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仁回归祖国
国民党在大陆失败后，1949年12月8日李宗仁由香港飞往美国，开始了长达16年的流亡生涯。定居美国期间，李宗仁关注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尤其注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设成就和国际地位的提高。1955年春，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关于台湾问题所作的声明使李宗仁倍感振奋。同年8月，他发表了《对台湾问题的建议》，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百废俱兴，建设规模之大与成就之速，皆史无前例。国势日振，举世瞩目。我国百余年战乱频仍，民穷财尽，今日幸得有此和平建设的机会，这是国家从贫穷落后走向繁荣强大的转折点"。他郑重提出，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必须由国共双方通过和谈自行解决，美国政府不得干涉并撤走其第7舰队的方案。他表示"绝不希望再发生内战，毋蹈吾人昔日的覆辙。以个人过去亲身的经验，观察今日之变局，自信颇为冷静而客观。个人恩怨，早已置之度外，惟愿中国日臻富强，世界和平，也就别无所求了"。这表明李宗仁自1949年国共和谈破裂以后，在政治立场上发生了重大转变。
2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号召台湾同胞以及从大陆赴台人员和海外各界人士，在爱国主义旗帜下，为实现和平解放台湾，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作出贡献。在周恩来的按排下，李宗仁过去的秘书程思远于1956年4月28日由香港来到北京。5月12日，就受到周恩来亲切接见。通过程思远向远在美国的李宗仁发出了在适当时候回国看看的邀请。在此期间，程思远作为李宗仁的特别代表先后于1959年9月、1961.年6月、1963年11月和1965年6月四上北京具体联系和详细筹划李宗仁回国事宜。
在1963年12月17日，程思远在瑞士的苏黎世向李宗仁转达了周恩来的嘱托：第一，李宗仁先生可以回来祖国定居；第二，可以回来，也可以再去美国；第三，可以在欧洲暂住一个时期再定行止；第四，回来以后可以再出去，如果还愿意回来，可以再回来。总之，来去自由，不加拘束。李宗仁当即表示，树高千尺，叶落归根，我只要"一可"，回到祖国定居，安度晚年。5天之后，李宗仁按计划回到美国，等待时机实现返回祖国的宿愿。
4月22日，李宗仁以赴欧洲小住3个月为由，向美国纽约移民当局申请办理出境旅游签证。6月13日，李宗仁离开美国，飞往瑞士。10天后，夫人郭德洁也飞抵瑞士。7月13日下午，李宗仁夫妇在程思远陪同下离开苏黎世，经雅典、贝鲁特飞抵巴基斯坦卡拉奇。在巴基斯坦政府和中国驻巴基斯坦领事馆协助下，李宗仁一行于17日深夜由云南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
7月18日，飞抵上海虹桥机场的李宗仁一行，受到周恩来、陈毅、叶剑英及上海市党政领导和民主党派负责人的热烈欢迎。在上海逗留的两天时间中，李宗仁与周恩来、陈毅、叶剑英等老朋友回顾往事，重叙友谊，尽情交谈。周恩来重申对李宗仁的"四可"政策，李宗仁表示："这次回来，再也不走了。愿将有生之年报效祖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对反帝爱国事业有所贡献。"20日上午，飞抵北京机场的李宗仁一行受到隆重热烈的欢迎。先行到达的周恩来与彭真、郭沫若、陈叔通、贺龙、陈毅、罗瑞卿、徐冰、高崇民、李四光、沈雁冰、许德珩等全国人大、国务院、全国政协负责人以及旧部故交和首都各界知名人士数百人到机场迎接李宗仁从海外归来。
在机场，李宗仁向各界发表了声明。
"在国内外一片大好形势中，我已经从海外回到人民祖国的怀抱里来了。此行受到中国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方照顾，感激良深。当飞抵北京机场之际，又受到热烈的欢迎，内心激动，尤难自已。谨借此先向党和国家领导人表示由衷恳切的谢意，并述个人愿望和感触以告国人。"
"首先我所欲言者，即16年来，我以海外待罪之身，感于我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英明领导之下，高举着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红旗，坚决奋斗，使国家蒸蒸日上，并且在最近已经连续成功地爆炸了两颗原子弹。这都是我全国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成果。凡是在海外的中国人，除少数顽固派外，都深深为此感到荣幸。我本人尤为兴奋，毅然从海外回到国内，期望追我全国人民之后，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并欲对一切有关爱国反帝事业有所贡献。今后自誓有生之日，即是报效祖国之年，耿耿此心，天日可表。"
"其次，我深愿以留美10多年所得的感受，寄语留台国民党同志。这些年来，美国表面上以’反共‘为名，实际上乃进行着一系列反华、反世界人民的肮脏勾当，企图孤立中国，控制世界，狼子野心，路人皆知。特别自约翰逊主政以后，更变本加厉，扩大侵越战争，甚欲借此挑起一场跟中国人的战争。此举不仅引起了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所同声谴责，也遭到其国内各界知名正义人士不断反对和抨击。此种情况，为美国立国以来所仅见。"
"我尤欲寄语留在台湾的国民党同志者，多年以来，美国必欲据台湾为己有，阴谋诡计，无所不用其极。台湾省是中国不可分割的神圣领土，绝不容许美国霸占。台湾与大陆的统一，纯属中国内政，绝不容许美国插手。吾党同志继承孙中山先生爱国反帝的革命遗教，与中国共产党有过两度合作的光荣历史。当此美帝国主义急欲谋我之际，何忍引寇自重，为敌张目，甘为民族罪人，国家蟊贼。深冀我留台国民党军政同志凛于民族大义，也与我采取同一步伐，毅然回到祖国怀抱，团结抗美，一致对外，为完成国家最后统一作出有用的贡献。"
