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龙婉言劝赵太后

    在《战国策·赵策》中，有一段发生于赵孝成王元年（前265）的史事，名为《触龙说赵太后》，大意是说：

    赵太后新近当权时，秦国出兵攻打赵国甚紧。赵国向齐国求救。齐国人说：必须将太后的小儿子长安君作为人质，才肯出兵。太后不同意。大臣们极力诤谏。太后冲着左右大臣们的面说：谁敢再提要长安君去当人质，老身就要当面唾他。

    有个左师叫触龙的人，要见太后，太后板起面孔等着他。触龙慢步进来以后，向太后谢罪道：老臣的腿脚有病，行动不便，好久不来探望太后了。我本人有病，自己会体谅和照顾自己，但怕太后近来贵体不舒适，所以特意来看望您呀！太后说：老身行步艰难，依仗着坐车子呢！触龙问：每天的饮食比过去少吗？太后说：也就是喝点稀饭罢了。触龙说：老臣现在简直不想吃，自己只好每天坚持走三四里路，才能吃点可口的食物，调养一下身子。太后说：老身倒还做不到呢！这时，太后的神色稍为平和些了。

    触龙说：老臣的最小儿子舒祺太没出息，我年老了，很怜悯他，想叫他在宫里充当一个侍卫，保护王宫，因而冒死说给太后听。太后说：好呀，他有几岁了？触龙说：十五岁了，年纪虽然还小，但愿在自己还未入土以前将他托付于太后。太后说：做丈夫的人也喜欢小儿子吗？触龙说：比妇人还要爱些。太后笑着说：恐怕是妇人爱得更厉害！触龙于是说道：不见得吧，老臣私下以为太后爱燕后胜过爱长安君。太后说：你错了，哪里比得上爱长安君呢！触龙说：做父母的喜欢儿子，就要为他的长久之计着想。太后在送燕后远嫁时，抱着她的腿哭了，确实是怪可怜的。燕后到燕国以后，太后也在想着她。每当在祭告祖先时，太后总还要祷告燕后不要回赵国来，这不是在为她的长久之计着想，希望她的子子孙孙继续接着当燕王吗？太后说：你说得对呀！

    触龙于是问道：从赵国三代以前算起直到现在，赵王的子孙封侯的还有几个呢？太后说：没有。触龙又问：除赵国以外，别国诸侯的子孙封侯的还有吗？太后说：老身没有听说过。触龙说：照此说来，近的祸患是累及自身，远的却就要累及子孙了。难道人主的子孙都是不肖的吗？只因为位尊而无功，禄厚而无劳，而且还有许多财宝呀！现在太后给长安君这么高的位置，给他这么好的地方，给他这么多的财宝，却不教他为国建功立业。太后一旦百年之后，长安君怎能在赵国立足呢！老臣以为太后只为长安君的眼前利益着想，所以说太后爱惜长安君不如燕后呀！太后说：对，就任凭你安排长安君吧。于是，朝廷为长安君备置了一百辆车子，送他到齐国去当人质。齐国便派出军队，帮助赵国去对付秦国。

    赵国的贤士子义听见这事以后说：人主之子，是骨肉至亲，尚且不能依仗权势无功而尊和无劳而禄去保护他的金玉财宝，更何况是人主的臣子呢！

    这篇文章说触龙为了国家的安全，以委婉、体贴、温和的语言，去劝说怒气冲冲的赵太后。赵太后终于被说动了，答应从长远的利益出发，让自己的小儿子通过建立功业去继承赵国的大业。这对后人颇有启示。

    郑国修渠疲秦

    郑国，我国古代水利专家，战国末年韩国人。秦王政十年（前237），受韩国派遣游说秦国兴修水利，为秦所采纳，主持开凿西引泾水、东注洛河长达三百余里的灌溉渠，引灌肥效丰富的泾水，使“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因命曰‘郑国渠’”。

