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剿与抚的左右摇摆
崇祯皇帝朱由检即位之初，主要精力放在内政改革和辽东事务上。对于陕西境内大股小股的农民起义军并不十分在意。但这些主要由叛兵、乱民、饥民、难民组成的队伍一方面已不同于单纯的乌合之众，另一方面其本身也是社会矛盾激化的反映和产物，“饥寒势极，法无所施”。陕西巡抚胡廷宴、延绥巡抚岳和声面对兵民相煽而动的情势也是束手无策。同时，行事推诿，又互相抵牾，更给农民起义军的发展壮大以时机。确实，此时谁也不会去追究变乱纷起的真正原因，谁也未曾料到这些起义队伍会酿成一场全国性的农民大反抗。对此，崇祯皇帝并没有体现出他自诩的英明风度。当刑科给事中刘懋请补给陕西边地两年军饷、发内帑十万前往延绥赈济边兵以安定军心之时，崇祯皇帝没有答应。刘懋见请饷不成，又请裁撤陕西驿站，声称每年可得银数十万两，以供兵饷，崇祯皇帝则欣然应允。裁驿卒之事为农民起义的火焰又添了一把干柴，熊熊燃烧。如何才能扑灭农民起义军来势颇猛的熊熊烈火，朱由检在文武臣僚的争论声中，没有听到一致的意见，只能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在抚与剿中左右摇摆。
杨鹤主抚与失败
崇祯二年（1629），陕西频频告急，明廷终于不能无动于衷了。鉴于原巡抚的无能，崇祯皇帝令廷推总督全陕事务的大臣，左副都御史杨鹤担当此任。崇祯皇帝亲为召见，询问杨鹤此番前往，有何方略？杨鹤答说：以清自持，抚恤将卒而已。遂命杨鹤为兵部右侍郎总督陕西三边军务，同时罢免胡廷宴、岳和声的巡抚之职，以刘广生为陕西巡抚，张梦鲸为延绥巡抚，协助杨鹤平定陕西全境的祸乱。在此，崇祯皇帝显然是赞赏以“抚”而定陕西之乱的。因为这样不仅让人感到皇恩浩荡，天子爱民之心，而且也符合他初政以辽事为重心的设想。
素自清望而不知兵的杨鹤莅任，农民起义军咄咄逼人的气势多少扰乱了他的既定策略。王嘉胤部以府谷、河曲为据点，分兵转战各地，西南攻至延安、庆阳。至崇祯四年（1631）攻入山西达阳城，队伍随即扩展到三万余人，有将领一百多人，并设置左丞、右丞等官职，属下有自号闯王的高迎祥，而高迎祥部又有自号“闯将”的李自成及八大王（又称“黄虎”）张献忠等一批悍将。
崇祯元年（1628）即已举事的王左挂，次年宁塞一带率边兵起义的神一元、神一魁，也是势力较大的两支队伍。它如汉南王大梁，阶州周大旺，宜川飞山虎、大红狼、苗美，洛川王虎、黑煞神，延川王和尚、混天王，庆阳韩朝宰，白水王子顺，等等，举兵起义，从四面八方冲击着明朝的统治。崇祯三年（1630），王左挂、苗美率部分列五营，南下围攻韩城，克前绛镇。明军无主帅，杨鹤急命参政洪承畴领兵防御，杀义军三百余，围遂解。此事对杨鹤震动很大，他感到如果没有重兵据守各要害为后盾，仅以“抚”是难以服众的。于是，他接连几次上疏，请崇祯帝准许入卫京师的延绥、宁夏、甘肃、固原、临洮五镇兵马还镇，未见结果。只好请起用前总兵杜文焕，督延绥、固原官兵三千便宜抚剿，朱由检表示同意。
杜文焕曾专镇宁夏，以凶悍敢战闻名，对待农民军决不手软。在剿抚问题上与杨鹤存在着分歧。杨鹤基本上是主张以“抚”为主，兼之以剿，认为仅是剿不能解决问题，还得兼之以安抚。而杜文焕则认为必须以剿才能安定边境，平息起义，尤其是对于以边兵为主力的神一元部更不主招抚。杨鹤的考虑还在于不愿因剿而将事态扩大，激起民众更大规模的反抗。正由于这种考虑，在王嘉胤攻掠延安、庆阳时，杨鹤隐匿不报，相继招抚了王左挂及其部众王虎、小红狼、一丈青、掠地虎、混江龙、苗登戛、王子顺、姬三儿等，给予免死牒，安置于河曲、延绥。但其仍然像过去一样，烧杀抢掠，并没有按照杨鹤预想的方向发展。此时此刻，杜文焕则加紧攻势，以提督身份率领山西、陕西、临洮、宁夏四镇兵围攻河曲王嘉胤部，企图一举歼灭，恰逢起义军神一元部攻陷宁塞，杀明参将陈三槐和杜文焕一家多口，杜文焕遂引兵往宁塞，河曲之战，明军败绩。
作为勤于政事的崇祯皇帝，对于这种“抚”议不会没有所闻。他对于陕西、山西农民起义的发展壮大及其冲锋陷阵、攻城掠县的活动已经引起重视，正在寻找解决这一棘手问题的最佳对策。崇祯四年（1631）正月，崇祯帝于文华殿召对内阁、九卿、科道及入觐两司官，特意面召山西按察使杜乔林和陕西参政刘嘉遇，询问农民起义军的情况。于是，决定了他对农民军的态度：在剿之外，还应当进行招抚。之所以如此，一是因兵寡饷乏，不得已而行“抚”；二是如果“抚”也能平定动乱，较之“剿”来，效果更佳。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才有了御史吴牲领帑金十万两往陕西“赈济”之举，也才有了杨鹤大搞“招抚”的一幕。
起义军神一元在保安与张应昌、左光先率领的官军作战中阵亡后，一元之弟一魁继为首领，率部数万攻宁夏，败明指挥使王英；攻合州，趋庆阳，势如破竹，锐不可当。杨鹤深恐庆阳失落而致罪，忙向神一魁施“招抚”之计，得到皇帝赞赏。杨鹤几经努力，终于劝降了神一魁。神一魁被赦免罪名，授守备职衔，与其部众四千人安置在宁塞，原部六七千名士卒解甲归田。
招降神一魁的成功，不仅解了庆阳之围，而且使明军在陕西处于有利的军事地位。在杨鹤进行招抚的同时，明将洪承畴、曹文诏、艾万年等对各股农民军分割聚围。又以重兵攻王嘉胤部，先败之于河曲，继败之于阳城，王嘉胤牺牲。一时间，诸如独头虎、一字王、豹一、金翅鹏、过天星、满天星、金龙、强虎、钻天鹞、云交月，以及不沾泥等大大小小的起义军首领纷纷接受招抚。杨鹤喜形于色，在向明廷报功说：转乱为治了。
然而，杨鹤实在是高兴得太早了点。仅过了二十余天，神一魁在其部众的挟持下，又重操旧业，起而反叛。此外，王嘉胤败亡后，其部并未逃散，众推王自用（紫金梁）为领袖。另山西三十六营，有闯王高迎祥、老回回（马守应）、曹操（罗汝才）、八大王（张献忠）、过天星（惠登相）、扫地王、整齐王、闯将（李自成）、蝎子块（拓养坤）、邢红狼、闯塌天（刘国能）、射塌天（李万庆）、阎正虎、一字王、破军锥、乱世王、混世王等重要将领，拥众二十万。面对这一形势，焦头烂额的杨鹤只好回朝廷呈上贼平无日的奏报。但他的自责自贱并没有换来朱由检的原谅。朱由检震怒了，因为杨鹤描绘的招抚迎来了天下太平的美景已化为泡影，留给他的只有对农民军和杨鹤的仇恨。对农民军，他鞭长莫及，奈何不得；而对杨鹤，以主抚误国之罪，革职逮问。可是不知朱由检心里的杨鹤，还一再陈述自己奉命招抚，而且剿抚并用，有功无罪。岂不知事到此时，越辩解，越刺激朱由检的恼怒。至次年竟将杨鹤谪戍袁州卫，成为崇祯皇帝朱由检处理农民起义问题的首例牺牲品。
洪承畴、曹文诏主战与破产
杨鹤的遣戍也是崇祯皇帝对待农民起义由“抚”转“剿”的一个标志。谁来承担“剿”的重任？一是洪承畴，二是曹文诏。
洪承畴不是一位等闲之辈，从陕西起家，对于陕西的军民困苦情况十分熟悉，且颇具谋略，善战善守。在杨鹤主持陕西三边军务期间，他就以敢斗能战著称。现在，由巡抚骤升总督，权印在握，便立即加快了对农民起义军的攻势。洪承畴命总兵张应昌攻宁塞，总兵王承恩攻安塞，连战皆捷。崇祯五年（1632）春，洪承畴留饷二十万，遣甘肃总兵杨嘉谟、东援返回陕西的固原总兵杨麒、临洮总兵曹文诏、延绥总兵王承恩、宁夏总兵贺虎臣和安边营副将张应昌等各率镇兵大举进剿农民军。起义军在宁塞败后，退守东西川、铁角城、芦堡镇等处，杨嘉谟、贺虎臣统兵强攻坚守铁角城的数万起义军，遇挫而回。起义军乘势攻庆阳。洪承畴急忙从鄜州至庆阳，曹文诏率临洮新兵二千到来，宁夏贺虎臣的新兵也同时赶到，在西隩会合，洪承畴令其出兵，在西壕夹击农民军，双方展开了一场激战，交锋十余次，官军大胜，并追击数十里，起义军红军友也为曹文诏设反间计被其党杀害。宁塞起义军，死伤不计其数。此役称西壕之捷，为几年来用兵西北的第一大捷。不久，洪承畴设伏擒斩不沾泥，曹文诏于环庆击败可天飞和李都司，又败郝临庵于耀州。陕西境内的农民起义军在官军的四面围堵下被基本上镇压下去了。