"最后，我深望海外侨胞和各方人士也应该坚决走爱国反帝的道路。1949年我未能接受和谈协议，至今犹感愧疚。此后一度在海外参加推动所谓’第三势力‘运动，一误再误。经此教训，自念作为中国人，目前只有两条道路可循：一就是与中国广大人民站在一起，参加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一就是与反动派沆瀣一气，同为时代所背弃，另外没有别的出路。祖国早已宣布’爱国一家，不分先后‘和’来去自由‘的政策，此次我以待罪之身，也能获臻宽大的待遇就是一项具体证明。急盼海外友好乘时奋起，拥护祖国，幡然归来，犹未为晚。"
日晚，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代表中共巾央、国务院和全国政协欢迎李宗仁一行从海外归来。
日中午，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李宗仁夫妇和程思远。毛泽东表示："跑到海外的，凡是愿意回来，我们都欢迎。他们回来，我们都以礼相待。"
他还建议李宗仁到全国各地去看看。国家主席刘少奇、副主席董必武、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全国政协、国防委员会等也分别举行宴会和茶话会，会见和宴请李宗仁一行。不久，李宗仁一行赴东北三省和广东、广西、海南岛等地参观访问。
西藏自治区正式成立
9月1日，西藏自治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拉萨举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和国务院于8月30日致电祝贺。以谢富治为团长，张经武、刘春为副团长的中央代表团赴西藏向大会表示祝贺。在会上，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张国华作了题为《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为争取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新西藏而奋斗》的报告，自治区筹委会代理主任委员阿沛·阿旺晋美作了筹委会工作报告。谢富治、张经武和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处书记阎秀峰等在会上讲了话。阿沛·阿旺晋美在自治区筹委会的工作报告中指出，西藏自治区的正式成立，是西藏人民和全国各族人民的一件大喜事，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的又一光辉胜利，标志着西藏人民和祖国大家庭的进一步亲密团结，标志着西藏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进一步巩固，标志着西藏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这必将更加激发和鼓舞西藏人民的革命热情，使西藏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断前进。
阿沛·阿旺晋美回顾了1956年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以来的西藏情况。他说，1956年，由于西藏广大人民的要求，西藏建立了成立自治区的筹备委员会。但是，一小撮西藏上层反动分子，为了永远维护其万恶的封建农奴制度和政教合一的僧侣贵族专政，千方百计地破坏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推行。广大劳动人民、革命于部和爱国人士，在党的领导下，与这种阻挠和破坏活动，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这期间，自治区的筹备工作虽然进展不快，但是党的民族政策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却深入人心，广大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要求越来越迫切。1959年以达赖为首的反动农奴主集团发动的武装叛乱被平息后，百万农奴站了起来，他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民主革命运动，摧毁了长期统治着劳动人民的封建政权，建立了人民自己的民主政权，真正行使了当家作主的权利。
阿沛·阿旺晋美接着谈到了西藏在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获得的巨大的成就。他指出，特别是1959年平息叛乱以后所进行的伟大的民主革命，摧毁了封建农奴制度，解放了生产力，促进了西藏革命和建设的飞跃发展，使西藏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战线上，都出现了一个欣欣向荣的局面。农业生产连续6年获得了丰收，粮食总产量1964年较1958年增长了45.71％。几年来，在改良农具、提高耕作技术、兴修农田水利等方面做出了不少成绩，对迅速提高粮食产量起了重要的作用。西藏牧业生产也有了大幅度的增长，牲畜业1964年较1958年增长了36.36％，其他农作物也有较大幅度增长。
阿沛·阿旺晋美报告中谈到了西藏人民在工业、交通运输、邮电、商业、文化教育、医药卫生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他说，到去年年底，全区已经建立水电站、农具厂、汽车修配厂、筑路机械修理厂、水泥厂、皮革厂、面粉厂和木材加工厂等许多现代化的中小型工厂。除去大力发展了农牧区民间运输以外，在西藏全区已经修筑了公路15000余公里，从根本上改变了西藏地区交通闭塞的状况，大大地密切了西藏地方与祖国内地的联系。全区已有邮电局（所）93处。社会主义商业阵地日益扩大，已初步形成了以国营商业为领导的社会主义商业网，城乡市场到处都呈现一派繁荣景象。由于党的关怀，在民主改革后，西藏的文教卫生事业迅速地发展起来。现在，全区已建立起中学7所，在校学生700余人，公办小学86所，民办公助和民办小学1596所。此外，还建立了专门培养藏族干部的西藏民族学院、西藏行政干校和师范学校。文化艺术事业也有了相应的发展。全区已有科学文化事业机构170个左右。其中专业剧团5个，电影放映单位120个。解放前，西藏没有一所现代化的医院。到1964年底，全区已建立了设备比较完备的医院15所，建立了县卫生院、医疗保健站（所）140多个，免费给藏族人民治病。在谈到培养藏族干部和工人时，阿沛·阿旺晋美说，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历来都十分重视培养藏族革命干部和藏族工人。目前，全区已有藏族干部16500余人，其中贫苦农奴和奴隶出身的干部占96％；已有1200多人担任了自治区地、县、区各级领导职务。藏族工人已有两万多人。
