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上半年扫尾。《决定》强调指出，精减职工的工作，必须与国民经济的调整，特别是工业的调整和企业的裁并结合起来进行。县办工业企业要迅速进行清理，至少关掉2／3；少数保留下来的企业，职工也要大加精减。省辖市和专区所属的企业必须关一批，大减一批职工。省、市、自治区和中央直属的工业企业必须按行业统一排队调整，该关的坚决关闭，该合并的坚决合并，该缩小的坚决缩小，该改变任务的坚决改变任务。除此之外，农村社办工业企业和城市公社工业企业一般地应当停办。城市手工业企业也要加以清理，凡是适合个体生产的，应当退回到个体手工业或家庭副业。

    从1961年1月开始，经过两年半的时间，到1963年6月，全国共精减职工1887万人，减少城镇人口2600万。这样，既减轻了国家财政困难，缓和了粮食供应的紧张状态，又有利于稳定市场物价，还充实了农业生产第一线的劳动力，支援了农业生产，促进了工厂企业的调整。

    周恩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

    6月1日至28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北京召开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会议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是有省、市委宣传部、文化局主管文艺工作的同志参加的党内性质的会议。第二阶段除上述参加的人员外，还邀请了在北京的党内外作家、艺术家参加。议题是贯彻党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检查、总结几年来文艺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研究调整文艺政策。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草案）（简称《文艺十条》）。这个文件总结了建国以来文艺工作的经验，特别是纠正"大跃进"以来"左"倾错误的经验，规定了适合当时隋况的具体政策，后经修改形成《文艺八条》，由中共中央于1962年4月30日批转全国执行。与此同时，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也于1961年6月8日至7月2日在北京召开，会议决定进一步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扩大题材范围，提高艺术质量。会议讨论并制定了电影工作三十二条。6月19日，周恩来在这两个会议上作了重要讲话。

    周恩来指出，现在有一种不好的风气，就是民主作风不够。我们本来要求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敢想敢说敢做。现在却有好多人不敢想、不敢说、不敢做。为什么会存在这些问题呢？他认为存在着事实上的"一言堂"。这是与领导有关的，所以要造成一种民主风气，允许大家思考、讨论、批判、否定、肯定。周恩来说，几年来有一种做法：别人的话说出来，就给套框子、抓辫子、挖根子、戴帽子、打棍子。一切从他的主观主义、片面性、形而上学出发，也不经过调查，先定一个框子，拿框子去套，接着是抓辫子、挖根子、戴帽子、打棍子，那就不好了。他认为，只有把那种坏的、不好的偏向去掉，正风才能建立起来，才能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

    .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问题。

    周恩来指出，物质生产的某些规律，同样适用于精神生产。搞得过了头，精神生产也会受到损害，甚至损害更大。他认为，精神生产是不能限时间限数量的。要从全国作综合的计算，而且要集中力量，以求搞出更好的东西来。过高的指标，过严的要求，有时反而束缚了精神产品的生产。

    他说，文艺部门也有个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问题。过去搞得多了，不合乎巩固、提高的精神。要从实际情形出发，要区别情况，有的是群众的爱好和自愿，有的是领导的要求。群众自己爱好，愿意保留一个流动剧团，大家出股子养活一个剧团，在社队之间巡回演出，这样的剧团就可以保留下来。我们允许集体所有制，为什么剧团都要全民所有呢？剧团工作是精神劳动，应该是主要演员、艺术水平真正高的人多劳多得。要允许他们搞合作社性质的剧团，而由地方党委和文化行政部门加以指导。

    .阶级斗争与统一战线问题。

    周恩来指出，阶级斗争有政治上的和思想上的，还有旧社会的习惯势力方面的。属于政治性质的，敌视社会主义、要乘机复辟的，就要坚决反对。要警惕，麻痹了就会上当。他同时也指出，这种问题在全国任何方面都存在，但为数极少。思想斗争是长期任务。对于思想上作风上的问题，搞精神生产的文艺工作者要尤其注意，肃清旧的思想、作风是长期的。习惯势力，是指从旧社会带来的封建阶级、资产阶级的习惯势力。所以，要区别何为政治问题，何为思想问题，何为习惯势力，不能不分清问题性质事事斗争。有的已形成习惯，要长期才能改变。新风气不树立起来，旧习惯势力去不了。总之，对阶级斗争要具体分析，不要把对反革命的警惕性和人民内部的思想改造混同起来。周恩来又说，思想改造是长期的任务。这里所说的改造，是从团结出发，并且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的。不要怕改造这两个字。改造，包括对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和习惯势力的改造。一个共产党员如果以为自己改造完成了，不需要再改造了，他就不是好的共产党员。思想改造的目的，是为了使我们的事业发展得更好，把文艺工作做得更好，为了文艺工作者的团结，而不是使大家很紧张。进行这项工作要和风细雨。

    周恩来强调指出，一方面要进行阶级斗争，一方面要巩固统一战线。党与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团结合作，就是统一战线。不仅民主革命时期如此，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也如此。要使得我们的经济、文化得到更好的发展，就要一方面在政治上提高对国内外阶级敌人的警惕性，一方面更加扩大和加强内部的团结。3.为谁服务的问题。周恩来指出，为谁服务是个政治标准，任何文艺都有个为谁服务的问题。为工农兵服务，为劳动人民服务，为无产阶级专政制度下的人民大众服务，这只是文艺的政治标准。政治标准不等于一切，还有艺术标准，还有个如何服务的问题。服务是用文艺去服务，要通过文艺的形式。文艺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不能框起来。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是肯定的，至于表现形式，是多样的。文艺为政治服务，要通过形象，通过形象思维才能把思想表现出来。无论是音乐语言，还是绘画语言，都要通过形象、典型来表现，没有形象，文艺本身就不存在，本身都没有了，还谈什么为政治服务呢？标语口号不是文艺。他又说，文艺要好好为人民服务，就要通过实践，到群众中去考验。你这个形象是否站得住，是否为人民所喜闻乐见，不是领导批准可以算数的。艺术作品的好坏，要由群众回答，而不是由领导回答；要由群众批准，而不是由领导批准。周恩来语重心长地说，至于艺术方面，我们懂得很少，发言权很少，不要过多干涉。希望做领导的人，第一，要负责任；第二，要干涉少些。不要把什么都说成是修正主义。文艺的教育作用和娱乐作用是辩证的统一。群众看戏、看电影是要从中得到娱乐和休息，你通过典型化的形象表演，教育寓于其中，寓于娱乐之中。当然要多样化，不能老是打仗。反之，一个打仗的片子也没有，让青年丧失战斗性，也不好。他还说，我们无产阶级有无产阶级的人性，现在有一种压力，把"人性论"、"人类之爱"、"人道主义"、"功利主义"都弄乱了。我们不一般地反对功利主义，我们讲无产阶级的功利主义、人性、友爱和人道主义。现在的搞法，不是从无产阶级的立场和阶级观点来看问题，而是用唯心主义观点来看问题。以政治代替文艺，就没有文艺了，还有什么看头呢14.文艺规律问题。周恩来指出，文艺同工农业生产一样，有它客观的发展规律。当然，文艺是精神生产，它是头脑的产物，更带复杂性，更难掌握。文艺的特点是通过形象思维反映生活。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革命的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周恩来提出了这方面存在需要解决的一些问题：（1）数量和质量的问题。他认为，提高质量是一件细致的工作，不能要求太急。数量和质量是辩证地发展的，数量总是超过质量，好作品总是少数。但是现在质量高的东西太少了。文艺要求思想性和艺术性辩证的结合，创作好作品需要更多的准备。（2）原料和加工的问题。普通的实际生活总是要经过加工才能成为艺术作品。作家掌握了原料以后，必须经过加工，才能写成作品。（3）思想和业务的问题。思想很重要，是指导，必须加强思想学习。思想水平不提高，作品不可能写好。但是除了提高思想水平以外，还要精通业务，否则思想如何表现出来呢？只懂政治，不精通业务，写出来的东西势必是标语口号，不能感人。作为一个艺术家，要有经验和才能，必须有很好的修养，其中包括训练，否则就不能成为一个艺术家，也不能成为评论家。现在不敢谈经验和才能，不敢谈技巧，有人一谈技巧，就被说成是资产阶级思想，这显然是错误的。（4）批评和讨论的问题。文艺作品要容许别人批评，既有发表作品的自由，也要有批评的自由；同样，既有批评的自由，就要有讨论的自由。不论哪一方面都不能独霸文坛。我们提倡批评，也提倡百家争鸣、自由讨论。5.遗产与创造问题。周恩来指出，我们要继承优秀的文化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的一切有益的东西，"弃其糟粕，取其精华"，使它发扬光大，一代胜过一代，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就更加发扬光大。在中外关系上，我们是中国人。总要以自己的东西为主，但是也不能排外，闭关自守，如果那样就是复古主义了。外国好的东西也要加以吸收，使它溶化在我们民族的文化里。周恩来强调，不论学习古代的东西还是学习外国的东西，都是为了今天的创造，都要把它们溶化在我们的创作中。文艺总要有独创精神。

    .领导问题。

    周恩来指出，中心问题在于领导，在于教育，在于深入群众，总起来一句话，要实行调查研究。做调查研究的是领导者，领导者要有自我批评精神，不是层层对下批评。缺点和错误的改正要从领导做起，首先领导上要自我批评，要多负一些责任，问题总是同上面有关系的。文艺团体的领导也要自我批评。这样就可以解除包袱，框框就只有大的，没有小的了，辫子就不会乱抓了，根子就不会乱挖了，帽子就不会乱戴了，棍子就不会乱打了。就可以使广大的文艺工作者心情舒畅，意气风发，使社会主义文艺更加繁荣。周恩来还强调，光有自我批评还不行，还要深人群众，要实行调查研究。调查研究要实事求是，不能乱搞。别人的成绩，应当加以肯定。对问题要做出恰当的估计。要造成一种风气，使大家敢于讲话。只要是对社会主义有利，即使思想不一致，也要说出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样，我们的干部就可以得到教育，健康的风气才能造成，社会主义的文艺才能得到更好的发展，活动的天地就可以非常广阔。

    .话剧问题。

    周恩来指出，话剧是一种综合艺术，它包括剧本、表演、布景、灯光、道具等等。但是其中最重要的是语言的艺术化，话剧要通过语言打动人。话剧演员不仅要会说话，而且要会唱、会做，因此基本训练的内容是很多的。要掌握基本规律，加强基本训练。这是第一点。第二，演话剧要目中无人，心中有人。第三，对舞台，既要藐视，又要重视。第四，演员自己要做到客观逼真，主观认真。总之，各种事物都有它的客观规律，艺术也一样。要认真地加以研究，加以摸索，许多经验要认真加以总结。希望大家都来研究规律，但也不要又搞出许多框框来。

    中共中央制定一批工作条例为了克服"大跃进"以来各条工作战线上的混乱现象，建立正常的秩序和正确地执行政策，中共中央在总结经验和广泛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自1961年6月至1962年，陆续制定和批准了一批工作条例和规定。除《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即《农村六十条》）外，主要还有：

    .《关于改进商业工作的若干规定（试行草案）》（即《商业四十条》）。

    中共中央1961年6月19日作出。《规定》包括八个部分：（1）商业工作的方针。即"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城乡互助，内外交流"。（2）坚持等价交换原则，推广农产品收购合同制度。（3）改进国营商业工作。（4）恢复供销合作社。（5）开放农村集市贸易，活跃城乡物资交流。（7）恢复同农村商业有关的农产品加工作坊。（8）改善商业企业的经营管理。其中包括许多重要规定，如：国营商业、供销合作社、农村集市贸易是我国现阶段商品流通的三条渠道；分期分批地适当提高若干农产品的收购价格，供应农业的工业品不准随便提级提价；建立健全物价委员会，加强物价管理工作；恢复过去行之有效的物资交流会、庙会、合作货栈等流通形式；工商之间、国营商业同供销合作社之间实行选购商品制度，等等。

    .《关于城乡手工业若干政策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即《手工业三十五条》）。

    中共中央1961年6月19日作出。在农业合作化高潮的推动下，到1956年底，已经有90％以上的手工业者组织到生产合作社中，基本完成了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1958年到1960年，许多手工业合作社进一步合并，并且发展成为合作工厂。但是，手工业的合作化的步子走得快了一点，有些地方把几种不同的手工业组织在一个合作社中，减少了产品的品种和花色，并且降低了某些名牌产品的质量。到1958年合并转厂后，手工业者再不能像过去那样直接为消费者生产并且修理产品，产品的品种花色也进一步减少了。为改变这种状况，党中央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了手工业三十五条。它明确规定：从全国范围来说，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是手工业的主要组织形式，原来的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已经转为国营工业和公社工业的，凡是不利于调动手工业者的积极性，不利于恢复和增加产品品种，不利于提高产品质量，不便利群众的，都必须坚决改为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或合作小组；城乡家庭手工业是整个手工业的一个组成部分，应该积极发展，它可以自产自销，可以由商业部门加工订货，家庭手工业的收入归己。手工业企业的规模不宜过大，大的应坚决分小，行业混杂的应坚决划开，经营方式应该多种多样，可以定点、流动，串街过巷，直接为消费者服务。组织企业归队，允许个体手工业者自己收徒弟。手工业企业的收益分配要照顾国家、集体、个人三方面的利益，实行"四包一奖"的办法（包品种、包产量、包质量、包利润，超额奖励）和计件工资、计件工资加奖励和分成工资等工资形式。各种所有制的手工业的供产销，要统筹安排，分级管理，保持和发扬传统名牌产品的特色、传统的优良的生产方法和传统产区的生产基地作用，不减少品种花样。对手工业产品必须实行"优质、优价，分等论价"的原则。坚持民主办社、民主办厂，勤俭办社、勤俭办厂的方针，建立和健全生产责任制及定额管理制度等。

    .《关于确定林权、保护山林和发展林业的若干政策规定（试行草案）》（即《林业十八条》）。

    中共中央1961年6月26日作出。它明确确定保障山林的所有权。在人民公社化以前已经划归国有的山林、集体所有的山林和社员个人所有的山林一律不动。公社化以来和今后新造的各种林木都必须坚持"谁种谁有"的原则，林木的产品和收人也归谁支配，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侵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乱砍乱伐破坏山林，如有乱砍伐者，无论是集体或个人，都必须认真清理，坚决、彻底、全部退赔；分配林木收益时，必须实行多劳多得的原则，反对社员与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同时也不得无偿调用大队、生产队的劳动力进行造林，没有付工资的必须补发工资；因地制宜地实行封山育林，认真执行"护林有功者奖，破坏山林者罚"的政策；伐木时，必须按照林木生长的规律，搞好筑路、修河等基本建设，注意点多面广，布局合理，采伐和更新并举；造林是百年大计，国家应拨出一定的资金补助或者长期无息贷款；纠正瞎指挥，促进林业生产的迅速恢复和发展。按照林区、山区的实际情况和群众的生活习惯，因地制宜地安排生产，实行林粮间作和林、农、牧、副综合经营的传统经验，加强调查研究，进一步加强党对林业工作的领导。

    .《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草案）》（即《科研十四条》）。

    由聂荣臻主持，国家科委党组和中国科学院党组进行典型调查，在广泛征求科学家和干部的意见的基础上起草制定，同年7月经中共中央批准。它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发展科学技术事业的经验教训，特别是针对"大跃进"中曾经发生过的错误，规定了各项正确的政策和措施。它规定，科研机构的基本任务是：提供科学成果，培养科研人才；调整研究机构，实行"五定"，即定研究方向、定任务、定人员、定设备、定制度，使研究工作相对稳定；正确贯彻执行科学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方针和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敢想敢说敢于的革命精神与严格严肃严密的科学态度相结合，坚决保证科研工作时间，平均一周不得少于5／6的时间从事业务工作。它提出了要纠正在政治运动中和学术批判中"左"的错误，重申了党的一贯政策，提出要团结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鼓励科学技术人员走又红又专的道路。还提出改善党对科学技术工作的领导。要求科学研究机构的党组，要团结和依靠广大科学技术人员，尊重他们的专长，充分发挥他们的创造性和积极性；要求各级党的干部认真执行党的政策，学习业务，加强调查研究。

    .《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即《工业七十条》）。

    9月中共中央庐山工作会议讨论通过。它是由邓小平主持，李富春、薄一波具体组织，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的。它全面地系统地总结了建国以来，特别是1958年"大跃进"以来，党在领导工业企业方面的经验教训，并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提出了我国国营工业企业管理工作的一些指导原则。规定国营工业企业是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的经济组织，它的基本任务是全面完成国家计划，增加社会产品，扩大社会主义积累；要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建立以厂长为首的全厂生产行政指挥系统，建立、健全各级的责任制度，克服和防止工作上的无人负责和生产上、技术上的瞎指挥现象；必须发扬民主，认真实行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强调每个企业都要加强经济核算和财务管理，勤俭节约，讲究经济效果，在正常情况下，不容许亏本赔钱的现象发生；企业职工的劳动报酬，要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反对搞平均主义；《条例》还规定每个企业在行政上只能由一个主管机关管理，不能多头领导等等。

    .《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即《高教六十条》）。

    9月经中共中央批准试行。它系统地总结了建国以后高等教育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规定了高等学校的方针、任务和政策。指出高校的基本任务是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培养为社会主义建设所需要的各种专门人才；规定了高等学校学生的培养目标，并对学生在德育、智育、体育三方面提出了具体的要求。《条例（草案）》还规定，高等学校必须以教学为主，努力提高教学质量；对生产劳动、科学研究、社会活动的时间应安排得当，以利教学；正确执行党对知识分子政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知识分子，为社会主义高等教育服务；科研工作必须正确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高等院校要实行党委领导下的以校长为首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充分发挥校长、校务委员会和各级行政组织的作用；做好总务工作，保证教学和生活的物质条件；改进党的领导方法和领导作风，加强思想工作。

    .《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草案）》（即《文艺八条》）。

    4月30日中共中央批转试行。早在1961年6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检查、总结了几年来文艺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会后由中共中央宣传部起草了《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的意见（草案）》，于1961年8月1日印发各地征求意见。经过讨论修改，成为由文化部党组和全国文联党组共同提出的《文艺八条》。《文艺八条》回顾了建国以来的文艺工作，指出：文学艺术工作12年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近年来，文学艺术工作中也发生了不少缺点和错误。某些文化艺术领导部门、文艺工作单位和领导文艺工作的党员干部，没有正确理解和认真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对一些文学创作和艺术活动进行了简单粗暴的批评、限制和不适当的干涉，妨害了生动活泼的艺术创造和学术上的自由探讨；没有很好地贯彻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忽视同党外作家艺术家的团结合作，在党内外的思想斗争中，以及在学术批判运动中，发生过一些不恰当的做法，影响了一部分人的积极性，使党的文艺工作受到了不应有的损害。"文艺八条"要求：进一步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努力提高创作质量，即提高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批判地继承民族文化遗产和吸收外国文化；正确地开展文艺批评；保证创作时间，注意劳逸结合；培养优秀人才，奖励优秀创作；加强文艺界的团结；改进领导方法和领导作风。这～批条例、规定的制定，是党恢复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正确思想路线的产物，也是多年来正反两方面经验的有益总结，对国民经济的调整和政治关系的调整，起了积极的作用。

    中共中央庐山工作会议年8月23日至9月16日，中共中央在庐山举行工作会议。会议讨论了工业、粮食、财贸及教育等问题，作出了《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指示》指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虽然已经提出一年多，但是，由于情况不明、认识不足、经验不够，以致工业生产指标和基本建设规模没有按实际情况压缩下来，已经丧失了一年多时间，现在，再不能犹豫了，必须当机立断，该退的就坚决退下来，切实进行调整工作。如果不下这个决心，仍然坚持那些不切实际的指标，既不能上，又不愿下，那么，我们的工作以至整个国民经济就会陷人更被动、更严重的局面。《指示》要求：（1）所有工业部门，在今后七年内，都必须毫不动摇地切实地贯彻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在今后三年内，执行这个方针必须以调整为中心。必须下最大的决心，把工业生产和工业基本建设的指标降下来，降到确实可靠，留有余地的水平上。一定要从实际出发，从全局出发，在必须后退的地方，坚决后退，而且必须退够。我们已经丧失了一年多的时机。现在，再也不能犹豫了，必须当机立断，该退的就坚决退下来，切实地进行调整工作。调整的方针是积极的方针。调整是为了更好地前进。（2）在工业管理中实行高度集中统一的领导，改变过去一段时间权力下放过多、分得过散的现象。工业的调整工作，牵涉到工业内部的各个行业，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牵涉到全国的各个地区。就全国来说，在最近两三年内一定要把工业管理的权力更多地集中在中央（包括中央局）一级，把全国的人力、物力从全局观点出发进行统一安排。就省、市、自治区来说，也必须把过去下放过多了的权力集中到省、市、自治区一级，根据中央统一领导的要求，根据本地区的具体情况，统筹安排和合理使用本地区的人力、物力、财力。为了保证国家对工业的高度集中统一的领导，在工业企业管理体制上，必须进行适当的调整。目前省、市、自治区管理的企业中，凡是产品需要在全国范围内统一调度的重点企业，必须由中央或者中央局直接管理。原来由省、市、自治区管理的重点企业，已经下放的，必须收归省、市、自治区和大工业市直接管理。（3）在全面安排的基础上，抓住中心环节，集中力量，解决问题。必须紧紧抓住煤炭的数量和质量，钢材的品种和质量。通过抓住这两个主要环节进行调整，带动各行各业的生产和整个工业的调整工作。为了保证那些必须继续生产的企业能够正常进行生产，凡是没有原料、材料资源的企业，凡是原料、材料、燃料消耗过多、产品质量低劣、产品成本极高、长期亏本赔钱而短期内又不能改变这种状况的企业，必须分别情况，或者暂时停止生产，或者关闭，或者关闭一部分。在基本建设方面，必须更加集中力量，采取打歼灭战的方法，坚决缩短基本建设的战线，使那些急需建设的项目，能够比较快地建设起来，建起一个就能够发挥一个的作用。在抓住中心环节，集中力量，解决问题的时候，一定要切实注意综合平衡。（4）努力增产日用品和农业的生产资料，稳定市场，减少城乡人民群众在日常生活上的困难，促进农业生产。为了满足市场需要，规定了迫切需要增产40种轻工业、手工业产品，必须列入计划，逐项切实安排。（5）为了搞好调整工作，切实地贯彻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要求各工业企业、各行业、各地区加强经济协作；切实整顿国营工业企业的管理，从"五定"（即定每个企业的产品方案和生产规模，人员和机构，主要的原料、材料、燃料、动力的消耗定额和来源，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外部协作关系）着手，严格实行责任制和经济核算制；各级工业管理机关和企业领导干部必须坚持群众路线，改进工作作风；必须加强经济工作的纪律性。《指示》强调指出，下级服从上级，地方服从中央，是工作中必须遵守的根本原则。党的方针、政策和国家的法令、制度，任何人都必须严格遵守，不得违反。

    毛泽东在讲话中分析了形势，认为问题暴露出来了，将走向反面，现在是退到山谷了，形势到了今天，是一天天向上升了。会议讨论通过了《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即《工业七十条》）和《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即《高教六十条》）。会议还作出了《关于轮训干部的决定》。

    会后，中央批转国家计委的报告，对八届九中全会所定的当年计划作了大的调整。基建投资由167亿元降为78亿元，钢产量由1900万吨降为850万吨，粮食指标由4100亿斤降为2700亿斤。1961年执行的结果，同这次调整计划确定的指标基本相符。可以说，确切意义上的调整即后退，是从1961年9月庐山工作会议开始的。

    毛泽东建议调查和讨论农村基本核算单位问题年9月27日毛泽东在邯郸，邀集冀、鲁两省省委负责人和邯郸、保定、邢台、石家庄、张家口5个地委书记谈话。了解到一些地方创造了"大包干"办法，来解决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经济关系问题，比"三包一奖"的办法，既大大简化了手续，又使队与队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进一步等到解决，调动了生产队的积极性，很受群众欢迎。各地"大包干"办法的细节虽有差别，但基本的共同点是：按照《六十条》修正草案规定的比例，大队从各生产队的总收入中，提取农业税、公积金、公益金、生产费、管理费之后，剩下的都归生产队；生产队除依照有关规定提取自己的生产费用和管理费用之外，都按工分分配给社员。这样做，生产队实际上就变成了基本核算单位。这些情况使毛泽东对农村基本核算单位放在哪里，产生了新的看法。9月29日，毛泽东就给中央政治局常委及有关同志写信，提出将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的建议，并附去他邀集的邯郸谈话会记录以及湖北、山东、广东、河北等省关于这个问题的材料。他在信中说：我建议，把这些材料并附中央一信发下去，请各中央局、省、市、区党委、地委及县委亲自下去，并派有力的调查研究组下去，作两、三星期调查工作，同县、社、大队、队、社员代表开几次座谈会，看究竟哪样办法好。信中又写道：农民说，《六十条》就是缺了这一条？这一条是什么呢？就是生产权在小队（即生产队），分配权在大队，即所谓"三包一奖"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农、林、牧、副、渔的大发展仍然受到束缚，群众的积极性仍然要受到影响。我的意见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即基本核算单位是队而不是大队。要调动群众对集体生产的积极性，要在明年一年及以后几年，大量增产粮、棉、油、麻、丝、茶、糖、菜、烟、果、药、杂以及猪、马、牛、羊、鸡、鸭、鹅等类产品，我以为非走此路不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过了6年之久的糊涂日子（从1956年高级社成立时起），第7年应该清醒过来了吧！在这以前，1959年第二次郑州会议决定人民公社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是以原高级社规模的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1961年3月制定《农业六十条》时，决定将生产队改称生产大队，原生产小队改称生产队，但基本核算单位没有动，仍在大队一级。生产队与生产大队的关系是实行"三包一奖"。中共中央接受毛泽东的建议，于10月7日向各中央局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发出指示，并附上邯郸谈话记录和河北等省的5件材料等。指示要求各级党委仔细地研究一下这个问题，党委的有关负责人都要下乡，深入地进行调查研究，将结果和意见报告中央。10月中旬起，各省进行了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的试点工作。当时的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根据在福建龙岩等地的试点情况，对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由大队变为小队容易出现的问题及解决办法向中央作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试点情况的调查报告》。《报告》认为，体制下放后，小队调整的规模，应以30户为宜，最少不得少于20户，并应经公社批准后才能划分。关于小队改划后的土地调整，《报告》认为采用按人口搭配同按劳动力搭配相结合的办法，采用按初级社时期各队所有土地归还原建制的办法，插花地根据自愿互利原则交换的办法，都可以。牲畜则随土地多少适当调整。关于体制下放后大队的职权，《报告》认为主要应是四个方面：一是属于政权方面的工作；二是党与政治工作；三是联村社工作；四是办好大队企业。关于粮食分配，《报告》认为基本口粮与劳动粮相结合的办法比较好。关于山林问题，应一律归大队所有，划片分给小队管理，山林收获，大队提2～4成，其余归小队。中共中央认为邓子恢的报告很好，1961年11月23日批转了邓子恢的报告，建议各省委第一书记都采取这一方法，带工作组下乡，做10天左右的调查。

    2月13日，中共中央下达了《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正式决定改为以相当于原初级社规模的生产队（二三十户）为基本核算单位，并且规定"至少30年不变"。这一规定，也写入了1962年9月八届十中全会通过的《农业六十条》修正草案之中，并成为此后长时间里人民公社制度的基本内容之一。

    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年10月9日，首都北京举行伟大的辛亥革命爆发50周年纪念大会。国家主席刘少奇出席大会。政协全国委员会主席周恩来、国家副主席董必武，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和全国工商联代表何香凝等，在纪念大会上讲了话。

    周恩来在讲话中指出：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结束了我国2000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使人们在精神上获得了空前的大解放，为以后革命的发展开辟了道路。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孙中山先生是伟大的革命家，是杰出的民主主义者，他在这次革命中起了重大的作用。孙中山先生的一个重要特色，就是能够通过革命实践，吸收经验教训，使自己的思想不断地向前发展和进步。在伟大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后，中国发生了五四运动，产生了工人阶级先锋队的组织中国共产党，进入了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孙中山先生不顾反动势力的阻挠，毅然接受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帮助，采取了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这是一个伟大不朽的功绩。

    周恩来同时指出，辛亥革命，是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一次旧式的民主革命。这次革命是不彻底的，它没有完成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主义的革命任务。我国民主革命的历史，说明了在帝国主义时代，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不可能取得彻底胜利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是行不通的。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指导下，经过长期的艰苦奋斗，终于取得了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我国人民正在努力建设自己的社会主义新生活。他在讲话最后指出：全国人民的大团结，是我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依靠这个团结，中国人民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让我们继续加强全国各民族人民的大团结，继续巩固和扩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领导下，为争取社会主义建设的更伟大的胜利，为解放台湾，实现祖国的最后统一而奋斗。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和全国工商联代表何香凝在纪念大会上讲话。在讲话中她赞扬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的事业，回顾了辛亥革命的历史，她指出，我们当中许多人都经历了辛亥革命的历史时期，不少人还亲身参加过辛亥革命的斗争，今天回顾中国革命从失败走向胜利的历史，回顾自己所走过的迂回曲折的道路，更加深刻地体会到，"只有跟着共产党走，走社会主义道路，国家才会有前途，个人才会有出路"。

    月9日，国家副主席董必武宴请各地来京的辛亥革命老人。政协全国委员会主席周恩来出席宴会，并向老人们亲切致意。同日，辛亥革命历史文物展览会在北京中国革命博物馆展出。

    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一次伟大的民主革命一一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的社论。同日，武汉、上海、南京、广州等城市各界人民亦降莺举行纪念活动。

    月16日至21日，在武汉举行辛亥革命50.周年学术讨论会，10多个地区的史学工作者和辛亥革命老人一起进行了学术研讨。

    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参加苏共二十二大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于1961年10月17日至31日召开。周恩来率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应邀参加了大会。代表团成员有彭真、康生、陶铸、刘晓。大会通过了新的《苏联共产党纲领》，赫鲁晓夫作了《总结报告》和《关于苏联共产党纲领》的报告，提出了"全民国家"、"全民党"的观点；进一步大反斯大林；重新猛烈攻击马林科夫、莫洛托夫等所谓的"反党集团"。对于这些，中共是有看法的。特别是在这次大会上苏联领导人公开指责未被邀请参加大会、与中国党关系较密切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开创了利用一个党的代表大会公开攻击另一个党的恶劣先例。中国共产党必然要表明自己的立场和态度。

    日，周恩来在大会上发表讲话并宣读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的贺词。周恩来在讲话中指出：1957年和1960年举行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的莫斯科会议，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1957年宣言和1960年声明，是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共同行动的纲领。宣言和声明指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是世界人民争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民主和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的保证。维护这种伟大的团结，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国际主义义务。宣言和声明还指出，我们社会主义各国之间，我们各国共产党之间在独立自主和完全平等的基础上，实行兄弟般的互相支持和合作。我们必须很好地团结在一起，必须像爱护眼珠一样地爱护我们的团结，决不应该有任何损害这种团结的言论和行动。针对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在大会上公开攻击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作法，周恩来在讲话中严肃地指出：兄弟党、兄弟国家之间，如果不幸发生了争执和分歧，应该本着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精神、平等和协商一致的原则，耐心地加以解决。对任何一个兄弟党进行公开的片面的指责，是无助于团结，无助于问题的解决的。把兄弟党、兄弟国家之间的争执公开暴露在敌人的面前，不能认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郑重的态度。这种态度，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中国共产党真诚地希望，有争执和分歧的兄弟党，将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在互相尊重、独立和平等的基础上，重新团结起来。我想，这是我们共产党人在这个问题上应该具有的立场。

    月21日，周恩来拜谒了列宁、斯大林陵墓，并敬献了花圈。在大会期间，周恩来同赫鲁晓夫等进行了会谈。

    在和苏共领导人的会谈中，周恩来坦率地谈了中共对苏阿关系、斯大林问题和苏共"二十二大"的看法，再次批评了苏共领导人在苏阿关系和斯大林问题上的错误。赫鲁晓夫完全拒绝中共代表团的劝告。周恩来于24日会议还没有结束就提前回国。25日至26日，中共代表团代理团长彭真等赴列宁格勒参观访问。31日，彭真等中共代表团成员离苏回国。

    为了总结建国以来，特别是"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统一全党的认识，采取有力的措施，进一步扭转困难的经济形势，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党中央在北京召开了扩大的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各部门，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及地、县委，重要厂矿企业及部队的负责干部7000多人，所以又称"七千人大会"。"七千人大会"在坚决贯彻执行"八字"方针，促进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方面起了积极作用，但仍然肯定了"三面红旗"，没有从根本上否定"左"的指导思想。

    由于七千人大会后，从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方面发现对困难仍然估计不足，于是在1962年2月21日，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即西楼会议。陈云在会上讲了系统的意见。2月26日，陈云又在国务院各部委党组成员会议上作题为《目前财政经济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的讲话。

    正当全党坚决贯彻执行以调整为中心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恢复国民经济的工作取得显著成效的时候，由于"左"的指导思想没有得到彻底纠正，党内各方面意见的分歧日益暴露出来，使纠"左"的进程又发生了曲折。1962年9月，党在北京召开了八届十中全会，就国民经济的调整继续提出了一些很好的意见，对于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八届十中全会的主题是阶级斗争问题。全会批判了所谓"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这不仅错误地批判了一些同志，而且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思想进一步系统化和理论化了。

    月至1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驻西藏、新疆边防部队，在中印边境地区进行了一场击退印度军队入侵的自卫反击作战。

    中共中央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三年"大跃进"造成了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从1960年冬开始，党中央和毛泽东不得不从严峻的现实出发，重新纠正"左"倾错误，工作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由于各级干部长期受"左"的影响，思想上还有一些不同认识，对困难和问题的严重性估计不足。"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在贯彻实行中还不很顺利。八届九中全会上定的1961年某些已经过高的指标，仍然被突破。有些干部担心政策多变，不敢大胆调整，害怕陷于被动；有的干部鉴于历史的经验，怕被扣上否定"三面红旗"的政治帽子，因而采取等待观望的态度。虽然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后，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做多方面努力，但实际工作中收效不大，经济困难还在加剧，矛盾和问题继续暴露。为了总结经验，提出办法，统一全党的思想和行动，坚决全面深入地调整国民经济，改变极为被动的局面，中共中央于1961年12月21日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根据近几年的一些经验，认为这种一般规模开法的工作会议，还不足以最有成效地把中央的精神与要求，全面地贯彻到县一级，达到统一全党思想与行动的目的，于是决定召开一次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

    1月11日至2月7日，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和中央各部门、各中央局、各省、市、地、县的主要负责人和一些重要厂矿及部队的负责干部共7000余人，因此又称"七千人大会"。会上，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作了书面报告，并讲了话，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在大会上作了重要讲话，陈云没有在大会上讲话。这次会议分为前后两个阶段。会议的第一阶段，是从1月11日到29日上午，主要是讨论修改刘少奇代表党中央提出的"书面报告稿"第一稿。经过8天的讨论，对书面报告稿进行了修改。书面报告的第二稿，于1月26日印发与会者再次进行讨论，提出修改意见。刘少奇还在全体会议上，对书面报告第二稿的修改情况作了补充说明。最后大会分组对书面报告和刘少奇的说明进行座谈讨论。与会者对"书面报告"第二稿普遍表示满意，认为"说出了多年想说的话"。会议后，在刘少奇的主持下，对"书面报告"第二稿进行修改补充，形成第三稿，并以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报告》的名义作为正式文件印发。

    下发的书面报告的主要内容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目前的形势和任务。除讲了国际形势外，着重分析了国内形势和面临的任务，总结基本经验教训。第二部分，加强民主集中制，加强集中统一。主要讲了反对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破坏民主作风的问题；反对分散主义，加强中央领导；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关于在经济工作中集中统一的要求等4个问题。第三部分，党的问题。主要讲了坚持实事求是的作风，走群众路线，改善党内生活等问题。总的来看，书面报告在对1958年后工业、农业、基本建设、科学、文化、教育、卫生、体育、商业、国防等方面取得的成绩作了原则肯定的同时，严肃地指出了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书面报告指出，"第一，工农业生产的计划指标过高，基本建设的战线过长，使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关系、消费和积累的比例关系，发生了严重不协调的现象。在一段时间内，农业上犯过高估产、高征购的错误。""第二，在农村人民公社的实际工作中，许多地区，在一个时期内，曾经混淆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线，曾经对集体所有制的内部关系进行不适当的、过多过急的变动，这样，就违反了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的原则，犯了刮‘共产风’和其他平均主义的错误。在手工业和商业方面，也犯了急于把集体所有制改变为全民所有制的错误。""第三，不适当地要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许多完整的工业体系，权力下放过多，分散主义有了严重的滋长。""第四，对农业增产的速度估计过高，对建设事业的发展要求过急，因而使城市人口不适当地大量增加，造成了城乡人口的比例同当前农业生产水平极不适应的状况，加重了城市供应的困难，也加重了农业生产的困难。"报告分析了缺点错误产生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我们在建设中的经验还很不够；另一方面，是由于几年来党内不少领导同志不够谦虚谨慎，违反了党的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党内生活、国家生活和群众组织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而指标过高、要求过急等缺点、错误，又助长了这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不民主的错误作风。这样就妨碍了我们党及时地、尽早地发现问题和纠正错误。"报告表示：对于这几年来工作中的缺点错误，"首先要负责的是中央"，"当然也包括中央各部门和国务院及其所属各部门"；"其次要负责的是省一级领导机关"。

    报告认为：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的基本方向和主要原则是正确的。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的性质，不是路线性质的错误，而是具体执行中的问题。这几年"成绩是伟大的，缺点和错误是第二位的，而决不是相反"。

