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公旦未雨绸缪

    周武王攻灭商朝后，没有杀掉商纣王的儿子武庚，而继续封他为殷君，让他留在商的旧都，但对他又不放心，所以把自己的三个弟弟管叔、蔡叔和霍叔，分封在商旧都的东面、西面和北面，以便监视武庚和商朝的遗民，称为“三监”。

    武王的弟弟周公旦以及太公、召公等，帮助武王灭商立了大功，武王把他们留在京城镐辅政，其中周公旦最受武王宠信。

    过了两年，武王患了重病，大臣们都非常忧愁。忠于武王的周公旦特地祭告周朝祖先，表示愿意代替哥哥去死，只望武王病愈。祝罢，命人将祝辞封存在石室里，不准任何人泄密。

    说来奇怪，周公旦祝祷后，武王的病情一度有了好转。但是，不久又发病去世。年幼的太子姬诵被拥立为国王，周公旦受武王遗命摄政。

    周公旦的摄政，引起了管叔等三个叔叔的妒忌。他们放出风声说，周公旦企图夺取成王的王位。这些流言蜚语很快传到成王耳朵里，从而引起了成王的疑虑。周公旦知道后，对太公、召公说：“如果我不讨伐他们，就无法告慰于先王！”

    但是，周公旦考虑一时很难向成王说清楚，又为了解除他对自己的疑虑，就离开镐京，前往洛邑。

    武庚不甘心商朝的灭亡。他见周王室内部之间发生了矛盾，就派人和管叔等“三监”联络，挑拨他们与周公旦的关系。与此同时，他积极准备起兵反叛。

    周公旦在洛邑住了两年，其间他调查清楚了武庚暗中与管叔勾结的情况，便写了一首诗送给成王。这首诗的诗名叫《鸱鸮》。它的前两节大意是这样的：“猫头鹰啊猫头鹰！你已抢走了我的儿，不要再毁我的家。我多么辛苦殷勤哟，为哺育儿女已经全累垮！趁着天还没有下雨，我就忙着把桑根剥下，加紧修补好门窗。因为下面的人啊，有时还会把我欺吓！”

    这首诗以母鸟的口吻哀鸣，反映了周公旦对国家的关切和忧虑。诗中的猫头鹰是指武庚，哀鸣的母鸟则是周公旦自己。

    不料，年轻的成王并没有看懂这首诗的含义，因此没有理解周公旦的苦衷。后来，他无意之中在石室里发现了周公旦的祝辞，深受感动，立即派人把周公旦请回镐京。这时，成王才知道武庚与三叔相互勾结的内情，派周公旦出兵讨伐。最后，杀了武庚、管叔和霍叔，蔡叔在流放中死去，周王朝得到了巩固和发展。

    “未雨绸缪”这则成语，也就出自于此。比喻事先作好准备，防患于未然。

    勾践卧薪尝胆

    据载，越国是夏人的后裔，在西周初年，被封于会稽（今浙江绍兴），“断发文身”，开辟草莱，修筑城郭。以后过了二十余代，到了越王允常，当时正是吴王阖闾在位，吴越之间曾发生战争，因而积怨颇深。允常死，勾践立，是为越王勾践。公元前505年，正当吴王阖闾闯入楚的时候，越人乘吴国国内空虚，攻入吴国，于是，吴越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

    公元前496年，吴王阖闾讨伐越国，越王勾践率军抵御，结果，阖闾受伤身死，其子夫差即位。阖闾临死时，嘱托夫差不要忘记与越王勾践的杀父之仇，于是，在公元前494年，吴王夫差再次兴兵伐越，以报父仇。吴越的军队在夫椒（今绍兴东南十二里）交战，越军战败，吴军进入越国，越王勾践带着五千名军士退守于会稽山（今绍兴东南十二里）。在无力抵抗的情况下，越王勾践派大夫文种通过吴国的太宰嚭向吴国求和，吴王夫差不听伍子胥的劝谏，答应了越人的请求。伍子胥在退朝后说：“越国用十年的时间增殖人口的财富，再用十年时间教育民众和训练军队，二十年以后，吴国的宫殿将会变成池沼下的废墟。”这一年三月，越人与吴人媾和。