    郑国渠的修建，使秦国得以富强，同时又是疲秦之计。秦国经过商鞅变法和几代君王的励精图治，国势渐盛，积蓄了一定的经济、军事实力，为统一全国创造了条件，并且不断发动扩张战争，逐步蚕食诸侯国。秦国的强盛，使其他各国惊恐非常，害怕秦会打破七雄并立的局面。韩国是秦的近邻，对此更是焦虑不安，不可终日，担心自己会被秦国吞并。昏庸的韩王无计可施，便与大臣们想出了一条“疲秦之计”：原来，他们听说秦王好大喜功，喜欢大兴土木，便在全国挑选有手艺的匠人，派往秦国，希望能够把秦国的注意力集中到土木工程上去，劳民伤财，削弱秦国的实力，使秦国无暇东顾，难以再出师东进，韩国则可不战而胜秦。

    郑国，是韩国有名的水工，他接受韩王之命到秦国以后，进言秦王修筑一条引泾入洛的水利灌溉设施。秦王采纳了这项建议，委派郑国主持全部工程。郑国利用泾水含沙有肥效的特点，在一段平坦的河床下游，“立石以雍水，每行用一百余，凡一百二十行，借天生众石之力，以为堰骨”，减缓泾水流速，沉淀部分粗沙，引细沙入渠，既可用来灌溉，又降低土层中的盐碱含量，经过改良土壤，提高灌区亩产量，使关中日益成为沃野。

    在郑国渠水利工程即将告竣时，韩国“疲秦之计”败露了。秦王恼羞成怒，意欲杀掉郑国。秦国的宗室大臣们本来对秦王重用客卿不满，便趁机煽动秦王说：“诸侯人来事秦者，大抵为其主游间于秦耳，请一切逐客。”于是秦王下令“逐客”，要把各国来到秦国担任“客卿”的人驱逐出境。李斯的名作《谏逐客书》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写出来的。

    这时，水工郑国也向秦王进言说：韩国唆使秦国大兴土木修建水渠，其目的本在于消耗秦国的力量，减轻对东方诸国的压力，而实际上不过“为韩延数岁之命”，水渠一旦修成，“亦秦之利也”，将“为秦建万代之功”。秦王为郑国的言辞所动，采纳李斯的建议，收回“逐客令”，赦免了郑国，令其继续主持修建水渠。

    郑国渠修成以后，“用注填淤之水，溉泽卤之地四万余顷”，改变了关中地区雨量少、经常发生旱灾的自然条件，使关中成为沃野，提高了秦国的农业生产水平和粮食产量。修建郑国渠，不仅未能削弱秦国的军事力量，反而使秦国势更强。秦王政十七年（前230），秦国经过充分准备，派军队攻入韩国，俘虏了韩王安，在韩地设置颍川郡。韩国被秦吞并了。

    修渠疲秦之计，适得其反，帮了韩国的倒忙，颇耐人寻味。

    秦始皇两支令箭除叛党

    嬴政（前259—前210），即秦始皇。他13岁时即王位，由相国吕不韦执政。22岁亲政。在位期间，灭韩、赵、魏、燕、齐、楚等六国，统一中国，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

    按照秦国的旧例，国君年龄不满22岁，还不算成年，不能亲政，因而由相国（即丞相）吕不韦代政。吕不韦本是阳翟（今河南禹县）的富商，曾往来于邯郸、阳翟之间。秦王嬴政的父亲庄襄王嬴异人原被作为“质子”（即人质）住在赵国，郁郁不得志。吕不韦认为异人是“奇货可居”，便有意结识他，并因帮助他继承王位有功被任为相，封文信侯，“食蓝田（陕西蓝田县西）四十二县”。在他居相位期间曾养有三千门客，他让他们编成《吕氏春秋》一书。此书“兼儒墨，合名法”，被称为“杂家”的代表作，这和秦国历来采用的法家思想当然是矛盾的。据说，庄襄王的夫人（即秦始皇的母亲）原是吕不韦的宠姬。吕不韦因见庄襄王喜欢，便给了他。直到秦始皇即位之后，吕不韦与秦始皇的母亲依然关系暧昧。后来，吕不韦怕事情败露，就把手下的舍人嫪毐冒充宦官送入后宫。结果“太后私与通，绝爱之”，封他为长信侯，以太原为毐国。久而久之，朝廷政务“事无大小，皆决于毐”。其权势与吕不韦难分上下。随着秦始皇年龄不断长大，对于这些宫闱秽闻自然难以容忍，更主要的是他要改变大权旁落的窘境。于是，秦始皇在亲政以前，与吕不韦、嫪毐的矛盾已日益尖锐起来。

