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以彭真为首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举行扩大会议，讨论批判《海瑞罢官》的问题，通过了《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旨在恢复和发展正常的学术讨论。中央将《提纲》批发全党。3月28日至30日，毛泽东在杭州3次同江青、康生等人谈话，严厉指责《二月提纲》是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是错误的。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五一六通知》，决定撤销并彻底批判《二月提纲》且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即后来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五一六通知》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为"文化大革命"规定了理论、路线和方针政策。会议还毫无根据地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强行捏合为要"搞政变的反党集团"。国内政治形势出现动乱局面，"红卫兵"组织应运而生。
月1日至12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这是一个充满"左"倾错误的文件，是《五一六通知》的具体化和进一步发展，是"文化大革命"的具体行动纲领。
"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后，为了进一步扫除其阻力，毛泽东提出了"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口号，林彪国庆讲话和《红旗》杂志题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的社论，成为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起总进攻的动员令。10月5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批转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此后，全国掀起了"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浪潮，无政府主义泛滥，各项工作难以进行。
1966年拉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帷幕，由此，中国历史进人十年内乱时期。
全国掀起学习焦裕禄的热潮
1966年2—3月间，全国范围内兴起了广大党员、干部向优秀党员、人民的好干部焦裕禄学习活动的高潮。
冬天，正是豫东兰考县遭受内涝、风沙、盐碱三害最严重的时刻。这一年，春天风沙打毁了20万亩麦子，秋天淹坏了30多万亩庄稼，盐碱地上有lO万亩禾苗碱死，全县的粮食产量下降到了历年的最低水平。
就是在这样的时刻，党派焦裕禄来到了兰考。
焦裕禄，1922年8月22日出生于山东省博山县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童年时曾读过几年书，后来因生活困难，被迫离开学校。18岁时开始到黑山煤矿当小工，受到资本家的残酷剥削和压榨。也是在这一年，因天灾人祸，焦裕禄的父亲焦方田被贫困潦倒的生活所逼，悬梁自尽。次年，焦裕禄被日本侵略者无辜抓去坐牢，在狱中遭到了残无人道的折磨。3个月后，被送到抚顺大山坑煤窑当"劳工"。非人的待遇，使他忍无可忍，终于在次年春冒着生命危险逃脱虎口。此后，他为逃避日本侵略者的迫害，为养家糊口，携妻抱子逃荒到江苏给地主当长工。在那里遭到地主胡泰荣的残酷折磨。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焦裕禄怀着无比高兴的心情，返回家乡。在家乡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兵队伍。1946年春，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开始投入了伟大的解放战争。1947年秋，在部队随军南下到河南。历任副区长、区长、中共区委副书记、河南省尉氏县团县委副书记，洛阳矿山机器厂副科长、车间主任。1962年6月，调任中共尉氏县县委书记处书记。同年12月，又被调到兰考县任县委书记。
在他上任的第二天，他就到灾情最重的公社和大队里去了。他到贫下中农的草屋里，到饲养棚里，到田边地头去了解灾情。转了一圈回到县委，他向大家说："兰考是个大有作为的地方，问题是要干，要革命。兰考是个灾区，穷，困难多，但灾区有个好处，它能锻炼人民的革命意志，培养人民的革命品格。革命者要在困难面前逞英雄。"焦裕禄为了改变兰考的面貌，第一项工作就是抓人的思想的革命化，首先抓领导干部的思想革命化，特别是领导核心的革命化。他一到兰考就清楚地看到，"眼前关键在于县委领导核心的思想改变。没有抗灾的干部，就没有抗灾的群众"。他认为"除’三害‘首先要除思想上的病害；特别是要对县委的干部进行抗灾的思想教育"。然后，他通过阶级的、历史的、思想的教育，使兰考县委领导核心，在严重的自然灾害面前站起来，打掉了在自然灾害面前束手无策、无所作为的懦夫思想，从上到下坚定了自力更生消灭"三害"的决心，并制订了在三五年内改变兰考面貌的蓝图。这个蓝图经过县委讨论通过后，报告了中共开封地委，焦裕禄在报告上，又着重加了几句："我们对兰考的一草一木都有深厚的感情。面对着当前严重的自然灾害，我们有革命的胆略，坚决领导全县人民，苦战三五年，改变兰考的面貌。不达目的，我们死不瞑目。"焦裕禄深深地懂得：理想和规划并不等于现实，这涝、沙、碱三害，自古以来害了兰考人民多少年！他下决心要把兰考县1800平方公里土地上的自然情况摸透，亲自去掂量兰考"三害"的份量。根据这一想法，县委先后抽调了120名干部、老农和技术员，组成一支三结合的"三害"调查队，在全县展开了大规模的追洪水、查风口、探流沙的调查研究工作。那时候，焦裕禄正患着慢性的肝病，许多同志担心他在大风大雨中奔波，会加剧病情的发展，劝他不要参加，但他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同志们的劝告，他说："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他亲自冒着风雨雪沙作调查，掌握第一手资料。他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在全县149个大队中，跑遍了120多个。正是由于这样艰苦的全面的调查研究，使他能够提出改变兰考面貌的切合实际的规划。
焦裕禄同志善于运用"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在斗争中不断总结经验。他把群众中革命的东西，集中起来，总结为4句话："韩村的精神，秦寨的决心，赵垛楼的干劲，双杨树的道路。"他号召全县人民学习这4个榜样，并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我们应该把群众中可贵的东西，集中起来，再坚持下去，号召全县社队向他们学习。"这更加激发了群众的革命豪情，鼓舞了群众的革命斗志，有力地推动了全县抗灾斗争的发展。从此，兰考人民的生活中多了两样东西，这就是县委和县团委发出的"奋发图强的嘉奖令"和"革命硬骨头队"的命名书。
焦裕禄同志曾经说过："当群众最困难的时候，共产党员就要出现在群众面前。"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当风沙最大的时候，他带头去查风口，探流沙；当大雨瓢浇的时候，他带头去看洪水的流势；当风雪铺天盖地而来的时候；他率领干部访贫问苦，为贫下中农送救济粮款。他以身作则，始终保持着劳动人民的本色。他常说："县委书记要善于当’班长‘，要把县委这个’班‘带好，必须使这’一班人‘思想齐、动作齐。"年春天，正当党领导着兰考人民同涝、沙、碱斗争胜利前进的时候，焦裕禄的肝病也越来越重了。焦裕禄到地委开会，地委负责同志劝他住院治疗，他说："春天要安排一年的工作，离不开！"地委给他请来一位有名的中医诊断，开了药方，因为药费很贵，他不肯买。他说："灾区群众生活很困难，花这么多钱买药，我能吃得下吗？"县委的同志背着他买了三剂，让他服了，但他执意不肯再服第四剂。但无情的疾病最终吞噬了他的生命。1964年5月14日，焦裕禄同志不幸逝世了，那年，他才42岁。他曾说："我死后只有一个要求，要求组织上把我埋在沙滩上，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他把整个身心都献给了兰考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兰考人民继承焦裕禄的遗志，努力奋斗，到1965年基本完成了他生前制订的改造自然灾害的蓝图，经受住了当年发生的严重干旱、风沙、暴风袭击，全县没有一个大队受灾。
焦裕禄同志逝世后，1964年秋，中共河南省委表扬了他的革命精神，号召全省广大干部和党员学习焦裕禄同志忠心耿耿为人民服务的高尚品质。
2月7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发表了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对焦裕禄同志的事迹作了详细的报道。并在同版上发表了题为《向毛泽东同志的好学生——焦裕禄同志学习》的社论。社论高度评价了焦裕禄同志的事迹。指出焦裕禄同志表现出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贵品德，不愧为毛泽东同志所说的"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焦裕禄同志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他为全国各地的县委书记和各行各业的领导干部树立了光辉的典范。
月7日的通讯和社论发表后，在全国范围内很快兴起了一个向焦裕禄同志学习的热潮。
月8日，中共河南省委号召全省的党员干部，都要以焦裕禄为榜样，"学习他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精神；学习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世界观；学习他为革命为人民的高贵品质；学习他大无畏的革命气概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学习他群众路线的作风和革命的工作方法"。中共辽宁省委也通知全省公社以上干部，学习焦裕禄"完全彻底地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以及他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深人调查研究的作风"。
月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发出通知，指出"焦裕禄是全军学习的榜样"。同日，中共北京市委、河北、安徽、云南省委也号召全体党员干部学习焦裕禄。
到2月16日，全国各省自治区党委、总政、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国务院有关部委先后发出通知，号召全体党员、干部向焦裕禄同志学习。与此同时，全国涌现出许多焦裕禄式的先进人物。于是，一场空前的全体党员、干部向焦裕禄同志学习的活动在全国迅速形成高潮。从1966年2月初到4月末，《人民日报》等主要报刊用较大篇幅介绍、宣传焦裕禄同志的事迹和全国各地学习焦裕禄同志活动的情况，推动了这一活动的开展和深入。
十年内乱期间，虽然向焦裕禄同志学习的活动受到各种干扰和阻挠，时断时续，但焦裕禄同志的活动事迹却永远铭刻在人民心中，催人奋进。直到今天，学习焦裕禄同志的活动远未终止。
12月，中共河南省委向全省党员干部发出了向焦裕禄学习的决定，要求从省委到各级党委的负责同志都要确定联系点，恢复蹲点指导工作的好作风。1990年5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领导干部要学焦裕禄》的社论，社论指出领导干部学焦裕禄，首先要学习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学习他密切联系群众，艰苦奋斗的精神。5月13日，在纪念焦裕禄逝世26周年之际，陈云、宋任穷两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分别为之题词。陈云的题词是："向人民的好干部焦裕禄同志学习。"宋任穷的题词是："学习焦裕禄同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5月14日，又有26位县委书记、县长倡议向焦裕禄同志学习，并愿做实践焦裕禄精神的带头人。
焦裕禄同志的先进事迹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永远是广大干部、党员学习的典范。
《二月提纲》风波
姚文元长达万言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发表，点名批判了北京市副市长、明史专家吴晗，违反了中央关于点名批判要经过中央批准的规定。这时主持中央和北京市委日常工作的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对此采取了慎重态度，没有指示全国报刊马上转载，因此，在10多天内，北京各报刊均未予转载。身在上海的毛泽东对此不满，要求上海将此文印成小册子向全国发行。上海新华书店急电全国各地的新华书店征求订数，北京市新华书店奉市委之命不表态，由此更使毛泽东认为北京市委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11月下旬，彭真回北京了解到文章发表的背景后，便指示《人民日报》、《北京日报》转载此文，但在编者按语中又强调"有不同意见应该展开讨论"，"实事求是地分清是非"等。此后，一方面，上海的张春桥、江青等则联络人写文章加强政治批判；另一方面，《北京日报》、《前线》于12月中发表了邓拓署名向阳生的文章《从（海瑞罢官）谈到"道德继承论"》，方求的文章《（海瑞罢官）代表一种什么社会思潮》，是从学术问题的角度进行批判的。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同陈伯达等人谈话时说：姚文元的文章点了名，震动很大，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到1966年初，这种批判发展到史学界、文艺界和哲学界，全国各地的各种报刊上充塞着对吴晗和其他学术界人士的批判文章。
面对这种局面，彭真认为：现在，只有用中共中央的名义来制止或者把当前这种擅自点名批判的作法引导到理论或学术批判的轨道上来。于是，到1966年2月3日，彭真主持召开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会议（这个小组是1964年7月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成立的，组长彭真，副组长陆定一，组员康生、周扬、吴冷西）研究、‘讨论了姚文元文章发表后的新形势及其应采取的措施。根据会上的讨论意见，由中宣部副部长许立群、姚溱等人整理写成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简称《二月提纲》）。2月5日，提纲送交中央政治局在京常委讨论获得通过。2月8日，彭真、陆定一、吴冷西和康生等到武汉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没有发表不同意见。2月12日，提纲由中共中央批转全国，作为批判运动的一个指导性文件。
《二月提纲》的内容为6个部分。（1）目前学术批判的形势和性质。提纲认为："对吴晗同志的《海瑞罢官》的批判，以及由此展开的讨论，已使思想界活跃起来了，盖子揭开了，成绩很大。""这场大辩论的性质，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资产阶级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一场大斗争，是我国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并且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后，在学术领域中清除资产阶级和其他反动或错误思想的斗争，是兴无灭资的斗争，即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中的一个组成部分。"（2）方针。提纲主张："根据毛泽东同志1957年3月在党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所讲的’放‘的方针，也就是让各种不同意见（包括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东西）都充分地放出来，在针锋相对的矛盾斗争中，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对反动或错误的思想加以分析批判，真正地驳倒和摧毁他们。""学术争论问题是很复杂的，有些事短时问内不容易完全弄清楚。""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要提倡：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要有破有立（没有立，就不可能达到真正、彻底的破）。""我们在斗争中，要认真地、刻苦地学习毛泽东思想和进行学术研究，掌握大量资料，进行科学分析，把学术向前推进。就是说，我们不仅要在政治上压倒对方，而且要在学术和业务的水准上真正大大地超过和压倒对方。""要准许和欢迎犯错误的人和学术观点反动的人自己改正错误。对他们要采取严肃和与人为善的态度。""报刊上公开点名作重点批判要慎重，有的人要经过有关领导机构批准。"（3）队伍。提纲提出："要依靠坚定的革命左派，团结一切革命的知识分子，孤立极少数顽固不化、坚持不改的人。""我们要边打边建，由少到多，逐步形成一支不但在政治上、而且在学术上超过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革命的、战斗的、又红又专的队伍。"（4）左派要相互帮助。提纲主张："要形成大批的左派学术工作者的’互助组‘、’合作社‘，提倡在分头研究的基础上，经过集体讨论，用适当的方式互相批评和互相帮助，反对自以为是。要警惕左派学术工作者走上资产阶级专家、学阀的道路。"（5）准备工作。提纲说："争论的问题，现在就要着手准备，到一定时期，在报刊上再发表一些质量较高的文章。"（6）五人小组设立学术批判的办公室，加强领导。"办公室由许立群、胡绳、吴冷西、姚溱、王力、范若愚等同志组成。"
