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变法

    商鞅（约前390—前338），卫国贵族子弟，故亦称卫鞅、公孙鞅。曾任魏国公叔痤家臣。公叔痤临终前向魏王荐举他为相，但未被采纳。而在战国七雄当中，秦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落后于中原各诸侯国。

    公元前361年，秦国的新君即位，这就是秦孝公。他下决心发愤图强，把秦国治理成强国，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搜罗人才。听说秦国在招收人才，商鞅便来到秦国，托人引荐自己给秦孝公。

    商鞅对秦孝公说：“一个国家要富强，必须发展农业，奖励将士；治理国家，必须有赏有罚，赏罚分明，朝廷就会树立起威信，一切改革也就容易施行了。”商鞅的一席话非常符合秦孝公的心意。可是秦国的一些贵族和大臣却竭力反对。

    过了两年，秦孝公控制了朝廷，稳定了君位，就拜商鞅为左庶长（秦国的官名），并把改革制度的事全权交给商鞅决断。

    于是，商鞅起草了一个改革的法令，并徙木立信。这件事传播开后，老百姓都知道左庶长的命令不含糊。

    商鞅的改革遭到了许多贵族、大臣的反对。有一次，秦国的太子犯了法。商鞅对秦孝公说：“国家的法令人人都要遵守。如果当官的人不去遵守，老百姓就不信任朝廷了。太子犯法，应当惩罚他的师傅。”后来，商鞅治了太子的两个师傅公子虔和公孙贾的罪，一个割掉了鼻子，一个在脸上刺上字。这样一来，一些贵族、大臣都不敢触犯新法了。

    为了进一步巩固秦国的统治，加强中央集权，商鞅于周显王十九年（前350年）进行更大规模的变革。

    “开阡陌封疆”，废除井田制。“开阡陌封疆”就是废除土地国有，把标志土地国有的阡陌封疆去掉。井田制首废于晋六卿中的赵氏。商鞅变法吸收赵氏改革的经验，并加以发展，在秦国境内正式废除井田制，确认地主和自耕农的土地所有制，在法律上公开允许土地买卖，并将政府拥有土地的授田制度扩大，便于地方经济的发展，增加地主政权的地税收入。

    大力推行县制。商鞅第二次变法以前，在秦国某些地方就已存在县一级的行政机构。商鞅变法将这一行政机构推行于全国，使之成为秦国地方政权的基本组织形式。最初设置的县有30多个，其后，随着国土的扩张，又增加了许多。每县设县令和县丞，全县最高行政长官是县令，县丞是县令的助手。此外还设县尉，掌管全县军事。县制的普遍推行，把地方政权和军权集中到中央，巩固了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

    统一度量衡。此前，各地度量衡不一，不便于贸易往来。统一斗、桶、丈、尺等度量衡后，地区间的商业往来十分便利，商业很快就兴旺起来，这一切对赋税和俸禄制的统一产生了积极作用。

    商鞅变法以后，秦国的农业产量增加了，军事力量也强大了。

    周显王十七年（公元前352年），大良造商鞅率兵围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安邑降秦。第二年，商鞅又率军攻魏之固阳，迫使固阳归秦。秦因此越过洛水，收复公元前408年被魏夺走的部分河西之地，扩大疆域，迁都咸阳。咸阳南临渭河，北依高原，地处秦岭怀抱，既便于往来，又便于取南山之产物。咸阳城规模宏伟，城内建筑有南门、北门、西门，由商鞅监修的咸阳宫在城内，是由众多的宫殿连接而成的宫殿群，雄伟壮观。为了加强秦王朝的封建统治，商鞅按照中原风尚、习俗，将秦的社会风俗改变。这次变法同样获得了巨大成功，秦的国力在变法之后继续上升。

    但是，商鞅的改革得罪了不少秦国的权贵，有人劝他最好全身而退，免得被陷害，但他没有听从。不久秦孝公死了，太子继位。那些反对商鞅的人就说他的坏话，诬陷他谋反。太子派人去抓商鞅，商鞅被迫逃亡。逃到关下的时候，他想在客店住宿，老板不认识他，说：“商鞅的法令规定客店留宿没有证件的客人要受惩罚。”商鞅叹息道：“我现在算是知道我的法令不好的地方了。”他好不容易逃到魏国，但魏国不肯接受他。商鞅想逃到别的国家去，魏国人说：“商鞅是秦国的通缉犯，秦国那么强，我们不能得罪秦国。”他们把商鞅送回了秦国。商鞅最后被秦国人车裂而死，但他实行的法令得以保留下来，秦国的国力日益增强，为秦统一六国创造了条件。

    秦始皇“千古一帝”

    唐代诗人李白诗曰：“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雄图发英断，大略驾雄才。”意谓秦始皇统一中国，有如猛虎般的雄威和英武，所向披靡，六国诸侯都归向于秦，他胸怀大略，英明果断，被后人誉为“千古一帝”。

    汉代贾谊也说：“及至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指战国时期的东周和西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贾谊认为，秦始皇在其祖先孝公、惠文王、武王、昭王、孝文王、庄襄王创业的基础上，像飞奔的骏马横行天下，兼并六国，灭亡东周，登上了皇帝的宝座。

    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根据新的形势作出新的抉择，开辟了新的纪元。

    一、废除分封制，实行郡县制

    他否认了丞相王绾等人继续行分封的意见，采纳了廷尉李斯的建议，认为“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赖宗庙，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而求其宁息，岂不难哉”。这个决策是很有胆识的，为我国封建王朝的行政管理体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唐代柳宗元对秦始皇实行的郡县制高度评价道：这样做可以“摄制四海，运于掌握之内，此其所以得也”。意即实行郡县制可以控制全国，如同运转在手掌之中，这就是秦始皇做得对的地方。清代王夫之甚至说：“亦何为而非天下之公乎？”说他是为了天下之公而采取了这种办法，评价极高。

