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1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胡耀邦在会上检讨了他担任总书记期间，违反集体领导原则，在重大的政治原则问题上的失误，并请求中央批准他辞去党中央总书记的职务。会议对胡耀邦进行了批评，同时也如实地肯定了他工作中的成绩。会议决定并一致同意接受胡耀邦的辞职请求，继续保留他的政治局委员、常委的职务；推选赵紫阳为中共中央代理总书记。这些决定在同年10月召开的十二届七中全会上予以确认。
1月28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当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若干问题的通知》。该通知全面阐述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的性质、重要性、长期性及斗争的范围、重点及政策问题。
《通知》指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斗争是长期的，存在于开放和改革的整个过程中。对此，全党同志要有足够的精神准备。《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务必充分认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的重要性和长期性。在谈到这一斗争的范围和重点时，《通知》说，这场斗争应严格限于党内，而且主要在政治思想领域内进行，着重解决根本政治原则和政治方向问题，即主要是反对企图摆脱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道路的错误思潮。
《通知》强调，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必须十分注意政策界限。这场斗争，要始终坚持以正面教育为主，团结绝大多数的方针。纠正政治思想领域的右倾错误，必须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准绳，要防止以”左“批右，决不允许因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而妨碍改革、开放、搞活政策的贯彻执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必须采取正确的方法，不搞政治运动。要采取和风细雨、心平气和、以理服人的方法，坚决避免过去那种”以人划线、上挂下连、层层检查、人人过关“以及号召揭发检举等”左“的错误做法。这是把这场斗争持续、健康地进行下去的一个关键。
《通知》要求进一步稳定高等院校的局势，改进和加强学校思想政治工作，必须提高青年学生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抵制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影响的自觉性。新闻舆论阵地也必须坚持正确的思想政治方向。
《通知》最后强调指出，全党同志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有两个基本点：一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是坚持改革、开放、搞活。两者互相联系，缺一不可。各级党委要加强调查研究，不断总结经验，精心指导好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
为落实《通知》中有关端正新闻舆论阵地思想政治方向的任务，1987年3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坚决妥善地做好报纸刊物整顿工作的通知》。4月7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宣传部《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宣传报道问题的讨论纪要》。总结了前一段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成绩和问题，并对宣传报道的有关政策和需要注意的问题作了规定。
中央军委作出《关于新时期军队政治工作的决定》
随着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当代世界的主题，随着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中国人民解放军已实现了重大战略转移。为了适应新时期军队建设的需要，1986年12月召开了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经过充分讨论，中央军委于1987年1月27日作出《关于新时期军队政治工作的决定》。2月15日，中共中央批转了这一《决定》，并发出通知。通知指出：这个决定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继承党和军队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结合新的历史时期军队的任务和面临的情况，对军队政治工作的指导思想、主要任务、方针政策和基本方法，做出了正确的阐述和规定，对于保证军队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保证军队完成保卫祖国、建设祖国的光荣任务，具有重要的长远的指导作用。全军都要认真贯彻执行。通知还指出，中央军委这个决定的基本精神，对各地方、各部门、各条战线做好思想政治工作，都是适用的。望各级党组织认真学习，并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加以运用，研究如何切实加强和改进这方面的工作。
中央军委的决定指出，依据党中央确定的新时期军队的任务和建设方针，依据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从部队的实际出发，对新时期军队的政治工作做出决定，是十分必要的。《决定》就如何适应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的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做好新时期军队的政治工作，从七个方面进行了论述。
.人民解放军在国家实现三大任务中的历史责任。我国各族人民当前和今后一个长时期内的主要任务是：加紧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实现包括台湾在内的祖国的统一，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其中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三大任务的核心和全国的大局。军队必须一心一意服从这个大局，保护国家安全，维护安定团结局面，积极支援和参加国家建设，为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努力奋斗。统一祖国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心愿。为了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要有国民经济的发展繁荣，也要有在此基础上国防建设的加强。全军官兵应充分认识和全面理解统一祖国的神圣任务和基本方针。人民解放军是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坚强柱石，也是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因而有必要承担起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责任。要完成这三大任务，就必须把军队建设成为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就必须使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成为新时期军队建设的鲜明特色。
.新的历史条件下必须加强我军政治工作。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是我军的真正优势。由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由于我军各方面的变化，我军政治工作面临许多新情况。一方面，新形势为我军现代化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不断创造着良好条件，为加强政治工作提供了机遇；另一方面，又使我军政治工作面临重大课题和严重挑战。这就使得政治工作不能削弱，只能加强。如果低估了政治工作的作用，放松和削弱了政治工作，就会损害军队的建设，就会犯历史性的错误。
.我军政治工作的基本指导思想。新时期我军的政治工作的任务是由党和国家的任务、军队的任务决定的。它必须服务于国家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于军队的现代化建设，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和人民军队的性质，保证军队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保证军队内部的团结和军政军民团结，保证军队战斗力的提高和各项任务的完成，动员和团结全体官兵把我军建没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这个指导思想必须贯穿于政治工作的各个方面和全部活动之中。
.政治工作要在继承优良传统的基础上改革创新。我军政治工作经过长期实践，形成了很多优良传统，全军同志都应该继承和发扬这些传统。同时经过拨乱反正，改革创新，我军政治工作形势出现新的变化。为了适应新的历史时期的要求，政治教育的内容和方法需要继续改革，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也需要大力改进。通过改革创新，使政治工作的制度更加健全，内容更加丰富、生动、切合实际，’方法更加灵活多样，成效更加显著，以利于更好地适应新时期的军队建设。
.适应新的历史条件开展政治工作。新时期军队政治工作的主要内容是：（1）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必须加强以理想、纪律为重点的思想教育；（2）健全和发展部队的民主生活，以利于增强团结，加强纪律，改善领导，统一指挥，提高部队战斗力；（3）要培育和发扬部队的实事求是、艰苦奋斗、联系群众、公道正派、谦虚谨慎、团结互助、雷厉风行、英勇顽强等优良作风；（4）加强科学文化教育，培养军地两用人才；（5）加强军事训练、科学研究和后勤保障中的政治工作；（6）大力开展军民共建”精神文明；（7）做好基层政治工作；（8）要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实现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
.改进政治机关工作，提高政治干部素质。政治机关要加强自身思想、组织和业务建设。要模范地执行上级领导和同级党委的决议，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政治机关要正确行使职权。对军队的文学、艺术、新闻、出版事业，要正确实施思想领导和业务指导，既不乱加干预，又不放任自流。政治机关对于政治干部的学习提高，要作出规划。
.各级党委要成为部队统一领导和团结的坚强核心。各级党委特别是军以上党委，要以主要精力抓方针政策问题，抓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党委对部队的各项建设要统一领导，统筹安排。要提高党内生活的思想性、原则性，增强党委的团结。要严格党的纪律，加强党风建设。
这个决定对军队政治工作的指导思想、主要任务、方针政策和基本方法都作出了正确的阐述和规定，对于保证军队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保证军队完成保卫祖国、建设祖国的光荣任务，具有重要的长远的指导作用。
超导材料研究的新突破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的赵忠贤、陈立泉等13位研究人员，首次发现在液氮温区100K以上条件下的超导体，在超导材料研究方面获得新的重大突破。这项具有极大研究和应用意义的科研成果，是1987年2月24日由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部主任章综研究员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的。
所谓“超导”，是指导电材料在一定条件下电阻变为零的性质。从理论上讲，电流在超导体中传输将不会有能量损失。这是一种具有极大经济效益的理想传输状况。1911年，荷兰科学家昂内斯在水银中首次发现了超导现象。从此之后，各国物理学家便开始了探寻超导体的艰辛之路。半个多世纪以来，世界上已发现包括水银在内的26种化学元素和几千种合金与化合物都具有超导电性。科学家把某种材料从有电阻变为无电阻时的温度称为它的转变温度。这个温度以绝对零度（-273％）为基点计算，绝对温度以上多少摄氏度即表示为多少K。而当年荷兰科学家发现水银的转变温度为4K，即一269~C，这种极低温度使它很难具有实用价值。直到1973年，美国科学家测得铌三锗的转变温度为23K，才使较低的转变温度有所提高。以后的13年中，世界上有200多个实验小组进行了努力，虽然超导的转变温度没有提高但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培养训练了一支精干的研究队伍。
到1986年4月，瑞士IBM实验室的科学家柏诺兹和谬勒等人提出报告，认为钡镧铜氧化物可能是高转变温度的超导体，并发现它在30K情况下可能存在超导性。这给从事超导研究的科学家们以极大鼓舞。从此，超导研究呈现一片繁荣景象。1986年年底，美国报纸报道休斯敦大学朱经武教授发现钡镧铜氧系列材料的转变温度达40.2K，不久又报道了华裔科学家朱经武、吴茂昆发现98K情况下的超导体。