    在降服了越国以后，吴王夫差便着力于向北方扩张，由于东方的齐鲁两国不睦，于是，吴便与鲁联合，共同讨伐齐国。公元前486年，为了讨伐齐国，吴国在邗（今江苏扬州北、运河西岸）开凿邗沟，沟通了长江与淮河。公元前484年，吴王夫差与鲁哀公会合，大举进攻齐国，夏五月，吴人攻克了齐国博（今山东泰安东南），前军到了赢（今山东莱芜西北），齐国大夫陈书、公孙挥、国书等人带领大军迎战。双方战于艾陵（今山东莱芜东北），齐军大败。

    当吴王夫差将要伐齐的时候，越王勾践带着部下前去朝见夫差，向吴王和臣下送上了财礼。吴人十分高兴，只有伍子胥感到越人是别有用心，因此，劝告吴王夫差早日对越用兵，不要伐齐。否则，越国终将成为吴国的心腹之患。可是，这时的夫差却是志得意满，不仅不听从伍子胥的意见，反而派伍子胥出使齐国。伍子胥料到吴国将无法逃脱败亡的命运，便在出使齐国的时候，把自己的儿子托付于齐国的大夫鲍氏，齐国封之为王孙氏。艾陵之战以后，吴王回军，夫差得知伍子胥把儿子托付齐国的消息，便派人责令伍子胥自杀。伍子胥临死前说：“三年以后，吴国就要衰弱，事物盈满以后就必然要毁坏，这是天之常道。”

    公元前481年，吴国夫差又一次北上，与周王室的卿士单平公、晋定公、鲁哀公等在黄池（今河南封丘南）会见，其目的是为了与晋争夺霸主地位。就在吴王夫差北上与中原各国会盟的时候，越王勾践分兵两路乘虚而入，大举伐吴，这时，越王勾践经过十几年的休养生息，越国的国力已经得到了彻底恢复，仅用了几天的时间，越军就攻入了吴国的国都，俘获了吴国的太子友、王孙弥庸等人。吴国赶紧派人到前方向夫差报告，可是，这时夫差正竭尽心力谋求霸主地位，根本不愿意听到吴国战败的消息，为了不使吴国被越人攻陷的消息传出去，先后在帐中杀死了七个前来报信的人。

    在七月辛丑日这一天，吴王夫差与晋、鲁等国举行会盟仪式，在仪式上，夫差与晋人因为争夺盟主而不可开交，吴国人说：“在周王室中，我们的始祖太伯是太王的长子。”晋人说：“在姬姓的诸侯国中，我们晋国是当然的首领。”双方互不相让。这时，夫差虽然尽力掩饰因为国都被越人攻下而产生的焦虑不安，但还是被晋人看出了端倪，于是晋人便有意拖延时间。后来，吴人只得让晋国在会盟仪式上先歃血，承认了晋国的盟主地位。夫差回到吴国以后，只得与越国议和，越人暂时撤出了吴国的国都。

    公元前478年，越王勾践又出兵讨伐吴国，吴王夫差率领军队在笠泽（今吴淞江）与越军夹水列阵，越王勾践分派一部分越军在夜里或左或右击鼓呐喊，分散吴军的注意力，使吴人不得休息，然后又趁吴军不备，偷渡过河，一举击退吴军。此后又经过几年战争，越王勾践于公元前473年冬攻灭了吴国，吴王夫差自杀。越王勾践灭吴以后，便率兵北渡淮水，在徐州与齐、晋等国会盟，周元王派人赐给越王勾践胙肉，册封勾践为方伯。于是，越王勾践成为春秋时期最后一个霸主。

    清人蒲松龄曾为之说道：“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勾践这种刻苦自励、奋发图强的精神，一直为后人传诵。

    张耳小忍成大业

    张耳和陈馀都是魏国的名士。秦国灭了魏国以后，用重金悬赏购买张耳和陈馀的头颅。两个人只得乔装打扮，改换了姓名逃到陈国躲藏起来，靠当里监门维持生计。

    一天，一个官吏因为陈馀犯一点小过错便用皮鞭抽他，陈馀想自己以前在魏国是多么受重用，哪里受过这样的欺负，怒不可遏，当即想起来反抗。

    张耳在旁见状不妙，恐怕陈馀由于一时的冲动而使自己这么多年吃的苦全部白费，再也无出头翻身的日子，便用脚踩了陈馀一下，示意他要忍让，陈馀当时终于没吭声。

    那个官吏走后，陈馀还怒气未消，张耳便将陈馀引到桑树下面，数落他一顿：“当初我和你是怎么说的？今天受到一点小小的侮辱，就去为一个官吏而死吗？古人说，小不忍则乱大谋，难道你忘记了吗？”

