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国务院住房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公布《关于在全国城镇分期分批推行住房制度改革的实施方案》，决定从1988年起，用三五年时间在全国城镇分期分批把住房制度改革推开。由于种种原因，房改未按最初设想推向各地。仍处于试点阶段，但为以后的房改奠定了基础。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审批通过的同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对外关系极为密切的各项议案，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法律法规的保证。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会议选举产生了新的国家领导机构。
月，我国提出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并决定在海南建省办特区。7月，我军开始实行新的军衔制度。同月，为了解决副食品短缺、供需失衡的状况，农业部推出了“菜篮子工程”。8月。一项旨在促进我国高新技术研究成果商品化，推动高技术、新技术产业形成和发展的“火炬计划”在全国正式开始实施。与此同时，国家教委部署了“燎原计划”。这是一项深化农村教育改革、推动农村教育为当地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的宏大工程。
这一年，我们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严重问题。在通货膨胀日益严重的情况下，没有考虑群众的承受能力，就宣布加快价格改革，在群众中造成了恐慌心理，触发了1988年下半年全国性的抢购风潮。党政机关和社会上的某些消极腐败现象也使人触目惊心。针对这些问题。中央召开了十三届三中全会。确定了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方针。随后，中共中央、国务院又作出了关于清理整顿公司的决定，对那些政企不分、官商不分、转手倒卖、牟取暴利的公司进行了清理整顿。加强了对商品流通的管理，保障了改革的顺利进行。
实行城镇住房制度改革
1月15日至18日，全国住房制度改革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宣布，从今年开始，住房制度改革要正式列入中央和地方的改革计划。要求各级领导坚决贯彻党中央、国务院的指示精神，提高认识，大胆实践，按照统一的部署和政策，缜密工作，积极地将住房制度改革推向前进。这次会议的召开，标志着我国住房制度改革已由试点转入分期分批、全面实施的新阶段。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为了解决城镇居民的住房问题，采取了由国家包起来解决，实行福利制、低租金、带有供给制色彩的住房制度，解决了一部分居民的住房问题。然而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这种住房制度的弊端逐渐暴露出来：尽管城市住房面积不断增加，却远不能满足需要。1979—1985年，国家对城市住房基建投资916亿元，较前29年增长1.5倍，但1985年城市缺房户仍占28.8％，县镇缺房户占22.1％。投资猛增，缺房不少。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在于房租价格与价值规律相背离，致使伸手要房的要求不断膨胀；住房的福利性和实物分配又造成了机会不均，利益悬殊过大，诱使一部分人拉关系，走后门，搞不正之风。而国家对城市住房建设大包大揽，又窒息了私人建房、买房的积极性。特别是国家大量住房投资有去无回，财政负担越来越重。由此造成的矛盾越来越多，路子越走越窄。城镇住房紧张已成为不可忽视的社会问题，也成了党风和社会风气方面人们注意的一个焦点。住房制度非改不可了。1980年4月，邓小平就提出要在我国进行城镇住房制度改革，指出要走住房商品化路子。同年6月，我国政府正式批准公布了关于住宅商品化政策。1985年住房制度改革转向租金制度改革的研究和设计方案阶段。1986年，国家选定烟台、唐山、蚌埠三个城市试行“提租补贴，租售结合，以租促售，配套改革”的方案。1987年下半年，三个试点城市的方案相继出台实施，并取得明显成效，在全国引起很大反响。
，国家认为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住房制度改革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国务院召开首次全国住房改革工作会议。规划部署房改工作。2月15日，国务院住房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公布《关于在全国城镇分期分批推行住房制度改革的实施方案》，决定从1988年起，用三五年时间在全国城镇分期分批把住房改革推开。确定了住房改革的目标是：按照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要求，实现住房商品化。从改革公房低租金制度着手，将现在的实物分配逐步改变为货币分配，由住户通过商品交换，取得住房的所有权或使用权，使住房这个大商品进入消费品市场，实现住房资金投入产出的良性循环，从而走出一条既有利于解决城镇住房问题，又能够促进房地产业、建筑业和建材工业发展的新路子。今后三五年的主要任务是：调整公房租金，按折旧费、维修费、管理费、投资利息、房产税五项因素的成本租金计租，抑制不合理的住房需求，促进职工个人买房，并从政策、立法、社会舆论等方面采取措施，引导和调节居民消费，使消费结构趋向合理，为实现住房商品化奠定基础。在改革步骤上，初步安排：1988年，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都要选择几个城市（区县）先行改革，取得直接经验；1989年，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把步子迈大一点，争取大部分城市和县镇都进行改革；1990年，除边远和经济落后地区一些城市和县镇可推迟一两年外，其他所有城市和县镇都要进入改革行列，使住房制度改革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开。在改革做法上，各地可以根据上述要求，从当地实际情况出发，在全国统一政策指导下，因地制宜，多种多样，不拘一格。
《关于在全国城镇分期分批推行住房制度改革的实施方案》还规定了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若干具体政策：（1）合理调整公房租金。（2）从实际出发确定发住房券（补贴）的系数。（3）理顺住房资金渠道，建立住房基金。（4）坚持多住房多交租和少住房可得益的原则。（5）积极组织公有住房出售。（6）配套改革金融体制，调整信贷结构。（7）对住房建设、经营在税收政策上给予优惠。（8）加强房产市场管理。
为了筹措城镇住房制度改革所需资金，1988年3月10日，国务院办公厅又转发了国务院住房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关于鼓励职工购买公有旧住房的意见》，要求各地区、各部门，采取积极措施出售公有旧住房，并规定出售旧房售价可适当优惠，并可分期付款，免征房产税和一次性的契税，以此来鼓励职工购买公有旧住房。
《关于在全国城镇分期分批推行住房制度改革的实施方案》和《关于鼓励职工购买公有旧住房的意见》出台后，各省、市、自治区根据本地情况制定了房改措施及实施方案。与此同时，军委常委会议决定，部队住房制度改革与地方同步进行。8月24日，在广州举行的沿海城市房地产工作座谈会提出：我国城镇房地产的长远目标是实现“住房私有化，居者有其屋”。这一年，由于种种因素，房改未按最初设想推进，各地仍处于试点阶段。
上海推出实施分步提租补贴和出售公房、建立公积金、购买住房债券、成立房委会等内容的房改方案，对全国房改起了推动作用。10月，全国住房制度改革会议确立了以提租为核心，租售建并举和着重于机制转换的改革政策原则，规范了全国房改的统一政策。要求1992、1993年两年内所有城镇住房制度改革都要出台实施。1994年，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明确建立以中低收人家庭为对象，具有社会保障性质的经济适用房住房供应体系，和以高收入家庭为主要对象的商品房供应体系。1995年，国家推出并实施安居工程。1996年，国务院转发国务院住房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关于加强住房公积金管理意见》和《关于加强国有住房出售收入管理意见》。1997年2月，建设部提出“中央让一点税、地方让一点费、银行让一点息、企业让一点利”（简称“四个一点”）解决商品房空置问题的思路。4月，中国人民银行公布《住房担保贷款管理试行办法》，规定在国家安居工程实施城市实施个人购买普通住房担保贷款。同年，天津、武汉、南京等城市决定停止福利分房，实行新房新制度。1998年6月15日至17日，全国城镇住房制度与住宅建设工作会议召开，决定从下半年起，全国城镇停止实物分房，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
通过一系列改革，我国已把住房纳入商品经济的轨道。为实现住宅的商品化生产和经营、实现住房资金投入产出的良性循环奠定了基础。
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
3月25日至4月13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2970人，其中有2107人是新选出的代表，占代表总数的71％。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负责人及出席全国政协七届一次会议的委员和其他有关人员列席了大会；各国驻华使节旁听了大会。会议以活跃的民主气氛和空前开放透明的程度通过电视向全国和世界进行了转播。
大会首先以举手表决的方式，通过了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议案和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人选办法。同时，代表们以举手表决的方式，通过了关于确认赵紫阳辞去国务院总理职务的请求的决定。
李鹏代总理代表国务院向大会作政府工作报告。李鹏的报告共分三个部分：（1）过去5年内工作的基本总结；（2）今后5年建设和改革的目标、方针和任务；（3）关于外交工作。李鹏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5年来，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发展，总的形势是很好的；经济体制改革从农村到城市全面展开，取得了重大进展，积累了丰富经验；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带动下，改革逐步在科技、教育、文化、政治等领域展开，日益显示出重大作用；不断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发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进一步改变了过去的封闭半封闭状态；改革和建设的实践有力地推动着人们思想观念的更新，加强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今后5年建设和改革的目标、方针和任务是：落实中共十三大精神，加快和深化改革，推动生产力发展，实现第七个五年计划，制定和实行第八个五年计划。到1992年使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5500’亿元左右，平均每年增长7.5％左右。实现了这个目标，就可以为在本世纪末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打下牢固基础。为此，李鹏在报告中提出了国务院要在今后5年里努力完成的10项主要任务，（1）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和加强基础工业、基础没施的建设，以保持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2）加快科学技术、教育事业的发展和改革，把经济建设切实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3）以深化企业改革为中心进行综合配套改革，逐步确立新经济体制的主导地位；（4）不失时机地加快实施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5）切实搞好政府机构改革，努力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和严肃政纪法纪；（6）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7）大力进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促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的顺利发展；（8）既立足现实又面向未来，认真贯彻实行计划生育和加强环境保护这两项基本国策；（9）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继续增加城乡人民收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10）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进一步加强国防建设。