    报告总结了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16条基本经验教训。第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所提出的多、快、好、省这几个方面，是互相促进互相制约的。第二，以农业为基础来发展我国国民经济，是我们的一个根本方针。第三，社会主义的两种所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是不能混淆的。第四，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在我国现有的各种所有制中居于领导地位。第五，社会主义经济，要有统一的国家计划。第六，文化、教育、科学、卫生事业的发展，必须同经济建设的发展相适应，保持适当的比例关系。第七，国家计划的统一性和地方的积极性要结合起来。第八，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是最彻底的民主集中制，是在人民内部实行的根本制度，是在高度民主基础上的高度集中和在高度集中指导下的高度民主。第九，必须充分发展商品交换，加强和改进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之间、工业和农业之间、城市和农村之间、地区和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第十，社会主义不是平均主义，共产主义也不是平均主义。在社会主义阶段，我们的分配原则，是按劳分配；我们的交换原则，是等价交换。第十一，我们必须随时随地爱惜群众的精力，把群众的精力用在最恰当的地方，以便取得最大的效果。第十二，任何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事业都需要吸收其他国家的经验，也需要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和人民的支援。但是，不论是革命的斗争，或者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斗争，都同样的首先是各国人民自己的事情。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必须自力更生，必须在我们这样一个大国中建立起强大的独立的经济体系。第十三，勤俭建国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方针。第十四，国家机构和企业、事业机构过于庞大，非生产人员过多，是阻碍国民经济的发展的，必须认真实行精兵简政。第十五，必须实行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第十六，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必须加强党的领导。这些经验教训的总结，虽然是初步的，但涉及政治、经济、机构、体制、工作作风等方方面面，无疑对中国共产党和政府部门改进工作有很大启示，也为各级干部认清问题、尽快纠正工作中的失误，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基础。

    月27日，刘少奇在大会上讲话，对书面报告的主要内容作了说明。其中对若干问题讲了自己的独到见解。关于经济困难的原因，刘少奇认为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你不承认，人家就不服"。这就打破了一概说经济困难主要是因为天灾的框子。

    关于成绩与缺点错误的关系，刘少奇说："总的说来，从1958年以来，我们的成绩还是主要的，是第一位的。缺点错误是次要的，是第二位的。"但是"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如果说这些地方的缺点和错误只是三个指头，成绩还有七个指头，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是不能说服人的。"这样，就突破了总把缺点错误与成绩说成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至多是"三七开"的框子。

    关于"三面红旗"，刘少奇一方面指出，"书面报告稿"讲"三面红旗"的基本方向和主要原则是正确的，同时又说："三面红旗，我们现在都不取消，都继续保持，继续为三面红旗而奋斗。现在，有些问题还看得不那么清楚，但是再经过5年、10年以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就可以更进一步地作出结论。"这样，就给"三面红旗"究竟正确与否这个重要问题，留下了将来再作探讨的余地。

    刘少奇在讲话中，还批评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左比右好"，以指标数字定"左"右，一哄而起搞运动等"左"的口号和做法。

    刘少奇的讲话，在当时起到了部分地打破思想禁锢、正视错误从而改正错误的作用。

    会议原计划主要是讨论和通过刘少奇代表中央提出的"书面报告"，然后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讲话，结束会议。但在会议进行中，与会的许多人感到时间短，有很多话要说，难以充分发表；认为反对了当时妨碍全国一盘棋的分散主义，还应该强调发扬民主和反对官僚主义，克服1959年庐山会议后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下级对上级有意见但不敢讲，上下级关系不融洽的问题。

    根据会议的进展情况，毛泽东在1月29日下午的大会上提出延长时间，开"出气会"。他说，没有民主就没有集中，关键要上下通气，要在这次全国五级干部会上解决这个问题。还说7000人一起在北京过春节。与会者热烈拥护，群情高昂。

    会议自1月29日下午起进入第二个阶段，至2月7日闭幕止。

    月30日下午，毛泽东在全体会议上作了长篇讲话，一共讲了6个方面的问题，即：（1）这次会议的开会方法；（2）民主集中制问题；（3）我们应当联合哪一些阶级？压迫哪一些阶级？这是一个根本立场问题；（4）关于认识客观世界的问题；（5）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6）要团结全党和全体人民。中心是民主集中制问题。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就不可能正确地总结经验，也就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因为大家意见分歧，没有统一的认识，集中制就建立不起来。没有真正的民主集中制，无产阶级专政也不可能巩固。集中，首先是集中正确的意见，在此基础上才能做到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因此，要虚心听取不同意见，第一书记一个人说了就算数，是很错误的。这样的第一书记，应当叫做霸王。他讲了西楚霸王项羽不爱听不同意见、刘邦"豁达大度，从谏如流"，项羽最终失败，演出"霸王别姬"的悲剧。他批评有些干部怕群众开展讨论，怕他们提出同领导机关、领导者的观点不同的意见，这种压制群众讲话的态度是非常恶劣的。对于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他还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毛泽东还强调指出，对于社会主义建设，过去没有干过，更加上缺乏经验，因此工作中还有很大的盲目性。他说他自己就对经济建设工作中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太懂。对于农业，我懂得一点，……还是懂得不多。"对于生产力方面的知识很少，注意得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他要求全党同志一定要积累经验，努力学习，在实践中逐步加深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认识，弄清它的规律。要下到基层去蹲点，要搞调查研究，认真总结新中国建立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完善各项工作的方针、政策和办法，使社会主义事业在正确的轨道上前进。

    月31日至2月6日，会议的各大组对省委、中央局、中央国家机关及有关负责人几年来的工作，提出了许多批评。省委主要负责人都在大会上作了检讨。中央局和中央国家机关一些部、委的负责干部就工作指导上出现过的缺点错误，作了自我批评。

    在会议的第二阶段中，中央领导开展了自我批评，刘少奇代表中央作自我批评，承担了责任。他说：对于几年来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首先要负责的是中央"。有些事情，"是经过中央政治局的，中央政治局应该担负责任"。他还在全体会和分组会上多次要求与会者对中央提批评意见。

    月6日，邓小平在大会作了自我批评，并组织人对几年来的中央文件作了检查，对书记处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给中央政治局常委写了一个报告，同时请求到会的同志提意见。他还指出：最近几年来，我们党的领导，党的工作，是有严重缺点的，特别重要的是党的优良传统受到了削弱。不大注意调查研究，往往实事求是不够。党内斗争发生了一些偏差，在几次运动中，伤害了一部分于部，有的地区伤害了大批干部。由于没有贯彻实行民主集中制、党内过火斗争等种种原因，在党内滋长了一种不如实反映情况，不讲老实话，怕讲老实话的坏风气。现在，我们必须把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恢复起来，发扬起来。

    月7日，周恩来在大会上讲话。为了统一大家认识，他用大量事实充分说明了经济生活中的主要困难，即工农业生产不景气，产量、效益降低，工农业物资严重不足，许多工厂停工半停工，约1／3的企业亏损，通货膨胀，供求矛盾尖锐，城乡人民基本生活没有保障，实际工资降低。对国民经济虽然已经整顿了一年，但经济情况的好转仅是刚刚开始，还需要一定时间，必须对困难有足够的认识。对困难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正是为了认清情况，寻求适当办法，去战胜它、克服它。他还代表国务院检查了主观方面存在的问题，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他说："在这几年的政府工作中，有许多缺点和错误，由于这些缺点和错误，浪费许多民力，消耗许多国家资产，造成不少损失，给大家很大压力，我借这个机会代表我们做政府工作的同志向大家认错、道歉。"大会发扬了民主，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工作作风，启发和鼓舞了与会者，在坚决贯彻执行"八字"方针，促进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方面起了积极作用。但也存在明显的缺点和历史的局限性，如会上对"三面红旗"仍是完全肯定，因此，七千人大会总结经验教训，纠正错误，只能是初步的，没有从根本上否定"左"的指导思想。大会对于最近几年来受到批判处分的干部和党员特别是反右倾运动中受到错误处理的干部和党员要求实事求是地进行甄别平反，但是，却不给当时最大的冤案"彭德怀反党集团案"平反。同时，这次会议也没有解决党内高级干部对形势估计上的分歧。当时，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等是想从指导思想上彻底纠"左"，因此主张要退够。在这一点上与毛泽东是有分歧的。林彪在会上则别有用心地说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这几年发生错误和经济困难是。由于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造成的。这种认识上的分歧影响了调整措施的确定和贯彻。大会虽然对当时困难的形势已有较多的认识，但对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方面的困难仍然认识不足。会后，随着调整国民经济工作的进一步展开，对经济困难形势的认识和估计也日益接近或符合于实际。

    中央决定改变农村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年9月29日，毛泽东写信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及有关同志，提出将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的建议。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要求各级党委就此问题认真调查研究，提出意见。在各地认真调查研究和试点的基础上，经过充分讨论，中共中央于1962年2月13日作出了《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

    《指示》指出，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有很多好处。第一个好处，就是能够比较彻底地克服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把基本核算单位下放，生产队就既有生产管理权，又有分配决定权，直接组织生产的单位和基本核算单位统一起来，生产和分配也就统一起来了。这样，从高级社以来就存在着的束缚生产队积极性的平均主义，就得到了比较彻底的克服。第二个好处，就是生产队的生产自主权有了很好的保障。这就大大有利于生产队因地制宜地发展生产，把生产安排得更合理，更符合本队的实际情况。第三个好处，就是更适合当前农民的觉悟程度。生产队范围小，几十户为一个基本核算单位，社员对于集体经济同自己的利害关系，对于自己的劳动成果，看得最直接、最清楚，这就能够进一步发扬广大社员对于集体经济的积极性，使他们热心于发展集体生产，爱护公共财物。第四个好处，就是更有利于改善集体经济的经营管理。生产队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它办得好和不好，同每个社员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生产队的规模不大，又便于社员直接参加管理工作，便于社员监督干部。这样，民主办社，勤俭办社，有了一个最广泛、最可靠的群众基础。因此，《指示》认为，实行以生产队为基础的三级集体所有制，将不是短期内的事情，而是在一个长时期内、例如至少30年，实行的根本制度。基本核算单位一经确定之后，就要稳定下来，不能任意变动。

    《指示》指出，在调整基本核算单位的时候，应当妥善解决好八个问题：（1）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规模，都要适当。生产大队一般地以相当于原来的高级农业合作社的规模组成，较为适宜。生产队的规模，应当根据土地的数量和远近、居住的集中或者分散、劳动力是否搭配得开、畜力是否配套等等条件确定，不宜过大，但也不宜过小。除了某些居住特别分散的小山庄以外，在生产队下面，不应当再有包产单位。（2）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管理机构，都必须力求精干。干部工分补贴的数量和办法，在调整基本核算单位的时候，应当经过社员讨论，确定下来。大队和生产队两级干部补贴工分的总数应当控制在全大队工分总数的2％左右。一般地也不要超过全大队工分总数的2.5％。（3）原来的土地可以基本不动，个别调整，但是不要打乱重分。在有利于改良土壤、培养地力、保持水土和增加水利建设等前提下，可以确定归生产队所有，也可以仍旧归大队所有，固定给生产队长期使用。（4）原来的耕畜、农具，只要基本上是合理的，一般地不再变动。一般地应当归生产队所有。较大型的农业机械和排灌机械，不宜于分散使用的农业工具和运输工具，应当仍归大队所有，以便充分发挥这些工具的使用效率，更好地为各生产队服务。（5）对于大队原来经营的企业，应当妥善处理，不使遭受损失；特别是对于某些直接影响当地工农业生产，影响城乡人民生活的副业和手工业，应当加以保护。大队企业一般地应当加以保护。凡是不利于分散经营的，仍归大队经营，并且仍归‘大队所有；凡是由生产队经营更为有利的，就下放给生产队经营，并且确定归生产队所有。（6）原来归大队所有的大片集中的林木，可以根据情况，仍归大队所有，或者下放给生产队所有。归大队所有的林木，可以由大队直接经营，也可以包给生产队经营。分散在各生产队土地上的小片林木或者零星林木，一般地应当下放给生产队所有，如果因为分布不均、难于分配的，也可以仍归大队所有，包给生产队经营。（7）一切水库、塘坝、渠道和其他水利设施，都应当根据便于保护和维修、便于充分利用的原则，妥善处理，原来属于一个生产队使用的水利设施，应当仍然归它使用，由它负责维修，并且归它所有。（8）在改变基本核算单位的时候，大队和生产队过去的一切债务，都要结算清楚，不能任意宣布废除。大队的债务，都由大队负责清理。生产队的债务，由生产队清理和偿还。过去平调社员的物资和现金，大队平调的，由大队负责退赔，生产队平调的，由生产队退赔。

    二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西楼会议）"七千人大会"上曾估计：经济上最困难的时期已经渡过了。会后，中共中央在研究1962年财政预算时，发现当年财政有很大赤字，商品供应量与社会购买力之间也有很大逆差，如不采取果断措施，国民经济将进一步恶化，所以在1962年2月2l至23日，刘少奇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即西楼会议。毛泽东在外地未参加。会议讨论了1962年国家预算和经济形势问题。会议检查了1958年至1961年间的财政、信贷的情况，发现每年财政收入都有虚假现象，掩盖了年年存在的财政赤字。会议进一步分析了连续两年的农业生产遭灾、粮食大幅度减产，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出现了通货膨胀，市场供应紧张等严重情况，认为我国现在在经济上是处在一种很不平常的时期，即非常时期，必须确定一个调整恢复时期，全面地调整国民经济。刘少奇指出："收入要可靠，争取的数字不能打上。支出要打足，各种支出都要打上。实际支出如超出了预算，作预算的人要负责。有赤字要提出来警告大家，采取措施来弥补。过去几年没有揭露赤字是不对的。搞不好，经济还要继续恶化。只有暴露了问题，才好解决问题。"周恩来提议，下决心对国民经济大幅度调整。会议一致同意这一建议，认为只有压缩某些工业生产指标和基本建设投资，才能实现财政收支"当年平衡，略有回笼"的要求，使经济逐步恢复正常秩序，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发展。

    西楼会议上的一个重要内容，是陈云于23日在会上对当时的经济形势及克服困难的办法发表了长篇讲话，后来经过进一步丰富，并且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又于26日在国务院各部委党组成员会议上作报告，即《目前财政经济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

    《报告》首先指出，我国目前财政经济方面存在着五个方面的困难：

    .农业在近几年有很大的减产。1961年的产量同1957年相比，粮食大约减少800多亿斤，棉花等经济作物和畜牧产品也减产很多。粮食不够吃，去年进口100多亿斤，今年还要进口80亿斤。关于恢复农业生产的速度的问题，我们的工作基点应该是争取快，准备慢。凡是有利于争取农业增产的，我们都要尽力去做。农业问题是全国的大事，对各部委的工作都有关系。不仅农、林、水各部要研究，工、交各部要研究，财、贸各部要研究，而且文教、政法、外事各部也要研究。我们都是干革命的，搞社会主义的，对于这样关系全国6亿多人民的大事，关系整个社会主义建设的大事，是不能不关心的。2.已经摆开的基本建设规模，超过了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性，同现在的工农业生产水平不相适应。基本建设规模过大，农业负担不了，工业也负担不了。这几年的建设规模是怎样铺开的呢？除了1958年误认为粮食过了关以外，又是根据钢产量很快可以达到五六千万吨的设想来布置的。大家没有经验，摊子铺得大了，工人招得多了，这样就造成了建设规模同实际的工业基础不相适应的情况。现在的情况是，工人增加得太多了，产值却增加得不多；工业产品，不论从数量、质量、品种、规格来看，都不能满足各个方面的需要。因此，基本建设项目就不得不一批一批下马，半成品就不能不大量积压。

    .钞票发得太多，通货膨胀。这几年挖了商业库存，涨了物价，动用了很大一部分黄金、白银和外汇的储备，在对外贸易上还欠了债，并且多发了六七十亿元票子来弥补财政赤字。原因很简单：一方面，农业、轻工业减产，国家掌握的商品少，这两方面不能平衡。我们必须坚决扭转通货膨胀的趋势。否则，将不利于工农业生产的恢复，不利于市场的稳定，不利于经济建设的开展。

    .城市的钞票大量向乡村转移，一部分农民手里的钞票很多，投机倒把在发展。目前的情况是，农民自己经营的副业产品，集体和个人生产的三类物资，都大幅度地涨价。大批钞票流向农村，国家没有足够的工业品来回笼这些钞票，只有当国家手里掌握很多物资，能够保证城市供应的时候，城市钞票大量向农村转移的趋势，才能停止。

    .城市人民的生活水平下降。吃的、穿的、用的都不够，物价上涨，实际工资下降很多。

    《报告》认为存在着克服困难的有利条件：

    .改进农村工作的"十二条"、农村人民公社"六十条"贯彻执行后，农民的积极性显著提高。中央关于调整工业的指示、工业企业"七十条"，也已经开始收到效果。经过最近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全党县级以上主要干部的思想认识大为提高，各项工作将会有显著的进步。

    .粮食、家禽、猪的产量在回升。

    .几年来扩大了的工业、交通的生产能力，其中许多部分，将会在经济恢复中起作用。

    .人民在克服困难、恢复经济中，是会同我们党合作的，人民会同我们党一起去战胜困难的。

    .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取得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

    《报告》提出了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

    .把十年经济规划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恢复阶段，后一阶段是发展阶段。农业恢复大约要三年到五年。工业在这三五年内，也只能放慢速度，只能是调整和恢复。恢复阶段从1960年算起，大体上要五年。恢复阶段的经济情况是很困难的，类似非常时期。我们要有应付非常时期的办法。主要有两条：一条是要有更多的集中统一；另一条是一切步骤要稳扎稳打。

    .减少城市人口，"精兵简政"。

    .要采取一切办法制止通货膨胀。《报告》提出了四种办法：（1）严格管理现金，节约现金支出。（2）尽可能增产人民需要的生活用品。（3）增加几种高价商品。高价商品品种要少，回笼要多。（4）坚决同投机倒把活动作斗争。

    .尽力保证城市人民的最低生活。一是分几步做到城市每人每月供应3斤大豆，在缺少肉类的情况下，用大豆来补充营养，是一个比较可靠的办法。二是每年供应几千万双尼龙袜子，国家一年也可以回笼几亿元的货币。三是把全国各地价值约4000万元到5000万元的山珍海味等高级副食品，用来扩大高价馆子，既可以改善一部分人的生活，也可以回笼不少货币。5.把一切可能的力量用于农业增产。一是除增产粮食外，要重新考虑保证经济作物增产的办法。经济作物不恢复，国家就没有商品来保证城市和乡村的供应，工农联盟就不能巩固，国家同农民也不可能有真正的等价交换。二是对不同的产粮区，研究出不同的增产办法。我们应该找出适应这些地区特点的有效的办法。三是拨出一部分钢铁、木材，制造中小农具。目前工业支援农业的重点，不是拖拉机，而是中小农具。要切实计算化肥和农业机械可能供应的程度，要确实能够办到，不要做不切实际的计划。

    .计划机关的主要注意力，应该从工业、交通方面，转移到农业增产和制止通货膨胀方面来，并且要在国家计划里得到体现。增加农业生产，解决吃、穿问题，保证市场供应，制止通货膨胀，在目前是第一位的问题。年产750万吨钢、2.5亿吨煤，也是重要的，但这是第二位的问题。在不妨碍增加农业生产和制止通货膨胀的前提下，能搞到这么多钢和煤，当然很好；如果有所妨碍，搞不到这么多也可以。

    陈云的讲话，受到与会者一致赞扬，认为困难讲够了，办法也有了。这对于统一当时高级干部对困难程度和恢复时间的快慢的认识，抵制"左"倾思想起了巨大作用，并为贯彻党的"八字方针"，实事求是地拟定调整国民经济的具体措施提出了重要办法。西楼会议后，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专程到武昌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同意把今后十年经济规划分为两个阶段的意见，并商定成立中央财经小组，以陈云为组长，李富春为副组长。早在1958年中共中央曾决定成立中央财经小组，陈云为组长。但在"大跃进"中，中央财经小组没能正常发挥作用，1959年"反右倾"后被取消了。这一次是适应调整国民经济的需要，重新成立的。

    王稼祥关于外交工作的建议年春，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王稼祥鉴于对外政策存在一些问题，在几次讲话和撰写的文章中提出了他的意见：（1）在和平共处问题上，他批评了中国党内存在的"左"的观点。他说："那种认为’在帝国主义存在的条件下，不可能有和平共处，必须彻底消除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才能实现和平共处和世界和平‘等等说法，是错误的。"（2）在世界战争问题上，他批判了赫鲁晓夫片面强调世界大战可以避免的错误观点的同时，也试图纠正中国党内片面认为世界战争注定不可避免的错误观点。他提出，不要说社会主义阵营同帝国主义阵营的根本矛盾必然导致发生世界战争；不要说必须在消灭美帝国主义以后，第三次世界大战才能避免；不要简单地说，"打不打第三次世界大战不取决于我们，而取决于帝国主义"；不要过分地强调世界战争的危险，而冲淡了防止世界战争的可能性；不要笼统地说，"只要帝国主义存在，战争就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就世界战争来说，存在着防止的可能性。"我们应该是动员人民群众提高警惕，加强斗争，克服战争危险，争取实现持久和平。"（3）在和平运动与民族解放运动问题上，他指出，和平运动具有广泛性，包括不同阶级、不同民族、不同政治信仰和宗教信仰的爱好和平的人们，包括那些仅仅害怕核战争灾难的普通的人们，和平运动是群众性的运动，应该根据不同地区、不同国家、不同群众的觉悟，采取为群众所能接受的各种方式来进行斗争。我们应该把和平运动的意义讲够。对和平运动要予以适当的估价和支持，并进行某种合作。不要只讲民族解放运动，不讲和平运动。在和平组织中，不要把民族解放运动讲得超过了和平运动。（4）关于支持别国革命问题，他认为，共产党既是爱国主义者，又是国际主义者，在主要干本国革命和建设的同时，还要支持别国革命和建设。但是，在执政前和执政后，在支持别国革命问题上，是应该有所区别的。由于受国际关系的约束，社会主义国家支援别国革命，要看其发展情况，不能认为在任何情况下，采取或者要求采取执政前的一切形式都是适当的。

    他提出了调整对外政策的建议：（1）为争取时间，渡过困难，加速完成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对外有必要采取缓和的方针。（2）发表一个全面的对外关系的声明，正确地全面地阐明我国的对外政策是和平政策。（3）在同帝、修、反斗争时要注意策略，要警惕有人阴谋将局部战争的战火引向我国，要避免把美帝锋芒全部集中地吸引到我国身上。印度不是中国的民族敌人，我们的主要敌人是美帝国主义。（4）关于我国的对外援助，不宜不顾自己的国力的限制而继续扩大，而应当适当减少。必须根据自己的具体条件，实事求是，量力而行。

    王稼祥的对外政策的观点和建议是正确的，目的在于纠正外交政策上的"左"倾偏差。但是不久，这些意见被毛泽东概括为"三和一少"，即对帝国主义要和，对"修正主义"要和，对各国反动派要和，对民族运动的支援要少。王稼祥关于外交工作的建议被认为是"修正主义"而受到批判。

    周恩来、陈毅在广州会议上的讲话为了贯彻"七千人大会"精神，1962年3月，国家科委在广州召开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文化部和戏剧家协会在广州召开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两个会议都称为"广州会议"。在3月2日，周恩来在两会上作了《论知识分子问题》的讲话。他讲了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知识分子的定义和地位；二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发展过程；三是如何团结知识分子；四是知识分子的自我改造。周恩来认为，知识分子不是独立的阶级，而是脑力劳动者构成的社会阶层。一般地说，这个阶层的绝大部分人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是附属于当时的统治阶级并为其服务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知识分子大多数站在民族立场上，反对外国殖民者和本国的卖国贼、民族叛徒以及帝国主义直接或间接豢养的走狗，成为革命的、爱国的知识分子。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就属于这种特写范围的社会阶层。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无疑地都受到帝国主义、反动统治阶级的种种影响，受过资产阶级的教育，这三条是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的"根"，这种"根"，不能否认。因此，不管现在如何，过去都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类型。但是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一方面，应该看到中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和压迫，因而有一部分人参加了革命，一部分人同情革命，多数人开始时对革命观望、中立，以后逐渐靠近革命。反革命的知识分子是极少数。历史的发展证明，知识分子只有同无产阶级，同劳动人民，同共产党一道前进才有出路。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都证明了这一点。无论是解放前还是在解放后，我们历来都把知识分子放在革命联盟内，算在人民的队伍当中。我们同知识分子的联盟与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是有根本区别的。因为无产阶级与作为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之间不存在对抗性的矛盾，而同非劳动者的资产阶级则还有对抗性的一面。这就根本改变了1957年以来一般地把知识分子放在资产阶级范畴的错误观点。周恩来强调指出，虽然许多知识分子来自旧社会，受到过帝国主义、反动统治阶级的影响，但由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知识分子采取了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和知识分子本身的不断努力，新中国成立后的12年来，大多数知识分子已有了根本的转变和极大的进步。经过10多年的努力，知识分子队伍壮大了。在知识分子中也有左、中、右。但有些部门和机关用左、中、右去排队就不好。不属于政治思想上的分野更不能用左、中、右去划分。就是对一小部分坚持资产阶级立场的知识分子，只要他们不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我们在政治上还是把他们算在联盟之内，对他们进行教育。党没有低估知识分子的作用，党的政策是明确的。知识分子也应心安理得地知道自己的作用。

    在谈到如何团结和正确对待知识分子时，周恩来提出了6个问题：（1）信任他们。你信任他，他也就信任你，彼此有了信任，就可以团结在一起。（2）帮助他们。知识分子所处的环境需要党的帮助，以诚心诚意的态度去帮助他们，对工作才有好处。（3）改善关系。先从党委、党员方面做起，先检查自己，不能只责备人家。（4）要解决问题。问题能够解决的，一定要解决，不解决问题使人感到诚意不够。（5）一定要承认过去有错误。各级领导要以老老实实、实事求是的态度，承认错误，改正错误，过去对同志们批评错了的、多了的、过了的，应该道歉。（6）。承认了错误还要改，凡是党和政府方面犯的错误都要改正。

    在谈到知识分子的自我改造时，周恩来也提出了6个问题：（1）所有的人包括共产党员在内都要自我改造。人民内部的改造，只有程度上的不同，没有性质上的不同。旧东西多的多改，旧东西少的少改，去掉坏的影响。（2）思想改造是长期的。把资产阶级世界观转变为无产阶级世界观，需要一个过程。首先是爱祖国，进一步愿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更进一步接受党的领导，逐步改变旧的立场和思想体系。（3）改造靠自觉。自我改造的程度如何主要决定于自己。（4）改造的方法要和风细雨，不能粗暴。这样气才能顺，心情才能舒畅，才能接受帮助。（5）改造要互相帮助，互相学习。没有人是专门改造别人的。人生有限，知识无限，到死也学不完，改造不完。帮助人家，首先要学习人家的长处。（6）人总有缺点的，世界上没有完人，永远不会有完人。事物总是有矛盾的，有矛盾就能促进事物发展，如果停止发展，就会灭亡。

    月5日和3月6日，陈毅在全国科学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和在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脱帽加冕"，就是脱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帽，加上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之冕，并着重地向与会人员行了"脱帽礼"。他指出：科学家是人民的知识分子，社会主义的科学家，是人民的劳动者，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脑力劳动者。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是我们国家劳动人民的三个组成部分，他们是主人翁。不能经过12年的改造、考验，还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顶帽子戴在所有知识分子的头上，因为那样做不符合实际情况。

    广州会议上周恩来、陈毅的讲话，肯定了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而不再是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这就极大地调动了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纠正了过去几年在知识分子问题上所造成的混乱现象，促进了我国60年代科技、文化事业的迅猛发展。但是由于中共中央对思想政治上的"左"倾观点还没有作出彻底清理，所以在中央内部仍然有少数人不同意甚至明确反对周恩来、陈毅在广州会议上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讲话精神。这就很难避免后来中共中央对知识分子问题出现反复。

    全国政协三届三次会议第三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第三次会议于1962年3月23日至4月18日在北京举行。会议听取了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叔通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并列席了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听取了周恩来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4月18日，周恩来在会上作了《我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新发展》的讲话。陈叔通指出，两年来，全国政协常委会先后听取和讨论了政府某些部门的工作报告、某些人民团体的工作报告，通过协商讨论，反映和吸取了各方面人士的意见和批评，有助于政府有关部门和有关人民团体检查和改进工作，政协各工作组共举行了各种座谈会和报告会390多次，结合座谈，并进行了调查研究和参观访问。各方面老年人士热烈响应周恩来主席所作的"把亲身经历记录下来传给后代"的号召，积极撰写稿件，提供了大量的历史资料。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已经编写出了《文史资料选辑》26辑，并选编了《辛亥革命回忆录》若干集。

    陈叔通在报告中还提出了全国政协和各级地方委员会今后应努力做好的几项工作：（1）加强各种政治活动，并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为巩固和扩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作出更多的贡献。（2）进一步加强政治理论学习工作，推动各界人士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3）加强本会同地方委员会的工作联系，加强调查研究，交流经验，推动工作。（4）继续动员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在解放台湾的斗争中贡献力量。（5）坚决拥护我国对外政策的总路线。

    月18日，周恩来在会上作了题为《我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新发展》的重要讲话，对我国社会主义时期统一战线工作的性质、任务和方针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作了科学论述。他指出，我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不仅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取得了全国的胜利，而且在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继续取得了胜利，现在面临着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任务，因此，在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这个组织、这个力量面前又提出了新的任务，它又要有新的发展。它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伟大成果的基础上，现在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动员更多可以动员的因素，来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扩大我们的民主生活。它的作用，不但表现在社会主义改造方面，而且表现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我们要把建设的任务担当起来。

    周恩来进一步指出，为着更好地实行民主集中制，我们首先要扩大和发扬民主生活，这也是我们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要担当的任务。在人民内部有一些对立面的意见，这对我们的进步是有好处的。我们不可能设想，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是铁板一块，大家都是一个想法，对任何问题的看法都一样。如果我们的统一战线是这样，它就不能发展，它就停止不前，甚至要后退。因此，我们应该在统一战线的内部，彼此讨论、研究、切磋，以求得更好的认识，求得更符合于真理，不断推动我们的事业前进。

    周恩来还就政协、各民主党派和工会等组织的活动方式、作用进行了论述。他指出今后政协的工作，责任更重了。首先，政协要多组织一些调查研究工作，才能知道实际情况，如实反映情况，才有具体材料、具体经验可供讨论和研究。其次，政协过去的工作，偏重于政治学习、国际活动和文史资料的收集，今后要多开展学术性的报告和讨论，要有意识地多邀请学术界的朋友参加。政协机关，可以同时提出各种不同的意见，争论的结果，不一定得出一致的结论，可将各种不同的意见，提交有关方面，如政府机关、科学研究机关、教育机关或者其他学术团体。，关于共产党在政协的责任问题，他指出，共产党的领导是指党的集体领导，党的中央和党的各级领导机构（省、市、县委员会等）的领导，起着领导作用的，主要是党的方针政策，而不是个人。在政协里边，在我们个人的来往当中，没有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只有领导机关和政策才是代表领导的。其次，要实现民主生活，还要求共产党员多交党外的朋友。既然我们扩大了统一战线，共产党又在这里起领导作用，我们党员应该把许多党外的意见集中起来，集中到党的领导机关来。

    周恩来还就各民主党派、工会、青年团、妇女组织、工商联、文教科学团体等组织进行论述，并谈到了民族关系、宗教、华侨等问题。周恩来最后说，我们政协包含各个党派、各个人民团体，是由这些单位的成员组成的，通过这些单位的成员，联系全国的各个方面，联系全国的人民，以至联系到海外的侨胞。通过这次会议，使得我们的统一战线更扩大、更深入了，工作更加重了。

    全国政协三届三次会议是一次十分成功的会议，出席会议的政协委员和被邀请的各界人士，在会上各抒己见，畅所欲言。通过这次会议，使中共中央关于国民经济进行调整的方针在社会各方面得到理解和贯彻，这对于充分调动各阶层人民的积极性，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克服国民经济的困难起到了重要作用。通过这次会议，使我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在社会主义全面建设时期得到了巩固和发展。

    全国人大二届三次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于3月27日至4月16日在北京举行。大会听取并讨论了周恩来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批准了人大常委会的工作报告和预算委员会的审查报告；通过了提案审查委员会的提案审查意见和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补选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周恩来的报告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国际形势和我国对外政策，第二部分为国内形势和我们的任务。

    在谈到国内形势时，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对1958年以来的经济建设作了初步总结。他在肯定这几年取得的成绩的同时，比较多地检查了政府工作中存在的严重缺点和错误。周恩来指出，几年来工农业生产的计划指标过高，基本建设规模过大，使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关系，特别是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比例关系以及积累和消费之间的比例关系，发生了严重不协调的现象。由于指标过高、要求过急，在生产和建设中实行了一些不切实际的、违反科学的措施，废除了一些不应该废除的规章制度，给各项经济事业造成不小的浪费和损失。由于生产建设的发展规模过快过大，使职工人数和城市人口不适当地大量增加，加重了城市供应的困难，也加重了农业生产的困难。这几年，文教卫生事业的发展，也有规模过大、要求过高过急、对质量重视不够的毛病，等等。

    周恩来在报告中着重谈了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和当前的任务。他指出，中共中央在1960年下半年，对国民经济工作提出了以调整为中心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这个方针包含着多方面的内容，主要的是，要适当地调整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相互关系，生产和基本建设的相互关系，经济事业和文教事业、国防事业的相互关系，积累和消费的相互关系，以及财政、信贷和物资的相互关系。各个经济部门和文教部门的内部，也要进行适当的调整。他指出，在当前的国民经济调整工作中，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是一个中心环节。我国国民经济中出现的不协调现象，农业生产下降的影响最大。没有农业的恢复和发展，就不可能有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为了恢复和发展农业，为了适当地发展轻工业，为了协调重工业内部各行各业的关系，我们必须放慢重工业的发展速度，有些重工业部门的生产指标，必须大幅度地下降。

    周恩来提出，在1962年，我们必须采取更有力的措施，切实按照农业、轻工业、重工业这样的次序，对整个国民经济进行全面调整、安排，以便集中主要力量，逐步地解决人民的吃、穿、用方面的最迫切的问题，并且逐步地在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建立新的平衡。为了做好1962年国民经济的词整工作，他提出了十项任务：（1）争取农业增产，首先是争取粮食、棉花、油料的增产。争取1962年有’一个比较好的收成，为此各级政府应该组织各方面的力量，加强对农业的支援，安排好群众的生活。（2）合理安排轻重工业生产，尽一切可能多增产日用品。为了适当满足城乡人民生活的需要，扩大城乡之间的商品交换，改善市场供应的状况，我们在安排工业生产的时候，应该首先注意安排日用品的生产。（3）进一步缩短基本建设战线。这样做，不仅可以腾出一定数量的材料、设备和人力，用到最急需的方面特别是农业生产方面，而且可以集中力量，使那些最重要的建设项目，能够建成投入生产，发挥作用。（4）压缩城镇人口，精减职工。目前的城镇人口仍然过多，农业可能提供的商品粮食和其他农产品，供养现有的城镇人口还困难。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的指标降低以后，现有职工人数也还显得过多。我们的机关、企业和事业单位，仍然存在着机构庞大、人浮于事的现象。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我们计划在1962年继续压缩城镇人口和精减职工。（5）彻底清理仓库，重新核定资金。清查出来的物资，由有关部门按照国家的统一规定，分别处理。企业的流动资金，将根据新的情况，由国家财政机关重新核定，多余的资金，一律收归国库。（6）改善市场的供应状况。在商品不足的情况下，合理地分配商品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国营商业部门要尽可能多地组织切合农村需要的工业品下乡，凡是农村急需的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应优先供应农村，以适当满足农民的生产和生活的需要，促进农业生产恢复和发展，并且多换回一些农副产品供应城市居民的需要。在城市中，要改善商品的供应办法。为了尽可能挤出更多的商品供应市场，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学校、部队要进一步节约行政开支和事业费用，压缩集团购买力。（7）保证完成对外贸易任务，偿还外债，努力承担国际义务。为此，各地方、各有关部门，都必须努力按质、按量、按时地完成国家规定的出口商品的生产任务和收购任务。（8）提高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卫生等工作的质量。使各项事业的发展同经济建设的发展相适应，这些部门，也应该贯彻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并且以调整为中心，来安排自己的工作。（9）节约支出，增加收入，加强现金管理，保证财政收支平衡。所有的经济部门和企业单位，都要改进经营管理，加强经济核算，加强财务管理，努力降低生产成本，努力降低商品流通费用，尽可能增加收入，减少支出。（10）进一步改进计划工作。把主要的注意力，从工业交通方面转移到农业和市场方面来，切实按照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次序和调整的具体任务，安排国民经济计划。

    在谈到国内政治生活问题时，周恩来指出，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必须进一步发扬民主，贯彻实行民主集中制，努力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要不断加强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继续贯彻实行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社会主义服务。要进一步团结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要使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要继续在科学研究和文学艺术领域中贯彻执行党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要继续团结爱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帮助他们进一步加强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并且把定息从1963年起延长3年，到时再议。要继续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加强国内各民族的团结。继续作好侨务工作、坚持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中，要进一步加强共产党员与非共产党员的合作。政府工作干部要经常进行实地调查，要发扬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工作作风，做好人民的勤务员。

    月10日至16日，有164位代表在大会上发言，详细讨沦了国际形势，审查了政府工作报告中的对外政策和国内工作的方针任务。一致通过了《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批准了这个政府工作报告。

    这次会议的召开使中共中央关于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的重大决策得到人民代表大会的赞同，这对于团结全国人民，同心同德，克服严重困难产生了重要作用。

    民族、宗教工作及侨务政策的调整党和国家在调整国民经济的同时，对政治关系方面也进行了调整。

    为了解决民族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调整民族关系，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和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于1962年4月21日至5月29日在北京召开全国民族工作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各民族的代表人物和干部。彭真、李维汉等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会议总结了几年来民族工作的经验，讨论了今后的工作方针和任务。会议在肯定几年来民族工作的成绩的同时，指出了有些地区存在的损害少数民族平等和自治权利、批判地方民族主义出现偏差以及对宗教问题处理不当等问题。会议指出，今后五年内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工作方针是："依照中央和毛主席的政策，调整民族关系，加强民族团结，调整各民族内部各民族阶级和阶层间的关系，加强工农联盟，加强同一切爱国民主人士的团结，以便调动和发挥各少数民族人民的积极性，集中力量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牧业区发展牧业生产，林业区发展林业生产，逐步恢复和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其他方面的事业，都要服从这个总目的。因此，一切不是急需办理的事情，5年之内应当不办或缓办；自治地方的内部事务，特别是有关照顾经济特点、文化形成、语言文字、风俗习惯的问题，应当放手，让少数民族人民和干部自己去管，按照各少数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分别办好人民公社或合作社。有些地区，在这几年，可以不办人民公社和合作社，将来再办；生活上的特殊需要，应当尽可能地加以照顾。