    陈馀于是只得忍气吞声，不再发怒。后来，陈馀和张耳两人终于一个成功，一个失败；张耳成了刘邦的开国功臣，而陈馀辅佐赵歇王，被韩信斩首。

    遇到不利时，特别是受到侮辱时，容易产生冲动，而这一时的冲动，就有可能坏了整个大事，前功尽弃。当时忍一忍，有些事情可能就过去了，继而扭转大局，成就大业。张耳能成为刘邦的开国功臣，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的忍性。而陈馀成为韩信刀下鬼，就是因为他易于冲动，缺乏忍的劲头，结果下场悲寂。所以说，忍者不衰，忍能制胜。

    松赞干布迁都逻些护疆土

    松赞干布（617—650），原名弃苏农，或称弃宗弄赞，简称松赞，又号弗夜氏，吐蕃族（今藏族）人，是唐朝时期吐蕃国的一代雄主。高祖父弃诺颂赞、祖父达布聂西、父亲论赞弄囊（亦称“朗日论赞”）都是西藏高原吐蕃族首领。在祖、父辈时，西藏高原尚未形成有效的集权国家，部落之间互相攻伐，了无宁日。而吐蕃、苏毗、羊同三国，更是各据一方，彼此争战不休。唐贞观三年（629），松赞干布的父亲被旧贵族毒死，年龄还不满13岁的他从此登上了政治舞台。

    松赞干布是一位胸如城府、志向远大的人（“干布”，藏语意谓深沉莫测），他在16岁那年，一举平定了“父王六臣”和“母后三臣”等旧贵族的叛乱，开始踏上一统西藏高原的征途。

    松赞干布认为，父亲所建的王宫所在地琼巴达则（即匹播城，今西藏琼结县），位于雅鲁藏布江南岸，不利于出击苏毗和羊同。而在雅鲁藏布江北岸的逻些平原，地势宽阔，有逻些河蜿蜒其间，水草丰腴，是个经营和发展农业、畜牧业的好去处。在那里，还有两座遥相对峙的布达拉山和药王山，像是两个坚强的勇士守卫着逻些。松赞干布本着一统西藏高原的雄心壮志，决定将都城由江南迁往江北的逻些平原，并传令要建新的王宫于布达拉山上。次年，他不顾保守的大臣们反对，移都逻些。今拉萨市的雄伟壮丽的布达拉宫，就是在松赞干布时的王宫基础上建造起来的。

    松赞干布定都逻些以后，由于占有雄踞西藏高原中心和平原地带的优势，许多部落纷纷迁来这里，畜牧业和农业生产迅速发达起来。于是，他派尚囊白乌苏为将，决定先去征服占据着现今青海玉树一带的苏毗。尚囊白乌苏按照松赞干布的嘱咐，采用了军事进攻和政治上拉拢分化的政策，即对于凡是愿意臣服的各部落首领，只要能按期交纳贡品，仍然可以保留原有的领地。松赞干布的这项政策获得了很大的成功，没有几个月的工夫，强大的苏毗就迅速地被肢解了。

    苏毗降服以后，松赞干布决定亲征羊同。羊同在吐蕃的西部，那里的生产比较落后，文化也不发达，“辫发毡裘，畜牧为业”。但因地近西域，商业贸易比较繁荣。早在松赞干布的先辈时，就曾数次出击羊同，希望打通前往西域的道路，但均未能如愿。松赞干布吸取了先辈们失败的教训，趁着战胜苏毗的余威，调动了全国的兵力，军事上稳扎稳打，政治上分化敌人内部。由于吐蕃军队士气旺盛，羊同内部不能齐心协力，因此，羊同虽有士卒八九万，但终于被击败了。于是，西藏高原的大部分地区基本得到统一。

    恰巧这时，喜马拉雅山南麓的泥波罗（今尼泊尔王国）的国王鸯输伐摩，也派遣使臣到了吐蕃，要求发展双方贸易，松赞干布紧紧抓住这个有利时机，派遣使臣回访泥波罗。这样，在松赞干布统治期间，与西域和印度诸国的交通也开始了。它对于加强和发展我国的对外关系是有积极作用的。