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姚依林作关于198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国务委员兼财政部部长王丙乾作关于1987年国家预算执行情况和1988年国家预算案的报告。宋平受国务院委托向大会作了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说明。
从3月26日至4月5日，代表们以高度的责任感，对政府工作报告、198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1987年国家预算执行情况和1988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草案、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草案、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草案、关于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设立海南省和建立海南经济特区的议案、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进行了认真的审议。代表们直抒己见，既议喜也议忧，并提出了很有见地的意见。在审议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时，许多代表提出，铁道、交通、民航三单位任务繁重，建立运输部，撤销铁道、交通两部不利于加强对铁道、交通、民航工作的领导。国务院根据代表们的意见，提出不再组建运输部，保留铁道、交通两部和中国民航局。经过修改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决定撤销12个部、委，新组建9个部、委，保留32个部、委、行、署，将新华社转为事业单位，改革后的国务院由41个部委组成。今后5年机构改革的目标是，理顺关系，转变职能，精简人员，提高行政效率，克服官僚主义，增强机构活力。
大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在宪法第十一条增加规定：“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对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将宪法第十条第四款“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出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修改为“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
月8日，出席会议的2883名代表用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选举。选举结果是：杨尚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王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万里当选为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习仲勋、乌兰夫、彭冲、韦国清、朱学范、阿沛·阿旺晋美、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赛福鼎·艾则孜、周谷城、严济慈、荣毅仁、叶飞、廖汉生、倪志福、陈慕华、费孝通、孙起孟、雷洁琼、王汉斌等19人当选为副委员长，彭冲当选为秘书长；丁光训等135人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邓小平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月9日，会议决定李鹏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赵紫阳、杨尚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洪学智、刘华清、秦基伟、迟浩田、杨白冰、赵南起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任建新当选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刘复之当选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月13日，七届人大一次会议闭幕。
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历时20天，圆满地完成了它的使命。会议期间新审议通过的同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关系极为密切的各项议案，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法律法规的保证，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将产生重大影响。会议选举出的新的国家机构的领导人，既有德高望重、治国经验丰富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又有年富力强、勇于改革务实的新一代社会主义建设领导者，为振兴中华的大业进～步提供了切实的组织保证。会议期间，全体代表充分发表意见，高度地发扬了社会主义民主，为召开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为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树立了一个良好的范例。
海南建省办特区
海南岛位于我国最南部，是仅次于台湾的我国第二大岛，连同南海诸岛，面积为3.4万平方公里，人口605万。这个岛海域广阔，海岸线长达1528公里。占全国海岸线的1／10，海中资源丰富。渔场面积约7.8万平方海里，盛产海参、鲍鱼、龙虾、对虾、海蛇、海马等海产品，淡水、海水养殖大有发展前途。海南岛素有热带作物故乡的美名，许多大陆不能生长的或生长不良的植物，在这里四季都能蓬勃生长。海南岛还有热带“大观园”之称，这里气候宜人，风景独特，风光迷人，十分适于发展旅游业。早在几十年前，孙中山先生就提出过要成立海南省。但未能实现。建国30多年来，海南的经济、文化和其他各项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但由于长期以来产业结构原始，经济基础薄弱，基础设施严重短缺，能源、电力突出不足，资金缺乏，人才过少。台风、干旱等自然灾害频繁，水利设施严重不足，农业生产不够稳定，加之缺乏活力的经济和政治体制的束缚，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不仅与台湾比相差悬殊，就是与沿海其他地区相比，差距也很大。富饶，但并不富裕，海南的优势没有充分发挥出来。为了加快海南的开发建设，更好地对外开放，利用外资，改善海南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加强民族团结，巩固国防，促进祖国统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作出了加快海南岛开发建设的决定。1983年3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了《加快海南岛开发建设问题讨论纪要》，开始讨论海南岛开发建设问题。在讨论过程中，许多人认为，广东省虽然对海南的开发建设很重视，但力不从心。为了对海南实行统一规划、管理，避免层层审批，相互扯皮，有必要把海南岛从广东省划出来。1987年8月，国务院向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议案，建议撤销海南行政区，将海南行政区所辖区域从广东省划出来，单独建立海南省。并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在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批决议以前，授权国务院成立海南省筹备组，开展筹备工作。9月2日，出席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的委员们一致赞成国务院关于建立海南省的提议，表示可以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决定，并同意授权国务院成立海南建省筹备组。
4月13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建立海南省的决定》。决定：（1）批准设立海南省，撤销海南行政区。海南省人民政府驻海口市。（2）海南省管辖海口市、三亚市、通什市、琼山县、琼海县、文昌县、万宁县、屯昌县、安定县、澄迈县、临高县、儋县、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自沙黎族自治县、陵水黎族自治县、昌江黎族自治县、乐东黎族自治县、东方黎族自治县和西沙群岛、南沙群岛、中沙群岛的岛礁及其海域。同日，七届人大一次会议还通过了《关于建立海南经济特区的决议》，决定：（1）划定海南岛为海南经济特区。（2）授权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根据海南经济特区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遵循国家有关法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有关决定和国务院有关行政法规的原则制定法规，在海南经济特区实施，并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国务院备案。
4月26日，中国共产党海南省委员会和海南省人民政府正式挂牌，中国第31个省正式成立。
海南建省，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要求，反映了海南人民的长期愿望，是党中央、国务院总结了海南开发建设的历史经验教训，分析了海南的岛情，针对束缚海南优势的发挥的实际情况，坚持改革、开放而作出的一项重大的战略决策。它有利于中央对海南的直接领导，有利于集中全国力量支援海南，有利于海南实行更加开放、灵活的政策，有利于简政放权，减少中间环节，提高办事效率。这对于加快海南的开发建设，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增进民族团结，巩固边防，支援全国建设，促进祖国统一，都有深远的意义。
