。1940年，陈独秀被捕，总是喜欢跟别人讨论关于女人的话题，而且一讨论就是几个小时，连口水都不用喝的。
陈三立不认识农作物，基本上属于白痴类型。陈三立去南京拜谒中山陵，一路风景优美，等路过一片田地的时候，看到路两旁水稻成排，长势很好，大家都在小声议论，今年应该收成不错，但愿国泰民安。这时陈三立觉得也应该说两句，就由衷地赞叹：“南京真是个好地方，连韭菜都长得这么齐整！”
1922年，余日章作为国民代表出席了华盛顿会议。会议上中国和日本展开了一场唾沫大战。有洋人问：“中国人有自治能力吗？”余日章反问道：“您读过世界历史吗？”那个人说：“读过。”余日章又问：“在世界历史上，有哪一个国家自治的时间有中国长？有的话请告诉我！”洋人没话可说地回去了。
1923年2月4日，京汉铁路大罢工。在汉口，2月7日当夜，天降大雪，反动军警把工会主席林祥谦绑在江岸车站站台的木桩上，让他下令复工，林不同意。刽子手就砍掉了他的一只胳膊，问他：“复不复工，再不复工就把你的头也砍了！”林祥谦大声喊道：“头可断，工不可复！”遂英勇就义。
本来谭延闿是可以做状元的，可是由于跟“反贼”谭嗣同一个姓，慈禧看着不吉利，就把他撇到了一边。那时又很旱，改点刘春霖为状元，因为“春霖春霖”就是春天下雨的意思，可见起个名字也得谨慎，必须吉利点。不过如果说谭延闿不姓谭，说不定这会只能跟刘春霖的名字一样，翻古董书才能看到了。
谭延闿原先不是革命党，而是立宪派。当了“谘议局”的议长后，谭延闿觉得“谘议谘议”不就是要实行监督嘛，于是上任不久就弹劾了湖广总督瑞澂，说他不讲理。谭延闿的“犯上”举动，不仅让领导瑞澂很不高兴，连圣上也发火了：“叫你们‘谘议’，你们还真敢‘议’啊？”谭延闿被上头骂了几句，才知道原来都是打酱油的。
革命爆发后，谭延闿没有被逼上梁山，而是一路小跑着自己上了梁山。凭借着“谁都不得罪”的宗旨，谭痞子每天还把“文明革命”挂在嘴边，开始了耍滑头，一路上跟个泥鳅一样，领着自己的小弟争权夺势，想让属下推选自己为都督。结果长沙起义胜利，焦达峰和陈作新被推选为正、副都督，谭延闿连根毛都没捞着。
谭延闿是捡来的都督，有一段时间他仕途不顺，在家赋闲。湖南新军管带梅馨带领自己的士兵到都督府将焦达峰乱刀剁碎，半路上副都督也被剁成了肉馅。两个都督都死了，谁来督湘？梅馨下令：“去把谭延闿抬来！”士兵不知道谭延闿是谁，就跑到谭家：“谭延闿，大人喊你去都督府做官！”于是老谭就被“强迫”做了都督。
谭延闿虽然人混球，但写的字还是不错。黄埔军校的校名“陆军军官学校”，还有中山陵石碑上的金字“中国国民党葬总理孙先生于此”，都是出自老谭之手。由于怕老婆，谭延闿就成了美食家。闲着没事的时候，老谭就下厨炒几个菜，满足老婆的胃口，越做越好了。现在“谭家菜”中南派谭家菜就是谭延闿的私家菜。
谭延闿做官也有原则，一是不负责，二是不打小报告，三是不得罪人，所以你也知道这个官是个混球，于是上海的小报就写了两副对联给他：“混之为用大矣哉！大吃大喝，大摇大摆，命大福大，大到院长；球的本能滚而已！滚来滚去，滚入滚出，东滚西滚，滚进棺材。”因此老谭又有了一个响亮的外号“滚蛋”！
1941年“皖南事变”爆发后，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和邹韬奋是老同学，利用这关系想让邹韬奋当国民党。徐恩曾请邹吃饭，说要想办法给他洗脱“通共”嫌疑。邹韬奋说：“你是特务，你看我是不是共产党？”徐恩曾说：“我盯了你好几年，没有发现你是共党的证据，不过现在，不参加国民党就是共产党！”邹韬奋很无语。
