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元旦，《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同时发表了经毛泽东审阅定稿的《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社论。社论为1967年的"文化大革命"制定了"规划"。
元旦社论的发表，把已经开展了半年多的"文化大革命"推向了更为激烈的全面夺权阶段。1月6日，上海市全面性的夺权开始。王洪文、徐景贤一伙联合全市十几个造反派组织，在市中心的人民广场召开了"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这次大会后，上海市委、市人委所有机构陷于瘫痪，实际权力落人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一伙人的手里。对于上海的夺权，毛泽东在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谈话时作了高度评价，认为"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
毛泽东的这次谈话，实际上成为全国进行全面夺权的号召。在江青一伙的授意下，山西、青岛、山东、黑龙江、贵州等省市相继夺了权。经过20个月的"夺权"斗争，到1968年9月5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也宣告成立革命委员会。至此，全国（除台湾省以外）29个省、市、自治区都已相继建立了革命委员会的领导机构。革命委员会是"文化大革命"中产生的"新生事物"，它集党、政大权于一身，形成党政合一、政企合一的一元化领导体制，实现了更高程度的集权，实际上是国家政治体制和国家行政工作上的一次重大倒退。
在一片夺权声中，中央一大批干部受到公开批判。省市一级党组织的权被夺了，一大批老干部靠边站，在报刊上被公开点名批评，有的被迫害致死。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再深入，林彪、江青把文革的烈火烧向军队，"揪军内一小撮"的火焰在蔓延。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政治局和军委的领导同志，在不同的会议上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对林彪、江青迫害老干部，妄想搞垮国家、搞垮军队的阴谋活动提出了强烈的批评。这被诬称为"二月逆流"。
在极其混乱的形势下，人民解放军开始实行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这对稳定当时的局势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也带来了一些消极后果。
上海"夺权风暴"
元旦，《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同时发表了经毛泽东审阅定稿的《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社论。社论为1967年的"文化大革命"制定了"规划"。这个规划的显著特点就是鼓动工人农民参加这个轰轰烈烈的运动。社论指出："中国现代史上的文化革命运动，都是从学生运动开始，发展为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发展为革命的知识分子同工人农民相结合。这是客观的规律。作为中国现代革命史开端的五四运动是这样，使我国社会主义革命进入一个新阶段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也是这样。1967年，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将按照这个规律进一步展开。""1967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1967年，将是无产阶级联合其他革命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的一年。"元旦社论的发表，把已经开展了半年多的"文化大革命"推向了更为激烈的全面夺权阶段。
就在《人民日报》向全国发布"展舞总攻击的一年"号令时，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陷入了极度混乱状态。中共上海市委的瘫痪和社会生活的极度混乱，使江青一伙认为夺权的条件已经具备。1月4日，张春桥、姚文元以中央文革小组调查员的身份，回到上海，找徐景贤和"工总司"头头谈话，紧急策划夺权。
月4日上午，文汇报社"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夺了上海文汇报社的权。
造反派发表了《告读者书》。《告读者书》说："《文汇报》对党对人民犯下的罪行是不可饶恕的。旧《文汇报》必须彻底革命，彻底改造。""从今天起，我们’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接管了《文汇报》。"在张春桥一伙的精心策划下，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也被夺权了。
月5日，上海《解放日报》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宣告夺权。《解放日报》发表的《告读者书》指出："旧《解放日报》对党、对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必须彻底批评，彻底改造。我们《解放日报》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有责任接管《解放日报》的领导权。""《解放日报》就是要成为革命左派的报纸，就是要成为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专政工具，就是要成为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坚强阵地！这个阵地我们占定了！这个权，我们夺定了！"针对当时上海市的生产、交通和社会秩序极为混乱的情况，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召集各派群众组织开会，决定起草一个告全市人民的呼吁书。1月5日，经陈丕显签字批准，由"工总司"等11个造反组织联名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在《文汇报》上发表，其主要内容是号召要坚决贯彻执行毛泽东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方针，以稳定局势。同日，张春桥在"工总司"头头会议上讲话，却强调："当前的基本问题是把领导权从走资派手里夺回来，希望造反派把要害部门控制起来。"月6日，上海市全面性的夺权开始。王洪文、徐景贤一伙联合全市十几个造反派组织，在市中心的人民广场召开了"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大会批斗了上海市委、市人委的主要负责人陈丕显、曹获秋、魏文伯、杨西光等，并把全市几百名局级以上干部揪到会场陪斗。大会的高潮在于宣读了3个由张春桥、姚文元一伙一手炮制的"通令"。
《第一号通令》宣布：（1）从1967年1月6日起，上海革命造反派和革命群众，不再承认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曹荻秋为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和上海市市长。（2）责成大会服务团在会后立即报请毛主席和党中央，罢免曹荻秋党内外一切职务，并批准在上海报刊上公开点名批判。（3）曹荻秋从即日起，交给上海革命造反派监督劳动，并责令其彻底坦白交代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行。（4）在曹获秋监督劳动交代期间，一切真正革命造反派组织如有批判斗争，需要曹荻秋出席的，可统一安排进行，随叫随到。
《第二号通令》强令"陈丕显必须在七天内，就如何操纵指挥曹荻秋和上海市委进行反对毛主席，对抗党中央，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恶活动，就柯庆施同志逝世后上海市委如何忠实贯彻刘少奇、邓小平反动路线，以及陈丕显、曹荻秋等与刘、邓修正主义司令部的黑关系等问题，向革命造反派进行彻底坦白交代"。
《第三号通令》指出："大会认为，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必须彻底打倒。"一个由群众组织召开的大会，竟可以对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人委及其负责人发出《通令》，这确实是史无前例的。这次大会后，上海市委、市人委的所有机构被迫停止办公。
月8日，"上海市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成立，并夺取了铁路、海港、长江航运、邮电等单位的领导权。"火线指挥部"成为全市生产的实际领导机构。随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保卫委员会"代替了上海市公安司法机构。他们还企图用"上海市造反组织联络站"来取代上海市委。
就这样，上海市委、市人委所有机构陷于瘫痪，实际权力落人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一伙人的手里。
月8日，上海《文汇报》、《解放日报》同时发表了题为《上海革命造反派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起总攻击》的记者述评。12日《人民日报》转载了此文。述评分析了上海地区文化大革命新进展的4个标志：第一个重要标志是："广大的工人、农民起来造反了。"第二个重要标志是："市级党政机关的革命造反派杀出来了，他们打破了’内外有别‘等种种框框，同工人、革命学生一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第三个重要标志是："革命造反派不仅队伍越来越壮大，而且斗争艺术也越来越趋于成熟。"第四个重要标志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始全线崩溃，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庇护下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丑恶面目，已开始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随后，各种舆论工具异口同声地喊出两个字："夺权！"月8日，毛泽东在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谈话中，对上海的夺权给予高度评价。他说："《文汇报》5日的告全市人民书，可以转载、广播。…’告全市人民书，这是少有的好文章，具体讲的上海市，内容讲全国的。""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整个华东，影响全国各省市。"这次谈话，实际上成为在全国进行全面夺权的号召。《人民日报》1月9日转载了《告上海人民书》并加了由毛泽东亲自审定的编者按。
