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家庭：孤独中的温馨港湾
寻找母爱
崇祯皇帝朱由检，生母早逝，失去母爱亲情。随着年龄的增长，对生母的怀念之情与日俱增。他无时无刻不在寻找生身母亲的深情厚爱。当他即位之后，立即献上尊谥，称其母为孝纯恭懿淑穆庄静毗天毓圣皇太后，并迁葬庆陵，与光宗合葬在一起。并且封太后之父刘应元为瀛国公，母徐媪为瀛国太夫人。以表达他的尊亲之情。
崇祯皇帝当政，接收了祖先留下的烂摊子，凭着方刚血气，力图有所补救。但是，时运多乖，如意时少，失意时多，回到后宫，也找不到可以倾诉的对象。他常常设想，如果皇太后在，兴许能给他许多安慰。一念之下，他命左右近侍找一幅太后的画像来，可是近侍们忙活了半天也无结果。懿妃曾与太后居宫毗邻，记得太后的音容笑貌，并说有宫人与太后十分相似，尤其是眉睫与脸颊像极了。崇祯皇帝即召太后之母瀛国太夫人进宫来看看是不是很像。并命武英殿中书梁祝根据懿妃和瀛国太夫人所说，加以意会，描成画像。像成之日，崇祯帝下旨备好法驾卤簿，由正阳门浩浩荡荡而入，他跪于午门迎接。崇祯帝把太后像悬挂乾清宫内，并传曾服侍过太后的人来瞻视。有人说很像，有人说不怎么像。不管像不像，崇祯皇帝仰视太后尊容，心潮澎湃，不觉泪如雨下。六宫诸色人等，见此情景，也抽泣起来。他很感激懿妃想得周到，命加懿妃封号，并赏赐太后家以及承奉王裕民、中书梁祝等。
崇祯皇帝有时也感到奇怪，太后的影子常常缭绕在他的心头，怎么也驱散不掉。崇祯十五年（1642）六月，崇祯皇帝御德政殿，召内阁辅臣及礼部尚书林汝楫、侍郎蒋德璟等，议建一庙，将宣宗以来七位生母、继后同祀，因为太庙与后宫中奉先殿都是一帝一后，崇祯皇帝的用意在于将太后也列于庙中祭祀。蒋德璟进言：“奉先殿之外，有奉慈殿，也有继后及生后。今日虽废，仍然可以下令祭祀。”崇祯皇帝说：“孝宣建奉慈而嘉靖爷废去，但还有宏孝、神霄、本恩诸殿，不只一奉慈殿。”显然崇祯皇帝对于宫中祭祀继后、生后之制早有察访。蒋德理建议于奉慈殿设太后神位，一日祭祀，崇祯皇帝不同意，他说：“太庙之制，一帝一后，朕岂敢轻易改变？”后来，经过一番审议，决定在奉先殿旁另置一殿祭祀太后，其他先朝七位继后与生后也一并祭祀。崇祯皇帝希望以此有慰太后的在天之灵。
后妃之恋
严格地说，崇祯皇帝对于皇后周氏，谈不上多么深厚的爱恋。周皇后祖籍苏州，初为信王妃，崇祯帝即位，即立为皇后。她处事严谨慎重，安安静静，不多言语，加之一副病态，作为皇帝的正选之妻有着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但她是后宫的一个好当家。崇祯皇帝尊重皇后在宫中的地位，周皇后也处处为崇祯皇帝着想，尽量让皇帝感到满意。周皇后看到国势日衰，举步维艰，在宫中则力持节俭，裁减不必要的费用，也不为外戚家乞求恩典赏赐，即使是过年时大臣命妇入宫朝贺，所行赏赍也必依礼而定，从不大讲排场，过于奢侈。这种持家之道，崇祯皇帝深加赞赏，并从中感到了一种理解和欣慰。
神宗时，虽然大臣难得一睹天颜，但宫中却是热闹非凡，一派歌舞升平的气象。后宫设有百戏，时常演戏取乐。如今，周皇后一并革除，只留有旧戏以备不时之需。她这样做是有其用意的。一次，宫中演过锦戏，其时中原大旱，“盗贼”纷起，周皇后令戏子扮作驱蝗和躲避“盗贼”的样子。崇祯皇帝看着，不觉双眉紧锁，周皇后见时机已到，慢慢地对他说：“有这种事吗？”边说边掩面而泣。崇祯皇帝见民艰如此，脸上也挂上了同情的泪花。
周皇后生了三个儿子，足见帝后有其相欢之时。但是，崇祯皇帝与皇后在一起感到的是一种平静，有如波浪中颠颤一天的小船回到了静静的港湾。生活是需要安详、舒适，然而，也需要波澜与冲动。在心灵深处能引起情感撞击的还是他的两位妃子，即田妃与袁妃。其中田妃又最得崇祯皇帝的欢心。
田妃给崇祯皇帝的是与周皇后绝然不同的一种感觉。田妃不仅姿色过人，而且琴棋书画样样精通，连骑马也很在行。她为崇祯皇帝生了四个儿子，是两人爱情的结晶。她平日话语不多，但句句动听，并且眉目传情，让崇祯皇帝沐浴着女性的柔情与芳韵。据田妃入宫前见过她的人讲，田妃性格内向，沉默寡言，虽酷暑季节，行走在烈日之下，肌无纤汗，枕席间皆有香气。田妃是在江南长大的，入宫后，把江南的一些风俗习惯也带进宫来。所着衣物鞋类，都是南方所制。崇祯皇帝颇觉新鲜，于是也仿效穿南方衣鞋，由田妃之母每年制好贡进。
田妃常常别出心裁，变换花样，让崇祯皇帝发生兴趣，引起冲动。她在宫中特意建有一座别致的亭台，崇祯皇帝每当与她亭上赏月时，顿觉浑身清爽，疲惫尽消。以前宫中的灯都是四周贴金，只有孔可以通光，田妃则命去掉一面贴金，蒙以夹纱，给人以朦胧、诗意之感。崇祯皇帝一见，连声称好，连命宫灯全都依样改制。
有一天，崇祯皇帝在宫中听见田妃轻声拨弄琴弦，琴声悠扬，便随声步入了田妃宫中。听着听着，即在乐海中流连，都有点入迷了。后来，他见到周皇后那正经的面孔，不无酸味地说；“后独不能吗？”周皇后正色答道：“妾本儒家，惟知蚕织乐。田妃是从师什么人学会弹琴的？”他觉得皇后说的不无道理，便心里犯疑，大家闺秀或小家碧玉有多少人去学弹琴鼓瑟呢？田妃之琴为何弹得如此之好？莫非……崇祯皇帝立即命田妃进见，诘问琴法是谁教的？田妃回答是她母亲。第二天，又召她母亲入宫弹琴，听过之后，知道田妃没有撒谎，更加宠爱有加。此后，一有兴趣，即令田妃弹上几曲。他还亲自搜集了五首曲子，即《崆峒引》、《敌多歌》、《据桐吟》、《岑同契》《烂柯游》，令田妃弹奏。崇祯十四年（1641）田妃与袁妃晋封为皇贵妃。