    在宗教问题上，虽然一再指出要把宗教中的压迫剥削制度同宗教信仰分开，但在实际处理寺庙等问题的掌握上存在着偏差。为此，会议认为，在宗教方面，必须长期坚持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要按照群众宗教生活的实际需要和意见，处理少数民族宗教方面存在的问题，让群众的宗教活动恢复正常；主动改善同上层人士的关系，加强同他们的团结，帮助他们进步，让他们发挥应有的作用。少数民族地区的汉族干部都应当切实从少数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统一战线政策，不得在党的方针政策以外，另出点子，另立章程。在人民群众和干部中，继续进行民族平等、团结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教育，用教育的方法，防止和克服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倾向。今后一般地不要进行斗争；认真进行甄别工作，民族主义分子改正较好的要摘去帽子；在民族区工作的汉族干部，如有影响很不好的应当调出。

    会议提出的比较重大的问题是：（1）关于撤销、合并了的自治地方的处理问题；（2）关于建立自治州和自治县的问题；（3）关于改变自治地方党政合署办公、党政不分的问题；（4）关于自治地方财政权限的问题；（5）关于培养、提拔和使用少数民族干部的问题；（6）关于精减问题；（7）关于团结上层问题；（8）关于宗教方面的问题；（9）关于散居少数民族的工作和恢复民族乡的问题；（10）关于牧区工作的方针问题；（11）关于贸易、教育、卫生和山区生产的几个具体问题。会议向中央写了报告，提出了处理意见。

    6月20日，中共中央批转了《关于民族工作会议的报告》。批示强调指出：民族问题的彻底解决是长期的，必须进行长期的经常工作，才能逐步实现。如果看不到这种长期性，不重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民族问题，不照顾民族特点和地区特点，不按党的政策办事，在工作中势必要犯错误。因此，有必要在干部和人民中重申党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统一战线政策和其他方针、政策，并且要经常认真地检查政策执行的情况，切实按照党的方针政策办事。过去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被忽视了的要恢复。批示还规定，在这次精减中，管理民族工作的机构不要取消，干部不要精减，干部太弱的还要加强。必须长期坚持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按群众宗教生活的实际需要和意见处理少数民族宗教上存在的问题，让群众的宗教活动恢复正常，对于汉族人民信仰宗教中存在的问题，也应参照这个精神加以处理。

    这次会议，对于清理1958年以来民族工作中的"左"倾错误，‘改善民族关系，调动少数民族人民的积极性，起了重要作用。

    为了解决在侨务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即所谓"海外关系"问题，中共中央于1962年5月31日批准了中央华侨事务委员会党组于1962年5月25日给中央的报告，即《中共中央批准华侨事务委员会党组关于所谓"海外关系"问题的报告》。指出，不少地方和部门，不加分析地把归国华侨、侨眷、归侨学生在国外的家庭和亲友关系，一律作为"资产阶级关系"或"复杂的政治关系"看待，扣上"海外关系"的帽子，而滥加怀疑和歧视，有的地方和部门规定凡有"海外关系"者，一律不能入党入团，不能参加工会，不能当积极分子；有的学校对归侨学生入学、实习限制很严；有的部门把有国外亲友的归侨干部当作精减下放对象或任意调动他们的工作；有的归侨干部虽在工作上、生产上取得优异成绩，政治表现也很好，人事部门也不让提拔重用；有的归侨干部、工人被选为先进生产者或工作者，亦不让出席会议；有的单位对归侨干部的婚姻横加干涉，错误地乱加批评；有的单位在历次政治运动和政治审查中，把那些有国外亲友关系的人，列为批判对象或重点审查对象；有的单位甚至把华侨与地、富、反、坏、右、资等同，混淆了敌我界线，等等。这种主观主义地不进行阶级分析，政策上不加区别的错误做法，在政治上是犯了扩大化的错误，而且违背中央、国务院有关侨务政策的指示。这种错误已造成了极为不良的后果。中共中央对此报告批示认为："所谓’海外关系‘的提法，是模糊政治界线，混淆敌我关系的提法，是不妥当的，有害无益的。"为了纠正错误，切实贯彻执行党的侨务政策，中央要求有关单位，尤其是华侨、归侨、侨眷占人口中相当比重的省和市，切实地讨论中侨委党组的报告，对因所谓"海外关系"而引起的一系列问题有步骤地加以处理。并规定：（1）必须从人事、鉴定、审查工作中取消海外关系这一项。（2）对历次政治运动和政治审查中被批判、追查、处分的归国华侨、侨眷和归侨学生进行甄别处理；如因有所谓海外关系而被错斗、错处分、错戴帽子者，应坚决、迅速、切实纠正，取消处分，恢复名誉。（3）对因所谓海外关系而被任意调职或下放劳动者，应加以妥善处理。对德才兼备的归侨干部，如仅因有所谓海外关系而不被信任和提拔重用者，应根据党的干部政策处理，不得歧视。（4）对那些已经具备入党人团条件的归国华侨、侨眷和归侨学生应照章吸收他们入党入团，不得因有侨汇及与国外家庭亲友的联系而加以拖延或歧视。（5）对归国华侨、侨眷和归侨学生接受侨汇问题应按中央《关于争取侨汇问题的紧急指示》处理，切实贯彻保护侨汇的政策。（6）纠正对归侨学生在就学、实习、阅读参考书籍资料等方面的歧视和限制。

    党内外政治关系的调整，对于团结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同舟共济，战胜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起了巨大的作用。

    全国统一战线工作会议年4月23日至5月21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全国统一战线工作会议，根据周恩来在二届人大三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在广州科学工作会议、三届政协三次会议上讲话的精神，研究主动调整统一战线内部的关系。1957年后的几年中，在处理阶级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和归侨关系等方面的工作中，发生过一些缺点错误，妨碍了相当一部分党外人士的积极性。这次统战工作会议就是为了解决存在的问题，加强人民内部的团结，以利于国民经济调整工作的顺利进行而召开的。会议听取了统战部副部长徐冰的总结报告，统战部部长李维汉讲了话。会议还讨论了民主党派的性质、统一战线新阶段的内容以及知识分子等问题。5月17日，周恩来、邓小平听取了会议的汇报，并作了指示。6月14日，中共中央批转了中央统战部关于全国统战工作会议的报告。会议要求做好以下工作：1.在压缩城镇人口的政策下，做好各界党外人士的安置工作。有些地区把一部分资产阶级工商业者和其他党外人士精减下放农村，引起了社会震动。会议确定，要根据党的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切实贯彻"包下来、包到底"的政策，妥善安置，把他们稳定下来。具体规定是：（1）"对于在职的资产阶级工商业者和他们的家属，不要下放农村。个别因家在农村，确系自愿下乡的，可以同意；但不能强迫或者动员他们。已经下放的，如非本人自愿，应该调回。对因关厂而精减下来的，务使每个人都有着落，不能推出了事。对于并掉的企业，精减不要专在他们的头上打主意。因关厂、并厂而必须精减下来的，应当转厂录用。一时确实不能安置的，因工资打折，生活发生实际困难，可以由工商联从互助金中给以补助。在保留下来的企业中，一般不精减他们。属于年老、体弱、多病或失去劳动能力的，可以让他们退休，或者放在编制之外，准其请长假。（2）对于县和县级以上的各级代表人物，不精减，不下放。对某些必须调整的，应当在其他单位安排相应的职务，不要降低他们的政治地位和生活待遇。（3）对资产阶级子女升学，应根据本人政治表现和考试成绩来决定，不要因为他们是资产阶级子女而有歧视。

    .做好甄别平反工作。（1）必须坚决地、迅速地进行甄别平反工作。凡是在交心运动中受到处分或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一律平反；在拔白旗、反右倾运动中受到批判、斗争、处分或者戴了帽子的，凡是批判错了或者基本错了的都应该平反。凡是平反的，应该摘掉帽子，恢复原来的工作或者安排其他相当的职务。（2）对在1958年以来其他运动中受过重点批判、处分或者戴了帽子的党外人士，经过甄别，证明完全错了或者基本错了的，也应该坚决予以平反，不要拖尾巴。（3）对党外人士的甄别平反，建议由党的各级监委主管，统战部和其他有关部门加以配合。

    做好对摘了右派帽子的人和右派分子的安置工作。（1）对目前正在休整学习一时无法安置的，可以延长休整学习时间。目前仍在劳动的，应该停止劳动，休整学习。对已经分配了工作的，如果认为需要精减的，暂不动。（2）对于已经解除劳动教养和需要遣返其他城市的摘了右派帽子的人和右派分子，应当暂留原地，设法维持他们的生活，等候处理，对已经遣返城市的，应该准许他们报上户口。（3）对于右派分子的家属和子女，不要称为"右派家属"、"右派子女"。在升学、就业、生活等方面，不要歧视。

    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统战部关于此次会议的报告时指出，几年来统一战线工作上的错误和"左"的思想倾向必须坚决纠正；必须确认：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仍然是革命的重要法宝之一。统一战线工作仍然是长期的。认为统战工作无关重要，甚至可以不做，是完全错误的。

    邓小平主持加速甄别平反工作年5月21日至6月12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少奇指出，党内外有一股严重的不敢讲真话之风。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规定这次会议准许议论纷纷，提出在党内实行不戴帽子、不抓辫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义"。他还指出，1959年不该把反右倾斗争搞到群众中去，县以下反右倾，把讲老实话的人、好人也整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甚至反革命分子，就犯了错误，现在要平反。他提出要对几年来批判和处分错了的干部、党员甄别平反。据此，会议决定要开展甄别平反工作。会议在文件中规定："今后在不脱产干部和社员群众之间，不许再进行反对右倾或’左‘倾的斗争，禁止给他们带政治帽子。"9月庐山中央工作会议上，作出了《关于轮训干部的决定》，目的是帮助干部进一步认清和掌握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健全党内民主生活，将"三不主义"作为党内生活的一个方针。在学习过程中，自由地交换意见，进行实事求是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和风细雨，互相帮助，真正做到敞开思想，畅所欲言，对于不同的意见，应该采取虚心倾听，探讨研究的态度，即使有的意见是不对的，也应该采取以理服人的态度进行讨论，不得采取强制接受意见的压服办法，并且允许有不同意见的同志保留自己的意见或者修正自己过去的意见，不戴帽子、不抓辫子、不打棍子。1962年1月至2月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号召开出气会，并带头作了自我批评，承担责任，给各级干部做出榜样。会议决定为在"斗争中处理错了的党员、干部甄别平反"。

    会后，由邓小平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和通过了《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并于4月27日颁发。

    《通知》指出，对于甄别工作重视不够，方法不对头，进度慢，对于调动广大党员、干部的积极性，团结全党全民搞好工农业生产，克服当前的困难是不利的。因此，中央认为，对于党员。干部的甄别平反工作，必须根据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精神，加强领导，加速进行。当前甄别工作的重点，是县级以下的农村基层干部。凡是在拔白旗、反右倾、整风整社、民主革命补课运动中批判和处分完全错了和基本错了的党员、干部，应当采取简便的办法，认真地、迅速地加以甄别平反。甄别平反的方法是由上一级党委派负责同志，帮助所在组织摸清被错批判和错处分的党员、干部的情况，找他们开会、谈话，然后召开干部大会或党员大会、群众大会宣布一律平反。其中即使有的有些轻微错误也不要留尾巴。有关领导干部应该当场向被错批判错处分的党员、干部进行道歉。上级党委应派人参加平反大会，说明错误的责任主要在上级，号召卸掉包袱，加强团结，搞好工作和生产。

    月7日至11日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邓小平专门讲了甄别平反问题。他说：甄别平反工作，对于调动干部的积极性，特别是调动农村县以下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很重要。甄别平反工作，采取一揽子解决比较好，就是说，过去搞错了的，或者基本搞错了的，统统摘了帽子，就是有一点点还对的，都不要留尾巴，一次解决。

    《通知》的下发，邓小平的讲话，大大加快了甄别平反工作的进程，很快为几年来主要是在"反右倾"斗争中被错误批判和处分的绝大多数人进行了甄别平反。到1962年8月，全国有600多万干部、党员和群众得到了平反。但是，1962年8月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的工作会议和随后于9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由于毛泽东关于阶级、形势、矛盾的讲话，把在甄别平反过程中，彭德怀给中共中央写信要求对他的问题重新审查，说成是"翻案风"，而再次进行批判。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阶级斗争理论的指导下，甄别平反工作又基本陷于停顿。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了政治上的拨乱反正，审查和纠正了1959年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关于彭德怀等人的错误决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从中央到地方都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加快了平反冤假错案的进程。1982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在为刘少奇冤案平反的同时，为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人进行了平反。到1982年底，甄别平反工作基本结束。这些被长期压抑的人，由于得到了平反，使精神重新获得了解放，终于卸掉了沉重的思想包袱。不仅如此，数以千百万计的因与他们有亲属关系或工作关系而受到株连的干部和群众也由此得到彻底解脱，他们又能够怀着愉快的心情投身到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事业中。

    政治局常委五月工作会议年5月7日至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参加会议的有在京的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成员，各中央局书记，中央各部门负责人和国务院一些部门负责人等，共105人。刘少奇主持了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中央财经小组关于讨论1962年调整计划的报告》，着萤研究分析财政经济的形势，确定争取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的方针、办法和措施。在大会上，李富春讲了进一步压缩城镇人口、精减职工、缩短工业生产战线和贯彻农轻重方针的问题；李先念讲了粮食、外贸问题；邓子恢讲了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制度的问题；谢富治讲了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问题；林枫讲了教育问题。大会的最后一天，4名政治局常委讲了话。周恩来讲了经济形势和方针任务以及粮食、外汇、市场、精减等问题，强调指出：在调整时期，我们宁可承认对困难的估计还不够大，多看一看，这是不会在困难面前低头、泄气的，反而会在困难的面前把我们团结起来。邓小平讲了甄别平反和加强各级党委领导核心等问题。朱德讲了农村工作问题，指出农业上正业、副业都要搞，自留地是真正的救命地。刘少奇讲了当前的经济形势和工作中应注意的问题，要求充分估计当前的困难，迎接困难，克服困难。

    会议正确地分析了国民经济的情况、财政经济困难的严重程度，批评了两种态度：一种是盲目乐观情绪和侥幸心理；另一种是恐右心理，怕承认困难被说成"右"。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在讲话中都提出要以马列主义者的态度正确对待困难；并指出，现在的危险是丧失信心，不敢迎接困难，看见困难不采取办法，慢慢拖下去，拖垮，这是真正的右。

    会议确定了三项方针性的决定：（1）对整个国民经济作大幅度的调整。解决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逐步实现综合平衡；（2）明确调整国民经济的指导思想是要争取快，准备慢；（3）解决1962年计划平衡的问题，还要解决1962年同1963年、1964年调整任务的衔接问题，以达到切实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会议确定了1962年调整国民经济的计划和两项中心工作：坚决缩短工业生产建设战线，减少城镇人口；加强农村人民公社的领导，加强工业对农业的支援。会议还讨论了加强财政和物资管理的问题。邓子恢对农村工作提出了重要的政策性的意见，拟在下次中央工作会议专门讨论。

    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批发（中央财经小组关于讨论1962年调整计划的报告）的指示》。指示认为，中央财经小组的这个报告，比较全面地、深入地分析了当前国民经济的重要情况。中央完全同意这个报告。这次会议的精神和提出的方针要传达到县委第一书记和相当于这一级以上的各级领导干部。指示指出，全党要实事求是地认识财政经济方面的严重困难隋况，要完全克服困难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指示向全党主要干部提出，要以革命家的气概，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态度正确对待困难，战胜困难。为了尽快地恢复农业生产，逐步地克服困难，指示要求全党目前必须抓紧两项中心工作："一是坚决缩短工业生产建设战线，坚决减少职工和城镇人口；一是加强农村人民公社生产队的领导，加强各方面、特别是工业对农业生产的支援，巩固农村的集体经济。从中央到地方，都要把主要的领导力量分为两部分。在统一的领导下，一部分抓精减工作，一部分抓农村工作。"指示特别强调了精减工作的重要性，认为"这是在目前情况下克服困难、调整国民经济的一项最积极的措施"。要求各级党政领导干部有步骤、有准备、有秩序地做好这项工作。

    这次会议在七千人大会、西楼会议的基础上，经过全面的调查研究，确定了整个国民经济进行调整的重大决策，从此，全面的国民经济调整工作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它是中国共产党在经济工作中纠正"左"倾错误的一次重要会议，成为60年代我国国民经济走出困境的转折点。

    邓子恢向中央提出《关于当前农村人民公社若干政策问题的意见》

    5月24日，邓子恢向中央写了《关于当前农村人民公社若干政策问题的意见》的报告。自1961年起，邓子恢带工作组在福建、黑龙江、广西、湖南、河南等省作了大量调查研究。在调查中发现，近年来中央颁布的"十二条"、"六十条"和基本核算单位下放等政策在许多地方尚未完全贯彻，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尚未充分发挥，经营管理多数未上轨道，集体生产尚未真正搞好。因此，邓子恢在报告中向党中央和毛泽东提出解决几个根本问题的意见，主要是：（1）关于所有制。建议采取措施，稳定人民公社的各种所有制，如：订出一种法律，30年内，大家共同遵守；明确规定以生产队作为基本核算单位，耕地、牲畜及大中型农具一律归生产队所有；确认土改时期分给农民的土地是人民公社土地集体所有制的法律根据；迅速划定林权，等等。（2）关于按劳分配政策一般应采取基本口粮、劳动粮、照顾粮三结合的办法或完全按劳分配加照顾的办法，而废除基本口粮与劳动粮相结合、基本口粮占绝大部分等办法。（3）关于干部特殊化。首先要引起各级党委注意这种现象的危险性，加强教育；其次要严格规定大小队干部的补贴人数和补贴限额；还要贯彻民主办社原则，建立一系列民主制度，建立检查制度，等等。（4）关于社员小私有。要稳定自留地并适当加以扩大，要鼓励和帮助社员繁殖大牲畜，以鼓励社员在一定限度内发展小自由，加速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5）关于征购派购与等价交换。一条是把征购派购任务定低定死，几年不变；另一条是实行总合换购，基本上实行等价交换。此外，集市贸易不能关死，小杂粮熟食业允许自由上市。要加强生产队的经营管理工作，着重做好劳动定额、评工记分、建立生产责任制。

    7月11日，邓子恢在中央高级党校作《关于农业问题的报告》。他指出，现在集体经济的经营管理没有搞好，原因并不是集体经济没有优越性，而是没有发挥出来。表现在三个方面：（1）社员积极性不高，出勤率低，工效不高，原因在于所有制不固定，所有权还在大队手里，队与队之间的平均主义，有些地方改变了，有些地方还没有改变；口粮分配上的平均主义；有些地方有劳动等级，但是不合理，有时还是死分死记；大队、小队干部补贴工分很多，大小队干部做工不多，养了一批闲人。（2）责任心不强，责任制度没有建立好。分工不明确，没有验收制度，没有生产责任制，赏罚不明。（3）派工的时候不能因材使用，不能真正做到分工而又合作。

    邓子恢在报告中提出了搞好集体经济的意见：（1）要有正确的政策措施。首先，要固定所有制。要将土地、耕畜、大农具归生产队所有，不能说使用权在小队，所有权在大队，而是所有权、生产权、管理权、分配权都在生产队。第二，贯彻按劳分配，基本口粮、劳动粮和照顾粮三结合。应该是有劳力的按劳分配，没有劳力的给基本口粮，再困难的照顾一些。第三，对社员的小自由应该固定起来，有一些地方可以适当的扩大。第四，是克服干部的特殊化。（2）做好经济工作，征购、派购一定要定死，口粮、统购要定死，三年、五年不变。另外，派购物资不要太大。自由市场也要开放，多的可以上自由市场，不仅社员可以上自由市场，生产队也可以上自由市场，现在允许上自由市场，只要是国家统购以外的东西都可以上自由市场。（3）改进集体经济的经营管理。要调动社员的积极性，必须要有严格的责任制。要贯彻按劳分配，要规定合理明确的劳动定额，评工记分加上政治工作，要有严格的生产责任制。首先要包工，实行队（生产队）包产，组包工。适宜个人干的，比如耘田、锄草、看水等完全可以包到户，为什么一定要一大堆人一起干呢？要按照作物的特点来规定包的办法，有的包到组，有的包到户，有的包一年，有的包几年，造林就要包几十年。要有严格的验收制度，干的不好扣工分，他就不敢马虎了。要有明确的奖惩制度，不但是看数量，首先是看质量，质量好的，应该奖工分。农活生产责任制不和产量结合是很难包的，因此有的地方包产到户，搞得很好，全家人起早摸黑都下地。不能把作为田间管理责任制的包产到户认为是单干，虽然没有统一搞，但土地、生产资料是集体所有，不是个体经济，作为田间管理包到户，越产奖励这是允许的。

    平定伊犁暴乱苏联政府早就想染指中国新疆，60年代初，随着中苏关系出现破裂，苏联政府加紧了在中国边境地区进行颠覆活动，煽动大量中国新疆居民外逃，并制造反革命暴乱事件。

    4月16日前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的中苏边境上，苏联当局在白天用巨大的广播声指示方向，夜间则打开探照灯，诱骗中国居民逃往苏联。大批外逃中国居民从塔城开始迅速蔓延到其他同苏联接壤的裕民、额尼、博乐、霍城、察布查尔、昭苏等县。苏联边防军把苏方在边境设置的铁丝网打开多处，并用成百辆汽车往返接运外逃者。苏边防人员甚至还在边界上公然唆使外逃人员返回中国境内裹胁其他群众并抢劫物品。至5月底，外逃人员前后共达6万多人，被带走牲畜23万头，致使大片土地荒芜，加上被暴徒抢劫的国家和集体财产，给中国造成了巨大损失。苏联政府在煽动新疆居民外逃后，又在新疆伊犁市策动了反革命暴乱。1962年5月29日下午，在苏联领事馆的指示下，2000多人涌进自治州人委，要求批准去苏联。一小撮反革命暴徒捣毁了自治州人委机关，抢走了外事处机密文件和自治州人委公章，殴打州长、州委副书记、公安局副局长和警卫战士，劫走了汽车和枪支，并包围了区党委。暴乱时间前后达6小时，人民解放军开进市区后才基本平息。在暴乱发生前，苏驻伊犁领事馆就唆使外逃人员找"中国当局"去办手续，以挑起事端。暴乱过程中，苏副领事曾两次乘车经过暴乱地点，为暴乱分子打气。暴乱分子把抢到的汽车和枪支交给苏联领事。一些苏联侨民也直接参加了暴乱活动，其中3人还成了暴乱分子的"代表"。

    为了配合上述破坏活动，苏联还发动了颠覆中国新疆的宣传运动。胡说什么"独立的要求"是"新疆人民的伟大抱负"，"新疆只有按照苏联中亚细亚和哈萨克斯坦的榜样，才有可能建设社会主义"。

    对于苏联一手制造的伊犁暴乱事件，中国政府外交部于1962年8月30日向苏联政府发出备忘录，指出是苏联驻中国新疆机构人员"策划和组织的这次大规模越界"，是一起的严重颠覆活动，希望苏联方面归还中国公民。苏联政府拒不承认其颠覆活动，9月19日，苏联政府照会中国政府外交部，反称中国对苏联驻新疆领事机构进行了一系列的挑衅行为。1963年7月18日苏中双边会谈时，中方声明说，苏联在新疆机构的工作人员，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了颠覆活动，再次要求苏联政府将中国公民谴返中国。

    苏联政府对中国政府的抗议和遣返中国公民的要求不但置之不理，而且利用叛逃分子成立反革命组织，进行破坏活动。前新疆军区副参谋长福农太也夫和马尔果夫背叛祖国以后，在苏联的指使下，联络反华的反革命力量，组织所谓"东土耳其斯坦解放委员会"和"东土耳其斯坦人民革命党"，公开进行颠覆活动和分裂活动。苏联还有选择地不断把中国外逃人员加以训练派回中国，为苏联进行间谍、情报工作。

    鉴于苏联政府坚持其颠覆活动的错误立场，1963年9月6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红旗杂志编辑部发表《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一文，指出："1962年4月到5月间，苏共领导通过他们驻中国新疆的机构和人员，在伊犁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颠覆活动，引诱和胁迫几万中国公民跑到苏联境内。在中国政府再三提出抗议和交涉之后，苏联政府还以’苏维埃法制感‘、’人道主义‘为借口，拒绝遣返这些中国公民。这一事件直到现在还没有解决。这在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中是史无前例的、骇人听闻的事件。"随后在1964年2月29日，中共中央给苏共中央的信中再一次指出："随着苏共领导反华活动的发展，近年来苏联方面不断地破坏边界现状，侵占中国领土，挑起边境事件。更严重的是，苏联方面还明目张胆地在中国边境地区进行大规模的颠覆活动，公然通过报刊和广播挑拨中国各民族的团结，煽动中国的少数民族从祖国分裂出去，并且诱骗和胁迫几万中国公民跑往苏联。所有这些，不但破坏了社会主义国家相互关系的准则，而且从一般的国家关系来说，也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重新发表年8月1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15一16期合刊上，重新刊登了刘少奇1937年7月问写的著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这篇是中共1942年整风文献之一，在长时期里是要求人党者和广大党员自觉锻炼党性，增强无产阶级意识的指导性论著。它曾先后被译为英文、日文、西班牙文、捷克文、荷兰文等20多个国家文字，受到了广泛的重视。

    这次重新发表前，作者又进行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改和内容上的补充。全书共分9个部分：（1）共产党员为什么要进行修养；（2）作马克思和列宁的好学生；（3）共产党员的修养和群众的革命实践；（4）理论学习和思想意识修养是统一的；（5）共产主义事业是人类历史上空前伟大而艰难的事业；（6）党员个人利益无条件地服从党的利益；（7）党内各种错误思想意识的举例；（8）党内各种错误思想意识的来源；（9）对待党内各种错误思想意识的态度，对待党内斗争的态度。全书突出强调了共产党员在革命实践过程中，不断加强无产阶级思想意识的修养，具有极重要的意义。他指出：共产党员革命实践锻炼和修养，无产阶级意识的锻炼和修养，对于每个共产党员都是重要的，"在取得政权以后更重要"。"为了保持我们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纯洁性，提高我们的工作品质和工作能力，每个党员都必须从各个方面加强自己的锻炼和修养。"

    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年，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由于犯了急躁、冒进的错误，在全国范围内"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等违背实际的歪风盛行，再加上1958年后连续几年的自然灾害，使我国国民经济遇到了严重困难。苏联单方面撤走全部在华专家、撕毁援建合同、停止经济援助并催还债务的背信弃义的做法，进一步加重了我国面临的困难。1961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八届九中全会，确定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但由于底数不清，对困难估计不足，经过1年的工作后，收效并不显著。为此，1962年上半年又做了许多工作，在七千人大会后，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首先，在对经济困难形势的认识上和调整国民经济的指导思想上又前进了一步。七千人大会后，主持经济调整工作的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中央领导人在对各部门各地区经济状况进一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指出，三年大跃进造成的经济困难很大，而调整进度却很慢，主要是因为大家对困难的程度和克服困难的艰巨性认识不一。很多人还有盲目乐观情绪和侥幸心理存在，认为困难会很快过去。这是不符合实际的。必须认识到，现在"是一个很困难的形势"，调整时期要相当长，要成为一个阶段。调整时期的主要内容就是恢复，各方面都要大幅度调整，都要退够退足。现在的主要危险是对困难估计不足，认为调整很快地过去。中央主要领导人对经济形势的上述认识，无疑是正确的。它对整个国民经济的调整具有重要的意义。

    其次，为扭转农村的被动局面，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发展农业生产，一些地区的一些生产队试行了"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办法，也叫"责任田"。1961年底，安徽全省有85％以上的生产队采用了这个办法。在广东、广西、河南、湖南等省区灾情严重的地方，都采用了包工、包产等经营管理方法。当时，在极个别地区，也曾出现过分田到户和单干的情况。但总的来看，生产责任制对于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战胜困难，恢复生产，曾起积极的推动作用。因此，党中央一些领导人如刘少奇、邓小平以及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等对此都表示支持。尤其是邓子恢，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几次向中央提出实行生产责任制以克服农村集体经济中存在的平均主义等弊端。刘少奇也认为农业要退够，可以在一些地方实行包产到户。

    第三，在对经济进行调整的同时，还注意了政治方面的调整。较为突出的是党对知识分子政策的调整和甄别平反曾受到错误处理的党员、干部的工作。前者属于党外政治关系的调整，后者属于党内政治关系的调整。

    在知识分子政策的调整方面，周恩来、聂荣臻、陈毅做了大量工作。他们充分肯定了建国十几年来中国知识界的根本转变和巨大进步，以及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同时指出了几年来知识分子工作中存在的问题，鼓励大家解放思想，发扬民主，团结一致，搞好工作，并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即脱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帽，加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之冕。除了调整知识分子政策外，党还注意调整与改进同民主人士、民主党派的关系，调整和落实统战政策、民族政策、侨务政策、宗教政策等，并且收到明显效果。

    在甄别、平反党员、干部方面，中共中央根据七千人大会的精神，专门发出了《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要求对几年来在"反右倾"等运动中被错误处理的党员、干部加紧进行甄别、平反工作。5月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又提出一揽子甄别平反的办法，对过去搞错了的，或者基本上搞错了的，统统摘去"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此后，平反工作进展很快，在短短几个月内，对这几年来在"反右倾"等斗争中被错误批判和处理的绝大多数人进行了甄别平反。这项工作对于调动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特别是县以下干部的积极性起了很大作用。

    但是应该看到，60年代初的国际、国内的政治形势也很复杂。苏联领导人大国沙文主义面目进一步暴露，对我国施加政治、经济、军事压力，挑起了中苏论战。1962年4月，苏联还插手我国内部事务，公然挑动、诱骗我国新疆地区的塔城、裕民和霍城3县居民数万人逃往苏联；印度在我国边境地区也多次制造武装挑衅和冲突事件。在大陆遇到暂时困难的时候，台湾的蒋介石集团却幸灾乐祸，积极叫嚣和具体部署反攻大陆，企图东山再起。大陆上在一定范围内也有阶级斗争的表现。在物资供应紧张的情况下，也出现了一些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经济犯罪分子等。虽然国内的主要任务仍然是恢复和发展经济，阶级斗争还构不成主要矛盾，但国际国内在一定范围的阶级斗争新动向，已引起了中国共产党特别是毛泽东的重视。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共中央于1962年8月在北戴河召开了工作会议。会议原定议题主要是讨论农村工作，并研究商业、财政等方面的问题。但是，会议开始的第一天，即8月6日，毛泽东在讲话中却提出了阶级、形势和矛盾问题的新题目。认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依然存在，并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都将存在这种斗争，这种斗争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因此，毛泽东提出，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这就为会议定下了"左"的基调，使会议用许多时间和精力讨论了阶级斗争问题。同时，他把农村中出现的包产到户等责任制形式和支持这种做法的人，说成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是刮"单干风"；把对经济形势的实事求是的估计，主张将困难讲够，勇于面对困难的同志，说成是"不讲一片光明，只讲一片黑暗"的"黑暗风"；把彭德怀向中共中央写的申诉书，说成是搞翻案活动；小说《刘志丹》被康生说成是利用小说"为高岗翻案"，是刮"翻案风"。

    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随后于8月26日至9月23日的北京中央工作会议，都贯彻了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的观点，为八届十中全会的召开作了准备。

    9月24日，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委员82人，候补中央委员88人，中央有关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其他工作人员33人列席了会议。中央政治局决定，彭德怀、习仲勋、张闻天、黄克诚、贾拓夫不参加全会。

    毛泽东主持会议并首先讲话，进一步谈了阶级、形势、矛盾和如何对待国内党内的修正主义问题。

    毛泽东在会上的讲话和多次插话中，把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问题严重地提了出来。他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并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他还指出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全会将毛泽东的讲话精神写进了公报，指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同时，社会上还存在着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旧社会习惯势力，存在着一部分小生产者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因此，在人民中，还有一些没有受到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他们人数不多，只占人口百分之几，但一有机会，就企图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这些情况下，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千万不要忘记。"并且提出："这种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这种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国外帝国主义的压力和国内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思想的社会根源。在对国内外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同时，我们必须及时警惕和坚决反对党内各种机会主义的思想倾向。"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发展了他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提出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观点。这标志着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观点进一步系统化，为党在这个问题上"左"倾错误的再度发展，作了理论准备。

    全会根据毛泽东关于阶级、形势、矛盾的讲话，开展了对"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的批判。

    所谓"黑暗风"，主要是针对中央一些领导人在1961年和1962年间对当时国内经济形势的估计。1962年2月，陈云在"西楼会议"上，实事求是地分析了国民经济面临严重困难五个方面的表现，指出"目前的困难是相当严重的"，"今后几年克服困难应该力争快一点。同时要准备不快的可能"。刘少奇也指出，实事求是地讲，从经济上讲，目前我们不是大好形势，而是存在着严重困难形势，我们的经济临近了崩溃的边缘。他提醒大家要充分估计困难，指出最困难的时期还没有过去，对困难估计过分，危险不大，但估计不够就危险。从这个估计出发，党中央提出了进行大幅度全面调整的措施。实践证明，刘少奇、陈云等中央领导同志对形势的估计和采取的措施是正确的。但是，当形势开始好转之后，毛泽东却错误地认为对严重经济困难的形势作出的实事求是的估计是把形势看得"一片黑暗"，是刮"黑暗风"，认为1960年以来对形势的估计是"不讲一片光明，只讲一片黑暗"，是右倾。

    所谓"单干风"，是指1962年，在某些地区出现了适合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包产到户等形式的生产责任制，极个别地区由于种种原因出现了分田单干。刘少奇认为农业也要退够，可以在一些地方实行包产到户。邓子恢针对集体经济作为农村社会制度主体的情况下，给予农民以更多的经营自由，并说明了这不会离开社会主义轨道的道理。毛泽东不同意这些意见，认为这是刮"单干风"。他说，任务是从分析形势提出的，既然认为一片黑暗，任务的提法就不同；既然是一片黑暗，就证明社会主义不行，因而就全部或者大部单干。他批评邓子恢说：你这次搞包产到户，马克思主义又飞走了。这样，就错误地把有利于发展生产的农村集体经济的具体管理制度与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性质对立起来，由邓子恢负责的中央农村工作部被宣布"十年没有办一件好事"，于1962年11月撤销。邓子恢被认为是十年一贯制的老右倾机会主义，对社会主义革命不感兴趣。所谓"翻案风"，是对七千人大会后甄别平反工作的指责。主要针对三件事：一是1962年6月，彭德怀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写了长篇申诉书（即"八万言书"），实事求是地申诉他在党内没有搞"反党集团"，"没有企图篡党的野心"，也没有"里通外国"、"搞颠覆活动"的问题，要求组织审查作出相应的结论，这是正当的，也是完全符合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的，但毛泽东却错误地把它当成翻案风加以批评。二是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期间，康生指控李建彤写的《刘志丹》长篇小说是"反党文艺"，为高岗"翻案"。由此株连到看过小说初稿和提供过材料的中央委员习仲勋、贾拓夫和刘景范等人，把他们打成反党集团，开展了错误的批判和斗争。并决定成立两个专案委员会，对彭德怀和习仲勋进行审查。三是七千人大会后，各地抓紧进行了甄别平反工作，但一些地区和单位甄别平反工作不彻底，有的留有尾巴。因此，不少受过错误批评和处分的干部、群众纷纷向省委和中央写信进行申诉，要求复查，也被斥之为"翻案风"。会议用大部分时间讨论阶级斗争问题，也用了一些时间讨论工作问题，并通过了有关文件。会议讨论了农业问题，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和《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将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从生产大队改为生产队，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30年不变的政策。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商业工作的决定》。规定商业工作要遵循"发展生产，保障供给"的原则，贯彻为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服务，为人民服务的方针。这次会议还讨论通过了《关于加强党的监察机关的决定》、《关于有计划有步骤地交流各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的决定》。会上还强调加强科学文化教育，加强科学技术的研究。特别是要注意对农业科学技术的研究，大力培养这些方面的人才。同时，提出了加强对知识分子的团结和教育工作，使他们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

    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对上述问题的讨论和决议，对于中国社会经济的进一步恢复和发展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在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上，"左"的倾向并未得到彻底纠正，而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还有所发展。会议过分估计了阶级斗争的严重性，还把社会主义社会中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把局部的问题看作是普遍现象，甚至把党内对一些问题的不同认识也看成是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的斗争。把阶级斗争的矛头越来越指向党内和党的领导机关，为"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作了重要的理论准备。尽管八届十中全会把阶级斗争提到这样的高度，但是鉴于1959年庐山会议的教训，刘少奇在讲话中提出，会议精神的传达应该有个范围，不向下面传达，免得把什么都联系到阶级斗争上来分析，也免得把全党的力量都用去对付阶级斗争。毛泽东赞成刘少奇的提议，这次会议的精神，只传达到17级以上干部，不要让阶级斗争干扰了当前的工作。所以，会后，在国民经济调整方面，还是继续贯彻执行"八字"方针，使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到1965年得以基本完成。

    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中国和印度是两个毗邻的国家，虽然从未正式划定过边界，但在长期共处的过程中，按照双方管辖所及，已经形成一条传统的习惯的长达2000公里的边境线。它分为西段、中段、东段。西段北起喀拉昆仑山口，南到西藏阿里、克什米尔印度实际控制区和印度喜马偕尔邦三地交界处；从这个交界处到中国、印度、尼泊尔三国交界处为中段；东段西起中国、印度、不丹三国交界处，基本上沿着喜马拉雅山脉南麓与布拉马普特拉河北岸平原交接线而行，东到中国、印度、缅甸三国交界处。