这个提纲试图对已经搞得过火的政治批判加以约束，把它置于党的领导之下和学术讨论范围之内。但是，这种愿望是与毛泽东要发动一场"文化大革命"的想法完全背道而驰的，因此，很快就成为被批判的目标。1966年3月30日，在上海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指责《二月提纲》是错误的，指责中宣部不支持"左"派，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在北京举行扩大会议，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决定撤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和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通知》说"所谓’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是根本错误的，是违反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路线的，是违反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的指导方针的"。"所谓’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实际上只是彭真同志一个人的汇报提纲，是彭真同志背着’五人小组‘成员康生同志和其他同志，按照自己的意见制造出来的。对待这样一个关系到社会主义革命全局重大问题的文件，彭真同志根本没有在’五人小组‘内讨论过，商量过，没有向任何地方党委征求过意见，没有说明要作为中央正式文件提请中央审查，更没有征得中央主席毛泽东同志的同意，采取了极不正当的手段，武断专横，滥用职权，盗窃中央名义，匆匆忙忙发到全党。"这些指责是不符合事实的。彭真虽然参加了这次会议，却竟然没有据实申辨的可能，这表明党内政治生活已极不正常。这些指责已把彭真罗织到"阴谋反党集团"之中。
《五一六通知》给《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罗列了10条主要错误，并逐条进行了批判；并且对其作了定性结论，要求各级党委立即停止执行《提纲》和投身"文化大革命"。《通知》说："这个提纲是反对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反对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文化革命路线，打击无产阶级左派，包庇资产阶级右派，为资产阶级复辟作舆论准备。""各级党委要立即停止执行《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全党必须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化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通知》特别强调："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的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这样，批判和夺权就不再限于文化领域，进一步扩大到党、政府和军队的各个方面，而且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中央一些主要领导人。
河北邢台地区发生强烈地震
3月8日早晨5时29分2秒，河北省邢台地区发生强烈地震。这次地震的震级为6.8级，震中烈度为9度左右。这是解放后第一次在人口稠密地区发生的强震。这次地震波及到30个公社、350个生产大队，造成8000多人死亡，近40000人伤残，倒塌房屋500多间，使560多万人受灾。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十分关心灾区群众，迅速指导了救灾工作。
当天，周恩来总理在国务院会议厅召开了紧急会议，商定抗震救灾工作部署，并将紧急会议商定事项，以特急件报送刘少奇、邓小平、陈云等同志。这份特急件的主要内容包括：由国家科委和中国科学院为主，会同有关部门组织科研力量，立即到地震现场进行探测、观察和研究，进一步判定地震范围、性质和方向；组成中央慰问团前往震区慰问、视察；有关部门组织医疗、物资供应以及工程人员等随同前往，协助当地进行救灾工作。
月9日，周恩来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报送了书面材料，详细汇报这次震情、灾情及抗震救灾工作安排。下午即到达石家庄，当晚赶到灾情最严重的隆尧县。他不顾疲劳，立即研究抗震救灾工作，指出要成立党政军联合指挥部，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安置好灾民生活。3月10日他走进自家寨，在群众大会上勉励大家要"发奋图强、自力更生、发展生产、重建家园"。这4句话16个字后来成为抗震救灾的方针。
同时，中央派出以中共中央委员、内务部部长曾山为首的慰问团到达灾区，转达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关怀，当地广大群众和干部受到了极大的鼓舞。慰问团于3月lO日分成五路，到达河北省邢台地区地震中心地带，向灾区人民进行亲切慰问。每到一处，都召开了群众会或干部座谈会，了解灾情，指导人民战胜灾害。中央慰问团还会见了参加救灾的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医疗人员、干部、工人和学生的代表，对他们的工作表示满意，并勉励他们继续发扬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同灾区人民一起克服困难，争取救灾工作的完全胜利。
地震发生后，附近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立即奉命赶赴灾区。人民解放军还调拨了各种物资和交通工具供灾区使用。
中共河北省委和河北省人民委员会也派出了大批干部到达灾区，加强对基层工作的领导。
天津、北京以及灾区附近城市大批医务人员，在地震发生后迅速赶赴受灾地区。
在中共中央、国务院的统一领导和部署下，中共北京市委和市人民委员会立即组织人员和运送物资支援灾区人民，并派市委常委、副市长崔月犁和卫生局副局长阎毅等带领医疗队，代表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和北京市人民随中央慰问团前往灾区慰问和支援抗灾。
月22日，邢台地区再次发生6.7级和7.2级地震。周恩来总理考虑到京津地区的安全问题，在23日听取震情汇报时，向地震科学工作者提出："要为保卫大城市、大水库、电力枢纽和铁路干线做出贡献。"4月1日，他第二次赴邢台震区，先后在宁晋县耿庄桥和东旺公社群众大会上讲话，指导抗震救灾工作。随后又去看望邢台地震考察队，到他们的帐篷里看了仪器，鼓励他们加强观测研究，探索地震规律。由于党和政府的热情关怀和各方面的大力支援，受灾地区群众团结奋斗，互助互救，短时间内，救灾工作取得了迅速进展。群众的生活得到安排。
从邢台地区返京后，周恩来总理于4月7日、9日两次约见地震科研人员，商讨地震预报问题，反复强调地震预报的重要性。地震科学工作者按照周恩来的指示，把邢台地震现场作为科学研究的实验场，相继开展了测震、地形变、地倾斜、地应力、地电、地磁、重力、地下水及动物习性等方面的观测实验工作，积累了很有价值的资料，发现了不少与地震有关的现象。在5月份的邢台地震科学研讨会上，周总理接见了会议代表，勉励大家要把地震科学研究工作继续下去，使地震科研工作放出异彩。
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总理在河北邢台发生地震后，始终予以高度重视，并由此关心地震预报工作，为中国地震科学研究工作的进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出笼
早在1965年11月，江青向罗瑞卿提出由她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的要求，想借助军队来发动一场政治批判运动，但被拒绝了。这时她想到了林彪。1966年1月21日，她专程从上海到苏州与林彪密商，正如她后来所说的，是借"无产阶级专政的尊神""攻那些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林彪深感自己需要利用江青的特殊身份，以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于是，他们便以"文艺革命"为幌子进行政治交易。第二天，林彪就指令总政治部派人到上海参加座谈会。并对参加座谈会的部队同志指示："江青同志昨天到苏州来，和我谈了话。她对文艺工作方面在政治上很强，在艺术上也是内行，她有很多宝贵的意见，你们要很好重视，并且要把江青同志的意见在思想上、组织上认真落实。今后部队关于文艺方面的文件，要送给她看，有什么消息，随时可以同她联系，使她了解部队文艺工作情况，征求她的意见，使部队文艺工作能够有所改进。部队文艺工作，无论在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都不能满足现状，都要更加提高。"这样，就在中共中央研究和拟定《二月提纲》的同时，江青与林彪相互勾结，搞出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月2日，江青就在上海，以受林彪委托的名义同总政治部派来的4人召开了所谓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会上按江青的设计"先看作品，再阅读一些有关的文件和材料，然后交谈"。整个座谈会从2日到20日，在近20天中，他们阅读了毛丰席的两篇来发表的著作和有关材料。名日座谈，实际是由江青一个人谈她的一套"左"的文艺观点和对文艺形势的估量。座谈会期间，他们看了30余部影片、3场戏。在这个会上，江青系统地抛出了她蓄谋已久的"文艺黑线专政"论。
会后，由参加会议的成员整理了一份纪要，约3000字。江青看了不满意，并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指示让当时既不在军队、又没有参加座谈会的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两次重新整理、修改，定稿为《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字数增至一万多，内容有很大的增删改写，使江青的观点得到更充分的发挥，并有吹捧江青和革命样板戏等内容。
《纪要》首先对整个文艺界的形势作了极为严重的错误估计，全盘否定了建国17年来文艺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抛出所谓"文艺黑线专政"论。江青认为文艺界在建国以来，基本上没有执行毛泽东的文艺路线，一直被一条与毛泽东思想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30年代文艺的结合"。其次，《纪要》又全盘否定30年代以来党在国统区领导的有巨大影响的进步文艺运动。胡说："当时的左翼文艺工作者，绝大多数还是’资产阶级民族民主主义者‘。"第三，在这一系列错误论断的基础上指出："我们一定要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所以，这是一场艰巨、复杂、长期的斗争，要经过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努力。这是关系到我国革命前途的大事，也是关系到世界革命前途的大事。"《纪要》还提出要创立样板戏，重新组织文艺队伍的任务。
这个《纪要》，是1963年和1964年毛泽东《关于文学艺术的批示》"左"倾错误的继续发展。毛泽东从2月下旬到3月下旬，3次对《纪要》作了修改和重要补充。他在3月中旬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指出："现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掌握实权。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他们就越抵抗，就越暴露出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提出要对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进行切实的批判。3月19日，经毛泽东同意，江青给林彪写了一封信，附上《纪要》，要求林彪审批。林彪于3月22日给中央军委常委写了一封信，吹捧"江青是我们党内女同志中少有的杰出代表。她做过许多贡献，不为人们所知，这次’文化大革命‘，她的才华就显露出来了"。并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文件，用毛泽东思想回答了社会主义时期文化革命的许多重大问题，不仅有极大的现实意义，而且有深远的历史意义"。这个《纪要》的炮制，标志着林彪和江青勾结起来，利用"文化大革命"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开始。3月30日，中央军委将《纪要》和林彪的信报送中共中央。由于这个文件是毛泽东修改和同意的，中共中央表示"完全同意"。4月10日，中共中央批转了这个《纪要》，并作为中央文件转发到全党，要求认真讨论研究贯彻和执行。此后，林彪、江青互相勾结，把《纪要》作为他们在文艺界大搞法西斯专政，打击迫害革命同志的合法理论依据。"文艺黑线专政论"的出笼，不仅整个否定了文化艺术界的成就，而且搅乱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助长了"怀疑一切"的思潮，特别是军队和地方的不少单位，在贯彻《纪要》中错误地揪斗或批判了一大批文艺工作者，从而造成了大量冤假错案。《纪要》的发表，实际上否定了《二月提纲》，为发动"文化大革命"做了重要的舆论准备。
这个《纪要》虽然是江青直接炮制的，但也反映了毛泽东对文化领域阶级斗争形势过分严重的估计和发动一场"文化大革命"的决心。
3月2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向中共中央呈报了《关于建议撤销1966年2月（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请示》。5月30日，中央同意总政治部的请示，决定撤销这个《纪要》，对受《纪要》影响而被错误批判处理的人员和文艺作品，实事求是地予以平反。
"文化大革命"
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指出："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文化大革命"从1966年5月开始到1976年lO月结束，共分为三段。
（1）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到1969年4月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同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这两次会议相继通过了《五一六通知》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对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和对所谓"刘少奇、邓小平司令部"进行了错误的斗争，对党中央领导机构进行了错误的改组，成立了所谓"中央文革小组"并让它掌握了中央的很大部分权力。毛泽东的左倾错误的个人领导实际上取代了党中央的集体领导，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被鼓吹到了狂热的程度。林彪、江青、康生、张春桥等人主要利用所谓"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乘机煽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1967年2月前后，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政治局和军委的领导同志，在不同的会议上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作法提出了强烈的批评，但被诬为"二月逆流"而受到压制和打击。朱德、陈云也受到错误的批判。各部门各地方的党政领导机构几乎都被夺权或改组。派人民解放军实行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在当时的混乱情况下对稳定局势起了积极的作用，但也带来了一些消极后果。1969年召开党的九大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合法化，加强了林彪、江青、康生等人在党中央的地位。
（2）从党的九大到1973年8月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1970年至1971年间发生了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事件。这是"文化大革命"推翻党的一系列基本原则的结果，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失败。毛泽东、周恩来机智地粉碎了这次叛变。周恩来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使各方面的工作有了转机。1972年，在批林过程中，周恩来正确地提出要批极左思潮的意见，但毛泽东却错误地认为当时的任务是反对"极右"。1973年召开党的十大继续了九大的左倾错误，并且使王洪文当上了党中央副主席，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势力得到进一步加强。
（3）从党的十大到1976年10月。1974年初，江青、王洪文等提出开展所谓"批林批孔"运动，把矛头指向周恩来。毛泽东发现江青等人借机进行篡权活动以后，对他们作了严厉批评，宣布他们是"四人帮"，指出江青有当党中央主席和操纵"组阁"的野心。1975年，周恩来病重，邓小平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着手对许多方面的工行进行整顿，使形势有了明显好转。但是毛泽东不能容忍邓小平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又发动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全国再度陷人混乱。1976年1月周恩来逝世。他的逝世引起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无限悲痛。同年4月间，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这个运动实质上是拥护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它为后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群众基础。当时，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对天安门事件的性质作出了错误的判断，并且错误地撤销了邓小平的党内外一切职务。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江青反革命集团加紧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同年10月上旬，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持续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各族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是一场灾难深重的内乱。
在思想上，建国以来17年中大量正确的方针政策和成就被否定，很多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和社会主义原则被当作修正主义或资本主义的东西受到批判，而很多错误的东西则被当成了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是非被混淆了。
