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息叠蛋谏晋灵公

    春秋时期，晋灵公为了个人的享乐，强迫大批百姓，耗用大量钱财，建造极其豪华的九层高台。他怕臣子们劝说阻止，就下令说：“谁敢劝阻，格杀勿论！”

    有个叫荀息的大臣，很为国家担忧，他求见晋灵公。晋灵公认为荀息是来劝阻的，就举起箭，拉开弓，等着他来，只要他一开口规劝，就射死他。

    荀息拜见晋灵公后，装作轻松愉快的样子说：“大王，我是来表演一个小技艺，让您开开心的。”

    晋灵公问：“什么小技艺？”

    荀息说：“我能把十二个棋子堆起来，上面再加几个鸡蛋。”“哎，这玩艺儿有趣！”晋灵公一下来了劲，忙放下弓箭，命侍从拿出棋子和鸡蛋。

    荀息认真地先把十二个棋子堆起来，然后又把鸡蛋一个一个地加上去。旁边观看的人担心鸡蛋会掉下来，都紧张得屏住呼吸，瞪圆眼睛，晋灵公也惊慌急促地叫道：“危险！危险！”

    荀息却慢条斯理地说：“这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还有比这更危险的呢！”

    灵公说：“好，我也愿意见识见识。”

    荀息见时机已经成熟，就不再做别的表演，立起身子，无限沉痛地说：“启禀大王，请让我讲几句话，臣即使死了也不后悔！为了建成九层的高台，三年没有成功，国内已经少有男人耕地、女人织布了；国家的库存已经空虚，邻近的国家将要侵犯我们；这样下去，国家总有一天要灭亡的。建造高台，就像这叠鸡蛋一样危险，请尊敬的大王三思而后行！”说着泪滴衣襟。

    晋灵公见荀息说得合情合理，态度婉转诚恳，这才明白建造高台对国家有这么大的危害，叹了口气说：“我的过失竟然严重到这种程度了！”于是马上下令停止建造高台。

    邹忌论美谏齐王

    公元前378年，齐威王即位，据说他起初九年不理朝政，只顾个人享乐。一天，他把一个叫邹忌的人召去弹琴消遣。邹忌只是大谈特谈乐理，就是不奏曲。齐威王不高兴地说：“你的乐理说到我的心坎里了，但光知道这些不够，还须审知琴音才行，请先生试弹一曲吧。”

    邹忌说：“臣以弹琴为生计，当然要尽心研究弹琴的技法；大王以治国为要务，怎么可以不好好研究治国大计呢？我抚琴不弹，就没法使您乐意，怪不得齐人瞧见大王拿着齐国的大琴，九年来没弹过一回，都不乐意呢！”

    齐威王十分惊愕，遂和他大谈治国的道理，邹忌竟说得头头是道。于是齐威王拜他为相国，加紧整顿朝政。

    这天早晨，身材修长、形貌漂亮的邹忌穿好衣服，戴上帽子，照了照镜子后问妻子说：“我和城北的徐公比，谁更美呢？”

    妻子说：“徐公哪有您美呢！”

    邹忌想：徐公是齐国有名的美男子，自己哪里比得上他呢？

    他又问妾说：“我和城北的徐公比，谁更美呢？”

    妾说：“徐公不如您美！”

    白天来了位客人，邹忌又把对妻、妾说的话再说了一遍。

    那客人恭恭敬敬地说：“徐公确实不如您美。”

    第二日，恰好徐公来访，邹忌对他横看竖看，觉得自己哪里有他美呢！晚上，他想了又想，最后明白了：妻子说我比徐公美，是偏护我；妾说我比徐公美，是怕我；客人说我比徐公美，是想得到我的好处。

    于是，邹忌上朝对齐王说：“臣确实自知不如城北的徐公美，但臣的妻子偏护我，臣的小妾怕我，臣的客人对我有所求，所以都说我比徐公美。由这件事，我联想到：我们齐国，地有千里方圆，城有一百二十。宫女左右，没有不怕大王您的；朝里的大臣，没有不偏护大王您的；齐国四境之内的人，没有不对大王有所求的。这样看来，大王所受的蒙蔽是多么厉害呀！”