陕西战事渐息，山西战火又起。起义军王自用率三十六营避开陕甘明军主力，进入山西，在晋东南开辟战场。起义军分三路作战，东路据泽州、潞安，西路攻平阳，中路攻汾州、太原一线。山西巡抚鼎臣、宣大总督张宗衡穷于应付。
崇祯皇帝朱由检得知起义军从山西入冀南、豫北进行流动作战，危及明廷心脏地区时，即采取了诸如选精兵、遣太监几个重要步骤，以期按规定时间平定农民军。曹文诏在陕西镇压起义军的一系列战役中屡立战功，时下流传一民谣：“军中有一曹，西贼闻之心胆摇。”鉴于进入山西的起义军紫金梁（王自用）、混世王、姬关锁、八大王、曹操、闯塌天、兴加哈利等七大部多来自秦中，由曹文诏来节制山、陕人马，是合适人选。
在崇祯六年（1633）的头六七个月里，曹文诏、左良玉二部与农民军多次展开激战。三月，曹文诏率官军在泽州击败起义军过天星，左良玉率官军在畿南擒获起义军首领上山虎。四月，王自用在济源战死，起义军失去领袖，各部陷于分散作战，数十万人东向攻入真定、沙河、大名、顺德等府县，曹文诏、左良玉乘机加紧围剿。五月，曹文诏在沁水、辽城连败起义军。起义军看到曹文诏兵锋锐利，便有意躲避，趋豫北合营，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曹操、老回回等纷纷赶到，并于林县大败率领川兵和石柱土司兵赴豫北战场进剿的邓纪军，土司马凤仪战死。朱由检得知此情，立即命令曹文诏移师前往征讨。七月，曹文诏率五营兵乘夜突袭得手，斩杀起义军首领滚地龙，在济源又败起义军，斩杀老回回。明军虽屡有捷报，但处处围堵，处处设防，使起义军以灵活的战略战术，连连取得胜利。明潞王朱常淓惶惶不安，上疏急告朝廷，请求朝廷尽快歼灭农民军，千万不可轻视。崇祯皇帝朱由检得到奏报，见中州流寇蔓延，特遣京营总兵倪宠、王朴率部卒六千、马五千，星夜兼程，驰赴河南，夹击农民起义军，并命太监杨进朝、卢九德监军。明京营兵与汤九洲、左良玉部在豫北修武很快形成合击之势，迅速在林县、涉县、武安等地连败农民起义军，击杀起义军头目飞天圣、混海龙、插翅虎、黄莺子等。农民起义军在豫北、冀南的频频失利，并有被围歼之险。十月，气候渐寒，起义军饥困乏食，想向南突围，便重赂王朴诈降，监军杨进朝信而不疑，入奏朝廷。高迎祥率张献忠、罗汝才、马守应、惠登相、刘国能等各部起义军十余万人，乘天寒黄河结冰的良好时机，策马涉河。十一月，起义军在明军毫无防备的情况下渡过了黄河，且接连攻陷渑池、伊阳、卢氏三县。越过崎岖山路，经内乡，直至郧阳，并分兵出击：张献忠率起义军攻信阳、邓州，经应山直至商洛；马守应等部攻南阳、汝宁，入枣阳、当阳，破夔州，进入四州。起义军流动作战，连战连捷，各路起义军经过的官府，无力围堵，仅仅纷纷告警而已。起义军突破黄河，南入河南、湖广、山西、陕西、四川交界地带的成功，宣告了崇祯皇帝朱由检三月剿灭农民军的计划，彻底破产。
二 农民军的发展与明朝廷的烦恼
崇祯六年（1633）末，闯王髙迎祥经崎岖山路，进抵郧阳，扮作香客，一举占领了郧西。房县也被起义军黑蝎子部攻破。明郧阳巡抚蒋允仪苦于手中无兵，难以抵挡起义军的猛烈进攻，便主动上书朝廷，请求一死，崇祯皇帝严旨逮问。起义军攻占郧阳府所属州县，迅速扩大战果，于湖广北部、四川陕西等地多路出击。鉴于战事规模的增大，其势将向陕西、山西、湖广、河南逐步发展，起义军所到之处的地方官员和军事力量，都无法阻遏。对此，明廷大臣议论纷纷。普遍认为，要围剿农民起义军，就必须统一事权，避免互相观望、推诿。于是建议选将开府，统摄诸道兵马，围剿农民军。只知依靠皇帝的权威行事的朱由检，在没有更好的谋略的情况下，批准了这一建议，于崇祯七年（1634）正月，以特例升迁延绥巡抚陈奇瑜为兵部右侍郎，总督陕西、山西、河南、湖广、四川诸省军务，赋予了陈奇瑜以极大的权力，也表现了朱由检对日益壮大的农民起义军前所未有的重视。
陈奇瑜功亏一篑
陈奇瑜以进士授官知县，历任礼科、户科给事中，出任陕西副使，右参政分守南阳，再任陕西左右布政使。因其政绩卓著，又懂得用兵，于崇祯五年迁右佥都御史巡抚延绥，长期以剿灭农民起义军为己任，多有建树，名著关陕，获崇祯帝嘉奖。到现在履此重任，即率师进抵均州，紧锣密鼓地部署进剿事宜。他下令陕西巡抚练国事驻商洛，遏制起义军之西北；郧阳巡抚卢象升驻房县、竹溪，遏制起义军之西；河南巡抚玄默驻卢氏，遏制起义军东北；湖广巡抚唐晖驻南漳，遏制起义军东南。对起义军形成四面合围之势。陈奇瑜亲率兵马由竹溪至平利，在乌林关、乜家岭、蚋溪等战役中大败起义军。几次战斗的胜利，陈奇瑜煞是得意，急忙上疏表功：楚中屡获胜利，大盗几尽。而窜入山中者，亦以乡兵为向导，遍搜岩穴，楚中可逐渐安宁。崇祯皇帝得知，喜出望外，立即嘉奖犒劳。随后，陈奇瑜一路追击，起义军多退入陕西。他又檄令游击唐通在汉中保护藩王，遣参将贺人龙、刘迁、夏镐扼守略阳、沔县，防其西遁；副将杨正芳、余世任扼守褒城，防其北逃；自督副将杨化麟、柳国镇驻扎洋县，防其东奔。另外，命卢象升、练国事、玄默各守要害，防止农民军奔逃。如此布防，试图在陕南一口吃掉农民军。此时的陈奇瑜更是踌躇满志，宣称贼不日即可平定。得意之情，溢于言表。六月，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等农民军主力被陈奇瑜重重围困于兴安县的车厢峡，陷入绝境。
车厢峡长四十里，四面绝壁。农民军一入峡口，即遭到地方武装的阻击，或垒石断路，从山顶投石飞击，或纵火烧林，使农民军损失惨重。时逢阴雨连绵，持续两月有余，人饥马乏，无以为继，死亡过半。在此起义军处境危急、走投无路之时，如果官军进击，可望全歼。怎奈李自成足智多谋，采纳顾君恩的诈降计策，用重金贿赂陈奇瑜左右，表示愿意归降。陈奇瑜不明底里，反以为李自成等是真投降，尤其是不动干戈，而收大功告成之利，如此美事，何乐而不为。他奏报朝廷，得到批准，同意受降。起义军每百人编为一队，共有三万六千余人。于是，起义军在安抚官护送下，整旅出栈，与奇瑜兵揖让酣饮，易马而乘，抵足而眠。无衣甲者皆给衣给甲，无弓矢者皆配备，数日不食者皆饱腹。李自成等一出栈道，脱离险境，就将五十余名安抚官一一杀掉，并会合他路起义军，连克麟游、永寿、灵台、崇信、白水、径州等地，霎时间集众至二十余万。此役也使李自成声名大显，其部遂成为农民军中最强劲的一支。这年冬季，起义军兵分三路，一路北向庆阳，一路南奔郧阳，一路东插河南，纵横于陕西、甘肃和河南三省。陈奇瑜的美梦变成泡影，满身骄气顷刻化为一阵战栗。崇祯帝闻知，也怒不可遏了。最初，当农民军出车厢峡复叛时，他还以为陈奇瑜可以将功补过，对于陈奇瑜上疏弹劾宝鸡知县李嘉彦、凤翔乡官孙鹏等拒纳就抚起义军和练国事杀降激变，阻挠抚局之事深表支持，下旨切责抚按异心，逮捕李嘉彦、练国事及士民五十余人，且升迁陕西左布政使李乔为巡抚代替练国事。不久，他在接到给事中顾国宝和陕西巡按御史傅永淳弹劾陈奇瑜主抚误事的奏疏之后，才发现陈奇瑜开门揖盗，剿抚两妨，贻误封疆，各方言论大有置陈奇瑜于死地而后快之势。崇祯皇帝朱由检认为应该惩处的是陈奇瑜，而不是李嘉彦，更不是练国事。然而，招抚是自己批准的，将何以交代？此事困扰得他拿不定主意。但为了平息臣僚的议论和愤怒，他顾不了这些，只好下达圣旨，削去陈奇瑜总督职。十二月，升任洪承畴为兵尚书，兼督山西、陕西、河南、四川、湖广诸省军务，统率各镇抚兵马镇压农民起义军。
凤阳之变