    二、创设以皇帝为中心的三公九卿制

    秦始皇是一位很自负的人，在统一全国以后，原来“王”的称号已失去了意义，因而出现了“议帝号”之事。据载，丞相王绾、廷尉李斯等人认为：古有“三皇”（天皇、地皇、泰皇）、“五帝”（伏羲、神农、黄帝、尧、舜），因而建议称为“皇”或“帝”。秦始皇决定将“三皇”、“五帝”的名号合二为一，称为“皇帝”。皇帝自称为“朕”，以示天下之至尊。另外，秦始皇还废除了旧有的“谥法”，决定要将“皇帝”称号“至千万世，传之无穷”。因此，他又自称“始皇帝”。这样，后人便称他为“秦始皇”。秦始皇为了集权于一身，创设了一套以皇帝为中心的中央官僚制度——三公九卿制。三公为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丞相分左、右，右丞相为“百官之长”，“掌丞天子，助理万机”，是皇帝处理全国政务的助手。太尉掌军事，协助皇帝处理全国军务。御史大夫是左丞相，掌管图籍章奏，监察百官。三公之间互相制约，重大的事由皇帝拍板定案。三公之下设九卿：奉常，掌管宗教祭祀；郎中令，掌管宫廷警卫；卫尉，掌管宫门屯卫；太仆，掌管御用车马；廷尉，负责司法；治粟内史，管理全国谷货和税收；宗正，处理皇族亲属内部事务；少府，掌管山海湖泽之税及供应皇帝生活所需；典客，处理民族事务及外事。九卿之外，还有掌管京师治安的中尉，和负责宫廷修建工程的将作少府等。这些官僚亦由皇帝直接任免。三公九卿制的创建，是封建王朝官制的一件大事，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并对后代封建王朝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为了巩固国家的统一，秦始皇还采取了许多措施，诸如经济上的土地私有制和按亩收税制，统一全国度、量、衡等计量单位；政治上迁徙豪富、收缴兵器和统一车轨；军事上南征百越、北伐匈奴和修筑万里长城；文化思想上实行“焚书坑儒”等等。

    秦始皇统治期间，生活奢侈，法律严酷，剥削残暴。为了满足个人私欲，他大兴土木，为自己修建阿房宫和骊山坟墓。这些浩大而华侈的工程，耗费了国家大量资财，给平民百姓带来繁重徭役。有书说：“丁男被甲，丁女转输，苦不聊生，自经于道树，死者相望。”秦始皇时的经济剥削也是十分严重的。秦王朝建立之初，仍遵春秋战国时以十税一的旧制。后来，田赋日益沉重，剥削率高达百分之六七十，再加上口赋（即人头税）和其他税收，成了“三十倍于古”。这种残酷剥削，其后果是人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男子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政，犹未足以澹其欲也”。当时的刑罚也是非常残酷的。“盗徙封”（私自移动田界）者处以耐刑（剃去鬓发），“日已备”（服兵役期满），而无证明者要罚戍边四个月；偷他人之财一百一十钱者要“黥为城旦”（脸上刺字并罚筑城六年）。当时刑罚名目繁多，有腰斩、枭首、弃市、戮尸、坑死、抽筋、镬烹、车裂、刖（锯脚）、膑（砍去膝盖骨）、劓（割鼻子）、宫（男去势、女幽闭）、黥等。另外，还有“夷三族”（一人犯罪，株连父族、母族、妻族）等等。这些繁重的赋税、徭役及严酷的刑罚，迫使广大劳动人民只好纷纷亡逃山林，转为盗贼。在陈胜、吴广起义之后，项羽、刘邦等人争相四起，秦王朝只传二世就灭亡了。

    对于秦始皇的评价，历来的争论颇多。《史记·秦始皇本纪》说：秦始皇“以暴虐为天下始”；在《全晋文·吊秦始皇赋》中也叹道：“伤秦政之为暴，弃仁义以自亡”；《贞观政要》卷八载唐太宗语：“始皇暴虐，至子而亡。”而明代李贽说秦始皇是“千古一帝”，近代章太炎在《秦政记》中也说：“秦皇之与孝武，则犹高山之与大湫也；其视孝文，秦皇犹贤也。”这是把秦始皇与汉武帝相提并论，认为他们如同高山与深渊一样；若与汉武帝相比，则秦始皇更为贤明。两派各执一词，互不相让，莫衷一是。其实，秦始皇是融暴君与伟人于一身的人物。他的一生，罪恶和功绩都十分突出，既是一个残暴之君，又是一位雄杰之主。

    魏孝文帝迁都洛阳

    孝文帝拓跋宏（467—499）是北魏王朝第六个君王。在此以前，北魏都城在平城（今山西大同西北）。孝文帝迁都洛阳本身不是“太和改制”的内容，而是制度改革总体工作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太和十四年（490），祖母冯太后死，完全掌握了实权的孝文帝决定大展宏图，他认为祖辈们过去“重武略，不重文教”，“马上取天下”是可以的，但马上治天下却不行。因此，他要通过“文治”去治理天下。于是，迁都问题便提到了议事日程。

    北魏都城平城偏处北边，难于控制中原地区。当时，北方边境的柔然族又不断南侵，平城难免有累卵之危。另外，南朝的萧齐政权内部很不稳定，孝文帝有志于统一全国，决定迁都洛阳。太和十七年（493），孝文帝不顾保守派的反对和中间派的徘徊观望，毅然假借南伐萧齐的名义率领步骑二十万向南方进发。他到洛阳后，又全身披挂，扬鞭催马，下令全军继续南下。这一来，吓得拓跋休等一批王公大臣跪在地上叩头拦阻。孝文帝于是做出无可奈何的样子说：“好吧，既然不南伐，就迁都于此吧，王公们以为如何？”他接着下令：“赞成迁都者站在左边，不赞成或反对者站右边。”一时之间，王公大臣们面面相觑，终于一个个都站到了左边。他宣布：“迁洛之民，死葬河南，不得北还。”这一场迁都的决策，戏剧性地胜利结束了。却说他的儿子拓跋恂被立为太子，十一二岁时长得过胖，认为吃糠可以减肥，结果越吃越胖。拓跋恂怕洛阳地区酷热，又受顽固大臣挑唆，便阴谋“轻骑奔代（平城）”。后来，孝文帝为了严肃纲纪，将他废为庶人，但他仍然制造事端，被赐死。当时，朝臣们为太子求情，孝文帝义正词严地说：“卿等所谢者私也，我所议者国也。古人有言，大义灭亲。此小儿今日不灭，乃是国家之大祸。”孝文帝又严厉镇压了贵族元老穆泰等人阴谋踞平城的武装叛乱。这件事表明，即使迁都洛阳，与保守势力的斗争还是没有停止。而迁都洛阳以后，“太和改制”的步伐大大加快了。

