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大批判"全面发展的一年，这场运动涉及范围之广是空前的，且对以后的批修、批林、批孔运动产生了直接影响。它以西藏、新疆两个自治区的革委会成立为标志，达到了高潮，即所谓的"全国山河一片红"。
"大批判"强调的是工人阶级领导一切，批判所谓的"多中心论"，由此在全国展开了"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旨在"纯化"无产阶级，进一步打击"走资派"；与之相反，党内开展了整党，进行"吐故纳新"。"清理阶级队伍"、"吐故纳新"将一大批所谓的"内奸"、"叛徒"、"走资派"清理出来，其"最大成果"就是八届十二中全会作出的将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的决定。
"大批判"中，为了对干部进行"革命"教育，实现干部的革命化，搞了所谓"五七"干校，让干部下放劳动：为了对知识青年进行"再教育"，又搞了"教育革命"、"上山下乡运动"，号召知识青年与工农结合，去艰苦的地方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这一年，尽管毛泽东为稳定局势、促进生产做了种种努力，如抓点（推广"六厂二校经验"）、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学校、贫下中农管理学校、颁布制止武斗的两个布告等。但是在指导思想错误的前提下，中国在动乱局面继续发展、社会秩序混乱、工农业生产继续下降、文教卫生科技体育事业进一步受到摧残的混乱中，度过了1968年。
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事件
3月，林彪、江青等人对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三位解放军高级将领发动突然袭击，将杨、余、傅三人打倒，制造了"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事件"。历史证明，这是林彪、江青等人相互勾结，为排除异己、实现篡党夺权阴谋而精心策划的一个重大步骤，也是一起骇人听闻的特大冤案。
"文化大革命"初期，杨成武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余立金任空军政委，傅崇碧任北京卫戍区司令，三人坚持原则，不愿与林彪、江青同流合污，对"二月抗争"的一些老同志保持尊重，因而为林彪、江青所忌恨，被他们视为篡党夺权的障碍。
3月，"二月逆流"事件后，林彪让杨成武停发几位老帅的文件。杨成武请示周恩来后仍将重要文件照送。并且，杨成武还按照毛泽东、周恩来的指示对老帅们采取了一些保护性措施。在担任军委办事组组长后，他明确宣布，办事组对军委常委负责，重大问题要向常委请示。这些做法为林彪、江青不容，被指责为"二月逆流"翻案。9月中旬，杨成武随毛泽东巡视华北、中南、华东。回京后，他受命向周恩来和几位老帅传达了毛泽东在外地的谈话内容，却没有传达给林彪。叶群多次追问毛泽东对林彪的看法，杨成武一直避而不答，由此引起了林彪的不满和猜忌，认为杨在毛泽东面前说了自己的坏话。1968年3月初，林彪出面让杨成武写一份证明叶群1936年入党的材料，杨成武以自己当时并不认识叶群为由，拒绝做假证。林彪见不能拉拢杨成武，便决心搞倒他。在林彪、叶群的授意下，吴法宪诬陷杨成武与余立金勾结，要夺空军的权，又诬陷余立金是"叛徒"。余立金在"文革"初期看不惯林彪搞的那套"突出政治"的把戏，更不同意把江青选人中央委员会。1967年7月，余立金作为中央派往武汉的成员之一，奉命处理武汉问题。他遵守纪律不露面，客观上抵制了谢富治、王力等人支持一派压一派的做法。八一前夕，余立金在陪同毛泽东视察华北、中南、华东后，奉命从上海回京向周恩来传达毛泽东的行止。吴法宪得知后，也要求余向自己传达毛的指示，甚至抬出林彪，要求余向林彪作汇报。余立金遵守毛泽东、周恩来的指示，坚决不向任何人汇报。这些作为，被林彪、江青一伙视为"异己"。随后，吴法宪就秉承林彪意旨给余立金强加上了"叛徒"的罪名。余立金在皖南事变时期，曾在突围时被俘，但并无投降叛变问题，而且已经有了组织结论，吴法宪对此事是十分清楚的。这时，他为了打倒余立金，提出了所谓"叛徒问题"，负责调查的专案组竟以立即释放为条件，诱使在押的原国民党某师一处长写材料证明皖南事变时曾亲眼看到被俘的新四军官兵中有余立金，并以此作为余立金"叛徒问题"的"铁证"。
傅崇碧作为北京卫戍区司令员，掌握了保卫首都的军事大权，深得周恩来总理的信任。他根据总理指示，多次冒着风险保护被残酷揪斗的老干部，并直接向毛泽东汇报了当时社会动荡和干部遭受迫害的情况，成为林彪、江青一伙胡作非为的一个障碍。1968年3月2日，许广平写信给毛泽东反映鲁迅手稿被调走后不知去向，毛泽东接信后当即指示马上查找。傅崇碧等人经过多方调查，查明手稿就在中央文革小组所在地钓鱼台。傅等人把调查结果报告给江青、陈伯达，江青不信，要傅等人继续查。查找结果是，这些手稿仍在钓鱼台。为当面澄清此事，3月7日，傅崇碧与中央文革办事组的负责人联系好，带着3位同志，分乘2辆汽车赶赴钓鱼台。在传达室通知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的秘书并得到允许后，傅等人驱车进人钓鱼台。在中央文革办公楼前，傅一行遇到姚文元，一齐走进会议室。没想到，江青一进会议室，就指责傅崇碧："你身为卫戍区司令，不经请示就冲进来，你要抓人吗？你懂不懂纪律？"次日，江青又召开警卫工作会议，作了几条规定，此事算作了结。没想到两周后，江青重提此事，说"傅崇碧武装冲击中央文革"。加上此前杨成武不愿与江青同流合污，批傅崇碧时，江青便拽上杨成武，硬说"武装冲击中央文革"是杨成武指使傅干的，"傅崇碧与杨成武勾结要打倒谢富治"。
3月2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根据毛主席、林副主席的决定"，突然发布了两个命令。其一是："（1）杨成武犯有极严重错误，决定撤销其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职务，撤销其中共中央军委常委、副秘书长、总参党委第一书记职务。（2）余立金犯有极严重错误，又是叛徒，决定撤销其空军政治委员、空军党委第二书记职务。（3）傅崇碧犯有严重错误，决定撤销其北京卫戍区司令员职务。"其二是："（1）任命黄永胜同志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2）任命温玉成同志兼北京卫戍区司令员。此命令发到团，传达到全体指战员。"同日，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被拘留监禁。
月24日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驻京机关、部队干部万人大会。林彪在大会上作了长篇讲话。他说："最近我们党韵生活中间又出现了新的问题，发生了新的矛盾，发生了阶级斗争中间新的情况。这个问题虽然没有像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罗、陆、杨那样大，但是也比一般的其他的问题要大一些。所以毛主席说这是一个不大不很小的问题。这就是说最近从空军里面发生了杨成武同余立金勾结要篡夺空军的领导权，要打倒吴法宪。杨成武同傅崇碧勾结要打倒谢富治。杨威武的个人野心，还想排挤许世友、排挤韩先楚、排挤黄永胜以及比他的地位不相上下的人。中央在主席那里，最近接连开会，开了四次会，主席亲自主持的。会议决定撤销杨成武的代总长的职务；要把余立金逮捕起来，法办；撤销北京卫戍区司令傅崇碧的职务。决定由黄永胜同志当总参谋长，决定由温玉成副总长兼北京卫戍区司令。""杨成武的错误主要是山头主义、两面派和曲解马克思主义。""傅崇碧前一个时期带着几辆汽车，全副武装冲进中央文革的地点去抓人，这件事情本来是杨成武的命令，三次给傅崇碧指示，但是杨成武不承认。"
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等也在会上讲了话，表示完全拥护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决定。康生在会上还说："我相信杨成武背后还有后台的，还有黑后台。"散会前，毛泽东出来接见了全体到会者，表明了对这次大会的认可。
打倒杨、余、傅三人后，林彪既排除了"异己"，又达到了把总参谋长、空军政委、首都卫戍区司令这些重要军职转移到亲信手里的目的；江青则趁机巩固了自己和中央文革的地位。康生在3月24日人民大会堂万人会议上曾说过：在打倒杨、余、傅的过程中，"应当说江青同志起了巨大的作用，树立了特殊的功绩。"随后，林彪、江青一伙还以揪杨、余、傅的"黑后台"为名，想继续打倒在"二月抗争"中还没完全打倒的聂荣臻、叶剑英、陈毅、谭震林等老同志，并以此在全国范围内开始反"右倾"，开展所谓"清理阶级队伍"的活动。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和九大会议上，"杨、余、傅事件"被认为是"为二月逆流翻案的邪风"。林彪集团垮台后，毛泽东改变了对"杨、余、傅事件"的看法。1973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同参加中央军委会议的同志谈话时说："杨、余、傅也要翻案呢，都是林彪搞的。我是听林彪一面之辞，所以我犯了错误。"1974年7月，经毛泽东批准，为杨、余、傅平反，恢复名誉，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重新安排了他们的工作。但由于江青一伙仍掌握着很大的权力，中央关于为杨、余、傅平反的决定并未向广大干部群众公布。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1979年3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杨、余、傅事件"公开平反的通知》，指出："’杨、余、傅事件‘是林彪、’四人帮‘集团出于反军乱军、篡党夺权的需要，有意制造的冤案；杨、余、傅的罪名，纯属捏造。中央决定为’杨、余、傅事件‘公开平反，对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同志的一切污蔑不实之词，都应予以推倒。"
"赤脚医生"
"赤脚医生"是对不脱离集体生产劳动的农村医生，即半农半医、直接为农民医疗服务的乡村卫生员的称呼。早在文化大革命之前，"赤脚医生"就已经出现。但其大规模发展却是在"文革"期间被报刊电台大肆宣传所谓"社会主义新生事物"之后。自1968年起的10余年间，它一度成为巩固和发展中国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重要方式。
广大农村相对于城市而言，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更为落后。新中国成立之后，党和政府为改变中国农村医疗卫生的落后面貌作出了很大努力。解放初期，农业生产合作社曾自己组织过"保健站"，培训不脱产的卫生员、接生员。随着农业合作社发展成人民公社，先后又有十几个省、市、自治区的一部分县、社办起了"合作医疗"或"集体保健站"，培养了大批不脱产的卫生员。但是，在当时"左"的思潮的带动下，这种发展不可避免地带有"大跃进"的色彩。因此，在60年代初的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农村中不脱产的卫生员经过整顿，数量有所减少。如据1960年6月的统计，上海市10个县2500多个生产队，共有不脱产卫生员3900多名。在整顿之后的1961年，3900多人只剩下了300人。
6月26日，毛泽东发出了"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的指示。卫生部长钱信忠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培养提高卫生员的基础上，提出了培养"半农半医"人员的要求和具体培训内容。经党中央同意，随即在农村若干县进行了试点。这些基层卫生人员经过一段时间的培训，掌握了一些医疗知识和技能。他们一面坚持生产劳动，一面为农民作一些常见病、多发病的防治，适应了农村的经济状况，很受农民的欢迎。群众热情地称呼他们为"赤脚医生"，即和农民一样打赤脚、下水田的医生。赤脚医生对改变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预防疾病、提高农民的健康水平、发展生产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如上海郊区各县遵照毛泽东主席指示，在巡回医疗队的配合下，全面整顿和培训赤脚医生，使赤脚医生总人数达到4500多人，并由赤脚医生带训了2.9万多名生产队卫生员，使上海郊县的保健网全面发展起来。但是，"文革"开始后，林彪、江青一伙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把赤脚医生吹嘘为"文化大革命"的新生事物，并以此作为否定"文化大革命"前17年医疗战线的成就，打击和迫害医务界知识分子。
《红旗》杂志第3期发表了《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上海市的调查报告》一文。文章介绍了上海市赤脚医生的发展情况，指出："’赤脚医生‘平时有一半左右时间参加劳动，生产大队对他们的补贴不多，贫下中农养得起，他们的收入保持农村一般同等劳动力的水平。""’赤脚医生‘是改变农村医疗卫生状况的尖兵，贫下中农需要他们。"指出了培养赤脚医生的两条途径，一是公社卫生院集训，"贫下中农亲自管理。与公社卫生院结合，由巡回医疗队辅助，举办抗大式训练。在为时两个月的训练学习期间，’赤脚医生‘也参加了训练班的领导班子。他们以’老三篇‘为基本教材，贫下中农亲自去对他们进行阶级教育；并且紧密结合从实践中提出的问题进行业务教学"。二是"在实践中加以培养。这是培养’赤脚医生‘的重要办法"。文章强调："培养’赤脚医生‘，同样存在由哪个阶级掌握领导权的问题，工人阶级、贫下中农不去掌握这个领导权，’赤脚医生‘是培养不出来、成长不起来的。""首先，要选好培养对象"，"其次，掌握思想教育也很重要"。文章声称："在贫下中农教育下，’赤脚医生‘走的是从贫下中农来、到贫下中农去，从农村实践中来、到农村实践中去的道路。"
文章的重点是谈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院校的教育革命问题，认为："医学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医学院校的招生对象主要应是’赤脚医生‘和卫生员"；"坚持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那些为极少数城市老爷太太服务的所谓’提高‘，必须彻底批判"；"’赤脚医生‘除一部分进入学校学习外，绝大部分都应当坚持扎根农村，可以采用卫生院医生和’赤脚医生‘上下定期对调的办法，加以提高"。
文章发表后，出现了两种后果：一方面是"赤脚医生"的发展促成了兴办农村合作医疗的热潮，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农村医疗卫生的面貌；另一方面则是林彪、江青等人把培养"赤脚医生"吹捧为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干扰、破坏了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健康发展。
农村合作医疗是农民在自愿互利的基础上，主要依靠集体经济举办的和带有公益福利性质的医疗制度。培养赤脚医生则是和发展这种制度的重要途径。1967年1月1日，湖北省长阳县乐园公社开始在全社各生产大队创办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办法是："根据社员历年来的医疗情况、用药水平，确定每人每年交1元钱的合作医疗费，每个生产队按照参加人数，由公益金中再交1角钱。除个别年老痼疾需要常年吃药外，社员每次看病只交5分钱的挂号费，吃药就不要钱了。公社卫生所12名医务人员，除两人暂时拿固定工资外，其余10人和大队主要干部一样记工分。为了照顾医生流动性大、花费比较多的特点，每月按情况不同补助3至5元。"这里所说的10个记工分的公社卫生所医务人员就是"赤脚医生"。《红旗》杂志吹捧"赤脚医生"的文章发表后，乐园公社的作法也得到了中央的肯定。1968年12月初，中共中央批准在全国推广他们的经验。12月5日，《人民日报》刊登《深受贫下中农欢迎的合作医疗制度》并加编者按，介绍了乐园公社的经验，认为："这种彻底改革旧体制，使医务人员成为亦医亦农的劳动者，是医疗卫生战线上的一场大革命。"随后，全国农村在大力培训"赤脚医生"的过程中掀起了创办农村合作医疗的热潮。1969年后，绝大多数农村实现了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合作医疗站以10万计，"赤脚医生"也很快发展到100多万人，生产队卫生员发展到300多万人，其中有相当数量的女"赤脚医生"、卫生员和接生员。赤脚医生都是从贫农、中农、知识青年中选拔培养，经上级卫生部门培养训练而成。当时各级党的组织、医疗卫生部门和解放军医疗卫生单位，对赤脚医生都给予了极大的支持。许多医院和医学院成立了赤脚医生培训班，并派医疗小组到农村巡回医疗，带教赤脚医生，帮助他们提高医疗技术水平。
把培养"赤脚医生"、建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作为改变农村落后的医疗卫生面貌的一个途径，在中国当时的条件下是必要的，在实践中也确实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林彪、江青集团却把培养"赤脚医生"定为"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强迫许多医务工作者到农村去接受"再教育"，改造世界观。有的地方甚至把医院的医务人员下放到农村，把农村的"赤脚医生"调到城市医院，称之为"对流换岗"，把这说成是改变"城市老爷卫生部"的根本方法，是"医学革命"。实际上，这是医学事业发展的倒退。城市的医务工作者到农村后，由于农村缺乏医疗条件，不能发挥他们的业务专长，被迫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而农村的"赤脚医生"缺乏必要的业务水平，到城市医院后，根本无法担负医疗任务。因此，培养"赤脚医生"的"医学教育革命"实际上是干扰了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健康发展，使之长期停留在较低的水平。历史经验表明，要想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农村医疗卫生落后的状况，首先应做的是发展农村经济，提高生产力，在这一基础上培养有较高技术水平的医务人员。
江青、康生等人炮制的诬陷名单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林彪、江青、康生一伙为了达到篡党夺权的目的，蓄意诬陷、迫害了一大批阻碍他们夺权的老干部。由于康生在"文革"初期和中期一直掌握中央专案工作大权，许多重大冤案都是由林彪、江青在幕后策划，康生出面直接点名，指使逼供、定性定案的。
7月，康生伙同江青、陈伯达擅自决定批斗国家主席刘少奇，他们指挥"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大搞刑讯逼供，制造伪证，诬陷刘少奇、王光美是"叛徒"、"特务"、"反革命"。1968年9月17日，康生致信江青，毫无根据地给刘少奇戴上了"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大卖国贼、大汉奸"的帽子。
为了篡夺中央各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的领导权，林彪、江青一伙诬陷刘少奇提出和推行了一条与毛泽东"无产阶级路线"相对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有一条与之相应的"招降纳叛的组织路线"。基于此，1966年8月，康生特地指示"红卫兵"清查混进各单位、各部门的"叛徒"。根据康生的指示，红卫兵特地组织了"抓叛徒战斗队"，随意进入各单位，查阅抄录各种档案材料。康生等人则利用红卫兵"抓叛徒"的"成果"，从1967年到1968年，制造了一系列的冤案，打倒了一批老同志，株连大批无辜的干部群众。其中影响重大的如薄一波、安子文、刘澜涛等61人"叛徒集团"冤案、"广东地下党"冤案、"冀东"冤案、"上海地下党"冤案、"内人党"冤案、"’东北帮‘叛党投敌反革命集团"冤案、"赵健民特务"冤案、"新疆叛徒集团"冤案、"大特务刘仁"冤案等等。更为恶劣的是，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和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之前，江青、康生等人相互勾结，为了实现他们"改朝换代"的阴谋，从组织上抢先人手，接连炮制了4份诬陷名单。
7月21日，康生亲自罗列了中共八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所谓有"政治问题"者的名单。名单中，193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除有病和死亡者31名外，被康生诬陷为"叛徒"、"特务"、"里通外国分子"的有88名，因"有政治历史问题"而"靠边站的尚未列人专案"的有7名，"有错误的或历史上要考查的"29人，共计124人。
名单排定的当天，康生亲笔写了一封绝密信给江青，信封上注明："要件即呈江青同志亲启"，信中说："送上你要的名单。现在写的人尚未完整……这是粗略的排列，很不准确，谨供参阅。"
月23日，康生和妻子曹轶欧指使当时的中共中央组织部负责人郭玉峰编造了一份《关于中央监委委员政治情况报告》，在这个报告中，中共第八届中央监察委员会60名委员、候补委员中有37人被分别诬陷为"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月27日，康生、曹轶欧再次指使郭玉峰编造《关于三届人大常委委员政治情况的报告》和《关于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会委员政治情况的报告》。这两份报告都经过了康生的亲笔修改和审定。在前份报告中，115名全国人大常委中有60人分别被诬陷为"叛徒"、"叛徒嫌疑"、"特务’、"特务嫌疑"、"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有严重问题"。在后份报告中，159名第四届全国政协常委会委员中有74人被分别诬陷为"叛徒"、"叛徒嫌疑"、"特务"、"特务嫌疑"、"国特"、"反革命修正主义"、"里通外国"。
这4份诬陷名单是文化大革命以来，林彪、江青、康生等人诬陷、打倒老干部的名单"总结"，也是他们准备继续残酷迫害党政军领导干部的名单目录。上了这4份黑名单的老干部，绝大多数也的确受到了林彪、江青、康生等人的诬陷和迫害。同时，通过诬陷迫害活动，大批八届中共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被剥夺了出席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权力，从而为林彪、江青集团攫取更多、更高的权力创造了条件。
"七三"布告和"七二四"布告
以来，随着毛泽东"全面夺权"口号的提出，全国各地各派群众组织之间为夺权、掌权，相互以武力相抗，爆发了大规模武斗。在康生、江青等人的挑动下，武斗又逐渐加剧，最终导致了全面内战。各派群众组织在武斗开始时还限于仅用长矛、棍棒，后来发展成抢夺解放军、民兵的武器装备，甚至抢劫运往越南的军列。为了制止各地日益严重的武斗，中共中央、国务院曾多次发布通令，"严禁武斗，严禁行凶打人，严禁在本单位和外单位打群架，严禁抢夺个人所有的财物"，"不准抢夺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和各种军用物资"。但是，由于"全面夺权"的总方针没有停止，制止武斗的效果不大。尤其是江青在1967年7月22日和9月15日连续发表讲话，鼓吹"文攻武卫"，更是火上浇油，使全面内战升级，持续不断。到1968年夏天，一些省、区的武斗已经恶化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广西各派组织在桂林、柳州、南宁的武斗中，在铁路沿线架起机枪，致使两广、湖南一带交通运输一度中断。1968年5月5日晚12时至次日凌晨4时，广西"联指"总指挥部组织了3800多人，出动45辆汽车，一列火车客车，到南宁市长岗岭军区军械库抢夺武器装备，共抢走各种枪支7044支，其中轻机枪479挺、高射机枪48挺、六。炮4门、炮弹60发、子弹120万发、望远镜50个。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广西规模最大、数量最多的一次抢枪事件。10日，柳州"联指"又抢走驻军部队各种枪支316支，子弹1万多发，六。炮、迫击炮2门，四0二火箭筒2具，并打伤干部战士47人。21日，柳州市另一派组织以对付柳州"联指"武装围剿为名，组织几千人到柳州火车站抢走援越弹药1.1万多箱，共计子弹1700万发，竞以"李向阳"之名给押车的解放军留下了"收条"。6月4日，广西"联指"所属组织3500人第二次到广西军区军械库抢夺武器，共抢去各种枪支1859支，六0炮8门，子弹约100多万发。
陕西自1968年4月以来，也出现了一系列严重的武斗事件。据不完全统计，从1967年儿月以来，全省银行、营业所被抢60余次，被抢现金734万多元。抢走和分掉国家仓库粮食44万斤，粮票63万斤。三原县武斗烧毁松香90多万斤，损失近1000万元，烧毁棉花4000多担；安康两派在武斗中，烧掉已包装好的出口茶叶30万斤，炸毁供全城居民吃水的自来水塔，毁坏老城房屋1.5万余间。5月26日，一小撮坏人制造了西安铁路系统全线停车事件，6月3日又发生冲击西站事件，给国家经济造成重大损失，积压车皮高达八九千辆；铁路、公路经常发生开枪、拦截车辆、殴打司机和执勤战士事件。全省有4个专区电话、电报不通，根本断绝联络联系的有29个县，邮件传递、电讯时断时续的有18个县。全省被抢各类枪支数万件以上，子弹数百万发。7月19日，西安数千群众攻打白家口地区，动用了航空机关枪、土坦克等武器，打死21人。此外，在全省一些地区，还不断发生武装攻打革命委员会，杀害革命委员会成员的事件。
针对广西、陕西等省、区的情况，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于1968年7月3日、24日，两次发布制止武斗的《布告》，即"七-‘三"布告和"七二四"布告。