我国对超导体研究也很重视。从60年代开始，我国科学家独立研究超导体，并已有几种超导材料达到实际应用水平。有的制作工艺还曾荣获国家发明奖。1975年，中国科学家提议，把探索高转变温度超导体列入国家重点科研项目。并对超导研究的国际动向和超导技术的应用前景作了详细的分析，在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我国超导研究的初步设想。1976年召开了第一次全国高转变温度超导会议，此后每两年召开一次。1977年制定全国规划时，又将超导研究列为全国凝聚态物理研究的五项重点之一。这样，通过我国科学家的不懈努力，在吸收国外成果的基础上，我国科学院物理所的科研人员终于取得了令人振奋的成果。他们在实验中采用的新超导材料，是主要成份为钡钇铜氧4种元素的改进的钡基氧化物。测量结果表明，这种材料超导中点转变温度为92.8K，转变宽度为4K，起始转变温度在100K以上（电阻线过渡到非线性的变化在110K附近），出现零电阻的温度为78.5K。这是长期以来国内外科学界梦寐以求的首次在液氮温区获得的超导体。首次利用低成本的液氮为冷却剂发现新超导材料，把国外学术界认为要到2000年才能实现的目标大大提前了。这一突破性的成果还可能带来许多学科领域的革命，它将对电子和仪器工业发生重大影响，并为实现电力超导传输、数字电子学革命、制造大功率电磁铁和新一代粒子加速器，以及医学上的磁共振成像等提供了可能。
从这一重大突破开始，中国超导研究战线上捷报频传，令人喜不胜喜。3月10日，专家审查认定了中国科技大学获得的液氮温区超导体超导起始转变温度在110K以上，超导转变中点温度为90K，转变宽度为4K，转变区电阻下降大于4个数量级的科研成果。专家认为科技大学公布的参数是超导起始转变110K以上，但实际上明显偏离线性的绝对温度已达130K的水平，而且测试结果在经过多次热循环后是可重复的，说明这种超导材料具有一定的稳定性。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的科研人员，在获得高转变温度新型超导体的同时，研制了超导薄膜和分析了新超导体的晶体结构。他们研制的超导薄膜，超导起始转变温度达89.5K，中点转变温度55K，零电阻温度20K，在超导转变区域电阻下降5个数量级，有明显抗磁性，在国际超导研究中处于前列。制作超导薄膜材料是超导技术走向实用化的主要途径之一，超导薄膜可以直接用于制作超导电子器件。稍后，北京大学又成功地研制出零电阻为60K的超导薄膜。这一研究成果把高临界温度超导体应用于电子元器件方面，推进了一大步，对发展高精密的电磁测量器件与研制新一代的电子计算机有重要意义。
而此时，中国科技大学超导体研究又前进了一步，在钡钇铜氧多晶烧结体上达到电阻明显偏离线性的起始转变温度为215K，转变区中点温度93K，转变区宽度2.5K。转变区电阻下降大于4个数量级，而且经过多次热循环，测试数据重复性好，样品稳定。这项成果是中国科技大学物理系和应用化学系的张其瑞教授、钱逸泰副教授和陈祖耀讲师等在学校许多部门支持下，带领研究组的老师、研究生共同努力取得的。
月31日，《人民日报》又报道，吉林大学物理系在对他们烧制的超导材料的测试中发现，此类超导材料的磁化率随着温度的变化出现顺磁、抗磁交替变化的现象。这一新发现对此类材料超导机理的探讨具有重要价值。
中国在超导体研究方面的一系列重大突破，使国际上超导研究沉寂10年之后又重放异彩。极大地推动了世界各国超导研究的步伐，也显示了中国人民是有信心有力量改变科学技术落后面貌的。
中葡签订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
澳门包括澳门半岛、凼仔岛和路环岛，现在的总面积约21.45平方公里，旧属广东香山县管辖。澳门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1535年，葡萄牙人贿赂广东省地方官吏，取得在澳门停靠船舶进行贸易的便利。1553年，葡萄牙人以船上货物渍湿为由，要求准其到澳门晾晒物品。随后又通过向明朝官员行贿的方式，取得在澳门的居住权。1557年，葡萄牙殖民者又以欺骗和贿赂手段强租澳门。鸦片战争后，葡萄牙人乘清政府战败之机，于1851年和1864年相继侵占澳门南面的凼仔岛和路环岛。1887年，葡萄牙政府迫使清政府先后签订了《中葡会议草约》和《中葡北京条约》，规定清政府同意“葡国永驻管理澳门，与葡治理他处无异”。此后，葡萄牙一直占领澳门并把澳门划为自己的领土。
中国人民从来不承认葡萄牙殖民者强迫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1928年，国民党政府曾单方面声明废止上述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政府曾多次阐明澳门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并一贯主张在适当时机通过谈判和平解决澳门问题，在未解决之前维持现状。1975年1月6日，葡萄牙政府发表声明，要求同我国建交，并提出“在两国政府认为合适时，可就澳门领地问题进行谈判”。1979年2月8日，中国政府和葡萄牙共和国政府通过友好谈判，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在建交谈判中，两国对澳门问题达成协议，确认“澳门是中国的领土，目前由葡国政府管理，这个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在适当的时期，中葡两国政府通过友好协商来解决”。
，在中英两国政府通过谈判解决香港问题之后，中葡两国通过谈判解决澳门问题的条件已经成熟。1984年11月16日至19日，中国国家主席李先念应邀到葡萄牙共和国进行友好访问，期间曾同葡萄牙领导人就澳门问题交换了意见。1985年5月22日，葡萄牙总统埃亚内斯和夫人来中国访问。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和国家主席李先念分别会见了埃亚内斯总统，双方认为通过谈判解决澳门问题的时机已经成熟，并同意于1986年上半年在北京开始举行正式外交谈判。1985年5月24日，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邓小平会见了埃亚内斯总统。邓小平说，中葡之间没有吵架的问题，只存在一个澳门问题，只要双方友好协商，是不难解决的。其后，中葡双方通过四轮会谈，对各文件草案进行全面审议，并全部达成协议。
3月26日，中葡两国政府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草签。1987年4月1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葡萄牙共和国政府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在北京正式签署。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和葡萄牙总理卡瓦科·席尔瓦代表各自政府分别在联合声明上签字。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李先念、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邓小平出席了签字仪式。参加中葡澳门问题会谈的两国政府代表团全体成员及专程前往参加联合声明签字仪式观礼的50位澳门各界知名人士也出席了签字仪式。
联合声明宣布：澳门地区（包括澳门半岛、凼仔岛和路环岛）是中国领土，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将于1999年12月20日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中国政府在联合声明中宣布了对澳门的基本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后，设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该行政区直辖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除外交和国防事务属中央人民政府管理外，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包括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和澳门特别行政区立法机关均由当地人组成。行政长官在澳门通过选举或协商产生，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澳门现行的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法律基本不变。澳门特别行政区可以“中国澳门”的名义单独同各国、各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保持和发展经济、文化关系，并签订有关协定。澳门特别行政区将继续作为自由港和单独关税地区进行经济活动。澳门特别行政区保持财政独立。澳门特别行政区除悬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国徽外，还可以使用区旗和区徽。声明指出，上述基本政策和本联合声明附件一所作的具体说明，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规定之，并在50年内不变。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葡萄牙共和国政府在联合声明中宣布：自本联合声明生效之日起至1999年12月19日止的过渡时期内，葡萄牙共和国政府负责澳门的行政管理。葡萄牙共和国政府将继续促进澳门的经济发展和保持其社会稳定，对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将给予合作。两国同时声明：为保证本联合声明的有效实施并为1999年政权的交接创造妥善的条件，在本联合声明生效时成立中葡联合联络小组；联合联络小组将根据本联合声明附件二的有关规定建立和履行职责。联合声明规定：本联合声明及其附件自互换批准书之日起生效。
签字仪式后，赵紫阳总理和席尔瓦总理发表了讲话，祝贺两国政府本着友好和谅解的精神圆满地解决了澳门问题。他们指出，联合声明的签署开辟了中葡两国友好合作关系新的前景。赵紫阳总理说，在中英两国政府圆满地解决了香港问题之后，中葡两国政府在较短的时间里又就解决两国之间历史遗留的澳门问题圆满达成了协议，为在当今世界上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国与国之间悬而未决的问题树立了又一个成功的范例。他说，联合声明解决了中国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的问题，同时也为澳门的长期稳定和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它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包括澳门居民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和葡萄牙人民的普遍欢迎和支持，电博得了世界人民的赞誉。他在讲话中还指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方针是中国为实现祖国统一大业而制定的一项重大国策。澳门问题的圆满解决证明了，并将继续证明，“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方针是实事求是的，因此也是完全行得通的。
席尔瓦总理在讲话中指出，刚刚签署的两国政府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意味着在友好、融洽和谅解的气氛下进行的谈判已经结束。他说：“为了澳门及其居民未来的处境，并尊重我们两国各自的利益和目标，彼此都一直十分注意寻找最佳的解决办法。”他强调指出：“联合声明的签署，庄严地确定了我们两国就移交葡萄牙在澳门的行政管理权的时间和条件所作的承诺。在维持现状和现有责任期间，葡萄牙将竭尽一切努力保持澳门的稳定并促进澳门及其居民的经济发展。”“除了已有的高级政治接触和外交渠道，还可以建立磋商和交换情报的机构，它们将使政权移交得以顺利进行。”他说：“我相信，我们签署的协定是我们两国人民的一个历史里程碑，我们懂得如何作出和平、谅解和进步的榜样。”
商业体制改革
商业体制是国家组织领导和调节商业经营活动的管理制度，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组织管理体系。是整个经济体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的社会主义商业体制是在全国解放以前革命根据地商业体制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建国以来，我国商业体制基本上是随着国民经济体制的变化和发展而不断演变的。在三大改造之前，社会主义商业是多元化的，包括国营商业、合作社商业、私营商业、个体商业和国家资本主义的公私合营商业。1956年以后，在高度集中统一的、封闭的、旧的商品流通体制下，特别是“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中采取了“割资本主义尾巴”等“左”的思想指导下的行动，消灭了私营商业，集体商业和个体商业也处于萎缩和淘汰殆尽的状况；只有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商业还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形成了单一的商品流通体制，严重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改革、开放、搞活方针的实施，高度集中的商业体制越来越暴露出它的弊端。表现在政企职责不分，商业行政部门管得过多；商业组织形式单一，集体商业和个体商业被排挤或合并到国营商业中去，形成国营商业独家经营和商品流通渠道单一的局面；商业企业之间、职工之间平均主义严重。
在经济体制改革和人民生活需要日益提高的推动下，在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的要求下，对商业体制的调整和改革已变得十分迫切。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契机，我国对商业体制进行了不断深化的改革。
国务院批转了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等单位《关于1986年商业体制改革几个问题的报告》，主要内容包括5个部分。（1）广泛发展商品流通领域的横向经济联合，是进一步改革商业流通体制的关键。要发展以企业为基础、以城市为中心、以商品购销服务为主要内容的多种形式的横向联合，逐步形成四通八达的流通网络和全国统一的商品市场。（2）进一步搞活国营大中型商业企业。要制定大巾型商业企业扩大自主权的规定，使商业企业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进一步完善企业内部的经营承包责任制。（3）继续放开国营小型商业企业，是商业的一项重要改革。放开小型商业企业应当更多地提倡转为集体所有和个人经营。（4）加强对市场商品流通的宏观调节和管理。在目前许多比价不合理、价格没有理顺的情况下，应当充分利用信贷、税收、财政补贴等手段，对市场和商品流通进行宏观调节。（5）进一步简政放权。实行政企职责分开，把属于企业的权力彻底放给企业。省、地一级行政性公司原则上应当撤销。
