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饶远走燕国
春秋时期，在鲁国国君鲁哀公的身边有一个很有才能的人，名叫田饶。遗憾的是鲁哀公并不了解他，当然更谈不上重用他了。田饶很不得志，总是闷闷不乐，心里头琢磨：为什么我长期侍奉君王却不能引起他的注意，而一些外来的人往往只是一席话，一次交谈，便能受到重用呢？他反复观察，想来想去，悟出一个道理。于是便打定主意，要去寻找能任他自由展翅翱翔的蓝天。
有一天，他对哀公说：“我将要离开您，像鸿雁那样远走高飞了。”
哀公很诧异，问：“你这是什么意思？你在我这里不是很好吗？”
田饶回答说：“大王您见过雄鸡吗？它头上戴着红红的冠，非常文雅漂亮；脚上有锋利的爪子，显得格外英武；面对敌人，它敢打敢拼，特别勇敢；看见食物就呼唤同伴一道享用，品德多么高尚；守夜报时，也从不误事。雄鸡有这么多的美德，可您并不看重它，甚至还命人杀了它作食物。为什么会这样呢？是因为它就在您的身边，已经司空见惯，因而并不觉得可贵。可是那鸿雁，一飞上千里，有时停在大王您的水池里，吃大王的鱼鳖；有时落在大王的田园里，啄大王的谷物。尽管它们没有雄鸡那么多好处，可您却很看重它们，视之为珍宝。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它们来得远，您见得少呀！所以，我也想做一只鸿雁飞得远远的。”
哀公说：“我明白了，你留下吧！我把你的话记下来。”
田饶觉得哀公还是没有重用他的意思，便说：“我听说吃人家食物的人，是不会毁坏他的器具的；靠树木遮荫的人，是不会折取它的枝条的。放着有能力的人不用，写下他的话有什么用呢？”
就这样，田饶离开哀公，远走燕国了。
燕王经过接触、交流，感到田饶颇有能力，于是让他担任相国。只三年时间，便使得燕国大有起色，国内安定，人民富裕，盗贼绝迹。鲁哀公听后，慨然叹息，说：“我当初不明智，才有今天的悔恨。哪里能够再得到田饶呢！”
田饶能审时度势，正确选择自己生存的环境，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是非常明智的。同时，他的前后境遇也给掌管用人权力者以启示。
汉高祖和亲
“和亲”是西汉立国之初对匈奴的一项国策，是汉族和少数民族统治者互相利用的外交策略。“和亲”的意思是把皇帝的女儿嫁给匈奴单于，使单于成为女婿，生子为外孙，外孙继位仍为单于。按人伦之理推论，女婿、外孙是不会用武力骚扰岳父、外祖父家的。汉与匈奴可以保持甥舅关系，不致发生战争。
那么，刘邦为什么要采取“和亲”政策？又是怎样“和亲”的呢？
原来汉初时，匈奴贵族冒顿单于经常带兵袭扰西汉北方边郡，劫掠财物，虏夺人口。汉高祖刘邦为了巩固西汉政权，加强边防的力量，御驾亲征，率军30余万迎战匈奴。汉高祖七年（前200）冬，汉军与匈奴部队在边境相遇，两军稍一接触，匈奴便假装败走，汉军乘胜追赶。时值天气严寒，雨雪交加，汉军手指冻坏者有十分之二三。刘邦先后派出十余名使者，侦察匈奴军情，又派大臣刘敬出使匈奴，再行侦察。高祖刘邦急功好胜，未等刘敬回营，便轻率发兵北伐匈奴。队伍行至句注（今山西代县西北），正遇刘敬从匈奴回来。刘敬禀告刘邦说：“两国相击，此宜夸矜见所长。今臣往，徒见羸瘠老弱，此必欲见短，伏奇兵以争利。愚以为匈奴不可击也。”刘邦不但不听劝告，反而大骂刘敬为“齐虏”，又令人“械系敬广武（今河南荥阳东北广武山上）”。结果，当汉军进至平城白登山（今山西大同东北）时，陷入匈奴的包围圈，冒顿单于纵精兵40万包围白登山凡七日。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平城白登山之围”。后来，高祖采用陈平的奇计，才突出重围，与汉军主力会师。高祖回想起刘敬的建议，急忙召回刘敬，对他说：“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吾皆已斩前使十辈言可击者矣。”
