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反对植党，党争愈演愈烈
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里，几乎每个朝代的百官大臣，由于利害的需要，分裂成不同的党派、集团，相互展开争斗。随着时间的推移，党派、集团间的争斗也在曲折地发展着。就明代而言，万历年间的党派纷争，东林党议和天启时期的党祸，给朝政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朱由检据此反对大臣植党，澄清朝政，无疑是正确的。然而，事实证明，面对党争本身所包含的各种复杂因素，必须慎重对待，绝不能一厢情愿，或者运用个人权威去简单处置，更不能以为皇帝的一言九鼎，而使党争消弭。如果作为封建帝王，以其高超的洞察力和辨别力，了解党争的复杂的派系脉络，认识引以为口实的事件真相，然后予以处理，当可达到预期效果，否则，只能给一批奸佞之徒以可乘之机，把本来较为简单的争论搞得更加复杂，皇帝本人亦陷入其中不能自拔，再加上其素质缺陷，诸如轻信、猜疑等，势必助长党争的激烈化。朱由检在即位之初遇到的情况正是如此。
朱由检介入党争——
朱由检在智除客魏集团，钦定逆案过程中，因派别的不同，争论不曾停息，加上慑于皇帝的威严，明争变成暗斗。依附客魏集团的房壮丽、杨维垣等，趁考察天下官吏之机，引其同类。崇祯元年（1628）十一月初三日，吏部会推阁臣。礼部尚书温体仁、侍郎周延儒，预计自己必被推举无疑。尤其是周延儒，具有警敏的秉性，又善于察言观色，时刻揣摩皇帝的旨意决定自己的言行。在此之前，锦州兵哗变，袁崇焕请饷，朱由检召问诸位大臣如何处置，诸位大臣都说请发内帑。唯有周延儒见皇帝的心思并不在此，便持相反的意见，说：“关门过去防敌，今且防兵。宁远哗变，以饷给之；锦州哗变，又以饷给之。若各边效尤，仅有的帑藏，怎么能够满足呢？”朱由检对此议颇感兴趣，也与自己的忧虑相吻合，便问道：“卿以为如何处置更合适？”延儒趁机说：“当下兵事急迫，不得不发，但当求经久之策。”朱由检点头采纳，并说“卿言是也。”降旨切责诸臣。几天后，朱由检又召延儒询问，延儒说：“饷莫如粟，山海粟不缺，缺的是银两。为什么会哗变？其中必有隐情，莫不是骄弁故意滋事以胁迫崇焕？”朱由检早就怀疑边将要挟，今日得闻延儒之说，由此更加宠信延儒。周延儒还与戚畹郑养性、万炜及东厂唐文征结好，以为内援。一切准备妥帖，若予列名，必蒙点用。可是，会推的结果，有吏部左侍郎成基命，礼部右侍郎钱谦益、郑以伟，尚书李腾芳、孙慎行、何如宠、薛三省、盛以弘，礼部右侍郎罗喻义，吏部尚书王永光，左都御史曹于汴等十一人。而温体仁、周延儒以无素望，未被列名推举，大出所料，便散布流言，说此次枚卜，皆由钱谦益把持。朱由检也以延儒不预而颇感疑惑。温体仁据此发难，上书弹劾钱谦益为考官时，关节受贿，不当被推为候选阁臣。于是，在朱由检即位之初，以廷推阁臣为导火线，引起了公开的党派争斗。（《明史》卷308《周延儒传》；谈迁《国榷》卷89）
其实，在此次廷推阁臣之前，双方即在暗中行动起来，周延儒与温体仁除积极活动之外，还花费八万银两，买通内廷，排挤东林党人。而钱谦益对此却懵然不知，只是尽力活动以阻止周延儒入阁。虽然钱谦益的初步目的达到了，但此举却加重并验证了朱由检对大臣植党的怀疑。周延儒、温体仁乘机而进谗言，朱由检信以为真。
说起钱谦益为考官时的“关节受贿”，那已是天启元年（1621）的事。当时官任翰林院编修的钱谦益，主持浙江乡试。而金保之、徐时敏伪作关节，用俚俗语“一朝平步上青天”七字，分置七义结尾，授给钱千秋，后钱千秋中试而为举人。钱谦益对此事毫无觉察，而被同考官韩敬发觉，又唆使礼科给事中顾其仁参送，奉旨交付礼部拟议处理。钱谦益为之惊骇，遂上书弹劾金保之、徐时敏及钱千秋，使之被捕入狱，金保之、徐时敏死于狱中，钱千秋发配东胜右卫充军，钱谦益以“失于觉察”，罚俸三个月。后钱千秋遇赦，抚按官给贴释放。此事已经了结，且历七年，又被温体仁重新提起，其用心不言自明。
朱由检郑重其事而又倾向十分明显地过问此事，企图借此消弥大臣植党之祸，于同年十一月初六日，朱由检召廷臣科道官及温体仁、钱谦益到文华殿，导演了一次党派之争的闹剧。《烈皇小识》对此记载颇详：
开始，钱谦益就钱千秋“关节”一事争辩说：“千秋关节，已经疏参。刑部勘问明白，现有案卷在部。”温体仁说：“千秋在逃，过付者为金保之、徐时敏二人，提至刑部，亲口供扳谦益，如何隐得？”彼此质辩良久，朱由检令将辩疏与参疏一起取来，遂问温体仁：“疏内称‘神奸结党欺君’，奸党是谁？枚卜大典，谁人一手握定？”温体仁回奏：“谦益之党甚多，臣还不敢尽言。至于此番枚卜，皇上务求真才，其实多是谦益操弄。”吏科都给事中章允儒奏：“钱千秋一事，久经问结。体仁资俸虽深，品望甚轻，会推不与，遂不甚热衷。如谦益关节果真，何不纠于未卜之先？今会推疏上，点与不点，一听圣裁”体仁奏：“科官言，正见其党谦益。盖未卜之先，不过冷局，参他何用？纠之于此时，正为皇上慎用人耳。”允儒奏：“从来小人陷害君子，皆以‘党’之一字。昔魏广微欲逐赵南星、杨涟等，于会推疏中，使魏忠贤加一‘党’字，尽行削夺，留传至今，为小人害君子之榜样。”朱由检听后勃然大怒，斥责道：“胡说！御前奏章，怎这样胡扯？拿了。”当时无人行动，朱由检就问锦衣卫在哪里？卫帅才动手把章允儒扶出。温体仁趁机又奏：“皇上试问冢臣王永光，屡奉温旨，何以不出？直待瞿式耜有疏完了枚卜大事，然后听其去。是冢臣去留，皇上不得专，有此事否？谦益热衷枚卜，先令梁子璠上疏，欲令侍郎张凤翔代行会推，此从来未有之事。”朱由检召来温体仁所指诸臣问道：“早已告谕明白，枚卜大典，会推要公，如何推这等人，是公不是公？”王永光说：“皇上召问吏科河南道与朗中耿志炜，便知道了。”温体仁说：“永光是众卿之长，用贤退不肖是他的职掌，如何推在司官身上？”河南道御史房可壮奏：“臣等多是公议。”朱由检说：“会推大事，推这等人，还说是公议？诸臣奏来！”阁臣李标等都说：“关节与谦益无干。”温体仁说：“分明满朝俱是谦益一党，臣受四朝知遇，忠愤所激，不容不言。关节是真，若不受贿，如何得中？况今钱千秋现在京师，日入谦益之幕，指望谦益入阁，希图辩复。谦益可以枚卜，则千秋亦可会试。”李标等又说：“前次招问明白。”朱由检说：“招也闪烁，不可凭据。”礼部右侍郎周延儒看到朱由检已深信温体仁所言，便奏道：“皇上再三问，诸臣不敢奏者，一者惧于天威，二者牵扯于情面。总之，钱千秋一案，关节是真，现有招案朱卷，已经御览说明。关节已有的据，不必又问诸臣。”朱由检又诘问诸臣：“朕着九卿科道会推，便推这样人，就是会议，今后要公！若会议不公，不如不会议。卿等如何不奏？”周延儒说：“大凡会议会推，皇上明旨，下九卿科道，以为极公；不知外廷只沿故套，只是一两个人把持定了，诸臣都不敢开口，就是开口也不行，徒然言出祸随。”温体仁观察到己言已入，便装出一副极为可怜的姿态说：“臣孑身孤立，满朝俱是谦益之党，臣疏既出，不惟谦益恨臣，凡谦益之党无不恨臣。臣一身岂能当众怒？臣叨九列之末，不忍见上焦劳于上，诸臣皆不以戒慎为念，不得不参。恳乞皇上罢臣归里，以避凶锋！”企图以退为进，且在试探朱由检的态度。朱由检说：“既为国劾奸，何必求去？”温体仁听得此谕，内心踏实了许多。与此相反，因钱谦益毫无思想准备，言辞颇诎，又见皇上明显支持温体仁，周延儒也为其帮腔助威，只好“伏地待罪”。次日，朱由检下达圣旨：“钱谦益既有议论，着回籍听勘！钱千秋交法司提问！”章允儒、房可壮、瞿式耜、梁子璠“俱著降三级调用。”不久，又有御史毛九华、任赞化分别纠弹温体仁“逆祠献媚诗册、居乡不法事”，因朱由检认定温体仁是为国劾奸，钱谦益植党，所以，毛九华、任赞化都被归于其党之中，予以处置。“自是体仁以告讦见知于上，结党之说，深启圣疑，攻者愈力，而圣疑愈坚。”
朱由检介入其中，只一味地轻信温体仁、周延儒攻击钱谦益植党之说，而并未认识引起纷争的事件的实质，尤其不懂得温体仁为什么对时过七年的旧事重提。所以，崇祯朝的党争不仅没有因其亲自过问、严旨斥责而消弭，反而以其信任的周延儒、温体仁为主，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事件上，又制造了更加严重的党争。《御定资治通鉴纲目三编》对温体仁攻击钱谦益一事，有一段十分深刻的评论，切中其要害：“钱谦益关节一事，真伪虽不可知，然前此草率具狱，温体仁已官礼部，何不闻特疏纠陈？乃因不与廷推，辄假公直之名，潜行倾轧。章允儒斥其‘热中觖望’，实洞见症结之言。体仁顾以谦益昔皆闲曹为解，尤为理穷辞遁。殊不思科目重关名器，夤缘干进，犯即宜惩。设如所言，则谦益或不与枚卜，竟可不加穷治，而末僚散秩，皆可听其公行舞弊乎！如此闪烁支离，庄烈尚深信亟赏之，甚矣其弊也。”
周延儒、温体仁再起党争
崇祯皇帝朱由检即位之初，以会推阁臣而引起的党争，周延儒、温体仁二人从中得到了极大的好处，而赐予这人好处的正是被其迷惑的朱由检。崇祯二年（1629）十二月，命周延儒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阁，参与机务。次年六月，温体仁以同样的职衔入阁办事。二人如愿以偿，弹冠相庆。刚愎自用的朱由检不仅没有在这一事件中看到幕后隐藏的祸患，反而得出大臣们不忧国家之安危，惟挟私报复，结党营私，还大发感慨说，如果不是温体仁及时揭露，我就会被他们欺骗而犯下大错！致使满朝正直的文武大臣为之骇然，无一不对当朝皇上得出如此与实际相悖的结论感到惋惜和遗憾。
