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朱由检把注意力集中于朝廷内外的局势，且有所了解之后，不禁为之惊愕：朝廷政治的混乱与黑暗；民间疾苦的严重，以至揭竿而起，波及全国；后金势力的日益强大，大明官军的将骄卒惰，等等，处处潜伏着严重的危机，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如此危机和破败的局势，是朱由检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的。
真是内忧外患并生，时局十分险恶，初登帝位的朱由检该如何处置，既是对他的极大考验，又直接关系到明王朝的中兴与衰亡。封建史家事后论及，多指其当疏壅蔽，救败亡。抑或当如创业之君那样，兴利除弊，重振朝纲，等等。多为空泛之论。崇祯皇帝朱由检凭借其血气方刚，希图有一番作为，他在《即位诏》中说：“朕以冲人统承鸿业。祖功宗德，惟祗服于典章；吏治民艰，将求宜于变通。”寥寥数语，表达出他的历史抉择：承其皇祖典章旧制，改革吏治，缓解民艰。也就是说，崇祯皇帝已经意识到朝政的混乱，是由吏治不严所致，使国家机器不能正常运转，须要切实治理；广大百姓在连年灾荒和加派田赋的双重压迫下，生活得异常艰难，须要变通。客观地讲，在当时，他不可能也不会历数前朝弊端，提出有效的治理措施；加上以信王登极，也很难对面临的危机有较深的了解和认识，缺乏对内忧外患的正确估计。他只能简单地认为，在严格遵循祖制典章的前提下，只要肃清吏治，使其勤于职守，提高办事效率，再运用皇帝手中的至高无上的权力，加以督促，不难度过积重难返的时局。
在具体实践中，应该说是执着的，为此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他登极伊始，就表现出与皇祖、皇兄不同的风格，“不迩声色，忧勤畅励，殚心治理”。（《明史》24《庄烈帝赞》）在危机四伏的形势下，尽量作出切合实际的抉择，构筑着中兴之梦：潜移默夺，机智地清除魏忠贤为首的阉党集团；采取措施，兴利除弊，澄清吏治；重新组建东林内阁，加速封建国家机器的运转，等等。企图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和至高无上的权力，多方努力，使大明王朝在他的统驭下实现中兴之治。然而，崇高的理想与残酷的现实之间的矛盾，日趋激烈，积重难返；加上刚愎自用的性格，举措失当。中兴之梦难圆，终于化为泡影，成难圆之梦。
一 智除魏忠贤
一改前朝长期不理政事的恶习，事必躬亲的朱由检，对宦官之祸，尤其是对魏忠贤的擅权乱政，作恶多端，有着深刻的了解和切身的体会。因此，在他即位伊始，就着手设法清除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集团。先潜移默夺，剪除其羽翼，使其孤立；继而寻找有利时机，智除巨恶，且尽量做到一网打尽，表现出朱由检的聪明才智。
宦官之祸与魏忠贤
在中国历史上，宦官之祸，由来已久，且有其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
明太祖朱元璋以武力夺取天下，在其立国之初，非常注意吸取前朝的历史教训和经验，事事谨慎，恰当处置，尽可能避免重蹈前朝灭亡的覆辙。对待宦官的态度和处置，应该说是较为成功的一例。早在洪武二年（1369）八月规定内侍之制时，朱元璋就告诉吏部官员说：“朕观《周礼》，所记不及百人。后世至逾数千，卒为大患。今虽未能复古，亦当为防微之计。古时此辈所治，止于酒浆醯醢，司服守祧数事。今朕亦不过以备使令，非别有委任，可斟酌其宜，毋令过多。”又顾谓侍臣说：“此辈自古以来，求其善良，千百中不一二见。若用以为耳目，即耳目蔽矣；以为腹心，即腹心病矣。驭之之道，但常戒饬，使之畏怯，不可使之有功。有功则骄恣，畏怯则检束，检束则自不敢为非也。”（《明太祖实录》卷44）六年闰十一月，朱元璋又令官员考究前代纠劾内官之法，设官纠察。不仅如此，在具体实践中，朱元璋发现问题，即将其扼杀于萌芽之时。一次，有一内侍，以在内廷供奉时间长久，便从容言及政事，朱元璋立即将其遣还乡里，不得任用。态度严厉而果断。并以此告谕群臣：“自古贤明之君，凡有谋为，必与公卿大夫谋诸朝廷而断之于己，未闻近习嬖幸之人得与谋者。况阍寺之人，朝夕在人君左右，出入起居之际，声言笑貌，日接乎耳目，其小善小信，皆足以固结君心，而便嬖专忍其本态也。苟一为所惑而不之省，将必假威福、窃权势，以干预政事。及其久也，遂至于不可抑，由是而阶乱者多矣。朕尝以是为鉴戒，故立法。寺人不过侍奉洒扫，不许干预政事。今此宦者虽事朕日久，不可姑息，决然去之，所以惩将来也。”《明太祖实录》卷22）不久，又下令：内臣不许读书识字。十七年七月，朱元璋敕令：“内官毋预外事。凡诸司毋与内官监文移往来。”且对侍臣说：“为政必先谨内外之防，绝党比之私，庶得朝廷清明，纪纲振肃。前代人君，不鉴于此，纵宦寺与外臣交通，觇视动静，夤缘为奸，假窃威权，以乱国家，其为害非细故也。间有发觉，奋欲去之者，势不得行，反受其祸，延及善类。汉、唐之事，可深叹也。夫仁者治于未乱，知者见于未形。朕为此禁，所以戒未然耳。”（《明太祖实录》卷163）由于朱元璋立国之初，就注意到对宦官严加约束和限制，加上朱元璋本人享有崇高的威望，致使宦官不敢越雷池一步，尽管朱元璋有派遣宦官出使，之举但未曾酿成祸患。
历史喜欢捉弄人，喜欢同人们开玩笑。朱元璋订立的对宦官的各种限制和禁令，被他的继承者一一破坏，而酿成如正统年间的王振、成化年间的汪直、正德年间的刘瑾等宦官之祸，且较前代更甚。到天启年间的魏忠贤，可以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
魏忠贤本是一位目不识丁的市井无赖之徒，于少年时赌博，负债累累，因而自宫，隶于司礼监掌东厂太监孙暹，谨慎侍奉皇孙朱由校。凭借其骑马驰驱及右手执弓、左手彀弦，射多奇中的本领，引导朱由校游戏玩乐，得到了朱由校的欢心和宠信。后夤缘，为朱由校生母王才人办膳。又由朱由校乳媪客氏从中斡旋，魏忠贤得以充任东宫典膳。朱由校即皇帝位，客氏、魏忠贤一并得到宠爱，不到一个月，客氏被封为奉圣夫人，荫其子侯国兴、弟客光先及魏忠贤的哥哥魏钊俱为锦衣千户。不久，魏忠贤自惜薪司迁至司礼秉笔太监兼提督宝和三店，手中握有相当的权力。便寻隙驱逐魏朝，再陷正直宦官王安，尽斥其名下诸阉。使得宫中之人，个个俯首，不敢有些微违抗。接着，笼络私人，用司礼监王体乾及李永贞、石元雅、涂文辅为羽翼，客氏、魏忠贤的势力得到扩大，地位亦为之稳固。一个淫而凶狠，一个残忍阴毒，狼狈为奸，共同作恶；或排斥异己，残酷迫害，必欲置于死地而后快；或广树私人，起用奸邪，把持要津，揽权肆虐。不仅如此，魏忠贤又奉命提督东广，势力更加烜赫，为祸更甚。天启五年前后，朝中正臣如吏部尚书赵南星，左都御史高攀龙，吏部侍郎陈于廷以及杨涟、左光斗、魏大中等数十人皆被罢斥；又逼迫内阁首辅叶向高致仕，逐追阁臣韩（火广）及兵部侍郎李邦华。正人君子，纷纷被迫离任。接着，便矫中旨召用例转科道。以朱童蒙、郭允厚为太仆少卿，吕鹏云、孙杰为大理丞，再次任命霍维华、郭兴治为给事中，徐景廉、贾继春、杨维垣为御史，而起用徐北魁、王绍微、乔应甲、徐绍吉、阮大铖、陈尔翌、张养素、李应荐、李嵩、杨春懋等为爪牙。不久，复用拟戍的崔呈秀为御史。与此同时，进一步迫害东林正直之士。先将杨涟、左光斗、袁大化、魏大中、周朝瑞、顾大章牵扯到熊廷弼一案之中，制造了“六君子之狱”；再伪造浙江太监李实奏疏，逮捕高攀龙、周宗建、缪昌期、李应升、周顺昌、黄尊素、周起元而制造“七君子之狱”。当魏忠贤利用皇帝的宠信，打击朝中正臣，且取得绝对优势后，又对两派争论最为激烈的梃击、红丸、移宫三案，重新加以改写，编成《三朝要典》，分别以王之寀、孙慎行、杨涟为三案罪魁祸首，肆意打击和迫害。另有《缙绅便览》、《同志录》、《点将录》等，开列东林党人名单，由魏忠贤斥逐。至天启末年，被魏忠贤集团残酷拷打而毙于诏狱者十余人，下狱谪戍者数十人，削夺者三百余人，革职贬黜者不可胜计。于是朝中“善类为一空。”（《明史》卷240《叶向高传》）当此之时，内外大权全归魏忠贤，内竖自司礼监王体乾外，又有李朝钦、王朝辅、孙进、王国泰、梁栋等三十余人，为左右拥护。外廷文臣有崔呈秀、田吉、吴淳夫、李夔龙、倪文焕主谋议，号“五虎”；武臣则有田尔耕、许显纯、孙云鹤、杨寰、崔应元主杀戮，号“五彪”。又有吏部尚书周应秋、太仆寺少卿曹钦程等，号“十狗”，又有“十孩儿”、“四十孙”之号。而为崔呈秀门下的鹰犬、走卒，不计其数。从内阁、六部以至四方总督、巡抚，遍置死党，把持要津。不仅如此，还冒功滥赏，广建生祠，若魏忠贤出行，所过之处，士大夫遮道拜伏，至呼九千岁。加上客氏主于内，群凶煽虐，以是流毒海内。宦官之祸，于此为烈。