女人毕竟是女人。周皇后对于崇祯皇帝倾心于田妃，心里不是滋味。田妃则因承帝恩宠，颇有骄气，周皇后利用自己在后宫的地位有意对田妃之势加以压抑。有一年元旦，天气甚寒，田妃来朝见皇后，皇后却让田妃在门外静候了许久才请进让座，言语十分冷淡。受拜之后，便进内宫了。而袁贵妃见皇后时，皇后满面笑容，交谈良久。田妃得知，十分气愤，向崇祯皇帝泣诉。崇祯皇帝听了，觉得皇后做得有些过分。一次，崇祯皇帝在交泰殿与皇后争执起来，皇后也不屈服，崇祯皇帝一气之下将皇后推倒在地。皇后气愤异常，以绝食相威胁。崇祯皇帝渐渐有些后悔，派太监专程携貂裀赐给皇后，询问起居情形，皇后这才转怒为喜。他是个重视名分的人，皇后与贵妃的地位是不能颠倒的；他也不愿自己对田妃的宠爱而惹来不必要的家庭纠纷，闹得后宫不安。不久，田妃之父田弘遇因女而贵，横行乡里，多行不法，御史据法弹劾，田妃向皇帝求解，崇祯皇帝恼怒地说：“祖宗之法，不可以私情而废。”把田妃从承乾宫打入启祥宫省愆，三个月不加召幸。崇祯皇帝这样做也是给周皇后看的，周皇后心里求得一种平衡，看到皇帝为了顾全大局忍痛与爱妃割舍，倒感到有点不好意思。一天，周皇后随侍皇帝到永和门赏花，皇后请召田妃共赏，崇祯皇帝没有表示可否。皇后急忙命备车驾迎田妃相见，三人前怨尽释，田妃还像从前那样得到宠爱。
崇祯十三年（1640），田妃爱子慈焕病故，她念子心切，随之染上疾病。崇祯皇帝遍请高师，亲自为她祈祷。两年之后，田妃亡故。临终前，崇祯帝正好在他殿烧香，未能诀别，悲恸欲绝，命隆重埋藏。
爱子与爱妃的相继逝去，对他的打击极大，忧愁与苦闷久久萦绕在心头。相传，田妃之妹也风姿绰约，曾进得宫来，崇祯皇帝满心欢喜，当即赏花一朵，令插于发髻之上，并说：“这是我家人。”田贵妃死后，崇祯帝从她妹妹的身上捕捉着爱妃的影子。
崇祯皇帝敬重皇后，宠爱田妃，但并非无原则的溺爱。在他看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职责与名分，人们应当有自知之明，各司其职。后妃的职责就是主持后宫，满足皇帝情感的需要。田妃曾为其父说情，遭到贬斥；田妃向皇帝诉说皇后的过错，崇祯皇帝虽然觉得田妃受了委屈，却仍然责难道：“难道可以对皇后如此无礼吗？”崇祯皇帝以东西战乱交织，与首辅周延儒密议南迁。不料，有人将南迁之议告之周皇后之父周奎，周奎告之周皇后，并让她婉转劝阻此议。果然，周皇后将此意奏闻皇帝，朱由检大怒。周皇后受此严斥，不敢再多言一二。
看着崇祯皇帝为政事劳心，日渐憔悴，周皇后颇感难过。崇祯十一年（1638）八月，以灾异屡见，崇祯皇帝斋居永寿宫。他见国事日非，战乱日繁，决计不食肉，每餐仅以蔬菜充饥。周皇后不忍，便亲自调馔，进献皇帝。他为皇后的举动所感动，刚拿起匕箸，顿感心酸，相向而泣，眼泪盈盈而下，沾湿几案。
在后宫，崇祯皇帝确实得到过乐趣，但欢乐总是那样短暂，代之的是长长的痛苦。责任感越强，所背的包袱也就越重。田妃看到他寝食不安，忧思过度，即向其父弘遇询问用什么办法可以使皇上开心。田弘遇即把有“声用无不之声，色用无不之色”的歌妓陈圆圆献给皇帝享用。这一天，陈圆圆好好妆扮了一番，显得更加妖媚动人，期望能邀崇祯皇帝一顾。岂料他心不在焉，对陈圆圆无半点兴趣和热情，并令归还给田弘遇。在如此绝世美色面前无动于衷的崇祯皇帝，比起他日的吴三桂为争一陈圆圆而降清灭明来，足见其情绪低落之极。前廷与后廷，崇祯皇帝都得不到解脱，更感到人生的落寞与惆怅、孤独与凄怆。大概这是命中注定吧！
子女教育
崇祯皇帝朱由检有七个儿子：太子慈烺，怀隐王慈烜，定王慈炯，为周皇后所生；永王慈炤、悼灵王慈焕、悼怀王及皇七子，为田贵妃所生。还有六女，即坤仪公主、长平公主和昭仁公主，另三女无从查考。
崇祯皇帝刚过十八岁，便迎来了慈烺的出世。次年，慈烺便被册立了皇太子。他得此贵子，着实高兴了一阵子。看着皇太子一天天长大，仿佛看到了明朝国祚的绵延永久。尽管平日政务纷繁，却没有忽略对太子的教育，他要通过严格的教育把太子培养成来日一个雄略盖世、力挽狂澜的皇位继承人。崇祯十年（1637），预择东宫侍班讲读官，命礼部尚书姜逢元，詹事姚明恭，少詹事王铎、屈可绅侍班；礼部侍郎方逢年，谕德项煜，修撰刘理顺，编修吴伟业、杨廷麒、林曾志讲读；编修胡守恒、杨士聪校书。太子讲官队伍十分齐整。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于次年二月，皇太子正式出（门合）讲学。太子进讲，礼数也甚隆重。其时太子年有十四，准备来年为太子选婚。可叹时运不济，农民军的攻势一天猛过一天，很快炮火逼近京城，婚事只得搁下。
崇祯皇帝对于王子要求严格，没有例外。怀隐王慈烜，聪明伶俐，深得父皇垂爱。无奈天不假年，幼年夭折，崇祯皇帝为此好不伤心。崇祯十四年（1641），三子定王慈炯已满十岁，崇祯皇帝特谕礼臣：“遵从祖制，应该加王号。”然而既受册封，必具冕服，不过《大明会典》开载，年十二或十五始行冠礼，便问道：“十岁受封加冠，二礼可不可以一并进行？”崇祯皇帝多么希望儿子们快快长大成人，以分担天下之忧啊！礼部遵旨认真查考了经籍以及本朝的典故，向皇帝奏报。于是定于本年行册封之礼，经二年再行冠礼。九月，慈炯受封为定王，崇祯皇帝特选进士为检讨，国子助教等官为待诏，充任定王讲读官，以两殿中书充侍书。希望定王能在这些饱学之士的教导下学业精进。