事实上，周延儒、温体仁先后入阁之后，把持朝政，党同伐异。又为首辅之位，明争暗斗，拉拢私人，组织党派，展开攻讦，使崇祯朝的党争更趋激烈。
周延儒的资历比温体仁深，入阁时间也早一些。当随着时间的推移，周延儒终于出任内阁首辅，不失时机地利用手中的权力，大行其私。后来者温体仁，自认在皇帝面前，更有发言权；对皇帝的心理、好恶的观察与领会要高出周延儒一筹。尽管自己的入阁，周延儒帮了不少忙，说是鼎力相助，亦不为过。然而，为了自己能出人头地，满足出任首辅的欲望，也无法计其恩德短长了。因此，温体仁对周延儒采取阳奉阴违的伎俩，表面上唯唯诺诺，而实际上总在寻找缺口，挑拣时机，极尽排挤之能事，以便取周延儒而代之。
事有凑巧。周延儒的姻亲陈于泰殿试第一；又出于私情，引用大同巡抚张廷拱、登莱巡抚孙元化；其兄周素儒冒锦衣卫籍，职授千户；家人周文郁擢升为副总兵，等等不光彩行径，舆论哗然。给事中孙三杰、御史徐应桂等，摭拾其事，纷纷上疏，弹劾周延儒。一时，周延儒成了众矢之的。与此同时，更有人攻击周延儒收纳了“巨盗”神一魁的贿赂。纷纷扬扬，弹劾之声越来越高。
温体仁得知，无比兴奋。但他却装出十分难过的样子，对周延儒多加安慰，情意绵绵，恨不得自己为其受过。可是离开周延儒之后，便竭力鼓动私人继续上疏弹劾，声势造得越大越好。不仅如此，凡是攻击周延儒的人，都不分青红皂白，一律加以护持，以便扩大自己的势力。吏部尚书王永光去职之后，温体仁即拔擢同乡闵洪学补其缺。闵洪学骤得显官，感恩戴德，唯以阿谀奉承温体仁为能事。一些势利之徒，也纷纷趋附。温体仁志得意满，长久垂涎的首辅之位，指日可待。
不料，几乎被攻击的声浪淹没的周延儒，并没有坐以待毙。多年的经营，亦有私人为其效力。兵部员外郎华允诚的一份奏疏，使周延儒稍觉安慰。
华允诚在奏疏中明确指出：“庙堂不以人心为忧，政府不以人才为重；四海渐成土崩瓦解之形，诸臣有角户分门之念。”又说：“国家所借以进贤退不肖者，铨衡也。我朝罢丞相，以用人之权归之吏部，阁臣不得侵焉。今次辅体仁与冢宰洪学，同是朋比，惟异己之驱除。阁臣兼操吏部之权，吏部惟阿阁臣之意，造门请命，夜以为常。黜陟大权，只供报复之私。甚至庇同乡，则逆党公然保举，而白简反为罪案；排正类，则讲官借题逼逐，而荐剡遂作爰书。欺莫大于此，擅莫专于此矣，党莫固于此矣。遂使威福下移，举措倒置。”（《明史》卷258《华允诚传》）
华允诚此疏可谓切中时弊。而崇祯皇帝看到此疏，第一个印象是华允诚如此胆大，敢于攻击次辅与吏部尚书同邑党比，必定别有大人物指使。待华允诚上疏辩白之后，他才隐约觉察到温体仁、闵洪学二人既为同乡，私情或许有之。于是下达圣旨，夺华允诚半年俸禄，以示惩戒。不久，也将闵洪学罢官，令其回乡，借以削去温体仁的党羽，并对此事的后果，拭目以待。
温体仁受到这一小小的打击，但并没有因此而停止对周延儒的算计。暗通温体仁的宣府监视太监王坤此时向崇祯帝狠狠地奏上了一本，参劾周延儒庇护陈于泰。太监参劾内阁首辅，这在明朝历史上也是少有的事。吏部尚书李长庚率同僚上奏说，陛下博览古今史书，有内臣参论辅臣的吗？当时，举朝争议，多为首辅辩护。周延儒也很希望温体仁能出来替他说句公道话，但作为这一圈套的设计者，温体仁只会暗暗地发出几声冷笑，他内心期待的是周延儒快快从首辅的位置上滚下来，由自己取而代之。他不仅不帮忙，反而火上浇油，唆使给事中陈赞化弹劾周延儒亲昵武弁周立功等招摇图利，并说周延儒把崇祯帝比作“羲皇上人”，言语悖妄不敬。这一招果然管用。崇祯六年（1633）六月，周延儒便主动引疾乞归，温体仁摇身一变为首辅。崇祯皇帝把他原先对周延儒的宠信又一股脑儿地转移到了温体仁身上来了。
温体仁承皇上殊宠，本来面目逐渐显露出来，变得专横狠毒，趾高气扬，但在外表上还是一副平静、儒雅、宽宏的样子。从他挤掉周延儒的全过程来看，他所走的每一步都是不露声色，而用意深远。崇祯帝对温体仁的评价有四个字：纯忠亮节，这为温体仁行己之私撑起了一把保护伞。于是，温体仁时时处处玩弄权术，迷惑皇帝，没有半点蛛丝马迹，达到了党同伐异的目的，同时也为自己树立了一个“公正无私”的形象。被蒙在鼓里的朱由检，却还给骗他的人以无比的恩泽。
讲官姚希孟一向为东林所推重，颇负名望。昔年韩（火广）主定逆案，希孟的意见起了一定的作用。华允诚疏劾温体仁，温体仁认为其幕后主使者可能是姚希孟，便设法排挤。借姚希孟主持顺天府武乡试时有二武生冒籍之事，严追其失职之过，终于使姚连降二秩，改为少詹事，去南京掌翰林院事。
罗喻义是一个性情冷僻而刚毅的人。天启时，魏忠贤曾辑东林党籍贯，湖广二十余人，罗喻义名冠其首。崇祯时为礼部右侍郎，声望渐高。一次，例行日讲，罗喻义有感于时局日坏，执政非人，在讲章中借古讽今，大谈时政，其中有“左右之者不得其人”的话。当内阁审读讲章时，温体仁甚是不快，并上书自劾说：依照旧例，只有经筵时可进规言，谈论时事，日讲则一般进规从简，“今喻义以日讲而用经筵之制，及令删改，反遭其侮，望圣明裁察”。崇祯皇帝觉得不能凭信一面之词，命吏部详议此情。吏部为了讨好温体仁，议将喻义革职闲住。罗喻义遂被罢职，家居十年而卒。
崇祯八年（1635），崇祯皇帝召廷臣数十人试以票拟，结果特擢文震孟以礼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入阁，参与机务。此举确称英明，但温体仁的心里却是酸溜溜的，因为他担心崇祯皇帝会把注意力转移到文震孟的身上。文震孟以正直、才卓而闻名，即使在皇帝面前也不隐讳自己的观点，该说的从不含糊。一次，身为少詹事的文震孟进讲《鲁论》“君使臣以礼”一章，反复规讽，崇祯皇帝当即降旨将系狱的刑部尚书乔允升、侍郎胡世赏释放。又一次，文震孟进讲《五子之歌》时，崇祯皇帝竟跷起了二郎腿，震孟讲至“为人上者，奈何不敬”时，用目光瞟向皇帝的腿，朱由检忙用袖子掩盖，再慢慢放下。最初，经筵上不讲《春秋》，崇祯皇帝则以为有裨于治乱，于是诏令进讲。文震孟对《春秋》素有研究，进讲时又常巧妙地结合实际，讲论时政，颇合皇帝的口味。可见，文震孟的入阁并非偶然。文震孟初入阁，温体仁似相与默契、和谐。每次拟旨，温体仁都要找文震孟商量，有所改动，则一概听从。文震孟未曾意会这是一种假象，不无高兴地说：“温（体仁）公虚怀，怎么有人说他奸诡？”大学士何吾驺提醒道：“此人机深，怎么可以轻信？”果然，当文震孟放松戒备时，温体仁每见文震孟拟旨不当，就摆出首辅的姿态，令其重拟，如果文震孟不从，则径自抹去。如此多次，文震孟也感到气愤不过，就毫不客气地将疏稿甩在温体仁的面前。温体仁表面上显得很有风度，装出无所谓的样子，内心里却是欲除文震孟而后快。工科都给事中许誉卿也是一个亢直之人，曾疏言：“体仁纳贿庇私，贻忧要地，以皇陵为孤注，使原庙震惊，误国孰大焉。”因之成为温体仁的眼中钉。这次，温体仁嘱意吏部尚书谢陞劾许誉卿营求高官，温体仁票拟贬谪，他预计皇帝对这种钻营求官的不正之风必然会重惩。果然，崇祯皇帝发先前票拟重改，温体仁票拟斥许誉卿为民。文震孟据理力争，大学士何吾驺也壮胆帮言。没过几天，圣旨传下，许誉卿被削籍为民，文震孟愤愤不平。温体仁向崇祯皇帝密奏：文震孟到处讲言官罢斥是极其光荣的事，这分明是讽刺皇上赏罚不公，不足以劝惩，此与悖理蔑法有什么不同？崇祯皇帝听他这么一说，怒火中烧，如此徇私扰乱，那还了得。使先前对文震孟的信任、尊敬之感顿时一扫而光。几天后，文震孟、何吾驺双双罢职。文震孟从入阁到落职出阁，前后不过三个月，是崇祯朝在阁时间最短的一位。事实证明，在权术上，他还远不是温体仁的对手。
倪元璐、黄景昉、陈子壮、刘宗周、文震孟、何吾驺等一大批朝中重臣因得罪首辅温体仁，或降职，或削籍；而面对农民起义烈火焰焰，边境事端日滋，民生困蹙，温体仁未曾有点滴建树，整天考虑的是如何保住权位，结宠于上，又日与善类为仇。善类被斥，所引者又多为平庸之辈，碌碌充位而已。当时内阁温体仁、王应熊、吴宗达三人被时人讥为：“内阁翻成妓馆，乌归、王巴、篾片，总是遭瘟。”温体仁，乌程籍，归安人；王应熊，巴县人；吴宗达因无所作为，人称“篾片”。居于文官之首的内阁大臣竟然被目同“乌归”、“王巴”、“篾片”，谈何表率百官？王应熊系崇祯皇帝特旨入阁的，史称“博才多学，熟谙典故，而性谿刻强很”。士林对其入阁颇感震惊。礼科给事中章正宸上疏弹劾他刚愎自张，纵横为习，小才足覆短，小辨足济贪。今日得到大用，必且芟除异己，报复恩仇，混淆毁誉。章正宸所反映的士林的这种担忧并不多余，王应熊入阁后，与温体仁狼狈为奸，倾陷忠良，即是明证。如此阁臣既不能团结百官，为上选才，也不能有所作为，补益时局，相反却在崇祯皇帝急躁、严厉的性格上火上浇油。
一些有正义感的大臣纷纷上书弹劾温体仁。千户杨光先准备好了棺材，抱着视死如归的信念，疏劾温体仁，结果被崇祯皇帝赏了八十大板，遣戍辽西极边。或许有人会问，崇祯皇帝自恃英察，个性鲜明，眼睛里容不下半点沙子，为何对于天下士人切齿痛骂的温体仁却反而如此倚信呢？这里面自有其奥妙。但千言万语，归结为一句话那就是，温体仁的权术玩儿得高明。