廖仲恺曾经就苏俄对中国革命的态度与人展开了激战。廖仲恺觉得苏俄只不过是来指导一下，不会参与。戴季陶写信给廖仲恺，批评他的左倾主义说：“叫共产党参与进来，只能把他们当成油盐酱醋，他们永远也做不了正菜。”廖仲恺也立即写信反驳：“你这个戴呆子，哪里懂得什么叫做革命！”
徐绍桢曾经是江北提督，跟随孙中山为了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孙中山为了酬谢他，给了他100万元的公债。徐绍桢把2万元办了一份《民立报》，又用1万元把祸国殃民的沈佩贞的“女子北伐队”给遣散了，剩下了97万，交给了孙中山。他说：“有钱的人不能革命，我还要跟着你革命，不能有钱！”
1919年巴黎和会，日本脸皮厚到了极点。日本厚着脸皮要索取山东的利益，中国代表顾维钧问日本代表：“孔子几千年以来在日本人也尊为圣人，是吧？”日本代表说：“那是肯定的。”顾维钧说：“圣人的家乡就是圣地，日本承认孔圣人，那山东就是圣地不可侵犯！”日本代表很是窘迫，说不出话来。
国民党副部长黄琪翔和著名作曲家田汉是一对铁哥们，对彼此都很了解。抗战期间，黄琪翔请田汉吃饭，事先说好了是一桌。结果到吃饭的时候，田汉带了30个人过去，田汉等着黄琪翔出丑。结果黄琪翔哈哈大笑，掀开席帘，指着酒席说：“我就知道你这个人会有这么一手，事先就准备好了三桌！”田汉顿时流下了三行汗。
戴季陶是个完美主义者。戴季陶做了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只要有点才的人就想留下，大有学李世民“天下人才尽入彀中”的架势。有一次，一个学生没有被录取，但是他分数线够了，戴季陶很是自责，在国民会议上主动要求惩罚自己。蒋介石一看遇见这样一个呆头鹅，很无语，只好把他三个月的工资给扣了。
王世杰说英语就好比在练太极拳。王世杰说起英语来非常不流利，但他非常喜欢表达，一到说不出来时，他就使劲把手交叉起来转动。《中美商约》签订时，对方是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签约前总要寒暄几句，可是王世杰说不出来，手就开始转。在场的一个记者悄悄地说：“王部长又开始练太极拳了。”在场的人一阵爆笑。
乔大壮曾经把白崇禧堵得说不出话来。抗战期间，白崇禧聘请翻译家乔大壮做了参议。有一次白崇禧闲着没事看着不顺眼把乔大壮写的文稿改了几个字。乔大壮很生气，对着白崇禧吼了起来：“你是参谋长，我是教授，咱俩都有自己的工作。你改了我的文章，我改你的作战计划，行不行？”白崇禧只好认错。
汪伪行政院院长梁鸿志是一个“猪眼”。抗战胜利后，梁鸿志被关押在楚园，大家觉得他必死无疑，同牢的孙曜东深信不疑，因为有人告诉他：“你看梁鸿志一对‘猪眼’，这面相是要杀头的。”但孙曜东不知道什么是“猪眼”。后来孙曜东被发配到安徽的茅岭农场养猪，一番观察，才知道猪是斜着往上看人的，梁鸿志跟它很类似。
蒋百里是公认的军事奇才，曾经取得天皇颁发的宝刀。蒋百里在日本士官学校留学，每年成绩好就算了，毕业的时候还是第一名，让日本人很没面子。毕业时按规定取得了日本天皇的赐刀，日本学生遭到了奇耻大辱。后来士官学校为了避免尴尬就把中日学生分开授课。回到国内后，蒋百里把日本天皇的赐刀每天砍柴用。
