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边疆存在复杂的民族及宗教问题
边疆的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是多重因素影响的结果。一方面，边疆地区的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与边疆特殊的生态环境休戚相关。相当程度上，边疆地区复杂的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是边疆地区独特民族构成、独特地缘环境、多元宗教信仰等在社会问题上的必然反应；另一方面，作为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的整体时代环境和时代背景乃至全球的一些重要时代背景，都会对边疆这个特定区域中所引发的社会问题产生直接或间接影响。新形势下，边疆的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也受到市场化、现代化等国内经济社会发展因素以及国际因素的影响，并表现出新的时代特点。
一、边疆地区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的产生
在边疆这一明显具有异质性的边缘性疆域，相当程度上，边疆地区复杂的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是边疆独特民族构成在社会问题上的必然反应，同时也直接受边疆独特地缘环境的影响；另外，边疆的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还受到少数民族自身发展状况的影响，此外，宗教信仰差异也是诱发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的一个重要因素。
1.边疆的民族及宗教问题受边疆独特民族构成的影响
边疆与民族有特殊的关联性：边疆是我国少数民族的主要聚居区，民族成份众多，民族关系错综复杂，这些民族大体保持着大杂居、小聚居、相互交错居住的分布格局。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汉族人口为1225932641人，占91.51%；各少数民族人口为113792211人，占8.49%。其中，西南边疆不仅是我国边疆地区少数民族个数最多的地区，有二十多个常住少数民族，也是少数民族人口最多的地区。
不同的民族首先表现为不同的文化共同体，表现在不同民族在风俗习惯、生活方式、宗教信仰等方面有不同程度的差异；不同民族其次也表现为不同的利益共同体。尤其随着各民族之间互动的加强，各民族的民族意识日趋增强，对民族利益的认知和感受变得更加强烈，围绕利益的争夺也变得更加激烈。
边疆地区出现的民族问题，很大程度上是由民族文化以及民族利益引起的。对于边疆地区的众多民族来说，民族文化不仅是民族形成和存在的根基，也是民族核心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于是，其他民族如何评价自己的民族文化，自己的民族文化是否受到尊重，围绕这些问题都有可能产生一些民族矛盾问题；另外，伴随着民族意识的旺盛，各民族对社会资源的争夺尤为激烈，围绕这些问题也引发了诸多民族冲突和民族问题。
2.边疆的民族及宗教问题受边疆独特地缘环境的影响
边疆地区独特地缘环境集中体现在边疆社会的“边”和“杂”两方面。其中，“边”主要表现在边疆处于国家疆域的边缘地带并与边界相邻。“杂”则主要表现在生活在边疆的民族群体构成的复杂性，以及所涌现的社会问题的复杂性。在这里，跨界民族广泛存在，族际关系极其复杂，而且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也涌现出了诸如走私问题、贩毒问题、跨国犯罪问题、宗教渗透问题等等，并给边疆地区的有效治理带来挑战。
据统计，我国陆地边界长达2.2万公里，与十四个国家接壤。我国目前被识别的跨界民族约三十个。其中，西南地区是我国跨界民族最多的地区，在西南的云南、广西、西藏这三个省（区）中目前大约分布着二十多个跨界民族，而且我国的西南地区也是世界跨界民族分布最为广泛和集中的地区之一。以云南为例，居住在云南边境的少数民族人口约占当地人口总数的60%，其中跨界民族人口占当地少数民族人口总数的98%以上。[200]从跨界民族的地理分布看，边疆的跨界民族常常跨两国甚至是跨多国国界而居。跨界民族聚居地与境外跨界民族聚居地虽为国界所分隔，但基本呈现出相连成片、相互交错的分布格局。这些跨界民族中，既有同一民族跨居两国的，也有同一民族跨居三国的，此外还有同一民族跨居四国的。这种跨越国家的政治疆界却又在地理分布上相连成片的格局，使得边疆的民族问题变得更加错综复杂。跨界民族问题不仅具有一般民族问题的内涵，而且深受地缘政治、周边环境、以及一个民族特有的历史及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从而变得更加复杂，并对我国边疆的有效治理及社会发展产生直接影响。以云南省澜沧拉祜族自治县为例，澜沧县地处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临沧市、普洱市三个州（市）交汇处，与缅甸接壤，边境线长80.563公里。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澜沧县与境外交往的人流、物流、资金流在不断增加，不仅毒品犯罪屡禁不止，而且作为边境少数民族自治县，澜沧县历来是敌对势力“西化”、“分化”的重点地区和渗透和反渗透斗争的前沿阵地。总的来看，正是边疆社会的“边”和“杂”这一独特地缘环境，相当程度上使边疆的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频频爆发，并对边疆的和谐与稳定局势带来直接挑战。
3.边疆的民族及宗教问题受少数民族自身发展状况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实施了一系列以关心、帮助和扶持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为取向的民族政策，这些政策的实施显著促进了少数民族的发展和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使少数民族的各个方面都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其中不仅极大地促进了少数民族族体规模的扩大，而且也迅速改善了少数民族的经济生活，同时也使少数民族受教育的程度得到大幅提高，此外少数民族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也得到迅速提升。而随着少数民族的发展和逐渐成熟，少数民族对民族的利益要求也变得更加强烈，在此过程中，不同民族在民族文化和民族利益方面的碰撞、摩擦及冲突时也日渐增多。
尽管这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各民族平等、团结、和谐的民族关系的总体格局，却在客观上使我国的民族关系出现了新的现象、新的矛盾和新的问题。“如果说，新中国成立之初乃至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民族间的摩擦和矛盾主要产生于民族间发展不平等的话，那么，今天的问题则是由于少数民族在有了较大发展以后提出了更多和更高的要求，而现有的利益分配格局和其他方面的条件无法有效地满足这种要求而产生的。”[201]而在此过程中，“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已逐渐清晰地显露出来：在少数民族发展程度较低情况下出现的民族问题得到了较好的解决，而在少数民族发展程度较高以后出现的民族问题不断增多，并有愈演愈烈之势。”[202]
4.边疆的民族及宗教问题受边疆多元宗教信仰的影响
宗教在边疆地区的影响具有历史性。在民族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宗教与民族始终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作为一种与对超自然力量的信仰相适应的社会历史文化现象，宗教在民族的产生和发展的不同阶段，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相当程度上，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与宗教相生相伴。民族和宗教表现出天生的契合性，一方面，在民族的形成过程中，宗教强化了构成民族的基本要素，并使一个民族具有特殊的精神凝聚力，甚至在有些民族的形成中直接表现为宗教推动的结果。如，在回族、东乡族、保安族等民族的形成过程中，伊斯兰教就曾在共同的民族心理和风俗习惯方面起着重要的精神统领作用；另一方面，在民族的发展过程中，宗教的影响也极为突出。在宗教使民族具有特殊凝聚力的同时，民族又往往使宗教具有旺盛的生命力。从本质上讲，任何一种宗教都是对人、神、自然三者关系的解读与思考，是“关于超人间、超自然力量的一种社会意识，以及因此而对之表示信仰和崇拜的行为，是综合这种意识和行为并使之规范化、制度化的社会文化体系。”[203]对于边疆各少数民族来说，绝大多数民族都对超人间、超自然的力量有不同程度的敬畏和膜拜，并形成自己的宗教信仰，有的少数民族甚至是全民信仰宗教。
由于宗教信仰的不同，各个民族在交往中常常产生矛盾和摩擦。相当程度上，宗教问题是一个信仰差异问题。“从信仰差异的角度来看，宗教方面的问题，主要是指确立和保持不同信仰的个人及其团体或组织之间，由于信仰的不同而导致的世界观、人生观及价值取向的区别和差异，这些区别和差异，可能会影响到信仰不同宗教的人们之间和信教徒与非新教徒之间的关系。”[204]正是信仰差异问题，加之各民族在交往中往往从本民族的利益出发，这样宗教方面的矛盾和冲突在边疆地区也就不可避免。
二、时代环境对边疆地区民族问题及宗教问题的影响
边疆的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是在历史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并由过去发展到现在，且在不同的时代环境下烙上不同时代的特点。进入21世纪，边疆的民族与宗教状况所面临的社会环境发生了显著变化，不仅受到市场化、现代化等国内经济社会发展因素的影响，也受到国际因素的影响，这些新的时代环境使边疆的民族宗教问题表现出一些新的时代特点。
1.社会利益分化对边疆地区民族及宗教问题的影响
利益分化是指由于社会结构性变革而使得一种既定的相对稳定的利益关系发生变化重组并使得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发生急剧变化而引起的利益差别扩大化的过程。[205]我国的利益分化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之后随着边疆地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市场化成为边疆地区经济发展的大趋势。