从明代宦官之祸的演变过程，似乎可以发现这样一条规律：宦官作恶与否，恰与皇帝的态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换言之，若皇帝勤于政事，处事果决，且严格约束宦官，使其恪守其职，宦官必不敢肆意妄为，为非作歹，制造祸乱；反之，皇帝贪图安乐，怠于朝政，宦官必乘机假公济私、招权纳赂，以售其奸，终于酿成祸乱。如前所述，朱元璋以开国之君，整饬宦官，极为严厉；朱棣继其父业，虽眷顾宦官，但由于他的雄才大略的威慑力，使宦官畏惧。就像日事斋醮的朱厚熜，在处理其他政务时的失误姑且不论，仅以管束宦官而言，因吸取了朱厚照时期的教训，应该说在嘉靖一朝，宦官还算安分。再看正统、正德、熹宗三朝，英宗朱祁镇是一孩童，其处事能力可想而知。王振窃权误国，不难理解。武宗朱厚照、熹宗朱由校，或放荡不羁，行径怪诞而荒唐；或性好走马，嗜操斧锯凿削而日事营造，根本无暇也无意于朝政治乱。有两条史料，足以说明；《明史·刘瑾传》载：“瑾每奏事，必侦帝为戏弄时。帝厌之，亟麾去曰：‘吾用若何事？乃溷我。’”《三朝野记》载：熹宗朱由校“性好走马，又好小戏，好盖房屋，自操斧锯凿削，巧匠不能及。又好油漆匠。手使器具，皆内官监、御用监办进。日与近侍之臣涂文辅、葛九思辈朝夕营造。造成而喜，不久而弃；弃而又成，不厌倦也。当其斧斫刀削，解衣盘礴，非素昵近者不得窥视。王体乾等每伺其经营鄙事时，即从旁传奏文书。奏听毕，即曰：‘尔们用心行去，我知道了！’所以太阿下移，忠贤辈操纵如意，而呈秀、广微辈通内者，亦如枪鼓之捷应也。”这一对龙子龙孙的言行如出一辙。若朱元璋地下有知，一定会勃然大怒，愤恨不已。
潜移默夺，智除阉党
朱由检入继大统，走进皇宫，立即被阉党所包围。毒雾迷空，荆棘遍地，犹如只身出入于刀锋剑铓之中，形势极为危险和严峻。然而，他处危境而不乱，以少有的冷静，不动声色，坐以待变。是其“天纵英武”的表现，抑或另有苦衷？
事实上，朱由检对魏忠贤、客氏相互勾结，狼狈为奸，擅权作恶的行径，早已耳闻目睹。因此，当他被皇兄召入宫中，临床接受皇兄的委托时，其紧张、畏惧的表情，就是很好的说明。此时的心情，十分复杂、矛盾：一是能否顺利地按兄终弟及的祖训继承皇位？二是继承皇位之后该怎么办？受其挟制，还是清除阉党之祸？当前者变成现实之后，朱由检集中考虑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对待以魏忠贤和客氏为首的阉党集团和势力。按照朱由检的性格，他很可能凭借皇帝手中的至高无上的权力立即下达圣旨，即日可除。可是，他清醒地认识到，就目前阉党势力之大，超过皇祖、皇父及以前的任何朝代，而且所有衙门都被其牢牢把持，几乎到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程度。若没有充分的准备，其结果将适得其反，不仅不会达到预期目的，而且会为其所害。同时，朱由检心中另有苦衷：皇兄尸骨未寒，“忠贤宜委用”的嘱托，犹言在耳。既然胸怀雄图大略，使大明王朝在自己的手中重新振兴，万万不能置皇兄的嘱托于脑后，给廷臣、军民，尤其阉党留下任何口实。于是，他只能从长计议，根据情势自身的发展和变化，相机而行。
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之后，朱由检成竹在胸，施以潜移默夺的策略，一步一步地对付阉党势力，以至最终彻底清除，把封建秩序纳入正常轨道。为此，朱由检采取了如下步骤。
首先，剪除羽翼，孤立臣奸。
朱由检即位之初，仍像皇兄那样对待魏忠贤及其党羽，该赏赐的照样赏赐，该荫官的照样荫官，就连皇兄曾赐予魏忠贤的匾额也照样赐予，一切照旧，毫无变化。有时在处理朝政之时，还向魏忠贤、王体乾询问前朝事务。天启七年（1627）八月末的一天，朱由检见魏忠贤、王体乾侍立在侧，偶然想到魏忠贤对待异己，动以立枷示威，前后毙死者数以千计，便以此事问魏忠贤。当魏忠贤还未反应过来之时，王体乾就赶紧回答说：“这些刑具都是对大奸大恶才用的。”朱由检默然良久，忧愁地说：“虽然如此，我还是觉得太残酷，不是国家盛事。”魏忠贤、王体乾为之瞠目结舌，无言以对。九月初一日，忧心忡忡的魏忠贤看到朱由检即位有日，亲理政事，有条不紊，宫中也一片平静，不见有不利于自己的迹象。越是这样，魏忠贤反而越发不安。尤其是当他一想到朱由检询问立枷之事，不禁为之战栗。他为了保住高爵厚禄，不得不去对皇帝信任的原在他管辖的内侍徐应元毕恭毕敬，馈赠珍奇异宝，结为兄弟。又运用以攻为守的伎俩，上书乞求辞去东厂提督之职，交还印信，借以试探虚实。结果，大出所料，朱由检不仅没有批准，而且还好言相劝，慰留一番。这也许是徐应元从中起了作用。过了两天，宫中的唯一变化，就是准许奉圣夫人客氏出宫到私人宅第居住。魏忠贤感到此事似与自己有关，又似乎仅是宫中嫔妃之事。为了使悬着的心能够踏实，又于初三日上书乞请免去户部丧礼香蜡三万金，朱由检立即表示同意，付诸实施。辞职不允和乞请允准的两次试探，把魏忠贤本已慌乱的心搅得更加慌乱，朱由检的准与不准，看起来合于常规，也合于事理，令他未能从中窥探出究竟。第二天，司礼太监王体乾接踵而来，向朱由检请求辞职，朱由检仍然切实地慰留一番，令其安心任事。到了这月的二十五日，魏忠贤仍忧心忡忡，上书乞请停止为其建立生祠，朱由检优礼有加，给予答复：“其前赐额许如故。余止之。”又说：“建祠祝厘，自是舆论之公，厂臣有功不居，更见劳谦之美，准辞免，以成雅志。”五天之后的九月三十日，巡抚江西右佥都御史杨邦宪、巡按御史刘述祖分别上书称颂厂臣魏忠贤的“功德巍巍”，请求为其建祠。朱由检拿着杨、刘的奏疏，且阅且笑，并不明示。最后以“已有旨了”了事。同年十月初四日，荫司礼太监徐应元锦衣卫指挥同知，王之政、王国泰、王永祚荫指挥使。又荫徐应元、周世治、商辅明正千户，曾文学、张宗德、李承恩、徐延年、商作霖、黄一魁、李天寿副千户，王之政、王国泰、王永祚、范寿宁百户。又荫旧御前太监王佐、陈秉政、齐本正、张永庆、王永年百户，并世袭。同月初九日，以“赞襄典礼”，荫司礼太监王体乾、魏忠贤锦衣卫都指挥佥事。十一日，录东江功。太监魏忠贤、王体乾、徐应元及胡良辅、金捷、郭尚礼各荫锦衣卫指挥同知，苗成指挥佥事，郭尚礼千户，边进朝等二十一人各百户。崔呈秀等荫锦衣卫指挥同知。其余的人，赐给多少不等的金币。与此同时，追随魏忠贤的涂文辅，搜括太仓节省银一万二千两呈进，以备恩赏。朱由检予以称赞；阉党工部尚书杨梦衮连续上书乞假，朱由检亦予以挽留，等等。至此，朱由检对原信王府第随侍宦官与魏忠贤、王体乾的党羽同时荫庇赏赐，在一定程度上打消了他们的疑虑，也迷惑了他们。魏忠贤、王体乾等似乎于心稍宁。
面对魏忠贤、王体乾等接二连三地试探，朱由检都应付自如，态度诚恳，连心怀奸诈之徒也未完全觉察。虽然如此，朱由检对宫中近侍的安排和防范不敢有丝毫放松，在暗地里默默地把原来信王府第侍奉于左右的太监屡屡推用，召入宫中供事。徐应元升至司礼监太监，委以重任。然后根据李朝钦、裴有声、王秉恭、吴光成、潭敬等人的请求，先后准其致仕，魏忠贤的党羽，得到清除，以便另行寻找时机，剪除其余的爪牙。
