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治学
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春秋时鲁国邹邑（今山东曲阜）人，屡官中都宰、司寇，摄行相事，但为期不长。他开门授徒，有高足七十二，弟子三千，曾带领门徒周游列国，宣传自己的政治观点，但多未见采纳。他是我国最负盛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为儒家学派创始人，被推尊为“至圣先师”和“万世师表”。其治学思想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学习要自知努力。孔子年十五而有志于学。他读书非常刻苦用功，承认自己“非生而知之”，认为只有“好古敏以求之”，才能不断地积累知识。他说：“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他怕已学到的知识容易忘掉，特别强调复习的重要，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同‘悦’）乎！”又说：“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本来，温故和知新是两回事，但他指出其中的必然联系，认为由于复习旧的知识，就会有新的提高和发现。孔子这一启示，是他学习经验的心得体会。后人常以此为借鉴，成为求知的至理名言。
二、学与思并重。孔子精辟地阐述了学与思的辩证关系。他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意谓只学习不思考则迷乱不明，只思考不学习则空泛不实。他一方面强调学习的重要性，说：“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另一方面强调思考的重要性，反对“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并说：“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敏，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即是说，学与思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收得良好的学习效果。
三、学与问结合。孔子主张实事求是，强调学习上应该持有“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老实态度。他直率地承认，自己在田园耕植方面“吾不如老农”，“吾不如老圃”。为了防止固执己见和主观片面，孔子一方面提出“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一方面强调要“多闻阙疑”和“入太庙，每事问”，以弥补自己学之不足。他又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只有“不耻下问”，老老实实地向群众学习，向各行的专门人才学习，才能改变“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的窘境。
四、学以志道。孔子从“为政在人”和推行“仁政”的政治主张出发，要求人生应有远大志向——“志于道”和“乐道”。他认为，一个人的远大目标一旦立定，就要“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为此，孔子甚至提出“朝闻道，夕死可矣”的口号，表示要为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而献身。他并不否认弟子子夏说的“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的提法，认为学习是为了从政当官，但这种从政不是“猛于虎”的“苛政”，而是“爱民”、“举贤才”和“礼贤下士”的“德政”，是要建立普天之下皆“王化”的“大同之世”。为此，他经常教育弟子们说：“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而大事不成。”又说：“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他本人亦声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孔子是一位有远大政治抱负的人，也是人类历史上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的治学态度和崇高的道德情操，永远启迪着后人后世。