    松赞干布在定都逻些之初，十分仰慕唐王朝。当时，唐太宗先后打败了东突厥、西突厥，在东起幽州、西至灵州（今宁夏灵武西南）地带设置了顺、祐、长、化四个都督，在今内蒙古地区建置了定襄、云中都督府，又在伊吾（今新疆哈密）一带设置伊州。唐太宗被这些地区的部落与小国尊称为“天可汗”。松赞干布决定主动与唐帝国联系。贞观八年（634），他派遣使臣来到长安，使汉藏两族关系更加密切了。

    松赞干布迁都逻些和统一西藏高原，以及主动与唐王朝接触，为日后西藏地区成为我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姚崇假哭保性命

    武则天（624—705），姓武，名曌，并州文水（今山西文水县）人。唐中宗神龙元年（705），她身患重病，很少理朝政，张柬之、桓彦范等大臣密谋策划政变，准备杀掉张易之、张昌宗等备受武则天皇帝宠爱的朝中奸臣。政变前夕，姚崇刚好从屯兵之地赶回朝廷，听说要诛杀二张，姚崇举手赞成，主动参与了政变策划。因为姚崇早已对二张恨之入骨。曾经有一次，张易之因私事宴请姚崇，求其帮忙，姚崇没有答应，张易之记恨在心，不久便偷偷地到武则天面前进谗言，姚崇被落了个降职的下场。为此，姚崇很愤恨，但又无可奈何，只望日后有机会报仇，如今终如愿。

    政变成功后，二张被杀，武则天被迫让位于唐中宗，张柬之等人因主谋政变有功被赐封群公，姚崇也因为政变成功出了力而加官。他们见武则天政权移位、自己又被嘉奖，个个高兴得合不拢嘴。一天，他们合计决定饱餐一顿以示庆贺。席间，大家相互送菜敬酒，好不惬意。忽然传来一哭泣声，大家回头一看，只见姚崇哭丧着脸，闷闷不乐。张柬之等人非常奇怪，忙问姚崇：“现在正是高兴时候，你为什么眼泪又流呢？恐怕你的祸端便将由此而生。”

    其实，政变之后，姚崇便一直思考着这个问题：二张虽然被杀，但武则天的亲信武三思却仍然在位，而且二张的爪牙还不少，他们总有一天反扑过来，到时，我们这帮人的性命都难保。但生米已煮成了熟饭，为了提防这一天的到来，唯一的解救办法便是故装懊悔，用假盖真，以迷惑武三思。于是，姚崇佯装伤心地回答道：“尽管我参与了讨伐奸臣之事，但我并不认为立了什么大功，我曾长期侍奉则天皇帝，如今却做了危害其利益的事，违背了旧主，没有保持臣子应始终如一侍奉君王的节操。因此，我感到很难过，愿意认罪。”

    不久，这话传到武三思耳朵里，武三思误认为姚崇对则天皇帝颇有感情，所以，后来当武三思掌权时，张柬之等参与叛乱的大臣全部被害，唯独姚崇没伤一根毫毛。

    凭借敏锐的嗅觉，意识到局势逆转的可能性，做到有备无患，得以保全自己，这一招确实高明。

    朱元璋“缓称王”之策

    “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这一斗争策略，是明初大臣朱升在明太祖朱元璋开国创业时期提出来的。

    元末，朱元璋利用元军主力与红巾军在北方作战的有利时机，向浙西、浙东等地进军，不断打击元朝的残余势力，以扩大影响。由于军纪严明，这支起义军得到了人民的拥护和支持，进展顺利。到龙凤二年（1356）时，朱元璋已在集庆（今江苏南京）建立起自己的根据地，成为一支相对独立的政治势力，但仍是反元起义军的一部分。而在他的两侧，尚有陈友谅、方国珍、徐寿辉、张士诚等割据势力，他们都有吞并朱元璋的野心。因此，朱元璋要立足南方，建立根据地，迫切需要制定一条合乎实际的斗争策略。

    龙凤三年（1357），朱元璋军攻克徽州（今安徽歙县），部将邓愈向朱元璋推荐曾是元末池州学政的朱升。朱升分析当时形势，向朱元璋提出了“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建议。他认为目前最要紧的是：加强防守以巩固后方，发展生产以积蓄力量，注意策略以缩小目标。只有审时度势，提出相应的斗争策略，才能在保存自己的前提下不断消灭群雄，然后推翻元朝统治。