到1987年4月23日，国家体改委又提出了《关于深化国营商业体制改革的意见》，6月10日经国务院批准转发。这一文件指出，深化国营商业体制改革，坚持以公有制为基础和所有权与经营权分开的原则，以增强企业活力为中心，区别行业特点和企业规模，实行多种管理形式和经营方式的改革，使企业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发挥国营商业在市场上的主导作用。首先，努力增强国营大中型商业企业活力。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在大中型商业企业、饮食服务业推行承包经营责任制，这是改革的重点；在中型零售商业企业试办租赁制；各地已经试办的股份制企业，可以继续试办，并认真总结经验。其次，进一步搞好国营小型商业企业的改革。要继续贯彻《国务院批转国家体改委、商业部等单位关于1986年商业体制改革几个问题的报告的通知》的有关政策，已经转为集体所有制的企业，要巩固提高；已经改变国家所有、集体经营的企业，可以不变，也可以实行租赁经营；未转未改的企业，要大力推行租赁制经营。国营小型企业实行租赁制，饮食、服务、修理、副食行业逐步向百货、五金、交电、储运等行业扩展。原国营归口管理的集体商业企业要通过合股形式，办成真正的集体所有制企业。对地处偏僻、长期亏损的小门点，可以公开拍卖。第三，深入改革国营批发商业。国营批发体系要由国营批发公司、工业自销网络、贸易中心、批发市场、商业集刚等多种形式组成。第四，逐步实行价格改革。拉开各种差价，贯彻优质优价原则，拉开等级、品质、新老产品、花色等差价；有控制地逐步放开饮食服务价格。《意见》的实行为商业体制改革的深化创造了条件。
10月党的十三大报告则为商品流通领域的改革作了理论上的阐述和总目标的设计。它强调流通改革必须遵循以下原则：（1）总的经济体制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体制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2）运行机制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国家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调节市场。（3）所有制结构，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实行各种分配形式。（4）企业的改革，要围绕转变企业经营机制这个中心环节，实行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把经营权交给企业，理顺企业所有者、经营者和生产者的关系，确定保护企业的合法权益，使企业真正做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5）社会主义市场是竞争和开放的，要重视发展第三产业，实现一、二、三产业的协调发展。大中城市建成多功能、现代化的经济中心，敞开大门，实行全方位开放，积极发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新型商业流通组织、外贸组织等，促进市场发育。（6）宏观调节，搞活企业，搞活市场，三者缺一不可。
供销社体制改革
供销社，也称供销合作社，起初是由农民群众自筹资金、在国家大力支持下建立起来的群众性合作商业组织。供销社向农民提供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是联结城乡经济的重要纽带和农村商品流通的主要渠道。长期以来，供销社在促进农村商品生产，繁荣城乡市场，方便群众生活等方面起到过积极作用，深受广大农民的欢迎。
，供销合作总社与商业部合并，改为国营商业。1962年国民经济调整期间，供销社又与商业部分开，恢复合作商业性质。1970年又再度合并，1975年再恢复合作商业性质，1978年第三次合并为国营商业。经过几度合合分分，分分合合，供销社渐渐失去了群众合作商业的性质，成为国营商业的一个部分。这种被群众称为“官办”的商业，由于退掉了部分社员股金，停止了股金分红，使社员的民主权利落空并越来越失去其经营活力，越来越不适应农村的实际需要了。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农村商品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而供销社体制的弊端此时已是非常突出并且成为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阻碍。这样供销社体制的改革就被提上了历史议程。1980年开始在部分省份进行供销社体制改革的试点工作。1982年初，党中央批转了《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对逐步进行供销社体制改革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并允许各省、市、自治区选择一两个县进行改革试点。到6月份，全国便有18个省、市、自治区在32个县开展了试点工作。通过改革，基层供销社恢复合作商业性质，并普遍对原社员的股金进行清理，落实了股权、兑现了股金分红。因坚持在自愿的原则上进行扩股，经营利润按股金和交售农副产品数量分红，更多的农民人股，从而扩大了股金。各试点单位实行民主管理，召开社员代表大会，制定社章，民主选举理事会、监事会和基层社的主任和副主任，县级供销社则改为县联社，成为基层社的联合组织。
为了适应城乡商品生产不断发展的需要，搞活商品流通，1983年1月，中共中央在《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中指出，各地应抓紧进行供销社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并逐步向面上推开。中央还进一步指出基层供销社要扩大经营范围和服务领域，逐步办成供销、加工、贮藏、运输、技术等综合服务中心。2月，国务院颁发了有关的试行规定，供销社体制改革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展开。
然而，由于各地发展的不平衡，特别是供销社‘官办’性质并没得到根本改变，供销社体制还是不能适应农村商品生产迅速发展的要求。另外，新的合作商业和个体商业等多种形式在流通领域的不断涌现，使供销社失去了独家经营的优势。供销社要增强自身的吸引力从而在农村商品流通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就必须改革，就必须恢复其群众性合作商业的性质，树立为农业生产服务、为人民生活服务的观点。所以为了供销社本身的发展，改革也是迫切需要的。1984年1月，党中央在当年农村工作的通知中，要求供销社体制改革深人进行下去，以使供销社同农民结成经济利益共同体，成为国家和农民经济联系的纽带。于是，根据农村流通领域改革要从“多”字出发、“放”字当头、“活”字结果的基本点出发，供销社改革在劳动人事制度、农民人股的限制、经营范围和服务领域、分配及价格的管理等五个方面有所突破。巩固了前一段改革的成果，逐渐恢复了农民群众集体所有的合作商业性质。
由于农村长期处于供销社体制单一流通渠道的格局，使大部分农产品收购和生产与消费资料供应的工作仍由供销社承担。为了使供销社成为农民群众真正的合作商业，1986年党和政府在部署当年农村工作时，再次强调加快供销社体制改革步伐。并指出，国家对各级供销社在财政、税收、信贷、人事制度等方面；都要按集体所有制的合作商业对待，并给予必要的优惠。
前一阶段的改革使供销社体制单一的经营方式开始改变，企业管理制度日趋民主，社会效益和企业效益得到提高，但供销社的服务领域和服务效能还不能适应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经营思想和经营方式还不适应商品交换日益扩大的需要，管理制度和企业素质还不适应开放、搞活和竞争的形势。供销社体制的改革还有待进一步深化。
4月23日，国家体改委、商业部、财政部共同制定出《关于深化供销合作社体制改革的意见》的文件。6月10日，国务院批转了该文件并要求各级人民政府精心指导，组织商业、供销部门切实抓好。各级财政、税收、银行、物价、工商行政管理等部门密切配合，不断完善改革的配套措施。《意见》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供销合作社体制改革有了显著进展，但还要按照中央《把农村改革引向深人》文件的要求，继续深化。《意见》的具体内容是：进一步明确供销社为集体所有制经济组织，真正体现社员是供销社的主人。扩大吸收社员股金或采取集资形式兴办企业。供销社要利用遍布城乡的网点、人员、资金和设施等有利条件，逐步建立起以产品为龙头的生产、加工、运销等多功能服务体系。发展农产品经营的联营制、代理制和按农产品交售量实行所得税后分红制。发展跨部门、跨地区的多形式、多层次的横向联合，发展多种流通形式，扩大经营范围和服务项目，并积极推行企业经营责任制。供销社还必须按照合作社的组织原则，制定社章社法，坚持民主管理制度，给其成员以管理权。
在党和政府的指导下，供销社体制的改革逐步深入。改革给供销社增添了活力，带来了生机，但是长期存在的“官办”体制的弊端并不能在短期内得到根本清除，要使供销社真正恢复民办的性质，与农民结成经济利益共同体，还需要在深化改革中不断完善。
大兴安岭发生特大森林火灾
大兴安岭位于我国东北部边疆，地跨黑龙江省和内蒙古自治区，是我国重点林区和主要木材生产基地。然而在1987年，一场无情的大火却袭击了这一地方，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月6日，大兴安岭几处发现了火情，包括漠河县的林业部大兴安岭林业管理局西林吉林业局古莲林场、河湾林场、阿木尔林业局依西、兴安林场和塔河林业局盘古林场。经过一天一夜的扑打，林火基本上得到控制。
但是，7日晚上刮起的8级大风，使渐熄的火势复生并迅速蔓延开来。到第二天，从西部漠河到东部塔河县境内形成了面积达几十万公顷的大火海，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受到严重的威胁。
形势逼人，形势急人。国务院接到火情报告后马上提出要大力组织扑火救灾；并要求尽快摸清火情，提出需要解决的问题。9日上午，李鹏副总理召集有关部门开会研究火情，并与总参谋部商定调集部队4000人参加扑火，并成立了国务院大兴安岭扑火领导小组，由国务院秘书长陈俊生任组长。在扑火前线成立了前线总指挥部，黑龙江省委书记孙维本任总指挥，沈阳军区副司令员石宝源、黑龙江省委副书记周文华、内蒙古自治区副主席白俊卿，林业部副部长董智勇、徐有芳任副总指挥，强化了扑火大军的统一领导。
火情的发展牵动着国家领导人和全国人民的心。5月12日，李鹏副总理和陈俊生秘书长亲临塔河察看东西两线火场，并慰问了广大扑火军民和受灾群众，研究和部署了扑火救灾的全面工作。国务院和国家主席也先后致电扑火前线的全体人员和受灾群众。5月26日晚，国务院在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塔河扑火前线总指挥部召开现场办公会议，分析大兴安岭扑火的形势，研究灾区如何尽快重建家园，恢复生产的大计。并成立了由国家经委副主任刘中一为组长的大兴安岭恢复生产重建家园领导小组。火势的蔓延同时也将全国各行各业和各族人民的心紧紧连结在一起。大火无情人有情。J‘大人民群众积极参与了这次扑火救灾工作。特别是解放军同志为扑火斗争作出了重大的牺牲。参加扑火救灾的军民达58800多人，其中解放军34000多人，森林警察、消防干警和专业扑火队员2100多人，预备役民兵、林业工人和群众2万多人。人民解放军是扑火救灾的主力军。在与大火的搏斗巾。军民携手奋战，不畏艰苦，不怕牺牲，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集体和模范人物。如沈阳军区在大火发生后，坚决执行党中央、中央军委和国务院的指示，雷厉风行，迅速组织军队开赴前线。司令员刘精松两次亲临火场部署视察，及时调集力量。在第一线组织指挥扑火的团以上干部有449名。全体指战员连续作战，共扑灭1700多个火头，开辟了数百公里的防火隔离带，抢救疏散群众达10000多人。解放军对国家、对人民的深厚感情和高度负责精神，赢得了全国人民的高度赞扬。人民解放军不愧为“最可爱的人”。
经过全国上下的努力，大火终于被扑灭了。这次火灾是建国以来毁林面积最大、伤亡人员最多、损失最为惨重的一次。大火波及4个林业局的9个林场和4个半贮木场，火场范围133万公顷，过火林地面积101万公顷，其中有林面积70万公顷，烧毁各种设备2488台，其中汽车、拖拉机等大型设备617台，桥涵67座，总长1340米，铁路专用线9.2公里，通讯线路483公里，输变电线路284公里；烧毁粮食650万斤，房屋61.4万平方米，其中民房40万平方米，受灾群众10807户，56092人，死亡193人，受伤226人，直接经济损失约合人民币5亿多元。至于扑火人力、物力、财力的耗费，停工停产的影响，因大火造成林区动植物资源的破坏以及给周围生态环境带来的危害，则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
月2日，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发布通令嘉奖参加大兴安岭扑火的全体指战员。6月4日至6日，林业部向参加扑火救灾解放军全体指战员、武装森林警察干部、全体林业职工致电通令嘉奖。11月5日，作出《中央森林防火总指挥部关于表彰大兴安岭扑火救灾先进集体、先进个人的决定》，给沈阳军区81101部队等106个单位授予“大兴安岭扑火救灾先进集体”光荣称号，给吴长富、王人生等196人授予“大兴安岭扑火救灾先进个人”光荣称号。
月6日，万里代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全体会议，听取了扑火前线总指挥黑龙江省委书记孙维本和沈阳军区司令员刘精松的汇报。会议作出了《国务院关于大兴安岭特大森林火灾事故的处理决定》。决定指出，这次事故的发生主要是由于企业管理混乱、纪律松弛、违反规章制度作业和领导上的严重官僚主义所造成的。决定撤销杨钟的林业部部长职务，责成林业部和大兴安岭扑火前线总指挥对这次特大森林火灾进行认真调查，总结经验教训，提出改进措施，并对其他负有直接责任的人员进行严肃处理，对林业企业制度，防火组织进行整顿。6月16日，国务院秘书长陈俊生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了《关于大兴安岭特大森林火灾事故和处理情况的汇报》。2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大兴安岭特大森林火灾事故的决议》，并对国务院的工作表示满意，批准国务院关于撤销杨钟林业部部长的职务。同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撤销林业部分管护林防火工作的董智勇林业部副部长职务。6月下旬，黑龙江省委、省政府作出了《关于大兴安岭特大森林火灾事故的检查报告》，并对大兴安岭特大森林火灾事故有关责任者作出了处理决定。