孔子学习重精益求精
孔子出生在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父亲早逝，靠寡母一个人维持生活，从小就不得不去给人家做些杂活养家，没有一般贵族子弟的学习机会。但是孔子很有志气，他自己想办法学习各种知识。别的小孩儿玩耍嬉戏时，孔子却总是独自在一边，摆上俎豆等礼器，模仿大人做各种礼仪。由于他勤奋好学，十七八岁时就已经精通礼仪，连鲁国大夫孟厘子都让自己的儿子去向他学礼。中年以后，孔子已经成为声名远扬的学者，吴国、陈国等国家有了难题，都派使者到鲁国向他请教。
孔子把学习知识当做人生最大的乐趣，甚至达到“发愤忘食，乐以忘忧”的程度。有一次，他在齐国听到美妙的韶乐，就去向齐国的乐师学习。有三个月的时间，他把全部心思都放在琢磨研究韶乐上，连吃肉都不知道是什么滋味，达到一种忘我的境界。
孔子学习很刻苦，对自己要求特别严格。他向鲁国乐师师襄学习音乐，学了十几天，可以再学习新内容了，但他还是学原来的内容。师襄说：“你可以向前进展了。”孔子却说：“我虽然已经学习乐曲了，但还没有得到音乐的技巧。”过了几天，师襄又让他学新内容，孔子又说：“我还没有得到音乐的精髓。”又过了一些日子，师襄认为他已经学得很好了，再次催促他学新内容，可是孔子认为自己还没有得到音乐中所表现的人格精神，就继续不停地反复弹奏。后来，他终于体会出乐曲所蕴涵的人格精神，弹奏达到很高的境界，连师襄都非常钦佩。
孔子到了晚年仍勤学不辍，“不知老之将至”。这时，他开始学习《易经》，为《易经》作《系辞》，阐述《易经》深奥的思想含义。他反复研读《易经》，甚至将编连竹简的皮绳子都翻断多次。即使这样，他仍然对自己不满意，说：“如果再给我几年时间，我就对《易经》讲得很完全了。”
孔子一生刻苦自学，掌握了当时几乎所有学科的知识，成为一个知识渊博的学者，并整理了《诗》、《书》、《礼》、《易》、《春秋》等古代文献，这些文献后来被尊为儒家经典，孔子也成为最伟大的儒学大师。
学贵于精，孔子之学问渊博，在于他学习知识，求甚解、悟其意，从不囫囵吞枣、学毛皮、走过场。这是成大器的秘诀。
荀子劝学
荀子（约前313—前238），名况，又名荀卿，或称孙卿，战国末期赵国人。曾任楚国兰陵（今山东巷山县西南）令，是我国一位卓越的学者和教育家，著有《荀子》。该书经西汉刘向校定名为《孙卿新书》，计凡三十二篇，其中第一篇即为《劝学篇》。
《劝学篇》开宗明义地告诫人们：“学不可以已”，意谓学习应持之以恒，从不中辍，永无终止。他说：“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意思是说青色染料是从蓝草中撮的，却比蓝草的颜色更深；冰是水遇冷后凝结的，却比水更冷。通过学习前人积累的知识，博学深思，加以总结提炼，就能够超越前人，后来居上。有了知识，才能够站得高，看得远，就像行千里路借助于车和马，过江河借助于船和桨。
荀子认为，学习的成效来源于辛勤的积累，“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只有一步一步地走下去，才能到达目的地；只有一条一条的涓涓细流，才能汇成万顷波涛。“锲而不舍，金石可镂”，用刀刻物时不停地刻下去，即使是坚硬的金属、玉石，也能雕刻成功。
为了说明读书专心的重要性，荀子以蚯蚓和螃蟹为例说：蚯蚓虽然无爪无牙，无筋无骨，却能上食泥土，下饮黄泉；而螃蟹呢，八脚而二螯，却只能住蛇鳝的洞空。他总结性地指出：“是故无冥冥之志者，无昭昭之明；无惛惛之事者，无赫赫之功。”没有专默精诚，不去埋头苦干，就不能明辨是非，就不会有辉煌优异的成绩。
荀子又说：“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止矣。”意谓学习本身有它广泛的内涵，应具备“闻”、“见”、“知”、“行”四要，只有学以致用和付诸实践，才能达到学习的旨意。
荀子还特别强调“学莫便乎近人”及“隆礼”，要亲近良师益友，要正身慎行，注意道德修养，做到“权利不能倾，群众不能移，天下不能荡”，只有全粹精一的德操，才能成为一个高尚的人。
荀子的《劝学篇》等关于学习的名篇，反复说明学习的重要及学习目的、态度和方法。文中强调指出：学习是人们思考问题、认识事物的重要条件，只有通过刻苦学习，才能增长才干，完善自我，使自己超越前人，以成赫赫之功。书中的“青出于蓝”、“锲而不舍”以及“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等文句，成为后代人们为之吟咏传诵的座右铭。