"七三"布告指出："最近两个月来，在广西柳州、桂林、南宁地区，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及其在广西的代理人、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分子，蒙蔽和欺骗一部分群众，连续制造了一系列反革命事件：第一，破坏铁路，至今不能恢复通车；第二，胆敢抢劫援越物资，拒不送还；第三，连续抢劫人民解放军的机关、部队，抢夺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杀伤人民解放军指战员；第四，在中央发出’六一三‘特急电报以后，拒不执行，继续顽抗。""为了迅速制止这一小撮阶级敌人的反革命罪行，中央号召广西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在广西革筹小组的领导下，在人民解放军驻广西部队的支持下，努力实现以下各点：（1）立即停止武斗，拆除工事，撤离据点，首先撤离铁路线上的据点。（2）无条件地迅速恢复柳州铁路局全线的铁路交通运输，停止一切干扰和串连，保证运输畅通。（3）无条件地交回抢走的援越物资。（4）无条件地交回抢去的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5）一切外地人员和倒流城市的下乡上山青年，应立即返回本地区、本单位。（6）对于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破坏交通运输、冲击监狱、盗窃国家机密、私设电台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必须依法惩办。""七二四"布告指出："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党内一小撮最大的走资派及其在西北和陕西的代理人、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分子，最近以来，在全省一些地区，煽动、蒙蔽、欺骗少数人，不断挑起武斗，组织专业的武斗队，连续制造了一系列极其严重的反革命事件：（1）抢劫国家银行、仓库、商店；（2）烧毁和炸毁国家仓库、公共建筑和人民房屋；（3）抢劫车船，中断铁路交通、邮电、私设电台；（4）连续冲击人民解放军的机关部队，抢夺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杀伤人民解放军的指战员；（5）拒不执行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历次发布的有关通令、命令、通知和布告。中央认为，这是属于一小撮阶级敌人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坏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反革命罪行。为了迅速制止这一小撮阶级敌人这种反革命罪行，中央特再重申：（1）任何群众组织、团体和个人，都必须坚决、彻底、认真地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准的’七三‘布告，不得违抗。（2）立即停止武斗，解散一切专业武斗队，教育那些受蒙蔽的人回去生产。拆除工事、据点、关卡。（3）抢去的现金、物资，必须迅速交回。（4）中断的车船、交通、邮电，必须立即恢复。（5）抢去的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必须立即交回。（6）对有确凿证据的杀人放火，抢劫、破坏国家财物，中断交通通讯，私设电台，冲击监狱、劳改农场，私放劳改犯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以及幕后操纵者，必须坚决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依法惩办。"这两份布告的发布，从侧面反映了文化大革命给国家、人民带来的巨大混乱和沉重灾难，也表明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要求结束全面内战，逐渐收拾乱局的意图。这两份布告对于制止各地的武斗也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如9月22日陕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李瑞山在省革委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作的报告中指出：陕西省集中力量落实"七三"布告和"七--N"布告，经过一个半月的时间，全省范围内武斗已经停止，武斗据点、工事、关卡已经拆除，各地的专业武斗队已经解散和瓦解。从8月8日到9月17日，共收缴武器7万余件，各种弹药400多万发。
但是，这两份布告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武斗产生的原因，只是力图制止武斗的现象，因而在"全面夺权"的口号下，一些省、区的武斗仍很剧烈。甚至在"全国山河一片红"，"全面夺权"斗争取得"全面胜利"的1969年，全国部分地方的武斗仍在继续。
"七二一"指示与高校恢复招生
"七二一"指示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关于"教育革命"的重要指示，它为高校恢复招生，招收工农兵学员提供了理论依据。
建国初期，人民政府改革旧的教育体制，确立了"自愿报名、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高校统一招生制度，为保证高校培养高质量的人才起了重要作用。但是，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兴起，这一制度受到了冲击、批判，直至被废止。
5月7日，毛泽东在致林彪的一封信中，对建国后的学校教育作了错误估计，认为学校是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把持着。他指出："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这封后来被通称为"五七"指示的信，成了"文革"期间中央制定极"左"教育政策和对学校进行"教育革命"的指导思想。当年6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的通知》。《通知》认为：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基本上没有跳出资产阶级考试制度的框框，不利于贯彻执行党中央和毛泽东提出的教育方针，不利于更多地吸收工农兵革命青年进入高等学校，这种考试制度，必须改革"。同时决定："1966年高等学校招收新生的工作推迟半年进行。"随后在砸烂学校"旧的招生制度"、"教育要革命"的高呼声中，原定推迟半年的高校招生工作迟迟没有恢复。实际上，自1966年到1967年，高校完全停止了招生工作。
7月，《文汇报》和新华社记者合写了《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的调查报告。调查报告说：文化大革命使这个厂的技术人员队伍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资产阶级反动技术"权威"被赶下了台，政治上臭了，技术上的纸老虎原形也暴露无遗。在谈到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时，调查报告认为，实践证明，从工人中提拔的技术人员比来源于大专院校毕业生的技术人员要强。前者思想较先进，实际工作能力较强，后者落后思想多，实际工作能力较差。由此，调查报告提出了"教育革命的方向"问题，强调学校教育一定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要继续从工人队伍中选拔政治思想好，具有数年劳动实践经验的初、高中毕业生进入大专院校学习。7月21日，毛泽东在《人民日报》关于这个调查报告的"编者按"清样中加了一段话："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选拔学生，到学校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次日，《人民日报》刊载了这个调查报告并加了"编者按"。上述毛泽东的话后来被简称为"七二一"指示。"七二～"指示发挥了"五七"指示的精神，彻底否定了"旧"的高考制度和择优录取的原则，进一步指明了"教育革命的方向"，为高校恢复招生、招收工农兵学员提供了理论依据。
9月，为贯彻"七二一"指示，上海机床厂创办了"七二一"工人大学。这个大学的学生由车间推荐，厂革委会批准，招收本厂工人52名入学。学员平均年龄29岁，文化程度从小学到相当于高中不等。学制2年（后延长10个月）。学员全脱产学习，但仍参加工厂的政治运动，定期回车间劳动，毕业后仍"回到生产实践中去"。"七二一"工人大学的经验很快推广到全国各地。除了一些大中型企业纷纷办起自己的"七二一"大学外，一些省、市的大专院校也举办各种试点班，从工人、农民、复员退伍军人、下乡知青中招收学员，"探索如何办好社会主义大学的经验"。在举办"七二一"大学和大专院校试办各类试点班的基础上，1970年6月27日，中共中央批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报告》。《报告》认为，经过三年来的文化大革命，两校已具备了招生条件，为此，计划于本年下半年开始招生，具体意见如下：（1）培养目标："培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无限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全心全意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有文化科学理论、又有实践经验的劳动者。"（2）学制：根据各专业具体要求，分别为2至3年。另办1年左右的进修班。（3）学习内容：设置"以毛主席著作为基本教材的政治课；实行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的业务课；以备战为内容的军事体育课"。各科学生都要参加生产劳动。（4）学生条件：政治思想好、身体健康，具有3年以上实践经验、年龄在20岁左右、有相当于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工人、贫下中农、解放军战士和青年干部。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工人、贫下中农，不受年龄和文化程度的限制。还要注意招收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5）招生办法：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6）学生待遇：有10年以上工龄的老工人由原单位照发工资（要扣除学校发的19元5角），其他来自工厂、农村的学生每月发给伙食费和津贴费19元5角。解放军学生由部队供给。（7）分配原则：学习期满后，原则上回原单位、原地区工作，也要有一部分根据国家需要统一分配。
月15日，国务院电报通知各地：1970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按中央批转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上述《报告》提出的意见进行。凡是过去面向全国招生的学校，现在条件成熟，在中央规定统一招生办法之前，可暂由省与省之间协商解决。
按照国务院通知精神，各地大学试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的招生办法，招收工农兵学员。1970年和1971年，各地部分高校试点招收工农兵学员每年约42000人，以后每年都有所增加。从1972年起，全国新的招生试点工作普遍进行，大部分高等院校恢复招生。招生对象规定为："选拔具有2年以上实践经验的优秀工农兵入学"，不招收应届高中毕业生；文化条件规定为："具有相当于初中毕业以上的实际文化程度"；招生办法上，废除了文化课考试，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入学的工农兵学员的任务是"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
招生制度的"彻底革命"，全部实行推荐上大学的方法，违背了教育科学的规律，给我国教育事业，尤其是高等学校教育事业造成了严重破坏。在这种极"左"的教育体制下，教师首先就被认为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而置于受改造的地位，很难在教学上发挥主导作用；形形色色的政治运动，"开门办学"、下乡下厂等打乱了正常的教学秩序；学员入学时文化水平悬殊，绝大多数文化程度偏低，导致教育质量严重下降，名为大学毕业，实际很难达到本科水平；依靠推荐招收新生，虽然也择优录取了一些人才，但主要是使"走后门"上大学逐渐成为一股风气。这种招生制度把我国教育体制推上了一个畸形发展的轨道。
8、9月间，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决定：改变"文革"期间推荐免试招收工农兵学员的办法，恢复"文革"前实行的"自愿报名、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招生制度。至此，长达7年之久的高校招收工农兵学员的制度宣告结束，高校招生工作回复到了健康发展的正常轨道。
"六厂二校"经验的宣传与推广
"六厂二校"经验指的是文化大革命进入1968年后，用以指导全国"斗、批、改"的具体做法。"六厂二校"指的是北京针织总厂、北京新华印刷厂、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北京南口机车车辆机械厂、北京化工三厂、北京北郊木材厂和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因为进驻这些单位的军宣队是由毛泽东身边的警卫部队——8341部队组成，因此，在文化大革命中，"六厂二校"的经验被视为毛泽东亲自抓的"点"的经验而成为全国"斗、批、改"的样板。
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提出了"一斗、二批、三改"的方针任务，即："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经过两年的造反、批判、夺权，当"全国山河一片红"已成定局的时候，1968年8月，毛泽东又提出了"斗、批、改"的具体内容，确定中共"九大"后文化大革命进入"斗、批、改"阶段。毛泽东提出的"斗、批、改"的主要内容是："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他试图通过这样的"斗、批、改"，使"天下大治"，争取在1970年结束文化大革命。
按照毛泽东抓典型经验的指示，人民解放军8341部队组成的军宣队分别进驻北京市的六厂二校，进行所谓的"斗、批、改"，并陆续总结出"清理阶级队伍"和整党、建党的"经验"。从1968年至1970年，这些"经验"被毛泽东审阅和肯定，并由中共中央多次以文件形式转发全国。新华社、人民日报等新闻单位当时也大肆宣扬"六厂二校"经验。如：1968年5月13日，姚文元将载于新华社《文化革命动向》第120期的《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送毛泽东批阅。19日，毛泽东批示："在我看过的同类材料中，此件是写得最好的。"25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转发毛泽东的批示和新华印刷厂的《经验》，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依靠无产阶级革命派，"有步骤有领导地把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做好"。12月3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批发《北京市革命委员会转发新华印刷厂在对敌斗争中坚决执行党的"给出路"政策的经验报告》。毛泽东批示："建议将此件转发各地参考。对反革命和犯错误的人，必须注意政策，打击面要小，教育面要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对犯错误的好人，要多做教育工作，在他们有了觉悟的时候，及时解放他们。"1969年元月29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转发了毛泽东批示"照发"的清华大学工宣队的《坚决贯彻执行对知识分子"再教育"、"给出路"的政策》的报告。中央要求各地在"斗、批、改"和"清理阶级队伍"过程中注意执行政策，对知识分子给予"再教育"，并"给出路"。3月10日，新华社播发《南口机车车辆机械厂军管会迅速改变南口厂"老大难"面貌的经验》。该厂"经验"是："狠抓一个根本：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狠抓一个核心：正确对待群众和两派群众组织"；"狠抓一个纲：以阶级斗争为纲，认真落实毛主席关于对敌斗争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5月8日，中共中央转发毛泽东批示"照发"的《北京北郊木材厂认真落实党对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各项政策》文件。该厂的"经验"是：对资本家中的大多数，坚决执行"团结"、"批判"、"教育"的政策；对资本家中的少数反动分子，坚决斗争，彻底批判，区别对待，给予出路；对不够资本家的，把他们划出来。
"六厂二校"的"经验"很多，但总的说来，这些"经验"是"左倾"的。它的要害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贯彻"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正如《北京日报》1969年3月17日社论《认真学习六厂一校的先进经验》所概括的那样："我们向’六厂一校‘（注：当时原8341部队尚未进驻北京大学）学习，就是要像他们那样，狠抓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认真学习、努力掌握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广泛发动群众，不停顿地向一小撮阶级敌人发动猛烈的进攻。要像他们那样，以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为纲，深入持久地开展革命大批判，带动各项工作。"这些经验是在充分肯定"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前提下得出的，从根本上说是错误的。学习、推广"六厂二校"经验的目的，1969年12月21日新华社报导概括为："最根本的是学习他们无限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无限忠于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的革命精神"，"具体讲，就是用’蓬蓬勃勃的斗、批、改群众运动，促进生产、工作和战备"；"结合斗、批、改各个阶段的任务和本单位的实际情况深入持久地开展革命大批判……促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深人发展"；"在一切工作中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虚心向群众学习"；"引导群众斗私批修，自己教育自己……不断地巩固和发展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坚决落实毛主席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件质的矛盾，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坚决贯彻执行对知识分子的各项政策，争取、团结、教育知识分子的大多数"；"正确执行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全面地、历史地看待干部……在他们有了觉悟的时候，及时地解放他们"；"用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武装头脑，搞好自身思想革命化"。在若干具体问题上，"六厂二校"经验大体上是贯彻了毛泽东自八届十二中全会以来关于"缩小打击面"的指示。较之当时全国许多单位乱揪乱斗乱打乱关的实际做法，"六厂二校"经验也有所谓"落实政策"的一面，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当时普遍存在的极端的"左"的做法。如1969年3月12日，新华社播发的《北京新华印刷厂用毛泽东思想统帅定案工作的做法和体会》中说，要"把好人和坏人区分开，正确解决未解放的干部问题"；要"用毛泽东思想改造敌人，最大限度地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为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服务"；要注意"七个区别"等等。但是由于"六厂二校"经验存在根本性错误，"六厂二校"的"斗、批、改"运动基本上是由林彪、江青安插在军宣队和工人中的骨干分子控制的，因此，这些厂、校经验所宣传的"好"、"坏"典型很多是虚假的，根据这些"典型"而总结出的经验也不可避免的存在严重错误。粉碎"四人帮"后，这些错误都得到了查实证明。
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学校与贫下中农管理学校
工宣队的全称为"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军宣队的全称为"人民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学校与贫下中农管理学校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制止全国大、中、小学的派性武斗、促进联合、领导"斗、批、改"的主要形式，同时也是进行"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重要措施。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学校停课，学生先是"破四旧"、"大串连"，随后介入地方的"文化大革命"，参与夺权。他们的狂热行动给社会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动荡不安。在这种形势下，1967年10月1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联合发出《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但由于当时整个国内形势还处于动乱之中，领导干部普遍没有被"解放"，大多数学校并未能真正复课。相反，到1968年夏天，大中学校派性斗争达到高潮，武斗有增无减。为改变这种局面，毛泽东决定动用工人和解放军的力量，进驻学校。
7月27日，根据毛泽东指示，北京60多个工厂3万多人组成了"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解放军的配合下，工宣队数千人首先进驻武斗已延续百日的清华大学，制止武斗，收缴武器，拆除武斗工事。赤手空拳的工宣队员遭到了清华大学造反派的抵抗和突然袭击，5名工宣队员惨遭杀害，731人受伤。次日凌晨，毛泽东、林彪和中央文革成员紧急召见了北京高校学生造反派头目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5人。毛泽东严厉批评了他们，并警告说："谁如果继续打解放军、破坏交通、杀人、放火，就要犯罪；如果有少数人不听劝阻，坚持不改，就是土匪，就要包围起来，实行歼灭。"毛泽东的鲜明态度，保证了工宣队对清华大学和随后对北京其他高等学校的进驻和领导。8月5日，毛泽东将外国友人赠送的芒果转赠给首都工宣队；13日，毛泽东、林彪接见了首都工宣队队员；15日，又接见了进驻清华的工宣队代表，公开表示对工宣队的支持和关怀。8月25日，根据毛泽东"要充分发挥工人阶级在文化大革命和一切工作中的领导作用"的指示，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派工作宣传队进驻学校的通知》。《通知》提出："整顿教育的时机到了，各地应依照北京的办法，把大中城市的大、中、小学逐步管起来"，要"以优秀的产业工人为主体，配合人民解放军战士，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分期分批，进入各学校"，"要先进大学，后进中、小学。没有两派组织、没有武斗的学校，也要进人"，"帮助促进那里还没有实现革命大联合的两派革命群众组织，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实行革命的联合。有武斗的地方，坚决制止武斗"。8月26日，《人民日报》转载《红旗》杂志1968年第2期刊登的姚文元的文章《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文章公布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实行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必须有工人群众参加，配合解放军战士，同学校的学生、教员、工人中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的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按照这个指示，8月29日，工宣队、军宣队进驻了北京市的全部大专院校。这年的夏、秋，全国各地陆续向大专院校、中专和县镇以上中小学派驻了工宣队、军宣队。全国县镇以下农村中、小学则由进驻的贫下中农代表或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管了起来。
工宣队、军宣队进校后，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帮助对立的两派群众组织实行大联合，拆除武斗工事，收缴武器，制止武斗，进而领导开展"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调整或建立革命委员会、整党等所谓"斗、批、改"工作，领导"教育革命"。工宣队、军宣队进校对于稳定局势起了一定作用，在当时被认为是一项成功的经验，标志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斗、批、改高潮的到来"。
但是，派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学校是基于毛泽东的错误认识，即：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问题在文化、教育部门同其他部门一样严重存在着。新中国建立以后，学校基本上还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垄断，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在这个错误认识的前提下，工宣队、军宣队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派性和派性斗争。他们不了解各学校内部的复杂情况，缺乏正确的判断标准，虽然起了遏制派性、促进联合的作用，但也错批、错斗了一大批群众。同时，由于他们不熟悉教育业务和教育规律，贯彻执行了一套"左"的教育方针，片面强调政治挂帅和工农兵实践经验在大中学教学中的作用，贬低科学，排斥打击知识分子，使一代青少年失去了接受正规文化教育的机会。
"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实行由贫下中农掌握教育大权，树立贫下中农在学校的优势地位，并且永远由贫下中农占领阵地的原则。农村各学校在公社、大队革委会的领导下，成立了以贫下中农为主、有教师代表参加的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委员会（简称"贫管会"），领导学校的工作。
贫管会成立后，废除了校长负责制，学校的一切重大工作都由贫管会决定。贫管会在领导学校的"斗、批、改"运动中，先后开展了对所谓"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批判，把"文化大革命"前新中国的教育制度、课程设置、教学方法、考试方法等通通说成是"封、资、修的大杂烩"，是为复辟资本主义服务的；把实行校长负责制说成是让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贫管会废除了新中国建立后形成的所谓一切"旧"的教育制度，强调突出"政治"和师生思想"革命化"，把学校纳入了"左"倾思想办学的轨道。