崇祯十五年（1642）八月，定王出（门合）读书。训讲为著名的学问家方以智，仿书为刘明翰。方以智表情庄严，声音洪亮，定王有点不耐烦，急呼刘明翰来训讲。太监连忙加以阻止，说：“父皇爷所定之礼，不可变更。”这才依照原先定好的规矩办事。定王喜欢刘先生，方先生以当日应背诵之书进上，定王随即掩卷一口气背完。定王说：“方先生可先出，吾与刘先生仿书。”待方先生出去，定王方觉如释重负，练起书法来轻松自如。后来，定王面见父皇时，请将三、六、九定为仿书之日，而四、七、十为训讲之日，这与先前所定日子有些出入。不过，崇祯皇帝以为这样稍作变动无伤大雅，也就答应了。
崇祯皇帝并不满足于太子与定王学习书本知识，一有机会，还让他们了解国情与时局。崇祯十六年（1643），他召府部九卿科道，亲自审问吏部文选司郎中吴昌时，特命太子与定王也参加廷审。其用意是显而易见的，即一方面让太子与定王了解他处事果断的风格，另一方面让二位对官僚队伍的复杂性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七个儿子，崇祯帝最喜欢的还是皇五子慈焕。这不仅是因为慈焕系爱妃田贵妃所生，而且还在于慈焕长得就十分惹人怜爱。有时，崇祯皇帝在理政之余，还专门挤出时间去逗逗慈焕。崇祯十三年（1640），慈焕病重，崇祯帝闻讯急匆匆赶赴榻前。慈焕忽然高声说道：“九莲菩萨言，帝待外戚薄，将尽殇诸子。”话音刚落，一双小眼睛永远地闭上了。崇祯帝深感诧异，悲痛欲绝。所谓九莲菩萨即指神宗之母、孝定李太后，太后信佛，在宫中像做九莲座，故有此名。崇祯帝又失爱子（皇二子早夭，皇六子二岁夭，皇七子三岁夭），想到九莲菩萨竟要崇祯帝诸子尽折，大感悲伤。即封慈焕为孺孝悼灵王玄机慈应真君，并命礼臣议孝和皇太后、庄妃和懿妃道号。皇五子之死，使崇祯帝的精神受到极大的刺激，他传谕要素食终身。在此之后的几年里，他常常想起慈焕。崇祯十六年（1643）十二月，改封慈焕为宣显慈应悼灵王，去掉了原有的“真君”之号。
崇祯皇帝抱定“国君死社稷”之心之后，便把希望寄托在太子与定王身上。曾经有大臣建议太子南行，可当时崇祯帝还未料到明亡如此之速，没有应允。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农民军围攻北京城时，他已悔之晚矣。当他剑砍长平公主，呼催后妃自尽之时，他竭尽全力，要把生的希望留给太子与定王。把太子与定王召到自己身边，亲自脱去二人的皇子冠服，换上便衣，令二人出避民间，并一再叮嘱：“今后事事处处谨慎小心，千万不要露出皇家的形迹！”二人仓促寻机出城，走周奎（周皇后之父）家，周奎高卧不起，闭门不纳。李自成占领京城后，内臣将太子、定王献给李自成。李自成封定王为宅安公，太子为宋王。
相传太子被执献李自成时，李自成命行君臣之礼，太子不从，以长揖礼代之。李自成问：“你的父亲现在哪里？”太子答：“死在寿宁宫。”李自成又问：“你家怎么会失天下？”对曰：“以误用贼臣周延儒等。”李自成哈哈大笑，也惊叹太子小小年纪却如此明白事理。太子求速给一死，李自成说：“你没有罪，我岂能杀你？”太子请求三事：一不可惊我祖宗陵寝，二速以皇礼葬我父皇、母后，三不杀戮我百姓。最后还说：“文武百官最无情义。”后来，李自成命人葬崇祯帝，封太子为宋王。清兵入关后，太子、定王不知所终。太子去向之谜，一时让人传说纷纭，但始终未得其解。
崇祯皇帝对太子的正统君道教育富有成效，但他所厚望的太子重整旗鼓的美梦只在他的心中，未曾成为现实。
二 信仰：菩萨与天主
明朝的皇帝无一例外都是有神论者，并且都对道教的兴趣十分浓厚。明太祖朱元璋称大明王，永乐皇帝自以为真武大帝之化身，正德皇帝自封为大庆法王，嘉靖皇帝自封为道教帝君。这位嘉靖皇帝对道教的迷恋甚于政事的关心，他们或修斋醮以禳灾祛病，或降乩仙以求神示，或修炼丹药以求长生与广嗣。道教成为皇帝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然而，崇祯皇帝究竟信仰什么？这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一个未知数。
随着内外形势的日益恶化，崇祯皇帝的内心越发空虚、孤独。他对自己的品质十分自信以至到自负的程度，而对文武大臣缺乏起码的了解而给予些许信任。看到大明江山一天天被后金（清）和农民军所侵蚀的现实，他感到苦恼，他感到危机，却找不到摆脱危机的良方。他希望得到母爱，得到女性的温柔，但人间之爱总是离他那么遥远；有时明明是可以获得的爱，却在一副不得不装出的严肃的正统脸面之下享受着无爱而结合的生活。作为一个皇帝，他可以滥施淫威，为所欲为；作为一个人，他的品性却被分割，性格被扭曲变形，无法完整地享受人生。他不甘于此，在努力寻找着孤独与苦闷的解脱。最后，他找到了神—各种各样的神。
道场法事，斋醮祈禳
应该说，崇祯皇帝对神的崇拜，有自觉的与不自觉的两种情形。“君权神授”，要维系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威就必须借助神的力量；作为明朝末代的崇祯皇帝，他要信不同的神。他信神不是一种消遣或嗜好，而是一种需要，是排遣心中孤独与烦闷的需要，希望神明指示光明的需要，期盼神灵护持的需要。