苏秦刺股相六国
苏秦，字季子，战国时东周洛阳（今河南洛阳东）人。他曾师事鬼谷先生，又能说会道。据载，为了出仕做官，他西行入秦见秦惠文王，未能得到重用，辗转多年，盘缠用尽，只好返回家乡。兄弟们挖苦他，妻嫂们讥笑他，说他太不量力，自找苦吃。
苏秦毕竟是一位有志之人，他深感自己学问不够，难于洞识天下大事。于是，他博览群书，边学边记，又仔细揣摩，时加讲演，真是三更灯火，五更啼鸡，顾不上吃，舍不得睡。他常常因为用功过度，连眼皮也睁不开。怎么办呢？他一边咒骂自己没有出息，一边用锥子去扎自己的大腿，使自己重新振作精神。他每次扎大腿时，血流如注，一直流到脚跟。然后，他又自我安慰地自言自语说：“秦国不用我，我就去游说其他六国，凭我这张三寸不烂之舌，难道就没有国君封我为卿拜我为相吗？！”
有一天，苏秦发现了一部传为姜太公的兵书（即《六韬》、《三略》），他细细揣摩其中的文句，深受启发。于是，他结合当时六国的地理形势和政治军事实力，论证六国联合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又苦苦地将兵书背得滚瓜烂熟，然后告别哥哥、嫂嫂和妻子，卷起包袱去游说六国。
周显王三十五年（前334），苏秦先到燕国去见燕文公。他见到燕文公后，劈头就说：“燕国东有朝鲜辽东，北有林胡楼烦，西有云中九原，南有滹沱易水，地方二千余里，带甲数十万，车六百乘，骑六千匹，可是要跟齐国、赵国相比，就显得小了。近几年来，齐、赵两国是更强大了，但他们经常有战争，过得并不好。燕国虽然弱小，却能够安然无事，请问大王，您知道其中的奥秘吗？”燕文公被他这么一问，竟结结巴巴答不上来，悻悻地说：“寡人不知，敢请先生明教。”苏秦说：“燕国之所以太平无事，是因为有赵国作为屏障，赵国和秦国打了五仗，秦两胜而赵三胜。如秦国攻打燕国，则不出四五天，就能够打到燕国都城。可是，大王不和赵国交好，反倒去巴结秦国，这样做的结果，危险就在眼前了。”他见燕文公惶惶不安，便又进一步说：“为了燕国的长远利益，我愿意先到赵国订立盟约，然后劝说其他各国共同抵抗秦国。”燕文公欣然同意，给他车马和礼物，并说如果联络赵国成功，便委托他为相。
苏秦于是来到赵国。这时，赵国奉阳君已死，由赵肃侯问：“先生远道百来，不知有何见教？”苏秦回答道：“苏某此行，实为赵国的安全而来。”然后，他分析赵国的历史条件和地理环境，滔滔不绝地陈说当前各国之间的利害关系。他说：“赵国虽然强大，但已不能和西方的强秦相比。强秦之所以不敢随便发兵攻打赵国，是因为西南边有韩国和魏国。韩国和魏国没有高山大川的险阻，一旦强秦来攻两国势必难保，要是这样，赵国可就危险了。”赵肃侯听他说得有理，催促着要他继续说下去。苏秦慢条斯理地说道：“我曾经仔细研究过当今七雄的情况，各有所长而又各有所短。就国土而言，东方六国的面积比秦国大五倍；就军队数量而言，则比秦国多十倍，如果六国之君能够相会于洹水（今河南安阳河），刳白马而盟，合纵以抗秦，则秦兵就不敢东出函谷关，大王的霸业定可成功。”赵肃侯听罢，顿开茅塞，高兴地说道：“寡人年少，立国不久，还没有听过像先生这样的高论，愿拜先生为相。”他吩咐随从，准备一百辆车子，一千镒黄金，一百双白璧，一千匹锦缎，叫苏秦去游说韩、魏、齐、楚等四国。
半年的时间过去了，苏秦对韩、魏、齐、楚四国的游说均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于是，在洹水盟会上，六国的国君公推苏秦为“纵约长”，一身而佩戴六国的相印。当苏秦的车马回到洛阳时，身为天子的周显王特意派人打扫街道，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苏秦的兄弟妻嫂，还有过去的宗族朋友，都前倨后恭地俯伏在道旁，不敢抬头看他。
苏秦回到家里，见过了家人后，笑着问嫂嫂：“为什么大伙儿都这么怕我呢？”嫂嫂回答道：“叔叔身挂六国相印，官高势大，又有的是黄金、白银、绫罗绸缎，大家尊敬您还来不及呢！”苏秦听罢，长叹一声，深有感触地说：“我贫贱的时候，连兄弟妻嫂都瞧不起，更何况他人呢！假若我原来就很富有，岂能苦读诗书，用锥子去扎自己的大腿呢！”于是，他拿出一千两黄金，分送给宗族朋友……
苏秦的如愿告诉后人，知识的获取，来源于勤读苦学。有了知识并志向远大，刻苦勤励，定能获得事业的成功。
颜之推五十学《易》不晚
颜之推（531—约595），字介，北齐时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北）人，官至黄门侍郎、平原太守。他是一位博学多通的人，有文集三十卷。所撰《颜氏家训》二十篇，历来被视为“家训”之冠。其中卷三《勉学篇》比较详尽地记述古人劝学和学习方法诸内容。