1913年6月18日，蒋百里是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校长，他把全校师生集合到一块，发表了演讲。大致意思是你们学生没有迟到旷课早退，而自己却辜负了学校，辜负了学生，辜负了革命，决定以死来使国家觉醒。说完对着台下说：“我对不起你们！”一枪打了自己，因为旁边的人拦了一下，没打着心脏，没有死成。
蒋百里自杀没成功，袁世凯派了一个日本医生给他治疗，日本医生把一个女护士留下来看护蒋百里。结果蒋百里受伤了也不老实，决定趁着治病的时间追求这个女护士，女护士曾经劝他不要自杀，他说的话很肉麻：“你不想让我自杀，我就不自杀了。”后来蒋百里凭着厚厚的脸皮，抱得美人归。
唐生智是个歪点子很多的人。唐生智在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学习，为了引起蒋百里校长的注意，晚上趁着蒋百里去上厕所的时候，突然光着脚跑到蒋百里身边，伸手扇他两巴掌：“我操你大爷，叫你偷穿老子的鞋！”然后装作恍然认出是蒋校长的样子，赶快鞠躬道歉。蒋百里觉得这个孩子这么大胆，就对他很是关照。
蒋百里曾经带着他的两个孩子到德国，想让他们在德国待一段时间。一个乡下的老太太对他说：“孩子学习虽然很重要，但合群更重要，如果每天都只知道学习，那书呆子又有什么用呢？多让孩子们和别的孩子们打到一块去吧。”蒋百里回头对着孩子们说：“你们看看，这位老太太虽然老，但她的话却很有道理啊。”
1923年，蒋百里和龚浩回北京的时候，路过徐州。看着窗外的风景，蒋百里突然感叹：“将来有这么一天，我们跟小日本打仗，津浦、京汉两条铁路肯定会被日军占领。我们国防应该以三阳为据点，即洛阳、襄阳、衡阳。”龚浩听了这个神话般的怪论，觉得很不可思议：“将来中日两国掐起架来，中国怎么也不会被占了这么多吧！”
蒋百里很有远见。“汀泗桥之战”后，蒋百里跟吴佩孚请假去游说孙传芳帮忙。结果孙传芳想隔岸观火，渔翁得利，不给个准信。蒋百里一看，吴佩孚肯定会失败，就一去再也没有回来，结果吴佩孚从此一蹶不振，孙传芳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提前开溜的蒋百里摇着鹅毛扇说：“不听百里言，吃亏在眼前。”
蒋百里是一代军事天才。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看到“马尔纳会战”后，德军将第六军团东调，拍着桌子惋惜地说：“德国肯定是要败了。”旁人问他为什么，他总结出德国有六点失策，其中一条是“渗透”。“渗透”是法国人的说法，英国人说起来则是“痫牛攻势”，也就是通常所谓的“闪电战”。
1945年8月14日正午，日本天皇向全国广播了接受《波茨坦公告》、实行无条件投降的诏书。15日，日本政府正式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日本投降了，有人建议把日本天皇也列为战犯，给处理了。陈寅恪极力反对，说：“日本军人把天皇当作神，如果天皇做了战犯，那日本军人就会像疯狗一样乱咬。”那人感觉很有道理，放弃了建议。