    齐威王听了邹忌巧妙的劝谏，觉得很对，就下令说：“以后，不管是谁，凡是能当面指责我过失的，可以得最上等的赏赐；能用书面文字批评我的过失的，可以得中等的赏赐；能在大庭广众中非议我的，只要让我知道，就可得下等的赏赐。”

    这道命令颁布后不久，文武百官纷纷上朝来向齐威王提出很多意见，齐威王吸收合理的部分，不断改正自己的错误。一年之后，大家都觉得提不出什么意见了。

    燕、赵、韩、魏等国听说齐威王纳谏改错，非常开明，都来朝见他，与齐国交好。由此，齐国渐渐强盛起来，成为当时的强国。这场不用兵力，在朝廷上打的胜仗，是多么漂亮啊！

    “防民之口，甚于防川”

    “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这句成语，出自于战国初期成书的《国语》中的一个故事。《史记·周本纪》中亦有记载，只是将“川”字改为“水”字。它告诫从政的人们，要敢于正视自己的缺点和不足，广开言路，让人们对国家政治发表不同意见。如果采取压制的办法，其结果必然像堵塞江流一样泛滥成灾。故事内容梗概是这样的：

    西周后期，政治日趋腐败。传至周厉王（名胡，前878—前842）时，更是危机四伏。周厉王是一位贪婪残暴而又刚愎自用的君主，他任用“好专利而又不知大难”的荣夷公等人，把原来由国人共同享用的山林川泽收归国有，不准国人去樵采渔猎。周厉王又好大喜功，师出无名，命令虢仲去征讨南方的淮夷和荆楚，使国人的负担越来越重了。于是，国人议论纷纷，不满厉王的所作所为。召公虎对厉王说：“民不堪命矣！”可是，厉王不仅听不进去，而且通过巫术和血腥镇压的办法去对付那些议论政治的人，名之曰“监谤”。这样，国人们再也不敢说话了，见面时只好“道路以目”，用眼睛去表示自己的愤怒，敢怒而不敢言。

    周厉王见人们都不再说话，心里十分高兴，他告诉召公道：“我已经消除了人们对我的议论。”召公于是向厉王讲了“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危险。他说：“‘监谤’实际上是阻塞人们说话。堵住人们的嘴，有过于堵塞奔流的江水。河川宣泄不畅必然决堤，带来的祸害不小，对待百姓也是这个道理。”召公又说：“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意谓善于治水的人，采用的是排除障碍物，疏通水道；善于管理国家的人，就要让百姓们畅所欲言。召公继续说：“国君管理天下，公、卿、士和大夫献上讽谕之诗，乐官们奏起采自民间的乐章，史官们总结出古代兴亡的文献，贵族亲戚们监察国君的行为。平民百姓也可以间接地将意见转达给国君。这样国君根据大家的意见，斟酌损益，办起事来就不会违背情理。平民百姓们所发表的意见，是考虑成熟的，然后自然地流露出来，怎么能够加以堵塞呢？如果不让百姓们说话，请想想，跟随国君的又会有几人呢？”

    周厉王不听召公的劝告，还是一意孤行，我行我素，使得国人更加痛恨他。又过了三年（前841），终于爆发了我国历史上有文字记载的第一次群众暴动——“国人暴动”。他们冲进王宫，吓得周厉王仓皇逃奔。周厉王在国人追逐下，渡过黄河继续东逃到彘（今山西霍县东北），在那里过了14年的流亡生活，最后死在那里。

    这告诉后人，不同的声音，能汇聚诸多智慧；善于听取不同声音的人，并加以疏导和对合理的进行采纳，是明智和崇高的。而一味堵绝，其结果自然落得冲垮圩堤、丧失根基。周厉王是最有力的例证。

    “兼听则明，偏信则暗”