崇祯皇帝继承了先朝诸帝的传统，也信道教，只不过其信仰的程度不如武宗、世宗那么狂热罢了。或许特殊的历史时期和环境不允许他沉醉于其中，除非他不想拥有皇位。道教是中国特色的宗教，为中国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普通人的信教往往不分是儒，是道，还是释迦牟尼，需要什么即信仰什么，多神实用论好处无穷。道教所祀诸神通常有：金阙玉阙真人、真武大帝、萨王二真君、关公、城隍神、五通神祀、晏公、三官和吕洞宾等。明代道教分正一、全真两大教派，其中正一教派的地位尤为显赫。朱元璋在敕命道士宋宗真等编《大明玄教立成斋醮仪》御制序中说：“禅与全真务以修身养性独为自己而已，教与正一专以超脱，特为孝子慈亲之设，益人伦，厚风俗，其功大哉。”这充分肯定了正一派的功用。一般说来，明代帝王崇信道教主要表现在三方面：一是广设斋醮，嘉靖时因世宗笃信道教，一批大臣以撰写青词（亦称缘章。道教斋醮仪上写给“天神”的奏章表文，一般为骈俪体。因用硃笔写在青藤纸上，故名。）而获得宠信。二是虔信方术，包括医、相、命、卜、观风、望气、象纬、堪舆、金丹和房中术等等。三是任用道士，皇室有御用道观和专业道场人士。而崇祯皇帝信仰道教却注重通过这种宗教的沐浴带来切实的好处，于时政有补。然而这种希望能否变成现实？对他来说，仍然是一个谜。崇祯皇帝初登皇位，即被魏忠贤势力重重包围，欲使其变为熹宗第二，便选得绝色美女四人进献。崇祯皇帝为了不打草惊蛇，表面上高兴地接受了这份特殊的礼物。当四美女入宫之后，崇祯皇帝命亲信太监搜査其身，发现她们四人身上各带有香丸一粒，有黍子那么大，名称“迷魂香”。这种香药只要人触到，即魂魄荡漾，色心顿起。崇祯皇帝严旨勿进。
一天晚上，崇祯皇帝御便殿阅览奏章，刚过一会儿，心中就有一阵异样的感觉。他即刻从龙座上起来，命贴身太监秉烛绕行，遍察四周，每个角落都不放过，结果仍毫无所获。他一言不发，似乎在屏气静摄，近侍们也不敢有所奏禀，仍然觉察出气味有些异样，无意中他远远地看见殿墙角有荧火微微发亮，马上命人毁壁入视，只见一名小太监捧香端坐于内。一经审问，小太监供认，系魏忠贤指使，焚香诱发皇上欲念，并说此香是宫中旧方。崇祯皇帝叱令毁掉，并戒以后不准再进。他不禁感叹道：“皇考、皇兄都是为此物所误呵！”皇考光宗因吃了鸿胪寺官李可灼的“红丸”药而一命呜呼；皇兄熹宗也昵近群小，荒于政事。他不愿重蹈覆辙。一般来说，皇帝不愿控制自己的欲望，通常也经不起诱惑，崇祯皇帝想有所作为，必然得加强自我克制能力。他在谈到闻香心动之事时说：“吾方静坐养气，而心中忽有所动，才怀疑必有缘故。”确实，由房中术、迷魂香而致荒政者不乏其例。“自古人主与贤士大夫接触，目的在于闻正言，见正事，君德有成。若一入深宫，即与妇寺相狎。既耽身色，朝臣日疏，内竖肆虐，往往由此。”
为了明朝江山的不朽，崇祯皇帝建设斋醮，祈求神灵的帮助。同时，他也时刻注意给人以慈圣的印象。天下多难，为了表示他对百姓的关切，多次颁谕天下，以身作则，进行反省。更重要的是，他在自己斋居之时还特别强调大臣务必反躬自省。或许，以自己的表率来感动文武百官，悉心用事，摈除私见，进而感动神灵，化凶为吉，风调雨顺。这才是他的真正目的。
崇祯三年（1630），久旱不雨，崇祯皇帝斋居文华殿，并谕百官修省。他以为，天如此不予眷顾，大概是由于君臣的过错所致，所以便寄希望如此虔诚能让上苍降雨救生。这场大旱，几乎持续了近一年的时间。崇祯皇帝焦躁不安，苦闷之极。他多次问自己：为何自己的虔诚换不来上天半点关照？次年四月，他在宫中举行祷雨仪式。但祈求了半天，滴雨未下。大臣们都斋宿在龙衙署内，连平日最冷淡的詹事府，到了此时，詹事、协理等官二十余人也聚集一堂，一时成为署中的一大奇景。五月，崇祯皇帝身着苧袍，冒着炎炎烈日，步行至南郊，进行祈祷。此情此景，谁见了都会感动的。他似乎要向上天表白自己的真诚和为民受苦的决心。还记得明武宗吧，他常潜出深宫，寻求享乐的新花样，见到高门大户，就横冲直入，强索妇女。有一次，武宗拟赴斋宫斋戒后祭天。一清早百官毕集，于斋宫前恭候，岂料武宗至晚方到，匆匆上坛行礼，旋即下坛，竟视祭天之礼为儿戏。崇祯皇帝此举与武宗的行为，可谓天壤之别啊！像他这样敢于步行十余里，祷天祈雨的皇帝在明朝历史上也是罕见的。
所谓感动上天，要么是一种美好的愿望，要么是一种巧合。自然规律是不会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崇祯皇帝的祈雨没有结果，便陷入深深的苦痛之中。祈雨的失败，使他的自信遭到了一次沉重的打击，感到脸面无光。从天人感应的思想出发，人们会很自然地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崇祯皇帝有德的话，上天为何如此无动于衷？他不能不意识到这点，而这种意识又几乎与苦痛是同义语。一个人麻木，无动于衷，或许会舒适长寿；另一个人清醒，有责任感，则往往会招来不少烦恼。
从后来的事实看，崇祯皇帝并没有因这次祈雨的失败而放弃斋醮。实际上，他对于法事究竟是否有用，心里茫然无数。因此，他也没有完全把希望寄托在道教所祀诸神之上。他一方面不断地反思自己的失误，另一方面在多神中去寻找有用之神。各种菩萨也是他所尊奉的。
相传，有一次崇祯皇帝听说张真人法术甚高，游术京师，引起轰动。他便把张真人召来，给他出了一道难题：六月里降雪。张真人似有把握，满口答应。接着连续五日登坛祈祷，果然下了雪。他看到道术的灵验，心中窃喜，对道教仍保持着浓厚的兴趣。