正当朱由检一步一步地将潜移默夺阉党势力的计划付诸实施之时，突然收到了新任南京通政使杨所修的奏疏，弹劾崔呈秀夺情，周应秋贪墨。其实，这份奏疏的背后是极为复杂的。原来，杨所修由给事中升迁为太仆寺少卿，亦属阉党中的一员。后被推升为南京通政使，这本来是迁官晋秩，只是由于南京是个清闲之地，比起京师来，其权力范围相差悬殊，因而，极不高兴。所以，看到其党必将失败，便与同党吏科都给事中陈尔翼及李蕃等密谋，准备把多年以来的劣迹都推到崔呈秀身上，并上疏参劾，借以逃脱罪责。又以周应秋任吏部尚书，贪秽无耻，趁机一并铲除，由孙杰代其任，再将杨所修调回京师。然后纠合众力，共持残局。因此，由杨所修先发，陈尔翼、李蕃相继跟进。这就是杨所修首先呈进奏疏参劾崔呈秀、周应秋的个中奥秘。当崔呈秀得知其谋之后，径直到都察院斥骂李蕃，李蕃不敢还口。又指孙杰骂道：“你的进士从何而来？你的官职从何而来？居然敢指使人来弹劾我！”孙杰惶恐，无言以对。接着，崔呈秀借清查经管钱粮之事要挟孙杰，且说：“你必须令陈尔翼出面驳斥杨所修，再看情况是不是要饶恕你。”孙杰唯唯诺诺，连声答应。于是吏科都给事中陈尔翼依照崔呈秀的旨意送上一份奏章，他说：“南京通政使杨所修奏，仰体圣孝，诸部臣屡疏乞去。夫君臣上下，可相安无事，而播弄多端，葛藤不断。闻东林余孽，遍布长安，欲因事生风，忧不在小。乞敕下厂卫、五城缉访。”目的是扰乱朱由检的视线，掩护阉党。朱由检得此奏章，虽然不知其背景和幕后的密谋策划，但首先想到的是此举是否会影响他清除阉党计划的实施。如果按陈尔翼的请求，派遣厂卫校骑，四出缉访，势必又生事端，引起混乱。尤其是在即位伊始，政局还未稳定之时，取此举动，不仅搞得人心惶惶，且直接影响阉党的清除和朝政的治理。朱由检经过仔细考虑后，下达圣旨：“群臣流品，经先帝分别澄汰已精。朕初御极，嘉与士大夫臻平康之理，不许揣摩风影，致生枝蔓。”谈迁对朱由检的这一决策大加称赞：“甚哉，佥人之过虑也。睨见将销，兔窟欲避，遂以缇校箝结将来之口。李斯督责，（饣舌）试新主，幸未中其说，薄示优容，彼辈益自为得计矣。逐鱼者濡，逐兽者趋，无足怪也。”（《国榷》卷88）朱由检就这样不动声色地实施着他的计划。
其次，静以待变，清除阉党。
朱由检的冷静，使作恶多端的阉党集团更觉畏惧，时刻都可能大祸临头。而首恶魏忠贤，虽有此感，但还心存侥幸。尤其是经他多年经营而盘根错节的势力，又使他有恃无恐。当他试探朱由检的动向后，再次相信自己的估计：新皇帝还没有能力与自己较量。然而，魏忠贤万万没有想到，朱由检之所以没有立即采取行动，是在寻找有利时机，取静以待变的策略。更出魏忠贤意料之外的是，朱由检居然等到了机会，而且是原来追随自己而没有被重用的云南道御史杨维垣上书弹劾兵部尚书兼左都御史崔呈秀，说他与阁臣冯铨争权，嗾使吴淳夫攻讦。此疏虽未直指魏忠贤之名，但所罗列的罪恶，厂臣亦被涉及。朱由检觉得时机还未成熟，便下达圣旨，虽说杨维垣轻率，但不予追究。尽管如此，对当事者崔呈秀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便一面上疏辩白，一面请求回家守制。朱由检仍然未予批准。三天之后，杨维垣再次上书弹劾崔呈秀，指其贪淫横肆，兼及吴淳夫、倪文焕、李应荐等人。朱由检还是不立即处置，只是令其静听处分。继续寻求有利时机。直到十月二十一日，朱由检在崔呈秀三上辞呈之后，才令其乘驿站车马，回家守制。
因有杨维垣首次弹劾崔呈秀的奏章，无异于一石投入平静的水中，顿时引起反响，涟漪渐渐扩大。十月二十三日，工部都水司主事陆澄源上书言四事，即正士习、纠官邪、安民生、足国用。其中涉及魏忠贤劣迹。同月二十五日，新任兵部武选司主事钱元悫，专疏直接揭露东厂太监魏忠贤的罪恶：“迩年以来，百辟卿士，不媚天子而媚奸臣，至舆厮贱隶，夤缘扳附，立跻显要，玷列卿行，污滥朝署。常伯有续貂之诮，烂羊兴关内之谣，甚非盛世所宜有也。厂臣魏忠贤以枭獍之姿，供缀衣之役。先帝念其服勤左右，假以事权，群小蚁附，势渐难返。称功颂德，布满天下，几如王莽之妄引符命；列爵三等，畀于乳臭，几如梁冀之一门五侯；遍列私人，分置要津，几如王衍之狡兔三窟；舆珍辇宝，藏积肃宁，几如董卓之郿坞自固；动辄传旨，钳制百僚，几如赵高之指鹿为马；诛锄士类，伤残元气，几如节甫之钩党株连；阴养死士，陈兵自卫，几如桓温之壁后置人；广开告讦，道路以目，几如则天之罗钳吉网。先帝念忠贤有驱使之微劳，闻誉言之日至，岂料其威权趋附之至此。使先帝而早知其横祸，亦必有以处忠贤矣。即皇上念其劳，贷之不死，宜勒归私第，散死士，输蓄藏，使内廉无厝火之烛，外廷无尾大之虑。魏良卿辈，既非开国之勋，又非从龙之宠，安得玷兹茅土，污此彝章。速令解组褫绅，长农没世。至告讦获赏之张体乾，锻炼骤贵之杨寰，夫头乘轿之张凌云，委官开棍之陈大同，号称长儿之田尔耕，宁国契友之白太始、龚翼明等，凡为爪牙，俱明暴其罪，或殛或放，奸党肃清，九流澄澈。”朱由检说道：“钱元悫小臣，如何又来多言，姑且不加追究。”而继其后上书揭露魏忠贤十大罪恶的贡生钱嘉征，语言更为犀利、尖锐，而且详尽：“曰并帝。封章必先关白，至称功颂德，上配先帝。及奉谕旨，必云朕与厂臣，从来有此奏体乎？曰蔑后。皇亲张国纪，未罹不赦之条，先帝令忠贤宣皇后，灭旨不传，致皇后于御前面折逆奸，遂罗织皇亲，欲致之死。赖先帝神明，祗膺薄衍，不然，中宫几危。曰弄兵。祖宗朝不闻内操，忠贤外胁臣工，内逼宫闱，操刀禁苑之中。曰无二祖列宗。高皇帝垂训，中涓不许干预朝政。乃忠贤一手障天，杖马辄斥，虿毒缙绅，蔓连士类。凡钱谷衙门，边腹重地，漕运咽喉，多置腹心，意欲何为？曰克剥藩封。三王之国，庄田赐赍，不及福藩之一；而忠贤封公侯伯之土田，拣选膏腴，不下万顷。曰无圣。先师为万世名教主，忠贤何人？敢祠太学之侧！曰滥爵。古制非军功不侯，忠贤竭天下之物力，佐成三殿，居然袭上公之爵，（面见）不知省。曰邀边功。建虏犯顺以来，堕名城，歼士女，杀大帅，神人共愤，今未恢复尺寸地。宁远稍捷，袁崇焕功未克终，席不及暖，忠贤冒封侯伯；假辽阳、广宁复归版籍，又何以酬之乎！曰朘民脂膏。郡县请祠不下百余，计祠费不下五万金。敲骨剥髓，孰非国家之膏血！曰通同关节。顺天乡榜，二十六日拆卷，而二十四日崔铎贴出，复上贤书，其夤缘要挟，不可胜数。”钱嘉征具疏赴通政司封进，而通政使吕图南以“字划称谓不如式”，命其重新誊写。钱嘉征又弹劾吕图南“党奸阻抑”。吕图南不服，上疏争辩。朱由检令“以原驳二疏呈览”。朱由检阅完嘉征奏疏，批道：“魏忠贤事体，朕心自有独断。青衿书生，不谙规矩，姑饶这遭。”比起钱元悫的批语，应该说缓和得多了。况且，钱嘉征仅仅是一贡生，有此批语，实意味着充分的肯定和赞许。次日，魏忠贤得知此疏，极为愤恨，在朱由检面前痛哭流涕，连呼冤枉。朱由检不为所动，命内侍当廷诵读钱嘉征奏疏，让魏忠贤亲耳聆听，魏忠贤“震恐丧魄”。之后，魏忠贤以身体不适为由，请求辞职。徐应元本起于信王府第，因魏忠贤与其相勾结，但见魏忠贤将要失势，也以有病，请求疗养。朱由检批准魏忠贤、徐应元“私家调理”。同时改宁国公魏良卿为锦衣卫指挥使、东安侯魏良栋为指挥同知、安平伯魏鹏翼为指挥佥事。太监涂文辅请求解职，准其辞监视仓库之任。直到十月末，因言官劾奏频繁，且舆论统一，才将崔呈秀的情罪交付吏部勘处。罢免工部尚书吴淳夫、太仆寺卿白太始、尚宝司卿魏抚民以及东厂太监王体乾的官职。（《崇祯长编》卷2）如此处置，真可称是不急不躁，步步为营，平稳妥切。
天启七年（1627）十一月初一日，朱由检在一切准备妥当之后，即着手处置巨奸魏忠贤，他告谕道：“朕闻去恶务尽，驭世之大权；人臣无将，有位之炯戒。我国家明悬三尺，严惩大憝，典至重也。朕览诸臣屡列逆恶魏忠贤罪状，俱已洞悉。窃思先帝以左右微劳，稍假恩宠，忠贤不报国酬遇，专逞私植党，盗弄国柄，擅作威福，难以枚举，略数其概：皇兄怀宁公主生母成妃李氏，假旨革夺，今冤未雪；逼裕妃张氏，立致弃生；借旨将敢谏忠直之臣，罗列削夺，又同心腹酷刑严拷，诬捏脏私，立毙多命。他若謇谔痛于杖下，柔良苦于立枷。臣民重足，道路以目。而身受三爵，位崇五等，极人臣未有之荣，通同客氏，表里为奸。先帝弥留之时，犹叨恩晋秩，亡有纪极。赖祖宗在天之灵，天厌巨恶，神夺其魄，罪状毕露。朕思忠贤等不止窥攘名器，紊乱刑章，将我祖宗蓄积贮库传国奇珍异宝金银等朋比侵盗几空。本当寸磔，念梓宫在殡，姑置凤阳。二犯家产，籍没入官。其冒滥宗戚，俱烟瘴永戍。於戏。”于是，将魏忠贤贬谪到凤阳祖陵司香。而客氏，先送至浣衣局收管。（《国榷》卷88）