为了加快海南吸引外资的步伐，1988年5月4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鼓励投资开发海南岛的规定》，规定：（1）国家对海南经济特区实行更加灵活开放的经济政策，授予海南省人民政府更大的自主权。国家鼓励境内外的企业、其他经济组织或个人投资开发海南岛，兴办各项经济和社会事业。（2）海南岛国家所有的土地实行有偿使用。海南省人民政府可依法将国家所有土地的使用权有偿转让给投资者，土地使用权出让一次签约的期限根据不同行业和项目的具体情况确定，最长期限为70年。投资者可依法将取得的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3）海南岛的矿藏资源依法实行有偿开采。经批准，允许投资者以合资、合作或独资经营的方式进行勘探开采。投资者可以合资、合作方式在海南岛投资从事港口、码头、机场、公路、铁路、电站、煤矿、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4）在海南岛举办的企业（国家银行和保险公司除外），从事生产、经营所得和其他所得，均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另按应纳税额附征10％的地方所得税。其中还对一些经营期限长，投资总额大的一些企业的减免税作了规定。另外对企业进口必需的设备、原材料、产品出口、企业所得利润的汇出等优惠条件都作了明确规定。
海南是继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特区建立后，宣布对外开放的特区。与其它特区相比，它采取了更加开放的特殊政策。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经济运行是市场调节。海南将在国家宏观计划指导下，建立有利于商品经济发展，主要是市场调节的新体制框架。在海南地区，除少数对国计民生有重要影响的企业和公用设施企业外，所有企业都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2）建立多元化经济所有制结构，外商独资、中外合资、中外合作企业占较大的比重。在多元化的经济结构中，各种经济成分处于平等的地位，政府保护其合法利益。（3）海南对外交往自由。海南将逐步实行“第二关税区”的做法，在“二线”海关管好的情况下，“一线”海关逐步放开，使境外人员进出自由，资金进出自由，货物进出基本自由。
海南建省，热点丛生。
建省热：转换政治体制，制定更加特殊的政策和法律，成为建省中的核心。根据党中央、国务院的指示精神和海南的实际情况，海南从建省伊始就推出“小政府、大社会”的崭新的政治经济体制模式。缩小政府对社会经济的微观管理职能，扩大社会经济实体的自我管理和市场适应功能，建立和完善外向型综合性的经济实体。新的省政府严格按照政治保障、行政事务管理、经济杠杆和社会经济发展与组织四大系统仅27个厅的内部机构进行没置。所有的局机关和行政性公司均撤销，组建企业性公司，群众团体组织也不再端“铁饭碗”。这种模式迫使许多原行政管理机构的职能都要来个大转变，这对人们的传统观念也是一个很大的冲击，成为我国第一个进行省一级机构全面改革的试点。
求职热：还在海南建省的动议阶段，一批消息灵通人士便纷纷跨海而来。当建省筹备组将“招贤纳士开发海南经济”的意愿披露报端时，席卷全国的海南求职大潮便一发而不可收拾。海南人才交流中心顿时成为热点中的热点，仅仅半年时间，求职人数竞达20万，使海南一时陷入了人才饥渴和难以消化众多人才的两难境地。尽管海南建省筹备组和有关用人单位协商，陆续安排落实了近4000名求职者，但求职热带来的社会压力并未解除。自1988年秋季以来，求职热从过火过旺趋向热得适度，从期望值过高走向更加切合实际，更符合人才供求关系，双向选择也更加理智与冷静。海南的人才开发、引进，使用和积蓄逐步走上了良性循环的道路并呈现出方兴未艾的势头。
投资热：海南建省筹备组负责人在十三大新闻发布会上向中外记者宣布：“海南敞开大门，欢迎各国朋友来投资开发建设。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海南实行更开放、更特殊的优惠政策。一切在国际上行之有效的措施都将为海南所借鉴。”这使一直隔海观望的外国和香港大财团，打消了对中国政策的成见和疑虑，纷纷闻风而动，接踵而至。他们派员来考察、洽谈，并与有关部门和企业签订合同或意向书，意欲投资开发实业。在海南省筹建的短短6个月间，就有216批外商、港商计716人次来海南洽谈，意向投资达30多亿美元，获准外资项目24项，合同投资1.014亿美元。与此相辉映，国内各省市的代表团、企业家也涌向海南。据不完全统计，在筹建工作开始后的3个月中，仅海南行政区经济技术协作办公室就接待来自全国各地各部门派来海南考察洽谈的代表团（组）190多个，1000余人次。在海南设立分支机构和办合资企业的已有40多家，正式批准29家，资金1.05亿元人民币，这个数相当于以往4年间全岛引进国内资金的总和。
4月28日，海南省委、省政府决定引进外商成片开发洋浦30平方公里，曾一度引起“洋浦风波”。邓小平肯定了洋浦开发建设的方式，向世界进一步表明了中国坚持和扩大对外开放的决心。1992年3月13日，新华社公布国务院的决定：批准海南吸收外资成片开发洋浦。8月18日，海南省政府与熊谷组（香港）有限公司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洋浦经济开发区国有土地使用出让合同》签字仪式。1993年9月9日，洋浦经济开发区封关运作，昔日荒凉沉寂的洋浦变成沸腾的工地，吸引来一批批国外大企业、大财团。以洋浦上马为标志，海南再次卷起开放建设的新热潮。
到1998年，海南建省整整10年，短短的10年间，在党和国家的关怀下，在全国人民的支持下，海南实际利用外资达75.8亿美元，利用内资500多亿元人民币，年均引入资金110多亿人民币，是建省前8年年均引入资金的70多倍。与建省前相比，全省国内生产总值增长6.2倍，年均递增12.6％，比同期全国平均增长水平高2.3个百分点；全省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5.2倍，年均递增率10.7％；全省地方财政收入增长9.7倍，年均递增26.7％；全省固定资产总投资增长了50多倍，总体经济实力上了一个大的台阶。总之，海南岛发生了历史性巨变，已经从封闭走向开放，从贫困走向富裕。
实行新军衔制度
7月1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以122票赞成、1票反对、4票弃权，通过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军衔条例》，由国家主席杨尚昆命令颁布，自即日起开始施行。随后，国务院批准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士兵军衔条例》，从而标志着中国人民解放军新军衔制诞生。
军衔制度是一项国际性的军事制度，是国家授予军人以区别其等级、地位、权力、责任、荣誉待遇的称号和标志的制度。实行这一制度不但使军人的相互关系更加明朗化和规范化，而且能增强军人的自尊心和荣誉感，激励军人奋发向上，促进优秀人才成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曾于1955年颁布实行军衔制度，它曾对促进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然而，在1965年6月1日，军官军衔制度却被错误地取消了。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作战后，军委的老帅们即开始考虑我军恢复军衔制的动议。邓小平重新主持军委工作后，深为军队干部制度的破坏状况而忧虑，为军队建设思索着解决办法。1980年3月12日，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提出军队究竟搞不搞军衔制问题，从此，恢复军衔制度被提上总部的工作日程。1982年初，军委常务会议正式作出“恢复军衔制”的决定。1983年5月又决定成立恢复军衔制领导小组，负责实行军衔制的准备工作和军官军衔的评定授予工作。1984年5月，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通过了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新兵役法规定，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新军衔制度，并根据需要配备文职干部。1986年下半年，军委常务会议对实行新军衔制的若干主要问题进行了多次讨论，确定了一些基本原则：第一，不要再提“恢复军衔制”，而是“实行新的军衔制”。第二，把军官军衔条例和军官服役条例分别立法。第三，军官军衔改设3等11级，军官职务等级编制军衔区分为基准军衔和辅助军衔。第四，将官在军官总额中所占的比例以4％0以内为宜。第五，实行军衔制度，既要积极准备，又要谨慎从事。第六，给军队离休干部授勋，对1955年至1965年间所授予的军官军衔重新予以确认，以协调在职干部和离退休干部的关系。之后，有关部门加紧各项准备工作。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军衔条例的起草修改外，总政治部拟定了军官军衔的评定，总参谋部拟定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士兵服役条例及与实行士兵军衔有关的文件，总后勤部还研制了新的军服和肩章符号。1987年12月30日。军委常务会议正式作出决定，立足于1988年国庆节实行新的军衔制。1988年1月16日，成立全军实行军衔制领导小组。4月13日，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受理军委报请审议的军官军衔条例。7月1日下午，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军衔条例》，审议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军官服役条例》（草案）。不久，国务院又批准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士兵军衔条例》，从此，我军开始实行新军衔制。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军衔条例》共分8章34条，对现役军官军衔等级的设置、现役军官职务等级编制军衔、现役军官军衔的首次授予、现役军官军衔的晋级、现役军官军衔的降级及取消和剥夺、现役军官军衔的标志和佩带等，都作了明确规定。
根据我军军官队伍的实际和目前处于和平时期的状况，新的军衔等级划分比过去实行的军衔简化了。新颁布的军官军衔条例规定，新的军衔设3等11级，不设元帅、大将，而新设一级上将。3等即将、校、尉。将级军官设一级上将、上将、中将、少将；校级军官设大校、上校、中校、少校；尉级军官设上尉、中尉、少尉，共11级，而过去的军官军衔设4等14级。
新的军衔条例对军官职务等级编制军衔不是设单一的一职一衔，而是设一职两衔或三衔。例如：正军职可以由中将、少将、大校担任。同时，条例还规定了各级职务的基准军衔。军衔是军官的德才、资历、责任、贡献等综合因素的体现。现在，同一职务上的军官资历、贡献及担负的责任等方面差别较大，如果单一设一职一衔，这种客观上的差别就难以通过制度体现出来。因此，在确定各级军官职务等级编制军衔时，既有一个基准军衔，又有一个适当的幅度，拉开了档次，打破了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的军队旧干部制度，健全了军官的考核、奖惩和责任制。
条例规定，军官首次授予军衔，一级上将的授予权限，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规定；上将、中将、少将、大校、上校，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批准授予；中校、少校，由人民解放军各总部、大军区、军兵种或其他相当于大军区级单位的正职首长批准授予；上尉、中尉、少尉，由集团军或者其他有军官职务任免权的军级单位的正职首长批准授予。为了统一标准和保证质量，条例规定授予军官军衔以军官所任职务、德才表现、工作实绩，对革命事业的贡献和在军队中服役的经历为依据。
条例还对各级军官军衔晋升年限作了明确规定，平时军官军衔晋级的期限，少尉晋升中尉为3年，中尉晋升上尉、上尉晋升少校、少校晋升中校、中校晋升上校、上校晋升大校各为4年；大校以上军衔晋级为选升，以军官所任职务、德才表现和对国防建设的贡献为依据。战时军官军衔晋级的期限可以缩短。具体办法由中央军事委员会根据战时情况规定。根据这些有关规定，军官到了一定年限和年龄，提职的、晋衔的、转业的、退休的，进出数量能够控制在相对稳定的比例内，使军官的进出逐步走向正规化，避免大出大进的弊病。
《中国人民解放军士兵军衔条例》规定，现役士兵按兵役性质分义务兵和志愿兵，并依照条例授予相应军衔。士兵的军衔按等级分为：士官：军士长、专业军士；军士：上士、中士、下士；兵：上等兵、列兵。按兵役性质分为：志愿兵役制士兵设军士长、专业军士；义务兵役制士兵设上士、中士、下士、上等兵、列兵。
海军、空军士兵在军衔前分别冠以“海军”、“空军”字样。士兵军衔授予与晋升，以本人所任职务编制军衔，以德才表现和服现役年限为依据。