火灾后，中共中央、国务院及时组织当地人民迅速恢复生产、重建家园。5月26日成立的重建家园领导小组于5月29日开始办公，领导灾区重建工作。在全国各省、市及有关部门的支援下，共筹集建设资金2亿元人民币，接受国外灭火救灾援助总额约折2670万美元。从6月上旬，重建工程开始施工，到10月中旬，完成房舍58.6万平方米，其中住宅43.2万平方米。被火灾烧毁的生产设施，如大型贮木场、铁路专用线、公路桥涵、动力线路和通风线路等，已全部恢复重建起来。5万多灾民全部迁入永久性住宅，生活环境和防火条件都比灾前有明显改善，各项社会福利和服务设施基本配套齐全。恢复重建工作的成效是在扑灭特大火灾取得胜利后的又一胜利。
全国整党工作基本结束
全国整党工作从1983年冬季开始，经过3年半时间，到1987年5月基本结束。这次整党基本上都是按照中共中央整党决定规定的四项基本任务和基本方针、政策、部署进行的，并注意根据形势的发展和各单位各部门的具体实际，在突出解决的问题上各有侧重。三期整党相互联系、相互促进，形成整党的全过程。
5月26日至30日，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在北京召开全国整党工作总结会议，标志着全国整党工作基本结束。中指委常务副主任薄一波代表中共中央和中指委，在会上作了《关于整党的基本总结和进一步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报告。这次会议既是全国整党工作的基本结束，又是经常性党的建设的新起点。
薄一波在报告中对整党工作作了实事求是的评估。他说，总的说来，全党在恩想、作风、纪律、组织四个方面，都比整党前有了一定进步，党内存在的三个严重不纯的状况，已有了改变，同时，还积累了一些正确处理党内矛盾和问题的重要经验。这些都为新时期党的建设的加强和发展，奠定了一个比较良好的基础。但是，整党工作发展不平衡，有一部分单位包括一些高、中级党政领导机关，没有全面完成整党的四项基本任务，有的甚至走了过场，以致影响和损害了整党工作在群众中的声誉。整党搞得比较好的单位，在党风和其他方面也还遗留了一些问题，需要在今后经常性的党建中继续加以解决。
报告还指出了这次整党的主要经验。薄一波认为这次党的全面整顿，是新时期加强党的建设的一次重大实践，既有宝贵的经验，又有深刻的教训。他说，这次整党没有采取大轰大嗡，大搞“群众运动”的方式，成功地避免了过去政治运动中盛行的一套“左”的做法。在这次整党中，始终注意了正确处理整党工作同改革、经济工作的关系，做到了两不误。各级整党工作都坚持贯彻执行整党促改革、促经济的根本指导思想，注意结合改革、经济工作的实际并适应它们的需要，努力通过党的思想、作风、纪律和组织整顿，为改革和经济的发展创造条件，排除障碍，增加动力。他还说，整党的实践证明，一个地方、部门和单位的整党搞得好不好，成效如何，其关键是领导班子特别是主要负责人的思想政治路线是否端正，指导思想是否明确，作风是否过硬，能否作出表率，能否全面贯彻执行中央整党决定的各项规定。他进一步指出，整党的实践还证明，任何时候都要从实际出发，有“左”反“左”，有右反右，坚持两条战线的斗争。他指出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的立国治国之本，改革、开放、搞活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方针总政策，是四项基本原则在新时期的正确运用和发展。它们是党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路线的两个基本点，是相互统一、唇齿相依，缺一不可的。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搞活就必然会滑向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搞不下去；不改革、开放、搞活，四项基本原则就会失去同实际结合的活力，就会坚持不好。因此，我们必须认识到，只有坚持有“左”反“左”、有右反右的两条战线的斗争，才能保持两个基本点的统一，保证它们的全面贯彻执行，从而也才能保证和促进党的建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健康发展。
薄一波还指出要在整党的基础上把党的建设推向前进。为加强新时期党的建设，薄一波提出了5条建议：（1）坚持党要管党的原则，切实搞好党政分开；（2）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努力提高党员的政治素质；（3）抓紧党的作风建设，密切党和群众的关系；（4）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需要，不断加强各级领导班子的建设；（5）健全党的组织建设和制度建设，进一步提高党的战斗力。
中共中央代理总书记赵紫阳在会上就今后党的建设如何保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的贯彻执行发表了重要讲话。中指委副主任、中央军委副秘书长余秋里对军队整党工作的情况和经验作了介绍，中指委副主任，中纪委第二书记王鹤寿就执政党自身建设问题发表了讲话。
通过这次大会，对全国整党工作作了全面的总结。总的来说，参加这次整党的党员有4300多万。经过整党，一批有严重问题不合格党员受到了组织处理，33896人被开除党籍，90069人不予登记，145456人缓期登记，受到其他党内处分的184071人，此外还对一批有问题和软弱涣散的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县级以上领导班子有一半左右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充实，有力地保证了党的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但党内思想作风和组织不纯的问题仍会不同程度地存在，需要在今后经常性的党建中继续加以发展。
烟台市试行城镇住房体制改革
长期以来，我国实行一种以统包统分为特点的“低房租、高补贴、福利制、实物分配”的住房制度。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这种制度已越来越不适应现实的需要了。于是，在国务院的指导下，山东省烟台市率先试行城镇住房体制的改革，向旧的住房制度提出了挑战。
根据国务院和山东省人民政府的部署和安排，烟台市住房制度改革试点，从1986年4月开始，经过宣传发动、调查研究、汇总测算、制定方案、数据核定、模拟运转等六个阶段的工作，于1987年8月1日正式出台。
这次改革的基本思路是，从我国国情和烟台市实际情况出发，通过提高公房租金标准达到准成本租金水平。同时发给职工相应数量的有价住房券的办法，将住宅由实物分配转向货币分配，初步改革长期以来低房租高补贴的福利性分配制度，逐步把住宅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纳入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轨道，使住宅投资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实现良性循环，加快住宅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发展。
这次住房制度改革以“提租发券，空转起步”为特征。“提租发券”，是指把现行的低租金，一步提高到每平方米使用面积月租1.28元的标准租金，占成本租金的83.7％，是原租金的6.8倍多。因住宅的质量、朝向、地段、楼层和内部设施不同，在计租时采用“标准租金加减法”计算，全市平均实际租金为每平方米使用面积月租金1.17元。提租同时，对租用公房的职工按标准工资乘以发券系数（即新增租金占平均基本工资的比例）发给住房券，又通过交纳租金收回住房券。为减少由于发券而增加的工作量和印刷费用，采取“以证代券，差额结算”的运转程序，这样住房券不需发到职工。
“空转起步”，是指对改革前的旧房（1986年11月1日前），采取“一手发出去，一手收回来”的空转办法，发券单位只是承担一点减免补助开支，并不增加新的大量支出，住房产权单位也没有得到好处。而对改革后的新建住房，进入实转，职工所发住房券进人企业成本和财政体制，收回的租金除统筹一部分外，其余归产权单位。旧住房则通过筹集住房基金和分步纳入成本，逐步由空转过渡到实转。概括起来，就是旧房空转起步滚动前进，新房全部实转准良性循环。另外，住私房和租赁私人住宅的职工、住集体宿舍的单职工，暂时不参加改革。这样，量力而行，把改革控制在国家、地方和企业财力允许的范围内，使改革的步子能够迈得开，走得动。
此外，对于增支户（即住房券不足交租户），在坚持“多住房多拿钱”的原则下，考虑家庭经济实际承受能力和心理承受能力，在一定时期内，可以实行按人均收入和住房面积多少不同而分档次减免补贴。工资越高，面积越大，减免补贴越低，反之越高。作为过渡办法，缓解一部分增支户的经济压力和心理压力。对于改革后分到房的则不予减免补助。
住房制度改革的重要目的是逐步实现住房商品化，将住房实物分配逐步转变为货币分配，由住户通过商品交换取得住房，使住房这个长久耐用消费品进人消费品市场，实现住房资金投入产出的良性循环，从而一着走活带动全盘，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解决城镇住房问题的新路子。为了实现这一目的，烟台市采取鼓励居民买房的种种优惠政策、措施和办法，着手建立市、企业和个人的住宅基金制度。经批准，成立了烟台住房储蓄银行，有效地组织社会闲散资金和住宅资金进行商品房建设和经营，推动和加快住房商品化步伐。
这一改革方案有四个优点：（1）各级财政和企业承受的经济压力小，在我国低工资、低消费和财力困难的情况下，能够使改革起步；（2）在有限的条件下，能够冲破传统的低房租高补贴的住房制度；（3）在一定程度上利用调动职工买房的积极性和单位建房的积极性；（4）有利于限制住房分配上的不正之风，抑制不合理的需求膨胀，调整消费结构。方案的不足之处是，由于改革是在有限范围内起步的，实行旧房空转和准成本租金，依靠回收的租金还达不到住宅的简单再生产，暂时实现不了已有住宅的良性循环。这个问题将随着改革的深化逐步解决。
住房制度改革，是城市经济体制的一项综合性的重大改革，是一项牵动面广、极其复杂、艰巨的系统工程。烟台市住房体制改革的经验是：第一，要把这项改革摆在重要位置。主要领导亲自抓，组织以市长为组长，五大班子和驻军负责人为成员的领导小组，并且组织强有力的工作班子。遇到困难和问题，要“逢山开路，逢水搭桥”，决不许绕着矛盾走。第二，要有科学的态度。通过调查研究，扎扎实实做好基础工作，先后进行了38万户次的调查，平均每天995户次，用电子计算机测试数据3000万个，从十几个方案中反复比较，选出更符合烟台实际的最佳方案，又经过3次全面模拟运转和核定审批，暴露了矛盾，取得了经验。第三，改革牵动了千家万户，广大干部、群众是改革的主体。自始至终教育、发动干部群众直接对话，加深干部群众对改革的认识。特别是注意打破住房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福利观念，住房是政治待遇的等级观念，住房排除在个人消费支出以外的消费观念，牢固树立住房的商品观念。强调领导干部和共产党员要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带头破旧立新，热心支持改革。
通过试行改革，烟台市出现了大房换小房，无房要买房的新动向。烟台市住房制度改革的成功，带动了全国住房制度改革。这一改革向住房商品化迈出了关键性的第一步。
首届中国艺术节在北京举行
9月5日至24日，我国艺术史上的空前盛会——首届中国艺术节在北京举行。中国艺术节每两年举行一次。它的宗旨是集中展现中国一定时期内艺术创作和演出的优秀成果，丰富人民群众的艺术审美水平，扩大中国与世界各国的文化交往，促进中国各民族社会主义艺术事业的繁荣与发展。
月5日晚上，艺术节在首都体育馆举行开幕式。党和国家领导人与18000名观众欢聚一堂，喜迎艺术节的开幕。首届中国艺术节组委会主任、文化部部长王蒙主持了开幕式。首届中国艺术节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在开幕式上致词，代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对第一届中国艺术节的隆重举行表示热烈的祝贺。向为繁荣我国艺术事业作出贡献的广大艺术工作者致以崇高的敬意。他在致词中说，希望广大的艺术工作者，继续坚持文艺为社会主义、为人民服务的正确方向，坚持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方针，在艺术创作上提倡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在艺术理论上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的自由讨论，在三中全会路线两个基本点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勇于探索和创新，更加自觉地投身到当前改革和建设的时代洪流中去。开幕式上，来自全国各地的3000余名文艺工作者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一些国家的知名艺术家也应邀出席了开幕式。
全国有2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直、军队、产业系统文艺工作者及香港、国外文艺界人士参加了北京主会场的汇演。共演出音乐、舞蹈、戏剧、曲艺、杂技等专场剧（节）目44台，180余场。观众近30万人次。艺术节期间，还举办了民间美术展览，进行了大量的民俗活动。
音乐和舞蹈是这届艺术节的主要演出内容。在艺术节的44台剧（节）目中，仅民族音乐演出就占了7台，为全部音乐节目的70％。艺术节期间，全国众多专业、业余民乐手云集北京，形成了民乐界的空前盛会。
这届艺术节上涌现出了一批优秀的民乐作品，如民乐交响音乐《塔克拉玛干掠影》（金湘曲）、《神曲》（瞿小松曲）、《爱情的传说》（田丰曲）等。这说明中国民乐的推陈出新已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而且全国民乐团体的演奏水平也有了大幅度的提高。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以近百人的演出阵容出现在舞台上的少见的大型民乐队作品——二胡协奏曲《长城随想》的演出，体现了中国民族乐队开始从简单的同定的组合向专业化科学化迈进。
