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中国把改革放在首位，城乡改革向纵深稳步发展。在农村改革方面。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农村工作总的要求是：巩固、消化、补充改革已取得的成果，改善农业生产条件，组织产前产后服务，推动农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地发展。农村改革在农业的自我服务及横向联系上又有新突破，农村商品市场开始建立，多种经济成分并存、交融的格局正在形成。在城市改革方面。国务院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工作会议，着重讨论了加强企业之间的横向经济联合问题。城市经济改革围绕增强企业活力这个中心环节，在改革工业企业领导体制和管理体制、商业流通体制、金融体制等多方面进行了探索，迈出了新的步伐。
这一年，我国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格局已初步形成。为更加积极地吸引外资，国务院作出鼓励外商投资的22条规定。明确了对外商投资企业在税收、费用等方面的具体优惠办法。我国完善外商投资环境的工作取得实质性进展。中国成为亚洲开发银行的正式成员国，为我国通过利用外资和引进技术加快自身经济发展开辟了新的渠道。中国还向关税和贸易总协定总干事正式提出恢复中国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的申请，这是中国加强多边经贸关系的又一积极步骤。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取得了新的进展。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制定了新的历史时期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纲领性文献。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贪污腐败等社会不良现象滋长蔓延，本年度发生了几起震惊全国的大案要案。年底。受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影响，部分城市的学生举行集会游行。这说明，端正党风和社会风气的工作依然艰巨。
“星火计划”的实施
9月，国家科委拟订了促进地方经济振兴的科技项目“星火计划”，其目的是准备在着重抓好对国计民生有重大战略意义的中长期项目的同时，抓一批针对中小企业特别是乡镇企业有示范和推广意义的，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的“不显眼”的适用技术项目，以提高中小企业、乡镇企业和农村建设的科学技术水平，为地方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植入新的胚胎。命名为“星火”，是取“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寓意。1986年1月，国务院批准该计划实施。
“星火计划”是针对我国中小企业，特别是乡镇企业的实际情况提出来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经济生活中出现了两股相辅相成的新趋势，一是中小企业，特别是乡镇企业蓬勃兴起，异常活跃；二是随着农村经济结构的变化，提出了农村全面建设的新要求。这两个方面的健康、持续的发展，迫切需要有科学技术的指导与武装。从科技工作来说，经过多年的努力，已有相当多的科研成果的积累，只要认真抓好推广应用，有的只需要科技部门扶持一下，就可以很快实行商品化。同时，广大农村有1000万高中毕业生，1000多亿元资金，这些为计划的实施做好了人力和物力的准备。
国家科委与各地有关部门商讨决定了选择“短平快”项目的五条原则，即必须瞄准国内外市场需求；确有资源和技术方面的优势；技术成果商品化周期短，经济效益显著，有可能在一两年内投产，五年左右收回资金；具有示范意义，能够为推广应用提供成套成熟技术或提供设备，并可以成为地区培训基地；优先选择那些可以创汇或能减少进口的节汇项目。
经过考察分析，国家科委确定“星火计划”的“短平快”项目包括24个重点方面。准备先在山区开发、水产、养殖业、畜牧业和农副产品加工等领域先选择若干项目，尽可能做到抓一个示范点带一片连一串（一个行业或者产供销一个系列）。这样每年抓几十项、上百项，就可以带动成百上千个技术成果向商品转化，24个方面的重点就可以形成24个规模可观的产业。
在具体做法上，对拨款方式进行改革，实行“匹配拨款”制度。原则上采用各方集资的办法，即由地方财政和承担项目的企事业分别集资1／3以后，国家才给予“匹配支持”1／3投资。对合同的执行要充分发挥银行监督作用。成功的，国家投资分期收回；失败的，风险均摊。这样就会避免过去抢分国家投资的弊病，可望效益有较大提高。
国家对这项计划非常重视。国务院领导指出，这是一项既有现实利益又有长远利益的事业。农业结构改造，不发展乡镇企业不行；发展乡镇企业，不依靠科技不会有前途。两者结合将可能闯出适合中国国情的新路。因此，应作为一项基本政策长期坚持下去。这样做，必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星火计划”不编制长期计划，只编制两年计划，并采取滚动方式，每年对计划进行一次调整、补充、改善和提高。计划的具体组织实施，分别由各省、市、自治区、计划单列城市和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七五”期间，“星火计划”支持和引导性目标有5项：（1）开发100类适于乡镇企业的成套技术装备并组织批量生产；（2）建立500个技术示范性乡镇企业，为他们提供全套工业技术管理规程、产品计划和质量控制方法；（3）短期培训100万在职知识青年和基层干部，使他们掌握一两种本地区适用的先进技术；（4）在12个山区、滩涂和中低产地区进行区域性开发；（5）促进建立一批出口商品基地和副食品基地。“八五”期间，则主要是在全国范围内形成300个支柱产业和100个区域综合开发区及相应的服务体系，继续开发100套先进适用的技术装备，培训200万名科技人才。
到1988年底，“七五”期间的目标全部完成。科技星火燃遍了全国2000多个县、市，“星火”项目已达1.5万个，有的已形成燎原之势。据对已完成的1万个项目的统计，4年已累计新增产值221.8亿元，创利税55.3亿元，创汇节汇23.54亿美元。投入产出之比高达1：3。如果加上项目扩散所产生的连锁效益，投入产出比更大。全国有40多万名科技人员在中小企业、乡镇企业和贫困地区大显身手，培养了250万名懂科技的能人干才，使科技火种撒遍了祖国大地。
列人计划的乡镇企业的命运更是充分显示了“星火”的威力。在1989年市场一度疲软的情况下，星火示范企业都经受住了考验。据对广东、浙江两省调查，分别有93％和90％的星火示范企业依然呈现出发展速度快、经济效益好的势头。1989年11月，在杭州举行的“全国星火产品展销会”，5天成交额达20.5亿元，使一度冷落的技术市场掀起了高潮。
为推动“星火计划”的实施和农村产业结构的变革，国家科委于1988年发布并组织实施星火奖。它归属国家进步奖，分国家级和省市级。国家级星火奖分为星火科技奖、星火人才培养奖、星火管理奖、星火示范企业奖。1988年12月的首届授奖仪式共奖励了138个项目、企业和个人。
“星火计划”的实施在国际上也引起强烈反响。1990年在新加坡举行的“中国科技成果展览会”上，参展的星火项目不到30％，其成交额却占总成交额的90％。联合国有关人士认为，中国的成功，为发展中国家农村经济的发展树立了一个样板。1990年，联合国出资拍摄了一部“星火计划”专题片，准备向一些发展中国家推荐。
播撒星火，意在燎原。发展农村支柱产业，即开发和有效利用区域内的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形成具有较大规模或者连片发展，能够为社会提供大量优质商品，创造更多经济效益，并对一个区域的农村经济发展有举足轻重的影响的产业，是“星火计划”发展的必然趋向。这种支柱产业，这种燎原趋势，在一些地方已开始崭露头角。我国在畜牧、养殖、珍贵毛皮动物、食用菌、饮料、果品、保健药品方面，已形成了一批产品产值超亿元的产业。
“星火计划”孕育了田野的希望，它把科技的火种撒向广阔的农村大地，以卓有成效的示范，告别贫困、解决温饱，引导八亿农民走上科技致富之路，取得了有目共睹、有口皆碑的显著成就。它探索出了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科学技术与农村经济相结合的道路，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做出了贡献。
中共中央发布农村工作的指示
1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1986年农村工作的部署》，即1986年中央一号文件。
文件首先分析了当前我国农村形势，指出：我国农村在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后，1985年又在改革农产品统派购制度、调整产业结构方面迈出了重大的一步，成效十分显著，农村经济搞活了。但是，农业现有的物质基础还十分脆弱，部分地区农民种粮积极性有下降的迹象，在新旧体制交替过程中出现了许多不协调现象，城乡改革汇合后各方面利益关系的调节更为复杂。摆在我们面前的难题是很多的。因此，“1986年，农村工作总的要求是：落实政策，深入改革，改善农业生产条件，组织产前产后服务，推动农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的发展”。
文件要求进一步摆正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强调：“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党坚持以农业为基础这个方针，取得确实效果。随着情况的发展变化，继续坚持这一方针，必须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为保持工业与农业的均衡发展，从‘七五’计划开始，国家对农业基本建设的投资和事业费，将适当增加；国家从征收的乡镇企业所得税和工商税的增长部分中，拿出一部分用于扶持农业；从乡镇企业征收的奖金税归乡财政掌握（没有乡财政的由县财政代管），也用于农业，不准挪用。为鼓励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对于粮食合同定购方法将不断加以改进，并稳定农用生产资料的销售价格，继续实行对农用生产资料的补贴，对有困难的小化肥厂减免税收，以便降低化肥销价。为提高农民扩大资金积累的能力，对农民的税收要控制在合理的水平上，并严格禁止乱摊派、乱收费；要支持农民发展多种经营，广开生产门路，实行‘以工补农’。乡镇企业的贷款，应按地区按行业按用途区别对待，对应当鼓励的行业和后进地区，对流动资金和技术改造，可适当放宽。”
文件提出：要依靠科学，增加投入，保持农业稳定增长。强调科学技术必须为农村经济服务，发展农村经济必须依靠科学技术，这应当作为一条重要方针而突出起来。文件指出，当前，要着重发展适用于我国农业的新品种、新技术、新机具和新材料，促进多种经营各部门的技术改造，不断提高产品产量和质量，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劳动效率；要重视建立和健全各级农业科研、教育、信息、技术推广和经营管理等服务组织；各级科技、教育与经济部门，应当为实现“星火计划”在“七五”期问的计划密切协作，并本此方向，各自作出类似计划，加速农村各业的技术改造；有关科研机构和院校，在搞好适川技术研究推广的同时，要注意部署中长期的研究课题，充实科学储备。
文件就深入进行农村经济改革的诸方面进行了阐述，指出：“把粮食统购改为合同定购，是粮食收购制度的重大改革，只能逐步完善，不可因为粮食生产出现年度性波动就动摇改革的方向。为了保护和鼓励农民生产和交售粮食的积极性，将适当减少合同定购数量，扩大市场议价收购比重，并对签订合同的农民按平价供应一定数量的化肥，给予优先贷款。在调整合同定购数量时，要注意照顾那些粮食增产潜力大、其它生产门路少的地区。在经济发达地区，粮食合同定购数量应保持稳定，主要通过乡镇企业‘以工补农’的方式，对生产和交售粮食的农民给予合理的补偿。”“流通领域必须坚持实行多渠道经营。国家商业一定要加快改革的步伐，增强经营活力，解决流通费用过高的问题。利用自已的条件，掌握必要的货源，积极参与市场涮节，发挥平衡供求的关系。”文件强调，在调整产业结构中，要正确处理粮食生产和多种经营的关系。粮食生产和多种经营必须统筹兼顾，密切结合，相互促进。同时，在我国现阶段，农业和农村工业必须协调发展，既不可以工挤农，也不可以农挤工。特别是兴办乡镇企业，为我国农村克服耕地有限、劳力过多、资金短缺的困难，为建立新的城乡关系，找到了一条有效的途径。中央各部门和各地方，都应当积极扶持，合理规划，正确引导，加强管理，使之保持健康发展。文件指出，农村商品生产的发展，要求生产服务社会化，因此，完善合作制要从服务人手。地区性合作经济组织，应当进一步完善统一经营与分散经营的双层经营体制。文件强调，社会主义的公有制为全体劳动者提供了劳动条件和发展机会，国家又掌握着调节社会收人的手段，这是实现共同富裕，避免两极分化的根本保证。但由于劳动者之间和地区之间所处的具体条件不同，出现先富后富和富裕程度的差别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我们在政策上既要坚持共同富裕的方向，又应承认发展的差别。总之，“一定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也一定要注意发展合作制度，实行税收调节，做好扶贫工作，并完善法制，保护合法权益，制止非法牟利，发展生产力，走向共同富裕”。