    秦王政八年（前239），秦始皇已21岁，再过一年，他将在祖庙所在地雍城（今陕西凤翔），举行加冕典礼，然后独掌政权亲自决策。吕不韦认识到这种潜在的危机，想在秦始皇亲政以前，给他一个下马威。就在这一年，他将《吕氏春秋》公布于咸阳市门，说：“有能增减一个字的人给予千金。”世界上哪有不能增减一个字的著作，只不过是害怕吕不韦的权势而无人问津罢了。有传说秦始皇是吕不韦的私生子，其母怀孕后，献给秦庄襄王，过了12个月生下了他。又有说：“庄襄王为秦质子于赵，见吕不韦姬，悦而取之，生始皇。”这些说法不一的矛盾，已逐渐为一些古今史学家所否定，他们认为很可能是吕不韦为个人利益有意散布的舆论，是为了从思想到行动去控制秦始皇。而这一切又是秦始皇无法接受的。

    促使两人矛盾爆发的另一件事是：秦王政九年（前238），当22岁的秦始皇在雍城蕲年宫举行加冕典礼时，有人告发嫪毐不是宦官。秦始皇早有所闻，决定发出一支令箭进行追查，并趁机消灭嫪毐集团。嫪毐怕事情败露，组织叛军企图进攻蕲年宫。秦始皇临危不乱，派昌平君和昌文君领兵前去镇压。双方在咸阳（今属陕西）城外大战一场。嫪毐失败后狼狈逃窜。秦始皇悬赏捕获了嫪毐及其叛党首要分子20多人，并将他们流放房陵（今湖北房县）。次年，秦始皇又发出一支令箭，免去吕不韦的相国职位，发配蜀地。吕不韦知道难免一死，便在途中服毒自杀了。他的三千宾客，也分别受到不同的惩处。吕不韦集团也被消灭了。

    至此，年轻的秦始皇大权独揽，开始了他20年轰轰烈烈的政治生涯。

    刘秀以屈求伸以智取胜

    刘秀（前6—57），字文叔，南阳蔡阳（今湖北枣阳县西南）人。他是汉高祖刘邦的九世孙，父亲刘钦曾任南顿（今河南项城西）县令。刘秀九岁丧父以后，由叔父刘良抚养成人。当时王莽篡夺了西汉政权，改国号为“新”。王莽企图解决时弊，曾采取恢复土地国有制和奴隶制，以及控制工商业发展的“五均”、“六筦”诸法，这种违反客观发展规律的“托古改制”，给社会经济带来极大的危害，“富者不得自保，贫者无以自存”，“农商失业，食货俱废”。于是，绿林、赤眉起义先后爆发，除“新”复“汉”的呼声四起。身为高祖刘邦九世孙的刘秀，就在这样的环境下加入了绿林军。