《勉学篇》说：“然人有坎壈，失于盛年，犹当晚学，不可自弃。”孔子云：“‘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按《论语·为政》载：孔子曾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以知天命之年，读“明乎吉凶消长之理，进退存亡之道”的《易经》，就不会有大的过错。颜之推为此举出很多实例，说明活到老、学到老的重要。如姜子牙年七十始学读书，九十为文王作师（原文为“曾子七十乃学，名闻天下”，后人以为应是“吕望年七十，始学读书”，但亦无确证）；荀卿五十，始适齐游学；曹操和袁遗也是老而好学等等。他批评当世之人，才不过二十出头，便有迟暮之感而不去学习，这就只能是面墙而立一无所见了。他勉励子弟们：“幼而学者，如日出之光，老而学者，如秉烛夜行，犹贤乎瞑目而无见者也。”
他认为，学习是不受年龄限制的。早在春秋时期，晋平公（前557—前532）问师旷：“吾年七十，欲学，恐已暮。”师旷回答道：“少而好学，如日出之阳；壮而好学，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学，如炳烛之明。炳烛之明，孰与昧行利？”
颜之推不仅勉励人们要活到老学到老，“明六经之指，涉百家之书”，而且认为读书是为了增长才干，不能妄自尊大，自以为了不起而藐视他人，以学自损，不如无学。他说：“夫学者所以求益耳。见人读数十卷书，便自高大，凌忽长者，轻慢同列，人疾之如仇敌，恶之如鸱枭。如此以学自损，不如无学也。”
颜之推主张读书不要不懂装懂，要谦虚求教，“好问则裕”，“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读书时不要道听途说，以讹传讹，而要亲自查考，做到“观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
颜之推抨击南朝梁的贵家子弟，大多数都没有学问，“上车不落则著作，体中何如则秘书”。这些人终日熏衣剃面，傅粉施朱，坐的是长檐车，穿的是高齿屐，腰间挂着香囊，走街串巷，宛若神仙。上考场时，请人代为答卷；参加宴会时，请人作应酬之诗。认为这些人“兀若枯木，泊若穷流”，于世无益，于己有害。
颜之推还郑重地强调，学习时要反对空守章句、咬文嚼字的陋习。他引用当时邺下谚语：“博士买驴，书券三纸，未有驴字。”要是拜这种自矜风雅的人为师，岂不令人气塞。
《颜氏家训·勉学篇》，直至今天仍然受到世人的重视，其中“知命”、“耳顺”之年仍然要读书的道理，更是发人深省。
诸葛亮“非学无以广才”
诸葛亮当年结庐隆中时，潜心学习，刻苦攻读，读了几年，书也读得不少，可就是对书中的某些道理还吃不透，为此十分苦恼。
有一天，襄阳名士司马徽来访。面对名师，诸葛亮倾诉了胸中的苦闷。
司马徽听完，不禁抚掌大笑，连声说：“以君之才，当访求名师指点，庞公常以璞玉浑金比喻你，现在正是时候，我给你物色到了一位开璞之匠，炼金之师。”
于是，司马徽把年轻的诸葛亮介绍给了住在汝南灵山的一位隐士，叫他拜这位隐士为师。
可是诸葛亮在汝南灵山住了整整一年，这位隐士每天只是叫他干些扫地、挑水的粗活。
一年后的某日，隐士拿出《三才秘录》、《兵法阵图》、《孤虚相旺》三本书，对诸葛亮说：“你再不必干活了，只把这三本书拿去认真揣摩，百天之后再来。”
诸葛亮自此就整天在家琢磨这三本讲兵法阵图、治国安邦之道的书，懂得了其中的道理。
百天之后，与隐士对答，隐士发现诸葛亮吃透了书中的道理，又有自己的见解，甚感满意。诸葛亮不久回隆中，庞公等师友与之聚谈，对之都刮目相看，称之为“卧龙”。
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只有静心致学，领悟其意，才能学深钻透，造就真功夫、硬本领。
吕蒙迟来读书终成国士
在三国东吴的将臣中，官拜虎威将军、南郡太守和封为孱陵侯的吕蒙，是一位壮而折节、发愤学习的人。
吕蒙（178—219），字子明，汝南富陂（今安徽富阳西南）人。他小时候不喜读书，直到十五六岁时还认不得几个字，但他弓马娴熟，勇力过人。一次，他听说姐夫邓当奉孙策之命要去出讨山越，便偷偷地跟在队伍后面。当战斗打响后，他冷不防地冲到阵前，右冲右突好不威风。邓当又急又怕，呵叱着他回家去。他母亲知道以后，也埋怨他鲁莽。他说：“不探虎穴，安得虎子，我今家境贫贱，正要以军功求得富贵。”母亲拿他没有办法，只好叹息着让他回到姐夫的身边去。在战场上，他像是吃了豹子胆，十分勇猛。孙策很喜欢他，亲切地叫他阿蒙，把他列为自己身边的一名随从。