利益分化的不断加剧，使新的利益群体不断涌现，并使边疆地区社会结构发生潜移默化的变化。市场化在打破原有经济体制的束缚，从而促进边疆地区经济发展的同时，市场化也打破了边疆地区原有的社会利益格局，造成边疆地区利益多元化的复杂形势。改革开放以来，边疆地区利益分化的广度、速度和深度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并对边疆地区的社会发展产生直接影响。受边疆地区民族文化、宗教文化、地缘政治、周边关系等因素的影响，“这里的原有的利益关系解构，甚至突破了原有的以民族为基本分界点的利益关系格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新的利益群体跨越了民族之间的界限，融合了原本处于不同族群、不同宗教信仰和不同地缘文化的人群，基于新的利益格局而结成了新的利益关系，使得边疆多民族地区的社会利益关系由同质化走向异质化、由普同化走向分殊化。”而且，“这样的利益分化随着我国现代化的进程仍将继续向纵深发展，在今后的利益格局中将会更加扑朔迷离。”以云南丽江为例，在丽江民族地区旅游业的开发发展过程中，云南丽江旅游开发的参与受益主体更多为外来人员、外来企业和当地的少数精英、能人等特殊阶层团体。而作为丽江旅游业发展主体的当地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较少有机会参与到旅游开发中并从中受益。这使得纳西族在当地的社会利益结构中处于劣势地位，这种情况常常导致纳西族在心理上产生被剥夺感。如果这种利益分配情况得不到改善，那么这种心理上的被剥夺感将会不断积累、强化，造成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进而影响纳西族的政治归属感。[206]
利益分化的不断加剧，也使得利益冲突和争夺普遍化，民族问题变得日渐突出。随着利益多元化的快速发展，原有同一的利益分配方式逐渐被多元的、充满博弈的利益分配方式所取代，而且不同利益群体和利益阶层在利益的争夺上变得愈发激烈。既涉及民族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现实利益的分配问题，也涉及民族之间在国家层面的政治建构、法律政策、制度选择等政治权利的分配问题。
2.现代化深入推进对边疆地区民族及宗教问题的影响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快速推进，我国现代化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快速推进，给边疆地区带来了深刻变化。一场不仅涉及社会生活各个层面的变革在少数民族地区持续展开。在经济生活上，“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传统经济生产方式正遭遇挑战；在社会关系上，传统农村社区的封闭性以及自给自足的内在生活结构和缺乏社会流动的外部环境正逐渐被打破，少数民族社会正在“从单质化的刚性社会转型为多样化的弹性社会，具体表现为多样化的少数民族传统社会组织功能的恢复和现代发展，农村社会关系由机械联系向有机联系的变革，以及农村社会分层状况从固化到流动的转变。”[207]在政治生活上，伴随着现代化的逐步深入，民族地区政治生活也处于新一轮的塑造过程之中，“经过长期的建设和发展，云南少数民族村社政治的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形成了一种全新的村社政治体系”[208]；在价值观念上，传统的民族价值观念以及人们的内心世界因受到外来影响而遭到前所未有的冲击。目前，少数民族社会正处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之中。现代性意味着稳定，现代化意味着不稳定。在新的社会机制还没有完全建立健全、而旧的社会力量仍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时代背景下，边疆地区各种民族问题、宗教问题也逐渐凸显，并呈现出新的特点。
3.经济全球化对边疆地区民族及宗教问题的影响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全新的边疆观念正在建立，围绕边疆的争夺愈演愈烈，并滋生了诸多民族宗教问题。在经济全球化、区域化的背景下，边疆地区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承担着日益频繁的政治整合与对外开放的功能。地处国家疆域边缘性部分的边疆已经成为现代国家之间主权和利益的边界，边疆地位的重要性越来越深刻地凸显出来，并使现代主权国家越来越认识到：边疆在国家发展中的意义日渐凸显，国家的发展越来越依赖于边疆，边疆的形势决定着国家的发展和未来。没有边疆，就无法成为大国；没有广阔的边疆，就没有未来，更没有未来的发展。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边疆愈发变成国际间相互交往的重要口岸和通道，其经济价值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并关系到国家整个发展目标的实现。于是，围绕边疆的争夺愈演愈烈，各国边界上的“寸土必争、寸步不让”理念愈发强烈；另外，在“边疆稳则国家安，边疆强则国家富”的边疆观念下，边疆地区越来越成为国外敌对势力进行渗透和破坏的重要屏障，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西方敌对势力的渗透和破坏呈现出愈演愈烈之势，而且这样的渗透在宗教领域和一些宗教活动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世界民族主义思潮泛滥，使原本复杂的民族宗教问题变得更加扑朔迷离。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既可以起到凝聚民族国家的重要力量，也可以引起国家的动荡甚至分裂运动。从后一种表现形式上，民族主义不仅推动了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南斯拉夫内战、魁北克试图脱离加拿大的全民公决……也让我国的西藏问题、新疆问题越显敏感而尖锐。而在民族主义的驱使下，原本单纯的民族认同被附加了政治色彩，从而使得民族认同对国家认同与国族认同构成巨大威胁，进而严重影响边疆的社会稳定与发展。
第二节边疆民族问题的新特点
在边疆特有的地缘环境以及国际、国内环境的共同影响下，边疆社会的民族问题涌现出一些新的内涵和时代特点。新时期边疆民族问题的新特点，与边疆自身的发展状况有直接关系，此外，边疆民族问题的新特点也是随着市场经济体制在边疆地区的建立与推进，从而带来社会结构变化和社会转型的背景中产生的，此外也是在全球化浪潮和现代化进程不断推进的背景下不断凸显的。
一、国家认同问题日益凸显
国家认同问题在边疆地区的日渐凸显，主要在于少数民族在各种认同序列中，将国家认同置于何种位置。在我国边疆地区中既存在少数民族内部的民族认同，也存在对国家的认同。如果民族认同被置于国家认同之上，被置于认同序列的最高位置，便产生了国家认同问题。国家认同问题的探讨离不开对民族认同的考察与分析。只有在对民族认同及其特点的对比考察中，才能对边疆地区国家认同问题有更清晰的把握与呈现。
民族认同，是民族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客观现象，它是“民族成员对自己与所属民族的同一性关系的认定或确认，是少数民族成员与民族群体之间的一种心理过程”[209]，它是民族共同体凝聚必不可少的重要心理和情感基础。
第一，民族认同是与生俱来的，具有相对的稳定性。民族认同相对稳定的特点与民族自身的形成过程相关，尤其与长期发展浸润的民族文化休戚相关。从民族自身的形成过程与民族认同的关系来看，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对自己民族的忠诚感、归属感和依赖感都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逐步形成的，经过长期的历史积淀。因此，较之他们对国家的认同相比，各个民族对自身民族的认同要显得更为自然、深厚、稳固。西方人类学家格尔茨曾指出，“族群”内含两类社会关系，其中之一便是从血族、共同语言、宗教信仰和习俗中所产生的社会关系，而格尔茨将这种社会关系描述为“被给予”的社会关系，即一生下来就居于其中的那个群体[210]。在民族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民族文化对民族认同的内在强化起到重要作用。民族文化对民族的每一个成员都具有根深蒂固的影响，每个民族共同体的成员都是在特定民族文化的价值偏好、思维方式的基础上形成特定的心理与人格，而民族认同从本质上讲就是一种“复杂的文化心理过程”[211]，是民族共同体的成员与生俱来的一种情感与心理倾向，并在特定历史时期内具有相对的稳定性。
第二，民族认同也是动态的。民族认同是在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并受时代环境的影响而呈现出特定阶段的时代特点。一是民族认同的程度整体增强了。随着改革开放以后少数民族的发展壮大，少数民族对自身利益的体认变得更加深刻，民族意识也日趋旺盛，同时对自己民族身份的自我认同也变得更加深刻；二是民族认同的自觉性也呈日渐增强的趋势。突出表现在“少数民族对本民族的认同逐步由先天性因素导致的盲目认同向在认识到自己与民族共同体的关系基础上形成的理性化认同的方向转变，逐渐形成自觉的、主动的认同。”[212]
第三，民族认同也是复杂的。民族认同具有先天的稳固特点，与此同时，边疆地区的实际也表明，民族认同的状况在不同少数民族上又存在不同表现。一般来说，如果这个民族的开放程度比较高，与其他民族融合的程度比较明显，那么其民族认同的程度往往显得弱一些；反之，如果这个民族的开放程度比较低，尤其是在民族文化和生活方式上表现得比较突出的话，那么其民族认同的程度则相对要高一些。
边疆地区的另外一种认同还有国家认同，从本质上讲，国家认同主要是各民族对自身与国家关系的一种确认，主要包括以下三个层面：中华民族认同、国家利益认同和国家信仰认同，具体表现为对国家的归属感、政治效忠、责任、自豪感，以及爱国主义情怀等。
在多民族国家语境下，国家认同是将各民族及其成员紧密联结在一起的重要政治纽带。我国是多民族国家，各民族之间的和谐相处以及国家的繁荣稳定无不以各民族对国家的认同为前提。“当民族作为一个自在的文化共同体而存在时，将民族成员联结在一起的往往是基于血缘、地域、文化等而形成的天然纽带。而当不同的民族共处同一国家时，国家认同就成了联结民族与国家必不可少的政治纽带。通过国家认同这一纽带，不同的文化民族才能融入国家共同体，才能更好地培养民族及其成员对国家的归属感，激发他们的共同体意识，唤起他们的政治忠诚。”[213]