5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吉林梨树县（农村中小学大纲）（草案）》。此后，全国各地农村中小学贫管会纷纷以此《大纲》为模式，对本校进行管理。具体规定如：中学要建立以贫下中农为主体的革命委员会，小学由大队教育革命领导小组实行一元化领导；小学由大队办，中学由社办或大队联办；学校经费实行民办公助；教师的工资改为工分加补贴；中小学12年一贯制缩短为9年；废除考试、留级等制度；中学招生采取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办法；小学开设政治、语文、算术、革命文艺、军事体育、劳动5门课，中学开设毛泽东思想教育、农业基础、革命文艺、军事体育、劳动5门课；老师、学生要走出校门参加社、队的"三大革命运动"，宣传毛泽东思想，搞社会调查；贫下中农进校担任兼职教师，讲村史、校史，进行忆苦思甜教育。
贫管会的成员一般都是旧社会苦大仇深的贫农、雇农，他们缺少文化知识，不懂教育，更没有学校管理经验。因此，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只能搞乱正常的教学秩序，损伤教师的积极性，大大降低教学质量。从根本上来说，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学校与贫下中农管理学校是毛泽东错误认识的产物，它不是"教育上的革命"，而是"革"教育的"命"。因此，它不可能永久存在下去。1972年8月2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三支两军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此后，军宣队逐步从学校撤出。1977年11月6日，中共中央转发教育部党组《关于工宣队问题的请示报告》，根据中央批示精神，各地驻大、中、小学的工宣队全部撤出了学校，并撤销。贫管会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也随即被撤销。
批判"黑六论"
10月16日《人民日报》转载同年第4期《红旗》杂志社论《吸收无产阶级的新鲜血液——整党工作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社论首次提出："中国赫鲁晓夫推行的所谓‘六论’：即‘阶级斗争熄灭论’、‘驯服工具论’、‘群众落后论’、‘入党做官论’、‘党内和平论’、‘公私溶化论’（即‘吃小亏占大便宜’），就是用修正主义去腐蚀工人群众，腐蚀党。‘六论’的中心是‘阶级斗争熄灭论’和‘驯服工具论’。前者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妄想扼杀党的无产阶级革命性，使无产阶级革命党蜕化变质。后者否定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妄想扼杀共产党员的无产阶级革命性，使党员蜕化变质。"社论号召："彻底清除中国赫鲁晓夫反革命修正主义建党路线的毒害，把上述这些反动观点批透。"此后，一度在各种报刊上，特别是在学习八届十二中全会和九大的文件的时期，全国掀起了批判所谓"黑六论"的浪潮。
"中国赫鲁晓夫"在当时是污蔑刘少奇的用语。强加在他头上的"黑六论"实际在刘少奇的所有著作和讲话中都没有其中任何一个提法，更没有总提法。
关于所谓"阶级斗争熄灭论"，1956年9月15日，刘少奇在八大政治报告中说："改变生产资料私有制为社会主义公有制这个极其复杂的困难的历史任务，现在在我国已经基本完成了。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外国帝国主义的工具——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已经在中国大陆上消灭了。封建地主阶级，除个别地区以外，也已经消灭了。富农阶级也正在消灭中。原来剥削农民的地主和富农，正在被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新人。民族资产阶级分子正处在由剥削者变为劳动者的转变过程中。"次年4月27日，刘少奇在上海党员干部会议上说："现在国内的敌人已经基本上被消灭了，地主阶级早已被消灭了，资产阶级也基本上被消灭了，反革命也基本上被消灭了。我们说国内的主要阶级和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了。那就是说，敌我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了。"刘少奇的这些分析是符合当时国内基本状况的，同毛泽东本人当时在阶级斗争问题上的基本观点也是一致的。但是，反右派斗争后不久，毛泽东在八届扩大的二中全会上轻率地否定了八大关于我国阶级状况的正确分析，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后来，他发展到把党内存在不同意见看成是阶级斗争的反映，甚至认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刘少奇尽管对此有不同看法，并且在工作中尽量给予抵制，但他考虑到中央的团结和毛泽东的威信，从来没有公开反对过，更没有提出过什么"阶级斗争熄灭论"及其它主张。关于所谓"驯服工具论"，1958年《北京日报》曾开展"共产党应不应该有个人志愿"的讨论。为了给这次时论作个总结，1958年6月30日《北京日报》发表了刘少奇的一篇谈话，有针对性地谈到党员和党的关系问题。他说："不作工具作什么？作党的工具好不好？很好。""作什么样的工具？驯服的工具，还是调皮的工具？是容易驾驭的，还是不容易驾驭的？……动脑筋的人就不能作驯服工具，作驯服工具的人就不能动脑筋了？作一个驯服的工具，又有理想，是绝对不能统一，还是能统一？这是可以统一起来的，有一致性的。"显然，刘少奇在这里是指共产党员应该无条件的服从党的需要，听从党的安排，这绝不是提倡无原则和奴隶主义。共产党员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先进分子，为人民服务是唯一的宗旨，党的铁的纪律是建立在党员高度觉悟、自觉遵守的基础上的。这样一个本来正确的命题被林彪、江青一伙抓住不放，肆意歪曲，是因为它与"文化大革命"的"革命无罪，造反有罪"、"怀疑一切，打倒一切"、"踢开党委闹革命"等谬论水火不容。于是，林彪、江青一伙就采用偷梁换柱的手法，把刘少奇的共产党员服从组织的观点变成"驯服工具论"，大加讨论，以达到他们制造动乱、乱中夺权的目的。关于"群众落后论"，1941年刘少奇写了一篇文章叫《人的阶级性》。他分析了农民阶级的两重性，在指出其革命性的一面的同时，又指出其落后性的一面。他说到了农民阶级的散漫性、保守性、狭隘性和落后性等。他的这些分析是符合客观实际的，也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一贯的观点。有的革命导师对农民的落后性的分析往往超过刘少奇在该文中所说的。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就讲过："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在1949年3月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刘少奇说："工人是必须依靠的；马克思主义认为工人阶级是最可靠的；但必须努力去做工作，不做工作，就去依靠，是靠不住的。他打了一个比方：椅子本来是可以依靠，有毛病，不可靠了，修好了，又可以依靠了。"刘少奇的用意是强调我党的工作重点由农村转移到城市后，要多做工作，要用马克思主义去教育人，提高工人觉悟。这无疑是正确的。林彪、江青一伙却断章取义，把刘少奇这两段话中的有关"落后"、"破椅子"等语言单独摘录出来，再捏造成"群众落后论"，加以讨伐。他们这样做，是为了推销他们的"群众运动天然合理"论，取消党的领导，煽动造反，搞乱全国。
关于所谓"入党做官论"，则完全是林彪、江青一伙无中生有硬加在刘少奇身上的罪名，连牵强附会都谈不上。如果说真有什么人推行"入党做官"，那恰恰是林彪、江青一伙。林彪把他20出头的儿子林立果放到空军，突击入党，一步当上了空军司令部作战部副部长，并进而实际掌握空军大权。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把上海的"造反英雄"陈阿大等流氓地痞拉入党内，甚至直接拉人中央委员会，充作班底，严重地破坏了党的名声，极大地破坏了党的建设。
关于所谓"党内和平论"，在延安整风期间，针对王明"左"倾路线曾在党内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把党内同志当敌人，甚至在肉体上加以消灭的恶劣影响，1941年7月，刘少奇写了《论党内斗争》一文，他说："党内斗争基本上是一种思想斗争，是要在思想上求得一致才能保持与加强党内政治上、组织上、行动上一致，是要在思想上、原则上去解决问题之后，才能在组织上、行动上解决问题。"他坚决反对"机械过火地党内斗争"。这些被林彪、江青一伙归纳为"党内和平论"，似乎刘少奇失去原则立场，对党内坏人坏事视而不见，提倡做老好人。事实上，刘少奇不仅在上述关于如何处理党内矛盾斗争问题的论述上是正确的，而且在实际工作中，他也从来都是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不拿原则做交易。林彪、江青一伙歪曲、污蔑刘少奇，无非是要在党内把老干部都整掉，把一切敢于反对他们倒行逆施的党员统统打下去。
所谓"公私溶化论"即"吃小亏占大便宜"，也是一顶强加在刘少奇头上的帽子。从40年代起，刘少奇在不同场合多次谈到对待工作、自身待遇的态度以及处人处事的方式问题，并形象地用"吃亏"和"占便宜"来作比喻。1964年他同王光美一家谈话，说："吃点小亏，占大便宜，是向相反方向发展的规律。整天想到个人，最后是没有个人利益，个人利益还是丧失一部分的。为人民作事，大家就会照顾，规律性就是这样。现在是人民作主的国家，有公道真理能得到发扬。在我们社会里只要有贡献，大家都会看到，整天考虑个人，即不会有个人，不考虑个人利益则最后有个人利益。占小便宜，吃大亏，吃点小亏，占大便宜，这是符合马列主义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在别的讲话中，刘少奇也讲过类似意见。这些话不能说刘少奇用语十分严谨，但他的用意十分清楚，即用平易近人的拉家常的方式说明要摆正个人利益的关系，要做老实人，做老实事，从整体上和根本上看，党和人民不会亏待有贡献的人的，这是我们党的性质和国家的性质决定的。林彪、江青一伙丑化刘少奇，是企图把我党的干部说成是唯利是图的小人，都必须打倒，由他们取而代之。批判所谓"黑六论"是林彪、江青一伙在政治上打倒刘少奇、否定老干部以致整个干部队伍的重要一步。他们颠倒黑白，混淆视听，长时间内在人们思想上引起极大的混淆，给党的建设和其它各项工作带来严重损失。
"五七"干校
"五七"干校是1968年出现的以贯彻毛泽东"五七"指示为名，把党政机关干部、科研教育部门广大知识分子下放集中劳动、"重新学习"的"新"场所。
5月15日，中共中央向全党转发了毛泽东的"五七"指示。在"五七"指示中，毛泽东指出："军队应该是个大学校，既能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教四清运动；四清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并认为其他各行各业，也要象军队那样办成亦工亦农、亦文亦武的革命化大学校。8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经毛泽东审定过的社论，摘要公布了"五七"指示，强调："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亦工亦农、亦文亦武的革命化大学校的思想，就是我们的纲领。""五七"指示勾勒出一个以阶级斗争为纲、限制和逐步消灭分工的、限制和逐步消灭商品的、分配上大体平均的平等社会。这是一个空想的理想社会，然而在当时的条件下却成为全国各行各业效仿的样本。文化大革命中，全国各地出现以"五七"命名的工厂、农场、医院、大学，其中尤以"五七"干校为甚。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造反、夺权、派性争斗在全国猛烈展开。各级党政机关、人民团体和企事业单位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出现了大批靠边站的干部、知识分子。在全面内战时，这些干部、知识分子的处置和安排都无人过问。随着1968年全国夺权斗争进人尾声，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单位相继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如何处置这些人，让他们有组织、有系统的继续受到"触及灵魂"的"斗、批、改"，便成了亟待解决的问题。
5月7日，成立了仅3个多月的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在进行"斗、批、改"精简机构的过程中，组织大批机关干部下放劳动，在庆安县柳河办了一所机关农场，定名"柳河‘五七’干校"。干校人数后来陆续增加，到10月初，共有学员504人，主要是原省直属机关的干部。学员在校耕种了3000余亩土地，办起了小型工厂企业，在劳动中接受"思想改造"。经过近5个月的实践，柳河"五七"干校总结出一套经验。对此，毛泽东批示："广大干部劳动下放，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年10月5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题为《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的通讯，并在编者按中公布了毛泽东关于干部下放劳动的最新指示。编者按指出："毛主席的这个最新指示，对反修防修，对搞好斗、批、改，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应引起我们各级干部和广大革命群众的高度重视。希望广大干部（除老弱病残者外），包括那些犯过错误的干部，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在下放劳动的过程中重新学习，使自己精神面貌来一个比较彻底的革命化。在革命委员会工作的新老革命干部，也要执行毛主席指示，分期分批下放劳动，使自己不脱离劳动人民，既当‘官’，又当老百姓。新干部要特别注意不要染上脱离群众、脱离劳动、一切依靠秘书、做官当老爷的剥削阶级坏作风，要保持无产阶级朝气勃勃的革命的青春。"月14日，《人民日报》登载柳河"五七"干校革命委员会的《灵魂深处的一场大革命——创办柳河"五七"干校的基本体会》。《体会》分三部分："光辉的‘五七’指示是办校的根本方针"、"改造世界观是办校的根本任务"、"同工农兵相结合是办校的根本途径。"《体会》说："在筹办‘五七’干校的时候，省革命委员会就明确指出：‘五七’干校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以毛主席光辉的‘五七’指示为指针……培养造就一批永远忠于毛主席，能上能下，能‘官’能民，亦工亦农，亦文亦武的共产主义新人。""‘五七’干校是‘炼人’的。在干校，一切活动，都是围绕着改造世界观这个问题转的。学员的生产劳动、学习、军训、日常生活，都和落实毛主席的‘五七’指示、锻炼无限忠于毛主席的红心紧紧地联结起来。战地整风、地头讲用会、战评会、批判会已成为‘五七’干校学员们自觉的制度"，"柳河‘五七’干校从创办的那一天起，就把改造学员的世界观，看作头等重要的任务"，"我们把他们放在风口浪头上，去经受考验和磨炼，去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远征开荒，拦河筑坝，别人认为干不了的事情，他们干，还要干好。""柳河‘五七’干校办在三大革命运动第一线，走到工农群众中来了。学员同原来农场的100多名工人和贫下中农混合编队，为同工农群众相结合，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到工农群众中来，并不等于就同工农结合了。要真正做到同工农相结合，必须经过长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炼。结合的过程，就是两种世界观斗争的过程，就是无产阶级世界观战胜资产阶级世界观的过程"。
此后，以柳河"五七"干校为样板，全国各地刮起了创办"五七"干校之风。到"五七"干校下放劳动的，除部分在职干部外，主要是"文革"中受到打击已靠边站的干部和知识分子。当时中央和国务院所属各部在河南、湖北、江西等18个省、市、自治区创办"五七"干校106所，先后下放干部数十万人。林彪、江青一伙利用"五七"干校的形式，继续打击迫害大批干部和知识分子。1969年10月林彪借口"战备"发出的"一号命令"成了驱赶靠边站干部和知识分子的最后通牒。毛泽东指示中虽然把"老弱病残"排除在外，但实际上，下放时，六七十岁的老人和许多患慢性病的体弱人员也往往被无情地下放到"五七"干校，或插队落户到农村生产队。
为了强调"劳动改造"，当时的"五七"干校大多数选在土地荒芜、人烟稀少的偏远、贫穷地区。下放的机关干部和知识分子往往不分年龄、性别，编成连‘、排、班，按时出工劳动。劳动中，"五七"干校的负责人往往人为地制造困难，加大劳动强度，如限制伙食，雨雪天出工，让老人、妇女等从事打井、挑粪、盖房、放养牲畜等重活。此外，在"五七"干校下放的干部、知识分子还要进行无休止的思想汇报，进行"触及灵魂"的"斗私批修"，"问题"严重者会受到批判斗争。大批下放干部和知识分子在这样的"思想改造"中身心受到极大的摧残。
"五七"干校是"文化大革命"特定历史条件下"左"倾错误的产物。它既不可能是任何进步意义上的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机构改革措施，也不可能有利于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深入实际、联系群众的有效形式。事实证明，这种以惩罚干部、歧视知识分子、片面强调体力劳动重要性为指导的"五七"干校造成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浪费，消耗了大批干部、知识分子的宝贵时光，给林彪、江青一伙打击迫害干部、知识分子以可乘之机，后果是十分严重的。因此，"五七"干校遭到了普遍的抵制和反对。
2月17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停办五七干校有关问题的通知》。自此，各地"五七"干校陆续撤销。
刘少奇冤案的铸成
10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通过关于对刘少奇的"审查报告"，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被戴上"叛徒、内奸、工贼"的帽子，后来，刘少奇被迫害致死。这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最大的历史冤案。
刘少奇冤案的铸成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
.毛泽东对中央在一线工作同志的不满。
毛泽东在1966年8月5日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明确地表明了毛泽东对刘少奇等在一线工作的中央领导同志的不满。它以派工作组为直接依据，而追溯到1962年以来中共中央在工作指导方针上的分歧，提出在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之外，另有一个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
由于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分歧，使得毛泽东下决心"炮打司令部"。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在会见斯诺时，当斯诺问毛泽东什么时候决定打倒刘少奇时，毛泽东回答："那就早哕。1965年1月，二十三条发表。二十三条中间第一条就是说四清的目标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场刘少奇就反对。"在解释为什么"炮打司令部"时，毛泽东说："那个时候的党权、宣传工作的权、各个省的党权、各个地方的权，比如北京市委的权，我也管不了了。"显然，毛泽东把刘少奇与他在工作上的分歧，误认为是刘少奇在夺权。这正是毛泽东为什么要打倒刘少奇的原因。
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根据毛泽东的提议，改选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常委由原来的7人扩大为11人。即：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林彪的名次排列在紧接毛泽东之后，刘少奇则由第二位降到第八位。这标志着刘少奇在党内的地位的下降，实际上被废除了接班人的地位。
.林彪、江青一伙的推波助澜。
毛泽东的大字报等于向全国、全党发出了一个战斗号召：打倒那个另立于党中央之外的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8月17日，这张"大字报"作为"中央文件"下发，传达到县团级。经过红卫兵的传抄散播，迅速传遍全国。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刘少奇处于被不点名批判的地位。8月21日，《红旗》杂志第ll期发表《在毛泽东思想的道路上胜利前进》的社论指出："不管他的职位多高、资格多老，声望多大，只要他不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反对毛泽东思想，就要对他的错误主张进行坚决的抵制，就要对他进行坚决的斗争，一直到罢他的官，撤他的职。"随后，清华大学校园内出现了《刘少奇同志7月29日讲话是反毛泽东思想》的大字报，直接向刘少奇宣战。
lO月9日至28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林彪、陈伯达在讲话中提出：刘少奇、邓小平，他们提出并执行了一条"压制群众，反对革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刘邓路线，就是毛主席大字报说的’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路线"。还说："在一个短时期内，刘、邓的这条路线是取得了一个差不多统治的地位，全国照他们的这条路线执行。"林彪、陈伯达的目的是把斗争的矛头，更明确地指向刘少奇、邓小平和全国各级党委。
为了制造声势，利用红卫兵及社会上的其他造反派的力量来打倒刘少奇，张春桥亲自出马直接部署这一行动。1966年12月18日下午，张春桥接见了蒯大富。在张春桥的授意下，12月25日上午，蒯大富率领5000余人兵分五路，在西单、王府井、北京站、菜市口等处演讲，张贴大字报、大标语、散发传单，对刘少奇、邓小平进行人身攻击。
12月27日，北京高等院校造反派在工人体育馆召开了"彻底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北京师范大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井冈山战斗团"的谭厚兰在会上攻击了刘少奇的著作《论共产党员修养》，说它"充分暴露了刘少奇的资产阶级的丑恶灵魂"。
3月，陈伯达、康生在中央军委召开的军以上干部会议上恶毒攻击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5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经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通过的编辑部文章《<；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此文采取断章取义、无限上纲的手法，把这部著名的对党的建设理论作出突出贡献的马克思主义著作，歪曲为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认为"它的要害，就是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
在公开批判刘少奇的同时，林彪、江青又秘密地设立专案组，制造伪证，极力地把刘少奇打成叛徒、特务。
3月，康生利用北航红旗战斗队等6个组织收集的诬陷刘少奇的材料，给中共中央写了一封信，声称他已经掌握确凿材料，证明刘少奇在历史上有问题，被捕叛变过，建议中央对刘少奇进行专案审查。3月21日，毛泽东批准了这个报告。
与此同时，围绕着影片《清宫秘史》，对刘少奇发起了一次批判。
4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经毛泽东审阅修改的、由戚本禹撰写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官秘史）》一文。其矛头直指刘少奇。戚本禹以"权威"的架势第一次在中央报刊上批判所谓"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戚文在问了8个为什么之后，说："答案只有一个：你根本不是什么’老革命‘！你是假革命、反革命，你就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随后，全国各大报纸转载了戚文，电台也进行了广播。
月，江青、康生、陈伯达擅自决定批斗刘少奇，并由戚本禹于7月18日组织召开"批斗刘少奇大会"，进行抄家。从此就剥夺了刘少奇的行动自由。8月5日，造反派组织在中南海批斗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夫妇。7、8月间，康生、谢富治、戚本禹等煽动上万群众，组织所谓"揪刘火线"，围困中共中央所在地中南海，冲击国务院。一时间，北京城里响起了"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和刘邓血战到底！"的口号。
.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一锤定音。
12月18日，中央成立了审查刘少奇夫人王光美的"专案组"，利用各种手段，企图把王光美打成美国特务，然后再诬陷刘少奇是美国战略特务。1967年3月后，又成立了刘少奇专案组，进行更大规模的迫害、诬陷活动。在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的直接控制和指挥下，采取断章取义、弄虚作假、逼供信等手段，拼凑虚构的材料，制造伪证，于1968年9月提出所谓《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
10月13日至31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扩大的第十二次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全会发表了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全会批准了中央专案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这个报告歪曲历史事实，无端指控刘少奇"在1925年、1927年、1929年被捕叛变、投降敌人、充当内奸、工贼"。