1917年，孙中山请章太炎到云南去游说滇系军阀首领唐继尧。章太炎到了昆明，看到昆明很是混乱，到处都是破烂不堪，烟鬼成群，很是失望。他回到住的地方，找来一个灯笼，写上“大总统秘书章”几个字，在大白天就提着灯笼上街了。大家看到了，很是奇怪，问他，他回答说：“这里到处都是鸦片，太黑了，不照着点看不见路啊。”
中国人的劣根性。抗战期间，陪都重庆电力十分缺乏，灯光昏暗，可即使是这昏暗的灯光也是有限制的。对于这种状况，蒋廷黼在行政院会议上提出采取日光节约时间，每年4月1日将钟表拨快一小时。行政院长孔祥熙当即站起来反对，认为这不是胡闹吗。但是不久以后，一个美国人提出了相同的建议，却马上被采纳了……
张国焘是个糊涂了后半辈子的人。张国焘早年的时候，很有才华，参与了中国共产党的组建，革命精神让很多青年学生感到敬佩。后来他脱离了共产党，自以为走上了光明的道路。他见到了蒋介石说：“委员长，兄弟在外糊涂多年。”后来毛泽东听说了这句话，说道：“殊不知他是糊涂了后半辈子呀！”
盛世才是一个奴才嘴脸的反苏反共分子。他对于诬陷别人是共产党特别起劲。有一次他亲自审问丁慰慈，问他拿了多少卢布。丁慰慈禁不起折腾，就说：“你说多少就是多少。”可是盛世才偏不，非得让丁慰慈自己诬陷自己。他一边毒打，一边让丁慰慈猜数目，等到和“腹案”数目一样时，才说：“你早点说不就完了吗？”
张学良很早很早以前就知道周恩来了，不是因为周恩来相貌英俊，而是因为张学良是一个京剧爱好者，喜欢捧角，他曾听说周恩来是一个戏剧的可造之材，因为周恩来在南开读书时，积极参加戏剧活动，拥有众多的粉丝。
重庆和谈期间，张群曾经为难周恩来。张群对周恩来说：“我向你请教一个问题啊。”周恩来说：“请讲。”张群不怀好意地说：“我们国民党人才比共产党多，你怎么解释这个现象？”周恩来笑着说：“没错！你们国民党的人才确实比共产党多，可是有人才你们用不了，有什么用呢，是不是说明你们‘没用’呢？”
求人不如求己。抗战期间，国民政府财政困难，物价飞涨，就是公务员的生活也很艰苦。福建省建设厅厅长严家淦去朋友家做客，在客厅看到了一张奇怪的照片：一人在椅子上坐着，另一个人在下面跪着，都是朋友一个人的照片。严家淦问这是嘛回事，朋友说：“老哥，这你就不懂了吧，这叫求人不如求己啊！”
杨杰是一个自认的伟大战略家。抗日战争爆发后，苏联答应供应中国武器。杨杰被派往莫斯科购买武器，有一次杨杰对蒋廷黼说：“你去对路透社发表声明，说苏联这两周就要跟小日本开战了。”蒋廷黼说：“为什么？”杨杰说：“你真是个大笨蛋，一旦日本看到这种声明，就会主动进攻苏联，那他们就真打起来了！”
邵元冲是一个倒霉孩子。1936年12月，邵元冲到广西旅游，途中决定到西安去拜访一下蒋委员长。到了西安，正好碰到“西安事变”，蒋委员长被抓了小鸡。别的人都很淡定，唯独邵元冲觉都睡不好，一时梦游从窗户里跳了出去，结果被士兵打死了。南京的报纸讽刺他说：“听说蒋委员长有难，就跳窗户去营救，最少也得国葬吧？”
蒋介石曾经想拉拢王造时，就让王造时的老乡左舜生去请他出山。王造时婉言拒绝了，既不上庐山，也不去南京。蒋介石不甘心，又派刘健群到上海，软硬兼施想逼王造时就范。于是就有了这番对话，刘建群威胁说：“蚊子嗡嗡叫有什么用呢？只要举手一拍就完蛋了。”王造时回敬道：“对国家大事发表意见是每个公民的权利！”