面对官军的围剿之势，崇祯八年（1635）正月，农民军十三家七十二营将领在荥阳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商讨反围剿的作战方案。会上李自成慷慨陈词，主张分兵出击，配合作战，与官军战斗到底。得到了众将领的赞同。会议决定：以贺一龙、贺锦南御四川、湖广之敌；马进忠、横天王西挡陕西之敌；罗汝才、惠登相扼守黄河一线，防御开封、归德方面之敌；高迎祥、张献忠东向出击；而马守应、九条龙则为机动部队，策应各部。各部依计而行，其中高迎祥部所向披靡，十余天内连克固始、霍丘、寿州、颍州等数十州县，前锋直指明中都凤阳。
凤阳为明代“龙兴”之地，埋葬明太祖朱元璋父母的皇陵，就在这里，设有留守司以及班军、高墙军、操军和护陵新军六千余人。中都城池倾圯，几无防守可言，时任兵部尚书的张凤翼即请敕凤阳抚按加强防备。但凤阳巡抚杨一鹏、巡按吴振缨昏庸无能，守陵太监杨泽唯财是贪，皇陵卫指挥侯定国恣横暴虐，激起凤阳兵变，成为刀下鬼。城内商民忍无可忍，怒烧太监署，集众执香往颍州迎接农民起义军。起义军先秘密派遣三百壮士扮作商人、僧道、乞丐等入城。时正元夕，城内仕女如云，笙歌贯耳，一片升平气象。至此农民军里应外合，官军无一人抵御，高迎祥、张献忠部顺利占领凤阳。农民军对明王朝的仇恨像决堤的洪水，淹没了凤阳城。他们放火烧掉了皇陵和龙兴寺，杀死留守署正朱国相，歼灭官军四千余人。农民军高举“古元真龙皇帝”大旗，表现出誓把皇帝拉下马的英雄气概。
崇祯皇帝朱由检的祖坟被农民起义军焚毁的消息传到北京，朱由检悲愤不已，朝野为之震惊，无不以农民军为不共戴天之敌。朱由检素服避殿，亲自到太庙祭告祖宗之灵，命百官修省。总督漕运兼凤阳巡抚杨一鹏下狱论死，弃首西市，巡按御史吴振缨被遣戍。凤阳之变在崇祯皇帝的心中留下了难以熨平的创伤。他不得不静下心来，面对列祖列宗，反省自即位以来的种种举措，有没有违背天帝的意旨；不得不重新思考对待农民军的围剿部署，有没有失误之处，朝廷百官也在思考着，追究谁应该对凤阳之失负责。
正当朱由检与臣僚对付农民军寻找灵丹妙药而一筹莫展之时，高迎祥、李自成等于同年二月进入陕西境内，张献忠也由商州至秦川。分股作战，飘忽不定，令官军十分头痛。农民军已乘虚入潼关，可是，洪承畴则受朱由检六月灭贼的严旨在河南运筹帷幄，围追堵截。其效果不言自明。
崇祯八年（1635）八月，朱由检见六月灭贼的愿望落空，且形势日益恶劣，愁眉不展。便于同月二十一日，在平台召见阁臣及府部科道官，询问灭贼之事。崇祯皇帝脸上阴云密布，龙威之外，又平添了几分沉重与肃杀之气。诸臣个个小心翼翼进言答对，敷陈方略，但多为纸上谈兵，不切要害，更怕一言失慎，乌纱帽落地。只有阁臣文震孟侃侃而谈，一针见血地指出官兵之害，必须先行纠正。但在具体实施中，收效甚微。又是两个月过去了，朱由检不得不以“流贼”未平，陵寝震惊，特颁布圣谕，避正殿，减膳撤乐，从初三日开始移居武英殿，百官一律于公署，阁臣均宿于朝房，日夜当值。并下达“罪己诏”，独任其咎。
崇祯皇帝朱由检愧对列祖列宗的自责，以及尽快荡平农民起义军的告谕，应该说是由衷的、真诚的，似不应怀疑。然而，他和所有封建帝王一样，即就是在“罪己”的同时，也不忘对文臣武将的指责和诘难，从他历数的文武百官夸诈得人、实功罕见、诸臣失算的指责中，可以窥见朱由检的“责实在朕”的空洞词句下，已无多少实际内容了；再则，朱由检明知国帑匮绌，又臣言征调不已、闾阎凋敝、加派难停。真不知那些文臣儒士写下这类文字时，是否想到了罪己的真正意义？至于减膳、撤乐，充其量只不过是沽名钓誉的骗人手法罢了，对于解决所面临忧患，没有任何作用。
事实正是如此，当侍读倪元璐响应“省察往过”的圣谕，上书提出将《罪己诏》所言弊端，付诸实践，尤其是蠲免逋赋，减少苛捐杂税，以拯救穷困潦倒的百姓于水火时，朱由检只是认为他说得很对，而没有也无法将其变为事实。
中原战守
崇祯皇帝朱由检的《罪己诏》虽无实际内容，但其行动本身在当时的社会环境里，引起各将士的重视和警觉的作用还是有的，在此之前的调兵遣将，如湖广巡抚卢象升升任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理直隶、河南、山东、四川、湖广五省军务，特赐尚方宝剑，得便宜行事。并且令洪承畴、卢象升合剿农民起义军，具体分工是：洪承畴剿西北，卢象升剿东南，如遇农民军入陕西，卢象升则进关合击。还分别任命戴东旻、苗祚土和史可法为河南、湖广、南直隶监军御史。当崇祯皇帝得到兵部奏报陕西农民军有半数还留在河南后，在原调七万兵之外，又增调两万；用于辽东战场的精锐部队也有一部被调往河南。于是，分别督令各路兵马遵旨速速出动，分路进剿。农民军仍然发挥流动作战的特点，避重击轻，能战则战，不能战则避，令官军十分头痛。双方交战无数次，官军战绩占优势。尤其是辽东兵马“援剿”，的确剽悍能战，频频告捷。
农民军虽多有败绩，但精锐犹在，闯王高迎祥就是代表，致使官军渐将主力集中对付。无奈天时不济，山西、陕西地区灾荒之祸接连不断，人吃人的惨剧时有发生；宁夏士兵哗变，杀巡抚都御史王楫。饥民、叛军源源不断地汇入了起义队伍的洪流之中。淮安卫三科武举陈启新伏阙上疏，向崇祯帝进呈良策，其中之一就是迅速蠲免灾伤钱粮，以救穷苦百姓衣食无着而颠沛劳顿之苦。崇祯皇帝深以为是，随即下令蠲免山西被灾州县新旧二饷，免畿内崇祯五年（1632）以前逋赋。崇祯九年（1636）又下诏大赦胁从，又施招抚之策，瓦解农民军，以摆脱两线作战的困扰。然而，事不遂愿，六月末，快马飞报，清军从喜峰口入塞，直犯京畿。使崇祯帝焦虑不安、手忙脚乱，面临灭顶之灾。他被迫从中原撤回精锐边兵入卫。九月，命卢象升总督各镇兵马入援。
此刻，卢象升正向陕西追击农民军，与洪承畴统率的官军予以夹击。有人预测，农民军如入网之鱼，旦暮可平。卢象升奉调入援，给农民军以极大的喘息机会。当卢象升打点人马，准备起程，未挪一步，又奉改调总督宣府、大同、山西之命。前线大将如此频繁调动，人们困惑不解。其实其中因由，简单得很。内阁首辅温体仁不满卢象升不为己用，又妒忌其功高，于是，明知卢象升不习边塞，却力推卢象升出任边塞大将，目的是使卢象升身置重地，略有闪失，即可任意治罪。如此个中奥妙，自视颇髙的朱由检对温体仁的阴暗心理，并未察觉，他甚至还以为卢象升改调边任，会保边境无恙。
继任河南、湖广、山西、陕西、四川、江北军务总理的是原兵部左侍郎王家祯，不久又兼河南巡抚。此人少有将才，实难有统摄诸镇兵马的魄力，上任后除在河南南阳进剿当地起义首领杨四外，举兵不知所进。奉命进讨安徽安庆起义军，足却未出中州一步，后院起火，家丁发难，更令王家祯脸上无光。好在王家祯还有自知之明，以身体有病为由连续上书，请辞总理之职。崇祯皇帝明白，王家祯是一个没有大志也不会有什么作为之人，便批准他的辞职请求。
回想起八、九两年来的几惊几险，崇祯皇帝朱由检背上渗出了一股寒意。他的脸上总是阴沉沉的。也难怪，有什么事能让他开怀笑得起来呢？七月份，新任陕西巡抚孙传庭在陕西周至黑水峪伏击拟攻西安的闯王高迎祥部，双方展开激战。起义军初战告捷，明军参将李遇春等溃败而逃，孙传庭以招降的张二、黄尤将高迎祥的坐骑偷走，致使高迎祥被官军俘虏，械送北京，献俘阙下，寸磔而死。看到农民军最主要的领袖成为刑场冤魂，朱由检本该高兴才是，只是面对清兵在京畿附近咄咄逼人的攻势，又哪有心思去大肆渲染对付农民军的这一胜利呢？直到清兵退出关外，崇祯皇帝朱由检紧张的神经才似乎稍稍松弛了一下。环视中原、西北战场的局势，他只好又回到一个现实的问题上来：究竟谁能不辱君命，彻底平靖纵横驰骋的农民起义军呢？
三 杨嗣昌的起用与赌局