从总体上看，边疆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保持着一个较高水平。少数民族对国家的政治归属与认同，直接得益于国家对少数民族或民族地区所制定和实施的民族优惠政策。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十分重视少数民族的利益，通过一系列以关心、扶持少数民族利益为取向的民族政策，实现了少数民族的快速发展。改革开放深入发展以后，随着国家的日渐富强、民族优惠政策的相继实施、以及对少数民族利益的切实维护，这些因素都显著提升和强化了少数民族对国家的认同，而且这样的认同正由建国初期外在化的认同朝着内在性的认同转变，由建国初期自发的认同朝着自觉的认同转变。
由于中国地域广大，不同地区、不同少数民族在国家认同的强弱程度上表现又不尽相同。一方面，受地缘政治、周边关系等外部环境的影响，对于生活在内地或远离边境地区的少数民族而言，他们的国家认同问题一般表现得并不明显；而对于地处边境地区的少数民族来说，他们的国家认同问题则比较突出甚至有些还面临严峻挑战；另一方面，受民族文化、民族发展历史、族体规模、民族意识、民族关系、宗教信仰等国内因素以及周边环境等国际因素的影响，各个少数民族在国家认同状况上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其中，有的民族的国家认同表现得要稳固些，而有的民族的国家认同却表现得相对模糊，还有的民族的民族认同被置于国家认同之上，而国家认同则表现得弱化、淡薄甚至受到严重挑战。而后两种情况则演化为边疆地区的国家认同问题。其中，在有些地区国家认同问题初露端倪，而在有些地区则达到不容忽视的程度。
历史和现实一再表明，边疆地区的国家认同问题会带来一系列的严重后果：不仅国家的政策法规在边疆地区贯彻和实施的阻力会大大增大，还会引发一系列社会政治问题，甚至冲击、侵蚀多民族国家政治体系的统一；而且，还使分裂主义思想和活动的可能性迅速增大，表现为民族分裂主义常常利用民族认同来侵蚀国家主权的合法性基础，并造成多民族国家面临分裂的历史悲剧。
对于多民族国家而言，必须高度重视边疆地区的国家认同问题，尤其是要妥善应对认同危机问题。近年来，族群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关系问题一直是多学科多领域关注的一个重点，目前围绕两者的关系日渐分化出三种不同的观点：一种是矛盾冲突论。这种观点把过高的民族认同视为对国家认同的挑战；[214]一种是调适共生论。这种观点倾向于强调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之间存在和谐共生的可能性；[215]还有一种观点强调对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关系问题的讨论要特别注意其探讨的地域性范围。[216]以上不同观点、不同视角的研究将边疆地区的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研究不断推向深入，其中导致不同观点的分歧主要源于研究路径的不一样，或者研究方法的不一致。作者认为，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长期并存的事实，并不意味着必然有冲突发生。解决目前边疆地区出现的国家认同问题的根本思路，主要在于有效协调好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的关系，切实维持和稳定国家认同的优先地位，将国家认同维持在较高水平，并对国家认同进行持续不断的建设，这也是多民族国家今后面临的一个重大历史任务。
二、跨界民族问题不容忽视并在部分区域面临严峻挑战
跨界民族问题是边疆地区特有的一种民族问题。从内涵上来说，跨界民族首先是民族同时又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民族，是“历史上形成的而现在分布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并在相关国家交界地区毗邻而居的同一民族”[217]。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随着边疆跨界民族之间往来日益密切，交往日趋频繁，并在此过程中涌现了一系列走私问题、贩毒问题、跨国犯罪问题、宗教渗透问题等等，并给边疆地区的有效治理带来严重冲击。
在各种跨界民族问题中，表现最突出的便是跨界民族的认同问题。从本质上讲，“跨界民族问题是因现在国家政治疆界对民族聚居地域的分割所产生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不一致、民族凝聚力与国家向心力失衡而导致的民族问题。”[218]由于跨界民族与境外同族在地理位置上相邻，表现在同一民族分布在相邻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而且在生活方式、民族文化、宗教信仰等方面具有一定的共性，这些因素均使得跨界民族的国家认同更容易受到其他认同因素的影响，并大大提高了跨境民族在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产生冲突的可能性。
从现实的情况来看，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各地的情况不一，边疆不同区域的跨界民族在国家认同情况上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具有不同的区域特征。其中有些跨界民族国家认同的程度普遍要高些，有些跨界民族国家认同的程度普遍要低些。
（一）跨界民族国家认同程度的不同类型
总体来看，目前跨界民族的认同状况主要表现为两种类型：第一种类型：跨界民族的民族认同表现的非常坚定，同时民族认同凌驾于国家认同之上，且高强度的民族认同在不同程度地削弱、侵蚀乃至消解民族成员对国家的认同。第二种类型：跨界民族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都比较明确。这两种类型的认同关系在边疆地区都存在。
第一种类型：跨界民族的民族认同凌驾于国家认同之上
这种认同状况在西藏、新疆等西北地区表现得比较明显。这些地区跨境民族问题的实质，主要是跨境民族与所在国其他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和利益差异被外部力量所利用，在国外分裂势力的渗透与宗教势力的利用下，内部的民族意识被高度强化，民族利益被置于国家利益之上，国家认同面临挑战。如，一旦民族利益与国家政策发生冲突时，维护民族利益便成为跨界民族的首要选择，并往往会采取一些制度外的极端的方式来进行利益博弈，从而给边疆地区的政治稳定带来不利影响。
尤为严峻的是，在部分地区还滋生了民族分裂主义，泛民族主义思潮高涨，国家的权威受到严重挑战，国家认同受到严重的削弱甚至侵蚀，并出现了国家认同危机。如，存在于新疆的“三股势力”，表现为暴力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以及西藏藏传佛教中所谓的“西藏独立”，这些行动的实质都是民族分裂主义。这些跨境民族在争取“民族自决”的过程中，常常受到外部势力的干涉与利用。这些外来势力利用我国转型过程中出现的诸多社会矛盾，鼓吹少数民族“自决、独立、自治”等，在边境地区煽动少数民族以非法极端的方式争取政治权利，策划实施一系列群体性事件甚至是暴力事件，妄图颠覆我国国家的统一和边疆的安全。再加上，境内外民族分裂势力的相互勾结，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的相互纠缠，使得我国边境地区的民族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与棘手，不仅使原本的内部矛盾转化为国际性的民族分裂问题，而且也使民族问题的负面影响越来越突出，使国家认同面临的挑战也越来越严峻。
第二种类型：跨界民族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都比较明确
这种认同状况在云南等地表现得比较突出。以云南为例，云南是我国西南地区跨界民族数量最多的一个省份，达到十六个，分别是壮族、傣族、苗族、彝族、独龙族、怒族、布朗族和德昂族、傈僳族、拉祜族、佤族、阿昌族、瑶族、哈尼族、景颇族、布依族。云南境内跨界民族对自己的民族身份有深刻的认同，他们依托地缘的基础作用和族缘的纽带作用，与境外跨界民族表现出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民族内聚力表现得非常稳固；与此同时，境内跨界民族对自己与与国家身份的确认也都表现得十分明确，其国家认同随着国家民族优惠政策的相继实施以及国家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而得到有效提升，总体上达到一个较高程度。而且，这样的认同既以少数民族的基本价值观念的形式表现出来，也涵盖在民族成员的思想观念之中，同时也表现在民族成员的政治实践和具体行为当中。[219]
根据对西双版纳勐海县打洛镇[220]打洛村委会龙利小组[221]的调研显示：境内外傣族都明确表示自己是同一个民族，并表现出共同的民族意识、民族观念和民族文化；与此同时，境内傣族对自己的政治归属也都表现得十分坚定而明确。境内外两个村寨的傣族无论在语言、服饰，还是在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农业生产方式等方面都表现出高度的相似；此外，境内外傣族之间的通婚互市、串亲访友、换工、参加传统仪式现象非常频繁，而且境外傣族来境内打工、上学[222]的现象也非常普遍。在此过程中，境内傣族通过与境外傣族的密切交往，大多深切感受到改革开放后自身生活条件的显著改善，以及国家不断富强的趋势。对于同一民族，因分布在不同的两个国家，因不同国家政治制度和民族政策的不同，从而使同一民族在物质条件、医疗保障、子女教育等方面可以享受的不同待遇。在这样的环境背景下，境内跨界民族的成员普遍很在意自己的国家，言谈中充满了对祖国的骄傲与自豪。[223]
（二）影响跨界民族国家认同程度的主要因素
针对我国跨界民族在国家认同状况上的两种类型，显然，民族政策是影响国家认同状况的一个重要变量，但却不是唯一变量。除此之外，民族自身因素、周边关系也时刻左右着国家认同状况，并成为影响目前边疆不同区域中跨界民族不同国家认同水平的重要因素。
第一，不同的民族发展史及其民族关系现状，是影响不同跨界民族国家认同意识的一个重要因素。