然而，历史事实是怎样的呢年冬，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的刘少奇因病回长沙休养。在长沙文化书社，刘少奇被捕。刘少奇被捕后，全国总工会、各地学联等群众组织团体和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等，纷纷致电谴责湖南省军阀赵恒惕，要求释放。此外，还有刘少奇亲友同乡等进行营救。在外有各界压力，内有上层疏通、联名具保的情况下，赵恒惕不得不将刘少奇释放。可是，康生、江青等人却不顾事实，诬陷刘少奇投敌叛变，而在被释放后继续进行革命斗争是"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重新钻进党内"。
6月28日晚，时任湖北省总工会秘书长的刘少奇在汉口被捕。专案组为了找证据，1967年夏，把曾经于1927年和刘少奇一起做地下工作的丁觉群监押起来，专案组逼他写诬陷刘少奇的伪证材料。丁觉群在1927年时曾任汉口特别市国民党党部执委兼工人部长，1928年被捕后脱离共产党。1967年9月3日，他开始说：刘少奇"在省工会工作，我在市党部工作，除了工作接触以外，没有特殊关系"，"我不能欺骗党，乱谈一气"。当然，这样的"交代"，江青是不会接受的。后来，在专案组威胁、恐吓、利诱下，丁觉群写了伪证材料。但是，第二天又写了声明"这些都是假的"。9月25日，他又专门给审讯他的人写信表示："为了批倒批臭刘少奇，我这个文件是打破事实的框框写的……"专案组为了达到打倒刘少奇的目的，凭丁觉群自己也承认"都是假的"证据，把刘少奇诬陷为"内奸"。
刘少奇在担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时被捕。但因坚决斗争，身分又未暴露，法院以证据不足不得不将刘少奇取保释放。江青、康生一伙却逼迫孟用潜写了伪证材料，证明刘少奇被捕叛变。
孟用潜当时任中共满洲省委组织部长。他在1929年沈阳奉天纱厂罢工事件中，曾同刘少奇一道被警察局拘留。因为没有查出他们与纱厂罢工有关，他们被放了。江青、康生一伙却硬要在这件事上做文章。孟用潜1967年5月22日被"隔离审查"。1967年6月22日专案组报告说孟用潜"一个月来，根本不交代实质问题"。康生批："继续审讯，不要为他所骗。"在康生的指使下，专案组"从7月5日至13日连续进行审问，白天问，有时晚上也问，参加批斗的专案人员有十余人，围上一圈，七嘴八舌，恐吓威吓……""总之采用了各种手段，对他施加压力，逼他交代问题，这个会整整搞了一天，中午也未休息。但孟用潜同志还是不承认有自首叛变的问题。后来，一连搞了7天……在这种情况下，孟用潜同志违心地讲了被捕叛变的话，但过后就写申诉翻案了。"孟用潜在被关押期间，先后写了20多份申述，推翻假供，他一再说明这些交代"都是编造的，并没有事实根据"。当时专案人员强迫他当场撕毁了其中5份，警告他："再对1929年叛党提意见，就以现行反革命论处。"就这样，孟用潜被迫写的伪证成了刘少奇被捕叛变的"证据"。
江青一伙利用歪曲事实的伪证，强加给刘少奇莫须有的罪名，把刘少奇彻底打倒，直至刘少奇被迫害致死。
刘少奇冤案是共和国历史上最大的冤案。它不仅使刘少奇家破人亡，而且使许许多多的人被株连。据最高人民法院1980年9月的统计，仅仅因刘少奇冤案受到株连被定为反革命判刑的案件，就达26000多件，28000多人。
在1980年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刘少奇冤案得到平反昭雪。
中共中央召开扩大的八届十二中全会
10月举行的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是"左"倾错误的指导下召开的一次全面肯定和发展"文化大革命""左"倾错误的会议，在中共党史和中国当代史上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
"文化大革命"以来，党和国家的形势已空前严重。毛泽东直接提出了向以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资产阶级司令部"发起进攻的号召。深受重用的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等人，乘机在全国制造混乱，打倒一切。1967年初出现了上海的"一月风暴"，由张春桥、姚文元操纵，王洪文等人亲自出马，夺了上海市的党政大权。这件事受到了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的高度肯定，由此掀起全国性的夺权风暴。1967年2月，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等老同志对文化大革命乱党乱军的错误作法提出了强烈的批评，不久即被诬陷为"二月逆流"，受到打击和迫害。1967年夏、秋，在毛泽东支持下，中央文革小组对刘少奇进行非法审查和诬陷。同时江青等人提出"文攻武卫"和"砸烂公、检、法"的口号，全国各地出现了频繁的武斗事件。1968年3月，林彪、江青制造了"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事件"；同年7月至8月，江青、康生密谋炮制了诬陷中共八届中共委员、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和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的黑名单。有124名中共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37名中央监察委员和候补委员、60名人大常委会委员和74名全国政协常委委员被诬陷。通过这些活动，使大批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被剥夺了出席中共中央全会的权力。并为林彪、江青集团攫取更多的权力准备了条件。
到1968年夏的全面内战使全国秩序严重混乱，毛泽东虽表示要召开八届十二中全会，但也未能实现。1968年9月，全国（除台湾省外）29个省、市、自治区相继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实现了"全国山河一片红"，基本结束了全国动乱的局面。在这种形势和背景下，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于1968年10月13日在北京举行，共133人出席。其中，八届中央委员仅40人到会，在候补中央委员中挑选10名递补为正式委员出席；另有9名候补中央委员出席。此外，中央文革小组全体成员和各省、直辖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负责人，解放军的主要负责人共74人出席。
在10月13日的开幕会上，周恩来报告了出席会议人员的组成、编组和会议的开法，并宣布了大会议事日程：九大代表产生的指导思想和方法；《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国际国内形势；专案审查工作，特别是对刘少奇的审查。随后，毛泽东作了讲话，主要内容大致如下：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文化大革命究竟要不要搞，成绩是主要的还是缺点错误是主要的，要搞到底还是不搞到底，大家议一议。过去我们南征北征，那种战争好打，因为敌人清楚。这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比那种战争困难得多。问题就是犯思想错误的，同敌我矛盾混合在一起，一时还搞不清楚，只好一省一省解决。这场文化大革命要搞到底，什么叫到底？估计要三年，到明年夏季差不多了。到底就是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
全会一开始，林彪、江青等人就借毛泽东要求讨论文化大革命是否必要和正确、成绩是否是主要的等问题的机会，组织批判所谓的"二月逆流"和"今春的那股为二月逆流翻案的妖风"。他们有计划地把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划分到6个小组，组织人分组围攻、批斗。他们还组织攻击所谓"一贯右倾"的朱德、陈云、邓子恢等人。10月20日，林彪在全会上讲话，称"二月逆流"是"十一中全会以后发生的一次最严重的反党事件"，是"资本主义复辟的预演"，更加重了会议的紧张气氛。林彪、江青一伙肆意围攻老同志，其目的就是想尽一切办法要搞倒他们，搞不倒也要搞臭，消除他们的政治影响，破坏他们的威望，孤立他们，从而为九大上把这些老同志赶出中央政治局或中央委员会做舆论和组织准备。会议称："全会严肃地批判了那个反对八届十一中全会决定、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对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1967年的’二月逆流‘。全会认为，击溃’二月逆流‘翻案的邪风，这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粉碎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的一个重大的胜利。"全会在当时中央领导工作和党内生活极不正常的情况下，没有经过认真核实和讨论，错误地批准通过了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这个报告是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把持的专案组通过逮捕革命干部、教授、炊事员等11人，采取弄虚作假、断章取义、严刑逼供、突击审讯等卑劣手段，用虚构拼凑、牵强附会的伪证材料搞成的，于1968年9月报送给中共中央。9月26日，林彪批写"完全同意"，并"向出色地指导专案工作并取得巨大成就的江青同志致敬！"全会通过决议，宣布"把刘少奇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行"。从组织上完成了打倒刘少奇的手续。在决议付诸表决时，中央委员陈少敏以不举手表示反对。
全会讨论了召开九大的问题，认为："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已经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为召开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准备了充分条件。全会决定在适当的时候召开中国共产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全会通过了九大代表产生办法和《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
月31日，在大会闭幕式上，毛泽东发表讲话。他说："这个世界上面，总是左、中、右，统统是左派，我就不那么赞成。九大代表，’二月逆流‘的同志们如果不参加，我看就是个缺点。陈毅同志，你就以那个右的那一方面的资格，以这个身份来参加九大。对于党内一些老同志，要一批二保还有三看嘛。"毛泽东的这个讲话，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一些老同志。
同日，会议通过了全会公报。公报称："全会认为，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战略部署，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的各个时期的一系列的重要指示，林副主席的多次指示，都是正确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在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斗争中，起了重要作用。""现在，这个波澜壮阔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伟大的、决定性的胜利。"全会根据毛泽东关于"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总口号，作了实行"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认真做好清理阶级队伍工作"、"认真做好整党工作"以及工人宣传队要"永远领导学校"等部署。
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在"左"倾错误理论的指导下，在毛泽东的错误部署和林彪、江青集团的干扰破坏下，全面肯定和发展了"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从组织上完成了最后打倒刘少奇的手续，制造了中国当代史上最大的冤案；进一步诬陷、迫害了一大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各级干部，从而进一步打击了"文革"的反对派，为中共召开九大，为林彪、江青集团攫取更大的权力准备了条件；会议按错误的理论规定了会后错误的行动部署，使国内的形势在会后进一步恶化。
南京长江大桥建成通车
12月29日，在长江下游江苏省南京市下关和浦江之间的宽阔江面上，南京长江大桥正式建成通车。它是完全由中国人自行设计和施工建造的一座特大公路、铁路两用桥。
南京地处长江下游，与上海、苏州、杭州等地一起很早就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但长期以来，交通十分落后。1908年沪宁线建成通车，19儿年津浦铁路南端修通，长江下游的铁路交通有所改观。但由于长江天堑无法逾越，江南、江北的火车仍相望而不能相通。1933年建成输送能力很低的火车轮渡，约需两小时才能将火车运过对岸，且每天只能载运一对客车或货车。1937年轮渡被日军飞机炸毁。1941年～1943年，汪伪政权又建造了两艘轮渡，运载能力仍很有限。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曾打算在南京建造大桥，并进行过规划勘测，但由于历史的原因，这始终只是纸上谈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政府为解决中国东部因长江险阻而运输不畅的问题，在当时财力、物力和技术力量有限的情况下，首先关注的是提高运载列车过江的能力。至1958年"大跃进"开始时，南京已建成了多艘火车轮渡，使综合通过能力提高到单向日渡车1240辆，年运输能力达1400万吨。但是，这仍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运量需要，与经济的发展不相适应。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只有在南京建造一座横跨大江南北的大桥。新中国国民经济经过近10年的发展，国家实力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高涨，为修建南京长江大桥提供了财力、物力和人力的支援。
，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全长1670米的长江上第一座桥梁——武汉长江大桥建成通车。中国工程技术人员通过修建武汉长江大桥积累了建设跨长江特大桥梁的经验。建设南京长江大桥很快提上了中国政府的议事日程。
10月，南京长江大桥的前期准备工作——勘测设计开始进行。铁道部协同中国科学院，邀请全国有关科研、设计、工程等各方面的专家学者200多人，群策群力，联合攻关，共同研讨大桥的设计及技术问题，先后提出了上部结构方案39个，下部结构方案10个，美术方案40幅。经过反复地分析和比较，专家组向铁道部提交了最后方案，很快为铁道部认可批准。
9月，国务院批准成立了由铁道部和江苏省、南京市两级地方政府有关人员组成的南京长江大桥建设委员会。南京长江大桥建设委员会成立后，立即开始了大桥的筹建工作。1960年1月，南京长江大桥正式动工兴建。不久，由于国家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困难，开始进行全面的经济调整，基本建设的投资规模缩小，南京长江大桥的建设速度也放慢了。1964年以后大桥建设才出现高潮。"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参加建桥的许多技术人员和工人，不顾"文化大革命"带来的严重干扰，身处逆境仍然坚定地从事建设工作。他们克服了江面宽阔、水深浪急、水下地质条件复杂、沿海强台风和海潮侵袭等自然困难，决心在帝国主义预言家们断言不能修桥的南京建起一座大桥。
南京大桥的建设者们发扬了大无畏的革命精神，苦干加巧干，南京长江大桥一步步向江中延伸。在架设公路引桥的预应力梁时，加架用的大龙门吊机被横穿工地的金川河阻挡，大家齐心协力，仅用了10个半小时就使50多米高、100多吨重的庞然大物大龙门吊机通过了金川河。在建造难度很大的双曲拱桥时，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经过6个月100多次的试验，完成了混凝土的合理配方，在正式建设中，仅用了69天就保质保量地完成了双曲拱桥的架设任务。为建设一流的现代化大桥，建设者们研制成功了大型振动打桩机、汽动式大型钻机，采用了体拼装机器样板钻孔、循环压力灌浆、氦氧深潜水作业、动能止摆船、接泥式吸泥机等多种先进技术，解决了一个又一个难题，保证了工程的质量和进度。
在建设大军的努力下，1968年9月，南京长江大桥铁路桥胜利建成。10月30日，铁路桥通车。12月29日，南京长江公路桥又提前半年建成通车（原定1969年7月1日通车）。至此，南京长江大桥全面建成通车。当日上午，南京市5万军民冒雨齐集桥头，隆重集会，庆祝南京长江大桥提前全面建成通车。
南京长江大桥是中国当时现有桥梁中最大的一座铁路、公路两用桥梁。正桥是双层钢桁梁桥，全长1577米。下层为主线铁路桥，宽15米，可同时对开列车。上层为公路桥，宽19.5米。其中正行车道宽15米，可并行4辆大型汽车；两侧人行道各宽2.25米。正桥由9个桥墩和10孔钢梁建成。根据桥址处水深湍急和地质复杂的不同水文条件，桥墩基础设计深达70至80米，其中人土深度达50至60米，采用重型混凝土沉井基础、钢沉井加管柱基础、浮式钢筋混凝土沉井基础和钢板柱围堰管柱基础等4种墩台基础加以解决。10孔钢梁中，浦口岸第1孔为跨径128米的简支钢桁梁，其余为3联9孔（3孔为1联）跨径各160米的连续钢桁梁。桥的主桁梁及铁路横梁等注意结构，采用16锰低合金钢和性能近似的桥梁钢，节约钢材近15％至18％。桥下通航净空宽120米、高30米，可通行5千至万吨级的海轮。正桥两端各建一对高97.6米的桥头堡，桥头堡前面各有一组10米高的工农兵群雕塑像。铁路引桥由南北两岸共159孔（每孑L跨度31.7米）预应力混凝土梁组成。公路引桥由18孔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双曲拱桥和73孔双曲拱落地结构组成。铁路桥面铺设焊接长钢轨。公路桥面铺用轻质材料粉煤灰陶粒钢筋混凝土板，比普通钢筋混凝土轻20％至30％。正桥连同两端引桥的总长度是：铁路桥全长6772米（正桥1577米，两岸引桥5200米），长度为武汉长江大桥的4倍；公路桥4589米（正桥1577米，两岸引桥301_2米），步行过桥要走1个多小时。
南京长江大桥从1960年1月施工，历时9年建成通车，全桥总投资2.87亿元。它的建成开创了我国自力更生修建大型桥梁的新纪元。同时，它的建成也把我国南北交通大动脉津浦路和沪宁路连接起来，把大江南北的公路交通连接起来，把经济富裕的江南与首都北京、华北大平原连接了起来，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战略上都有重大的意义。
"文革"中的"上山下乡"运动
"文革"中的"上山下乡"运动是以"反修防修"为号召，动员城镇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一场大规模运动。这种劳动就业方式，自50年代中期以来就为中共中央所鼓励过，但规模有限。它成为涉及千家万户的一场大规模运动，是"文化大革命"中落实"最新"、"最高指示"的结果。
"文化大革命"初期，广大青年学生出于对党和毛泽东的信赖，怀着防止国家变色的真诚愿望，响应毛泽东"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走上社会，"造修正主义的反"，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混乱。由于人们把注意力都集中到了"革命"上，忽略了中学毕业生的出路问题。正常情况下，中学毕业生的出路或是继续升学或是就业。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中招生、考试制度的废除，大学已停止招生，中学教学秩序也已彻底打乱，无法接纳初中毕业生；国民经济的全面衰退，使绝大多数工矿和基层没有能力再招收新工人。在这种情况下，1966年、1967年两届高、初中毕业生滞留在校内的人数达到数百万。大量的中学毕业生不能分配离校，成为家庭、社会的负担，也成为学校和社会动荡不安的因素。这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但是，1967年的"全面夺权"已使大多数地方党政机关的工作陷于瘫痪，革命委员会尚未建立，没有有效的力量来解决这个问题。1968年，积压在校的学生已有三届，人数共计有1350余万，中学毕业生的分配问题愈加紧迫。此时，大多数地区已陆续建立了革命委员会，从组织力量上看，已有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可能。这一问题也提到了中央的议事日程上。
4月，中共中央转发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关于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工作报告的批示，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毕业生分配是个普遍的问题，不仅有大学，且有中小学。"批示要求各部门、各地方、各大中小学面向农村、边疆、工矿、基层（即"四个面向"），及时做好毕业生的分配工作。但是，由于高校仍未恢复招生，国民经济持续衰退，工矿、基层仍无法吸收新人员，中学毕业生的分配去向只有农村和边疆两条路了。
9月12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关于知识分子再教育问题》的文章，文章发表了毛泽东的"指示"，正式提出了知识分子接受"再教育"的概念："从旧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多数或大多数是能够同工农兵结合的，有些人并有所发明、创造，不过要在正确路线领导之下，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彻底改变旧思想，这样的知识分子，工农兵是欢迎的。"为了落实毛泽东的指示，在工宣队、军宣队陆续进驻学校和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的同时，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宣传与动员也热烈起来。
月22日，《人民日报》以《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为题，报道了甘肃会宁县部分城镇居民（包括一批知识青年）到农村安家落户的消息，并在编者按中公布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中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来，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这一指示的发表，立即在全国城乡引起了巨大的反响，随后便是热烈的欢呼和大张旗鼓的宣传。12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说："愿意不愿意上山下乡，走不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是忠不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大问题。"后来的宣传又以毛泽东在1939年发表的《青年运动的方向》一文中所讲的"革命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为据，把去不去农村看成是判断一个青年革命与否的"唯一标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不再是一个就业问题，而成为一个政治问题了。在狂热的政治宣传下，一批批知识青年或怀着反修防修、锻炼成长的豪情壮志，或无可奈何的"随大流"，或带着难言的苦衷，在动员与强制下被迫远离父母，到农村、山区、边疆去"接受再教育"。一场规模空前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从此兴起。据1973年12月18日《人民日报》的报道，从1968年12月至1973年12月，全国已有800万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1975年1月18日新华社报道的上山下乡知青人数已达1200万。1978年的统计人数达到1623万。
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主要是中学毕业生，也包括少量的大学毕业生和城镇居民。他们上山下乡的形式主要有三种：一种是去内蒙古、新疆、东北、云南等地参加生产建设兵团。这些人在当地有很低的工资，有公费医疗和探亲假等；一种是去偏远、落后、贫穷的农村插队落户，建立"知青点"，自食其力；一种是以下乡知识青年为主，由带队干部和部分贫下中农参加的集体农场和青年队，这种形式是1974年以后才产生的。据统计，自1967年到1976年，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人数总计1403万人中，上述三种形式的上山下乡人数分别有229万、1048万和126万。
毛泽东发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目的总体上与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一致的。他试图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同农民在生活、文化等方面"划等号"，以缩小三大差别，拉平社会主义城乡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差距。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指导下，上山下乡运动被认为是"防修反修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根本途径"，"有利于密切城乡关系，缩小三大差别"，"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等等。正是由于这些原因，"文革"中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在指导思想、方针政策、方式方法上都表现出明显的政治运动的特点。
上山下乡的大多数知识青年，在恶劣的环境中艰苦创业，用他们的青春和汗水，在农村、边疆传播知识，活跃文化生活，其中一些人扎根农村、边疆，成为改变当地落后面貌、促进当地建设的骨干。但是，由于运动本身是在极"左"错误路线指导下进行的，当时就暴露出很多问题，譬如它是以"再教育"理论为指导，不切实际地要求青年在艰苦的环境中改造世界观；一哄而起，缺乏长远的整体规划，致使大批青年上山下乡后生活上长期不能自给，在口粮、住房、医疗等方面的困难长期得不到解决；一些知识青年在农村甚至遭受迫害。随着1970年招工和其后的大学恢复招生、部队征兵，许多知识青年纷纷以招工、升学、参军等方式离开农村、边疆返城。