    刘秀的家庭为南阳豪富，他和哥哥刘縯在南阳、颍川、河北等地的地主武装力量支持下，响应王匡、王凤所领导的绿林军。却说绿林军为了推翻王莽政权，需要以刘氏宗亲的名义作号召，结果立刘秀的同宗刘玄为更始皇帝，刘秀的哥哥刘縯为大司徒，刘秀亦成为绿林军的大常偏将军。地皇四年（23），刘玄派刘縯攻宛城（今河南南阳），刘秀、王凤亦奉命出征，攻下昆阳（今河南叶县北）、定陵（今河南舞阳县北）和郾县（今河南郾城）三县，扬言要西进长安，声势浩大。王莽派大司徒王寻、大司空王邑率军四十万前来阻击，并以精兵十万围困昆阳。当时昆阳城内只有八九千绿林军，双方力量悬殊。绿林军内部情绪波动，有不少将领企图弃城出逃。刘秀却安慰众将说：“今兵谷既少，而外寇强大，并力御之，功庶可立；如欲分散，势无俱全。且宛城未拔，不能相救，昆阳既破，一旦之间，诸侯亦灭矣。今不同心胆共举功名，反欲守妻子财物邪？”刘秀认为，王莽军虽然兵多将广，但其势难于长久，他要王凤守城，自告奋勇地率领十三骑突出重围，从郾城、定陵调集援兵一千多人。当他带着援兵来到离敌营只有四里时，敌将率领四千多人前来迎击。刘秀一马当先，连斩敌首数十级。援军见此情况，感到愕然，说：“刘将军平生见小敌怯，今见大敌勇，甚可怪也。且复居前，请助将军。”于是刘秀初战得胜，乘势率领援军径抵昆阳。当时刘縯攻下宛城已经三天，只是由于消息传递迟缓，刘秀无由得知。但他为了鼓舞城内绿林军，派人给城里送信，佯说：“宛下兵到”，又故意将一份捷报掉在地上，让敌兵去报告王寻、王邑，以瓦解敌人的斗志。然后，刘秀率领敢死队三千人，从城西水门猛冲王莽军。王莽军大乱，王寻被杀。于是，“城中亦鼓噪而出，中外合势，震呼动天地，莽兵大溃，走者相腾践，奔殪（追杀之意）百余里间。会大雷风，屋瓦皆飞，雨下如注……溺死者以万数，水为不流”。又说：“王邑、严尤、陈茂轻骑乘死人渡水逃去，尽获其军实辎重，车甲珍宝，不可胜算，举之连月不尽，或燔烧其余。”这就是我国历史上以少数胜多的著名战例“昆阳之战”。

    对此，王夫之评价说：“昆阳之战，光武威震天下，王业之兴肇于此矣。”司马光也高度评价这次战斗的重大影响，“于是海内豪杰翕然响应，皆杀其牧守，自称将军，用汉年号（更始）以待诏命；旬月之间，遍于天下”。在这场战斗中，刘秀表现出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他有勇有谋，身先士卒，在强大的敌人面前，善于稳定军心，动摇对方士气，组织力量进行反扑，终于赢得了重大的胜利。

    然而，就在此后不久，攻取宛城立了战功的刘縯却被更始皇帝刘玄谋杀。刘玄的这种举动，主要是怕刘縯、刘秀兄弟夺取他的皇帝宝座。刘秀接得消息，禁不住捶胸顿足。这种突然打击，自然为一般人所难忍受。那么，刘秀又是如何处理的呢？他亲自驰赴宛城向刘玄谢罪，“未尝自伐昆阳之功，又不敢为伯升（即刘縯）服丧，饮食言笑如平常”。刘玄感到羞愧，只好封他为破虏大将军、武信侯。宋人苏东坡曾说过：“古之所谓豪杰之士，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王夫之对刘秀的这种做法，也曾赞扬地说：“勇者，非气矜也，泊然于生死存亡而不失其度也。”

    刘秀这种以屈求伸和以智取胜的策略，在他创建东汉王朝中曾屡加运用。如在王莽政权被推翻（23）以后，他被刘玄派往河北。当时黄河以北尚有铜马、青犊、获索等农民起义军，还有豪强地主割据的武装力量，又有王莽的残余势力，情况非常复杂。刘秀率军抵达河北后，没有采取军事对抗的形式，而是“所到州县，辄见二千石、长吏、三老、官属，下至佐吏，考察黜陟，如州牧行部事，辄平遣囚徒，除王莽苛政，复汉官名”。这些做法深受当地官员和父老的支持。于是，“吏人喜悦，争持牛酒迎劳”。