    “兼听则明，偏信则暗”这一名言，最早见于东汉王符《潜夫论·明暗篇》。文中说：

    君子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

    及至唐代，一代名臣魏征亦曾多次引用此成语以劝谏唐太宗：

    上问魏征曰：“人主何为而明，何为而暗？”对曰：“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昔尧请问下民，故有苗之恶得以上闻；舜明四目，达四聪，故共、鲧，欢兜不能蔽也。秦二世偏信赵主，以成望夷之祸；梁武帝偏信朱异，以取台城之辱；隋炀帝偏信虞世基，以致彭城阁之变。是故人君兼听广纳，则贵臣不得拥蔽，而下情得以上通也。”上曰：“善！”

    《贞观政要》亦有类似记载：

    贞观二年，太宗问魏征曰：“何谓明君、暗君？”征曰：“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诗曰》：‘先民有言，询于刍荛。’……故人君兼听纳下，则贵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必得上通也。”太宗甚嘉其言。

    “兼听则明”，就是听取多方面的意见以分清是非；“偏信则暗”，就是只听信一方面的话，必然会受蒙蔽。魏征为了向唐太宗说明这个道理，在问答中列举出历史上许多值得借鉴的史实。上古之人曾说，凡事都要征求割草打柴的老百姓的意见。在尧和舜当政时期，广开四方之门，招揽天下的贤人，为的是看见民间的疾苦，听见民间的呼声，做到下情上达，天下无壅塞。由于执政者对天下的大事无不知晓，像共工和鲧这类奸佞之人，再巧言令色也不会有市场。秦二世幽居深宫，亲近小人而疏远百姓，偏信宦官赵高，结果出现了“指鹿为马”的怪事，直到天下大乱还不知道。梁武帝偏信骄奢弄权的朱异，结果是侯景兵围台城，终于困饿而死。隋炀帝偏信唯诺取宠的虞世基，使得天下大乱，国破身亡。照此说来，人君只有广泛地采纳各种不同的意见，使下情能够上达，大臣要想堵塞或匿情不报也是不可能的。

    唐太宗不愧是一代明君，对于魏征的这番议论铭刻于心。他认为，自己身处九重之内，难于遍知天下之事，也就不能独断天下之务。为此，他提出了“君臣共治天下”的主张，并采取了以下措施：

    其一，实行轮流值宿制度。他明令要求：凡在京城任职的五品以上官员，都必须轮流值宿于中书内省，“问以民间疾苦，政事得失”。

    其二，实行“五花判事”制度。举凡军国要务，“皆委百官商量，宰相筹划”。制敕之书在草成以后，要经中书侍郎、中书令审查，再送门下省，交由给事中、黄门侍郎驳正。层层负责，署名画押，然后才颁令施行。

    其三，奖励谏诤。唐太宗指出：“人心所见，互有不同，苟论难往来，务求至当，舍己从人，亦复何伤。”意思是上疏诤谏和在朝廷上互相辩论答难，为的是把事情做得更好，即使是最后服从于他人的正确意见，也不会丢面子的。唐太宗极为重视谏官的人选，并提高他们的品级地位，规定凡宰相们入朝议政时，谏官必须随入以便及时评论得失。

    兼听，能够避免主观片面性；偏信，容易受到蒙蔽欺骗。只有兼听才能集思广益，把各种内容不同、性质相反的意见吸收上来，进行归纳分析才能分辨是非，把工作做好。就此，伟人毛泽东评说：“唐朝人魏征说过：‘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也懂得片面性不对。可是我们的同志看问题，往往带片面性，这样的人就往往碰钉子。”这席话，当成为从政者以及人们生活和工作的至理名言。

    魏征十思谏太宗

    魏征（580—643），字玄成，唐魏州曲城（今河北巨鹿）人。他是我国历史上有名的政治家和史学家，官至谏议大夫、左光禄大夫，封郑国公。他忠于职守，曾上疏谏唐太宗凡二百多条。当唐太宗听到魏征死去的消息时，下令停止上朝五天，并流着眼泪沉痛地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

    贞观十三年（639），魏征见唐太宗的思想行为已不如建国初期那样励精图治，那样克己爱民，而是逐渐朝着相反的方向转变，便上了一道有名的“十渐疏”，痛切陈辞，要唐太宗提高警惕，否则将后悔莫及。这就是《贞观政要》中的“十思”。它的大意是：