    隋文帝改革官制

    随文帝杨坚建国（581）之初，采纳基州刺史崔仲方的建议，开始着手改革官制。至开皇九年（589）隋文帝攻灭陈朝重新一统全国后不久，终于建立起一套相当完备的行政管理机构。

    早在北周时期，曾按周朝旧制建立中央官制，设置天、地、春、夏、秋、冬等六官。天官称太师大冢宰，地官称太傅大司徒，春官称太保大司空。这种官制，称谓复杂，职掌不明，较之秦汉官制更为繁琐，办事效率很低。因此，在崔仲方的建议下，隋文帝先恢复汉朝以后发展起来的官制，然后加以厘定和完善。在中央官制上，隋文帝设置三师、三公和尚书、门下、内史、秘书、内侍五省。其中三师，三公只是一种荣誉的虚衔，不掌握实权。

    在五省中，内侍全是宦官，秘书亦无实权，只有尚书省、门下省和内史省才是协助皇帝掌管全国大政的重要机构。这就是后来的三省制。在三省中，内史省（长官为内史令）负责决策；门下省（长官是纳言令）负责审议；尚书省（长官是尚书令和左、右仆射）负责执行。三者既互相配合，又互相制约，三省的长官同为宰相。在尚书省的下面，又分使吏、礼、兵、都官（后改为“刑”）、度支（后改为“户”）和工等六部，也称六曹。六部分别掌管选拔官员、礼宾朝仪、军政要务、定刑司法、户籍钱粮和营建工程等各项具体事务。三省六部制分工明确，组织严密，而大权统归于皇帝。这项官僚制度的建立，标志着我国封建统治机构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对唐和以后历代王朝的影响很大。其中六部的设置，更成为后代封建国家中央政权的固定制度。

    在地方机构方面，隋文帝采纳度支尚书杨尚希提出的“存要去闲、并小为大”的建议，合并了一些州、县，整改了重叠机构，裁汰了不少冗官，并把过去的州、郡、县三级制改为州（郡）、县两级制。另外，为了防止本地豪强把持权柄，隋文帝废除了地方官举荐本地士人担任佐官的旧制，规定县佐必须用外县人，而且三年一换，不许连任。开皇三年（583），隋文帝又诏令九品以上的地方官一律由吏部任免，并且每年必须到中央“上考课”（即汇报工作）以定黜陟。与此同时，隋文帝又经常派出中央官吏去各地巡查，及时了解地方官的政绩。这些改革，既抑制了世家大族的政治特权，又使“国家则不亏粟帛，选举则易得贤才”，大大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

    在选官制度方面，隋文帝也进行了重大改革。在此以前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实行的是重视门第而轻视才德的九品中正制。隋文帝改行设科考试，按德才标准录用官吏，这就是后来的科举制度的雏形。该制度规定：各州每年向中央“贡士三人”参加“秀才”、“明经”等科目的考试（到炀帝时又增设进士科），考试合格才能授官。这项改革，打破了过去按门第阀阅选用官吏的惯例，使一般的庶族地主子弟能够通过读书考试进入仕途，有利于中央集权的进一步加强。

    隋文帝实行对官制的新政策，这在当时统治阶级因循守旧的情况下，不能不说是一个伟大的的创举，它所产生的影响为世人所见。

    武则天“开汲引之门”

    武则天是我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死后被尊称为则天大圣皇帝。她为了网罗人才，在选拔人才的方式上敢于打破陈规旧制，开创新路。

    一、倡导自举之风

    武则天除遵循旧制定期实行科举考试以外，又独出心裁大力提倡自举之风。垂拱元年（685），她诏令“制内外九品以上及百姓，咸令自举”。多次颁布《求贤制》、《搜求贤良诏》、《求访贤良诏》等文，明令“无论士庶，具以名闻”。她在明堂上设置的四个铜匦中，有一个就专门用作自举。她又诏令地方上的州官郡守，要把敢于自举的人推荐给朝廷，贯彻执行，使有才能的人都能够得到进用。一时之间，不少有真才实学的人都纷纷上书言事，陈述治国安邦的方略。

    二、初行试官之制

    武则天为了安排自举、荐举上来的人，还别开生面地首创了试官制度。天授二年（691），她在朝堂亲自接见被荐举上来的人，并分别让他们作为见习官。经试验合格者，再任命为正式官吏。这种试官制度，在我国官吏制度史上还是第一次。神功元年（697），武则天又设置了“员外官”一职，这些人被称为“补阙”、“拾遗”、“侍御史”、“尚书郎”等。他们实际上仍然是试官，但同正官一样可以领取俸禄。

    三、首开殿试之法

    武则天为了表示自己爱才，还搞了一次“殿试贡生”。所谓殿试，就是由皇帝亲自在殿堂上主持考试。天授元年（690），武则天“策问贡人于洛成殿，数日方了，殿前试人，自此始”。这种殿试办法，使原来是某某考官“门生”的人，却转而都成了“天子门生”。

    四、创武举和“南选”

    武则天不仅重视文官的选拔，还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进行开武举以招考武官。长安二年（702），她诏令通过武举以选拔将领。考试的科目分为马射、步射、平射、马枪和负重等。这种办法既促成习武强身的风气，又为国家提供了武艺高强的人才，增强了军队的战斗力。上元三年（676），武则天发现岭南诸州都督府奏报所选的官吏存在着问题，马上敕令今后每四年一次，由中央派遣“选补使”和御史同去岭南选任官吏。这个制度有效地选拔了岭南州的人才，也加强了朝廷对遥远的岭南地方的控制。