另外，匈奴冒顿单于继位以后，改革、整顿了政治、军事机构，加强了对内部的控制，其兵力发展到三四十万人。东征东胡，西伐月氏，南并楼烦、白洋，北击浑庾等，建立起东起辽东，北抵漠北，西到河西走廊和新疆，南据河套的统一的奴隶制国家。冒顿单于在位36年间是匈奴国力强盛时期。而西汉建立之初，社会动荡不安，经济被严重破坏。据史载“汉兴，接秦之敝，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高祖乃令民得卖子，就食蜀汉。天下既定，民亡盖藏，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经过战乱，贵为天子的刘邦，竟没有颜色纯一的马来驾车，有的将相只能坐牛车。汉朝困难到这种地步，又怎能与匈奴几十万精兵作战呢？
为此，汉高祖决定采用刘敬的“和亲”建议，作为缓和矛盾的手段，求得暂时的安宁。刘敬，原名娄敬，由齐入汉，被刘邦赐姓刘，改为刘敬。他认为：“天下初定，士卒罢于兵，未可以武服也。”建议刘邦“以适长公主妻之，厚奉遗之，彼知汉适女送厚，蛮夷必慕以为阏氏，生子必为太子，代单于。何者？贪汉重币。陛下以岁时汉所余彼所鲜数问遗，使辩士风谕以礼节。冒顿在，固为子婿；死，则外孙为单于，岂尝闻外孙敢与大父抗礼者哉？兵可无战以渐臣也”。刘敬建议高祖以嫡长公主嫁给单于，那么生子为太子，可以代单于。高祖以为这的确是一条上策，高祖九年（前198）冬，刘邦“取家人子名为长公主，以妻单于，使刘敬往结和亲约”。
汉初的“和亲”政策，虽说是汉朝对匈奴统治者进行妥协的表现，但却是适合时宜的一项措施，它既缓和了匈奴与汉的矛盾，加强了双方的友好往来，而且有利于西汉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有利于西汉政权的巩固，因而曾起过积极的作用。
曹参无为护政体
汉朝开国皇帝刘邦与丞相萧何去世以后，按照刘邦的生前意愿，曹参做了丞相。
曹参也是汉朝的功臣，在开国的功劳簿上，萧何可称第一，曹参亦名列前茅。为此，不少大臣都暗自猜测，怕曹参一旦上台以后，会功高震主。可是，曹参接过相印以后，却仍然依照以前的法律行事，对以前的大臣们还是以同僚相称，亲热程度反显得更加增添了一层。数月之后，曹参把一些张扬生事、喜欢舞文弄墨的官员革除了，又选了一些少言寡语、年事已高的人补上空缺。从此以后，他便将自己关在府中，终日里饮酒作乐，不理朝政。
许多大臣搞不清楚曹参的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都很想当面去问一问他。可每次到了曹参的府中，就被他拉到桌子前，痛快地喝起酒来。大臣们无可奈何，只得陪着他喝得昏天黑地。时间一长，曹参只饮酒不理朝政的做法传到了汉惠帝的耳朵里。汉惠帝心想，自己因为吕后专权，没有用武之地才整日里借酒浇愁。你曹参是群臣之首，手中大权在握，正是春风得意之时，却为何如此放纵自己呢？
这一天，曹参的儿子曹窋来见皇帝，汉惠帝对他说道：“你去问问你父亲，为什么终日里不理朝政，非要饮酒作乐？难道丞相的任务就是一天到晚地喝酒吗？”曹窋回家后就把这话给父亲说了一遍，但是，他按照汉惠帝的要求，没有说出这是皇上说的。曹参听后，立即取过戒尺把儿子的手掌打了个通红，怒气冲冲地喝道：“你小子懂什么朝政上的事情！”
他儿子把这件事告诉了汉惠帝，汉惠帝一怒之下便召见了曹参，问道：“你为什么要责打你的儿子？他所说的话全是我的意思啊。”曹参一听，连忙跪在地上，一边磕头谢罪，一边问汉惠帝：“陛下自认为能比得上高祖皇帝吗？”
汉惠帝一愣，立即道：“朕如何敢同先皇相比呢？”曹参又说：“皇上圣明。那么，陛下以为萧何与我，谁为最优？”“这个……你恐怕不及萧丞相。”汉惠帝不解其意。“皇上圣明。高祖平定天下以后，各项法令制度都已经齐备了。现在我们能做的，只是遵守先皇的法度，只要没有任何过失，就算是有功德了。难道臣还想着要胜过前人吗？”
