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小学三年级那年，自然灾害接连不断，夏末秋初时竟遍野飞蝗，满地绵虫，一片片好好的庄稼被无情地吞噬着，农民们（当时叫社员）心急如焚，叫苦连天。书是不能安心念了，学校组织师生加入了村人的灭虫队伍，夜以继日地对飞蝗和绵虫施以“围追堵截”。大人在田地四周挖沟，沟内灌进水或洒上药，以期阻止绵虫的大肆侵入；还有的大人点燃火堆，挥舞着树枝四处奔跑呐喊，这是无奈中对待飞蝗的唯一办法。我们小学生则在田间地头捉绵虫，人人手提瓶瓶罐罐或布兜口袋什么的。其实绵虫根本无须捉，遍地都是粘乎乎黑压压的蠕动，用条帚一扫，或伸手一划搂，就能装满随身携带的工具，然后倒进火堆水沟，或者掘坑用土埋掉。后来，我们发现这样捉既费时又费力，于是就开始用鞋碾，用脚跺，这个办法真好，四下里便此起彼伏地响起“噼啪”声，被踩死的绵虫汁液四溅，即使溅到身上，我们也毫不在乎，心中反倒有一种淋漓尽致的痛快。那时我并不惧怕绵虫，甚至敢把圆乎乎、肉滚滚的它们放在掌心里嘻戏把玩。
但就在捉绵虫后不久的一天深夜，我做了一个毛骨悚然的噩梦——梦中，无数的绵虫躯体增大了不知多少倍，它们像出笼的猛兽一般张牙舞爪地拱进我的被窝，爬上我的身体，甚至钻进我的嘴巴和鼻孔，穷凶极恶地噬咬着我，直咬得我全身千疮百孔，疼痛难忍。我尖叫一声坐起来，浑身瑟抖不停，惊得父母慌忙起身点灯抚慰我，可我依旧心惊胆颤，额头上渗出一层冷汗，缩在炕角再也不敢人睡。打那以后，我对所有的软体虫类（家乡人统称为毛虫）便心生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恐惧感，别说触碰着它们，即便无意间瞅见它们时，浑身便会立即泛起一层鸡皮疙瘩，就连走过路边的树荫下，也常常是东张西望，提心吊胆地匆匆而过，生怕树上掉下个“吊死鬼”（毛虫的一种）或者别的什么可恶的虫子来。当然，那时我的虚荣心极强，对怕毛虫这件个人私密始终守口如瓶，非常担心别人知道后讥笑我。
18岁那年8月，我被村人推荐当了本村小学的民办教师。那年月，学校师生整天不是排节目搞宣传，就是参加劳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学习文化知识倒成了无关紧要的事情。有一年春天，县里号召农村校校要植桑养蚕。我们学校桑树是不必栽植的，因为村东水库大坝的四周有繁茂的桑树林，再往东行，沟畔地堰上也有高高矮矮的桑树。对于养蚕这件事，我表面拥护，心中却如鲠在喉。因为我清楚，养蚕需要桑叶，桑叶需要组织学生去采摘，而桑树上生长着很多野蚕，野蚕身子臃肥，面目丑陋，蠕动起来令我心虚生畏，头皮发炸。学校的养蚕室，我可以随便编个借口不进去，但带领学生采摘桑叶，却是万万推托不掉的——我总不能让别的教师背后说长道短啊。
终于有一天轮到我们五年级值班采桑叶了，四十多个学生兴奋得蹦着高儿嗷嗷直叫，他们借此既可以逃避教室里的乏味枯燥，又能到校外任着性子撒疯作野。我硬着头皮做了诸如安全一类的布置，然后便带着学生到了村东水库大坝下，我瞥了一眼葱茏茂密的桑树林，心里发虚但脸色却异常平静地对学生们嘱咐道：老师在这儿给你们备课，你们去摘吧，比一比谁摘的桑叶多。天真的学生们信以为真，立即撇下我，一个个小牛犊似的撒着欢儿向水库大坝奔去。
我选择在一棵刺槐树下坐稳，因为刺槐树上不会掉下任何一种虫子，于是就悠闲自得地翻看着当时被视为“毒草”的《普希金抒情诗集》。当我正沉醉在诗的幽美意境里时，忽然，一阵叽叽喳喳的说笑声由远而近，我忙抬头一看，打头的是剃光头、胖墩墩的班长，他双手捧着什么宝贝似的，一边小心翼翼地走，一边朝我乐颠颠地嚷：“老师，你快看，多可爱的小家伙啊！”我以为他手里捧着的是尚未出窝的鸟雏儿，谁知起身凑前一看，天呐，原来他捧着的是一堆蠕动的野蚕！我吓得撒腿便跑，连心爱的《普希金抒情诗集》也顾不得了。那几个学生大约先是一楞，接着很快醒悟过来，随后就大笑起来：“哈哈！老师害怕蚕！”其中一个调皮男生竟像撵兔子一般追赶我，他一边追，嘴里还一边尖音细嗓地喊：“老师，给你蚕！给你蚕！”别的学生也跟着起哄，随在那个调皮男生身后一起追。幸亏我跑得快，很快就把那些学生远远地甩在了后面。我虽然停下了脚步，但惊魂未定，回头看了一眼早已不见踪影的学生，一颗惊慌失措的心总算慢慢恢复了平静，这时才发现自己右脚的塑料凉鞋几乎快断裂了。
每当回想起当时发生的那一幕，惊慌狼狈的窘态，仿佛就在眼前，常常令我忍俊不禁。好在学生们尊重我，从此不但再也没有用毛虫捉弄我，反而夏秋季节在经过草棵林木地带时总是提醒我，并争先恐后地为我清楚“障碍”，这使我感动万分。于今忆起那些历历在目的情景，我都要发自肺腑地感叹一声：“多好的学生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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