    武则天选拔人才，坚持“务取真才实贤”的方针，诸如姚崇、宋璟、狄仁杰和张柬之等人，都是名扬一时的宰相。为此，唐德宗时宰相陆贽曾说：武则天“开汲引之门，进用不疑”。又说：“不肖者旋黜，才能者骤升，是以当代谓知人之明，累朝赖多士之用。”明代思想家李贽也说：“试观近古之王者，有知人如武氏者乎？”

    大胆革新用人选人之道，不能不说是一个有益创举，世人可以借鉴。

    王安石变法

    宋仁宗在位41年，虽然朝中有像范仲淹、包拯等一些正直的大臣，但是并没有真正使他们发挥作用，因而国家越来越衰弱下去。宋仁宗没有儿子，死后由一个皇族子弟做他的继承人，这就是宋英宗。治平四年（1067）正月，宋英宗病逝，英宗长子赵顼即皇帝位，是为宋神宗。

    宋神宗看到国家衰弱的景象，有心改革一番，可他周围的人都是仁宗时期的老臣，就连富弼这样支持过新政的人，也变得暮气沉沉了。宋神宗想，要改变这种现状，一定得找个得力的助手。

    宋神宗即位之前，身边有个叫韩维的官员，常常在神宗面前谈一些好的见解。神宗称赞他，他说：“这些意见都是我朋友王安石说的。”从那时起宋神宗就对王安石有了一个好印象。现在他想找助手，便想到了王安石，于是下了一道命令，把正在江宁做官的王安石调到京城。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号半山，江西抚州临川人，北宋中期的改革家、思想家和文学家。他出生于仕宦之家，博学强记，能文善赋，早年就负有盛名，22岁中进士，出任地方官。他年轻时，文章就写得很出色了，得到了欧阳修的赞赏。

    王安石在地方做了20年的官，名声越来越大。后来，宋仁宗调他到京城做管理财政的官。他一到京城，就向仁宗上了一份近一万字的奏章，提出他对改革财政的主张。宋仁宗刚刚废除范仲淹的新政，一听到要改革就头疼，便把王安石的奏章束之高阁。王安石知道朝廷没有改革的决心，自己又跟一些官员合不来，就趁母亲去世的时机，辞职回家了。

    这一次，王安石接到宋神宗召见的命令，又听说神宗正在物色人才，就高高兴兴地进京来了。他一到京城，宋神宗就单独召见他。神宗一见面就问他：“你看要治理国家，该从哪儿入手？”他从容地回答：“先从改革旧的法度、建立新的法度开始。”

    熙宁二年（1069年），宋神宗把王安石提为副宰相。二月，神宗与王安石共同商讨后，为实行变法专门设立了一个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主要工作就是制定新的财政经济政策，颁行新制，以通天下之利。同年七月，制置三司条例司建议实行均输法，宋神宗采纳后便下诏实行，在“便转输，省劳费，去重敛，宽农民”等方面，收到较好的成效。

    九月，王安石主持改革常平仓制度，推行青苗法。青苗法的实施，在限制官僚望族利用高利贷盘剥等方面，收到成效，同时为朝廷获取了大量利息。十一月，又实施农田水利法，也称农田水利条约或农田水利约束。水利法实行后亦颇见成效，熙宁九年（1076年），兴修水利10793处，受益民田36万多顷，公田1915顷。后又有募役法、市易法、方田均税法等出台。

    王安石的变法巩固了宋王朝的统治，取得富国强兵的显著成效。政府的财政状况大有改善，北宋军事实力明显提高。在与西夏交战中，取得了熙河之役的胜利，收复故地两千里，这是北宋历史上十分少见的胜利。然而，由于变法涉及面广，阻力很大，未能真正解决社会矛盾，遭到两宫太皇太后、皇太后及元老重臣如司马光、文彦博、吕公著等守旧派的激烈反对。宋神宗听到反对的人不少，就动摇起来。

    王安石眼看新法实行不下去，便上书辞职，宋神宗也只好让王安石暂时离开京城，去江宁府休养。

    第二年，宋神宗又把王安石召回京城当宰相。谁知几个月后，天空出现了彗星。这本来只是一种正常的自然现象，但是在当时的人看来这是不吉利的预兆。宋神宗又慌了，要大臣对朝政提意见。一些保守派便趁机对新法攻击诬蔑。王安石竭力为新法辩护，让宋神宗不要相信这种迷信的说法，但宋神宗还是犹豫不定。

    后来王安石无法继续贯彻自己的主张，便于1086年春天，再一次辞去宰相的职位，回江宁府去了。神宗去世后，10岁的哲宗即位，太皇太后高氏临朝，起用司马光执政，尽废新法，史称“元祐更化”。到哲宗亲政后，又逐渐恢复新法，但由于新旧党争，新法已没有什么进展了，北宋王朝也逐渐走向衰亡。

    革除时弊不易，推行新政更难。新与旧、破与立、创与守的斗争，是思想的较量，势力的角逐。强者属上风，不进则退。王安石竭尽全力推行新法，几经折腾，几上几下，时遭保守派的阻挠和诬蔑，但始终如一的坚持，革旧布新、除弊创新的精神是值得永远高歌的。