阿沛·阿旺晋美说，从1960年开始，西藏就逐步建立了县、乡级人民政府，从而彻底摧毁了封建农奴制度的统治机构。1961年又陆续实行民主选举，目前，全区已经实行普选的乡占总乡数的92％以上，通过普选，使受苦农奴和奴隶牢固地掌握了印把子，进一步加强和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
在谈到今后任务时，阿沛·阿旺晋美说，西藏今后的主要任务是：继续开展互助合作运动；在条件成熟的地区，有计划有领导地、稳妥地、经过试办逐步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大力发展生产，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加强国防建设，保卫国防；巩固工农联盟，巩固人民民主专政。
中央代表团副团长、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表张经武在会上讲话时说，西藏人民革命和建设事业取得的伟大成就，是西藏广大劳动人民团结一切爱国人士进行革命斗争的结果。是他们同农奴主阶级、帝国主义、外国反动派进行长期的、复杂的、激烈的阶级斗争的结果。西藏人民是勤劳、勇敢、纯朴的人民，是爱国的革命的人民，是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人民。
人民解放军驻西藏部队负责人陈明义在发言中介绍了人民解放军驻藏部队在巩固祖国国防和帮助西藏人民发展生产建设方面所作出的巨大贡献。有30多位代表在大会上发言，赞扬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和进藏职工，模范地执行了中央和人民政府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保护了爱国守法的寺庙，对宗教上层人士进行了争取、团结、教育、改造的工作，切实地尊重藏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
月9日，西藏自治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举行闭幕式，宣告了西藏自治区正式成立。会议通过了西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一届一次会议向毛泽东主席的致敬电，还通过了给各兄弟省、市、自治区、自治州人民的感谢电和给人民解放军驻藏部队全体指战员的慰问电。会上，代表们听取了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预决算审查委员会和议案审查委员会的审查报告，通过了相应的决议。
会议选举了阿沛·阿旺晋美为自治区主席，周仁山等为副主席。在当选的自治区37名委员中，藏族占绝大多数，另外有汉、门巴、珞巴和回族等民族的代表。委员中有劳动人民，也有爱国进步的上层人士和宗教界人士。
西藏自治区的正式成立标志着西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在西藏人民的努力和全国人民的支持下，西藏的经济、文化事业得到了更大的发展，对于巩固我国多民族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有着重要意义。
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讨论1966国民经济计划和长远规划
1965年6月16日，毛泽东在杭州听取了国家计委关于"三五"计划初步设想的汇报。他指出，计划要考虑三个因素，第一是老百姓，不要丧失民心；第二是打仗；第三是灾荒。他还提出了安排计划的原则：（1）要根据客观可能办事，还要留有余地。基本建设投资太多，指标定得过高。五年基本建设投资要控制在800亿到900亿元，三线建设的投资要压缩100亿至200亿元；（2）鉴于过去的经验，欲速则不达，建设项目不要搞那么多，少搞些项目就能打歼灭战；（3）1970年钢产量达到1600万吨就行；（4）农轻重次序要违反一下，吃、穿、用每年略有增加就好；（5）工业布局不能太分散；（6）搞农业要靠大寨精神，农业投资不要那么多，要减下来。搞化肥我不反对，但还是靠养猪、养羊，搞绿肥；（7）对老百姓不要搞得太紧张，要留点余地在老百姓那里。把老百姓搞翻了不行，这是个原则问题。
月21日，国家计委向周恩来汇报了调整和修改后的第三个五年计划初步设想。计委提出，"三32"计划实质上是一个以国防建设为中心的备战计划，要从准备应付帝国主义早打、大打出发，把国防建设放在第一位，抢时间把三线建设成具有一定规模的战略大后方。在国防工业方面，首先把常规武器中最基本的东西搞起米，同时保证尖端方面一些最急需和周期长的工程项目的建设。到1970年，主要装备的生产能力，除造船外，三线地区占一半左右。经过5年或稍多一些时间的建设，三线地区将成为一个部门比较齐全的新的工业基地。全国五年建设总投资为900亿元。修改后的"三五"计划设想，对主要生产指标也进行了适当的调整。对不合理的价格体系，设想分两步进行调整：第一步在长期计划中先安排粮食提价，农业生产资料和部分消费品降低价格；第二步在年度计划中再安排一般重工业品降价。经过讨论，国务院同意国家计委的上述安排。