月10日，毛泽东又批示中央文革，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的名义起草了"给上海各革命造反派团体的贺电"。贺电说："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32个革命群众组织：你们在1967年1月9日发出的《紧急通告》，好得很。你们提出的方针和采取的行动，是完全正确的。""你们这一系列的革命行动，为全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为一切革命群众，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以中央名义正式作出的这种肯定和赞扬，大大地提高了上海"一月革命"的地位，扩大了这场夺权风暴的影响。特别是，1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社论指出："一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展开夺权斗争的伟大革命风暴，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号召下，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席卷全中国，震动全世界。…‘这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新的飞跃。这是今年展开全国全面阶级斗争的一个伟大开端。"社论强调："革命群众要掌握自己的命运，千条万条，归根结底，就是要自己掌握印把子！""有了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权，就没有一切。千重要，万重要，掌握大权最重要！于是，革命群众凝聚起对阶级敌人的深仇大恨，咬紧牙关，斩钉截铁，下定决心，联合起来，团结起来，夺权！夺权！！夺权！！！"社论号召"自下而上地夺权"，"展开全国全面的夺权斗争"。
"一月夺权"风暴残酷无情地摧毁了原上海市委、市政府领导机构以后，张春桥一伙开始加紧筹备自己的"政权"。1月19日，在拼凑班子的会议上，张春桥狂妄地将"一月夺权"称为"一月革命"，同巴黎公社和苏联十月革命相提并论，并提出全市政权机构可以称作"新上海公社"，成立宣言可定题为"一月革命胜利万岁"等。后来，又改名为"上海人民公社"。2月5日，经毛泽东批准，"上海人民公社成立"。但很快毛泽东又另有考虑。根据毛泽东的意见，2月24日，"上海人民公社"改称"上海革命委员会"，张春桥任革委会主任。
"三支两军"
"三支两军"是"支左、支农、支工和军管、军训"的简称。"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人民解放军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命令，为缓和地方的紧张局势，维护社会秩序，对地方实行支持左派、支援农业、支援工业、军事管理及对大中学生的军政训练。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各大专院校甚至中小学正常的上课和教学秩序被打乱，学校陷入混乱的局面。1966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对大中学校革命师生进行短期军政训练的通知》。《通知》说："毛主席在最近接见全国各地来京革命师生时，向林彪同志多次提出：派军队干部训练革命师生的方法很好。训练一下和不训练大不一样。这样做，可以向解放军学政治，学军事，学四个第一，学三大作风，学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加强组织纪律性。"《通知》规定：中国人民解放军"从现在起，到明年暑假，派出得力的干部和战士，分期分批地对全国大中学校的革命师生，普遍进行一次短期军政训练"。根据《通知》的要求，解放军开始在学校执行军政训练任务。
1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广播电台问题的通知》指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革命群众同那些控制广播电台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进行斗争，是完全正确的，必要的。中央决定，凡是发生这样情况的广播电台，一律由当地人民解放军实行军事管制。"军队由此开始执行军管任务。
初，在上海"一月风暴"的影响下，在林彪、江青等人的煽动下，全国处于"打倒一切"、"全面内战"、武斗成风的混乱局面，地方党政领导机关处于瘫痪和半瘫痪状态，社会秩序混乱，交通阻塞，工农业生产进一步遭到破坏。在这种严重形势下，1月23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作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决定》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个新阶段。这个新阶段的主要特点，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手里夺权。这场夺权斗争，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及其在党内的代理人17年来猖狂进攻的总反击。"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最重要的工具。在这场伟大的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夺权的斗争中，人民解放军必须坚决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边，坚决支持和援助无产阶级革命派"。《决定》强调：根据毛主席的最近指示，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找军队支持、援助，都应该满足他们的要求。所谓"不介人"是假的，早已介人了。
《决定》对人民解放军"支左"作了如下规定：（1）"以前关于军队不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以及其他违反上述精神的指示，一律作废。"（2）"积极支持广大革命左派群众的夺权斗争。凡是真正的无产阶级左派要求军队去援助他们，军队都应当派出部队积极支持他们。"（3）"坚决镇压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左派的反革命分子、反革命组织，如果他们动武，军队应当坚决还击。"（4）"重申军队不得做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顽固分子舫空洞的指示。"从此，人民解放军奉命介入地方的文化大革命，积极支持革命左派，进行"支左"工作。
随着"文化大革命"形势的发展，军队又增加了新的任务。
月19日，毛泽东作出了关于高等院校、中学和党政军民机关实行军训的指示。2月23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军队大力支援地方抓好春耕生产的指示》。
月10日，中央军委发出了《关于军队院校、文艺团体、体工队等支左支农、工业问题的通知》。《通知》指出：支左、支农、工业工作"是对人民解放军最大的信任和鼓励，一定要切实作好，努力完成。在这场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中，必须加强领导，加强调查研究工作。各地区、各城市支左、支农、工业工作，一律由当地驻军最高领导机关统一领导、统一指挥、统一安排，院校、文艺团体、体工队等单位的支左、支农、工业工作，一定要服从当地驻军最高领导机关统一领导，不得各行其是"。
月16日，中共中央转发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卫戍区司令部起草并经中央批准的《对需要实行军事管制的厂矿的布告》，规定"这种布告不登报，不在全市广播，只在有关厂矿张贴"。
月19日，中央军委又作出《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的决定》。《决定》说，为了适应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新阶段形势的需要，集中力量完成军队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等项重大任务，军委决定：（1）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机关"除了照顾战备、援外和必需的工作外，视情况抽调：1／3、1／2甚至2／3的人员，立即投入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的工作"。（2）各院校、文艺团体、体工队"可在整风告一段落后，立即全部投人上述工作，作为这些单位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步骤’。（3）各总部、军兵种（包括在北京的所属院校）抽调的人员，由总政治部统一分配、使用。驻各军区所在地的院校抽调的人员，统一由各大军区、省军区领导、调配和使用。
月2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对××部（委）实行军事管制的决定的试行草案。《决定》指出："根据毛主席关于‘军队不但要协同地方管农业，对工业也要管’以及‘只管工业，不管交通运输，是不对的’等重要指示，特决定自即日起对××部（委）实行军事管制。"在实行军事管制的部委成立"军事管制委员会"或"军管小组"。军管会的任务是"在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领导下，对部（委）的各项工作实行统一领导"。此后，对公安机关、民航、铁路、煤炭、交通等部门实行军管。到1967年2月中旬，全国已有6900多个单位实行军事管制。
全军先后有280多万人参加过"三支两军"工作。在当时极其复杂的情况下，解放军指战员深入工厂、农村、机关、学校制止武斗，开展军事训练，这对缓和地方的紧张局势，维护社会秩序，减少动乱造成的损失起了积极的作用。
但是，"三支两军"的核心任务是"支左"，再加上林彪、江青等人的插手，在工作中不可能不产生许多缺点错误，带来消极后果。在"文化大革命"中形成的两大派，无论是哪一派，在总体上都是错误的。军队在"支左"中支持一派群众组织，必然压制另一派群众组织，造成群众组织之间的对立与斗争。许多地方甚至发生了"造反派"组织与执行"三支两军"任务的部队间的冲突，一些地方"造反派"组织冲击军事机关并发生流血冲突的事件时有发生。这既造成了军队和地方、军队内部的矛盾，又影响了部队的自身建设，损害了军队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在"支工"中，由于军队同志大多数不懂专业技术和经营管理，在生产管理中出现了某些失误，包揽过多，束缚了地方同志的积极性。
军委《八条命令》的制定
1月28日，中央军委发布了《中央军委命令》，共八条，又称军委《八条命令》。