    其一，要“居安思危，戒奢以俭”。魏征认为：“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作为一个担负国家重任的人君，如果不未雨绸缪，没有长远打算，缺乏美德，不是理智地战胜一切贪欲，克勤克俭办一切事情，那就等于“伐根以求木茂，塞源以欲流长”，这是极其危险的。

    其二，“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魏征认为：过去许多国君，在创业时都能兢兢业业，谨慎行事，一旦大功告成之后，就放情纵欲，傲视他人，视兄弟如过路之人，用严刑峻法和盛怒盛气去对付下属。这样，下属表面上恭恭敬敬，心里却很不服气。因此，魏征严肃地指出：怨恨不在于大小，可怕的只在于人心的背离。水能载船也能翻船，应该高度谨慎。如果用腐朽的缰绳去驾驭奔驰的车子，它的危险难道可以忽视吗？

    其三，以“十思”为自检。“十思”的原文为：

    诚能见可欲则思知足以自戒，将有作则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惧满盈则思江海下百川，乐盘游则思三驱以为度，忧懈怠则思慎始而敬终，虑壅蔽则思虚心以纳下，惧谗邪则思正身以黜恶，恩所加则思无因喜以谬赏，罚所及则思无以怒而滥刑。

    魏征认为：作为统治百姓的一国之君，当看见自己喜欢的东西时，就要想到知足而警惕自己；将要兴土木营建工程而动用人力物力时，一定要适可而止以安定百姓；想到自己位高权重而不可一世时，应该谦虚和蔼而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如果害怕因自满而会带来损害时，就要想到大江大海能够容纳千河百川的肚量；当陶醉于游山玩水和出围打猎时，就要想到古代帝王一年中只准三次出游打猎的规定；担心自己懒惰懈怠时，就要想到办事必须善始善终的道理；忧虑情况不明而踌躇不决时，就要虚心采纳下属群僚的意见；当有些谗言和邪念影响自己时，就应该端正自身而斥退这些不好的东西；当要对臣下进行奖赏时，就要想到是否因自己一时高兴而滥赏；当要处罚臣下时，也要想想自己是否因盛怒之下而胡乱惩治他人。

    魏征总结性地指出：经常进行“十思”，是为了发扬忠、信、敬、刚、柔、和、固、贞、顺等九种美德，选拔贤能，择善而从，使有才华的人竭尽智谋，有勇猛的人竭尽武力，有仁德的人竭尽慈惠，有信义的人竭尽忠诚。如若文武百官像万马奔腾地为国效力，君臣之间互相信赖无猜，没有矛盾隔阂，这样就可以尽情享受游猎的快乐，可以像赤松子、王乔等传说中的仙人那样长寿，像虞舜那样愉快地弹起五弦之琴，唱起《南风》之歌，垂衣拱手，不用说教就使民风淳化，又何必劳神苦思去代替下属处理政务，徒费精力而损害那个“无为而治”的好的原则呢！

    唐太宗阅览这份疏谏以后，对于魏征的真诚十分感动。他特意写了一份诏书给魏征，表示自己的态度说：“希望您不要怕冒犯我，继续毫不隐讳地直言得失，我一定要虚怀若谷，冷静自己的心态，恭敬地等待着您的善言。”后来，唐太宗每当谈及魏征时，就感触万分地说：“贞观以前，（房）玄龄之功，无所与让。贞观之后，尽心于我，献纳忠谠，安国利人，成为我今日功业，为天下所称者，唯魏征而已。”

    金世宗喜纳谏正己

    女真贵族建立的金王朝（1115—1234），到海陵王统治（1149—1160年在位）末期，已经完成了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变。大定元年（1161）十月，完颜雍在东京（今辽阳）发动政变而得帝位，是为金世宗。

    金世宗是金王朝著名的君主。他在位期间（1161—1189），克己勤政，优恤臣民，政绩斐然。他不仅能够广开言路，容言纳谏，而且经常鼓励臣僚针砭时弊，匡正自己的过失，被人誉为“小尧舜”，一时传为美谈。