早年温体仁疏劾钱谦益时，已经给崇祯皇帝形成了一个“孤立”、“无党”的印象。刘宗周弹劾温体仁十二罪、六奸，宗藩如唐王聿键，勋臣如抚宁侯朱国弼，布衣如何儒显，千户如杨光先等皆有论劾。崇祯皇帝不仅未加省思，反而对温体仁要加以保护，责难言官，有的甚至被杖死。山西提学佥事袁继咸看到给事中李世祺因论温体仁、吴宗达而被降级调用，甚为不平，上疏说：“养凤欲鸣，养鹰欲击，今鸣而钳其舌，击而绁其羽，朝廷之于言官，何以异此？”崇祯皇帝认为这是越职言事，降旨切责。温体仁在皇帝面前装出一副可怜相，无疑满足了崇祯帝的虚荣心。朱由检为了处理荆棘丛生的时局，极力呼唤能臣出世，但实际上在他眼皮底下需要的更多的则不是才华毕露，而是顺承己意的所谓“良臣”。温体仁在崇祯帝面前的谦虚谨慎、廉洁奉职，是他结知于皇帝的又一法宝。崇祯皇帝有时不免召问温体仁兵饷之事，温体仁则说：“臣夙以文章待罪禁林，上不知其驽下，擢至此位。盗贼日益众，诚万死不足塞责。顾臣愚无知，但票拟勿欺耳。兵食之事，惟圣明裁决。”有人攻击温体仁专门窥伺皇上意旨，以行其私，温体仁则说：“臣票拟多未中窾要，每经御笔批改，颂服将顺不暇，讵能窥上旨？”（《明史》卷308《温体仁传》）崇祯皇帝听了这些话，觉得温体仁朴实无华，忠心无二。其实，内阁作为皇帝的智囊团，参预政务决策的机构，又岂能将“票拟”之权轻描淡写？崇祯皇帝问温体仁军政大事，温体仁虽然敢以愚钝无知而无所建言，他却不以为罪，反以为忠，这只能说明朱由检偏信之时常有笨拙可笑之举。这恐怕也就是他的英明所在吧！或许与温体仁同列者，多平庸之辈，以此更显出温体仁的智慧与高大。
温体仁自知受他排挤而落职获罪者甚多，担心日后有报应。于是，但言内阁为密勿之地，事关机要，所上皇帝的密揭，不宜宣泄于外，规定内阁密揭一概不许发抄，不许存底。希图用这种办法来掩盖真相，消灭证据。因此，他所中伤的朝臣，不为外人所尽知；而对个人的利益前途上，又是深谋远虑的。然而，物极必反，普天同理。崇祯十年（1637），张汉儒讦奏钱谦益、瞿式耜居乡不法之事，温体仁如获至宝，拟旨逮钱谦益、瞿式耜下诏狱，严刑追査，欲置其宿敌于死地。钱谦益在此危急之际，使出了平日他最鄙弃的一招，即向太监曹化淳求援，想让曹化淳上下疏通一番，免此大难。张汉儒探知这一情节，急忙告诉温体仁；温体仁当即向皇上密奏，请皇上下旨将曹化淳一并治罪。温体仁此举未免有点高兴得过早。他万万没有想到，崇祯皇帝把温体仁之疏给曹化淳看，曹化淳害怕之极，自请查访其中缘由。果然，尽得张汉儒奸情及温体仁的密谋，崇祯皇帝这才大为省悟，恰巧抚宁侯朱国弼再次弹劾温体仁，更感到自己受了骗，原来以为不结党的人却是无时不在编织党派罗网。一气之下，命将张汉儒枷死。温体仁施展惯技，装病引退，料想崇祯皇帝定会慰留。然而，这次他的感觉发生了误差，在温体仁以病移居湖州会馆调养之时，内阁已票旨罢归，崇祯皇帝只在票旨上批了三个字“放他去”，其余冗长的话一概抹掉。温体仁得到圣旨时正在用餐，乍闻此讯，匕箸失落，顿时像泄了气的皮球。浮想在阁八年，官至少师兼太子太师，进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秩同左柱国，可谓荣耀风光之极，而今转眼之间，这一切即化为乌有，心里的平衡失调了。京城士民闻知圣旨，欢声雷动，连妇人孺子也拍手相庆。温体仁被放归后不过一年，即一病呜呼哀哉。
温体仁罢后，崇祯皇帝用枚卜之法点用吏部侍郎刘宇亮、礼部侍郎傅冠，俱为礼部尚书，佥都御史薛国观为礼部侍郎，并兼东阁大学士，参与机务，首辅为张至发。张无所创举，只是一味遵守温体仁当政时之旧，但在才智、机变上都赶不上温体仁，崇祯皇帝对他也谈不上什么眷注。而且，张至发由外僚入阁，进入中枢机关，颇有点儿沾沾自喜，常将机密泄露。对此，崇祯帝尤为厌恶。后因事令张至发“回籍调理”，一时人们还以张至发“遵旨患病”，传为笑谈。
继张至发之后为首辅者有孔贞远、刘宇亮、薛国观、范复粹。看到这些滥竽充数的庸劣之辈，崇祯皇帝不免思念起被罢归故里的周延儒。崇祯十四年（1640），特旨起用，复为首辅，不久又加少师兼太子太师，进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他对周延儒施以师礼，说：“朕以天下事悉听先生谋划。”表达出他的殷切希望。其实，周延儒的再召还有其他一些人的功劳。如冯铨、侯恂、阮大铖等出资各为一股，每股银万两，共六万两，由庶吉士张溥、礼部员外郎吴昌时为之活动，交结近侍，打通关节。张溥对周延儒说：“公若再相，改变以前的处事态度，就可重得贤声。”周延儒大为感动，说：“吾当锐意行之，以谢诸公。”（《明史》卷308《周延儒传》）
周延儒再相之初，一举一动颇有革旧布新之势，给崇祯皇帝带来了难得的一点宽慰。过去，周延儒与东林人士作对，结果引得一身腥臭，现在他悉改前非，并尽反温体仁之政。他请求恩准开释漕粮白粮欠户，蠲除民间积逋，凡属兵残岁荒之地，减免两年赋税；苏、松、常、嘉、湖等诸府遇水灾，许以来年用夏麦代漕粮；凡属戍罪之下者，一律赦免回家；召还因言事而贬谪诸臣，如李清等。以郑三俊长吏部、刘宗周掌都察院，范景文长工部，倪元璐佐兵部，都是从家召还任职的。一时在周延儒的主持下，朝廷内外咸称贤政。然而，有所得必有所失，要亲贤选能，就会得罪一批无能而又恶劣之辈；要政归内阁，刑付司法，就会惹恼宦监和厂卫。更何况周延儒本性贪财，庸驽无才略，而在周延儒身边的一帮人又以势竞相逐利。
渐渐地有人开始弹劾周延儒。行人司副熊开元在上朝时公开揭露周延儒纳贿之事，崇祯皇帝此时正倚重周延儒，闻言即怒，命将熊开元处以廷杖，投入诏狱。左都御史刘宗周、佥都御史金光辰等均因救熊开元而被罢职；尚书徐石麟又以为刘宗周说了句公道话而论罢。周延儒沉默不语，心里或许在说：“去就去吧。”锦衣卫头目骆养性虽然是被周延儒推荐的，但周延儒奏罢厂卫缉事之权，令骆养性报恩以仇，他与宦官勾结、专门侦缉周延儒的不法之事。
崇祯十五年（1642）元旦，大朝完毕，崇祯帝召大学士周延儒、贺逢圣、谢陞入殿，东向而立。崇祯皇帝从宝座上缓缓下来，转而西向三位阁臣深深作了一揖说：“古来圣帝明王，皆崇师道，今日讲官称先生，犹存遗意，卿等即朕师也。宗社奠安，惟诸先生是赖。”这三位大学士突遇皇上如此大礼，恐慌不安，忙跪下叩头。崇祯皇帝解释说：“圣书言修身、尊贤、敬大臣、体群臣，朕之如此，原不为过。自古君臣志同道合，天下未有不平治者。”说到这，他的脸显得沉重，似思潮翻滚，又似寄托希望。他随之告诫周延儒等：“职掌在部院，主持在朕躬，调和在卿等。”周延儒连称菲才不敢当。崇祯皇帝请“先生起来”！（计六奇《明季北略》卷18《降座揖相》）他亲手导演的这一幕着实让人深感意外，也有人称皇上“礼非其人，徒自贬损耳”。不过，崇祯皇帝此举不是一种简单的做作，或是形式而已，实际上它反映了崇祯皇帝对内阁寄予的最后一点希望。尽管他也难以相信内阁大臣会脱胎换骨，有面貌一新的一天，但他还是强迫自己去相信他们。
正因如此，人们不难理解，周延儒的话为什么崇祯皇帝还是愿意听的。黄道周因直言惹怒了皇帝，被永贬广西，周延儒在受召时从容地向崇祯皇帝进言，为宗周说情，没过几天，上谕：黄道周，着以原官起用。崇祯十六年（1643）四月，清兵深入畿内，京城戒严，崇械皇帝召见大学士周延儒、陈演和蒋德璟，声色俱厉地说：“朕欲亲征。”周延儒见事已至此，便主动请缨，督师抵御清兵。然而，军机实非周延儒所长，而周延儒之心机也着实庸劣。同年十二月，周延儒由于欺罔而被赐死，得到了应有的下场。有人说：周延儒再次入阁，“以贿进，也以贿败；以内官进，也以内官败；以（吴）昌时进，也以昌时败”。周延儒也可以说是落到了自己挖的陷阱里，岂不悲哉！
周延儒罢后，如果说崇祯皇帝还信任过内阁阁臣的话，此人就是陈演。陈演是靠巴结太监，探听崇祯帝意向，而奏对称旨，被简入内阁的。在内阁继周延儒为首辅，毫无筹划，后引疾辞职。崇祯十六年五月入阁的魏藻德也是一无建白，但倡议令百官捐助而已。其他如李建泰、方岳贡、范景文、丘瑜等都是新近入阁，莫能补救。明王朝在朝廷内部这种争论不休、尔虞我诈、君臣猜忌的气氛中度过了它最后的时光。
《明史》对于温体仁以后阁臣做过一番评述，说：“天下治乱，系于宰辅。自温体仁导帝以深刻，治尚操切，由是接踵一迹。（王）应熊刚狠，（张）至发险忮，（薛）国观阴鸷，一效（温）体仁之所为，而国家之元气已索然殆尽矣。至于（陈）演、（魏）藻德之徒，机智弗如，而庸庸益甚，祸中于国，旋及其身，悲夫！”确实，就崇祯朝五十位阁臣的道德、才华而言，令崇祯皇帝失望，也令天下士民失望。在国家动荡不安、祸乱丛生之际，为人才之脱颖而出提供了宽广的舞台，但这些阁臣却无惊人的表现。那么，人们不禁要问，是天下无有才之人，还是崇祯帝选任阁臣有问题呢？固然，明之将亡，势所必然，人的作为也受客观定式左右，但个人素质却是主观修炼的结果。说崇祯皇帝不信任大臣，似乎也不怎么准确，因为他信任过许多人，如温体仁和周延儒就是突出的两位。说他信任大臣，又常猜忌，刚愎自用。他不拘一格地选拔人才，最后选的又多是些无能之辈；即使有点才能的人，也因用之不专而未得正果。看来这不能全然苛责崇祯皇帝，因为这是与晚明政局日坏、世风日下紧密相联的。不贪就发不了财，不奸就掌不了权。这种气候一旦形成，人们就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感染，受感染的人越多，事业成功就少了一分希望。崇祯皇帝挖空心思，谋求秘方，欲使明朝起死回生，虽也曾有过瞬间的回光返照，但终为劫数难逃。呜呼，人之将死，其言也哀，崇祯皇帝叹“朕非亡国之君，事事皆亡国之象”。但他又岂能对明朝的灭亡而逍遥无咎吗？崇祯皇帝与宦官的关系同样表明，他无意中在自掘坟墓。崇祯帝对大臣恨铁不成钢，却不知道刑余的太监们更不会有可喜的表现。这才是真正的可悲。崇祯皇帝声言“诸臣误我”，一推了之。岂不知他的言行举措也在误诸臣吗？