文件还要求切实帮助贫困地区，指出：“改变贫困地区面貌，需要从实际出发，分别情况，分级负责，分批治理。”应把重点放在帮助那些至今尚未解决温饱的最困难地区，经过调查，做出规划，拨出资金，采取有效措施，使之尽快得到温饱，逐步走上能够利用本地资源优势，自力更生发展生产、改善生活的道路。在一般的贫困地区，主要是落实政策，端正生产方针，在开发林、牧、矿业及其它土特产方面给予必要的支持，把经济搞活。文件要求国务院和有关省、自治区都要建立贫困地区领导小组，加强领导。利用各种渠道为贫困地区培养干部，同时从中央、省、地三级机关抽调一批优秀干部并组织志愿服务者到贫困地区工作。
文件最后就加强领导、改进领导提出了具体意见，指出，“今后，各个地方和各个部门都要维护党的政策的严肃性，提高执行政策的自觉性，在重大政策问题上不得各行其是。修改不适合情况的过时政策，必须通过民主集中程序。需要变通执行的，也必须请示报告，经过批准。执行中遇到困难时，要调查研究，积极探索，发挥主动精神，不能知难而退”。
农村经济的稳定发展对国民经济的全局至关重要，对实现本世纪末小康目标更具有决定的意义。中央希望各级领导和有关部门，密切协同，奋发努力，促进农村经济的全面振兴，夺取农村改革的全面胜利。
《关于1986年农村工作的部署》的公布发表，是农村工作中的一件大事。它对于动员全党进一步加强对农村工作的领导，切实贯彻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继续坚定不移地搞好农村改革，繁荣农村经济，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起到了巨大的鼓舞、推动、组织、指导作用。
我国的农村工作全面贯彻文件所提出的各项要求，取得了显著成果：农村经济避免了前几年发展中的大起大落，步人常规增长。粮食生产喜获丰收，比上年增产200亿斤，二、三产业发展势头良好，农民在产前产后各个环节上的自我服务及横向经济联合大有突破，商品生产中新的创造、新的事物遍地萌生，新的农村经济体制也逐渐显露出清晰的框架，农村商品市场开始建立，多种经济成分并存、交融的格局正在形成。农村经济在改革中步人稳定增长新阶段：查处严惩严重刑事犯罪和经济犯罪案件我国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政策以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断取得新的成就，我国的政治、经济形势总的来说，也是好的。但是，封建主义遗毒的影响，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污染和侵蚀，以及一个时期内，思想政治工作的削弱，给社会风气和社会治安带来一些复杂的情况。几年来，特别是经过1983年秋季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整个社会治安状况有了明显好转，人民群众普遍有了安全感。但是，各地工作发展不平衡，成果还不巩固。同时，在经济改革、开放、搞活的新形势下，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特别是经济犯罪活动增多，偷盗案件上升，某些社会丑恶现象又沉渣泛起。为此，1986年2月至3月，中央召开全国政法工作会议。研究和部署了1986年的政法工作。
会议强调要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毫不动摇地坚持人民民主专政，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和经济犯罪活动，坚决取缔和制止各种社会丑恶现象，在社会治安已经取得明显好转的基础上，实现社会治安的稳定好转，以保障社会安定，更好地为经济的改革、开放、搞活服务，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关于继续开展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的斗争，中央要求对那些杀人、放火、爆炸、强奸、抢劫和流氓集团等危害人民安全、破坏社会秩序的严重刑事犯罪分子，必须依法从重从快惩处。对一切严重危害社会风气的腐败丑恶现象，要坚决制止和取缔。
中央要求在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分子的同时，要下大决心严厉打击严重经济犯罪活动。鉴于打击严重经济犯罪活动比之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更为复杂，中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加强领导，各级公安、检察、法院、司法部门都要作为重要任务之一，协同动作，密切配合，互相支持。经济犯罪活动不管牵涉到谁，都要依法查处，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应追究刑事责任的，不能以经济处罚代替刑事处罚，不能以党纪、政纪处分代替依法惩处；不能把查实的经济犯罪当成不正之风处理，不能把查实的渎职罪当成官僚主义处理。中央要求依法抓紧查处经济犯罪的大案要案，从严惩办严重经济犯罪分子。
各地公安、法院、检察院、司法等有关部门，周密部署，认真贯彻执行全国政法工作会议精神，以邓小平“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的意见作为工作的指导思想，协同配合，互相支持，突出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和经济犯罪活动，经过一年的努力，使这项斗争取得了重大胜利。
在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方面，1986年，各级检察机关同有关部门密切配合，重点打击了杀人、强奸、抢劫、爆炸、重大盗窃和拐卖人口等严重刑事犯罪分子，全国检察机关批准公安机关提请逮捕的人犯315000多人，决定起诉319000多人，追捕6400多人，追诉3800多人。各级人民法院共审结刑事案件298000多件，判决人犯32.5万多名。在全部人犯中，被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的，绝大多数是属于流氓犯罪集团、杀人、抢劫、强奸等7个重点打击方面的犯罪分子。1986年全国刑事发案率为万分之五点二，从1981年的万分之八点九和1982年的万分之七点四降了下来，连续三年稳定在万分之五左右。在全国大多数地方，直接危害社会治安、人身安全和公共安全的暴力性犯罪案件明显下降了，社会治安的局面在总体上是稳定的。
，打击经济犯罪的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全国检察机关全年共受理各类经济犯罪案件81591起，比1985年增长72％；立案侦查49557件，比1985年增长3.3倍；结案49532件，比1985年增长90％。通过办案，追缴赃款赃物价值8亿多元，超过了前7年的总和。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全年受理经济犯罪案件78133件，比上年增加55.52％。除走私案件的收案比上年增加44.74％以外，投机倒把、偷税抗税、行贿、受贿、诈骗公共财物等案件都比上年增加一倍至二倍。在被判处刑罚的严重刑事犯罪分子中，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直至死刑的。比上年增加56.23％。这场斗争对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沿着社会主义轨道胜利前进，起了有力的保障和促进作用。
查处打击严重刑事犯罪和严重经济犯罪的斗争，总的来说，形势是好的，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不少地方一些重大经济犯罪案件还没有查清办结，新的犯罪还不断发生；在社会治安方面，一些重大恶性案件上升幅度较大，一些大中型城市和铁路沿线村镇的发案率较高，少数地方的社会治安问题还比较严重。因此，对严重危害社会治安和严重破坏经济的犯罪活动的斗争，仍然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任务。
实行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
实行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是我国科技人员管理制度的重大改革。它是经长期的演化而形成的。解放初期至1966年，我国基本上实行专业技术职务任命制度和职务等级工资制度，并形成多种技术职务系列。1966年以后，专业技术职务的晋升基本停顿。1978年恢复评定技术职称。到1983年暂停评定职称为止，全国共有595万专业技术人员获得技术职称。评定职称增强了专业技术人员在科技和经济建设中的责任感，提高了他们的社会地位，落实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激励了专业技术人员的进取精神，发现了一大批中青年优秀人才。但是，在实践中，也不同程度地出现了论资排辈、降低标准、扩大评定范围和片面强调学历、论文等问题。为了适应经济、科技、教育体制改革形势，对职称评定工作需要进一步改革。
，中共中央书记处先后3次专题研究职称改革方案，决定从1986年起，在全国有计划、有步骤、有领导地改革职称评定，实行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1986年2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实行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度的规定》，对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的基本内容、专业技术职务的设置、任职的基本条件、各级专业技术职务结构比例及工资额的确定、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委员会、聘任和任命、行政人员与专业技术人员相互兼任职务的问题、待聘人员的安排和待遇、待聘高级职务的设置、离退休问题等作了详细规定。随后，国务院又陆续批转了21个系列的专业技术职务试行条例和实施意见及5个靠用系列的请示报告和实施细则。实行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的工作在坚持试点的基础上逐步展开。
实行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的根本目的是精心选拔人才，合理使用人才，把真正优秀的人才选拔到学术、技术和经济等专业工作的职务岗位上来，使他们放手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挥聪明才智。
专业技术职务不同于一次获得后而终身拥有的学位、学衔等各种学术、技术称号。实行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度，应当根据实际需要设置专业技术工作岗位，规定明确的职责和任职条件；在定编定员的基础上，确定高、中、初级专业技术职务的合理结构比例；由行政领导在经过评审委员会评定的、符合相应条件的专业技术人员中聘任；有一定的任期，在任职期间领取专业技术职务工资。
专业技术职务系列由国务院有关部门根据需要提出，经中央职称改革领导小组审核后报国务院批准。各单位根据专业技术工作的实际需要，提出本单位选用专业技术职务系列和职务设置的意见，由相应部门核准。
专业技术职务的任职基本条件是：热爱祖国，遵守宪法和法律，积极为我国四化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具备履行相应职责的实际工作能力和业务知识；担任高、中、初级专业技术职务一般应相应具备大学本科、大专、中专毕业的学历（对虽不具备上述学历，但确有真才实学、成绩显著、贡献突出、符合任职条件的专业技术人员，也可根据需要聘任相应的专业技术职务。）；身体健康，能坚持正常工作。
实行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度，专业技术职务设高、中、初三级，也可以只设中、初两级或只设初级。专业技术职务的数量在国家规定的编制范围内有一定的限额，不同类别的单位和专业技术职务在不同档次之间应各有合理的结构比例。专业技术职务各档次（或等级）对应的职务工资标准，报劳动人事部核准。
评审委员会负责评议、审定专业技术人员是否符合相应专业技术职务任职条件。各部门和地方可根据实际需要分别建立高、中、初级职务评审委员会。本单位专业技术力量薄弱、不能成立评审委员会的，可由上级组织的评审委员会或聘请外单位专家与本单位专家共同组成的评审委员会承担评审任务。
事业单位的专业技术职务一般实行聘任制。三线、边远地区和不具备聘任条件的事业单位可以实行任命制，但应创造条件逐步实行聘任制。专业技术职务的聘任或任命都不是终身的，应有一定的任期，每一任期一般不超过五年。如工作需要，可以连聘连任。聘任或任命单位对受聘或被任命的专业技术人员的业务水平、工作态度和成绩，应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考核，考核成绩作为提职、调薪、奖惩和能否续聘或任命的依据。
行政领导一般不兼任专业技术职务。专业技术人员兼任行政领导职务的，任职期间的工资待遇，在专业技术职务工资和行政职务工资中，按较高的职务工资标准执行。
对于过去已获得职称的人员，原则上应承认他们具备担任相应专业技术职务的条件。实行聘任制后，对暂时未被聘任的专业技术人员，原单位要继续关心他们，区别情况，妥善安排，鼓励他们到更需要或更能发挥他们专长的单位去工作。在少数人才密集的部门或单位，凡确实符合相应高级职务任职条件的中年专业技术骨干，由于限额已满，未受聘任的，可有控制地确定“待聘高级职务”，领取相应的职务工资。
在实行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的同时，应坚决执行国务院有关离休、退休的规定。