制定军委《八条命令》的目的是为了稳定军队，反对冲击军事机关。随着"文化大革命"的进一步深入，林彪、江青等人把"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烧向军队，"揪军内一小撮"的火焰在蔓延。1966年11月13日、29日，陈毅、叶剑英、徐向前等几位老帅两次在工人体育场召开的军队院校和文体单位来京人员大会上对造反派乱揪乱斗、不断冲击党政军机关的极端做法提出了批评。陈毅指出："人民解放军不能乱，一定要有秩序。""解放军打解放军，我是没有见过。""现在有些人不是斗真正的黑帮，不是斗真正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在那里扭着自己的同志斗！每个部都在斗他们的部长，每个单位都在斗他们的首长，抓住一句话就斗。""一讲黑帮，所有的都是黑帮！一讲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有的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讲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所有的都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样打击面太宽、太大。"叶剑英指出："真理就是真理，跨过真理一步，就是错误，就变成了谬误。""一小撮人煽动一部分群众到毛主席办公的地方猛冲、猛打，这行么？你们如果不改，就是废品……有人冲击我们国防部，这是个大错误，严格讲是反革命。"徐向前说："我们的陆、海、空军必须经常保持战备状态，随时准备对付敌人的突然袭击，做到一声令下，立即行动。""一刻也不要忘记我们周围还存在着强大的敌人，我们必须经常保持高度警惕，不容丝毫松懈。"
老帅们对国家国防建设受到破坏越来越忧心如焚。他们无非要求军队不能乱，一些极左的做法要纠正。然而，老帅们的讲话触动了江青等人的神经，江青诬蔑老帅"是镇压群众"。在江青等人的指使下，军内造反派成立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筹备处"，准备在1月5日召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指名陈毅、叶剑英到会"接受教育"。经过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做工作，这个批斗大会总算没开。
在林彪、江青的故意纵容下，造反派开始冲击一些老帅、老将军。一时间，一些元帅、将军成为造反派攻击的新目标。
为了制止阴谋家搞垮国家、搞垮军队，为了军队的稳定，一些老元帅、老将军开始了与林彪、江青的激烈斗争。
一场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军队建设的斗争不可避免地爆发了！经毛泽东批准，中央军委决定在北京召开军委碰头会。
月19日下午，军委扩大的碰头会在京西宾馆举行。各大军区负责人及中央文革的成员参加了会议。在会上，江青、陈伯达、康生起劲地要求军队和地方一样开展"四大"，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坚决反对，双方发生争吵。这时，叶群突然提出要总政治部主任肖华作检查，她说肖华反对林副主席，破坏文化大革命，必须公开向军队院校师生作检查……陈伯达、江青一唱一和地大骂肖华"把部队工作引到资产阶级轨道上去了"、"看不起中央文革，不尊重中央文革"等。他们责令肖华当晚到他们已经通知召开的工人体育场十万人大会上作检查。很显然，江青一伙是有备而来的。他们企图先从总政打开缺口，搞乱军队，在乱中夺取军权。
参加会议的老帅们觉得受到了愚弄。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人与江青一伙展开了激烈争论。会后，肖华刚刚到家不久，来抄家抓人的造反派就马上赶到。幸亏，叶剑英在会后立即用电话向毛泽东作了汇报，肖华及时得到"毛办"不要参加批斗大会的通知，才免遭一难。但是，肖华的家仍然被抄，妻子被作为人质抓走。
第二天上午，军委碰头会继续在京西宾馆召开。会议刚开始，江青就阴阳怪气地问道："总政治部主任怎么不见了？他躲到哪里去了？"叶群等人也跟着进行了一连串的攻击，以莫须有罪名无理纠缠了一番。
肖华赶到会场后，怒气冲冲地讲了昨晚被抄家的经过。听到这个消息，在场的元帅、将军都义愤填膺，纷纷为肖华的遭遇鸣不平。叶剑英愤怒地痛斥江青等人：谁想搞乱军队，决不会有好下场，并公开声明：肖华是我保护起来的，如果有罪，我来承担！盛怒之下，叶剑英重重地拍了几下桌子，因用力过猛，将右手掌骨震开了一条裂纹，造成轻度骨折。徐向前也站起来说："我们搞了一辈子军队，人民的军队，难道就叫你们几个给毁了吗？"
这次会议后来被称为"大闹京西宾馆事件"。
月22日，毛泽东接见了军委扩大的碰头会人员。毛泽东在接见时了解到一些军队领导干部被批斗挨整的情况。特别是东海舰队司令员、著名战将陶勇夫妇的惨死，不能不对毛泽东有所触动。毛泽东在讲话中要求军队"要站在革命左派方面"。他明确表示"随便抓人，省委书记也抓，军队干部也抓，许世友也抓，到处抓人怎么行"。毛泽东还提出要保护一批当时被批斗的干部。他说："江渭清、谭启龙、江华、韦国清、刘俊秀、张体学、张平化、李丰平要保。""杨勇还是要保。"毛泽东特别强调朱德"这个人不保不行，我要保他，他在国际国内有影响。还是按照延安整风的办法，‘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毛泽东的讲话表明他也反对冲击军队，反对批斗军队干部。1月23日，参加军委碰头会扩大会议的军队干部，向毛泽东、林彪写出"请示报告"，就军以上（不含军）领导机关的"文化大革命"，提出六条建议。六条的核心是保持军队的稳定。这六条建议为后来制定军委《八条命令》奠定了基础。
月24日晚，在几次给林彪打电话林彪都不见的情况下，当时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徐向前直接到林彪家，向林彪陈述军队的混乱局势。徐向前说军队要稳定，这样乱下去不行，要搞几条规定，如不能成立战斗组织、不能随意揪斗领导干部、不准夺权等等。林彪这时既想通过大乱排除异己，又不愿意军队乱到难以控制的局面而危及自身的权力地位。因此他也表示军队不能乱，同意由军委发文件。于是，林彪还当即讲了一些意见。林彪的谈话内容，既有徐向前的意见，也有军委扩大的碰头会人员的意见。林彪的这些意见，经过秘书整理形成九条。后来，经过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和周恩来、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陈毅、杨成武讨论，在原来九条的基础上，形成了"七条规定"。25日，林彪将"七条"送毛泽东审阅，并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报告了"七条"产生的过程，同时在信中附有5个附件。这5个附件说明了当时军队被冲击、军队干部被揪斗的混乱局势，其中包括新疆军区造反派组织"到司令部大楼，要开大会，罢官夺权"，南京军区"军区3个常委被罚了跪，政治部正副主任都罚了跪，后勤部正副政委被拳打脚踢"。副司令员张才千被"抓走了，现在下落不明"。等等。这些内容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
毛泽东同意这七条内容，同时建议再加上一条关于严格管教干部子女问题等内容。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在京的军队领导干部对"七条"作了认真修改，最后形成"八条"。
月28日，毛泽东审阅和批准了"八条"。毛泽东批示："所定八条，很好，照发。"1月29日，中央军委发出《八条命令》。《八条命令》主要内容如下：（1）必须坚决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争取和团结大多数，坚决反对右派，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2）一切指战员、政治工作人员、勤务、医疗、科研和机要工作人员，必须坚守岗位，不得擅离职守。要抓革命，促战备、促工作、促生产。（3）军队内部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单位，应该实行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充分运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严格区别两类矛盾。不允许用对待敌人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允许无命令自由抓人，不允许任意抄家、封门，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例如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罚跪，等等。认真提倡文斗，坚决反对武斗。（4）一切外出串连的院校师生、文艺团体、体工队、医院和军事工厂的职工等，应迅速返回本地区、本单位进行斗批改，把本单位被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篡夺的权夺回来，不要逗留在北京和其他地方。（5）对于冲击军事领导机关问题，要分别对待。过去如果是反革命冲击了，要追究，如果是左派冲击了，可以不予追究，今后则一律不许冲击。（6）军队内战备系统和保密系统，不准冲击，不准串连。凡非文化革命的文件、档案和技术资料，一概不得索取和抢劫。有关文化革命的资料暂时封存，听候处理。（7）军以上机关应按规定分期分批进行文化大革命。军、师、团、营、连和军委指定的特殊单位，坚持采取正面教育的方针，以利于加强战备，保卫国防，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8）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用毛泽东思想严格管教子女，教育他们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认真与工农相结合，拜工农为师，参加劳动锻炼，改造世界观，争取做无产阶级革命派。干部子女如有违法乱纪行为，应该交给群众教育，严重的，交给公安和司法机关处理。
军委办公厅在通知中要求将军委《八条命令》广为张贴，要印成材料，做到每个指战员人手一册。
在当时的混乱局势下，军委《八条命令》发布对稳定军队起到了积极作用。2月21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指出："中共中央认为，中央军委1967年1月28日的八条命令很好。这个命令，除第七条关于军队的文化大革命的部署外，其他各条，都适用于地方。"但是，由于江青等人的破坏，《八条命令》很快就难以发挥效用。
革命委员会的陆续建立
自1967年1月上海夺权，经过20个月的"夺权"斗争，到1968年9月5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也宣告成立革命委员会。至此，全国（除台湾省以外）29个省、市、自治区都已相继建立了革命委员会的领导机构。
革命委员会是伴随着各地的夺权而产生的。