    刘秀在经略邯郸、蓟县、饶阳等地时，由于当地是王郎（由汉宗室刘林拥立）的天下，刘秀很难立足，曾损兵折将，但他遇事不慌，终于化险为夷。有一天，他因兵败逃到饶阳（今属河北），又饥又渴地来到传舍（即驿站的客馆）。刘秀佯称自己是邯郸来的使者，要客馆设席招待。席间，传舍主人怀疑刘秀来历不明，便故意击鼓十遍，说“邯郸将军至”。顿时，随从人员一阵惊慌，刘秀却冷静地说：“请邯郸将军入。”传舍主人不知刘秀究竟是何种官员，只好盛情款待，然后放走了他们。后来，刘秀在信都（今河北冀县东北）、上谷（今河北怀来）、渔阳（今北京密云县）等郡，得到任光、耿况、彭宠等太守的支持和拥护，终于攻下邯郸，杀了王郎，从而平定了河北地区的大部。这时，更始皇刘玄派人封他为萧王，要他兵回长安。刘秀一方面接受了更始皇帝的封号，另一方面却“辞以河北未平，不就征”，公开与刘玄决裂。

    刘秀在河北站稳脚跟后，开始兼并其他农民起义军，他仍然采用“以智取胜”，以攻战为辅的策略。他打败铜马军领袖吴汉以后，封铜马军诸渠帅为列侯，“降者犹不自安”，光武知其意，敕令各归营勒兵，使他们心悦诚服。刘秀这种豁然大度的作风，使降者死心塌地归顺。他们激动地说：“萧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效死之意）乎！”人们称他为“铜马帝”。于是，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刘秀相继收编了铜马、大彤、高湖、青犊、富平、获索等各支农民军，队伍发展至上百万人。建武元年（25）六月，刘秀在马武、耿纯等人的簇拥下，终于在鄗南（今河南柏乡）的千秋亭称帝，是为光武帝，建国号“汉”，改年“建武”，史称东汉（或谓后汉）。不久，又移都洛阳，告令天下。

    刘秀建立东汉王朝历经艰辛险阻。王莽的败政，刘玄的无能，无疑为他取得成功创造了客观条件，而他本人的谋略智慧和能屈能伸的思想作风，则是他能够击败对手和收揽各路农民军的重要因素。刘秀“忍小愤而就大谋”的精神，是值得借鉴的。

    周瑜谈笑退曹兵

    周瑜（175—210），字公瑾，庐江舒县（今安徽舒城）人，三国时吴国名将，任前部大都督。建安十三年（208），曹操率军南下，企图统一中国。吴主孙权战降难定，犹豫不决，问计于众大臣。周瑜力排众议，坚决主战抗曹，亲率将士，联合刘备，共破曹兵于赤壁（今湖北武昌县赤矶山，一说今湖北蒲圻西北赤壁山）。对周瑜赤壁之战的指挥艺术，素有“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美誉。

    曹操灭掉袁绍、基本上统一北方后，雄心勃勃，想一鼓作气，实现“一统天下为己任”的夙愿。建安十三年，曹操率军二十余万南下荆州，恰逢荆州牧刘表病死，其子刘琮懦弱，诸将各怀鬼胎，曹军忽至，措手不及，举州投降。曹操轻而易举占据荆州部分郡县，收降刘表水军七八万人，声势更加壮大。

    曹操唾手轻易取荆州，未免骄横自大，他驰书坐镇江东的孙权说：“近日奉辞伐罪，旌麾南指，刘琮束手。今治水军八十万众，方将与将军会猎于吴。”孙权览书，忧心如焚，急召众臣商议对策。周瑜一意认为孙权“以神武雄才，兼仗父兄之烈，割据江东，地方数千里，兵精足用，英雄乐业，尚当横行天下，为汉家除残去秽”。随即，周瑜又为孙权分析战前形势，他说：“今北土既未平安，加马超、韩遂尚在关西，为操后患。且舍鞍马，仗舟楫，与吴越争衡，本非中国所长。又今盛寒，马无藁草，驱中国士众远涉江湖之间，不习水土，必生疾病。此数四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将军禽操，宜在今日。”