    朱元璋在与陈友谅的斗争中，坚持朱升提出的斗争策略。龙凤九年（1363）四月，陈友谅侦察到朱元璋率军去安丰求援小明王，留守兵力有限，乘机率60万军队围攻洪都，昼夜攻打，形势危急。驻防洪都的朱文正、邓愈等将领为巩固根据地固守洪都城，在城墙屡遭破坏的情况下，命令将士“且战且筑”，始终保持城墙的完好，坚守85日，迎来朱元璋的援兵，为朱元璋集中兵力与陈友谅决战赢得了时间。洪都之战的胜利，得益于“高筑墙”的策略。

    朱元璋利用江南地区生产条件比较优越的特点，命令将士屯田。召集流民开垦荒地，选派元帅康茂才为营使，“修筑堤防，专掌水利”。龙凤九年（1363），朱元璋申谕将士：“兴国之本，在于强兵足食。昔汉武以屯田定西戎，魏武以务农足军食。定伯兴王莫不由此。……故令尔将士且耕且战……”通过发展生产，积蓄力量，实行军垦、农垦，增强了经济实力，巩固了江南根据地。“广积粮”收效甚大。

    朱元璋在政治策略上采纳了“缓称王”的建议，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十分重要的斗争策略。早在朱元璋攻占集庆后，实际上已自成独立系统，只是由于敌强我弱，朱元璋在名义上仍遥奉韩林儿为宗主，采用龙凤年号。龙凤二年（1356），群臣劝朱元璋进王位，他认为时机仍未成熟，以“一统之势未成，四方之途尚梗”为由拒绝了。“缓称王”策略，使朱元璋这支力量较弱的起义军避免过早地成为众人的主要进攻目标，力量逐渐壮大。

    “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是朱元璋创业过程中的斗争策略，也是军事、经济、政治三大方面的战略方针。通过行之有效的斗争实践，朱元璋在众多的农民起义军中异军突起，不同凡响，为其实现削平群雄、灭元统一的大业奠定了基础。

    郭德成故露黄金出宫

    郭德成是明太祖朱元璋手下的大将，官拜骁骑指挥，很得皇帝的宠爱。

    一天，他被召进宫，朱元璋设御宴招待。临走时，朱元璋将两个金元宝塞在郭德成的衣袖中，并告诉郭德成此事不要向别人提起。

    皇帝的这种亲昵的行动使郭德成大惑不解。古代皇帝赏赐送予的事例很多，但一般都是当场宣布，并都登记入账，很少像朱元璋这样私相授予的。这使郭德成左右为难，不受吧，辜负了皇帝的好意，违背了圣上的意志；受下吧，却又有些不明不白，不清不楚。

    当场，他既不拒绝，又没谢恩，当他告别朱元璋走出宫时，故意装作酒醉的样子，脚步踉跄，双手摆动，让黄门官看到衣袖中的金元宝。黄门官见郭德成是皇帝的宠臣，当然不会当场追究什么，这等于是使他们成了郭德成在皇宫中得到金元宝的见证人。后来黄门官去奏明皇帝。

    皇帝说：“这是我赏赐给他的。”这又等于把私下赠银之事公开化、合法化了。

    事后，郭德成的一个朋友听说了这件事，说：“圣上不想让别人知道这件事，你怎么违背圣意在宫门露出黄金呢？”

    郭德成却有自己的看法。他说：“宫廷之中防范严密，藏着金子出宫，万一被发现了，别人岂不认为你是偷的吗？谁知道是皇帝赏的呢？即使皇上不责怪，我却要背上一辈子的贼名。”

    朋友听了郭德成的话，点头称是。

    郭德成继续说：“再说，我因为妹妹在宫内侍候圣上，可以在宫内出入，没人会拦阻我。说不定皇上要故意试我一试呢！”

    朋友听了，连连颔首。

    郭德成深有感触地说：“越得到皇上宠爱，越要小心谨慎，决不能趾高气扬，忘乎所以，更不能见利忘义，不作长远打算。”

    朋友听了，称赞郭德成思得深，想得远。

    这给后人以启示，即便身处要位，如果浅薄莽撞，或许也将由此招来不幸。

    努尔哈赤察深谋远虑图伟业

    清朝的创始者努尔哈赤虽是满族人，但他对汉族文化十分精通，也深谙此理。在他起兵之初，力弱兵单，不能死打硬拼，为保存力量以图日后大业，忍耐是十分必要的。事实上，努尔哈赤也是这样做的。