复社与政争
引人注目的是，复社这一群众性组织也参与到了崇祯朝的门户之争。知识分子结社，以文会友，切磋学问，在明末渐成一种风气。崇祯时有名的文人社团有松江几社、浙西闻社、江北南社、历亭席社、吴门羽朋社、匡社、武林读书社、江西豫章文社、合社等，而其中影响最大的还是以张溥为首的复社。这类社团除了研习时艺外，还积极参政。
复社成立于崇祯二年（1629），系太仓人张溥号召而联合许多小文社而成，因图“兴复古学”而得名。转相联络，名声日大，凡天下文武将吏及朝列大夫、雍庠子弟，称门下士者达万余人。迄崇祯十四年（1641），先后召开了尸山、金陵和虎丘等三次大会。据称，张溥约举虎丘大会，山东、江西、山西、湖广、福建、江南等地以舟车至者数千人，为三百年来的空前之举。复社内部各小社的精彩文章还汇编成集，题名《国表》，广为流散。复社以东林之嗣自诩，天下名士齐集复社，由复社而金榜题名而荣登仕途一时成为捷径。如张溥、吴伟业、杨廷枢、吴昌时、陈子壮等复社名流都中了进士，并获得官位。在朝的要人多方拉拢复社，培植自己的势力，而使复社介入了士大夫门户之争的旋涡之中。一般说来，官府中与东林有关的人，多与复社相亲相助；与阉党有关的人，则与复社作对，一些与东林素有积怨的人也汇入了反复社的群体之中。
内阁首辅温体仁对于复社与东林的声气相投，尤为忌恨，想唆使言路弹劾张溥。苏州人陆文声求入复社而未得，一直耿耿于怀，探知有此报复良机，便于崇祯十年（1637）三月赶赴京城，弹劾复社，说：“风俗之弊，皆原于士子。溥、（张）采为主盟，倡复社，乱天下。”温体仁想乘机制造大狱，“拟严旨究治”。崇祯帝令将此事交提学御史倪元璐核査。倪元璐很快就呈上了一份调査报告，并得了结论：“诸生诵法孔子，引其徒谈经讲学，互相切磋，文必先正，品必贤良，实非树党。文声以私憾妄奸，宜罪。”（杨彝《复社事实》）温体仁见倪元璐不买账，拟旨将其降职为光禄寺录事。又有苏州推官周之夔对张溥也有宿怨，赴京上疏弹劾张溥等“树党挟持”。复社处于围攻的困难境地。
为了避免日益严重的孤立之势，复社开始在朝廷中有意识地寻求支持者。他们决定先攻倒薛国观内阁，重建东林内阁。张溥等复社头面人物经过一番深思熟虑，最后选中了崇桢六年（1633）被挤出内阁的周延儒作为他们的代言人。周延儒自罢相后，与东林交游甚欢。张溥不仅对周延儒如何做官提出建议，还给周延儒开了一份应起复人士的名单，周延儒表示答应。双方交易成功后，复社多方活动，周延儒终于如愿以偿。周延儒果然向崇祯皇帝推荐重新起用了郑三俊、刘宗周、范景文、倪元璐等一批人物。张溥暴病死亡，周延儒为其美言，崇祯皇帝表示不再追究张溥的过失，甚至还让进呈张溥的著作，以备御览。
终崇祯之朝，讲学、结社之风高潮迭起，虽然不能说诸如东林、复社中尽正人君子，但从他们的一些政治主张来看，还是比较进步的。把明亡归之宁士大夫徒知讲学是不公平的。讲学、结社不等于空谈。他们结社的真正目的也非纯粹是为了探究学问，更多的还在于获得日后出入仕途的资本，并通过影响言路来影响朝政。崇祯帝深知结党拉派之风已非一日，也非一日可禁绝，所以他容忍了党派的存在。纵观崇祯朝内阁不难发现，其成员多为东林的对立面，而在言路则以东林为多。这也是崇祯帝对待党派的办法之一。然而，正因如此，它加剧了明末政治的危机。很显然，诸如温体仁、薛国观等非东林党势力把持政府，其与东林之间的矛盾冲突进一步激化，他们用各种手腕打击政府中的东林力量，并钳制言路；同时，通过培植亲信，分化言路之间的互相斗争。言路与执政水火不相容，使政局更加不安，统治阶级内部的不稳定性增加，始终难以形成一个能够为众派势力所支持的政府。士大夫的离心趋势加快了明亡的步伐，对此崇祯皇帝是难逃其责的。可以肯定地认为，崇祯皇帝反对结党与官贪吏污不仅没有取得成功，反而越演越烈。
明亡除了客观形势的紧逼之外，崇祯帝主观上的失误在缺乏可行的治国方略的情况下，用人上的乖谬直接导致了明王朝的覆灭。
二 唯才是举，朝署中半染赭衣
朱由检在清除阉党的同时，为了使封建国家机器正常运转。一面整饬吏治，一面以“先才后守”的原则，重视真才实学，不讲出身，选拔任用各级官吏。致使出任地方大吏巡抚非进士出身的人数超过以往任何一个历史时期。此举的实施，在长期形成的过分看重进士出身的用人制度的明朝末期，有其积极的作用和效果，同时说明作为封建帝王的朱由检的开拓精神。然而，在选拔的人才被任用之后，是用而不疑，尤其是在其处理诸种政务的过程中，偶尔出现失误时，分析其失误的原因，是人为的？客观的？稍示宽容，给予改正失误的机会，抑或运用朝廷严刑峻法，予以重处，使人人自危，重足而立？表面看来，虽然是一个策略问题，但就其本质而言，仍深刻地反映出朱由检的复杂性格和急切心理，以及在这种性格和心理影响下造成的现实。
在朱由检看来，当官员被任用之后，就应该恪守制度、法规，认真办事，前朝遗留下来的混乱就会为之澄清，社会危机也随之平息，展现在眼前的是一片升平。可是，当这种理想化的蓝图在极为复杂且危机四伏的现实中受挫之后，他那种求治急切的心理，失去了平衡，变得更加焦躁。一般情况下，若能冷静地审时度势，分析受挫的诸种因素，或许会好一些。但血气方刚的朱由检从不这样考虑，对自身“程效太急，不免见小利而速近功”的失误视而不见。反以为自己的一举一动十分正确，无懈可击。受挫的根源是文武百官不尽忠职守、敷衍塞责造成的。于是运用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力，严加惩处。致使文武百官心怀畏惧，每处一事，都首先想到的是皇帝的意图，而不是事实本身。由于不从实际出发处理问题，难免不出现失误和过举，一旦发生，即置重典。重者杖死，轻者贬谪，致使朝署之中，半染赭衣。
重惩文武百官
朱由检文武百官的重惩，在明朝是极为罕见的。据有关资料记载，他诛戮总督多达七人，如三边郑崇俭，蓟辽袁崇焕、刘策，漕运杨一鹏，南畿等处熊文灿，蓟州等处范志完、赵光抃。这七人中，郑崇俭总督陕西三边军务兼督四川时，杨嗣昌协同督师，追剿农民军张献忠部，后张献忠挥师入川，杨嗣昌状告郑崇俭撤兵太早，致贼猖獗。崇祯皇帝初命削籍；后杨嗣昌畏罪自杀，又怪罪郑崇俭不掎角平贼，科以“纵兵擅还，令按臣核实”，而被弃市。袁崇焕千里驰援京师，被诬以与敌联络，处以极刑。农民军攻克凤阳，户部尚书兼漕运总督杨一鹏在淮安援救不及，朱由检为祭告受惊的祖灵，怒斩杨一鹏。赵光抃以兵部侍郎为总督蓟州、永平、通州、山海关、天津诸镇军务，因不能有效地阻遏清兵的入侵和攻掠，下旨论死。
朱由检诛戮巡抚十一人，蓟镇巡抚王应豸，因处置军士哗变不力，又有克饷之罪，论死。山西巡抚耿如杞率总兵张鸿功领兵五千人入援京师，三日变更三处驻防，致使士卒粮饷无继，大肆鼓噪，四出劫掠。朱由检恼怒，逮捕耿如杞、张鸿功入狱，不久被斩于西市。宣府巡抚李养冲，已致仕家居，同侵盗抚赏银七万两及曾冒功匿败而论死。大同巡抚张翼明，因不能抵御插汉部入犯，论死。顺天巡抚陈祖苞，失事系狱，服毒自杀，朱由检余怒未消，又令禁锢陈祖苞之子陈之遴，永不叙用。保定巡抚张其平、山东巡抚颜继祖，以没有抵御清兵入扰而被斩首。永平巡抚马成名，以坐失战机，被逮入狱，被斩西市。杨嗣昌为减轻压力，决计驱逼农民军入川，四川巡抚邵捷春难以抵御，崇祯帝朱由检不罪杨嗣昌，反将邵捷春逮捕入狱，处以死刑。
尤其是在以礼治国的明代，对待身居高位的内阁辅臣，十分尊重。但在崇祯皇帝威风横扫之下，同样难免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厄运。朱由检连杀周延儒、薛国观，成为自世宗朱厚熜杀夏言以来所仅有，而且极其凄惨。如薛国观，朱由检赐其自尽，国观遵命，但准予取殓的圣旨迟迟不发，谁也不敢擅自取殓，致使国观吊了两天两夜，成为空前绝后的悲惨事件，载入史书。
廷杖杰作——
如果说崇祯皇帝朱由检惩处封疆大臣，还事出有因的话，那么，对一些直言敢谏的官员，动辄得咎，且旋以廷杖，就显示出朱由检的急功而不达的褊狭性格特征了。
崇祯十三年（1640）四月，詹事府少詹事黄道周因召对忤旨，被贬为江西布政司都事。江西巡抚解学龙认为黄道周才学兼备，向崇祯皇帝举荐，适逢大学士魏炤乘与黄道周不合，上疏攻击解学龙滥荐。崇祯帝一气之下，命速将解学龙、黄道周逮至京城，各廷杖八十，关入刑部牢狱。数日后，户部主事叶廷秀上疏救解，又被廷杖一百，削籍为民，真为不幸之至。太学生涂仲吉也上疏说黄道周为盖世大儒，“一生学力，止知君亲，虽言尝过戆，而志实忠纯”，如今系狱不出，臣“为皇上天下百世惜也”。他认为断不宜以党人二字来随意议处像黄道周这样学行才品兼善的大臣。此疏崇祯皇帝没有看到，因为通政司官员害怕皇帝览之不悦，未转呈御览。岂知涂仲吉不服邪，再次上疏，并弹劾通政使施邦曜。崇祯皇帝知悉此事，便立即下令，将涂仲吉逮捕入狱，并廷杖一百，处以谪戍。