东南亚研究方面的资料显示，相区别于北方跨界民族，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跨界民族更多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人们共同体，而非政治人类学范畴的人们共同体。从历史发展来看，“各跨界民族内部没有形成过完整统一的民族政治行政实体是中国与东南亚跨界民族历史发展的重要特点。”“这些民族内部从未形成过整个族群的政治统一。其中只有壮族在今中越边境地区建立过‘大历国’，傣族在今西双版纳一带建立过古‘泐国’，但也仅是局部性的地方政权，未能涵盖整个民族分布的地区。其他各民族内部长期处于部族社会甚至是原始亲缘地缘社会。”[224]此外，从目前云南境内各民族的族体规模来看，虽然云南民族众多，但是二十六个民族中除汉族之外没有一个独大。即便是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彝族，根据2010年云南省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也只占云南省总人口的10.94%；而且，历经了几百年的民族融合过程，如今云南境内各民族总体保持着平等和相对均衡的发展态势和走向，这种态势和走向无疑为云南各民族之间的团结与和谐创造了有利条件。与这样的民族发展史不同，北方跨界民族大多是经历亚洲草原上最残酷竞争而生存下来的，个别少数民族在历史上曾经作为统治民族存在，并建立过强大帝国。
第二，地缘形势也是影响不同跨界民族国家认同意识的一个重要因素。
从整个地缘形势上看，与我国其他边界地区相比，西南边界总体上“跨界民族关系好，跨界民族问题少，我国在该地区的安全形势也较为和缓。有的学者把该地区的跨界民族模式称为‘和平跨居模式’。”[225]尤其是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推进，和平与发展成为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主要旋律。与此相区别，西北等其他地区面临的地缘形势则要复杂的多。如中亚五国、印度和巴基斯坦、朝鲜半岛、蒙古国都是当今世界冲突的热点地区。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一些以民族命名的邻国“主体民族化”趋势的加强，民族的边界意识也在迅速增长。“这些新生的民族国家独立以后，在政治上都致力于推行‘主体民族化’。一些国家为了强化‘主体民族’的地位，解决‘主体民族’人口危机，对周边国家的跨界人民发出了‘回归历史祖国’的召唤。”[226]显然，如此复杂的地缘形势，势必会给境内跨界民族的国家认同带来负面影响。
（三）跨界民族在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状况上的发展趋势
在各民族对国家的认同中，跨界民族的国家认同，对维护边疆的和谐稳定及国家的
统一具有极其突出的作用和影响。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边疆的安全与稳定局势，越来越以各个民族尤其是跨界民族对国家的政治认同与归属作为前提。
第一，从跨界民族的民族意识来看，跨界民族与境外同族作为一个民族整体在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推进下，其民族主义意识日趋增强。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跨界民族与境外跨界民族呈现出交往密切、往来日趋频繁的特点，在此过程中跨界民族的民族意识也在不断增强，主要表现在“跨居两个国家和两个以上国家的同一个民族，他们对跨界的现状及跨界交往有着强烈的地缘空间认同、生活环境认同、民族文化认同，并逐渐形成一种跨界民族主义思想。”[227]如，以中缅德昂族为例，“云南边境地区跨界民族与境外同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联系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跨界民族的民族意识不断强化……境外民族主体对中国同族的影响日益突出。这些情况和问题在中缅德昂族中都有突出的表现。”[228]跨界民族主义意识的凸显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因素的推动。
从历史的角度看，跨界民族主义意识在边界地区的增强，根源于中国与邻国跨界民族之间非常紧密的历史与文化渊源。如西南民族史的研究成果也表明，自先秦以降，云南与中南半岛北部就是古代百越、氐羌、白濮三大系统的民族群体生息和繁衍、分化和融合的区域，现代西南地区到中南半岛北部的民族群体的雏形则在清代就逐渐形成了，所以在这一片区域内的民族群体据以认同本民族、区别他民族的文化体系已经历了上百年的时间考验而巩固和稳定下来。[229]历史上，中国与东南亚跨界民族之间的“探亲访友、通婚互市、拜佛朝庙、过耕过牧、节日聚会等传统交往从未间断，存在着较为稳固的民族认同和内聚力”[230]。再如，当前生活在新疆境内的维吾尔族与散居在中亚的维吾尔族同属一个民族，另外居住在新疆的哈萨克族和塔吉克族与中亚的哈萨克族、塔吉克族也是同属一个民族，新疆的乌孜别克族、柯尔克孜族和塔塔尔族与中亚的乌兹别克族、吉尔吉斯族和鞑靼人在历史上也分别是一个民族。这些跨境民族具有共同的宗教信仰、民族文化和风俗习惯。正是这种独特的历史渊源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相近的文化模式和价值观念，成为跨界民族在政治分割力影响的今天依然保持紧密联系的重要基础，同时也为跨界民族主义意识在现阶段的增强提供了历史条件。
从现实的角度看，现阶段跨界民族主义意识的增强，根本上在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过程对社会利益关系的不均衡分配，以及在此过程中导致的跨界民族所产生的相对被剥夺感，从而在客观上促使跨界民族主义意识的不断增强。从地缘关系的角度看，一方面，跨界民族与国内其他地区在经济发展水平、受教育程度、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方面呈现出较大差异；另一方面，跨界民族却与周边国家同族保持着诸多共性，不仅跨界民族与境外同族在地理位置上毗邻，而且这些跨界民族聚居区多为贫穷和边远地区，并且更重要的是跨界民族与境外同族在民族文化、宗教信仰、交往方式、经济生活等方面保持着不同程度的联系，这些都使得跨界民族作为一个民族整体往往具有程度不同的共同的民族意识和民族观念。这样，在跨界民族聚居区与周边国家跨界民族聚居区之间，则逐渐形成了一个“边缘迟缓带”[231]，成为一个经济互动的次区域经济圈。这在一些研究中也反映出来：“跨界民族受地区主义的影响已出现不断增强的跨界民族主义意识……跨界民族在地区主义的进程中加剧了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特别是教育、知识、科技差距扩大，使它们更容易形成跨界民族主义。”[232]
第二，随着经济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的推进，现实利益越来越成为影响跨界民族国家认同的关键性力量。
从未来发展趋势看，现实利益将越来越成为影响跨界民族国家认同的关键性力量。主要表现在：由于同一民族分布在不同国家，从而不可避免地促使跨界民族在国家认同问题上进行比较与选择；而且，这样的比较与选择在全球化与市场化的时代背景下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要深刻和突出。随着人口、商品、信息等跨越时空地加速流通，跨界民族对国家这一政治共同体的自我界定与排他性意义，显然不再只是依据客观的国家地理边界，而是不断侧重于与邻国的比较。而在这种比较中，现实利益的满足与否及其程度成为影响跨界民族国家认同的核心力量。以云南马关县苗族边民为例，当中国政府给予边民利益和文化满足时，越南边民向往中国；而当越南民族政策强于中国时，中国边民则向往越南。[233]马克思主义认为，利益是人们行为的根本动因。这不仅对于公民个人适用，对于一般群体适用，对于跨界民族这样一个有选择便利条件的特殊民族更是如此。因为，从根本上说，“人类的族群认同还是自利的。族群认同的工具性、现实性是其最基本的本质。所谓由共同历史记忆产生的根基性，仍是现实利益下凝聚人群的工具。”[234]
因此，在建构国家认同的现实利益内容方面，其中不仅包括物质利益，也包括精神文化利益，后者如“作为公民主体所获得的更为丰富的政治权力、社会地位、发展机会、诉求表达、文化尊重及荣誉感”[235]等要素。而且，“文化价值诉求是更为基础性和根本性的内容。”[236]这尤其在经济发展势头相对较好的村寨中反映得更为突出。以西双版纳曼芽布朗寨为例，布朗民众依托橡胶这一主要产业、在政府的扶持下不断致富，是远近闻名的小康村。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布朗民众也极其注重传承本民族文化，他们依托“布朗族弹唱”，积极弘扬布朗族传统文化。因此，从今后的趋势来看，对于在经济上有了较大发展的跨界民族来说，国家认同的构建就不能仅仅拘于物质利益上的满足，如何全面、真实地了解并有效回应其不断增长的文化价值诉求，显然将是一个重点。[237]
三、民族间冲突与竞争不断加剧
民族关系是“具有特定内涵的特殊的社会关系，是民族发展过程中相关民族之间的相互交往、联系和作用、影响的关系。”[238]在这种关系中，主要涉及民族间的经济关系、政治关系和文化关系，具体说主要涉及“基于利益关系之上的经济关系、基于同一国家基础上的政治整合……以及民族文化的融合、交流和同化等。”[239]新中国建立初期，国家实施了一系列以支持、帮助、扶持少数民族经济和社会发展为取向的民族政策，这些政策的实施大力促进了少数民族和边疆地区的经济繁荣与社会发展，与此同时，也使各民族对自身的利益感受和利益认知变得强烈起来，自我发展意识也日渐增强。伴随这一过程直接带来的则是民族间的摩擦和冲突在日益增多。其中，既有民族之间的文化冲突、民族之间的经济矛盾，也有民族之间的政治对立等等。
（一）民族文化冲突的多元化
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实行了一系列弘扬少数民族优秀文化，鼓励少数民族的民族文化发展的政策；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国家更加注重对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并使少数民族文化得到持续发展。与此同时，市场经济又为不同民族的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与对话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平台；伴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不仅在范围变得更加广泛，程度也变得更有深度，而且在交流的领域上也更宽泛。
在民族文化多元化发展的同时，因文化的差异又直接带来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冲突与矛盾。尤其是狭隘民族文化主义在一些民族中萌生，当本民族传统文化受到侵害，甚至只是单纯涉及民族文化差异性的行为，都会表现出一些激烈的反应，甚至激发为文化冲突，转化为群体性冲突事件。随着族际互动的日益普遍，表现形式的日益复杂，不同民族的文化冲突也将变得更加多元化。