崇祯十年（1637）闰四月，大旱，崇祯皇帝久祈不雨，于是下诏罪己责臣。诏中有云：“帝德好生，降罚必有所致。久祈不应，乃朕躬之悃诚未能上达，朝廷之德泽不能下沾。”接着罗列了官吏的种种过失，认为“似此种种，足干天和。积过良深，所以挽回不易。都着洗涤肺肝，共竭悃诚，仰祗天意”。他在这里，表面上是罪已，实际上是责臣，劝文武百官洁身爱民，以回天意。因为纵览全诏，没有几处是检讨他自己过失的，大多是说大臣的不法谋私害民之事。崇祯皇帝对于祈雨不应的解释是上天没有感觉到他的一片诚意，大臣们积过太深。如此，虽然没有取得求雨的直接效果，却仍然在为自己树立一个正面的光辉形象。
次年四月，发生月食火星奇观。按照常理，这是大灾大难的先兆。崇祯皇帝生平第一次见到这种怪异的天文现象，惶恐不安。当即于宫中斋沐祈祷，素服减膳，并传谕各衙门一律素服修省。兵部尚书杨嗣昌上书说：月食荧惑，未必有大灾，并列引汉唐以来有关史实加以佐证，以说明“皇上修德召和，必然会有灾而不为祸害”。杨嗣昌讲的无疑是有道理的，当然他并非出于无神论。给事中何楷上疏力驳杨嗣昌之说。他指出：古人谓“月变修刑”，礼亏则有荧惑，因而应省刑修礼；杨嗣昌所言投机取巧之说。由此几乎引发了一场如何看待星变的争论。崇祯皇帝理解杨嗣昌的苦心，但是，表面上不能赞同杨嗣昌的说法。他在杨嗣昌奏疏上批了六个字：“枢臣不必深求”。他认为灾异星变，首先是要求皇帝做出反应，以示重视。如果皇帝连如此重大的灾异都没有表示，则人们必定视之为昏君。他当然不愿产生这种效果。另外，崇祯皇帝一贯强调的是大臣们应当体谅君心，悔过图新，因而星变也给了他戒谕文武百官的一次机会。过了几个月，他以最近一段时间灾异迭见，自觉难辞其责，便斋居永寿宫，谕廷臣修省。
一些大臣对于崇祯皇帝频频于宫内建设斋醮而不注意切实采取措施以解决疑难，表示异议。礼科给事中姜埰上书说：“宗社之安危，必非佛氏之祸福。正德初年，遣太监刘允诚驰驱西域，可为鉴戒。”崇祯皇帝不听。不久，户科给事中左懋第也上疏请不要迷信斋醮，他说：“去秋星变，朝停刑而夕即灭。今者（指崇祯十三年三月因大风霾崇祯帝斋居祈祷之事—引者）不然，岂陛下有其文未修其实乎？臣敬以实进。练饷之加，原非得已。乃明旨减兵以省饷，天共知之，而饷犹未省，何也？请自今因兵征饷，预使天下知应加之数，官吏无所逞其奸，以信陛下之明诏。而刑狱则以睿虑之疑信，定诸囚之死生，诸疑于心与疑信半者，悉从轻典。岂停刑可止彗，解网不可以返风乎？且陛下屡沛大恩，四方死者犹枕藉，盗贼未见衰止，何也？由蠲停者止一二。存留之赋，有司迫考成，催征未敢缓，是以莫救于凶荒。请于极荒州县，下诏速停，有司息讼，专以救荒为务。”（《明史》卷275《左懋第传》）左懋第此疏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他的观点很明确：要消灾弭祸就得拿出实际行动来，不要在斋醮这一缥缈的仪式上投入过多的精力。这话说到了崇祯帝的痛处。崇祯皇帝的每一次斋醮几乎都是出于不得已。他不像世宗那样以斋醮为生命的一部分，热恋着不可捉摸的神灵，而是把它视为一种与政事紧密相联的方式。固然，崇祯帝也可通过斋醮时排解一下心灵的孤独。他对于左懋第所言没有嗤之以鼻，而是赞许左懋第讲的有道理。于是下令将遭受灾害严重的七十五州县新、旧饷与练饷（三饷）悉数停征；将遭受中等灾害的六十八州县止征练饷，遭受一般灾害的二十八州县待秋收后再督征。这也说明他没有在心灵的忏悔中迷失方向。他一面在斋醮，一面在思考着时局的出路。
崇祯十二年（1639），崇祯皇帝苦于将官不用事，曾于宫中设坛亲召天兵天将，可得到“天帝”的回答是：“天将皆已降生人间，无可应召者。”在天帝那里他什么也没有得到，而在现实的争战中却损兵折将。次年，军事形势急转直下，他环视诸将，又有几人可托剿寇之大任呢？曾几何时，熊文灿以为用“抚”即可让已成气候的农民军偃旗息鼓，不料却变成了农民军反剿官军的契机。杨嗣昌督师，志在一搏，但在军事艺术上不是张献忠的对手，最后陷于张献忠所施妙计之中。杨嗣昌的“十面张网”计划曾使崇祯皇帝兴奋了一阵子，如今网是破了，又有谁再敢提出围剿农民军之说呢？
偏偏当此之际，旱蝗、时疫、地震、日食、月食等接踵而至，民心更加不稳。崇祯皇帝深感凄凉和疲惫。就是从这时起，他的各种祭祀活动多了起来。崇祯十三年（1640）二月，于东郊祀日；三月，祈雨；五月，于北郊祀地。次年正月，于南郊祈谷；二月，以灾异迭见，时事多艰，下诏停刑减罪；三月，祈雨；五月，于北郊祀地。崇祯十五年（1642）四月，于北郊祀地；六月，筑坛亲祭死事文武大臣。崇祯十六年（1643））六月，雷震奉先殿兽吻，敕令文武百官修省；十月，祭告太庙；十一月，于南郊祀天。其时，京城疾疫流行，朝病夕逝，有全家数十口人一夕并死者，人心惶惶。崇祯皇帝又令张真人建醮祈安，但无应验。
崇祯皇帝留心天象，遇有异常，常要请中外天文、星象专家解释一番，或是占上一卦，以卜吉凶。崇祯十六年（1643），周延儒自请督师，崇祯皇帝对周延儒神秘地说：“朕在宫中看过奇门，正在此刻，一出朝门，即向东行，慎勿西转！”因周延儒家在西，故有此言。次年，他送督师李建泰出城，返宫时遇大风沙，又占上一卦，云“不利行师”。凤阳地震消息传来，再以风霾、地震，焚香告天，乩语尤为不利。