崇祯皇帝亲自鞭打总督范志完和吏部文选司郎中吴昌时，为明代廷杖的杰作。
崇祯十六年（1643）五月，首辅周延儒因贪贿、纵敌之罪贬归故里。给事中郝昌疏劾吴昌时和礼部郎中周仲琏，言词激烈，称吴昌时、周仲琏窃权附势，纳贿行私，内阁票拟机密，每事先知。总而言之，周延儒为天下之罪人，而吴昌时为周延儒之罪人。紧接着，御史蒋拱宸也上疏历数吴昌时之罪。其中谈到，吴昌时与周延儒幕客董延献表里为奸，贪赃枉法，主持乡试，收受贿赂，即使目不识丁也荣登榜中；而且，藐视王法，公然“通内”。此书一上，击中了吴昌时的要害，也点燃了崇祯皇帝的心头之火。
吴昌时，浙江秀水人。崇祯六年（1633），内阁首辅周延儒为次辅温体仁所挤，失宠于上，致仕归乡。吴昌时看准了机会，四处奔走，多方活动，为周延儒的复出不厌其劳。崇祯十四年（1641），周延儒再次入阁，吴昌时感到自己腾达的机会已经来到，虽然官礼部郎中，但实际已成为周延儒的高级幕僚。每天吴昌时下班后，即更换便衣，直达内廷宦官卧室，与宦官交好，探听阁中消息，然后在外面招摇过市，卖弄信息。吴昌时醉心于吏部，曾扬言：假如有朝一日为吏部郎中，即死而无憾。可谓利欲熏心！周延儒为了酬谢吴昌时的一片苦心，终于破格将其转为吏部文选司郎中。吴昌时大权在握，呼吸通天，意在驱除异己，激起了科道官的强烈不满。原被周延儒得罪的锦衣卫骆养性和宦官等也在秘密搜集证据，以便将其置之死地。
七月二十五日，崇祯皇帝在文华殿，召府部院、科道官等文武百官，亲自审理蒋拱宸疏中所参吴昌时与周延儒朋比为奸一案。崇祯皇帝身着素服，一脸怒气，随同审理的还有皇太子和定王。大殿内，陈列着东厂和锦衣卫所有的诸般残酷刑具，弥漫着严肃、恐怖的气氛。当事人如兵科给事中方士亮、兵部主事尹民兴、户部主事刘嘉绩，以及周延儒的门客董心葵等都被传讯候审。
审讯开始，崇祯帝一声厉喝，诘问吴昌时“通内”之事。吴昌时自知已犯上怒，如罪名成立，势难身全，便辩解道：“祖宗之制，交结内侍者斩，法极森严，臣不才，安能犯此？”崇祯皇帝传蒋拱宸上前对质。蒋拱宸哪里见过这等场面，浑身直打哆嗦，匍匐在地，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崇祯皇帝叱退蒋拱宸。其实，他心中主意已定，传蒋拱宸对质只不过是一种形式而已。吴昌时始终不承认，还理直气壮地说：“皇上必欲以是坐臣，臣何敢抗违圣意？自应承受。若欲屈招，则实不能。”崇祯皇帝见问不出什么名堂，即命大刑侍候。阁臣蒋德璟、魏藻德出班奏道：“殿陛之间，无用刑之例，乞请将昌时交付三法司究问明白，以罪量刑。”崇祯皇帝以略带轻蔑的口吻说：“此辈奸党，神通彻天，若离此三尺地，谁敢据法从公勘问者？”蒋德璟、魏藻德二阁臣被说得惶恐不安，只是说：“殿陛用刑，实三百年来未有之事！”崇祯皇帝说：“吴昌时这厮，也三百年来未有之人。”（以上均见《明季北略》卷19《审吴昌时》）蒋德璟、魏藻德二人顿时哑口无言。崇祯皇帝立命行刑，夹板一紧，只听得一声惨叫，吴昌时昏倒过去。待稍清醒，继续用刑，直夹得吴昌时两胫皆断方止。整套刑具都已用过，吴昌时终于一一承认。崇祯帝又问董心葵：周延儒靠行贿而得复职，又受贿而用人，究竟行贿而起用者为何人？董心葵答道：记不清了。崇祯皇帝把一缙绅簿扔在地上，内臣一看，见上题福建道施公征等人姓名，即命缇骑前往逮捕。崇祯皇帝愤恨交加，忍无可忍，一把将案桌掀翻在地，挥袖而去。
十一月，崇祯皇帝朱由检下达谕令，吴昌时弃市。不久，周延儒赐死。此后不出五个月，他也在煤山找到了自己的归宿：自尽。未见半点改变。这出怒鞫吴昌时的戏成了明王朝的绝唱。崇祯皇帝的心情难以平静。一个人在大势已去，坐以待毙之时，其内心的悲凉、凄楚是可想而知的。是啊，大明王朝二百余年未有的事，都让这位末代皇帝赶上了，幸哉？悲乎！
除此之外，对直言敢谏的臣僚，亦依其好恶，轻易处置，诸如刘宗周、黄道周的遭遇，堪为崇祯皇帝贬谪直臣的典型事例。
三 惩治宦官，宦官之势大增
崇祯皇帝朱由检智除魏忠贤，严惩干政宦官，招来阵阵喝彩，誉为明智果断之举，大明中兴有望。然而，时过不久，同一位皇帝，同一个人，又开始信任宦官，京城内外，提督、监军四出。
目睹宦官耀武扬威，人们感到不可理解，为何崇祯帝撤还监镇宦官、委任大臣的余音犹在，却转眼又使宦官备受重任？崇祯皇帝的解释是，士大夫多营私利，热衷于门户之争，廉谨者又不能筹划一策，只好依靠宦官，而依靠宦官又显然是下策。他似乎别无选择，矛盾得很。这次宦官行使监军和提督京营大权，表面上是因为应付偶发事件所采取权宜之计，实际上却是崇祯皇帝对文臣看法偏颇的必然结果。从此宦官势力重新抬头。
崇祯二年（1629）十一月，因后金兵再次南下，崇祯皇帝特遣乾清宫太监王应朝监军。十二月，以司礼监太监沈良佐、内官监太监吕直提督九门及皇城门，司礼监太监李凤翔提督京营。
乖巧的宦官东山再起
更大规模地起用宦官是在崇祯四年（1631）九月至十一月，主要的任命有：太监张彝宪总理户、工二部钱粮；唐文征提督京营戎政；王坤、刘文忠、刘允忠等分赴宣府、大同、山西监视兵饷；王应朝、张国元、王之心、邵希诏等太监分别被派往关宁、蓟镇东协、中协、西协监军；李茂奇监视陕西茶马，等等。从此，各地重镇都派有太监监军，职权在督抚之上。令人惊讶的是，崇祯皇帝派内臣总理户、工二部钱粮，将堂堂的两部尚书搁置一旁。并且，还下令为张彝宪专建衙署，名曰户部总理，其权与总督、团营提督一样。这一做法激起了文臣的坚决反对。
给事中宋可久、冯玉飙等十余人上疏极谏。崇祯皇帝不予理睬。吏部尚书闵洪学率领朝班大臣俱疏力争，请求收回成命，崇祯皇帝不为所动，只是淡淡地说：“诸臣如果个个实心用事，我又何必要去任用此辈？”毫不掩饰他对文臣的轻视，闵洪学等哑口无言。次年，工部右侍郎高宏图疏称：工部本有公署，尚书居中，侍郎旁列，而今内臣张彝宪奉命总理户、工二部，位居尚书之上，“不亦辱朝廷而亵国体乎？臣今之为侍郎，贰尚书非贰内臣，国家大体，臣固不容不慎”。在高宏图看来，堂堂朝廷大臣竟然要对这些本该供内廷洒扫之使的宦官行属臣之礼，岂非奇耻大辱。崇祯皇帝对此置若罔闻。他认为军兴饷急，张彝宪应当到户、工二部去核査粮饷收支情况，却没想到二部采取如此不合作的态度。高宏图此疏上过七次，并引疾求去，崇祯帝勃然大怒，斥责高宏图无人臣礼，命将高削籍罢职。（文秉《烈皇小识》卷3）
张彝宪见崇祯帝竭力庇护，愈益骄纵，故意扣下边镇军器不发，试试谁敢再说。管盔甲主事孙肇兴恐稽滞军事，便上疏劾其误国。崇祯帝见疏，命详细奏来，结果孙肇兴被论罪遣戍。南京礼部主事周镳慷慨激昂，力陈任用内臣之害，说：“任用内臣容易而裁撤困难，这是历来的一大祸患。如果不能立即裁撤，那么希望皇上将其数额减少，并加以严格约束。”崇祯皇帝听罢，暴跳如雷，即令将周镳削职。至此，宦官更加有恃无恐，气焰更加嚣张。
太监王坤抵达宣府，不满一个月，即上疏弹劾巡按御史胡良机。崇祯皇帝不容胡良机分辩，就将胡良机降职，并命王坤接治。给事中魏呈润疏争不可，说：“我国家设立御史巡九边，秩卑而任巨。良机在先朝以纠逆珰削籍，今果有罪，则有回道考核之法在，而乃以付（王）坤。且边事日坏，病在十羊九牧。既有将帅，又有监司；既有督抚、有巡方，又有监视。一官出，增一官扰。中贵之威，又复十倍。御史偶获戾，且莫自必其命，谁复以国事抗者。异日九边声息，监视善恶，奚从而闻之？乞召还良机，毋使仰鼻息于中贵。”（《明史》卷258《魏呈润传》）崇祯帝视之为党比，将魏呈润降职三级，谪为外官。王坤承帝恩宠，目空一切，竟上疏弹劾大学士周延儒，使宦官与官僚之间的斗争更趋激烈。周延儒劣迹昭彰，有所弹劾，本不奇怪，只是一个宦官公然弹劾内阁首辅，这岂不令所有文臣斯文扫地，脸面无光吗？所以，许多人上疏论王坤之非。给事中傅朝佑称，王坤僭权弹劾，历朝未有。从其疏文词练达、机锋犀利来看，必定背后有人指使，暗示温体仁捣鬼。崇祯帝对此不加理睬。左副都御史王志道也上言：近来内臣的举动，几乎是手握朝廷大权，而身为辅佐的大臣们，对此反常之举，始终不敢指斥其非。至于身被弹击，犹忍辱缄默。如此作为何以付明主之知？王坤系一内臣，不宜弹劾辅臣。
这天，崇祯皇帝在平台召见大臣，特意对王志道说：“遣用内臣，本是不得已而为之。我的意思说得够明白的了，怎么还有这么多的议论？昨天王坤的奏疏，我已责其诬妄，乃廷臣举劾，莫不牵扯引内臣，岂处分各官，皆为内臣吗？”王志道回奏说：“王坤直劾辅臣，举朝皇皇，为纪纲法度之忧。臣为法度如此沦丧而可惜，不是为诸臣辩护。”崇祯皇帝一脸怒色，说：“廷臣于国家大计不之言，惟因内臣在镇不利奸弊，乃借王坤疏要挟朝廷，真是不忠于职守之辈。”周延儒忙在一旁说：“志道非专论内臣，实责臣皆溺职。”崇祯皇帝才收起了怒容，说：“职掌不修，沽名立论，何堪宪论。”未过多久，傅朝佑、王志道均被削职而去。崇祯皇帝这时正专意委任内臣，与此相左的意见听不进去，而且愤怒异常，因为他认为大臣们于国家大计不言，却专挑内臣的过失，这无疑是“要挟朝廷”。面对崇祯皇帝的偏袒内臣，内阁诸臣缄默忍受，周延儒本人也忍辱不言，至于温体仁则幸灾乐祸，暗地与宦官勾结。也就是说，文臣集团内部派别林立，钩心斗角，分散了自己一方的力量，以致从崇祯二年底信用宦官，至崇祯六七年间，凡是进言揭露内臣过恶的文臣轻则遭到呵斥，重则被削职、遣戍，一如高宏图、金铉、魏呈润、赵良曦、王弘祖、李曰辅、熊开元、周镳等。