    据《金史》所载，金世宗纳谏正己的史事概要如下：

    其一，近直臣。金世宗认为，帝王“自居深宫”，不能“悉知外事”，若有所作为，必须在身边大胆使用一批直言敢谏之臣。他常以古代君主进用谗谄“为害非细”为鉴，劝谕臣下要“为人正直”，切禁“浮辞谄谀”。在擢选官吏时，他总是把刚直忠厚的大臣留在朝中做官，而把那些用心多诈却很有才能的人放为外任。有一次，他对肇州防御使蒲察通诚恳地说：“你虽然很有才能，但是为人机警多变。我身边只需要忠直敢言的大臣，所以只能派你到外地做官。”

    其二，喜诤言。金世宗经常勉励臣下学习古人舍身直谏的精神。他说：“朕治天下，方与卿等共之，事有不可，备当面陈，以辅朕之不逮，慎重毋阿顺取容。”意思是说：我与大家一起治理天下，办事情如果不妥当，他们有责任当面指出来，以便纠正我的失误，千万不要阿谀逢迎。大定二年（1162）八月，金世宗诏谕“百司官吏，凡上书言事或为有司所抑，许进表以闻，朕将亲览，以观人才优劣”。把上书言事作为选贤擢良的重要标准。至于那些敢于直谏的臣僚，则经常得到金世宗的抚慰、奖励或擢升。

    其三，明己过。金世宗为政豁然大度，谦恭理达，对自己有比较客观的估价。尤为难能可贵的是，他敢于向臣下承认自己的过失，要求他们监督。他常说：“凡人言辞，一得一失，贤者不免。”即使自己的成命，也不是“不可复更”。他告谕百官说：“朕旨虽出，宜审而行，有未便者，即奏改之。”允许大家提不同意见。大定十六年（1176）十二月，金世宗再度明确下诏：“凡已奏断之事有未当，卿等勿谓已行，不为奏闻改正。朕以万机之繁，岂无一失，卿等但言之，朕当更改，必无吝也。”意谓不仅要求臣下对已经决断的成命提意见，还期望他们不要以为事情已经施行，就不再监督。我自己日理万机，怎么会没有失误，你们只要提出来，我一定改正。

    金世宗晚年，一再叮嘱臣下，要他们直言不讳地匡正自己的过失。他说：“朕年老矣。恐因一时喜怒，处置有所不当，卿等即当执奏，毋为曲从，成朕之失。”也即是说，我年纪大了，恐怕由于一时喜怒，处理事情有所不妥，你们应该当面指出，不要曲从，而使我的错误得不到纠正。

    作为一位帝王，金世宗能够要求臣下监督和匡正自己的失误，确实不愧为一代明君。他的虚心为政的精神，很值得我们借鉴。

    夫差不听劝谏沦国

    夫差（？—前473），春秋末期吴国君。吴王阖闾之子。他先是打败越国，迫使越王勾践屈服投降。后来，他不听伍子胥的多次劝谏，反而赐剑要伍子胥自杀。结果，吴国被越国打败，夫差亦自杀。夫差临死前说：“吾无面目以见子胥也。”这段史事分见于《史记·越王勾践世家》、《吴太伯世家》和《左传·哀公元年》等处。

    伍子胥（？—前484），名员，原是楚国大夫伍奢之次子。楚平王七年（前522），其父被杀，他经历宋、郑等国入于吴国。后来，他帮助阖闾刺杀吴王僚，又攻破楚国，掘楚平王墓，鞭尸三百。及吴王夫差打败越国以后，越王勾践屈辱求和，又派大夫文种与吴太宰伯嚭交好。伯嚭接受了越国的贿赂，要夫差与越国媾和。伍子胥说：“不可。臣闻之，树德莫如滋，去疾莫如尽。”意思是要彻底消灭越国。伍子胥又说：“勾践能亲再务施，施不失人，亲不弃劳……违天而长寇仇，后虽悔之，不可食已。”但是，吴王夫差还是不听劝告。伍子胥退出以后，对他人说：“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训，二十年之外，吴其为沼乎！”