建安五年（200），孙策遇刺身死，弟弟孙权继任。吕蒙这时因屡立军功，已由别部司马升为平北都尉。后来，他随孙权出征黄祖，担任前锋，先是斩杀了黄祖的部将陈就，后又领兵追赶败逃的黄祖，将黄祖擒获，为死去的孙策报了仇。孙权十分高兴，升他为横野中郎将。建安十三年（208），他又与周瑜、程普等人在赤壁（今湖北武昌县西赤矶山）大败曹操，因而再次擢升为偏将军。从此，阿蒙的名字越叫越响了。
但是，吕蒙的文化太低，不会写疏简奏章，每次陈述军国大事，只好用嘴去对付，将臣们都讥笑他，但他毫不介意。在他看来，当兵打仗用不着文化，敢拼敢打就行。于是，将臣们渐渐地都瞧不起他。这天，孙权特意派人去把吕蒙和蒋钦叫来，勉励他们说：“你们都是执掌一方军国要务的大将，理应通过学习以增长才干。”吕蒙不好意思顶撞孙权，笑着回答道：“我军中事务太忙，恐怕没有时间去读书。”孙权一本正经地说：“我不是要你去当博士，也不是要你潜心学习去研究经学，但一定要多涉猎古书，从中得到教益。你说忙，你有我忙吗？我在年少时已读完《诗》、《书》、《礼记》、《左传》、《国语》，只是还没有浏览《史记》、《汉书》和《东观汉记》，以及诸家的兵书，自以为大有增益。”说到这里，孙权呷了一口茶，接着说：“你们二人都很聪明醒悟，只要用心学习，必然会有收获。为了当前打仗的需要，你们当务之急要读《孙子》、《六韬》、《左传》、《国语》，还要挤出时间读《史记》、《汉书》、《东观汉记》这三部史书。孔子说过：‘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光武帝刘秀终日忙于兵马之务，仍然手不释卷。曹孟德（曹操）也说自己老而好学。你们为什么自暴自弃不去读书呢！”吕蒙深受感动，下定决心要从头学起。打这以后，吕蒙不论军务多忙，总是要挤出时间去读书。如果白天的军务实在繁杂，他在晚上也要秉烛苦读。几年过后，他的学识很有长进。据说在短短几年间，他所读过的书，比起一些文人学士还要多！
建安十五年（210），周瑜病死，鲁肃继任大都督，鲁肃不时去吕蒙家，谈论军政和古人言论，常常辩论不过吕蒙。鲁肃高兴地拍着吕蒙的肩膀说：“我总以为老弟仅有武略，如今才知道你学识渊博，你不再是当日的吴下阿蒙了。”吕蒙说：“士别三日，即应刮目相待。”他又告诉鲁肃，关羽为人自高自大，但武艺高强，又爱读《左传》，是当今一代雄杰，恐怕不容易对付。鲁肃听罢，不知如何是好。于是，吕蒙为鲁肃密陈三条计策，要鲁肃见机行事。孙权听罢，叹息着说道：“吕蒙年近四十，官高位显，仍能折节好学，苦读经史，终于成为有学识的国士，真是难得啊！”
建安二十四年（219），吕蒙在荆州打败关羽后不久也病倒了。孙权十分焦急，派人将他抬入内殿，并悬赏千金，招聘能治好吕蒙病的人，又请道士登坛祷告苍天为吕蒙请命。但是，针药无效，吕蒙终于死去，是年42岁。
《三国志·吴志》对吕蒙折节好学曾给予高度评价，书中说：吕蒙“初虽轻果妄杀，终于克己，有国士之量，岂徒武将而已乎！”
确实，读书不嫌迟，只要有志气，持之以恒，坚持不懈，定能成大器。
左思十年成一赋
西晋武帝司马炎太康年间，都城洛阳的人们争着买纸。原来有一个叫左思的青年人，写了著名的《三都赋》华美的词句、赋中所描写的迷人景物所打动，纷纷传抄。古代纸张全是手工生产，数量十分有限，由于许多人抢着买纸抄赋，纸价飞涨，贩卖纸张的商人因而发了财。成语“洛阳纸贵”就是这样来的。
左思并非生自名门显贵之家，母亲早死，父亲左熹原来是一个小吏，以后升为太原相、弋阳太守，他非常期望儿子成人后能光宗耀祖，所以对左思着意培养。可是，左思幼年时不很聪明，学过书法、音乐和兵书，都没有什么成就。他父亲对此很失望，认为他似乎不有什么出息了。一次，家中有客来访，父亲对客人说：“一代不如一代，我儿出尚不如我年轻时，恐日后也难以有所作为。”这话对左思刺激很大，他暗下决心，一定干出一番事业来。于是埋头苦读，放弃杂念，时刻想着“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左思是临淄人，这里过去是齐国的都城，他用一年的时间写成《齐都赋》，拿出来给亲友们看，大家都说好。初次成功的喜悦，使左思信心倍增，立志要写出更好的作品来。当时，西晋灭吴不久，邺、成都、建业是三国鼎立时魏、蜀、吴三国的都城，还遗留着当年的繁华与兴盛。左思受班固《两都赋》、张衡《西京赋》的启发，以邺、成都、建业为素材，创作出《三都赋》。
公元272年，晋武帝听说左思的妹妹左棻是一个举世无双的女才子，把她召进宫去封为修仪。左思在妹妹进宫后，也把家搬到京城洛阳。他决心写好《三都赋》，但又感到自己所见所闻不博，便向晋武帝提出，要求当一名管理图书和著作事务的秘书郎，晋武帝答应了。这样，凡是宫中收藏的有关这三个都城的图籍和资料，他都尽情阅读。