崇祯五年（1632），崇祯皇帝朱由检命太监曹化淳提督京营戎政。次年，又以流贼蔓延，各路兵将云集，一切功罪勤惰，应有监纪，特命太监陈大金、阎思印、谢文举、孙茂霖等四人分监曹文诏、张应昌、左良玉和邓玘军，监功纪过，督催粮草。又以司礼监太监张其鉴、郝纯仁、高养性、韩汝贵、魏伯绶等赴各仓储，与提督诸臣盘验收放。六月，太监高起潜监视宁（远）、锦（州）兵饷。
宦官干政的种种劣迹，历朝屡见不鲜。他们的专横、暴戾、贪婪、无耻，令人切齿痛恨，魏忠贤更是臭名昭著。难道崇祯皇帝竟然如此健忘？当然不会。他之所以寸磔魏阉、清除阉党，后又否决和指斥为阉党翻案等，正说明他对宦官的过恶有所认识。但是他现在为何又偏偏重视宦官，且不惜贬斥文臣来保全内臣呢？按照崇祯皇帝自己的解释是原非得已，而原非得已的原因又在于诸臣不实心任事、士大夫负国家。此外，他还认为，宦官能否为害，关键在于皇帝的英明与否，成祖用宦官不是照样天下大治吗？以他的英明，宦官是会为自己所用的。张彝宪请求征天下逋赋以佐军饷、镇守太监王坤上疏揭发宣府巡抚马士英侵吞饷银六千两等，都使崇祯皇帝认为内臣果然能够根绝情面，剔除积弊。崇祯皇帝曾命张元佐为兵部右侍郎，镇守昌平。当时提督内臣即日前往，张元佐不曾出发，便给崇祯皇帝以口实，他对阁臣们说：“内臣即日就道，而侍郎三日未出，怎么能责怪我用内臣呢？”并以此来证明自己重用内臣的正确。但在另一方面，他也并未摆脱士大夫集团，彻底委政于宦官。他较为清楚地知道，内臣可以起到耳目的作用，但真正出谋划策，协助处理国家大事的还是要依靠一班文臣。可以说，在依靠宦官，还是重用文臣上，这一时期的崇祯皇帝的内心始终是矛盾的。不过，宦官在其天平上显然要重得多。
当崇祯皇帝对文臣、宦官有此认识之后，看问题总是有失公允，并易于固执己见，当他认定宦官可以信任时，任何善意的劝说都会被视为多余。在他看来，内臣可以重用，是因为他觉得内臣易于对付，不足为虑；内臣对皇帝忠贞不二，即所谓“三尺在我，此曹（指宦官）也何能为！”当然，在这种重用之中又有防范，其时，除了监视太监，还有监视太监的太监。力图让太监们明了，威福出于皇帝，使太监们由他挥洒自如地任用。
太监们得寸进尺，不把文臣们放在眼里。总理太监张彝宪甚至请入觐官向他投册致好，以隆体统，崇祯皇帝居然欣然同意。给事中袁继咸疏言：士有廉耻，然后有风俗；有气节，然后有事功。今诸臣未觐天子之光，先拜内臣之座，士大夫尚得有廉耻乎？逆珰方张时，义子、干儿昏夜拜伏，犹以为羞，今且白昼公庭，恬不知怪，所为太息也！崇祯皇帝责其越职言事。张彝宪奏辩：朝觐官参谒，实为尊朝廷。袁继咸义愤填膺，反驳道：“尊朝廷莫大于典例。知府见藩臬行属礼，是典例；见内臣行属礼，也是典例吗？诸司至京，投册吏部各官，是典例，先谒内臣也是典例吗？事本典例，虽坐受犹以为安，事创（张）彝宪，即长揖只增其辱。高皇帝立法，内臣不得干外事，若必以内臣绳外臣，《会典》所不载。”（计六奇《明季北略》卷10《袁继咸论谪言官》）袁继成持正之论，仍然受到斥责。崇祯皇帝信任宦官，引起了科道官的无比愤慨，虽因言而罢者接踵，犹论争不止。令人不解的是，内阁却在这场斗争中似乎无动于衷，实则其中另有难言之隐。周延儒在内阁时，常常借宦官为奥援，实际上使得内阁之权流向宦官。崇祯皇帝让宦官四出，内阁不发一语。所以，有人认为，崇祯朝阁体之坏，自周延儒始。
监视内臣的撤与复
崇祯皇帝是否一个心眼地重用宦官呢？回答是否定的。崇祯七年（1634）八月，他下诏撤回监视总理内臣。其诏云：“朕御极之初，撤还内镇，举天下事悉以委之大小臣工。比者多营私，罔恤民艰，廉谨者又迂疏无通论。己巳之冬，京都被兵，宗社震恐，此士大夫负国家也。朕不得已，用成祖监理之例，分遣各镇监视，添设两部总理，虽一时权宜，亦欲诸臣自引罪。今经制粗立，兵饱稍清，诸臣应亦知省，其将总理、监视等官，尽行撤回，以信朕之初心。张彝宪俟漕竣即回监供职，惟关宁密迩外境，高起潜兼监两镇暨内臣提督如故。”
其实，所谓形势好转，只是一种自欺欺人的说法。在辽东，袁崇焕被冤杀，军心涣散，人人自危，没有强有力的人物能加以约束，战斗力低下；在西北，对付农民军方面虽然督抚频频报捷，但起义军在一天天壮大，宦官监军没有扭转局面。因此，崇祯皇帝对宦官必然多少有些失望。这次诏罢内臣是崇祯帝这种情绪的一个反映，他又一次把注意力转向文臣。但崇祯皇帝还留有一个尾巴，即太监高起潜仍然监视锦州、宁远二镇，以及京营提督太监不变。他把这次诏撤监视内臣称为践信诺言，以示其并非重用宦官，而是特殊情况下的权宜之计。这样认识或许更能接近事实。
从崇祯七年八月至九年六月间，基本上没有内臣外出监军活动。可以说，士大夫取得了一个小小的胜利。正当他们为之陶醉、庆幸之时，七月间，清兵又一次南下，抵达居庸关。崇祯皇帝一看形势不妙，不假思索，即派太监李国辅、许进忠等分守紫荆、倒马、龙门诸关，孙继武、刘元斌率禁旅六千，防治河口。不久，清兵入昌平，直接威胁京师。崇祯皇帝令兵部尚书张凤翼总督各路援军，太监高起潜为总监，辽东前锋总兵祖大寿、山海关总兵张时杰俱归属高起潜指挥。
此后，又以太监张云汉、韩赞周为副总监，提督巡城、阅军；魏国征总督宣府，邓良辅为分守；卢维宁总督天津、通州、临清、德州，孙茂霖为分守。从这时的委任来看，宦官已不仅仅是监纪，而且是总督、分守，直接指挥军马。在这次京城保卫战中，高起潜畏惧不前，即使在清兵退归之时，部将请战，仍怯于追击，唯割死人首级冒功而已。
崇祯皇帝此次的分遣太监监镇与分守，较之前次在规模上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宦官在朝中的势力顷刻大张。对于此次大遣宦官监守，崇祯皇帝没有明确的解释，其实在内心上仍然是出于对文臣们的一种失望，感到在关键时刻还是宦官可以信赖，易于使唤。事实上，宦官离开了皇帝也就失去了生活的意义，更谈不上权力的占有和作威作福了。而皇帝一旦垂青宦官，则不仅助长了宦官的肆虐，而且加速了官僚队伍的分化。儒生官僚中的清流坚决与专权的宦官作对，而其中一些利欲熏心的不肖之徒则不惜脸面去迎合巴结宦官。高起潜建议捐助俸禄市马，崇祯皇帝随即命令实行，大学士温体仁等带头捐助俸禄。工部右侍郎刘宗周就对此颇不以为然，上疏言：大臣们一岁之间，助陵工，助城工，又助马价，不时奉旨捐献急公，但其作用并不大，无异于杯水车薪，还不如皇上停不急之务，节省爱养。崇祯皇帝不听。刘宗周的言论反映了当时有抱负、有正义感的士大夫心声。他还针对崇祯皇帝“士大夫负国家”的观点上疏说：“人才之不竞，非无才之患，而无君子之患；今天下即乏才，也何至尽出二三中官下，每与缓急之计，必授以大任，三协有遣，又重其体统，等于总督，将置总督于何地？是以封疆尝试也。且小人于中官每相结纳，而君子独岸然自异，故自古有用小人之君子，无党比中官之君子，皇上诚欲进君子而退小人，而复用中官以参制之，此明示以左右袒也。”此番论断可谓切中时弊。他对崇祯皇帝每在关键时刻而重任中官尤为愤慨，认为这是拿社稷安危作游戏，与崇祯皇帝所标榜的“进君子退小人”背道而驰。依照崇祯皇帝的逻辑得出的必然结论是天下无才，故为宦官是用。但是，人们不禁要问：是天下无才还是崇祯帝慧眼不识英才呢？崇祯帝是难以回答的。“耳目参于近侍，心腹寄于干城”，使告密之风盛行；“总理之外，又设监纪，权愈分，法愈废，而盗愈多。”（文秉《烈皇小识》卷4）用宦官并不能使明王朝起死回生，相反却加速了它的灭亡。可是，崇祯皇帝朱由检并未从中得到启发和省悟，反而更加重用宦官，使其几乎成了大臣们言论不敢涉及的一个敏感区。耿直的御史金光辰决心撞一撞，疏请罢还所遣内臣。崇祯皇帝大为震怒，厉声诘问是否要“借题沽名”。金光辰的牛劲也起来了，答道：皇上以文武诸臣无实心任事，委任内臣。臣愚以任内臣，诸臣益弛卸不任。结果被处以降三级谪外。与此形成对比的是一些无耻文臣，或揣摩皇帝旨意，或替宦官涂脂抹粉，千方百计地陷害、惩治正直官吏。崇祯十年（1637），总监高起潜行部视师，令监司以下俱行军礼。但永平兵备刘景耀、关内守备杨于国觉得对这样一个宦官行属礼是一种耻辱，于是，上疏自请免官。当时内阁首辅温体仁拟旨：总监照着总督体统行事，申饬已久，景耀、于国徇私瞻顾，殊属藐玩，姑着降三级管事。（文秉《烈皇小识》卷5）这完全符合崇祯皇帝的意思。刘景耀、杨于国横遭降职。自此以后，各地文武大臣俯首屈膝，不敢多言，大多数官员不得不苟安于现状；内阁对于皇帝也只是揣测、附和和奉承。工部侍郎方玺却别有一番高见，他上疏说：皇上亲擒魏忠贤而手刃之，哪里是仅仅溺情奄竖？由于外廷诸臣，无一可用，而借才及之。况人臣感恩图报，何论内外？认为内臣蒙此旷世奇恩，谁不想抛头颅、洒热血，效忠皇上呢？方玺为宦官的这番辩护到了肉麻的程度。给事中何楷疏参方玺通内，请给予重惩，以示警戒，崇祯皇帝命降秩三级，调为外官。看来，他虽然偏袒宦官，但他也反对大臣们不思奋进，唯图勾结内臣以求显达。他不会忘记在即位之初就曾下旨，戒廷臣交结内侍。这一点无论何时都应该坚定不移。只有在能够控制宦官时，才大胆起用宦官；如果让宦官与大臣自由往来，内外交结，那是绝不行的。正是由于这种思维原则，在此后几年，他对宦官始终宠信有加。
青垂与回报