艺术节上推出的4台大型歌、舞剧反映了中国歌剧、舞剧在艺术探索道路上的新成果。其中，出自集体所有制单位湘潭市歌剧团的歌剧《深宫欲海》，情节曲折，故事性强，符合广大群众的欣赏习惯。而民乐、电子音乐、弦乐队在编配上的相互交织则适应了现代青年的审美情趣，受到普遍欢迎。上海舞剧院的《金舞银饰》，则是一种既非舞蹈，又非舞剧，也不只是服饰表演的边缘艺术。它生动地展现了唐、宋、明、清服饰演变与中国舞风的发展历程，烘托了中国历代文化风情、民俗和气质，是整个艺术节上颇受欢迎的剧目之一。此外，其他的一些剧（节）目如歌剧《原野》、舞剧《铜雀伎》，以及声乐演出等，都生动地显示了中国音乐、舞蹈界的艺术现状及今后的演变趋势。
在戏剧方面，上海人民艺术剧院演出的8场写意话剧《中国梦》以其独特的艺术构思，富有魅力的表演艺术，征服了首都观众。专家们一致认为，这台戏表明了中国话剧艺术正在向一个更高的文化层次攀登。而新编历史剧《曹植》，则以其宏大的气势，现实主义的感染力和丰富、深刻的历史内涵，打动了观众的心，并且发人深思。再有儿童剧《宝船》、豫剧《石头梦》、川剧《白蛇传》以及越剧、黄梅戏演唱、京剧传统折子戏等，都体现了中国戏剧的丰富内涵，并吸引了各层次的观众。
艺术节中曲艺专场有2台，观众不仅能从中欣赏到全国南北各具特色的节目，还可看到许多著名曲艺家的迷人风采。其中最受欢迎的有刘司昌的山东快书《神奇的患者》和上海人民滑稽戏剧团周庆扬、徐双飞、林锡彪用普通话表演的滑稽戏《幕后戏》等。
艺术节期间还上演了3台杂技（魔术）节目。这些节目绝大部分是国际比赛和第2届全国杂技比赛的获奖节目，代表了中国杂技艺术的最高水平。
另外，苏联国家模范中央木偶剧团演出的《一个不同寻常的音乐会》以及中国残疾人艺术团表演的精彩节目都显示了他们的艺术功底。
艺术节在演出各种剧（节）目时，还在中国美术馆8个大厅举办了《湖北美术展览》、《云南民族民间美术展览》、《“画中戏”民间美术展览》、《中国现代民间绘画展览》及《中国美术馆部分藏品陈列》。这是自中国美术馆建馆以来规模最为宏大的一次集中展览。这些展览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丰富的艺术情感，风趣神奇的艺术想象力和千变万化的艺术创造力。此外，天坛公园举办的“北京秋令会”等群众文化活动也受到社会各界的热烈欢迎。
月24日，历时20天的首届中国艺术节在首钢举行了闭幕式。王蒙致闭幕词。王蒙说，参加第一届中国艺术节的演出剧（节）目和展览作品，具有一定的思想质量和艺术质量，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近几年来艺术创作和演出的水平，展示了我国艺术工作者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和孜孜不倦的探索精神。
闭幕式后，专业文艺团体和首钢工人艺术团、蓝天幼儿艺术团的小朋友、中国残疾人艺术团等演出了综合文艺节目；同时，首钢月季园内还举行了群众游园活动。
除北京主会场活动之外，首届中国艺术节还在天津、武汉、成都、上海等地设了分会场。15日，中国艺术节“海河之秋”在天津开幕。上演了京剧、评剧、河北梆子、话剧等多种形式的舞台剧目，并举行了民俗文化活动。28日，中国艺术节川黔分会场在成都举行，上演了各具地方特色的音乐、舞蹈、歌剧以及地方戏曲等20台剧（节）目，共演出54场。以武汉三镇为中心的中国艺术节中南分会场也盛况空前，著名艺术家红线女、常香玉、尹文、谭保成、陈伯华等同聚一台，慰问了武钢工人。10月1日至9日，中国艺术节华东分场在上海举行。15日，中国艺术节川黔分会场活动在成都闭幕。至此，整个艺术节活动全部结束。
首届中国艺术节的成功举办，增强了中国艺术在海内外的影响，促进了中国艺术事业的繁荣发展。同时，它也是中国安定团结局面与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事业的一个生动标志。其意义超出了艺术本身的范围，对中国的社会、文化生活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石油化学工业三大工程建成投产
乙烯是现代工业的重要原料。长期以来，我国乙烯年生产能力一直徘徊在60万吨左右。而大庆、扬子、齐鲁30万吨乙烯一期工程先后建成投产，使乙烯生产能力比以前翻一番还多。
大庆30万吨乙烯一期工程于1986年8月3日建成投产。这是我国第一个直接以油田轻烃为原料的大型联合化工厂，是继葛洲坝水电站、上海宝钢和兖石铁路之后建成的又一大型国家重点工程。这项工程总投资为42亿元，总共要建设12套大型化工装置，全部建成后每年可向国家提供有机化工原料、塑料、腈纶等56万多吨。其中一期工程的建成投产，使我国的乙烯总产量增加50％左右。
该工程于1979年动工建设，各套化工生产设置属于70年代后期世界先进水平。这一工程工艺技术复杂，自动化水平高，工程安装要求的工艺条件十分严格。但在全国人民的关心和有关地区、部门的支援下，广大职工发扬大庆精神，把高度的革命精神和科学态度结合起来，不畏风雨严寒，克服艰难困苦，精心组织，精心施工，胜利地完成了建设任务。塔群耸立，管道如网、贮罐棋布，这就是屹立在我国北疆草原上的一座现代化石油化工城。从6月28日工程“龙头”乙烯装置投料试车，到7月27日大庆30万吨乙烯一期工程的5套大型现代化生产装置已全部投料试车成功。主体工程的2800多台设备，2万多台自动化仪表，几百公里长的管线启动后，合格的乙烯、丙烯、辛醇、高压聚乙烯、低压聚乙烯等产品，源源不断地从各化工生产装置中“吐”出。
专家们一致认为大庆一期工程的投料试车，创造了我国大型石油化工装置试车的新水平。大庆一期工程的建成投产，使大庆地区的石油开发、原油炼制和石油化工形成了一个有机整体，既充分利用了油田的油气资源，使它发挥出更大的经济效益，又能促进油田的开发和建设，为我国发展石油化工工业走出了一条新路子。
于1984年6月1日动工的扬子30万吨乙烯一期工程，经过5万多建设者3年的努力，终于建成投产。1987年9月23日，中国石化总公司和江苏省人民政府在扬子乙烯工程生产区举行隆重的投产典礼。当日，国务院发来贺电，向全体建设者表示热烈的祝贺和亲切的慰问，并向帮助建设的各国专家和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国务委员康世恩代表国务院专程到会，向参加工程建设的全体建设者和外国朋友表示热烈的祝贺。参加投产典礼的还有有关方面负责人江渭清、惠浴宇、韩培信、顾秀莲、储江、陈锦华等。
扬子乙烯工程位于南京长江北岸。为了早日建成投产，中国石化总公司充分发挥经济实体的群体优势，动员和组织全公司的人力、物力、财力，从而为加快建设赢得了时间。另外，在建设过程中还实施了一些重要的改革措施。在资金筹集上，采取了利用外资、国家和地方共同筹措的方针。在设备购置上，采取了购买外国专利技术，同外国公司合作设计、合作采购、合作制造部分设备的方式，只用国外引进技术和部分关键设备。在工程管理上，实行了投资包干，招标投标和内部经济承包。这些改革为我国建设大型工业工程积累了成功的经验。工程建成后，中国石化总公司又从所属各企业抽调技术骨干，协助和指导扬子乙烯工程的投料试车，使扬子乙烯一期工程的6套生产装置全部做到了一次投料试车成功，生产出合格的产品。
继大庆、扬子乙烯一期工程先后建成投产，齐鲁乙烯一期工程也于1987年9月26日竣工投产。至此，我国石油化学工业三大工程胜利的建成并投产，这为我国石油化学工业新的崛起奠定了较好的基础。
齐鲁石化公司30万吨乙烯工程，是国家投资建设的仅次于宝钢、葛洲坝工程的大型重点建设项目。它位于山东省淄博市境内，占地800多公顷。这项工程包括16套工艺生产装置，一座20万千瓦自备热电站以及相应的辅助工程，其中有10套是从日本、英国、联邦德国成套引进的。整个工程依托齐鲁石化公司老厂，分两期建设。全部建成投产后，每年可向国家提供多种化工原料130万吨，产值25.6亿元，利税8.8亿元。到时，它将成为我国最大的石油化工基地之一。它和北部毗邻的胜利油田联在一起，形成石油开采、原油炼制、石油化工生产的新格局，对我国石化工业的腾飞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齐鲁30万吨乙烯一期工程也是由50000名建设大军，经过3年多夜以继日的紧张施工完成的，通过建设者的努力拼搏，创造了优质安全运行，一次开车成功的国内新水平。
三大工程建成投产，大大增强了我国的石油化学工业产品生产能力。这对于满足城乡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发展社会生产力，增强国民经济的实力，加快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拉萨骚乱
至1989年，西藏拉萨市连续发生了由少数分裂主义分子为配合达赖集团分裂祖国活动而蓄意制造的骚乱。
10月1日上午9时50分，正当拉萨市民在和平喜庆的气氛中欢度国庆佳节时，10多名披着袈裟的人和数十名身份不明的人沿着八角街游行。他们举着“雪山狮子”旗，呼喊着“西藏要独立”的口号，当即引来了不少围观的人。在游行队伍中一些人开始乱喊乱叫起来，紧接着街头出现混乱局面。
当值勤的公安人员把带头闹事的人带到八角街派出所进行劝说教育时，围观的人却越来越多。随即有一伙人乘机抛掷石块砸破派出所的门窗，有的还冲进派出所殴打公安人员，抢走了被带进派出所的闽事者。这些人离开派出所后又向派出所抛掷乱石砖块，将30多名公安人员围困在里面，还有人抢了公安人员的枪支，向公安人员和群众开枪。
不久，这伙暴徒又袭击了停在派出所门口的7辆汽车。他们砸碎车窗，掀翻汽车，然后纵火焚烧。瞬时八角街上空火光冲天，浓烟滚滚。乘着混乱，暴徒们更加疯狂地向公安人员和在场群众抛掷石块。
拉萨市公安局随即派了6辆消防车前来现场救火。可是丧心病狂的暴徒连消防人员也不放过。他们手中的乱石雨点般地飞到了消防人员的身上。停在前面的两辆消防车玻璃全部被砸碎，一名消防人员头上冒出了鲜血，许多消防人员被石块击中。由于公安人员严格遵守上级命令没有开枪，所以在骚乱过程中，有6人死亡，19名公安人员受重伤。
拉萨的广大群众对这起骚乱极为愤慨，要求严惩暴乱分子。西藏一些爱国的上层僧俗人士也发表谈话，谴责少数分裂主义分子配合达赖集团分裂祖国的活动在拉萨蓄意制造骚乱。同时他们希望僧俗群众能明辨是非，珍惜当前的大好形势。
日下午，外交部、国家民委联合举行新闻发布会，就拉萨骚乱事件及有关问题答中外记者问。外交部新闻发言人李金华在回答中外记者问时指出，西藏拉萨10月1日发生的骚乱，是少数分裂主义分子为配合达赖集团在国外分裂祖国的活动而制造的一次政治事件。这次骚乱与达赖喇嘛不久前访问美国要求西藏独立有关，这决不是偶然的巧合。李金华说，达赖在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公开鼓吹西藏独立，妄想依靠外国人的支持来进行分裂祖国的活动，但他的目的是绝不可能得逞的。中国的领土主权不容侵犯，中国的内部事务不容外国干涉。国家民委政法司副司长范培廉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指出，我们也注意到，国外有的新闻机构对这个问题的报道是失实的。有的是由于不了解情况，或者不全部了解情况，道听途说；有的是有意夸大甚至歪曲。达赖和一些外国舆论说什么我们在西藏杀害100万藏族人，并且向西藏大批移居汉民，现在已达到750多万，这纯属造谣。
月6日下午，美国参议院继众议院之后，也通过了一项关于所谓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西藏违犯人权的修正案，竞要求美国总统“会见达赖喇嘛，对他为世界和平作出的努力，特别为寻求和平解决西藏问题作出努力，表示支持”。对此，我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提出强烈抗议。指出美国参议院6日就所谓“西藏问题”通过的修正案，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是干涉中国内政的又一严重事件。我驻美使馆6日也就此发表声明，重申我对西藏的神圣主权，谴责美国国会一些人粗暴干涉我国内政。8日，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国会少数议员最近围绕所谓“西藏问题”进行一系列干涉我国内政的活动。
月7日，流亡于印度的达赖喇嘛在印度北部的达兰萨拉公然表示：“完全支持”最近发生于拉萨的分裂主义的骚乱，并号召那里的“平民不要服从”，意即继续骚乱下去。
月8日，正在西宁视察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发表谈话，严厉谴责少数分裂主义分子在拉萨制造骚乱事件，破坏祖国统一和安定团结的罪恶行径。他指出：“要依照法律严惩首恶，深挖幕后操纵者。西藏和其它藏区的人民，一定要为维护祖国统一和安定团结作出贡献。”他殷切寄语藏族宗教界人士，要通过这次骚乱事件，提高识别能力，做到爱教先要爱国。他说：“搞宗教活动要在爱国的前提下进行。大家要首先爱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热爱我们的祖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各民族的团结，特别是藏汉两个民族的团结。其次要爱教，遵循佛祖的教导，严守戒律，学好宗教知识，多做善事，弘扬佛法。”
月10日，外交部副部长朱启祯约见美国驻华大使洛德，就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12月3日通过所谓“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西藏侵犯人权”的修正案，向美国政府表示强烈的不满和抗议。全国人大民委和外委26日就12月15日和16日美国国会两院分别正式通过了一项所谓“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西藏侵犯人权”的修正案联合发表声明，抗议美国国会歪曲西藏的历史和现实，粗暴干涉我国内政。
2月25日，西藏佛教界为庆祝藏历土龙年的到来，在拉萨大昭寺举行祈祷大法会。3月5日上午，在隆重迎请强巴佛环绕八廊街一周的仪式即将结束时，混在喇嘛里的100余名分裂主义分子在大昭寺南侧松曲热广场的讲经台上有人开始呼喊“西藏独立”等口号。接着，几千名追随者开始绕八廊街游行。他们冲击传昭办公室，砸破西藏电视台的转播车、采访车及消防车、小轿车等，抢劫、烧毁个体户的财产，同时向群众、武警战士投掷石块。骚乱一直持续到深夜才停止。在这次骚乱事件中，武警战士袁石生被骚乱分子用刀刺成重伤后推下楼而壮烈牺牲。330多名武警和公安人员受伤，公安人员正当防卫打死3人，100多名群众因打伤被送往医院治疗。事件之后，有200多参与骚乱的人被公安部门收容审查。