    印度独立后，不仅接管了英国侵占中国西藏的一些边境地区，而且进一步扩大其占领范围。在中印边境东段，印度当局于1951年至1953年，乘新中国成立初期和进行抗美援朝战争之际，非法控制了"麦克马洪线"（1914年英国殖民者秘密非法炮制，意在侵占中国大片领土的边界线，中国历届政府都未予承认）以南、传统习惯线以北的中国领土约9000平方公里；此后又在中印边界的中段侵占了西藏阿里地区的巨畦、曲惹、布什奇山口等2000平方公里领土；在中印边界的西段，印度军队在1954年以后，侵占了中国阿里地区的巴里加斯。不但如此，1959年3月20日，印度总理尼赫鲁在写给周恩来总理的信中，正式向中国提出领土要求，不仅要求中国政府承认印度方面已经占领的中印边界东段的中国领土的合法性，而且要求把从来没有被印度占领过的中印边界西段历来属于中国新疆管辖的阿克赛钦地区（约3.3万平方公里）也划人印度版图。

    这种侵占领土的无理要求，理所当然地遭到中国的拒绝，但印度当局仍然推行他的"前进政策"（印度当局使用军队向中国边境内推进，在中国各据点之间建立哨所和派出巡逻队，切断中国的供应线，最后迫使中国部队撤走，从而占领中国大片领土），使用武力片面改变已经形成的边界状况，并不断制造流血事件。与此同时，印度当局加紧进攻中国的准备，从1959年起，印度陆军全线接管了中印边境防务。在西段和中段，将印度军队统一编为"印度边境部队"，并以西段为重点，将总部设在印度实际控制区内拉达克地区的列城。在东段，印度军队东方军区接管了防务。印度在东段的兵力合计约1.6万余人，东、西两段的兵力为2.2万余人。印度军队在侵入中国边境后，加紧构筑工事，设置据点。到1962年8月底，印度军队在中国境内部署了100多个据点。其中有9个设在东段"麦克马洪线"以北的扯冬地区，有43个设在西段的中国领土上。

    为了避免边境冲突，争取和平解决边界问题，1959年11月7日，中国政府建议双方武装部队从当时存在于中印边界的实际控制线各自后撤20公里，并且停止巡逻。在印度政府拒绝这个建议之后，中国在边界的自己一边停止了巡逻。周恩来总理还于1960年4月访问新德里，同印度尼赫鲁总理举行了会谈，力求达成有助于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协议。但是，我国真诚的努力没有得到印度方面的积极响应。相反，印度政府竟然把中国政府表现出来的和解诚意看成是软弱可欺，把中国单方面停止边境巡逻当作有隙可乘。因此，在两国官员会晤之后，印度军队先在中印边境西段，后在东段，超过中印双方实际控制线，侵占越来越多的中国领土，建立侵略据点，进行越来越严重的武装冲突。1962年9月，印军竟然非法侵人中国西藏地方的扯冬地区，连续向我边防部队挑衅，制造严重的流血事件。为此，中国政府除向印度政府提出强烈抗议和被迫采取自卫措施外，还再三地向印度政府提出无条件地立即举行谈判。但是，印度政府却要中国军队撤出自己的大片领土作为谈判的先决条件，毫无理由地拒绝谈判。印度在一系列作战部署完成之后，于同年lO月20日清晨，动用10多个旅的印军，在中印边界的东段和西段发动了大规模的全面进攻。中国人民解放军驻西藏、新疆边防部队于当天奉命反击，拉开了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的帷幕。

    中印边境自卫反击经过两个阶段。

    月20日到28日，为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的第一阶段。中国边防部队分别在东段、西段指挥部的指挥下，在东段西藏山南地区的克节朗、达旺地区和西段新疆阿克赛钦的加勒万河谷、红山头地区，同时对入侵的印度军队展开了强有力的全面反击。东段的西藏山南克节朗地区，是第一阶段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的主要方向，这里山高林密，气候恶劣，印度军队第四师第七旅的4个营3000余人，入侵并占据这一地区，中国人民解放军兵分左右两路向入侵印军实施反击。经过几天的反击作战，中国人民解放军驻西藏部队歼灭了人侵印军第七旅，俘旅长季·普·达维尔准将，收复了克节朗、达旺地区的被占中国领土。西段的加勒万河谷和红山头地区，在新疆阿克赛钦西部，位于高原严寒地区，平均海拔5000米，坡度40度以上。这个地区在新藏公路以西、班化湖以北的数万平方公里范围内荒无人烟，印度军队——4个旅5个营约5600人，分散配置在这一地区660公里正面的77个据点，其中1300余人分布在侵人中国境内的43个据点。10月2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新疆边防部队向加勒万河谷南、北两侧的入侵印军据点同时实施反击，不到一个小时，就拔掉了加勒万河谷地区入侵印军的据点。同日，打退入侵红山头主峰的印军。到10月24日新疆边防部队全部拔除了班公湖南北两岸及其以北地区的31个人侵印军的据点。

    月24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提出了停止边境冲突，重开和平谈判，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三项建议：（1）双方确认中印边界问题必须通过谈判和平解决。在和平解决前，中国政府希望印度政府同意，双方尊重在整个中印边界上存在于双方之间的实际控制线，双方部队从这条线各自后撤20公里，脱离接触。（2）在印度政府同意前项建议的情况下，中国政府愿意通过双方协商，把边界东段的中国边防部队撤回到实际控制线以北，同时，在边界的中段和西段，中印双方保证不越过实际控制线，即传统习惯线。有关双方武装部队脱离接触和停止武装冲突事宜，由中印两国政府指派官员谈判。（3）中国政府提议，为了谋求中印边界问题的友好解决，中印两国总理应该再一次举行会谈。在双方认为适当的时候，中国政府欢迎印度总理前来北京；如果印度政府有所不便，中国总理愿意前往新德里，进行会谈。但是，印度政府粗暴地拒绝了这个建议，与此同时，还在国内进行战争动员，扩充军队，调整兵力部署，向中印边界东、西两段增调兵力。总兵力由2.2万人增至3万人。在一切准备就绪之后，印度军队分别在西藏山南地区的西山口、昌都地区的瓦弄等地，向中国边防部队不断实施炮击，并于11月14日、16日在中印边界全线再次发动猛烈进攻。

    中国人民解放军从11月16日起，开始了第二个阶段的自卫反击作战。

    西山口——邦迪拉地区，位于喜马拉雅山主脉南侧，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是印度军队进一步侵占中国边境地区、进人西藏腹地的咽喉之地。11月16日15时左右，西山口地区的入侵印军兵分三路，在炮火的掩护下，向中国人民解放军驻西藏边防部队发起连续猛烈的进攻。根据入侵印军的布势特点，中国人民解放军驻西藏边防部队决定兵分数路，对西山口——邦迪拉地区入侵印军实施分割包围，向心合击，各个歼灭。17日晚完成了对人侵印军的包围，18日8时半，西藏边防部队发起总攻。经过4小时的战斗，反击部队于18日下午，夺回西山口，斩掉了入侵印军的"头部"，使整个西山口——邦迪拉地区入侵印军的防线迅速瓦解，夺回了被侵占的据点。

    瓦弄地区，位于喜马拉雅山脉南麓，南与印度相邻，西、北同西藏昌都的前门里、察隅地区相连。人侵印军在这里部署了2000余人，于11月14日兵分三路向中国人民解放军边防部队前沿阵地发起全线进攻。中国军队则分左右两翼向入侵印军发起反击，经过两天的激烈战斗，于16日17时左右，胜利进驻瓦弄地区。

    经过两个阶段的自卫作战，中国人民解放军边防部队全歼印军2个旅和3个旅的大部，共毙、伤、俘印度准将旅长毫尔辛格和达维尔以下官兵8700余人，取得了自卫反击战的重大胜利。

    为了促进三项建议的实现，谋求中印边界问题的和平解决，中国政府采取主动措施，于11月21日发表声明，宣布我边防部队在全线主动停火后撤等三项重大措施：（1）从11月22日起，中国边防部队在中印边界全线停火；（2）从12月1日起，中国边防部队将从1959年11月7日存在于中印双方之间的实际控制线后撤20公里；（3）为了保证中印边境地区人民的正常往来，防止破坏分子的活动和维持边境秩序，中国将在实际控制线本侧的若干地点设立检查站，在每一个检查站设立一定数量的民警。

    中国政府宣布主动采取上述三项重大措施，再次表明我对于停止边境冲突、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极大诚意，向全世界表明了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的爱好和平的国家，是信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国家，我国绝不侵略别国，也绝不允许别国侵略我国；我国不要别人一寸土地，也不容许别人侵占自己的一寸土地。我国在宣布三项重大措施之后，立即付诸行动。于12月1日起，中国边防部队从1959年11月7日中印双方实际控制线后撤20公里，而且还主动地把缴获的武器弹药和其他军用物资全部返还印方。到1963年2月28日，中国边防部队全部完成后撤计划，并于1963年5月26日前释放了印军全部被俘人员。

    粉碎美、蒋窜犯大陆沿海地区的军事冒险蒋介石集团为了窜犯大陆沿海地区，从1962年初就成立了以蒋介石和陈诚为首的"最高五人小组"（又叫做"反攻行动委员会"），作为决策机构，进行了一系列的军事部署。3月间下达了"征兵动员令"，提前开始下年度的"现役征集"，强迫台湾青年入伍，并且勒令原定退伍的军人无限期地延长服役期，设立了"经济动员计划委员会"，策划和施行战时经济动员，并且于4月间通过了"国防特别捐款"，决定于5月1日起，在14个月内征收相当于6000多万美元的"国防临时特别捐款"，甚至还成立了"战地政务局"，准备登陆后建立伪政权机构。在美军的参与下，蒋军不断进行作战演习。2月，美蒋海空军进行了联合"攻防演习"，3月美蒋海军进行了"联合侦潜演习"和布雷、扫雷的"混合演习"，4、5月间进行了商民船舶紧急装载兵员演习，紧接着在台湾南部进行海陆空军联合登陆作战演习。台湾沿海和澎湖、金门等地，战云密布，台湾已从平时状态转入战时状态或准战时状态，准备对大陆沿海地区进行突然的军事冒险。

    美国是蒋介石集团窜犯大陆的策划者和支持者，在此期间，大量的美国军火和军用物资陆续运到台湾，肯尼迪政府的军政要员不断到台湾活动。这些美国要员们公然谈论蒋军进犯大陆的问题。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兰尼兹尔在3月底说，"蒋介石部队正在枕戈待旦地加强备战之中"。美国第七舰队司令舍奇在4月初说，台湾海峡地区"任何时候都可能有爆发事件"。美国助理国务卿哈里曼则说，援助国民党的武装部队是一种有益于美国安全的良好投资。驻台湾的美国第十三航空队特遣部队司令桑博恩5月20日甚至说，只要美国政府下令，他的部队"能够在任何时间、任何情况下轰炸中国大陆"。美国总统肯尼迪6月27日在记者招待会上就台湾海峡的局势发表了一项声明，他在声明中把美国侵略中国领土台湾以及在这一地区的一系列军事挑衅和战争威胁说成是"和平的和防御性的"，并重申，美国占领中国领土台湾，阻挠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政策不变。与此同时，肯尼迪在声明中又提到，美国将采取必要的行动来保证台湾和澎湖列岛的防御，他说对可能威胁台湾的任何侵略性行动，美将不会无所行动，对此绝不可能有任何怀疑。

    美国在不断发出战争威胁的同时，进行频繁的军事调动和挑衅。美国军舰在4、5月问连续多次侵入山东省青岛地区，6月11日两次侵入福建省平潭以东海域，6月12日又两次侵入山东省青岛以南海域。

    美国明目张胆的对蒋介石集团的支持，中国人民给以充分的揭露和严正的警告。7月12日，在朝鲜驻华大使庆祝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一周年的宴会上，陈毅副总理讲话谈到台湾问题时说，台湾蒋介石集团是完全依靠美国的枪杆和金钱过活的，没有美国的支持和援助，他们一天也不能独立存在，更谈不到能够"反攻大陆"。他正告美国政府：蒋介石集团窜犯大陆的军事冒险，不论时间是早是迟，不论规模是大是小，都要由美国政府负责。众目睽睽，美国政府要想逃避这个责任是绝对办不到的。

    由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人民群众严阵以待和新华社的公开揭露，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集团在1962年夏企图窜犯我东南沿海地区的阴谋宣告破产。他们由大规模窜犯大陆的冒险计划，改为小规模的武装窜扰，于10月1日至12月6日，连续派遣武装特务窜扰我广东沿海地区，妄图建立"游击走廊"，为实现大规模的军事冒险计划创造条件。这些武装特务分成9股，先后由台湾高雄乘船出发，向我海丰、惠阳、惠来、电白、台山五县偷渡。9股武装特务中，除了未敢登陆的一股以外，已经登陆的8股和另在广东阳江县山区空投的一股武装特务，均被我沿海军民彻底歼灭。

    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祝贺全歼美蒋武装特务的重大胜利》的社论。社论指出：这次美蒋分批派遣武装特务，骚扰广东沿海地区，是美国唆使和支持蒋介石集团窜扰大陆、制造亚洲紧张局势的阴谋的一部分。这一阴谋的被揭露，使美国所谓无意用武力侵犯中国和不允许蒋介石集团窜犯中国大陆的说法不攻自破。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论战开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之间的分歧和论战，首先发生在苏共和中共两党之间。1956年苏共召开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在会上作了秘密报告，全盘否定了斯大林，在国际上造成十分恶劣的影响，中共中央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先后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篇文章，阐述了我们的观点。苏共二十大后，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日趋尖锐。除了在斯大林问题上的分歧之外，在有关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等问题上，中共与苏共也存在一系列分歧。这些分歧本来是可以通过平等协商加以解决的，但苏共以"老子党"自居，无端开展了对中共的攻击，不但没能解决问题，反而恶化了两党两国的关系，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走向分裂。

    6月，苏共领导人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对中共发动突然袭击，组织围攻。中共代表团坚持原则，坚持团结的方针，同苏共代表团进行了严肃的斗争，1961年10月，苏共举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会上发动了对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公开攻击。中共代表团团长周恩来严正批评了这种使亲者痛、仇者快的行为。在苏共赫鲁晓夫的策划和影响下，1962年11月至1963年1月，欧洲有5个国家的共产党在他们召开的代表大会上，肆意攻击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中国共产党。中共曾以各种方式呼吁回到内部平等协商的轨道上来，通过同志式的讨论和协商，消除分歧，加强团结，但均未得到应有的响应。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于1962年12月至1963年3月，发表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等7篇答辩文章，答复和批评受苏联影响而指责中国的几个党。但文章留有余地，既没有点苏共领导人的名，又对某些事实作了一些保留。

    《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一文首先指出：正当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千方百计地反对社会主义国家、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镇压各国人民革命斗争，而各国共产党人迫切需要加强团结、共同对敌的时候，令人痛心的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队伍里出现了一股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中国共产党、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逆流。一些党的代表大会的讲台，竟被利用为攻击兄弟党的场所，这一股破坏团结、制造分裂的逆流，在捷共代表大会上，达到了新的高峰。在捷共的代表大会上，捷共党和某些兄弟党同志，任意地污蔑和攻击中国共产党是"冒险主义"、"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并且把对中国的诬蔑和攻击公开在全世界面前。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不能不作必要的答复。（1）针对有人攻击中国共产党在古巴问题上犯了"冒险主义"的错误，要把全世界拖人"热核战争"的问题给予答复：中国共产党一贯认为，要维护世界和平，要实现和平共处，首先必须坚决反对侵略和战争政策，必须同帝国主义侵略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古巴人民在以菲德尔·卡斯特罗为首的古巴统一革命党和古巴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团结一致地对美国帝国主义侵略进行坚决的斗争，坚持五项正义要求，而没有被美国的核讹诈吓倒，取得了反对美国侵略的又一伟大胜利。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古巴人民反侵略的正义斗争。这是中国履行自己义不容辞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义务，根本说不上什么"冒险主义"，更说不上把全世界"拖人热核战争"。（2）针对有人指责中国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正确立场，答复如下：中国始终不渝地主张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同邻国的边界问题，并且先后同缅甸、尼泊尔等国，在五项原则基础上，通过友好协商，互谅互让，圆满解决了边界问题。长期以来，在中印边界问题上，对于印度妄图用武力改变中印边界状况，得寸进尺地侵占中国边境领土，中国人民忍让了多年，一而再、再而三地争取通过和平谈判寻求公平合理的解决，可是印度政府却完全拒绝谈判。中国在印度军队大规模进攻面前进行自卫反击，是任何一个主权国家最起码的正当措施。中国在反击了印度军队的进攻之后，立即就主动停火、建议重开谈判。事实已经证明，正是因为中国人民对印度的扩张野心，进行了必要的斗争，才使中印边界的局势开始和缓下来，实现了事实上的停火。中国为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一贯的真诚努力，是举世公认的。奇怪的倒是有些自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不去分析印度政府挑起中印边界冲突，不肯和解的反动政策，竟然指责中国的正确立场，他们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丢到哪里去了。（3）针对在捷共代表大会上，有人大肆攻击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并且谴责中国共产党反对攻击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维护兄弟党关系准则的正确立场，也给中国共产党加上"分裂主义"、"宗派主义"的罪名。中国共产党指出：判断谁是维护团结、谁是分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标准是，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一致通过的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所规定的兄弟党和兄弟国家相互关系的准则。这些准则是：完全平等的原则，既是互相联合，又是独立自主的原则，经过同志式的平等协商来达到一致的原则。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根本没有给任何一个党（不论是大党或者小党）一种权利，它可以在自己的代表大会上，对另一个兄弟党发动攻击。中国共产党所以坚持反对在一个党的代表大会上攻击另一个兄弟党，正是为了维护兄弟党、兄弟国家相互关系的准则，有什么过错呢？反被攻击为"分裂主义’、"宗派主义"，这难道是合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吗？社论最后提醒那些攻击中国共产党的人们，1962年美国和西方世界正在导演一场反华大合唱，肯尼迪亲自讲：西方世界目前面临的重要问题是如何对付"共产党中国的政权"。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的制造分裂的错误做法，只能有利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社论最后指出：中国共产党人诚恳地希望，各国共产党应该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为重，以国际无产阶级和全世界人民的共同的对敌斗争的利益为重，按照处理兄弟党、兄弟国家相互关系的准则，采取正确的方法来消除分歧，维护团结。这篇社论一发表，苏共一面要求停止公开论战，一面继续攻击我党。

    月31日，《人民日报》又一次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发表社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对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陶里亚蒂和意共第十次代表大会进行了批评，并就"战争与和平问题"、"对于核武器和核战争的态度"、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点以及关于"和平共处"等问题的分歧展开了答辩。社论指出：我们不得不在这里公开讨论陶里亚蒂和意共同我们之间的分歧。这本来不是我们所希望看到的，如果不是他们首先公开挑战并且坚持要公开辩论的话。但是我们仍然诚挚地希望，通过同志式的讨论，能够消除兄弟党之间的分歧，并再次呼吁召开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会议，解决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分歧问题。是维护团结、谁是分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标准是，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一致通过的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所规定的兄弟党和兄弟国家相互关系的准则。这些准则是：完全平等的原则，既是互相联合，又是独立自主的原则，经过同志式的平等协商来达到一致的原则。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根本没有给任何一个党（不论是大党或者小党）一种权利，它可以在自己的代表大会上，对另一个兄弟党发动攻击。中国共产党所以坚持反对在一个党的代表大会上攻击另一个兄弟党，正是为了维护兄弟党、兄弟国家相互关系的准则，有什么过错呢？反被攻击为"分裂主义‘、"宗派主义"，这难道是合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吗？社论最后提醒那些攻击中国共产党的人们，1962年美国和西方世界正在导演一场反华大合唱，肯尼迪亲自讲：西方世界目前面临的重要问题是如何对付"共产党中国的政权"。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的制造分裂的错误做法，只能有利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社论最后指出：中国共产党人诚恳地希望，各国共产党应该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为重，以国际无产阶级和全世界人民的共同的对敌斗争的利益为重，按照处理兄弟党、兄弟国家相互关系的准则，采取正确的方法来消除分歧，维护团结。这篇社论一发表，苏共一面要求停止公开论战，一面继续攻击我党。

    月31日，《人民日报》又一次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发表社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对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陶里亚蒂和意共第十次代表大会进行了批评，并就"战争与和平问题"、"对于核武器和核战争的态度"、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点以及关于"和平共处"等问题的分歧展开了答辩。社论指出：我们不得不在这里公开讨论陶里亚蒂和意共同我们之间的分歧。这本来不是我们所希望看到的，如果不是他们首先公开挑战并且坚持要公开辩论的话。但是我们仍然诚挚地希望，通过同志式的讨论，能够消除兄弟党之间的分歧，并再次呼吁召开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会议，解决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分歧问题。

    国民经济经过两年的大调整，到1963年出现了全面好转的形势，在此形势下，还要不要继续贯彻"八字"方针呢？为此，中共中央于1963年9月召开工作会议，专门讨论这个问题，会议认为1963年国民经济的发展的确呈现出全面好转的局面，但是问题仍然不少，因此会议决定，从1963年起再用3年时间，继续贯彻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作为从"二五"计划到"三五"计划的过渡阶段。会议确定的基本方针是：必须解决吃穿用，加强基础工业，兼顾国防和突破尖端技术为次序来安排经济计划；奋发图强、勤俭建国、自力更生、迎头赶上。

    出于"反修防修"的考虑，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曾提出过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1963年2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着重讨论了城乡社会主义教育问题。在会上毛泽东特别强调要防止中国出修正主义。

    5月2日至12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有部分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局书记参加的小型会议，研究农村社会主义教育问题，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前十条》夸大了阶级斗争的形势，认为"当前中国社会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

    由于在各地试点中提出了不少问题，1963年9月，中共中央又召开了工作会议，进一步讨论了许多政策问题011月14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即《后十条》）。但是，"后十条"仍然是在"左"的思想指导下规定的，继续不适当地强调了阶级斗争和防止修正主义，并明确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要求大搞群众运动。随后，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决定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实行点面结合，后又派出大批工作队，在全国较大范围内开展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就使"左"的错误继续发展。9月，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对文艺工作，尤其对戏剧工作，提出严厉的指责。

    月5日，《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毛泽东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随后，又发表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的题词，以雷锋为学习榜样的大规模群众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开展起来，成为新中国精神文明建设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

    周恩来提出科技现代化是"四化"的关键年1月29日，周恩来在上海市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上讲话提出：建成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

    他说，我国过去的科学基础很差，我们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们祖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的主要要求是：实事求是，循序渐进，相互促进，迎头赶上。我国是一个人口最多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不仅要实事求是，循序渐进，还要有雄心壮志，尽快赶上世界先进水平。我们的四个现代化，要同时并进，相互促进，不能等工业现代化以后再来进行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我们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但是我们有先进经验可以学习，有最新科学技术成果可以利用，这样可以扩大我们的眼界，所以我们前进的步伐可以加快。我们应该迎头赶上，也可以赶上。我们不应该跟在别人后面把所有程序都走一遍，那样，我们将永远落在后面。只有把实事求是、循序渐进和相互促进、迎头赶上统一起来，才能使我们科学技术的发展适应20世纪60年代的要求，比较快地赶上世界先进水平。

    周恩来还详细地分析了我国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各方面的有利条件：我们有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作指导。我们不是以主观唯心主义作指导，也不是以机械唯物主义作指导，而是以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作指导。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客观规律，更好地发挥主观能动性。我们有广大的人力和丰富的资源做基础。我国是多民族的国家，人口众多，物产丰富，天然给我们带来的任务是：对祖国、对人类应该做出较大的贡献。历史上，我们祖先有过许多发明，为什么到现代就不能有所发明呢？后来居上，我们是应该超过自己的祖先的。我们有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做保证。社会制度有了根本变化，生产力解放了，人们思想解放了，单枪匹马变为群策群力，科学家有充分发挥自己才能的广大的自由天地。我们已经有了一支比旧中国大许多倍的知识分子队伍和科学技术力量，有了一批科学研究机构，这是国家的宝贝。我们现在有了工业化的初步基础。一般设备和原材料绝大部分自己能够制造或生产。这就为我们科学技术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周恩来也指出了多快好省地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的要求。他讲了四点具体要求：（1）加强科技界人士的主人翁责任感。就是要做到接受党的领导，为社会主义服务，自愿地坚持自我改造。我们应该做到老、学到老。只有认识到自己需要不断地学习和改造，才会愉快。不自满，有了缺点就改，就会进步。（2）集中和加强科学技术力量。科学研究部门、教育部门和工厂要密切结合，有分工有合作，而不是把力量全部集中在科学研究部门，也不是全部集中在教育部门或工厂。（3）改进各方面的关系。首先是党群关系、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还有青老关系、师徒关系。带路的是老的，但青年人有活力，能够推动事业进步。还要正确处理理论和实践、任务和学科的关系，认真实现领导、专家、群众的三结合，以及科学研究机关、学校和生产部门的紧密协作。（4）适当改善科学技术研究的工作条件和工作环境。国家科委和政府有关部门应该给大家便利。研究和教学要有实验室，生产要有车间。必要的图书资料还是要订。总之条件有利，就能创造出新的成绩来。

    学习雷锋运动在全国展开年代初期，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以雷锋为学习榜样的群众性的运动。

    雷锋，1940年12月28日出生于湖南省望城县简家塘乡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其父亲因为参加抗日斗争，被日本侵略军活埋，他的哥哥在资本家工厂做工，因工伤无钱医治而死，他的弟弟被饿死，其母在地主家帮工，因受辱而自尽，不到7岁的雷锋在失去一切亲人后，不得不给地主家放猪，经常遭受毒打，被地主赶出来后，有两年是一个人在山上一个破庙中生活。在雷锋濒于死亡的时候，他的故乡解放了。人民政府将他从破庙中接回村里，为他医治伤病，购置新衣，并免费供他上小学，这使雷锋感到是共产党、新中国救了自己的命。从此，无论做工还是参军，他都无私奉献，以报答新社会给他的养育之恩。1956年雷锋高小毕业后参加工作，1957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58年在全国大炼钢铁的热潮中，雷锋应招到了鞍山钢铁公司，多次被评为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1960年雷锋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被编人沈阳部队工程兵某部运输连四班。同年11月，参加中国共产党，次年升任班长。雷锋参军不到三年，荣立二等功一次、三等功两次，受嘉奖多次，被评为艰苦奋斗的节约标兵。沈阳部队工程兵党委授予模范共青团员称号，并出席了沈阳部队首届共青团代表会议，当选为抚顺市人民代表。1962年8月15日，不幸因公殉职。雷锋短暂的一生，是平凡而伟大的一生。旧社会对他一家的残酷迫害，使他无比痛恨旧社会，更加热爱新中国、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雷锋时刻牢记是中国共产党把他从旧社会的死亡线上救出来，在新中国也是在党的帮助和教育下，他才进入学校、带上了红领巾、加入共青团、参加了人民解放军，成为光荣的共产党员。新旧社会的截然对比，使他能够"对待敌人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对待同志像春天般温暖"，"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克己奉公，助人为乐。他把平日积存的203元钱中的200元无私奉献给抚顺市望花区和平人民公社的建设和辽阳灾区人民。当他遇到因丢失车票而上不去火车的"大嫂"时，毫不犹豫地掏出自己的津贴费给她补票；当他遇到外出的老人，就主动上前帮助；他把自己的闲暇时间利用起来，义务担当校外辅导员，辛勤辅导祖国的花朵。雷锋"把别人的困难，当成自己的困难；把同志的愉快，看成自己的愉快"，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生活上，一贯坚持向低标准看齐，从不乱花一分钱。他自参军后，把每月领到的津贴费，除了留下交团费（或党费）、买肥皂、牙膏和书外，其余的都存人储蓄所，以便援助困难的同志和支援祖国的建设。他的衬衣、袜子总是补了又补，把节省下来的服装上交给国家。他时刻注意勤俭节约，认为"每一分钱、每一滴油都是人民的血汁，要像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雷锋在人党后，更加孜孜不倦、废寝忘食地学习毛泽东著作。雷锋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无论是当公务员、参加治水、开拖拉机，还是当工人、做战士、开汽车，他都是模范。他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自觉地真诚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共产主义思想，广为人民传颂。

    雷锋不幸因公殉职后，1963年1月7日，国防部命名他生前所在班为"雷锋班"。1月21日，沈阳部队领导机关隆重举行了命名大会，同一天，"雷锋烈士生前事迹展览馆"开幕。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为展览馆题词："伟大的战士——雷锋同志永垂不朽"；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的题词是"革命精神永垂不朽"。学习雷锋事迹的活动由此开始。在共青团辽宁省委和辽宁省军区组织领导下，辽宁许多县、市举办了雷锋生平事迹展览室，并由雷锋生前的战友组成了雷锋烈士事迹报告团，从1962年10月下旬先从雷锋生前的驻地抚顺市开始，相继展开宣传。由于雷锋事迹生动感人，报告和展览都受到热烈欢迎。展览室在每处展出期间，每天从天亮到傍晚，很多参观者一面看一面抄写烈士语录，在留言簿上写下了歌颂雷锋和表示向雷锋学习的心愿。沈阳市的观众，仅在10多天的时间里就写满了25本留言簿。到1963年2月，雷锋事迹报告团先后在沈阳、抚顺、营口、本溪、丹东等市和新宾县作报告近百场，有28万多人听了报告。沈阳、抚顺等地还向青少年和民兵播送了录音报告。《辽宁日报》和一些市报以大量篇幅刊登了雷锋事迹，并发表了社论。丹东、抚顺两市还组织了7000多个读报组，一些基层团的组织在青年中展开了忆苦思甜活动，提高了广大群众的思想觉悟，他们表示要珍惜在新中国的幸福生活，像雷锋那样为人民服务。广大青年在学雷锋运动中处处帮助别人，做好事，养成勤俭节约的好习惯。沈阳、抚顺、丹东一些212／--的青年职工，组成数十个节约队，利用业余时间为国家拣拾废料。1963年2月7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以《像雷锋那样忠于革命事业》为题报道了辽宁广大青年学习雷锋运动的状况，同时在第二版刊登了记者甄为民等介绍雷锋事迹的通讯《毛主席的好战士——雷锋》，在第五版刊载了雷锋日记摘抄。该报还发表了评论员的文章《伟大的普通一兵》，文章中说，雷锋同志只活了22年，他在日记中写道："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是，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人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雷锋同志用自己生命的全部历史，实践了自己的誓言。雷锋同志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终于成为了一个伟大的革命战士。文章中还说，共产主义精神在雷锋同志身上焕发出这样夺目的光彩，是有深刻根源的。雷锋同志幼年深受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的痛苦，这对于他以后能够很快地接受党的教育，是很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雷锋同志能够不断地自觉地改造自己。他是毛泽东著作的热诚的读者。他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是为了改造自己的思想，指导自己的行动。从雷锋同志成长中，我们看到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对于把年青的一代培养成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文章号召大家，"我们像雷锋同志那样，在阶级斗争中站稳阶级立场，把全部身心献给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我们要像雷锋同志那样，在任何岗位上都’像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我们也要像雷锋同志那样，不断地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不断地提高自己的阶级觉悟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从此，学习雷锋运动由辽宁迅速扩展到全国。

    雷锋事迹和学习雷锋活动引起中共中央领导人的高度重视。1963年3月5日，《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毛泽东的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随后，又发表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的题词。刘少奇的题词是："学习雷锋同志平凡而伟大的共产主义精神。"周恩来的题词是："向雷锋同志学习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朱德的题词是："学习雷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邓小平的题词是："谁愿当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就应该向雷锋同志的品德和风格学习。"在中央领导人的号召下，一个全国规模的持久的学习雷锋的运动开展起来。

    3月6日，《解放军报》以《响应党和毛泽东的伟大号召，更广泛更深入地开展学习雷锋的活动》为题发表社论，号召全军同志，"以最热烈的心情，最坚决的行动，响应党和毛主席的伟大号召，更加广泛更加深入地开展向雷锋同志学习的活动。让毛主席的好战士、雷，}式的好战士、五好战士、从全军各个部队、各个岗位、各个角落成批地涌现出来，把千千万万个雷锋的涌现，当作对毛主席和党中央各位领导同志的最好回答"。3月8日，全国总工会向各级工会组织发出通知，号召广大职工向雷锋学习。其后，国内的许多主要报刊纷纷发表社论、文章、响应党和毛泽东的号召，决心以实际行动向雷锋同志学习。有关部门相继作出关于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决定。随着学雷锋活动的深入发展，雷锋式的先进人物在全国各地不断涌现。雷锋精神成为净化人民思想、改善社会风气的强大力量。"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由于受"左"的路线的影响，特别是十年浩劫，学雷锋活动尽管几经波折，但始终坚持不渝、经久不衰，闪耀着雷锋精神的先进人物一批又一批地不断涌现。

    3月5日，胡乔木在首都各界纪念向雷锋学习20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指出雷锋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楷模，号召全党、全军、全国青年争做"80年代的新雷锋"。同日，《人民日报》第一版重新发表了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关于向雷锋学习的题词，并发表了题为《做坚定的共产主义者，高举为人民服务的火炬，在实践中学习共产主义》的社论，进一步鼓舞全国人民学习雷锋精神的热情。3月7日，全国有10个城市举行活动，纪念"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发表20周年，要求把当前学习雷锋活动同文明礼貌活动结合起来。1987年3月5日，余秋里在学习雷锋精神的座谈会上，进一步号召广大青年，发扬雷锋精神，争做"四有"新人。这样，80年代的学习雷锋活动就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

    3月1日，徐向前元帅在题词中指出："学雷锋要认真学，要持之以恒，不要半途而废。"同日，全国政协举行学雷锋座谈会，政协副主席王任重在座谈中要求"把雷锋高尚的思想品德，当做一种民族精神，采取各种切实有效的办法，使之渗透融化到全国各行、各业、各族人民的行动中，不断激励和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3月5日，中共中央号召全国进一步弘扬雷锋精神。《人民日报》于3月5日和6日分别发表了江泽民、杨尚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关于进一步弘扬雷锋精神的题词。江泽民的题词是："学习雷锋同志，弘扬雷锋精神。"杨尚昆的题词是："全国人民都要向雷锋同志学习，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努力。"李鹏的题词是："在新形势下把雷锋精神进一步发扬光大、做人民公仆，努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宋平的题词是："向雷锋学习，做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姚依林的题词是："发扬雷锋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李瑞环的题词是："雷锋精神，永放光芒。"同日，学习雷锋座谈会的代表致信全国党员，号召率先垂范带头实践雷锋精神。解放军总政治部也发出通知，要求全军贯彻中央领导同志题词精神，扎实开展学习雷锋活动。同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雷锋讲话的录音片断。在3月4日，共青团中央组织了9000多万青少年，开展"学习雷锋活动日"活动。这样，在90年代的第一个春天，在党和国家领导人题词的号召和鼓励下，全国各地再次兴起学习雷锋、弘扬雷锋精神的热潮。

    自1963年以来，在全国范围内，群众性学习雷锋活动广泛开展。30多年来，雷锋精神像一面鲜红的旗帜，飘扬在人民心中，感染教育了亿万人民群众，特别是对我国青少年激励和教育更为深远。这对于净化人民思想，改善社会风气，激发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创造性，建立良好的社会主义道德风尚，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培养有理想、有文化、有道德、有纪律的"四有"新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都已产生并将产生重要的积极的作用。

    国防部授予"南京路上好八连"光荣称号年4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发布命令，授予驻守上海某部第八连以"南京路上好八连"的光荣称号。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上海某部八连自1949年进驻上海南京路，他们身居闹市，一尘不染，14年如一日地保持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代，为全国人民树立了一个永远保持无产阶级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的榜样。这个连队胜利地经受了战争时期钢铁炮弹的考验，又胜利地经受了和平时期"糖衣炮弹"的考验，获得了国防部授予的"南京路上好八连"的光荣称号。

    5月5日，命名大会在上海举行。会上，许世友上将首先代表国防部宣读命令、授予八连以"南京路上好八连"的光荣称号。国防部在命令中指出，希望八连同志务必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始终保持这一光荣。国防部命令还号召全军部队，学习八连发扬我军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永远保持劳动人民勤劳勇敢的本色。八连连长张继宝和指导员王经文在热烈的掌声中登台领受了南京地区部队领导机关授予题为"南京路上好八连"的红旗。接着，徐立清中将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讲话。他说，好八连是我军四好连队的一个典型，是集体的雷锋，要在全军普遍开展学习雷锋和学习好八连的活动，这对于全军具有现实意义和深远影响。会上，柯庆施代表中共中央华东局、中共上海市委和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向好八连全体指挥员、战斗员，向驻上海部队，致以热烈的祝贺。

    同年5月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发表《关于南京路上好八连政治思想工作经验的介绍》，号召全军所有连队向八连学习，学习他们艰苦奋斗的作风、政治思想工作的经验，让全军出现更多的好八连。好八连政治思想工作的主要经验：（1）带着问题学习毛泽东著作；（2）运用活的教材，进行阶级教育和传统教育；（3）抓苗头把思想工作做在前面；（4）坚持表扬好人好事进行正面教育；（5）发挥骨干作用；（6）党支部要管好干部；（7）做好群众工作；（8）正确对待荣誉。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在提出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并企图复辟的观点时，还提出了要开展社会主义教育。所以，十中全会后，一些地区就开始进行整风整社和社会主义教育。河北保定地区进行了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物、清理工分的"小四清"，查出一些干部确有铺张浪费、多吃多占、贪污盗窃等行为。湖南省也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毛泽东在外视察时，分别在长沙、邯郸听取了汇报，并肯定了这些做法。

    2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着重讨论了城乡社会主义教育问题。会上，毛泽东介绍了湖南和河北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让与会者讨论。毛泽东在会上还特别强调要防止中国出修正主义。他认为，只有开展社会主义教育，才能防止修正主义。要把社会主义教育好好抓一下。会议经过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厉行增产节约、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指示》。这个指示规定，运动只在县（团）级以上的党政军民机关、国营和合作社营企业事业单位、物资管理部门和文教部门中进行。至于农村人民公社和县级以下的工商企业中如何开展运动，将另行安排。

    会后，根据中共中央的部署，中央各部和各省、市自治区机关立即组织领导干部"洗手洗澡"，开展运动。与此同时，各地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进行试点。接着，中共中央又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转发了东北局、湖南省委关于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的报告和河北省保定地委关于进行"四清"（即清理帐目、清理仓库、清理财务、清理工分）及邢台地委关于建立贫下中农组织的报告，并在转发批语中指出："社会主义教育是一件大事"，各地"应当在农忙间隙，在不误生产的条件下，抓住进行"，特别强调："要注意分步骤的方法、试点的方法和团结大多数、孤立极少数的政策。"