上海的夺权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1月8日，毛泽东在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谈话中，对上海的夺权给予高度评价。毛泽东的这次谈话，实际上成为全国进行全面夺权的号召。由上海"一月风暴"刮起的"夺权风"蔓延到全国各地。在江青、康生授意下，1月12日夜，在八届中央委员、原山西省委负责人之一刘格平组织下，各造反派联合行动，"向以卫恒、王谦、王大任等为首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进行夺权斗争，占领了省、市委，省、市人委，后又占领了省市公安机关"。1月14日，由25个造反派组织组成的"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发布《第一号通告》。《通告》指出："我们庄严地宣布：原山西省委对文化大革命的一切领导权，自即日起由本指挥部接管。"1月25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发布的《第一号通告》，并发表了《山西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的社论。实际上，这就表明中央批准了山西省和太原市的夺权。山西省夺权早，但夺权后矛盾不少，所以到3月18日，省革委会才正式成立，刘格平任主任。在康生"要立即夺权"的指示下，1月22日以王效禹为首的青岛23个造反团体联合成立"革命造反委员会"，一举接管了中共青岛市委、市人委的一切权力，并发出了《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第一号通令》。接着，又率众到济南，夺了中共山东省委和省人委的权，于2月3日，成立了山东省革委会，王效禹任主任。
月16日，在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省军区司令员汪家道的支持下，黑龙江省23个单位的造反团体组织联合总部，发布了《红色造反者联合接管省、市党政财文大权的公告》。1月31日，"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大联合大夺权誓师大会"隆重举行，宣告成立了"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开创了全国省、直辖市的夺权"典范"。黑龙江省的夺权虽然不是最早，但是在夺权后建立的机构中，以革命委员会命名的却是第一个。潘复生任主任。
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在原省军区副政委李再含的领导下，1月25日，"贵州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总指挥部"发布《通告》，宣布接管原贵州省委、省人委、贵阳市委、市人委等党、政、财以及文化大革命的一切领导权。2月14日，贵州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李再含任主任。
但是，通过造反而产生的权力机构叫什么名称呢月19日，张春桥将"一月夺权"称为"一月革命"，同巴黎公社和苏联十月革命相提并论，并提出全市政权机构可以称作"新上海公社"。2月3日出版的《红旗》杂志在社论中讲到"去年6月1日，毛主席就把北京大学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称为20世纪60年代的北京人民公社宣言。这时，毛主席就英明地天才地预见到我们的国家机构，将出现崭新的形式"。陈伯达又告诉张春桥：主席正在考虑建立北京人民公社的名单。于是，张春桥便找10多个造反组织的头头座谈，提议把"新上海公社"改名为"上海人民公社"，当即获得赞同。2月5日，经毛泽东批准，上海人民公社成立。
可是，毛泽东很快另有考虑。2月12日，毛泽东召张春桥、姚文元回北京，对他们说：原想建立北京人民公社，这样就发生改变政体、国家体制问题、国号问题。如果改称中华人民公社，那么国家主席就得叫公社主任或社长了。国号一改，就要发生外国重新承认的问题。因此，他考虑各地夺权后的新机构，还是叫革命委员会。
月19日，中央还专门发出《关于夺权斗争宣传报道问题的通知》，规定"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城市的政权组织形式，除上海外，另有指示外，一般的不要采用人民公社的名称"。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2月24日，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改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月30日，《红旗》杂志社沦《论革命的"三结合"》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陛、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
9月5日，西藏、新疆两个自治区的革命委员会同时成立。至此，全国（除台湾省外）29个省、市、自治区都已先后建立了革命委员会。这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夺权任务已基本完成。9月7日，北京举行庆祝全国省、市、自治区成立革命委员会大会，《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社论指出："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全部成立，宣告了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各地区的代理人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的反革命阴谋的彻底破产"，"全国山河一片红……它标志着整个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进人了斗、批、改的阶段"。
革命委员会是"文化大革命"中产生的"新生事物"。毛泽东说："革命委员会的基本经验有三条：一条是有革命干部的代表，一条是有军队的代表，一条是有革命群众的代表，实现了革命的三结合。"按照当时的说法，无产阶级造反派及其所代表的广大革命群众，是革命委员会的基础，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革命领导干部是革命委员会中的骨干和核心。就多数省、市级革命委员会的委员构成来看，三方面的比例大体如下：各造反派组织代表（群众代表）一般占50％左右，军队代表20％，革命领导干部代表占20％，其他方面的革命群众代表10％。在群众代表中，工、农、红卫兵的代表也有一定比例。一般的情况是，工人代表比例较大，‘贫下中农代表次之，红卫兵代表又次之。例如：江苏省筹备成立革命委员会时，革命委员会拟由165名委员组成，其中10名作为机动。155名委员的分配为：革命群众代表95名，占57.5％，其中，工人代表37名，占22.5％，贫下中农代表18名，占1l％。红卫兵代表28名，占17％。其他系统的革命群众代表12名，占7％；军队代表30名，占18.2％；革命领导干部30名，占18.2％。
在革命委员会成立过程中，特别强调它不仅要与旧时代剥削阶级庞大的官僚机构截然不同，而且要与"文化大革命"前的"旧机构"划清界限。在这种思想指引下，革命委员会在成立过程中，一般都非常强凋机构的"革命化"和"精兵简政"。在省、市、自治区等各级政权机构的革命委员会中，一般设办事组、政治工作组（或政治部）、生产指挥组（或生产指挥部）、保卫组（或政法工作组、保卫部）。各组（部）也由革命领导干部、军代表和一般工作人员组成。各组之下又分设若干小组，分管各方面事宜。
革命委员会在人员构成上说是实行"军、干、群"三结合，实际上大多是军队干部主持工作。军队干部在当时做了大量工作，对缓和紧张局势、维护社会秩序、减少动乱造成的损失起了积极作用。但是，在总的"左"倾方针影响下，他们在工作中也不可能不产生许多缺点和错误，带来消极后果。革命委员会中的造反派组织的坏头头互相结合或互相对立，在革命委员会内外继续兴风作浪，成为最大的不安定因素。许多革命委员会经常处于纷争和动荡之中，无法正常行使议事办事的职能。革命委员会集党、政大权于一身，形成党政合一、政企合一的一元化领导体制，实现了更高程度的集权，又必须在各项工作中贯彻执行"左"的方针，实际上是国家政治体制和国家行政工作上的一次重大倒退。
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将革命委员会改为地方人民政府。在文化大革命这样一个特定环境下产生的、持续了13年之久的革命委员会宣告结束。
二月抗争
二月抗争指的是1967年2月间党内上层对"文化大革命"错误做法的强烈不满。
全国范围的全面夺权行动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动乱，这使许多老一辈革命家担心和忧虑。当时发生了一系列使人愤慨的事件。中央政治局常委陶铸，未经中央任何会议讨论就突然被打倒。陈毅、谭震林、李先念等对此深感困惑，就去问政治局常委李富春，得到的回答却是："不知道，没有讨论。"
在林彪、江青的故意纵容下，造反派开始冲击一些老帅、老将军。甚至连功勋盖世的朱德也被诬为"大军阀"，公开贴出"打倒朱德"、"把大野心家朱德揪出来示众"等巨幅标语；造反派掀起"炮轰聂荣臻"的黑浪；大街上还出现了攻击徐向前元帅的大标语；贺龙遭到诬陷被批斗、抄家，儿女流落离散。中央文革小组第二副组长王任重和全军文化革命小组组长刘志坚也在这时被江青点名打倒。煤炭工业部长张霖之被红卫兵批斗、鞭打致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因不堪造反派的围攻和陈伯达、江青的恶语咒骂而含恨自杀；很多省、市党政负责人如上海的陈丕显等被造反派批斗揪走，下落不明。
在北京，总参、总政、总后三大机关也遭到冲击。各地军队也纷纷向军委告急。1967年1月1日凌晨2点20分，沈阳军区司令员来电：昨晚9时有数千名造反派学生冲进军区大院，殴打警卫战士，揪斗军区领导，唐子安副司令员在揪斗中被打成重伤，生命垂危同日，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张才干来电：昨晚ll时，大约万名红卫兵抄了8名军区领导的家，2名部长和1名副政委被抓走，下落不明。福州军区韩先楚司令员来电，说首都红卫兵到福州胡闹，弄得战备工作：无法进行。
为了制止阴谋家搞垮国家、搞垮军队，老一辈革命家在党和军队的高层会议上同林彪、江青等人进行了激烈斗争。
月19日、20日在扩大的军委碰头会上一些元帅、将军们同中央文革及叶群等人进行了斗争。这导致了《中央军委命令）（军委八条）的颁布。特别是毛泽东在2月5日、6日的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严厉批评了中央文革的陈伯达、江青等人。这使中央文革乱了阵脚，江青装病不出，陈伯达成为被批评的主要对象，扬言自杀。毛泽东对中央文革小组的批评，引发了老同志的抗争怒火，以陈毅、叶剑英、谭震林、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为代表的中央一批老干部同林彪、江青一伙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2月11日下午，由周恩来主持的中央碰头会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
军委副主席叶剑英首先站起来讲话。他义正词严地对陈伯达一伙说："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新任军委文革组长的徐向前，激愤地拍着桌子质问陈伯达一伙："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军队这样乱下去，还要不要支柱啦？难道我们这些人都不行啦？要蒯大富这类人来指挥军队吗？"就前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刘志坚被打成"叛徒"一事，徐向前质问陈伯达一伙："我们是带兵的人，军队的干部，跟我们打过仗，难道我们不了解吗？"