在组织上，党的组织和国家政权受到极大削弱。广大党员被长时间停止过组织生活，从基层党支部到县委、省委在长达数年里基本上处于瘫痪状态；公检法机关被砸烂了，各级政权机关被夺了权，社会秩序非常混乱。
在经济上，国民经济遭到极大破坏。10年间国民收入损失约5000亿元。国民经济的主要比例关系严重失调，重工业由1966年的32.7％上升到1976年的38.9％，农业同期却由35.9％下降为30.4％，轻工业同期由31.4％下降为30.7％。人民生活水平有所下降。
在文化上，科学文化教育事业遭到严重摧残，大批科学文化界的专家学者被扣上"反动学术权威"等莫须有的罪名，许多人被迫害致死。在"文化大革命"中成长起来的一代青少年的学业被荒芜了，我国与发达国家的科技水平差距进一步拉大。
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负有主要责任。但是，毛泽东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他在犯严重错误的时候，还多次要求全党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还始终认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的，这是他的悲剧所在。他虽然在全局上一直坚持"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但也制止和纠正过一些具体错误，保护过一些党的领导干部和党外著名人士，使一些负责干部重新回到重要的领导岗位。他领导了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他对"四人帮"也进行过严厉的批评，不让他们篡夺最高领导权的野心得逞，这为后来我们党顺利地粉碎"四人帮"起了重要作用。他晚年仍然警觉地注意维护国家的安全，顶住了社会帝国主义的压力，执行正确的对外政策，坚决支援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并且提出了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党没有被摧毁并且还能维持统一，国务院和人民解放军还能进行许多必要的工作，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仍然保存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还在进行，我们的国家仍然保持统一并且在国际上发挥重要影响。这些都同毛泽东的巨大作用分不开。
毛泽东所犯错误的原因，主要是他对国内国际形势作了违反实际的估计，他在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发展得越来越严重。他的个人专断作风逐步损害了党的民主集中制。他经常注意要克服我们党内和国家生活中存在的缺点，但他在晚年对许多问题不仅没能加以正确分析，而且在"文化大革命"中混淆了是非和敌我。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是利用毛泽东的错误，背着他进行了大量祸国殃民的罪恶活动，其性质是属于反革命罪行，其目的是为了篡党夺权。因此，毛泽东的错误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罪行性质不同，决不能加以混淆。
党和人民在"文化大革命"中同左倾错误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从同江青等人进行尖锐斗争的老一辈革命家，到坚持真理的普通共产党员张志新，我们党的广大干部和党员，无论是曾被错误打倒的，或者是一直坚持工作的，绝大多数都是忠于党和人民的，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的信念是坚定的。遭到打击和折磨的知识分子、劳动模范、爱国民主人士、爱国华侨以及各民族各阶层的干部和群众，绝大多数都没有动摇热爱祖国和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立场。正是由于广大党员、工人、农民、解放军指战员、知识分子、知识青年和干部坚守岗位，坚持生产和工作，才使"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这期间，我国国民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仍然取得了进展。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工业交通、基本建没和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氢弹试验和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标志着我国尖端科学发展的新成就。这期间，在局势动乱的情况下，人民解放军仍然英勇地保卫着祖国的安全。在对外关系上，联合国恢复了我国的合法席位，实现了中日建交、中美关系正常化，打开了外交关系的新局面。这一切成就的取得决不是开展"文化大革命"带来的；相反，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会取得更大的成就。在"文化大革命"中，尽管受到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破坏，但是最后还是战胜了他们。中国共产党、人民政权、人民军队和我国社会主义的性质都没有改变。
"文化大革命"是以"革命"的名义进行的，采取了似乎非常"革命"的手段，但实际上，它不是也不可能是一场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
首先，十年"文化大革命"是大革文化命。按照马列主义所讲的本来含义上的文化革命，通常是指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发展教育、科学和文化事业，提高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在落后的国家，还有一个扫除文盲的问题。在我国，50年代末期，也曾提出过进行文化革命的问题，并成为党的八大二次会议的一个内容。刘少奇在1958年召开的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的报告中，明确提出为了适应技术革命的需要，必须同时进行文化革命。当时确定的文化革命的内容，主要是发展社会主义的文化、教育事业，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和健康水平，建设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队伍，改变我国教育、科学、文化的落后状态。这种观点同马列主义关于文化革命的思想是一致的。但是，"文化大革命"虽然冠以"文化"二字，而且也是从思想文化领域开始的，但它使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被严重破坏，学生停课"闹革命"，教育质量严重下降，许多科学研究被迫停止，其结果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成长的一代青少年的学业荒芜了，一大批学有所成的专家、学者被打倒或被迫害致死，我国的科学技术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因此，"文化大革命"是对文化、教育、科学事业的一场大破坏。
第二，"文化大革命"不是真正的政治革命。"文化大革命"被说成"是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这种说法是违背我国历史事实的。事实上，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劳动人民已经成为国家的主人，政权已经牢牢地掌握在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手中。在1956年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虽然还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但是革命的内容和方法已同过去根本不同。对于党和国家肌体中确实存在的某些阴暗面，虽然需要作出恰当的估计并运用符合宪法、法律和党章的正确措施加以解决，但决不应该采取"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方法。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进行所谓的"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既没有经济基础，也没有政治基础。它必然提不出任何建设性的纲领，而只能造成严重的混乱、破坏和倒退。第三，"文化大革命"也不是一场思想大革命，它给人们带来了空前的思想混乱。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一度被誉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号称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三个光辉的里程碑"，实际上这个理论是完全错误的。修正主义作为"文化大革命"的头号敌人，没有人给它一个确切的界定，包括毛泽东在内，也没有讲清楚什么是修正主义。"文化大革命"中批判修正主义，甚至认为在中央出现了修正主义，这是毫无根据的。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出发点，是想通过天下大乱而达到天下大治。事与愿违，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没有任何的积极意义。它留给人们的教训是深刻的：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必须正确地认识基本国情，正确分析社会的阶级关系和社会主要矛盾，认清执政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取得的成就充分证明：必须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认真贯彻执行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
五月政治局扩大会议根据1966年4月杭州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部署和毛泽东的会前安排，5月4日至26日，在北京中南海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和有关方面负责人共76人。会议由刘少奇主持，康生负责向毛泽东请示汇报。
首先，会议以"座谈"的形式安排了康生、张春桥和陈伯达的讲话。康生的讲话传达了毛泽东1962年9月以来，特别是1965年11月以来关于批判彭真和陆定一，要解散中央宣传部和北京市委、提出开展"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指示，介绍了要在这次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的起草经过，并以谈认识、体会的口吻对彭真、罗瑞卿、杨尚昆等人进行"揭发批判"。张春桥的讲话从中共八届十中全会讲起，一直讲到1966年，重点就1965年11月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章发表以后的事态攻击彭真和北京市委。陈伯达的讲话则着重揭露彭真历史上的"问题"，用"新帐旧帐一起算"的办法来"揭发批判"彭真。
会议的第二项活动是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五一六通知》经过毛泽东7次修改，许多文字出自毛泽东亲笔，同时也得到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通过，因而集中体现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关于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决心和论点。这个《通知》从形式上看，是对《二月提纲》的全面批判，实际上是系统地表达了从1957年以来逐步形成的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的错误理论；确定了"左"的方针、政策；是后来被称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第一次比较全面完整的论证。因此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其主要内容有：（1）《五一六通知》指出，决定撤销1966年2月12日批转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2）《五一六通知》给《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罗列了十大罪状，认为"这个提纲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用资产阶级世界观来看待当前学术批判的形势和性质，根本颠倒了敌我关系"。《提纲》"用混乱的、自相矛盾的、虚伪的词句，模糊了当前文化思想战线上的尖锐的阶级斗争"，"这个提纲违背了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这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论点"等，并且认为提纲是企图打着"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这个旗帜作为幌子，"开辟一条同毛泽东思想相反的道路，即现代修正主义的道路，也就是资产阶级复辟的道路"。（3）《五一六通知》极度夸大敌情，不仅对国内、党内政治形势作出了根本不符合实际的判断，而且提出了一系列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通知》提出了"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的错误命题，错误地批判"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这个马克思主义观点，特别是断言："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因此，提出要进行全局性的夺权斗争，"要清除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这种"左"倾观点和"左"的方针政策，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依据。
会议的第三项活动是林彪的大会讲话（即"五一八讲话"）。讲话的内容可归纳为三个方面：（1）讲政变。讲话引证古今中外各种政变的事例，说明"世界政变成风"，紧接着指出政变的现实危险，诬陷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要搞反革命政变。（2）讲复辟。讲话指出："我们取得政权已经16年了，我们的无产阶级的政权会不会被颠覆，被篡夺？不注意，就会丧失。""要注意资本主义复辟这个重要问题。"由此提出了"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念念不忘突出政治，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四个念念不忘"的口号。（3）讲毛泽东是天才。讲话说，"毛泽东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的言论、文章和革命实践都表现出他的伟大的无产阶级天才"，"毛主席是天才"，"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会议的第四项活动是彭真、陆定一等人作检查。彭真的检查讲了大约5分钟，检查中他说到"至于搞政变，颠覆中央、里通外国等罪恶活动，我连做梦也没有想到。至于我同罗瑞卿、同陆定一有没有反党的联系，请中央审查"。对此，康生、林彪等以势压人，无中生有，恶语伤人，在小组会上进行了尖刻的批判。康生针对彭真的检查说："《五一六通知》说：’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这段话是毛主席特别加的，是最要害的，是通知的主要内容，林总昨天特别发挥了主席这个思想，你怎么回答？你尖锐地同党、同主席、同林总对立。"林彪质问陆定一，"你跟你老婆勾结在一起，用写匿名信的办法，长期诬陷叶群同志和我的全家，目的是什么？讲清楚。"最后竟脱口而出："我恨不得一枪毙了你！"会议的第五项活动是通过《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决定》内容如下："（1）停止彭真同志、陆定一伺志、罗瑞卿同志的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停止杨尚昆同志的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的职务，以后提请中央全会追认和决定。（2）撤销彭真同志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的职务；撤销陆定一同志的中央宣传部部长的职务。（3）调陶铸同志担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并兼任中央宣传部部长；调叶剑英同志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并兼任中央军委秘书长。他们的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以后提请中央全会追认和决定。（4）李雪峰同志兼北京市第一书记。（5）上述决定，地方通知到县委以上，军队通知到团级以上。"随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的通过，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陆定一同志和杨尚昆同志错误问题的说明》，并由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成立审查委员会，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进行专案审查。
从《五一六通知》的发出至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文化大革命"作为群众性的政治运动在全国迅速展开了。
毛泽东发表《五七指示》
5月7日，毛泽东在审阅林彪转送的中央军委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后，给林彪写了一封信，这封信通称《五七指示》。