朱由检削夺魏忠贤、客氏及崔呈秀的权力，且做了相应的处置，仍不放心，加上科道官屡次上书，继续揭露阉党罪恶，尤其是魏忠贤前往贬所凤阳过程中，仍然威风八面，不减当年。于是，朱由检在十一月初四日告谕兵部：“朕御极以来，深思治理，而有逆恶魏忠贤，擅窃国柄，蠹盗内帑，诬陷忠直，草菅人命，狠如狼虎。本当肆市以雪众冤，姑从轻降发凤阳，不思自惩，将素畜亡命之徒，身带凶刃，不胜其数，环拥随护，势若叛然，朕心甚恶。着锦衣卫即差的当官旗前去扭解，押赴彼处，交割明白。所有跟随群奸，即擒拿具奏，勿得纵容贻患。若有疏虞，责有所归。尔兵部马上差官，星驰传示。”此时，魏忠贤行至阜城，而其心腹爪牙李朝钦得知这一圣谕，立即前往阜城，密告魏忠贤设计自处，众随从纷纷逃散。魏忠贤见此情势，知不可免，便与李朝钦痛饮，直至深夜四鼓，一起在阜城旅舍上吊自杀。同月初九日，已经归至蓟州的崔呈秀接到削籍夺爵的圣旨，又得知魏忠贤自杀身死，便列姬妾，罗珍宝，呼酒痛饮。尽一卮，即掷之于地。饮毕，即自缢身死。朱由检再敕部院：“巨恶魏忠贤，窃先帝之宠灵，擅朝廷之威福，密听群奸，矫诬善类，稍有触忌，肆行惨杀。数年来蔑诬不知几许？削夺不知几许？幽圄蔽日，沈黑累弥天，冤抑所积，上干玄象，致星陨地裂，岁祲兵连。今魏忠贤、崔呈秀天刑已殛，臣民之愤稍舒，而诏狱游魂犹郁，锢籍誉髦未伸，岂所以昭朕维新之治。着该部院并九卿科道，将以前斥害诸臣，从公酌议，采众评定。有非法禁死、情最可悯者，即与褒赠荫恤；其削夺牵连者，即与复官起用；当有身故控赃难结、家属波累犹羁者，即与开释。勿致久淹，伤朕好生之心！”（《崇祯长编》卷3）十七日，在浣衣局将客氏掠死，其子侯国兴逮捕入狱。崇祯元年（1628）正月，朱由检下令磔忠贤尸于河间，斩崔呈秀于蓟州，又斩客氏尸，且将客氏尸发净乐堂焚化。
与此同时，朱由检先后处死、罢免、削籍、降用魏忠贤、客氏、崔呈秀的党羽和爪牙，计有内阁首辅黄立极，阁臣施凤来、张瑞图、李国（木普）；吏部尚书周应秋，户部尚书张我续，礼部尚书孟绍虞，兵部尚书田吉、闫鸣泰、刘诏，刑部尚书苏茂相，工部尚书杨梦衮、孙杰、孙贞、薛凤翔、刘廷元、吴淳夫，李夔龙，锦衣卫左都督田尔耕、孙云鹤，巡抚单明翊、朱童蒙，提督操江右佥都御史刘志选，太仆寺卿张凌云、陈大同、梁梦寰、白太始，尚宝司卿魏抚民，太监李永贞、李实、涂文辅、王国泰、崔应元、王莅民、魏持衡等。十二月二十三日，将吴淳夫、田吉、李夔龙、倪文焕追赃遣戍，田尔耕、许显纯论死，崔应元、孙云鹤、杨寰戍边。另外处斩魏良卿，永戍客光先、客王番、杨占奇等。谈迁对朱由检的这一举措评论说：“逆贤在肘腋，若急霆迅雷以处之，事或叵测，惟探骊如睡，市虎不惊，彼志渐安，疑忌稍泯，思长保郿坞，当不失为富家翁。始出之外宅，寻置中都，纡徐容与，然后司寇操三尺以律之。”（《国榷》卷88）道出了朱由检处置阉党过程中的策略及其聪明才智。
与此相联系，朱由检趁机裁撤了派往各地的镇守内臣；销毁了以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为主要内容，魏忠贤等为美化自己排斥异己、壮大阉党势力而编辑的《三朝要典》；以及为彻底消除阉党余孽，钦定逆案。
然而，任何事务的发展演变，都具有两面性，此时朱由检清除阉党的态度是坚决的，且要除恶务尽，代表着他对宦官之祸的认识，才有此举措。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在另一种客观环境中，他对待宦官却是另外一种态度，成为不安定的因素和时刻可能引发党争的导火线。
二 不凡的构想
作为皇帝的朱由检，为大明王朝的巩固和发展，有着不凡的构想。也就是说，他要运用手中的权力，驾驭大明之舟，渡过种种急流、暗礁和险滩，到达理想的彼岸，且为此付出了全部心血和努力。如果说他在《即位诏》中所表达的志向与理想略嫌空洞抽象的话，那么，他在政务的处理和实践中所表示的意向，就显得具体多了。
朱由检智除魏忠贤后，于崇祯元年正月十二日戒谕百官说：“除奸赏俊，人主之大权；毕力竭忠，人臣之大节。”所以，“必借劝绳以维法守，戒覆辙以励新图”。作为大明王朝的文武百官，千万不要像督师王之臣那样，与“逆恶罪妪，表里为奸，招聚群狐，盗窃国柄，刑政多懈，赏罚无章”。以致“上累先帝之明，下结万民之怨”。“幸天厌大奸，早正国法，蠹孽尽洗，内外廓清。即尔诸臣，才品各有短长，立身各有本末，殷鉴不远，其可忽诸。自今为始，各务涤濯肺肠，各修职业，提精明振作之念，戒悠忽延慢之习，勿得苟怀私图，致偾国事，动诿之权奸掣肘，不得自行其志。今大奸既除，职掌还之各司，而犹不致忠竭节，亦非所以事朕也。至内外各衙门积年弊窦，尚未清厘，该部院自行检举陈奏，痛加洗剔，勿事虚文。大要为国节财，为民择吏。固圉者以封疆为重，守土者以民困为本。其有挟私坏公，逞臆荧听，不从国家起念，专以窥（目间）妄营者，朕不时廉察，决不轻贷。一切奏议有关国计者，遵我祖宗成法，不得妄议纷更，惟其大法小廉，柔远宁迩，以佐朕平明之治。”五月二十四日，朱由检在平台召见阁部大臣等官，对阁臣说：“票拟之事，须悉心商榷。”告谕吏部大臣说：“起废事重，会推宜慎。”斥责户部“帑金零星，边饷措办无术。”谕兵部边事尚书王在晋“语未详，命内使授笔札录进。”告谕刑部：“天旱，凡用法务效先朝平允。”次日，朱由检又告谕吏、户、兵三部说：“昨召对九卿科道等官，辅臣刘鸿训奏，官员更调甚速，若不行久任之法，终鲜实效。又云海内差繁赋重，更不可加派。朕切思之。更调速则民受扰，官久任则课成功。今后藩臬郡邑官，务择人地相宜，俱如旧制。俸期一日未足，不许朦转改调。言官荐举人才，不无过私市恩。今后吏部以荐疏成册，后或隳职偾事，举主连坐。辽、黔兵事未结，加派前已不少，该部将新旧兵饷造简明册呈进，抚按官查有司私派即参处。三尺具在，断不尔贷。司农系军国命脉，非清严心计之臣，岂胜其任，所荐毕自严才品兼优，户部尚书缺，速行推补。”又谕吏部：“严纠贪墨，慎选抚按。（《国榷》卷89）
上述记载可以窥探出朱由检治理朝政的不凡构想：人主除奸赏俊，人臣毕力竭忠，借劝绳以维法守，戒覆辙以励新图。具体说来，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百官大臣，各司其职，忠于职守，一心为公。这类训示，似有老生常谈之嫌。诚然，任何一位封建统治者，在其即位之初，都会有如是戒谕。可是，对处在正常历史时期的封建统治者和处在非常历史时期的封建统治者来说，同一训示和戒谕，有着本质的不同。前者当为平庸之辈的平庸说教，而后者却可透露出其非同一般的不凡气象。这是因为，由于魏忠贤集团的长期经营，窃夺权柄，胡作非为，已将朝廷政治搅扰得混乱不堪，正常的封建秩序遭到严重破坏。百官大臣唯魏忠贤之命是从，根本无心为朝廷的稳固或发展尽忠职守。尤其是一些奸侄之徒，趁机钻营奔走，以谄媚为能事，企求高官厚禄。这种反行邪念像瘟疫一样，播延于朝廷内外的百官大臣之中，也同时侵蚀着已经衰朽的国家肌体。所以，朱由检在智除魏忠贤及其党羽之后，在“职掌还之有司”之时，要求百官“致忠竭节”，其目的在于将封建秩序纳入正常轨道，从而加速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从这一点说，朱由检的训谕就有着不同凡响的特殊意义。
第二，大恶既除，加强吏治的同时，更重要的是选拔廉能之士，充任重要官职。这也是朱由检不凡的构想的重要内容。这是因为，文武之政，布在方策，人存政举，人亡政息。兴亡治乱之由，多在于用人的得失。朱由检从皇兄宠任魏忠贤的失误中，深深地懂得了这个道理。他从整饬朝政出发，在选拔官员过程中，注重实效，对祖制多有变通。诸如阁臣不专用翰林，选官不分甲科、乙科及先才后守，推行久任之法等。