    明太祖严整吏治

    明太祖朱元璋认为，守业要比创业艰难。为了巩固业已建立的明王朝，他平均每天要看或听二百多件报告，要处理四百多件事。他强调，要想稳定新的统治秩序，必须重视整顿吏治。

    早在朱元璋还是吴国公时，他就叫参与机要的李善长依据《唐律》拟出切实可行的律令。他称帝以后，命令李善长以从简从严的原则，着手制订《大明律》。这部法典共有30卷460条，按吏、户、礼、兵、刑、工分类，它比《唐律》简要，比《宋律》严峻。明太祖以《大明律》为依据，做到有罪必罚，不徇私情。如明太祖姐姐的儿子李文忠，曾被收为义子，并一度改姓朱。他骁勇善战，在随副将军常遇春攻克开平（今内蒙古多伦北的石别苏木）时重创元军，后因功封为曹国公，官至大都督，兼领国子监事。但由于亲近儒生和违法乱纪，屡遭杖责，后竟被毒死。女婿、驸马都尉欧阳伦，平时骄横，在出差办公事时又私贩茶叶，因而也被依法处死。对于其他功臣和官吏，他也明令有功必赏，有罪必罚，案情严重者，格杀勿论。洪武三年（1370）十一月，明太祖在奉天殿面谕群臣，要赏功惩过。如开国元勋汤和，本是明太祖的同乡，又一同起兵。在统兵取浙东、福建、四川和守备西北时，屡有战功，封爵时只封侯而不封公，其原因是汤和“嗜酒妄杀，不由法度”。后在御倭斗争中又建战功，死后才追封为东瓯王。又如洪武十八年（1385），户部侍郎郭桓等数百名官吏被处以死刑，其他因株连而下狱者达数万人。

    为了整顿吏治，严惩贪赃受贿的官员和恫吓广大群众，以达到“使恶者知惧”和“禁暴止邪”的目的。明太祖在洪武十八年（1385）发布《大诰》，随后又在次年发布《大诰续编》、《大诰三编》。这三册书共收集了一百多个营私舞弊等不法行为案例，并将它印发全国，要求“户户有此一本”，“居民熟视为戒”，以做到知法守法。因此，《大诰》的颁布，实际上是对全民进行了一次法律常识的普及教育。就《大诰》的全部内容而言，其中有关百姓犯法条目约占百分之九点三，讲豪强犯法条目为百分之十八有余，而涉及官吏犯法的条目竟高达百分之七十二点六。在官吏犯法案件中，又可以归纳为“违背君臣之礼”、“谋反、谋大逆”、“欺上瞒下”、“断案不公”、“投机取巧”、“玩忽职守”、“怕死贪生”、“行贿受赂”、“滥用职权”、“强役吏卒”、“苛敛害民”、“夺人妻妾”等不同类别。因此，三本《大诰》除防范和镇压平民百姓造反、地主豪强不法以外，主要的意图还在于严肃纲纪，整顿吏治，要朝廷和地方上的大小官员不得为非作歹，贪赃枉法，使全国官民上下都能各尽其职，各守其业。这对维护封建王朝统治和安定社会秩序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诚然，《大诰》和《大明律》也存在着用刑严酷、枉杀滥杀的流弊，再加上严密的监察体系和锦衣卫等特务机关的侦缉虐杀，法外加刑，使得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终日。关于这一点，明太祖也已意识到，他曾告诫自己的子孙说：“朕自起兵至今四十余年，亲理天下庶务，人情善恶真伪，无不涉历。其中奸顽刁诈之徒，情犯深重，灼然无疑者，特令法外加刑；意在使人知所警惧，不敢轻易犯法。然此特权一时措置，顿挫奸顽，非守成之君所用长法。以后嗣君统理天下，止守《律》与《大诰》，并不许用黥、刺、剐、劓、阉割之刑。臣下敢有奏用此刑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处以重刑。”

    明太祖的一生，是不知疲倦的一生。他所进行的整顿改革，固然是为了维护明王朝的封建统治，并形成了高度的中央集权君主专制。但应该肯定的是，他在位的31年中，吏治比较清明，社会相当稳定，经济生产得到发展，人民生活日趋安定。明太祖死后，葬于南京钟山。当人们在游览明孝陵时，还常常以思古之幽情，颂扬着这位为安邦治国作出贡献的人。

    张居正“苟利社稷，生死以之”

    张居正（1525—1582），明朝政治家、改革家。字叔大，号太岳，谥号文忠，湖广江陵（今属湖北）人。为了治国安邦，强我中华，张居正曾写下“苟利社稷，生死以之”的誓言。

    张居正所处的明王朝中期，内忧外患，国事日蹙，倭寇骚扰于东南，鞑靼觊觎于西北。素有“神童”之誉的张居正，以连中秀才（12岁）、举人（16岁）、进士（22岁）而进入翰林院，初任编修之职。在他25岁那年，便不顾官卑职微，向嘉靖皇帝上了一封《论时政疏》，指出当时国家政事有五大弊病，即“宗室骄恣”，“庶官瘰旷”、“吏治因循”、“边备未修”、“财用大亏”。但这份洋洋一千三百言的奏疏，却没有得到嘉靖皇帝和权臣严嵩等人的采纳。张居正44岁那年，又向隆庆皇帝奏了一份《上陈六事疏》，提出“省议论”、“振纪纲”、“重诏令”、“核名实”、“固邦本”、“饬武备”等六项主张。他在奏疏中说：“天下之事，虑之贵详，行之贵力。”又说：宋王朝灭亡在于“声容盛而武备衰，议论多而成功少”。意谓朝廷在制订政策政令时要斟酌计议周全详备，而在执行时贵在务实，要脚踏实地以求贯彻，收到具体的功效。在《贺云溪翁汪老先生八十寿序》中，他再次强调务实的重要，说：“驰思于千里，不若跬步之必至；口敛于豢豹，不若粝米之充腹也。”意谓干事业不能光去幻想，要努力去做以求达到目的。只是心里向往着奔驰千里，不如一步一步地走下去；只是心里思慕着吃到肥豹，不如张开嘴吃着粗米干粮以填饱肚子。他把“省议论”作为“六事”中的第一项，就是要改变当时坐而论道而不务实的弊端。

    万历元年（1573），张居正出任内阁首辅。在此后11年中，他脚踏实地地做了许多工作，诸如派俞大猷、戚继光平定倭寇；调戚继光据守蓟州防备鞑靼侵犯；派水利专家潘季驯治理黄河；清丈土地，实行“一条鞭法”；澄清吏治，贯彻“考成法”；限制特权，颁行《给驿条例》；以及整顿提学官队伍，加强学校教育等等。