（二）民族经济关系的区域性差距拉大
现阶段我国边疆各民族的民族关系，从性质上说是新型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是一个以平等、团结、互助、共同繁荣为基本特征的民族关系；然而，由于社会利益分化的加剧、以及市场竞争机制的影响，民族关系在实际上又表现出民族平等的不完全性、民族团结的相对性、民族间互助合作的有限性和互助与竞争的共生性。
如果说在改革开放初期，市场机制还处于一种探索阶段，那么，伴随着市场机制的逐步建立健全，市场发挥社会资源的基础性配置作用则不断显现，在此过程中，资源分配的不平衡，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以及所带来的地区差距的扩大越来越凸显出来。一方面，蕴涵在优势地区中的经济实力很快显露出来，另一方面，民族地区逐步丧失了国家照顾和扶持政策的优势，地域偏僻、资源匮乏、市场狭小的劣势很快被凸显出来；另外，不同民族地区相互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也日益凸显。而这种经济差距和地域差距对民族关系也带来了深刻影响。[240]伴随着地域差距的逐步扩大，各民族间对社会资源的争夺呈日益激烈之势。这种争夺和经济矛盾不仅表现在少数民族地区与汉族地区之间，也表现在少数民族之间。其中，既涉及不同民族在经济秩序上的争夺与矛盾，也涉及不同民族之间在土地、山林、草场、水源等自然资源上的争夺与矛盾，还涉及少数民族与国家在经济权益上的矛盾。
四、利益诉求日趋旺盛且非制度化的利益诉求方式日渐升温
随着边疆地区各民族的自我意识与分界意识的日渐强化，各民族围绕自治权、立法权、选举权、被选举权等方面的争夺日渐突出，此外，各民族对国家在政治利益方面的诉求日趋旺盛与频繁，并呈现出新的时代特点。
从本质上讲，“民族关系中的摩擦和矛盾的表现形式具有多样性，实质都是族际间的利益争夺。”[241]如果说在利益分化的初期，各民族间的利益争夺主要集中在经济利益的话，那么，伴随着民族意识的不断增强、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民族认同的日趋强化及民族认同自觉性的逐步提升，各个民族之间在政治权利方面的争夺则变得愈来愈激烈。能否有效协调好各种民族政治关系，直接关系到边疆地区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近年来边疆地区民族政治生活中涌现的一个重要特点，便是边疆地区政治参与呈持续膨胀的趋势，而且非制度政治参与方式的爆发及影响波及程度比以前大大提高。伴随着社会利益分化的快速发展，社会阶层分化、社会利益多元化的问题在边疆地区日渐突出，并形成了形式多样、程度不等的利益冲突和利益争夺，进而激发了不同群体为争取、实现和维护自身的利益而进行的利益诉求或者说利益表达，其中围绕国家权力进行诉求或表达的政治行为便可视为政治参与。这其中，既有经济利益的诉求、民族利益的诉求、宗教利益的诉求，也有政治利益的诉求和社会其他方面利益的诉求等等。从利益表达的形式来看，可以分为一般意义上的利益表达、较为激烈的利益表达和制度外的利益表达。从利益表达的发展趋势来看，近年来边疆地区政治参与迅速发展并日趋活跃，其中非制度政治参与频繁发生尤其是群体性非制度政治参与的爆发，不仅波及范围广，而且破坏力极大。无论是2008年云南省的孟连事件，还是2013年云南西双版纳景洪暴力事件，都直接影响着边疆地区政府的公信力以及边疆地区的和谐与稳定。边疆地区的政治参与具有突出的民族性、宗教性甚至受地缘政治、跨境民族等因素的影响，这里的地缘政治、跨境民族、民族关系、宗教关系不仅是滋生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温床，也是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爆发后各种矛盾交织与叠加的重要诱因。加强对边疆地区非制度政治参与的有效治理，促进政治参与的有序发展，攸关边疆地区的和谐与稳定。
第三节边疆宗教问题的新特点
边疆与民族有着天然的联系，而民族又与宗教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与民族问题的发展状况相类似，边疆地区的宗教问题也不可避免地打上时代的烙印。随着国际、国内环境及边疆自身环境的变化，边疆地区的宗教问题也而表现出一些新的情况，出现一些新的趋势，需要及时的考察、关注与研究。
一、宗教影响力不断上升
在新的形势下，宗教影响力依然广泛而深远，并呈现出不断攀升的趋势，同时也表现出一些新的时代特点。主要体现在：
（一）宗教信仰的多元化和区域分布的广泛化，是现阶段宗教影响力的突出表现之一。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国家保障少数民族宗教信仰自由和正常的宗教活动的民族宗教政策环境影响下，我国边疆地区各民族宗教信仰自由的基本公民权利得到广泛落实，边疆地区宗教信仰的种类呈现出多元化的格局、以及地域分布明显的特征。
从宗教信仰的种类来看，表现出种类多样性和教派齐全性的特点。其信仰的宗教既包括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道教这五大宗教，也包括在独特的民族文化中衍生出的本土化的原始宗教，如萨满教、白族信仰的本主教等等；与此同时，我国信教群众的人数也有了大幅提升，此外，教职人员、宗教活动场所和宗教团体的数量也都有显著提升。
从宗教信仰的地域分布来看，表现出多元性的地域特征。突出体现在各宗教分布广泛却又相对集中，在不同地区和不同民族之间差异较大。虽然宗教信仰在我国具有普遍性和广泛性，但不同地区的宗教信仰却不尽相同，其中西部地区较东部地区相比不仅信教人数要多，而且信仰的宗教类型也丰富多样。其中，西北地区受伊斯兰教影响较大，群众多信仰伊斯兰教；而在西南地区，佛教的影响力则要更显广泛。
以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为例，该自治区现有伊斯兰教、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东正教和萨满教等宗教。其中，伊斯兰教是信仰人数最多的宗教，信仰群众约760万，占信教总人数的60%左右。包括维吾尔族、回族、哈萨克族、塔吉克族、塔塔尔族、柯尔克孜族、乌孜别克族、撒拉族、东乡族和保安族在内的十多个民族都信仰伊斯兰教。据统计，新疆现有宗教活动场所达2.4万余座，其中伊斯兰教清真寺2.39万座、宗教神职人员2.9万人；此外，各级宗教团体88个，其中自治区和地、县级伊斯兰教协会79个。[242]
以西藏藏族自治区为例，作为藏传佛教的发源地，西藏藏族群众中的大多数和门巴族、珞巴族等民族都信仰藏传佛教。在西藏，从事佛事活动的信教群众随处可见，且经幡四处悬挂，刻有佛教经文的玛尼堆到处堆放。据统计，西藏共有各类宗教活动场所1780多处，僧尼4.6万多人，活佛350多名。[243]
以宁夏回族自治区为例，该自治区现有伊斯兰教、佛教、天主教、基督教和道教五大宗教。其中，信教群众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一。该自治区现有清真寺3760座，拱北、道堂92处，活动点592处；阿訇3600多人，满拉6200多人。此外，佛教、道教、天主教和基督教也有相当数量的寺庙、宫观、布道所和宗教神职人员。[244]
以云南省为例，云南现有佛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道教和原始宗教六种宗教。其中，人口在五千人以上的二十六个民族都有宗教信仰，除回族之信仰伊斯兰教之外，其他民族至少信仰两种宗教。云南省宗教状况呈现出以下特点：第一，云南省信教人数在不断增长。其中，增长较快的是汉传佛教、道教、基督教信教人数；持平稳增长的有藏传佛教、南传上座部佛教、天主教、伊斯兰教信教人数。第二，跨界民族的宗教信仰程度不断扩大。据统计，“云南8个跨界民族聚居州市的宗教信徒占全省宗教信徒的48.6%，占当地人口总数的15.6%（远高于全省平均数值的8.8%）。”“按照不同宗教在全省的比例划分，佛教占46.5%（汉传佛教占33.5%、藏传佛教占1.6%、南传上座部佛教占100%）；道教占30.1%；伊斯兰教占18.7%；基督教占54.4%；天主教占32.7%。”[245]据统计，云南现有宗教活动场所4789座，宗教教职人员9000余人，宗教团体96个。[246]从少数民族的具体信仰类型来看，
再如东北三省，宗教信仰类型也十分广泛，包括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和东正教等。以吉林省为例，其中基督教活动场所1300多处，佛教寺院105座，道观125座，清真寺近90所，天主教73所。[247]
（二）宗教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精神和心理层面，此外对政治生活也有不容忽视的影响，且呈现出新的时代特点，并构成现代边疆政治区别于传统边疆政治的重要方面。
边疆、民族、宗教之间自古以来就呈现出一种无法割裂的联系。历史上几乎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宗教信仰，宗教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深刻主宰、并影响着边疆各民族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不仅包括对民族成员精神世界产生直接影响，而且这种影响同时也上升到政治体系层面，成为传统政治统治的一个重要手段和方式。“从原始时代起，宗教就渗透到人们的一切行为之中……没有宗教的神化，人类的道德行为，价值准则，以及社会秩序、政治制度、律法体系是难以维持和巩固下来的。”[248]其中，宗教向政治的渗透，或者说神权向政权的渗透，成为传统政治关系的一个重要特征。如彝族的鬼主统治（又称神守统治）（这种政治统治的突出特点是神权与王权的合二为一）、藏族的政教合一体系，基诺族的长老体系等等。这些统治体系都是政治关系神权化和神秘化的重要表现，其实质乃是用宗教来论证权力的合法性，用宗教来巩固自身的政治统治，而这也成为传统政治区别为现代政治的一种重要方面。
随着政治现代化的不断推进，现代政治关系的一个重要特点便是政治体系的日益分化和文化的日益世俗化，与此同时，政治与宗教的关系逐渐分离且变得疏远。这也是现代政治发展的一个总体格局和重要趋势。当然，在不同地区，宗教与政治分离的实际程度又各不相同。