毛泽东在信中讲到："只要在没有发生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即使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很可能也成为一个这样的大学校，除打仗以外，还可做各种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八年中，各个抗日根据地，我们不是这样做了吗？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教四清运动。四清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但要调配适当，要有主有从，农、工、民三项，一个部队只能兼一项或两项，不能同时都兼起来。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把人民的军队办成革命的大学校，这是毛泽东一贯的思想。我们过去是这样做的。现在，毛泽东根据新的情况，又对解放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毛泽东还号召全国人民，把我们的工厂、农村、学校、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也都要像解放军那样，办成革命化的大学校。
毛泽东指出："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的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至于军队，已经这样做了几十年，不过现在更要有所发展罢了。"月15日，中共中央向全党转发了《五·七指示》，并且予以高度评价，认为："毛泽东同志给林彪同志的信，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文献。""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划时代的新发展"。8月1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分别发表了《全国都应该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三十九周年》和《把我军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纪念我军建军三十九周年》的社论。社论摘要公布了《五七指示》，并对它加以阐发。社论认为："毛泽东同志这个光辉的思想，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毛泽东同志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种经验、研究了十月革命以来国际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各种经验，特别是吸取了苏联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教训，创造性地对如何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保证向共产主义过渡这些问题，作了科学的答案。""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亦农亦工，亦文亦武的革命化大学校的思想，就是我们的纲领。"按照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去做，就可以大大提高我国人民的无产阶级意识，促进人们的思想革命化；就可以促进逐步缩小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这样，全国就都是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都是共产主义的大学校。"这样，《五七指示》迅速传遍了全国，而且使各行各业办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的口号风行全国，各地表示都要走《五七指示》所指出的"五七道路"。
毛泽东在《五七指示》中提出的社会构想，是有深远的思想基础的，至少可以追溯到1958年。早在1958年8月，毛泽东在各协作区主任会议上就曾提出取消工资制、恢复供给制，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和吃饭不要钱等口号。后来又提出："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工业）、农（农业）、商（交换）、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装）组成为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为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并按照这一思想指导，全国实现了人民公社化运动，并把它作为社会的基本单位和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桥梁。这确实表明了毛泽东想早一点实现共产主义的真诚愿望。但《五七指示》的执行以及1958年的"大跃进"的失误，证明了毛泽东这种真诚的愿望离开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偏离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幻想不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和商品经济，不极大地发展科学文化，就能到达理想境界，在当时现实的社会中根本无法实现。很明显，《五七指示》所反映的理想社会，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建立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上具有浓厚平均主义色彩的小生产的理想王国，也可以说是空想的社会主义。《五七指示》是毛泽东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中的一个失误。
"三家村"冤案
从《海瑞罢官》被批判开始，很快就株连到同吴晗一起写"三家村札记"的中共北京市委书记邓拓和中共北京市委统战部长廖沫沙，然后又株连到刊登"三家村札记"的中共北京市委刊物《前线》和《北京日报》，矛头所向，直指北京市委。
3月，邓拓应邀为《北京晚报》定期写知识性的杂文，从此以马南邨的笔名开设《燕山夜话》的专栏，到1962年9月底，共发表文章150余篇。从1961年10月起，《前线》杂志开辟了《三家村札记》的杂文专栏，由吴晗、邓拓、廖沫沙，以"吴（即吴晗）南（南即马南邨即邓拓）星（繁星即廖沫沙）"笔名轮流撰文，先后发表了50余篇杂文。这些杂文，多数是歌颂党和人民革命事业以及社会主义的新风尚；也有就各种社会问题有感而发，或褒或贬，旁征博引，议论横生；还有知识小品、历史考证、地方掌故等；也有些是针对当时"左"倾错误和不良作风，浮夸风、共产风，说大话、假话、空话等的讽刺和批判，如《一个鸡蛋的家当》、《王道和霸道》、《伟大的空话》、《专治"健忘症"》等即属此类。它有相当的思想性、知识性和趣味性，因而，深受读者欢迎。为此，《燕山夜话》曾出版了合集。
马南屯15的《燕山夜话》出版后，姚文元曾一度很羡慕，并致函北京出版社的负责人，称赞它是"一朵北方难得的思想之花"，他希望出版一本他的杂文集。
但吴晗的《海瑞罢官》被政治批判之后，形势急剧逆转。由于彭真抵制姚文元文章的转载，邓拓化名向阳生写文章想把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引向"道德继承论问题"。彭真主持制定的"二月提纲"也是要将批判限制在学术的性质范围内，被张春桥、江青等人向毛泽东告了状，因而引起毛泽东的愤怒，决心"揭开北京市委的盖子"，批判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批判彭真和中宣部。1966年3月28日至30日，毛泽东先后两次找康生谈话，说《二月提纲》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是错误的，指责彭真、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包庇坏人，压制左派，如果是再包庇坏人，不准革命，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并说，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殿，解放小鬼14月1日，张春桥便将他们炮制好了的一份《对（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汇报提纲）的意见》端了出来。4月2日、5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光明日报》分别发表了戚本禹、关锋等人写的批判所谓"要害"的文章。4月9日至1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北京召开会议，彭真在会上遭到批判，会议并起草了一个撤销、批判《二日提纲》的通知。4月16日，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说，这场斗争是触及灵魂的斗争，吴晗问题之所以严重，是因为彭真朝里有人，中央有，各省市有，军队也有。这场斗争涉及面是广泛的，不仅批判吴晗、翦伯赞，各个学校、各个地方都要批判几个代表人物。会议决定撤销《二月提纲》和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
因为毛泽东3月中旬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批评了"三家村"，《北京日报》被迫批判"三家村"，4月16日在《关于（三家村）和（燕山夜话）的批判》大标题之下，用三个版的篇幅，发表了一批材料和《前线》、《北京日报》的编者按。这批材料有吴晗、廖沫沙、邓拓过去发表过的几篇文章和《（燕山夜话）究竟宣扬了什么》一文，编者按说："本刊本报过去发表了这些文章，又没有及时的批判，这是错误的。其原因是我们没有实行政治挂帅，头脑中有着资产阶级、封建阶级思想的影响，以致在这一场严重的斗争中丧失立场或者丧失警惕"，"放松了文化学术战线上的阶级斗争"。在《（燕山夜话）究竟宣扬了什么》一文中，对《燕山夜话》的主要批判是："歪曲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主张让资产阶级思想泛滥"；"全面美化封建制度"，"借封建古人之尸，还资产阶级之魂"，"宣扬剥削阶级没落的人生哲学"；"以古讽今"、"旁敲侧击"，从而上了阶级斗争的纲。编者按很不实事求是，把正确说成错误，却被认为是"假批判，真包庇"。
在5月4日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问题的同时，5月4日《解放军报》发表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社论。5月8日，《解放军报》又在显著位置发表江青写作班子署名高炬的《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一文，《光明日报》发表了何明（即关锋）的《擦亮眼睛，辨别真伪》的文章，对《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发起攻击。同时，上述两报联合刊载了《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的"材料摘编"，并加了断章取义、无限上纲以及具有极大煽动性的说明。因为毛泽东曾说过："何明的文章，我早就看过，还不错，所以何明在文章中质问《前线》和《北京日报》，’你们究竟是无产阶级的阵地还是资产阶级的阵地？你们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还是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你们究竟要走到哪里去？"‘月10日，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同时发表姚文元的署名文章：《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姚文元在该文中，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一反原来对《燕山夜话》的羡慕之情，板起面孔，诬蔑邓拓"同’三家村‘的伙计们一起，把《前线》、《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当作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工具，猖狂地执行了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倾机会主义即修正主义的路线，充当了反动阶级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进攻的喉舌"，"放出了许多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他牵强附会，无限上纲，给邓拓等加上莫须有的罪名。说什么"邓拓、吴晗、廖沫沙这个时期所写的大批向党进攻的文章，并不是各不相干的单干，而是从’三家村‘的合伙公司里抛出来的，有指挥、有计划、异常鲜明地互相配合着。吴晗是一位急先锋，廖沫沙紧紧跟上，而三将之中真正的’主将‘，即’三家村‘黑店的掌柜和总管则是邓拓"。而邓拓等三人的"政治目的"是："大力推行资产阶级反动的学术路线，为资本主义复辟组织力量"；"大力推行资产阶级的反动的教育路线，为资本主义复辟准备精神条件"；"坚持反动的地主资产阶级道德，以图从社会关系上恢复剥削阶级统治"。"集中到一点"就是"全面地、彻头彻尾地实现资本主义复辟"。姚文元的文章，还提出了挖"根子"的问题。他说"人们不禁要问：’三家村‘这样猖狂，竞能连续达4年之久，其原因是什么？"这个提问，是把斗争矛头指向了彭真和北京市委，因而他宣称，只有挖掉"三家村"的"最深的根子"，"才能够连根拔掉这株大毒草"，才能彻底肃清"三家村"的流毒。
姚文元的文章出笼以后，全国各地报刊起而效尤，纷纷抛出批判"三家村"的文章，全国许多地方也开始批本地区的所谓"三家村"、"四家店"，从而使不少人遭到迫害。邓拓于5月18日含冤而死。吴晗夫妇在残酷的打击迫害下，于1969年10月11日离开人世。廖沫沙长期受到监禁关押，受尽摧残。
粉碎"四人帮"后，中共中央进行了拨乱反正。1979年2月21日，新华社报道所谓"三家村反党集团"是一个大冤案。同年8月3日，《人民日报》报道，经中共中央批准，北京市委正式决定，为所谓"三家村反党集团"冤案彻底平反。
"彭罗陆杨事件"
5月4日至26日，为了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在北京举行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和有关负责人共76人。会议由刘少奇主持，按照毛泽东4月在杭州主持召开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部署进行。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进行到5月23日，通过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其中决定："（1）停止彭真同志、陆定一同志、罗瑞卿同志的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停止杨尚昆同志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的职务，以后提请中央全会追认和决定。（2）撤销彭真同志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的职务；撤销陆定一同志的中央宣传部部长的职务……"24日，政治局常委决定成立审查委员会，对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进行专案审查。由此而产生了彭罗陆杨"反党集团"之说。其实，彭、罗、陆、杨的所谓"反党罪行"是根本不存在的，所谓"反党集团"的罪名更是强加在他们头上的。
先谈彭真的问题。彭真原为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市市长。从其身兼数要职不难看出党中央对他的信任和倚重，问题在于他为维护党的利益而保护吴晗，主持起草了《二月提纲》。那么为什么吴晗需要保护呢？原来是他在1959年6月，即庐山会议之前，为响应毛泽东的宣传海瑞精神的号召，已写了《海瑞骂皇帝》的文章在《人民日报》发表。1960年他又应北京京剧演员马连良之约，写了《海瑞罢官》的剧本。《海瑞罢官》上演后，毛泽东高兴地在家中观看了马连良演出的这个戏的片段，并称赞说：戏好，本子也写得好。但是到1962年，长期称病而又不甘寂寞的江青向毛泽东提出《海瑞罢官》有问题，要批判，但是没有被毛泽东接受。她去找中宣部和文化部的4位正副部长，提出可批此剧，也被拒绝。两年后即1964年，康生去见毛泽东，面陈要批《海》剧，他说："主席在八届十中全会上讲过，现在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我想到当时演的一出戏，是不是也是这个问题……就是’海瑞罢官"‘、"这出戏跟1959年庐山会议有关系，这不是偶然的巧合，是有意的配合。这出戏的内容，从始至终都贯穿着一个思想，就是替彭德怀呜冤叫屈。"这时，由于毛泽东对国内国际形势的错误判断越来越严重，所以听了康生的话后他开始改变了态度。几天后，江青又火上加油，她对毛泽东说："吴晗算不了什么，是别人拿他当枪使，真正的危险人物，是隐藏在幕后操纵他的人"，"吴晗是北京市的副市长，而北京市的’太上皇‘是彭真……"在毛泽东主持下，江青又专程去上海找到张春桥，再由张春桥物色姚文元写成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此文在《文汇报》发表后，由于是背着中央政治局大多数人和有关部门秘密写好的，所以彭真等不了解背景，没有指示全国报刊马上转载，因此出现了除华东几家报纸转载外，而其他地方报纸在10多天内均未转载的情况。11月下旬，彭真由外地返京，着手处理转载问题。这时他虽从上海回来的罗瑞卿那里了解到一些内幕情况，但在听取《红旗》杂志的汇报后，仍指示：中央报刊是否发表批判吴晗的文章，还要再考虑一下。他指示北京市委书记处开会讨论转载问题；并说："吴晗性质不属于敌我矛盾，对姚文元文章错误的地方也要批判。"而且彭真又于1966年2月3日主持召开了五人小组扩大会议，会上彭真发言时说："吴晗的问题是学术问题。与彭德怀没有关系"，因此不要提庐山会议，他还提出："学术批判不要过头，要慎重"等等。根据会议讨论意见拟定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简称《二月提纲》）。《提纲》的指导思想是针对当时的斗争焦点，反对将学术问题搞成政治问题。2月8日，彭真、陆定一与康生等去武汉亲自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没有表示不同意见。2月12日，这个汇报提纲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批发全党。但不久，毛泽东就否定和批判了《二月提纲》。3月30日，在一次会议上，毛泽东指责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是错误的，指责中宣部不支持"左派"，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