    过了两年，吴王夫差要出兵伐齐。伍子胥又劝谏道：“未可。臣闻勾践食不重味，与百姓同苦乐。此人不死，必为国患。吴有越，腹心之疾；齐与吴，疥癣也。愿王释齐先越。”但是，吴王夫差又不听，兴兵伐齐，在艾陵打败了齐国。吴王夫差很是高兴，而伍子胥却认为“今得志于齐，犹石田，无所用”。于是，伍子胥越来越被疏远了。

    越国大夫文种，见吴王夫差得胜而骄，便假装向吴国借粮以麻痹吴国。夫差不听伍子胥的劝谏，还是借粮给越国。伍子胥慨叹地说：“王不听谏，后三年，吴其墟乎！”吴国太宰本来恨伍子胥，便借此机会向夫差进谗言说：“伍员貌忠而实忍人……王前欲伐齐，员强谏，已而有功，用是反怨王。”于是，夫差对伍子胥更不满意。不久，伍子胥奉命出使齐国。夫差听说伍子胥将自己儿子托付给齐国的鲍氏，不禁大怒。当伍子胥回到吴国时，夫差便叫人送了一把剑给伍子胥，要他饮剑自杀。子胥大声地笑道：“我帮你的父亲上台。又扶持你执政。你愿将吴国的一半分给我，我不愿意接受，现在反而听信谗言诛杀我，真可惜呀，真可惜呀！”伍子胥转身对来人说：“树吾墓上以梓，令可为器，抉吾眼置之东门，以观越之灭吴也。”意谓在他的墓上栽种梓树，他日可以为兵器，把他的眼睛挂在东门城楼上，看越军进城灭吴国。

    伍子胥死后，太宰伯嚭专权，吴王夫差并没有以伍子胥之死作为鉴戒，重视越王勾践的所作所为，而是继续忙于用兵中原，把目标指向齐、鲁、宋诸国。周敬王三十八年（前482，夫差当国第14年），吴王夫差在黄池（今河南封丘西南）与各诸侯国会盟，要与晋国争霸中原。也就在这时候，越王勾践乘吴国空虚，领兵攻入吴国都城，俘虏了吴太子友。夫差在前方听此消息，赶快勒兵回国，派人送去许多金币与越国讲和。又过了几年，吴国政治更加腐败，越国却是越来越强。周元王三年（前473），吴国被越国灭亡。越王勾践对吴国使者说，要分一百户人家给夫差，让他在甬东度过晚年。夫差说：“吾老矣，不能事君王。”说罢，自杀而亡。夫差临死前，吩咐左右在他死后用块布蒙蔽自己的脸，说：“吾无面目以见子胥也！”

    吴王夫差虽为春秋后期的一代枭雄，曾一度称霸中原，但因不听伍子胥的多次劝谏，至有亡国之败。而伍子胥虽死于非命，但其诤诤之言，却仍值得后人称颂为戒。

    田登“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北宋时，有个州的太守名田登，为人专制蛮横，因为他名“登”，所以不许州内的百姓在谈话时说到任何一个与“登”字同音的字。

    于是，只要是与“登”字同音的，都要其他字来代替。谁要是触犯了他这个忌讳，便要被加上“侮辱地方长官”的罪名，重则判刑，轻则挨板子。不少吏卒因为说到与“登”同音的字，都遭到鞭打。

    一年一度的元宵佳节即将到来。依照以往的惯例，州城里都要放三天焰火，点三天花灯表示庆祝。州府衙门要提前贴出告示，让老百姓到时候前来观灯。

    可是这次，却让出告示的官员感到左右为难。

    怎么写呢？用上“灯”字，要触犯太守；不用“灯”字，意思又表达不明白。

    想了好久，写告示的小官员只能把“灯”字改成“火”字。这样，告示上就写成了“本州照例放火三日”。

    告示贴出后，老百姓看了都惊吵喧闹起来。尤其是一些外地来的客人，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还真的以为官府要在城里放三天火呢！大家纷纷收拾行李，争着离开这是非之地。

    当地的老百姓，平时对于田登的专制蛮横无理已经是非常不满，这次看了官府贴出的这张告示，更是气愤万分，忿忿地说：“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这是什么世道！”