    5月2日至13日，毛泽东在杭州召集有部分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局书记参加的小型会议，研究农村社会主义教育问题，制定《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由于其内容共10条且为与后来的《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也是10条内容）相区别，后称这个文件为《前十条》。其内容包括：（1）形势问题；（2）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是否还有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的问题；（3）当前中国社会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4）我们的同志对于敌情的严重性是否认识清楚了的问题；（5）依靠谁的问题；（6）目前农村中正确地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政策和方法问题；（7）怎样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的问题；（8）"四清"问题；（9）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问题；（10）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进行调查研究的问题。

    《前十条》对当时阶级斗争的形势作了十分夸大的估计，认为"当前中国社会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被推翻的剥削阶级，地主富农总是企图复辟。他们向我们进攻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千方百计地腐蚀干部，篡夺领导权。文件断定有些社、队的领导权，实际上已落在地主富农分子手里，其他机关的有些环节，也有他们的代理人，如果不抓阶级斗争，那就不要很长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因此，必须"重新组织革命阶级队伍"，打退阶级敌人的进攻，并且把农村中的"四清"运动同正在进行的城市中的"五反"运动，看作都是打击和粉碎资本主义和封建势力猖狂进攻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1963年5月20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及7个附件，要求各地按照该文件定出计划，经过试点，有领导、分期分批地、有步骤地去推行，争取在两三年内全部办到，并且力求办好。还规定暂不准备推行这个运动的县社和大队则暂时不要传达。这样的布置是比较稳妥的。因而在贯彻《前十条》的试点阶段里，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还没有造成很大的危害。

    随着试点工作的深入推广，在社教中出现了许多关于具体政策的问题。为此中共中央于1963年9月6日至27日召开了工作会议，讨论了农村工作、1964年国民经济计划等问题，通过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即《后十条》。内容包括：（1）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基本方针和主要内容；（2）领导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必须注意的几个问题；（3）团结95％以上的农民群众；（4）关于贫、下中农组织；（5）中农问题；（6）团结95％以上的农村干部；（7）关于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8）结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整顿农村党的基层组织；（9）对于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的处理；（10）正确地对待地主、富农子女问题。

    《后十条》虽然强调团结95％以上的干部、群众，并作了许多政策性规定；也强调必须分清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界限，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必须团结中农，特别是正确对待上中农；要正确对待地、富、反、坏分子，也要正确对待地主、富农子女，并对这些问题规定了许多政策界限。但是，《后十条》仍然是在"左"的思想指导下规定的，继续不适当地强调了阶级斗争和防止修正主义，并明确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要求大搞群众运动。这就使"左"的错误继续发展。

    11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印发和宣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两个文件的通知》，将《前十条》和《后十条》同时下发全国，使全国家喻户晓，做一次伟大宣传运动。决定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实行点面结合，后又派出大批工作队，在全国较大范围内开展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指导下，有少数地方和单位夸大敌情，严重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这些情况上报以后又进一步影响中央领导人的看法。1964年5月15日至6月17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会上提出了许多过火的措施。毛泽东在会上谈防止修正主义的问题时说：在农村和城市大约有1／3的权力不在我们手里而掌握在敌人手里。他提出中国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的问题。根据这样的认识，会议强调要放手发动群众，彻底革命，对烂掉了的单位要夺权，不仅要追"四不清"干部在下面的根子，还要追他们在上面的根子，把运动搞深搞透，认为这是铲除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根本大计。会议还对运动作了新的部署，城市要增加划阶级的内容，整个运动要延长时间。

    根据这次会议的精神，中共中央还对《后十条》作了重要修改。修改过的《后十条》，强调指出，阶级敌人"对干部拉拢腐蚀，实行和平演变，建立反革命两面政权"，是当前阶级斗争的主要特点；要求把放手发动群众放在第一位；解决群众中存在的问题，必须首先解决干部中存在的问题，团结95％以上的群众是团结95％以上的干部的基础；整个运动都要由工作队领导，领导人必须亲自蹲点；民主革命不彻底的地区，要认真进行补课，对于运动的部署，提出大体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是解决"四清"问题和对敌斗争问题，第二阶段主要是组织建设，整个运动大约需要五六年或更长的时间完成；并规定了毛泽东提出的衡量运动搞得好还是不好的六条标准。显然，修改过的《后十条》，进一步发展了"左"倾向。特别是不再依靠基层干部开展运动，而是完全由工作队领导。这是导致扩大打击面的又一个步骤。与《后十条》修改草案下达的同时，中共中央还批转下发了在"左"的思想指导下开展运动的典型经验，接连发出一些关于"反右倾"、对"已经烂掉"的单位和地区进行"夺权"等指示。这就进一步促使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左"倾错误的泛滥。

    从1964年5、6月间的中央工作会议开始，社教工作进入到问题最严重的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里夺权斗争成为主要内容，广大基层干部受到冲击。这期间，从中央和各地领导机关组织了大批工作队，主要领导干部亲自蹲点，并且采取了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方法，集中大量工作队员到一地开展社教。在开展社教的地方，社教工作由工作队领导，在许多地方组织了贫下中农协会代替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原来的干部大部被赶下台，而清查的内容也由清帐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为主的"小四清"转为以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为主的"大四清"，许多干部受到伤害，严重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扩大了打击面，开展了过火的斗争，形成许多冤、假、错案，并且出现了混乱、动荡的局面。

    为了总结社教运动的经验，纠正这一时期出现的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工作会议，研究讨论社教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会议在毛泽东的主持下，制定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二十三条》部分地纠正了1964年下半年以来运动中一些"左"的做法，要求对待干部应一分为二，尽快解放大部分干部，逐步实行群众、干部、工作队三结合；在工作方法上强调要走群众路线，不要搞神秘化，反对"人海战术"、"繁琐哲学"。尽管《二十三条》对1964年下半年以来社教运动中的一些错误作法进行了纠正，对于保护广大基层组织和干部，克服运动中神秘主义、简单粗暴的作法、保证生产和日常工作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二十三条》依然在总体上是坚持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的，对我国阶级斗争形势估计十分严重，提出了在整个过渡时期存在着阶级矛盾、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特别是提出了，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些当权派有的在下面，有的在上面，甚至在省和中央部门也有一些反对搞社会主义的人。"走资派"的提出，为后来"文化大革命"提供了一个重要理论依据。

    《二十三条》传达贯彻之后，运动中的混乱和紧张状况有所缓解，在实际工作中克服了1964年下半年以来的错误作法，农村中的社教大多放在农闲时进行，一直到了"文革"初期。到1966年春，全国有约1／3的县、社进行了"四清"。

    历时3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发动和领导的一次大规模的群众性的政治运动。这次运动对于纠正干部中存在的多吃多占、强迫命令、欺压群众等作风和集体经济经营管理方面的许多缺点，起了一定的作用；对于打击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和刹住封建迷信活动等歪风，也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由于它是在"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指导下，搞阶级斗争扩大化，使不少干部和群众受到不应有的打击和错误的处理；在一些问题上还颠倒了是非，如把包产到户等适合农业生产发展的责任制形式，看成是"单干"、"走资本主义道路"，被强行制止，把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与包产到户合称为"三自一包"，作为"修正主义的国内纲领"加以批判；在工商企业中，对一些有利发展经济搞活流通及许多正确的规章制度加以否定；特别是在政治上使"左"的错误有了进一步发展。

    "四清"运动虽然发生了严重偏差，但因为运动只在局部地区开展，而且是有领导地分期分批进行的，还纠正过运动中出现的某些偏差，特别是在运动中还强调不误生产，并把增产或减产作为衡量运动搞得好坏的标准之一。这些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和减轻了运动的消极方面的损失。全国工农业生产尚未受到大的影响；社会没有发生大的混乱。

    毛泽东批判"三和一少"、"三自一包"

    5月22日和1964年2月9日，毛泽东两次同一个外国党领导人谈话，批评"三和一少"、"三自一包"。他说：我们党内有少数人主张三和一少。三和就是对帝国主义和、对修正主义和、对各国反动派和，一少就是少援助反对帝国主义的国家和党。这实质上就是修正主义的思想。他们联络部（指中共中央联络部）里就有少数这样的人（指中央联络部部长王稼祥）。另一个部是统战部，它是同国内资产阶级打交道的，但是里面却有人不讲阶级斗争，要把资产阶级的政党变成社会主义的政党（指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每个部都找得出这样的人。例如农村工作部里就有一个邓子恢，他是中央委员，还是副总理，却主张单干，实际上不要社会主义农业。这一股风，即三和一少风、单干风等等，在前年上半年刮得很厉害。从国外来说，被美帝国主义和苏联修正主义吓倒了，在国内由于天灾人祸，经济受到损失，于是修正主义就露头了。有一阵可猖狂啦。

    2月29日，毛泽东同另一个外国党的领导人谈话时又说：1962年上半年我们党内有些人主张三和一少。这些人在国内也主张三自一包。三自是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一包是包产到户。目的是要解散社会主义的农村集体经济，要搞垮社会主义制度。三和一少是他们的国际纲领，三自一包是国内纲领。这些人中有中央委员、书记处书记，还有副总理。他们在1962年上半年到处宣传。夏季我们开了一个会议，是工作会议，中央委员、省委书记都来参加，把这些问题都抖搂出来了。然后，又开了中央全会，开了两个月——8月到9月。这个会议开过以后，这些犯错误的同志都检讨了，说自己不对了。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还说：如果中国变成修正主义，天就黑暗了，你们怎么办？要作思想准备，要高举马列主义的旗帜反对中国的修正主义，这样中国人民是会感谢你们的。4月10日，毛泽东会见一个外国党代表团时又说：中国如搞修正主义，你们就不好混。如中国出了赫鲁晓夫，搞资本主义路线，你们怎么办？你们要帮助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反对中国的修正主义。

    王稼祥等根据当时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和党内在对外工作上的"左"倾偏差提出了调整对外方针的重要建议，强调对外援助要"实事求是，量力而行"，在国际斗争中要小心谨慎，注意策略，对外有必要采取缓和的方针，而不是采取加剧紧张的方针等，本来是符合当时中国对外关系的实际，意在纠正对外政策中的"左"的偏差。而邓子恢等在60年代初为了克服国民经济严重困难，支持一些地区根据中国共产党八届九中全会的精神，发还自留地，开放自由市场，农业上采取包产到户，有些工商业实行自负盈亏的政策也是正确的。毛泽东的这些谈话，反映出他认为中国已经出了或正在出修正主义的完全不切实际的错误估计。

    中苏两党在莫斯科会谈年7月6日至20日，中共和苏共在莫斯科举行双边会谈。会谈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举行的：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第一次出现利用一个党的代表大会攻击另外一个兄弟党的做法后，中苏两党的分歧进一步发展。苏共二十二大后，在苏联的报刊上每年都要发表几百篇攻击中国的文章，并且利用兄弟党代表大会进行反华。从1962年11月到1963年1月，在匈牙利共产党的八大、保加利亚共产党的八大、意大利共产党的十大、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十二大、德国统一社会党的六大等代表大会上，不断出现了这些党攻击中共的情况。为了回击苏共对中共的各种攻击，中共于1962年12月5日到1963年3月8日，陆续发表了7篇重要文章进行答辩，对苏共领导的错误理论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并且阐述了中共在一系列理论问题上的观点。但文章未点苏共领导的名，对某些事实也作了一些保留。在1963年1月，赫鲁晓夫曾在德国统一社会党代表大会上提出停止论战、举行中苏两党会谈的建议。3月9日，中共中央致函苏共中央，欢迎苏共中央关于两党会谈的建议，并表示主动停止答辩，保留权利，以创造良好的气氛。

    3月30日，苏共致信中共，同意中共关于在各兄弟党会议之前先举行两党会谈的建议，并阐述了他们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的观点。中共于6月14日复信给苏共中央，提出了《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即《二十五条》）。中共提出现阶段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全世界无产者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争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巩固和壮大社会主义阵营，逐步实现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完全胜利，建立一个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的新世界。"在复信中，中共同意派代表团到莫斯科举行中苏两党会谈。对于中共提出的《二十五条》，苏共中央表示不能接受，6月18日，苏共中央发表声明，说中共的建议是对他们的"攻击"，苏共以更大的规模展开了对中共的批判。还要求中国驻苏使馆的几名工作人员和在苏研究人员立即回国，使气氛更加紧张。

    尽管中苏关系继续恶化，中国共产党还是根据已达成的协议，于7月6日至20日与苏联共产党在莫斯科举行会谈。中共以邓小平为团长，彭真为副团长，康生、杨尚昆、刘宁一、伍修权、潘自力为团员，吴冷西、范若愚、张香山、姚溱、王力、余湛为顾问。苏共代表团以苏斯洛夫为团长，团员格里申、安德罗波夫、伊利切夫、波洛马廖夫、萨丘科夫、契尔沃年科。顾问有阿祖曼夫等11人。会谈共进行了9次。双方在会议上各自阐述和坚持自己对一系列重大问题的立场态度，互不相让。在7月6日的第一次会议上，苏斯洛夫作了长篇发言，主要内容有：（1）阐述现阶段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大讲"和平共处"总路线。（2）进一步加强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威力和团结以及把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变成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的斗争。阐述通过和平经济竞赛消灭资本主义的观点。（3）争取和平与和平共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战争政策的斗争。认为和平共处是"唯一正确和明智的原则"。（4）民族解放运动的问题。说和平经济竞赛能提供亚非拉国家向非资本主义过渡的前景。（5）现阶段革命理论问题。讲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问题，强调现在开辟了顺利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新的可能性。此外，还对中共对苏共领导的批评和中共的观点进行了攻击。7月8日，邓小平在第二次会议上发言，指出苏斯洛夫的发言在许多重要原则问题上歪曲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并就两党分歧从何而来进行了申辩。7月10日，苏斯洛夫在第三次会议上再次发言。7月12日，邓小平再次发言对苏斯洛夫的发言予以驳斥。此后苏方波诺马廖夫和安德罗波夫，中方彭真和康生相继发言，据理而争。会议由于双方各自坚持自己的观点，未能取得任何成果。

    中共中央提出再用三年进行经济调整年7月30日，邓小平在工业问题座谈会上，传达毛泽东的指示：还要进行3年调整，重点是巩固、充实、提高。邓小平强调，今后3年，必须创造条件，为第三个五年计划做好准备。每个行业都要确定重点是什么。对此，薄一波在8月6日的各部委负责人会议上解释说：原打算1963年开始第三个五年计划，现在不搞了，1966年开始第三个五年计划。这3年的调整，着重于充实、巩固、提高，填平补齐，成龙配套。归纳起来，吃穿用第一，基础工业第二，兼顾国防第三。这是发展工业的方向，也是国民经济计划的方向。在3年之内，调整就是这样的摆法。

    月6日至2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讨论了农村工作和1964年国民经济计划等问题，并着重讨论了工业发展方针问题。会议确定，把1963年至1965年作为第二个五年计划到第三个五年计划的过渡阶段，并且确定过渡阶段的主要任务和目标是：（1）农业生产达到或超过1957年水平；（2）工业生产水平在1957年基础上提高50％；（3）国民经济各部门的主要比例关系基本协调；（4）国民经济各部门的经营管理工作走上正常轨道。同时指出，在这个过渡阶段中，应当贯彻执行以下4条方针：（1）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2）自力更生，奋发图强，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方针；（3）按照解决吃穿用、加强基础工业，兼顾国防，突破尖端的次序安排经济计划的方针；（4）继续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会议对3年之后的任务，提出了分两步走的设想：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我国工业大体接近世界先进水平；第二步，使我国工业走在世界前列，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

    精减职工和压缩城市人口任务完成"大跃进"运动使中国工农业比例严重失调，国民经济出现严重困难局面。工业的"大干、快上"，基建规模的庞大，使我国城镇人口和职工人数增长过快，财政支出剧增；农业生产的下降，使城镇日用品和粮食供求关系严重失衡。1961年召开的中共中央八届九中全会决定，在"八字方针"指导下，对整个国民经济进行全面调整。全会通过的《关于安排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意见》的报告，明确提出了精减职工和城镇人口的任务，决定1961年要精减职工。502万人。到1961年底，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总数比上年净减少了873万人，压缩了城镇人口1000万人左右。主要是自1958年以后从农村招收的职工返回了农业生产第一线。1962年，又将精减职工范围进一步扩大到部分城镇就业人员。1962年5月中共中央会议决定，要把精减城镇人口作为当时两项中心任务之一来对待，要用两年时间，在1961年已精减的基础上，再减少职工1000万人以上，并减少城镇人口2000万人。

    7月6日，中央精减小组向中共中央作了《关于精减任务完成情况和结束精减工作的意见的报告》。报告分为两个部分，主要内容是：（1）精减任务完成的情况。1963年1月～6月全国预计减少职工128.4万人，全国还需要再减50万职工。全国职工人数从1961年1月到1963年6月的两年半中，共减少了1887万人，全国职工人数从1960年末的5043.8万人下降为1963年6月的3183万人。全国城镇人口从1961年1月到1963年6月共减少2600万人，全国城镇人口数从1960年末的13072万人下降为1962年末11659万人，全国吃商品粮人口数从1961.年1月到1963年6月共减少约2800万人。由于这些变化，加强了农业战线，减少了工资开支和粮食销量，提高了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对于改善城乡关系、争取财政经济状况的好转，起了很大的作用。减少了这么多职工和城镇人口，而没有发生大的问题，充分证明了我们党的领导的坚强和人民具有高度的觉悟。（2）结束精减工作的意见。根据目前精减任务完成的情况，现在可以宣布精减工作基本结束。但仍需作好以下工作：妥善安置多余人员，对企业事业单位职工进行调济工作，继续完成个别的剩余精减任务、严格控制临时工的使用和新职工的增加，继续完成减少城镇人口和相应地减少吃商品粮人口的任务，等等。

    7月31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精减小组《关于精减任务完成情况和结束精减工作的意见的报告》，宣布基本结束精减职工工作。关于这次精减职工和压缩城镇人口的胜利完成，毛泽东说：我们中国人民、我们的广大干部，好呀！叫做两千万人呼之则来，挥之则去，不是共产党当权，哪个党能办到中国政府主张全面彻底禁止和销毁核武器年7月25日，美英苏三国代表在莫斯科签订了部分停止核试验的条约。这个条约，对于美国的核备战和核讹诈政策是没有任何约束作用，它丝毫也不妨碍美国进行核扩散、扩充核军备、进行核威胁。这个条约的中心目的，就是要通过部分禁止核试验，使全世界一切受威胁的爱好和平的国家包括中国在内，不能增强自己的防御力量，以便美国更加肆无忌惮地对这些国家进行威胁和讹诈，而且通过这个条约，巩固自己的核垄断。

    中国政府坚决反对核战争，反对世界战争，主张普遍裁军，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但中国政府认为，禁止核武器、防止核战争是关系到世界命运的大问题，应该由世界上所有大小国家共同讨论和决定，而不能由几个国家来摆布无核国家的命运。为此中国政府于1963年7月31日发表声明，向世界各国建议：

    .全世界所有国家，有核国家和无核国家，庄严宣布：全面、彻底、干净、坚决地禁止和销毁核武器。具体地说，就是：不使用核武器，不输出核武器，不输入核武器，不制造核武器，不试验核武器，不储存核武器，把世界上现有的一切核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统统销毁，把世界上现有的一切研究、试验、生产核武器的机构统统解散。2.为逐步履行上述义务，首先采取下列措施：（1）撤除在国外的一切军事基地，包括核基地在内；撤回在国外的一切核武器及其运载工具。（2）建立包括美国、苏联、中国、日本在内的亚洲和沿太平洋地区的无核武器区，建立中欧无核武器区，建立非洲无核武器区，建立拉丁美洲无核武器区，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对每一个无核武器区都承担相应的义务。（3）不以任何形式输出和输入核武器和制造核武器的技术资料。（4）停止一切核试验，包括地下核试验在内。

    .召开世界所有国家的政府首脑会议，讨论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问题以及为逐步实现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而采取上述四项措施的问题。

    月2日，周恩来总理致信各国首脑，转达了中国政府的建议，并且表示希望这个建议能够得到各国政府的考虑和积极响应。

    中国政府这一倡议很快得到了多数中、小国家和世界人民的热烈支持。仅8月份就有18个国家的政府、政党或群众团体发表声明，支持中国政府的建议。

    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年中苏两党关系已经逐渐恶化，但中国共产党还是根据已达成的协议，派出了以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为首的代表团，于1963年7月5日赴莫斯科与苏共代表团进行会谈。会谈从7月6日至7月20日共举行9次会议，中共代表团以最大的耐心和努力寻求在马列主义和国际主义的原则、在1957年《莫斯科宣言》和1960年《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改善中苏两党的关系，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团结。但是，苏共方面并无消除分歧、恢复团结的诚意，还在会谈期间，苏共中央就于7月14日公开发表了长达35000字的《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信中对中共中央6月14日的25条建议，进行了全面的反驳，并采取歪曲事实、颠倒是非的手法，攻击中国共产党和中共领导人，攻击中国的内外政策。

    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发表后，苏联所有宣传工具都投人反华大合唱。仅从1963年7月15日至lO月的3个多月内，苏联报刊广播就发表了具有反华内容的文章、资料11000多篇，其中有的公然煽动中共党内和国内所谓"健康力量"起来反对中共中央的领导。对此，中共中央则从1963年9月起至1964年7月，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陆续发表了9篇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的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公开论战。中共发表的9篇文章是：《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关于斯大林问题》、《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两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这些文章，一方面，阐明了中国共产党的立场和观点，驳斥苏共领导对中共的攻击，另方面，对苏共领导的大国沙文主义进行了尖锐的批判。

    文章指出，苏共领导以老子党自居，要求凌驾于其他兄弟党以上的特权，把自己的错误路线强加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任何一个兄弟党只要不接受他们的错误路线和纲领，就把它当作敌人，就采取一切可能采取的手段，反对它，攻击它，损害它，颠覆它的领导。苏共领导还假借所谓"国际分工名义"，反对兄弟党自力更生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反对兄弟党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发展经济，要把兄弟国家变成他们的经济附庸。他们力图强迫经济比较落后的兄弟国家放弃工业化，变成供应他们原料的基地和推销他们剩余产品的市场。

    文章指出，苏联领导推行大国沙文主义的政策，用对待附属国的态度对待社会主义兄弟国家。他们不择手段，动辄对兄弟国家施加政治、经济的以至军事压力。他们破坏中苏边界现状，侵占中国领土，挑起边境事件。还明目张胆地在中国边境地区进行大规模的颠覆活动，公然通过报刊和广播挑拨中国各民族团结，煽动中国的少数民族从祖国分裂出去，并且诱骗和胁迫几万中国公民逃往苏联。苏共领导还勾结印度反动派反对社会主义中国，苏共领导和他们的报刊公开站在印度反动派方面，指责中国在中印冲突中的正义立场，为尼赫鲁辩护，苏联对印度的经济援助，有2／3是在印度反动派挑起中印边境冲突以后给印度的。苏共领导甚至在1962年秋季中印边境大规模的武装冲突发生以后，还给印度反动派以军事援助。而苏联和美国签订关于防止核扩散的协议，乃是美苏合谋垄断核武器，力图剥夺社会主义中国拥有核武器的权利的一种阴谋。

    文章还进一步指出苏共领导人惯以恩人自居，无数次地吹嘘什么"无私援助"。事实上，苏联对中国的援助不是单方面的，更不是无偿的，包括通过贷款形式提供的设备和物资，连同利息在内，中国都是用物资、黄金和国际货币偿付的。从苏联进口的东西比国际市场价格要贵得多，苏联对中国的贷款，大部分是中国由于抗美援朝所需而从苏联购进的军事物资，这也不是无偿的援助。同时还指出，苏共领导人乘人之危，采取突然撤退苏联专家，废除科学技术项目，逼债等办法，破坏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增加中国国民经济的困难。

    在中共所发表的这些文章中，有许多观点是符合或比较符合当时情况的，如：帝国主义与战争根源问题、世界大战有两种可能性、局部战争不可避免、反对核迷信和核讹诈、和平必须靠斗争去争取、必须建立最广泛的反帝统一战线、亚非拉人民的反帝斗争是保卫世界和平的强大力量等等。但文章中也有不少观点带有"左"的和教条主义的错误，如：关于修正主义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南斯拉夫问题以及战争与和平、国际共运形势等问题的观点。

    中苏两党的这场论战，对当时以及后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格局及世界政治形势的某些方面产生了重大影响。从积极意义上看，我们揭露和批判赫鲁晓夫对待兄弟党、兄弟国家的大国主义、大党主义，是为了维护自己党和国家的独立自主地位，是有充分的理由和必要性的。这场论战，打破了长期以来形成的、苏共在国际共运中以"老子党"自居的局面，使许多党开始自己思考自己的问题。通过论战也使中国党和人民，更加重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发展自己的国家，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并在以后能较好地处理与其他兄弟党之间的关系。但是，这场论战也给整个国际共运带来了不良影响。历史证明，双方当时的立场观点都存在严重的错误。中共为了批判苏共的一些错误观点，强调了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观点，但在修正主义、阶级斗争等问题上出现了教条主义和"左"的错误。对当时苏联、南斯拉夫国内状况做不正确的判断，对他们的某些改革措施未能正确理解，反而当作所谓"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复辟"进行了批判。在这场斗争中，由于对修正主义没有作出科学的解释，以致把国际反修斗争搬到党内来，在中国共产党内部也进行了反修防修斗争，从而促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日益发展，给后来中国国内政策带来了严重的影响。

    赫鲁晓夫下台后，苏共新的领导人在中苏两党分歧问题上坚持赫鲁晓夫的错误做法，于1965年3月召开了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筹备会议，在苏共要求出席的26个党中，阿尔巴尼亚、越南、印度尼西亚、中国、朝鲜、罗马尼亚、日本等7个党拒绝参加，只有19个党出席了会议，最后形成了公报。这次会议是一个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走向分裂的会议。1966年3月，中共拒绝出席苏共二十三大，至此，中苏两党关系中断。

    9月中央工作会议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到1963年9月全党全国的工作出现了一种复杂的情况：一方面，在继续调整的正确方针下，1963年国民经济形势开始全面好转，在这一年的头几个月内，工业生产稳步上升，随着农业生产的初步恢复，市场供应状况有了明显的改善，财政收支情况良好；另一方面，政治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错误一步步发展。当时在城乡一些基层单位里，存在着一些经济管理方面的帐目不清、财物不清、仓库不清以及干部作风方面的多吃多占、贪污腐化等问题。其中绝大多数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但是按八届十中全会的精神，却被视为阶级斗争和城乡资本主义复辟。1963年5月的杭州会议所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认为，当前中国社会中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必须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进行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打退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势力的猖狂进攻。这是关系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是关系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修正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要求各级党委领导把这一斗争放在首要位置，定出计划，全面部署，抓紧时机，分期分批地有步骤地推行，争取在两三年内全部办到。杭州会议后，各省都进行了"四清"运动的试点，在试点中提出了许多具体政策问题。为解决"四清"中出现的问题，研究讨论国民经济和工业发展等问题，1963年9月6日至27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参加会议的有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共157人。会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分析了国民经济形势，认为1963年我国国民经济形势发展十分有利，出现了全面好转的局面；但是，仍存在不少问题。主要是：（I）农业生产还没有恢复到1957年的水平，粮食在几年内还要进口，特别是经济作物和林业、畜牧业恢复，需要花很大的力量，穿的也很紧张；（2）整个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特别是基础工业，在提高质量、增加品种、填平补齐、成龙配套、设备维修和更新等方面，需要继续进行大量工作；（3）许多企业的经营管理，还要花大力进行整顿，尤其是亏损企业为数还不少，要进行工作加以改变；（4）外债还没有全部偿还，还有1.6亿新卢布的苏联债务；（5）开展农村"四清"运动和城市"五反"运动，打击和粉碎城乡资本主义势力的猖狂进攻，进一步巩固和壮大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经济，需要有一定的时间；（6）在国际上的反修斗争也要经过几年工作才有可能争取一个新的局面。

    .会议讨论了国民经济计划等问题，并着重讨论了工业发展的方针问题。会议确定，从本年起，再用3年时间，继续进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工作，作为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年）到第三个五年计划（1966—1970年）之间的过渡阶段。在过渡阶段，经济工作的主要任务和目标是：（1）农业生产达到或超过1957年水平；（2）工业生产水平在1957年基础上提高50％左右；（3）国民经济各部门的主要比例关系，如工业和农业、工业内部、农业内部以及消费和积累之间的关系，应力争在新的基础上，取得基本协调，主要是工业的各个部门，要认真做好填平补齐，使它成龙配套，并要搞好设备更新和专业化协作；（4）国民经济各部门的经营管理工作走上正常的轨道。为此，在过渡阶段，经济工作必须遵循的基本方针是：（1）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2）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勤俭建国的方针；（3）按照解决吃穿用，加强基础工业，兼顾国防，突破尖端的次序安排经济计划的方针；（4）继续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对3年后的任务，提出了分两步走的设想：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我国工业大体接近世界先进水平；第二步，使我国工业走在世界前列，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即《后十条》）。这个文件同《前十条》的精神是一致的，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规定了农村"四清"运动的5个要点和12项主要内容。5个要点是：阶级斗争；社会主义教育；组织贫下中农阶级队伍；"四清"；干部参加集体劳动。在这5个要点中，阶级斗争是最基本的。文件指出，"以阶级斗争为纲，抓住5个要点，放手发动群众，有步骤地、有领导地开展群众运动，团结95％以上的干部和群众，打退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的进攻，提高干部和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和阶级觉悟，整顿农村的基层组织，健全和巩固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这就是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基本方针。"12项工作的内容是：（1）组织和训练工作队；（2）召开人民公社的三级干部会议和公社干部会议，反复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指示、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本规定草案，宣读若干别的地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典型材料，结合着对本地阶级斗争的揭露，进行阶级教育和政策教育；（3）通过访贫问苦，扎根串连，发动和组织贫下中农群众；（4）召开党的基层组织会议，包括公社党委会议、支部会议和小组会议，在党员中进行阶级教育和开展批评、自我批评，帮助犯有错误的党员认识和改正错误；（5）发动群众，特别是贫下中农群众，召开生产队、大队公社的各种会议，在做好思想教育工作，启发干部觉悟的基础上，进行"四清"工作；（6）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的教育，划清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界限，解决公私关系问题和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问题；（7）向群众进行阶级斗争的教育，划清敌我界限；（8）成立贫下中农组织；（9）整顿党的基层组织；（10）改选或者调整公社、大队和生产队干部；（11）建立和健全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12）在提高干部和群众的阶级觉悟和集体生产积极性的基础上，进一步巩固集体经济。

    文件要求团结95％以上的农民群众和基层干部，规定了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以及正确对待地主、富农子女等若干具体政策界限。在团结群众方面提出四个区别，即：（1）必须把进行复辟活动的阶级敌人同那些一时糊涂而被敌人利用的落后群众，加以区别；（2）必须把投机倒把分子同资本主义倾向比较严重的农民，加以区别；（3）在反对投机倒把的斗争中，必须把投机倒把活动同正当的集市贸易活动、临时性的肩挑运销及小量的贩运活动，加以区别；（4）必须把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同正当的社员家庭副业，加以区别。在团结干部方面：（1）对广大基层干部要全面分析，要一分为二，切忌片面性；（2）对犯错误的干部，总的精神是：教育为主，处分为辅；区别情况，分别对待。处理犯错误的干部，既要严肃又要谨慎；（3）不仅要反对坏人坏事，而且要表扬好人好事；（4）对待上中农成分的干部，应在保证贫下中农干部在领导机构中占优势的前提下，根据具体情况，区别对待，妥善处理；（5）同地主、富农子女结婚的党员干部，能否做党员、当干部，主要看本人表现。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作出的继续坚持"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对开创国民经济迅速根本好转的新局面具有重大意义。1964年12月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就是根据会议提出的两步走的设想，提出实现我国四个现代化宏伟蓝图的。会议对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做出的一些具体政策规定对当时指导运动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在对农村政治形势及阶级斗争问题分析中贯穿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是"左"的思想日趋严重的表现。

    毛泽东批评文艺界和文艺界整风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之后，文艺界根据会议精神布置反修防修工作，开始以阶级斗争的观点检查文艺方面的工作。1963年3月29日，中共中央批转了文化部党组《关于停演"鬼戏"的请示报告》。文化部党组在报告中，批评有鬼魂形象的戏演出逐渐增多，更为严重的是新编的剧本（如《李慧娘》）亦大肆渲染鬼魂，而评论界又大加赞美，并提出"有鬼无害论"，为演出鬼戏辩护。报告要求全国各地，无论在城市和农村，一律停止演出有鬼魂形象的题材。1963年4月全国文联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扩大会议上，周扬作了《加强文艺战线，反对修正主义》的报告，把反对"修正主义"作为当前的战斗任务。这次会议成为文艺界反修斗争的总动员。江青等人组织撰写的围剿《李慧娘》的文章《"有鬼无害"论》文章，于5月6日发表在《文汇报》上，公开点名批判了孟超的新编昆剧《李慧娘》和繁星（即廖沫沙）等的《有鬼无害论》，开始了文艺界的批判运动。

    毛泽东对过火的批判运动全力支持，对文艺界首先是戏剧界作了多次的批评，并把它和反修联系起来。1963年9月27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我们搞"十条"，搞"四清"，城市搞"五反"，实际上是反修正主义，也是给国内反对修正主义打下基础。反修也要包括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文学、艺术、戏剧、电影等部门应该抓一下。"过去的戏总是那一套，帝王将相、小姐丫环，保镖的是黄天霸。搞这一套不行。""推陈出新，出什么？要出社会主义。要提倡搞新形式，旧形式也要搞新内容。"11月，他又批评说："一个时期《戏剧报》尽宣传牛鬼蛇神。文化部不管文化，封建的、帝王将相的、才子佳人的东西很多，文化部都不管"，"如果不改变，就改名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或者外国死人部"。12月12日，毛泽东在中央宣传部文艺处所编的12月9。日《文艺情况汇报》所载的《柯庆施同志抓曲艺工作》的材料上作了一个重要批示："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地抓起来。""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文艺，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它过分地夸大了文化战线问题的严重性，从而给文艺界正在进行的批判运动提供了主要依据。

    1月3日，中共中央召开文艺座谈会，传达了毛泽东上述指示，研究了文化战线上的革命问题。会议虽然肯定了文化艺术工作的成绩，但错误地批判了《李慧娘》、《谢瑶环》等剧作，并将它说成是影射和攻击党的。不久，又发生了"迎春晚会事件"。2月3日，中国戏剧家协会为庆祝春节举办了迎春晚会。会上有一些表演低级、庸俗的节目，有人对此提出正当的批评。这个具体问题却被夸大，无限上纲。3月下旬，中宣部召集文联各协会党组成员、总支部书记和支部书记50余人连续开了3次会，认为："这件事的发生不是偶然的，是当前阶级斗争在文艺队伍中的反映，是剧协领导资产阶级思想作风的暴露。"还认为"类似迎春晚会这件事和由此暴露出来的问题，在其他协会中也程度不同地存在着"。为此，决定在文联和各协会全体干部中进行整风和检查工作。

    月8日，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在整风告一段落后为总结整风运动情况起草了《关于全国文联和所属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草稿）。它认为文艺工作中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即没有坚决贯彻党的文艺方向。在八届十中全会前，各协会方向模糊，对阶级斗争形势认识不清；文艺理论批判旗帜不鲜明，战斗性不强；对文艺队伍的进步一面看得多，落后的一面看得少，忽视了对他们的思想改造工作。这个草稿尚未经中宣部部务会议讨论，但却被江青要去看后，直接送给毛泽东审阅。6月27日，毛泽东在报告上作了重要指示："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15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这个指示更加夸大了文化战线上的问题。当这个批示以中央正式文件下发到各级党组织后便形成了更加紧张的局面。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成立了由彭真、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组成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7月，文化部及文艺界各协会和文化部直属的文艺单位再次进行整风，对文化部的五位副部长齐燕铭、夏衍、徐光霄、徐平羽、陈荒煤，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全国文联副主席阳翰笙，全国剧协主席田汉等一批著名作家和文艺理论家受到错误的过火的批判与斗争，文化部党组被彻底改组，各协会负责人被撤换。

    康生在《李慧娘》上演后曾赞扬该剧，并且宴请了剧本作者和主要演员表示祝贺。但在全国批"鬼戏"的浪潮中，竟说《李慧娘》是坏戏的"典型"，并号召进行批判。他既批判孟超，又批判廖沫沙，说他们是"用厉鬼来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是"阶级斗争"。1964年8月14日，根据康生的指令，中宣部向中央书记处写了《关于公开放映和批判（北国江南）、（早春二月）的请示报告》。毛泽东审阅后批示："不但在几个大城市放映，而且应该在几十个至一百多个中等城市放映，使这些修正主义教材公布于众。可能不只这两部影片，还有别的，都需要批判。"此后，在全国报刊上对《北国江南》、《早春二月》、《舞台姐妹》、《红日》、《兵临城下》、《革命家庭》、《林家铺子》、《聂耳》、《怒潮》、《不夜城》、《两家人》、《逆风千里》、《抓壮丁》等许多优秀的作品，均被当作"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毒草"和"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表现而加以批判。

    在文艺理论方面，许多本来是可以自由讨论的学术观点，也被当作是严重的政治问题而加以批判。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在1962年8月中国作家协会于大连召开的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座谈会上的发言中，针对几年来文艺创作主题狭窄、方法简单化、模式化和教条主义偏向，和创作中新出现的浮夸的浪漫主义倾向，提出文艺题材和方法要多样化，不但要写正面人物，反面人物，还要写中间人物，因为矛盾往往集中在中间人物身上，描写他们也是很重要的，创作要向现实生活突进一步。后来这些观点在1964年被简单地说成是主张"写中间人物论"，是要"在文艺创作上，同革命英雄人物争地盘"，被当作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而大加批判。邵荃麟则被当作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中间抵抗社会主义革命的力量在党的领导机构的代言人，横加批判。