左思一心想着如何写好《三都赋》，他不但趴在书案上想，吃饭喝茶时想，而且走路散步甚至在梦中也想。他在饭桌、床头、厕所以及亭园楼台边，都放着笔墨纸砚，只要想出一个妙词好句，就赶紧记下来。吃饭时想到把碗筷放下来改写，梦中想到就起身点灯修改，这样洋洋洒洒一万余言的《三都赋》，历经十个寒来暑往，终于写成了。
《三都赋》是由《蜀都赋》、《吴都赋》、《魏都赋》三篇独立而又相联结的赋组成。赋中有三个假设人物：东吴王孙、西蜀公子、魏国先生，通过他们三人之间的倾诉，写出三个名都的概况、历史、特产、风土人情和各自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概貌。全赋辞藻华丽，文句优美，陈铺山水物产，皆富丽堂皇，堪称鸿篇巨制。
《三都赋》问世时，当时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于是，左思找到著名的学者皇甫谧去品题。皇甫谧阅读后击掌叫好，欣然作序。著作郎张载、中书郎刘逵分别为《三都赋》作了注解。这样一来，《三都赋》立即蜚声文坛。司空张华赞叹说：“此赋可以与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西京赋》相媲美，读后余韵无穷，时间久了体会更新。”经张华这么一说，豪家贵室竟相传抄《三都赋》，于是洛阳纸贵。左思十年的辛苦创作，终于得到了承认。
志于学，学而思，思而学，学思结合，不弃不辍，是成功的根本所在。
张衡广学成大才
张衡（73—139），字平子，东汉南阳西鄂（今河南南阳石桥镇）人。屡官至太史令、待中、尚书。他不仅是一位正直清廉的官吏，更是一位在天文学、数学、文学、史学、地理学和绘画等全方位发展的人才。张衡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与他的为人和治学精神分不开的。
张衡认为：做官不是为了谋私利和贪图俸禄，而应要有远大的志向和高尚的品德。他说：“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不耻禄之不夥，而耻智之不博。是故艺可学而行可力也。”在他看来，当官旨在勤于政事，忠于职守，为百姓兴利除弊，而不必斤斤计较个人名利地位的得失。如果蝇营狗苟仕途，却没有什么知识和本领，那可就是个无耻之人了。
张衡的治学精神是他成名的主要原因。他学习认真刻苦，“如川之逝，不舍昼夜”，又致力于实践。早年，他熟读儒家经典，后来，他专程到洛阳、长安等地去考察和寻师访友。他考察历史古迹，调查风土民情，记录民间歌谣。当时著名的学者马融、窦章、王符、崔瑗等人，都是他的师友。张衡从他们那里学到了经学、算学、历学、天文学和历史、地理诸方面的知识，使自己终于成为一位博大精深的学者和学有专长的专家。
在学习过程中，张衡不拘泥于一家之说，敢于质疑，勇于验证。他对于司马迁《史记》和班固《汉书》，就指出其中存在着谬误，并注出自己对这两部史书的修改意见。他在文学、数学、天文学上都有著书，特别是在天文学上他著的《灵宪》，论证“浑天说”的合理性，指出“盖天说”和“宣夜说”的纰漏。又如观察天体，他统计出用肉眼看到的2500颗星星，根据自己的体验改进了西汉耿寿昌设计的天球仪，制成了漏水转浑天仪。阳嘉元年（132），张衡又制成了一架专门测检地震的仪器，这就是世界上第一架地动仪。据载，永和三年（138）时，陇西地区发生了强烈的地震，远在1000多公里以外的洛阳地区的人们毫无感觉，而那架地动仪的龙嘴中的铜球，却准确无误地掉进了蛤蟆口筒里。张衡告诉人们陇西发生地震了，人们都不信。事隔多天，果然从陇西那里传来了地震的消息。
张衡在学习上求真求实的态度，在仕途上也得了充分的反映。在他出任侍中期间，曾呈上《请禁绝图谶疏》，反对谶纬迷信的虚妄之谈。永和元年（136），他受到宦官集团的诽谤，说他“非圣无法”，不循旧制，因而被挤出朝廷，改任河间相（即河间太守；河间，今属河北）。在河间任上，张衡为人民做了不少好事，对于那些仗势欺人的地方豪强进行坚决打击，又公平断案，清理了一些冤狱，因而受到当地人民的称颂。在此期间，他多次上疏顺帝，建议裁抑宦官奸佞，整顿朝纲，讲求吏治。然而执掌朝廷大权的外戚梁冀私树亲党，骄奢横暴，对于张衡的意见置若罔闻。永和三年（138），张衡上疏辞官归田，未被获准，回京改任尚书。转年，张衡去世，年62岁。
宋濂忍饥苦读自得其乐
宋濂年幼的时候，家境十分贫苦，但他苦学不辍。他在《送东阳马生序》中忆道：我小的时候非常好学，可是家里很穷，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寻到书看，所以只能向有丰富藏书的人家去借阅，借来以后就赶快抄录下来，每天拼命地赶时间，计算着到了时间好还给人家。正是这样，他才学到了丰富的学识。