从目前边疆的情况来看，宗教对边疆政治生活的影响总体上呈日渐式微的趋势，但这种影响依然有所反映，而且由于受边疆地区独特的政治生态环境以及各民族独特的历史传统和民族文化等因素的影响，这种影响依然会在一定时期内存在，并成为边疆地区民族政治社会中不可忽视的一种现实力量；而且，宗教的政治影响常常通过宗教神职人员表现出来，这些宗教神职人员依凭特殊的宗教理解力与创造力，控制着影响民众生活的信仰工具，从而具有特殊的影响力与支配力。表现在：宗教神职人员不仅在宗教秩序的维护中起着重要作用，在某些公共管理领域也起着直接或间接的促进作用，而且他们在村社生活中所享有的独特威望也是正式权力主体常常借助的一个重要资源。如当边疆地区的正式权力主体在某些政策执行环节中受挫时，正式权力主体也会转而对宗教精英这类体制外权力进行充分的动员，通过对他们的广泛动员，借助并利用他们在民众中的特殊声望与力量，来博取民众对相关政策的支持。另一方面，当少数民族成员的利益要求通过制度内的渠道得不到充分满足时，一些非制度化的参与渠道也会成为民众的一个重要选择。突出表现在，在民众诉求的客体上，对宗教神职人员的诉求也成为一种重要的诉求对象。
除了对少数民族政治生活的影响外，宗教对信教人员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精神层面和心理层面，并构成宗教影响力最突出的方面。在边疆地区尤其在那些地处边远的农牧地区区，宗教仍然是当地群众重要的精神生活支柱之一；而且，信教人员几乎涵盖了生活贫困到富裕的不同经济利益人群。以彝族为例，在一些传统彝族社区中，彝族民众的生活至今依然程度不同地笼罩在宗教崇拜的神秘色彩之下，宗教信仰至今依然是人们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内化为彝族民众一种重要的生活方式。彝族主要信仰原始宗教，包括祖先崇拜、土主崇拜与自然崇拜等。在彝族民众看来，神灵是真实存在的，而且这些神灵均具有超自然的力量，主宰着自己的生死祸福，因此被普遍视为精神上的权威，并虔诚地加以信奉。相当程度上，自然神灵不仅是一些彝族民众的重要崇拜对象，也是重要的诉求对象。当民众遇到一些生产生活问题，如在婚姻上有解不开的心结，在生产上碰到一些小问题的时候，当通过制度内的渠道遇挫时，他们会到土主庙前烧香跪拜，或请专门的神职人员来做小法事，以逢凶化吉、消灾避难。[249]另外，根据对西部地区宗教信仰状况的一项调查显示，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边疆地区民众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人们花在宗教信仰和宗教活动上的时间、精力和钱比以前更多。[250]如在宗教信仰氛围浓郁的藏区，许多群众家里“基本上都或多或少地拥有家庭宗教用品，门类也相对齐全，特别是城市的信徒家里逐步出现银制供灯、供碗等昂贵的宗教用品，城市家庭的宗教用品数量多、质量高、门类齐全，这与城市居民的财富观念有一定的关系。拥有镀金佛像和银制供灯供碗象征着家庭富裕。”[251]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宗教通过宗教组织开展各种各样的宗教仪式和宗教活动，从而对教徒的思想和行为产生重要影响。
二、宗教世俗化的倾向表现较为明显
宗教的世俗化，主要表现为部分宗教功能逐渐被非宗教性的社会功能所取代。具体又表现在：一方面，宗教越来越多地关注世俗事务，更加注重社会道德功能和人际感情的投入，更加关注生态环境、伦理道德，注重在社会福利和保障方面发挥作用，并逐渐参与社会具体公共事务的运作。这种参与和关注，将越来越成为宗教所扮演的一个重要角色和发挥的一个重要功能。在边疆地区，一些正式的宗教组织频频参与公益性的活动，开展禁毒教导、街头救助和救灾扶贫等活动；另一方面，在关注世俗事务的同时，世俗化的商品经济和价值观念也被逐渐引入宗教活动中。如，西藏扎什伦布寺早在1985年就建立了一个公司，每年经营的收入可达100多万元，全年基本上能做到收支平衡。[252]在市场经济潜移默化的影响下，边疆地区的宗教资源得到开发，寺观教堂等宗教场所成为旅游景点，这不仅丰富了边疆地区的经济发展模式，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边疆地区少数民族群众的生活质量。从总体上看，无论是宗教组织、宗教领袖，还是宗教活动，都与世俗活动结合得日趋紧密。
在市场经济的发展带来急剧社会变迁的时代背景下，宗教获得了广泛的发展空间和社会影响力。不仅宗教信仰普遍、信仰类型多样、信教群众不断增多，而且呈现多元化的地域分布特征；与此同时，宗教不仅构成少数民族成员重要的精神生活支柱，而且对少数民族政治生活也有不容忽视的影响；而且，受市场经济条件的影响，宗教不再只是作为单纯的思想信仰而存在，其社会性功能也更加凸显，商品经济和价值观念也被逐渐引入宗教领域之中。
三、境外宗教组织的渗透活动不断加剧，宗教安全问题日趋恶化
新中国成立以来，西方敌对势力和敌对宗教组织一直企图对我国边疆进行渗透和破坏。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快速发展导致西方民主制度的日渐贬值，致使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把遏制中国的发展作为新的全球战略，在这样的背景下，西方敌对势力一直利用宗教加紧对我国进行宗教渗透及和平演变活动，而且呈现出愈演愈烈之势；此外，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包括宗教在内的国际交往日渐增多，境外敌对宗教组织也利用我国开放的形势特点，采取各种方法和手段对我国进行宗教渗透，包括窃取我国各方面的情报，甚至支持宗教界极少数民族分裂主义分子进行破坏民族团结的活动。
宗教渗透，是指境外团体、组织和个人利用宗教所从事的各种违反我国宪法、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行为活动。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境外敌对势力等利用宗教作为渗透的工具，打着宗教旗号颠覆我国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破坏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二是企图控制我国的宗教团体和干涉我国宗教事务，并在我国境内建立宗教组织和活动据点、发展教徒。
从宗教渗透的地理分布来看，我国边疆地区一直是境外势力重点活动的范围。与此同时，在边疆不同地区宗教渗透的程度及表现又有所不同。
总体而言，西北、东北等地区的宗教渗透从总体形势上要显得更加严峻。在西北、东北等地区，境外势力往往以宗教自由、人权等为借口，大肆干涉中国内政，破坏中国的国际形象；并将一些邪教传入我国，在我国境内发展教徒，并教唆教徒作出一些极端的行为，破坏正常的宗教秩序；此外，还大肆进行以宗教为幌子的恐怖主义活动和政治分裂活动。包括宣扬“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蓄意歪曲经文教义，煽动宗教狂热，宣扬民族分裂主义、破坏民族团结、分裂祖国统一的言论等等。以新疆为例，国际敌对势力和一些宗教势力往往利用同一跨界民族宗教信仰的一致性，从而采取各种形式的渗透，向新疆少数民族尤其是青少年灌输宗教极端思想、煽动宗教狂热。如，“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主张重建真正的伊斯兰秩序，要彻底摆脱‘蒙昧状态’，就要完全排除诸如民族主义、世俗主义、爱国主义等非伊斯兰的东西，建立由伊斯兰精神领袖统治的、严格实行伊斯兰法的‘伊斯兰国家’；‘伊扎布特’把对‘阿拉木’（非伊斯兰教法的）放大到对政府认可的一切都要抵制；纠集了民族主义思想的泛突厥主义则梦想建立一个由亚德里亚海滨到中国的‘大突厥国’，将所谓共同语言、共同历史、共同宗教而联系的‘突厥同胞’统一在一个‘突厥民族’构成的民族国家里。”[253]而这种宗教渗透
与此相比，云南、贵州、广西等地的宗教渗透活动，整体上并没有达到我国西北、东北地区那么突出和尖锐。不容忽视的是，云南等地的周边宗教极端组织的活动也在日益增加，国际宗教恐怖主义组织在缅甸等国家的活动也呈现活跃的趋势。这些都使云南、贵州、广西等地的宗教安全形势呈现恶化的趋势。以云南省为例，由于目前云南跨界民族的宗教信仰程度相对较高，国际敌对势力和一些宗教势力往往利用云南跨界民族地区宗教信仰的多样性和同一跨界民族宗教信仰的一致性，从而进行各种形式的宗教渗透活动。以云南瑞丽市为例，瑞丽市隶属云南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有169.8公里的国境线，界碑六十多座，渡口二十多个；拥有瑞丽、畹町两个国家级口岸；瑞丽与缅甸木姐市、南坎县山水相连，在境外缅甸政府和缅甸“民地武”组织零星战争不止，影响边境安全和稳定。在这样的周边环境下，境内外各种敌对势力、间谍情报机关一直企图利用大通道的地理区位和多民族宗教的特点，并不断改变策略进行窃密策反和变换手法进行宗教渗透破坏活动。如，受到美国一些势力支持的“印缅爱与行动公谊会”，近年来以缅甸的跨界民族地区为据点，主要以缅甸的木姐、南坎县为阵地，大肆对云南省进行宗教渗透活动，在中缅边境传播基督教并发展教徒，并向中国境内散发经书和刊物。该组织曾在瑞丽市的目脑路建盖了一个建堂，并组建了“中国宗教传播执行委员会”，还拉拢瑞丽边民入教，借机了解我国境内信教人员的情况，以及我国党政军领导干部信教的信息等等。[254]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境外势力利用宗教对中国进行的宗教渗透日益加剧，并呈现出新的时代特点。与过去境外宗教渗透相比，新时期以来境外势力利用宗教进行渗透的手段、方式与渠道越来越多样化，并呈现出“政治恶意性、文化侵略性、活动国际性、手段多样性、组织秘密性、破坏严重性”[255]等特征。具体又表现在：一是以“政教分离”作幌子，使宗教渗透更具隐蔽性和复杂性；二是以高科技作手段，使宗教渗透更具广泛性和快捷性；三是以人权保护为由从外部施压，使宗教渗透更具煽动性和欺骗性；四是以华人为骨干向华传教，使宗教渗透更有地方性和适应性；五是以经济一体化、社会多极化作背景，使宗教渗透呈现出多样性和新异性。[256]
四、宗教的极端恐怖主义倾向在一些区域表现明显，严重威胁边疆安全
近年来，境外反华势力利用宗教进行思想和政治渗透的趋势日益加剧。其中，一些宗教极端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和国际恐怖势力，他们以宗教的极端面目出现，以“民族独立”为目的，大搞暴乱和恐怖活动，使宗教的民族主义倾向和恐怖主义倾向表现比较明显。这在西北、东北等地体现得尤为突出。如，在西北地区，境内外少数分裂分子互相勾结，在国际国内大肆进行以宗教为幌子的恐怖主义活动；在新疆，极端的民族宗教问题已演变为反人类、反社会、反文明的“三股势力”，即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暴力恐怖势力。他们打着宗教的幌子，制造宗教狂热，鼓吹对“异教徒”进行“圣战”，大搞武装暴乱、打砸抢烧严重暴力恐怖活动；在西南地区，达赖集团中的一些分裂主义分子在境内外大搞西藏独立；东北地区的民族分裂主义也强势抬头，给国家安全带来严重威胁。