第三，注意以封建法律条例约束官吏。在朱由检的心目中，祖宗成法，诸司职掌，条理分明，尤其是各种法律条例，十分细密。而且相信并依靠这些法律条例来约束各级官吏，可以收到扭转危局，迈向朝政清明的效果。因此，他在朝见、议政、告谕、戒敕诸活动中，反复强调，“三尺具在，断不尔贷”，等等，不一而足。
应该说，朱由检即皇帝位于危难之时，有上述不凡的构想，就其动机而言，是极好的；对一位年仅十七八岁的青年来说，的确难能可贵，且为此付出满腔热情和心血。然而，是其操之太急，抑或对面临的具体历史环境认识浅薄，甚至有所隔膜，终于使其不凡的构想在严酷的现实面前变得软弱无力，勉强延续王朝十七个年头，才走投无路而命归煤山。这又不能不说是时代的悲剧。
三 励精图治
几乎所有的历史典籍在记述朱由检即位之后为大明王朝的中兴而付出的努力和心血时，都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而且是众口一词。诸如励精图治，慨然有为，沈机独断，不迩声色，忧勤惕励，殚心治理等好的词句，都不厌其烦地加诸朱由检。而这类赞颂，在一定程度上，是有其事实根据的。可以这样说，勤于政事，不知疲倦，且始终如一，以及他的执着精神，不仅与其皇祖、皇兄的长年不临朝听政、专事淫乐判然有别，形成显明的对照，乃至在中国封建社会皇帝之中，也为数不多。
经筵与日讲
政事丛脞，时局千变万化。崇祯皇帝的“中兴”愿望，赋予他强烈使命感；血气方刚和至尊的地位，给了他快刀斩乱麻的资本。以圣君的形象来要求自己，使得他对时间尤为珍惜。尽管案牍堆积如山，但他对例行的经筵与日讲仍照常举行。经筵是宫中最重要的讲学活动之一，也是皇帝在繁忙政务之外，学习《四书》、《五经》及《资治通鉴》等典籍的重要机会，讲官亦多是饱学之士。从礼部择吉期，皇帝御经筵前行礼至圣先师，至讲官进讲，知经筵及侍班等官员依秩侍立，讲案、御案、讲章如何摆设，以及讲毕赐酒饭等一系列规矩与程序都有严格的规定。明制，经筵一月有三次，自正统时始每月初二、十二、二十二等三日开经筵。万历时又定二月十二日到五月二日为春讲，八月十二日至十月二日为秋讲。日讲的礼数逊于经筵，只有讲读官和内阁大学士侍班。原先，日讲止设一御案，经书放在案上，讲官指书口授，没有讲章。崇祯皇帝为了表示对日讲的重视，令日讲也预设讲章。
崇祯皇帝没有把日讲作为一种形式而敷衍了事，而是把它作为学习先圣高德、倾听讲官见解的良机。有的皇帝十分反感在讲章之末夹议时政，譬如有一次，明武宗在听杨廷和、刘忠二人讲课，二人借古讽今，使武宗大为不满，问太监刘瑾：“经筵讲书耳，何又添出许多话来！”刘瑾奏称：“二人可令南京去。”杨廷和、刘忠果然被改为南京官。表面上是提升了职官品级，实际上是打发他们离开京师重地罢了。崇祯皇帝则不一样，他倒要求讲官能结合实际，谈出自己的一些真知灼见。而且，每次讲毕，也不急于把讲官速速打发了事，而是询问一些时事。与此同时，讲官讲的水平也影响到自己的升迁。有时崇祯皇帝常常突然发问，让讲官们着实紧张一番，一方面显示出自己的高深莫测，另一方面也可借此看出讲官的反应能力。如他关于“宰相须用读书人”的提问，弄得讲官无言以对，就是一个典型的事例。另如讲官徐光启刚讲完《中庸》，崇祯皇帝便问道：既然说“知天地之化育”，又说“其孰能知之”，这两者是一回事吗？徐光启答：两者是不一样的，“化育”讲的是内知，“孰能知”讲的是外知。他哂笑道：“知，难道也有内外之分吗？”由此认为徐光启有点迂腐，不再由他进讲。
相对来说，少詹事文震孟充任讲官时则要幸运得多。他以善讲《春秋》，颇合皇帝口味，被破格升迁入阁，参与机务。文震孟是一个资质甚高、秉性直率的人。他认为：帝王之学是一门学问，追求的应当是经世致用之学，与通常的饱学之士所学不一样。鉴于崇祯皇帝在后金（清）兵入侵和农民起义军风起云涌的双重夹攻下，焦劳困苦，综核事功，未挈纲领；用刑虽严，猜疑渐启，于事功无补。因此在讲“君使臣以礼”一章时，对皇上培养士气，推心感人，辨别贤奸，酌定用舍等反复规讽。又在进讲“管仲器小”一章时，特引管子的一段话予以讽喻，即“兵主不足畏，则战难胜也，德必当其位，功必当其禄，信小人者失亡也。”针对阉党势力时刻图谋翻案，即于“子语鲁太师乐”一章，劝皇上辨别邪正，认清是非，譬如一曲音乐，一音杂，则众音皆乱；同样道理，一小人进，则众君子皆废。针对吏部尚书王永光，自为六部之长，又蒙皇上宠爱，却假威窃福，擅行私心，在进讲“甘誓”一章时，说：“战胜攻取，非独左右之共命，尤在六卿之得人，而曰用舍不淆于仓卒，则国是定而王灵畅；威福不假于信任，则神气振而敌忾惕。”又在讲“五子之歌”一章时说：“识精明，则环而伺者无所售其欺；心纯一，则巧于中者无所投其隙。”崇祯皇帝听到这些得体的评述，颇为赏识。时称“真讲官”。不久，文震孟专门就进讲时所包含的微言大义，上疏向崇祯皇帝表白说：今日大小臣僚，应当视国如家，除凶雪耻，而不该分别门户，呼朋引类。为此，他虽九死也要进言，不改初衷。崇祯皇帝批道：“文某讲幄敷陈，寓规时事，知道了！所指吕纯如惨杀名贤，藉援求雪，及年例变制，考选摈才等语，还着据实奏明！”崇祯皇帝也是个精明的人，他不会天真地为大臣们慷慨激昂的陈词所迷惑，指出说话必须讲究事实。后来，文震孟上疏说明，而吏部尚书王永光也有疏反驳，并与太监王永祚秘密交结，影响了崇祯皇帝对文震孟的评价，对文震孟的奏疏批道：“讲官怀忠启沃，循职自可敷陈，文某不得任情牵诋！”（《明史》卷251《文震孟传》）文震孟毕竟不是监察官员，不可能对朝臣或朝政中的弊端掌握详细的第一手材料，但不管其具体细节是否有出入，他所讲的这一类现象是确确实实存在的。崇祯帝对此称之为“任情牵诋”，似乎有些过分。不过，文震孟明快的风格倒是给了崇祯帝异样的感觉，留下了较深的印象。
给皇帝讲课，使讲官一职具有非凡的魅力。尤其是进讲时的借古讽今，常令一些心里有鬼的人胆战心惊。因为一旦被讲官点名，皇帝心动，则此人仕途之美景即可变为泡影。或许正因如此，内阁格外强调讲官的讲章要经内阁审定，方可开讲。这样，内阁既可让讲章规范化，尽量符合皇帝的口味；也可将其中有些于己不利的言辞去掉。一次，日讲官罗喻义拟进讲《尚书》，撰《布昭圣武讲义》，其中有“左右之者不得其人”等语。后送讲章给内阁，大学士温体仁看到其中有许多话是冲着他来的，很不高兴，便令正字官转告罗喻义删改。罗喻义很不服气，到内阁与温体仁理论，并予以冷嘲热讽，相持不下，双方争得面红耳赤。温体仁恼怒，就奏上一本，说：“按照惯例，惟经筵，进规多于正讲，日讲则正多规少。今喻义以日讲而用经筵之制，及令删改，反遭其侮，惟圣明裁察。”罗喻义被勒令“闲住”。此事一时令人大惑不解。（《明史》卷219《罗喻义传》）
崇祯皇帝的经筵开讲，设讲官二人，一人讲《论语），一人讲《尚书）。他与讲官各置一桌。经筵常分春秋两次进行，称为春讲、秋讲。日讲有讲官六个人，其中四人分别讲《论语》、《中庸》、《尚书》、《通鉴》；另外两人轮流。皇帝与讲官共用一条桌，显得十分随便，以体现出君臣亲密无间、和衷共济的气氛和尊师重道。日讲之时，崇祯皇帝来到文华殿，正襟危坐，然后阁臣率领日讲官向崇祯帝行五拜三叩头礼。礼毕，太监安置好讲桌。皇帝宣“先生们来！”讲官依序鱼贯而入。讲毕，皇帝又宣布：“先生们吃酒饭”。饭毕，讲官、阁臣谢恩而退。如果遇有斋戒之日，则说“茶饭”。通常是春、秋开讲后，日日进讲，除非是皇上传免，否则不能废止。即使是传免，也要于先一天傍晚传旨：“明日暂停讲读一日。”哪怕是接连十天半个月不进讲，也要每天传免，不过只说：“暂停一日”。遇上立春、端阳、中秋、重阳、冬至、除夕等节日，日讲官每人赏赐酒馔一盒，内装菜肴五样，汤饼二样，酒二瓶。而万寿节、元旦则要赏赐进讲官以钱钞。（《烈皇小识》卷2）