    在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思想指导下，文艺界情况被估计得越来越严重，毛泽东对文艺界的过火批评使这种反修斗争日益尖锐。加上康生、江青等阴谋分子的从中活动更使得问题复杂化。在这场批判运动中，许多优秀作品被当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许多的优秀剧作家或文艺界的领导干部被戴上"反党分子"、"资产阶级代言人"等政治帽子，受到打击。它不仅破坏了党的"双百"方针和知识分子政策，而且也发展了用政治手段来处理学术问题的恶劣先例，进而波及其他学术领域。

    新的十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年12月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原则批准中央科学小组、国家科委党组《关于1963年至197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的报告》。这个规划，是聂荣臻主持国家科委、国防科委于本年检查1956年制定的12年科技发展规划执行情况后，根据54个主要项目已基本完成46项，需要制定一个新规划的客观需要，由两委分别制定的。其中国防方面的规划，在工作进展中曾数次修订。直接参加了制定新规划的科技专家有l万余人。批示指出，"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规划及所需人力物力条件，则由国家计委会同国家科委审查平衡后，在年度国民经济计划中逐年予以安排"。

    中共中央、国务院同时转发了中央科学小组、国家科委党组10月24日《关于1963—197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的报告》。报告在"执行12年科学技术规划成绩显著"中说："7年来，科学技术队伍有了很大发展。到1962年底，全国科学研究机构由381个增加到1296个，在主要的学科和技术领域内，几乎都已有了专门的研究机构。专门从事研究工作的科学技术人员，从18000人增加到68000人，其中大学毕业程度的55000人。"报告在"目前我国科学技术的水平，与国家建设需要和世界先进水平比较，差距尚大"中说，我国目前的科学技术水平已经大体上达到世界上科学技术先进国家40年代的水平。现有水平同国际上60年代的水平相比，差距仍然较大。

    报告在"为了实现赶上世界先进科学技术水平的宏伟目标，10年内，必须先在重要的急需的方面，赶上60年代的水平’中说："在这次规划中，我们提出的总的要求是：动员和组织全国的科学技术力量，自力更生地解决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关键科学技术问题，迅速壮大又红又专的科学技术队伍，在重要急需方面掌握60年代的科学技术，力求在接近和赶上世界先进科学技术水平的道路上，实现大跃进。"报告在"确定重点项目，集中力量打歼灭战"中说：lO年规划提出了374个重点研究试验项目，在此基础上选定了国家重点项目32项。其中农业方面10项，工、交、资源勘探方面13项，基础科学和技术科学方面6项，医学1项，其他方面2项。报告确定了如下目标：（1）为农业增产提供各方面的科学技术成果，系统地解决实现农业现代化的科学技术问题；（2）重点掌握60年代工业科学技术，为建立一个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为发展重要的新兴工业、提高现有工业的技术水平，提供科学技术成果；（3）切实保证国防尖端任务的初步过关；（4）加强资源的综合考察，加强资源的保护和综合利用的研究，为国家建设提供必要的资源根据；（5）在保护和增进人民健康、防治主要疾病和计划生育等方面的重要科学技术问题上，作出显著成绩；（6）加强发展基础科学和技术科学，充实科学理论的储备，加强科学调查和实验资料的积累，建立和加强重要的和空白薄弱的学科；（7）大力培养人才，充实现代化实验装备，在各个重要的科学技术领域，形成研究中心，建立一支能够独立解决我国建设中科学技术问题的、又红又专科学技术队伍。

    周恩来出访亚非十四国年12月13日至1964年2月29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国务院副总理兼外长陈毅的陪同下，先后访问了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当时由埃及和叙利亚组成，这次访问了埃及）、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加纳、马里、几内亚、苏丹、埃塞俄比亚、索马里、阿尔巴尼亚、缅甸、巴基斯坦和锡兰（即今斯里兰卡）。历时72天，行程10.8万里。周恩来总理的这次出访，是中国同亚非国家发展友好关系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在访问期间，周恩来同亚非国家的领导人就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民族主义和以色列扩张主义，保卫世界和平，加强亚非国家的团结，促进中国和亚非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等一系列问题，交换了意见，取得了广泛的一致。周恩来表示，中国人民坚决支持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的民族解放和民族独立的斗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外政策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积极支持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我们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有着共同的遭遇，因此，我们就必然互相同情、互相支持。

    关于国际问题，周恩来强调，不能只由少数大国来决定，站起来了的亚非新兴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积极作用；无视亚非新兴国家的独立意志，企图抹煞这些国家的国际地位，是完全违背历史潮流的；世界上所有大国、小国、强国、弱国，应该一律平等；任何人采取以大凌小、以强欺弱的做法，都是绝对行不通的。世界上的国家不论大小，都能为全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保卫世界和平的事业作出自己的贡献。有的国家虽小，在国际事务中不畏强暴，坚持正义立场，发挥积极的作用。他还指出，目前联合国主要机构的席位分配，对于亚非国家是极不公平、极不合理的。中国政府完全支持亚非国家要求增加它们在联合国主要机构的席位的一切努力。

    对于亚非国家的发展方针和亚非国家间的相互关系，周恩来指出，亚非各国人民深深地懂得，独立的取得，主要依靠各国人民自己的斗争；独立以后发展民族经济，建设自己的国家，也首先需要依靠各国人民自己的力量。自力更生，奋发图强，这是一条信任人民群众、依靠人民群众、发展民族经济、实现完全独立的道路。新独立的亚非国家一方面需要自力更生，发展独立的民族经济；另一方面也需要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同其他国家进行友好合作。尤其是亚非国家在各自发展独立的民族经济的过程中，应该互通有无、互补短长、互相援助。一切援助都是相互支持的，都应该完全符合平等互利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决不允许利用援助进行控制、掠夺、干涉甚至颠覆。

    周恩来在同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国家访问时分别提出了相互关系的五项原则，概括起来，是：（1）支持阿拉伯和非洲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2）支持阿拉伯和非洲各国政府奉行和平中立的不结盟政策。（3）支持阿拉伯和非洲各国人民用自己选择的方式实现团结和统一的愿望。（4）支持阿拉伯和非洲国家通过和平协商解决彼此之间的争端。（5）主张阿拉伯和非洲国家的主权应当得到一切其他国家的尊重，反对来自任何方面的侵略和干涉。

    周恩来在访问加纳共和国时提出了中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并且写入了中国同马里共和国两国政府的联合公报。其内容为：（1）中国政府一贯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对外提供援助，从来不把这种援助看作是单方面的赐予，而认为援助是相互的。（2）中国政府在对外提供援助的时候，严格尊重受援国的主权，绝不附带任何条件，绝对不要求任何特权。（3）中国政府以无息或者低息贷款的方式提供经济援助，在需要的时候延长还款期限，以尽量减少受援国的负担。（4）中国政府对外提供援助的目的，不是造成受援国对中国的依赖，而是帮助受援国逐步走上自力更生、经济上独立发展的道路。（5）中国政府帮助受援国建设的项目，力求投资少，收效快，使受援国政府能够增加收入，积累资金。（6）中国政府提供自己所能生产的、质量最好的设备和物资，并且根据国际市场的价格议价。如果中国政府所提供的设备和物资不合乎商定的规格和质量，中国政府保证退换。（7）中国政府对外提供任何一种技术援助的时候，保证做到使受援国的人员充分掌握这种技术。（8）中国政府派到受援国帮助进行建设的专家，同受援国自己的专家享受同样的物质待遇，不容许有任何特殊要求和享受。这八项原则充分体现了中国政府关于援助、支持是相互的、双方是平等的政策，表达了中国同第三世界国家进行经济、文化合作的真诚愿望。

    周恩来总理14国之行取得了圆满成功，通过这次访问加深了中国同这些亚非国家问的相互理解，促进了中国人民同亚非人民的传统友谊；周恩来所提出的五项原则和八项原则实际上成为了中国处理同第三世界国家关系时的一些具体准则。

    学习解放军，加强政治工作年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后，林彪当上国防部长，并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他一上台便利用党内存在的日益严重的"左"倾错误，以极左的面目出现，片面强调空头政治。他把毛泽东在1939年对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的题词（即"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概括为"三八作风"大肆宣传，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在1960年10月，林彪主持的军委扩大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决议阐述了军队政治工作领域中的四个关系问题。即：（1）正确处理武器和人的关系，"人的因素、政治思想的因素，是战斗力诸因素中的首要因素"；（2）正确处理各种工作和政治工作的关系，"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政治工作是我军工作的生命线、是一切工作的根本保证。政治工作做好了，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发挥起来了，各种工作就可以做好。从这一环着手，一通百通。因此，一切工作都必须强调政治挂帅"。（3）正确处理政治工作中事务性工作和思想工作的关系，"应当把思想工作当作政治工作的突破口。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上，思想掌握一切，思想改变一切"。（4）正确处理思想工作中书本思想和活的思想的关系，"书本要读，但重要的是掌握活的思想；书本教育要同实际结合"。"这就是说，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这是我军政治思想工作的方向。也是整个军队建设的方向。"在这里，林彪把政治工作提高到无条件的、绝对的高度。毛泽东对林彪在军队中所搞的这一套"突出政治"的做法很欣赏。认为加强政治工作是反修防修，保证社会主义不变颜色，促进社会主义各项建设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共中央于1960年12月21日转发了这个决议并作了批示。批示说："这个决议，继承和发扬了1929年古田会议的传统，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全面地总结了解放11年来军队建设和政治思想工作的丰富经验，明确地指出了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军队政治工作的方向，提出了措施，打中了要害。""这决议不仅是军队建设和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指针，而且它的基本精神，对于各级党组织、政府机关以及学校、企业部门等都是有用的。"年12月15日，国务院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工业交通工作会议，国务院工业交通各部门的负责人，各大区中央局和各省、市、自治区分管工业交通工作的书记，各大区和省、市、自治区经委的负责人参加了会议。会议期间（12月16日）毛泽东给林彪、贺龙、聂荣臻、罗瑞卿、肖华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国家工业各个部门现在有人提议从上至下（即从部到厂矿）都学解放军，都设政治部、政治处和政治指导员，实行四个第一和三八作风。"我并建议从解放军调几批好的干部去工业部门去做政治工作（分几年完成，一年调一批人），如同石油部那样。"毛泽东还说现在已有水利电力部、冶金工业部、化学工业部正在学习石油部学解放军的办法在做。"我已收到冶金部学解放军的详细报告，他们主张从上到下设政治部、处和指导员。看来不这样做是不行的，是不能振起整个工业部门（还有商业部门，还有农业部门）成百万成千万的干部和工人的革命精神的。"关于干部来源的问题，毛泽东提出："我想有四个办法解决：一是从解放军调出一部分强的而又可能调出的政治干部和懂政治的军事干部送到工、商、农部门中去（先着重工业部门）；二是由工业及其他部门派得力同志到解放军的军师团去学习几个月；三是由他们派人到现在莫文骅管的政治学院去当学生，按期毕业，回去工作；四是他们自己抓起来做，将解放军一套思想政治工作条例办法，拿去略加改变（必需适合各个不同部门的情况），作为自己的东西去实行，现在已有4个部这样做了。"按照毛泽东的这封信，会议决定在工业交通部门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进一步武装干部和工人的头脑。要学习解放军坚持"四个第一"，发扬"三八作风"，创造"四好连队"的经验，使广大职工群众、工业管理机关、现代企业更加革命化。会议号召所有的企业都开展比学赶帮活动，继续克服骄傲自满、固步自封思想，掀起增产节约运动的新高潮。会议还号召各企业，凡是产品技术经济指标落后于1963年底国内先进水平的企业，都要努力追赶这个先进水平，现在已经达到国内先进水平的，应当努力追赶国际先进水平。会议之后，在工业交通战线掀起了抓政治工作、学习解放军的热潮。

    2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全国都要学习解放军》的社论。社论指出："一个学习解放军的热潮，正在全国兴起。在比先进、学先进、赶先进、帮后进的共产主义竞赛中，‘向解放军学习’，已经成为新的战斗的号召。"社论认为："解放军之所以能够成为一支非常无产阶级化、非常战斗化的军队，最根本的原因是：解放军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在一切工作中用毛泽东思想挂帅。解放军大抓政治思想工作，坚持‘四个第一’的原则；解放军坚持我国革命军队的优良传统‘三八作风’；解放军注重创造四好连队，加强基层建设等等。这些都是解放军无往而不胜的原因。全国学习解放军，就是要把解放军这些方面的宝贵经验学到手，真正活学活用这些宝贵经验，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项事业中，充分发挥无产阶级化和战斗化的革命精神。"年2月14日，《人民日报》又发表《把三八作风传到全国去》的社论，提出"把三八作风传播到全国去"，"必须大张旗鼓地宣传三八作风的积极性，进行反复的教育，启发群众的自觉"，"形成风气，养成自觉"，"促进全国人民的革命化"。3月lO日，《人民日报》三发社论《学习解放军革命的硬骨头精神》。提出："我们要粉碎帝国主义和阶级敌人的各种捣乱，要战胜自然界的各种灾害，就要克服各种的困难；我们要大力发展工农业生产，要进行各项科学实验，攀登现代科学技术的高峰，也要克服各种困难。""革命者就要不怕困难，没有吃大苦，耐大劳的革命的硬骨头精神，没有天不怕，地不怕的革命气概是不行的。人民解放军艰苦奋斗的革命的硬骨头精神之所以可贵，之所以值得学习，原因就在这里。"3月24日，《人民日报》四发社论《抓活的思想》。认为"抓活的思想，是学习解放军政治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社论指出："抓活的思想教育，就是要从当前国内外阶级斗争和现实生活里的问题出发，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去提高群众的阶级觉悟，并且在群众自觉的基础上，实现党提出的任务。也就是说，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回答革命斗争中的现实问题。"

    3月，在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九届二次会议上，强调一切工作都要突出政治，抓住阶级斗争的纲，把学习毛泽东思想放在工作的首位，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同大搞阶级斗争结合起来进行。

    5月儿日，中共中央作了《关于在全国工业交通系统建立政治机关的决定》。《决定》指出，为了加强工业交通系统的思想政治工作，各级党委必须建立工交系统的政治工作机关，并逐步地建立一整套政治工作制度；党中央设置中央工业交通部，统一领导和管理全国工业交通系统的思想政治工作；日常工作中央委托国家经委党组管理；中央和地方工业交通各部门党委设置政治部，它们在中央和地方上级工交政治部及相应各级党委的领导下，管理直属企业、事业单位的思想政治工作。这个《决定》发出后，全国工交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系统和单位都陆续建立和完善起了政治工作机关和制度。

    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认为"全国学习解放军，已经形成一个促进各行各业革命化的伟大的群众运动"，提出为"进一步学习解放军，不仅要继续大学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坚持四个第一，大兴三八作风，而且要学习和发扬解放军的民主传统"。

    学习解放军、加强政治工作的运动后来在内容上也有了变化。1966年4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按毛泽东思想办企业》。社论指出，按毛泽东思想办企业，就要彻底走群众路线，大搞群众运动。要保证党对企业的绝对领导，必须坚决贯彻党的一元化领导。这就是说，一方面，来自上级各个行政业务机关和群众团体的任务，一律要由企业的党委按照企业的情况统一部署，而不能超越企业的党委各行其是。另一方面，企业中任何系统的工作，如共青团、工会、妇联、民兵等工作都必须在企业党委统一领导下进行，而不能各自为政。

    中国人民解放军有着优良的政治工作传统，这些传统不但对解放军的建设有着重要的意义，而且对其他行业、地方的经济建设也有重要的参考作用，因而，学习解放军的政治工作做法是有积极意义的。许多企业如大庆在学习解放军政治工作中促进了企业生产的发展，提高了职工的政治素质。但是，这次学习解放军加强政治工作的运动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即大搞阶级斗争、"左"的错误逐步发展背景下进行的，政治工作的内容、形式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已遭到林彪等人的歪曲和破坏，因此，这场学习解放军、加强政治工作的运动对社会很多方面都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中国石油实现基本自给年12月25日，新华社报道，中国石油产品已经基本自给，"中国人民使用’洋油‘的时代，即将一去不复返了"。

    新中国建立前我国石油工业基础极其薄弱，从1907年开始找油，到1949年只有甘肃玉门老君庙、新疆独山子、陕北延长3个小油田和四川圣灯山、石油沟两个汽田及辽宁抚顺两个页岩油厂。年产原油仅12万吨，石油消费基本依靠进口。石油地质勘探力量十分薄弱，只有3部钻机、20余名石油技术人员，地质资源情况并不清楚。新中国建立后，石油资源的勘探、开发受到重视，石油工业发展迅速，国家先后成立了以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为首的石油工业部、地质部与中国科学院联合的全国石油资源委员会及地质普查委员会等机构，汇集全国地质科技人员，根据李四光的地质构造理论，在全国开展了大规模的石油普查工作。在全国各地发现具有工业价值的油气资源。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中国原油产量平均年递增27.1％，1957年全国原油产量达到145.8万吨。1959年9月24日，石油工业部在黑龙江省肇州县高台子构造松基三井，首次获得自喷工业油流；9月26日，地质部在吉林省扶余县雅达红构造扶27井，也获得工业油流。这是我国在东部地区找油的具有历史意义的突破。

    2月20日，中共中央决定在黑龙江省大庆地区进行石油勘探开发大会战。据石油部报告，大庆地区从1959年9月6日打的第一口探井出油以后，又连续打了22口探井，探明了一块200平方公里储油面积的大油田。经过一年的开发，到1960年底，大庆地区原油产量为97万吨，1961年增加到274万吨，占全国原油产量的5l％。1961年和1963年又先后在山东和天津发现了工业性油流。

    ，全国原油产量已达到648万吨，这标志着我国石油工业发生了重大的转折。1963年11月12日，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举行第四次会议，会上，李富春副总理代表国务院作的报告中正式宣布了松辽油田的成就，并指出，这一成就是在我国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方针指引下取得的。12月4日，《人民日报》刊载的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的新闻公报中说："我国需要的石油，过去绝大部分依靠进口，现在已经可以基本自给了。"

    5月15日至6月1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讨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等问题。会议认为，全国基层有三分之一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并提出要放手发动群众彻底革命，追查"四不清"干部在上面的根子。同时，中共中央还批转下发了在"左"的思想指导下开展运动的典型经验，把开展对敌斗争和夺权斗争作为社教运动的中心环节。这就进一步促使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左"倾错误的泛滥。

    为了总结经验教训，中央政治局在1964年12月至1965年1月召开全国工作会议，制定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二十三条》提出，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律称为"四清"，即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并强调运动的性质是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首次明确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就把斗争的矛头集中指向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从而使"左"倾思想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左"的过火的政治批判进一步扩大。1964年3月下旬，文化部党组决定在全国文联和各协会全体干部中进行整风。1964年8月，文艺界成立了整风指挥部，将一批较优秀的戏剧、小说和电影，作为文艺界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表现，进行无限上纲的批判。文艺界的错误的批判，不久就扩大到了哲学、经济学、历史学等领域。

    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西部罗布泊试验基地爆炸成功，这有力地打破了超级大国的核垄断和核讹诈，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中国政府发表声明："中国一贯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中国进行核试验，发展核武器，是被迫而为的"，完全是为防御，为了保卫中国人民免受核威胁。中国政府着重宣布："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

    《毛主席诗词》、《毛主席语录》出版发行年1月1日，人民文学出版社和文物出版社同时出版发行《毛主席诗词》。这本书收入毛泽东诗词37首。其中以前发表过的有27首，这次出版经过作者作了个别字句的修订。另外10首是没有发表过的。这10首是：《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七律·到韶山》、《七律·登庐山》、《七律·为女民兵题照》、《七律·答友人》、《七律·为李进同志所摄庐山仙人洞照》、《七律·和郭沫若同志》、《卜算子·咏梅》、《七律·冬云》及《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毛主席诗词》不仅有极高的政治思想性，而且富有很大的艺术魅力。它不仅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革命斗争实践的艺术概括，极其鲜明地表现了无产阶级主宰历史、改造世界的英雄气概和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而且是文学艺术创作的光辉典范。

    《毛主席语录》始发行于1964年5月，是解放军总政治部根据林彪的指示，将《解放军报》发表过的语录加以补充而出版的。解放军总政治部在《毛主席语录》的《前言》中说：林彪元帅曾经指示，为了把毛泽东思想学到手，要反复学习毛主席的许多基本观点，有些警句甚至要背熟，反复学习，反复运用；并且指示在《解放军报》上经常结合实际，刊登毛主席的语录，供干部战士学习。几年来部队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经验，也证明带着问题选学毛主席的语录，是一种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好方法，容易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为了帮助基层干部和战士更好地学习毛泽东思想，我们根据《解放军报》刊载过的语录，加以补充，选编了这本《毛主席语录》。我们按照少而精的原则，力求使所选内容适合基层干部和战士的需要和水平。各部队在组织学习的时候，应当结合形势、任务、部队思想情况和工作情况，有的放矢地选学有关的内容。这本语录以《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单行本和报刊上发表过的毛主席的文章和言论为依据。

    《毛主席语录》将摘编出来的毛泽东有关言论分为30部分，即：（1）共产党；（2）阶级和阶级斗争；（3）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4）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5）战争与和平；（6）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7）人民战争；（8）人民军队；（9）群众路线；（10）政治工作；（11）官兵关系；（12）军民关系；（13）三大民主；（14）教育和训练；（15）为人民服务；（16）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17）革命英雄主义；（18）勤俭建国，勤俭建军；（19）自力更生，艰苦奋斗；（20）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21）调查研究；（22）思想意识修养；（23）团结；（24）纪律；（25）批评和自我批评；（26）共产党员；（27）干部；（28）青年；（29）文化艺术；（30）学习。

    《毛主席语录》的出版，是林彪贬低马克思列宁主义，制造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把学习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简单化的具体表现。早在1959年的军委扩大会议上，林彪就提出，马克思、列宁著作很多，"不一定都要读他们的原著"，"学习毛主席著作是学习马列主义的捷径"，可以"一本万利"。在广州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林彪又提出，学习毛著就要背警句，"我们不要背那么多，要挑选最好的，背上那么几十句就差不多了"。他还提出学习马列主义"要百分之九十九地"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毛主席著作，只要学好"老三篇"（指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三篇著作）就够用了。还提出了"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的口号。

    1960年中央军委扩大会议

    通过的《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中就加入了林彪关于学习毛主席著作的观点，他还作了一些不正确的论述和规定。如把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个人的所有言论和活动完全等同，认为毛泽东的每一个指示、每一句话，都是"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且只有毛泽东一个人在"不断发展，不断丰富"毛泽东思想。《决议》强调，认真学习毛泽东著作，是我们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最好方法，使我们能够很好地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和实质。一切干部的理论学习，都要以毛泽东著作为主要内容。部队和院校的军事、政治训练，都要以毛泽东著作为基本课程。要全面改革军事和政治训练，教材中一切与毛泽东思想不符合的部分，必须彻底革除。学习方法必须学用结合，要把毛泽东思想运用到实践中去，并且同新的条件正确地结合起来。《决议》还批判了谭政等主张完整、系统学习马列主义，反对将学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简单化、庸俗化的观点，说"过去在我军中，曾经有人以’系统学习马列主义‘为借口，来排除对毛泽东著作的学习，和否认毛泽东思想的系统性，这种荒谬的观点，必须坚决反对。在我军中，曾经有人提倡过的那种抽象地无目的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脱离实际、无的放矢的教条主义的错误方法，也必须彻底纠正"。《决议》在事实上承认了林彪制造的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为林彪披上了"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骗人外衣。

    为了进一步制造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林彪于1964年底，对部队工作又发出了指示。他说，毛主席语录本，在部队很受欢迎，现在每班一本太少，大家抢着不够用，要多印一些，一定要发给每人一本。毛主席著作是最重要的思想武器。毛主席著作选读本和语录本，要象发武器一样发给每个战士。部队政治教育，主要是用毛主席的文章，中央指示，军委的文件，不要另外去编写教材，临时编一点是可以的，但现成的东西最好，又最省力。自己编，编不好，又费力。后来他又说："突出政治不是一项任意的政策，不是可以这样做，也可以那样做。这是根据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和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所提出的根本措施。不突出政治，就是违反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规律。"为了把对毛泽东的崇拜推向极端，林彪说，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又说，毛主席的书，是我们全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毛主席的话，水平最高，威信最高，威力最大，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

    为了捞取政治资本，窃取更大的权力，林彪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变本加厉地大搞个人崇拜。1966年9月18日，在接见高等军事学院、政治学院和总政宣传部负责人时，林彪说："毛主席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高得多。""毛泽东思想是最高水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洋人、古人哪有毛主席高？哪里有这样成熟的思想？毛主席这样的天才，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毛主席是世界最伟大的天才"。"要把老三篇作为座右铭来学。"

    12月《毛主席语录》再版发行，由张春桥等人代笔、署名林彪的《再版前言》中说：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反对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强大的思想武器。毛泽东思想是全党、全军和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因此，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全国人民的头脑，坚持在一切工作中用毛泽东思想挂帅，是我党政治思想工作最根本的任务。广大工农兵群众、广大革命干部和广大知识分子，都必须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做到人人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为了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要反复学习毛主席的许多基本观点，有些警句最好背熟，反复学习，反复运用。在报纸上，要经常结合实际，刊登毛主席的语录，供大家学习和运用。……现在我们伟大的祖国，正在出现一个工农兵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新时代。毛泽东思想为广大群众所掌握，就会变成无穷无尽的力量，变成威力无比的精神原子弹。再版后的《毛主席语录》在内容上又有修改和补充，新增加了"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党委领导"和"妇女"三部分。还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部分改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把"勤俭建国，勤俭建军"部分改为"勤俭建国"；把"思想意识修养"部分改为"纠正错误思想"。林彪署名的《再版前言》除鼓吹一套学习毛泽东著作的观点外，还为自己树碑立传，搞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其实是为了他自己。从内容上看，再版的《毛主席语录》是为了军队之外的各行各业学习毛主席语录，将林彪突出政治的一套做法推向全国。一时间，《毛主席语录》被称为"红宝书"，在不同场合，不同性质的集会，都要手捧《毛主席语录》朗读几段，或高呼口号，把学习毛主席语录搞得十分庸俗化，也更为神圣化了。

    《毛主席语录》是在林彪制造个人崇拜，大搞突出政治运动中编辑出版的，它割裂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不顾历史背景，断章取义，胡乱套搬，以致教条主义、形式主义盛行，对学习毛泽东思想带来了严重的恶果。

    全军大比武新中国建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进入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时期，先后组建了空军、海军、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铁道兵、通信兵、防化兵、战略导弹部队，形成了诸军兵种合成军队，统一了全军的编制体制，建立健全了全军的领导机构，划分了战区，逐步完善战略战役指挥体系。随着各兵种的相继建立，武器装备的不断更新，军事训练成为当时一个十分迫切的任务。中央军委及时提出了"用迅速而有效的方法，掌握现代化武器和其它军事技术，学会组织各兵种联合作战"的训练方针，颁发了训练大纲，统一了训练思想，全军开始了正规统一的训练。进入60年代以后，学习毛泽东军事思想，学习新的战略战术和新的技术，成了部队训练的主要内容。1964年1月3日，中央军委批转了叶剑英建议推广郭兴福教学方法的报告，号召全军立即行动起来，掀起一个学习郭兴福教学方法的运动，把我军的训练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全军开展空前规模群众性练兵比武活动。

    郭兴福是南京部队某团二连连长，他摸索出一套扎扎实实的教学方法，能够使战士在平时把战时需要的本领学好，真正练出打仗的过硬本领。郭兴福教学方法的主要特点是：抓好战士的思想，提高自觉性，使部队带着阶级仇恨练兵，带着敌情观念练兵，带着保卫祖国的任务练兵，带着问题练兵。发扬军事民主，集中群众智慧，谁的意见对，就采纳谁的意见，谁的技术好，就推举谁作示范。干部以身作则，带头苦练，练就一身过硬本领，不但会讲，而且会做，严格要求，耐心说服，对一切战术和技术训练讲究质量，一丝不苟，同时又采取表扬为主、启发诱导的方法，充分调动战士的积极性，自觉自愿地练兵。经过不断的实践和总结，形成了一套比较系统的适合中国人民解放军训练实际的战术训练教学方法。后经总参谋部军训部提议，定名为郭兴福教学方法。到1961年秋，郭兴福教学方法在第十二军范围内进行了推广。

    从1963年起，郭兴福教学方法走出军区，推向全军。1963年底，总参谋部在镇江召开了有各军区、军事院校干部参加的现场会。会上，叶剑英、罗瑞卿向全军倡导推广郭兴福教学法。12月27日，叶剑英向中央军委、毛泽东写了专题报告，汇报了镇江现场会议的情况，介绍了郭兴福教学方法的主要特点：（1）善于在教学中抓活的思想，充分调动练兵的积极性，并能发扬教学民主，集中群众的智慧，实行官兵互教，评教评学。（2）把练技术、练战术、练思想、练作风紧密结合在一起，把兵练得思想红、作风硬、技术精、战术活，而且身强力壮，一个个都像小老虎一样。（3）采取由简到繁、由分到合、正误对比的方法，逐步加深认识，掌握要领。（4）把言教与身教、苦练与巧练结合起来，使战士百听不厌，百练不倦。（5）严格要求，一丝不苟，循循善诱，耐心说服。报告建议在全军推广郭兴福教学方法。

    中央军委作了题为《立即掀起学习郭兴福教学法运动的重要批示》，指出："郭兴福教学方法，不单是一个军事训练问题，还包括政治思想工作问题，包括作风问题，也还包括群众路线问题。这是我军传统练兵方法的继承和发扬。我们应当抓住这个典型在全军推广，以使军委关于军事训练的方针、原则、方法进一步落到实处，使我军的军事训练，练出更过硬的真本事来，做出更大更扎实的成绩来。"为了贯彻中共中央军委的指示，1964年1月25日至30日，罗瑞卿总参谋长在南京主持召开了全军推广郭兴福和郭兴福式的教学方法现场会议。会上，罗瑞卿宣布，为了推广郭兴福教学方法，总参谋部准备于9月至10月间。在北京召开一次比武大会。从此，全军响应中央军委号召，出现了一个学习郭兴福、赶上郭兴福、超过郭兴福的练兵热潮。

    为了学习郭兴福和推广郭兴福教学方法，在1964年3月7日至20日，南京军区在镇江举办了一期干部集训。许世友司令员任集训队队长，杜平政委任集训队政委，参加集训的干部主要是连、排长和部分参谋、干事，还有少数师、团、营干部充任队、排、班长，共517人。陆军师主要学单兵进攻，岛屿和海岸守备部队主要学单兵防御。这次集训重点是解决干部自身训练和掌握郭兴福教学方法的问题。要带出过硬的战士，过硬的连队，首先要有过硬的干部。集训要求干部通过训练掌握郭兴福教学方法的基本精神，通过亲自摸爬滚打，掌握军事训练的基本技能。1964年3月底，又召开了训练会议。会上，正式提出比学赶帮和比武的口号。并对开展大比武的内容作了明确规定，强调以搞好基础训练为主，立足现有装备，使用现有手中武器，苦练在几百米、几十米内同敌人打近战的硬功夫，发扬中国人民解放军近战夜战的光荣传统，以我之长，击敌之短，使敌人的优势装备发挥不了作用。

    6月5日，南京军区召开了比武大会。这是对全军区部队大练兵的一次检验，也是对推广郭兴福教学方法成果的一次检验。参加比武的尖子分队之多是空前的，比武大会内容之丰富是没有先例的。这次比武反映了部队训练的真实水平，反映了大练兵的成绩。

    为了进一步促进部队的军事训练，中央军委决定在全军举行一次全面的比武活动。6、7、8月间，全军分为18区举行了比武大会。参加比武表演的有部队及民兵共1.37万人，参观的干部将近lO万人。比武期间，毛泽东、刘少奇、董必武、朱德、周恩来、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于6月15、16两日在北京检阅了北京军区、济南军区部队的军事训练汇报表演，对受阅分队和民兵代表的汇报表演，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和赞扬。毛泽东向全军发出了"要普及’尖子‘经验"的号召。

    在全军大比武活动的推动下，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训练成绩大幅度上升。1964年全军步兵武器训练获得优等成绩的师比1963年增加了4倍，投弹距离平均达40米以上的师比1963年增长6倍，神枪手、神炮手和技术能手成倍增长。南京军区在本军区比武大会和参加总部比武大会以后，全区练兵活动方兴未艾，并逐步由培养尖子为主向普及发展。1964年冬。军区又以冬季拉练的形式广泛开展练兵，使练兵的内容更加丰富，范围更加广阔，大大推动了部队军事训练的发展。

    这次全军大比武活动，检阅了成绩，交流了经验，发现了典型，树立了标兵，对部队的训练起了示范作用，推动了群众性练兵运动的发展，使全军练兵运动迅速掀起了高潮。这次练兵运动尽管后期出现了某些形式主义的东西，但成绩是主要的：创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自己的练兵方法，基本摆脱了50年代机械照搬苏联军队的训练模式，使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教育训练更加适应其客观实际。在紧张激烈的比学赶帮的热潮中，各行各业各兵种各分队都培养了自己的典型，涌现出一大批尖子单位和个人，为全军各部队各兵种、各分队开展练兵树立了榜样；总结训练经验、摸索训练规律，为指导军队的训练提供了借鉴。

    但是，大练兵、大比武活动刚刚兴起不久，林彪即以所谓"突出政治"为由，把这场群众性的练兵运动压了下去，使人民解放军的军事训练遭到了严重破坏。

    中法建交年1月27日，中法两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向全世界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法兰西共和国政府关于中法两国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一致决定建立外交关系"，并"商定在三个月内互派大使"。消息发布，举世震惊。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积极发展同世界广大爱好和平国家的友好关系，一些持现实主义态度的国家逐渐把目光投向新中国。1959年1月8日，戴高乐将军就任法国总统后，奉行"不依靠美国"和现实主义的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承认：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国家，中华民族是一个很大的民族，在十几年里，中国大陆都在一个政府管理之下；在国外，共产党中国表现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在亚洲，没有一个问题不涉及中国，所以必须直接听到中国的声音。

    另外，战后世界由于美苏率先掌握了制造核武器技术，它们不仅垄断核武器的生产技术，而且不断地利用手中的原子弹进行核威胁。美国政府意图限制法国独立发展核力量。同时，美国政府以自由世界领袖自居，暗中拉拢其他国家，在外交上孤立法国。面对美国的压力，戴高乐总统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措施，他将外交转向了美国极其敏感的中国，意图破坏美国在东亚地区的战略部署和外交策略，继主张在联合国中恢复中国的合法席位之后，戴高乐一再强调，只有北京政府才能真正代表中国。

    中法两国最早接触是从贸易方面开始的。当时中法的两家贸易团就石油开采设备进行过接触。1963年10月，戴高乐授权法国前总理埃德加。富尔携带他的亲笔信前来中国，代表他就两国关系问题进行交谈。周恩来总理、陈毅外长与富尔进行会谈。10月23日，周恩来与富尔进行了一次重要谈话，双方就两国关系发展问题进行了深人交谈。富尔认为，像我们这样两个大国的领导人现在还不能进行会谈是不正常的，因此，戴高乐将军要我来中国，代表他同中国领导人会谈，此次访华还是正式的、官方性质的。富尔念了戴高乐的亲笔信，并将副本递交周恩来。周恩来说，从戴高乐将军的信中可以看出，法国很注意如何增进中法两国的关系。我们一向有这种愿望。这几年，戴高乐将军当政，做了一些工作，特别是在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方面采取了勇敢的步骤。有些大国可能不高兴。我们觉得，一个国家应该如此，不受任何外来的干涉，因为一个国家的事务只能由这个国家自己解决。在谈到中法双方都没在莫斯科三国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上签字时，周恩来说，你们没有签字，我们也反对。可能双方看法不尽一致，我们虽然并未交换过意见，但表现出来的行动是一样的。这件事证明了一个真理：任何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只要彼此没有互相侵犯的意图，并且互相尊重主权和独立，是可以和平共处的。富尔同意周恩来的观点。

    但是，摆在两国间最大的难题就是台湾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向坚决主张只有一个中国，绝不能搞什么"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对于富尔提出的中法建交后，法国与台湾可否在台湾保留一个人，降低级别的办法，周恩来明确说，这不可能。他在详细阐述了中国政府的立场后，提出了积极的有步骤的直接建交方案。中法两国政府建交声明的内容有三点：（1）法国政府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提出正式照会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并建议立即建交，互换大使。（2）中国政府复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作为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欢迎法国政府的来照，愿立即建立外交关系，互换大使。（3）双方同时发表上述照会，立即建馆，互派大使。中国政府提出的建交方案为中法关系正常化铺平了道路。

    不仅如此，法国同中国建交还需要克服来自美国的干扰。戴高乐在征得法国内阁部长们大多数人同意的情况下，于1964年1月14日同美国驻法大使波伦举行了工作宴会，就中法建交问题同美国大使交换了意见。美国虽然公开表示反对，但也无法阻止法国政府的行动。

    1月18日，中法两国政府达成协议，决定于1月27日双方同时发表建交公报，并于3个月内交换大使。在宣布中法建交的次日，即1月28日，根据双方事先的协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奉命就中法建交发表声明，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作为代表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同法国政府谈判并且达成两国建交协议的。按照国际惯例，承认一个国家的新政府，不言而喻地意味着不再承认被这个国家的人民所推翻的旧的统治集团。因此这个国家的旧的统治集团的代表不能继续被看作是这个国家的代表，同这个国家的新政府的代表同时存在于同一个国家里或者同一个国际组织中。中国政府是根据这样的理解，同法国政府达成中、法建交和互换大使的协议的。中国政府认为有必要重申，台湾是中国的领土，任何把台湾从中国的版图割裂出去或者其他制造’两个中国‘的企图，都是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绝对不能同意的。"

    中法建交具有十分重大的历史和现实影响。首先，中法建交，标志着战后国际旧秩序的崩溃。国际形势由冷战初期的两极政治开始走向多极政治，两大阵营瓦解，美苏的霸主地位被严重地动摇。其次，中法建交是新中国外交的一个重大胜利。这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与中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建立外交关系的第一个大国。这就为其他国家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范例。中法建交给中国带来了很大好处：在经济方面，中国与西欧贸易大大地发展了，同非洲也是如此；在国际关系上，打破了美苏孤立中国的政策。法国的行动使那些一直保持沉默的中立国家很容易效仿法国而步法国的后尘。在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席位方面，由于法国的支持，一些非洲的法国殖民地国家也会同法国一道支持中国，这可能使中国政府在联合国中获得2／3以上的席位而恢复在联合国的席位。再次，中法建交是对美国的一个沉重打击，而不是象征性打击。法国对美国的背离性行为，在某些方面来说是对美国领导地位的直接挑战，也是法国对美国的一次挫败，是法国外交政策的一大成功。美国哀叹这是历史上最痛心的时刻。