改革职称评定，实行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是我国科技、教育体制改革的一个重大步骤，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各项改革的重要配套措施之一。各地认真贯彻执行国务院的各项规定，积极开展工作。据1986年底对全国24个省市60个部委的统计，有15％的专业技术人员实行了聘任制。实行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激发了专业技术人员奋发向上的进取精神，提高了他们的工作积极性，专业技术队伍的高、中、初级结构趋向合理，一批优秀的中青年专业技术骨干优先得到晋升和聘用，促进了人才的合理流动。
“863”计划实施
“863”计划是中国实施的高科技发展战略计划。8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新技术革命的兴起，引起了国际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深刻变化，许多国家都把发展高技术列为政治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实力和国际地位的重要标志。面对世界新技术革命浪潮的冲击，面对严峻的挑战局面，中国政府根据自己的国情，采取了有限目标，突出重点的方针，在一些重要领域跟踪世界先进水平，在有优势的领域里力争有所突破，改造现有的传统产业和建立新兴产业，逐步把整个国民经济移到新的技术基础上来。
3月3日，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陈芳允等4位老科学家上书中共中央，对跟踪世界水平，发展我国高技术发展提出建议。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十分重视这个建议。3月5日，邓小平对这个建议作了重要批示：“此事宜速决断，不可拖延。”在党中央部署下，国务院组织了全国200多位知名专家对我国高技术的发展战略进行了全面论证。经过反复讨论和修改，于同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下发了关于转发《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的通知。1987年3月召开的六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正式向国内外宣布这一纲要，并决定从1987年开始组织实施。该纲要因在1986年3月提出建议，故又称“863”计划。
“863”计划共确定7个技术领域的十几个主题，主题又分解为100多个专题、560多个课题。“七五”期间，先投资10亿元人民币，到2000年总投资约100亿元人民币。其主要内容是：生物技术，包括高产、优质、抗逆的动植物新品种、新型药物、疫苗和基因治疗、蛋白质工程；航天技术，重点是研究发展性能先进的大型运载火箭及新型空问运输系统，以提高我国航天发射的商业服务能力，为和平目的服务的空间科学和空间技术的研究，将继续进行；信息技术，包括智能计算机系统，光电子器件与微电子、光电子系统集成技术，信息获取与处理技术；激光技术，主要通过研究高效率和高质量的激光技术，带动脉冲功率技术、等离子体技术、新材料及激光光谱学等技术科学的发展，并注意扩大激光技术在生产加工及其它领域的实际应用；自动化技术，包括计算机综合自动化制造系统，智能机器人；能源技术，包括燃煤磁流体发电技术，先进核反应堆技术；新材料技术，重点是发电光电信息材料，耐腐蚀和重量轻的高性能结构材料及特种功能材料。
通过“863”计划的实施，力争达到以下的目的：（1）在几个最重要的高技术领域，跟踪国际水平，缩小同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并力争在我们有优势的领域有所突破，为本世纪末特别是下世纪初的经济发展和国防安全创造条件；（2）培养、造就一批新一代高水平的科技人才，使之学科配套，结构合理，有旺盛创造力和国际竞争力；（3）将开发成果尽快用于国民经济建设，为改造传统工业和建立新兴产业服务，推动工业、农业、服务行业等在本世纪末向现代化过渡；‘（4）为2000年后我国形成一定优势的高技术产业创造条件，为国民经济向更高水平的持续稳定发展准备后劲。
“863”计划是我国一项中长期的指令性计划。其特点是，一方面瞄准世界高技术发展的前沿；另一方面，我国的国情决定了用于高技术的经费又很有限。为使有限的人力、财力发挥更大的效益，决定采取如下的政策和措施：（1）打破地区、部门界限，集中优势力量，统一指挥，确保计划中所列项目的组织实施；（2）贯彻改革精神，由国家抓重大经济和科技项目，改变拨款方法，集中力量，择优支持；（3）充分依靠专家学者，按领域设立专家委员会，主题项目建立专家组；（4）大力协同，互相衔接，充分利用国内现有的试验设备和工作条件，实行多种形式的联合，集智攻关；（5）既要依靠自身的力量，集中各方面的优势进行攻关，又要充分利用我国对外开放的有利条件，采取灵活多样的形式开展国际交流合作，确保纲要实施。
到1996年，“863”计划实施10周年，中央在北京隆重举行“863”计划工作会议，表彰了一批在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人员，部分成果公开展出。10年来，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和关怀下，经过广大科技工作者的艰苦奋斗，顽强拼搏，“863”计划取得了辉煌的成果：在5个领域共取得研究成果1200多项。其中达到国际水平的有540项，有567项成果获国家或部委级奖励，成果获奖率达45.6％，获国内外专利244项。一批重大关键技术取得突破，我国科技整体实力大大增强。在36项关键技术中，60％在水平很低、几乎空白的情况下进入或超过了国际先进水平；11％达到或维持了国际水平；还有25％仍然落后或大大落后于国际先进水平，但在原来基础上有了很大进步。
“863”计划的实施，使得我国高技术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大大缩小，高技术研究开发的总体水平大大提高，使我国在当今国际竞争十分激烈的主要技术领域有了一席之地；计划的实施，调整了我国高技术发展的目标走向，使其由侧重军用向军民结合方向转化。从更广大的视野讲，“863”计划推动了科学家树立需求牵引的市场意识，促使他们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高科技发展道路，并增强了企业与高科技结合的信心。“863”计划，已成为我国高技术研究与发展的一面旗帜，是我国高技术研究与发展的一座里程碑。它的深人贯彻实施，预示着我国高科技事业的兴旺，预示着我国综合国力不断壮大的前景。
第一次全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工作会议
国务院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工作会议于1986年3月10日至16日在北京举行。会议回顾了几年来我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进展，分析新情况，研究新问题，部署了当年城市改革的任务，着重研究了发展和推动横向经济联系的问题。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万里主持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在会上就当前经济体制改革的形势和任务作了重要报告。党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领导同志，来自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负责同志和计委、经委、体改委、经济协作办公室的负责人，中央直属机关和中央国家机关的负责人参加了会议。
田纪云在报告中说，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并在短时期内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城市改革涉及的面更广、影响更大，比之农村的改革要复杂得多、困难得多，但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和部署下，依靠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也取得了重大进展。特别是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经济体制改革决定，提出了全面改革的蓝图和纲领，及时地引导我们进入了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新阶段。1985年，改革迈出了较大的一步，发展健康顺利，收到了比预期更好的效果。
田纪云指出，几年来，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围绕增强企业活力这个中心，在生产、分配和流通领域逐步展开，国家管理经济的方式和方法也相应作了一些改革，取得了重大进展。主要表现为六个方面：（1）经营自主权的扩大，分配制度的初步改革，使企业开始获得内在的动力与活力；（2）所有制结构经过初步的调整和改革，更加适应我国生产力发展的水平；（3）社会主义商品市场迅速发展，价值规律对生产和需求的调节作用显著增强；（4）实行对外对内开放，同国外的经济技术交流和国内的横向经济联系有了较大的发展；（5）大中城市开始发挥经济中心的功能，在带动和协调社会经济发展方向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6）初步改革了国家管理经济的方式，在加强和改善宏观管理方面作了有益的探索。
田纪云指出，经过改革，我国经济的运行机制和管理体制正在发生一系列深刻改革：所有制结构正由单一的公有制向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形式转变；经济决策体系正由过度集中向统分结合的多层次决策转变；分配方式正由统收统支、平均主义向合理划分权益、实行按劳分配转变；经济联系方式正由主要通过行政系统的纵向封闭型向纵横结合、以横向联系为主的开放型转变；经济管理方式正由主要依靠行政手段的直接管理向主要运用经济和法律手段的问接管理转变。应当说，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轮廓越来越清晰了，改革的路子也越来越明朗了。
田纪云接着分析了我国新旧经济体制交替时期出现的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他指出，在改革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种新旧体制并存的局面，微观搞活与宏观管理经常发生不协调，甚至相互矛盾的情况，出现一些困难和问题。正确认识这些新情况，解决好出现的新问题，这是把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推向前进的关键。他说，经济体制的改革是一场广泛深刻、艰巨复杂的变革，要想一点曲折也不发生是不可能的。应当看到，前进过程中出现的这样那样的问题和困难，与改革激发了经济活力、促进了生产力发展这个主流比，它们无疑是支流，是局部的、暂时的现象，是完全可以克服的，而事实上许多问题已经解决，有些正在解决。而解决这些问题，也只有依靠彻底的改革。
田纪云说，1986年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必须贯彻“巩固、消化、补充、改善”的方针，巩固和发展改革的成果，同时为明年改革迈出重要的步子作好准备。他从四个方面对1986年的改革任务作了部署：（1）消化、补充已经出台的改革措施，巩固与发展改革成果。在市场方而，主要是继续搞活和开拓市场，加强和完善市场管理。要从中心城市抓起，逐步把商业批发机构理顺。在物价方面，主要是巩固、消化已经出台的改革措施，坚决保持物价总水平的基本稳定。在收人分配方面，主要是继续完善机关、事业单位工资改革和企业工资套改、奖励办法。（2）加强和改善宏观控制。必须在运用必要的行政管理手段的同时，更好地运用金融、税收等经济调节手段和法律手段，加强和改善宏观控制。逐步做到不仅能够进行总量控制，而且能够进行结构控制，促进总供给和总需求趋向平衡，保证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3）大力发展横向经济联系。发展横向经济联系，是经济体制改革中出现的新事物，对于进一步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发展社会生产力，具有重要意义，必须在政策上予以鼓励，在法律上予以保护。进一步发展横向经济联系，应当掌握以下几项原则：把进一步搞活企业特别是搞活大中型企业，作为推动联合的基础；坚持自愿互利、共同发展的原则；加强引导，使之尽可能符合国家宏观经济发展的需要，防止盲目扩大基本建设投资规模和重复建设；要形式多样，不搞一种模式；防止不必要的行政干预。（4）认真做好今年的经济工作，继续搞好改革的试点，为明年改革迈出重要一步做好准备。
田纪云最后说，搞好今年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不仅对于明年的改革迈出新的步伐，而且对于顺利完成“七五”时期的改革任务，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他希望各地方、各部门从实际出发，继续努力探索，不断总结经验，积极稳妥地把经济体制改革推向前进。