王明很欣赏塞克，称他是中国的普希金。在延安的时候，王明跟赛克关系不错，经常一起喝酒聊天。有一次他们在一起喝酒，最开始喝的是低度酒，用的是茶杯，喝着喝着，兴致来了，王明非要用大杯子，而且换上了烈酒，不管是谁都得一口闷。这一次塞克被灌醉了，回去的路上，歪歪扭扭的他掉进了河里，鞋子、裤子全湿了。
张继很能打，当年在日本，保皇党开会时，同盟会都是让张继上去把演讲的人拉下来。本来张继是一个草包，张继有一天跑过去跟孙中山说：“袁世凯肯定是要叛变的，如果您让我做了国会议长，我就能接近他，必要时还能为国除害。”孙中山觉得还可以，就让国民党的人投了他的票，选举张继做了参议院院长。
禇民谊是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的医学博士，传说他的博士论文是研究母兔的月经周期……但就是怎么一位医学上的博士却被聘请担任武汉汪伪政府的“外交部长”，于是有人就纳闷了，问周佛海什么情况。周佛海笑了笑说：“那有啥啊，咱的外交部长，就是专门给日本人办外交，就是找个兽医来，也没啥子。”
抗战结束后，国民政府开始把那些汉奸揪出来晒晒，大汉奸禇民谊被抓住了。禇民谊在监狱里说有国宝要献给蒋介石，将功赎罪。蒋介石为了慎重起见，交给军统处理，结果按禇民谊的方法找到了，原来是孙中山的一副肝脏。国民党许多元老对于禇民谊把总理肝脏私藏还想赎身的做法很生气，最后禇民谊还是吃了枪子。
1946年8月23日，禇民谊被执行枪决。到了刑场，按照不使犯人过分紧张的惯例，执刑的警察在他往前走的途中突然从后面开枪，打中了禇民谊的后脑瓜子。当时枪决都用冲击力很大的“炸子”，正常情况下犯人都是脑袋开花，一头栽倒。可禇民谊是练过武的，挨了一枪还来了一个白鹤亮翅转了一百八十度，让人目瞪口呆。
驻美大使顾维钧有一次在美国坐火车旅行，坐的是卧铺。晚上车厢里有个擦皮鞋的，顾维钧看皮鞋也该擦了就给他擦，第二天，顾维钧穿鞋一看是两只左脚！就去找那个黑人询问，不料那个黑人叹了一口气，说：“哎，今天发生的事太奇怪了，刚刚还有一个客人的皮鞋，竟然两只都是右脚，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顾维钧的老婆很时尚，在欧美都很出名。她很爱摆阔，在中国只不过是个外交家的第三任妻子，但在外国却很出名。在欧美等国家，她是东方时尚女性的代表，在社交界甚至跟宋美龄齐名。在一次西方著名杂志评选“最佳着装”中国女性评选中，力压宋美龄获得冠军。顾维钧说：“陪女人逛街要钱，陪我老婆逛街要命。”
张学良曾经透露过顾维钧的风流勾当。顾维钧也在外面找女朋友，还要张学良给介绍。30年代时，顾维钧出任驻法大使，跟一位杨太太打得火热，是个公开的秘密，当事人都不在乎。有一次，顾维钧的老婆黄蕙兰找上门来，在麻将桌旁边大骂杨太太，骂得很是难听，还拿了茶水浇到顾维钧头上。这个杨太太的一个女儿是和顾维钧的孩子。
1941年3月1日，张奚若在国民参政会二届一次会议上发言，尖锐抨击国民党政府当局的腐败和独裁统治，蒋介石听不下去了，就插话说：“欢迎提意见，但不要太刻薄！”张奚若很生气，甩头就走。下次再开会，他接到会议通知和往返路费后，当即回一电报：“无政可议，路费退回。”从此再没有出席国民参政会。