杨嗣昌，字文弱，湖广武陵人。万历年间进士。在任兵部尚书之前，并没有给人留下特别深的印象。其父杨鹤因招抚农民军失败被逮，杨嗣昌三疏请求代父死罪，崇祯皇帝有所感动，赦免杨嗣昌一死。崇祯七年（1634），拜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宣府、大同、山西军务。以父亲杨鹤去世，回家守制；再守母丧久居不出。崇祯九年（1636）十月，即起为兵部尚书。至此似无多少战功可述。不过，崇祯皇帝大胆拔擢，充分倚信杨嗣昌不是没有理由的。
杨嗣昌头脑冷静，思路敏捷开阔，常有独到之见。他为人机警，能言善辩，而且具有一种强烈负责意识。还在五省总督陈奇瑜主剿农民军时，他目睹中原饥馑，起义军蜂起，即建议开金银铜矿场，以分散啸聚的民众。后又六次上疏朝廷，力陈边疆事宜，部署方略，才气横溢。崇祯帝见疏如见人，深以为他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人才。兵部尚书张凤翼畏罪自杀后，兵枢要地无人，朱由检见朝廷诸臣中无人可任，适逢田妃之父田弘遇也上疏称赞杨嗣昌之才。崇祯帝立即下达诏书，令其至京，主持兵部。杨嗣昌闻旨，连上三疏，谦虚一番，请辞此任，崇祯帝既已相中，则是不会答应他辞任的。
杨嗣昌大展主战之志
农民军自闯王高迎祥牺牲后，部众推李自成为领袖，继为闯王，但起义军将领间约束显然少了许多，闯王部实力受损。以张献忠部兵马较强。崇祯十年（1637）正月，张献忠联合罗汝才、马守应、刘国能部自襄阳顺汉江东下，很快与在江北英山、霍山一带活动的“革左五营”中的贺一龙、贺锦会合，分攻江浦、六合、安庆等城，营火夜烛长达数十里，显示出其军势之盛。后来，在安徽桐城、舒城、庐州遭到明朝左良玉、刘良佐部的猛烈攻击，江淮危情暂时缓解。起义军退至英山，伐木为筏，准备渡江。漕运提督朱大典檄左良玉速从舒城发兵，入山搜捕，左良玉顿兵不发。山西总兵王忠统兵追剿农民军，声称有病，数月不进，士兵鼓噪而西。崇祯皇帝为此大发雷霆，下达严旨：王忠逮问，左良玉革职，杀贼自赎！将希望寄托在杨嗣昌身上。
同年三月，杨嗣昌风尘仆仆，抵达京城。崇祯皇帝即刻宣召入宫晋见。君臣一席话，更加坚定了崇祯皇帝的看法，即认定没有看错人。杨嗣昌也感于知遇之恩，倾其之才，为皇帝大刀阔斧振刷纪纲，整肃军纪。口若悬河的谈吐，以及其勇于任事的精神，使朱由检高兴万分，相见恨晚。苦于多年剿寇无功的崇祯皇帝，多么希望有一位大臣能敢作敢为，以宏大气魄，一举荡平困扰自己、为之忧虑不已的祸患。他现在感到杨嗣昌即是这一理想中的人。自此，崇祯皇帝屡屡召见杨嗣昌，畅谈不已，每次召对都达到了忘我的境地。杨嗣昌每有所请，崇祯帝无一不听。杨嗣昌也为自己被宠信感动不已，一心想竭尽全力，为皇帝排忧解难。于是谋划向农民军发动一场大规模的攻势，以最后清除内忧。
杨嗣昌进京不久，就向崇祯皇帝和盘托出了自己对付农民起义军的攻势计划，即“四正六隅、十面张网”。具体做法是：以陕西、河南、湖广、江北四个地区为四正，作为围剿农民军的正面战场，由当地四个巡抚负责分剿；以延绥、山西、山东、江南、江西、四川六隅，作为辅助战场，由这六个地区的巡抚分防协剿。“四正”加“六隅”成为“十面之网”。由总督、总理二臣，随农民军所向，专事征讨。杨嗣昌力图以此将农民军步步围逼攻剿，一网打尽。这一计划无疑是鼓舞士气的，对于崇祯皇帝也很有吸引力，急切地希望杨嗣昌能尽快落实。但问题是，杨嗣昌的这张网能否织得起来。
四五月间，明廷在紧张地部署。首先，杨嗣昌要物色一位能贯彻自己战略意图的人，他想到了熊文灿。熊文灿原先任福建、两广巡抚，在平定海寇钟凌秀、刘香的战役中立有战功。崇祯皇帝朱由检派中官以往广西采办为名，伺察熊文灿所为。熊文灿见到中官，厚加贿赂，当言及中原战局时，他拍案而起，声言：朝廷之臣都是误国之辈。若让我前往征剿农民军，岂能使农民军到如此程度！中官还京后将此言奏报皇帝。朱由检的脑袋里浮现出熊文灿慷慨激昂、才气逼人的形象。当杨嗣昌向他举荐熊文灿时，未遇任何障碍，熊文灿得拜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代替王家祯总理直隶、河南、山西、陕西、四川、湖广军务。另外，按常例立巡抚河南，以孙传庭兼河南总督。
将已选定，杨嗣昌主张增兵十二万。由于户部无饷可供，又请亩征银一两，加银三分，即所谓“因粮纳饷”，共加剿饷二百八十万两，以济军需。朱由检明知这是竭泽而渔的办法，但为了征剿农民军的大计，也只得如此。便下达诏书说，流寇蔓延，生灵涂炭，不集兵无以平寇，不增赋无以饷兵，勉从廷议，暂累吾民一年，除此腹心大患。
闰四月，真是天不遂愿。其是天不遂愿其时，正遭大旱，崇祯皇帝祈雨未果，他认为上天似乎是有意与自己过不去。这次以杨嗣昌主持兵部机务，虽说是自己相中提拔的人才，而且杨嗣昌气魄宏大，志在灭贼，但是，局势究竟会因此有多大转机，心里仍不踏实；对前景是吉是凶，仍无把握。不过，常言说：成事在天，谋事在人。只要努力去谋，不会没有希望。如今既已得人，应当说是一个机会。为了平寇，他就是再丢上几次脸也没关系。正是在这种心理作用下，他第二次颁布了罪己诏。内容了无新意，无非是对于整个官僚集团的不争气痛斥了一番，目的无非是希望他们猛醒过来，革面洗心，重新振作。以此来与杨嗣昌在军事上的计划相配合。这说明崇祯皇帝已意识到军事解决不能离开政治革新。确实，他为杨嗣昌在创造种种条件，在杨嗣昌身上重重地押了一宝。
十面张网与熊文灿招抚
杨嗣昌感受到了崇祯皇帝殷切的目光，他决心不负所托，努力将明廷这艘百孔千疮的大船送往宁静的彼岸。他多么希望因为有了自己而发生奇迹啊！自从举荐熊文灿以后，他就竭尽全力，去支持熊文灿在前线实现“十面之网”围歼流寇的构想。为了十面之网歼敌计划的成功，他向崇祯帝提出了一个详细的进剿方案，即以河南、陕西为主战场，切断陕西与河南的农民起义军之间的联系，陕西巡抚扼守商洛，郧阳巡抚扼守郧阳、襄阳，安庐巡抚扼守英山、六合，凤阳巡抚扼守亳州、颍州，应天巡抚扼守潜山、太湖，山西巡抚扼守灵宝、陕州，保定巡抚扼守延津，然后由总理率边兵，监臣督禁旅，河南巡抚率左良玉、陈永福等部精锐，并力合剿河南的农民起义军。如果陕西的李自成、过天星等出潼关，那么陕西总督率左光先、曹变蛟、祖大弼等部出关协剿。“下三个月苦功夫，了十年不结之局。是在我皇上赫然一震怒间耳。”为此，凡巡抚、总兵不尽力者立即解职，择能者代之；监司、副将以下，不听命者，以尚方宝剑便宜处斩。这样，“人人效力，何贼不平”？杨嗣昌向崇祯立下了军令状。所谓“下三个月苦功夫”，是指以崇祯十年（1637）十二月到明年二月为“灭贼之期”。（《杨文弱先生集》卷19）
一心想实现中兴之梦的朱由检，根本没有仔细考虑“下三个月苦功夫，了十年不结之局”的可行性；也没有看出其中的艰难，便毫不犹豫地批准了杨嗣昌狂妄的战略部署，命从速付诸实施。
朝廷上下很快就动员起来。但有的将领们对于这“十面之网”是否可以编织成功表示怀疑。陕西巡抚孙传庭首先上疏反对。他认为，由于各边精锐已调遣一空，兵部议集十二万军队，是一句空话；连年增派加饷，民膏已尽，部议增饷，不可能如数征取。现在应当集中兵力去击败在陕西的李自成、过天星、混天星之部。否则，泛泛从事，农民军必定难平，十面之网也许会变成空张之网。
最具讽刺意味的是熊文灿的言行。本来，熊文灿以一个文臣，要统率诸路武将，血战疆场，心里总有忐忑不安。他请求以左良玉军六千为亲兵，另外招募两广和精通火器的士兵一二千人来自卫。在庐山，熊文灿拜访一位名僧，恳求指点，经过一阵问答，他终于透露了自己主抚的设想。临别，僧人告诫说：“料定你会主张招抚，但农民军不同于沿海海盗，你一定要慎重行事。”不久，行至安庆，左良玉部不肯听命于熊文灿，与士兵格斗，熊文灿只好将两广兵士遣还，并请调边兵。杨嗣昌向皇帝请旨，得许以边将冯举、苗有才兵五千人拨给熊文灿为亲兵。熊文灿认定，自己在军事上无优势可言，要平农民军，必须招抚。这一思路即大大有悖于杨嗣昌的大举平贼计划，无疑是对杨嗣昌“十面之网”的一个讽刺。由熊文灿一手导演，在洪承畴、孙传庭、左良玉等部进攻农民军的炮火声中传出了一个不和谐的音符。