有一次天气特别寒冷，冰天雪地，北风狂呼，以至于砚台里的墨都冻成了冰，家里穷，哪里有火来取暖？手指冻得都无法屈伸，但仍然苦学不敢有所松懈，借来的书坚持要抄好送回去。抄完了书，天色已晚，无奈只能冒着酷寒，一路跑着去还书给人家，一点不敢超过约定的还书日期。因为这么诚信，所以许多人都愿意把书借给他看。他也就因此能够博览群书，增加见识，为他以后成材奠定了基础。
面对贫困、饥饿、寒冷，宋濂不以为意，不以为苦，而他所追求的是成就大业。
后来他觉得这样学习不是长久之计，于是就到学校里拜师学习。一个人背着书箱从家里出来，走在深山峡谷之中，寒冬的大风，吹得他站立不稳，数尺深的大雪把脚都冻裂了，鲜血直流。
为了求学，宋濂住在旅馆之中，一天只吃两顿饭，什么新鲜的菜和美味的鱼肉都没有，生活十分艰辛。和他一起学习的同学们一个个华服奇丽，戴着有红色帽缨镶有珠宝的帽子，腰里佩着玉环，左边佩着宝刀，右侧戴着香袋，光彩夺目。但是宋濂不以为那是什么快乐，丝毫也没有羡慕他们，而是穿着自己朴素无华的衣服，不以为低人一等，不卑不亢，照样刻苦学习，因为学问中有许多足以让他快乐的东西，那就是知识。他根本没有把吃的不如人、住的不如人、穿的不如人这种表面上的苦当回事。
正是宋濂能忍受穷苦，自得其乐，此后才成就了一番事业。他的那些同学一个个生活得很快乐，又有几人名留青史呢？
以超人的意志、顽强的精神、坚韧的毅力，克难忍苦，苦中求知，以苦为乐，其志向之远、境界之高，乃一代楷模。
苏洵焚稿奋发有为
苏洵是北宋著名的散文家，他和他的两个儿子（苏轼、苏辙）都以文采著名，被后人合称为宋代“三苏”。
苏洵在27岁那年的一天，正像往常一样随手翻书阅览，无意中发现一篇关于古人爱惜时间、刻苦攻读的故事。他认真地读了一遍，感到这故事很生动，又读了一遍，更加感到有意义，于是他反复读了好几遍，每读一遍，就有一次收获。他觉得这故事好像是专为自己写的，不由得心中发出感叹：“时光无情地飞逝，自己已经快到而立之年了，虽然写过一些文章，却都是些平庸之作，没有什么大的建树。”他想，现在不努力，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啊！从这时起，苏洵又开始发愤苦读。经过一年多的时间，他觉得自己在学习上有了长进，就急急忙忙地参加录取秀才和进士的两场考试，但两次考试都落了榜。这件事对他的打击很大，不过，他没有灰心丧气，决心重新振作起来。但他没有理出头绪，不知从哪儿做起。
有一天，苏洵在书房里整理他以前写的书稿时，发现了自己的不足，因为连自己也感到不满意，又怎能让它们在世上流传呢？于是他将这数百篇书稿统统抱出屋去，放在一个空地上，点上一把火，化为灰烬。他之所以这样做，正是为了坚定从头做起的决心。焚稿后，他如同放下一个沉重的包袱，更加轻松愉快地刻苦学习了。苏洵有时在家闭门苦读，有时奔走四方求师访友，一年到头忙个不停，以致后来他两个儿子的学习要靠他妻子教导。
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奋斗，苏洵已经阅读了大量书籍，既精通“五经”和诸子百家学说，又同时对古今是非成败的道理进行探讨，使自己具有了渊博的知识和惊人的才智，再写起文章来往往到了“下笔顷刻数千言”的程度。他写了许多有研究价值的论文，受到了家乡学者的倾慕，他自己也真正体会到成功的乐趣。
这时他的大儿子苏轼、二儿子苏辙也都长大成人，而且在他的影响下才华出众，他就带着自己写的论文和两个儿子到京城游学。当时文坛领袖欧阳修担任翰林学士，他看了苏洵的论文很赏识，认为这是当今最好的文笔。欧阳修非常器重有才华的学者，这次更不例外，于是他将苏洵的二十二篇文章推荐给朝廷，受到朝廷的重视。一时间，引起朝廷上下震惊，京城内外的学者传阅他的文章都赞不绝口，并且争相效仿苏洵的写作方法。苏洵这位晚学成才的散文家，也以此闻名于世。直到很久以后，还广泛流传着赞誉苏洵的歌谣：“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
成功来自勤奋，风雨过后见彩虹。惟有执著不息的进取，方能达到思想最美的境界。
康熙帝勤学不辍
爱新觉罗·玄烨（1654—1722），满族人，清朝初期显赫一时的“圣君”。他8岁时就正式即位，改元“康熙”，史称为康熙皇帝，庙号圣祖。
康熙是一个十分好学的皇帝，他的御书房里摆满了各种古今书籍，其中有不少还是他亲自主持编纂的，如《数理精蕴》、《康熙字典》、《律吕正义》等等。正如他在《庭训格言》所言：“朕自幼好看书，今虽年高，犹手不释卷。诚天下事繁，日有万机，为君一身处九重之内，所知岂能尽乎！时常看书，知古人事，靡可以寡过。”他读书的目的不是为了附庸风雅，炫耀知识，而是“于典谟训诰之中，体会古帝王孜孜求治之意，即欲使古昔治化，实现于今”。身为一国之君，为求治国之道，使自己少犯过错，常以古今义理自悦，数十年如一日，不知疲倦。