    1574年，15岁的努尔哈赤因不堪忍受继母的虐待，带领10岁的弟弟，离家出走，寄居在外祖父王杲门下。而王杲扰边作乱，成为明军剿拿的对象。这一年，明边军总兵李成梁率军攻破王杲寨时，努尔哈赤兄弟正在王杲家中，双双被俘。努尔哈赤一看，大事不好，他见机行事，双膝一并，“扑通”一下跪到李成梁的马首之前，声泪俱下，恳求李成梁赐他一死，其情殷殷，其声悲切，此招果然见效。李成梁见其兄弟两人可怜，赦其不死，收在帐下，充作幼丁。而王杲则被处死。自此，每有征战，努尔哈赤奋勇向前，屡立战功，颇受李成梁赏识。李成梁后来提升努尔哈赤作自己的随从侍卫，他们俩关系密切，形影相随，“谊同父子”。

    努尔哈赤的长远政治抱负决定他的“忍耐”是有限度的，是有目的的。他与总兵李成梁虽然“谊同父子”，对李态度“甚恭”，但是心有韬略，早有自己的打算，决不会因李成梁的器重而改变。

    果然，1577年（万历五年）前后，年轻力壮的努尔哈赤带着几年来积累的丰富军事经验，带着满腹的文韬武略，与他弟弟一起，偷偷离开了李成梁，去开创自己的宏伟事业。

    1583年（万历十一年）五月，努尔哈赤以父祖遗甲十三副起兵。然而，当时形势不容乐观：由于父祖全部遗产乃至外祖父王杲的全部敕书都归于努尔哈赤，引起建州人的敌意，努尔哈赤在各女真部中相当孤立，连六祖子孙，即努尔哈赤的远亲也阴谋反对他，甚至暗中串连，对天盟誓要杀掉努尔哈赤。

    一天，一名刺客乘夜色溜到努尔哈赤家宅附近窥视，要寻找偷袭的机会。努尔哈赤得知对手的阴谋，警惕性特高，听到院内有响动，就身佩短刀，手持弓箭，告诉妻子说：“你先出去，假装上厕所。”他隐随妻子之后，到烟筒影下埋伏起来。这天是阴云密布，伸手不见五指。突然，一道闪电划过夜空，照出刺客已经接近了烟筒。说时迟，那时快，努尔哈赤从烟筒后跃出，以刀背向刺客猛击过去。刺客未察觉，便应声倒地了。努尔哈赤认定：这刺客非同一般，后边必有人指使，杀了他易如反掌，但必然会给人口实。如果他的主人借故兴兵，我这里人少兵弱，难于抵御。于是，努尔哈赤决意不杀他，就佯装不知刺客的来意，指其面说：“你必是来偷牛的吧。”刺客听了这话，大为宽心，立即回答说：“是偷牛的，没有其他意图。”家人不知主人的想法，指着刺客争辩道：“你明明是来杀我主人的，还谎说是偷牛的。”努尔哈赤故意解释说：“他确实是偷牛的，谅他也不会有别的意思，放他走吧！”

    此事告诉后人，为了实现自己的远大抱负，在一定的时候必须忍辱负重。忍则能创造时机、积蓄力量，能磨炼意志、练就本领，能成就自己的大业。忍本身就是一种能力、一种智慧。这种能力、智慧有时胜过千军万马，其取得的成功往往使人预想不到。

    康熙一举除鳌拜

    康熙帝（1654—1722），名爱新觉罗·玄烨。清世祖（顺治帝）的第三子。康熙帝即位时，年纪不满八岁，由鳌拜、索尼、遏必隆和苏克萨哈等四位重臣辅佐。在四位辅政大臣中，索尼年迈体弱，不久病死；遏必隆唯唯诺诺，是事可可；苏克萨哈虽有见识，却有职无权；只有鳌拜为首的集团势力最强。鳌拜是满洲旧贵族势力的代表，他为了满足私欲，多方培植自己的势力，打击异己分子，先是假传圣旨杀了户部尚书正白旗人苏纳海，后又编造罗织苏克萨哈24条罪状，逼着年少的康熙皇帝答应将苏克萨哈处以绞刑。于是，鳌拜大权在握，专横跋扈，“文武各官尽出门下”。鳌拜为了排斥汉族地主官僚参政，把康熙帝控制在自己的手里，还处处以宣扬“率循祖制，咸复旧章，以副先帝”的名义，阻挠和破坏满族进关后采取的新政策措施。康熙六年（1667），康熙年已14岁，开始亲政，但鳌拜仍不愿意交出大权，甚至在新年朝贺时身穿黄服，以示分庭抗礼。康熙虽然还是个少年，但已意识到这种潜在的威胁，因考虑当时朝廷各个要害部门皆为鳌拜的亲信党羽所控制，自己羽毛未丰，不敢贸然下手，只好看在眼里，恨在心里，表面上与鳌拜集团敷衍周旋。