4月25日，毛泽东根据福建莆田县李庆霖反映其子上山下乡后生活困难的来信，在复信中说："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当统筹解决。"根据毛泽东"统筹解决"的指示，国务院在6月间召开了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提出了工作会议报告。报告在肯定上山下乡运动的前提下，指出了工作中存在的许多问题，拟定了6条统筹解决的办法，并要求县以上党委都要建立领导小组和有关办事机构，组织各方面力量做好这项工作。8月4日，中央转发了这个报告。此后，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生活待遇有所改善。但由于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返城之风不减。
"文革"结束后，党和国家从实际出发，积极、稳妥地为解决这一问题尽了最大的努力。1978年lO月31日至12月10日，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决定调整政策，广开门路，采取多种形式，妥善安排知识青年。此后，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问题逐渐得到解决。1981年，中央发出文件，要求各地停止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上山下乡运动"宣告结束。到此时为止，国家和各省、市、自治区、企事业单位为安置返城知青已支出100多亿元，我国的文化教育事业也因这一运动遭受了巨大的损失，累计共少培养大专毕业生100多万名、中专毕业生200多万名。
"文革"中的整党建党"文革"中的整党建党是"斗批改"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决定的，经历了较长时间的酝酿。
从1967年开始，毛泽东曾先后几次在讲话中谈到整党和重建党组织的问题。同年10月，中共青海省核心小组向中共中央请示已经成立革命委员会的单位是否可以恢复党的组织生活。10月27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发出了《关于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单位恢复党的组织生活的批示》。毛泽东在批示中加了一句话（后来被称为"五十字建党大纲"），他指出："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11月5日，毛泽东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谈话中又谈到了整党问题。他说："打了一年多仗，搞出了不少坏人，现在要打出一个党来。""文化大革命就是整党、整团、整政府、整军队，党、政、军、民、学，都整了。""我赞成康生的意见，一个叛徒、特务，一个文化大革命当中表现很坏而又死不悔改的人，不能再参加党的组织生活，这些很宽了。""我们党要吸收新血液。工人、贫农、红卫兵中的积极分子要吸收到党中来。旧血液中的二氧化碳太多，要清除掉。""一个人有动脉、静脉，通过心脏进行血液循环，还要通过肺部进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进新鲜血液，这就是吐故纳新。一个无产阶级的党也要吐故纳新，才能朝气蓬勃。不清除废物料，不吸收新鲜血液，党就没有朝气。"12月2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发出了《关于整顿、恢复、重建党的组织的意见和问题》的文件。文件要求各地在整顿、恢复、重建党的组织过程中，要"虚心听取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意见"，要"根据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表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冲杀出来的、经过运动考验的、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可以吸收入党"。还"要吸收那些朝气蓬勃，富有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勇于在阶级斗争中冲锋陷阵的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入党，特别要注意吸收工人、贫农、红卫兵中的先进分子入党"。1968年1月1日，两报一刊发表题为《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的社论，社论第一次公开号召结合革命的大批判和本单位的斗批改，深人学习几十年来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深入学习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建党路线，彻底批判中国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建党路线，纯洁和整顿党的组织。但由于当时的局势还处于"全面内战"，"天下大乱"，尽管有了"最高指示"，报刊也作了不少鼓励宣传，整党建党工作还是难以提上议事日程。除在个别单位进行了整党试点外，根本不具备普遍进行的条件。
随着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普遍成立，武斗逐渐平息。到1969年4月，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召开，才有可能实际进行一次全国范围的整党。党的九大政治报告的第六部分专门谈了党的整顿和建设问题。报告说："毛主席的指示，确定了我们整党建党的政治方向"，"是今后进行整党建党的根本指导思想"，并要求各地认真学习和贯彻。接着又用"左"倾观点歪曲地概括了党的历史，把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说成是毛泽东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同党内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路线斗争的历史。还硬说刘少奇有一条什么"从根本上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和党的建设的理论"的所谓"修正主义建党路线"，宣称其主要内容是所谓"黑六论"，要求各级党组织"继续开展革命大批判，彻底肃清它的恶劣影响"。报告说："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我们党的历史上一次最广泛、最深刻的整党运动。"党的九大还通过了以"左"倾错误理论为指导的包含很多错误规定的新党章。按照党的九大的要求和规定，会后全国各地陆续开始了重建党的各级委员会，恢复党员的组织生活，整顿和重建党组织的工作。
同年7月1日，两报一刊发表了题为《中国共产党万岁》的社论，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开门整党"的指示："每一个支部，都是要重新在群众里头进行整顿。要经过群众，不仅是几个党员，要有党外的群众参加会议，参加评论。"社论指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推动各项工作的根本指导思想，也是进一步建设无产阶级革命党的根本指导思想。指出整党建党，是思想道德上的整顿和建设，要批判"黑修养"和"黑六论"，要"斗私批修"；同时，领导政策也要整顿，要逐步实现"一元化"的坚强的党的领导核心。社论说："在清理阶级队伍的基础上，要抓紧整党建党。用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建设我们的党，是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伟大胜利的根本保证，是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百年大计。"
同年4月，中共中央召开整党建党座谈会。会议宣布，这次整党由康生、张春桥、谢富治3人组成的小组负责领导，纪登奎、郭玉峰、曹轶欧等分管整党的各项具体工作。会上交流了各地整党试点的情况和经验，并推荐和确定毛泽东亲自指导的"六厂二校"的经验作为各地整党的"样板"。
4月18日，康生在接见出席中央和全军整党建党工作座谈会全体同志时讲了话。他说：学习理解"五十字方针"，"必须同整个的毛泽东思想、整个的毛主席的建党路线联系起来"。建党以来，"每一个阶段都有党内两条路线的尖锐斗争，每一个阶段都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过程，也是整党建党的过程"。他还对"五十字方针"做了具体分析，说："‘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这是针对叛徒刘少奇的叛徒路线讲的；‘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这是针对文化大革命中有些党员脱离群众的现象讲的；‘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这是针对刘少奇的‘阶级斗争熄灭论’讲的，针对刘、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讲的；‘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这是针对叛徒刘少奇的‘驯服工具论’讲的。这都是有当时针对性的。"康生在讲话中还以"左"倾的观点对"左"倾的九大通过的新党章进行了说明，他认为这个党章有5个特点：一是重新明确规定了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二是明确规定了"林彪同志是毛主席的接班人"；三是概括地阐述了毛主席继承、捍卫和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四是新党章根据毛主席建党思想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明确了我们党最终的和当前的战斗任务；五是这个党章吸收了国际国内过去党章中的长处，否定了那些形式主义的东西。从1970年底到1971年初，部分省、市一级进行了整党，产生了新的省委和市委。到了1971年8月，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一级都进行了整党，都产生了新的省委、市委和自治区党委。在新的省委、市、自治区党委成立以后，下面也按照"六厂二校"的经验整了党。在整党中，批判了所谓"黑六论"，学习了"五十字方针"，不同程度地接受了"左"倾思想。在整党时特别强调"吐故纳新"，即把被诬为"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的党员清除出来或挂起来，而把那些所谓"新鲜血液"即造反派头头吸收入党。这样，不但进一步打击迫害了许多党员干部，而且使一批投机分子、野心分子、阴谋分子混人党内。
这次在特殊历史条件下进行的整党建党，具有它的特殊性质。其一，整党建党既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指导思想必然要服从于"文化大革命"的全局性"左"倾错误指导方针，以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为思想基础。因此，整党的指导方针必然是"左"的、错误的。其二，整党的指导机构很特殊。不是党的各级委员会和根据党的决定组成的特定机构，而是军代表、核心小组、联席会等不正常的机构。甚至某些非常的群众组织，也在"群众评议"的名义下，发挥了不应起的重大作用。其三，整党与广大党员恢复组织生活结合在一起；同时，又突击"纳新"，把一批造反派吸收人党。因而这次整党在一定意义上带有"重建党"的性质。这是过去历次整党中都没有的。
文化大革命进人1969年，迟迟没有提上议事日程的九大筹备工作全面展开。林彪、江青集团把九大看作是他们夺取最高领导权的最佳时机，在全国范围内加紧了篡权活动。
九大召开前夕，珍宝岛事件爆发，中苏关系急剧恶化。在九大的预备会上，毛泽东提出"总结经验，落实政策，准备打仗"，作为九大的任务。
月，九大召开。大会通过了政治报告和新党章，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委员会。九大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合法化，加强了林彪、江青集团在中央的地位。九大以后，"文革"进入第二阶段，"斗、批、改"运动和整党建党运动全面展开，全国开始推广"六厂二校"经验，继续进行"清理阶级队伍"运动。
九大政治报告提出要准备和美苏"打常规战"、"打核大战"。6月，苏联领导人在共产党、工人党国际会议上继续攻击中国共产党，扬言要对中国实施核打击。这加重了中共党内业已存在的关于世界大战不可避免的论断09月，周恩来与柯西金在北京机场会晤，达成了避免武装冲突的口头谅解010月中旬，根据毛泽东关于国际形势有可能恶化的判断，中共中央决定紧急疏散在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林彪趁机发出"一号命令"，全国掀起"要准备打仗"的战备高潮010月20日，中苏边界谈判在北京恢复，两国关系趋于缓和。
这一年，由于政治形势略有稳定，周恩来抓住时机，布置编制了1969年国民经济计划。在广大干部群众的努力下，遏制了"文革"以来经济全面衰退的势头，使全国的经济形势有所好转，工农业生产恢复到1966年"文革"前的水平。但计划和经济管理仍未走t-iE轨。这一年，国家计委还下发了关于财政、企业、物资等管理体制改革的文件，部分中央、部属企业开始下放。
全国计划座谈会年全国计划座谈会是在"文革"初期全国动乱局面基本结束的形势下，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由国家计委组织召开的。会议的主要内容是讨论1969年国民经济计划的编制和体制改革问题。
"文革"初期，受"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影响，国民经济陷入严重的混乱之中，原有的经济指挥和管理系统失灵，1967年的国民经济计划不能贯彻实行，1968年则因缺乏统计资料而无法制订年度计划。这两年的国民经济出现全面衰退情况。1968年底，各省、市、自治区相继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基本结束了全国的动乱局面，社会秩序相对趋于稳定，经济的指挥和管理也有了相应的机构。周恩来总理抓住这一时机，开始着手恢复"文革"初期全面衰退的国民经济。
12月12日，周恩来总理指示编制1969年国民经济计划。国家计委根据这个指示，在当时的条件下，组织了一个由军代表、老干部和群众组织代表参加的30余人的计划起草小组负责这项工作，草拟了《1969年国民经济计划纲要（草稿）》。
2月16日至3月24日，国家计委召开了中断两年的全国计划会议。会议讨论了《1969年国民经济计划纲要（草稿）》。这一纲要提出了1969年的国民经济的5项主要任务：（1）高质量地全力保证毛泽东著作的出版，大力发展广播事业。要求年内出版《毛泽东选集》l至4卷2000万部，《毛主席语录》和《最高指示》3亿册，还准备出版《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6卷；继续动员400万知识分子青年上山下乡；随着文教机构和学校的下放，文教事业经费改归省、县两级来掌握；力争提前完成超功率对外短波电台和对内中波电台的建设。（2）大力发展农业，加强工业对农业的支援，用于农业的钢材由前两年的83万吨增加到约160万吨。（3）大力加强国防工业、基础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建设，力争3到5年改变北煤南运的状况。（4）安排好轻工市场，继续提倡晚婚和计划生育，进行免费或低价口服避孕药的试点，以上海为中心重新组织南方12省市消灭血吸虫病的预防和医疗工作。（5）继续狠抓交通运输。计划规定了1969年的主要经济指标：粮食比上年增长6％左右；棉花增长10％左右；钢产量1600万吨到1650万吨，比上年预计增长720万吨到770万吨；原煤2.75亿吨到2.8亿吨，比上年增长5800万吨到6300万吨；原油1850万吨到2000万吨，增长270万吨到420万吨；发电量980亿度到1000亿度，增长273亿度到293亿度；棉纱1000万件到1050万件，增长250万件到300万件；铁路货运量5.8亿吨，增长1.7亿吨。计划1969年工业总产值约比1966年增长15％；钢、铁、原油、水泥、机床、发电设备、棉纱、棉布、纸等很重要产品的产量，将提前一年达到或超过"三五"计划原定的1970年的指标。全国基本建设投资按193亿元安排，大中型项目1100多个，其中新建的约130个。社会商品零售额约770亿元，比上年增长6％。财政收支各为570亿元。计划增加职工150万人。周恩来总理对这个计划曾提出过许多修改意见，建议削减印刷毛泽东著作及《毛主席语录》的数量，以节约原材料来增加生产急需的产品，还批评了在制作毛主席像章上的浪费现象，责令物资管理部门收回批发用于制作像章的5000吨铝；强调在编制计划时，确定生产指标要实事求是，要估计到完成计划可能遇到的困难，要承认计划也有不够确切的地方。同时，他还指出，"文化大革命"以来放松了计划生育工作，结婚的多了，孩子生得多了，要抓紧控制人口的工作。会后，各地代表在执行这个计划时，还讨论补充了一些内容。
由于1969年国内局势的相对稳定以及广大干部群众的努力，为这一计划的实施创造了基本的前提，1969年的国民经济发展有可能有计划地进行。1969年的工业生产情况有所好转，遏制住了"文革"初期全面衰退的势头。这一年的工农业生产基本上达到或超过了1966年的水平。工农业总产值较之1968年、1966年分别增长了23.8％、7.2％。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除个别外，基本上达到或超过了1966年的水平。与1966年相比，1969年的粮食产量减少了1.4％，原煤增加了5.6％，原油增加了49.4％，发电量增加了13.9％。
但是，由于1969年的计划是由l临时的计划小组在短期内匆匆草就的，缺少必要的调查研究，加上这一计划的制订受到了为党的九大和国庆20周年献礼的影响，草拟得很粗糙，大多数指标过高，脱离实际。1969年实际的工农业增长状况基本上未达到计划要求。
体制改革也是此次会议的主要内容之一。1961年，为适应国民经济调整任务的需要，经济体制上强化了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这在当时是符合经济发展需要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过于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已经越来越不适应经济发展的正常需要，改革势在必行。"文革"前夕，毛泽东在杭州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即表示：中央只管虚，只管方针政策，不管实，或少管点实好。随后，中共中央以此为精神，决心对经济体制进行改革。但是，"文革"的到来却使改革搁浅了。1969年全国形势稳定之后，这个问题又被提上了日程。
在这次全国计划座谈会上，周恩来总理两次在会上发言，谈到了企业的体制改革问题。关于手工业过渡，他指出，要防止一阵风，不要一下子都改为全民所有制。关于大工业下放地方管理，他提出，中央部直属企业拟分为三种情况：一是下放地方；二是下放后实行双重领导；三是中央部直接管理几个企业。他强调，条条块块应以块块为主，绝大多数企业要有准备有步骤地下放。
月27日，会议印发了有关体制改革的三个文件。
一是《关于改革财政管理体制的初步意见（草案）》。《初步意见》指出，国家财政管理体制是处理中央、地方以及各部门财政关系的一项重要制度，中心是解决中央和地方财政权限划分问题。根据财政管理体制下放的情况，今后中央和地方财政收支范围的划分，必须相应地加以调整。在财政收入方面，除中央直接管理的企业收人、银行收入、关税收入仍列中央财政外，其余各项收入，包括地方企业收入，一律归地方财政。在财政支出方面，除了国防战备费、对外援助支出、国家物资储备支出以及中央直接管理的基建投资、流动资金、行政事业等支出仍列中央财政外，其余各项支出，包括地方基建投资、流动资金、新产品试制费、支援农业资金以及文教、卫生事业费和行政费等，一律归地方财政。地方的收入和支出，中央只下达一个总额，具体项目由地方根据中央的方针政策和本地区实际情况自行安排。在中央规定的财政管理体制范围内，地方有权规定本地区的财政管理体制。国家的税收制度（包括税种、税法）由中央规定，在这个范围内，地方有权规定各种税收的具体征收办法。
二是《中央各部关于企业管理体制下放的初步设想》。《初步设想》认为，当前企业管理体制上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三点，第一，中央部门的权限集中过多，发挥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不够；第二，机构重叠，管得过多过死，发挥广大职工的生产积极性不够；第三，中央部门直属的科研、设计单位和大专院校都集中在大城市，脱离实际。鉴于这种情况，冶金、煤炭、石油等19个部委对所属企业、事业单位和学校的管理体制提出了初步改革意见。《初步设想》的主旨就是企业下放，认为中央企业可以分为地方管理、中央管理和双重领导三类，凡适宜于地方管理的企业，都下放给地方管理，由地方各级"革委会"对企业实行一元化领导；面向全国的关键性企业、事业单位，暂时仍由各部直接管理；科研、设计单位及大专院校设到厂矿去。《初步设想》还拟定了初步下放的企业名单。
三是《关于改革物资管理体制的初步意见》。《初步意见》认为，过去以"条条"为主的物资管理制度，权限集中过多过大，管得过宽过死，破坏了"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指挥、统一行动"的原则，限制了各方面的积极性，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因此，物资体制要按照加强中央的统一计划，扩大地方的管理权限的原则进行认真改革。设想的初步改革意见是，主要原材料和设备由中央统一分配。实行在中央统一计划下，地区平衡、差额调出、调入的物资分配制度。地方"五小"企业生产的产品，不纳人中央统一分配。地方企业生产的主要原材料和设备，完成国家计划以外的超产部分，原则上不纳入中央统一分配。文件发出后，全国开始了以下放企业、实行包干制、精减机构为主的工业管理体制改革试点，至1970年全面展开。
珍宝岛自卫反击战珍宝岛自卫反击战又称"珍宝岛事件"，指1969年3月苏联军队悍然入侵我珍宝岛地区，中国边防军被迫进行自卫还击的中苏两国边界武装冲突事件。
事件的发生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和现实原因。自19世纪中叶始，沙皇俄国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强占了中国东北及西北地区的大片领土，使两国之间形成了长达7500多公里的共同边界。边界问题成了两国政府之间长期悬而未决的历史遗留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政府一贯主张通过谈判方式解决我国同周边国家的边界问题，在解决之前维持边界现状。在中苏关系稳定友好时期，两国边界问题被搁置一边。50年代中期后，苏联大国沙文主义表现日趋明显，遭到中国党和政府领导人的抵制，两国关系逐渐紧张起来，边界问题随之浮出水面。1964年2月，在中国政府多次建议下，中苏边界谈判在北京举行，但并未取得任何进展。1965年，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破裂后，苏联为迫使中国屈服，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频频举行针对中国的大规模军事演习，对中国进行军事威胁。与此同时，苏联不断在中苏边境特别是未明确划分归属的地段挑起事端，侵人中国领土领空，绑架、杀害中国边民，毒打中国边防军官兵。从1964年2月到1969年2月，苏联挑起的边境事件达4189起。珍宝岛事件是中苏两国关系破裂以来苏联在两国边境上制造的一起最严重的边境冲突。
珍宝岛位于中国黑龙江省东部的虎林县虎头公社（今虎头乡）虎头大队（今虎头村），在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长1700米，宽500米，面积0.47平方公里。它原是乌苏里江西侧中国江岸的一部分，后因江水冲刷才形成南北狭长的小岛，到枯水期仍与中国江岸相连。因其两头尖、中间宽，形似中国古代的元宝，故名"珍宝岛"。它东与苏联隔江相望，相距400余米。每到冬季，江面冰冻厚达2米以上，可行驶汽车、坦克。珍宝岛以西还有珍宝西岛，以北有七里沁岛，以南有长脖岛。
珍宝岛及上述几个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即使根据沙俄政府强迫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的《中俄北京条约》，珍宝岛也无可争议的属于中国。《条约》规定："自乌苏里河口而南，上至兴凯湖，两国以乌苏里河及松阿察河作为交界。其二河东之地，属俄罗斯，二河西属中国。"虽然条约中没有明确规定两国在乌苏里江中的边界位置及江中岛屿的归属，事后也没有勘分乌苏里江和黑龙江的水界，但是依照公认的国际法准则，凡通航界河的边界划分，均以主航道中心线为边界线。珍宝岛及上述岛屿均位于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国一侧，当属中国领土。在1964年中苏边界谈判中，苏方代表也同意两国在江中的边界和岛屿归属应按照主航道中心线划分，这实际上已承认了珍宝岛及上述岛屿是中国领土。在事实上，珍宝岛也一直由中国管辖，上岛建房、捕鱼、种菜的都是中国公民，巡逻守卫岛屿的也是中国边防军。但是，在1964年的边界谈判中，苏方代表承认的划分江中边界及岛屿归属的原则却没有在中苏两国的国家间条约中得到确认。苏联政府拿出《中俄北京条约》的附图，以1861年勘界前沙皇俄国单方面绘制的一条红线为界，企图证明珍宝岛等地区属于苏联。实际上，这条红线只表明沙皇俄国以乌苏里江和黑龙江为界的意愿，不能表明边界线在江中的确切位置和江中岛屿的归属。中国代表表示不能同意，苏联官员也曾承认红线不能表示江中边界的确切走向。然而，苏联政府却以此为据，企图侵占珍宝岛等地区。从1967年1月到1969年2月，苏联边防军14次侵入珍宝岛。苏联报纸公开扬言，如果中国军队再敢上珍宝岛，就武力解决。苏联远东军区司令也叫嚷要"做好战斗准备"。珍宝岛地区的形势已到了一触即发的程度。
3月2日上午9时许，苏联边防军70余人，乘2辆装甲车、1辆卡车和1辆指挥车，由苏方下米海洛夫长和库列比亚克依内两个边防站出发，越过冰冻的界河，侵入珍宝岛。他们兵分四路，企图迂回包围正在岛上进行正常巡逻的中国边防军。当中国当地边防站站长孙玉国率领的第一巡逻小组刚刚散开时，苏军首先开火，打倒了几名中国边防战士。中国边防部队被迫进行自卫还击。经过1个小时的激战，击毙苏军上尉伊万等38人，击伤20余人，击毁装甲车、卡车、指挥车各1辆，迫使苏军撤回到苏联境内。中国边防部队牺牲17人，重伤11人，轻伤24人，失踪通信员1人。同日，中国政府向苏联政府提出最强烈抗议，并警告苏联政府："如果你们一意孤行，继续挑起中苏边境武装冲突，必将遭到中国人民坚决的回击，由此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只能由苏联政府承担全部责任。"