士兵军衔的授予规定如下。军士长：经过军事院校培训、被任命担任基层行政或者专业技术领导管理职务的士兵。专业军士：服役期满5年以上，自愿继续服现役，经批准担任专业技术工作职务的士兵。上士：服现役第4年的班长、服现役第5年的副班长。中士：服现役第3年的班长、服现役第4年的副班长、服现役第5年的下士。下士：服现役第2年的副班长、服现役第3年的上等兵。上等兵：服现役第2年的列兵。列兵：服现役第1年的兵。
在实行新的军衔时，已离休的军队老干部将不授予军衔。根据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的决定，将确认他们在1955年至1965年期间所授予的军衔。为表彰他们的历史功绩，中央军委将根据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在“八一”期间授予军队离休干部中国人民解放军功勋荣誉章，发给荣誉金。功勋荣誉章分3种，分别授予红军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入伍或参加革命工作的军队离休干部。
新的军衔制度颁布后，全军依照有关法规和文件对官兵进行了军衔评定和授予工作。1988年9月14日，中央军委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举行授予上将军官军衔仪式。中央军委副主席杨尚昆宣读了邓小平主席签署的授予上将军官军衔的命令。这次被授予上将军衔的17名高级军官是：中央军委委员洪学智、刘华清、秦基伟，中央军委委员、总参谋长迟浩田，中央军委委员、总政治部主任杨白冰，中央军委委员、总后勤部长赵南起，副总参谋长徐信，军委纪委书记、总政治部副主任郭林祥，军委纪委第二书记尤太忠，军事科学院政治委员王诚汉，国防大学校长张震、政治委员李德生，北京军区政治委员刘振华，南京军区司令员向守志，成都军区政治委员万海峰，海军政治委员李耀文，空军司令员王海。9月16日，驻京各大单位隆重举行授衔仪式，授予中将、少将和部分校官、尉官等衔。京外各大军区也相继举行了隆重的授衔仪式。值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39周年之际，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全体官兵换上新军装，佩戴新军衔，以崭新的军容出现在世界面前。
实行新的军衔制度，是新时期军队改革和建设的需要。这一制度着眼于和平时期军队建设的特点和我军军官队伍的实际状况，吸取了历史经验，借鉴了外国军队的有益作法，具有中国特色和时代特色。实行这一制度，有利于军队的指挥和管理，增强军官的责任心和荣誉感，对于加强我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提高部队的战斗力，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菜篮子工程
7月，农业部提出并制定了实施“菜篮子工程”的计划。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畜牧、水产业发展很快，人们的“菜篮子”一年比一年丰富。但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出现了副食品供需失衡的状况，总的供给水平满足不了人们日益增长的需求。副食品短缺，价格上涨，引起群众不满。为了解决这一供需矛盾，农业部组织有关专家、学者和实际工作者进行深入调查研究后，提出解决这一矛盾，除要合理引导消费外，关键还得靠发展生产，提高供给水平。从这一着眼点出发，农业部推出了“菜篮子工程”。
“菜篮子工程”是从中国国情出发，运用系统工程的方法，在理顺副食品价格的基础上，提出了一套中近期内的组织实施措施，争取到1992年动物性食品总量在1987年的水平上增加1260万吨，城市蔬菜实现均衡优质上市。
“菜篮子工程”的基本设想和措施是，通过发展生产，调整副食品供给结构，引导消费，逐步实现肉食品消费多样化，增加节粮、高蛋白的禽、兔、蛋、奶、鱼的供给比重；在保证大路菜供应的基础上增加细菜供给。为此要强化良种繁育体系。加强饲料工业、捕捞和养殖以及保鲜、贮运、初加工和分级等基础设施建设。同时，打破行政界限，产区和销区共同规划、投资、受益，建立副食品生产经济协作区和生产基地，比如在城郊建立蛋鸡、肉鸡和牛奶规模生产基地，使这些产品做到基本自给；建设南方亚热带冬季蔬菜、晋鲁豫夏秋菜生产基地，北方发展大棚菜30万亩；建设104个生猪生产基地和中原肉牛带；建设沿海大中城市和13片淡水鱼重点产区为海、淡水养殖基地和东北、河北、苏北等10片奶牛基地等等。推广运用先进的科学技术，使之组装、配套，形成各种完整的综合配套技术，实行集约化生产，以提高副食品商品率和经济效益。
“菜篮子工程”的最大特点是，立足于干一件件实事。如兴建一批国家级的家畜家禽良种原种场、鱼苗场；兴建国家肉鸡、蛋鸡、瘦肉型猪、奶牛育种中心和蔬菜种子中心；兴建一批现代化的饲料添加剂厂和生物药厂；扩大远洋捕捞船队等等。随着这些实事的一件件落实，我国副食品生产的基础就会大大加强。
“菜篮子工程”的基本原则是：菜篮子大家提。国家、地方、农民和消费者共同努力，开展产区和销区的横向经济联合，多方筹集资金搞建设，理顺生产、流通体制和副食品价格。每个与“菜篮子”相关的单位和个人都应为此作出努力。提倡大中型企业、大中城市自办、联办各种副食品基地。
实施“菜篮子工程”，将在国家进行物价改革的同时，改革副食品流通和管理体制。该方案建议在各大城市建立批发市场，防止独家垄断，实现多渠道经营；建设一批以大城市为中心，跨省、区的产、供、销一体化的综合经济组织，逐步把行政管理方式转为企业组织形式；发展期货贸易；公布市场预测报告；建立风险基金；以立法的形式防止地方封锁。
“菜篮子工程”自1988年7月开始实施以来，各大中城市政府极为重视，各种副食品生产基地及协作区、蔬菜批发市场等相继建成，对流通体制、经营体制、管理方式进行改革。到1992年，各大中城市的鱼、肉、蛋、蔬菜基本实现了自给。目前，全国各地副食品供应丰富，货源充足，价格平稳。这对于稳定社会、推动改革，保证经济正常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火炬计划”开始实施
8月5日，全国第一次“火炬计划”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上宣布，全国“火炬计划”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今年8月正式开始实施。
“火炬计划”又称为中国的“尤里卡”计划。它是一项旨在促进我国高技术、新技术研究成果商品化，推动高技术、新技术产业形成和发展的计划。所谓高技术、新技术主要是指20世纪70年代以来出现的新兴科学技术。一般认为它包括六大技术领域，即生物技术、信息技术、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空间技术、海洋技术。与传统技术相比，高新技术的知识和资金都要密集得多，产品附加价值也要高得多，一旦普遍推广形成产业，就会带来社会生产力的飞跃和产业结构的剧烈的变动，促进劳动就业和经营管理方式发生重大变化，创造出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火炬计划”就是将国家重点科技攻关计划、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中的成果或阶段性成果、引进技术中的消化吸收成果以及发明专利等，按照市场机制促使其商品化、产业化的开发计划，也是把发展高技术、新技术产业与科技体制改革结合起来的一项改革。它的主要内容是微电子和计算机、信息、激光、新型材料、生物工程、能源与高科能、机电一体化等技术与产品。它的目的是为全国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和具有较强技术开发力量的大中型企业、军工企业以及数十万科技人员投入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自筹资金、自负盈亏，创造各种所有制的技工贸、技农贸相结合的科技型企业，办好一批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科技产业服务中心，以促进科技企业与大中型企业、乡镇企业的横向联合。同时培养成千~J7名懂技术、善管理、会经营的优秀科技企业家及各类高水平人才，以适应发展外向型经济需要，使其就象燃烧的火炬一样起到先导和辐射作用。它的领导机构是国家科委“火炬计划”办公室，它的管理和实施方法是：坚持“精心指导，发挥优势，重点突破，典型引路，逐步展开”的方针，从实际出发，防止一哄而起。
“火炬计划”前三年（1988年～1990年）的目标是：（1）培育和创办2000个高技术和新技术企业，并促使其与大中企业、乡镇企业的联合；（2）开发2000项新技术和高技术产品，其中70％以上形成规模生产，30％以上山口创汇；（3）在沿海开发区和内地中心城市建立几十个科技创业服务中心，为创办高技术、新技术企业提供综合服务；（4）在北京等地办好几个重点的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5）吸引10万名科技人员参加“火炬计划”；（6）为高新技术企业培训2万名经营管理及国际市场人才。
“火炬计划”的设想是：到本世纪末或下世纪初，高技术、新技术产业及其产值，在整个产业结构及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将有大幅度提高。与此同时，高技术、新技术产品在出口总额中的比重将提高到中等发达国家80年代中期在本国出口总额中所占比重的水平。
“火炬计划”推出后，引起了许多省、市政府和科委的普遍重视，也得到了有关部委的支持。继北京之后，武汉、南京、上海、天津、广州、沈阳、西安、兰州、重庆、桂林等20多个城市筹建了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有选择地建立创业服务中心，加快那些有重要应用前景的科技成果商品化的进程。1990年，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设指出，积极跟踪世界新技术革命的进程，继续推进“火炬计划”的实施，办好高新技术开发区，促进高新技术成果的商品化和产业化，并加快向传统产业的扩散和渗透，大幅度提高劳动生产率。1991年3月，国务院批准了27个国家高新技术开发区，同时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也陆续兴办了一批高新技术开发区。国家科委和国家体改委还做出了在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进行综合改革的决定，要求把开发区建成高新技术产业的基地，高新技术向传统产业渗透的辐射源，对外开放的窗口，试验改革的实验区，促进我国高新技术实现商品化、产业化和国际化。到1995年，国家已批准52个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在这些开发区里已建立70多家创业服务中心，这些被称为“孵化器”的机构，在培育高新技术企业中起到了催化作用，在“八五”期间孵化的高新技术企业有2000多家，高新技术项目2000多个。1995年8月，在全国高新技术产业化工作会议上，又确定了“火炬计划”“九五”发展目标，即：全国经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将发展到3万家，形成1000个销售收入超亿元、上百个超10亿至百亿元的企业集团；累计实施“火炬计划”项目1.2万项以上；全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技工贸总收入5000亿元；由“火炬计划”实现的高新技术产业的年总收入达6000亿元，年利税1200亿元，出口创汇1000亿元。
为实现上述目标，国家科委在“九五”期间将集中力量重点抓好“七个一批”。即：在立足创新的基础上，培育一批我国拥有知识产权，产值和出口额在全国总额中占有一定份额的新兴支柱产业；抓一批软硬环境完善、机制灵活、具有鲜明支柱产业特色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发展一批具有现代企业制度、有自己名牌产品、销售收入高的高新技术企业集团；促进一批产权明晰、机制灵活、有较强自主开发能力的民营科技企业上规模；组织推广一批对传统产业改造有重要影响的高新技术成果；支持一批乡镇企业在技术和管理水平方面上档次，成为高新技术企业；造就一批懂专业、会管理、善经营、勇于创新和敢于在国内外市场拚搏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经营、管理人才。国家科委同时还确定：今后5至15年间，将对电子与信息、生物技术、新材料、机电一体化、新能源、节能与环保等七大领域165个方面高新技术成果的商品化、产业化和国际化，予以重点支持。