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利益分化的加剧，宗教问题也呈现出新的特点，由民族宗教因素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持续增长，暴力犯罪化趋势也日益明显，而且宗教问题还常常和民族问题交织在一起，使新形势下的民族宗教问题与过去相比显得更加棘手复杂，带来的危害性与破坏性也更大。尤其是以“藏独”和“疆独”为代表的民族分裂势力，在西方反华势力的支持和境外分裂势力的组织策划下，以宗教为掩护，挑拨我国边疆地区的民族关系，企图颠覆我国的国家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进行分裂国家的活动。在这个过程中，宗教常常成为分裂主义分子进行思想渗透和政治反动的工具。不仅表现在境外分裂势力利用宗教制造动乱，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进行法非集会或者游行示威；也表现在境外分裂势力常常利用宗教为掩护，传播反动理论，培养分裂分子，并以非法宗教活动进行极端的政治表达。例如，震惊中外的2008年“3·14”西藏拉萨“打砸抢烧”事件和2009年的新疆乌鲁木齐“7·5”暴力事件，以及2014年云南昆明的“301暴恐事件”，这些都是宗教民族主义倾向和恐怖主义倾向的重要表现，也都充分警示了社会转型过程中极为凸显的民族宗教问题和边疆治理问题。
第四节边疆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的影响
在国际国内环境的影响下，我国边疆的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日渐突出，并呈现出新的时代特点。而且，民族问题又常常与宗教问题交织在一起，在客观上又使边疆的民族宗教问题更加复杂，这些民族宗教问题不仅对各民族自身、包括对边疆的政治稳定以及对整个国家的政治建设都产生了诸多影响。
一、对少数民族政治发展的影响
边疆是众多民族群体生活的区域，而且是少数民族的主要聚居区，这里的民族关系十分复杂，国家认同问题也日益凸显，此外跨界民族问题也日渐突出，与此同时，宗教安全问题也比较严峻，且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常常交织在一起，这些问题给边疆治理带来诸多负面影响，而首当其冲的便是对边疆地区少数民族自身带来不利影响。
一是对少数民族政治文化世俗化的影响。阿尔蒙德认为，政治文化的世俗化是政治发展中的重要方面，主要指“人们形成现代化的世俗——理智型态度”。在政策层面，“世俗化的政治文化就包含着积极的政治干预作为达到个人和集团目标的途径这样一种意识”；在政治过程层面，表现为人们政治效能感、能力感以及政治参与行为的大幅度增加；在政治体系层面，意味着传统型和魅力型权威的削弱，以及建立在政府有效性基础上的合法性的增强。[257]然而，在边疆地区，民族问题一个重要表现便是过于旺盛的民族意识或民族主义所导致的国家认同危机问题或族际冲突问题。而在宗教的民族主义倾向问题上，说到底无非也是宗教意识通过信徒的行为引发的社会、政治问题。因而，无论是民族问题还是宗教问题，都离不开对人们意识、态度的影响，产生一种“传统固化功能”[258]。其中，宗教“执行心理调适功能的同时，也产生相应的负功能——愚化教徒，使一些教徒的心态趋于保守、宿命和逃避现实”[259]。这一点在全民信教的民族身上体现的更为明显，宗教因素对于民族群体保持和传承传统的价值取向、行为规范、礼仪习俗乃至生计方式都起到一种固化作用。在这样的影响之下，民族自身更容易保持对本民族内部传统权威的认同，更容易形成地域型政治文化或依附型政治文化，也就在相当程度上抑制了参与型政治文化以及政治文化世俗化的形成。因此，从政治文化的角度来看，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将对各民族本身政治发展从“传统”向“现代”的演进产生制约性影响。
二是对少数民族政治生活一体化的影响。所谓民族政治生活一体化是指，“一个国家范围内的民族政治生活朝着统一整体性的方向演变的过程。”[260]政治一体化是民族国家时代的主要特征之一，统一的制度安排和政权架构既是增强国家权力渗透性，也是建立现代民主政治的需要。在国家治理层面，面对民族这一特定的人群共同体，因其文化上的特殊性往往在制度安排上给予区别。然而，为实现国家政权的统一性，又需要将各民族的政治生活整合到国家的政治体系与政治过程中来。实际上，在民族国家形态下，族际政治一个突出特点便是诉诸国家权力来协调族际利益关系，因而政治生活的一体化也就成为谋求本族体利益的政治前提，各个民族也只能在统一的国家政治屋顶下，才能更好地维护和实现自身的利益，并促进少数民族的政治发展。但是民族关系中不和谐的因素以及宗教矛盾的客观存在，则极大地阻碍了各民族间的交往和融合，也制约了各民族本身融入国家政治生活的能力，其利益表达、政治参与等政治行为和政治运作的制度化也会受到相当程度的影响。
三是对少数民族政治民主化的影响。政治民主既是政治发展追求的价值目标，也是民族政治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在每一种民族政治形态中，政治民主化程度的提高，都体现着政治发展的程度。”[261]从政治社会化的角度来讲，民主政治首先需要倡导一种与之相适应的参与型政治文化或公民文化，而这在传统的民族政治体系中是无法自主生成的。从结构功能主义的范式来分析，政治现代化程度较低的民族，其本身的政治体系不完备，行使公共权力的组织机构难以专业化，缺乏健全的制度体系，而政治民主由于缺少制度载体也就难以建立。因此，边疆地区各民族在政治民主化的取向方面都面临着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任务。现代政治与传统政治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政治参与的广度、深度及其参与的形式。在现代政治生活中，政治参与成为少数民族成员进行利益诉求、实现自身权利或民族权利的重要方式与途径。然而，边疆地区非制度政治参与的日益增多，尤其是群体性非制度政治参与的爆发，不仅直接影响着边疆地区政府的公信力以及边境地区的和谐与稳定，而且也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少数民族政治民主化的推进。
二、对多民族国家政治稳定的影响
在边疆地区，民族构成复杂、宗教种类繁多、宗教信仰多样化，民族间的利益矛盾及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冲突普遍存在，此外，由宗教自身、宗教与宗教之间发生的矛盾而引起的宗教纷争也时有发生，另外，由一些极端势力利用宗教所进行的民族分裂主义活动或暴力恐怖活动，这些都直接威胁着边疆的安全与稳定。
一是对边疆地区政治稳定的影响。无论是民族文化还是宗教教义，都会对民族成员产生较强的凝聚和约束作用，进而能够成为采取集体行动的逻辑。由于边疆地区特殊的地理位置及其所处的地缘政治环境，使得边疆地区的宗教获得广泛的发展空间及社会影响力；同时，也使得边疆地区的宗教更容易受到境外势力及其宗教组织的渗透和影响。在此过程中，一旦民族群体或信教群众的感情被极端思想激发出来，往往很容易走向狂热，甚至导致群体非理性行为，进而对边疆地区的政治秩序产生极大威胁和冲击。“较大规模的民族矛盾和冲突一旦生成，就会危及现有的政治行为，从而酿成政治不稳定。”[262]特别是对于处在现代化进程的多民族国家，人们的利益诉求、文化诉求以及政治诉求日益旺盛，当民族问题或宗教问题被各种“民族主义”势力利用作为达到自己政治目的的手段之时[263]，这种以极端民族主义和极端宗教主义为载体的非法政治参与，就会超越现有制度的承载能力，进而产生亨廷顿所说的“政治动乱”[264]。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宗教神学、教义体系和民族主义，以及由二者交织产生的宗教民族主义，都将潜移默化地影响个人、群体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乃至威胁到政治稳定。正如亨廷顿所言，“‘9·11’事件引人注目地象征着20世纪作为意识形态世纪和意识形态冲突世纪的结束以及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在这一时代，人们主要是从文化和宗教信仰的角度来界定自己。”[265]宗教和民族都可以凭借强大的感召力，凝聚起大规模的稳定群体，并能够形成行为一致的集体活动，这在边疆地区表现的更为明显。因而，在民族和宗教问题上，不同民族、教派之间的排斥与冲突，将会为社会和谐设置障碍，同时也激化了以族际冲突、宗教冲突为表现形式的社会矛盾。由此可以看到，无论是宗教因素还是民族因素都有可能带来复杂的社会问题，进而危及到边疆地区的政治稳定。
二是对国家政治安全的影响。国家政治安全是“国家拥有维持其生存、稳定和发展所需的与免遭内外严重安全威胁的处境。”[266]边疆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还可能对国家安全产生影响，特别是当二者演变、交织而衍生出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即“三股势力”之时，这种影响更是不可估量。从当前国内外情形来看，这两个问题对国家安全的影响主要通过暴力恐怖事件、分裂活动和外部干涉等三种途径实现。第一，自“9·11”事件以来，暴力恐怖行为引发了全世界的关注。近年来，以民族或宗教名义发动的暴力袭击平民的惨剧，屡屡在世界范围内的多民族国家内部上演。在我国，从西藏拉萨“3·14”打砸抢烧事件、新疆乌鲁木齐“7·5”事件，到2014年昆明“301”暴恐事件已经向世人提出警告，由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引发的恐怖主义行为，其发生地点和影响范围已经逐渐超出了边疆地区，而成为影响整个国家安全的问题。第二，冷战结束以后，民族主义思潮伴随着全球化的推进而不断向全世界蔓延，并逐渐催生出民族分离问题和民族分裂问题，成为影响多民族国家安全、稳定的重要因素。在这一过程中，宗教因素又对民族问题产生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成为一种“好战的动员形式”与作为煽动族裔狂热的“额外论据”。[267]将民族主义同宗教情感结合起来，为分裂分子瓦解现行国家政权合法性提供了最为关键的依据。第三，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往往同“民族自决原则”以及保障“少数人权利”等理论思潮联系起来，被贴上“集体人权”的标签。而这样的现实情况，则授予了鼓吹人权理论以及“人权高于主权”口号的一些西方国家干涉别国内政的理由。由此，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也会对国家主权、政治安全带来负面影响。
三、对多民族国家政治建设的影响