这时候，汉惠帝才恍然大悟道：“我明白丞相的意思啦。”
吕后专权，人人自危。曹参身为丞相，选择无为而治的做法，并非无革弊创新之才，而是审时度势，以继承先皇法度、保国安民为宗旨，从而维护了国家政体，也保护了自己。
诸葛亮的《隆中对》
诸葛亮，字孔明，琅琊郡阳都县人。《隆中对》，亦名《草庐对》，载入《诸葛亮集·文集》卷一，《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亦有所载，内容大同小异。
刘备在参与镇压黄巾起义以后，在豪强割据和军阀混战中，处处寄人篱下，先后投靠公孙瓒、陶谦、曹操、袁绍、刘表，悒悒不得志。建安十二年（207），刘备在荆州依托于刘表时，通过司马徽、徐庶的推荐，到隆中（今湖北襄樊市西）“三顾茅庐”，求教于诸葛亮。诸葛亮当时27岁，虽然结庐隆中，但对天下形势洞若观火，已有“卧龙”雅号。他很了解刘备目前的困难处境，又见刘备果然一片挚诚，便推心置腹地陈述自己的方略。这项极有远见的战略对策，被称为《隆中对》。
诸葛亮首先分析当时的客观形势说：自董卓作乱以来，雄豪蜂起，然而几经较量，情况已渐趋明朗化。成功者自有好的经验，失败者亦应总结教训。即以曹操和袁绍相比，无论就名望和军队数量来看，曹操都不如袁绍，可是曹操居然打败了他，变弱为强，这绝不是命，而在人谋啊！诸葛亮说到这里，见刘备若有所思，便不等他开口，又说：“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指孙坚及其子孙策、孙权），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以为援而不可以图也。”意思是就刘备目前的处境而言，根本无法与曹操、孙权抗衡。若要抗曹恢复汉室，只能利用曹操与孙权的矛盾，采取联结东吴的方针。诸葛亮接着为刘备指出一个可能实现的机遇，那就是向荆州、益州方面发展势力。他说：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是一个发展势力的好地方，况且荆州牧刘表又那么懦弱无能，这也许正是老天给将军提供方便，但不知将军有意图取荆州吗？诸葛亮接着说：益州沃野千里，号为“天府”，形势险要，进可攻，退可守，汉高祖就是以此为据点，终于打败项羽而建立汉朝的。而今益州牧刘璋愚昧懦弱，北面的汉中太守张鲁也是无能之辈，那里的智能之士都希望能有一位明君。将军不但名扬四海，又是高祖皇帝的后代。若将军能跨有荆、益二州，则与曹操、孙权互为鼎足，形势就会变得大有希望。诸葛亮见他心领神会，又继续说：若将军能够西和诸戎，南托夷越，一方面整顿内政，一方面与孙权交好。待天下有变时，将军可以派一员上将由荆州出发，北上攻取南阳、洛阳，将军自己则由益州西出秦川。到那时候，中原百姓肯定会用酒用饭迎接我们。如果真是这样，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
诸葛亮的这次谈话，深刻而透辟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为刘备筹划了取荆州、居益州，内修政治，联孙抗曹，和戎抚夷，而后两路出兵、夹击曹操的战略方针。可谓是纵观天下，畅论宇内，目标既定，步骤分明，充分显示了诸葛亮的政治才华，是一位高瞻远瞩、胸有全局的政治家。这一席话，使刘备茅塞顿开，如鱼得水。从此，诸葛亮就成为刘备的股肱之臣了。
而在实际行动上，诸葛亮也能紧紧抓住这一主要矛盾。在赤壁之战（208）以前，诸葛亮亲自去江东，排除了重重阻力缔结了“孙刘联盟”，终于在赤壁击败了曹操，促成了三国鼎立的局面。而后来的刘备招亲、久借荆州以及后来的占据益州、南抚夷越、北伐中原等，也莫不是根据既定的战略方针而采取的不同策略和办法。如果诸葛亮不是死得过早，这一远大目标或许是能实现的。