月9日，部分藏族知名人士在北京集会，声讨了3月5日拉萨骚乱事件的制造者。十世班禅也对少数喇嘛带头制造骚乱的疯狂行为表示愤怒和谴责。他说，这次骚乱同去年的骚乱事件一样，完全违背了藏族人民的根本意志和根本利益，也违背了佛教的教义。去年拉萨骚乱后，班禅一行到西藏，为进一步落实政府的宗教政策、民族政策做了大量工作。对于寺庙中老年的僧尼按五保户标准给予照顾，对于有城镇户口的在寺僧尼全部发放了副食品和肉食补贴。根据班禅的建议，当地公安司法部门依法宽大处理了在骚乱中被收容审查的59人，解除了对他们的审查。班禅指出，对于参与骚乱的人收容审查是完全应当的。但有些人把政法部门的宽大处理看成是政府软弱可欺。他们背弃自己的诺言，这次又带头闹事，我对此表示愤慨。对于少数人喊叫的“西藏独立”，班禅指出，西藏假如独立，必将给西藏人民带来巨大灾难，因为西藏内部必然因此分裂和动乱。所以要求“西藏独立”是背叛伟大祖国，破坏各兄弟民族的团结，损害藏族人民根本利益的行为。
3月5日，少数分裂主义分子在拉萨再次蓄意制造了严重骚乱事件。他们对一些机关单位和商店进行了“打、砸、抢、烧”，并公然向公安武警开枪射击。5日中午12时，13名喇嘛、尼姑打着“西藏独立”旗帜，沿八廊街游行。行至第二圈时，游行及尾随者增至数百人。他们边走边呼喊“西藏独立”的口号，向八廊街派出所公安人员砸石头。下午3时左右，600多人在北京东路继续游行，并沿途进行打、砸、抢、烧，打坏了沿街一些机关的门窗玻璃，并抢砸了20多家商店、饭馆和旅店，放火烧了一些商品和用具。更为严重的是，他们纠集了数百人，4次冲砸城关区委和区政府机关，摘下了城关区机关的牌子砸毁，并砸毁了交通警岗和指示灯，还砸坏了公安、武警、消防20多辆汽车。医护人员赶往现场抢救伤员，一些骚乱分子竟然砸碎救护车的玻璃，打伤了司机。吉日小学的门窗也遭到破坏。对少数分裂主义分子的行为，有关方面一直采取了克制态度，自2月13日以来，分裂主义分子曾在拉萨制造了4次游行，有关方面都进行劝阻和教育，避免了正面冲突。3月5日，在骚乱分子一意孤行、劝阻无效的情况下，公安干警被迫开枪，并采取果断措施，控制事件发展。骚乱中，一名武警战士牺牲，40多名公安武警受伤，其中11人重伤住院。在混乱巾，60多个骚乱分子和围观群众受伤，10人死亡。
为了维护拉萨乃至整个西藏正常的工作，生产和生活秩序，保障公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国务院根据宪法第89条第16项的规定下令：拉萨自3月8日零时实行戒严。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多吉才让根据国务院令，3月7日至8日，连续发布了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第1号至第6号令，就实施戒严作出具体规定。这些政府令规定：自1989年3月8日零时戒严期间，严禁集会、游行、罢工、罢课、请愿和其他聚众活动，戒严区实行交通管制措施。非经许可，外国人不得进入戒严区。现在戒严区的外国人除经批准者外，限期离开。对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的一律收缴。对制造骚乱的可疑分子和可能隐藏罪犯的处所及其他可疑地方，公安机关和戒严人员有权进行搜查。对于抗拒或煽动他人抗拒戒严措施者，依法从严惩处。绝不允许任何人在任何场合以任何方式煽动分裂国家，制造骚乱，聚众冲击国家机关，破坏公共财产，以及进行打、砸、抢、烧行为。一经出现上述行为的人可当场拘留，如遇抵抗，值勤人员依法处置。对通令所指现行犯罪或在犯罪后被发现的犯罪人员，任何机关、单位、团体和公民要立即将其扭送司法机关，司法机关应尽快查明其罪行，依照有关法律从重从快惩处。凡策划、制造和参与骚乱活动，进行打、砸、抢、烧及窝藏犯罪分子和赃物的人员，必须立即投案自首，争取宽大处理。
拉萨的骚乱事件是达赖集团和国内少数分裂主义分子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地策划和煽动的分裂国家、破坏民族团结的严重政治事件，是违反国家宪法和法律的犯罪行为。国务院在危急时刻决定实施戒严，是非常及时、完全必要的正确决策，保护了西藏人民的正当权利，维护了祖国的统一。3月9日，拉萨绝大部分机关、企业和事业单位逐步恢复正常工作，商店陆续开门营业。一批参与骚乱的人开始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鉴于拉萨的局势已经恢复正常，国务院发布命令，自1990年5月1日零时起，拉萨解除戒严。
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
10月25日至11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10月25日上午，大会在人民大会堂开幕，邓小平主持了大会并致开幕词。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1936人，特邀代表61人，代表着全国4600多万名党员。另有不是党的十三大代表的十二届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候补委员和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纪委委员和党内部分老同志等共317人列席了大会。此时，中国改革开放出现蓬勃向上的局面，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都取得了很大成就，国家面貌发生了历史性的深刻变化。在这种新形势下召开的党的十三大的中心任务就是加快和深化改革，同时进一步加强党的建设。
会议的主要议程是：（1）听取和审议中央委员会的报告；（2）听取和审查中央顾问委员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报告；（3）审议并通过《中国共产党章程部分条文修正案》；（4）选举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央顾问委员会。
赵紫阳受中共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的委托向大会作了题为《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报告。报告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从对我国历史的回顾，对当前情况的认识，对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分析，对国际环境的比较等方面，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进行了精辟的论证，科学地阐述了党在这一阶段的任务、路线、战略、方针。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路线的继续、丰富和发展。
《报告》首先概述了我国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9年间的历史成就。指出这9年是建国以来国家经济实力增长最快，人民得到实惠最多的时期，国家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9年来的实践证明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是一条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在这条路线的形成和发展中，在一系列关键问题的决策中，在建设、改革、开放新局面的开拓中，邓小平同志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求实精神、丰富经验和远见卓识，作出了重大贡献。《报告》着重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进行了系统的深刻的阐述。指出正确认识我国现在所处的历史阶段，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首要问题，是我们制定和执行正确的路线和政策的根本依据。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包括两层含义：第一，我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第二，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我们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根据这一理沦，《报告》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
《报告》明确提出并系统论述了我国经济发展战略，阐明了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和目标，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近期目标和长远目标。关于经济发展战略，《报告》重申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确定的分三步走的部署。并强调最重要的是走好第二步，即到本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大会确定的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围绕转变企业经营机制这个中心环节，分阶段地进行计划、投资、物资、财政、金融、外贸等方面的体制的配套改革，逐步建立起有计划商品经济新体制的基本框架。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报告》提出长远目标是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效率、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近期目标是建立有利于提高效率、增强活力和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领导体制，并指出，改革的关键是党政职能分开。
《报告》还对在改革开放中加强党的建设提出了具体要求。也就是四个方面的改革：党的领导制度的改革，党内生活制度的改革，加强党风建设及其工作方式方法的改革和党的宣传工作、干部工作、纪检工作的改革。
接着，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十二届中央委员会报告的决议》，认为这个报告是党和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际紧密结合起来的成果。决议号召全党同志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下，在十三届中央委员会领导下，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牢牢掌握这条基本路线所规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加强党的团结，加强党与全国各族人民的密切联系，同心同德，振奋精神，埋头苦干，开拓创新，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而努力奋斗大会还讨论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部分条文修正案》、《中央顾问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
经过充分酝酿和民主选举，大会产生了新的中央委员175名，中央候补委员110名，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200名，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69名。新选出的中央委员会向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迈出了重要一步。
中共十三大经过8天工作，圆满完成了各项任务，在民主、团结气氛中闭幕。这次大会是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历史性伟大转折以来，又一次具有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的会议。大会第一次系统阐明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明确提出了党在这一阶段的基本路线，并依据这个理论和基本路线制定了加快和深化改革的基本方针以及加强党的建没的任务和措施。大会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将指导着全党和全国人民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胜利前进。