宦官依恃窃取的权力，到处横行残暴。士大夫慑于威势，不敢有所非议。宦权在实质上来讲是皇权的一种延伸，它易于得到皇权的保护，但由于宦官多半缺乏必要的教育和修养，其性恶的一面往往一朝权在手，就暴露无遗，乃至有愈演愈烈之势。对军政的危害也就可想而知了。有人说：宦官之中很多是市井庸愚，冥然无觉，妄自尊大，所以天下事日益败坏。崇祯十一年（1638），真定巡按李模上《监臣贪肆非常》一疏，揭露了真定分守太监陈镇夷贪婪暴虐，败坏政务的情况。他说：陈镇夷上任伊始，旧相识郭名扬即迫不及待地前往保定迎接，馈银三百两。他到真定伊始，就将郭名扬纳为心腹，大凡关通贿赂、本章批判，均出其手，使得奸人得志，好人受气。把总何起龙送银二百两，求管关税，每日抽钱二三千文，即使是单身过关，也得留下买路钱。向里甲科派工食器用，大建衙署，劳民伤财。营兵每月饷银二两二钱，便每名扣除四钱、七钱不等。令郭名扬向每名将官索贿三千，火器营将领王震仲不肯应承，即整天加以呵责，王无奈，送银炉、银如意各一件，罗缎、潞绸各十匹，马二匹，尚嫌不足。对待地方官，则是耻高气扬，随心所欲，稍不称意，则开口题参；遇上生日，还逼地方官馈献银铸寿星炉爵杯盘及绣缎等物。恣意摧辱士类，以显威风。李模不禁问道：“皇上有何负于内臣，而敢举朝廷礼法纲纪，将士吏民，一旦凌夷暴殄至于此极也？”（文秉《烈皇小识》卷5）
李模的这份奏疏有如一份详尽的举报书，证据确凿，令人震惊。崇祯皇帝见到此疏，令司礼监查议具奏！由司礼监负责细查此事无异于对李模当头棒喝。其实，当时派出的宦官在在播恶，不只是一个陈镇夷，不过是他处抚按贪恋乌纱帽，不敢直陈，而李模敢于据实入告罢了。后来，陈镇夷不仅未得任何警告或处分，而且多方刺防李模，讦告李与同知凌必正营私等情，李模到头来却得了个降三级调用的处分。
可笑的是，崇祯十一年十月，清兵入犯蓟州、昌平，镇守太监邓希诏还在举行生日庆宴，总督吴阿衡不以戎机为急，仍坚持要饮酒百杯，以取贺百寿之庆，结果酩酊大醉，不能视师，稀里糊涂地死于乱军中。酒足饭饱，真是死而无憾！
崇祯十二年（1639）七月，崇祯皇帝朱由检命司礼监太监张荣提督九门。同时申严午门、端门的太监不许交结朝士之禁。不过这只是一纸空文而已。而多少次清兵深入骚扰，直逼京城，使他更意识到都城防守的重要。两年前，他驾巡内外城，察防城池守备，虽曾遭到一些人的劝谏，即所谓“天下有大寇，不思保四境之外，而图数十里之城，城也安足恃哉”？（计六奇《明季北略》卷13《圣驾巡城》）但多少反映出他的一种担忧。然而，由谁来负责京城的防守呢？虽然有五城兵马巡检司等，却不能让人安枕无忧，最后还是选择了太监去当此重任。这些太监的任命都是出自皇帝的钦定，它与一般的由吏部或兵部推举文武官员大不一样。崇祯皇帝做梦也想不到的是，他日打开城门迎接农民军浩浩荡荡入城的不是别人，正是这些宦官。崇祯皇帝朱由检所寄托的保险系数却并不保险。
面对内忧外患的崇祯皇帝欢乐时少，愁闷日长。多次梦见神仙在其掌中书一“有”字，百思不得其解，问大臣，大臣连称恭贺，认为这是“贼平之兆”。他仍将信将疑。只见太监王承恩一个人号哭不止，群臣惊愕，崇祯皇帝心里一震，问是何故？王承恩说：“皇上赦奴婢不死，奴婢才敢直言。”崇祯皇帝准据实道来，不加怪罪。王承恩回奏：“以奴婢推之，神人显告我皇，大明江山将失过半。”崇祯皇帝厉声催问原委，王答道：“盖‘有’字，上半截是‘大’字少一捺，下半截是明字少一日，合而观之，大不成大，明不成明，是大明缺陷之意。神人警示贼寇是一大祸患，愿皇上熟思之。”（计六奇《明季北略》卷15《王承恩哭梦》）崇祯皇帝没有想到这“有”字居然可以解释为与“无”字一样，大明江山将会失半。神人的隐示，使他更加郁郁寡欢，暮气横秋。果真如此，那将如何是好？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他决不会甘心遭此厄运。至此，他才开始反省：难道自己用人真有差错吗？宦官真的带来的是晦气吗？不信其无，但信其有，心中很不踏实。
崇祯十三年（1640）三月，朱由检再次下达撤回各镇内臣诏。将总监高起潜、陈责、马云程、卢维宁，分守边永清、许进忠、谢文举、魏邦典、牛文炳、武进、陈镇夷、崔进、杨显名，通通撤回京城另用，凡边防军务都着督抚镇道一意肩承，共体时艰，各摅猷略。为什么撤回？他说：“察饬已久，兵马钱粮器械等项稍有改观，但战守防援，事权能未尽一。”（谈迁《国榷》卷97）对宦官的权力加以限制。次年十一月，禁廷臣交结内侍；十二月，又令停止内操，不准内臣神宫等监及司局库干预外政，再申戒廷臣毋交结近侍。崇祯十五年（1642）正月，又罢提督京营内臣。
崇祯皇帝这几次对太监权力的限制不乏做给文臣看的意味。崇祯十三年，以久旱无雨颁诏求直言；以大风霾，诏清刑狱。次年二月，以时事多艰，灾异叠见，下诏罪己，停该年行刑，减免罪人，等等，无一不包含着他对时局的感伤和病急乱投医的无可奈何。周延儒再次入阁，崇祯皇帝表示“愿以天下听先生”。撤回监守内臣，不能不说是让文臣们猛然醒悟，拿出几招救时良策来。但是，如果以为崇祯皇帝就此已恢复了对文臣的信任，那也未免太天真了些。他在撤还监守内臣之时，却让太监王德化在太学修成后，率群臣于此练习礼仪，并改东厂提督京营者也称总督。难怪有人埋怨：“上之所向，下趋尤甚，率习仪、称总督，俨以将相之职授珰矣，虽欲禁敕廷臣勾通，岂可得乎？”（谈迁《国榷》卷97）
宦官成了崇祯皇帝手中的一张牌，什么时候想打就毫不犹豫地打出去。宦官不仅是张为“赢分”的牌，而且还是张可以制约文臣的牌。他怀疑、猜忌文官，宦官便是可靠的刺探文官行迹、进行控制文官的工具。崇祯十五年（1642）正月，御史杨仁愿疏请限制东厂的活动范围。崇祯皇帝认为说的有道理，缇骑四出，深夜捉人，人心惶惶，实有害无益。于是谕东厂缉事，仅限于谋逆乱伦，诸如作奸犯法者，由法司审理。并戒谕：锦衣校尉奉命出使须由皇帝审查后方可。过了几个月，左副都御史刘宗周更请纯洁法守，速焚锦衣刑具，一切狱词，专听法司。并说“厂卫不可轻信，是朝廷有私刑也”。不料，这番话却把崇祯帝给惹火了，大声喝道：“厂卫俱是朝廷，何公何私？”不久，刘宗周就被削籍而去。刘宗周的结局是在预料之中，这不仅在于他为人亢直，而且还在于他所言切中要害。厂卫是皇帝的耳目，说适当限制、约束一下还可以，要根除它则是万万不行的。
崇祯十五年（1642）十一月，崇祯皇帝为抵御清兵，又派宦官监镇分守。其中太监方正化受命总监保定军务。次年，大学士周延儒赴通州督师，结果以冒功欺骗了事。此事教训颇深，依靠宦官，已是不可逆转的选择。
崇祯十七年（1644），大明江山已分崩离析，李自成挟河南、湖广连捷之势，克陕西，建立基地，兵分两路，大举向北京杀来。崇祯帝无计可施，唯派宦官四出，监守各方。仅二月二十一日一次所派出的宦官就有十几人，其中太监高起潜总监关、蓟、宁远，卢维宁总监通、德、临、津，方正化总监真定、保定，杜勋总监宣府，王梦弼监视顺德、彰德，阎思印监视大名、广平，牛文炳监视卫辉、怀庆，杨茂林监视大同，李宗光监视蓟镇中协，张泽民监视西协。另外，孙良弼守河间，于朝守沧州，杨开泰守霸州。在京畿要津及附近重镇都布满了崇祯皇帝的心腹，统兵战守。
然而，此时的战局发展得太快了。人们首先考虑的是身家性命与前程。太监们也不例外地寻思着退路：
太监曹化淳原出太监王安门下，后为魏忠贤党羽，曾任信王府承奉。此时，他眼看明廷大势已去，便与太监王相尧等密谋派人潜往西安，向李自成密告京城虚实，诸如国家财竭兵尽，一举可灭等情，仿效明初“靖难”时期，建文帝的太监谍告燕王的故事，以图谋得一个更光明的前景，至少不会为崇祯皇帝殉葬。
监守宜府太监杜勋早在三月初就出城三十里迎接农民军入城，摇身一变成了农民军的马前卒。
杜勋的背叛，使举朝大臣为之震惊，大臣们请急撤城守太监，以免自毁城池。身处宦官包围之中的朱由检本想利用宦官获取外界真实的信息，而今却眼望着太监们纷纷背叛而去，真有点不敢面对这一事实，不禁心酸之极。有的太监趁机也向崇祯皇帝进言，称杜勋为国殉难，朱由检便下达圣旨：“杜勋骂贼殉难，荫其子为官，并予建祠。”可谓滑稽之极！三月十日，下令各官捐资助饷，有的太监公然声称：“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十四日，曹化淳戴罪守城，暗地里串通一批官员约定十八日投降。十五日，太监杜勋随李自成入京，并受命缒入城内，面见崇祯皇帝，劝其速做抉择。出城时，杜勋对守城的太监们说：我辈富贵在此一举。十八日，农民军急攻西直、德胜等城门，曹化淳开启彰义门迎降，守城太监纷纷投降。只有太监王承恩随崇祯帝一起于煤山自尽。
崇祯帝与王承恩同缢时发出的一声哀叹是：“吾待士也不薄，今日至此，群臣何无一人相从？”“文武官个个可杀！”有太监王承恩的随葬，崇祯皇帝的心中或许稍有安慰，毕竟他对太监的垂青得到了一点点的回报。尽管他对文臣、宦官怀有不可克服的成见，认为文臣武将不足以依靠，但是事实证明，打宦官牌也不是赢张。而在垂青与回报之间，何啻天壤！
四 严禁贪污，贪污之风难遏
文武官吏的贪污，在封建社会里，是贯穿始终且难以阻遏和革除的通病，司空见惯，不足为怪。随着时间的推移，贪污之风更加严重。至大明王朝立国，明太祖朱元璋对贪官污吏深恶痛绝，曾以严刑峻法予以惩治，诸如剥皮实草、断指抽筋及贪赃八十贯论绞等，其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可是，朱元璋的去世，严惩贪污的严刑峻法的威慑力随之减弱，贪官污吏日渐增多，竞相效尤的贪污之风愈演愈烈，难以遏止。到了朱由检即皇帝位，以钱买官，得官再贪，大官大贪，小官小贪，而其贪污的名目又极为繁多，层出不穷。