月1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了会议情况的汇报，赵紫阳总理作了重要讲话。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应该把横向经济联合作为一项重要工作，作为经济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来抓。抓联合可以出效益，抓联合可以促改革。常务会议认为，横向经济联系是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要求，是现代化大生产的要求。人为地按照行政隶属关系把企业约束在条条块块之中，是不符合商品经济发展规律的，不符合社会化大生产要求的。条块分割同社会主义制度没有什么必然联系。常务会议指出，横向经济联合能否健康发展，最重要的是必须维护企业的自主权。改革的中心环节是增强企业活力，横向联合必须建立在企业自主权的基础之上。企业要联合，这本身就是一种自主权，主管部门不准联合，就是侵犯企业的自主权。我们提倡的横向联合，必须是企业之间自主的联合，平等的联合，互利的联合。联合不联合，参加联合还是退出联合，由各企业自主决定。联合的内容和形式，参加各方的权益和义务，必须平等协商，谁也不能强加于谁。领导的责任，在于注意新情况，研究新问题，因势利导。
第一次全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会议。深入分析了当前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以及新旧体制交替时期的新情况、新问题，对于统一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认识，明确方向，坚定信心，把改革引向深入，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会议强调发展跨地区、跨行业、跨部门、跨所有制界限的横向经济联合，强有力地冲击着以“条块分割”为特征的旧的经济管理体制。这对于进一步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加快国民经济的发展，具有极为深远的意义。
“七五”计划的公布与实施
“七五”计划，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1986—1990年）。
早在1983年，国务院就着手进行“七五”计划的拟定工作，组织有关部门和专家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展开讨论和预测。1985年9月，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明确提出了“七五”计划的指导思想、主要任务和适应新形势的方针政策。国务院根据中共中央的建议，对“七五”计划的安排作了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反复进行综合平衡和各种计算，同时征求了各部门、各地方的意见。1986年3月召开的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经过认真审议，批准了赵紫阳总理代表国务院所作的《关于第七个五年计划的报告》，批准了国务院制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
“七五”计划是在全面估量了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现状的基础之上制定的。它既充分看到我们已经拥有的继续前进的良好阵地和各种有利条件，又足够地估计到面临的问题和困难，力求把计划建立在实事求是、积极可靠的基础上。
“七五”计划规定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本任务是：（1）进一步为经济体制改革创造良好的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努力保持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基本平衡，使改革更加顺利地展开，力争在五年或者更长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奠定有中国特色的新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基础。（2）保持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在控制固定资产投资总规模的前提下大力加强重点建设、技术改造和智力开发，在物质技术和人才方面为90年代经济和社会的继续发展准备必要的后续能力。（3）在发展生产和提高经济效益的基础上，继续改善城乡人民生活。
“七五”期间的工作部署，大体分为前两年和后三年两个阶段。前两年，经济建设方面，要着重解决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过大、消费基金增长过猛的问题，使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实现基本平衡；体制改革方面，要围绕稳定经济的要求，在进一步增强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活力、大力发展横向经济联系的同时，从宏观上加强和改善对经济活动的管理和控制。后三年，在做好这些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体制改革和生产建设，全面完成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各项任务。
实现“七五”期问的建设任务，关键在于继续进行深入系统的经济体制改革。“七五”计划规定这一期间的经济体制改革主要是抓好以下互相联系的三个方面：（1）进一步增强企业特别是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的活力，使它们真正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2）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市场，逐步完善市场体系；（3）国家对企业的管理逐步由直接控制为主转向间接控制为主，建立新的社会主义宏观经济管理制度。逐步完善各种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来控制和调节经济运行。
同时，围绕上述三个方面，配套地搞好计划体制、价格体制、财政体制、金融体制和劳动工资制度等方面的改革，形成一整套把计划和市场、微观搞活和宏观控制有效结合起来的机制和手段。
“七五”计划要求，在加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必须大力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这是我们既定的长期战略方针，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正确处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关系，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繁荣各项文化事业。同时，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使广大干部和群众遵守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抵制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腐朽思想的侵蚀。“七五”计划强调，继续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并把这两个方面的建设紧密结合，使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法律化。
“七五”计划规定“七五”期间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具体任务是：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五年内全国工农业总产值增长38％，国民生产总值增长40％。按1980年不变价格计算，1990年工农业总产值达到16770亿元，比1980年增长1.3倍；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1170亿元，比1980年增长1.6倍。全民所有制单位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五年为8960亿元，比“六五”期间增长近70％。改建扩建和新建一批重点骨干工程，改造一批重点企业，使能源、原材料的生产能力和运输、通信能力有较显著的增长，现有企业的生产技术水平有较明显的提高，推广一批效益好的科技成果，在若干具有关键意义的新技术攻关中取得突破性进展，争取有40％左右的主要工业产品在性能和质量上达到发达国家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水平。逐步推行九年制义务教育，同时通过普通高等学校和成人高等教育5年共培养近500万高级专门人才，比“六五”期间增长1倍。进出口贸易总额1990年比1985年增长40％，并相应地扩大利用外资和引进先进技术的规模。城乡居民的实际消费水平5年增长27％左右，进一步改善人民的生活质量和生活环境。在这5年内，将继续保持国家财政、信贷、物资、外汇的基本平衡。“七五”计划的完成，将使我们在实现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富裕幸福的道路上迈出坚实有力的新步伐。
“七五”计划展现了令人鼓舞的光辉前景。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胜利完成“七五”计划的各项任务努力工作。“七五”计划在实施过程中，曾经发生过经济过热现象，经过中共中央及时采取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方针措施，使“七五”计划重新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下，到1990年，“七五”计划确定的各项任务基本完成。1990年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7400亿元，5年增长39％，平均每年增长7.8％。全民所有制单位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为12502亿元，比“六五”计划期间增加7172亿元。改建和扩建了一批重点骨干工程，能源交通和运输量均有显著增加。煤产量达到10.9亿吨，发电量达到6150亿千瓦时，原油达到1.38亿吨，钢达到6850亿吨，铁路货运量达到14.6亿吨。通过治理整顿，社会供求总量趋于平衡，通货膨胀得到控制，农业连续两年丰收，粮食产量达到43500万吨，棉花达到425亿吨。科技教育事业都有新的发展，城乡居民消费水平明显提高，全国绝大多数地区解决了温饱问题，居民平均消费水平达到720元。“七五”计划的完成，提前实现了中共十二大提出的我国宏伟建设目标的第一步，这就为本世纪末实现第二步的战略目标奠定了可靠的物质基础，并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深人改革开放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中国加入亚洲开发银行
亚洲开发银行（AsianDeve10pmentBank，ADB），是根据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的决议，由亚太地区的国家（地区）同部分西欧、北美国家合办的政府间区域性国际金融机构。它是一家仅次于世界银行的第二大开发性区域性国际金融机构，也是亚太地区最大的政府间的金融机构。
亚洲开发银行于1966年11月24日成立，同年12月正式开始营业，它的总部设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成立亚洲开发银行的宗旨是：向亚太地区的成员国提供贷款、发展项目和发展计划方面的技术援助，以促进本地区的经济发展与合作，加速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进程。
根据亚洲开发银行的章程，凡亚洲及太平洋地区经济社会委员会成员和准成员，亚太地区的其他国家以及该地区以外的联合国及所属专门机构的成员，均可参加。亚行创建时，台湾当局以中国名义参加。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恢复后，台湾当局已不再向该行借款。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政策，中国经济出现了充满生机、蓬勃发展的势头。中国的对外经济关系，包括金融、贸易、科技、生产等方面，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活跃局面。对外开放政策为中国扩大对外经济关系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在这种背景下，1983年2月，中国正式向亚洲开发银行提出申请加入。但是，美国政府以停止向该行提供资金为手段，阻挠该行作出撤销台湾当局成员资格的决定。
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扩大和对外经济贸易的发展，中国与亚太地区的经济联系更为紧密。1985年11月，中国正式向亚洲开发银行提出人股认股申请。亚洲开发银行理事会于1986年2月17日通过176号决议，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亚行成员国。中国外交部长吴学谦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签署了接受《建立亚洲开发银行协定》和亚洲开发银行理事会176号决议的接受书。随后，根据亚行的有关程序，中国开始办理缴纳股本等手续；俟手续完成，中国即正式成为亚行成员。