月12日，国家计委草拟了《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安排情况的汇报提纲》。《汇报提纲》共分10个部分：（1）方针、任务；（2）基本建设；（3）农业、工业生产和交通运输；（4）科学技术上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5）文化、教育、卫生事业；（6）人民生活；（7）对外贸易和对外经济技术援助；（8）人力、物力、财力的平衡；（9）15年远景的设想；（10）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实现第三个五年计划而奋斗。安排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指导思想是：必须立足于战争，从准备大打、早打出发，积极备战，把国防建设放在第一位，加快三线建设，逐步改变工业布局；发展农业生产，相应地发展轻工业，逐步改善人民生活；加强基础工业和交通运输的建设；充分发挥一、二线的生产潜力；积极地、有目标、有重点地发展新技术，努力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技术水平。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初步设想是：基本建设投资总规模为850亿元；财政收支各3050亿元；1970年，粮食总产量4400亿斤一4800亿斤，钢产量1600万吨；1970年工农业总产值约为2700亿元一2750亿元，每年递增7％左右。其中农业总产值约700亿元～750亿元，每年递增4％～5％；工业总产值约为2000亿元，每年递增8％左右。
9月18日至10月12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会议批准了国家计划委员会提出的《1966年国民经济计划纲要》。《纲要》要求"省、地、县、社四级党委要把农业放在首要地位"。"各地区、各部门必须在继续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同时，掀起一个群众性的增产节约运动。"会议同意了以"国防建设第一，加速三线建设，逐步改变工业布局"为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方针。会议还讨论了贸易问题，提出要"藏粮于民"，稳定征购，三年一定。决定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拿出200亿元调整物价，降低农业生产资料和部分生活资料的价格，使广大城乡人民，首先是农民获得好处。会议认为。，必须加强党在基层的领导，搞过"四清"的地方积极慎重地发展党员，争取农村人民公社每个生产队都有党小组或党员。会议期间，毛泽东于10月10日同大区第一书记谈了话。他说，要战备。各省要把"小三线"建设好。不要怕敌人来，不要怕兵变，不要怕造反。又说，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他自己回答"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就造反。各省有了"小三线"，就可以造反嘛。过去有些人就是迷信国际，迷信中央。现在你们要注意，不要管谁讲的，中央也好，省委也好，不正确的，你们可以不执行。
这次会议由于过于严重地估计了国际战争形势和党内斗争形势，强调了"国防建设第一，加速三线建设"和"造反"，为发动"文化大革命"在高层领导中作了舆论准备。
人民解放军参加援越抗美斗争
越南位于东南亚半岛东部，同中国、老挝、柬埔寨为邻。越南民族具有悠久历史，从古代起，就同中国有密切往来。1884年越南沦为法国保护国。二次世界大战时，日本人侵，越南人民开展武装斗争。1945年举行八月革命，9月2日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法国对越南进行武装干涉，1945年至1954年越南人民开展了反对法国侵略者的民族解放战争。1954年日内瓦会议上达成关于在越南停止敌对行动的协定，以北纬17度线为界，越南北方归越南民主共和国管辖。并规定越南在1956年通过自由选举，实现统一。但是，1955年法国军队撤出后，美国乘机取代法国，用军事援助扶植亲美势力。在美国策划下，1955年10月26日，南越阮氏王朝的总理吴庭艳废黜保大皇帝，成立"越南共和国"，自任总统兼总理和国防部长。在美国支持下，吴庭艳政府破坏日内瓦协议，阻挠越南南北方统一，实行法西斯统治，残酷迫害前抗战人员和其他爱国人士。1960年底，越南南方人民被迫拿起武器反抗美吴集团的反动统治。1961年，美国派遣"特种部队"进入南越，次年成立"美国驻越南军事援助司令部"，加强对越南南方人民的镇压，并策划、准备袭击越南北方。1964年8月，美国寻找借口，公然轰炸越南北方。1965年3月，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南越北部的岘港登陆，准备随时北犯。美国飞机不断侵入中国云南、广西和海南岛上空，进行挑衅，企图把战火引向越南北方，再对中国实行威胁。对此，中国政府和人民开始了抗美援越的斗争。
2月9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重申侵犯越南就是侵犯中国，中国是1954年日内瓦协议签字国，中国和越南是唇齿相依的邻邦，中国人民是越南人民情同手足的兄弟。美国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侵犯，6亿5千万中国人民绝对不会置之不理。1965年9月29日，陈毅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指出，中国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战斗中，愿意作出一切必要的牺牲。我们对美帝国主义不存在任何幻想，为了反对美国侵略，我们一切都准备好了。如果美帝国主义打进中国大陆，我们将采取一切必要手段来打败它。
春以后，美国的约翰逊政府逐步扩大侵越战争。公然宣布把中国当作主要敌人，声称"存在着同中国发生战争的危险"，阴谋在亚洲发动一场更大规模、世界性的战争。对此，中国政府公布了对美的四项政策：（1）中国不会主动挑起对美国的战争。中国没有派兵去夏威夷，是美国侵占了中国领土台湾省。尽管这样，中国仍然努力通过谈判要求美国从台湾省和台湾海峡地区撤走它的一切武装力量，并且已经先后在日内瓦和华沙同美国就这个绝不能让步的原则问题谈了10多年。这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2）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那就是，如果亚洲、非洲或世界上任何国家遭到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是一定要给以支持和援助的。如果由于这种正义行动引起美国侵犯中国，我们将毫不犹豫地奋起抵抗，战斗到底。（3）中国是做了准备的。如果美国把战争强加于中国，不论它来多少人，用什么武器，包括核子武器在内，可以肯定地说，它将进得来，出不去。既然1400万越南南方人民对付得了二十几万美军，那么6.5亿中国人民也肯定对付得了1000万美军。美国侵略者不管来多少，必将被消灭在中国。（4）战争打起来，就没有界限。美国有些军事家想依靠海空优势轰炸中国，而不打地面战争。这是一厢情愿。战争既然以空战或海战开始，那么，战争如何继续进行，就由不得美国一方作主了。你能从空中来，难道我们不能从陆上去吗？因此，我们说，战争一旦打起来，就再没有什么界限。