目前，我国已建成一批高新技术的产业集团和企业联合体，形成了一支几百万人的高新技术产业队伍，一大批高新技术产品已打人海外市场，有力地发挥了科技示范作用，推动了全国高新技术产业和国家经济的发展。
价格、工资改革初步方案的制定
8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第十次全体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了《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
这一方案是在充分酝酿和认真准备的基础上制定的。在过去很长一个时期，由于实行产品经济而忽视价值规律以及其他原因，我国的价格体系很不合理：主要农副产品价格偏低，并且购销价格倒挂，销价低于国家购价；在工业方面，不同商品之间的比价不合理，特别是某些矿产品和原材料价格偏低；同类产品的质量差价没有拉开。这就严重压抑了生产者的积极性，束缚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过去，我们也曾进行过一些价格改革，例如农副产品提价、改革购销体制等，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价格体系不合理的基本状况并没有根本改变，而且由于很多商品实行牌价与议价并行的双轨制，使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许多矛盾更加复杂、尖锐。因为价格不合理，背离了产品真实价值，盈利多的企业不一定是经营管理特别好的结果；盈利少甚至有亏损的企业，也不一定是经营管理特别差造成的。随着改革的深入，价格改革已成为制约、影响经济体制改革的其他很多方面的关键问题。物价问题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1988年4月至5月，以调高肉、蛋、菜、糖四种主要副食品价格为契机，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加快推进价格、工资配套改革。5月30日至6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第九次全体会议，讨论当前改革和经济发展形势问题。会议认为，目前我国的改革进入了关键阶段，一些难度很大而又不能绕开的问题摆在我们的面前。国际的经验和国内的实践表明，改革的难题拖得越久，解决起来难度越大，改革会有风险，但不进则退，退是没有出路的。我们必须迎着风浪前进，坚决而又稳妥地把改革中不可回避的问题解决好。会议指出，价格和工资制度改革需要有统盘的考虑和系统的方案。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要按价值规律办事，理顺原来很不合理的价格关系。工资问题同物价问题紧密联系，要主动地理顺物价，就必须相应地解决工资问题。价格和工资制度的改革，既要理顺关系，促进生产，又要使大多数群众生活水平逐步有所提高。会后，中央责成专门机构组织有关部门反复研究今后五年，特别是明年的价格、工资改革和配套措施问题。经过几上几下的论证，有关机构提出了初步方案。党中央和国务院召开会议对初步方案进行了反复讨论、修改。1988年8月15日至17日，《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经中央政治局第十次全体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了。
这次讨论的方案主要内容是：价格、工资改革的必要性；改革需要遵循的主要原则；1989—1993年改革的轮廓设想；1989年改革的初步方案；改革中可能遇到的主要风险和基本对策；必须采取的配套改革措施。会议认为，价格改革的总方向是：少数重要商品和劳务价格由国家管理，绝大多数商品价格放开，由市场调节，以转换价格形成机制，逐步实现“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要求。根据各方面的条件和现实的可能，今后五年左右的时间，价格改革的目标是初步理顺价格关系，即解决对经济发展和市场发育有严重影响，突出不合理的价格问题。工资改革总的要求是：在价格改革过程中，通过提高和调整工资，适当增加补贴，保证大多数职工实际生活水平不降低，并随着生产的发展而有所改善，同时进一步贯彻按劳分配原则，解决工资分配中一些突出不合理的问题。会议认为，进行价格、工资改革时机是有利的，尽管面临的问题不少，但克服困难的潜力和回旋余地很大。会议还决定，在9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三届三中全会上将进一步讨论和审议这一方案。在此之前，还要在党外人士和有关专家中就这一方案广泛征求意见。
中央政治局讨论并原则通过的价格、工资改革方案的消息于8月19日见诸报端。在此前后，中央领导人和报刊舆论号召人民“攻坚”、“闯关”。中央银行也宣布自9月1日调整利率，发行了大面额钞票。部分名烟名酒价格放开。加上几年来的通货膨胀，物价上涨。这些大大超过了人民心理和实际承受能力，使人们产生了大涨价的恐慌。从8月下旬开始，发生了波及全国几十个大中城市的挤兑银行存款、抢购商品的风潮，严重地冲击着金融和市场。抢购风潮的产生，使价格、工资改革方案的出台不得不推迟。8月30日，国务院常务会议认真讨论和分析了当前的市场和物价形势，通过了《关于做好当前物价工作和稳定市场的紧急通知》。强调价格改革是指经过五年或更长一点时间的努力才能达到的长远目标。目前改革方案还在进一步修订和完善之中，明年作为实现五年改革方案的第一年，价格改革的步子是不会大的，国务院将采取有力措施，确保明年物价上涨幅度明显低于今年，并郑重宣布，下半年不出台新的调价措施。
1988年抢购风潮
1988年8月开始，全国许多城市刮起了一阵抢购风和由此引发的挤兑存款风。
为了消除价格“双轨制”造成的流通领域的混乱，借以解决严重的通货膨胀和社会收人分配不公问题，并为了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秩序的要求，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大发展，1988年，我国把物价改革推到了前台。
5月17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基调是一定要进行价格改革，但对现有严峻形势要有足够的心理准备。5月中旬，北京市政府决定从5月15日起，对猪肉等4种主要副食品试行零售价格上调，并强调，不属于这次调价范围的商品，决不允许搭车出台和未经批准乱提价、乱涨价。7月下旬，国务院批准，全国各地从1988年7月28日起放开名烟名酒价格。8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了《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并提出了“闯（价格改革）关”的口号。
但在大大超出人们心理承受能力的宣传和部分日用商品已开始涨价面前，老百姓沉不住气了。“涨价了”、“又要提价了”，于是人们争先恐后地从银行提出积蓄多年的存款，急匆匆地奔向商店，去购买需要和暂时不需要的一切生活日用品。一股抢购风潮就这样从南到北逐渐刮起来了，而且越刮越烈。
抢购风之初，主要是抢购肥皂、卫生纸、洗衣粉、皮箱、皮鞋、毛毯、毛线、毛衣、洗衣机、电视机、火柴，进而发展到抢购米、面、食盐、食油、肉、蛋，尔后发展到抢购金银首饰等名贵商品，到后来，凡是觉得有用处的东西都成为抢购对象。上海华联商厦每两分钟即售出一台洗衣机，一天售出500台，8月27日，现金销售达230万元，创历史最高纪录。长沙友谊商店，一位经理感到不解，同时又不无欢喜地对采访他的记者说：“真是奇怪，顾客们像疯了一样！把钱不当钱，见什么都买。我们积压了好几年的毛毯一下子就卖光了，质量最差的洗衣机也卖光了，仓库已经空了，营业额猛增，营业员大拿奖金，一个个都笑呵呵的。”杭州各大商店，库存的棉、毛物品等都雪崩似地大量倾销。百货公司前，常常出现整晚排长队买毛衣毛裤的现象，为了不耽误休息，人们把席子铺成长龙，随便一躺就睡在地上。
在抢购风潮中，多年废弃不用的票证又重新发行，以控制抢购。在抢购高潮时，各地涨价风也席地而起。因涨价才抢购，而抢购风潮更使物价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往上升。在北京，4种主要副食品调价后，其价格上涨很快超过了文件所规定的幅度。猪肉由每公斤5元涨至9.8元。鸡蛋由每公斤3元涨至5.4元，西红柿最高价竟达每公斤16元。尽管政府明文规定，不属于这次调价范围的商品，决不允许搭车出台和未经批准乱提价、乱涨价，但许多别的商品也跟着4种副食品搭车涨价了。由于物价飞涨，使储蓄利率出现明显的负利率状态，居民储蓄人民币的倾向大幅度下降，转而争换外币或从银行取出钱购物以求保值。于是乎银行门前也排起了提款队伍的长龙，似乎钱存放在银行是最不保险的。人们争先恐后，又急不可耐的提款，银行告急，几天之内不得不关窗暂停取款，储户意见纷纷，更增加了紧张气氛。继抢购风潮之后，全国又出现了更加严重的通货膨胀。1988年全国零售物价总指数比1987年上升18.5％，职工生活费用价格总指数上升20.7％。物价大幅度上涨，超过了群众、企业和国家的承受能力，相当一部分城市居民的实际生活水平有所下降。
这些情况引起了社会的普遍关注和群众的严重不安，影响了社会的安定和群众对改革的信心。如不采取坚决有力的措施，改革十年的成就就很可能因对物价上涨的反感情绪而毁于一旦。为此，8月30日，国务院召开了第20次常务会议，作出了6条重要决定。强调物价改革是经过5年或更长一点时间的努力才能达到目标。目前改革方案还在进一步修订和完善之中，明年作为实现5年改革方案的第一年，价格改革的步子是不大的，国务院将采取有力措施，确保明年的社会商品零售物价上涨幅度明显低于今年。并郑重宣布：下半年不出台新的调价措施。9月26日至30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作出了治理经济环境和整顿经济秩序的决策。此后，国务院连连发出条例、决定、通知，向因过热而失衡的经济生活宣战，向通货膨胀宣战。中央的“治理整顿”决策受到了人民群众的普遍拥护和称赞，各地贯彻中央精神，开始了治理整顿活动。1989年元旦和春节的节日市场，货源比较充足，商品比较丰富。抢购风潮已被遏止。1989年3月20日，国务院总理李鹏在七届人大二次会议上所作的《坚决贯彻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方针》的报告中，回顾了国务院和各级政府在这方面的努力，认为治理整顿取得了初步成效，其表现为经济过热开始降温，物价上涨的势头有所减弱，群众对物价的紧张心理有所缓和，城乡市场基本稳定。这就是说，产生抢购风潮的经济生活中的不健康因素和比较严重的问题已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
出现抢购风潮原因是复杂的，其主要原因是由于投资规模过大和消费需求过热带来的通货膨胀所引起的。一个过热，一个过大，造成了我国近几年总需求超过总供给的严重失衡。1988年，全国在建的工程投资总规模达到13000亿元，比上年扩大12％，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明显超过了国力承担的可能，即使不再增加项目，也要5年时问才能消化吸收。消费需求过旺，社会购买力的增长超过了商品供应力的增长，特别是社会集团消费连年持续增长，1988年达到665亿元，比上年增长20.3％。1988年底，全国社会结余购买力达5500多亿元，其中银行存款余额为3800亿元，居民手持现金1700多亿元。国家财政支大于收，1988年收入2587.82亿元，支出2668.31亿元，赤字80.49亿元。城市居民超前消费现象严重，1978年至1987年间，全国劳动生产率年均递增5.3％，全员社会劳动生产率平均每年递增5.8％，而同期职工工资总额每年递增14.32％，职工工资平均每年增加10.1％。此外，职工工资外收入有明显增长，1987年已占生活费收入的29.12％。因此出现了超前消费现象。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有些部门、地区和单位对待国家的重大决策，在重大经济活动中，抱着各行其是的错误态度，令不行，禁不止，不守纪律，为了本位利益不惜损害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有些地区或相互封锁，或展开“大战”，使流通领域“梗阻”，加剧了矛盾和碰撞。
此外，“官倒”盛行，加剧了物价上涨热头。价格双轨制，改革措施不配套，流通领域发生混乱。给了“官倒爷”可乘之机，于是导致了商品大旅行，价格滚雪球，加剧了市场物价上涨势头。新旧经济体制处于转换之中，企业产品的结构不合理，产量较少，造成消费品短缺，并诱发了超前消费的欲望，推动了物价上涨。
抢购风潮已经过去了，但从中我们可以得出一个重要启示，那就是：经济体制改革必须有一个良好的环境。
国家教委部署“燎原计划”