    后来，人们从这个故事里，引出“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这则成语。意思是允许当官的放火胡作非为，不允许老百姓点灯照明。比喻统治者能够胡作非为，老百姓的正当言行却受到种种的限制。

    独断专权的慈禧

    西太后慈禧（1835—1908），清文宗奕詝（咸丰）的贵妃，清穆宗载淳（同治）的生母。他从咸丰十一年（1861年）伙同东太后慈安勾结恭亲王奕发动北京政变（又称“辛酉政变”），实行垂帘听政，操纵同治、光绪两朝统治大权，时间长达48年之久，成为晚清政治舞台上赫赫有名的铁腕人物。

    野心勃勃的慈禧最初通过勾结奕发动政变，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翦除肃顺等八大臣，登上了垂帘听政的宝座。当时虽名为两宫太后“垂帘听政”，实际上是慈禧太后一人独揽大权，批阅奏章、裁决政务，都由她一人操纵。政变之后，奕获封议政王，出任军机揆道，兼管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集军、政、外交、皇室事务大权于一身。慈禧意在大权独揽，奕则欲挟天子以令诸侯，故在政变成功之后即成两雄并立之势。

    在奕心目中，慈禧纵有独夫之心，终不过一介女流，未必能有何作为，所以根本没有把慈禧放在眼里。奕实在是低估了慈禧专权的野心，以及她实现这一野心的行动能力，以致在后来慈禧发动的突然袭击面前显得极为被动。

    慈禧张网以待，默默地等待着翦除奕的时机。同治四年（1865）终于让慈禧抓住了一个向奕发难的契机。三月初四，翰林院日讲官蔡寿祺上疏，直指当朝第一号权贵恭亲王奕。列举奕贪墨、骄盈、揽权、徇私四大罪状，要求奕罢官引退。这个胆大包天的蔡寿祺颇有几分以头颅为赌注的政治流氓气味，这四大罪状竟全由“疑虑”、“猜疑”、“疑惧”、“疑惑”而定，并无实据。原来他是看准了当时的政治气候，切中了慈禧的心思。故奏折一上，慈禧便抓住这个机会大做文章，想借此革除奕的一切官职，从而树立起自己的绝对权威。第二天，两宫太后召见大学士周祖培、瑞常，吏部尚书朱凤标等大臣。慈禧流着泪对诸大臣说，“恭亲王植党擅政，已经到了令人不能忍受的地步，我们打算重治他的罪！”诸大臣听罢都不敢回话。接着慈禧又反复说：“你们应当念先帝在天之灵，不要怕恭亲王。他的罪是不能轻饶的，请你们赶快拿出意见。”周祖培听罢顿首说：这件事请两宫太后决断，这不是我们作大臣的所敢乱说的。慈禧闻此言生气地说：“如果是这样，那要你们干什么？”诸大臣吓得直出汗，衣服都湿了。之后，在蔡寿祺供认奏折中所列四大罪都是风闻并无实据的情况下，慈禧仍亲笔草成一道手谕，假幼帝之名革去奕的一切官职。并“下内阁速行之，不必由军机”。如此违制而行，是因为军机处都是奕的党羽，绕道而发以求神速，以免发生不测。由此即可看出慈禧弄权的心计之缜密。

    谕旨颁发后，事态并不就此了结。慈禧低估了奕的实力及其影响。醇亲王等诸亲藩都以恭亲王有匡扶社稷之功，全力为之请命。诸大臣中多为奕的羽翼，此时也与诸亲王相唱和。这样，慈禧翦除奕的愿望未能实现，仅把奕的议政王的头衔削去。

    这次较量，慈禧以小胜而收兵。虽未尽符初衷，但已为树立其寡头尊荣的专权地位显示了力量，奠定了基础。奕经过此番教训，领教了慈禧的手段，在言行上着实有所收敛，他谨慎地维持力量平衡，以求保全自己。然而，即使如此，专权的慈禧也没有放过他。1884年中法战争失败，慈禧终于以“因循日甚”、“谬执成见”之罪，革除了奕所有的官职，并彻底改组了军机处，从而完全确立了她独断专权的统治，国家在此前后饱经屈辱。以史为鉴，当思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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