对美国侵略行为进行严重警告的同时，中国人民开始了积极的备战工作，以应付可能爆发的侵略战争。1965年4月1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备战工作的指示。指示说，鉴于美军正在越南采取扩大侵略的步骤，直接侵犯越南民主共和国，严重地威胁我国的安全，因此中央认为，在目前形势下，应加强备战。指示号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在思想上和工作上准备应付最严重的局面，要发扬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尽一切可能支援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我军严阵以待，随时准备消灭来犯之敌。
中国政府和人民发扬国际主义精神，无私地支援了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1965年3月28日，中国外交部长陈毅复电越南民主共和国外交部长春水，表示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完全支持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谴责美帝国主义侵略，要求美国撤走一切军队，由越南人民自己解决问题的严正立场和正义要求，坚决支持3月22日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声明，中国人民将尽一切力量，给予英雄的南越人民必要的物质支援，包括武器和一切作战物资。并表示中国人民随时准备着，当南越人民需要的时候，派出自己的人员，同南越人民一道共同战斗。从1965年10月开始，应以胡志明为首的越南政府的要求，中国向越南派出了地空导弹、高炮、工程、铁道、扫雷、后勤保障等支援部队，到1968年3月止总计达32万余人，最高年份达17万余人。中国援越部队同越南军民一道，用鲜血和生命保卫越南北方的领空和交通运输线。其中防空部队共对空作战2500余次，击落敌机17.00多架，击伤敌机1600余架，俘虏美军飞行员42人。中国军队伤亡达5千余人。中国援越物资总价值达200亿美元。还为越南培训了军事、政治和技术人员6000余人。在中国和其他国家的支援下，越南人民艰苦奋斗，使美国侵略军陷入毫无胜利希望的困境，不得不在1968年11月宣布停止对北越的轰炸和炮击，准备进行结束战争的谈判。中国支援部队奉命于1970年7月，全部撤回。
批判《海瑞罢官》
11月10日，姚文元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
《海瑞罢官》是北京市副市长、明史专家吴晗于1960年末写成，1961年1月在北京上演的。该剧本的写作源出于毛泽东在1959年的讲话。是年初，毛泽东在上海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对不敢讲实话、真话的不良思想作风提出了批评，说："应提倡魏征精神和海瑞精神。"在4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在讲话中要求干部"要有坚持真理的勇气"，"要有像海瑞批评嘉靖皇帝的勇气"。他还讲要宣传海瑞的刚直不阿的精神，找几个历史学家研究一下。庐山会议前，吴晗就受胡乔木之约，撰写了有关海瑞的文章，先后发表了《海瑞骂皇帝》、《论海瑞》等文章。后来应京剧表演艺术家、北京京剧团团长马连良之约，写出剧本《海瑞》，后改为《海瑞罢官》。剧本于1961年1月在《北京文艺》上发表。全剧共9场，主要内容是通过1569年到1570年春，海瑞担任应天府（南京）巡抚期间敢于将曾任宰相的徐阶之子（强占民田、强抢民女，无恶不作的恶霸）处死，并通令缙绅等退田事迹，宣扬了海瑞刚直不阿，不畏强暴，敢于斗争的精神。由马连良演海瑞，裘盛荣演徐阶，李多奎演海瑞母亲。此剧演出后，受到了广大群众的欢迎和赞扬。毛泽东也很高兴，在家里接见了演海瑞的演员马连良。
但是别有用心的江青却认为此剧有"问题"，1962年，几次找中宣部、文化部领导，提出要批判《海瑞罢官》，但遭到拒绝。1964年上半年，江青插手京剧现代戏会演，声称"京剧革命是意识形态中的第一仗"，仍然寻找批判《海瑞罢官》的撰稿人，但未能如愿。1965年2月，在意识形态领域过火批判越来越激烈的情况下，江青到了上海，在柯庆施的支持下，与张春桥、姚文元密谋，由姚文元撰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从3月起，在除毛泽东外其他中央常委都毫不知悉的极其秘密的情况下进行写作。1965年8月底，定下初稿，经毛泽东批准，于11月10日在上海《文汇报》抛出署名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该文曾九易其稿，每一稿都由张春桥将它夹在《智取威虎山》的录音带内用飞机送到北京，保密了七八个月，并对周恩来封锁消息。
姚文元的文章分"《海瑞罢官》是怎样塑造海瑞的？"、"一个假海瑞"、"《海瑞罢官》宣扬了什么？"、"《海瑞罢官》要人们学习什么东西？"等几个部分。牵强附会地把《海瑞罢官》剧中"退田"、"平冤狱"的内容同1961年至1962年的现实政治联系起来，同所渭"单干风"、"翻案风"联系起来。煞有介事地说："大家知道，1961年，_r是我国因为连续三年自然灾害而遇到的暂时经济困难的时候，在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一再发动反华高潮的情况下，牛鬼蛇神们刮过一阵’单干风‘、’翻案风‘。他们鼓吹什么’单干‘的’优越性‘，要求恢复个体经济，要求’退田‘，就是要拆掉人民公社的台，恢复地主富农的罪恶统治。那些在旧社会中为劳动人民制造了无数冤狱的帝国主义和地富反坏右，他们失掉了制造冤狱的权利，他们觉得被打倒是’冤枉‘，大肆叫嚣什么’平冤狱‘。他们希望有那么一个代表他们利益的人物出来，同无产阶级对抗，为他们抱不平，为他们’翻案‘，使他们再上台执政。’退田"平冤狱‘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斗争的焦点"，"《海瑞罢官》就是这种阶级斗争一种形式的反映"，"是一株大毒草"。