叶剑英就成立上海人民公社一事质问道："上海夺权，改名为上海公社，这样大的问题，涉及国家体制，不经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变名称，又是想干什么？"老帅的据理力争，使陈伯达一伙理屈词穷。会议不欢而散。2月16日下午，双方在怀仁堂会议上进行了一次更为激烈的斗争。
下午3时，前来参加碰头会的谭震林，在门口碰到策划上海"一月夺权"的张春桥。
谭震林问张春桥："陈丕显同志来了吗？"张春桥听后，搬出了挡箭牌："群众不答应呀！""群众？"谭震林说："党组织可以做工作嘛！""什么群众？老是群众、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哩！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闹革命。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40年的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谭震林又说："蒯大富是什么东两？就是个反革命！搞了个百丑图。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
这时，谭震林已气愤至极，他拿起文件、衣服，边走边说："让你们这些人干吧，我不干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周恩来要谭震林回来，不要走！陈毅也说："不要走，要留在里边斗争！"谭震林感激地望着几位老战友，坦荡地说："陈老总，我六七十岁的人了，还怕什么？讲就不怕，怕就不讲。好！我不走，我就留在这里。"
口倒英说："如今有些人养成一种很不好的习惯，不管干什么事都爱打着主席的旗号，好像这样一来就能把别人的嘴巴封住。这叫什么，这叫政治诈骗！有好多东西，我原来以为是主席的，后来才慢慢弄明白，其实并不是。而有些东西，本来是主席的，却又被扔掉了。比如，毛主席一再强调，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对犯错误的干部，要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不能随便一棍子打倒。可这些人就是不听，不仅批斗、关押，还在全国范围内大搞逼供信，恨不得把老干部整死。"聂荣臻插话说："整死了他们好上台。"
接着，陈毅又说："这些家伙上台，就要搞修正主义。"他还联系延安整风运动的历史，强调到底谁是反对毛主席的，以后还要看，还要历史实践来证明。
余秋里也拍案大声疾呼："这样对老干部，怎么行！计委不给我道歉，我就不去检讨！"
谢富治插话辩解说："群众运动嘛，难免有些过火的行为，但主流还是好的，还是……"
李先念当即驳斥道："你不要和稀泥！我们党一贯强调大多数干部和群众是好的。现在这样搞，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还要不要？老干部都打倒了，革命靠什么？现在是全国范围内的大逼供信！联动怎么是反动组织哩？十七八岁的娃娃，能是反革命？"
当大家再次谈到许多老干部惨遭迫害，有的甚至被整残整死时，陈毅心事重重地说："虽然没有人选我当老干部代表，我也要为老干部说话。"针对林彪、江青对朱德、贺龙的诬蔑，他说："如果说，我们的解放军是在’大军阀‘、’大土匪‘领导下打仗的，怎么能解释人民解放军取得的伟大胜利呢？"谭震林忧伤地说："我从来没有哭过。现在哭过三次。哭都没有地方哭，跟前又有秘书，又有孩子，只能背地流眼泪！"谢富治又插话说："不要从个人出发，要从全局出发。""我哭，不是为自己，是为全体老干部！是为整个党！"谭震林当即驳斥了谢富治。
"我也哭过三次。"李先念说："从1966年《红旗》13期社论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了大规模的斗争，还有什么大串联，老干部统统打倒了！"周恩来当即问康生："这篇社论，你看了吗？"康生明明参与了这篇社论的写作和定稿，却当面撒谎说："我没有看。"周恩来气愤地说："这么大的事，为什么你不叫我们看"。
聂荣臻对揪斗干部子弟的"不教而诛"的做法提出了抗议。
老一辈革命家不顾个人安危，对"文化大革命"的一些错误做法提出了强烈批评。他们敢于斗争的浩然正气，对林彪、江青等人无疑是一个打击，是对阴谋家的有力的回击。
江青一伙在公开的会议上无话可辩，但在背后搞阴谋上却大显神通。2月16日晚，张春桥、姚文元、王力按照江青的意见，整理出《二月十六日怀仁堂会议》的记录。江青给毛泽东写了个纸条："主席：张、姚有重要情况报告，盼速见。"几小时后，毛泽东召见了张春桥、姚文元，听信了他们单方面的汇报，并明确给予支持。
当毛泽东听到谭震林愤然离席要退出会场时，他气愤地站起来说："他不愿干，让他走嘛！"张春桥接着念到："叶剑英同志还指着文革小组的同志怒气冲冲地说：’你们到处组织夺权，夺了政府的权，地方的权，还要夺军队的权，解放军能听你们的吗？‘徐向前同志说：’你们把军队的老干部都打倒，靠谁来带兵？敌人来人侵，谁去指挥打仗？"‘听到这里，毛泽东严肃地说："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是枪指挥党。"
当毛泽东听到张春桥诬蔑陈毅攻击延安整风时，他勃然大怒地说："怎么，难道延安整风也错了吗？还要请王明他们回来吗？"
张春桥见毛泽东生气后，不失时机地渲染陈毅、叶剑英、李先念等人如何如何非议"文化大革命"，进一步激怒毛泽东。无论任何人，只要不赞成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旨在防止修正主义、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是绝对不能接受的。因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他始终认为这是他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而且认为群众运动的主流是好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因此，毛泽东可以允许对"文化大革命"中某些过火行动加以纠正，可以批评中央文革小组的某些出轨行动，但决不允许任何人从整体上否定"文化大革命"。这些老同志的发言虽然没有直接否定"文化大革命"，但一些提法已经远远超出纠正"文化大革命"的个别过火行动的范围，已经涉及到对"文化大革命"的整体评价。很显然，这是毛泽东不能接受的。
月18日晚，毛泽东召集部分政治局委员开会。在会上，毛泽东严厉批评了谭震林等老同志，说他们是搞复辟，搞翻案，大闹怀仁堂的矛头是指向他本人，以及林彪、中央文革，是为王明、张国焘翻案。还说中央文革小组错误是百分之一、二、三，谁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
最后，毛泽东提议：这件事政治局要开会讨论，一次不行就开两次，一个月不行就开两个月；政治局解决不了，就发动全体党员来解决。
谭震林等人只好从大局出发，忍辱负重，按住心中的闷怒，检讨了自己的"过失"……从1967年2月15日起至3月18日，在怀仁堂连续7次开"政治生活会"。会上江青、康生等无限上纲，给这些老同志扣了一大堆帽子，说这是一股"二月逆流"。接着，又在社会上掀起了反击"二月逆流"的浪潮。本来按毛泽东的指示，对老同志的批判是在中央内部进行的。可是林彪、江青一伙却千方百计地要把它捅到社会上去。他们先集中攻击谭震林，所以在北京的大街上就出现了"打倒谭震林！"、"彻底击溃反革命复辟逆流！"等标语。
从此，中央党、政、军、文"碰头会"被迫中断。中央文革小组代替政治局。林彪、江青等人手中的权力得以进一步扩大。
月14日，在林彪、陈伯达一伙的操纵下，首都街头出现了10万示威游行队伍，高呼反击"二月逆流"，"用鲜血和生命保卫中央文革"的口号，掀起了所谓反击"二月逆流"的第一个高潮。北京的这些活动迅速影响了全国，各地造反派起而仿行，掀起所谓"反击全国自上而下的复辟逆流"的浪潮。
围绕"二月逆流"的斗争，从中央到地方，先后持续了4年半之久。林彪、江青一伙则通过所谓反击"二月逆流"，将老干部基本上打了下去，为在全国范围内的"夺权"创造了条件。借反击"二月逆流"，整垮这些老干部，是林彪、江青等人梦寐以求的。然而，毛泽东虽不满意这些老同志对"文化大革命"的激烈批评，但并不想把他们统统打倒。所以，4月30日晚上，毛泽东同志请周恩来、李富春、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李先念、谭震林、余秋里、谷牧等人到自己家里开了团结会，并批准他们五一节上天安门看焰火。这样，林彪、江青一伙掀起的"反击二月逆流"的浪潮不得不暂时平息下来。
八一建军节，周总理提议让老帅们出席招待会，毛泽东同意了。
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闭幕式的讲话中，毛泽东同志旧事重提，明确指出："所谓’二月逆流‘这件事，是一种很自然的现象。因为他们有意见要说嘛，几个人在一起，又都是政治局委员、副总理或军委副主席，我看也是党内生活许可的。不就是两个大闹吗？一个大闹怀仁堂，一个大闹京西宾馆。他们这个大闹就证明是公开出来的嘛，不是什么秘密活动，应该参加’九大‘。"毛泽东的这席话，挫败了林彪、江青～伙企图剥夺"二月逆流"成员出席"九大"的权利的阴谋。1969年1月3日，毛泽东同志在一份反映老同志思想动态的简报上批示："所有与’二月逆流‘有关的老同志及其家属都不要批判，要和他们搞好关系。"很明显，毛泽东同志对老同志是采取保护措施的。
"九一三"事件后，毛泽东对此事件的看法有了明显的改变。
11月14日，毛泽东接见成都地区座谈会的人员。周恩来和叶剑英也参加了这次接见。当叶剑英步人会场时，毛泽东对与会者说："你们再不要讲他’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关、戚。"毛泽东又说："那时候，我们也搞不清楚。王、关、戚还没有暴露出来。有些问题要好多年才搞清楚。"后来，毛泽东同志还多次指出："这件事搞清楚了，不要再讲二月逆流了。"毛泽东的这些话等于为"二月逆流"平了反。
初，中共中央正式为"二月逆流"平反，因"二月逆流"案件受到冤屈的所有同志，一律恢复名誉；受到牵连和处分的所有同志，一律平反。
"六十一人案件"
"六十一人案件"是指1936年，北方局组织部长柯庆施向中共中央北方局建议，要被关押在北平军人反省分院的一批党员履行国民党政府规定的出狱手续，以便出狱后加紧补充到北方局干部队伍巾。柯庆施提出这个建议是形势所迫。当时是处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华北、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涨的形势下，而北方局极其缺乏干部，不能适应形势的发展。刘少奇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和北方局书记，为了拯救这些干部，不使他们落入日寇之手遭到杀害，同意了这个建议，并将此事向中共中央作出请示。当时党中央总书记张闻天与中央主要领导同志商量后决定予以批准。于是狱中61个人在发表了"反共启事"后获释。这本是为适应对敌斗争需要采取的一种策略，且得到中共中央的批准。出狱后他们为党做了大量工作。
