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算是村里的文化人，他念过几年私塾，颇通文墨，写得手好字，而后便辞别家乡闯关东，进了奉天（今沈阳）一家绸缎庄启谋生涯。因了父亲的厚道本份和聪颖悟性，他不久便坐上了“帐房”的位置，从此便与算盘结下了不解之缘。后因时局动荡和思乡情愫，父亲终于回到家乡甘愿务农。建国后，备受村人信赖和敬重的父亲担任了大队现金保管员，尽管其间有过几次职务变更，但在大队现金保管员的位置上时间最长，直到他谢世的头两年——可以说，父亲与算盘打了一辈子交道。
父亲心中的“算盘”，被人神秘地称作“袖吞金”，其实就是“心算”，可谓村中一绝。那时候，生产队需要作计算的东西很多，诸如记工分，分粮草，缴公粮等等。每逢需要作“累计”的时候，父亲便会稳坐村人中间，双眼微眯，面含笑容，任由村人“唱”、数，“唱”声刚落，父亲口中的数字也就随即报出——那速度是手拨算盘远远而不及的。
我第一次目睹父亲的“袖吞金”，是读高小五年级那年麦后种秋地瓜的时候。种秋地瓜，要先从春地瓜拉长的蔓儿上剪下一掐长的秧子，然后插栽在雨水合适的地垄里。那是抢种时节，大晌午头，一百多号人汗流浃背地剪秧子，剪完之后自报棵数，再由队长根据剪下的秧子棵数安排插种地点。那天我正在路边小树林里玩耍，恰巧碰上了这壮观的一幕：只见父亲手摇草帽站在一棵橡树下，四周站满了怀抱地瓜秧子的人，就听人们二个接二个地报数，速度极快，像雨点儿落地一般急，父亲神态自若，双目微闭，手中的草帽依然悠悠地摇，待报数声刚落，父亲两眼猛地睁开，手中的草帽往下一甩，随即嗓音宏亮地报出了一个总数，那表情异常从容自信，接着就见队长一番“调兵遣将”之后，二百多号人便四下匆匆散开，各奔各的地点开始插种。就在我惊呆的当儿，胖墩墩的四婶路过我的身边时丢下一句话：跟你爹学，长大超过你爹！
然而，我并未“子承父业”，因为我从初小三年级起，便一头钻进了书堆里，俨然一副“手不释卷”的样子。对此，温厚慈祥的父亲并未干涉过我，倒是常常不知从哪里弄回一些令我惊喜的书籍来。至于父亲手中的算盘，一尺多长，宽约六公分，暗红色，做工十分精致考究，串串珠子熠熠闪光。听祖母说，这算盘是父亲从奉天带回来的。打起算盘来，父亲手指灵巧，上下翻舞，而那珠子发出的“噼噼啪啪”之声，恰似珠落玉盘，清脆悦耳，令人神往。特别是父亲打算盘时的专注神情，常常令我油然而生肃穆之感——这时候父亲的眼神和手指与算盘融为一体，物我两忘，悠然遨游于广垠无限的数字国度，似乎那个神秘的空间充满了旖旎风光。
大约是耳濡目染的缘故，我自小就熟记了很多珠算口诀歌，而且父亲常常口授亲传，但我最终也未能对算盘情有独钟。有好几次，我从父亲的脸上读到了一种无奈与遗憾，然而父亲从未责怪过我一句，也许从我门门功课出类拔萃的潜质方面，父亲看到了另外一种他所期冀的希望？对此，我始终没有问过父亲——时至今日，这于我不能不算是一件憾事，好在父亲的算盘永远记忆在我的心中。
记得我考上初中那年夏天的一个晚上，天气闷热，我在外面疯闹够回家时已近深夜，却见院子里晒衣裳用的铁丝上挂着一盏马灯，虫蛾围着马灯飞舞，而暗淡灯光下的小饭桌上，则摆着算盘和一摞帐本——我知道，父亲做事向来认真仔细，带着帐本回家熬夜做帐是常有的事，他唯恐出了半点差错而愧对乡亲——只见这时的父亲弯着腰，额头已泌出细汗，正在石块铺砌的地面上焦灼而仔细地寻找着什么，母亲也在一旁帮着找，这使我感到十分惊诧。当我终于明白父亲此举竟是为了一枚一分钱的钢嘣儿，并且也加人到寻找的行列时，便对父亲面露不屑之色。父亲不理我继续寻找，快12点时，到底眼尖的我，总算从小饭桌后面的石缝里找到了那枚钢嘣儿。父亲欣喜若狂，重新坐到小饭桌旁的曷扎子上，手中的算盘又是一阵“劈劈啪啪”地响，过了很久他才合上帐本，困倦的脸上露出一丝舒心的微笑——我则蹲在一旁，连声地打着呵欠，脸色自然很不耐烦。父亲盯了我一阵子，亲切地拍拍我，最后轻轻说了一句：记住，做人要真，做事要细——这普普通通的8个字，对于我来说，决不亚于惊雷灌耳，我的睡意霎时全消，一时间竟愣愣怔怔地紧盯着父亲，父亲却没有再言语，目光中透露出一种期盼。
那是我少年时代唯一的一个失眠之夜，望着窗外的繁星，我辗转反侧，久久难以人梦——那时的我，尽管在老师的眼里是一个好学生，在村人的眼里是一个好孩子，但可能是年少气盛，也可能是恃才自负，说话办事总有轻狂草率之嫌，而且有时甚至于目空一切。父亲这句看起来似乎很不经意的话，犹如“一石击破水中天”，令我幡然醒悟——事情就是这样的简单，当一个人陷入迷惘而不能自拔时，经长者稍微一点拨，他的眼前很可能就是片灿烂的光明。
如果说，父亲的算盘留给了我终生难以磨灭的印记，那么，父亲的话则成为我牢牢坚守的道德底线——这，很可能就是我在工作和生活的激流中，始终能够保持心灵宁静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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