器弩悉弄智灭钦陵
器弩悉弄，亦译作弃都松，生于唐咸亨三年（672），是松赞干布的玄孙，吐蕃第三代赞普。他在位期间所做的最突出的一件功业，就是翦除了以钦陵兄弟为代表的旧贵族势力，重新恢复了王权，因而促进了吐蕃王朝的统一和强盛。
唐凤仪元年（676），器弩悉弄的父亲芒轮芒赞去世，他年仅四岁便继位赞普。因其年幼，吐蕃王朝的军政大权均委诸钦陵兄弟之手。钦陵是吐蕃开国大相噶东赞之子。自从松赞干布去世以后，噶氏家族便一直控制着吐蕃，不仅“事无大小，必出于宰相，便宜从事”，而且，赞普的继嗣也由噶氏家族决定。当时，吐蕃对归附的各部，只靠传统的会盟形式维系领属关系。对于北方各部还不能直接会盟，只能由钦陵代替王室进行约束。钦陵兄弟为了扩张势力，与唐中央王朝连年征战，使吐蕃内部的社会矛盾日益激化。据记载：“钦陵专国久，常居中制事，诸弟皆领方面兵，而赞婆专东境几三十年，为边患。兄弟皆才略沈雄，从惮之。”意思是说：钦陵控制中央大权多年，他的弟弟们都拥有重兵。其中赞婆控制东部近三十年，已成大患。再加上钦陵兄弟都很有才能，众人非常害怕他们。由此可见，以钦陵兄弟为代表的旧贵族势力已经成为直接危害王室的重大祸患。
圣历二年（699），器弩悉弄已经23岁。他十分不满钦陵兄弟的胡作非为，决心收回王室权力，便与大臣论岩等人商议。由于钦陵兄弟专权多年，又各拥重兵，削夺其权决非易事。而且，王室周围驻扎着钦陵的亲兵，一旦消息走漏，就会贻害无穷。所以，策划只能秘密进行。论岩等人认为，钦陵兄弟侵夺王权，连年对外征战，违反了吐蕃人民的意愿，实际上已经很孤立，只要谋略得当，就可以利用王室的威望，抓住时机消灭他们。于是，他们秘密制定了先消灭王室周围钦陵的亲党，而后削夺钦陵兄弟的实权的计划。这一年夏天，钦陵到北部边境处理军务，暂将日常军政权力委托他人代管。于是，器弩悉弄立刻抓住这个机会，扬言外出狩猎，调集大批军队，突然包围了王室周围钦陵的二千多名亲党，全部杀死。然后，派遣专使召令钦陵兄弟返回逻些（今拉萨）。钦陵兄弟手握重兵，深知如果奉命无异自投罗网，自然不受召命。于是，器弩悉弄公布了钦陵的罪状，亲自率兵征伐。果然不出所料，由于人民“怨钦陵日深”，两军还未交战，钦陵的军队便不战自溃。同年冬，钦陵逃往宗喀（今青海湖东）自杀，其亲信同时自杀的有一百多人。噶氏家庭除钦陵之弟赞婆及其子莽布支归降唐朝外，全部被诛。从此，结束了噶东赞及其子在吐蕃专横跋扈50多年的历史。
长安二年（702），器弩悉弄遣使入唐，受到隆重接待，汉藏再度和亲，吐蕃出现了兵精国强、前所少有的兴旺景象。
“三苏”论时势
“三苏”是苏洵（老苏）及其子苏轼（大苏）、苏辙（小苏）的统称，他们是当时文坛上的领袖，被列入“唐宋八大家”，又都相继出仕为官。当时，北宋内忧外患，朝廷因循苟且，每年要按“澶渊之盟”和“宋夏和议”送给契丹和西夏大批白银和绢帛，而这些负担又转嫁到平民百姓身上。如此恶性循环，内外交困，形势险恶。为此，“三苏”不避嫌疑，先后上疏言事，希望朝廷审时度势、变革图强以挽救危局。
苏洵的官职仅及秘书省试校书郎，但却是一位“皇皇（惶惶）有忧天下心”的人。他在《上韩舍人书》中说：“方今天下虽号无事，而政化未清，狱讼未衰息，赋敛日重，府库空竭，而大者又有二虏（指契丹、西夏）之不臣。”认为如果不清醒地估计这种潜在的威胁，就谈不到治理国家。为此，他写《审势》这篇文章，要人们对时局有所认识。他说：“不先审天下之势而欲应天下之务，难矣！”又说：“天下之势有强弱，圣人审其势，而名之以权。”意思是只有先分析天下的形势，然后才能制定出相应的策略。他针对当时官员渎职犯罪的严重情况，提出了“严用刑罚而不赦有罪”的“尚威”主张；对于契丹、西夏的侵扰和朝廷献纳金帛以求偏安的思想，建议改变贿敌政策而采取“强攻”的姿态去战胜之，认为只要奋发图强，奖掖人才，抑制兼并，那么，“为之数年，而天下之势可以复强”。苏洵对形势的分析和对策，为后来的王安石变法提供了借鉴。