月2日召开的十三届一中全会，选举赵紫阳、李鹏、乔石、胡启立、姚依林为政治局常委，赵紫阳为总书记；决定邓小平为中央军委主席，赵紫阳为第一副主席，杨尚昆为常务副主席；批准陈云为中顾委主任，乔石为中纪委书记。政治局常委向全会提出：邓小平虽然退出了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常委会，但他作为党和国家重大问题决策人的地位和作用没有改变，在重大关头仍然需要他掌舵。这是党的事业的需要。这个意见得到了全会的赞同。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形成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邓小平理论的基石和理论基础，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依据的根本，是对我国基本国情的科学概括。这一科学理论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解放思想和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背景下逐步形成的。它是中国共产党正确地分析国情和对社会主义进行再认识的成果的总结。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酝酿阶段。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通过拨乱反正，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党和国家领导人开始从基本国情出发来认识我国所处的发展阶段。1979年9月，叶剑英同志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的讲话中指出：“在我国实现现代化，必须要有一个从初级到高级的过程。”这就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酝酿拉开了序幕。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一次明确提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阶段”的论断。同时指出，“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由比较不完善到比较完善，必须要经历一个长久的过程”。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政治报告指出：“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现在还处在初级发展阶段”，“物质文明还不发达”是这个阶段的主要特征。这样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认识一步步加深。1984年1月，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一决定阐述了不少关于初级阶段理论的重要思想。如“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不能把贫穷当作社会主义”，特别是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并明确指出，“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这些思想为初级阶段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石。1986年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方针的决议》，再次重申“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并以此为依据阐述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方针。可见，我国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认识是随着改革的逐步推进而由浅人深，不断发展的。
第二，形成阶段。党的十三大召开前夕，全党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断作了充分的讨论和研究。在此基础上，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党的十三大要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定规划。”这次谈话为党的十三大充分论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作好了准备。
10月，党的十三大政治报告集中了集体的智慧，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进行了精辟的阐述。科学地阐明了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含义、历史地位、客观依据以及这个阶段的主要矛盾、根本任务和指导方针、基本路线等一系列问题，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包括两层含义：第一，我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第二，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我们制定一切方针政策都必须从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而不能脱离实际，超越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泛指任何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都要经历的起始阶段，而是特指我国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在我国，这一阶段至少需要上百年时间，即从本世纪中叶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到下个世纪中叶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实现，都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因此，在这一阶段，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根据这一主要任务，党制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中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概括起来就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此外，还制定了这一阶段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这个任务已经基本实现；第二步，到本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下个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
十三大的召开，促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最终形成。此后，党通过不断总结经验，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这一理论。
第三，发展阶段。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谈话在总结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基本实践的基础上，丰富和发展了包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在内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报告以邓小平南巡谈话为指导，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概括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构建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新体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上，作出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强调这是一个至少上百年的很长的历史阶段，制定一切方针政策都必须以这个基本国情为依据，不能脱离实际，超越阶段。这就使得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成为我们制定一切方针政策的基本依据。
9月，党的十五大政治报告再次用较大篇幅阐明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使党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十五大报告在四个方面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一是全面系统地阐发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特征，并把它概括为九点。二是在党的纲领中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概念，这在马克思主义历史上是第一次。报告还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形成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这是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突破和创新。三是对这一理论的现实意义作了新的阐述。强调要“对所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要有统一认识和准确把握”。四是突出了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同稳定的关系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极端重要意义。
台湾当局开放台胞到大陆探亲国民党退居台湾后，一直坚持“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三不”政策，严禁台湾同胞回大陆探亲。随着形势的发展，尤其是在台湾各界人士的强烈要求下，台湾当局决定取消大陆探亲禁令。1987年9月16日，蒋经国提议，由李登辉、俞国华、倪文亚、吴伯雄、何宜武组成五人专案小组，讨论制定探亲原则。1987年10月14日，台湾国民党中央常委会通过了国民党中常委五人专案小组制定的大陆探亲方案。该方案规定，除台湾的“现役军人及现任公职人员外，凡在大陆有血亲、姻亲、三亲等以内的亲属者，得登记赴大陆探亲”。
同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有关方面负责人就台湾当局允许台胞回大陆探亲一事，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指出台湾当局采取这一措施对两岸人民交往是有利的，热情欢迎台湾同胞到祖国大陆探亲旅游。这位负责人说，我们热情欢迎台湾同胞回大陆探亲，保证来去自由。我们将尽力提供方便，给予照顾。同时还表示。两岸同胞探亲应该有来有往，允许台湾同胞到大陆探亲，也应当允许大陆同胞到台湾探亲。对来往探亲的同胞，不应有不合理的限制。希望台湾当局采取更加积极的态度。
海内外一些知名人士认为，台湾当局开放赴大陆探亲，是海峡两岸对峙30多年的突破性转变，但还太保守，应允许到大陆“观光寻根”。
日，台湾“行政院内务部长”吴伯雄宣布了有关台胞赴大陆探亲的实施细则，细则定于11月2日开始实施。这一细则规定，台湾同胞赴大陆探亲须向台湾红十字会提出申请，填具表格写明探亲对象、亲等，无需提出大陆亲人的证明文件，也不需保护人，申请签证费用为1000元（新台币），经核准后转交台湾人出境管理局办理。“政府”对赴大陆探亲者由入出境管理局发给入出境证。实施细则还规定，赴大陆探亲每年以一次为限，每次可停留3个月。另据台湾《中国时报》报道，实施细则还规定，民众赴大陆探亲返台后，须向台湾红十字会领取定式表格，填报在大陆活动的状况，内容包括“在大陆所到之地、拜访的亲友”等。对于台胞到大陆探亲返台后所携带的物品，当局将“有所限制”，但将比现行标准有所放宽，其放宽的具体规定，将由“内政”、“财政”两部另作研究。
日，经国务院批准，国务院办公厅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台湾同胞来祖国大陆探亲旅游接待办法的通知》。《通知》指出，祖国政府热诚欢迎台湾同胞回祖国大陆探亲和旅游，保证来去自由。台湾同胞回祖国大陆探亲旅游，须申请办理旅行证件。在香港地区，由中国外交部驻香港签证办事处处理，或由香港中国旅行社代办；在美国、日本或其他国家，由中国驻外使、领馆办理旅行证件。台湾同胞来大陆时，海关凭上述旅行证件，对其携带的行李物品，在自用合理数量范围内，从宽验放。台湾同胞在大陆购买飞机票、火车票、船票及住宿饭店，享有与大陆旅客同等的待遇。凡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开挂牌可自由兑换的外汇，台胞汇入、携人和兑换均无限额。中国银行和经国家外汇管理局批准经营外汇业务的其他银行及设在机场、宾馆、商店的代兑点办理兑换业务，台胞在上述银行可开立外币存款帐户，支付外币利息，存取自由，本息都可自由汇出。台湾同胞可以与大陆同胞一样，到各地自由参观、旅游。回祖国大陆探亲、旅游的台湾同胞，就遵守祖国政府的各项法律和规定，尊重当地的社会习俗。
日，民革中央负责人就台湾国民党中央常委会通过有关台湾同胞来大陆探亲一事发表谈话说，这在海峡两岸骨肉同胞被人长期隔离之后，能够有机会公开来大陆探亲、扫墓，是值得庆幸的。这位负责人指出，思亲念乡，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我们民革成员有许多亲朋故旧是台湾国民党军政人员，限制他们来大陆与亲人团聚，颇感遗憾。他殷切希望国民党当局也能做到保证来去自由，公平合理。
日，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和中华全国台胞联谊会的负责人，就台湾当局开放台湾同胞赴大陆探亲一事分别发表谈话，表示热烈欢迎台湾同胞来大陆探亲旅游，同时希望台湾当局不要阻挠大陆台胞赴台探亲祭祖。
乡镇企业异军突起
乡镇企业是中国农村企业的统称。它包括镇、乡、村兴办的企业，农民联营企业和个体企业。乡镇企业是中国农村工业化的一种独特的形式，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一种自由企业制度。
乡镇企业的前身是社队企业，50年代末，人民公社在“公社也要大办工业”的口号下，兴办了大量用土法和半土半洋法进行生产的小型钢铁厂、小煤矿、小发电站、农机修造厂、食品加工厂等工业单位。据记载，1956年2月，江苏省无锡县东亭镇春雷村成立苏南第一家高级合作社时，原属互助组、初级社的一家造船厂就并人了这家生产资料完全公有的合作社，这家造船厂就是苏南第一家集体所有制的乡镇企业。这可能是全国最早的乡镇企业之一。不过，当时由于条件的限制，这些被称为社队企业的乡镇企业发展十分缓慢而且不平衡。
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社队企业也开始了历史性的转折。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指引下，我国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得到普遍推行，农村生产力获得极大的解放和发展，广大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冲破旧观念、旧体制的束缚，因地制宜，以多条投资渠道、多种经济成分、多种生产方式，登上了农村企业的大舞台。