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后，虽然X引起中央和各地报刊编辑部的重视，但对于这样突然抛出的一篇点名批判北京市副市长、著名史学家的文章多采取了观望态度。可是在文艺、学术各界却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不少人对姚文元文章的专横武断表示愤慨。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组长彭真，根本不了解毛泽东批准发表姚文的内情。北京市委调查了吴晗的政治历史，证明吴晗历史清白，认为吴晗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问题。《海瑞罢官》可以作为学术问题讨论。姚文发表10天内各报没有转载。江青向毛泽东进言：从各地的报上情况看，他们封锁姚文元的文章完全是有组织有步骤的阴谋。北京各报刊几乎都接到彭真的指令，不许转载姚的文章。11月20日，毛泽东指令上海立即出单行本，向全国征订；同时打电话给周恩来，要求各报转载姚文元文章。11月29日，《北京日报》转载了姚文元的义章，根据彭真28日的指示，写了按语，强调"有不同意见应当讨论"、"实事求是地分清是非"。1月30日，《人民日报》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并加了编者按。这个按语是经周恩来修改过的。按语说："我们希望通过这次辩论，能够进一步发展各种意见之间的相互争论和相互批评。我们的方针是：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反批评的自由；对于错误的意见，我们也采取说理的方法，实事求是，以理服人。"《人民日报》并将姚文元的文章放在第5版"学术讨论"专栏，以示作为学术问题讨论。
但是，这些努力已不可能阻止来势迅猛的政治大潮了。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同陈伯达、艾思奇、关锋谈话时说："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点了名，对戏剧界、历史界、哲学界震动很大，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这样，对《海瑞罢官》的批判更与现实政治联系在一起了。
12月27日，《北京日报》发表了吴晗《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吴晗在作自我批评的同时，申辩了他写作《海瑞罢官》与"单干风"、"翻案风"无关，提出自己写该剧是在1961年之前。已经同江青、张春桥勾结起来的戚本禹于1966年1月15日写出了《（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一文，对吴晗进行了更加恶毒的攻击。戚本禹在文章中对吴晗的申辩进行了全面批判。他们说"吴晗排出来的’时间表‘恰好说明了他狂热的海瑞宣传同阶级斗争形势的内在联系。他的《海瑞骂皇帝》，实质上是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进攻捶鼓助威"。他把吴晗于1959年6月庐山会议前写的《海瑞骂皇帝》一文与所谓的"右倾机会主义"联系起来了。同时，戚本禹还从最根本的是"罢官"这一角度对吴晗的《海瑞罢官》进行了批判，他说"在吴晗写成剧本的时候，是一些什么人被人民’罢‘了’官‘呢？正是那一撮以’刚直不阿‘、’为民请命‘形式，以反党、反社会主义为实质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这是对吴晗批判的进一步升级。
面对气势汹汹的大批判，作为1964年成立的文化革命小组组长的彭真于1966年2月3日，主持召开了"五人小组"扩大会议，指出：经查明，吴晗同彭德怀没有关系，因此，不要提庐山会议。他还提出：为了"放"，不要谈《海瑞罢官》的政治问题，学术批判也不要过头，要慎重。会议拟定了《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后来被称为《二月提纲》）。《二月提纲》将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及由此开展的关于道德继承，"清官"、"让步政策"、历史人物评价及历史研究的观点、方法等讨论，定为"学术批判"性质，认为这是"在学术领域中清除资产阶级和其他反动或错误思想的斗争"，"应当足够地估计到这场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提纲》规定采取"放"的方针，同时强调指出："学术争论问题是很复杂的，有些事短时间内不容易完全弄清楚。""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要提倡’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要有破有立（没有立，就不可能达到真正、彻底的破）。"对于吴晗这样的人，"报刊上的讨论不要局限于政治问题，要把涉及到各种学术理论问题，充分地展开讨论。如果最后还有不同意见，应当容许保留，以后继续讨论"。这个提纲，经过在北京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意后，彭真等人到武汉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在听取汇报时说，左派整风3年以后再说，他对提纲没有表示不同意见。因此，《二月提纲》于2月12日由中共中央转发全党。但是3月底，毛泽东连续找康生、江青、张春桥等谈话，严厉指责《二月提纲》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是错误的。同时也对中宣部和北京市委、文化革命小组进行指责。4月，彭真被停止工作。