事实上，从1936年这些同志出狱，一直到1945年党的"七大"召开前，中共中央对薄一波等出"反省院"的问题是经过多次严格审查的，对他们这段历史是清楚地知道的，一直认为是没有问题的。中央组织部在审查干部的过程中，都遇到这批同志在"北平军人反省分院"出狱的问题，在他们填写自传和向党组织的汇报中，都谈到这是党组织的决定。对此，中央组织部作了认真的调查，证明事实确实如此。
4月，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到会正式代表547人，候补代表208人，代表121万余党员。党的"七大"召开之前，从前方来的"七大"代表都集中到延安中央党校一部学习和审查。从"北平军人反省分院"出狱的52名党员中，有七大正式代表12人，候补代表2人。这14名代表中有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周仲：英、赵明新、吴云甫、王德、彭德、马辉之、李楚离、刘慎之、傅雨田、刘子久等。
3月，薄一波作为"七大"正式代表到达延安。他到延安后的第二天就向毛泽东汇报了在北平草岚子监狱五年半的监狱斗争。薄一波谈到狱中党支部规定了反对"反省政策"的方针，强调把身体搞好，学习马列主义，坚定信念斗争到底。毛泽东说：这样做是对的，你们把监狱变成了学校，通过学习革命理论，武装了自己的头脑，保存、锻炼和教育了一批同志，这就是胜利。毛泽东还问了出狱的还有哪些同志和他们的情况，薄一波作了汇报后，他关切地说：你们这些人来自五湖四海，出来以后又分派到各地去，又回到五湖四海，做了不少工作，是起了作用的。他还要薄一波开了个名单。这次谈话后，党中央书记任弼时又找薄一波谈话，也谈到1936年出狱问题。任弼时说：中央完全知道，是刘少奇、北方局向中央建议的，中央作了讨论，让你们出来的。
此外，刘澜涛于1944年冬，周仲英于1945年1月，都曾分别向中央负责同志汇报过1936年出"反省院"的经过。
"七大"期间，中央和各代表团对每个代表都进行了认真的代表资格审查。"七大"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审查讨论时，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任弼时说明了这件事。他说：这批同志政治上是没有问题的。党组织营救他们出狱，是北方局建议，经中央回电同意的，所以完全不影响他们的代表资格。因此，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对薄一波等1936年出狱的问题，作出了明确的结沦，认为适合代表资格，并提交"七大"一致通过。
在选举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时，中央提名的候选人有薄一波、刘澜涛等。在各代表团酝酿候选人名单时，中央正式通知，这些同志的出狱，是北方局建议经中央批准的。
康生对薄一波等于1936年出"反省院"的经过，本来是完全清楚的。1944年，康生当着薄一波的面，赞扬北方局的一大功劳就是营救草岚子监狱的一批干部出狱；1945年4月，党的"七大"召开时，康生身为"七大"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的成员，知道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对此事的结论。1948年，以康生为团长的中央土改工作团全体成员回到当时渤海区党委所在地过春节时，康生曾对别人说起1936年北平一批党员出狱的问题。他说，1936年，中央分析当时华北形势危急，抗日高潮又已经到来，需要大量干部出来工作，但是很多有经验的老同志都被关在北平狱中，如不及时把他们营救出来，蒋介石就可能把这批同志解往南京。另外，如果敌人很快占领平津，或者华北政权汉奸化后，这批同志只有全部牺牲。考虑结果，当时中央决定营救他们出狱。然而，"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为了打倒刘少奇等一大批老干部，康生歪曲事实，把这件事重新提出来。1966年8月，他指使红卫兵去查当年北平的旧报纸，说在那里能查出一大批叛徒。1966年11月，南开大学造反组织在北京图书馆从敌伪报纸上查到1936年一些同志经党组织营救、办理出狱手续的材料，如获珍宝，立即给中央文革写报告，诬陷几十位中央和地方领导同志是"叛徒"；同时以南开大学"八一八"造反组织的名义张贴大字报，发表《告全国人民书》，抢先把诬陷材料公布于众。康生等人对此大加赞赏，并批准"抓叛徒战斗队"成员以"中央特许"和"中央专案组"名义，到全国各地任意抄家、抓人、审讯和查阅机密档案；同时亲自向南开大学造反组织的头头部署调查一些老干部的所谓"历史问题"，从而使"抓叛徒"活动祸及全国。
9月16日，康生给毛泽东写信说："我长期怀疑少奇同志要安子文、薄一波等人‘自首出狱’的决定"，"最近我找人翻阅了1936年8、9月的北京报纸，从他们所登报的‘反共启事’来看，证明这一决定是完全错误的，是一个反共的决定"。随信附上了1936年有关报纸的影印件。
1月10日，戚本禹对总政文工团部分同志说："红卫兵小将查出安子文叛党，这些变节分子叛党的最大组织者就是刘少奇。"月3日，毛泽东在会见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时说："有些过去是共产党被国民党抓去，然后叛变，在报上登报反共。那个时候我们不知道他们反共，不知道他们所谓‘履行手续’是一些什么东西。现在已查出来，是拥护国民党，反对共产党。"月16日，中共中央印发《关于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人自首叛变问题的初步调查》，并作了批示。批示指出："在反对刘少奇、邓小平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中，揭发了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60余人的叛徒集团。这些叛徒长期隐藏在党内，窃据了中央和地方党、政领导机关的重要职位。揭露这个叛徒集团，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薄一波等人自首叛变出狱，是刘少奇策划和决定，张闻天同意，背着毛主席干的。这批人的出狱，决不是像他们自己事后向中央所说的那样，只是履行了一个什么‘简单手续’。他们是签字画押，公开发表《反共启事》，举行‘自新仪式’后才出来的。""这些变节分子出狱后，由于刘少奇等的包庇重用，把他们安插在党、政、军的重要领导岗位上，其中有少数人在抗日战争中牺牲了，许多人在重新混入党内以后，成为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坚决执行者，成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成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此后就正式开始了"抓叛徒"活动。康生制造"六十一人案件"，不仅给刘少奇强加莫须有的罪名，而且使一大批老干部惨遭迫害。据南开大学造反派宣称：他们的"抓叛徒"活动就迫害"全国12级以上的各级领导干部1200余人"。此后，全国掀起"抓叛徒"之风，使大批久经考验的好干部蒙上不白之冤，特别是许多解放前在白区从事地下工作的同志受到不公正的审查和迫害，许多人被长期监禁，甚至被迫害致死。他们诬称有一条所谓"刘少奇叛徒集团的组织路线"，由此制造了"新疆叛徒集团"、"东北叛徒集团"，冀东、上海、广东"地下党叛徒集团"等重大冤案，使成千上万的干部被弄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武汉"七二○"事件
7月20日，在武汉发生了广大军民反对所谓中央代表（谢富治、王力）的事件。这个事件被称为武汉"七二○"事件。
"七二○"事件发生的原因，是由于武汉地区广大军民与造反派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和斗争，而林彪、江青一伙对武汉军区不满，支持造反派的极左行为，加上中央代表谢富治、王力在武汉压制一派，支持另一派使矛盾进一步激化，最终导致了"七二○"事件的爆发。
初，上海刮起"一月风暴"，全国性的造反夺权达到高潮。在武汉，湖北省和武汉市的各级党政机关瘫痪了，大批负责同志被揪斗，武汉军区机关也经常受到冲击。2月初，武汉和南下的部分军内外造反派强行占领了《长江日报》社大楼。8日，他们在《长江日报》上发表了《关于武汉地区当前局势的声明》（简称？《二八声明》）。声明公--开叫嚣要"子弹上膛，刺刀上枪"，"全武汉、全湖北要大乱、特乱，乱深乱透"，声明要求造反派"投入战斗，在四面围攻、内外夹击的战场上，看准方向，杀出一条血路来！"9日，造反派又在《长江日报》发表社论，编造说他们是在解放军"支援下"接管《长江日报》的。《二八声明》发表后，造反派更加肆无忌惮，到处冲杀。武汉军民对造反派的行为极为不满。2月18日，武汉军区发表批判《二八声明》的《严正声明》。3月17日，武汉军区和公安机关根据军委《八条命令》，抓了"武汉工人造反司令部"搞打砸抢抓抄的一批造反派头头。3月21日，武汉军区又发表《通告》，宣布解散其所属组织。这些措施有效地稳定了武汉地区的局势，受到了武汉军民的拥护。
武汉军区的做法既引起了造反派的不满，又引起了林彪、江青等人的不满。从3月开始，林彪多次对吴法宪等人交代："要把军队一小撮不好的人，都揪出来烧掉。"5月份以后，吴法宪根据林彪的交代，多次打电话给武汉军区空军的刘丰等，要武汉军区空军独立思考，不要听大军区的，不要跟大军区跑。4月16日，江青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军内外造反派时，明确提出"成都、武汉，那是问题比较严重的地方，可以冲一冲"。5月初，戚本禹的秘书在接见武汉造反派头头时说："武汉问题主要是同军内一小撮的斗争"，"武汉的谭震林是陈再道、孔庆德、韩东山，后台是徐向前"。
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武汉和南下的造反派有恃无恐，使武汉的两派冲突加剧，武斗升级，惨案时有发生。5月16日，若干群众组织自发地成立了百万雄师联络站。百万雄师认为：湖北省和武汉市委17年来工作成绩是主要的，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武汉军区支左大方向是正确的，不能把斗争矛头指向解放军。他们坚决反对造反派的打砸抢行为。由于百万雄师代表了武汉地区广大军民的意愿，队伍迅速扩大，到"七二○"事件发生前，号称已拥有120余万人。百万雄师由于不听中央文革的话，中央文革就把武汉地区武斗的责任怪罪于百万雄师和武汉军区。6月26日，中央文革办事组和全军文革办公室给武汉军区发去电报："最近，武汉市发生的大规模武斗，是不正常的，希望武汉军区立即采取有力措施制止武斗。百万雄师一些人对若干院校和工厂的围攻，应立即停止。杀害革命群众的凶手，应按照中央《六六通令》严肃处理。不久之后，中央将请武汉军区和各界群众组织的代表来京汇报。"
接到中央文革的电报，武汉军区立即让两派群众组织选出代表，做好进京汇报的准备。后因毛泽东要巡视大江南北，并要在武汉横渡长江，改为两派代表不去北京，问题就地解决。7月14日，周恩来、毛泽东先后到武汉。同日，谢富治、王力等从重庆到武汉，以中央代表团名义，协助解决武汉问题。