    张居正强调务实的工作作风，使全面改革事业取得了重大成效。“十年内，海寓肃清，四夷慑服。”但是，由于改革的本身触犯了贵族豪强、官僚和地主的利益，因而遭到他们的反对。他们诬说张居正“专擅威福”、“鼓说以摇上”。而对这些流言蜚语，张居正襟怀磊落地表示：“今主上幼冲，仆以一身当天下之重，不难破家以利国，陨首以求济，岂区区浮议可得而摇夺者乎！”他甚至表示自己的志向说：“曾有一宏愿，愿以其身为蓐荐，使人寝处其上，溲溺之，垢秽之，吾无间焉。”张居正以社稷为重，表现了不畏恶势力坚持改革的大无畏精神。

    张居正与恶势力的斗争，与日渐成人的神宗皇帝和官僚产生矛盾，因为直接损害了大地主阶级眼前的利益。万历十年（1582），张居正死，年58岁。死后被夺爵抄家，长子敬修被逼自杀身亡，弟居易、次子嗣修等人也被充军发配。对于这种不公平的待遇，与他同时代的海瑞（1514—1587）曾叹道：“工于谋国，拙于谋身。”海瑞实际上是肯定了他以身许国的精神。清人朱琦也曾感慨地说：“江陵（张居正原籍江陵，故称）愚忠者也，盖明知其害于身而为之者也，明知害于身而利于国，又负天下后世之谤，而勇为之者也。鸣呼，是真所谓愚忠者乎！”但这位改革勇士直到天启、崇祯时才得以平反。

    薛福成、马建忠主张“变而后能胜”

    薛福成、马建忠是近代中国两位较有影响的改革思想家。薛福成，字叔耘，生于1838年，卒于1894年，著有《庸庵全集十种》。马建忠，字眉叔，生于1844年，卒于1900年，著有《适可斋纪言纪行》。他们两人都是江苏人，经历相似，都曾远涉重洋，归国后又投在李鸿章的门下，思想也大有近似之处。他们既熟悉中国的国情，又了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从中国遭受列强侵略的事实中，认识到中国要富强起来，就必须向西方学习，改造中国，这成为他们探求改革和救亡道路的思想基础。

    他们看到历经两次鸦片战争后的中华民族是灾难深重的。帝国主义的侵略触角无孔不入，在边疆并吞蚕食、步步进逼，在内地强开口岸，倾销商品，本来就贫弱的中国更加衰落了。那么，中国积贫积弱的根源在哪里？怎样才能抵御外侮，从而迅速使中国富强起来？薛福成、马建忠认为，中国积贫积弱的根源在于因循守旧，“今天下日趋于贫之故，一则商务不盛，利输于我；一则矿权不修，货弃于地”。要跟上时代的步伐，使中国富裕强盛，必须不断革新，于是提出“变而后能胜”，作为致富图强的指导思想。

    据此，他们提出了许多变法革新的具体措施。他们主张全面发展民族工商业，认为：“欲图自治，先谋自强，欲谋自强，必先致富。”因而提出，要发展交通事业，自己修筑铁路，在内河外海大兴船运，活跃商品流通；改进生产，降低税率，促进中国传统商品丝、茶的出口；大力引进、发展近代机器工业。并提出，要与洋人争雄，不仅要决胜疆场，还要展开商战，努力发展民族工商业，与洋人争利，抵御列强的经济侵略，促进民族工商业的发展。

    他们在强调振兴国家的同时，还特别强调“导民生财”、“藏富于民”。他们认为，只有人民首先富裕起来，国家才能在此基础上变得强盛。指出“治国以富强为本，求强以致富为先”，而要致富，就须富民，“竞筹藏富于民之法，然后自强自治，措之裕如”。

    薛福成、马建忠关于致富图强的理论和变法维新的一系列具体措施，在当时政权腐败、外侮成患的情况下，为维护民族生存、复兴中华，点燃了希望之光，对促成民族工商业的发展更具有直接的进步意义。

    王韬力倡“弱则思变，变则能强”

    王韬是我国近代第一份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报纸《循环日报》的创办人。他以报纸为阵地，以笔墨为武器，宣传由弱转强之道，主张变法，以鼓起中国人民起衰振弱的勇气。

    王韬，江苏长洲（今吴县）人，生于1828年，卒于1897年，经历了中国积贫积弱的危难时代。他在成年之年，流亡香港，于1874年创办了《循环日报》，以满腔的爱国热情，极力宣传变法图强的主张。他当时之所以要给报纸取名“循环”，意在告诉人们一个道理，即“弱即强之机，强即弱之淅，此乃循环之道然也”。就是说，国家的强弱不是固定不变的，弱可以变强，强是由弱发展而成的。当然，在他的笔下，强调国家的由弱转强，要经过人们艰苦努力，去探索，去变革。他说西方列强的侵略，使中国处在四千年来没有的大变局中，此时此刻仍要因循守旧、粉饰太平、虚骄自大、闭关自守是不行的，唯一的前进途径就是变法自强。

    他宣传变法的主要内容是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认为只有经济实力雄厚了，国家才能由穷变富，由弱到强。他主张发展贸易，促进货物流通。他认为近代贸易的弊症在于钱币外溢。因此当今中国发展贸易是富强的重要手段。他说发展贸易既可以使技术娴熟的工匠从事商品生产，得以自食其力，又可以使游手好闲而又能从事贸易的人尽其所长，还可以使从事贸易的人富裕起来。商富国家即富，一旦国家用钱，商民即可解囊相助。他还提出采煤炼铁，以增加国家赋税。他认为中国矿产丰富而煤铁工业却落后，原因是文化落后技术不高，因而建议仿轮船招商局办法，广集商股进行开采，国家按量征收税款，这样对商人和国家都有利。同时，他还指出了要向海外发展贸易，必须发展海运，而海运业风险大，国内保险业又都被外商挟制，因此建议中国要建立自己的保险公司，使其利留于国人之手。为了保证民族工业的发展，他对清政府现行的阻碍工商业发展的厘金制度进行了抨击，提出了撤销厘金的主张。

    王韬宣传的变法内容还涉及政治方面，如废除科八股文制度，废除由捐纳而产生的卖官鬻爵制度，废除保举选官制度，废除旧式练兵方法和装备，废除旧式书院等诸多弊端，提出了裁汰昏庸官吏、训练新式水师、开设教学内容包括文史和自然科学的新式学堂等改革措施。