月2日后，苏联迅速增派兵力开往珍宝岛以东的苏联边境。3月4日、5日、7日、10日、11日、12日，苏联军用直升机、装甲车和武装人员又多次侵入珍宝岛及其两侧的中国河道。13日，中国再次发出抗议照会，严重警告苏联政府。
为应付紧急事态，中央军委于3月7日复电沈阳军区，明确在化冻前（即3月20日前）仍把珍宝岛、七里沁岛作为自卫反击的重点，抽调步兵、炮兵以及高炮和反坦克部队在饶河西南地区集结待命。14日晚，中国边防部队工兵连和侦察排在中国江岸通道和珍宝岛西江叉地区分别设置反坦克雷场，反坦克炮兵进入前沿和纵深阵地。
日凌晨4时，苏军在6辆装甲运兵车的运送下，侵入珍宝岛。8时许，苏军3辆装甲车引导步兵向上岛巡逻的中国边防部队开火。中国边防部队随即还击，激战1个多小时，打退了苏军的第1次进攻。9时46分，苏军发动第2次进攻，正面由3辆坦克、3辆装甲车引导步兵冲击，另由1个坦克中队4辆坦克从岛南端的江叉冰面上穿插，企图切断岛上中国边防部队与中国江岸的联系。苏联江岸上的火炮和机枪封锁中国江叉，阻拦中国部队上岛增援。中国守岛部队在孙玉国、于洪东、周登国等指挥下，集中主要力量和反坦克兵器重点打击正面入侵的苏军，同时在岸上火力支援下打击迂回入侵的苏军坦克中队。经过2小时激战，苏军的第2次进攻又被打退。15时，苏军在猛烈炮击中国边防部队的一线防御阵地后，向珍宝岛发起第3次进攻。中国边防部队副营长冷鹏飞率部上岛，与岛上中国部队协同作战。同时，中国边防部队炮火支援，击中苏军指挥所，击毙苏军比金地区边防部队总指挥列昂诺夫上校。17时，苏军撤出珍宝岛，苏军第3次进攻被粉碎。在这天的战斗中，中国边防部队击毙苏军上校以下官兵60余人，击伤80余人，击毁击伤坦克、装甲车13辆，缴获军事装备1部。中国边防部队阵亡12人，伤27人。至此，珍宝岛地区的中苏武装冲突以中国军队的胜利而暂告结束。
珍宝岛事件的发生，对中苏关系、中国国内形势都有着直接的影响，引起全世界的关注。事件发生后，苏联向中苏边境以及蒙古人民共和国大量增派陆、海、空三军，直接部署在上述地区的兵力有陆军42个师，空军25个师，飞机3000余架，海军舰艇800余艘，边防总队21个，总兵力达100多万人。中苏边境上的严峻形势加重了中共党内关于国际形势日益严重、世界大战不可避免的判断。毛泽东在1969年4月的中共九大会议上发出了"准备打仗"的号召，由此掀起了全国备战高潮，从而严重影响了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
9月，周恩来总理在北京机场与路经此地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会晤，双方同意采取措施使边境局势正常化，并确定于10月在北京恢复中苏边界问题谈判。至此，两国关系趋向缓和，珍宝岛事件划上了句号。
九大前后全国备战的高潮年初至1970年，即中共九大前后，因珍宝岛事件的发生，中国出现了规漠空前的备战高潮。这次备战高潮的出现，与中国领导人对国际形势估计过于紧张、对战争形势估计过于严重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一直面临帝国主义国家的封锁、包围和战争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党和国家领导人在重视政治斗争、经济建设的同时，没有忽视国防建设和备战工作。但在60年代以前，因中苏友好同盟关系的存在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党和国家领导人对美国侵略中国的可能性并未估计过高。60年代以后，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直至中苏同盟的解体，整个国际战备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周边的安全环境大大恶化。苏联于中苏边境屯兵百万，频频挑起事端；中印边境冲突不断；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美国在越南南方的战争不断升级；美国与亚洲一些国家及台湾签订各种军事或准军事条约和协议，形成对中国的军事包围。严峻的局面使毛泽东等领导人对于战争形势的估计越发严重，一再强调必须积极备战，要把国防建设放在第一位。国家汁委于1965年9月重新拟订的经中央基本同意的第三个五年计划草案已经是以备战为中心任务了。但是，尽管如此，在1969年3月以前，中国的备战工作仍属于常备性的，没有给人以紧迫的感觉。
3月，苏联边防军挑起珍宝岛事件，随后的数月中，苏军又多次入侵中国新疆巴尔鲁克山西部、铁列克提和黑龙江省八岔岛地区。苏联代表在国际共产党、工人党会议上扬言要对中国进行"外科手术式"的进攻，包括摧毁中国的核试验基地。这种情况加重了中共党内关于国际形势日益严重、世界大战不可避免的判断。3月15日，毛泽东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提出九大的任务是总结经验、落实政策、准备打仗，并首先谈到了打仗问题。他说："一个县成立一个团，全国都要搞。东北、华北、西北要准备一下。"4月的中共九大会议上，毛泽东发出了"要准备打仗"的号召。林彪代表中央所作的政治报告也强调："我们要作好充分准备，准备他们（指帝、反、修）大打，准备他们早打，准备他们打常规战争，也准备他们打核战争。"在战争的危险性、紧迫性的问题上，当时中央内部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是以林彪为首，以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为主要成员的军委办事组的意见，认为苏联发动大规模入侵的可能性极大，战争危险迫在眉睫。另一种是以陈毅牵头，有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参加的国际形势研究小组的意见，认为虽不能低估战争爆发的可能性，要抓紧时间备战，但美、苏争夺的重点仍在欧洲，珍宝岛事件以后，并未改变这一格局，即苏联不会在短时期内大举进攻中国。事实证明国际形势研究小组的意见是正确的。但在当时，前一种意见占了上风。九大以后，随着形势的发展，战备工作超出了常备型的轨道，很快进入了突击性的高潮阶段。
6月，中共中央军委办事组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主持召开座谈会。会议按照毛泽东"要准备打仗"和林彪提出的"用打仗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的要求，提出了庞大的军事装备生产计划。邱会作等人先后提出，要搞独立的完整的国防工业体系，"要比洋人还洋"，并声称"什么比例不比例，打仗就是比例。"12月，经中共中央批准，在军委办事组下成立国防工业领导小组，以加强对国防工业的领导。由于林彪等人盲目扩大军工生产，1969年的国防战备费比上年猛增了34％。
月28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全国性的人民防空领导小组和各省、市、自治区的人民防空领导小组，以加强防空工作。在各级防空领导小组的指导下，各地普遍开展了群众性的挖防空洞和防空壕的活动。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决定尽快建立长城以南、京广线以西的三线战略大后方，并再次大幅度增加了用于三线建设的投资。
为加强边疆地区的战备工作，中共中央在8月28日发布《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命令》，即"八二八"命令。《命令》要求边疆各级革命委员会、各族革命人民、解放军驻边疆部队全体指战员：（1）高度树立敌情观念，充分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2）加强军队内部团结，加强军民、军政的团结，加强各族革命人民的团结；（3）驻边疆部队指战员必须坚守战斗岗位，坚决执行命令，做好战斗准备，不准擅离职守，不准外出串连；（4）一切革命群众必须实行革命大联合，所在跨行业的群众组织要立即解散；另立山头、重拉队伍的要强令解散；（5）坚决无条件停止派性武斗，解散各种专业武斗队，撤除一切武斗据点，上交一切武器。负隅顽抗者，人民解放军要实行军事包围，强制缴械；（6）绝对不准任何人冲击军队，不准抢夺军队的武器、装备和车辆，不准妨碍军队的战备行动，不准泄露和盗窃军事情报。如有违反，以现行反革命论处；（7）要保护交通运输，保证通讯联络畅通。凡破坏交通运输、破坏通讯联络的，都是反革命行为，必须追查惩办；（8）狠抓革命，猛促生产，大力支援前线；（9）对那些里通外国、策划外逃、破坏社会治安、抢劫国家财产、破坏生产、杀人放火放毒、利用宗教迷信叛乱的反革命分子，必须坚决镇压。
"八二八"命令把战备工作的紧迫性明确提到了全国人民面前，把战备问题与稳定形势、平息武斗、消灭派性及加强纪律等问题联系起来，以此为标志，全国的备战工作进入高潮，从主要是思想动员转入全面实施，从主要是部队的工作转入全民性的紧张行动，从领导机关的一般工作上升为主要工作之一。各省、市、自治区革委会都在8月底或9月初召开各种会议，宣读命令，布置、检查、落实各项战备工作。备战的最高潮则是在林彪发出第一号令后。
月17日，林彪借毛泽东关于国际形势有可能突然恶化的估计，私自发出《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即第一号令），要求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抓紧武器的生产，指挥班子进入战时指挥位置等。随后，各地加强了战备动员、教育工作，按战时要求组织指挥机关，紧急疏散城市人口、物资，挖防空洞和防空壕，狠抓民兵工作三落实，修筑战备公路、桥梁，制造轻武器，储存战备物资，建立战时生产领导体制，组建了防化、消防、救护、运输、抢修、治防等队伍，加强了通讯警报网的建设。许多重要工厂和工业设施向边远地区大搬迁大转移或酝酿搬迁转移。整个国家处于临战状态。
中苏恢复边界谈判之后，中苏边境形势趋向缓和，备战高潮也逐渐降下温来。1970年，尽管毛泽东认为"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尽管国务院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仍把对付国外敌人的突然袭击和大规模人侵当作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以致在经济建设中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狠抓战备，促进国民经济的新飞跃"的口号，但是像九大前后那样的备战高潮却没有出现。1970年以后，中国的备战工作逐渐转入常规性常备性的正常阶段。
中共九大前后的备战高潮虽然在国防建设和三线建设上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骤然猛增的国防战备费一方面挤占了经济建设的投资，严重影响了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另一方面则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和浪费。耗费国家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建成的防空洞、防空壕多数在后来闲置无用；城市人口疏散、工厂企业搬家、兵力物资调动也造成了大量的物力浪费。同时，由于当时认为搞好文化大革命就是最大最好的备战，因而，九大前后的备战高潮在政治上也助长了文化大革命中"左"的错误理论的发展。
九大前后的备战高潮对当时全球的战略形势也产生了影响，引起了美苏两国的连锁反应。美国除继续增兵越南南方外，还在地面、空中增加了对中国的侦察活动；苏联也把空军和太平洋舰队调到中国边境，驻远东地区的苏联部队也由15个师增加到40个师，后来甚至超过50个师。尽管中国的大规模备战完全是防御性的，但积极的防御战备也使得任何国家都不敢轻易对中国发动突然袭击。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次备战高潮对于避免战争、走向缓和有一定的作用。
"斗、批、改"运动的全面展开"斗、批、改"是毛泽东提出的"文化大革命"的三大任务和核心内容，是在"左"倾思想指导下的一次政治运动。它的提出是在"文化大革命"发动之时，但其全面展开是在1969年中共九大召开之后，并一直持续到1970年。
8月8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规定：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这段话后来被概括为"一斗、二批、三改"，简称"斗、批、改"。经过两年的造反、"批判"、"夺权"，当"全国山河一片红"实现时，"斗、批、改"的一些任务已经实现，多数则因当时动乱的局面，执行得并不"理想"。毛泽东认为"文化大革命"远未取得胜利，因此又提出了"斗、批、改"的具体内容。
《红旗》杂志1968年第12期刊登了姚文元8月25日写的文章《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公布了毛泽东关于"斗、批、改"分阶段进行的最新指示："毛主席最近指出：‘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工厂里的斗、批、改，大体经历这么几个阶段。"这里说的虽然只有"工厂"，其实全国都是如此。
月7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的社论，宣称文化大革命进入了"斗、批、改"阶段。10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在"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精神指导下，作出了实行"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认真做好清理阶级队伍工作"、"认真做好整党工作"以及工人阶级永远要领导学校等部署。全会公报要求全国"实现毛主席提出的关于斗、批、改各个阶段"的任务。
4月，中共九大召开。毛泽东认为，无产阶级需要继续前进，要"认真搞好斗、批、改"，把上层建筑领域中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林彪在代表中央所作的政治报告中，专门列了"认真搞好斗、批、改"的内容，向全党提出"我们要按照毛主席的指示，一个一个工厂，一个一个学校，一个一个公社，一个一个单位，深入细致地、脚踏实地地、合理地完成这些任务"。在九届一中全会上，毛泽东表示："社会主义革命还要继续。这个革命，还有些事没有做完，现在还要继续做，比如斗、批、改。"
中共九大正式确定了"文化大革命"进入"斗、批、改"阶段，全国范围内随后展开了大规模的运动。运动的主要内容和步骤是：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其指导思想是：以"文化大革命"的要求改造一切，彻底批判和否定"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辅以"落实政策"，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在全国建立新秩序。这反映了毛泽东试图在"天下大乱"之后通过"斗、批、改"达到"天下大治"的设想。
在运动中，毛泽东亲自抓"点"，在全国推广"六厂二校"经验，用以指导全国的"斗、批、改"。全国范围内的"斗、批、改"主要有以下内容：
一是建立三结合的革委会，即在工厂、学校、公社等基层单位建立有革命干部、革命群众代表、军代表等三方参加的革命委员会，以制止派陛武斗，使各派在革命的基础上实现联合。但是，由于各地严重的派性斗争，勉强成立的革命委员会只是各派形式上的联合，实际上不是一派掌权压制多数就是两派或几派争权，相互拆台。同时，由于参加结合的军代表不了解单位的情况，反而使一些地方的形势更加复杂。
二是大批判。"斗、批、改"是以"大批判引路"，无论干什么，先搞"革命大批判"，主要是批判刘少奇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和"资产阶级反动思想"，批判所谓的"黑六论"、"人性论"、"唯生产力论"等，进而否定建国后17年的所谓修正主义路线下制定的各项政策法令、工作条例、规章制度。大批判涉及各个领域、各个部门、各个方面，它往往要求各地找出所谓散布、推行"修正主义"的代表人物，让群众一哄而起，批领导，批同事，甚至自己批自己。大批判造成了人们的思想混乱，助长了无政府主义和极左思潮的蔓延。
三是清理阶级队伍，即把所谓混入革命队伍里的叛徒、特务、走资派以及地主、富农、资本家、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等清理出来，做到"阶级阵线分明"。九大以后，其主要内容是"打击反革命"和清查"五一六"分子。由于指导方针的错误、极左思潮的影响及派性干扰，这场运动严重混淆了敌我界限，夸大敌情，捕风捉影，滥施专政，以致造成了许多冤假错案。
四是整党建党。从1968年冬到中共九大前后，全国各地根据毛泽东提出的整党建党纲领（即"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以及毛泽东提出的"吐故纳新"方针，普遍开展整党建党工作，逐渐恢复了在全面动乱中被破坏的各级党的组织机构和组织生活。但由于整党建党的指导思想是错误的，因而在这一过程中处分了一些不应处分的党员，吸收了相当数量不够党员条件的人人了党。同时，一些"造反起家"的人和打砸抢分子混人党内。这样不但进一步打击迫害了许多党员干部，而且使一批投机分子混入党内。五是精简机构，下放科室人员。主要是按照毛泽东的设想，实行自上而下的精简下放，如下放干部，办"五七"干校等。许多单位在精简下放的名义下，把大批干部、技术人员下放，借机排斥知识分子和异己力量。
六是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主要是结合"大批判"中对"修正主义路线"的批判，对建国后所制定的各种规章制度实行"大破大立"，对中国调整阶段所制定的一系列工作条例完全否定，造成了严重的思想混乱和实际工作中的无章可循的混乱局面。
以上各项内容在"斗、批、改"中是交叉进行的，没有按毛泽东所说的步骤进行。另外，在"斗、批、改"运动中，又出现了超出毛泽东具体规定之外的内容，如对知识分子的"再教育"和"给出路"、"教育革命"、"上山下乡"、"文艺革命"等。
由于"文化大革命"总的指导思想是"左"的、错误的，因此，"斗、批、改"的各项具体工作也必然是"左"的、脱离实际的。在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修正主义的问题都混淆不清的情况下，"斗、批、改"的结果，不仅不能"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成果"，实现所谓"天下大治"，反而否定了建国后17年积累起来的许多宝贵经验，给人们的思想和各项工作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
中共九大后展开的"斗、批、改"运动，由于"九一三"事件和随后开展的批林整风运动而中断。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年4月，在文化大革命达到高潮、实现所谓的"全国山河一片红"的特殊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共八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五年"，在正常情况下，中共九大应在1961年召开，但因60年代初期国家面临严重困难，毛泽东对国内阶级形势和党内状况的错误估计，党的领导层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以及毛泽东对刘少奇等一些中央领导人的不满和不信任等原因，中共九大未能如期举行。
在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写出"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并领导开展了对刘少奇的批判之后，明确提出了筹备中共九大一事。他说："要开九次大会，大概是在明年一个适当的时候再开，建议委托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委会来筹备这些事。"但由于会后全国形势朝着全面动乱的方向发展，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无法展开工作，九大的筹备工作再次推迟。
秋，毛泽东委托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做调查，以便确定召开中共九大的日期和具体准备工作。lO月，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征询对九大问题意见的通知》给各地参考。11月，中共中央发出由中央文革小组起草的《关于征询召开九大的通报》。《通报》中强调了5条：要把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左"倾错误理论写入九大党纲；要写一本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九大要大力宣传"林副主席"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并写人九大的报告和决议；要把"新生力量"（造反起家分子）选人党的中央委员；要把被诬陷为"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领导统统清除。这5条实际上成为各地准备九大、修改党章的指导思想。
9月，除台湾省以外，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全部成立后，召开中共九大的条件已经成熟。10月在北京举行了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为中共九大的召开做了思想、政治和组织上的准备。
4月1日至24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出席代表1512人，代表全国2200万党员。当时全国省、市、自治区党委全都没有"重建"，绝大多数党员还没有恢复组织生活，九大代表根本不可能是党员选举产生的，只能是少数人酝酿协商产生的。江青等人趁机将他们的帮派体系塞进九大，甚至个别非党员也参加了九大。而相当多的原八届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因被审查或监禁而未能出席九大。
中共九大的议事日程是：林彪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修改中国共产党章程；选举党的中央委员会。
月1日，中共九大正式开始，毛泽东主持会议，致开幕词。毛泽东在概要回顾了中国共产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情况后，希望大会"能够开得好，能够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随后由林彪代表党中央作政治报告。政治报告分8个部分，而基本思想则是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报告系统地、全面地论证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把它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指导思想和"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依据肯定下来，全面肯定了"文化大革命"是对马列主义理论和实践的一个伟大的新贡献；并把党的全部历史归结为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虚构了所谓以刘少奇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报告第一次把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错误指导思想正式确认为党的基本路线，强调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由此规定了"认真搞好斗、批、改，把上层建筑领域中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的任务。报告在分析国际形势时，夸大了世界革命形势和中国革命的国际意义；对战争到来的可能性作了紧迫和夸大的估计，过分强调要准备打仗，并提出准备同苏联、美国早打、大打，打核战争。4月2日起，大会分组讨论林彪代表中央所作的政治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章程的修正草案。在讨论过程中，结合"斗私批修"，批判的矛头指向参加会议的老同志。14日，中共九大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由毛泽东主持。在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黄永胜、王洪文、陈永贵、孙玉国、尉凤英、纪登奎等人发言之后，大会对政治报告和党章修正草案进行表决，一致通过了政治报告和党章。
中共九大通过的新党章有严重错误，它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基本观点和文化大革命写入了总纲。它肯定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高度评价了林彪，将"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人了党章，开创了党史上从未有过的恶劣先例，严重违背了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的原则。它删去了党员权利的条文，使党员处于无权利的地位；取消了中央书记处和中央监察委员会，放弃了党内监督，强化了党内集权。4月15日起，大会进行第三项议程，酝酿提名和选举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并继续分组讨论在各地、各单位落实大会提出的任务。
月15日，大会主席团发出了关于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的选举办法，即先由各代表团提名、经主席团汇总，提出候选人名单草案，再交各代表协商产生候选人名单，然后进行无记名投票，选出正式候选人名单，最后进行无记名投票的正式选举。选举办法规定了毛泽东、林彪为"当然候选人"；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温玉成、李作鹏、邱会作、刘贤权等15人为"一致通过的候选人"；原八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提名为九届中央委员会候选人的不得超过53人；九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的总数不超过250人；各类人员应有一定的比例。选举办法下达后，各小组开始酝酿、协商、选举候选人名单。因军队和工农候选人提名太多，候选人总数突破了250人的限额，达到279人。