月15日、16日，毛泽东先后两次召集周恩来、汪东兴、杨成武、余立金以及谢富治、王力、李作鹏开会，听取谢富治、王力汇报云南、贵州、四川和武汉问题，讨论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对武汉问题，毛泽东指出：要给工人总部平反，放掉朱鸿霞（3月17日被武汉军区抓起来的造反派头头）。百万雄师是群众组织，谢富治、王力要派专人做他们的工作。军区对两派都要支持，陈再道支持造反派，造反派是会拥护陈再道的。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7月15～18日，周恩来连续4天开会，召集武汉军区领导和驻军师以上支左单位负责人，听取汇报，研究解决问题的方案，谢富治、王力一直参加会议。18日下午，周恩来在作总结时，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认为军区支左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要求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政委钟汉华主动作检查，给工人总部平反，尽快释放工人总部的头头朱鸿霞。要军区对两派都支持，把部队同志的思想工作做好，也要把另一派群众组织"百万雄师"的工作做好。然后再逐步协商解决问题。这些话表达了中央要求武汉军区对两派群众组织都支持，促使他们联合的方针。为了消除武汉军区领导的顾虑，在汇报会召开之前，周恩来就对武汉军区政委钟汉华说：主席临动身时讲了，要到武汉去，保陈再道去。
月18日晚，毛泽东在同武汉军区领导人谈话时说："武汉的形势还不错嘛。你们想一想，一个工厂这一派是革命的，那一派就不革命？你们相信吗？""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
但是，谢富治、王力等根本就没有按照毛泽东、周恩来的讲话精神来解决武汉问题。他们背地里四处活动，继续支一派、压制另一派，两派之间的矛盾加剧。18日晚，周恩来回京。谢富治、王力在送走周恩来之后，马上驱车到"工总"派的据点，公开接受和佩带造反派的袖章，先后在大会上讲话。他们鼓动造反派说：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坚定不移地支持你们，你们受压抑、受打击的现象是不允许存在的，要把这种现象翻过来，叫它一去不复返。
日，造反派用高音喇叭和广播车，到处播放谢富治、王力的讲话录音和王力的"四点指示"（即武汉军区支左大方向错了，要为工总平反，"工总"是革命派，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谢富治、王力的所作所为，引起"百万雄师"等群众组织的极大愤怒。一场反击中央代表谢富治、王力的事件终于爆发了。
月20日晨，一部分军民冲进王力等居住的东湖客舍（他们不知道毛泽东也住在该处），把王力揪到武汉军区大院进行质问和批判。数以10万计的军民涌上街头游行示威。周恩来在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飞返武汉，采取措施把王力解脱出来。毛泽东也于21日凌晨转往上海。22日，谢富治、王力飞回北京。林彪、江青立即抓住这件事大做文章，诬蔑为"彻头彻尾的反革命事件"。22日晚，林彪亲自主持会议，中央文革全体成员参加了会议，听取谢富治汇报。会议决定把"七二○"事件定为"反革命暴乱"。对"七二○"事件的处理分两步来进行：第一步，以中央名义调陈再道、钟汉华进京；第二步，起草关于处理武汉问题的中央文件，开一个百万人的欢迎大会，并且通知全国各地举行集会和游行示威。23日，以中央文革名义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地三军联合行动，武装游行，声讨"七二○"事件。
日下午，在天安门广场开了百万人大会，林彪在离开会还有2小时I临时决定参加大会。他打电话通知中央文革说："我经过仔细考虑，认为今天下午的大会，我以参加为好。目的在于增加左派的威力，打击右派的气焰。这个欢迎大会，实质上要开成一个示威性质的会，向右派示威，加速右派的瓦解。所以，我觉得参加利多。"下午4时许，林彪上了天安门。他对江青说："武汉问题不单是武汉问题，而是全国的问题。"林彪还对蒯大富、韩爱晶等造反派头头说："事情发展到坏的顶点，就要向好的方向转化，从前我们要作文章，但没有题目。现在他们给我们出了题目，我们要抓住大做文章，估计最近一个月将是全国矛盾激化的一个时期。"第二天，蒯大富和韩爱晶联合召开了清华井冈山和北航红旗两总部会议，传达林彪等人的指示。清华造反派还成立了"对外作战部"、"军事动态组"和各地造反派驻清华联络总站，准备大干一场，以迎接林彪"揪军内一小撮"的新阶段的到来。
月26日，扩大的中央军委碰头会在京西宾馆召开。在会上，陈再道等遭到了林彪、江青一伙的围攻。会议一开始，谢富治首先发言说："七二0"事件是陈再道一伙操纵独立师、公检法、人武部和百万雄师搞的"反革命叛乱"，矛头是对准毛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文革的。接着，吴法宪发言。他不仅攻击陈再道，而且攻击徐向前，说什么"武汉问题，徐向前是要负责任的，这个责任应当追究。"徐向前听后忿然离场。根据中央文革指示，《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声讨"七二o"事件的文章、社论、评论连篇累牍，形成一场大规模舆论围剿。北京的7月25日百万人大会被以最快的速度拍成纪录片《北京支持你们》。8月6日，这部纪录片用专机送到武汉首映。
"七二○"事件后，武汉军民遭到空前的迫害。7月27日，林彪亲自主持会议，撤销了陈再道、钟汉华的职务。武汉独立师被打成"叛军"，被撤销番号，很多人被武装押赴农场劳动。据中共湖北省委在10年后为这一事件给中央的报告中说：在这一事件中被打伤、打残和致死的干部、军人、群众多达18.4万人。其中仅武汉市就被打伤打残6.6万多人，打死600多人，徐向前、徐海东等也被诬为"黑后台"，被抄家，后果极其严重。
火烧英国代办处
8月22日，首都红卫兵和几十个造反派组织上万人冲进英国驻华代办处，放火焚烧汽车和代办处办公楼，批斗英国驻华代办。这是"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严重的涉外纠纷事件。
这起事件的发生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发生了一系列涉外事件，与外交部被夺权是分不开的。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林彪、江青等人全面否定建国以来中国外交的基本原则和成就，插手外事工作。随着全面夺权的升级，外交系统也难逃厄运。
3月31日，北航造反派组织头头韩爱晶等人根据戚本禹的暗示，贴出了"打倒陈毅"的标语。首都一些造反派组织成立了"批陈联络站"。4月17日，陈伯达、戚本禹接见了"联络站"的代表，说什么"外事口的盖子还是要揭开"。"批陈联络站"更加有恃无恐，要求揪斗陈毅。
月，江青等人借毛泽东让王力过问外交部运动之机，再次鼓动外交部造反派夺权。
月7日，王力对外交部造反派发表讲话，他煽动说，"揪斗陈毅大方向当然对"，"红卫兵就不能干外交？""现在外交部还是原班人马"，"为什么不能动一动班子？""还是三结合班子好，以革命造反派为主体"，"让我们共同把外交部搞成彻底革命的外交部"……由于王力的煽动，8月16日外交部系统的造反组织开始夺权行动，砸了外交部政治部，查封了外交部党委，擅自以外交部的名义向我国驻外机构发号施令，并将外交部副部长姬鹏飞、乔冠华等人押上街头，几乎所有大使、参赞及司局长都受到揪斗，驻外机构的正常工作受到极大影响。在周恩来的坚决保护下，陈毅才免遭打倒，但已失去了对外交工作的领导权，外交部也处于失控混乱之中。红卫兵和其他造反组织的行动更加激进，接连发生了一系列严重的涉外事件：1967年6月18日砸了印度驻华使馆；7月3日砸了缅甸驻华使馆；8月5日砸了印度尼西亚驻华使馆。这3起事件与"火烧英国代办处"，又称"三砸一烧"，这些事件都引起了严重的外交纠纷。
"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源于香港英国当局镇压香港同胞。1967年5月6日，香港新谱岗人造塑胶花工厂的中国工人为反对资方剥削和开除工人，连续数日佩带毛主席像章，高举《毛主席语录》，高呼"毛主席万岁"等口号，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等歌曲，进行抗议活动。香港英国当局出动武装警察镇压抗议的工人。11日下午，香港英国当局再度出动大批警察，再次镇压手无寸铁的工人、学生和各界代表。
月15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召见英国驻华代办，面交中国政府的声明，最紧急、最强烈地抗议香港英国当局对香港工人和居民的暴行。接着，北京等地群众连续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声讨香港英国当局镇压香港同胞。此后至8月，香港英国当局绑架了香港《文汇报》、《大公报》、《新晚报》等报社的记者，并下令香港《夜报》、《田丰报》、《新午报》三家报纸停刊。
当时港英当局十分紧张，调集包括航空母舰在内的大批军队来港。7月8日，镇压群众的港英军警同中国边防部队在沙头角发生武装冲突，死伤数人。8月10日，港英当局封闭边界。8月20日，在王力支持下已经夺了外交部权的造反派以外交部的名义照会英国驻华代办处，最强烈抗议香港英国当局对香港新闻界的迫害，要求英国政府在48小时内撤销对香港三家报纸的停刊令，释放所有被捕的爱国新闻工作者。同时，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了声讨大会。声讨大会由谢富治主持。声讨大会严正指出：英国政府竟敢无视我国外交部8月20日照会的要求，在48小时内尚未撤销对香港三家爱国报纸的停刊令，拒不释放被捕的爱国新闻工作者和撤销对爱国报纸以及印刷公司的非法诉讼；这是对中国人民的严重政治挑衅。大会指出：中国人民是说话算数的。中国人民决不允许英帝国主义者在香港横行霸道。英国政府必须承担由此而引起的一切严重后果。
当时由中央文革小组控制的《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指出："向英帝国主义进行总清算的日子，是一定要到来的。"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由北京外语学院、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第一机床厂等十几家单位造反派组织在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人支持下成立的"首都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反帝反修联络站"，决定到英国驻华代办处门前召开大会，并采取"革命行动"。周恩来获悉此事后，紧急召见"首都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反帝反修联络站"负责人，劝阻他们不要进人代办处。