崇祯皇帝初政时还比较强调人事，力图从实干入手，借以调整官僚机构的机能，消除动乱，重建太平。然而，多少次的挫折使他终于明白：要靠他个人的力量使一个行将就木的老人起死回生，是不可能的。如果说崇祯皇帝自己可以废寝忘食，励精图治的话，那么整个官僚集团则是一副懒洋洋的模样，人们都是在为自己谋划。在北京，只图今日，不计明朝的心态十分普遍，“鞑子、流贼到门，我即开城请进”。清兵入犯，京城戒严，崇祯帝发内帑数万，命分授守城兵，每兵二十钱。士兵们拿到钱，以指弹钱，嘲笑说；“皇帝要性命，令我辈守城，此钱止可买五六个烧饼而已。”皇帝头上神圣的光环渐渐显得暗淡，百姓们关心的是自己的温饱，官僚们算计的是自己的前程。崇祯皇帝对士大夫们完全绝望了，他恨大臣，以至咬牙切齿，认为大臣个个可杀。他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才把希望寄托在神灵的保佑之上。
众神保佑
在崇祯皇帝所信的中国诸神中，有如下几位是他所倾心的：
土地神。封建时代，以农立国，对于土地之神尤为崇拜。明朝在北郊建地坛专供皇帝祀地之用，崇祯皇帝多次举行盛大的祀地之礼。崇祯十五年（1642）四月，动用将士三十万，旌旗飞舞，声势浩大，崇祯帝驾临地坛行礼。有人记载了当时仪仗之盛：龙旌、凤旆、金钺、银爪、镫杖、骨朵、响节、仪锽、奚啻数万，行行队队，簇簇陈陈，声从履出，气从鼻息，遥闻箫韶之奏，中和之乐，纷沓入耳。其宫扇之方圆正侧，长短横斜，为龙翔，为凤舞，为针绣，为梭织，为日月雕镂之体，为山河绘藻之形，为鬼神离奇之状，为虎豹飞走之势，以及百花簇就，万锦裁成。凤羽深丛，翠色飞腾晃上下；麟毛顺聚，金光照耀闪乾坤。漏尘极其密细，回环黑白处，蛛网为疏，点缀另加奇巧。崇祯帝在八面威风之中驾至地坛。
天帝诸神。即日、月、星、辰、风、雨、雷等神。天坛祭天是皇帝的专利，在这里他成为了天在人间实施统治的最高代表。崇祯皇帝敬天以维护自己的权威，希望上天佑护而致太平盛世。
祖先。太庙、奉先殿里安置着明太祖以下列帝的灵位。祖宗开创大明基业，守成之帝理当法祖，以明江山来之不易。崇祯皇帝处积重难返之势，更期望能保住祖宗这份家业，否则有何颜面去见列祖列宗？崇祯八年（1635）正月，农民军焚毁皇陵，崇祯帝惊恐万状，当即下令处死凤阳巡抚杨一鹏，并素服避殿，亲临太庙，告罪列祖列宗。此事给他留下了长长的阴影。十月，避居武英殿，减膳撤乐，下诏罪己，重申“今年正月，流氛震惊皇陵，祖恫民怨，全都是我治国无方所致”。表示不忍安卧深宫，不忍独享甘旨，不忍独衣文绣，要与文武吏士共甘苦，直到寇平之日为止。有一种深深的负罪感。正因如此，他对农民军始终是势不两立的。如果说他还想与后金（清）行和议之事的话，那么他对农民军有的只是仇恨，要一举荡平。经此之变，他时常要把自己的一份真诚，一片忏悔献给祖宗。
关公。后世敬奉三国时蜀国大将关羽，是因为关公功勋盖世，一片忠心赤胆。处此乱世的崇祯皇帝，尤其需要能征善战的将领。他求助于天兵天将，梦想关公再世。他曾任用了一批将领，可放心不下，而以太监监镇，甚至由太监提督兵马。崇祯十五年（1642）下诏荐举堪任督抚大将之人，结果未发现任何能独当一面的将领。有人甚至建议令天下僧人与尼姑还俗，将他们编在一起，也可组成一支军队。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崇祯皇帝示关公以诚意，而关公竟无动于衷；寄托于虚无的关公之神来圆“荡寇”美梦，圆梦的本身就是一场梦。
细心的人会发现，崇祯皇帝在坚毅的外表背后隐藏的是不胜寒意的内心世界。他性情暴躁，稍遇挫折就泄气，进而偏执。在位十七年不知道他流过多少次泪，有时让人感到他就像一个任性的小孩那样爱哭爱闹，偶尔还会玩点小心眼。对待文武大臣，他恣意妄为，要杀要砍，毫不手软；对待鬼神，他却小心翼翼，不敢越雷池一步。这是因为他有一个奇怪的判断：天灾不断，祈禳无功，实是由于禁中有妖作怪。为此，他特地召法术甚高的正一张真人进宫除妖。
其时，张真人在江西广信府贵溪县龙虎山。崇祯皇帝遣使飞骑奔赴真人府，令速赴京设延禧万寿禳妖护国清醮一坛。张真人即带了道箓左赞法真人、道纪右护功真人、驱雷掣电真人、移星换斗真人、飞鸟走兔真人、呼风唤雨真人、祛妖除眚真人、宣祥致瑞真人，以及执剑仙童、握符神将和随坛拥卫功曹使者等一套人马，急赴京师。张真人等一行人一到京城，崇祯皇帝即传旨召见，向张真人倾吐了自己的苦衷：“近来天灾屡见，宫禁多妖，皆由朕之不德所致。虽躬行修省，然必赖卿冥通上帝，为朕敷陈，庶或转祸成祥，化灾为福。”崇祯皇帝虽君权神授，为上帝在人间的代理人，但他感到自己距离上帝太远太远，多次祈求消灾禳祸，无奈总不灵验，看来只好借助于张真人了。张真人安慰皇上说：“吾皇引咎自责，以抚天下，如此立念，安有天心不格、殃眚不除、宫禁不宁、兆姓不和之理？臣愿竭诚醮事以报圣恩。”崇祯皇帝对张真人感激不已，慰劳再三。张真人禀命于万寿官中建罗天大醮；又于附近宫观寺刹，选拔僧道教徒各三百人，在坛执事，建醮四十九日。每隔三日，崇祯皇帝即亲临焚香祈祷，以示虔诚。将祷词交给真人，张真人焚疏伏坛，静听上天启示。其疏略云：“伏以承平既久，祸乱应生，虽理数之自然也，愆尤之所致。臣等绥临四海，叨社稷之鸿图，抚有万方；荷生民之重寄，殊惭薄德。招谴非轻，咎吝弥深，灾殃迭见。臣特自陈六事，祷窃桑林，敢用仰叩玄穹，仁敷黔庶，万方有罪，罪有朕躬；一统无灾，灾由恩弭。右疏谨献金阙寥阳玉清上帝。”（计六奇《明季北略》卷23《召张真人建醮》）醮毕，张真人俯伏坛前，神游帝阙。过了一会儿，张真人醒了，崇祯皇帝迫不及待地问：上帝是怎样说的？张真人似欲言又止，仅简短地说：“灾异妖孽，上帝已命北极佑圣真君馘斩收逐矣。国家绵久，万子万孙。”不久，真人即辞归江西。