曹汝霖的先祖是曾经任监察御史的曹锡，因为敢于弹劾和珅而出名。曹锡弹劾了和珅，当时的人们都以能够结识他为荣，一时间家门口排满了人。曹汝霖则是个卖国贼，人们都以认识他为耻，骂他的人在他家门口也排满了。同样都是老曹家的，这做人的区别咋就那么大呢？
1946年，旧政协会议召开前夕，蒋介石对章伯钧、罗隆基不遗余力地争取：除了国防部长、外交部长，其他的什么部长都行。章伯钧说就是把国防部长、外交部长给他他也不当。而罗隆基光顾着喝酒了，一边往嘴里塞菜一边说，就给他外交部长当好了，因为他的英语顶呱呱，当个外交部长肯定也顶呱呱。结果出来了：不批。
于右任喜欢吃面。有一次，朋友请来一个名厨给他做面。最开始端上来的面跟丝一样，他说：“好，好，有没有粗点的？”后来粗一点，他没吃，又问：“有没有再粗一点的？”过了一会又说：“比这个再宽些就好。”最后给他端上来筷子一样的面条，于右任很高兴，连吃两碗。厨师感慨地说：“于先生文人不文啊，这种面条谁都能做！”
于右任是个大胡子，是因为办报才认识孙中山，并加入国民党的。孙中山是个办报狂人，一生办了十多种报刊，他一直以来主张：“革命大业其实宣传占到九成，武力只需一成。”孙中山任命于右任做了“长江大都督”，上海一带都归他管，但那时革命还没胜利，暂时还是个空头支票。
于右任办的前三份报纸，都破产了，但老于的毅力就像他的大胡子一样坚韧，屡败屡战，办报的“韧性”盖过了革命的激情，所以“元老记者”的桂冠戴在他头上，最合适不过了。老于的第四份报纸《民立报》开张了，当时的口号喊得相当牛叉：“打倒政府”、“打倒溥仪”、“建设中国”、“改革社会”，完全没把清政府放在眼里。
于右任《民立报》为革命作出了功勋，孙中山到上海专门去《民立报》慰问革命同志，顺便来看望一下老朋友。后来孙中山做了大总统，任命于右任做了个交通部次长，于右任很感动，虽然只当了四十天，但从此以后老于决定不办报了追随革命，把老命拼了，追随孙中山的革命大业。
于右任办《民吁报》，抨击时政，被诬陷坐了牢。邱于寄经常前去探监，他听说于右任喜欢吃烧饼，想买也没有一分钱，就去偷烧饼，结果被摊贩发现，一顿毒打。摊贩知道原因后，说：“您要早说是送给于右任先生，我必定分文不收！”还送了一堆烧饼让邱于寄带到牢里。后来于右任知道了这件事，十分感动，成了一辈子的好友。
于右任三十多岁时就黑髯飘胸，有人叫他“于胡子”。他每天睡觉时，都用一个布套把胡子装好挂于胸前。有一天，一个朋友问他：“你睡觉时胡子是放被子里，还是被子外？”他想不出来，回去后想去了。结果一夜没睡好，他说：“经朋友这么一提，还真不知道胡子到底是应该放被子里还是放被子外，总觉得放哪都不对劲。”
1948年，国民党为了缓和局势，要举行所谓的“全民大选”。于右任拖着一大把胡子，也投入到了激烈的竞选活动中。他为了跟国大代表拉关系，连夜写了一千张“为万世开太平”的条幅，记者问他参选有什么优势，于右任说：“我有条子。”记者很吃惊：“金条？”于右任拿出纸条，哈哈大笑。
“近代草圣”于右任书法很好，许多人都向他讨要墨宝。一天于右任去参加一个聚会，主人请他写字，当时于右任喝得东南西北都不知道了，迷迷糊糊地就写了“不可随处小便”。第二天主人实在尴尬，拿着墨宝去找他，他醒过来赶紧道歉，用剪刀剪成了“小处不可随便”，主人笑着走了。
1949年4月20日，何应钦把于右任接到了上海后，国民党已兵败如山倒了。一次夜深人静时，其夫人沈氏问于右任：“上海要解放，怎么办？”于右任安慰道：“不要怕，上海解放了，共产党、毛主席会保护我们的。”但此话说过不久，蒋介石便派人把他接往香港，随后转往台湾。去台后，于右任担任了国民党政府“监察院院长”。