毛泽东的表态，使形势急转直下。4月中旬，中共中央书记处在北京开会。会议决定：第一，起草一个撤销并彻底批判《二月提纲》的通知（即后来的"五一六通知"）；第二，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即后来的中央文革小组），4月下旬，彭真被停止工作。5月4日至26日，召开了由刘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康生、张春桥等罗列了彭真的罪状：从北京各报不转载姚文；姚文印成小册子后，北京新华书店不表态一直到揭露彭真历史上的"问题"，以及搞修正主义，甚至要搞反革命政变等等。会上彭真作了检讨，但同时也讲"至于搞政变、颠覆中央、里通外国等罪恶活动，我连做梦也没有想到。至于我同罗瑞卿、同陆定一有没有反党的联系，请中央审查"。
这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后，林彪、江青一伙又强加给彭真以"彭真、刘仁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二月兵变"、"畅观楼事件"等莫须有的罪名，未能得逞。此后转入审查彭真1929年被捕中的一些问题。1975年5月21日，中央专案审查小组作出结论，定彭真为"叛徒"反党分子（中央没有审批）。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经中组部复查、中央于1979年2月17日发出通知认为：彭真1929年6月在顺直省委工作时，由于叛徒出卖在天津被捕，被捕后政治上是坚定的；在工作中成绩是主要的。中央决定：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强加给彭真的种种罪名和一切诬蔑不实之辞，均应予以推倒，并决定恢复彭真党的组织生活，分配工作。关于罗瑞卿的问题，他与彭真几乎是同时被批判的。他的主要罪状有两条：一是"极端仇视毛泽东思想"，反对"突出政治"；二是有野心，要夺林彪的权。
罗瑞卿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军委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他是在庐山会议后，由林彪向中共中央提名，以公安部长调任总参谋长的。起初，林、罗工作上相处尚可，但从1961年起就有些矛盾。1964年后，林彪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对罗瑞卿十分不满，甚至恨之入骨。
对于1964年的军事训练，林彪说："军事训练搞得太突出，时间占得太多，军政工作比例有些失调，冲击了政治。"罗瑞卿说："是建国以来最好的一年"，"气可鼓不可泄，就是不要泼冷水"。
对于军事训练和政治的关系，林彪说："军事训练不能冲击政治，相反政治可以冲击其他"，"政治冲垮了，一切都垮了，军事训练也垮了"。罗瑞卿说："红与专是辩证的关系"，"政治好了，也要把其他工作搞好"，"政治工作要保证完成训练和各项任务"，"否则，天天讲突出政治，业务工作总是搞不好，提不高，那就是毛主席所说的空头政治家"。这就被诬为反对"突出政治"。
至于林彪提出的"最高最活"，罗瑞卿说："不能这样讲，最高，难道还有次高吗？最活，难道还有次活吗？最高最活，不好理解。"至于林彪提出的"顶峰"，罗瑞卿说："这不符合毛泽东思想，难道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不再发展了？"这就被诬为"极端仇视毛泽东思想"。
林彪、罗瑞卿在上述一系列问题上的对立，使林彪感到要想篡夺军权，必须排除掉罗瑞卿。于是由叶群造谣，说他于1965年2月14日、15日指使原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向叶群提出四条意见，核心是让她劝林彪"再不要多管军队的事情"，"一切交给罗瑞卿去管"。林彪、叶群还指使吴法宪于同年12月25日，用给林彪写信的手法，诬陷罗瑞卿有"篡夺军权的野心"，致使罗瑞卿遭到残酷批斗。
毛泽东听信了林彪、叶群的诬告。1965年12月，毛泽东在上海主持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根据吴法宪等人的诬陷材料，罗瑞卿被停止了领导职务，隔离审查。罗瑞卿于1973年底，初步获得人身自由。1980年5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为罗瑞卿平反的文件，宣布撤销1966年5月16日《中央批转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错误问题的报告》，受株连的同志也予以平反、恢复名誉。
陆定一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宣传部长。1966年3月底，毛泽东指责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那么作为部长的陆定一自然就是"阎"，其厄运也就注定了。后来又加给他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骂成是"实用主义"、"庸俗化"、"简单化"，‘又说他在文化大革命问题上的立场和观点"同彭真完全一致"等罪名。造成他被打倒的直接原因是所谓"攻击和辱骂"林彪和叶群。其实，真正的原因是陆定一的夫人严慰冰出于义愤，曾多次写匿名信揭发叶群的不正当男女关系问题，写的主要是生活问题。林彪抓住此事硬说陆定一是幕后指使人，并把这同所谓"搞政变"硬扯到一块，必欲除之而后快。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林彪在会上发表有名的《五一八讲话》，他以古今中外的大量事例，说明"世界政变成风"，证明毛泽东正确。他说："最近有很多鬼事、鬼现象，要引起注意。""可能发生反革命政变，要杀人，要篡夺政权，要搞资产阶级复辟，要把社会主义这一套搞掉……""他们现在就想杀人，用种种手法杀人，陆定一就是一个，陆定一的老婆就是一个……"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后，经中央批准，对陆定一进行隔离审查。1968年5月23日陆定一被逮捕入狱。1975年10月9日，中央专案组向中央报送了《关于陆定一问题的审查报告》，认定陆为"阶级异己分子"、"反党分子"、"内奸嫌疑"，建议清除出党。据此，中共中央于1975年12月11日发出《关于陆定一问题的决议》。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组部遵照中央指示进行复查，证明陆定一是"文化大革命"中遗留的一桩重大错案。1979年6月8日，中共中央宣布为陆定一平反，并决定撤销1975年中央《关于陆定一问题的决议》。
杨尚昆当时是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他根据中央的规定，在一定场合为毛泽东的重要讲话安排录音，以便存档，但被诬陷为对毛泽东搞"窃听"和"秘密录音"，另一条罪名是泄露党的大量机密文件和档案。林彪、康生、江青等人还诬陷杨尚昆领导的中央办公厅是"黑窝子"、"烂摊子"，由此被立案审查者达数百人之多。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办公厅写了复查报告，经中央书记处批准给予彻底平反。1980年10月23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通知：撤销1966年5月24日中央文件对杨尚昆的错误指责及1978年11月22日中央专案组对杨尚昆的错误结论；撤销1967年12月13日中央文件对中央办公厅和杨尚昆的指责。复查报告指出："杨尚昆同志原在中央机要室的录音工作而从来没有搞过阴谋活动。"所谓抄录档案问题，是由于编写党史、军史、战史的需要而对档案资料的正常利用，不存在什么"泄密"问题，完全是强加的罪名。因上述问题受株连的同志，有关党委已宣布平反，恢复名誉。
彭罗陆杨四人的"问题"，内容上并无关系，组织上更没联系，四人被拉在一起受诬陷的根本原因在于他们都不同程度地抵制了"左"的错误，或对林彪一伙作了一定的斗争，被视为"文化大革命"的直接障碍。打倒彭、罗、陆、杨，实际上是为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扫清障碍；这也为林彪、康生、江青等人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创造了条件。
聂元梓的大字报和北京市委的改组
5月25日，在中央文革和康生的亲自授意下，由康生妻子曹轶欧出面，策动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宋一秀、夏剑豸、杨克明、高云鹏、李醒尘、赵正义等7人写了题为《宋硕、陆平、彭骊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张贴在北京大学。这张大字报矛头直指北京大学党委和北京市委，后来，被毛泽东称为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
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的出现是以《五一六通知》为背景，受康生等人利用，以及聂元梓等人一贯的思想倾向和个人品格等因素决定的。聂元梓，1921年生，河南滑县人。1938年在延安加入中国共产党，同曹轶欧相识。1946年派往黑龙江省，任齐齐哈尔市第一区区委书记，不久调任哈尔滨市委宣传部理论处处长。1963年进入北京大学，翌年任哲学系党总支书记。1965年，北京大学在校党委书记陆平等领导下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其问，伤害了一些人。聂元梓和哲学系的一些人遂与陆平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冲突。作为北京大学上级党委的北京市委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彭真等多次亲临现场，表示了对陆平的坚决支持，聂元梓等人受到一定程度的压制。这样，就使聂元梓等人同陆平的关系更加紧张，并产生了对北京市委的怨恨，寄希望有机会发泄和表现。
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召开和《五一六通知》的通过，使得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利用聂元梓和陆平这种紧张关系，制定了"从北大点火，往上搞"的行动方针，并派出了以曹轶欧为首的中央理论小组调查组等到北京大学。
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
这张大字报批评中共北京市委大学工作部副部长宋硕、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陆平、党委副书记彭骊云等人破坏"文化大革命"，诬陷北京大学党委和北京市委搞修正主义。其中写道："现在全国人民正以对党对毛主席的无限热爱，对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无限愤怒的高昂革命精神掀起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为彻底打垮反动黑帮的进攻，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而斗争，可是北大却按兵不动，冷冷清清，死气沉沉，广大师生的强烈革命要求被压制下来，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他们指责"陆平和彭骊云完全用同一腔调布置北大的运动，他们说’我校文化革命形势很好……‘’现在急切需要领导，引导运动向正确的方向发展‘，’积极加强领导才能引向正常的发展‘，’北大不宜贴大字报‘，……这是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文化革命路线吗？不是，绝对不是！这是十足的反对党中央、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修正主义路线。""你们为什么这样害怕大字报？"最后号召："一切革命的知识分子，是战斗的时候了！让我们团结起来，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团结在党中央和毛主席周围，打破修正主义的种种控制和一切阴谋诡计，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这张大字报贴出后，立刻受到北京大学广大师生员工的强烈反对，半天之内就贴出上千张大字报进行驳斥。当晚，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到北大讲话，第二天，周恩来派张彦到北京大学，批评了聂元梓的作法搞乱了中央的部署，违反了中央规定的内外有别的原则。
未能达到打开缺口目的的康生把刊有这份大字报的《文化革命简报》背着在北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等领导人直接转送给了正在杭州视察的毛泽东。毛泽东于6月1日，在这份《文化革命简报》上批示："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当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广播了大字报全文。6月2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以《北京大学七同志一张大字报揭穿一个大阴谋》为通栏标题，以《"三家村"黑帮分子宋硕、陆平、彭佩云负隅顽抗妄想坚守反动堡垒》为副标题，刊登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全文。同时，还配发了关锋、王力、曹轶欧等起草的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这篇评论员文章诬蔑北京大学"是’三家村‘黑帮的一个重要据点，是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诬蔑北京大学的党组织"不是真共产党，而是假共产党，是修正主义的’党"‘，"是反党集团，代表剥削阶级的利益"。号召全国人民"起来反对他们，把他们打倒，把他们的黑帮、黑组织、黑纪律彻底摧毁"。
月4日，《人民日报》公布了中共中央关于改组北京市委的决定，由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兼任市委第一书记，调中共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吴德任第二书记，对北京市委进行改组。同日，新组成的北京市委作出决定："撤销北京市委大学工作部副部长宋硕的一切职务"，"撤销中共北大党委书记陆平、副书记彭讽云的一切职务，并对北京大学党委进行改组"。"派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到北京大学对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进行领导"，"在北京大学党委改组期间，由工作组代行党委的职权"。
其实，对于北京市委的改组是由于1965年11月以来，彭真领导下的北京市委和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所采取的一系列行动，使得毛泽东极为不满。1966年3月，毛泽东多次谈及北京市委和《二月提纲》说，如果北京市委和中宣部"再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实际上这是发出了解散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改组北京市委的警告。此后，林彪、江青便肆无忌惮地从批判"三家村"到攻击北京市委。5月初，《解放军报》发表江青写作班子署名"高炬"的《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的文章，《光明日报》发表了文革小组成员关锋署名"何明"的《擦亮眼睛，辨别真假》的文章，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实质》等文章。紧接着又炮制了《关于彭真错误的一批材料》，诬陷北京市委是资产阶级"独立王国"，"在彭真掌握下的北京市委的领导集团，已经成为他进行反党活动的工具"。5月11日，又派了中共中央华北局李雪峰为组长的工作组到北京市委。这样，就为改组北京市委和北京市人民委员会作好了舆论和组织准备。
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停止彭真、陆定一、罗瑞卿的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停止杨尚昆的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的职务，同时也决定撤销彭真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的职务。这次会议还决定李雪峰兼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6月4日，《人民日报》头版显要位置公布了中共中央关于改组中共北京市委的决定。随后，又有刘仁等17名北京市党、政主要领导干部或被撤职或停职反省，一大批委、办、局以上的领导干部相继被打成"黑帮分子"。
中央决定向大中学校派遣工作组
在毛泽东决定播发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同时，还经毛泽东批准，陈伯达于5月31日率领工作组到人民日报社夺权，由他们"掌握报纸的每天版面，同时指导新华社和广播电台的对外新闻"。6月2日，经毛泽东同意，改组后的中共北京市委派以张承先为组长的工作组进驻北京大学，代行党委的职权，领导文化大革命。
当时，广大学生出于对党和毛泽东的信赖，首先响应号召，效法北大聂元梓等的做法，起来造"修正主义的反"，纷纷起来贴大字报，开批判会，使运动在北京和各大城市迅速开展起来。中共基层党委首当其冲，普遍成为"造反"的目标，不能进行正常的领导工作，有的学校停课，发生了严重的混乱现象。这时，毛泽东不在北京。6月3日，刘少奇紧急召开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依照多年来解决基层问题的通常做法和毛泽东批准向人民日报社、北京大学派出工作组的先例，决定向北京市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领导"文化大革命"。其他许多省、市也起而仿效，相继向大专院校和部分中学派出工作组。6月9日，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乘专机飞往杭州向毛泽东汇报，并请毛泽东尽快回京主持领导运动。毛泽东表示暂时不准备返京，委托刘少奇相机处理运动事宜，只顺便说："派工作组太快了并不好，没有准备。不如让它乱一下，混战一场，情况了解清楚了再派。"然而，这时大部分工作组已经派出。
这样，从6月5日开始，在半个月左右的时问里，北京的绝大多数院校进驻了工作组，工作组组员近万人。同期，全国各大城市均向所辖院校派驻了工作组。其中，上海向29所大学、160多所中学派驻了工作组。为了解决已经出现的问题，控制混乱局面，6月8日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作出了几条指示，规定要"内外有别"、"注意保密"、"大字报不要上街"、"不要搞大规模声讨会"、"不要包围’黑帮‘住宅"、"不准打人和侮辱人"等。