5月8日，《解放军报》以显著地位刊载了署名为高炬的《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的文章，点名批判了邓拓的《燕山夜话》以及用吴南星（即吴晗、邓拓、廖沫沙）署名的《三家村札记》，公然地给邓、吴、廖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同时，《光明日报》以显著地位发表了署名为何明的《擦亮眼睛，辨别真假》的文章，点名批判北京市委的一报一刊即《前线》和《北京日报》对"三家村"和《燕山夜话》搞"假批判、真掩护、假斗争、真包庇"。5月10日，姚文元在上海《解放日报》发表《评"三家村"》，诬蔑《前线》、《北京日报》、《北京晚报》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工具"，"充当了反动阶级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进攻的喉舌"。戚本禹则在1966年第17期《红旗》杂志上抛出《评（前线）（北京晚报）的资产阶级立场》，把矛头直指北京市委。由江青、陈伯达插手，进一步批判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攻击这个《提纲》是模糊了这场大斗争的目的是对吴晗及其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中央和中央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都有这样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批判。
对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批判，是以文艺为突破口，以"三面红旗"和1961年以来中央领导层在许多重大问题上的意见分歧为主要内容，针对北京市委和中央第一线领导人，作为全局性的问题而提出来的，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崇武海战
11月14日凌晨，国民党大型猎潜舰"永泰"号和护航炮舰"永昌"号两艘两栖舰艇，在给盘踞在福建省南口群岛南部乌丘屿上的国民党残部运送军需给养后，窜人我崇武渔场海域，袭扰渔民。"永昌"号护航炮舰（舰号61），原系美国"可钦"级舰队扫雷舰，舰号AM287，1944年下水，1948年交给台湾当局，改为护航炮舰，舰的标准排水量650吨，全载量为945吨。舰上装备有76.2毫米高平两角炮两门，40毫米炮4门，20毫米炮6门。"永泰"号大型猎潜舰（舰号62），原系美国护航驱逐潜舰，舰号PCE867，1942年下水，1946年交给台湾当局，改为大型猎潜舰。其舰标准排水量为640吨，全载量为903吨，舰上装备有76.2毫米高平两用炮2门，40毫米炮4门，20毫米炮6门。
担负护渔任务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舰艇部队在得知消息后，当即以三艘"江南"级护航驱逐舰和5艘"上海"级炮舰组成战斗队伍，自泉州湾星夜出击，全速驶向渔场。指挥员魏桓武曾经率领舰艇击沉过美制蒋舰"沱江"号和炮舰"六三"号，此时，他指挥舰队全速接近敌舰。在离蒋舰只有几百米的时候，向蒋舰发出了警告信号。但蒋舰不顾我方连续发出的严重警告，反而向我舰艇开炮。魏桓武下令还击，顿时一片火海。蒋舰见势不妙，转舵外逃。但被我舰队紧紧咬住，猛烈轰击，"永昌"号很快沉人海底。"永泰"号亦遭受重创，在夜间战斗机的掩护下出逃，我舰艇大获全胜，胜利返航。
崇武海战，是继8月6日击沉美制蒋舰"剑门"号、"章江"号以后，在海上作战的又一次重大胜利；是对台湾国民党当局配合美帝国主义扩大侵越战争，不断对我东南沿海进行袭扰破坏活动的沉重打击和有力惩罚，也是对美帝国主义疯狂扩大侵越战争和加紧向我国挑衅的严重警告。为此，全国人民无不欢欣鼓舞。当得知胜利消息后，《人民日报》于当天在头版头条发布新闻。26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副总理罗瑞卿等，在上海接见了海战有功部队的代表，表示亲切慰问，勉励他们总结经验，戒骄戒躁，保持高度的革命警惕，随时打击胆敢来犯的敌人。
批判翦伯赞
12月，《红旗》杂志发表戚本禹的文章《为革命而研究历史》，批判翦伯赞的史学观点。
翦伯赞，中国现代史学家，当时为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副校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1961年以来，翦伯赞先后发表《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和《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等文章，提出历史研究既要重视阶级观点，又要注意历史主义等正确观点。主张从历史实际出发，在研究大量史料的基础上，得出合乎规律的马克思主义结论，反对片面"以论带史"和狭隘地理解历史要为政治服务的提法。他认为，这些年"史学革命"的后果"总起来说，片面性、抽象性、简单化、绝对化、现代化，这是几年教学和研究中突出的缺点"。总的来看，翦伯赞的意见是中肯的，但戚本禹却无中生有地认为，这是对于用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研究历史抱有反感，是对于批判帝王将相不满，是对于称赞农民起义不满。从而，戚本禹蛮横地说翦伯赞是"以’超阶级‘、’纯客观‘的态度去研究历史的主张，本身就是一种具有强烈的资产阶级阶级性的客观主义理论"，不过是"用来掩饰自己历史研究中资产阶级阶级性的一种幌子"。
3月，《红旗》杂志又发表了戚本禹等3人的文章《翦伯赞同志的历史观点应当批判》，3月25日《人民日报》亦予转载。文章把翦伯赞关于"历史主义地对待农民战争"，肯定修长城、治黄河、开运河的历史作用，"当地主阶级反对奴隶主阶级时候它是一个革命阶级"，"统治阶级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会作出一定让步"的观点，说成是错误的，并给扣上"资产阶级史学代表人物"的帽子，说他的文章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纲领"。其他报刊也指名对翦伯赞进行批判。