在三藩动乱期间，康熙军政事务十分繁忙，累得生病吐血。在养病期间，他仍是手不释卷。身边的大臣们都劝他休息几天，康熙不同意，说：读书就得吃苦。这是一种花苦功的事。只有功夫不断，学习方能长进。如果停学多日，必将荒废学业，前功尽弃。军务虽忙，总有空闲，可以挤出时间。
在战争年代如此，在和平时期更是孜孜不倦，惜时如金。1684年（康熙二十三年），他到南方巡视，船泊南京燕子矶，已是夜深人静，万籁俱寂。三更过后，康熙座船上依然灯火通明，他些时还在与高士奇兴致勃勃地谈经论文呢。高士奇怕皇上劳累过度，要起身告辞。康熙却笑了笑说：“这个问题今天不弄明白，我也睡不着呀。我从五岁读书，每天睡晚一点已养成习惯。读书可以陶冶人的性情，增长知识，其乐无穷，就是稍有倦意，也被赶跑了。”巡视期间，不论是官员还是老百姓，只要有学问，他都愿意与他们一起研讨，并因此而发现了不少人才。
康熙的读书兴趣非常广泛，除经、史、子集外，天文、地理、历法、数学、军事、美术无不涉及。如他主持编纂的《数理精蕴》就是在天文和数学方面，阐论我国传统成果并吸收西洋精华的一本高水平学术著作。
康熙是我国历史上功业卓著的政治家，在统一祖国、发展生产、加强民族团结和抗击沙俄侵略中作出过重大贡献。他开创了中国历史上又一个昌盛的时代——“康熙之治”。他的勤奋好学不仅给了他文治武功的能力，而且陶冶了他的情操。
“博学而不穷，笃行而不倦。”康熙能成为历史上一位难得的学识丰富、文韬武略帝王，与他的刻苦勤学分不开的。
林纾“读书则生，不则入棺”
林纾（1852—1924），字琴南，号畏庐，福建闽县（今福州市）人。年幼时家境贫寒，但读书却极为刻苦，视书如命。他9岁入村塾，11岁随薛则柯学古文辞。每夜他都坐在母亲的刺绣灯前，捧书苦读，一定要读完一卷书才肯就寝。他曾在墙上画棺材一具，旁边书有“读书则生，不则入棺”，作为自己的座右铭。
1871年，林纾的祖父、祖母及父亲相继病逝，家境更趋贫寒，林纾“既遭闵凶，遂病肺”，致使其在以后的十年中，经常咯血发病。但仍坚持刻苦攻读，自谓“果以明日死者，今日固已饱读吾书”。到20岁时，校阅古籍已两千余卷。30岁时则所读之书竟达三四万卷。他认为：“力学是苦事，然如四更起早，犯黑而前，渐渐向明；好游是乐事，然如傍晚出户，趁凉而行，渐渐向黑。”如此长时期的刻苦力学，为其后来的翻译、写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曾自负地说：“我的一支笔靠在南门城墙上没有人搬得动！”
林纾28岁入县学，31岁领乡荐，中试为举人。当时中国的思想界已为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所震动，许多爱国知识分子都主张学习西方以富民强国。林纾亦有同感。他渴望获得西方知识，但苦于没有接触西方，更谈不上学习西方语言。1897年，林纾结识了自法国归来的王子仁，他们谈到了法国的小说，谈到了小仲马的《茶花女》，林纾听得津津有味。于是他们便商量合作翻译著名小说《茶花女》，把外国的名著介绍给国人。由王子仁口述，林纾笔记，仅用一年时间，第一部长篇外国小说《巴黎茶花女遗事》便译成了。当这部译作在福州刊印出版后，轰动全国，一时洛阳纸贵，风行海内。“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
这部译作对于处在封建专制制度下婚姻不自由的中国青年来说，引起了思想感情上的共鸣，对中国封建礼教起到一定的冲击作用。第一部译作的意外成功，林纾备受鼓舞，更激发了他的译书热情。此后，他采用这种举世罕见的译书方式，相继同魏易、王庆骥、陈家麟等十多人合作，把英、美、俄、法、日等十几个国家的著名作家的作品译成中文。从此，林纾以一个译述西洋小说的翻译家出现在近代中国的文坛上。
林纾虽不懂外文，但他有雄厚的中国文学功底，文字功夫超群。经过数十年的辛勤劳动，共翻译了170余部名著。他的成就并不是凭空得来的。他能够翻译得又多、又快、又好，和他长期苦学是分不开的。“林译小说”不只在清末民初的文坛上影响很大，而且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也起着积极作用。我国许多老作家如鲁迅、郭沫若、茅盾等都是通过林纾的翻译小说才接触西方文学。他开创了中国翻译外国文学著作的先河。“译才并世数严林”，康有为把林纾和严复并列为当时最杰出的翻译家，这个评价是非常恰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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