月24日，中共九大举行第三次全体大会，由林彪主持，正式选举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在选举中、林彪、江青等人一方面暗中操纵选举，只让老同志得票刚过半数而勉强当选，以损害他们的威望；另一方面，林彪、叶群还布置同伙少投江青等人的票，以打击江青等人。经过无记名投票，170名中央委员候选人和109名候补中央委员候选人全部当选；毛泽东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林彪当选为副主席。最后，林彪宣布九大闭幕。
月28日举行了九届一中全会，选举中央机构成员。毛泽东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林彪当选为副主席，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除上述5人外，还有叶群、叶剑英、刘伯承、江青、朱德、许世友、陈锡联、李先念、李作鹏、吴法宪、张春桥、邱会作、姚文元、黄永胜、董必武、谢富治、李德生、汪东兴。以上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25人中，林彪、江青一伙占了一半以上。
中共九大的召开，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合法化。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同时，九大也加强了林彪、江青、康生等人在党中央的地位。
中共九大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第一阶段的结束。九大以后，"文化大革命"进入"斗、批、改"阶段。
周恩来总理同柯西金会谈年9月，中国和苏联两国领导人为缓和珍宝岛事件以来中苏边境的紧张形势，利用参加越南劳动党主席胡志明葬礼的机会，在北京首都机场就中苏边界问题举行的一次外交会谈。
中苏两国有着7500多公里的共同边界，边界问题一直是两国历届政府悬而未决的问题。60年代初，两国关系恶化后，边界问题日益敏感。中国政府多次建议苏联通过和平谈判方式解决边界问题，并提出在解决之前维持边界现状、避免冲突的6项建议。但苏联政府却支持以1860年《中俄北京条约》附图中沙皇俄国单方面绘制的一条红线为边界。而这条红线仅表示当时沙皇俄国以乌苏里江、黑龙江为界的意愿，不能表明边界线的确切位置和江中岛屿的归属。因此，中国政府不能同意苏方的要求，主张按国际法准则，以江中主航道为边界线。1964年2月，中苏双方在北京举行边界谈判，因苏方的原因而没有取得任何结果。两国关系破裂后，苏联在中苏边境屯集重兵，频频挑起边界事端。到1969年3月的珍宝岛事件，中苏冲突达到顶峰。此后，苏联在中苏边境增兵百万，对中国进行军事威胁。中国则在"准备打仗"的口号下，掀起了备战高潮。中苏边境剑拔弩张，大有一触即发之势。与此同时，中苏两国政府并没有放弃外交谈判的努力。
3月21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约见中国驻苏使馆官员，提出同中国领导人进行直接电话磋商。次日，中国政府以备忘录答复："从当前中苏两国关系来说，通过电话的方式进行联系，已不适用。如果苏联政府有什么话可说，请通过外交途径正式向中国政府提出。"3月29日，苏联政府就中苏边界问题发表声明，一方面坚持其立场，一方面表示愿通过谈判解决分歧，并恢复1964年在北京开始的边界谈判。4月1日，中国政府表示"正在考虑给予答复"。4月11日，苏联政府建议双方从4月15日起在莫斯科协商，并要求中国政府答复。5月，中国政府做出答复："双方应通过外交途径商定举行中苏边界谈判的日期和地点。"
月3日，越南劳动党主席胡志明逝世，中国总理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率苏联代表团分别前往河内吊唁胡志明的逝世。柯西金在参加完胡志明的葬礼后传话说，希望在回国途经北京的时候与中国领导人见面。毛泽东在京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后，决定同意柯西金前来中国会谈。9月10日，当柯西金等人乘飞机回到苏联塔吉克共和国首府杜尚别时，得到了中国方面的答复：中国总理欢迎同他会晤。柯西金转经伊尔库茨克飞往北京，于9月11日上午10时30分到达北京首都机场。同机到达的还有卡图谢夫、雅斯诺夫、巴扎诺夫等苏联党政领导人。周恩来、李先念、谢富治、乔冠华等中国领导人前往迎接。双方在候机楼西侧的贵宾室进行了长达3小时40分的坦率而诚恳的会谈。
会谈一开始，周恩来针对3月中苏两国在珍宝岛地区发生的武装冲突以及6月苏共领导人在共产党、工人党国际会议上对中国共产党的攻击，对柯西金说："你们说要用先发制人的手段来摧毁我们的核基地，如果你们这样做，我们就宣布，这就是战争，这就是侵略，我们要坚决抵抗，抵抗到底。我们不希望出现这个情况，所以，我才把这个话告诉你。"接着，周恩来又表示："不管争吵得怎么样，来往总是要的，谈判总是要的。我们同美国还谈嘛，何况我们两个邻国呢？"
会谈中，周恩来始终以向前看的态度，紧紧抓住中心，力争在不受任何武力威胁的条件下开始边界谈判。我们的原则是，能解决的力争解决，即使一时解决不了，也要能有效地保持边境局势的缓和。当柯西金表示中苏之间积累的问题很多，要一个一个讨论，可以讨论3个月时，周恩来表示：要向前看，我认为边界问题是现在问题的中心。柯西金也同意这一看法，双方在这一点上达成了共识。
随后，周恩来就中国解决边境问题的立场作了简要说明，表示：要解决边界问题，谈判总要用些时间，在未解决之前需要采取一些临时措施。为此，他提出了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双方武装力量脱离争议地区等3项建议。双方以此为基础展开了求实的讨论。关于"维持边界现状"，中苏双方一致认为，双方原来在哪里，就在哪里，没有人的地方谁也不去。维持边界现状的时限，应一直到边界问题的全面解决为止。关于"争议地区"的概念，双方讨论的时间最长。周恩来明确指出，争议地区就是1964年中苏边界谈判中双方交换的地图上边界线画法不一致的地区。经反复讨论，柯西金最后接受了这一概念。他说："争议地区，就是你说是你们的，我们说是我们的地区。"关于"避免武装冲突"，除周恩来所提出的双方武装力量从争议地区脱离接触外，柯西金又补充一条：在双方遇有争论时，由双方边防部门相互联系，协商解决。此外，双方还同意：边境居民原来在哪里生产，还在哪里生产；为避免误会，只要互相通知一下，便可一次达成协议。当然，这不影响这些地区的主权归属，归属问题须付待边界谈判解决。
就上述双方讨论的结果，周恩来归纳为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双方武装力量在争议地区脱离接触、在双方遇有争论时由双方边防部门协商解决等4条。柯西金当即表示："你讲的4条我完全赞同。"周恩来接着说："临时措施解决了，边境的紧张状态就会变成缓和状态了。"然后，双方就边界谈判代表团的成员、地点、双边贸易等问题交换了意见。柯西金说："我们走了一段弯路。但我们并不遗憾，我们很高兴到这里来。"
最后，中苏双方相约，就上述协议各自向自己的中央报告后，交换信件予以确认。
月18日，周恩来总理致信柯西金。信中说："1969年9月11日，在北京机场的会见中，我们双方同意：长期悬而未决的中苏边界问题，应该在不受任何威胁的情况下，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在解决前，双方采取临时措施，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信中还重申了双方当时就应该采取的临时措施而达成的5条意见，即：在边界问题解决之前，严格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双方武装力量在中苏边界争议地区脱离接触；边界发生争执，由双方有关边防机关本着平等、相互尊重的精神，进行协商，合理解决，解决不了，通过外交途径协商；上述临时措施，不影响双方各自对边界问题的立场和争议地区的归属。信件最后表示："以上各项临时措施，如能得到你来信确认，即作为中苏两国政府之间的协议，立即生效，并付诸实施。我相信，如果这个协议能够达成，将有助于两国边境局势的缓和和中苏边界谈判的举行。"
月19日，中国发布消息：根据中苏两国政府的协议，即将在北京举行外交部副部长级的谈判。次日，中苏边界谈判在北京举行。
自周恩来与柯西金在北京首都机场会谈、中苏边界谈判恢复之后，中苏边界冲突基本停止，中苏边境的紧张局势缓和下来，两国大使返回各自大使馆，双方的贸易谈判也恢复进行。
高等院校下放高等院校下放是"文化大革命"中所谓"教育革命"的重要内容之一。主要是指在1969年10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高等院校下放的通知》以后开始的下放中央部属高等院校管理权及搬迁裁并大专院校的活动，它是林彪、江青集团利用毛泽东"教育革命"主张中错误和偏激的部分对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一次大摧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人民政府对旧的教育制度进行了根本改造，使新中国的教育事业有了很大发展。但是自1957年夏季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后，毛泽东认为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此后，教育为无产阶级服务便被理解为教育为阶级斗争服务，为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服务。毛泽东看到了当时教育体制中存在的一些教学脱离实际等问题，多次表示，"现在这种教育制度，我很怀疑"，进而提出了新的教育主张，认为中国的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办学目标、办学方向、办学内容、办学方法以及办学地点等都要实行彻底的革命，不赞成把大学办成经院式学校，特别是不同意把农业大学办在城里。毛泽东确实看出了当时教育体制中存在的一些弊端，他的主张中也有合理的成分。但是，他把当时教育体制中存在的问题归结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在学校教育中的体现，这从根本上是错误的。
在"文化大革命"前夕的《五七指示》中，毛泽东指出"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也强调："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改革旧的教学方针和方法，是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在各类学校中，必须贯彻执行毛泽东提出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全面发展，成为社会主义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文革"开始后，毛泽东多次就大学如何办发表指示。1968年7月21日，毛泽东在一份调查报告中批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之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后来，毛泽东在谈到办文科院校时又强调"要以社会为课堂"，"以阶级斗争为主课"。这些提法明确地表达了大学要到社会和实践中去办的思想，从而为高等院校下放埋下了伏笔。
随后，林彪、江青集团利用手中的权力，歪曲毛泽东教育革命的主张，散布和发展了这些主张中偏激和错误的部分，为高等院校下放大造舆论。同时，他们又在高等院校内煽风点火，鼓动和教唆青年学生"革命"、"造反"、"怀疑一切"、"打倒一切"，使高校长期停课，派性充斥，山头林立，武斗不断，无政府主义泛滥，成为教育战线乃至国家的重灾区。从1968年下半年起，各高校陆续进驻了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高校的秩序渐渐恢复正常。由于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动乱的根源，再加上林彪、江青集团的破坏，教育革命的问题仍未解决，高校中动乱依旧。1969年，"文革"进入"斗、批、改"阶段，高等院校的出路成为急待解决的问题之一。在这种情况下，林彪、江青等人进一步策动高校下放。
2、3月召开的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上印发了《中央各部关于企业管理体制下放的初步设想》，其中对中央部门直属的大专院校集中在大城市、脱离实际的情况提出了批评。冶金、煤炭、石油等19个部委提出将所属的大专院校下放到厂矿去。8月1日，国家计委发出的《关于企业体制下放情况简报》中指出：石油部直属的14所大专院校中已有13所下放地方，林业部门正准备下放所属大专院校。这时下放部属高等院校随企业下放而零星出现的。大规模高等院校的下放是在其主管机关教育部撤销之后发生的。
lO月，教育部撤销。教育部及其所属的人民教育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北京函授学院等事业单位全体干部、职工共1258人，在教育部军管小组和驻教育部的工人宣传队的带领下，下放到安徽凤阳县教育"五七"干校劳动锻炼，继续进行"斗、批、改"。教育部的撤销和全体干部、职工的下放使全国教育工作失去了统一领导。
10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高等院校下放问题的通知》。《通知》的主要内容是：国务院各部门所属的高等院校（包括半工半读、函授学校），设在北京市的，仍归有关部门领导；设在外地的，可交由当地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领导；与厂矿结合办校的，也可交由厂矿革命委员会领导；设在其他地方的，交由当地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领导。教育部所属的高等院校（包括函授学校），全部交由所在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领导。高等院校在本校所在省、市、自治区以外设有分校或教改机构的，则实行以总校为主、当地革委会为辅的双重领导。下放给地方的高等院校，除了为当地培养人材外，还要为国家培养人材，因此，学校的招生和毕业生分配，都纳人国家计划。
根据《通知》精神，原中央所属各部高等院校大都下放地方领导。到1971年7月，原中央部属院校176所，调整后，保留下来131所。第二、三、四、五、六机械工业部所属军事工业院校实行部门与地方双重领导，以地方为主的管理体制，仍旧由中央有关部门领导的还剩6所。
除此之外，一大批高等院校在调整过程中还被搬迁裁并。1969年10月，林彪"一号命令"下达后，一批设在北京、上海、广州、长春、郑州等大中城市的高等院校被外迁；更多的高校则以"斗、批、改"、办"五七"干校、试验农场、分校、教育革命实践等名义，分散到农村"战备疏散点"，学校的大批员工及部分家属也被下放到农村。
1月31日，国务院科教组、国家计委向国务院提出《关于高等院校调整问题的报告》。8月13日，国务院同意报告提出的调整方案。这个报告规定了高等院校的管理体制是：在中央统一计划下，实行以"块块为主"（多数院校由地方领导）；部分院校由地方和中央部门双重领导，以地方为主；少数院校由中央部门直接领导。并确定，将全国417所高校保留309所，合并43所，撤销45所，改为中专17所，改为工厂3所，增设7所。
高等院校下放给高等教育造成严重破坏。据统计，1965年，全国共有高校434所，到1971年，共砍掉106所，剩下328所。其中原有的6所政法院校全部被撤销，原有的18所财经院校被撤销了16所。搬迁合并的高校共64所。尤其是农林院校，全国有47所，其中23所搬迁达45次，致使经过17年努力业已形成的农业院校教育体系被搞乱，校无定址，人无定居，教无定所。在高等院校下放、搬迁和裁并过程中，许多学校的校舍被占用，图书资料、仪器设备大量散失，损失之大，后果之严重难以估量，以致给后来高等教育的发展带来极大困难。
林彪集团的形成与发展林彪集团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出现的，以林彪为首，以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为主要成员，以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为目的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的集团。它是随林彪地位的上升而逐渐形成的。1969年中共九大的召开，是林彪集团发展的顶峰。
林彪取代彭德怀担任国防部长并主持中央军委工作后，个人野心膨胀，阴谋攫取更大的权力。他主要通过以下途径和步骤逐步实现自己的野心，形成了以自己为核心的反革命集团。
首先是通过制造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和坚定地支持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来获取毛泽东的信任。
林彪在《关于加强部队政治工作的指示》中提出：学习毛泽东著作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急学急用、立竿见影"。1962年，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发表与众不同的讲话，说："过去的工作搞得好的时候，正是毛主席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凡是毛主席思想不受尊重，受到干扰时，就会出毛病。当前出现的困难，恰恰是由于有许多事情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而造成的。如果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如果都听毛主席的话，那么困难会小得多。"毛泽东对林彪的这个讲话很满意，要求作为会议文件下发。1964年后，林彪在军队建设中提出要"突出政治"，"毛泽东的书，是我们全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毛主席的话，水平最高，威力最大。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突出政治"遭到了罗瑞卿等高级将领的反对，却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
林彪抱定宗旨，"紧跟"毛泽东。他处理中央传阅文件的原则是"主席划圈我划圈"，亦即"毛泽东同意我同意"。当毛泽东酝酿、决定发动文化大革命在中央受阻的时候，林彪坚决地支持毛泽东的意见，在1966年5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积极赞成会议为发动文化大革命所采取的种种措施，并声色俱厉地发表了"五一八讲话"，大讲反政变、反复辟，大讲毛泽东个人天才，非常鲜明地向会议表明军队支持文化大革命。
林彪制造的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和对文化大革命的坚定支持，进一步取得了毛泽东的信任，他的政治地位再次上升。1966年8月，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旨在排除来自中央的阻力进一步发动文化大革命。为借重军队的力量，毛泽东特意通知正在大连养病的林彪到会。这次会议通过了指导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调整、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在调整后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排列顺序中，林彪由原来的第六位上升到仅次于毛泽东的第二位，并在会后成为事实上唯一的副主席。
其次，林彪在其政治地位上升至仅次于毛泽东的第二号人物后，除了继续"紧跟"毛泽东外，还开始有意识地拉山头，培植亲信，为他吹喇叭、抬轿子，造舆论，充当打手。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林彪原来的老部下，时任广州军区司令员的黄永胜、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海军副司令员李作鹏、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先后聚集在林彪周围，成为林彪的"四大金刚"，林彪集团初步形成。
文化大革命初期，黄、吴、李、邱等人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在林彪有意的保护下，他们才顺利过关。1966年7月问，海军内部运用各种形式对李作鹏等人进行揭发批判，林彪出面说李作鹏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突出政治的、有干劲的"，从而使李免遭批判。邱会作因道德败坏，生活靡烂，曾受到总后勤部党委批评。1967年1月，造反派在总后勤部批斗邱会作，邱向林彪求援，林彪连夜派叶群带着他和陈伯达的手令，以"大节是好的"为护身符，将邱会作转移到西山。同样，黄永胜、吴法宪也分别在林彪的保护下免受冲击。这使黄、吴、邱、李四人对林彪感激涕零。黄永胜在1970年5月曾说过："在任何时候都要忠于林副主席"，吴法宪后来在供词中说："是林彪把我提拔起来的，所以我脑子里就是一个林彪"，"林彪叫我怎么样我就怎么样"，"我是林彪的走狗"。李作鹏说过："林副主席活着跟他干，生与林副主席同生，死与林副主席同死。"邱会作则说林彪、叶群是"再生父母"，发誓永远效忠于林副主席，"海枯石烂不变心"。以君臣父子为信条，以忠于林彪为准则，林彪集团开始形成。
5月，为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军队文艺界两派都想搞演出。周恩来和解放军总政治部都作过希望"两派同台演出"的指示，但遭到了两派的拒绝。5月13日，在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支持下，其中一派准备在北京展览馆剧场正式演出。对立一派闻讯后，冲砸会场，引起武斗。这就是"五一三"事件。事件发生后，林彪立即表态，支持演出的一派，称他们为"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把另一派打为"冲派"。于是，吴、李、邱成为"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领袖。"五一三"事件是林彪集团初步形成的标志。
在林彪集团初步形成的前后，林彪及其死党为夺取党和国家及军队的最高权力，进行清除异己势力的种种阴谋活动，打倒了一大批军队高级干部。
8月25日，林彪以总参外事局的一张大字报（实际上与贺龙毫无关系）为借口，诬陷贺龙指使王尚荣、雷英夫要夺总参党委的权，随后，他伙同江青给贺龙扣上了"大土匪"、"大军阀"、"篡军夺权的黑手"等罪名。10月，林彪、吴法宪在空军师以上干部会议期间，诬蔑朱德是个"假总司令"、"黑司令"。1967年7月，林彪伙同江青等人提出"打倒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口号，展开"揪军内一小撮"的活动，使总政治部4名正副主任、20名正副部长被扣上"篡军反党分子"、"叛徒"、"特务"、"现行反革命分子"等罪名。1968年3月，林彪、江青等人对当时的解放军总参谋长杨成武、空军政治委员余立金、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等3人发动突然袭击，诬蔑3人"犯有严重错误"，撤销了他们担任的一切职务。随后，林彪死党先后担任了军队更高层的领导职务。1968年3月22日，黄永胜调京任解放军总参谋长、军委办事组组长，成为林彪集团主要成员。在此前后，吴法宪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军委办事组副组长，并兼空军司令员；李作鹏为军委办事组成员，兼海军政委；邱会作为军委办事组成员，兼总后勤部部长。至此，因军委常委已停止工作，军委办事组实际控制了中央军委的大部分权力。这样，以林彪为首，以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为骨干，以军委办事组和空军的一些部门为主要活动一阵地的反党集团，基本控制了军队大权，林彪集团正式形成。
4月，中共九大会议召开。林彪"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被写人党章，林彪成了法定接班人、副统帅，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也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林彪集团发展至此已到了顶峰。
中苏边界谈判恢复自19世纪中叶始，沙皇俄国通过武力，勾结列强，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割占中国东北、西北15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使两国形成了长达7500多公里的边界。这些不平等条约并未具体规定两国边界线，且事后两国政府也没有就勘分边界达成具体协议，从而导致边界问题成为两国历届政府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
十月革命后列宁领导的苏联政府在1919年和1920年曾两度发表对华宣言，表示："以前俄国历届政府同中国政府订立的一切条约全部无效，放弃以前夺取的一切领土和中国境内的一切俄国租界，并将沙皇政府和俄国资产阶级残暴地从中国夺取的一切，都无偿永久地归还中国。"1924年5月签订的《中苏解决悬案大纲》规定："将中国政府与沙俄帝国政府订立之一切公约、条约、协定、议定书及合同等项概行废止，另本着平等、相互公平之原则，及1919年和1920两年苏联政府各宣言之精神，重订条约、协定等项，并将彼此疆界重新画定，在疆界未画定之前，允仍维持现有疆界。"但由于列宁的过早逝世及其他各种原因，中苏边界问题仍未解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国政府一贯主张通过谈判解决同周边国家的边界问题，在解决之前维持边界现状。但在中苏友好的气氛中，中苏边界问题实际上被搁置一边。60年代初，两国关系恶化，边界问题日益突出。鉴于此，中国政府在1960年两次主动向苏联政府建议举行谈判，并在1963年向苏联政府提出维持边界现状、避免冲突的6项建议。1964年2月，中苏边界谈判在北京举行。在谈判中，中方主张：要分清历史是非，肯定清朝同沙俄签订的边界条约的不平等性质，但中国仍愿以条约为基础全面解决边界问题，并不要求收回沙俄攫取的土地；任何一方违约侵占另一方的土地，原则是必须归还对方，但可通过协商以互谅互让的精神考虑当地居民利益，对某些地方进行调整。但苏方不仅不承认条约的不平等性，甚至也不同意以条约为唯一基础解决边界问题。就是说，无论是沙俄侵占的还是苏联侵占的，都得算是苏联的。苏方如此的态度，自然不能使边界问题得到妥善解决。此次谈判未果后，苏联陈兵百万于中苏边境，频频挑起边界事端，妄图以武力来解决边界问题。1969年3月，珍宝岛事件爆发，中苏边境双方武装对垒，到了一触即发的程度。
为缓和中苏边境上的紧张局势，两国政府都没有放弃通过外交谈判途径来解决边界问题的努力。1969年9月18日，中国总理周恩来与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在北京机场会晤，就中苏边界问题交换意见，并达成了采取措施使边境局势正常化的协议，并确定于10月在北京恢复1964年中断了的中苏边界谈判。