    工业学大庆运动根据我国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的理论，广大勘探职工终于在黑龙江省松嫩平原中部安达市（今大庆市）发现了大油田。这里油气储量丰富，原油质量好，含硫低，轻质油成份高。1960年以前，这里是一片人烟稀少的草原，天气严寒。为了打破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封锁，自1960年5月开始，陆续从玉门、新疆、青海、四川等石油管理局和全国30多个石油厂矿、院校抽调了几十个优秀的钻井队、几千名科技人员、4万多名职工，集中了7万多吨器材和设备，在大庆地区进行了油田勘探和开发。经过3年多的努力，到1963年底，已探明地质储量26亿7000万吨，累计生产原油1000多万吨，当年生产原油600多万吨，国家投资7.1亿元全部收回，还为国家积累了资金3.5亿元。在这场石油会战中，锻炼培养了一支有一定技术素养、干劲大、有组织、有纪律、能吃苦耐劳、能打硬仗的石油工业队伍。1963年12月问，余秋里、康世恩在中央机关干部和北京市干部大会上报告了大庆石油会战的基本经验。

    大庆的成就和经验引起了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领导的高度重视。1964年2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传达石油工业部关于大庆石油会战情况的报告的通知。中央在通知中指出，大庆油田的开发，是一个多快好省的典型。他们系统地学习和运用解放军政治工作经验，把政治思想、革命干劲和科学管理紧密结合起来，把工作做活了，把事情做活了。它的一些经验，不仅在工业部门中适用，在交通、财贸、文教各部门，在党、政、军、群众团体的各级机关中也都适用，或者作参考。通知发出后，全国工交战线开始了学习大庆经验的运动。

    4月20日，《人民日报》刊发了编后《崇高的榜样》，指出："大庆油田的一切成果，集中到一点上来说，那就是由于他们坚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红旗，把高度的革命干劲和严格的科学态度紧密结合在一起"，认为学习大庆经验，就是把"革命干劲和科学精神结合起来"。

    12月，周恩来总理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介绍了大庆的先进事迹，高度总结了大庆的基本经验，进一步提出了学习大庆的号召。从1964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前的两年多里，全国范围的学大庆运动基本上是正常的，我国工交战线上的广大职工以大庆为榜样，加强政治工作，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坚持科学态度，完善各项规章制度，使广大工交企业的生产得到很大发展，职工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随着运动的发展，国内外政治形势的变化，学习大庆的先进管理经验也逐步转移到只突出政治这一方面来，认为是"一条阶级斗争的红线贯彻在大庆成长的过程中"，大庆经验就是"突出政治，坚持以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为纲，坚持以政治统帅生产、统帅技术、统帅业务"。"政治挂帅，思想领先，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大庆道路是我国社会主义工业生产建设的正确道路。

    "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学大庆运动受到很大冲击。首先是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对大庆的正确经验和大庆典型进行攻击。"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林彪、陈伯达等就伙同江青反革命集团攻击在北京举办的大庆展览是"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污蔑大庆"红旗是黑的，标兵是假的，干部是坏的，经验是吹的"，还多次派出所谓"战斗队"到大庆煽动打倒一切，挑起全面内战，残酷迫害大庆工人中的模范人物铁人王进喜和大批先进人物、革命干部。林彪反革命集团覆灭之后，江青反革命集团更加变本加厉地反对工业学大庆运动。他们阻挠国务院准备召开的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张春桥说："现在学大庆，不得要领。"告诉他们在上海的党羽说："他们搞他们的，我们搞我们的，不管他们那一套。"在他们所控制的地区，学大庆成为"禁区"，不准上海方面组织人员到大庆参观。还把据周恩来总理指示摄制的电影《大庆战歌》扣压了10年之久。

    在70年代以后，学大庆运动仍然在各省、市、自治区开展，但是运动的发展受到当时政治环境的影响，带有浓厚的"左"倾思想的色彩。1971年6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工业学大庆》的社论，肯定了各省、市、自治区的党代表大会所提出的进一步学习大庆的群众运动，提出了"大庆的道路，是按照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发展工业的道路"。学大庆，就是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两论"起家，以毛主席的光辉哲学思想为指针，坚持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主义，反对唯心论和形而上学，自觉地改造世界观，解决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中的各种问题；学大庆，就是大学解放军，实行政治建厂，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坚持四个第一，大兴三八作风，开展四好运动；学大庆，就是坚持集中领导同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原则，坚持高度革命精神同严格科学态度相结合的原则，坚持技术革新和勤俭建国的原则；学大庆，就是坚定地走毛主席"五七指示"的道路，建设"工农结合，城乡结合，有利生产，方便生活"的社会主义新型工矿区。这篇社论的发表，确定了工业学大庆的基本方向，使工业学大庆运动掀起了又一个热潮。然而，这篇社论不仅没有改变运动前期的一些"左"的倾向，反而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1971年毛泽东发出"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解放军学全国人民"的号召，将"工业学大庆"运动和"农业学大寨"运动联系在一起。1975年，周恩来在四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再一次提出了要深入开展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在当时整个国家的政治形势下，大庆的经验越来越多地与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联系起来，把典型无限拔高，把一些经验过分模式化、绝对化，造成了不良影响。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大庆的广大职工顶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压力坚持生产，坚持科学的态度，坚持必要的规章制度，继续为国家作出贡献。到1976年，原油产量比1965年增长了6.7倍，平均每年递增达20.4％。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后，工业学大庆运动得到了进一步的开展。1977年4月20日到5月10日，召开了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李先念副总理在致开幕词时指出，这次会议的任务，就是"把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推向新的阶段，普及大庆式企业"。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在5月9日发表了讲话。在讲话中，华国锋依然认为"大庆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为指导，全面贯彻鞍钢宪法，十分重视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十分重视生产关系领域的革命，十分重视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正是由于这一点，才建成并发展了大庆油田，"迅速发展了生产"。认为"大庆从会战开始，就方向明确，路线对头，靠毛泽东思想靠’两论‘起家，打破修正主义办企业的框框"。他仍在错误地总结大庆的经验。这次大会的召开，进一步推动了工业学大庆运动，为恢复我国被十年"文化大革命"所破坏的经济建设起了推动作用。但是，这次大会，仍然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不能不影响到工业学大庆运动的发展。这次大会以后，全国各地的工业学大庆运动和揭批"四人帮"运动结合在一起，正如华国锋在报告中所说的，这场运动，是一场"紧紧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深入揭批’四人帮‘，工业学大庆，普及大庆式企业的群众运动"。

    全面、彻底地总结工业学大庆的经验教训，是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之后。1981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了转发国家经委党组《关于工业学大庆问题报告》的通知，通知首先指出，广大大庆职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毛泽东思想为武装，在60年代初，面对国外的封锁，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建成了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大油田，结束了中国使用"洋油"的时代；在70年代，他们顶住压力，坚持生产；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千方百计，实现了稳产高产。大庆石油职工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实践，大庆油田不断前进和发展的历史，大庆广大干部和群众创造的一套我国自己建设和管理现代化企业的经验，表明大庆不愧为我国工交战线的先进典型，大庆职工不愧为我国工人阶级的先进部分。通知也指出，过去在长期"左"的思想影响下，把大庆的一切经验几乎都和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联系起来，去总结、去拔高，总结一次，拔高一次，直到把有些经验绝对化、模式化，在宣传和推广中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这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造成的，主要责任在当时的党中央，在有关的上级领导。在指出这些问题的同时，必须肯定大庆的许多宝贵经验，仍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农业学大寨运动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公社大寨大队，位于昔阳县东南，是海拔1000米的土石山区，800多亩土地，90％都散布在"七沟八梁一面坡"的贫瘠土地上，这里穷山恶水土地薄，素有"穷山恶水沟作怪，冲走水土灾害来"的说法。农业合作化以后，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大寨大队社员逐步改变了恶劣的生产条件，粮食产量不断上升，社员生活也得到了改善。1963年秋天，大寨遇到了特大洪水灾害，大寨人10年来修好的100多条大石坝被冲毁了，层层梯田冲成大沟壑，许多房屋倒塌，但大寨大队的社员不要国家救济款、救济粮、救济物资，靠自己的双手进行生产自救，在秋后一斤不少地完成了国家粮食征购任务。大寨人这种自力更生、重建家园的壮举受到了中央领导人的重视。

    12月，周恩来总理在三届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介绍了大寨的先进事迹。周恩来指出：大寨大队"是一个依靠人民公社集体力量，自力更生地进行农业建设、发展农业生产的先进典型"。"大寨大队所坚持的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都是值得大大提倡的。"

    2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长篇报导《大寨之路》和社论《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介绍了大寨的事迹和经验，号召全国学习大寨。在《人民日报》的社论中，提出了学习大寨革命精神的4个方面，这就是：（1）学习他们远大的革命理想和对未来坚定不移的信心。社论说，大寨人民的革命精神，固然是穷逼出来的，但是，正如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贵所说，他们所以那样辛勤地和忘我地劳动，不仅仅是为了"自己做饭自己吃"，而是要为社会主义打基础，要让人们看看社会主义有多么远大的前途，集体经济力量有多么的大。大寨大队的党员、干部和群众，虽然住在群山之中，但是并没有被太行山的山峰遮住视线，他们身在太行，眼看全国，正是在这种精神鼓舞下，大寨人民始终保持着旺盛的革命斗志，把穷山沟建成了社会主义的新农村，（2）学习他们敢于藐视困难，敢于同困难作斗争的顽强精神，学习他们实干、苦干的优良作风。大寨人用双手改造了乡村面貌，而当时全村只有50多个劳动力，集体经济又刚刚建立起来，财力、物力都很单薄。但是，大寨人民既敢于藐视困难，又认真地同困难作斗争。他们坚信，只要在党的领导之下，坚决依靠集体的力量，就能把大寨的面貌改变过来。他们没有坐等农业机械化，没有单纯依赖国家的支援，当改造自然的规划一经制订，就立即投入了战斗。社论说，我们干革命，就是要改造客观世界。而要改造客观世界，不论是同阶级敌人作斗争，或者是同自然界作斗争，就一定会碰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只有坚决战胜困难，我们才能前进。（3）学习他们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优良作风，学习他们严格要求自己、以整体利益为重的共产主义风格。社论说，大寨人民是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从事山区建设的。他们在创业的初期，虽然也很困难，但是他们没有要求国家援助。他们时刻想到国家要举办的事情很多，想到有些兄弟队比他们更困难。他们懂得"路要自己走，家业要自己创"的道理。大寨的事迹证明了：农村人民公社，采取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方针，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生产，战胜自然灾害，能够使干部和群众受到更好的锻炼，更加坚定信心，夺取更大的胜利；能够充分显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优越性，长劳动人民的志气，灭阶级敌人的威风；能够使群众的生括越过越好，对国家的支援也越来越大。总之，坚持自力更生，对社员个人、对集体、对国家都很有利。（4）学习他们永远前进并且把伟大的革命精神和严格的科学态度结合起来的好作风。社论说，11年来，大寨人民在建设山区、发展农业生产的斗争中，获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但是，他们并没有被已有的成绩所陶醉，不再继续前进了。在治山、治坡、治沟的斗争中，坚持科学试验，把种试验田的制度一直坚持下来，几乎从种到收的每一个环节和每一个技术措施，他们都进行了科学试验。只有永远向前、不满足于现有成绩的人，才是真正的革命者，才能为国家和人民作出更大的贡献。社论最后说：大寨的贫困落后的过去，是我国农村过去的缩影。大寨的现在，土地变样，生产变样，技术变样，人们思想变样，又是当前我国农村的现实写照。在我们国家的每一个地方，不论是山区还是平原，都有自己的"大寨"。每一个地区，既要很好地学习大寨的经验，也要很好地总结推广自己的"大寨"的经验。在无数个"大寨"的光辉事迹鼓舞下，我国农村人民必将鼓起更大的革命干劲，积极开展科学实验，推动农业生产的新高潮，促进我国的农业生产和农业现代化更快更好地向前发展。

    毛泽东发出了农业学大寨的号召，学大寨运动很快推向全国。全国各地广大农村以大寨为榜样，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开山造田、兴修水利，以顽强的斗志，依靠自己的力量，改变农村的面貌，取得了显著成绩，对于推动我国农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但是在1965年后，随着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大寨的一些"左"的做法迅速抬头，并受到重视，不断地总结、提高，并被不切实际地广为宣传。1966年3月12日，《人民日报》刊登了《突出政治的一课》一文，系统地介绍了大寨的劳动管理制度，把平均主义的分配方法，提高到了巩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和坚持社会主义经营方向的高度。同年5月22日，《人民日报》在《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大寨党支部》一文的编者按中说：中共大寨党支部从党内到党外，大兴无产阶级思想，大灭资产阶级思想，打退了资产阶级的一次又一次进攻，坚持了社会主义方向，从而使大寨的生产蒸蒸日上，成为全国走社会主义道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红旗。到"文化大革命"前夕，对大寨经验宣传的重点，开始从物质领域转向精神领域，从发展生产力转向变革生产关系，从战天斗地转向与资本主义斗争，逐渐地被扭曲、被神化，以至于脱离了正确轨道。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农业学大寨运动进入下一个新的阶段。从1967年直到1976年这段时间里，学大寨已不是单纯地学先进的生产运动了，而是变成了用强制手段推行极左政策的政治运动。把大寨经验由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热爱国家、关心集体等内容改为阶级斗争，认为大寨经验的精髓就是"斗"，首先是与人斗，大搞阶级斗争。生产上不去，就认为是"阶级斗争抓得不紧"，"有阶级敌人破坏捣乱"。为了反资产阶级法权，大寨大搞平均主义，在分配制度上提出了"自报公议"的工分制，取代依据劳动定额的评工记分制。大寨还提出了克服资本主义复辟的手段就是"割资本主义尾巴"，将社员的自留地、家庭副业和农贸市场都视为"资本主义尾巴"，尽数割除。大寨大队由于规模小，一直实行大队核算制，昔阳县为了推广大寨经验，于1967年到1968年间，将全县改为大队核算制，这也成为大寨经验之一，结果形成了"穷过渡"。为了建"大寨田"，昔阳县大搞"一平二调"，侵犯生产队所有权，违反了等价交换原则。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利用大寨的旗帜作为推行其极左路线的工具，他们需要什么经验，就在大寨中制造出什么经验。1967年3月5日，《人民日报》刊登了陈永贵在昔阳造反夺权的通讯，利用大寨这面旗帜为在农村夺权和制造动乱推波助澜。8月6日《人民日报》刊登了署名陈永贵的文章《大寨是在同中国赫鲁晓夫的斗争中前进的》，不点名地批判了刘少奇。1969年2月1日，发表了署名大寨贫下中农的文章，总结了大寨斗、批、改的体会，即：高举一面旗（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狠抓一条纲（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纲），猛批一个修（批判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狠斗一个私、大立一个公。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又宣传大寨的根本经验，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普及、深入、持久地开展批林批孔运动，不断地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本主义，让社会主义正气压倒资本主义邪气，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宣传大寨抵制1972年刮起的批极左思潮，迎着逆风上，开展反右倾斗争，坚决地同1975年出现的右倾翻案风进行斗争，批判修正主义，反对复辟倒退。正因为大寨适合林、江两个反革命集团在"文化大革命"中各个阶段的需要，所以才不断地被美化、被拔高、被吹捧、以至于绝对化。除了机械地照搬大寨经验，大搞阶级斗争外，在生产中也同样照搬大寨经验。大寨地处山区，将山地改造为人造平原，各地便也纷纷向山头进军，搬山造田，结果劳民伤财；在南方一些省份为学大寨围湖造田，在西北一些地方则毁草开荒，破坏生态平衡，不但减少渔牧业收入，而且使农业生产也受到损失；在兴修水利中，有许多地方不考虑上游水源和下游需要，乱建水库，结果不但浪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而且对当地自然资源的开发造成不良影响，给农业生产带来了很大的损害。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农业学大寨运动并没有停止，整个运动还在继续进行。1976年12月，召开了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会议肯定了过去的"左"倾做法，同时强调指出：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和农业机械化的方向是正确的，全党都要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学大寨运动明显降温，但是并没有停止。1979年4月3日，中共中央批转国家农委党组报送的《关于农村工作问题座谈会纪要》，对大寨问题仍采取肯定态度，认为：大寨仍然是我国农民和农村干部努力学习的方向，过去各地在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运动中的典型也是先进的。但《纪要》也指出照抄照搬大寨经验和召开过多会议的形式主义的做法应该纠正。

    直到1980年11月中共中央批转了《山西省委关于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经验教训的检查报告》时，才对农业学大寨运动进行了总结。中央批语中首先指出，全国各地学大寨的农业先进典型绝大多数在生产上、建设上都是有成绩的，有贡献的。同样，大寨和昔阳县的绝大多数干部和群众，在农业战线上也做出过贡献。"文化大革命"以前，大寨的确是农业战线上的先进典型。周恩来同志所总结的大寨的基本经验以及这些经验在全国的推广，也曾经起过积极的作用。批语中总结了学大寨中的经验教训。关于对待先进人物和先进典型问题，批语中说，表扬先进人物和先进典型，一向是我们党推进各项工作的有效方法之一。但是，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实事求是地把任何先进典型都看作是群众集体智慧和辛勤劳动的产物。历史已经证明，人为地树立先进典型，最终没有不失败的。先进典型，同其他事物一样，是不断地发展和变化的。对于先进典型，我们当然要努力从政治上、思想上给以正确的指导，尽可能使其避免失去先进性以至垮台，但是当它们的主观和客观条件发生了重大变化，以致不再继续成为先进典型的时候，就不应当人为地去"保"，更不允许滥用职权，运用国家财力、物力和人力去支撑所谓"先进典型"的门面，甚至弄虚作假，欺骗上级，欺骗舆论。关于对先进经验的推广，批语指出，任何先进技术经验或经营管理经验，都必须同当地农民的经济利益联系起来，重视经济效果，在农民自愿接受的基础上，经过试验逐步推广。切不可用一阵风的运动方式一哄而起，更不得乱扣政治帽子，采取行政压制等手段。例如，农业建设还是要搞的，但是必须量力而行，坚持自愿互利的原则，讲求实际效果，不搞形式主义。关于对待先进人物，批语中说，劳动模范不仅是从群众中产生的优秀分子，而且由于他们往往在生产技术或生产管理方面有所革新和创造，因而也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他们理应得到党、群众和社会的尊敬。但是，一成为劳动模范，就一定要当从下到上的各级党代表、人民代表或其他代表，一定要担任从下到上的几级党政机关或群众团体的领导职务，事实证明，这不仅会使一些劳动模范自己骄傲自满、脱离群众，而且会使他们陷入自己的能力和精力无法应付的会议、报告和各种政治活动中去，无法再起劳动模范的作用。这种做法，害了一批劳动模范，也给党的工作带来不应有的损失。

    五月中央工作会议年5月15日至6月1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讨论了农业规划、农村工作、第三个五年计划、政治工作、财贸工作、培养革命接班人、两种劳动制度和两种教育制度问题，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李先念等分别就上述问题讲了话。会议讨论的主要内容有：

    .会议主要讨论了国家计委提出的《第三个五年计划（1966～1970年）的初步设想》和国家计委、国务院农办提出的《第三个五年计划（1966～1970年）农业发展计划的初步设想》。国家计委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初步设想提出的基本任务是：（1）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基本上解决人民的吃、穿、用问题；（2）适当加强国防建设，努力突破尖端技术；（3）加强基础工业，继续提高产品质量、增加产品品种，增加产量，使我国国民经济进一步建立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相应地发展交通运输业、商业、文化、教育、科学研究事业，使国民经济有重点、按比例向前发展。这个设想贯彻了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发展，兼顾国防的需要，以解决人民吃、穿、用为主要目标的思想。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主要指标设想是：1970年，粮食4300亿至4600亿斤；棉花3850万至4200万担；棉纱780万至850万件；钢1600万至1800万吨；煤炭2.85亿至2.95亿吨；发电量1000亿至1080亿度；原油1650万至1800万吨；化肥1100万至1200万吨。1970年工农业总产值2440亿至2610亿元，每年平均增长8.1％到9.5％。其中农业总产值690亿至740亿元，平均每年增长5％左右；工业总产值1750亿至1870亿元，平均每年增长10％；1970年财政收人667亿元，平均每年增长9.2％。第三个五年计划基本建设投资1000亿元左右。

    会前，5月11日，毛泽东在听取国家计委关于"三五"计划汇报时指出：农业是一个拳头，国防工业是一个拳头，要使拳头有劲，屁股就要坐稳，屁股就是基础工业。建设要按客观规律办事，只能是有多少钱办多少事，不能搞多了，不能以我们这些人的寿命来考虑事情。要少而精，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留有余地。农业主要靠大寨精神，自力更生，要在种好16亿亩的基础上，建设4亿多亩稳产高产田。要逐年减少粮食进口，以增加新技术的进口。要加强内地建设。会议期间，毛泽东又重申了这些想法，他从存在着新的世界战争的严重危险的估计出发，指出，在原子弹时期，没有后方不行。他提出了把全国划分为一、二、三线的战备布局，要下决心搞三线建设，一、二线也要搞点军事工业，有了这个东西就放心了。首先把攀枝花钢铁基地以及与此相联系的交通、煤、电建设起来。根据毛泽东这些意见，国家计委对"三五"计划进行修改。

    .会议讨论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毛泽东、刘少奇及一些省的负责干部，认为全国有1／3左右的基层单位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而在敌人和他们的同盟者手里。毛泽东提出，农村、城市要搞四到五年的社教运动，不要急急忙忙，并提出了搞好农村社教的标准。刘少奇强调社会主义国家都有产生资本主义、复辟修正主义的可能性。我国干部中的"四不清"，不仅下面有根子，上面有根子，而且危险在于上层。会议认为，过去一年的"四清"运动没有搞彻底，甚至打了败仗，《后十条》草案只反映了基层干部意见，束缚群众和工作队的手脚，要加以改正。会议提出要放手发动群众，追查"四不清"干部在上面的根子，要划阶级，要进行夺权斗争。对城市的"五反"运动也做了新的安排，增加了阶级斗争和清查阶级成份等内容。

    .会议提出如果出了赫鲁晓夫怎么办。会议期间，毛泽东提出：如果出了赫鲁晓夫怎么办？中国出了修正主义的中央，要顶住。刘少奇说，如果出了这种情况，一个省可以独立，可以造反。出于"防止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在中国重演"的考虑，毛泽东提出了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任务，规定了五项条件：（1）必须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2）必须是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的绝大多数人服务的革命者；（3）是能够团结绝大多数人一道工作的无产阶级政治家；（4）必须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模范执行者，必须学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必须养成善于听取群众意见的民主作风；（5）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富于自我批评精神，勇于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这五项条件，在后来"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中又有新的表述。

    .会议肯定了刘少奇提出的关于两种教育制度（全日制学校和半工半读、半农半读学校同时并存）和两种劳动制度（固定工制度和临时工、合同工制度并存）的意见。

    这次会议对后来的党的政治工作和经济工作影响很大。会议提出夺权问题后，自1964年下半年开始，"四清"运动的"左"的错误有了更大发展。9月，中央正式发布了经毛泽东修改的《后十条》修正草案，对形势作出更加严重的估计，提出"建立反革命两面政权"，是"敌人反对我们的主要形式"，认为这一运动是比土地改革运动更为广泛、更为复杂、更为深刻的大规模群众运动，提出有些地区还要认真进行民主革命补课，规定整个运动都由四清工作队领导，要求领导干部亲自蹲点、访贫问苦、扎根串连，把放手发动群众放在第一位，首先解决干部问题，从而导致了对基层干部打击面过宽、打击过重，以至混淆敌我界限的错误，伤害了许多干部，造成了许多错案。

    会议提出的加快内地"三线"建设的方针，对于改善我国生产力地区布局，应付当时可能出现的战争危险，是必要的。中央也曾提出，建设西南后方要搞快些，但不要毛糙。但实际上，由于当时对局势估计过于严重，对内地建设要求过急，同时又未能兼顾沿海地区需要，结果在生产建设中遗留下不少问题。

    小站事件

    5月，为了讨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问题，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工作会议。中央五月会议提出的夺权问题，使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左"的错误有了很大的发展，全国各地纷纷准备夺权。小站事件就是在此前后发生的一起农村基层组织夺权事件。

    小站即天津南郊小站地区。该区1964年1月开始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陈伯达带人进点参加运动。在陈伯达一手捏造下，把三个村党支部打成"反革命集团"，认为天津小站的"反革命集团"是"反动阶级有计划地打入我们内部，长期窃取当地党政大权，建立反革命两面政权，进行反革命复辟活动"。"这里的天下不是我们的，或者在很大程度上不是我们的。"进而在小站地区进行了夺权斗争。有250多人被划为反党集团成员，把上面的根子追到区委书记、宣传部长身上，对这些干部进行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10月2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夺权斗争问题的指示》，同时批转了天津小站地区"夺权斗争的经验"。《指示》指出，由于小站地区的领导权长期被反革命集团所操纵，又得到天津南郊区委和公社一些领导人的支持，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始是从"四清"人手，但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清不出什么来。后来转入夺权斗争，并处分了区委和公社的一些领导人，才打开了局面，充分发动了群众，首先解决领导权问题，然后再解决经济上的"四不清"问题。他们的经验值得各地参考。

    《指示》还说，小站地区的敌我矛盾，主要的在形式上是以人民内部矛盾、甚至是以党内矛盾出现的，这就迷惑了一些人，并且长期得不到解决，对党对人民造成的损失也很大。但是当地的多数群众是清楚的。只有我们党脱离了当地多数群众的情况下，这些敌人的阴谋才能得逞。当着我们党同当地多数群众结合起来了，这些敌人就立即被揭露，并且遭到了失败。只要我们认真对待，负责干部下去蹲点，注意了当前阶级斗争的这种特点，提高了警惕性，又充分地发动了群众，这一部分隐藏在人民内部和党内的敌我矛盾，是能够清查出来的，并且也不是很难清查出来的。过去有些同志强调对敌斗争，只注意对社会上的四类分子进行斗争，忽视这一部分隐藏在人民内部和党内的敌人，甚至要这些隐藏在内部的敌人和敌人的代理人去开展对敌斗争，因此，他们既不能真正地打倒敌人，也不能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甚至还要冤枉一些好人。

    《指示》明确指出，凡是被敌人操纵或篡夺了领导权的地方，被蜕化变质分子把持了领导权的地方，都必须进行夺权的斗争，否则，要犯严重的错误。这种斗争的经验，在一个地委和县委，有信阳的经验；在一个农村或镇子，有小站地区的经验以及其他农村的不少经验；在一个大企业，有白银厂的经验；在一个城市，将会有贵阳市、白银市的经验。

    《指示》最后指出：不论在信阳、小站、白银厂和贵阳，在夺权以前，都由上级派人进行了长期的工作，才确定地认识这些地方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才下决心进行夺权斗争。一下决心进行夺权斗争，局面就迅速打开，群众立即发动，表现了我们料想不到的热情。在这种群众革命热情的基础上，只要我们给以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就一切困难都可以克服，一切工作都可以作好。

    月12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在问题严重地区由贫协行使权力的批示》，批示说，在社会主义教育的重点地区，如果发现有的地方干部躺倒不干，抵抗运动；有的地方领导权被蜕化变质分子或地富坏分子所掌握，在查明属实后，经工作团党委批准，都可由贫协取而代之，一切权力归属贫协。11月13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工作团的领导权限的规定》的通知，扩大了工作团的权限，让所在县的"县委县人委由工作团党委领导，该县各公社由分团党委和工作队党委领导"。"夺权"斗争成为这一时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重要内容，"左"的指导思想更进一步发展起来，强调放手发动群众，就是解决干部问题，把群众和干部对立起来，普遍出现打击面过宽、斗争过火现象，伤害了许多干部，使许多基层干部受到了不应有的打击，出现了不少错案，造成了不良后果。

    ，天津市对天津小站地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出现的三个"反革命集团"案作了复查，确认是"陈伯达一手捏造"，上报中央。7月8日中央批复"同意市委意见"，对此案彻底平反。

    批判杨献珍

    对杨献珍的批判，是在八届十中全会后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理论指导下开展的。由对杨献珍"合二而一"论的批判，随着政治形势的发展，这种批判愈演愈烈，以致他被迫害致死。杨献珍是当时的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兼党委书记。他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哲学家，长期在中央党校从事领导工作和教学工作。1961年11月，他在中央党校讲课时指出："对立面的统一、矛盾的统一是两个对立面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1963年11月讲课时，进一步把他的哲学思想概括为"合二而一"，其论点是："对立物的统一"，意即"任何事物都是由对立面构成的，或矛盾构成的，不是铁板一块，’一分为二‘、’合二而一‘、’二本于一‘。中国语言中把物叫做’东西‘，说明物本身就包含着正（东）反（西）。物叫’东西‘，实即表达了’对立统一‘的意思。或’合有无谓之元‘的意思。日常语言中这类东西很多，如’开关、规矩、方圆、呼吸、阴阳、生死、水火、新陈代谢‘等等，可以举出很多很多。""任何事物是’合二而一‘的，所以在观察问题的时候，要’一分为二"‘，"要采取’一分为二‘的方法。""什么叫对立的统一？中国有句古语，’合二而一‘，这句话的意思是物是合二而一的，同’一分为二‘是一个意思。""什么叫对立的统一？中国有句古话叫’合二而一‘。在认识论里，有’一分为二‘这句话，同上句话是一个意思。这就是任何事物都是矛盾的统一。""还有句话，’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这句话也说明’合二而一‘——矛盾的统一这个意思。""对立面的统一思想，只是说矛盾的两个侧面是不可分离地联系的。""矛盾的统一，只是说矛盾双方是不可分离地联系着的意思。""学对立统一规律，就是要学会把两个对立的思想联系在一起的本事。要经常记住事物的两个侧面是不可分地联系着的，经常记住在对立面的统一中去把握对立面。"

    5月14日，中央党校哲学教研室讲师在课堂上讲授了杨献珍"合二而一"论，鼓励大家写文章宣传"合二而一"论。5月29日，《光明日报》发表了由党校哲学教研室教员艾恒武、林青山写的《"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论文。文章把辩证法通俗表达为"一分为二"的同时，强调了辩证法的另一种通俗概括"合二而一"。艾恒武、林青山在写"合二而一"文章的过程中，多次同杨献珍商量，杨献珍并帮助他们修改。这样，杨献珍"合二而一"论就通过艾、林的文章传播开来，引起了社会的关注并受到批判。对杨献珍"合二而一"论的批判，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64年5月29日至8月底。在康生的部署下，7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就"合二而一"的问题和杨献珍同志商榷》，揭开了在报刊上公开点名批判杨献珍的序幕。这时，有不少人发表文章和在讨论会上发言批驳"合二而一"论，也还有一些人支持"合二而一"论。到8月底，各地报刊上发表的文章共达90余篇。对杨献珍"合二而一"论提出了尖锐的批判。这些批判文章认为："一分为二"已经圆满地表述了对立统一规律，不仅不需要用"合二而一"来补充，也不需要其它任何东西来补充，它本身就是完满的、全面的；"合二而一"不是辩证法，它不讲对立面的斗争，只讲对立面的联系，根本没有对立面转化的意思；"合二而一"同"一分为二"是根本对立的，真正表达了对立统一规律的是"一分为二"，而不是"合二而一"，"合二而一"的思想正是同对立统一的思想针锋相对的；"合二而一"是矛盾调和论，"一分为二"具有不可调和性，用形而上学的"合二而一"来代替"一分为二"的革命辩证法，就必然是矛盾调和论；"合二而一"论取消了矛盾发展的根本动力，否认了矛盾的斗争性和斗争的绝对性；"合二而一"不包含矛盾斗争和转化，不是辩证的综合；"合二而一"论从根本上取消唯物辩证法的批判的革命的精神；"合二而一"是调和阶级矛盾，缓和阶级斗争思想的反映；"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争论，是两种世界观、两种方法论的争论，是要革命的唯物辩证法还是调和矛盾的形而上学的争论。

    批判的第二阶段是从9月初至1965年6月。这一段对杨献珍"合二而一"的批判不断升温，引向政治问题，公开点名批判。康生在内部讲话说："合二而一"在哲学上就是否定斗争，调和矛盾，反对转化。随后，在康生的授意下，1964年9月，《红旗》杂志第16期发表了题为《哲学战线上的新论战——关于杨献珍同志的"合二而一"论的讨论报道》，开展了政治批判。指出这场论战是由杨献珍挑起的，认为杨献珍的"合二而一"，是"有目的有计划地用资产阶级反动的世界观，对抗无产阶级的唯物辩证法的世界观"，是抹煞阶级界限，取消阶级斗争的阶级调和论，是有意识地适应现代修正主义的需要，帮助现代修正主义者宣传阶级和平和阶级合作，同时，也是有意识地适应国内资产阶级和封建主义残余势力的需要，给他们提供所谓"理论"武器，对抗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并认为"合二而一"和"一分为二"的论战，是意识形态领域的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是同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和无产阶级世界观相对抗的，是同社会主义革命相对抗的。

    从1964年7月起，中央高级党校对杨献珍进行了错误的批判。1965年6月9日，党校校委会向中央报送了《关于杨献珍问题的报告》。1965年9月24日，中共中央批准了该《报告》，同意撤销杨献珍的副校长和校委委员职务。《报告》说，杨献珍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言人，是彭德怀的一伙，是个小赫鲁晓夫"。《报告》列举的杨献珍的所谓错误是：（1）反对毛泽东思想；（2）制造反对社会主义的理论；（3）攻击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4）鼓吹资本主义复辟，大刮单干风；（5）攻击历次政治运动，大闹翻案风；（6）同彭德怀一道反党；（7）站在赫鲁晓夫一边；（8）包庇、安插恶霸、地主、反革命分子；（9）把高级党校变成独立王国，进行宗派活动；（10）企图抓全国党校领导权，并伸手到许多方面去。

    学术上不同观点的争鸣与探讨，本是正常的、有益的，因而也是必要的。而当时把杨献珍"合二而一"论许多正确或基本正确的学术观点当作错误观点加以批判，并认为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大论战，把学术问题完全等同于政治问题，对持有杨献珍"合二而一"论观点的知名学者、革命前辈进行政治围攻，并扣上"修正主义分子"、"反党分子"的帽子。杨献珍因"合二而一"和所谓"叛徒"问题于1967年3月16日被监禁关押，1975年被开除党籍。这是当时把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的错误思想指导下，而在意识形态领域开展的错误的、过火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破坏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对杨献珍"合二而一"论的错误批判和错误处理，完全是一起冤、假、错案，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1980年11月6日，中共中央党校召开大会，为杨献珍彻底平反，恢复名誉，恢复党籍。

    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

    6月5日至7月31日，在北京举行了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这是文化部为推动改革戏曲唱腔、表演艺术和表现现代生活而举办的一次大型的京剧改革成果的检阅活动。文化部部长沈雁冰致开幕词，中宣部部长陆定一讲了话，康生、郭沫若等出席。肖长华、盖叫天、周信芳、姜妙香、马连良、尚小云、苟慧生等京剧艺术家也登上了主席台。有5000余人出席了开幕式。

    这次观摩演出大会有19个省、市、自治区的28个剧团，演出了《芦荡火种》、《红灯记》、《奇袭自虎团》、《节振国》、《红色娘子军》、《六号门》、《智取威虎山》、《杜鹃山》、《洪湖赤卫队》、《红岩》、《朝阳沟》、《李双双》、《箭杆河边》等37个剧目。

    周恩来在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阐述了党的文艺方针，以及关于对立统一、戏的革命、人的革命和加强党的领导等问题。毛泽东观看了《智取威虎山》等戏，并接见了全体人员。彭真在大会上讲了话，周扬在闭幕式上作了总结报告。《红旗》杂志、《人民日报》分别发表了《文化战线上的一个大革命》、《把文艺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的社论。社论指出，这么大规模的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它对京剧和戏曲界来说，是一件具有革命意义的大事情，它标志着京剧艺术发展跨人了一个新的阶段。社论还认为，戏剧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上层建筑必须适应经济基础，社会主义的戏剧，必须为社会主义服务。它不仅是一个文化革命，而且是一个社会革命。以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为开端的京剧改革，以及随之而来的戏剧、曲艺、电影、文学、音乐、舞蹈、美术等文学艺术各方面的进一步革命化，是中国文化思想领域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京戏的革新、改革，贯彻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开拓了向前发展的广阔前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整理改编传统剧目和编写具有教育意义的新的历史剧；使戏曲艺术反映新的时代，反映工农兵群众的新的生活，适应时代和群众的需要，反映京剧本身发展的需要。

    江青插手会演，否定了《红旗谱》和改编的《朝阳沟》两出戏。在会演人员座谈会上，她攻击戏曲舞台是"牛鬼蛇神"，"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康生则在总结大会上点名攻击影片《早春二月》《舞台姐妹》《北国江南》《逆风千里》和京剧《谢瑶环》昆曲《李慧娘》，说这些作品统统是"大毒草"。

    集中力量建设三线

    自60年代以来，国际形势急剧变化，战争因素增长，特别是在我国周边地区出现了直接威胁我国安全的情况。美国介入了越南战争，准备将战火引向中国；苏联则在中苏边境地区增置重兵，对我施加压力；在中印边界地区，印度方面制造事端，挑起边界冲突。在东南沿海方面，美国一直占踞台湾海峡并支持台湾国民党当局袭扰大陆，在台湾海峡制造紧张局势，企图反攻大陆。根据国际形势发展情况，中共中央从备战的需要出发将全国划分为一、二、三线地区：一线地区是沿海和沿边疆的省、区；三线地区是指西南、西北内陆地区，包括云、贵、川、陕、甘、宁、青、晋、豫、鄂、湘等省，主要是长城以南、京广铁路线以西广大地区，是全国战略大后方。介于一、三线之间的地区为二线地区。这又叫"大三线"地区。在全国的一、二线地区，按照地势又划分出若干地方为该地区的"三线"，是为"小三线"地区。