月22日晚，中国政府要求"英国政府在48小时内撤销对香港三家报纸的停刊令，释放所有被捕的爱国新闻工作者"的限令一过，1万多名红卫兵和首都群众涌到英国驻华代办处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在门前举行了声讨英帝反华罪行大会。在会上发言的红卫兵和群众代表坚定地表示："我们对于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派，就是要针锋相对地进行坚决的斗争，不获全胜，决不罢休。""中国人民任凭帝国主义欺侮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了。英帝国主义这只千疮百孔的纸老虎，不在中国人民的眼里。港英法西斯当局对中国人民和香港爱国同胞犯下的滔天罪行、欠下的累累血债，必须得到彻底的清算！"在大会上发言的人一个接一个地指出："从史无前例的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在全世界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毛泽东思想的灿烂光辉，照亮了全世界革命人民的心。港英法西斯当局用各种卑鄙无耻的手段迫害香港爱国新闻事业和爱国新闻工作者，妄图封锁真理的声音，妄图阻遏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传播，扑灭香港爱国同胞反英抗暴的烈火，完全是痴心妄想。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红卫兵小将和7亿中国人民，是不可侮的；是不好惹的。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香港爱国同胞，是吓不倒，压不垮的。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必将在香港上空高高飘扬。"
群情激昂的红卫兵和群众冲进代办处，放火焚烧汽车和代办处的办公楼，唾骂踢打代办处的工作人员，强令他们向毛主席像鞠躬，有人还践踏英国女王像。直到凌晨他们才离开英国驻华代办处。8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首都红卫兵对英代办处采取激烈行动》的通讯稿。23日，周恩来、陈伯达、谢富治等接见了外交部造反组织的核心小组和进驻外交部的群众组织的代表，对火烧英国代办处、查封外交部党委等破坏行动提出严厉批评。同时，周恩来指示外交部副部长姬鹏飞向英方赔礼道歉，表示由中国为英国代办处重新建造房屋。
月底，周恩来将王力8月7日在外交部的讲话记录托杨成武转交在上海的毛泽东。毛泽东对王力的讲话作了批示："大、大、大毒草。"还说：王力讲的这些话，连我也不能随便讲的，我没有叫他管外交部的事嘛！两天后，毛泽东让杨成武回北京传达他的指示：王力、关锋、戚本禹是坏人，破坏文化大革命，把他们抓起来，由周恩来负责处理。
月30日晚，在钓鱼台的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周总理宣布了毛泽东的决定，当场将王力、关锋隔离审查。1968年1月12日，戚本禹也被隔离审查。此后，外事系统的动乱逐步有所缓解，外交工作的大权又回到毛泽东、周恩来控制之下。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是"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它被说成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三个里程碑，并且写入了中共九大、中共十大通过的政治报告和党章，写入了四届人大通过的宪法。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毛泽东晚年在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问题上的"左"倾错误论点的总概括。它的形成有一个逐步发展的历史过程。
在我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了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辛探索。毛泽东发表了《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文章，中共八大正确地分析了国内形势，指出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
但是，历史往往是在曲折中发展。由于对中国国情的认识不足等原因，使毛泽东逐渐离开和政变了原来的正确观点。这主要表现在：1957年10月，他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仍然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从而对"八大"的正确方针作了根本性的改变；1958年11月，他在武昌会议上提出了思想上与政治上的地主、资产阶级仍然存在的论断；1959年8月庐山会议期间，他不仅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的批判，而且把这种斗争说成"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他进一步断定整个社会主义社会历史阶段都将存在资产阶级，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1964年他提出存在"官僚主义者阶级"的概念；1965年1月，在《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中，提出了"党内走资派"的概念，并说："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初步形成。这主要体现在1966年5月16日发表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中。这个通知明确提出在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都有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通知号召各级党委要"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1966年8月5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毛泽东认为在我们党内还存在着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认为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后来，毛泽东在多次讲话中阐述了上述思想。
但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个"名词"，并不是毛泽东提出的。它的提出也有一个渐进的过程。1967年5月18日，《红旗》、《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伟大的历史文件》中，第一次提出：毛泽东解决了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革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理论和实践问题。1967年5月27日，《红旗》杂志社论《两个根本对立的文件》指出："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革命的光辉理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实践中得到证实和发展。"1967年10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文章《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文化大革命万岁》中，发展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革命的光辉理论"。1967年11月6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文章《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中，才正式确定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并把这一理论归纳为6个"要点"：（1）"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立统一的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仍然存在着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2）"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3）"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在本质上，依然是政权问题，就是资产阶级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则要大力巩固无产阶级专政。"（4）"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必然会反映到党内来。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5）"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革命，最重要的，是要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展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6）"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
文章认为："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上述这些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时期阶级斗争的观念，天才地发展了无产阶级专政的观念，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树立了第三个伟大的里程碑。"
这篇文章是陈伯达、姚文元主持起草，并经他们反复修改过的。他们在送给毛泽东的信上说："这篇社论，又再作修改。关于主席思想六条，作了新的整理。列宁的话已充分引了。""大家很希望主席能看一看，并加批改。"毛泽东在信封上批了："内件已阅，修改得好，可用。"这一理论的提法虽然不是毛泽东概括的，但确是经过毛泽东同意的。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在理论上是完全错误的。它的基本错误是认为在无产阶级取得了政权并且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还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因而还要进行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就是这种"继续革命"的主要方式。
这个理论不仅夸大了社会主义阶段的阶级斗争状况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同时也肯定了实践中炮打"司令部"、造反夺权、揪斗批判等制造动乱的手段，更是错误的。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给党、国家和全国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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