据史料记载，一监司以五千金求买边抚，疑其资历太浅，又加二千金，终于如愿。一部郎谋浙海道，卖官者说须五千，做事者舍不得，仅许三千金；虽先献给一半，竟得一守令而去。令之俸足者，得礼部一官吏，也要两千金，兵部一官吏亦必千金。有营之吏部，为出一缺，而大力复攫去，绝无无翼而飞者。这些用金钱买来的官职，在其行使职权过程中，不仅必然地千方百计地将其支付的金钱捞回来，而且要成十倍成百倍地超过原来的投资，其手段就是贪污受贿。如边塞或外地的军事官员到京师请拨军饷，按早已形成的惯例，要有百分之三十的回扣（看来“回扣”非今日的创造，古已有之），若请拨饷银一万两，须扣三千给经办衙门或官员，所以，当时就流传有“饷不出京”之谣。领到的不是满额军饷，而军官还要从中克扣贪污，加上虚冒，致使国家财政极其困难，又收不到拨饷强兵的实效，封疆兵备随之破败。河南道御史曹暹为此上书说：从来封疆破败总一贪字误之，始而贪钱，钱多而贪官，官高而贪功，功冒而贪生。爱钱怕死相因而至囊有救命之金，无舍生之事。曹暹所言深中时弊。
武官贪钱直接导致军力懈怠以致破败，而文臣更是如此，办理任何公务，非贿赂绝不能使之如愿以偿。吏科给事中韩一良的奏疏，对此有充分而生动的揭露。他说：“皇上平台召对，有‘文官不爱钱’一语。然今之世局，何处非用钱之地？今之世人，又何官非爱钱之人？皇上亦知文官不得不爱钱乎？何者？彼原以钱进，安得不以钱偿。臣所闻见，一督抚也，非五六千金不得；道府之美缺，非二三千金不得；以至州县并佐贰之求缺，各有定价；举监及吏承之优选，俱以贿成，而吏部之始进可知也。至科道亦半以此得之，馆选亦然。臣之风闻如此。臣起县官，今居言路。以官言之，则县官行贿之首，而给事给贿之魁。诸臣言蠹民者，俱归咎守令之不廉。然州县亦安得廉？俸薪几何？上司票取，不曰无碍官银，则曰未完抵赎。冲途过客，动有书仪，多则十金以上，少则十金以下。欲结心知，不在此例，岁送不知几许。至巡按荐谢每百金，旁荐五十金，其例也。近且浮于例，遇考满朝觐，或费至三四千金。夫此金非天降，非地出，而欲守令之廉，得乎？科道人号为开市，臣两月内辞书仪可五百余金，臣寡交犹然，余可推矣。”他最后乞请对此贪风“大为惩创，逮其赃甚者，严饬诸臣视钱为污，庶几不爱钱之风可睹矣。若止该部申，臣未见其改也。”（谈迁《国榷》卷89）
这是崇祯元年，官场贪污受贿的现象就达到如此惊人的程度，而朱由检并不对此采取有效的措施，只是一般地告谕和训示，不仅未能阻遏贪污之风，反而由此使贪官污吏窥探到皇帝的态度暧昧更加肆无忌惮。以致上下其手，几乎变得无官不贪。在贪得无厌的官吏面前，朱由检励精图治，重振大明王朝的雄心壮志，难以付诸实践，只好徒叹奈何了。
五 整饬兵备，将不治兵，兵不杀贼
崇祯皇帝朱由检即位之初，就面临着后金的军事挑战。因此，他为稳固封建统治，在加强朝政的整饬的同时，对边塞军事事务，给予了充分的重视。崇祯元年（1628）五月，召集群臣，令其奏报所掌管事务的设想和具体筹划。兵部尚书王在晋，言语支吾，令太监给笔札“录进”。六月，刑科给事中薛国观上书揭露营伍弊端，令其当众宣读，读至“关门虚冒”，朱由检十分赞同，复示群臣，特旨命令提督京营保定侯梁世勋戒以训练。
然而，明代朝政的积重难返，表现在各个方面，而军事上的问题更为突出。尤其是军士因粮饷及兵将间的矛盾，时有哗变之事发生，大大地削弱了本已不太强大的战斗力。崇祯二年（1629）九月，顺天府尹刘宗周上书说：“令日所汲汲于近功者，边事也。竭天下之力，以养饥军，而军愈骄；聚天下之军以冀一战，而战无日，此计之左者矣。”东北边塞如此，而东南沿海，盗寇不息；内地揭竿而起的贫苦农民也渐渐集聚。崇祯四年（1631）正月，朱由检在平台召见廷臣及各省监司官的对话，涉及军事及有关事宜，可见其一斑：
朱由检问浙江按察副使周汝弼：浙江、福建相连，如何备御海寇？周汝弼回答说：“去秋寇犯海上，五日即去。”问江西布政使何应瑞：“尔省宗禄，何以不报？”何应瑞回答说：“江西山多田少，瘠而且贫，抚按査核，有司尚未报耳。”问湖广右布政使杜诗：“尔楚去夏，民变树帜，是什么原因？”杜诗说：“树帜之后，地方仍安。”问福建布政吴旸、陆之祺：“你们是如何备御海寇的？”吴旸回答说：“海寇与陆寇不同，以招抚为主。但官军狃抚为安，贼又因抚益恣，所以数年来一直未曾平息。”朱由检又问：“那你们切合实际的招抚计划是什么？”陆之祺说：“海上官兵，肯出死力。有司练乡兵筑城，要地多设火器，以战为守，这是招抚海寇的上上之策。”问河南布政杨公翰、贾鸿洙：“以收税耗重，宜斥有司。”贾鸿洙说：“近奉上谕，已革去矣。”问广东布政陈应元、焦元溥：“尔省所负宣府、大同兵饷数十万，办得如何？”陈应元回答说：“近已解纳。”问解纳多少？回答说七千两。朱由检嫌其解纳太少，说：“宣府、大同重镇，又是急需，你们要认真办理，不能视为儿戏！”问山西按察使杜乔林：“流氛如何？”杜乔林回答说：“寇在平阳，或在河曲，须大力剿灭，但兵寡饷乏，难以对付。”朱由检说：“前日说流寇已经剿灭，今日又说难以应付，怎么会是这样呢？”回答说：“山西、陕西界于黄河，倏去倏来，所以河曲被困。”朱由检问河曲是怎么陷落的？回答说：“贼未尝攻，失于内应。”朱由检又问：“是什么人导贼而入？”杜乔林说：“大抵出于饥民。”问陕西参政刘嘉遇，刘嘉遇说：“寇见官兵即散，退复啸聚。”朱由检说：“寇亦我赤子也，可招抚之。”刘嘉遇回答说：“今方用抚。”朱由检又问：“前王子顺既然投降，又为什么杀了他？”刘嘉遇回答说：“王子顺投降后又四出抢掠，所以杀了他。”又问：“近寇何如？”回答说：“一在延安，一在云岩、宜川。”问广东布政使陆问礼、按察使孙朝肃（时陆问礼已升迁为南赣巡抚），朱由检说：“南赣多盗若何？”回答道：“南赣在万山中，接壤四省，当行保甲，练兵伍，才可灭贼。”朱由检说：“此须实效，空言无用。”又向：“海寇若何？”回答道：“广东海寇，俱至自福建。舟大而多火器，兵船难近，但守海门，勿令登陆，则不为害。”问广西布政郑茂华、李守俊：“靖江王府争继，是何缘由？”回答说：“宪定王二子，一名履祥，一名履祐。履祥早死，王请立履祐为世子，而履祥有未奏选之妾生一子，今已长矣，所以相争。”问四川布政华敦复：“乡绅为何挟持御史？”华敦复说：“是追缴拖欠赋税所致。”朱由检问：“守臣为什么不予弹压？”回答说：“远方有司官员多为科贡出身，不敢弹压。”朱由检一一询问后，对暴露出的问题，并没有提出相应的、有效的解决办法，甚至对某些回答，明显地是在用空洞无物的陈词滥调搪塞，也没有严加斥责。本来，当时的主要矛盾是兵备不整，将不治兵，兵不杀贼，以及边塞外的不宁和国内社会矛盾的激化。然而，朱由检却告谕各官：“正己率属，爱养百姓。用命有显擢，不则罚随之。”打发走百官之后，召都察院左都御史闵洪学等人说：“巡按贤则守臣皆贤，若巡按不肖，其误非小。屡饬回道严核，何近日不称职之多也？”又说：“卿与吏部实心任事，天下不难为。”朱由检说的固然不错。若在正常情况下，上述告谕或许能起到一些作用。可惜的是，他的这些不无正确的告谕，仍表明他处在自己理想的梦幻之中，与危机四伏的朝政，尤其是与日趋紧张军事形势相隔膜，犹如隔靴搔痒。所以，它不仅起不到任何作用，反而贻误时机。在朱由检的此次召对中，还暴露出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即群臣和地方官员对皇上的询问，虽然有问必答，但显得极为空泛，未曾针对本地的问题，提出有效的治理措施；而朱由检也是例行公事似的说些冠冕堂皇的话。从而形成了你问我答，告谕是告谕，回答是回答，没有交锋，没有办法，两不相接的局面。其结果，表现在军事备御方面，力量日益衰落，将不治兵，兵不杀贼的现象，十分普遍，以致到难以招架的程度。在这种情况下，朱由检仍一味地重武臣轻文官。汤开远曾经指出：“近年寇贼纵横，抚、镇为要。乃陛下于抚臣则惩创之，于镇臣则优遇之。试观近日诸抚臣，有不褫夺不囚系者乎？诸帅臣及偏裨，有一礼貌不崇、升（广阴）不遂者乎？即观望败衄罪状显著者，有不宽假优容者乎？夫惩创抚臣，欲其惕而戒也；优遇武臣，欲其感而奋也。”而朱由检并不是如此，致使“封疆日破坏，寇贼日蔓延”。（《明史》卷258《汤开远传》）恶性循环，每况愈下。
由于大明王朝经过二百余年的发展与演变，犹如病入膏肓的躯体，处在垂危之中。朱由检企图予以救治，但有其心而无其力。加上个人性格使然，急于求成而事与愿违，反对植党而党争愈烈，唯才是举而朝署中半染赭衣，惩治宦官而宦官之势大增，提倡廉政而百官贪污之风更盛，整饬兵备而将不治兵，兵不杀贼……因此，在其即位不久，就导致内外忧患俱生，烽烟四起：东北和北方，后金势力日益强大，实战练兵，试探虚实，不时深入内地，饱掠而去；西北和中原，贫苦的百姓为生存计，揭竿而起；东南沿海，诸如福建、广东、浙江，海寇拥有大船、火器，出没无时，阻截商船，并在沿岸登陆。明王朝陷于四面受敌的危机之中，对此如何处置，直接关系到明朝的兴衰存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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