“燎原计划”是一项深化农村教育改革，推动农村教育为当地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各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的宏大工程。1988年8月29日至9月1日，国家教委在河北省南宫市召开了实施“燎原计划”工作会议。会上宣布：全国500个县的1500个乡开始实施国家教委制订并经国务院批准的“燎原计划”。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目前影响我国农业发展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农业劳动者文化技术素质不高，吸收和运用科学技术的能力以及经营管理水平低，有70％的现成的农业科技成果得不到推广；全国仍有2／3的中、低产田；每年因防疫不好而病死的牲畜高达10％。因此，尽快采取有效措施提高农业劳动者的素质，是农业进一步发展的关键之一。目前，我国农村已具备相应的智力基础。大多数地区的乡、村都有中学或小学，不少地方还建立了职业中学、农民中专和农民文化技术学校。农村各类专业技术学校的教师有27万多人，普通中学教师有220多万人，普通小学教师有480多万人，同时，还有在乡的初高中毕业生1.2亿多人。这是农村一支很重要的文化科技力量。近几年来，各地涌现出一批教育为当地建设服务、取得显著成绩的先进典型。为了有计划有组织地总结推广这些成功的经验，把“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方针落实到实处，经过长时间的酝酿，国家教委提出了“燎原计划”。
“燎原计划”的主要任务是：在做好普及义务教育工作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农村各级各类学校智力、技术的相对优势。积极开展与当地建设密切结合的实用技术和管理知识的教育，培养大批新型的农村建设者，并积极推广当地实用技术为主的试验示范、技术培训、信息服务等多种形式的活动，促进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的发展。
“燎原计划”的目标是：“七五”期间将在全国500个县内建设1500个实施“燎原计划”的示范乡。主要布局在农业规模经营试验区、国家重点开发农业资源的地区和重点扶持的贫困区。“八五”期间争取扩展到全国大多数县，使1万个乡达到示范乡的水平。示范乡要实现九年制义务教育。学校教育思想要端正，努力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坚持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建立稳定的生产劳动基地；教学内容要改革，适当增加乡土教材。示范乡还要做到扫除青壮年文盲，建立农民文化技术学校。对在乡初、高中毕业生要进行有效的技术培训。乡的教育设施要综合利用，促进基础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和成人教育的协调发展。示范乡要确定推广适用技术的具体计划，力求通过适用技术的运用，使乡的粮食生产和多种经营有明显的提高和发展，农民人均收入有较大的增长。
“燎原计划”立足于大面积提高农村劳动者的素质，增强农村吸收和运用科学技术的能力。这样做，将大大加快先进的实用科学技术在农村的普及推广，促进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实施“燎原计划”，是使“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方针落到实处的重大步骤。它要求教育和经济密切结合，按照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需要，进一步全面提高农村劳动者的思想、文化、技能的素质。这将促使各地端正教育思想和办学方向，加速教育内容、教学方法、教育管理等方面的改革，克服教育脱离实际的倾向，从而把教育质量提到新的高度。实施“燎原计划”，不仅会促进农村的物质文明建设，还将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大量事实已经证明，广大农村劳动者的思想、文化、技术素质一旦提高，就会自觉起来荡涤种种不讲科学、不讲文明、封建迷信以及一切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不相符合的落后意识和陈规陋习。实施“燎原计划”，是把“治愚”和“治穷”、发展教育和发展经济、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有机地结合起来，这将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步伐。
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科学论断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科技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显著。进入80年代，邓小平高瞻远瞩，审时度势，进一步作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
早在解放初期，邓小平就指出：科学研究是一项基本建设，在这方面的投资就叫基本建设投资。明确地把科学研究纳入到国民经济中具有产出意义的基本建设范畴，体现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马克思主义原理。1975年在我国科技事业遭受到严重摧残和破坏的情况下，邓小平敏锐地认识到现代科学技术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作用，亲自抓了当时处于半瘫痪、半取消状态的科研机构的整顿工作。同年9月26日，邓小平同志在听取《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汇报提纲时，肯定了其中关于“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的观点，并强调指出：科学技术叫生产力，科研必须走在国民经济的前面。1978年3月，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上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等著名论断，重申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个马克思主义观点，并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现代科学技术正在经历着一场伟大的革命和一系列新兴科学技术的产生的事实，系统地阐述了这一观点。全国科学大会以后，特别是科技体制改革以后，邓小平对科学技术的关键作用，讲的次数越来越多，份量越来越重，提醒全党对科学技术的重要性要有充分的认识。邓小平最终为科学技术定位是在1988年9月5日。他在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时指出：依我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9月12日，他在一次听取汇报的会议上又说：马克思讲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非常正确的。现在看来，这样说可能不够，恐怕是第一生产力。邓小平认为，从长远看，要注意教育和科学技术。否则，我们已经耽误了20年，影响了发展，还要再耽误20年，后果不堪设想。1992年春，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又一次重申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
邓小平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揭示了科学技术对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第一位变革作用，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创造性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虽然认识到科学技术对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巨大推动力量，并把它纳入到生产力的范畴来认识，也比较明确地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思想，但受时代的局限，受当时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的局限，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没有进一步的深化。邓小平在当代科技迅猛发展的背景下，从科学技术同生产力诸要素的关系、科学技术在生产力中的地位、科学技术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等诸多方面，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观点进行了深刻的再认识，明确地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为我国明确了一条依靠科技进步加速生产力发展的正确道路。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是邓小平站在时代高度，敏锐地洞察科学和生产力发展的历史趋势，大胆而鲜明地提出的。它的提出，有其充分的客观依据。
科学技术成为生产力诸要素的主导因素，成为决定生产力发展的最重要因素。邓小平指出：历史上的生产资料都是同一定的科学技术相结合的；同样，历史上的劳动力也都是掌握了一定的科学技术知识的劳动力。劳动者的劳动能力不仅取决于体力的大小，更取决于智力的高低。科学化的劳动者具有的能力，远远超过普通人的能力，会创造出更多的使用价值。劳动工具的改革与创新，对生产力的发展起着巨大作用。不同时代使用不同的劳动工具，这是由科学技术发展水平决定的。劳动对象包括自然物和通过人们劳动加工成的原材料。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不断发现、利用、改造、扩大劳动对象范围。劳动已不仅仅以自然物、半自然物为对象，更多的是用真正属于人类创造的全新材料、原料作为劳动对象。目前世界上各种材料已有几十万种，而新材料种类每年又以5％的速度在增长。世界上现有800万种化合物，每年还以25万个的速度在递增，这就大大拓宽了劳动对象。所以，一些专家认为，现代科学技术与生产力诸要素的关系，可以用公式表达为：生产力=（劳动力＋劳动工具劳动对象）×科学技术。从这一关系式不难看出，科学技术发展越快，生产力发展也就越快。从这个意义上说，科学技术上升到“第一生产力”的位置。
现代科学技术的明显超前性，是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的又一客观依据。邓小平指出：现代科学为生产技术的进步开辟道路，决定它的发展方向。本世纪以前，科学、技术、生产三者相互作用的关系，往往是生产实际的需要刺激了技术的发展，是按照生产一技术一科学的顺序发展的，生产和技术的实践为科学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但在当代，生产、技术、科学的相互作用机制已完全逆转过来。科学理论不但走在技术和生产前面，而且为技术、生产的发展开辟了各种可能的途径，形成了科学一技术一生产的发展顺序。现代科学技术这种强烈的超前性，决定了它的第一生产力地位。
科学技术已成为现代经济发展中最主要的驱动力。8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发展的新情况证实，科学技术已处在“第一生产力”的位置上，主要表现在：产业高次化；产品科技含量高密化；科技应用于生产的周期大为缩短。现代科学技术已成为影响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据统计，在发达国家科学技术对国民经济总产值增长的贡献，本世纪初为5％一20％，本世纪中叶上升到50％，80年代上升到6096—80％，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已明显超过资本和劳力的作用。