农村企业为农民走向富裕开辟了广阔的天地。政府对此也十分赞赏，并通过提供低息或无息贷款、减免税收等给予大力支持。这样，乡镇企业迅速茁壮成长。1984年初，中共中央决定，在兴办社队企业的同时，鼓励农民个人兴办或联合兴办各类企业。当时农牧渔业部向中央呈送了“关于开创社队企业新局面的报告”，3月，党中央、国务院批转了这个报告。从此，社队企业正式更名为乡镇企业，四个轮子（包括乡办、村办、户办、联户办）一起转，六大产业（包括农、工、商、建、运、股）同发展的局面开始形成。一直到80年代末，乡镇企业发展的外部环境都非常宽松。
，乡镇企业发展到1750多万个，年总产值4764亿元，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50.4％，第一次超过了农业总产值，其中工业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1／4。乡镇企业从业人员达到近9000万人，实现税利640多亿元，其中上交国家税金185亿元，占全国各种税收比重的8.7％。出口创汇达50亿美元，占全国出口产品收购总值的14.3％。乡镇企业已经成为农村各种经营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村经济的重要支柱，广大农民致富的重要途径，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国家经济发展的一股重要推动力量。这是农村经济的一个历史性变化。随着乡镇企业的发展，兴起了一大批小城镇。这为缩小工农差距创出了一条新路。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作出了关于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的论断。
不过，这一时期的乡镇企业还没有脱离“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窠臼，它的生产方式大部分以劳动密集型为主，产品也不那么精细，无论从资源、效率还是环境保护、市场竞争等方面来说，都不具备任何优势。从1989年到1991年，乡镇企业经历了一个整顿提高阶段。国家采取了“调整、整顿、改造、提高”的方针。由于银根紧缩，大批乡镇企业被迫关停并转，相当数量的乡镇企业职工又重新回到了农田。然而正是这个大浪淘沙、优胜劣汰的机会，迫使部分乡镇企业苦练内功，强化管理，引进国外资金、技术、设备和管理经验，并到国外寻找市场。无形之中，外向型经济迅速发展起来，使乡镇企业与国际大家庭日趋融合。
春天，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视察南方重要谈话的发表，把我国改革开放带入一个新阶段。邓小平认为，乡镇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三大优势之一，给亿万农民和广大乡镇企业干部职工以极大的鼓舞。乡镇企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潮中又一次跃上浪尖，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这一时期的乡镇企业你追我赶，形成了一种大干快上的“四高”（高速度、高起点、高投资、高效益）、“四大”（大改革、大开放、大发展、大提高）新局面。到1996年，乡镇企业从业人员和利税总额分别达到了1978年的4.8倍和56.8倍。5000多家乡镇企业达到了国家大中型企业的标准，有近600家企业取得了进出口经营权；广东的容声冰箱、福建的安尔乐卫生巾等200多个乡镇企业产品被农业部确认为名牌产品；1000名乡镇企业家受到农业部表彰。
为了改变东西部乡镇企业发展不平衡状况，国务院总理李鹏于1993年2月14日发布《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中西部地区乡镇企业的决定》，对中西部乡镇企业的税收、贷款、人才以及东西部经济联合等优惠政策作了详尽的说明。1994年，《乡镇企业东西合作示范工程》出台，大批东部乡镇企业的资金、人才涌入西部。东部地区在发展外向型经济，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同时，腾出一部分商品市场、一些资源加工型、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地区梯度转移，从而带动了中西部乡镇企业的发展；中西部企业的发展又为东部地区发展高精尖产品、发展外向型经济创造条件，同时也为东部地区提供了广阔的市场，从而实现全国乡镇企业的大发展、大提高。
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乡镇企业法》公布实施，标志着乡镇企业开始走向法制化发展轨道。1月14日国务院首次召开全国乡镇企业工作会议；3月11日，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加快乡镇企业发展的文件。从此，乡镇企业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1998年4月21日，江泽民总书记发表了“要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的高度来认识乡镇企业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的重要讲话，极大地激发了乡镇企业干部职工的积极性。广大乡镇企业面对国内外市场的严峻挑战，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质量效益为中心，以加快发展为重点，整体素质、运行质量和经济效益提高到了一个新水平。1997年，乡镇企业创造增加值2万亿元，比1996年增长17％，利润总额达4800多亿元，比1996年增长了11％。
乡镇企业的发展，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的收入，改善了农民的生活。“八五”期间，农民纯收入净增部分的一半来自乡镇企业。1997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1／3来自乡镇企业。江苏华西村、天津大邱庄、北京韩村河、河南郑州南街村的崛起，也说明乡镇企业给农村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乡镇企业不但是农民增收的重要来源，而且成为增加集体积累、兴办公益事业的坚强支柱。集体经济实力的壮大，有力地促进了农村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等公共福利事业和水利、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的发展。乡镇企业的发展还促进了农业产业化和小城镇建设，这三者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主线，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新局面。乡镇企业是中国改革开放带来的成果，是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乡镇企业的发展为农村现代化走出了一条新的道路。
改革取得新成就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并在各个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在短短八年的时间里，我国的改革从农村发展到城市，从生产领域发展到流通、分配领域，从微观搞活企业发展到宏观改善管理，从所有制形式、经营方式发展到政府管理机构职能和设置，取得了重大的成就。
农村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随着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与完善，以及调整农副产品收购价格等一系列方针政策的实施，理顺了农民同集体的关系，调整了农村产业结构。1986年，在农业总产值中林、牧、副、渔所占比重已达51％，工农业产品的商品率已达63.9％。农村的经济效益也普遍提高。1986年平均每个农村劳动者创造的农村社会总产值比1978年提高1.2倍，粮棉油亩产分别增长39.1％到83.3％。1986年以农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产值比1978年增长1.4倍。农业的迅速发展为整个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创造了条件。
发展了多种经济形式和经营方式，激发了城乡经济的活力。在改革、开放、搞活政策的指引下，我国调整了所有制结构，使各种经济形式得到共同发展。到1986年，在工业总产值中，全民所有制比重从1978年的80％降为70％，集体经济从不到20％上升到28％，个体经济和其他经济从无到有达2％。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国营商业从90％降为40％，集体商业从7.4％上升到36％，个体和其他商业从2％上升到24％。城市则根据企业不同情况，发展了承包、租赁和多种形式的经营责任制以及一些经济单位相互参股、联合经营的形式。横向经济联合蓬勃发展，全国已出现各种经济联合体32000多个。
扩大了企业自主权，增强了生产经营活力。通过扩大企业自主权，增强了企业自我改造、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能力。到1986年底，国营工业企业自筹基建投资比重已占20％以上。通过改革企业经营机制，全国56.5％的企业实行厂长负责制，75％的大中型国营工业企业实行各种承包责任制，43％的国营小型企业改为集体经营、租赁或个人承包以及其他经营方式，极大地调动了企业生产经营积极性。据不完全统计，有3000多个国营工业企业实行了承包、租赁经营。
对计划体制进行了初步改革，市场机制开始发挥重要作用。农业方面，改革了过去对粮食、棉花等重要农产品的播种面积和产量下达指令性计划的做法，全部改为指导性计划。工业方面，国家计委管理的工业生产指令性计划产品品种，由127种减少到60种。流通方面，国家统配物资由259种减少到26种，极大地调动了企业发展商品生产的积极性。改革了投资体制，下放了投资审批权限。对一些中心城市和沿海开放城市以及一些企业集团则实行计划单列。
改革了流通体制，使商品市场迅速发展。到1986年底，商业部直接计划管理的商品，已从1979年的188种减少到23种，企业在完成统一管理的商品生产计划以后，增产的产品也全部自销。在流通环节上，按照多种所有制形式、多种经营方式和多条流通渠道、减少流通环节的“三多一少”原则，兴建了大批贸易中心、批发市场、农贸市场，商饮务修理的网点大大增加，方便了人民的生活。此外，我国的生产资料市场、短期资金市场、技术市场等也有不同程度的发展。
改革了不合理的价格体系和过于集中的价格管理体制。许多主要农副产品改为议价购销或实行国家指导价。国家统一定价的品种范围由113种减少到25种。多年难以解决的工农业产品“剪刀差”问题初步解决，比价逐步趋向合理。1985年在城市放开蔬菜、肉类、禽蛋、水产品等主要副食品价格，刺激了农副产品的生产，使供应质量和数量都有了很大提高，减少了财政补贴。在工业品方面，先后调整了有关生产资料的价格，调整和放开了部分消费工业品价格，1000多种小商品价格陆续放开。这样促进了消费工业品的生产和流通，改善了产品结构和市场供应状况。
对工资制度和劳动制度进行改革，开始打破“大锅饭”、“铁饭碗”。1984年以前主要是补偿性的调整工资和恢复奖励制度，扩大企业在奖金分配上的自主权。1984年改革以后，企业大部分实行奖金随经济效益浮动，一部分大中型国营企业试行了工资总额同企业经济效益按比例挂钩浮动的试验。1985年机关实行了以职务工资为主的结构工资制，下半年将企业原有的300多种工资标准在一个地区内简化为三类产业五个工资标准。1986年在进行消化完善的同时，又进行了新的改革探索。在劳动制度的改革上也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改革了财政、税收体制，发挥了税收的调节功能。先后实行了企业基金、利润分成、利改税和各种形式的盈亏包干等扩大企业财力的利润分配制度，还逐步提高了折旧率，从1985年起企业的折旧基金全部留归企业使用。1980年起，先后对地方财政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和“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的预算管理体制，地方财政预算的总财力，已占国家预算的49％。1984年实行第二步利改税，并开征了资源税和城市维护建设税。这些都有利于发挥经济杠杆的调节功能。
改革了金融体制，发展了资金市场。初步形成以中国人民银行为领导、四大专业银行为支柱的金融组织体系。此外，还建立了中国投资银行、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中国交通银行等50多家信托、投资机构。同时发展了一批集体的非银行的金融机构。开始出现初级资金市场。1986年城市间融通资金达到300多亿元。经济建设资金已由财政渠道为主转为信用渠道为主。在每年投向生产、建设、流通的资金中，由财政渠道开支的已从76.6％降为31.6％。由银行渠道解决的则从23.4％上升为68.4％。
进行了城市综合经济体制改革的试点，增强了城市的经济功能。为了打破长期形成的条块分割、地区封锁的局面，大力发展了以城市为依托，以大中型企业为骨干，以产品、资源开发为中心的企业间和地区间的横向经济联系，城市的财权和经济管理权限有所扩大。全国综合改革试点城市已达72个，中等城市政府机构改革试点城市16个，还在一些城市实行住宅商品化试点。城市已成为推动改革前进的阵地和重要力量。
实行对外开放，扩大同世界各国经济技术贸易关系。从实行对外开放以来，我国先开放广东福建两省，建立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接着又开放了沿海14个城市和海南行政区。然后开放了长江、珠江三角洲和闽南三角地带。从南到北形成一个开放前沿地带，这对全国的搞活、开放具有重大意义。与此同时，我国在海外开办了277个合营独营企业，50多家公司经营了对外承包工程业务。
进行了科技、教育体制的改革，以及上层建筑领域的部分改革。1985年随着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进行，科技、教育体制改革便提上了议事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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