    王韬的弱转强之道和变法图强之说，在一定程度上鼓舞了中国人民复兴中华的信心，特别是直接启迪了正在兴起的资产阶级有识之士的变法维新运动。

    梁启超“变法则存，不变则亡”

    梁启超（1873—1927），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人。他是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典型代表之一。在戊戌变法期间，作为康有为的得力助手，积极投入了“公车上书”等具有进步意义的变法维新运动，在同封建顽固努力的论战中，又借主笔《时务报》的便利条件，以犀利的笔锋，使“海内观听为之耸”，成为名重一时的维新斗士和功绩卓著的时代号手。

    自鸦片战争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如狼似虎般侵入中国，特别是中日甲午战后，清政府进一步丧权辱国，中华民族危在旦夕。对此，梁启超在从1896年至1897年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在《时务报》等刊物上先后发表了50多篇政论文章，一而再、再而三地唤起国人警觉，大声惊呼亡国灭种的大祸已经迫在眉睫，他说：“敌无日不可以来，国无一日不可以亡。数年以后，乡井不知谁氏之藩，眷属不知谁氏之奴，血肉不知谁氏之俎，魂魄不知谁氏之鬼。及今犹不思洗常革故，同心竭虑，摩荡热力，震撼精神，致心皈命，破釜沉舟，以图自保于万一。”他还启迪国人思考：亡国之祸原因在哪里？在清王朝的腐败。他指出：“越惟无耻，故安于城下之辱，陵寝之蹂躏，宗祐之震恐，边民之涂炭，而不思一雪。乃反托虎穴以自庇，求为小朝廷以乞旦夕之命。越惟无耻，故坐视君父之难，忘越镝之义，昧嫠纬之恤，朝睹烽燧，则苍黄瑟缩，久闻和议，则歌舞太平……”在他的笔下，大胆地、淋漓尽致地把清王朝的腐败形象活脱脱地刻画出来。那么怎么挽救国家的危机呢？答案就是变法维新。

    梁启超关于变法维新的主张，在《时务报》发表《变法通议》一文中有较系统的观点，他突出一个“变”字，强调变法则存，不变则亡。他说：“法何以必变？凡在天地之间者，莫不变。”“藉日不变，则天地人类并时而息矣。故夫变者，古今公理也。”他还警告清朝当权者说：“变亦变，不变亦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束缚之，驰骤之。”根据他的这个观点，告诫人们一个道理，当今的国势，变也得变，不变也得变，只是变得早和晚，谁掌握变的主动权而已。若清政府变，则主动权在清政府手中，可以越变越好，对国有利；若帝国主义势力变，则主动权掌握在外人手中，变会越变越坏，国将不国，完全变成他们的附属国和殖民地。因而为保国保种计，必须变法维新，这也是人心所向、国家转机所在。至于怎么变法，梁启超也提出了具体措施，如废科举、兴学校；开民智；开官智；兴民权，兴绅权；立农工商政，修铁路，开矿山；开武备学堂，练海陆新军等。而变法之本，在于培育人才，有了人才，才能除旧布新，推行改革。

    梁启超的“洗常革故”和“变亦变，不变亦变”的变法维新思想，在当时确乎振聋发聩，动人心弦，奏响了时代的最强音，顺应了国势，反映了民意。在国难当头的危急时刻，他能够激流勇进，这说明他有着一股强烈的革新汰旧的爱国热忱，正如他在一首诗中自勉的那样：“誓起民权移旧俗，更研哲理牖新知。”

    孙中山探索求新

    孙中山是“伟大的革命先行者”，是“中国革命民主派的旗帜”。他的一生是勇于探索的一生，是革命战斗的一生。他始终站在时代的前列，“适乎世界之潮流”。

    孙中山投身革命的时代，正是“亚洲觉醒”的时代。他创建了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和同盟会，提出了“三民主义”的资产阶级革命纲领，并亲自领导和发动了多次武装起义，最后在全国人民的支持下，埋葬了中国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辛亥革命失败后，他又领导了“二次革命”和“护法运动”，与北洋军阀展开了殊死搏斗。但“护法运动”的失败，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已经陷入绝境。所谓“革命主义未行，革命目的未达，仅有民国之名，而无民国之实”。此时孙中山面临的局势是“围棋布防，犬牙交错”，军阀力量形成了互相牵制的联系之网，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尽管他认识到：“吾国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争雄，南北如一丘之貉”，而与南北军阀彻底决裂，但中国革命的出路何在？依靠什么人？联合什么人？深感“没有一点实力”的孙中山再次陷入“半筹莫展”的困境之中。

    在苦闷、失望的漫长历程中，孙中山没有后退，而是站在时代潮流的前面，继续探索革命的出路。十月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对孙中山的思想转变，帮助其穿越“峡谷”，顺利地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过渡到新民主主义阶段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1921年12月，孙中山会见了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并采纳了他关于建立革命政党、联合工农和建立革命武装的建议。同时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开始改组国民党，并公开邀请中国共产党人陈独秀、李大钊、张太雷和蔡和森等参加改组的指导工作。1924年1月，孙中山在广州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发表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孙中山把旧三民主义作了适合时势要求的新解释。这个宣言，是中国共产党人瞿秋白等直接参与制定的。由于孙中山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反帝反封建主张，把旧民主主义发展成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同中国共产党结成了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

    新三民主义以反帝反封建为国民党的政治原则。所谓民族主义，即对外反对帝国主义，对内实行民族平等；民权主义即实行普遍平等的民权；民生主义即“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这强烈地体现了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时代精神，顺应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同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革命政治纲领基本相同，所以成了国共两党和各个革命阶级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因此改组后的国民党，改变了原来的面貌，共产党员不仅能够参加国民党，而且中央和地方各级领导机构都有共产党员担任重要职务。这样它不再是一个单纯的资产阶级政党，而基本上成为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联盟。