在多民族国家中少数民族往往聚居在边疆地区，多民族国家的边疆也往往被称为边疆多民族地区。与此同时，多民族国家往往又是多宗教国家，这一特性在边疆地区表现得最为突出。尽管如此，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产生的影响却不仅仅局限于边疆范围，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对整个国家的政治建设都产生了影响。
一是对国家认同建设的影响。对于多民族国家而言，国家认同主要意味着各个民族对国家共同体的归属感和忠诚感，这对于国家的统一、稳定以及政权合法性的维系都是不可或缺的。边疆地区生活着较多民族，每个民族往往既保持着对本民族的认同，又保持着对国家的认同。然而，这两种认同之间并非总能达成和谐一致的关系，在一定的情景之下二者甚至会表现为一种矛盾，即表现为以各个族体为单位的“集体忠诚冲突”。[268]当民族认同过于旺盛，产生强烈的民族意识甚至是民族主义之时，国家认同往往面临受到削弱的危险。边疆地区的民族，由于地理上的偏远同其他民族的交往较少，对国家的认知、情感也较内地更为淡薄；另外，受地缘政治因素的影响，边疆地区也是最容易受到国际势力渗透和影响的区域，而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则成为瓦解多民族国家政权合法性的突破口。因此相比内地，边疆地区的民族更容易产生国家认同问题，这在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发生冲突的情况下表现的更为突出。另外，由民族及宗教问题引发的群体性暴力犯罪事件所造成的破坏性后果，不仅严重破坏了民族关系和社会和谐，同时也增大了部分群众的不安全感，引起部分群众对政府处理突发事件、保障社会安全稳定能力的怀疑，并产生少数民族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危机。
二是对国家制度建设的影响。这尤其体现在一些边疆地区中出现的过于强烈或者极端的民族认同及宗教认同，相当程度上使得国家的政治制度建设受到削弱。对于现代民族国家而言，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便是在边疆地区改造原有的异质性的地方民族政权、巩固国家权威，并将特殊的社会形态和社会结构整合到同一性的国家中来，以保证政权贯彻到边疆多民族社会的基层，以提升国家政治的统一性；然而，强烈的民族或宗教认同使得边疆地区部分人群共同体的政治生活往往更多地围绕传统的民族权力或宗教权力展开，遵从的是民族的“习惯法”或宗教教义，甚至由此产生对国家合法性、国家法制的怀疑态度。在缺乏现代性的社会基础和政治文化的条件下，必然影响多民族国家政治制度的建设，以及政策法规在边疆地区的有效推动及实施。
第五节边疆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的治理
中国边疆广大，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对整个国家的影响深远、巨大。新形势下，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已成为影响边疆稳定局势的重要诱因。纵观世界，民族、宗教无小事，民族、宗教问题已成为社会总问题的一部分，并成为一个世界性、长期性和矛盾尖锐性的复杂问题。世界上大多数战乱、冲突、动荡和暴力恐怖活动都直接或间接地与民族宗教问题相交织，其中有的因民族宗教问题而直接引发，有的则因民族宗教问题而加剧。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如何正确对待和妥善处理民族宗教问题，加强边疆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的治理，关系到边疆地区的社会稳定和国家统一，关系到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新时期必须加强对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的有效治理。
一、边疆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的利益机制创新
经济发展的相对落后是滋生诸多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的重要根源，不仅表现在国家认同的弱化方面，也是宗教渗透在边疆地区日趋普遍的一个重要原因。以宗教渗透为例，改革开放与全球化发展的条件下，其相对发展环境恶化，传统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矛盾、民族之间和区域之间经济社会差距日趋扩大。在此过程中，社会经济发展的经济安全问题与宗教安全问题更容易产生联系。“一方面，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较为落后的生活经济条件影响民众的整体素质提高因而更易于为宗教渗透所利用；另一方面，宗教渗透在社会经济落后的情形下更易于利用扶贫、社会关怀等方式进行。”[269]
一方面，必须加快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为解决边疆的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提供坚实的经济基础。针对边疆地区与沿海发达地区差距继续扩大的问题，中央应继续加大对边疆地区的财政援助，确定中央财政每年向边疆地区的转移支付占全年财政收入的比率，进一步细化内地各省市对边疆地区的对口援助政策，规定每年援助的资金额度，使援助制度化、长效化。继续落实好对边疆地区的各项优惠政策，在不断增加“输血”量的同时，改善边疆地区发展经济的环境，支持发展特色优势产业，提高边疆地区的“造血”能力，同时根据具体情况出台一些促进少数民族就业的措施。针对边疆地区绝对贫困问题，国家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要有专项经费，在批项目、拨款上要有所倾斜，促进各项扶贫开发政策措施的落实；各边疆地区党政领导也要充分认识到贫困问题的严重性，解决贫困问题的紧迫性，提高执政能力。此外，还要加快边疆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城镇化建设步伐，深化产业结构调整，发展特色优势产业。
另一方面，还须建立健全边疆地区利益关系的有效协调机制，从而为边疆地区利益冲突的避免、或有效化解提供制度支持。其中，既可以通过政治、行政、法律的方式进行协调机制的创新，也可以通过社会舆论、传统习惯甚至利用民族文化的作用来进行协调机制的创新。在政治机制方面，要进一步理顺制度层面的关系，在引导制度内政治参与的同时，不断拓宽边疆地区民众政治参与的渠道；在民族文化机制方面，可以根据边疆地区的实际，充分发挥少数民族传统资源和当地民间组织的作用。由于边疆地区具有特殊的民族文化和传统习俗，一些少数民族内部有处理和化解民族问题的特有规则和办法，当地政府可以把这些规则和传统纳入到处理政治参与的对策体系中来，力争以更小的治理成本来更好的治理效果。
二、边疆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的文化机制创新
一方面，通过巩固与发展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优势，从而为提升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提供精神纽带。增强中国各民族休戚与共、共存共荣的感情，培养各民族共同的价值观是增进国家认同的重要内容。因此，要加快中华民族核心价值观建设，形成价值共识，促进价值认同，要在大力发展少数民族文化的同时坚持在边疆地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有效整合各民族文化对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的积极作用，巩固与发展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优势，增加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以文化为纽带促进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相统一；此外，还要将政治文化作为边疆地区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在边疆各民族中大力培养和塑造以国家认同为核心的政治文化。
另一方面，还须不断满足边疆各民族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从而为提升各民族的国家认同提供精神动力。在建构国家认同的现实利益内容方面，其中不仅包括物质利益，也包括精神文化利益，后者如“作为公民主体所获得的更为丰富的政治权力、社会地位、发展机会、诉求表达、文化尊重及荣誉感”[270]等要素。而且，“文化价值诉求是更为基础性和根本性的内容。”[271]这在经济发展势头相对较好的村寨中反应得更为突出。以西双版纳曼芽布朗寨为例，村寨中平均每户人家都种有一定面积的橡胶树，布朗民众依托橡胶这一主要产业、在政府的扶持下不断致富。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布朗民众也极其注重传承本民族文化，有相当高的文化自觉意识，他们依托“布朗族弹唱”，积极传承和弘扬布朗族传统文化。因此，从今后的趋势来看，对于经济上有了较大发展的跨界民族来说，国家认同的构建就不能仅仅拘于物质利益上的满足，如何全面、真实地了解并有效回应其不断增长的文化价值诉求，将是一个重点。
三、边疆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的政策机制创新
新时期民族宗教问题的特点要求改变“一体适用”的民族政策，着重研究边疆地区不同区域推行不同的民族政策的可行性。我国的民族格局是历史形成的，新疆、西藏的民族格局和民族问题与贵州、云南等西南地区不同。“解决问题的思路应当是，加快经济发展，提高经济总量，淡化民族身份，弱化区别对待和差别意识，将对民族优惠改为对区域优惠，促进地区的整体发展，发展的成果惠及各族群众。”[272]在边疆的某些区域，民族意识的快速增长成为许多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滋生的重要根源。相当程度上，“强烈的民族意识会导致对其他社会身份的忽视及对其他社会责任的懈怠。”[273]因此，必须通过政策的及时调整以及民族政策的有效输入，以抑制民族意识的过快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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