采取派工作组的做法，目的是为了保持党对运动的领导，消除已出现的混乱现象。但因为"文化大革命"本身是错误的，到底怎么搞"文化大革命"，不仅工作组就连中央一线的领导人也不清楚，因此，工作组进校后，很快同那些要造党委反的群众发生矛盾，群众中出现了保工作组和赶工作组的两派势力斗争，尤其是6月18日，北京大学一些人乘工作组集中集中开会之时，设立"斗鬼台"；批斗党团干部、教师等40多人，出现了戴高帽、抹黑脸、罚跪、殴打、侮辱妇女的乱批乱斗现象。对此，北大工作组组长张承先向全校作了广播讲话，强调"六一八事件"是"阶级敌人的报复"，要求以后批斗人要经过工作组等等。6月20日，刘少奇将北京大学工作组制止乱批乱斗事件的简报，即《北大文革简报》批向全国，并加按语说："中央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指示"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以参照北大的办法办理"。各地各单位贯彻中央"八条指示"和批发的北大简报后，开始克服混乱局面。23日，北京市委召开会议，会议指出"现在出现了假左派、真右派和我们激烈地争夺领导权的现象"，提出要"反干扰"，"对右派赶工作组一定要清理"。在这一精神指导下，一部分院校打击了一些反对党委、反对工作组的人，有些被定为"反党干将"、"右派"或"反革命分子"、"右派学生"等。但是，这种做法却引起了少数造反派的极端不满。在江青、康生一伙的支持和推动下，不少学校出现了轰赶工作组的事件。
围绕着工作组问题的分裂影响到中央领导层。就在中共中央向学校派驻工作组之际，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暗中打听到毛泽东不同意立即派工作组，即提出了异议。6月20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向中共中央提出了书面建议，"建议全国大中学校、机关单位在适当的时候成立文化革命小组，领导’文化革命‘运动"，"只在最必要的地方，最必要的时候，可以由上级派工作组"。7月13日、19日、22日，陈伯达在中央会议上又3次提出撤出北京大学工作组的问题。这些意见，被参加中央会议的多数人所拒绝。
月18日，毛泽东从外地考察回到北京，当天即听取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关于工作组的汇报，看了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人民大学等院校反工作组的材料。紧接着，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于7月19日至23日间，刘少奇主持召开了"文化大革命情况汇报会"。毛泽东在会场见到刘少奇等人时即毫不客气地指出：派工作组是错误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在会上严厉批评派工作组的做法，指责工作组"镇压学生运动"，认为北京大学"六一八事件"是革命行动。其间，毛泽东还十分动情地说："回到北京后，感到很难过，冷冷清清，有些学校大门都关起来了，甚至有些学校镇压学生运动。谁才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7月24日，毛泽东召集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开会，批评了刘少奇，作出了撤销工作组的决定。25日，毛泽东在接见各中央局书记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时又说："工作组起坏作用，阻碍运动"，"不要工作组，要由革命师生自己闹革命"，要把工作组"统统驱逐之"。
月28日，中共北京市委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作出《关于撤销各大专学校工作组的决定》，规定："在工作组撤销之后，大专学校的’文化大革命‘由全体师生员工分别选举，成立各级文化革命的群众组织，负责领导。"29日，李雪峰在北京市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上宣读了上述《决定》。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在会上讲话，并代表中央承担了责任。刘少奇也讲出了心里话："我们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怎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我想党中央许多其他同志，工作组的成员也不晓得"。
这样，从6月3日在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作出向学校派工作组的安排，到7月下旬从外地回京的毛泽东断然决定撤销已驻进学校的工作组，出现了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工作组仓促进驻学校和匆匆撤销的局面。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
到1966年8月，"文化大革命"已发动2个多月，为了清除阻力，加快"文化大革命"的进程，8月1日至12日，毛泽东亲自在北京主持召开了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
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后，毛泽东仍在外地考察。北京大学第一张大字报出现后在京主持中央工作的领导人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和由此形成的"文化大革命"局面，使毛泽东非常失望，感到文化大革命遇到了阻力，认为"文化大革命"被压下去了，并认为这种阻力主要来自中共中央。因而决定回京，亲自领导"文化大革命"。
月18日，毛泽东回到北京。在听取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的汇报和刘少奇主持的文化大革命汇报会，以及看了北京文化大革命的书面材料后，为了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使它更加合法化，毛泽东决定召开一次全会。7月24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召开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通知。7月27日即开了为期4天的预备会。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于8月1日至12日召开。
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由毛泽东主持，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74人，候补中央委员67人。各中央局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负责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全体成员、中央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和北京高等院校"革命师生"代表共47人列席了会议。
在8月1日的开幕式上，邓小平、刘少奇、陈伯达先后讲话和报告。邓小平介绍了会议议程："这次会议主要的工作是：一、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二、讨论和批准十中全会以来中央在国内、国际问题上的重大措施。三、会议要搞公报，最后要通过公报……四、就是法律手续的问题。""中央政治局曾经决定撤销彭、罗、陆、杨中央书记处和政府的职务，决定补充陶铸同志为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叶剑英同志为中央书记处书记，按法律手续要在这一次全会上决定。"刘少奇的报告主要讲了两个问题，一是八届十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关于国内外问题的重大决策和部署，二是就派工作组的问题作了说明，承担了责任，说"这一段我在北京文化革命中有错误，特别是工作组问题上出了问题，责任主要由我负"。陈伯达的讲话则主要提出了两个观点：一是工作组做了坏事，二是官做大了不要脱离群众。
同日，全会印发了毛泽东8月1日写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复信，信中说："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同时我对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红旗战斗小组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大字报和由彭小蒙同志于7月25日在北京大学全体师生员工大会上，代表她们红旗战斗小组所作的很好的革命演说，表示热烈的支持。……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革命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予热烈的支持。"
月1日、2日，进行会议讨论。在涉及工作组问题时，许多会议代表坦诚地谈到对撤工作组"想不通"。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改变会议原定4日开全体会议讨论通过《中国共产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5日结束会议的安排，于4日下午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毛泽东在会上发表了十分激烈的讲话并指责说："派工作组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是镇压！是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中央。"他公然说："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这个会议表明，在中央常委会}义上，已经完全不能平等地讨论问题，毛泽东的"左"倾错误的个人领导实际上已取代了党中央的集体领导。8月7日，会议印发了毛泽东于8月5日在《北京日报》边空上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并附印聂元梓等7人大字报，以及林彪在1966年5月18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让与会者讨论。毛泽东的大字报虽然没有直接点名，但从内容看，毛泽东明显地把矛头指向了刘少奇，并涉及到邓小平。这样，会议立即转入集中揭发、批判刘少奇、邓小平的轨道上来。
月8日，全会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共十六条，简称《十六条》。这是继《五一六通知》后，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又一个充满"左"倾错误的纲领性文件。《十六条》规定："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发现和壮大左派队伍，坚决依靠左派"；"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要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要敢字当头"、"不怕出乱子"，"革命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十六条》虽然也规定这次运动要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进行，要求各级党委"坚持正确领导"，"严格分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要用文斗，不用武斗"，"抓革命，促生产"以及保护科技人员等，但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些规定根本无法贯彻执行。
这次中央全会根据毛泽东的提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8月12日，全会选举了新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常委由原来的7人扩大为11人，增加陶铸、陈伯达、康生、李富春。林彪名列第2位，陶铸提升为第4位。他是由5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从中南局第一书记调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宣部部长的，但是他在进入政治局常委后不久被排斥（后来被迫害致死），李富春不久后也被排斥。刘少奇在政治局常委的名次排列由原来的第2位降到第8位。全会没有重新选举中央副主席，但以后只有林彪被称为中央副主席，其他原来的副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都不再提及他们的这个职务。唯一的副主席林彪成为毛泽东实际的新接班人。
党中央领导层发生如此突然而重大的人事变动，使许多与会者极为震惊。这次中央全会通过的文件尤其是《十六条》等规定，在党内完成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法定程序。
"炮打司令部"
"文化大革命"初期，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对"文化大革命"的不同认识和许多做法的抵触和不理解，统统被毛泽东看作是"阻力"。毛泽东决定排除所谓"运动阻力"，使"文化大革命"之火在全国燃得更旺。为此，他在回京前临时决定召开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
在经过短暂的仓促准备之后，1966年8月1日至12日，在毛泽东主持下，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于北京召开。
月1日，刘少奇在大会上报告了八届十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在国内国际问题上的重大措施，并对派工作组问题承担了主要责任。毛泽东插话，指责工作组"起了一个镇压群众、阻碍群众的作用"。这次会议是在开始出现全国性动乱，许多领导干部已经受到冲击和围攻的情况下突然召开的。与会者对会议的内容心中无数，加以听到毛泽东对工作组的严厉指责，更使会议的气氛异常紧张。
在以后两天的大会和小组会上，担任中央一些部委和各大区负责工作的中央委员在发言中，都没有就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提出系统的意见或建议，而是纷纷作检讨。检查自己"跟不上形势"，"跟不上主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等等。
在8月4日举行的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对派工作组提出更加严厉的指责。他认为派工作组是"明明白白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并且说："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他宣布："今天大会不开了，开小组会好了。把这里讲的传给大家，你们分别去参加。"这个会议突出地表明，在中央常委会议上，已经完全不能平等地讨论问题，毛泽东的"左"倾错误的个人领导实际上取代了党中央的集体领导。
月5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毛泽东在大字报中说："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的好呵！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的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这张大字报的发表，改变了中央全会的议程和方向，开始了对刘少奇和邓小平的揭发批判，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恶果。以派工作组为直接依据，而追溯到1962年以来中共中央在工作指导方针上的分歧，提出在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之外，另有一个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
这张大字报是毛泽东8月5日写的，写在6月2日《北京日报》头版转载的《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左面边空上，下书"1966年8月5日"，无标题。毛泽东的秘书徐亚夫重抄了一遍，毛泽东在抄稿上加了标题，把"长资产阶级的志气，灭无产阶级的威风"改为"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在"左"字的前后加上引号。8月7日毛泽东向全会印发了这张大字报，并附上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在铅印件上，毛泽东又作了修改和补充："是何等写得好啊"改为"写得何等好呵"，"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中央到地方的某些大领导人，"改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加"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加"压制不同意见"。
毛泽东在大字报中提及了他与刘少奇产生分歧的两件事：
"1962年的右倾"，是指1962年2月和5月两次中央会议的问题。
1月，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七千人大会，会议分析了当时国民经济基本形势，认为经济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
月21日至2月23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即"西楼会议"，会议分析了经济形势，研究了财政经济方面存在的严重困难。会议认为当时我国国民经济仍处于"非常时期"。
月7日至11日，刘少奇在北京主持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讨论《中央财经小组关于讨论1962年调整计划的报告（草稿）》。刘少奇在讲话中对当时的经济形势作了比较实事求是的估计。他认为"现在在经济上来说，总的讲，不是大好形势，没有大好形势，而是一种困难的形势"。
刘少奇主持的这两次会议，都是比较客观地估计了当时的经济形势，根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克服困难的措施。这对克服当时经济困难起了重要的作用。毛泽东对这些措施虽然原则上表示过赞同，但是在同年7、8月召开的北戴河会议和后来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却提出了所谓把形势说得"一片黑暗"和存在"平反之风"、"单干之风"的指责。