    康熙为了做好准备，与侍卫索额图商量了一个夺权方案。他常以弈棋和玩耍“布库戏”（即摔跤武术游戏）为由，与宫中几十个满洲贵族少年演习武艺，结成心腹。康熙八年（1669）五月的一天，鳌拜借口有病没有入朝，实际上与亲信策划阴谋。康熙帝遂以探病为由，突然亲自来到鳌拜的卧室。御前侍卫和公托见鳌拜惊慌失色，便急步上前将席子掀起，竟发现藏着一把短刀。按照法律，面见皇帝身边是不能有武器的，否则格杀勿论。但康熙皇帝却坦然地笑道：“刀不离身乃满族故俗，不足异也。”然后，康熙帝乘驾回宫。临行前，康熙帝还着实劝慰鳌拜一番。

    又过了几天，鳌拜入朝。康熙帝见时机来到，便对身边的少年侍卫问道：“汝等皆朕股肱耆旧，然则畏朕欤，抑畏拜也？”众侍卫回答说：“独畏皇上。”于是，康熙帝召见鳌拜。鳌拜根本没有料到这位少年皇帝会有什么举动，仍然大模大样地走过来。说时迟，那时快，康熙帝一声喝令，十几个随从蜂拥而上，地将他捆绑起来。康熙帝随即在朝堂上宣布鳌拜有30条大罪。下旨抄没他的家产，将他永远囚禁。鳌拜的亲信党羽，也分别受到应有的惩处。这件事充分显示出年仅16岁的康熙帝的胆识与才智。

    康熙帝削平“三藩”

    “三藩”是投顺清朝后封为藩王的三个明臣的总称，即云南的平西王吴三桂、广东的平南王尚可喜、福建的靖南王耿精忠（袭其祖耿仲明、父耿继茂爵位）。“三藩”拥有重兵，其中以吴三桂权势最重。吴三桂（1612—1678），字长白，辽东（今辽宁辽阳）籍，武举出身，曾任明辽东总兵，驻防山海关。明崇祯十七年（1644），他引清兵入关，受封为平西王。又杀南明永历帝（即桂王朱由榔），奉清廷之命镇守云南、贵州。他在云贵地区搜罗党羽，并控制当地财政税收，掠夺当地资源，成为割据一方的军阀。更有甚者，他的儿子吴应熊又是额驸（即驸马），常在都城，成为吴三桂在朝中的耳目。“三藩”势力的不断发展，不仅使“天下财富，半耗于三藩”，给国家带来很大的经费负担，而且由于拥有兵权、财权和地方行政权，气焰逼人，严重威胁着清朝政府的国家安全和统一。

    为此康熙日夜焦虑。他说：“天下大权，唯一人操之，不可旁落。”三月，平南王尚可喜提出要回辽东原籍养老，请准其子尚之信袭封，康熙皇帝于是趁此机会，先是批准了尚可喜养老的疏请，然后却迟迟未准其子袭封，并决定要“尽撤藩兵回籍”。尚之信心怀不满，便阴谋发动叛乱，进行对抗。这么一来，使心怀鬼胎的吴三桂、耿精忠慌了手脚，不得不也提出撤藩的要求，但却满心希望朝廷不准。康熙已看出：“……其势已成，撤亦反，不撤亦反，不若先发制之可也。”于是，康熙皇帝马上下旨照准，绝无慰留之意。同年八月，康熙皇帝派出朝廷命官分别到“三藩”所在地办理撤藩事务，要将当地行政权移交当地总督、巡抚管辖。吴三桂见阴谋未能得逞，就于十一月二十一日首先反叛，自称“周王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吴三桂先是杀害了云南巡抚朱国治，然后兵分两路，东出贵州、湖南，北掠四川、陕西。霎时，西南地区告急的文书纷纷飞报朝廷。吓得朝廷中一些大臣坐卧不安，他们在恐惧之余，纷纷指责主张撤藩的大臣明珠、莫洛、米思翰，甚至提出把这几个人杀掉以向吴三桂谢罪。但是，还不满20岁的康熙皇帝却镇定自若，他信心十足地说：“此出自朕意，伊等何罪？”不久，耿精忠、尚之信两个藩王以及广西将军孙延龄、陕西提督王辅臣等人也纷纷起兵响应。于是，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以及陕西、四川、甘肃等地都处于乱军纷扰之中。战争初起时，清廷处于不利地位，入关30年的八旗兵过惯了养尊处优的安乐生活，早已丧尽战斗锐气，再加上一开始战线就拉得太长，使得朝廷军队节节败退。数月之间，云南、贵州、广东、广西、湖南、四川六省全被叛乱者所占领。