时间进入崇祯十一年（1638），杨嗣昌、熊文灿等对农民军的剿抚。只是在正月间，洪承畴在梓潼设重兵伏击，大败李自成，并遣悍将曹变蛟、贺人龙等追击与堵截。另有闯塌天、刘国能在随州的投降，别无建树。至同年三月，杨嗣昌见三个月灭贼期限已过，天下没有太平，战火还在燃烧。他诚惶诚恐，上疏引罪，并请辞职，皇帝不许，而要他纠察各路将帅的功罪。在朱由检看来，虽说杨嗣昌当日口气太大了点，但杨嗣昌真的去职，又无更合适的人选。于是仍留其任，继续征剿农民起义军。似乎杨嗣昌、熊文灿命不该绝，招抚之策已有收获。如同年四月，张献忠在谷城投降。虽然在此之前，熊文灿抵达安庆时，就派人招降张献忠、刘国能，二人听命。还到处张贴告示，劝降农民军。并请准许将粮食和民众全部迁入城市，据守城池。朱由检对此做法甚为不满，下旨斥责，杨嗣昌虽不同意熊文灿的做法，但既然已经推荐熊文灿，就只好为其多多开脱。十月，在潼关平原包围李自成部，义军损失数万人，李自成仅率田见秀、刘宗敏等十八人杀出重围，奔陕西东南的商洛山中（有谍报称李自成已死）。十一月，罗汝才在均州投降。其他如惠登相、王光恩、马进忠、李方庆、一丈青、小秦王、一条龙、刘喜才等部或降或走，农民起义进入低潮。这一局面的形成应当说在一定程度上是洪承畴、孙传庭等奋力追剿的结果，但表面上看来这一功要记在熊文灿的名下。崇祯皇帝默许了熊文灿的抚剿行为。崇祯十二年（1639）三月，熊文灿向崇祯帝急于表功说，大军威力震慑，降者接踵。十三家之中，除革、左及马光玉三部外，其余不日可平。朱由检喜形于色，当即优诏褒答。
熊文灿搞招抚，有杨嗣昌的暗中支持。这一对搭档，尤其是杨嗣昌，为三个月平定农民起义的军令状所缚，已经难以顾及原来的主剿的战略，不管剿抚，只要能按期达到目的就行。所以他对“十面张网”也不再挂在口头上。然而，明白人都意识到，熊文灿的招抚不会有好结果的。在朝廷也有异议。而朱由检被熊文灿的战线所陶醉，反而指斥异议者。由此可见朱由检此时也与杨嗣昌一样，只要投降不继续造反就行。在此后不久，他答应加饷一年以剿平农民军，并特遣一位侍郎督理此事，不料熊文灿将加饷都用来搞招抚。为了招降，他派人携带金帛酒肉前往犒劳。当时受抚的张献忠请官、请地、请关防，熊文灿一一满足。而湖广巡抚余应桂则竭力反对，主张诱杀张献忠。明军将领间，仍各怀心思，以求一逞。唯有熊文灿，终于为沾沾自喜于眼前的所谓成功付出代价。
请罪督师与饮鸩荆州
崇祯十二年（1639）五月，张献忠反于谷城的消息传到朝廷，惊破了杨嗣昌一场美梦。熊文灿遣左良玉追击，在房县罗猴山遭到张献忠伏击，全军覆没，左良玉仅率残兵百人逃归。朱由检闻讯怒不可遏，诏逮熊文灿治罪。后来熊文灿被处斩；左良玉降三级，随军戴罪立功。杨嗣昌惴惴不安，请督师南讨。举荐左良玉为挂印大将军，张克俭等为监军。八月，崇祯皇帝朱由检特命杨嗣昌督师，总督以下俱听节制，赐尚方宝剑，以严军威。
平心而论，自农民起义军成为崇祯皇帝朱由检的一块心病以来，病症似乎未有减轻之势。每次遣命大臣，调度各方，欲一举平息内忧，都未能如愿；起用杨嗣昌，位极武臣，杨嗣昌不能说不卖力气，也用了一些新招，不料最终还是发生了“谷城之变”。杨嗣昌自请督师，朱由检当即应允，其间并不存在报复的意思，他是实实在在地希望杨嗣昌能与众不同，力挽狂澜。对于自己的眼力，他是充满自信的。所以，当时有的言官攻击杨嗣昌误国，他不以为然。这次将杨嗣昌推到第一线去，也是寄希望于用事实能封住这些言官的嘴。
崇祯皇帝为壮杨嗣昌行色，特地在宫中赐宴饯行。他没有往日那么严肃，更多的是一种关切，一种爱护，其内心真正的潜台词是：杨嗣昌此行，只准成功，不许失败。又赐杨嗣昌坐，席间亲自三次向杨嗣昌举觞敬酒，气氛让人感奋。借助酒兴，崇祯帝当即挥毫题诗一首，以赠杨嗣昌。诗云：“盐梅今暂作干城，上将威业细柳营。一扫寇氛从此靖，还期教养遂民生。”在此，崇祯皇帝将杨嗣昌比作平定“八王之乱”、拯救汉王室的大将周亚夫，他期望今日的杨督师也能马到成功，除却自己的一块心病。对杨嗣昌的宠爱已无以复加了。杨嗣昌跪诵御诗，且拜且泣，自感今生今世唯有剿平流寇，方能不负皇恩。杨嗣昌问崇祯帝对此次出征还有何指示，朱由检说：“张献忠曾惊祖陵，决不可赦，其余剿抚互用。”（《杨文弱先生集》卷44）两天后，杨嗣昌进宫陛辞，朱由检再次赐膳。君臣今日分别，都感到相见已属不易，但它日若是能在城楼行受俘大典，该有多好啊！
杨嗣昌抵达襄阳后，大誓三军，遣调督理中官刘元赋、湖广巡抚方孔炤、总兵官左良玉、陈洪范等十余万兵马向农民军进攻，寻找张献忠主力，与之决战。并令河南、四川、陕西、郧阳诸巡抚扼守要冲，堵截农民军去路。杨嗣昌发布谕告，重申皇上德意，具体提出各类条款：原抚九营人众能杀张献忠者准抚，能解散胁从难民各回原籍者准抚，能为良民自耕自食者准抚。与此同时，对张献忠部展开舆论攻势，刊布通缉令，榜上画其头像，且书《西江月》一首：“此是谷城叛贼，而今狗命垂亡。兴安、平利走四方，四下天兵赶上。逃去改名换姓，单身黑衣躲藏，军民人等绑来降，玉带锦衣升赏。”并书赏格：能擒张献忠者赏万金，爵通侯。到处张贴。张献忠看到通缉令，轻蔑地说：“营中有获嗣昌者，赏银三钱。”继续采取以走制敌的策略，有时一昼夜奔行二百里。杨嗣昌本欲将张献忠驱至川中，檄四方将领围剿。张献忠的快速流动作战，使杨嗣昌追逐不到攻击的目标。更重要的是，明军有令不行，张献忠一路斩关夺隘，再次入川，明将无一人敢于出马邀击。杨嗣昌至重庆，迫于无奈，又玩起招抚花招。他下令赦罗汝才之罪，说降则可以授官。可是他得到的回答却是轻蔑的嘲讽，杨嗣昌火冒三丈，促令出击。
杨嗣昌在四川行署，题扁自励，大书“盐梅上将”四字，但他表现的自信无疑是盲目的。就在张献忠攻陷泸州、克仁寿、德阳，实际上已突破了杨嗣昌的围剿，打开了出川之路时，杨嗣昌还沉醉于灭贼的美梦之中，命多备绳索以绑贼。郧阳巡抚王鳌永上书朝廷，力言杨嗣昌剿贼不当。朱由检觉得王鳌永所言不无道理，便通过兵部婉转地告知此意。杨嗣昌不听。
杨嗣昌料定张献忠势必出川，一旦如此，则更难制伏。所以，他督令诸将全力追击，决一死战。监军道万元吉建议分兵由间道出梓潼，扼其归路。杨嗣昌求战心切，没有同意。崇祯十四年（1641）正月，开县一战，张献忠大败追击的左良玉部。嗣后经当阳，领兵疾行八昼夜，伪称奉督师杨嗣昌命调兵，赚开城门，一举占领襄阳城。张献忠执擒襄王，把酒敬襄王，说：“吾欲斩杨嗣昌头，而嗣昌远在川。今当借王头，使嗣昌以藩王被杀之罪而伏法，王当努力尽此一杯。”手起刀落，斩杀襄王，投尸火中。杨嗣昌在夷陵闻此噩耗，惊悸万分，上疏请死。朝廷官员也纷纷上书说杨嗣昌罪大恶极，应当严惩，以肃军法。朱由检面对群臣百官责难，又想到杨嗣昌是他亲自点名升擢的方面大臣，若处以军法，于皇帝的权威、尊严有损，此事决不能干。于是，他当罚不罚，直告群臣：“杨嗣昌是我任用的。他未能灭贼，连失郡县，又使藩王被杀。所有罪过，由我裁夺。何况他还是有才可取的。”接着又反斥责诸臣要求惩处杨嗣昌是出于排斥，是沽名钓誉，等等，还说：“本该予以治罪，你们又会说我庇护嗣昌。既然如此，就姑且饶你们这一遭吧。”朱由检为了自己的面子，如此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可谓绝矣。