    7月31日，李富春就"三线"建设问题提出三点意见。这三点意见是：（1）加速成昆铁路建设，特别要研究如何加快隧道掘进的速度，必要时请冶金部和煤炭部派得力的掘进队帮助，并要布置施工力量，从南向北，从东向西，同时施工。（2）加快钛矾分离的试验研究。（3）加强滇黔铁路的施工。他要求西南局和有关方面负责人落实这些意见。

    8月中旬，中共中央书记处开会讨论"三线"建设问题，毛泽东在谈话中指出，要准备帝国主义可能发动侵略战争。现在工厂都集中于城市和沿海地区，不利于备战。工厂可以一分为二，要抢时间迁到内地去。各省都要建立自己的二、三线，不仅工业交通部门要搬家，而且学校、科学院、设计院都要搬家。成昆、川黔、滇黔三条铁路要抓紧修好。毛泽东还提出，我们现在的计划工作方法基本上是苏联的一套，教条主义很多，今后应当革这个命。会议根据毛泽东讲话的精神决定：首先集中力量建设"三线"，人力、物力、财力上给予保证。新建的项目都要摆在第三线，现在就要搞勘察设计，不要耽误时间。第一线能搬的项目要搬迁；明后年不见效的续建项目一律缩小建设规模。在不妨碍生产的条件下，有计划有步骤地调整第一线，一、二线企业要有重点地搞技术改革。9月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计划工作的指示，其主要内容是：（1）"三线"建设要落实。铁路建设队伍要在9月底到达工地，计委、经委成立支援小组，楼、馆、堂、所要利用起来为"三线"建设服务。（2）"一线"的调整要立即行动。留下的企业进行技术改造，保证提高产量。（3）基本建设投资，首先要保证"三线"建设的需要，其他方面有多少钱办多少事。（4）工业生产，不论"三线"还是"一线"，都要发展。"三线"建设的中心是成昆线，要成立铁路指挥部、西南筹建处、后方支援小组，要什么给什么。西南建设以攀枝花为中心，重庆周围搞成一个小体系。在后方搞的厂子，一定要采用新技术。

    国家计委为了贯彻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加快三线建设的指示，组成了西南工作组，会同西南局和川、云、贵三省，对成昆铁路沿线和攀枝花地区进行了实地考察，作出了《建设攀枝花钢铁基地》的报告，由李富春、薄一波向中央提呈。遵照党中央、国务院加快西南地区三线建设的战略决策，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部队于8月，派出大批部队，开赴西南地区铁路建设工地，加快"三线"建设。根据"三线"建设的需要，国家对于国民经济建设发展规划的第三个五年计划进行了较大的调整和充实。1964年9月13日，李富春向毛泽东汇报了经济工作和计划工作问题，其中首先谈到了"三线"建设问题，主要内容是，根据毛泽东提出的调整第一线，集中力量建设第三线的战略思想，争取用7年到10年时间，改变目前工业布局的面貌。具体设想和安排是：加快成昆铁路建设，争取1968年底全线通车，同时把湘黔线的勘察设计力量抽出，从明年开始着手川汉线的勘察和设计；准备分别建立以重钢、酒钢、攀钢为中心的3个工业基地；对第一线的调整，采用"停、缩、搬、分、帮"5种办法，沿海各省都要建设后方；对于大中城市的老企业，有计划地进行技术改造，以利于整个工业技术的发展和帮助"三线"的建设，凡是新建的工厂，必须是"小而分"，而不是"大而全"，必须尽可能采用新技术、新工艺，非生产建设要因陋就简；此外，还要加强"三线"公路、地质勘探、煤、电和水源的建设工作，并在西昌地区、河西走廊用军垦为主的办法解决农业问题；有些生产民用品的工厂要做好转产军用品的准备，有些军工厂也要生产一些民用品；为了保证"三线"建设，1965年农业的投资和地方投资只能维持今年水平。

    在第三个五年计划、第四个五年计划中，都有关于"三线"建设的规定，加快"三线"建设是"三五"计划的核心，是"四五"计划的建设重点。

    我国的"三线"建设大体分为两个阶段，一个阶段是1964年至1968年，另一个阶段为1969年至1973年。

    至1968年，"三线"建设的重点放在西南地区，采取沿海地区支援内地建设的方法，在将一部分工厂、工程迁到内地的同时，对内地新建项目的建设由沿海地区抽调干部、工人和技术人员予以支援，形成全国人民支援"三线"建设的热潮。为抢时间、争速度，立足于准备应付帝国主义早打、大打，在建设中提出了"边勘察、边设计、边施工"的办法，多头齐进，建设迅速。许多工作在沿海地区大城市的干部、工人和技术人员离开较好的工作、生活环境来到大西南深山中，由于当时提倡先建厂、后建家，"三线"工程中生活设施十分简陋，但是，广大职工为了国家的国防事业克服困难，以高昂的斗志进行工作。在这期间先后开始修筑贯通西南的川黔、成昆、贵昆、湘黔等几条重要铁路；新建、扩建了攀枝花、包头、酒泉等大型钢铁基地和为国防服务的10个迁建、续建项目；在四川、贵州、甘肃等地建设了一批为国防服务的石油、机械、电力项目。这就使得西南"三线"战略大后方基地初具规模。这期间，内地建设实际投资达611.15亿元，占全国基本建设投资的66.8％。其中"三线"地区的投资为482.43亿元，占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52.7％。

    至1973年间的"三线"建设，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特别是由于林彪集团的盲目建设，搞"大规划"，使这一时期的建设虽然取得了许多成就，但由于国防工业中的高指标、急于求成，规模过大、重复建设，造成了极大的损失、浪费。据不完全统计，仅兵器工业从1970年到1980年间，工程和器材损失报废达2.26亿元，加上停建缓建项目维持费2.6亿元，二者共计达4.86亿元。

    在10余年的"三线"建设中，国家先后投入资金近2000亿元，形成工业固定资产原值1400亿元，建成全民所有制企业29000个。这样大规模的建设工作，使我国战略大后方的建设得到巨大发展，增强了国力，对维护我国国家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三线"建设，使我国内地工业得到长足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国的工业布局，使内地工业缩短了与沿海地区的差距。由于"三线"建设，我国西南等地区交通状况有了很大改善，筑成一批重要铁路、公路。以"三线"工业建设为龙头，也促进了我国内地文化、教育、卫生等事业的发展。总之，"三线"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这些成就不但对当时的备战产生积极作用，而且对我国经济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但是，大规模的"三线"建设也存在许多问题。由于正处于"文化大革命"时期，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干扰破坏严重，加上当时对国际形势的战争威胁看得过于严重，在建设中出现了指标过高、要求过急、规模过大等问题，这就造成了建设规模战线太长、浪费严重、效率太低等问题，在质量上有的也太粗。由于把备战放在第一位，许多企业建在深山，布局分散，使生产组织困难。在建设中忽视职工生活设施的建设，对职工生活造成许多不便。"三线"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这就使得农轻重的比例关系出现失调，而且越来越严重，影响了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积累太高也影响了人民生活，造成对人民生活欠帐太多；由于强调内地建设，对沿海地区老工业基地进行技术改造很少，影响了沿海地区经济的发展。

    试办工业交通托拉斯

    代初期，在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的提议下，中央决定借鉴西方工业发达国家管理企业的组织形式，在工业、交通部门试办托拉斯（产品相同的企业或生产有密切联系的企业组成的联合经营的公司），以改善我国的工业组织管理工作，提高企业的经营效益，加快国民经济的发展。

    6月间，国家经委党组草拟出《关于试办工业、交通托拉斯的意见报告（草稿）》上报国务院。报告阐述了中央关于试办托拉斯决策的意义，认为组建托拉斯"是改进工业、交通企业管理工作的一项带有革命性的重要措施"。指出："我们社会主义的托拉斯，是在党的领导下，根据国家的方针政策和统一计划，用社会主义的经济办法（而不是行政办法）来管理工业、交通企业的一种组织形式。采用这种组织形式，就是要按照经济原则实行科学的、高效率的集中统一领导，以免除工业管理机关化和官僚主义、分散主义的流弊；加强科学研究，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大力采用新技术，提高机械化、自动化的程度，尽快地赶上世界先进技术水平；按照专业化和协作的原则，统一规划和合理组织生产、进行基本建设和综合利用资源，逐步形成专业化生产的、大中小型企业相结合的生产体系。同时，要总结和批判过去在工业建设中存在贪大求全的片面思想，根据和、战结合和党的战略方针的要求，结合工业布局，适当照顾地区分布；按照生产、流通的客观规律，使产、供、销密切结合起来；改进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精简管理机构和层次，减少非生产人员，提高工作效率，等等。办好这种托拉斯，就可以实现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更先进的技术水平，更好的质量，更多的品种，更大的积累，并且节约投资，促进工业生产、建设多快好省地向前发展。"

    报告说明了组建托拉斯必然引起上层建筑的变革。指出："国务院工业、交通各部和省、市、自治区的工业、交通厅（局）的职能，将从现在的管理生产、建设的日常具体业务，逐步转向加强思想政治领导，检查方针政策的执行，负责长远规划、年度计划的制订和综合平衡，组织协作，协调直辖市各托拉斯之间的关系等方面。它们的机构，也因随着托拉斯的建立，逐步地精简、合并，人员应当大大地压缩。"关于托拉斯的组织形式，报告认为："应当根据各个工业、交通部门和各个行业的不同情况来确定，有的可以是全国性的，有的可以是地区性的，有的也可以既有全国的又有地区的。"报告提出在1964年内先试办12个托拉斯，其中全国性的9个，地区性的3个。

    对此文件，周恩来提出了五条原则性的意见：第一，全国性的托拉斯及其分公司所在地方的关系，要单写一段。组织托拉斯以后，还要照顾地方。地方上对全国性的托拉斯，既有责任，也有权利和要求。第二，托拉斯成立以后，仍要注意搞好同外部的协作关系、同地方的协作关系，包括原材料、产品、零配件等生产供应方面的协作，不能什么都自己搞。现在工业部门总想什么都自己搞，认为只有自己搞才能搞好。其实，什么都自己搞，不一定能搞好。第三，文件的总纲中，要把托拉斯的发展前途写明。托拉斯成立后，部的机构就要缩小，只留少数人就够了。将来有些专业部，如石油部可以改变为大企业，石油部本身可以变成总托拉斯。第四，托拉斯要按照经济的办法来办，按照经济规律的要求来管理。公司的企业职能逐步扩大，行政职能就要逐步缩小并转化为经济职能。将来地方上同托拉斯的关系，也要由行政关系为主转化为经济关系为主。第五，主办托拉斯的有关部，要就不同类型的托拉斯，如盐、卷烟、长江航运、华东煤炭、铝业等行业，写出具体的实施方案，作为文件的附件，一并送中央审查。根据周恩来的意见补充、修改后，于7月17日提交中央书记处讨论通过。

    8月1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原则同意并批转这个报告，还作了重要指示："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试办托拉斯，用托拉斯的组织形式来管理工业，这是工业管理体制上的一项重大改革，是一件新事情。""中央主管部门和各级党委要充分地重视这件事情，应当结合党的战略的要求，集中力量首先把这一批试办的托拉斯办好。凡是有试办托拉斯任务的主管部门，必须认真地做好调查研究工作，必须依据我国具体情况，研究如何办好托拉斯的办法，切实加强领导，选派得力干部担任托拉斯的领导工作，以便通过典型试验，取得经验。"从1964年第三季度起，中央各部试办了12个托拉斯，属全国性的有烟草公司，盐业公司，汽车工业公司，拖拉机、内燃机配件公司，医药公司，地质机械、仪器公司，橡胶工业公司，纺织机械公司，制铝工业公司。属地区性的有华东煤炭工业公司，京津唐电力公司，长江航运公司。

    经过一段时间的试办，国家经委党组于1965年5月10日至6月7日召开了托拉斯试点工作座谈会。刘少奇于1965年6月1日作了指示，他说，办托拉斯就是要组织起来，组织起来才能搞专业化、标准化、系列化，才能增加产量，提高质量，发展新品种。在这方面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都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参考资料，但都没有完整的经验，要我们自己创造。

    对于会议中讨论的问题，《会议纪要》提出了以下解决的办法：（1）关于托拉斯由谁办的问题。应该根据工业、交通行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特点，实行中央和地方合理分工的办法，既不是一些同志主张的以办全国性的托拉斯为重点，也不是另一些同志主张的以办地方性的托拉斯为重点。国民经济中的某些重要行业可以办全国性托拉斯，由中央部门管理。有些行业，可以举办地方性的托拉斯，由省或大工业市管理。（2）关于全国性托拉斯行业管理与上收地方工厂的问题。要根据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做法。对需要和可能实行集中统一管理的行业，可以把同一行业的企业都收归托拉斯管理；有些行业，可以只收重要的工厂，一般性的厂子仍然隶属地方，但托拉斯有责任对该行业实行统一规划，统筹安排生产建设，统一下达计划，根据需要和可能把重要材料的申请和分配以及产品的调拨和销售统管起来。（3）关于托拉斯改组生产、调整企业的问题。要兼顾整体与局部、当前与长远、经济合理性与国防战略，考虑两方面的需要。不仅要求产品数量的增加，而且要求产品品种的增加和产品质量的提高。凡社会需要的产品，要迅速恢复生产。托拉斯既要组织内部的生产协作，也要重视外部的生产协作，不能随意中断原有的协作关系；需要调整的，应该经过双方协商，并在妥善安排后才能调整。凡是适宜外部协作的，应该委托外部协作，并尽可能将这种协作关系固定下来，纳人国家计划。托拉斯也不能什么都搞"万事不求人"。（4）托拉斯要正确划分公司、分公司和厂矿三级的管理权限，集中经营和分级管理结合好。不能什么都集中到公司和分公司，尤其不能因为实行统一核算而削弱厂矿一级的经济核算。要使分公司和厂矿有必要的权力，因时因地安排生产，主动、灵活地进行工作，发挥大家的积极性。

    试办组建托拉斯，效果是好的，但被"文化大革命"所否定。

    中共反对苏共召开分裂会议

    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的恶化，是从1956年的苏共"二十大"开始的。在我国经济困难时期，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领导集团从大党、大国沙文主义出发对我国施加压力，导演了反华大合唱，急剧恶化了中苏两党两国的关系，从而由亲密的同志和盟友，演变成互相尖锐矛盾斗争的对头。苏共领导不断对中共施加经济、政治和军事压力，从而把两党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中国共产党坚持原则立场，与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2月中旬，苏共中央召开中央全会，由苏斯洛夫作反华报告，会议通过决议，决定和部署"公开地，坚决地反击"中国共产党。然后又背着中共中央向其他一些国家共产党发出反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件，提出召开各国党的国际会议，"采取集体措施"，对中国共产党进行"反击"。

    4月3日，苏共领导公布了苏共中央二月全会的文件，苏联《真理报》发表社论，歪曲地透露了从1963年11月以来中共中央和苏共中央内部交换信件的内容，企图欺骗世界舆论。5月7日，中共中央写信通知苏共中央，为了澄清事实，说明真相，中共中央认为有必要全文公布1963年11月以来中苏两党交换的信件。同时提出各国党的国际会议推迟举行。

    月9日，《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了中共中央公布的7封中苏两党来往的信件，即1964年2月20日、27日、29日和5月7日中共中央给苏共中央的4封信件，苏共中央1963年l1月29日、1964年2月22日、3月7日给中共中央的3封信。同时强调指出，苏共中央歪曲地透露从1963年11月以来中共中央和苏共中央内部交换信件的内容，这是对苏共党员和苏联人民的欺骗，也是对世界人民的欺骗，为了澄清事实真相，中共中央全文公布以上信件，以便使苏共党员、苏联人民和全世界人民进一步了解、分析。

    月30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7月30日来信的复信，同时刊登了苏共中央来信。针对苏共中央不经过中苏两党和其他有关兄弟党进行各种双边的和多边的会谈，就擅自决定召开起草委员会和国际会议的做法，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中共中央认为经过充分准备，要在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团结各兄弟党召开国际会议，坚决反对苏共中央开分裂会议。中共中央在复信中庄严声明：中国共产党决不参加苏共中央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国际会议和它的筹备会议。苏共中央片面决定在1964年12月召开起草委员会会议，明年召开国际会议，必须承担由此产生的公开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切后果。

    10月16日，赫鲁晓夫下台，勃列日涅夫接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中国共产党出于改善两党、两国关系的愿望，在庆祝十月革命47周年时，派出了以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赴莫斯科，同苏共新领导进行了会谈。但是，勃列日涅夫顽固地支持赫鲁晓夫在国际共运和中苏关系上的错误立场和政策，不顾中国共产党的反对，仍然要召开分裂会议，并于12月12日发表通告，宣布26国党筹备会议定于1965年3月1日召开。中国共产党明确表示不参加3月会议。1966年3月，苏共召开"二十三大"并邀请我党参加，鉴于苏共领导坚持分裂的错误立场，中国共产党拒绝参加，中苏两党关系遂告中断。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10月16日15时，中国自行研制的第一颗原子弹在新疆罗布泊试验基地爆炸成功。

    7月，由美国研制的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同年8月，美国在日本投掷两颗原子弹。原子弹的出现，对现代战争和军事技术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美国政府凭借自己掌握的原子弹，对中国进行核讹诈和威胁。为了打破帝国主义的核垄断，保卫国家安全和世界和平，中国必须尽快发展自己的导弹核武器。

    早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就开始酝酿发展中国的核武器问题。1953年，核物理学家钱三强向国家提出了发展原子能事业的建议。1954年秋，彭德怀、李富春提出了争取苏联帮助建造一座原子反应堆的意见。1955年1月14日，周恩来向李四光和钱三强详细询问了中国核科学技术研究和铀矿地质资源等有关情况，了解核反应堆、原子弹的原理和发展原子能科学技术所需的条件。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听取了李四光、钱三强的汇报，讨论了中国发展原子能事业问题。会上，毛泽东强调指出，我们国家已经知道有铀矿，科学研究也有了一定的基础，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认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起来。这次会议，作出了发展原子能事业，研究原子弹的决定。

    7月4日，中共中央指定陈云、聂荣臻、薄一波组成三人小组，负责指导原子能事业的发展工作。1956年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中再次强调，中国"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1956年11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51次会议决定设立第三机械工业部，主管核工业建设和核武器研制工作。为了尽快掌握原子弹的研制技术，1957年9月，国务院副总理聂荣臻、三机部部长宋任穷、副总参谋长陈赓率领由31人组成的政府代表团赴苏谈判。同年10月15日，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聂荣臻和苏联政府代表团团长别尔乌辛在莫斯科签署了《关于生产新式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以及在中国建立综合性原子能工业的协定》（简称国防新技术协定）。1958年1月，成立了三机部九局，负责核武器研究设计的组织领导工作。1958年7月，北京建立了核武器研究所，负责接收、消化苏联提供的原子弹教学模型和图纸，调集、培训人员。1959年6月苏联毁约停援后，北京核武器研究所进行了第一颗原子弹的前期研究工作。

    为了及时进行核武器试验，1958年4月，中央军委决定筹建核试验场。同年6月及11月，以陈士榘为首的选场委员会和以核试验部队为主组成的勘察大队等组成工作组，多次对甘肃省、内蒙古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沙漠地区，进行核试验靶场的勘察定点工作。同年12月到1959年初，万毅、张蕴钰等分别对新疆的戈壁沙漠地区进行了空中勘察和现场踏勘，提出了勘察报告。1959年3月，中央军委决定将核武器试验基点定在新疆罗布泊西北地区。到1962年底，核武器试验基地初步建成。

    苏联政府和人民在中国核工业建设初期曾给予支援，但中国把一切工作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这就使研制原子弹的进程没有因为突发事件而措手不及。1959年6月20日，苏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提出暂缓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这实际上是苏联单方面撕毁了中苏两国1957年签订的国防新技术协定。1960年7月28日至9月1日，苏联撤走全部在华专家，带走了许多重要的设计图纸和有关资料，停止提供中国急需的设备、关键部件和重要物资，给中国刚刚起步的原子弹研究工作造成了很大损失和严重困难。但是中国的科学家发愤图强，决心造出自己的争气弹——把第一颗原子弹命名为"596"’，硬是用几台手摇、电动式计算器和一些算盘，九次计算了模拟原子弹爆炸全过程的有关数据。在中央领导的支持下成立了由邓稼先任主任、周光召任第一副主任的研究原子弹理论班子，研究所扩大到130多人。

    在苏联政府背信弃义毁约后，中央及时作出了决策。1960年8月，毛泽东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还的。"贺龙在会上提出，要卧薪尝胆，发愤图强，下最大的决心突破国防尖端技术。1961年7月16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加强原子能工业建设若干问题的决定》，决定自力更生，突破原子能技术。1961年7月，在北戴河召开了国防工业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国防科委、五院等单位的负责人，分析研究了国防尖端技术的基本情况及其发展问题。大家认为，中国的国防尖端技术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原子弹在探索性研究试验工作的基础上，开始了基本理论和关键技术的攻关。只要措施得当，艰苦努力，争取三年或再长一些时间，突破原子弹技术是完全可能的。10月，聂荣臻指派张爱萍与刘西尧等人率领调查组到核工业建设和原子弹研制第一线进行实地考察，进一步了解原子弹研制的进展情况及存在的问题，并于11月14日向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作了报告，认为只要集中力量进行技术攻关，争取在1963年拿出原子弹初步设计方案，争取三五年或更长一些时间得到突破。1962年3月，周恩来在全国编制装备会议上强调，对尖端技术丝毫不能放松。6月，毛泽东在听取杨成武副总长关于战备情况的汇报时强调，"对尖端武器的研究试制工作，仍应抓紧进行，不能放松"。

    核科技工业队伍来自全国四面八方，有的从国外回来，许多同志，特别是一些学术造诣很高，技术上很有经验的学者、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一切听从国家的调动和安排，离开生活比较方便的大城市，离开条件比较优越的工作单位和自己比较熟悉的专业工作，来到戈壁沙漠、风雪高原、深山大沟，甘当无名英雄，长期在困难的工作条件下和艰苦的生活环境里，开展核科学研究和工程建设。他们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克服困难、忘我工作。特别是在1959年至1961年国民经济发生暂时困难、生活物资极端缺乏的情况下，仍能精神焕发，奋不顾身，坚守岗位，坚持工作。

    为了解决协同配合，联合攻关，罗瑞卿于1962年10月30日向中共中央、毛泽东提出了成立中共中央15人专门委员会（简称中央专委）的建议，毛泽东在报告上作了"很好，照办。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的批语。中央专委成立后，在周恩来的主持下，进一步加强了对原子能事业的领导。到1964年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时，中央专委一共召开了9次会议。为了统一管理原子弹等特殊武器的定型工作，1963年12月28日，国务院决定成立国务院特种武器定型委员会，由聂荣臻任主任，罗瑞卿、张爱萍、安东（兼秘书长）任副主任，负责制定特种武器定型的方针、政策和定型审批工作。

    为了发扬核科技工作人员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1963年4月，邓小平对核武器研究所的代表说："研制原子弹的计划，党中央和毛主席已经批准了，路线、方针、政策已经确定，现在就是你们去执行。你们大胆去干，干好了是你们的，干错了是我们书记处的。"1963年底，中央专委全面检查了原子弹研制的进展情况。全国参与协作的20个部、委，19个省、市、自治区的400多个厂、所和院校，都组织了最强的技术力量，如期保质保量地完成了协作任务。三机部系统已有3座铀矿山和5个原子能工厂投入生产、试生产，聚合爆炸试验等重要技术关已经突破。根据这些情况，中央专委于1964年1月向中共中央报告：原子弹爆炸试验有可能在当年10月左右实施。

    为了确保原子弹爆炸的稳妥可靠，万无一失，1964年初，国防科委对首次核试验的准备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并报告了中央专委。中央专委于同年4月批准首次核试验采取塔爆方式实施，并要求在9月10日前做好一切准备工作。9月23日，周恩来召集贺龙、陈毅、张爱萍、刘杰等传达了他与毛泽东、刘少奇关于试验核武器的研究决定，并对首次核试验的有关工作作了周密部署。9月27日，张爱萍、刘西尧回到核试验基地，传达了中央专委和周恩来的指示，并根据气象预报，建议试验时间定在10月15日到20日之间。毛泽东、周恩来同意这一建议。

    10月16日15时，中国自行研制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张爱萍立即用电话向周恩来报告了原子弹试验成功的喜讯。周恩来要求迅速查明试验结果。19时30分，张爱萍向周恩来报告，确认实现核爆炸，初步估算爆炸威力为两万吨以上梯恩梯当量。经毛泽东批准，新华社当夜发表了《新闻公报》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10月17日，周恩来在第二届人大常委会会议上宣布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与会委员全体起立，以长时间暴风雨般的掌声向作出贡献的全体人员表示敬意。

    就在原子弹爆炸成功的当天，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声明指出："保护自己，是任何一个主权国家不可剥夺的权利。保卫世界和平，是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的共同职责。面临着日益增长的美国的核威胁，中国不能坐视不动。""中国进行核试验，发展核武器，是被迫而为的。""中国发展核武器，不是由于中国相信核武器的万能，要使用核武器。恰恰相反，中国发展核武器，正是为了打破核大国的核垄断，要消灭核武器。""中国政府着重宣布，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中国政府向世界各国政府着重建议：召开世界各国首脑会议，讨论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问题。作为第一步，各国首脑会议应当达成协议，即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和很快可能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承担义务，保证不使用核武器，不对无核国家使用核武器，不对无核武器区使用核武器，彼此也不使用核武器。…‘中国政府将一如既往，尽一切努力，争取通过国际协商，促进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的崇高目标的实现。"10月17日，周恩来致电世界各国政府首脑，转达中国政府关于召开世界各国政府首脑会议，讨论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的建议。

    《新闻公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和周恩来总理的建议电报发表后，许多友好国家的领导人纷纷致电祝贺，支持和响应中国政府的建议，认为中国有了原子弹，就打破了超级大国的核垄断和核讹诈，是对保卫世界和平的重大贡献。

    我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掌握了核武器、核动力、核燃料、核资源、核技术，成为世界少数几个拥有核武器和比较完整的核科技工业体系的国家之一，打破了霸权主义的核垄断政策。这对于中国人民是一个巨大鼓舞，对于保卫世界和平事业，是一个巨大贡献。

    孙冶方受到批判

    孙冶方是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著名经济学家。他根据对我国和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及运行机制的长期研究，为克服其弊端而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经济思想。早在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便对我国经济管理体制及其运行机制上的弊病，提出要重视计划经济下价值规律的作用；要正确运用经济杠杆，提高利润指标在经济管理中的地位，重视利润，提高经济效果；要扩大并适当规定企业经济管理权限，正确处理国家集中领导和企业独立经营的关系等。1956年，孙冶方在《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一文就提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价值规律也在起着作用。但这是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价值规律有完全不同本质的价值规律，要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孙冶方对改革我国企业管理制度也较早地提出意见。他认为我国从苏联搬来的一整套固定资产管理体制压制了广大群众的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的积极性，也就是压制了生产力发展最活跃的革命因素，把技术，从而把生产力冻结在建厂初期的水平上。他还提出，提高经济效果是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关键；要正确运用经济杠杆，提高利润指标在经济管理中的地位等重要观点。这些都是针对我国经济生活中的一些忽视经济规律的做法提出的。在1961年中共中央宣传部召开的一次理论会上，孙冶方对价值规律、利润、奖金和企业自主权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观点鲜明，切中时弊，对于纠正"大跃进"以来无视客观经济规律的"左"的错误，具有重要意义。而康生则把这些观点作为"修正主义"思想报告给毛泽东，还对毛泽东说，"苏联有一个利别尔曼（原苏联的经济学家，在60年代初，他提出要强调利润的作用。他的主张，在中国当时被批判为"修正主义"理论），可是中国还有一个比利别尔曼还利别尔曼的，那就是孙冶方"。到1964年下半年，在批判了杨献珍的"合二而一"后便开始了对孙冶方的错误批判。批判中将孙的一些正确观点扣上了"利润挂帅"、"修正主义"等帽子。康生、陈伯达说他是"中国最大的修正主义者"。将孙冶方关于价值规律和等价交换、利润指标、企业管理制度和政治经济学叙述方法和编写体系等方面的观点全部否定。后来康生派"四清"工作队进驻该所，搞所谓孙冶方与张闻天（当时是该所特邀研究员）的"反党联盟问题"。孙冶方被打成"反党联盟"的头目，被罢免了所长职务，下放到农村"劳动改造"。但孙冶方坚持真理，在围攻批判面前坚强不屈，他坚定地说："死不足惜，名声毁了也不要紧，但我长期从事经济研究形成的经济观点决不能丢，我要为真理活下去。"到"文化大革命"中，孙冶方被关进监狱达七八年之久，备受迫害。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这个冤案得到彻底平反，1982年12月1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授予他模范共产党员的称号。

    全国人大三届一次会议提出四个现代化目标

    12月21日至1965年1月4日，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周恩来代表国务院于12月21日和22日，作了政府工作报告。

    报告的第一部分是国民经济的成就和今后的建设任务。周恩来指出，我国的国民经济，经过1958年到1960年的大发展，从1961年起，进入一个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时期。现在，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工农业生产已经全面高涨，整个国民经济已经全面好转，并且将要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国民经济的调整

    周恩来说，几年以前，我国的国民经济在取得巨大发展的同时，曾经遇到了相当严重的困难。1959年到1961年连续三年发生了严重的自然灾害，给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很大的困难。我们在实际工作中也发生了一些缺点和错误。而赫鲁晓夫在1960年突然背信弃义地撕毁了几百个协定和合同，撤退苏联专家，停止供应重要设备，严重地扰乱了我们发展国民经济的原定计划，大大加重了我们的困难。但伟大的中国人民，并没有被严重的困难吓倒，在过去几年中，我们根据总路线的基本精神，初步地总结了群众的实践经验，制定了一系列的具体政策，提出了一些工作条例草案。这些具体政策和条例草案，虽然有一些还有缺点，但是对于国民经济的调整起了重要的作用。同时我们集中主要力量，加强了农业战线，努力增加人民生活必需品的生产，调整了工业和农业的关系，并且使工业和其他部门的工作转移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调整了工业内部的关系，加强了薄弱环节，发展了新兴工业。这样，我国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关系就在新的基础上比较协调了。我们的经济力量也比过去增强了。

    周恩来从农业、工业、财政贸易、文化教育这四个主要方面概括地论述了国民经济调整工作的成就。他说，农业生产前两年连续增产，今年又获得了更好的收成，达到了过去较高年份的水平。工业生产有了新的发展，品种、质量出现了新的跃进，工业企业的经营管理工作有了很大改进，原料、材料、燃料的消耗定额和生产成本显著降低，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商品供应状况显著改善，物价稳定，财政收支平衡，货币信用提高，对外贸易有较大发展，城乡人民生活都逐步有所改善。文化、教育、卫生、体育事业有了新的发展，科学研究水平有所提高。我们已经有了一批第一流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有些研究成果已经可以认为是先进水平的了。这几年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坚决执行自力更生方针的结果。

    周恩来在报告中提出今后发展国民经济的任务。他对1965年发展国民经济计划草案和国家预算的初步安排，作了说明。他指出，1965年的主要任务就是，大力组织工农业生产的新高潮，完成国民经济调整工作中某些尚未完成的任务，并且为1966年开始的第三个五年计划做好准备。农业总产值比1964年增长5％左右。工业总产值比1964年增长ll％左右。

    在报告了1965年发展国民经济的任务以后，周恩来说，为了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我们在今后发展国民经济中，应当注意以下的问题。（1）正确处理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关系。处理好这三者的关系，是顺利执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一个重要保证。发展国民经济的计划，应当按照农、轻、重的次序来安排。（2）正确处理自力更生同国际合作的关系。自力更生是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基本立脚点。社会主义国家只有从本国的具体情况出发，依靠本国人民的辛勤劳动，充分利用本国的资源来进行建设，才能比较迅速地发展本国的经济，从而增强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威力。（3）实行技术革命。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4）实行集中领导同大搞群众运动相结合。这就是：要把任务交给群众讨论；开展比学赶帮竞赛；实行领导干部、专家、群众三结合；既要提倡敢想敢说敢做的革命精神，又要提倡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既要干劲十足，又要劳逸结合；对于群众的各种创造，必须经过试验，逐步推广，必须坚持党的阶级路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各种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周恩来还谈到了坚持实行勤俭建国方针的问题。勤俭建国，艰苦奋斗，是无产阶级的优良作风；铺张浪费，追求享受，是资产阶级的腐败作风。我们发扬无产阶级的优良作风，使这种作风形成社会风气，就可以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这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都是十分重要的。

    周恩来批评了在目前企业管理、基本建设中，以及事业费和行政管理费的开支方面所存在的浪费现象，他号召，1965年必须在各条战线上深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全国人民都应当为积累每一元建设资金加以有效地使用而斗争。

    周恩来指出，在今后建设事业的发展中，一定还会遇到许多新的问题，一定会出现新的矛盾和新的不平衡。但是，只要我们正确地而不是错误地认识和对待这些矛盾，正确地而不是错误地进行综合平衡，我们就能够不断解决这些矛盾，不断从不平衡达到新的平衡。我国的建设事业一定能够以巨大的而又是稳重的步伐向前迈进。

    全国政协四届一次会议

    12月20日至1965年1月5日，全国政协四届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共有1199名，其中新增补的394名。委员中包括了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的代表人物，还包括了工农业生产建设战线、科学研究、工程技术、文化教育、医药卫生等方面的先进人物。周恩来主持会议，郭沫若副主席代表第三届政协常委会作了5年多来的工作报告。他指出，我国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经历了民主革命阶段，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在民主革命阶段，它对于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我国的统治，建立人民民主政权，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它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领导下，在动员和团结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进行反对国内外敌人和支援国际反帝统一战线的伟大斗争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而且在今后长时期的斗争中，还会发挥巨大的作用。郭沫若在报告中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时期，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根本任务，就是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团结、教育和改造资产阶级分子、各民主党派成员和一切爱国人士，调动他们的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服务。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它的一切工作，都必须为实现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根本任务服务，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关于三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的工作，郭沫若指出，这包括：（1）推动各界人士积极参加国家政治生活。通过历次全国委员会会议、常务委员会会议及列席全国人大会议，听取、讨论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大问题、中共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常委会、各民主党派双周座谈会，讨论了各个时期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工作中的重要问题。还组织了视察、参观活动。（2）推动各界人士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全国委员会和常委会多次作出了关于开展学习的决议和号召，并且协同各民主党派和有关人民团体，组织和推动了经常学习；还推进了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的工作。（3）在国际活动方面的工作。声援了古巴、越南、巴拿马、刚果（布）等国人民和美国黑人的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正义斗争；同有关单位联合举行庆祝中朝友好互助条约、庆祝十月革命、纪念万隆会议等活动。5年来，接待了从世界五大洲43个国家来我国访问的许多国际友人，向他们介绍了我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情况并且交流了经验。

    关于今后工作，郭沫若在报告中提出了以下几个方面：（1）进一步推动各界人士同全国人民一起，紧密地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发扬自力更生、奋发图强、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革命精神，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战线上积极贡献自己的力量，为把我国建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而继续奋斗。（2）根据各个时期的政治形势和党与国家的中心任务，开展各种政治活动。要密切同各民主党派、有关人民团体和各界人士的联系，宣传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反映各方面的意见、建议和批评。（3）要积极推动各界人士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学习毛泽东著作，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加强团结，提高自我改造和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积极性。（4）坚决拥护加强国防、全民皆兵的方针，为保卫祖国安全、解放台湾而斗争。台湾是我国神圣的领土，坚决反对美帝国主义霸占台湾，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两个中国"的阴谋。（5）坚决拥护我国对外政策总路线。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同全国人民一道，同全世界人民一道，为争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的胜利而斗争。

    会议听取了周恩来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并进行了讨论。有179名委员在大会上作了发言或书面发言。

    大会一致通过推举毛泽东为人民政协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名誉主席。选举周恩来为第四届全国委员会主席。选举彭真、陈毅、叶剑英、黄炎培等22人为副主席，秘书长平杰三。选出常委会委员159名。

    全国政协四届一次会议是在我国国民经济进入到一个新发展时期的重要时刻召开的，这次会议对于进一步巩固我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发挥了重要作用，也进一步调动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的积极性。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成为各界人士和全国人民的奋斗目标。同各民主党派、有关人民团体和各界人士的联系，宣传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反映各方面的意见、建议和批评。（3）要积极推动各界人士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学习毛泽东著作，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加强团结，提高自我改造和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积极性。（4）坚决拥护加强国防、全民皆兵的方针，为保卫祖国安全、解放台湾而斗争。台湾是我国神圣的领土，坚决反对美帝国主义霸占台湾，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两个中国"的阴谋。（5）坚决拥护我国对外政策总路线。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同全国人民一道，同全世界人民一道，为争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的胜利而斗争。

    会议听取了周恩来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并进行了讨论。有179名委员在大会上作了发言或书面发言。

    大会一致通过推举毛泽东为人民政协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名誉主席。选举周恩来为第四届全国委员会主席。选举彭真、陈毅、叶剑英、黄炎培等22人为副主席，秘书长平杰三。选出常委会委员159名。

    全国政协四届一次会议是在我国国民经济进人到一个新发展时期的重要时刻召开的，这次会议对于进一步巩固我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发挥了重要作用，也进一步调动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的积极性。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成为各界人士和全国人民的奋斗目标。

    年，全党和全国人民仍然把主要精力用在继续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上，到年底，原定的各项调整任务胜利完成，工农业生产已全面恢复，开始于1961年初的国民经济全面调整，经过五年的努力全部完成了。1964年12月21日至1965年1月4日，全国人大三届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宣布：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我国从1956年开始转入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并在实践中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到1966年的10年中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虽然受到严重的挫折，但经济、教育、科技各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我们现在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是这个期间建设起来的；全国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们的工作经验，大部分也是在这个期间培养和积累起来的。这是这个期间党的工作的主导方面。当然，这时期我们也犯过错误走过弯路，比如"共产风"、"穷过渡"、阶级斗争扩大化等，这主要是由于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本质以及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认识不够清楚。它从反面告诉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第一，必须始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第二，必须从实际出发克服错误倾向。只有这样，社会主义事业才能顺利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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