崇祯皇帝朱由检面对艰难的时局，仍不忘讲学，也属难得。崇祯七年（1634）十月，日讲官姜曰广进讲《通鉴》时读错了段落，朱由检命停讲，改进《春秋》，由文震孟进讲，因其讲解精彩，崇祯皇帝竟于十七、十八、十九、二十日连续听讲四天。只见他身着月白龙袍，和颜悦色，就像在风平浪静的环境里沐浴着阳光的一位长者。文震孟考虑到“宰咺”一章系阙疑，以不讲为妥，但崇祯认为：“‘宰咺’一章，正见当时朝政失宜，所以当讲。今后以此类推！”反映了崇祯皇帝的孜孜求治之心。（《烈皇小识》卷3）
在陶醉圣学的同时，崇祯皇帝没有忘记回到现实中来。他求学的目的是为了寻找足以解答时局提出的种种疑难问题的答案，希望先圣的论断能给他以灵感与启迪。他自己也意识到：如果明朝亡在他的手上，那他是无论如何承担不了这个罪责的。这种强烈的负罪感笼罩着他的生活。先时经筵、日讲完毕，常是君臣皆大欢喜一番，阁臣、讲官品尝皇帝赐赏的酒饭之后，志得意满而归。而今的情形则有些不一样了，高谈阔论，于事无补；品头论足，有害于政。皇上脸上的阴云让讲官们惶恐不安。再加上皇帝常在经筵、日讲毕，即召见大臣，探讨时政，使得讲官们如果只会诵经讲书，而于时事不问究竟，毫无思索，学不致用，则难以引起皇帝好感，甚至一语答对不上，就会成为仕途前景的优患。检视崇祯朝讲官讲章，就会发现一种定式，即讲章之末一定附有一段时论，不管它是否有用。
崇祯十一年（1638）二月十二日，经筵之后，崇祯皇帝朱由检召见礼部左侍郎顾锡畴等二十余人，询问保举与考选二法，何法最能得人？大臣们支支吾吾，没有说出个所以然来。谕德黄景昉只说原刑部尚书郑三俊因罪不得参预考选；编修杨廷麟说阁臣温体仁、王应熊曾分别举荐唐世济、王维章，如今均因罪遭罚，但温体仁和王应熊却安然于内阁重地，如此难收保举之效。崇祯皇帝不知不觉中露出了赞许的神色。
吏部的内线人物侦知此情，第二天，黄道周、黄景昉、杨士聪、田维嘉各有疏论荐举与选举得失。四月十二日，崇祯皇帝御经筵毕，又召见六部官员。兵部尚书杨嗣昌在奏陈中有孟子“盈城盈野，善战上刑”的话，崇祯皇帝听了却颇为不快，声色俱厉地戒谕以后不要再说。杨嗣昌叩头认罪不迭。后来，又言及湖广巡抚余应桂用将官不得力之事。未过多久，圣旨传下：杨嗣昌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参预机务，仍掌兵部；余应桂逮问治罪。杨嗣昌还为言失而惊恐不安，忽闻入阁殊遇，真有点受宠若惊，不禁感激涕零。对此，有人曾大发感叹：“其转移之机，甚密甚捷，人不得而测之也。”（《国榷》卷96）自古以来，皇帝就始终富有神秘色彩，崇祯皇帝以他的突然动作更增加了这种神秘感。
实际上，讲学是一件十分繁忙的事情。崇祯帝临经筵或日讲，虽也曾为先圣先贤的经世妙语所叹服，悠然自得，但更多的时候是其心并不在讲学本身，而在于道与济世的结合。本来日理万机，颇费神思，而今即使是讲学也究心于政事，使这位年轻的皇帝也感到了人生精力的极限。
勤于政事，注重效率
朱由检以为，作为封建王朝的最高统治者，事事以身作则，将对百官大臣是一个无声的鞭策和激励，尤其是诸种矛盾相互交错，诸种难题需要立即解决之时，更应如此。朱由检是这样思考的，也同时付诸实践。仅以朱由检即位之后的天启七年九月为例：初一日，魏忠贤乞辞东厂提督之任，不许。初二日，平辽总兵毛文龙上书奏不平五事，乞求身代，不许，且表示优容。初三日，令客氏出归私第；准免户部丧礼香烛之费三万两；批准总督仓场户部尚书苏茂相请复放折两月之例。初四日，司礼太监王体乾乞求辞任，不许。初五日，定颁诏使臣。初六日，户部尚书请有关钱粮之事独用硃印，许之。初七日，请漕河、黄河两岸税粮以本色运至河上，官自为解，军民交济，从之。初八日，巡抚天津户部尚书黄运泰奏请关门内外粮料，先期料理，部覆从之；定先帝山陵。初九日，御门。十三日，谕朝鲜。十五日，叙三殿功；赠谥鲁钦。十六日，览批杨所修奏章；工部尚书薛凤翔求发帑百万，有事山陵，命给其半。十七日，升迁李精白、刘诏、张继世、孙织锦。二十一日，上刘妃尊号。二十四日，逮处狂词挟遁监生。二十五日，谕停刑；阅览批复辽东奏疏；魏忠贤乞止建祠，优答允准。二十六日，阅批陕西巡按御史袁鲸奏疏。二十七日，册立皇后周氏；升迁张素养等人官。二十八日，颁诏，三十日，巡抚江西都御史杨邦宪、巡按御史刘述祖各颂厂臣请祠，不许。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朱由检有疏必亲自阅览，阅毕即予批答，而且十分认真。有记载说，朱由检的圣谕，用“黄楮，长仅尺，阔二尺余，界以墨印，龙边，中押御宝，色鲜润。其所谕用朱书，□□数百言，字皆行书，甚隽逸。”（《三垣笔记》附识上）不仅如此，他还主动召见百官大臣，或询问政务的处理，或将自己的意向告谕臣僚，等等，在崇祯朝的史籍中，记载颇多，俯拾即是。为了加速封建国家机器的运转，朱由检告谕阁臣说：“朕欲与大小臣工日筹庶务，而诸司各有职掌，宣召频繁，恐滋耽搁。惟是辅臣呼吸相通，今除盛暑祁寒之外，朕当时御文华殿，参详章奏。”（《国榷》卷89）白天如此，即使在夜深时分，亦览批章奏，处理政务。在其交付部院科道的章奏上，“类硃批时日，以防壅遏，多有子、丑时者，盖批阅至丙夜不休也。”臣僚为之感动，无不发至肺腑地赞叹道：“勤哉！”（《三垣笔记》附识上）若遇军马紧急之务，更是批阅频繁，废寝忘食，忧系国事，几乎每天深夜都多次降下圣旨，及时处理军事重务。有时为得到下情，下诏求言，令陈奏的官民到会极门报名，即日召对。而朱由检经常是鸡鸣而起，夜半不寐，正常的生活秩序被打乱，加上劳累过度，经常处于精疲力竭的状态之中。有一史料真实地反映出朱由检的精神面貌：神宗昭妃刘氏，性情宽厚谨慎，对诸王十分疼爱，后居慈宁宫，掌太后玉玺。朱由检“礼之如大母”，每逢岁节，都前往谒见问候，于帘内行礼。一次，朱由检按例朝见昭妃刘氏，礼毕，“就便坐，俄假寐。太后戒勿惊，命尚衣谨护之。顷之，帝觉，摄衣冠起谢曰：‘神祖时海内少事，今苦多难，两夜省文书，未尝交睫，在太妃前，困不自持如此。’太后为之泣下。”（《崇祯遗录》）
与此同时，朱由检要求百官大臣提高办事效率，明确命令自崇祯元年二月所发章奏，具限十日内题覆。如仍稽违，部科互勘。工科给事中刘安行巡视太仓银库，奏报预支官俸的弊端，积侵三十六万。朱由检敕令安行同户部清核，自某年某月某人，历历查明，限旬日奏上。朱由检告谕各衙门，章奏不应冗长，必须简明扼要，条理明晰，一事一议，每封章奏不超过一千字，如词意未尽，另行条奏。
朱由检的目的在于以自身的勤勉辛劳，影响臣僚，即行身教胜于言教之义，从而使封建秩序纳入正常轨道，希求大明王朝在百官大臣的办事实效中得以稳固和发展，最终实现他的中兴之梦。由此可以看出，朱由检的良苦用心。
不拘一格选拔人才
封建帝王自身的勤勉辛劳及其精明强干，比起不理朝政而沉湎游乐的昏庸之主来，应该说对天下的治理，其结果判然有别。在非常情况下，前者可力挽狂澜于既倒，收到起死回生之效；而后者就可能使兴旺发达的江山每况愈下，或者因其昏庸而毁于一旦。此类历史事例，所在多有。
朱由检处于明代末世，且危机四伏，深知靠一人之力是难以将不凡的构想变为现实的，必须调动百官大臣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而要做到这一点，关键是对百官的选拔和任用。既处非常时期，选拔和任用官吏也就不能采取常规，而应是重视在非常时期能救时济世的实际才干，不必十分注重操守。为此，他与廷臣有过争论，可以透露其不拘资格的用人之意。当左都御史刘宗周指责朱由检处分未当，请求进贤才、开言路时，朱由检说：“目下烽火逼畿甸，且国家败坏已极，当如何？”宗周回答道：“武备必先练兵，练兵必先选将，选将必先择贤督、抚，择贤督、抚必先吏、兵二部得人。宋臣曰：‘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惜死，则天下太平！’斯言，今日针砭也。论者但论才望，不问操守；未有操守不谨，而遇事敢前，军士畏威者。若徒以议论捷给，举动恢张，称曰才望，取爵位则有余，责事功则不足，何益成败哉。”朱由检说：“济变之日，先才后守。”宗周说：“前人败坏，皆由贪纵使然；故以济变言，愈宜先守后才。”朱由检说：“大将别有才局，非独操守可望成功。”宗周说：“他不具论，如范志完操守不谨，大将偏裨无不由贿进，所以三军解体。由此观之，操守为主。”朱由检说：“我知道了。”（《明史》卷255《刘宗周传》）为臣的守经重道，言之有理；为君的权宜变通，以济时艰。君臣意见相左，终以为君的旨意施行。据此，选拔任用官吏的原则为之一变：