3月10日，中国正式参加亚洲开发银行，成为其第47个成员。中国政府任命陈慕华、车培钦为亚行的正副理事。中国的参加，提高了亚洲开发银行的代表性和普遍性，无论是对中国还是对亚太地区都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事情。中国参加亚洲开发银行，受到亚行成员的热烈欢迎。他们普遍认为，中国的加入，将使亚行为帮助本地区发展中成员国的经济发展和繁荣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随着中国的加入，亚行的法定资本从148亿特别提款权增加到159亿特别提款权。中国加入亚行时，按规定认缴股本11.4万股，约值13亿美元，占该行股本总额的7％，为第3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为亚行成员后，台湾将以“中国台北”的名义继续留在亚行。
中国加入亚行后，希望在董事会增设一个席位，以便让中国参加亚行理事会。中国的这一建议得到广泛的、但不是足够的支持。亚行遂与中国作出安排，在这一问题解决前，由中国派一名代表参加董事会会议，但是没有表决权。1987年4月28日，在亚行理事会第20届年会上，中国当选为该行第13个董事国。董事会负责亚行的全面业务活动，是亚行的重要决策机构。
中国正在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它需要通过利用外资和引进技术加快自己的经济发展，加人亚行为我国实现这一目标开辟了新的渠道。中国从1986年开始借用亚行贷款以来，到1994年已签订了近30亿美元的贷款协议。1994年中国是亚行第一大借款国。
目前，中国正在与亚行探索多层次、多形式的合作，其前景是十分广阔的。中国在加强与亚行与其各成员的工作中，将遵循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加强交流、共同发展的基本主张。中国将和亚行其它成员一起，为促进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为推进亚太地区经济的合作和繁荣，承担中国应尽的责任，做出中国应有的贡献。
邓小平谈政治体制改革问题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到1986年前，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我国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也作了不少工作，特别是在医治“文化大革命”对我国政治体制破坏的创伤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1980年邓小平发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以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又取得了一定的新进展。然而，从总体上看，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原有体制从根本上并未受到触动。在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初步发展的形势下，政治体制上的许多弊端日益明显地暴露出来，成为现代化建设发展的障碍。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深刻总结了我国以往政治体制改革的经验教训，开始重新认识政治体制改革的地位和发展方向、方法、步骤等问题，对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迫切性、目标、内容、原则等进行了全面的论述，确立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指导思想。
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迫切性，1986年6月10日，邓小平在听取有关领导汇报经济情况时指出：“现在看，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不能适应形势。改革，应该包括政治体制的改革，而且应该把它作为改革向前推进的一个标志。我们要精兵简政，真正下放权力，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把人民群众和基层组织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他又说：“一九八0年就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但没有具体化，现在应该提到日程上来。不然的话，机构庞大，人浮于事，官僚主义，拖拖拉拉，互相扯皮，你这边往下放权，他那边往上收权，必然会阻碍经济体制改革，拖经济发展的后腿。”
6月28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指出，“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事情要人来做，你提倡放权，他那里收权，你有什么办法？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
月3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义人胜时再次强调指出，“现在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进行得基本顺利。但是随着改革的发展，不可避免地会遇到障碍。对于改革，在党内、国家内有一部分人反对，但是真正反对的并不多。重要的是政治体制不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他说：“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
邓小平在论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
和迫切性的同时，也提出了这项改革的目的、原则和主要内容。1986年9月13日，他在听取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汇报时，比较具体地谈到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和内容。他说：“政治体制改革包括什么内容，应该议一下，理出个头绪。我想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是调动群众的积极性，提高效率，克服官僚主义。改革的内容，首先是党政要分开，解决党如何善于领导的问题。这是关键，要放在第一位。第二个内容是权力要下放，解决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同时地方各级也都有一个权力下放问题。第三个内容是精简机构，这和权力下放有关。”他还说，“改革总要有一个期限，不能太迟，明年党的代表大会要有一个蓝图”。
11月9日，在会见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时，他再次强调指出，政治体制改革“要向着三个目标进行”。“第一个目标是始终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这里说的活力，主要是指领导层干部的年轻化。”他发出感慨，“哪一天中国出现一大批三四十岁的优秀的政治家、经济管理家、军事家、外交家就好了。同时，我们也希望中国出现一大批三四十岁的优秀的科学家、教育家、文学家和其他各种专家。要制定一系列制度包括干部制度和教育制度，鼓励年轻人”。“第二个目标是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邓小平认为效率不高固然同机构臃肿、人浮于事、作风拖拉有关，“但更重要的是涉及党政不分。在很多事情上党代替了政府工作，党和政府很多机构重复。我们要坚持党的领导，不能放弃这一条，但是党要善于领导”。“第三个目标是调动基层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他强调“领导层有活力，克服了官僚主义，提高了效率，调动了基层和人民的积极性，四个现代化才真正有希望”。
在论述政治体制改革的过程中，邓小平特别强调从中国的国情出发。他指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既无过去的经验。又无现成的模式可循，所能遵循的只能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1986年9月29日，他在会见波兰领导人时说：“我们两国原来的政治体制都是从苏联模式来的。看来这个模式在苏联也不是很成功的。即使在苏联是百分之百的成功，但是它能够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吗？能够符合波兰的实际情况吗？各国的实际情况是不相同的。我们现在提出政治体制改革，是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决定的。”在9月13日的谈话中，他还指出：“在改革中，不能照搬西方的，不能搞自由化。过去我们那种领导体制也有一些好处，决定问题快。如果过分强调搞互相制约的体制，可能也有问题。”
邓小平还一再强调政治体制改革“需要更加审慎从事”。他说：“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现在还在讨论。这个问题太困难，每项改革涉及的人和事都很广泛，很深刻，触及许多人的利益，会遇到很多的障碍，需要审慎从事。”他强调“国家这么大，情况太复杂，改革不容易，因此决策一定要慎重，看到成功的可能性较大以后冉下决心”。他还说：“搞改革完全是一件新的事情，难免会犯错误，但我们不能怕，不能因噎废食，不能停步不前。胆子还是要大，没有胆子搞不成四个现代化。但处理具体事情要谨慎小心，及时总结经验。小错误难免，避免犯大错误。”
在邓小平的建议下，1986年10月，党中央成立了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在中央政治局常委的直接领导下，研讨小组在将近一年的时问里，组织各有关方面的实际工作者和部分理论工作者分专题就中国政治体制的利弊、宗旨、目标、内容等，进行了反复的讨论和研究，最后形成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设想。这个总体设想，经党的十二届七中全会通过，同意交党的十三大讨论。十三大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系统阐述，是邓小平关于政治体制改革思想的集中发挥，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
企业改革的进一步深化
企业是国民经济的细胞，是从事工业生产、建设的基层单位。要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实现四个现代化，就必须搞活企业，发挥它在社会生产力发展和技术进步中的主导地位。因此，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在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特别是在进入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阶段，始终以增强企业，尤其是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的活力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进行了大量的富有成效的工作。1986年，为进一步深化企业改革，更好地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主要作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改革企业劳动制度和工资制度，逐步落实按劳分配原则。
建国以后，我国对城镇劳动力就业实行“统包统配”，用行政办法把劳动者统一分配给企业，使劳动者和企业保持终身固定的劳动关系。这对废除旧社会的雇佣劳动制度，保证劳动就业和经济建设起过积极作用。但国家统得过死，包得过多，企业没有用人自主权，劳动者也缺乏在一定条件下选择职业的权利。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对原有劳动制度进行改革势在必行。
7月，国务院颁布了《国营企业实行劳动合同制暂行规定》、《国营企业招用工人暂行规定》、《国营企业辞退违纪职工暂行规定》、《国营企业职工待业保险暂行规定》，我国劳动制度改革迈出重要一步。其主要内容是：今后国营企业在劳动工资计划指标内招用常年性工作岗位上的工人，除国家另有特别规定者外，统一实行劳动合同制。用工形式，由企业根据生产、工作的特点和需要确定，可以招用五年以上的长期工、一年至五年的短期工和定期轮换工。不论采取哪一种形式，都应签订劳动合同。签订劳动合同时，必须遵守国家政策和法规的规定，坚持平等自愿和协商一致的原则，以书面形式明确规定双方的责任、义务和权利。劳动合同制工人与所在企业原固定工人享有同等的劳动、工作、学习、参加企业的民主管理、获得政治荣誉和物质鼓励等权利。
此外，在新的劳动制度下，除矿山井下、野外勘探等行业外，废除了“子女顶替”和“内招”职工子女的招工办法，实行面向社会，公开招收，全面考核，择优录用；给厂长以辞退违纪职工的权力，整顿和加强劳动纪律；建立合同制工人养老保险和职工待业保险制度。