戚本禹等人使用断章取义、强词夺理、歪曲捏造和恶毒中伤等卑。劣手法，给翦伯赞强加了6条罪状：（1）用"资产阶级的历史主义来歪曲历史唯物主义，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相对抗"。（2）"歪曲和污蔑农民革命"。（3）"美化歌颂帝王将相"。（4）鼓吹"统治阶级的’让步政策‘推动了历史的发展"。（5）主张"史料即史学"，反对"以论带史"。（6）主张"为历史而历史"，反对"古为今用"（即历史研究为当前政治服务）。
6月1日和3日，陈伯达控制的《人民日报》先后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夺取资产阶级霸占的史学阵地》，给翦伯赞强加了"史学界里的’保皇党"‘、"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漏网大右派"、"反共老手"、"蒋介石的走卒"等罪名，从此他长期遭受肉体上和精神上的折磨和迫害，直到1968年12月18日和夫人戴淑婉一同含冤去世。
调整国民经济任务的完成
开始的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经过全党和全国人民5年的共同奋斗，至1965年底已胜利地完成。国民经济和各项事业的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
.工农业生产超过或接近历史最高水平，农轻重关系在新的基础上实现了平衡发展。从1963年到1965年，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5.7％，其中农业产值年增长率为11.1％，工业产值年增长率为17.9％，超过"一五"计划时期的增长速度。1965年工业主要产品的产量为：钢1223万吨，生铁1077万吨，原油1131万吨，原煤2.32亿吨，发电量676亿度。主要工业品种，5年中增加了3万多种，质量普遍提高。1965年农业主要产品的产量为：粮食3891亿斤、棉花4195万担，其它如烤烟、甜菜、甘蔗、麻等经济作物也大幅度增产。农轻重比例关系，1965年同调整前的1960年相比，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由21.8％提高到37.3％，轻工业由26.1％提高到32.3％，重工业则由52％下降到30.4％，基本恢复正常。
.积累和消费比例关系也基本恢复正常，人民生活有所改善。
积累率由最低点1962年的10.4％回升到1965年的27.1％的合理水平，改变了1958年到1960年积累率高达40％上下的畸形状况。国民收入达到1387亿元，比调整中最少的1962年增长51％。全国居民消费水平，1965年达到125元，比1960年增长22元，其中农民达到100元，增长32元，职工达到237元，增长20元。粮、棉、油、猪肉等主要消费品的供应也已恢复或接近1957年的水平。但是由于全国人口已由1957年的6.4653亿增加到1965年的7.2538亿，净增7885万人，因此，平均每人占有量或消费量，有的达到了1957年的水平，有的没有达到。3.市场供应显著改善，物价稳定，财政收支恢复平衡，还清了外债，对外贸易有了新的发展。
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达670.3亿元，比1962年增加66.3亿元，比1957年增加196亿元。高价商品改为平价，集市贸易价格在许多地方已接近国家牌价。1962年至1965年的财政收支连续4年平衡还略有结余。货币流通量恢复正常。还清了欠苏联债款（主要是抗美援朝时的军火债款）14.06亿新卢布，还拿出远远大于还债款数的资金0和物资进行对外援助。外汇收支也已平衡。4.文化、教育、卫生、体育事业有了新的发展，科学技术工作取得了比较突出的成果。全国大、中、小学的在校学生人数大幅度增加，教育质量明显提高。医院床位显著增加，医疗技术水平提高很快，尤其在显微外科、烧伤治疗、断肢再植等方面成果突出。体育事业发展很快，在重大国际体育比赛中屡次获胜。科技工作突飞猛进，资源勘探、矿藏开采、原子能、宇航、电子技术和基础科学理论研究方面都取得显著成就。尤其是在1964年和1965年连续两次成功地进行了核爆炸试验，集中地体现了我国科学技术达到的新水平。
总之，经过5年的调整、恢复和发展，我国国民经济取得了巨大成就，并为探索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积累了重要经验。了1958年到1960年积累率高达40％上下的畸形状况。国民收入达到1387亿元，比调整中最少的1962年增长51％。全国居民消费水平，1965年达到125元，比1960年增长22元，其中农民达到100元，增长32元，职工达到237元，增长20元。粮、棉、油、猪肉等主要消费品的供应也已恢复或接近1957年的水平。但是由于全国人口已由1957年的6.4653亿增加到1965年的7.2538亿，净增7885万人，因此，平均每人占有量或消费量，有的达到了1957年的水平，有的没有达到。3.市场供应显著改善，物价稳定，财政收支恢复平衡，还清了外债，对外贸易有了新的发展。
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达670.3亿元，比1962年增加66.3亿元，比1957年增加196亿元。高价商品改为平价，集市贸易价格在许多地方已接近国家牌价。1962年至1965年的财政收支连续4年平衡还略有结余。货币流通量恢复正常。还清了欠苏联债款（主要是抗美援朝时的军火债款）14.06亿新卢布，还拿出远远大于还债款数的资金和物资进行对外援助。外汇收支也已平衡。4.文化、教育、卫生、体育事业有了新的发展，科学技术工作取得了比较突出的成果。全国大、中、小学的在校学生人数大幅度增加，教育质量明显提高。医院床位显著增加，医疗技术水平提高很快，尤其在显微外科、烧伤治疗、断肢再植等方面成果突出。体育事业发展很快，在重大国际体育比赛中屡次获胜。科技工作突飞猛进，资源勘探、矿藏开采、原子能、宇航、电子技术和基础科学理论研究方面都取得显著成就。尤其是在1964年和1965年连续两次成功地进行了核爆炸试验，集中地体现了我国科学技术达到的新水平。
总之，经过5年的调整、恢复和发展，我国国民经济取得了巨大成就，并为探索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积累了重要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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