    战局的失利，又增添了新的困难，一些朝廷官员积极主张求和。但康熙皇帝却临危不乱，他客观地分析了形势，把握住问题的实质，指出人心思定是一个强有力的因素，叛军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叛乱者只是为了满足个人私欲的野心家，当他们一旦取得初步胜利就会为各自利益互相火拼。据此，他采取了剿抚并重的政策，对叛军各部进行分化瓦解、各个击破的策略。在都城北京，他只杀了吴三桂的儿子吴应熊和孙子吴世霖，明令其余人等“概不株连治罪”，在叛军控制下的地区，他下令参与作乱者凡能悔过投降的，一律既往不咎。他又大胆使用由汉人组成的绿营兵，擢拔张勇、赵良栋等一批英勇善战的汉人将领，免去那些贪生怕死的满洲贵族将领。在战略上，他下令，暂时“停撤平南、靖南二藩”，集中兵力对付吴三桂。于是，王辅臣、孙延龄、耿精忠、尚之信等相继投降。康熙十七年（1678）三月，吴三桂见叛军已是穷途末路，便在衡州（今湖南衡阳）称帝。同年八月，这个狂妄自大的野心家，终于在极度慌恐中结束了自己的一生。他的另一个孙子吴世藩，也在兵败后自杀于云南昆明。经历八年的“三藩之乱”，终于在康熙皇帝的正确决策下被平息。

    这场惊心动魄的斗争表明，康熙皇帝不愧是一位有雄才大略的政治家。

    曾国藩主动裁军保官位

    清代中兴名臣曾国藩是位最能参悟保身之道的明眼人。

    攻下金陵之后，曾氏兄弟的声望，可说是如日中天，达于极盛，曾国藩被封为一等侯爵，世袭罔替；曾国荃亦为一等伯爵。所有湘军大小将领及有功人员，莫不论功封赏。时湘军人物官居督抚位子的便有十人，长江流域的水师全在湘军将领控制之下，曾国藩所保奏的人物，无不如奏所授。

    但树大招风，朝廷的猜忌与朝臣的妒忌随之而来。曾国藩说：“长江三千里，几天一船不张鄙人之旗帜，外间疑敝处兵权大重，权力过大，盖谓四省厘金，络绎输送，各处兵将，一呼百诺，其相疑者并非无因。”

    颇有心计的曾国藩应对从容，马上采取了一个裁军之计。不待朝廷的防范措施下来，就先来了一个自我裁军。

    曾国藩的计谋手法，自是超人一等。他在战事尚未结束之际，即计划裁撤湘军。他在两江总督任内，便已拼命筹钱，两年之间，已筹到550万两白银。钱筹好了，办法拟好了，战事一结束，便即宣告裁军。不要朝廷一文，裁兵费早已筹妥了。

    同治三年（1868）六月攻下南京，取得胜利，七月初开始裁兵，一月之间，首先裁去2500人，随后亦略有裁遣。人说招兵容易裁兵难，以曾国藩看来因为事事有计划、有准备，也就变成招兵容易裁兵更容易了。

    曾国藩是熟知老子哲学的。他对清朝政治形势有明了的把握，对自己的仕途也有一套实用的哲学理念。他在给其弟的一封信中表露说：“余家目下鼎盛之际，沅（曾国荃，字沅辅）所统近两万人，季（指曾贞干）所统四五千人，近世似弟者，曾有几家？日中则昃，月盈则亏。吾家盈时矣。管子云，斗斛满则人概之，人满则天概之。余谓天之概无形，仍假手于人以概之。待他人之来概，而后悔之，则已晚矣。”

    曾国藩主动裁军，消除了清政府对他的猜疑而保住了官位。精明之人，进退有度，实为明智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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