"1964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是指1964年下半年刘少奇主持制定《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修正草案）》的问题。
5月2日至12日，毛泽东在杭州召集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大区书记参加的会议，讨论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问题。会议制定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又称"前十条"。"前十条"提到，"当前中国社会中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要求"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开展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打退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势力的进攻。会后，各地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试点。
9月，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制定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也称"后十条"。根据各地试点中提出的一些带普遍性的问题，"后十条"强调团结95％以上的干部和群众的重要性，提出要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并对整顿基层组织，对地、富、反、坏分子的处理和正确对待地、富子女等问题，作了一些正确的或比较正确的政策规定。
5月15日至6月17日，党中央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毛泽东出席了这次会议。会议讨论了社教运动中的问题，作出了农村基层组织的领导权有1／3不在我们手里的错误估计，对社教运动作了新的部署。根据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和一年来桃园大队等若干试点单位带有片面性的经验，刘少奇主持对"后十条"作了修改，并在9月18日经中央工作会议讨论通过，成为"后十条"修正草案。这个修正草案改变了原来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的政策，规定"整个运动都由工作队领导"，强调"必须把放手发动群众，放在第一位"，首先解决干部中的问题，并提出了"访贫问苦，扎根串连"等过去搞土改的工作方法。这些政策规定执行的结果，伤害了许多好的或比较好的基层干部，使农村工作受到损失。毛泽东察觉到这个问题，并于1965年1月主持制定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纠正打击面过宽，搞神秘主义等偏向，对稳定农村形势起了一定作用。但是，"二十三条"中的第一条说"四清"的目标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提法。刘少奇对这个提法有不同看法。这涉及对"四清"运动主要矛盾的争论。这些情况说明，毛泽东对刘少奇的不满由来已久，"文化大革命"初期派工作组之争，只是一个导火线。
毛泽东的大字报等于向全国、全党发出了一个战斗号召：打倒那个被认为另立党中央之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它标志着毛泽东与刘少奇在政治上的决裂。
红卫兵运动
5月29日，清华大学附属中学一些以干部子女为主的高中生在圆明园遗址集会，决定提倡毛泽东在延安时所说的"造反有理"的口号，并决定像苏联"青年近卫军"小组那样组织起来。集会中，有人提议今后署名的大字报都用红卫兵的名称，大家都赞同这个提议。这一天后来被看成是红卫兵的诞生日。6月2日，清华附中正式贴出了署名红卫兵及100余人签名的大字报。6月初，北京大学附属中学、北京石油学院附属中学、北京地质学院附属中学、北京矿业学院附属中学以及北京市第二十五中学的学生成立了"红卫兵"、"东风"、"红旗"等学生组织。这就是中国最早的红卫兵组织。红卫兵组织从其产生之日起，就充当了文化大革命的急先锋。1966年6月24日，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贴出了"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后来又写了"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和"三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他们在大字报中说："革命就是造反，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就是造反。我们说，要在’用‘字上很下功夫。就是说，主要在’造反‘二字上下功夫，敢想、敢说、敢做、敢闯、敢革命，一句话敢造反，这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最基本最可贵的品质，是无产阶级党性的基本原则，不造反就是百分之一百的修正主义！"当时，对于发展这样的组织是否适当，在学校和社会上都有争议，因而没有得到发展。为了得到毛泽东的支持，清华大学附中的红卫兵托江青把他们写的"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和"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转给毛泽东。
最令红卫兵小将激动的是，毛泽东支持他们。1966年8月1日，毛泽东致信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毛泽东在信中说：大字报"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在这里，我要说，我和我的革命战友，都是采取相同态度的。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革命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予热烈的支持。"此后，红卫兵在北京的中学迅速发展起来。
红卫兵小将得到了毛主席的支持，他们感到无比自豪。8月6日，清华附中、人大附中、北航附中的红卫兵向全国红卫兵发出了《红卫兵紧急呼吁书》。在《呼吁书》中他们决心"上刀山，下火海，抛头颅洒热血也在所不辞"年8月18日，在天安门广场的百万人大会上，毛泽东身着军装，佩戴红卫兵袖章，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师生。这说明毛泽东对红卫兵的坚决支持。林彪在大会上讲话，号召"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同时鼓吹毛泽东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毛泽东思想是"当代最高水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审阅并批准了他的讲话稿。大会后，通过新闻报导，红卫兵组织大放异彩，迅速蔓延到全国，同时，红卫兵从校园"杀向社会"，"走向街头"。
截止到11月26日，毛泽东及其他中央领导人在北京先后8次接见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1100多万人。至此，红卫兵成为一种狂热的力量，极端狂热的红卫兵运动就这样发动起来，步人了中国的政治舞台。
为了响应林彪讲话中"破四旧，立四新"的号召，红卫兵运动的内容最初主要是破"四旧"（即所谓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
破"四旧"首先表现在更名上。红卫兵认为很多地方和单位的名字是封建主义、资产阶级的象征，为此，他们首先发起了"更名运动"。北京的红卫兵倡议把"长安街"改为"东方红大街"，把"东交民巷"改为"反帝路"，把"西交民巷"改为"反修路"，把王府井大街改为"防修路"，把越南民主共和国大使馆所在地"光华路"改为"援越路"。各地红卫兵模仿北京红卫兵的做法，发起"更名"运动。在上海，红卫兵在上海最大的百货商店之一的永安公司的橱窗上，张贴大字报，建议将其改为"永红"、"永斗"、"红卫"等。他们还在街上销毁各种所谓"封、资、修"的东西，强行剪人家的"奇异发型"和"奇装异服"。
红卫兵小将怀着对一切旧东西的刻骨仇恨，摧毁在他们看来是属于"旧世界"的一切真正腐朽落后的东西，甚至对一切"地、富、反、坏、右"和"牛鬼蛇神"进行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直至从肉体上消灭他们。当时，中央文革控制的报纸、广播作了大量报道，加以充分肯定，称赞红卫兵的行动"好得很"。《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向我们的红卫兵致敬！》，说"红卫兵上阵以来，时间并不久，但是，他们真正地把整个社会震动了，把旧世界震动了。他们的斗争锋芒，所向披靡。一切剥削阶级的旧风俗、旧习惯，都象垃圾一样，被他们扫地出门。一切藏在暗角里的老寄生虫，都逃不出红卫兵锐利的眼睛。这些吸血虫，这些人民的仇敌，正在一个一个地被红卫兵揪了出来。他们隐藏的金银财宝，被红卫兵拿出来展览了。他们隐藏的各种变天帐，各种杀人武器，也被红卫兵拿出来示众了。这是我们红卫兵的功勋"。
接着，红卫兵"破四旧"运动象急性瘟疫一样，很快向全国蔓延。代表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文化的许多名胜古迹被毁坏。红卫兵在全国的破四旧中，手段更加野蛮。他们冲击寺庙，捣毁文物古迹，焚烧书籍字画，大量的文化遗产被破坏。
11月10日，谭厚兰率领北京师范大学红卫兵战斗兵团200多人，在戚本禹的授意下，串连到山东曲阜，召开"彻底捣毁孔家店大会"。他们刨平了孔坟，捣毁了孔子的墓碑，将第76代"衍圣公"孔令贻的尸体曝光。
据统计，北京1958年第一次文物普查中保存下来的6843处文物古迹中，竟有4922处被毁掉。200多座古建筑、700多座佛像、120多块古碑被毁。其中大多数被毁于1966年8、9月间。据不完全统计，北京仅从各个炼铜厂就抢救出各类金属文物117吨；从造纸厂抢救出图书资料320多万吨；从各个查抄物资的集中点挑拣出字画18.5万件，古旧图书235.7万册，其他各类杂项文物53.8万件。其它如陕西唐陵等名胜古迹，几乎都遭浩劫。只是因为周恩来紧急命令关闭故宫，才使这个世界文物宝库幸免于难。
红卫兵也没有放过宗教界。8月24日，十几个中学的红卫兵，在中央文革和公安机关的直接支持下，冲进设立在东单三条的玛利亚方济格修女会，提出驱逐"披着宗教外衣从事间谍活动的"罗马修女。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在群众集会上宣布：取缔玛利亚方济格修女会，并接管这个修女会所办的圣心学校。
红卫兵还大搞抄家运动。红卫兵抄居住在南京的我国著名画家刘海粟的家达24次之多。纺织工业部部长蒋光鼐是原国民党著名高级将领，对这个"一·二八"上海抗战中的抗日英雄，红卫兵也没有放过，三番五次抄他的家。86岁高龄的章士钊致信毛泽东，反映红卫兵抄他家的粗暴行为。在上海，北京的红卫兵后来居上，绕过上海的红卫兵，抄著名作家巴金的家。据不完全统计，北京在一个月左右时间抄走黄金达10.3l万两，现金5545.99万元，白银34.52万两，文物和玉器61.36万件。8、9月抄家33695户。苏州被抄财物的共有64056户，其中有图书、字画、文物达17万件以上。上海从8月23日至9月8日被抄家84222户，其中有高级知识分子、教师1231户。
全国大串连是"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的一项重要活动。串连的红卫兵在各地"点火"，冲击机关，揪斗干部，把混乱推向了全国。
红卫兵的另一项战斗任务是：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权威，打倒一切资产阶级保皇派，打倒一切牛鬼蛇神！红卫兵成了林彪、江青等人篡党夺权、打倒一切的工具。红卫兵首先要"革知识界的命"，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知名人士普遍地受到红卫兵的攻击。
北京一批著名的文化界人士被集中到国子监，围着焚烧文物的火堆下跪，遭到轮番殴打。著名作家老舍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受到残酷迫害。1966年8月24日，深夜跳进北京德胜门豁口外的太平湖。终年67岁。8月24日，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武汉大学校长李达，含冤离开了人间。9月3日，我国著名的翻泽家傅雷夫妇自缢而死。还有如马连良、严凤英、舒绣文等或被迫害致死，或含冤自尽。
红卫兵要"革走资派的命"，要打倒走资派和保皇派。1966年12月25日，北京街头出现了全国第一张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大字标语。这个标语是在张春桥的密谋下，由以蒯大富为首的清华大学一些红卫兵贴出来的。随后，对刘少奇的迫害日益升级，直至把刘少奇致于死地。林彪、江青、陈伯达、戚本禹一伙为致彭德怀于死地，想出一条毒计：借红卫兵这口"刀"来整死彭德怀。1966年12月22日，以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红卫兵组织）头目王大宾为首的一伙人，在"巾央文革小组的指示"下，在四川把彭德怀抓起来，关押在成都地质学院一个空旷的大教室里，后来又将他押到四川省地质局。随后，彭德怀被押到北京。
红卫兵又在林彪、江青等人的指使下，批斗了刘少奇、罗瑞卿、陈毅等老一辈革命家或老干部。一些红卫兵组织在无意中成了林彪、江青等人的帮凶。
红卫兵运动是"文化大革命"这个特殊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红卫兵差不多都是共和国的同龄人，是和年轻的共和国一同成长的。他们所受的教育，无论来自家庭的还是社会的，都使他们特别容易接受党的一切宣传，包括正确的和后来被证明是’左‘的东西。他们具有高度的政治热情，但又缺乏社会经验。因此，红卫兵组织从其产生之日起，就充当了造反小闯将的角色。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除了极少数极端分子别有用心之外，绝大部分红卫兵怀着狂热的政治热情，出于对党的信赖，卷入了政治运动，被林彪、江青一伙所利用，加剧了"文化大革命"的破坏性，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了巨大的创伤。但是，他们"文化大革命"中的所见所闻，如许多老干部、老革命家被打倒，省、市委各级机构的瘫痪，使他们感到迷惑不解，惘然苦闷。有些红卫兵开始怀疑林彪、江青等人所作所为。例如，在北京出现了反对中央文革、在上海反对张春桥的事件等。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开展，红卫兵的历史使命已经基本完成。
8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了《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学校的通知》。通知指出："根据毛主席的指示而进驻大学的北京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已经获得显著的成效，在全国起了巨大的影响。中央认为：整顿教育，时机到了。各地应该仿照北京的办法，把大中城市的大、中、小学逐步管起来。"在各省市向学校派出了工宣队之后，红卫兵运动已基本结束。
底以后，随着上山下乡运动的开展，红卫兵组织实际上已名存实亡。
8月，红卫兵组织的名称被正式取消。
红卫兵全国大串连
红卫兵全国大串连的设想起源于毛泽东的一次讲话。1966年6月10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的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说：全国各地学生要去北京，应该赞成，应该免费，到北京大闹一场才高兴呀！毛泽东的这个设想是基于他要"天下大乱"的想法。随着红卫兵运动兴起的，就是全国大串连。
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组织外地高等学校革命学生、中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
《通知》认为革命师生串连的目的：
"把高等学校和中等学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推向新的高潮"，"交流革命经验，以利于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通知》明确了来京串连的任务：
"（1）参观学习北京各学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2）支持北京各学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3）受中央负责同志接见。"《通知》规定了参加串连的人员：
"外地高等学校（包括全日制和半工（农）半读高等学校）革命学生，除了有病的、已经来过的或有其他原因不能来的以外，都可以组织来北京参观；高等学校教职工可按每50名学生选出革命教职工代表1人参加。
外地中等学校（包括全日制和半工（农）半读中等专业学校及普通中学）按每10名学生选出革命学生代表1人；教职工按100名学生选出革命教职工代表1人参加。"《通知》规定了串连的经费问题：
"来京参观一律免费乘坐火车……来京参观的革命学生及革命教职工生活补助费和交通费由国家财政中开支。
到京后的伙食、住宿由北京市负责安排……在京时的饭费，由国家财政开支。"《通知》规定串连的组织方式：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人委应当建立领导小组，负责组织工作，落实计划……选派几个干部先行到京，负责联络工作。"《通知》还对师生的饮食、行李、旅途安全、医护的问题都作了明确的规定。
这个《通知》是史无前例的。中央制定这个通知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想通过有秩序地组织师生学习北京各校的经验，以进一步推动文化大革命的开展。
然而，在文化大革命的社会环境中，组织成千上万的学生云集北京，乘车、食宿皆免费，一时间造成了北京的拥挤不堪，造成了社会的混乱，造成了巨大的浪费。红卫兵来到北京后，整个北京都忙碌起来了。同时，北京的学生也趁机散向全国各地。这样就开始了数以千万人次的全国性的红卫兵大串连。截至11月下旬，毛泽东在北京先后接见了1100多万师生和红卫兵。
红卫兵是"毛主席的客人"，受特殊的优待。他们免费进人公园等游乐园，免费乘坐市内交通工具。后来，红卫兵串连漫延到各个大城市。红卫兵免费乘坐交通工具，导致客流量锐增，各交通线吃紧。他们一上轮船，轮船上的船舱就变成了统舱，床铺变成了统铺，人员严重超载，致使船只无法启航。铁路运输更是不堪重负。火车车厢内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甚至车厢厕所里也不得不挤进六七个人。
红卫兵串连行动，规模浩大。10万人挤到井冈山，10万人挤到大寨，还不知有多少万人挤到韶山。时近严冬，天冷路塞粮缺。一些地方向中央军委和中共中央告急。军队动员了一部分部队日夜赶制大饼，并派直升飞机到井冈山、大寨空投大饼、衣服和毯子。