高科技及其产业的崛起和发展，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重要体现。高科技及其产业可以促进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高科技领域的每一个突破，都会带动一大批新产业的建立。高科技及其产业的发展也深刻改变了传统产业的技术面貌。总之，高科技及其产业已成为当代经济发展的火车头。所以，80年代以来，发展高科技及其产业已成为一股世界性潮流。高科技的作用，从经济发展来讲是生产力，从军事角度来讲是威慑力，从政治上来说是影响力，从社会发展而论是推动力。因此，高科技的发展水平已成为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主要因素，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发达与否的重要标志。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科学论断，不仅在理论上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大发展，而且在实践上，也是指导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强大思想武器。正是依据这一理论，在1995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中明确提出了“科教兴国战略”，并且作为我国今后15年经济和社会发展必须贯彻的一条重要方针。始终不移地坚持“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可靠保证。
中国奥运会代表团汉城受挫
9月17日至10月2日在汉城举行的第二十四届奥运会，是奥运史上的一次体育盛会。共有160个国家和地区的13000多名运动员和官员参加。中国有300多名体育健儿参加了21个项目的比赛和两个项目的表演赛，共夺得5枚金牌、11枚银牌、12枚铜牌。与4年前洛杉矶奥运会上，中国运动员一举夺得15枚金牌相比，成绩相差甚远。寄托了10亿中国人热诚期望的中国奥运会代表团汉城受挫，引起了全国人民的热切关注和体育界人士的深刻思索。
前的洛杉矶奥运会，中国人初次全力参加，一举夺得15枚金牌，举国欢庆，激发了民族精神，增强了社会主义祖国的凝聚力，扩大了中国的影响，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对于本届汉城奥运会。人们普遍认为中国能拿8至12枚金牌。人们怀着喜悦的心情等待着汉城传来捷报。然而，一条条消息令人失望、再失望。上届奥运会，中国的体操获5枚金牌，成为奥运会金牌大户，而本届奥运会只有老将楼云拼到1枚跳马金牌。中国队台柱子李宁第一次上场就在跳马落地时跌了个头抢地，后来又在鞍马上打滑落马；许志强在比赛进行到第5项时因体力不支而失败；接着，初次参赛的林国显又从单杠上掉了下来。而不被我们瞧得起的民主德国、日本的选手，技术长进很大，斗志又十分旺盛，使得中国最后只得了团体第4名。上届奥运会，中国举重得到4枚金牌，而此次奥运会，却一块金牌也没能得到。虽然赛前，举重队的教练们已认识到，汉城我们已没有再现洛杉矶辉煌的可能，但“神童”何灼强的1枚52公斤级金牌，当归入囊中。但当何灼强同他的劲敌马林诺夫同台出现在奥运会场上的时候，何灼强却没有了自信，慌乱中，6次试举4次失败，只得了个铜牌。而马林诺夫6次试举6次成功，稳稳地夺得了金牌。上届奥运会，中国射击选手获3枚金牌，本届奥运会人们十分希望他们保持荣誉。然而，射击名将许海峰、王义夫技不遂心竞打出了他们的最低水平，女将文芝芳、祁春霞也在她们最拿手的女子运动手枪比赛中，双双被挤出决赛圈。立下赫赫战功的中国女排已实现了“五连冠”，本次大赛适逢具有雄厚实力的古巴女排不来参赛，此枚金牌似乎成了中国女排的囊中之物。然而，当中国女排在半决赛中与苏联队相遇时，局势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半决赛开始不几分钟，中国队便挨了对手三记扣杀，两次进攻均被拦死。短短十几分钟便结束了第一局，比分竟是令人难以置信的15：0。接着是9：15和2：15，不到一个小时，苏联队便在中国女排毫无反击能力的对抗中轻松地取得了奥运会女排的决赛权，中国女排六连冠成了泡影。在中国代表团好几支队伍水平发挥欠佳，成绩不甚理想之后，人们把希望和注意力都集中在乒乓球赛场，期待从那里得到胜利的消息。金牌的重任实在是太重了，它压得乒乓球队的教练们几乎要喘不过气来。在此情况下，令人沮丧的消息接二连三地传出来。先是许增才在2：0领先的情况下，稍一放松被南朝鲜金琦泽连扳3局。接着，情绪受影响的许增才和江加良配对，在双打中出战金琦泽、金浣，结果又告失利。双打一结来，江加良马上又开始男单第二轮比赛，结果以1：3败给了瑞典的林德。江加良被淘汰又影响了正在与克兰帕尔苦战的陈龙灿的士气，结果让老将克兰帕尔竟然以3：2反败为胜进入半决赛。
值得高兴的是，中国跳水队一花独秀，捷报频传，令世界瞩目。中国跳水队在全部4个比赛项目中都派出了一老一新的阵容，每个队员都有问鼎的实力。老将战绩稳定，宝刀不老；新手素质优异，冲击力强。此项比赛中国取得了2枚金牌、3枚银牌、1枚铜牌的优异成绩。而且一批15一16岁的年轻选手已经成为中坚力量，使跳水运动呈现出长江后浪推前浪的可喜势头。在上届奥运会上还处于相当落后状态的游泳，此届大赛一鸣惊人，庄泳、黄晓敏、杨文意得了3枚银牌，钱红夺得一枚铜牌。在田径比赛中，李梅素获得女子铅球铜牌，这是亚洲人在田径42个项目中得到的唯一一枚奖牌。
中国运动队没有捧回人们认为“应该”得到的那么多金牌，人们失望之余更多的是冷静的思考。从总体上来讲，这次奥运会的成绩，基本上反映了中国竞技运动的水平。从这次奥运会可以看出，中国的体育水平同世界体育强国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工作中还存在着种种问题。如男子乒乓球、射箭、击剑、女子手球、足球等项目，技不如人，战术欠佳，是显而易见的。有些项目是队员的心理素质问题，如射击、体操。一些优秀射手由于压力过大或现场出现未预料的情况而无法使自己平静，结果失败。体操则由于开头的失误造成了全场的失误。另外，青少年训练的薄弱、教练员素质和水平的不足、人才外流、体育科研和信息工作的落后，以及整个体育体制的陈旧，都已成为制约我国体育向前迈进的重要因素。因此，中国运动队不但要更加虚心地学习世界先进的运动技术、科学的训练方法，还要不断改进运动队伍的管理工作，努力提高运动员的思想素质和文化素质，加强运动员心理素质的培养训练，同时，更应该不断深化体育体制的改革，建立健全既竞争又联合的机制，协调好“奥运战略”和“全民健身战略”的发展。
治理整顿、深化改革方针的提出
8月，中央政治局讨论并原则通过了《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在通货膨胀日益严重的情况下，没有考虑群众的承受能力，就宣布加快价格改革，在群众中造成了恐慌心理，触发了1988年下半年全国性的抢购风潮。抢购风潮之后，出现的是更加严重的通货膨胀，如果不采取坚决有力的措施，改革10年的成就很可能因对物价上涨的反感情绪而毁于一旦。更为严重的是在通货膨胀的背后大大小小的“官倒”横行，混水摸鱼。
中共中央政治局及时地分析了形势，于1988年9月26日至30日召开了十三届三中全会。会议认为，我国正处在新旧体制转换时期，不理顺价格就谈不上真正确立新经济体制的基础，但深化改革又不仅仅是一个价格改革问题，而是多方面的综合改革，为了创造理顺价格的条件，把改革的风险减少到最低限度，必须在坚持改革、开放总方向的前提下，认真治理经济环境和整顿经济秩序。会议指出：我国当前经济形势存在的困难和问题不少，突出的是经济生活中出现了明显的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幅度过大。造成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是经济过热，社会总需求超过总供给。总需求超过总供给，是多年积累下来的，在新旧体制转换时期还不可能从机制上解决这个问题，这就更需要从工作上加强管理和控制。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坚决遏制通货膨胀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当机立断，下最大的决心，把明后两年改革和建设的重点突出地放到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上来。所谓治理经济环境，主要是压缩社会总需求，抑制通货膨胀。主要措施是压缩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控制消费基金的过快增长（尤其要坚决压缩社会集团购买力）；稳定金融，严格控制货币发行；降低工业增长速度等。整顿经济秩序，即整顿在新旧体制转换中出现的各种混乱现象。首先要刹住乱涨价风；其次要整顿公司，政企分开，官商分开，惩治“官倒”；第三要尽快确立重要产品的流通程序；第四要加强宏观监督体系。
实现治理整顿所要达到的目标是：（1）消除经济过热，把发展速度降到比较合理的水平。（2）遏制通货膨胀，使1989年物价上涨幅度明显低于1988年，1990年以后的上涨幅度进一步下降。（3）压缩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使它同国力承担的可能相适应，控制消费基金的过快增长，使它同国民收入的增长相适应。（4）逐步缓解社会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矛盾，实现财政、信贷、物资、外汇的基本平衡。（s）认真调整经济结构，使粮、棉、油等主要农产品的产量有较多增加，使能源、交通、原材料供应的紧张情况有所缓和。（6）建立、健全必要的经济法规以及宏观调控体系和监督体系，积极推进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秩序的建设。
十三届三中全会后，围绕着“治理整顿”这一中心，党中央、国务院和各级政府接连发出了一系列的通知、决定、条例，为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做了大量的工作，到1991年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基本达到了预期的主要目标：（1）过热的经济明显降温，经济基本恢复正常增长。治理整顿前的1985年至1988年，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10.7％，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7.8％。经过治理整顿，近三年国民生产总值平均增长5.4％左右，工业总产值平均为10％左右。经济增长速度已基本恢复到与现有经济条件相适应的正常增长水平。（2）供求失衡矛盾明显缓解，通货膨胀得到控制。1985年到1988年，社会总需求超过总供给（按上年价格计算）的平均差率为11.8％。近三年平均为8％左右，已处于基本正常范围。全国零售物价总水平比上年的涨幅，1989年回落到17.8％，1990年回落到2.1％，已进入各方面可承受范围。（3）市场供应充足，秩序明显好转，居民消费心态趋向正常。（4）基础产业得到加强，产业结构“瓶颈”矛盾有所缓解。一是农业生产连续两年获得丰收，粮、棉、油、糖等主要农产品产量有不同程度增产。二是基础产业与国民经济增长之间的比例失调状况得到一定改善。1989年至1990年，工业与农业增长速度之比由1985年至1988年的4.34：1改变为1.55：1，工业与能源增长速度之比由3.36：1改变为1.95：1，工业与运输邮电业增长速度之比由1.32：1改变为1.19：1。三是基础产业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上升，增量调整进展较大。1990年和1988年相比，全民所有制固定资产投资增长5.6％，而基础产业的投资增长均快于全部投资增长，所占比重提高。1991年以来继续保持这种好的调整形势。（5）进出口贸易由逆差转顺差，国家外汇储备大量增加，对外开放取得新进展。1990年，我国对外贸易实现顺差，改变了1984年以来连续逆差的状况。国家外汇结存不断增加。到1991年6月底止，国家外汇储备已上升到330亿美元。1989年至1990年，我国实际利用外资203.5亿美元；1991年上半年，实际利用外资49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1％。特别是这一时期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取得较大进展，从1989年至1991年上半年，全国批准的外商投资企业达18083家，外商实际投资额达85.4亿美元。（6）流通领域的混乱现象得到初步整顿。到1990年底，全国已撤并公司10万多个，占原有各类各级公司总数的35.2％；党政机关办的公司多已撤销或同机关脱钩，机关干部在公司兼职或任职问题已解决。（7）人民继续得到了实惠。1990年城镇居民实际人均生活费收入比1988年增长5.2％（1991年1—9月比上年同期增长8％）；农村居民实际人均纯收入增长0.2％（1991年1一9月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比上年同期增长7％）；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增加3233亿元（1991年9月末又比年初增加1619亿元），平均每年增长36％，手存现金和购买债券也不同程度地增加。（8）宏观调控手段趋向多元化，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在治理整顿期间，我国宏观调控经历了由行政手段为主向以价格、利率、汇率、税率等经济杠杆和必要的法律法规为主的转变，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较好地体现了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原则。治理整顿同深化改革是统一的。在治理整顿期间，根据需要和可能，国家先后对能源、原材料、运输、农产品等基础产品价格和服务项目价格进行了较大幅度调整，对缓解购销倒挂矛盾、减轻财政负担起了积极作用。这几年价格改革步子大，效果好。外贸体制改革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大多数国营企业实行了第二轮承包。农村双层经营体制改革不断完善。与此同时，在金融、财税、社会保险、住房、医疗等方面积极进行改革试点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