第一，阁臣拣选，不专翰林。所谓翰林，是对在翰林院任职官员的简称。其主要职掌是从事制诰、史册、文翰之事，同时考议制度，详正文书，备天子顾问。明朝初年，翰林院官员，诸色参用。自天顺二年（1458），内阁首辅大学士李贤奏定翰林院纂修专用进士。于是自此之后，不是进士出身的不得任官翰林院，不是翰林院的官员不得进入内阁。通计有明一代宰辅一百七十余人，翰林官占十分之九。
朱由检认为那些自幼入学，沉溺于举子之业，几经挫折而成进士，有幸授翰林院官，再被推荐入直文渊阁的学士、大学士，虽有文学之才，但多不熟悉政务，脱离实际，又与吏事相隔膜。坐而论道则犹可，因时应变以济时艰却很难。周道登、郑以伟的表现，进一步证明了朱由检的判断。这也是发生在崇祯朝的颇为典型的事例：一天，朱由检到经筵听讲经史，问阁臣：“‘宰相须用读书人’当作何解释？”周道登回答说：“容臣等到阁中查明回奏。”朱由检听到如此回答，心中不悦。又问阁臣：“近来诸臣奏内，多有‘情面’二字，何谓情面？”周道登竟回答说：“情面者，面情之谓也。”鄙浅的奏对，不仅朱由检很不高兴，左右人等也禁不住偷偷地笑了起来。另一位修洁自好、读书过目不忘的郑以伟，文章奥博，而不善于票拟，曾叹息说：“我富于万卷，而常常被数行票拟难倒，以至于被年轻后辈瞧不起。”就是这样一位书呆子，看到奏疏中有“何况”二字，以为是人名，在票拟写道：“何况着按、抚提问。”朱由检予以驳改，才恍然醒悟。因此，朱由检便对翰林院、内阁的组成，参用其他职官。如将治行著卓的知县、推官予以升迁，分别任翰林院编修、检讨。翰林院官员的来源，不再是缺乏实践经验的进士。封建史家盛赞朱由检的这一变更，是非常之制的创举。另外，阁臣拣选，不专翰林，而是注重才能。八年（1635）六月，增置内阁阁臣，朱由检来到午门，召廷臣数十人，告谕道：“廷臣才品，朕未遍知，今试票拟一疏。”阁臣、尚书立阶上，其余臣僚分班试阶下。中官发给每人一份奏疏和二小柬，传谕将该疏票拟书于柬上，一稿一誊，九卿詹翰各拟进。又命吏部登录其年貌履历，经过考试，便擢张至发礼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与文震孟一同入直。自世宗朝许瓒后，外僚入阁，张至发是崇祯朝的第一人。后来，朱由检皆以此为拣选阁臣的原则。可是吏部仍跳不出一一驳回再拟，仍坚持推举在籍堪任者。最后推出吏部侍郎刘宇亮、礼部侍郎傅冠、户部尚书程国祥、兵部尚书杨嗣昌、工部右侍郎蔡国用、都察院左佥都御史薛国观，俱改礼部尚书；礼部右侍郎方逢年、大理寺少卿范复粹，并进礼部左侍郎，皆兼东阁大学士入直文渊阁。朱由检的用意极为明确，“欲阁臣通知六部事，故每部简一人：首辅刘宇亮由吏部，国祥以户（部），逢年以礼（部），嗣昌以兵（部），国用以工（部）。刑部无人，复粹以大理代之”。朱由检从政务需要的实际出发，选用熟悉政务，且有专业特长的外僚入阁，对朝政的处理、效率的提高，无疑是有益的，而且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直接影响后代内阁成员的身份和结构的形成。
第二，破格用人。明代选拔任用官吏，在其立国之初，朱元璋曾告谕吏部，选任官吏，毋拘资格。选人有即授侍郎者，而监、司最多，进士、监生及荐举者，参错互用。永乐、宣德以后，渐循资格。至弘治、正德以后，更为严格，变为成例。隆庆年间，大学士高拱对“重进士，轻举人”的现状颇为不满，虽乞请自授官以后，唯考核政绩，不问其出身。但由于积重过深，难有根本性的改变。朱由检为贯彻其务实的宗旨，面对积重难返的情势，仍在努力地改变着。
朱由检首先从科举应试入手。崇祯三年（1630）御史王道纯疏陈破资格之说，言铨除、举劾、考选，甲、乙科重轻过于悬殊，应该适时变通，以便招揽更多的贤才志士。朱由检立即命令施行。而且亲自改动策问试题，其内容都是关于当时时局和社会矛盾最为棘手的问题。又特设“裕国安民科”、“奇谋异勇科”，选择有实际才干的人才。方逢年、倪元璐以时方需才，奏请武举殿试传胪，全如文科之例。朱由检批准，赐王来聘等及第、出身有差。自此，始有武举殿试。
注重实际才能，破格选拔官吏，这是朱由检的又一举措。为此，他多次告谕吏部说：“国家用人，惟求事理民安。庸鄙之徒，不堪内外。若拘资俸，其人得矣，如国事苍生何？”又说：“朝廷设官，分叙爵秩，优任才能。近来人心日竞，铨政诡随。如传升京堂，本酬劳奖贤。今则科道、吏部司官视为固有，不论贤否，循例必浮。至于监司、知府，官阶隆重，祖宗特选朝臣为之，何以今日轻鄙若此，背违旧制，竞习嚣风。若不亟加挽正，滥觞日久，又将轻视京堂，希营卿贰矣。今添注闰升，一概停止。以后科道、吏部司官，果才品兼优者，准升监司，风力稍逊升知府。若才品劳勋并懋及司道卓异，准予京堂。永遵为令。敢朦胧奏引，必置重典。”（《国榷》卷91）从中透露出朱由检不拘于资俸履历约束之意。在实践中，朱由检特命举人、贡生就试教职者，悉用为部寺司属推官知县，共二百六十三人。号为庚辰特科。因而，就整个明代来说，出现了如下局面：明世举于乡而仕至巡抚者，隆庆朝止海瑞，万历朝张守中、艾穆。而至崇祯朝，朱由检破格求才，得九人：丘民仰、宋一鹤、何腾蛟、张亮以忠义著节；刘可训以武功闻名；刘应遇、孙元化、徐起元皆以勤劳致位；而陈新甲官至兵部尚书，官位最显。
第三，宗室子弟入学应试授官。明初，朱元璋钦定《皇明祖训》，对宗室子弟管理极严，出城省墓之类，都得请示批准后，方可进行，以至于二王不得随便相见。一个个藩王及其子孙，犹如一个个坐享宗禄的寄生虫。时间一长，尤其是子女多者，皆困于一城，不得安生。不仅给朝廷的经济带来极大困难，而且成为地方不安定因素。至嘉靖、隆庆年间，就有郡王及有识之士为此上书进谏，建立宗学，给宗室子弟出路，节省禄米，未有结果。万历初年，臣僚又提开宗室四民之业，自谋生路，引起神宗朱翊钧的重视，藩禁有所松动。至万历二十二年（1594），下达诏书，令宗室将军、镇辅国中尉与生员一起应试。还具体规定了进士出身的宗室子弟，除京职之外，可分别授予推官、知县等职。此举不失为明代诸王分封制度的一大变革。
如果说万历年间，神宗皇帝接受郡王、大臣的建言，允许宗室子弟入学应试授官，仅仅是为了崇德教、省禄米，着眼于减轻经济负担，缓和朝廷与宗室子孙的矛盾的话，那么，朱由检的同样举动，却更多的考虑是因情势所逼，亟须延揽人才。崇祯四年（1631）朱统铈中进士，初选庶吉士。吏部认为朱统铈为宗室子弟，不宜官禁近，请改为中书舍人。朱统铈上书争辩，朱由检令仍授庶吉士。后来，他下诏援《祖训》，郡王子孙堪任用者，得考验授职。比之前朝来，明显地省略了许多手续，放宽了任用的范围。同时也透露出在险恶的形势下，对宗室子孙寄予的厚望。礼部大臣奉命拟议选任宗室子孙的条例，就是一个极好的明证。崇祯九年（1636）二月二十五日，礼部大臣呈上“议选宗才”条例称：“曰荐举。先由五宗保结，长史据结详访，启亲王核勘，开才能实迹以闻。曰考验。部院疏列学行俱卓，博学多闻，精于心计，熟于刑名，娴于礼乐文章，兼通屯田水利，保障附循，一一叩其经纶，各分差等。请临轩策问，或召对平台，然后因才授官。曰换授。《祖训》换授官职，明旨谓是否必拘原品，明品级之不必拘也。在外府佐、州县正以及教职，在京则中行评博以及部曹，俱筮仕之秩，俟有成绩而递进焉。今换授国属，请一循其序。曰升转。《祖训》升转如常选法。曰举劾。黜陟自应一体。曰体统。贤宗居藩邸则宗藩规仪，出而服官，体统一准官制。曰解任。宗室服官，第支官俸，及解任则原禄俱存。”据此，有辽王府后裔朱术珣，奉命入京，授户部主事，管理草场。术珣以其宗室之尊，对这一官职很不满意，就上书说：“我奉皇帝之命，亲承召对，得此一官。不料，一出门外，便被户部尚书拿去买草。”不平之气，溢于言表。由此可见朱由检的厚望，宗室子弟并不理解和接受。虽然应试授官或推荐入仕，不乏其人，然而为时已晚，于事无补。赵翼在其《二十二史札记》中说：“向使早如唐制，宗室各有进身之路，则平时决无坐食廪禄之费。一旦有事，或亦有如吴王、虢国之为国立功，未尝不可收藩维之助。乃直至末造，始开入仕之途而已无及矣。”这番评论，不无婉惜之情，同时道出了朱由检，乃至其皇祖皇父时期，开宗室之禁，令其习四民之业，以及入学应试授官之举的本质和实际状况。