就在"革命师生"衣食住行处于极其艰难境地的时候，中央文革为他们加油、鼓劲。
9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毛泽东思想把全国革命师生的心串连在一起》。
10月16日，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高度评价了红卫兵的"革命行动"。他说："大串连这一直是毛主席极力支持的，并且主张把这种群众行动大大推广。"他提出："让革命学生互相串连，这是学生自己教育自己的最好方式之一。他们在串连的革命大熔炉里，受到各种锻炼，在串连中去辨别大是大非，在串连中熟悉社会，熟悉群众，熟悉阶级斗争，其意义是很深远的。这种串连，将使全国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得以互相交流，把全国文化大革命打成一片，同时，可以使人们识别谁是真革命，谁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谁是真正的毛主席的学生，还可使人们识别什么是无产阶级司令部，而不是相反。串连就是学生们的最大的、最好的学校。""大串连、红卫兵这些都是群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伟大的创举。"在全国大串连期间，全国交通极为拥挤，交通部门承受不了如此重负，大中城市社会秩序紊乱，直接影响了生产建设和人民生活。这是全国大动乱的前奏。
后来，周恩来经毛泽东批准，同中央文革小组商量后，向红卫兵号召发扬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精神进行徒步串连。
月中旬天津大学等校的师生开始了徒步"长征"的先例。他们觉得在"文化大革命"过程中受到了"压抑"，决定徒步到北京取"文化革命"的"经"。
一路上，他们肩并肩，手挽手，无论急风骤雨，还是寒雨秋风，都不能动摇他们的决心。有的人脚上打起了血泡，没当成一回事，凭着朗读毛泽东语录获得的力量，克服困难，一往无前。
中央文革小组闻知此事，"十分感动"，派火车到杨村车站迎接他们。
大连海运学院的15名学生，高举着"大连——北京长征红卫兵"的红旗，开始了极其艰难的旅程，一路上风餐露宿，吃的是粗茶淡饭，历时一个多月，行程2000余里，终于实现了长久的愿望——到达"文化大革命"的"策源地"北京。
为了鼓励红卫兵的徒步串连，1966年10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红卫兵不怕远征难》的社论。社论认为徒步串连"在思想上得到了一次大解放，大锻炼，大提高"，"不打算吃苦的人，不可能成为真正的革命者。谁想要’舒舒服服地干革命‘，谁就可能’舒舒服服地和平演变‘，滑到修正主义的泥坑中去"。
由于外出串连造成北京的红卫兵外流，致使中央文革小组设计的以批"走资派"为目的的计划破产。因此，中央文革小组认为动员各处串连的红卫兵返校搞运动是当务之急，为此，11月10日在北京体育馆由大连海运学院"长征红卫兵"和北京红卫兵召开了"全国在京革命师生步行串连回本单位誓师大会"，通过了《全国在京革命师生步行串连回本单位倡议书》。
月16日、12月1日，中共中央连续发布通知，暂停一切乘火车、轮船、汽车到北京和到各地的串连。
2月3日、3月19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停止全国大串连的通知。
中共中央通知发出后，全国各地采取了强有力的措施，动员红卫兵返校。
到1966年底，大部分串连红卫兵基本返回原校，但仍有少数串连的学生觉得还远远没有逛够，便想方设法用互换车票的办法，继续尽情发泄他们过剩的精力。
2月27日，陈伯达对北京"红卫兵三司"驻外联络站的代表说：红卫兵运动初期搞串连起了煽风点火的作用，有功绩，但后来各地造反派起来了，继续留在那里可能起不好的作用，外地联络站要一律撤回。这表明中央文革小组所鼓吹的串连所起的作用已经完成了。直到1968年，有少数红卫兵仍在全国各地游荡。
北京的"炮打中央文革事件"与"联动事件"
"文化大革命"初期，随着红卫兵运动的日益高涨，许多青年满怀激情地投入到整个运动中。然而到1966年下半年，面对着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权力的急剧上升和全国出现的混乱局面，一些红卫兵产生了许多迷惘和不满。他们所到之处，许多老干部、老领导一夜之间突然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省委、市委的领导班子几乎都瘫痪了，造反派的"炮轰"正逐步升级，他们打着"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旗号，有恃无恐地揪斗领导干部，冲击军事机关。而他们敢于这样做是因为背后有中央文革的支持。
在这种背景下，许多大中学校的师生和红卫兵组织先后贴出了反对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大字报、标语等。1966年11月15日，北京农业大学附中高三学生伊林、涤西在清华大学张贴了《致林彪同志的公开信》的大字报，对林彪一次谈话中的两个观点，即毛主席比马恩列斯"高得多"；要"99％地学习毛主席著作"进行了驳斥，揭开了炮打中央文革和反对林彪的序幕。
11月下旬，北京矿业学院首都红卫兵总部联合lO多个院校的红卫兵组成"批判戚本禹联络站"，准备彻底批判戚本禹的一些讲话。矿业学院红卫兵"红色游击队"在大街上贴出大标语："戚本禹11月12日的讲话是反毛泽东思想的"，并表示"我们坚决要求和陈伯达同志辩论"。
月底，北航的"八一纵队"、"八一野战团"连续4次贴出从"一问"到"四问"中央文革的大字报，指责他们的做法造成了学生之间的矛盾。大字报说："有一些人采用新的形式，继续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又把另一批人打成’反革命‘，’右派‘、’保皇派‘、’修正主义分子‘……与前一阶段相比，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月1日，北京林学院一学生在辩论会上说："中央文革产生不符合《十六条》"，还贴出了"踢开中央文革，自己起来闹革命"的大标语，并直接到解放军报社接待站反映意见，认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多数成员都犯了挑动群众斗群众和包办代替的方向性错误，要求中央解散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同时，北京林学院还相继贴出了《给中央文革小组的一封公开信》、《看中央文革小组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执行了一条什么路线？》、《踢开中央文革小组，紧跟毛主席闹革命》、《江青同志的讲话把运动引向何处？——评江青同志11月28日在首都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上的讲话》等大标语和大字报。此外，天安门前两侧观礼台上也出现了由北京林学院写的"中央文革小组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标语。
月4日，清华大学校园内贴出了《中央文革小组的路线性错误必须批判》、《誓死揪出毛主席身边的真正的资产阶级阴谋分子》、《给毛主席一封公开信》等大字报和大标语。此外，清华大学的红卫兵组织"捍卫团"还在红星影院集合，批判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会上有人呼喊"刘少奇万岁"的口号。
同时期，北大附中、石油学院附中、清华附中、京工附中、八一中学等海淀区10多所中学红卫兵组织的负责人商议组织成立了"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联动"的组织机构采用集体协商办法，各校派出的一名联络员，主持常务工作，由京工附中于增寿任总联络员，总部设在北大附中，宣传工作由北大附中负责，组织工作由石油附中负责，并委托北大附中的宫小吉起草"联动"宣言。12月5日，"联动"正式成立，发表了成立宣言。宣言严正指出："继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后，出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形势乃是当前运动的最大威胁，它威胁着革命群众血汗换得的胜利果实，它将使群众重新回到被专政、被压迫的地位，它将夺取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权利。它威胁着我们！""联动"声称要积极行动起来，"只有一条道路拉起队伍来，干！""我们宣誓：誓死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当天，"联动"成员，军工附中邹建平等人爬上几十米高的西直门城楼，用几十张大字报纸刷下巨幅标语。上面赫然写着："中央文革把我们逼上梁山，我们不得不反！"表示坚决反对中央文化革命小组。
月6日，牛皖平等"联动"成员10余人来到蒯大富、聂元梓控制的一个组织所在地，想与他们辩论揪斗老干部的问题。谁知刚进大门，就遭到对方数十人围攻，"联动"势单力薄，未及开口便冲出重围，主动撤了出来。
月7日，"联动"再次派出石油学院附中、农大附中的同学20余人前往这个组织所在地，对方竟用电话凋来上千人将"联动"成员团团围住。最后周恩来派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前往调解，"联动"成员才得以脱身。
月26日，"联动"的第一次大会在北京展览馆剧场召开。"联动"代表就运动以来本组织的成绩和缺点发言。会上，红卫兵提出"反对乱揪革命老前辈"，"中央文革某些人不要太狂了"，"坚决批判中央文革某些人为首的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对纵容、支持、鼓励反革军、革干子弟的行为"。会后，"联动"成员四处张贴标语，散发传单，表示要"踢开中央文革"、"打一打关锋、戚本禹，吓一吓陈伯达"，"沉默就是死亡，战斗就是生存"。
上述讲话、大字报和大标语等把斗争的矛头共同指向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因而遭到他们的强力镇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一方面利用其控制的红卫兵组织进行反击，另一方面则操纵公安机关实行镇压。
月4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指使蒯大富率领"三司"红卫兵举行了所谓的"一二·四大反击"。他们在天安门广场周围贴满了《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打垮阶级敌人的新反扑》、《坚决拥护中央文革小组的正确领导》等大幅标语。同时，他们还开动宣传车，用高音喇叭狂呼："誓死保卫中央文革小组"、"誓死保卫林副主席"等口号。12月14日，江青、康生、陈伯达接见"三司"、北航"红旗"等代表时，康生说："对反革命分子实行严厉镇压，这是最大的民主"，江青更进一步说："别忘了咱们是无产阶级专政。"12月17日，在北京召开"全国在京革命派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夺取新的伟大胜利誓师大会"，陈伯达在会上高叫："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1967年1月17日，谢富治指出："公安部要保护左派，反击右派，镇压反革命。例如’联合行动委员会‘等组织是反动的，头头是反革命。"在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指示下，北京市公安局逮捕了写大字报、大标语批评、反对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和林彪的人，甚至为被捕者鸣不平的人也遭逮捕。一批青年人和高干子弟被公安干警以"联动骨干分子"为名拘捕。被捕者多达139人。"联动"成员采取游击战术，以对付中央文革小组的搜捕。中共中央、国务院于1969年1月13日发出的《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即《公安六条》，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开始制定的。《公安六条》规定："凡是攻击诬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凡是"攻击诬蔑"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都是"反动行为"，"情节严重的，要依法惩处"，这样许多对林彪、江青等人有所不满和批判的人，往往被扣上"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帽子，遭到强烈的镇压和迫害。由于不少高干子弟被捕，此事被周恩来察觉，报告了毛泽东。1967年4月22日，根据毛泽东的命令，被关押的100多名"联动"成员获得释放，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获释的"联动"成员，鼓励他们"不要灰心"，"要继续跟着党，跟着毛主席干革命"。"联动"作为"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一种群众组织不再存在了，但是，它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文化大革命"从一开始就存在抵制和反对的力量。
我国在世界上第一次人工合成结晶胰岛素
我国科学工作者经过6年零9个月的艰苦工作，于1966年12月23日在世界上第一次用人工的方法合成了一种具有生物活力的物质——结晶胰岛素。这一杰出的科学成就，标志着人类在认识生命、揭开生命奥秘的伟大历程中又迈进了一大步，人工合成蛋白质的时代已经开始。这是我国科学工作者在党的领导下，在奋力攀登世界科学高峰、赶超世界先进科学水平的伟大进军中，为祖国人民在基础理论科学研究方面取得的一项重大成就。
这项研究成果，已经由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组织的鉴定委员会进行科学鉴定。国家鉴定委员会在一致通过的鉴定书中指出：根据对人工合成胰岛素的设计方案、试验方法、原始数据及逻辑推理等方面的全面检查，人工合成的结晶产物就是结晶牛胰岛素。这是世界上第一次人工合成的一种具有生物活力的结晶蛋白质，也是迄今为止人工合成的具有生物活力的最大的天然有机化合物。实验数据详实可靠，分析测定指标完整。
鉴定委员会认为：人工合成胰岛素的研究，是在我国多钛化学原有基础比较薄弱的情况下，迅速超越了美国、西德，取得了世界领先地位。这项研究，在研究方案的制定、合成路线的设计以及有关微量分离分析的建立等方面，都有独创之处。蛋白质是生命的物质基础之一，凡是有生命的物质都离不开蛋白质和另一重要物质——核酸。早在1876年恩格斯就指出，"生命是蛋白体的存在方式"，并且预言："只要把蛋白质的成分弄清楚以后，化学家就能着手制造出蛋白质来。"但是，蛋白质种类繁多，结构极为复杂，要弄清它很不容易。1930年以来，国外科学家在这方面做了长期的探索，直到1955年才搞清楚了一种最简单的蛋白质——胰岛素的化学结构，发现它是由一条各种不同的氨基酸所组成的2l钛A链，和一条各种不同的氨基酸所组成的30钛B链，通过两个硫硫链联结起来的。至于要用人工方法合成胰岛素，则工作量更繁重复杂浩大，因此，直到1958年，英国《自然》杂志还预测："人工合成胰岛素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未必会实现。"早在1958年，我国科学工作者首先提出用人工方法合成胰岛素这一科学课题。1959年，他们就实现了构成天然胰岛素的A、B两条钛链的拆分和重新组合的工作，为人工合成胰岛素找到了一条正确的技术路线。在这一科学研究领域中，在研究工作的各个阶段，我国始终处于领先的地位。中国的科学工作者在世界上第一次成功地完成了天然胰岛素拆合的工作；第一个得到人工半合成结品胰岛素；第一个得到人工全合成结晶胰岛素。在这项研究工作中，我国的科学工作者在方法上、技术上有不少新的独特的创造。
9月17日，我国第一次实现人工全合成胰岛素，到1966年底人工合成的产物先后已经有57批，每批都有活力。其中有5批经过提纯，获得结晶，其结晶形状、生物活力和天然胰岛素结晶相同。此时，美国、西德也曾报道过他们获得类似的胰岛素的产物，但他们所报道的活力很低，并且从未获得结晶。
人工合成胰岛素，不仅在自然科学发展方面有重要意义，而且在哲学上也有重要意义。关于生命起源的问题，多少年来一直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进行斗争的核心问题之一。唯心主义者认为"生命是上帝创造的"；唯物主义者认为，是没有生命的无机物经过亿万年运动、演化、发展的结果。1828年，德国科学家违勒首创人工合成尿素，把无机物变成了有机物，在历史上第一次证明了无机物和有机物之间并没有什么不可逾越的界限。这是人类认识生命现象的一次飞跃，是对唯心论的一次重大打击。到1966年底，我国科学工作者实现了人工合成胰岛素，这一成就使生命起源的唯物辩证法又取得了一项有力的新论据，是人类在认识生命奥秘的长征中迈出的一大步。案的制定、合成路线的设计以及有关微量分离分析的建立等方面，都有独创之处。蛋白质是生命的物质基础之一，凡是有生命的物质都离不开蛋白质和另一重要物质——核酸。早在1876年恩格斯就指出，"生命是蛋白体的存在方式"，并且预言："只要把蛋白质的成分弄清楚以后，化学家就能着手制造出蛋白质来。"但是，蛋白质种类繁多，结构极为复杂，要弄清它很不容易。1930年以来，国外科学家在这方面做了长期的探索，直到1955年才搞清楚了一种最简单的蛋白质——胰岛素的化学结构，发现它是由一条各种不同的氨基酸所组成的2l钛A链，和一条各种不同的氨基酸所组成的30钛B链，通过两个硫硫链联结起来的。至于要用人工方法合成胰岛素，则工作量更繁重复杂浩大，因此，直到1958年，英国《自然》杂志还预测："人工合成胰岛素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未必会实现。"早在1958年，我国科学工作者首先提出用人工方法合成胰岛素这一科学课题。1959年，他们就实现了构成天然胰岛素的A、B两条钛链的拆分和重新组合的工作，为人工合成胰岛素找到了一条正确的技术路线。在这一科学研究领域中，在研究工作的各个阶段，我国始终处于领先的地位。中国的科学工作者在世界上第一次成功地完成了天然胰岛素拆合的工作；第一个得到人工半合成结晶胰岛素；第一个得到人工全合成结晶胰岛素。在这项研究工作中，我国的科学工作者在方法上、技术上有不少新的独特的创造。
9月17日，我国第一次实现人工全合成胰岛素，到1966年底人工合成的产物先后已经有57批，每批都有活力。其中有5批经过提纯，获得结晶，其结晶形状、生物活力和天然胰岛素结晶相同。此时，美国、西德也曾报道过他们获得类似的胰岛素的产物，但他们所报道的活力很低，并且从未获得结晶。
人工合成胰岛素，不仅在自然科学发展方面有重要意义，而且在哲学上也有重要意义。关于生命起源的问题，多少年来一直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进行斗争的核心问题之一。唯心主义者认为"生命是上帝创造的"；唯物主义者认为，是没有生命的无机物经过亿万年运动、演化、发展的结果。1828年，德国科学家违勒首创人工合成尿素，把无机物变成了有机物，在历史上第一次证明了无机物和有机物之间并没有什么不可逾越的界限。这是人类认识生命现象的一次飞跃，是对唯心论的一次重大打击。到1966年底，我国科学工作者实现了人工合成胰岛素，这一成就使生命起源的唯物辩证法又取得了一项有力的新论据，是人类在认识生命奥秘的长征中迈出的一大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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