晚年在台湾的于右任先生非常渴望叶落归根，但终未能如愿。他做了一首爱国绝唱《望大陆》：“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这首眷恋大陆家乡的哀歌，触动了无数炎黄子孙灵魂深处的隐痛。
抗战时期，林森在重庆建文峰造了一栋楼房。这个楼房可以防止日军飞机轰炸，造得很宏伟，林森很得意。不久，孔祥熙也在山上搞了一栋别墅，因为孔家实在是有钱，造出来的效果更是牛气得不得了。孔公馆气势逼人，林森心里很不爽。孔祥熙特意在河上架了一座“景林桥”，就是“景仰林森”的意思，林森心理才平衡了下来。
1933年1月1日，林森担任国民政府主席后，蒋介石每月送他“廉敬”法币两万元。林森妻子早逝，又没有儿女，抽烟喝酒搓麻将都不会，所以这钱就花不完。他喜欢收藏字画古董，于是收藏了好些古董。有朋友问他：“你买的那些古玩，有不少是假的吧？”林森微笑着说：“反正再过几百年，就会变成真的古董了。”
林森早年妻子就去世了，但是夫妻感情很深。林森每天晚上睡觉，都会把一个用精致手帕包的小包放在枕头边陪他入睡。第二天早上起来，他再放到枕头下面。很多人都纳闷。后来林森去世了，清理他遗物时才发现，里面原来是他妻子生前喜欢穿的一双绣花鞋。林森入葬的时候，这双绣花鞋被放到棺材里，陪他长眠九泉。
林森在衣着饮食方面都很朴素。一年四季，他都是穿着一身布衣，冷了就穿厚点。他不吸烟不喝酒，吃得也很简单。抗战时期，他一切从简，他的厨师诉苦说：“每天只让买两毛钱的肉，最开始吧，还能买一斤多，勉勉强强。后来物价飞涨，那点钱就只能买两个指头那么点肉，你想，这叫人怎样做菜呢？”
林森一生简朴，虽然身居高位，却吃喝住行都不怎么讲究。他习惯独来独往，除司机外，平时不喜欢带随从。有一次，林森开会路经一个路口，没有带随从也没有挂通行证。警卫人员一看，就把这辆小破车给拦了下来，这时林公把手杖伸出车外，轻轻向警卫人员身上一点。警卫这才警觉到车里坐的是谁，马上敬礼放行。
林森死后，没有后代，没人披麻戴孝，不成样子，于是就叫与林森血缘关系较近的一个堂侄女充当孝子。后来忽然浙江省的一个小县长林希岳，自称是林森主席的侄儿，要奔丧。国民党政府特地派专机把他接了过来，可惜到地后被拆穿了，林希岳原想乘这个机会搞个一官半职的，可惜白当了三个月的孝子，坐木炭汽车颠回浙江去了。
许世英虽然宦海浮游60多年，却没有什么坏习惯，不吸烟，也不喝酒。有一天，他与王宠惠闲着唠嗑，王宠惠指着手中的雪茄说：“我吸了一辈子的烟，也惹了不少事，光这点星星之火，就烧掉好几栋房子与好几部汽车。”许世英接话道：“我从来不吸烟，但是也没有房子，也没有汽车。”说完两人爽朗大笑。
民国海军军校校长魏济民35岁就成了代将。他在海军总部与参谋长等高级军官聊天，一些人话锋一转，就开始说：“海军军官还是军官资历重要啊，想当年……”举出了一大堆老古董的例子来，暗讽魏济民是个小毛孩子。魏济民点点头，说：“明孝陵前那些石头人，他们的资历可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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