在改革劳动制度的同时，工资制度改革进行了新的探索，明确了在国家规定的工资总额和政策范围内，把企业内部职工的工资、奖金分配权交给企业，由企业自主决定分配形式和方法，以及调资升级的时问、对象等，并把奖金税30％的最低税率和300％的最高税率分别降为120％和200％，对集体企业也开始征奖金税。
.改革企业领导体制，实行厂长负责制。
建国以后，我国国有企业领导体制曾实行过“一长制”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这在当时对恢复和发展生产，加强民主管理，发挥党在企业中的作用，起了积极作用，但也存在弊端，特别是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造成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名为集体负责，实则无人负责，无法负责。1979年改革伊始，许多企业就进行了企业领导体制改革的试点。1986年9月，在总结改革试点经验的基础上，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颁发了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的三个条例，标志着我国企业内部领导体制开始从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转到厂长负责制。
企业实行厂长负责制的主要内容是：（1）厂长是企业的法定代表，负责代表法人行使职权。厂长对企业的生产指挥和经营管理工作统一领导，全面负责；厂长实行任期制，每届任期3—5年，可以连任；厂长任期内，实行任期目标责任制，厂长根据国家要求，社会需要，结合企业实际，提出企业的长远发腮日标和实现长远发展目标的任期责任目标，经管理委员会和职工代表大会讨论并报企业主管部门批准后组织实施；任期责任目标的实施，应作为对厂长考核、监督和决定可否连任的主要依据之一。（2）企业党组织的工作重点，是保证和监督党和国家各项方针政策的贯彻实施，做好企业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并支持厂长行使经营管理决策权和统一指挥企业生产活动的职权；（3）进一步健全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和各项民主管理制度，发挥工会组织和职工代表大会在审议企业重大决策、监督行政领导干部、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等方面的作用。
为进一步完善厂长负责制，中共中央、国务院又在1986年11月发出了认真贯彻执行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的三个条例的补充通知，进一步明确：厂长是企业一厂之长，是企业法人代表，处于中心地位，起中心作用，对企业负有全面责任。
从实践来看，进行企业领导体制改革，实行厂长负责制总的状况是好的，发展是健康的。它突出了厂长在企业中的中心地位和作用，实现了厂长责任和权力的统一；明显改善了企业中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状况；进一步健全了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和其它民主管理制度，并把推行厂长制与改善企业经营机制开始紧密结合起来。当然，厂长负责制在实行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需要继续探索，努力解决，使之进一步完善。
.进一步扩大企业自主权，为企业逐步实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创造条件。
我国企业的改革，是从扩权开始的。在前几年扩权试点的基础上，为了解决一些大中型企业指令性计划任务过重，企业的生产经营权、产品销售权和定价权不落实，一些行政性公司截留应扩给企业的权力等问题，1986年12月国务院作出《关于深化企业改革，增强企业活力的若干规定》，明确要求各级政府认真落实搞活企业的有关政策规定，强调凡文件规定放给企业的权利被中间环节截留的要坚决放给企业。
文件指出，根据企业经营权和所有权分离的原则，给经营者以充分的经营自主权，是深化企业改革、增强企业活力的重要内容。国有小型企业可积极试行租赁、承包经营，国有小型商业、服务性企业。可进行拍卖或折股出售，国有大中型企业要实行多种形式的经营责任制，少数有条件的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可以进行股份制试点。
文件要求各有关部门继续缩减对企业下达的指令性计划；限期清理、撤销行政性公司；鼓励以大型骨干企业或名牌产品生产企业为主体，根据自愿互利原则，由企业自主组建企业集团，国家对企业集团主要运用经济的、法律的手段进行间接管理。
由于采取上述措施，企业经营机制的改革步伐加快。据1986年对全国各地37000个小型国营工业企业的调查，实行两权分离的企业已有2900多个。这些企业通过实行集体或个人租赁、承包，或采用其它经营方式，使经营者的责、权、利更加分明，进一步调动了企业职工的积极性。
中国申请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
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简称关贸总协定（GATT），具有双重涵义，它既是一整套关于关税和贸易措施的具有约束力的国际法规，又是进行多边贸易谈判和调解贸易争端的国际机构，在国际上被称为“经济联合国宪章”。关贸总协定于1947年10月30日在日内瓦诞生，1948年1月1日生效。中国为关贸总协定的原始缔约国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历史原因，与关贸总协定之间的正式关系长期中断。
自70年代中期起，中国逐步同关贸总协定建立了联系，恢复了接触。1980年8月，中国代表出席了国际贸易组织临时委员会执委会会议，投票选举了该委员会的执行秘书，即第三任关贸总协定总干事阿瑟。邓克尔（ArthurDunke1），开始了与关贸总协定的直接接触。
在不损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其在关贸总协定的法律地位立场的前提下，中国于1982年11月首次派观察员列席了关贸总协定第38届缔约国大会，并与关贸总协定秘书处就中国恢复缔约国地位等法律问题交换了意见。此后，中国政府代表列席了历届缔约国大会及特别会议。1984年1月，中国政府正式签署第三个国际纺织品贸易协议，并成为关贸总协定纺织品委员会的正式成员。同年11月，中国申请并获准列席关贸总协定理事会及其下属机构会议，并参加各项有关活动。中国政府为此派遣代表团参加了不久后在乌拉圭埃斯特角召开的部长会议，此次部长会议成为“乌拉圭回合”的发端。
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扩大和对外经济贸易的发展，中国与关贸总协定的联系更为密切。到1986年，我国同关贸总协定缔约国的贸易额，已占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的85％左右。中国一直在为恢复缔约国的地位进行准备，在准备工作已初步就绪的情况下，1986年7月11日，中国驻日内瓦联合国常驻代表团代表钱嘉东大使向关贸总协定总干事邓克尔正式提交了中国政府关于恢复中国在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的申请。
申请书说，中国政府忆及中国是关税和贸易总协定创始国之一，现决定申请恢复它在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并准备就此问题同关贸总协定缔约各方进行谈判。
申请书接着说，中国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经济政策，并将继续坚持这一政策。中国政府坚信，中国经济改革的进程将有助于扩大它同缔约各方的经济贸易关系，中国作为关贸总协定的缔约国参加总协定的工作将有利于促进总协定的目标的实现。申请书强调指出：“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政府期望得到与其他发展中缔约国相同的待遇。”
月15日，在日内瓦举行的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理事会会议上，中国政府提出的恢复中国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的申请受到了与会发言者的普遍欢迎和支持。
2月13日，中国政府向关贸总协定正式递交了《中国对外贸易制度备忘录》，全面介绍了中国的经济制度、对外贸易政策、对外贸易体制、海关关税制度、进出口许可证制度、进出口商品价格、经济特区及沿海开放城市的有关政策，并要求尽早恢复中国的缔约国地位。
6月，关贸总协定“中国的缔约方地位工作组”成立。其职责为：审议中国的外贸制度。起草关于中国恢复地位的议定书，提供进行关税减让谈判的场所。从此，中国开始了申请复关的艰苦历程。
在申请复关的过程中，中国政府确定了重返关贸总协定的三项原则：以恢复方式参加关贸总协定，而非重新加入；以关税减让作为承诺条件，而非承担具体进口义务；以发展中国家地位享受相应待遇，并承担与我国经济和贸易发展水平相适应的义务。
中国申请重返关贸总协定的道路颇不顺利，发达国家对中国人关提出许多要求。1988年中国开始的治理整顿，1989年的“政治风波”的发生，都曾推迟了恢复中国缔约国地位的工作。直到1992年12月，关贸总协定举行的12次中国工作组会议上才出现转机。
从1992年12月中国复关工作组第12次会议直到1994年6月的中国小组第16次会议，中国方面答复了由各缔约方提出的12大类6000余个问题。中国复关工作组从单纯审议外贸制度进入到与谈判起草加入议定书和双边关税减让谈判双轨进行的阶段，中国复关取得实质性进展。
4月15日，旷日持久而影响深远的乌拉圭回合正式结束。中国政府代表团参加了这次关贸总协定部长会议，并签署了乌拉圭回合最后文件，成为新的世界贸易组织的实际创始国。在16次到18次中国工作组会议期间，欧共体、美国分别草拟了各自的中。国复关加入议定书，中国也在第18次会议后提交了议定书非正式案文，并随后呈交了包含改进后的关税、农产品和服务贸易三个内容的一揽子减让表，作为最后“出价”。中国在上述议定书和减让表中作出了实际条件所允许的最大限度的承诺和减让，但由于美国等少数缔约方对谈判采取了“滚动式要价”的做法，无视中国现阶段经济发展水平，终使复关谈判陷入一个欲壑难填的怪圈。
1月1日，在关贸总协定的基础上，成立了世界贸易组织，简称WT0。从1995年11月开始，中国从复关谈判转变成“人世”谈判。由于美欧等发达国家坚持不切实际的要价，虽然中国在多个方面作出了巨大努力和让步，谈判仍困难重重。
4月期间，朱镕基总理访美期间，中美双方就中国“人世”问题取得重大进展，但由于美方坚持不切实际的要价，最终没有达成协议。
自1993年国家主席江泽民在西雅图与克林顿总统首次会晤以来，两人经常就中美关于中国加入关贸总协定，即后来的世贸组织问题交换意见。1999年11月7日，双方再次通电话，决定加速完成中美谈判进程，并达成一个互利的好协议。
月10日至15日，中国外经贸部部长石广生率领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同美国贸易代表巴尔舍夫斯基和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斯珀林率领的美国政府代表团，在北京就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问题举行了谈判。经过6个昼夜的艰苦谈判，“双方本着互谅互让、平等协商的精神以及双赢的原则”，妥善处理和解决了彼此的分歧，“最终取得了双方满意的结果”。11月15日，双方签署了《中美关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双边协议》。这标志着中美之间关于中国加入全球最大贸易组织的双边谈判正式结束，从而为中国“人世”扫清了最大障碍，有助于加快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进程和中美两国经贸合作关系的发展。
此前，中国已经与日本、澳大利亚和智利等12个世贸组织成员结束了双边谈判。中国在2000年内有望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邓小平接受美国记者华莱士的电视采访年9月2日，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邓小平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六十分钟”节目记者迈克·华莱士的电视采访，回答了记者关于中苏关系、中美关系、中国统一和中国国内情况的问题。
邓小平在回答“您对戈尔巴乔夫最近在海参崴的讲话有何看法”时说：戈尔巴乔夫在海参崴的讲话有点新东西，所以我们对他的新的带积极性的东西表示了谨慎的欢迎。但戈尔巴乔夫的讲话也表明，他的步子迈得并不大。苏联对中国政策究竟怎么样，我们还要观察。当被问及是否愿意同戈尔巴乔夫进行最高级会晤时，邓小平指出，如果戈尔巴乔夫在消除中苏间三大障碍，特别是在促使越南从停止侵略柬埔寨和从柬埔寨撤军问题上走出扎扎实实的一步，他愿意跟戈尔巴乔夫会面。他指出，中苏关系实际上处于热点和对峙，不过方式是通过越南军队同中国对峙。如果苏联能够帮助越南从柬埔寨撤军，这就消除了中苏关系的主要障碍。他表示相信这样的见面，对改善中苏关系，实现中苏国家关系正常化很有意义。
在谈到中美关系时，邓小平说，如果说中苏关系有三大障碍，中美关系也有个障碍，就是台湾问题，就是中国的海峡两岸统一的问题。台湾问题一直是中美建交谈判中最重要的问题。他说，希望里根总统执政期间，能够使中美关系得到进一步发展，其中就包括美国在中国统一问题上能有所作为：美国可以鼓励、劝说台湾首先跟大陆搞“三通”（通商、通航、通邮），通过这种接触，增进海峡两岸的相互了解，为双方进一步商谈统一问题创造条件。