全国范围内的清理整顿公司
10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了关于清理整顿公司的决定。
近几年来，全国成立了一大批新的公司，在生产、流通领域中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公司政企不分、官商不分、转手倒卖、牟取暴利。这些问题的存在和发展，损害国家和群众的利益，造成社会分配不公，扰乱经济秩序，败坏社会风气，严重干扰和阻碍改革。为了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加强对商品流通的管理，保障改革的顺利进行，必须对各类公司进行清理整顿。为此，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了在全国范围内清理整顿公司的决定。决定内容包括10项：
这次清理整顿的重点是1986年下半年以来成立的公司，特别是综合性、金融性和流通领域的公司。主要解决公司政企不分、官商不分、转手倒卖、牟取暴利等问题，进一步明确经营方针、经营范围，使之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
坚决纠正公司政企不分的问题，取消公司的政府行政职能。除国务院直接授权极少数公司承担某些行政管NT“作外，其他所有的公司都不得兼有政府的物资和投资分配、基本建没和技术改造立项审批、进出口商品和外汇计划审批、行业管理以及其他行政管理职能。
各级机关（包括各级党的机关、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下同），均不得用行政费、事业费、专项拨款、预算外资金和银行贷款投资开办公司。已经开办的公司，必须限期在财务和物资上与机关彻底脱钩。已向公司投入的资金，一律作为国有资产，由各级财政部门统一管理。各级机关不得以任何名义向公司收取资金和实物，用于本机关的财务开支和职工福利、奖励、补贴等开支。
严格执行中央、国务院关于党和国家机关干部不得经商办企业的规定。党和国家机关的在职人员不得到公司（企业）兼职（含名誉职务，下同），已经兼职的，应限期辞去公司（企业）职务，或者辞去所任的党和国家机关职务。党和国家机关退（离）休干部办公司和在公司任职问题，按中央有关规定执行。无论是在职干部还是退（离）休干部，均不得利用权力和关系进行商业经营、金融等活动，从中牟利。凡违反者，由主管机关没收其不正当收入，并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
各类公司必须按照核定的经营范围依法经营，严禁转手倒卖重要生产资料和紧俏耐用消费品，赚取非法利润。重要生产资料和紧俏耐用消费品的供应业务，应由国营商业、物资供销部门、供销合作社和生产这类商品的企业依法经营。对违反者，按《投机倒把处罚暂行条例》处理。
所有公司都必须依法纳税。一律取消对公司特批的减免税优惠待遇和银行贷款优惠利率。
严格公司审批手续。除外商投资企业按有关法律执行外，成立新的公司，必须由各级主管部门进行审核，按业务性质分别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请，经审查同意后，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并办理登记注册。大型综合性公司，须报国务院批准。公司的注册资本必须与实有资金相符，经营范围要从严核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凭借权力和关系，通过批条子、说情甚至行贿等手段干扰审批工作，对违反者要严肃处理。
本决定同时适用于工会、妇联、共青团、文联和各种协会、学会、基金会等群众组织、社会团体及其人员。
公司的清理整顿工作，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和中央各部门分别负责。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应确定一位负责人领导清理整顿公司的工作，并成立专门的工作班子。各地区、各部门要在调查摸底的基础上，提出所属公司撤销、合并和保留的具体方案。凡不具备条件和没有存在必要的公司，要坚决撤并，其财产不得转移，资金不得抽走。同时要边整顿，边建设，明确各类公司的经营方针和范围，建立健全公司的财务、人事、工资、奖金、福利和经营管理等各项规章制度。
各级人民政府要采用一般清理和重点整顿相结合的方法，突破重点，推动全局。对问题比较严重的公司，要列出清单，组织力量进行重点整顿。整顿后，认为有必要予以保留的，要重新登记注册。全国清理整顿公司的工作限于1988年底前基本结束。
《决定》下发后，各地区、各部门做了不少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但由于对清理整顿公司的艰巨性和复杂性认识不足，措施不够明确有力，一些地方和部门犹豫观望，行动迟缓，再加上动乱和反革命暴乱的干扰，清理整顿工作远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为了进一步把清理整顿公司的工作抓紧、抓好、抓到底，中共中央、国务院又于1989年8月17日作出了关于进一步清理整顿公司的决定。《决定》要求：（1）通过清理整顿，坚决撤并一批不符合社会需要、重复设置、不具备开办条件、严重违法乱纪的公司，以及长期经营不善、严重亏损、已经资不抵债的公司，重点是砍掉各级党政机关开办的公司、流通领域中过多、过滥的从事商业批发、对外贸易、物资供应的公司和金融性公司。（2）通过清理整顿，认真查处违法违纪案件，特别是查处社会影响大的有县级以上领导干部参与的大案要案。（3）通过清理整顿，逐步建立健全公司的各项管理法规和制度，特别是财会、税收和审计制度，以保证公司的健康发展。《决定》强调要坚决排除一切干扰和阻力，决不能搞形式主义，不能走过场。中共中央、国务院还决定成立以田纪云为组长的全国清理整顿公司领导小组。
《决定》下发后，各地区、部门迅速采取行动，清理、整顿了不符合《决定》规定的公司，查处了一批违法乱纪的公司和人员，制定了一系列的法规和制度，这些对于保证公司的健康发展和经济环境的改善、经济秩序的稳定、反腐倡廉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邓小平谈建立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
10月5日，邓小平在会见肯尼亚总统莫伊时说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符合各国利益。
邓小平指出，多年来，第三世界提出要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这个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要求，不仅是发展中国家的要求，也应该是发达国家的需要。发达国家应把解决南北问题放在自己的日程上。因为发达国家也需要发展。从长远讲，发达国家的发展不能建立在发展中国家继续落后的基础上。如果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发达国家就不可能获得市场。
邓小平还强调指出，当前世界上存在着两个根本问题：一个是东西问题，～个是南北问题。东西问题是和平问题，南北问题是发展问题。现在国际形势趋向缓和，这是总的趋势。我们可以判断和平可以赢得，战争可以避免。邓小平说，我在这里讲战争是指世界战争。和平是可以看得见的，我们是可以争取到一个较长时间的和平的。和平环境的赢得是全人类，特别是第三世界共同努力斗争的结果，它并不是超级大国发善心的结果。
12月2日，邓小平在会见以樱内义雄为团长的1988年度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访华团时倡议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希望新秩序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
邓小平指出：中苏两国没有理由不改善关系。中苏关系的改善不会妨碍中国同其他国家友好关系的继续发展。中苏之间像50年代那种”同志式“、”同盟式“的关系已经过时了，现在需要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确定新的中苏关系。目前，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的时期。国际政治领域由对抗转为对话，由紧张转向缓和，出现了许多新的情况，因此应该提出一个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的理论。在新的国际形势下，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和地区性霸权主义应该停止了，它们应该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代替霸权政治。不管是国与国也好，还是这一部分与另一部分也好，都应该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处理国际事务。
12月21日，邓小平在会见印度总理拉吉尔·甘地时又指出，当前世界上主要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发展问题。和平是有希望的，发展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人们都在讲南北问题很突出，我看这个问题就是发展问题。我们应当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要从这个高度去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只有这样，才会明了发展问题既是发展中国家自己的责任，也是发达国家的责任。历史证明，越是富裕的国家越不慷慨。归根到底，我们要靠自己来摆脱贫困，靠自己发展起来。主要靠自己，同时不要闭关自守，可以多方面找朋友。我们欢迎发达国家同我们合作，也欢迎发展中国家相互之间的合作，这后一种合作是非常重要的。
世界总的局势在变，各国都在考虑相应的新政策，建立新的国际秩序。霸权主义、集团政治或条约组织是行不通了。经得起考验、能够维持和平的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五项原则能为不同制度的国家服务、能够为发展程度不同的国家服务、能够为左邻右舍服务。所以，我们应当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国际关系的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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