月7日，周恩来总理在京西宾馆召开参加中苏边界谈判的中国政府代表团第一次会议。他宣布了中国代表团的名单：团长为乔冠华，副团长为余湛、柴成文，团员有章文晋、王卿、蔡洪江、安怀、王步苍。随后，他又就中苏边界谈判讲了几个问题。（1）关于边界谈判。周恩来重申了他与柯西金会晤时的态度，我们不要打仗，但我们也决不会被战争威胁，包括核战争威胁所吓倒，谈判只有在不受任何威胁的情况下才能顺利进行，这也是1964年谈判的一条经验。机场会谈的谅解很明确，必须付诸实施。可是，9月18日我们按照双方协定的程序，把已达成的谅解列成条文写信要他们确认，不料他们回信仅说已向边防部队下达了命令，只字不提谅解已达成协议的事，所以代表团的首要任务，就是就临时措施达成协议，不然，局势是缓和不下来的。（2）关于苏联政府6月13日的声明，两国政府首脑会见时，我们已向对方讲明，对于他们这个声明，我们要给予回答。但谈判即将开始，我们不愿为此去加剧紧张气氛，所以已同外交部协定，以"外交部文件"的形式予以发表，而不用政府声明。从外交上讲不对等，但从政治上讲更为有理、有利。（3）关于谈判的领导，要分为一、二、三线。乔冠华、柴成文是第一线，第二线是姬鹏飞、黄永胜，第三线是党中央。（4）关于谈判的准备工作。周恩来要求代表团的全体成员立即集中，放下其他工作，全力以赴进行准备。首先熟悉两国政府往来的声明和照会，熟悉边界的历史和现状。第一步要解决的临时措施，要同全局形势紧密相连。他强调指出：这不只是边界谈判，而是有关两国关系的谈判。
月8日，中国公布外交部文件，驳斥苏联政府6月13日的声明，重申中国政府关于全面解决中苏边界问题的主张：（1）分清历史是非，肯定有关目前中苏边界的条约是19世纪下半叶、20世纪初沙皇帝国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2）照顾现实情况，以这些条约为基础，通过和平谈判全面解决中苏问题，确定边界线的全部走向，中国并不要求归还沙皇俄国根据这些条约割去的领土；（3）任何一方违反这些条约侵占另一方的领土，原则上必须无条件归还给对方，但是双方可以根据平等协商、互谅互让的原则，考虑当地居民的利益，对边界上的这些地方作必要的调整；（4）签订中苏平等新约代替不平等旧约，勘界立标；（5）在中苏边界问题通过和平谈判取得全面解决前，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这份文件实际上表明了中国政府在中苏边界谈判中的立场和原则。
月20日，中苏两国外交部副部长级边界谈判在北京举行。苏联代表团成员是：团长库兹涅佐夫，副团长是马特洛索夫，团员叶里扎维金、齐赫文斯基、安塔会凯维奇、纳西诺夫斯基、列比亚特金。谈判一开始，中国方面根据周恩来与柯西金会谈达成的谅解，即双方先达成一个使谈判不受武力威胁的临时协定，进而谈判边界问题的前提，将9月18日中国政府致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的信改写成临时措施协议草案提交苏方。苏方却从两国政府的谅解向后倒退，拒不讨论草案，甚至根本否认两国政府首脑达成了谅解，口口声声只要求立即开始边界谈判。
会谈经过一段交锋后，周恩来在一次交谈中说：两国总理达成的谅解都不算数，谈判有什么用？不能开这个端。在请示毛泽东后，他决定：要坚持地攻下去。据此，中方代表团向苏方代表团列举了两国政府首脑机场会见的记录，苏方无言以对，只得派下层工作人员和中方透露说，这是他们最高层的意思。随后，中方才明白苏联用意所在。谈判开始后不久，10月25日，苏联和美国共同宣布，将举行两国限制战略武器谈判。11月18日，苏联又在与中国新疆接壤的地区建立中亚军区。实际是想用外交和军事的双重压力来迫使中国就范。
但中国仍按事先准备好的谈判策略，坚持先讨论临时措施协定。在中方的一再坚持下，苏方虽不得不讨论临时措施，却又不承认中苏边界存在着争议地区。中方强调指出：承认存在争议地区，只是承认中苏双方对这些地区的领土归属有争议；关于这些争议地区究竟应归谁所有，需要留待将来讨论边界走向时解决。这是不容置疑的客观事实，也是柯西金在机场会谈中所同意的概念。苏方却硬说：中方提出的"争议地区"的概念是对苏联提出领土要求，是企图不经划界就事先解决领土问题。由于苏方顽固坚持这一立场，使中苏边界谈判陷人僵局。12月下旬，苏方代表团团长库兹涅佐夫返回苏联，谈判进入休会期。
5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对苏方代表团副团长说：我们应当好好谈判，谈出个睦邻关系来，要耐心，要文斗不要武斗。
但库兹涅佐夫回到北京以后，谈判仍无进展。苏方为摆脱不愿达成临时措施协议的窘境，建议双方发表一项互不使用武力的联合声明。周恩来指出：一项空洞的意向性的声明哪能解决大军压进的紧张局势？后苏方又改提签订互不使用武力或互不侵犯条约。周恩来指出：谈缓和边境局势，连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武装力量在争议地区脱离接触的协议也不愿达成，谈边界连存在争议地区都不承认，还侈谈什么条约？大概他们早就忘了，中苏之间不是还有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吗？实在是个讽刺。
中苏边界谈判自1969年恢复以来，延续了将近9年，中国代表团先后由乔冠华、韩念龙、余湛率领；苏联代表团团长先后为外交部副部长库兹涅佐夫、伊利切夫。由于苏方始终不承认中苏边界存在着争议地区，双方始终未能达成协议，但两国边界也未再发生大的武装冲突。
7月以后，中苏边界谈判一直处于休会状态。1980年1月，因苏联人侵阿富汗，中国方面宣布中断双方国家关系，中苏沩界谈判随即停止。
红旗渠的建成"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党和政府一直注重发展农业，注重兴建大型水利工程。1969年，中国人民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克服"文革"带来的重重困难，先后胜利建成了红旗渠工程和江都水利枢纽工程。
红旗渠位于河南林县境内。林县历史上是水贵如油、十年九旱的贫困县，群众喝水往往要到几里、几十里以外的地方担水。农业长期处在种一葫芦收两瓢的低产状态。新中国成立后，林县人民着重解决水的问题，先后修建了英雄渠、抗日渠，扩大了水浇地的面积。但1959年一场百年不遇的大旱，又使林县人民遭受到了空前的困难。林县人认识到，要结束林县干旱缺水的历史，只有引用水量充足的漳河水。1960年2月，"引漳人林"的红旗渠工程正式动工。
红旗渠工程是个纵横交错的灌溉网系，由总干渠和一、二、三干渠及许许多多的支渠、斗渠构成。总干渠迂回盘绕在峰峦迭嶂的太行山腰，横穿过崇山峻岭，飞跨峡谷深涧，是红旗渠的主动脉。总干渠首起山西省平面县浊漳河侯壁断下600米处，到林县分水岭止，全长70公里，渠宽8米，深4.3米，设计流量为每秒25立方米。一干渠自分水岭向南，全长41.5公里，渠宽6.5米，深3.5米，引水量为每秒14立方米，是红旗渠灌溉面积最大的一条输水道，主要灌溉林县太行山脉东侧的大片土地。一干渠在合涧与英雄渠相接，又通过英雄渠接通弓上水库，扩大了红旗渠的灌溉效益。二干渠自分水岭向东南绕山腰直抵安阳县境，全长48公里，宽3.5米，深2.5米，引水量为每秒7.7立方米，主要灌溉林县东北部大片土地。三干渠自分水岭向东北绕山至东岗盆地，全长12公里，宽2.5米，深2.2米，引水量每秒3.3立方米。
，总干渠和一、二、三于渠完工，初步实现了"引漳人林"的设想。1969年7月，以红旗渠为主的支渠配套工程完工，使全县从山坡到梯田，从丘陵到盆地，形成了一个水库星罗棋布、渠道纵横交错的自流灌溉网。林县绝大部分农田都在这个灌溉网内。
红旗渠修在太行山的悬崖陡壁上，地形条件十分复杂，工程中的困难无法想象。林县人民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投人到这项工程中。他们逢山钻洞，遇河架桥，斩山劈岭，凿石导河，苦战十年，终于在太行山上建起了一条"人造天河"，创造了人间奇迹。长616米、高5米、宽6.2米的青年洞这个总干渠上最大的隧洞，是林县人民悬空施工，锤打炮轰硬挖出来的；一干渠上的咽喉工程官圆渡桥是林县人自己设计的。桥下过洪水，桥中过渠水，桥上行汽车，使桥、渠、河三者有机结合在一起，体现了林县人民的智慧；虽然缺少现代的运输工具，林县人凭着肩扛手搬，在二干渠上建造了长413米、宽4米、高15米的夺丰注槽和长680米、宽7.5米、高15米的过江渡槽。下流河水，上行汽车，顶端渡槽过槽水。三干渠上，林县人民采用"竖井分段"作业法，沿隧洞从同顶开凿了34个竖井，各向两边沿洞线施工，凿通了长4公里、宽深各2米的曙光洞。据统计，红旗渠共修干、支渠道595条，长1500公里，削平山头1250座，凿通隧洞180个，总长26公里，架设渡槽（桥）155座，总长6.5公里；共挖砌土石方1819.58万立方米，混凝土1.88万立方米，渠道绿化960公里。
红旗渠建成后，林县面貌发生了根本变化，成了"渠道绕山头，清水到处流，旱涝都不怕，年年保丰收"的富饶山区。粮食亩产连年上升，林、渔、畜牧、工、商、文教卫生事业也都全面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难怪红旗渠被林县人民自豪地称为"幸福渠"。
林彪发布战备的"紧急指示"
10月17日，林彪发布了"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次日，这个指示被黄永胜冠以"林副主席第一个号令"向全军传达。
3月珍宝岛事件之后，中苏关系十分紧张。为了缓和局势，根据中国总理周恩来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在北京首都机场会谈达成的协议，双方将于1969年10月20日在北京举行关于边界问题的外交部副部长级谈判。根据当时的战略动向及国际上把谈判作为战争借口的先例，中共中央怀疑苏联把谈判作为向中国发动突然袭击的一个烟幕。10月中旬，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为了防范苏联利用谈判之机进行军事袭击，立即开始加强战备，防患于未然。14日，中共中央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在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在20日以前全部战备疏散。在此前后，毛泽东前往武汉，林彪在苏州，朱德、董必武、叶剑英前往广东，陈云、王震前往江西，聂荣臻、陈毅前往河北，徐向前前往河南。已被"打倒"的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张闻天也被分别疏散。
月16日，林彪乘飞机离开北京到达苏州。17日下午，他通知秘书"打个电话给黄永胜"，由秘书张云生作记录。林彪站着一边想，一边逐字逐句口述。林彪一共讲了6条，差不多一句就是一条。大意是：苏联代表团将于10月20日来北京，对此应提高警惕。为了防止苏联利用谈判作烟幕对中国进行突然袭击，全军各部队要立即疏散；各种重要装备、设备及目标要进行伪装和隐蔽；通讯联络要经常畅通；国防工业要抓紧武器弹药的生产；二炮部队要做好发射准备等。这显然是林彪以国防部长身份向全军下达的一份进入紧急状态的口述命令。
当晚7时左右，秘书张云生用电话把林彪口述的6条命令传给了在北京的总参谋长黄永胜。
日晚21时30分，黄永胜以"林副主席第一个号令"为名，通过总参作战部正式下达了这个指示，要求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第一个号令"的部分内容是："第四，迅速抓紧布署反坦克兵器的生产，如四零火箭筒、反坦克炮等（包括无后座力炮和A.Vi反坦克炮）。第五，立即组织精干的指挥班子，进人战时指挥位置。第六，各级要加强首长值班，及时掌握情况。执行情况，迅速报告。"上述指示中的最后一项只传达到11个大军区和海军、空军、卫戍区。
同时，黄永胜还下达了林彪给第二炮兵的指示"第二号令"，给总参二部、三部的指示"第三号令"和给各总部、各兵种、国防工办、国防科委的指示"第四号令"。"紧急指示"发出后，全军各部队进入了一级战备状态。空军、海军和各军区，特别是东北、华北、西北地区的部队和重型装备、物资，都进行了紧急疏散。全军共疏散95个师，94万人，4100架飞机和6600余艘舰艇。
发布这样一个关系全军总动员准备打仗的"紧急指示"而不经党中央研究，不向党中央、中央军委主席请示而擅自下令，这是绝对不允许的。林彪对此很清楚。在获知他的紧急指示已发布到全军后，林彪遂指使黄永胜于19日以电话形式向正在武汉的毛泽东进行报告，企图以先斩后奏的方式迫使毛泽东同意。没想到，毛泽东看完电话记录稿后做了冷处理，批示烧掉。黄永胜接到回电后，顿时慌了手脚。经过与林彪密谋后，黄对外宣称："毛主席阅后，批示：很好，烧掉。"实际上，毛泽东对林彪擅自调动全军进入紧急状态是很生气的。随同毛泽东在武汉的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曾向干部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林彪调动全军想干什么？"并要求警卫部队提高警惕，防止有人搞破坏。
林彪为什么敢于擅自发布"紧急指示"呢？一个原因是毛泽东等中央主要领导人对国际形势估计过于紧张，对爆发世界大战的估计过于严重，给林彪发布"紧急指示"以可乘之机。美国增兵越南，中苏关系恶化，中苏冲突日益严重，以致发生边境武装冲突，这些加重了中国领导人对形势的判断，使中国更加广泛、持久、深入地加强战备。当中苏两国政府确定于lO月20日在北京举行边界谈判之时，中国领导人紧绷的神经尚未松弛下来。会谈前夕，毛泽东作出了国际形势有可能突然恶化的估计，中央政治局会议也同时决定为防止苏联军事袭击、立即开始加强战备。这些都为林彪发布"紧急指示"提供了条件。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不在北京，也为林彪发布"紧急指示"提供了机会。但更重要的原因则是在中共九大后，林彪被确定为党的唯一副主席，成为毛泽东的法定接班人，同时又是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林彪集团的其他成员如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叶群等都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黄、吴、李、邱还担任着军队的重要职务。这些并未满足林彪的权力欲，他还想夺取更高权力。"紧急指示"的发布就是林彪检验自己命令的效力、图谋政变的又一次预演。这是林彪发布"紧急指示"的实质。其实在林彪发布"紧急指示"半个月前，他已进行过一次预演。9月30日夜，林彪突然视察北京西郊机场，命令该机场的飞机当晚全部转场，用砖头把跑道堵起来并配备足够的武器，搞一个小规模的演习。吴法宪根据林彪的指示，当夜命令"所有空军部队进入一等战备；所有指挥所进入一等战备；所有指挥员坚守指挥岗位，不准离开"。结果从9月30日至10月3日，空军所有部队、学校、机关和民航进入一等战备，共有1683架飞机在机场担任战斗值班，3900多架飞机进入洞库或野外疏散，东北、西北、华北地区的机场都用机械和车辆设置了防敌机降落的障碍。事后，吴法宪以空军党委的名义向林彪报告说："这一战备行动是空军建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演习。"月20日，中苏双方外交部副部长级谈判如期在京举行。中苏边界没有发生任何情况。这表明"紧急指示"的判断是完全错误的。但是在后果上，它却对国内外形势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紧急指示"的发布促使全国备战升级，形成高潮。除部队进入一级战备状态外，许多大中城市立即疏散人口、挖防空洞、防空壕，组建消防、救护、运输、抢修、治安等队伍，加强通讯警报网建设，工业向边远地区转移，军工生产规模扩大。这严重影响了中国国内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正常发展。
"紧急指示"发布后，部队和装备物资进行了大规模的疏散。据统计，1970年，紧急疏散的部队和物资经铁路部门运输的有60万车，比抗美援朝时期运输量最大的1951年还多17万车。运输团以上部队有8个整军、48个整师另179个团，新老兵157万余人。经水路运输的有20万人、物资55万吨。经全军后勤汽车部队运输的物资约3000万吨。如此大规模的部队和物资疏散不能不引起国外各方面的关注和震动。苏军在中苏、中蒙边境一带频繁调动，全部休假取消。驻太平洋地区的美军也奉命全面戒备。台湾、澎湖、金门、马祖的国民党军队也进入了战备状态。中国周边形势形成剑拔弩张之势。
"清理阶级队伍"的进行"清理阶级队伍"是所谓"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一项政治运动，提出于1967年底，自1968年夏始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中共九大前后，成为"斗、批、改"运动的主要内容之一。
11月27日，江青在北京工人座谈会上，首次提出了"清理阶级队伍"。她说："在整党建党的过程中，在整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都要逐渐地清理队伍，有党内，也有党外。"这并非江青一个人的意见。1968年两报一刊元旦社论提出："混在内部的一小撮叛徒、特务、党内一小撮死不悔改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即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以及美帝、苏修和他们的走狗，绝不会甘心于自己的灭亡"，因此，"要充分发动群众，彻底查清，坚决处理，保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顺利进行"。此后，"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即把混在革命队伍内部的叛徒、特务、走资派以及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清除出队伍的运动在上海等少数地方开展起来。多数省、市、自治区因革委会尚未成立，此项运动并未展开。
5月，毛泽东在姚文元送阅的《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文章上作了批示，"在我看过的同类材料中，此件是写得最好的"，"建议此件批发全国"。不久，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转发了这一材料，要求全国各地"有步骤地有领导地把清理阶级队伍这项工作做好"。8月，姚文元在《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文章中公布了毛泽东的指示："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制度，下放科室人员，工厂里的斗、批、改，大体经历这么几个阶段。""清理阶级队伍"成了"斗、批、改"的主要内容之一。此后，"清理阶级队伍"作为毛泽东亲自抓的"六厂二校"经验之一，用于指导全国的"斗、批、改"运动。
两报一刊元旦社论《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再次强调："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必须抓紧"。在4月举行的中共九大会议上，"清理阶级队伍"作为"斗、批、改"的主要内容和步骤被肯定下来。之后，"清理阶级队伍"工作逐渐有步骤、有领导地在全国全面展开。当时是利用军管和工宣队领导的方式，把"文化大革命"前定性的阶级敌人，如地主、富农、右派以及"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叛徒"、"特务"、"走资派"、"漏网右派"的人，总之，一切"有问题"的人统统清查一遍。
九大以后，"清理阶级队伍"的重点是"一打三反"和清查"五一六"。
1月3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主要内容有6项，一是要放手发动群众，用战备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使群众认清，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是打击帝、修、反"别动队"的斗争，实际上也是一项重要的战备工作。二是要突出重点，打击的重点是现行反革命分子。三是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分清敌我，区分轻重。四是要大张旗鼓地、广泛地、深入地做好宣传、动员。五是要统一掌握批准权限，按照中央规定，杀人要由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批准，报中央备案，六是要加强领导，必须由首长负责，自己动手，具体指导，深入实施。
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和《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要求在全国范围内放手发动群众，掀起大检举、大揭发、大批判、大清理的高潮，开展"一打三反"（即打击反革命分子、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运动。
清查"五一六"始自1967年下半年。1967年5月，北京出现了少数人参加的"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组织。这个组织利用《五一六通知》公开发表的机会，在北京偷偷印了和张贴诬蔑攻击周恩来的传单、大字报，激起了广大群众的愤恨。这年8月发生的"揪军内一小撮"、造反派夺外交部长陈毅的权、火烧英国驻京代办处等严重事件之后，毛泽东认为，必须制止这股"极左"思潮，制止反对周恩来活动的蔓延，打击"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
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审阅的姚文元《评陶铸的两本书》一文。毛泽东亲自在文中加了一段话，指出所谓的"五一六"的组织者和操纵者，是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这个反革命组织的目的是两个，一个是要分裂和破坏以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一个是要分裂和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支柱——伟大的人民解放军"。随后，这个"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的小组织被揭露出来，其主要成员被拘捕审查。其他地区并未有类似组织，事情本应就此结束，但操纵打击"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的林彪、江青、康生等人却别有用心地要求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揪"五一六"分子的政治运动。
，为统一领导，中央成立了清查"五一六"专案领导小组，陈伯达任组长，谢富治、吴法宪为小组成员，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批判和清查"五一六"的运动。因"五一六"并没有明确的标准和标志，在清查过程中，负责清查的领导通过查组织、追表现，大搞逼供信和株连，随意地把自己的对立面指为"五一六"。林彪、江青等人则趁机把许多反对中央文革小组，反对自己的干部、群众打成"五一六"分子。
，中共九大前后，随着"清理阶级队伍"在全国范围内的展开，"五一六"问题再次提出，各单位又进行清查活动。1970年1月，林彪鼓动"不吃饭，不睡觉，也要把清查运动彻底搞清"，清查"五一六"的运动进一步扩大加深。
3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主要内容有5项。一是错误地把肖华、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与王力、关锋、戚本禹连在一起，说成是"五一六"的操纵者，认为他们否认存在"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对清查"五一六"有抵触、甚至为"五一六"翻案是"完全错误的"。二是认为当前的清查工作存在扩大化倾向，清查重点应是揭露"五一六"的骨干分子和幕后操纵者。三是清查中搞逼供信，甚至采用体罚和变相体罚的办法是"完全错误的"。四是要求在防止清查"五一六"扩大化的同时，不要放松对其他反革命分子的斗争，反革命秘密组织决不只一个"五一六"，应根据中央历次指示，将这些反革命清理出来，是什么组织就叫什么组织、是什么性质就叫什么性质，不要一律叫"五一六"。《通知》发出后，全国各地利用清查"五一六"名义制造大批冤假错案之风有所遏制，但《通知》要求继续清查实际在大多数地区都不存在的"五一六"，并规定不限名额，这又使得清查在新形式下制造出许多新的冤假错案。
9月，陈伯达倒台后，被认为是"五一六"的"黑后台"。1971年2月18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建立"五一六"专案联合小组的决定》，中央成立"五一六"专案联合小组，统一"五一六"专案的清理、审查和核查，协调中央和地方"五一六"专案的调查，并规定清查"五一六"的重点在北京。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林彪又成了"五一六"的最大黑后台。清查"五一六"的运动继续发展，直到粉碎"四人帮"之后才停止。这期间，许多干部和群众遭受打击和迫害。
"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毛泽东、中共中央一再强调要"给政策"、区别对待、分清敌我和重点打击，但是，这一运动的前提就是错误的，因为实际生活中根本不可能存在那么多的"叛徒"、"特务"、"地、富、反、坏、右"及"五一六"分子。运动又与"大批判"结合，大搞逼供信，强迫"坦白交待"，根本无法做到分清敌我、重点打击。因此，"清理阶级队伍"虽然揪出了少数坏人，但却使大批干部群众无辜受株连，造成了大量的冤假错案。供信，甚至采用体罚和变相体罚的办法是"完全错误的"。四是要求在防止清查"五一六"扩大化的同时，不要放松对其他反革命分子的斗争，反革命秘密组织决不只一个"五一六"，应根据中央历次指示，将这些反革命清理出来，是什么组织就叫什么组织、是什么性质就叫什么性质，不要一律叫"五一六"。《通知》发出后，全国各地利用清查"五一六"名义制造大批冤假错案之风有所遏制，但《通知》要求继续清查实际在大多数地区都不存在的"五一六"，并规定不限名额，这又使得清查在新形式下制造出许多新的冤假错案。
9月，陈伯达倒台后，被认为是"五一六"的"黑后台"。1971年2月18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建立"五一六"专案联合小组的决定》，中央成立"五一六"专案联合小组，统一"五一六"专案的清理、审查和核查，协调中央和地方"五一六"专案的调查，并规定清查"五一六"的重点在北京。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林彪又成了"五一六"的最大黑后台。清查"五一六"的运动继续发展，直到粉碎"四人帮"之后才停止。这期间，许多干部和群众遭受打击和迫害。
"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毛泽东、中共中央一再强调要"给政策"、区别对待、分清敌我和重点打击，但是，这一运动的前提就是错误的，因为实际生活中根本不可能存在那么多的"叛徒"、"特务"、"地、富、反、坏、右"及"五一六"分子。运动又与"大批判"结合，大搞逼供信，强迫"坦白交待"，根本无法做到分清敌我、重点打击。因此，"清理阶级队伍"虽然揪出了少数坏人，但却使大批干部群众无辜受株连，造成了大量的冤假错案。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