苏轼对于审势的重要性和变法的步骤有独到的见解。嘉祐六年（1061），25岁的苏轼在参加直言极谏科考试时，就曾在《进策》、《进论》中比较系统地提出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昔圣人之兴作也，必因人之情，故易为功；必因时之势，故易为力。”针对当时局势表面上太平而实际危机深重的情况，他曾大声疾呼：“苟不能涤荡振刷而卓然有所立，未见其可也。”他又强调指出：“治事不若治人，治人不若治法，治法不若治时。时者国之所以存亡，天下之所最重也。”为此，他赞成王安石通过革新以改变国家“积贫积弱”的主张，但又反对王安石变法“求治太急”。在他看来，北宋王朝的流弊太多，变法不能操之过急和全面开花，而应轻重缓急，循序渐进。如果忙于“变法度”而不审时，忙于“施号令”而不变人，那将会“颠倒失序”而难于成功。他说：“未成而为之，则其弊必至于不敢为；未服而革之，则其弊必至于不敢革。”意思是说，没有成功的把握，老百姓的思想不服，仓促地进行改革难以奏效的。由于他的变法步骤与王安石为代表的新党有所不同，又与以司马光为代表的旧党认为“新法不可行”的保守态度也卓然有别，因而两边都不讨好，不论是新党还是旧党上台，他都屡受排挤和打击。然而，苏轼主张改革而又认为要分清主次缓急地进行这一思想，是值得肯定的。
苏辙也认为改革势在必行，主张“因时立政”和“因时制宜”。他特别提出朝廷在制订政策和采取措施时，一定要坚持“无害于民”的原则，不要伤害平民百姓的利益。另外，在《上皇帝书》中，提出要“破天下之浮议，使良法不废于中道”。这种反对浮而不实的议论以及主张改革不要半途而废的思想，也富于现实意义。
“三苏”不仅以文学知名于世，而且为政清廉，勇于革新图强，因而受人推崇。
郭德成避祸得福
郭德成，元末明初人，性格豁达，十分机敏，特别是喜爱喝酒。在元末动乱的时代里，他和哥哥郭兴一起，随朱元璋转战沙场，立了不少战功。
朱元璋做了明朝开国皇帝后，原先的将领纷纷加官晋爵，待遇优厚，成为朝中达官贵人。郭德成仅仅做了骁骑舍人这样一个普通的官员。
郭德成的妹妹宁妃，当时在宫中深得朱元璋的宠爱，朱元璋因此感到有些过意不去，准备提拔郭德成。
一次，朱元璋召见郭德成，说道：“德成啊，你的功劳不小，我让你做个大官吧。”郭德成连忙推辞说：“感谢皇上对我的厚爱，但是我脑袋瓜不灵，整天不问政事，只知道喝酒，一旦做大官，那不是害了国家又害了自己吗？”朱元璋见他辞官坚决，内心赞叹，于是将大量好酒和钱财赏给郭德成，还经常邀请郭德成去皇家后花园喝酒。
郭德成算是一个知道满足、没有过多奢欲的人。他能够有自知之明，正是他后来能忍受一时的委屈、一时的灾祸而保全生命的关键。伴君如伴虎，多少君臣相互猜忌，造成了多少历史悲剧。
一次，郭德成兴冲冲赶到皇家后花园，陪朱元璋喝酒，眼见花园内景色优美，桌上美酒香味四溢，他忍不住酒性大发，连声说道：“好酒，好酒。”随即陪朱元璋喝起酒来。
杯来盏去，渐渐地，郭德成脸色发红，醉眼蒙眬，但他依然一杯接一杯，喝个不停。眼看时间不早，郭德成烂醉如泥，踉踉跄跄走到朱元璋面前，弯下身子，低头辞谢，结结巴巴地说道：“谢谢皇上赏酒！”朱元璋见他醉态十足，衣冠不整，头发纷乱，笑道：“看你头发披散，语无伦次，真是个醉鬼疯汉。”郭德成摸了摸散乱的头发，脱口而出：“皇上，我最恨这乱糟糟的头发，要是剃成光头，那才痛快呢。”朱元璋一听此话，脸涨得通红，心想，这小子怎么敢这样大胆地侮辱自己。他正要发怒，看见郭德成仍然傻乎乎地说着，便沉默下来，转而一想：也许是郭德成酒后失言，不妨冷静观察，以后再整治他不迟。想到这里，朱元璋虽然闷闷不乐，还是高抬贵手，让郭德成回了家。
郭德成酒醉醒来，一想到自己在皇上面前失言，恐惧万分，冷汗直流。原来，朱元璋少时，在皇觉寺做和尚，最忌讳的就是“光”、“僧”等字眼，郭德成怎么也想不到，今天这样糊涂，这样大胆，竟然戳了皇上的痛处。