    这一番精辟的分析，使吴主孙权频频点头称是。周瑜又进一步指出：“北方士卒，远来疲弊，刘表水军新降，狐疑未定。”“瑜请得精兵三万人，进住夏口，保为将军破之。”一席话，使孙权战意已决，任命周瑜为左都督，率军联合刘备，共同抵抗。双方相会于赤壁。初次交锋，曹操军队不适应水战，失利败北，周瑜率军停泊南岸，隔江对峙。

    周瑜不但足智多谋，善于作战，而且精通音乐，有很高的音乐鉴赏能力，虽处军旅之中，仍弹奏如故。周瑜听人演奏时，每当发现错误，他总要向演奏者望一眼，意谓：你错了。因此，当时有“曲有误，周郎顾”的歌谣。此时，曹操军中已发生疫病，又不习水战，士卒在船上站立不稳，竟把战船首尾连接起来。周瑜见有机可乘，乃令大将黄盖诈降，率数十艘蒙冲斗舰，满载枯柴，以油灌其中，外包以帷幕向北进发，驶近北岸曹舰，一声号令，各船一起纵火，又遇东南风，一时风助火势，火借风威，烈焰冲天，不仅烧毁曹军船舰，而且烧及岸上诸营，曹军一败涂地，被烧、溺而死者不计其数。周瑜等率精兵水陆并进，猛烈冲杀，大破曹兵。这场赤壁之战，奠定了曹、孙、刘三方鼎峙的局面。

    曹操飞函破孙权

    曹操（155—220），字孟德，沛国谯（今安徽亳县）人。建安十三年（208），他兵败赤壁以后，引兵北归。他寻思着，合肥（今属安徽）为军事重地，孙权必来争夺，故留下精兵七千，命大将张辽、李典、乐进驻守合肥。建安二十年（215），曹操正在征伐张鲁途中，得知合肥城下将有一场恶战，便叫护军薛悌修书一封，星夜送往合肥。张辽等将见信函的封口边上，署有曹操亲笔书写的四个字：“贼至，乃发。”不日，孙权兵临城下，包围了合肥，形势十分危急。张辽等人依计打开信函，但见信上写着：“若孙权至者，张、李将军出战；乐将军守，护军勿得与战。”曹操多权谋，善用人，他分析双方兵力和将领情况后，认为张辽、李典勇猛善战，宜于疆场杀伐；乐进为人老成持重，宜于守城。

    原来孙权大军压境，魏军慌恐不安，认为众寡悬殊，难以取胜。张辽为众将分析形势说：“我们戍守在这里，离邺城太远，曹公又远征在外，不能固守等待援兵，要是等到援军以后再出战，我们一定被孙权击败多时了，所以要主动发动攻击，折其声势，挫其锐气，以安定众心，然后才能戮力坚守。”诸将心存疑虑，无人答话响应。张辽不禁大怒，拍案而起：“成败之机，在此一战，你们若还犹豫不定，我将独自出战。”李典素日与张辽不睦，矛盾颇深，见张辽怒发冲冠，一心为国，忠心耿耿，不觉为之动容，便慨然答道：“这是国家大事，我怎么能以私怨而置公义于不顾呢？愿意跟随张将军一起出征。”于是，众将依照曹操信中所定之计，分头进行积极准备。

    张辽、李典挑选八百将士，趁着吴军尚未集中的时机，突然杀入孙权所在的军营。张辽身先士卒，跃马横枪，连杀数十人，斩二员大将，又高呼着自己的名字，直冲至孙权麾下，吴军不及防备，吓得四处逃散。孙权也惊慌失措，只得逃上高坡。这时，孙权才望见张辽所率将士甚少，便传令吴军，将张辽层层包围。张辽愈战愈勇，所向披靡，率军杀出重围，吴军无人敢拦挡。其他魏军亦分全兵四出，大创敌军。孙权围攻合肥前后十多天，一时不能得逞只好撤退。吴军撤到逍遥津（今安徽合肥东北隅）时，张辽又指挥步骑追杀至此。经过一场恶战，魏军大获全胜，张辽亦因功升迁为征东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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