据后来明白人解释，所谓“北极佑圣真君”即指玄武。玄武的特点是披发仗剑。清帝起于东北，以发结辫，入关驱逐李自成，与玄武的形象有其类似之处。所谓“万孙”之说，即指崇祯帝、弘光帝和永历帝均为万历帝之孙。天机不可泄露，所以张真人给崇祯皇帝来了这样的一个谜语，而他听了居然还心里窃喜，以为明朝江山，真可传之万世。看来法术高超的张真人对于宫中的妖孽也无可奈何了。若是崇祯皇帝看破了这场醮事的玄机，恐怕会更加绝望。
天主赐福
崇祯皇帝对于病入膏肓的明朝机体无回天之术，四处托医求治，结果不是药不对症，就是药效太小。于是，对于大大小小的菩萨，都予以尊敬。后来，当看到东方的菩萨不太灵验，他甚至把兴趣转向了西方的上帝。尽管后世对其是否信奉天主教，争论不一，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崇祯帝与天主教之间确实发生过一段不同寻常的交往。
明朝末年，西方传教士不远万里，热衷于到中国这块神奇而广袤的土地上传播福音。当时全国大多数布政司都留下了传教士的足迹，一座座西洋风格的教堂拔地而起，吸引了许多中国人的好奇与兴趣。并且，教士们很快就以其特殊的身份与中国的上层社会，乃至宫廷取得了联系，赢得了一大批支持者。中国区耶稣会会长、著名的传教士利玛窦即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与明朝万历皇帝即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崇祯皇帝的好奇心与百般无奈而采取的实用主义，就更加驱使着他留意于这群洋人与洋教。
崇祯帝与洋教的关系之密至少可从三方面得到证明：
第一，赏识传教士汤若望和南怀仁等，并经常召集进宫，讲解天主教教义。
汤若望（P.T.Adam Schall von Ball），字道味，德国人。1591年生，1622年来华，1633年特召进宫面见皇上。南怀仁与汤若望属同时代人。他们都不是单纯的只知《圣经》进行说教的传教士。来到中国这块具有自己独特文化传统、历史悠久的国度，他们深感要使中国人入教就必须了解中国文化以避免价值观上的冲突，必须获得中国上流社会的理解与支持。为此，他们运用了两种有力的武器：一是西洋科学技术和物质文明；一是所谓“上帝”的仁慈。譬如汤若望就是一位在天文、历法、西洋科技等方面均具才华的传教士。自从有了进宫的机会，他便大胆地向崇祯皇帝以及宫廷诸色人等兜售天主教教义。十余年中，宫中经他洗礼入教者有一百四十人之多，其中有三位王妃。宫中还有圣堂二所，一所为太监之用，一所为宫女之用。汤若望常常进宫主持弥撒之礼。
魏特所撰写《汤若望传》有这样两段话发人深省，令人寻味。一是说“汤若望和他的同人，实在怀有获得皇帝入教的希望。因为这位皇帝确系具有种种善良品质，他的才智和他德性的坚定，从一位中国帝王方面看，很有可观，很不轻微。他不是已经多次令人把偶像由殿中搬出，甚至命人毁灭寺庙的吗？当时许多人都相信皇帝是曾经保禄博士暗中密授以基督教之教义”。二是说“若望自然乘机会利用其他的中间人，向皇帝施以宗教之影响。在他向皇帝所上的意见上书与请愿书中，也曾随时地注入与教会有利的言词。皇帝曾多次令人由殿中把偶像去掉，也会是若望努力的效果”。看来汤若望等人对崇祯皇帝颇有心计地施以基督教教义的影响是发生了作用的。但是，崇祯皇帝毕竟是一国之主，深受儒家正统文化和君道熏陶，若是舍弃固有根深的信仰转而尊奉一个外来神，尤其是让他那至高无上的头颅接受洋教士的洗礼，绝非易事。尽管崇祯皇帝好激动，有魄力，处事果断，但不至于轻易地跪倒在洋上帝的面前。然而，崇祯皇帝在对佛教的信仰越来越淡漠，甚至有所反感的情况下，他需要为自己空虚的精神寻找一个寄托。所以，他不仅对基督教教义逐渐产生兴趣，而且已部分地接受基督教思想，并试图改变原先的信仰。
第二，擢教徒徐光启入阁，更增对洋教的好感。徐光启师从利玛窦学习西洋科技，并与汤若望、毕方济、罗雅谷等西洋传教士名流相交甚欢，后经洗礼入教。与李之藻、杨廷筠并称中国天主教的“三大柱石”。崇祯五年（1632），徐光启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阁，参与机务。徐光启在内阁政务中，因受到周延儒和温体仁的排挤，其才华未曾得以施展和表现，但他有了靠近崇祯帝的机会，便向皇上极力推荐天主之说，并劝他撤佛像以示对天主教的诚意。
第三，撤像与毁像。与佛教的菩萨崇拜截然相反，天主教反对偶像崇拜。许多文献都记载，崇祯皇帝有毁碎宫中佛像之举的圣谕；一说是将佛像撤除，玉皇殿、英华殿、隆德殿、乾清宫原有佛像成千累百，尽行移往宫外。
崇祯皇帝不信佛法，固然在一定程度是由于心中装着天主，同时也是由于佛教已呈衰微之势。方以智的《物理小识》曾记载了他亲眼所见的这些被搬出的佛像的情形。其“皆裸佛交构形，凡数百尊……其像皆女坐男身，有三头六臂者，足下皆踏裸男女，男人背而叠之”。这说明宫中佛像远远不是人们所想的那么圣洁，如果崇祯皇帝目睹如此模样的佛像，大概只会对“佛”更添厌恶。他的身边有颇见信任的道士和传教士，但没有和尚。佛法对他失去了吸引力与影响力是显而易见的。