在明军主力入川作战之后，李自成率部乘虚进入河南。时值天灾，颗粒无收，穷苦百姓无以为食，就纷纷投入农民军，李自成如鱼得水。他采纳李岩的建议，行仁义，收人心，提出了均田免粮的口号，队伍一下壮大到数十万人。旋即攻克洛阳重镇，杀福王朱常洵，剁其肉与鹿肉相杂煮吃，称“福禄宴”。李自成在洛阳称闯王。从此，李自成领导的农民军向明王廷发动了大规模的反攻，中原战场的战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顷刻之间，襄阳、洛阳的两座重镇被农民军攻克，襄王、福王殉国。朱由检闻讯，悲恸欲绝，即命车裂分尸河南总兵王绍禹。崇祯十四年（1641）二月，朱由检以时事多艰，灾异迭见，痛自刻责，令停今年行刑，减诸囚科罪。同月三十日杨嗣昌在荆州沙市徐园平淡地度过了自己人生的最后一个生日。次日，即三月初一日，嗣昌自感罪重，服药自尽。
杨嗣昌的自杀是明廷进剿或招抚农民军战略失败的一个象征。此后，人们看到的情景是在主战场已不是明军剿农民军，而是农民军剿明军了。廷臣再次交章论劾，礼部侍郎蒋德璟说杨嗣昌奸欺误国，应毁棺戮尸。朱由检没有同意。对于杨嗣昌之死，他是很伤心的，因为他失去了一位为实现平定农民军的愿望而敬职奉命的督师。崇祯帝传谕廷臣，称杨嗣昌二载辛劳，一朝毙命，功不掩过。给予充分肯定。还命赐葬，归葬于杨嗣昌老家武陵。确实，没有哪位大臣能像杨嗣昌那样在失陷城池之后会有如此殊荣。后来，张献忠克武陵，挖杨嗣昌七世祖墓，火烧杨嗣昌尸柩，以解心头之恨。
事实证明，杨嗣昌的“十面之网”最终网住的不是别人，而是他自己。在这张网上，也留下了朱由检永远难以解开的一个死结。朱由检有点绝望，不知未来等待他的将是什么？
四 魂归煤山
崇祯十四年（1641）起，农民军气势日盛，不仅有穷苦百姓的欢迎和加入，且在对明军的战斗中也捷报频传。尽管有朱由检的屡屡派兵遣将，但仍无法抵挡农民军铁骑的前进，以至进入明朝的首善之区京师北京。明代皇帝朱由检，孤独地自缢而死，魂归煤山。
频换主将，鏖战中原
杨嗣昌自杀后，督师之位不可久缺，崇祯皇帝朱由检一时也想不出合适的人选。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起用陕西三边总督丁启睿为兵部尚书，改称督师，代杨嗣昌总督陕西、湖广、河南、四川、山西及大江南北诸军，仍兼陕西三边总督，照样赐尚方宝剑和督师印。
丁启睿奉命出潼关，将由承天赴荆州的正面战场作战，但他却在打着自己的小算盘。李自成攻克洛阳，队伍如滚雪球一般，越滚越大，号称百万，丁启睿督师名下包括左良玉部在内的四万人马与之相比，根本不可抗衡。以卵击石的事，他是不会去干的。作为督师，他不像杨嗣昌那样有一套谋略。面对这个烂摊子，他无计可施。既然被逼上这个位子，也只好能躲则躲，能战则战了。当他奉命出潼关之后，湖广巡按汪承诏发觉丁启睿的前进方向不是河南，而是试图经安陆抵达原督师杨嗣昌军中，便对丁启睿说：“农民军的主力在河南，荆襄相对平静，没有必要大军进击。”一面令人将沿汉水的船只藏匿起来，不让丁启睿渡河。丁启睿在汉水岸边盘桓了五天，只得转进邓州。邓州军民也紧闭城门，不予欢迎。经过内乡，知县嫌其骚扰，竟然不准市民向城外官兵出售米粮。部队行进荒山之间，饥疾交加，狼狈到了杀马充食的地步。
丁启睿得知李自成正在围攻开封，因其军势强盛，集兵七十万，不敢前往救援；又听说张献忠在光山、固始之间，力量较弱，可以一战，遂传檄左良玉对张献忠发动攻势，在麻城激战，左良玉斩敌一千三百余人。此时，开封告急，求助朝廷。朱由检催令督师援救，丁启睿以与张献忠作战难以离开为借口，乞请崇祯帝另择良将专办李自成。朱由检无奈，从监狱释放原兵部尚书傅宗龙为陕西三边总督，专责领兵镇压李自成。
傅宗龙奉命领四川、陕西兵两万出关。陕西巡抚汪乔年送别，相互百感交集，以泪洗面。九月，傅宗龙与保定总督杨文岳在新蔡会师。李自成一面将精兵埋伏在新蔡通往项城的要道孟家庄附近的丛林中，一面在洪河上游架设浮桥，佯装进击汝宁。傅宗龙令全军追击，行至孟家庄，兵士土解甲觅食充饥。李自成伏兵突起，杀声震天，官兵大惊，仓促应战，贺人龙、虎大威、杨文岳纷纷溃逃，傅宗龙在项城为农民军追及获。傅宗龙面对死神，神情自若，誓不投降，遂被农民军杀死。朱由检闻知后，不无愧疚之感，事实证明傅宗龙对皇帝还是尽力尽忠的。朱由检命复官兵部尚书，加太子少保，予以厚葬。
李自成挟项城之胜，十一月攻克南阳，杀明唐王朱聿镆、总兵猛如虎。十二月，与罗汝才再次攻打开封。农民军以强大炮火，轮番轰击，战况至为激烈。开封告急，明廷一片慌乱。
崇祯十五年（1642）正月，崇祯皇帝朱由检重新起用了曾因得罪杨嗣昌而系狱三年的孙传庭为兵左侍郎。入狱前，孙传庭几次想见皇帝，陈说战守之策，都因权臣阻隔，未能如愿。这次，朱由检特地在文华殿召见他，询问如何平定农民军，如何安民生息？孙传庭终于得到了向君王倾诉自己韬略的机会。朱由检听了孙传庭对用兵的精辟之见，不禁嗟叹良久，后悔之情溢于言表，即刻命孙传庭率劲旅驰援开封。
与此同时，崇祯皇帝朱由检一再催促新任三边总督、兵部右侍郎汪乔年出关作战。因寡不敌众，兵败城陷。汪乔年被农民军割舌、寸磔而死。
不出几个月，统兵进攻李自成的两位总督接连折损，它反映了中原战场实力的根本性变化。不过，崇祯皇帝朱由检并不认输，他认为农民军仍然是可以战胜的，再命孙传庭为三边总督，继汪乔年围剿李自成。
四月，李自成与罗汝才攻打开封，这次李自成没有强攻，而是采取围城打援的办法。罗部称“曹营”，李部称“老府”，对开封实行长期围困。崇祯帝为了使左良玉部效忠，特地从监狱里释放了对左良玉有恩的前户部尚书侯恂，以兵部右侍郎督河南、河北、山东、湖广诸路援军援救开封，令督师丁启睿、总督杨文岳、总兵左良玉等迅速增援开封。令孙传庭督边军出关赴援。
督师丁启睿还想观望，按兵不动。崇祯皇帝朱由检连下数旨切责，丁率左良玉、虎大威、杨德政、方国安四总兵拔营起兵，十余万大军麇集开封西南的朱仙镇。当时，农民军号称百万，实际兵力也有十几万人。两军对垒，丁启睿欲战，左良玉要求稍作等待，以避其锋。计议半天，未有结果。左良玉回营，发现李自成在筑土山，据高炮击左部阵地，急忙拔营溃退，狂奔八十里，碰上农民军先前挖好的广深一丈六的壕沟，弃马过沟，被农民军追至掩杀，左军大败，左良玉仅以身免，逃至襄阳。丁启睿、杨文岳、虎大威等弃汝宁，农民军追击四百里，俘获明军数万，丁启睿的敕书、督师印、尚方剑一并丢失。朱仙镇之役，明军用于中原战场的精锐损失殆尽。左良玉部原是明军最强的一支，如今也分崩离析。此后，朱由检想在中原再组织十几万人的大军与农民军抗衡已不可能了，败局已定。督师丁启睿论罪系狱，总兵杨德政以不战而退之罪被杀。
朱仙镇之败似乎并没有使崇祯皇帝朱由检冷静下来，重新部署，作长期战守的准备。他想的只是如何将围攻开封城的李自成，全力消灭，而且越快越好。输红了眼，认死理儿。奉命督军增援开封的侯恂上书向崇祯帝提出了“寇患积十五年而始大，非可一朝图”的警告。朱由检对此警告无动于衷，他不相信事情已坏到了亡国的地步。他强令左良玉领兵来会侯恂，与孙传庭左右夹击李自成。然而，左良玉新败，无从集合大队人马，侯恂不久被弹劾去职，孙传庭正在陕西招兵买马，操练将士。会师夹击之说，形同空文。
农民军攻城益急，开封城内巡抚高名衡和周王朱恭枵等议决朱家寨口的黄河大堤灌城，拒退农民军。一场滔滔大水，冲掉了都会的繁华。开封被困前有居民百万户，水淹后仅余二万人。朱由检固守中原的设想，也被黄河之水冲得一干二净。
军事形势日益严峻。崇祯十五年（1642）十一月，崇祯皇帝朱由检面对清军的大举入犯，穷于应付。又宣布京师戒严，诏举堪任督师大将之人，征诸镇从速入卫。李自成乘明军北调之机，又合左金王贺锦、革里眼贺一龙、老回回马守应、乱世王蔺养成、争世王刘希尧，声威大增，汝宁一役，击毙明总兵虎大威，活捉总督杨文岳和崇王朱由樻。李自成在河南连续五次令明军丧师折将，扫清了西占关陕，北克明都的最大障碍。十二月，李自成攻占襄阳，随即占领湖广广大地区，创建农民政权，准备向明廷发动总攻击。