当华莱士问“台湾有什么必要同大陆统一”时，邓小平指出，这首先是个民族问题，民族的感情问题。凡是中华民族子孙，都希望中国能统一，分裂状况是违背民族意志的。其次，只要台湾不同大陆统一，台湾作为中国领土的地位是没有保障的，不知道哪一天又被别人拿去了。第三点理由是，我们采取“一国两制”的方式解决统一问题。大陆搞社会主义，台湾搞它的资本主义。这对台湾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不会改变，台湾人民没有损失。他还指出，要客观地比较台湾和大陆的发展程度，差距是暂时的。他说，拿大陆来说，建国37年来，有些失误，耽误了。但根据大陆的现行政策，发展速度不会慢，距离正在缩小，大陆的潜力会很快发挥出来的。
在接受采访中，邓小平还回答了记者关于中国国内情况的问题。当华莱士问“现在中国领导提出致富光荣的口号，资本主义国家很多人对此感到意外，这个口号同共产主义有什么关系”时，邓小平说，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共产主义社会是物质极大丰富的社会。因为物质极大丰富，才能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原则。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使社会物质财富不断增长，人民生活一天天好起来，为进入共产主义创造物质条件。不能有穷的共产主义，同样也不能有穷的社会主义。致富不是罪过。但我们讲的致富是社会主义的致富。社会主义财富属于人民，社会主义的致富是全民共同致富。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致富。我们允许一部分人先好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好起来，目的是更快地实现共同富裕。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的政策是不使社会导致两极分化，就是说，不会导致富的越富，贫的越贫。
当华莱士问“每个人都会问这样的问题：在过去几年中，邓小平干得不错，现代化搞得不错，经济在发展，人们不像以前那样担心害怕，但邓小平以后情况会怎样？是否会回到以前的状况”时，邓小平指出：肯定不会。因为确定现行政策会不会发生变化的主要根据是，现行政策对不对，对国家来说对不对，对人民来说对不对，人民的日子是不是逐步好过一些。现行政策只要一改变，人民生活肯定会下降。如果人民认为现行政策是正确的，谁要改变现行政策，谁就要被打倒。
邓小平还指出，中国现在搞的实质上是一场革命。从另一个意义来说，我们现在做的事都是一个试验。对我们来说，都是新事物，所以要摸索前进。既然是新事物，难免要犯错误。他说，我们的办法是不断总结经验，有错误就赶快改，小错误不要变成大错误。
当被问及“准备在主要领导人和主要顾问的位子上再留多长时间”时，邓小平回答说：我提倡废除终身制，而且提倡建立退休制度。你也知道，我同意大利记者法拉奇谈话时说，我干到1985年就行了。我正在考虑什么时候退休。就我个人来说，我是希望早退休。但这个问题比较困难，在党内和人民当中很难说服。他说，他相信，在有生之年退休，对现行政策能继续下去比较有利，也符合他个人向来的信念。他说他希望能够说服人民。
当邓小平得知里根总统和夫人对“六十分钟”节目很有兴趣，并且一定会观看这个采访时，他表示愿意通过电视台，转达他对里根总统和夫人的良好祝愿，并且希望在里根总统执政期间，中美关系能有进一步的发展。
中共中央制定《关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我国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也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是。从总的情况看，还存在着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手硬、一手软的问题，精神文明建设在许多方面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同改革开放的形势和要求不相适应。这种情况要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1982年，党的十二大作出了在加强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战略决策。1985年党的全国代表会议认为精神文明建设形势有所好转。同时，会议要求在坚持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继续大力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首先是端正党风和社会风气。
9月，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根据十二大的战略决策和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精神，根据我国全面改革的要求，回顾和讨论了几年来精神文明建设的成就和面临的问题，制定和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决议》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进一步阐明了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根本任务和基本指导方针，是新的历史时期加强我国精神文明建设的纲领性文献。
《决议》在阐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时指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并且使这几个方面互相配合，互相促进。：必须从这个总体布局的高度，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决议》指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在社会主义时期，物质文明为精神文明的发展提供物质条件和实践经验，精神文明又为物质文明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为它的正确发展方向提供有力的思想保证。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关系社会主义兴衰成败的大事。《决议》指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决定了它必须是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精神文明建设，必须是促进全面改革和实行对外开放的精神文明建设。
《决议》指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是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包括思想道德建设和教育科学文化建设两个方面，渗透在整个物质文明建设之中，体现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不单是思想文教部门的任务，而且是各条战线和一切部门的任务，是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它劳动者、爱国者的共同的长期的任务。
《决议》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现阶段我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为了实现这个共同理想，一切有利于建设四化、振兴中华、统一祖国的积极思想和精神，一切有利于民族团结、社会进步、人民幸福的积极思想和精神，一切用诚实劳动争取美好生活的积极思想和精神，都应当加以尊重、保护和发扬。《决议》指出，我们党的最高理想是建立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则是实现最高理想的必经阶段。对于共产党人来说，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奋斗，也就是为党的最高理想而奋斗。《决议》要求党员把共同理想与自己的工作实际结合起来，为最高理想而奋斗，并善于以建设和改革的现实成就和群众的切身经验，进行生动的理想教育。
《决议》指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基本要求，是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要使“五爱”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体现出来，在全国各民族之间，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之间，军民之间，干部群众之间，家庭内部和邻里之间，以至人民内部的一切相互关系上，建立和发展平等、团结、友爱和互助的社会主义新型关系。
《决议》指出，高度民主是社会主义的伟大目标之一，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在国家和社会生活巾的重要体现。民主和法制、纪律不可分。《决议》指出，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即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主张资本主义制度，是根本违背人民利益和历史潮流，为广大人民所坚决反对的。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建设，根本问题是教育人。要从小学开始，在进行理想、道德、文明礼貌等教育的同时，进行民主、法制和纪律的教育。
《决议》指出，教育科学文化既是物质文明建设的重要条件，也是提高人民群众思想道德觉悟水平的重要条件。我们进行现代化建设，应当更加自觉地依靠科学，发扬尊重科学、追求知识的精神，努力在全民族范围扎扎实实地组织教育科学文化的普及和提高。
《决议》指出，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根本，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事业和党的领导的理论基础，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对整个精神文明建设起着重大的指导作用。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创造性解决新问题，从实际出发，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勇于突破那些已被实践证明是不正确的或不适合变化了的情况的判断和结论。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还要发展马克思主义。
关于党组织和党员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责任，《决议》指出，中国共产党是领导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核心力量。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在精神文明建设中，一要加强自身的精神文明建设；二要以模范行动和艰苦工作，组织和推动全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党风问题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建设好的党风，思想教育很重要，制度建设也很重要。必须努力改革和完善党的组织制度和工作制度，严格执行党的纪律，建立和健全党内监督制度和人民监督制度，使各级领导干部得到有效的监督。
《决议》总结了全党和全国人民几年来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实践经验，极有针对性地回答了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所遇到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并提出了新的具体要求。它的发布，解决了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方针问题，对加强精神文明建设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各级组织进行了认真的学习、落实，切实地抓好每一方面的工作，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这项系统工程引向深人，并取得了初步成效：广大党员和群众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积极性有所增强，党风和社会风气有所好转，社会成员的道德水平有所提高，从而为更好地进行共产主义道德、理想和人生观教育准备了条件。但是，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仍将是长期的、艰巨的战斗任务。特别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伟大实践，使精神文明建设面临着许多新的情况和问题。要使精神文明建设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同改革开放的要求相适应，还有待于加快精神文明建设的步伐。