据史料记载，崇祯皇帝撤毁宫中佛像并不止一次。崇祯五年（1632），大学士徐光启有疏劝帝信奉天主，拆毁佛像。当时，大凡皈依天主教之人，先要问你家有魔鬼否？所谓魔鬼即指佛。如果有，即取过来在天主殿前青石幢上撞碎，折其佛头与手，然后扔在大名池内。王誉昌的《崇祯宫词》有咏玉皇殿撤像之事，词云：“赫濯声灵果骇闻，引愆心许六宫分。清香一柱殷勤祝，半是君王忏悔文。”其诗有注：“内玉皇殿，永乐时建。有旨撤像，内侍启钥而入，大声陡发，震倒像前供桌，飞尘满室，相顾骇愕，莫敢执奏。像甚重，不可动摇，遂用巨絙拽之下座。时内殿诸像并毁斥，盖起于礼部尚书徐光启之疏。光启奉西氏之教，以辟佛者，而上听之也。既而知撤像时灵异，言于上，上深悔之。而宫眷之持斋礼诵，较盛于前矣。”
另一首咏毁乾清官撤像词云：“灵感全凭一念生，先于明诏去乾清。宝云高拥莲花座，依然行踪有乐声。”该词所唱的就是奉旨撤像迁至宫外寺院之事。
由此看来，崇祯皇帝在皈依天主教的道路上已经走得很远。平心而论，他无意于砸碎佛像，因为这一举动直接影响到他对在广大臣民心目中的形象，况且宫中信菩萨的人还是多数。而将佛像搬出宫外，这已是够大胆的了。当然，在搬迁的过程中难免有毁坏的行为，有的佛像庞大，太监们用麻绳铁索拖曳而出，灰尘弥漫，声音嘈杂，宫禁震动，这是不言而喻的。
崇祯十三年（1640），督师杨嗣昌手持尚方宝剑受命荡平农民军，为了展开大规模的战略攻势，须先解决军饷匮乏的问题。崇祯皇帝二话没说，就命将宫中供奉之金银佛像悉数捣毁，以充兵饷。远近哄传皇上弃绝异端，要奉天主教了。看得出，他对佛像是持一种无所谓的态度。就在这年，传教士汤若望上书，阐发天主教义，力劝崇祯皇帝信教。
对于天主教义，崇祯皇帝并不陌生。不过，汤若望如此详尽而又明确地阐述天主的真谛，信教的益处，着实令皇帝怦然心动。《圣教史略》卷十二载，崇祯皇帝“虽未毅然信从，而于圣教之真正，异端之无根，固已灼有所见”。然而，在崇祯皇帝阅览汤若望此疏后不久，宫中发生了一件促使其信仰大变的事，即皇幼子慈焕之死。
相传慈焕病危时，手指九莲华娘娘现形空中，历数崇祯帝撤佛与苛求外戚之过。言毕而死，时年仅5岁。《崇祯宫词》咏道：“戚臣输饷纷难解，爱子罹殃痛自深。传得九莲菩萨意，片言容易转天心。”崇祯皇帝深感诧异，痛感切心，发誓要素食终身。大臣们乞请用荤菜，崇祯帝不听。并于宫中大作斋醮，以超度亡灵。有诗云：“清斋持锦麝灯前，九饤还教减御筵。从此福缘应更结，且分天禄祝长年。”他追慈焕为孺孝悼灵王、通玄显应真君。由于悲痛过度，意欲以道号封之，心里实在是虚慌得很。礼部知道此事后，即有疏论此举之误。礼部的疏中谈道：“历稽职掌所载，册封典礼皆有王号，而无道号。盖王号以世法垂仪，道号以神道设教。玄感灵通实不可思之事……臣等礼官也，礼所行者，自当恪遵；若未经行，亦不敢轻自诡随。万一好异者以臣部为嚆矢，而循常者复以臣部为射的，则臣等之罪大矣。”（《思陵典礼记》卷2）
崇祯帝觉得礼部所言自有其道理，便改为宁显慈应悼灵王。紧接着，崇祯帝令人把以前搬出殿外的偶像，又搬回宫中。这意味着他从皈依天主教的道路上重新折回到中国传统神灵的崇拜上来。从此，他遇事不再向天主祈祷，而变为对佛祖的忏悔，内心的惆怅与痛苦有增无已。
崇祯皇帝朱由检与天主、菩萨之间的这段瓜葛说明了什么呢？从他信仰前前后后的表现来看，在崇祯十三年以前，他迷信过天主教义，也尝试着求得心灵与上帝的沟通；对佛教偶像没有兴趣，以至觉得这些偶像成了他与上帝沟通的障碍。《明史·陈良谟传》记载了这样一件有趣的事：“陈良谟，字士亮，鄞人。崇祯四年进士，授大理推官。初名天工，庄烈帝虔事上帝，诏群臣名天者悉改之，乃改良谟。”然而，崇祯帝最属意于天主教，也没有越出雷池，成为一名天主教徒。据说汤若望后来对于李自成攻入京师深感惋惜，他认为崇祯皇帝如果不是殉国，那领洗奉教只是旦夕之间的事情。这未免有点夸张。传教士们煞费苦心，尽量使自己中国化，如穿士大夫衣饰，讲中国话，用汉语写作，打躬作揖，撰写赋诗，并宣言“天”、“上帝”与“天主”的一致性，为的是使中国西方教化。尽管崇祯皇帝没有接受洗礼成为天主教徒，但传教士们在皇宫、在中国仍然取得了不小的成功。
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大肆活动，成为“欧洲各国郡主侵略主义的政治工具”（法国思想家伏尔泰语）。同时，他们凭借西洋的科学知识，如天文、地理、历算等实用之学，作为开拓传教之路的辅助工具，搭起了“通天”（接近皇帝）的阶梯，也为中西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崇祯时，天主教在中国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与崇祯皇帝的兴趣和信仰的暂时转移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至少可以说明在中西交流的轨道上他没有成为障碍。
祈祷吧，“万能的主啊”！崇祯皇帝祈求过天主，祈求过上帝，祈求过关公，也祈求过祖先，希望给他以平安与富足。然而，最终所有的神灵都未能保佑他，因为上帝过于遥远，菩萨永远只是一尊泥塑的、镀了金的没有任何知觉的偶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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