兵败如山倒
十余年的战火，烧焦了百姓的心。崇祯皇帝朱由检追求一味剿杀之时，渐渐失去了人们对他的崇拜，仇恨、怒火填满了山间田野。既无净地，也无良民，朱由检除了唏嘘之外，还有什么好说的呢？当然，他不会坐等灭亡，他要出击，要挣扎，要复仇。
事实上，他已在此两个月以前的崇祯十六年（1643）三月就特命大学士吴牲兼兵部尚书督师进攻农民军，以大理寺评事万元吉为兵部职方郎中在军前辅佐协助，出谋划策。崇祯帝见襄阳、荆州、承天相继失陷，召对廷臣，寻求办法。然而，看到这班大臣，朱由检心里又凉了半截，悲从中来。如此的天子皇帝，已顾不得那么多，当着吴牲等一班臣僚就泪如泉涌，说些大臣当为朝廷分劳分忧的话，遂命吴牲为督师。吴牲疏请精兵三万，朱由检很不高兴，以为需兵太多，一时难以猝集。吴牲据理力争，朱由检沉思良久，才令兵部速议发兵。经过一番斟酌之后，吴牲准备在五月辞朝。临行前一天，犒劳随从兵马，朱由检还令宦官赐银牌给赏，不知朱由检又犯了哪根神经，第二天突然下诏，命吴牲迅速进宫入直。吴牲感到大事不妙，连上两疏，请求辞官。崇祯帝也不挽留，准许致仕。后来朱由检每想到此事，便认为吴牲有负于自己的一片厚望，仍有愠怒。不久，命锦衣卫逮吴牲入京论罪，遣戍金齿。
督师无望，崇祯皇帝朱由检只好又于前线寻找帅才。五月，他命孙传庭兼督河南、四川军务。不久，进兵部尚书，改称督师，总制应天、凤阳、安庆、河南、湖广、四川、贵州军务，仍兼督三边，赐尚方宝剑。朱由检给孙传庭一面加官，一面催促出战。孙传庭也抱着不成功则成仁的决心，上书请战，鼓舞军心。八月，以总兵牛成虎、副将卢光祖为前锋，高杰为中军，王定、官抚民领延绥、宁夏兵为后备，白广恩统火车营出潼关，向河南进发，檄总兵左良玉自九江往汝宁夹击。
其时，李自成已采纳顾君恩建议，定下先取关中，以陕西为根据地，再经山西攻取北京的战略。他针对孙传庭急于求战的特点，以主力据屯襄城，诱敌深入，将陕西至郏县的守军撤走。孙传庭出关后，陷宝丰，破唐县，克郏县，气高志满。白广恩请分兵驻守要害，步步为营，节节推进。孙传庭怕贻误军机，不予采纳。朱由检得知孙传庭捷报，急忙召集阁部大臣传阅，似乎看到了一线曙光，很多大臣面露喜色。然而，事过不久，沉醉在暂时胜利喜悦中的朱由检，又从塘报中得知孙传庭郏县大败，折兵四万，丧失辎重数十万的消息，不啻当头一击，使他惊得面如土色，一言不发。对付农民军的最后一张王牌没有收到任何积极效果。
李自成一鼓而西，穷追不放，乘胜破潼关，孙传庭在渭南与农民军的接战中阵亡。孙传庭死，陕西境内已无坚城可守。由于孙传庭尸身未得，朱由检还不相信孙真的已成阴曹鬼魂，所以不予赠荫、哀悼。后来，事实证明孙传庭确确实实是死了，朱由检不禁悲痛至极。唯一可以依靠的支柱倒塌了，大明帝国也随之倾斜，末日的来临，屈指可数。
处于悲痛和战栗之中的崇祯皇帝朱由检忽然回想起几年前于平台召见百官，问天下大计的情形。当时他占了一卦，占语云：“九九气运迁，泾水河边，渭水河边，投秦入楚闹幽燕。兵过数番，寇过数番，抢夺公卿入长安。军苦何堪，民苦何堪，父母妻子相抛闪。家家皇天，人人皇天，大水灌魏失秦川。流寇数载即息，红顶又将发烟。虎兔之间干戈乱，龙蛇之际是荒年。”（《明季北略》卷14）如今看来，竟然一一应验。水淹开封，西安失守，清兵入关。大明王朝难道真的气运已迁？崇祯皇帝不肯也不敢相信。
李自成不费吹灰之力占领西安，旋即发兵三路，追击溃逃的明军，攻取远近州县。明军或逃、或降，纷纷瓦解。转眼间，陕西、甘肃全境及青海、宁夏部分地区落入农民军的控制之中。明军以善战闻名的白广恩、陈永福二将慑于大势，折服于李自成的脚下。崇祯十七年（1644）正月，李自成在西安建“大顺”国，自称大顺王。张献忠转战湖广之后，攻入四川。清军探知明朝军情迥变，正虎视眈眈，伺机摘取果实。
同月，经过准备，李自成派刘宗敏、李过入山西，打通了北上之路。二月，李自成亲率几十万大军由韩城禹门渡过黄河，旋克太原。发布讨明檄文，兵分两路，直取北京。李自成统主力经忻州、代州、大同、宣化，越居庸关，进逼北京；偏师刘芳亮部出固关，经真定、保定，进攻北京。
紫禁城内的哀歌
明朝江山难道就这样完了吗？朱由检不愿相信，更不敢想象。果真如此，他的归宿又将是什么呢？这天，他沐浴毕，焚香拜天，默默祷告：“方今天下大乱，欲求真仙下降，直言朕之江山得失，不必隐秘。”乩卦上面有诗一首：“帝问天下事，官贪吏要钱。八方七处乱，十爨九无烟。黎民苦中苦，乾坤颠倒颠。干戈从此起，休想太平年。”（《明季北略》卷20）朱由检一看，真是欲哭无泪，默然佇立，他还能说什么呢？
崇祯十七年（1644）正月初三日，崇祯皇帝朱由检特召左中允李明睿入官进见。显然他有急事垂询。一入德政殿，李明睿怦怦直跳的心还未平静下来，朱由检就问有何御寇良策？李明睿请屏退左右，走到皇帝面前，神秘地说：“农民军气势太盛，今且进逼畿甸，此乃危急存亡之时，只有南迁，方可解燃眉之急。”
朱由检听得此言，以为事关重大，不可随意乱说。想当年，英宗北掳，瓦剌兵临京城，有人议迁京城，结果为万人所唾骂。今天，若再行此议，岂不是陷我于亡国的境地吗？朱由检用手指了指天，说：“不知天意如何？”李明睿说：“当内断圣心。”并请崇祯皇帝不要犹豫，尽快决断。朱由检见四周无旁人，轻声轻语地说：“此事我也思考过，只是无人附和以行。同时担心外臣反对，暂时不敢让他人知晓。”
崇祯皇帝朱由检自此时开始倚用李明眷策划南迁之举，这是绝望的一种反映。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要做中兴之主却将成亡国之君。于是，他在召见阁臣时说：“朕愿督师，亲决一战，身死沙场无所恨，但死不瞑目。”说完，痛哭流涕。大臣们一听皇帝要御驾亲征，便纷纷请代，大学士李建泰态度似乎更为坚决。朱由检见此情景，十分高兴。他的亲征之说既是出于无奈，也是一种激将法。他知道自己统师与农民军交战，无异于以卵击石。李建泰愿意亲征，这较之大家一起坐以待毙是稍微积极一点的办法。危难之际，李建泰能挺身而出，他的心里暂时得到了一丝慰藉。
紧接着，崇祯皇帝朱由检隆重地为李建泰饯行。然而，实际效果却并不理想。李建泰领兵出京，路上听说山西战火连天，不知其家是否安稳，于是放慢行军速度，一个时辰仅走三十里，行至涿州，随进营兵开溜的近三千人。至顺德府广宗县，当地士绅竟然闭城不纳，让这位堂堂的督师在畿辅就吃了闭门羹。李建泰一气之下，攻破城垣，处死乡绅王佐，鞭打知县张宏基。二十九日，得知家乡被农民军攻占，李建泰像泄了气的皮球。他本想驰至太原，拿出私财招募死士的梦想化为一枕黄粱。
二月初九日，崇祯皇帝亲笔敕谕李建泰，再授机宜。事实证明，他的期望实在是太高了，李建泰此时想得更多的还是他自己的前途，所以他的部队一直在河间徘徊。
西边的大顺王李自成有如一道催命符，节节紧逼。李自成发布的诏文说：“兹尔明朝，久席泰宁，浸弛纲纪。君非甚黯，孤立而炀灶恒多；臣尽行私，比周而公忠绝少。赂通公府，朝端之威福日移；利擅宗绅，闾左之脂膏殆尽。肆昊天幸穷乎仁爱，致兆民爰苦于灾祲。朕起布衣，目击憔悴之形，身切痌瘝之痛。念兹普天率土，咸罹困穷；讵意易水燕山，未苏汤火。躬于恒冀，绥靖黔黎。犹虑尔君若臣未达帝心，罔喻朕意，是以质言正告。尔能体天念祖，度德审几。朕嘉惠前人，不吝异数，如杞如宋，飨祀永延。”（《国榷》卷100）
崇祯皇帝朱由检看到李自成对明朝体无完肤的揭露和攻击，对自己的褒扬，有如受人鞭打之后又赏一块甜糖一样，甜味根本嚼不出来，有的只是欲哭不能的酸苦之味。在早朝时，他还收到农民军的通牒，令以三月十五日为期作出答复。举朝震惊，但不敢进行追查。