郭德成知道朱元璋对这件事不会轻易放过，自己以后难免有杀身之祸。怎么办呢？郭德成深深思考着：向皇上解释，不行，那更会增加皇上的忌恨；不解释，自己已经铸成大错，难道真的为这事赔上身家性命不成。郭德成左右为难，苦苦地为保全自身寻找妙计。
以后，郭德成和过去一样继续喝酒，狂放不羁。但有一样不同，他真的进寺庙剃光头做了和尚，整日身披袈裟，念着佛经。
朱元璋看见郭德成真做了和尚，心中的疑虑、忌恨全消，还向宁妃赞叹说；“德成真是个奇男子，原先我以为他讨厌头发是假，想不到真是个醉鬼和尚。”说完，哈哈大笑。
以后，朱元璋猜忌有功之臣，原先的许多大将纷纷被他找借口杀掉了，而郭德成竟保全了性命。这是由于他能够从小的祸兆看到以后事态的发展，提前避祸，才不至于招来杀身之祸。而其他的功臣则远不如郭德成明白祸福的转化道理。他因祸进庙，因祸保住了性命，谁又能说这不是福呢？
有道是，退一步海阔天空。凡事能领悟到其中的利害，并能作出适当的反应，那么，麻烦的事情也就会随之化解。
龚自珍独具慧眼知忧患
龚自珍（1792—1841），字璱人，号定庵，浙江仁和（今杭州）人。道光九年（1829）进士，曾任内阁中书，后任礼部主事。晚年的龚自珍通过对封建末世社会的观察，透过太平盛世的假象，看到了清王朝走向末路的真情。他所处的时代，社会环境和个人遭际，使他有可能洞悉统治阶级上层社会的黑暗、执政官僚的昏庸和社会危机四伏、政治衰败的严峻现实，并朦胧地感觉到“乱亦竟不远矣”的社会大变动愈来愈近的脚步声。他寄希望于在社会变革中使古老的中国重焕生机。
首先，他较为深刻地揭示了封建王朝面临末世、行将崩溃、无以挽回的颓势。他指出，土地兼并造成的“流民”问题日趋严重，“自乾隆末年以来，官吏士民，狼艰狈蹙，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之人，十将五六”；“大抵富户变贫户，贫户变饿者”，全民赤贫化的趋势，造成了清王朝“日之将夕，悲风骤起”的境况。
其次，龚自珍揭示了封建官僚政治的黑暗、腐败及其在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方面行将崩溃的局面。他说，清末“政要之官，知车马、服饰，言词捷给而已，外此非所知”，早成为“莫知大义”的偶像泥胎。“官益久，则气愈偷；望愈崇，则谄愈固；地益近，则媚益工。”龚自珍认为这是腐朽的科举制度造成的。钻营做官的人“进身之始”就“言不由衷”。当官后，“少壮之心力，早耗于禄利之筌蹄”，“其仕也，余力及之而已”。只顾“浮沉取容，求循资序”，早就没有治国安邦、解民倒悬的心志了。
龚自珍以审时度势的洞察力，发现了清王朝的各种尖锐的社会矛盾。他痛心地在诗中写道：“凭君且莫登高望，忽忽中原暮霭生。”他看到了当时的统治集团，只知养尊处优，一意粉饰太平，剥削人民，而对与国计民生有关的经济事业，如盐铁、水利等一概不闻不问，弃置一旁，使广大农民陷入“屠牛那不胜栽禾”的地步。他预言社会巨变终将爆发，并在审察时势的基础上，继承了历代封建社会思想家“更法”、“改制”的思想，作为“补天”良策。希望能顺势利导，给衰落的社会重新注入生机。他以王安石“上仁宗皇帝书”为榜样，主张以变更法度、改革旧制为“医国”的药方，实行内部的“自改革”。
龚自珍在鸦片战争前，通过自身观察、感受得出的这些看法，充满了对国家、民族前途的忧患意识。他的这些看法，不仅对当时的人们来说，是一副清醒剂，直至几十年后，还使当时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中的某些代表人物读后感到“若受电然”，从而对他们起到了启蒙和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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