鼓励外商来华投资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1984年以来，我国利用外国投资的工作取得了很大进展。但是，总的来说，这项工作还处于开创阶段，引进的先进技术也不多，工作中存在一些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是缺乏经验，有关配套政策没有跟上，管理体制方面存在着一些弊病。我国政府为鼓励更多的外商来中国投资，把吸引外资工作切实搞好并推向前进，组织有关部门，认真调查研究，总结经验，于1986年10月11日发布了《国务院关于鼓励外商投资的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规定》共22条，主要内容有：
国家鼓励外国的公司、企业和其它经济组织或者个人（以下简称外国投资者），在中国境内举办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和外资企业（以下简称外商投资企业）。
国家对下列外商投资企业给予特殊优惠：（1）产品主要用于出f1，年度外汇总收入额减除年度生产经营外汇支出额和外国投资者汇出分得利润所需外汇额以后，外汇有结余的生产型企业（以下简称产品出口企业）；（2）外国投资者提供先进技术，从事新产品开发，实现产品升级换代，以增加出口创汇或者替代出口的生产型企业（以下简称先进技术企业）。
《规定》还明确了对外商投资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产品出口企业和先进技术企业的外国投资者，将其从企业分得的利润汇出境外时，免缴汇出额的所得税；产品出口企业按照国家规定减免企业所得税期满后，凡当年企业出口产品产值达到当年企业产品产值70％以上的，可以按照现行税率减半缴纳企业所得税；经济特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以及其他已经按15％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的产品出口企业，符合上述条件的，减按1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先进技术企业按照国家规定减免企业所得税期满后，可以延长3年减半缴纳企业所得税；外国投资者将其从企业分得的利润，在中国境内再投资举办、扩建产品出口企业或者先进技术企业，经营期不少于5年的，经申请税务机关核准，全部退还其投资部分已缴纳的企业所得税税款。
对外商投资企业的优惠条件还包括降低劳务费用和场地使用费等。
为保障外商投资企业有充分的生产经营自主权，使他们能够在我国法律许可和合同规定的范围内，放手从事生产和经营，支持他们采用国际上先进的科学的方法管理企业，以提高企业的活力和经济效益，《规定》重申了外商投资企业在经营决策、用人制度、资金筹措和商品流通等方面的自主权。
《决定》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必须执行《国务院关于坚决制止向企业乱摊派的通知》，由省级人民政府制定具体办法，加强监督管理。外商投资企业遇有不合理的收费可以拒交，也可以向当地国家经济委员会申诉。
《规定》要求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主管部门，加强协调工作，提高办事效率，及时审批外商投资企业申报的需要批复和解决的事宜。由国务院主管部门审批的外商投资企业的协议、合同、章程，审批机关必须在收到全部文件之日起3个月以内决定批准或者不批准。
同时，为提高办事效率，协调各机构做好服务工作，中央和地方分别成立了外商投资工作领导小组，以便更好地为外商投资企业服务。
为了贯彻《规定》，保障外商投资企业的用人自主权，适当确定中方职工的工资、保险福利费用，11月，劳动人事部制定了《关于外商投资企业用人自主权和职212212资、保险福利费用的规定》。关于外商投资企业用人自主权，《规定》指出：外商投资企业可根据生产经营的需要，自行确定机构设置和人员设制，在所在地区劳动人事部门的协助下，自行招收、招聘职工，通过考核，择优录用；企业所需工程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在当地无法解决的，经有关部门同意，可到外地招聘；外资企业决定录用的在职工程技术人员、经营管理人员和技术工人，原单位应积极支持，允许流动；中方委派到外资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应当能够掌握政策、懂技术、会管理、勇于开拓，并能与外商合作共事，有关部门对他们的工作应予支持，外资企业对不合格的人员，因生产技术条件变化而富余的人员可以辞退，对于违反业务规章制度并造成一定后果的职工，有权予以相应处分，直至开除。
此后，国务院又公布了几个细则，继续努力健全法规，进一步改善外商投资环境。
由于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我国投资环境进一步改善，吸收利用外资的工作迈出了新的步伐。1986年，我国签订对外借款协议总额为693600万美元，实际使用483100万美元，分别比上年增长96.3％和92.7％。全年新批准外商投资企业1486家。虽然吸收直接投资金额下降，但我国注意控制非生产性项目的发展数量，特别是下半年更加强调投资方向。鼓励向先进技术型和出口创汇企业投资，使投资结构趋向合理，提高了新办企业的质量。1987年当历史的航船驶人1987年时，中国的改革与开放已走过了八个春秋。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使得这一年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十三大”的突出贡献是系统地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为实行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武器，是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重大突破。开创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
国营商业体制的改革和供销合作社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拓宽了道路。经国务院批准，山东省烟台市率先试行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向住房商品化迈出了第一步。农村改革也取得了可毫成就。特别是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大军中的一支生力军。在高科技领域。我国超导体研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而首届中国艺术节的成功举办则展现了新时期我国艺术创作和演出的优秀成果，扩大了巾国与世界各国的文化交往。
中葡两国政府签订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宣布巾华人民共和国将于1999年12月20日恢复对澳门行使主权。这是继香港问题解决之后，我国统一大业取得的又一重大突破。经过各方努力，台湾当局通过了台湾居民到大陆探亲的方案。这一措施促进了两岸人民的交往。加强了大陆与台湾的联系。向海峡两岸的统一迈出了可毫的一步。
针对一个时期以来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和出现学潮所造成的社会不稳定状况，我国开展了一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使人们尤其是部分膏年开始走出迷途，找到正确的方向，进一步巩固了国内安定团结的局面，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常进行创造了条件。
大兴安岭森林火灾和西藏拉萨的骚乱也。使本年成为难忘的一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主张在中国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其核心是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不久，中国就开始出现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并且随着改革开放的深人而日益泛滥。中国共产党一直主张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十年浩劫结束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力图纠正党的一些缺点错误。但在解放思想的旗帜下，极少数人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有的从纠正“文革”“左”的错误，走到“纠正”社会主义，认为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有的从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走到否定毛泽东的一生，否定毛泽东思想；有的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万恶之深‘，”要坚决彻底批判中国共产党“，企图以此来削弱和否定党的领导。邓小平对此十分重视。早在1979年3月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议上，邓小平就作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旗帜鲜明地提出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决抵制和批判任何反对和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1980年1月，邓小平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讲话中，把这种怀疑或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称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潮“。12月，邓小平又在《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的讲话中，首次把这种怀疑、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概括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明确指出，要继续批判和反对封建主义在党内外思想政治方面的种种残余影响的同时，批判和反对崇拜资本主义、主张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批判和反对资产阶级损人利己、唯利是图、”一切向钱看“的腐朽思想，批判和反对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针对少数人否定党的领导的言论，他多次强调指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是坚持党的领导。1986年9月，在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上，邓小平也强调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他说：”反对自由化，不仅这次要讲，还要讲十年二十年。这个思潮不顶住，加上开放必然进来许多乌七八糟的东西，一结合起来，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对我们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冲击。“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潮并没有得到遏制。相反，由于几年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从中央到地方，政治思想战线软弱混乱，以致造成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泛滥。这就导致1986年底发生了波及不少城市的学潮。主张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鼓吹”全盘西化“，妄图把资本主义制度照抄照搬到中国。1986年12月30日，邓小平就学生闹事问题与中央几位领导同志谈话时指出，全党要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他说：”学生闹事，大事出不了。但从问题的性质来看，是一个很重大的事件。“对学生闹事，开始各地主要采取疏导的方法，这是必要的。但是对触犯刑律的要坚决处理。他强调：”我们要理直气壮地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后来，在接见美国国务卿舒尔茨时说：”四个现代化，我们要搞50年到70年。在整个四个现代化的过程中都存在一个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既然是长期的事，不可能搞运动，只能靠经常性的说服教育，必要时采取一些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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