第四，朱由检还重申“保举”之制。他告谕百官大臣：“致治安民，全在抚道守令，抚道得人则守令自肃。年来推升抚道，内地竞营，边缴规避。或其老耄贪庸，又情面姑容，兼以守令不才，民生愈悴。今后吏部务在详核，见在抚道不堪者，科道直纠，按祖宗朝保举成法可遵，着两京文只三品以下、五品以上各举堪任知府一人，亡论科第贡监。（在内）翰林科道，在外抚按、司道、知府，各举州县官一人，亡论贡监吏士。过期不举者议处，失举连坐。”（《国榷》卷94）朱由检此谕，由于限制过死，难以保举到合适的人选。例如，文职三品以上、五品以下保举知府；在内的翰林科道，在外的抚按、司道、知府保举州县官。事实上保举官职，关键在于对被举者熟悉了解，且有才华。若三品以上官所知之人当堪任州县，因明旨保举知府，而弃之不举；科道抚按所知之人当堪任知府，因明旨保举州县，亦弃之不举。如此则交弃则交失。加之，“失举连坐”的重大责任，保举一事，效果甚微。至崇祯十一年（1638）二月，吏部以保举试授知州五人，知县二十一人，州同知三人，判官五人，县丞、主簿各七人。其不堪任使的五人，罢斥回家。一日，朱由检御经筵毕，召詹事、翰林诸臣问：“保举、考选哪一种最能得到贤才？”编修杨廷鱗回答：“保举应当严格举荐之人的责任。如唐世济、王维章，为温体仁、王应熊所荐。今天唐、王二臣皆败，而对举荐之人听之任之，不予追求。这样做，是连坐之法先不行于大臣，要想收到保举之效，是不可能的。”朱由检听后，似有所动。说明他无时无刻不在思考着尽量将有用之才通过保举选拔上来，同时设法避免其弊端的滋生。
四 内阁的再建
朱由检即皇帝位时，内阁首辅是黄立极，次辅是施凤来，阁臣有张瑞图、李国□。由于魏忠贤的苦心经营，自顾秉谦之后所拣选的阁臣，都是以是否依附和听命于他为标准。黄立极的入阁，就是因其是同乡的缘故。所以，他在内阁的举措当然唯魏忠贤之命是从。施凤来、张瑞图是万历时的同年进士，凤来殿试第二，瑞图第三，同授编修，同累官至少詹事兼礼部侍郎，同以礼部尚书同时入阁。前者是素无气概志节的柔和媚世之徒；后者系不学无术，以善于书法，曾书写魏忠贤生祠碑文而得超擢之人。在混乱的朝政里，身居揆席，漫无主持，多次被言官弹劾。可是，黄立极等阁臣，居然表现出满腹委屈，于奏辩一疏中，可见一斑：“臣等思从来大臣罪过深重，至为缝掖书生所指，未有如臣等之辱朝廷而羞当世者也。焕猷以魏忠贤碑文责臣等不能拒而阿意为之，不知臣等实未尝为忠贤作碑文也。彼其食客游士，能为忠贤效笔札工谀言者何限？且假先帝之严命索臣等官衔，臣等能不与乎？与之亦臣等之罪也。然以忠贤之势，取旨如寄，而谓臣等敢惜其微衔以撄嵎虎之怒乎？至于取旨褒赞，则亦往日一二文书官称上命便依票拟之，一言不合，则令改票，甚至严旨切责，此事从来俱在。臣未承乏之先，为日已久，臣等不尽受罪。但票拟不能尽其职，计惟有见机之作，而彼且操虺蝎之毒以随臣等之后。盖彼不惟视臣等之去就轻，而视臣等之生死亦轻也。且夫以去就生死争之而有益于国，犹若可为也。虎狼之性，愈触则愈怒。今四年来乳虎养鹰，罗钳吉网，毒遍天下。去就生死之争，其效可见于此矣，不得已徘徊其间，冀有毫发之益于国，则亦不少尽臣等区区之心耳。”（《国榷》卷88）无可奈何之情，昭昭可见。
朱由检对内阁的状况显然是不满意的。然而，由于他着力于清除魏忠贤的谋划，以及对其余孽的处置，做到除恶务尽，抑或保持即位伊始政局的稳定？并未立即对内阁有所动作。相反，当有人弹劾内阁阁臣时，他毫不犹豫地处置弹劾者，指责其逞臆轻诋，以“生员不许言事律”，论杖除名，而对被劾的阁臣多所安慰和勉励。
天启七年（1627）十一月中旬，内阁首辅黄立极及阁臣等四人联名上疏乞请增补阁臣。朱由检命沿袭廷推旧例，由九卿科道从公博议。结果，推举孟绍庚、钱龙锡等十二人，待朱由检点用。黄立极亦于同月二十六日致仕而归。十二月二十三日，朱由检突发奇想，采取与孙丕扬的掣签法类似的枚卜法选用阁臣。他从事这一荒唐之举时，显得十分郑重严肃：集大臣和科道官到乾清宫，先拜天祈祷上苍默佑，再将推荐的阁臣姓名一一写出，装入金瓯之中，然后用箸夹出。先夹出钱龙锡、李标、来宗道、杨景辰四人。阁臣纷纷说时局艰难，请扩大群辅数额。便又夹出周道登、刘鸿训二人。此六人就一并被任命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阁预机务。史书还记载说，王祚远已被从金瓯中夹出，大风一吹，不知去向。事后，才在施凤来身后发现，但为时已晚，阁臣也就做不成了。更增加了朱由检荒唐之举的儿戏色彩。
朱由检首次以枚卜法拣选的内阁，虽说是借此以破除结党营私之弊，但用枚卜法，取贤才真才于探枚夹箸之中，其效果如何，自不待言。不过，朱由检以新内阁代替魏忠贤内阁的目的达到了。至崇祯元年（1628）五月，施凤来、张瑞图、李国（木普）相继致仕，来宗道、杨景辰按时入阁办事，李标、刘鸿训已先后回京到任，天启朝的内阁首辅韩（火广）已下旨征召。就其主体而言，内阁阁臣的组成，较前整齐，奉公理事者居多。
接替李国（木普）为内阁首辅的来宗道，次辅杨景辰，可以说是枚卜之法不得其人的事例。好在未过多久，来、杨二人便于崇祯元年（1628）六月致仕。
此时的内阁，有二月到任的李标、刘鸿训及六月到任的周道登、钱龙锡。李标为首辅，龙锡、鸿训协心辅理。尤其是刘鸿训，在魏忠贤被诛，其党羽犹盛，而其他阁臣不敢明确表态予以辩白之时，毅然主持，斥杨维垣、李恒茂、杨所修、田景新、孙之獬、阮大铖、徐绍吉、张讷、李蕃、贾继春、霍维华等阉党，人心大快。尤其是在朱由检锐意求治，不时召大臣当面裁决政事，或有问询，其他阁部大臣回答多不称旨之时，鸿训应对敏捷，得到信任。不仅如此，鸿训又请由检久任责成。如善于治赋的毕自严、善于治兵的王在晋等，应多加倚重。朱由检一一采纳，使朝政稍清。
不料，刘鸿训以锐意任事，招致攻讦而去，韩（火广）被召还朝。
韩（火广）的被召复用，经过了曲折的过程。朱由检即皇帝位不久，言官即乞请恢复被魏忠贤擅权罢官的韩（火广），直到崇祯元年正月，朱由检才下令征召。此时，又有言官请求令韩（火广）还朝理事，而逆党余孽杨维垣等从中作梗，朱由检仅赐敕存问，官其一子而已。至同年五月，李国（木普）请求归里养疾，推荐韩（火广）、孙承宗自代，朱由检始遣行人召韩（火广）入朝。韩（火广）入阁，李标让为首辅，而与钱龙锡等悉心佐理。当时被称作东林内阁。
身为内阁首辅的韩（火广），先后做相，老成慎重。他与阁臣一起处处从稳固封建统治的宗旨出发，在复杂多变的时局里，沉稳地处理繁重的政务，引正人，抑邪党。天下称其贤，于时局多有补益。
急于成功，又举措失当的朱由检，在后金兵临城下的非常时期，中后金反间之计，更加重了他的猜疑之心。于同年十二月初一日，逮袁崇焕入狱；二十二日，以讲款、杀毛文龙事，放归钱龙锡；二十七日，天性警敏，又善于窥伺皇帝旨意的周延儒等入阁。次年正月，首辅韩（火广）亦因“崇焕座主”被劾致仕；三月，李标得请家居。所谓的东林内阁，为之解体。正直的成基命，还在尽心尽力地维持着。虽然一些建言引起朱由检不高兴，但仍遇事以理相争，毫不退避。由于朱由检想将政务交周延儒处理，又眷顾于六月入阁的温体仁，致使成基命不安其位，终于借崇焕事被劾而去。周延儒继为首辅，与温体仁，时而明争，时而暗斗，时而利害一致地把矛头指向东林党人，党争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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