二、三月的京城，人心惶惶，崇祯帝切身感受到了众叛亲离的气氛。北京的一般居民却似乎有点显得无所谓，他们信奉的哲学是只图今日，不过明朝，贫富贵贱，各自为心；农民军到门，我即开门请进。显得十分超脱，这也难怪今年的元宵节较之往年还热闹几分。这段时间，朱由检作了最坏的打算。一面下罪己诏，妄想稳定人心；一面起用太监高起潜、杜勋等十人前往山海关、蓟州、德州、临清、天津、保定、宣府、大同、大名等地督防。同时下诏，令天下诸镇兵马，入援勤王。当然，他也想到了南迁，这是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但在外表上并未充分显示出来。很显然，南迁则意味着北方的失守。他实际上是希望大臣们合力劝请他体面地离开北京。可是等了很久，也没有哪位大臣出面。不得已，他只好暗示大学士陈演率百官固请，陈演不干，害怕他日承受劝驾南迁的罪名。后来，朱由检甚至有点乞求地对他说：“此事要先生一担。”陈演仍默然不语。既无所筹划，又不愿充当崇祯帝设计的角色的陈演，见事难有为，便以有病为由，请求回家。在其罢相前一天，朱由检失望而无奈地对他说：“我要做的事，先生偏不去做。”不久，蓟辽总督王永吉上疏力言陈演之罪，请置之典刑。陈演进宫辞行，声言自己罪重当死。朱由检拍案大骂道：“你，你死有余辜。”陈演被吓得屁滚尿流，踉跄而出。
时间进入崇祯十七年（1644）的三月，朱由检听到的要么是明军投降，要么是明将被杀，就连大学士李建泰也在保定跪倒在农民军的脚下。大顺军对京城形成了包围之势。南迁之议，讳莫如深，不再提起。朱由检更是一改过去的姿态，似乎从未有过南迁之说，俨然一副与社稷共存亡的模样，部署京城防守，决意进行最后的挣扎。三月初二日，命内监及各官分守北京九门，襄城伯李国桢提督城守，勋戚一齐上阵。城内被告宵禁，昼夜巡逻，严缉奸细。初十日，因外饷不至，太仓久虚，下令各官捐资助饷。太监王永祚、王德化、曹化淳各捐助五万两，大学士魏藻德捐助了五百两。崇祯帝也顾不得自己九五之尊，向皇亲、太监讨起钱来。他派太监徐高去向嘉定伯、周皇后之父周奎求捐，周奎说：“老臣哪能有那么多银两？”徐高一边哭，一边哀求，周奎还是那两个字：“没有。”后来勉强捐了一万两。太监王之心最富，崇祯帝面谕劝捐，王之心捐助了一万两。后来，农民军攻陷京城，进行拷饷，王之心出现银十五万两，周奎出现银五十三万两。殊不知，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明亡了，家藏万金又有何用？崇祯帝的劝捐引来一片怨声。有的太监题诗墙壁，称“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有的太监甚至给农民军通风报信，另谋明主。奉命戴罪守城的太监曹化淳还阴阳怪气地说：“魏忠贤若在，时事必不会到这步田地。”朱由检传谕收葬魏忠贤遗骸。曹化淳并不领情，暗地里却串通来日开门投降。
三月十六日，崇祯皇帝朱由检召见文武百官，商讨对策。面对行将到来的灭顶之灾，个个束手无策。朱由检面对此景，不禁潸然泪下，诸臣也跟着哭泣，一时哭声像哀歌一样萦绕在紫禁城的上空。正在这时，昌平失守的消息传来，君臣大惊失色。回到宫中，驸马都尉巩永固对皇帝说：“能走就快走吧。”一脸的无可奈何。
十七日，农民军围攻北京城。原来布置的城防军兵，已失去抗衡能力。城内从大臣到百姓，都在设法求生。三大营溃降。北京内外城堞有十五万四千余个登陴守御的明兵只有赢弱五六万人和小太监数千人。大太监曹化淳、王化成饮酒作乐，心怀鬼胎，襄城伯李国桢漫无主张。明守军向城外放空炮，或挥手让农民军避开之后再射击。朱由检见势已无可挽回，决定突围出奔。他仰天长号，绕殿环走，拊膺（胸）顿足，叹息通宵，大呼“内外之臣误我，误我”！接着崇祯帝命驸马都尉巩永固，以家丁护太子南下。巩永固连忙叩头说：“亲臣不准藏甲，我岂敢拥有家丁？”两人只有相向而泣。这时，投降李自成的太监杜勋带来书信，请崇祯皇帝三思，及早“逊位”。朱由检没有接受。
十八日，大顺军驾飞梯攻西直、平则、德胜诸门。由少年组成的“孩儿军”攻城勇猛，守军或逃或降。“孩儿军师孩儿兵，孩儿攻战管教赢；只消出个孩儿阵，孩儿夺取北京城。”下午，太监曹化淳开彰义门，农民军一涌而入。太监王廉急忙禀告崇祯皇帝，朱由检不无纳闷地问：“李国祯训练的兵到哪里去了？”王廉说：“陛下哪里有兵，只有赶快离开才是。”太监张殷劝皇帝投降，被一剑刺死。至此，朱由检才命人分送太子、永王、定王到勋戚周奎、田弘遇家。然后，把袁妃和周皇后叫来，连呼左右进酒，一口气饮了几十杯。他不能眼看自己的嫔妃落入敌人之手，于是挥剑向袁妃砍去，袁妃应声倒下。皇后急返坤宁宫，自缢身亡。长平公主在一旁痛哭不已，朱由检悲叹道：“可怜啊，女儿，你怎么会降生到我家呢？”一剑砍去，公主挥臂遮挡，右臂被砍断，昏倒在地。接着，朱由检又杀了幼女昭仁公主及几个嫔妃。
明朝末代皇帝朱由检完全失去了理智。但此时此刻，他更想求生，便再次换上便服，准备出城。他没有忘记，第一次微服私访，是在崇祯元年（1628）为了考察京城民情及城守情况。那时，他刚即位不久，踌躇满志。而这一次，却是为了活命，只得换上这普通百姓的便装，混在宦官中间，出东华门，到朝阳门，假言王太监奉命出城，但守门士兵坚持天亮后验明再放。太监们试图夺门，却被守门军人放炮轰走。朱由检无奈，只好派人去负责城守的戚国公朱纯臣家，朱纯臣的家人说朱纯臣赴宴未归。不得已，又赶到安定门，门闸沉重，怎么也打不开。他求生的路被彻底堵住，只好返回皇宫。
三月十九日，天刚破晓，太监王相尧在宣武门开门投降，大顺军将领刘宗敏的军队浩浩荡荡开入城中。守卫正阳门的兵部尚书张缙彦、朝阳门的朱纯臣也先后开门迎降。北京内城落入农民起义军之手。朱由检得知后，亲自在前殿鸣钟召集百官，可是，钟声再响，也没召来一个人。于是，他与宦官王承恩登上煤山寿皇亭。这里曾是他检阅内操的地方，而今却成了他要去面见列祖列宗之所。此时此刻，他只想早点死，早点离开这绝望的尘寰。他脱下黄袍，在衣襟上愤然写道：“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致逆贼直逼京师，皆诸臣误朕。朕死，无面目见祖宗，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无伤百姓一人。”（《明史》卷24《庄烈帝纪》）随后他赤足轻衣，乱发盖脸，与王承恩相对，上吊自杀。朱由检做梦也不会想到他会葬身于农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真有点死不瞑目。
北京城并没有因为崇祯皇帝朱由检之死而带来多少悲哀的气氛。百姓们张灯结彩，摆设香案，张贴“大顺永昌皇帝万岁！万万岁”，“永昌元年，顺天王万万岁”等标语，热烈欢迎农民军的到来。李自成头戴毡笠，身穿青布衣，骑着杂色黑马，在数百名骑兵的护卫下，威风凛凛，开进京城，经承天门进驻皇宫。李自成给明朝的历史画了一个句号，抑或是一个大大的惊叹号！
农民军在宫中搜査几遍都没有找到皇帝，于是，李自成悬银万两，令献出崇祯皇帝。两天后，人们终于发现了这个僵死的国君。次日，大顺军将其与周皇后的尸棺移出宫禁，停在东华门示众。四月初，大顺政权派人将他与周皇后草草葬入昌平县田贵妃的墓穴之中，这就是明十三陵中的思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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