    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以后，孙中山又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创办了黄埔军校，建立了革命武装力量。这促进了中国民主革命新高潮的到来。至此，革命洪流已势不可挡，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由于两党在一定纲领上的合作，发动了1924年至1927年的革命。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党凡四十年还未能完成的革命事业，在仅仅两三年之内，获得了巨大的成就。”

    实践证明，有造诣的政治家的决策思维绝不能按照旧轨道向前延伸，屈从于“直线运动”和“惯性运动”，而是审时度势地另辟蹊径，开拓出新的前途。

    张勋短命复辟

    剪辫是辛亥革命的重要成果之一，袁世凯窃取民国临时大总统后，也不敢违逆这股潮流，曾下令剪掉男人的辫子。但他手下的一员大将拖着一条长辫就是不剪，而且还到处宣称：“我在前清受恩深重，君恩难忘，决不剪辫！”袁世凯觉得民国的将军拖着条大辫实在有失体统，连自己的脸上也不光彩，就派了专使前去劝说，但此人仍然坚决不剪。非但他自己不剪，而且还不准自己手下官兵剪辫子。袁世凯毫无办法，也只得听之任之。从此，民国军队中出现了一支奇怪的“辫子兵”。这个人就是“辫帅”张勋。

    张勋（1854—1923），字绍轩，江西奉新人。早年参加袁世凯的小站练兵，清王朝覆灭时官至江苏巡抚兼署两江总督、南洋大臣。袁世凯任大总统后，张勋仍受到重用，其部改称武卫前军。张勋一直表示仍忠于清室，自称复辟派。

    袁世凯死后，段祺瑞控制北京政权，出任国务总理。并为要不要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问题，与继任总统黎元洪发生“府院之争”。段祺瑞为加强自己的力量，以开军事会议为名，于1917年4月召集各省督军到北京，指使他们对黎元洪施加压力，并企图强迫国会通过对德宣战案。这伙专横跋扈的督军当时被称为督军团。

    然而被段祺瑞引以自重的督军团势力却被张勋利用了。他乘机连续召开徐州会议，组成所谓“十三省区联合会”，以北洋派领袖和十三省大盟主自居，操纵着督军团的行动。黎、段两人本来都是极看不起张勋的，但是当他们迫切需要外援的时候，就把他当作争相拉拢的对象。他们对张勋同样有一种错误的看法，以为张勋是一个不善于玩弄政治阴谋、不会耍弄两面手腕的爽直汉子，却不曾想到这个“老粗”正是以爽直的伪装隐藏了狡诈的本质，而这一类型的人物是更容易使人上当的。在黎、段两人争相拉拢的时候，张勋对黎说的是一套，对段说的是另一套。他的目的是要利用黎逐段下台，然后利用督军团逐黎而拥溥仪再登皇位。

    当“府院之争”白热化的时候，黎元洪免去了段祺瑞的内阁总理的职务，皖系则与奉系勾结，宣布“独立”，对抗黎元洪，并声言进攻北京。这时张勋以“调停人”的身份粉墨登场了，他率领三千“辫子军”北上，以实现他推翻共和、拥清帝复辟的美梦。

    1917年6月14日，张勋以“战胜者”的姿态进入北京。由前门车站到南河沿张宅，沿途都用黄土铺路，军警夹道警戒，并分段布置辫子军的步哨和岗位，城楼和城墙上都站有全副武装的兵士，这是以前皇帝出巡的气派。北京市民从门缝里偷看到张大帅的“尊容”，只见他头戴瓜皮小帽，帽子中央嵌有宝石一方，胸后垂有大辫子，身穿纱袍，套以韦陀金边的玄色大马褂，脚穿乌缎鞋。人们都交头接耳地说：“这真是一个不伦不类的大怪物。”

    7月1日，张勋拥立溥仪复辟帝位。当天发表了由康有为事先拟好的“上谕”，恢复宣统年号，通电全国，改挂龙旗。张勋自封为议政大臣、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康有为任“弼德院”副院长。清朝的遗老遗少纷纷从阴暗角落里爬了出来，争先恐后地从戏班和旧衣店里抢购朝服和朝靴，在北京演出了一场复辟的丑剧。

    张勋复辟的罪恶活动，立即引起全国人民的愤怒和反对。各地报纸无不“口诛笔伐，痛斥叛国”；上海、长沙等地纷纷集会拥护共和，反对复辟。孙中山发表《讨逆宣言》，坚决表示要同军阀和复辟势力斗争到底。

    在举国共讨的形势下，段祺瑞乘机纠集旧部，组织“讨逆军”在马厂誓师，打出“反复辟”旗号，进攻北京。张勋兵败，逃往荷兰使馆躲藏起来。历时12天的复辟丑剧，便可耻地收场了。

    6年以后，张勋在天津病死，临死还郑重吩咐，要保护好他那根辫子。于是，这个有名的“辫帅”拖着辫子进了棺材。

    他的经历告诉世人，历史在前进，任何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行为，断定是短命的。

    陶谷依样画葫芦

    公元960年，赵匡胤夺取后周政权，建立了北宋王朝。赵匡胤对历任数朝的大臣陶谷在的为人有所了解，对他并不看重，只是因为他文笔很好，还是留他在翰林院里供职，但权势显然没有以前大了。

    陶谷缺乏自知之明，认为当朝的宰相和大臣们，无论在资历、文才和名望方面都不如自己，因此对自己的名位屈于他们之下感到不平。于是，他托请几位熟悉的大臣在皇帝面前推荐自己，希望能得到重用。这些大臣对太祖说：“陶谷在翰林院里出了大力，并且能窥测皇上的意思办事，应予以重用。”

    太祖听了笑笑说：“我听说翰林院起草诏令，都是参照前人旧本写的，只是改换一些词语。就像俗语说的照着葫芦的样子画葫芦，哪里谈得上出了大力？”陶谷知道了太祖看法后，很不服气，满腹牢骚，特地作了一首诗：

    官职须由生处有，文章不管用时无。

    堪笑翰林陶学士，年年依样画葫芦。

    的确，只能一味模仿，没有任何创新，这样不会什么大的作为，自然不可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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