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威王忍谗察秋毫

    齐威王当政时听了邹忌的劝谏，决心听取意见，改掉自己的毛病，一年多来各地给他的意见不少。有些意见说，下面地方官给百姓办事的倒也有，可压迫百姓、贪赃枉法的也不少。

    一天，齐威王问众大臣：“咱们齐国120座城邑。哪个城邑的大夫治理得最好？哪个城邑的大夫治理得最差？”众大臣七言八语地议论了好一阵，最后，有许多大臣说：“阿城大夫最有才能，最会办事儿，阿城治理得最好。即墨城邑的大夫最愚笨，办事儿死板，即墨城治理得最差。”齐威王想，阿城与即墨两地，离这儿都很远，这些大臣们也未必到过这两个地方，为什么异口同声一褒一贬呢？想到这里，就说道：“好，你们先退下，我将根据你们大家的意见进行处理。”

    众大臣退朝后，齐威王与邹忌商量，齐威王说：“许多大臣说阿城治理得好，究竟好在哪里；说即墨城治理得不好，不好在哪里；我想先派人作些了解，你看如何？”邹忌表示同意，齐威王又说：“我就派你去访察，但必须暗中进行，免得他们弄虚作假。”

    邹忌微服私访后，把调查到的实际情况向威王作了报告。

    这一天，威王将阿城大夫和即墨大夫召到京城述职，上朝时文武百官都到齐了，朝堂下有一口大锅，锅里的水沸腾翻滚，锅底下的火烧得正旺。齐威王宣阿城太守和即墨城太守进来，阿城太守进来，叩拜过后，又满面春风的向文武大臣拱手施礼，各位大臣也拱手还礼。即墨太守进来，向国王行过叩拜礼后，就退回去一旁。因为两旁站得满满的，差不多没他的位置了，他只好站在那口大锅旁边。

    这个场面很大，又很严肃。众大臣都知道今天要处治即墨太守。因为上次他们就向威王奏禀过，即墨太守最差，今天看来非要水煮即墨太守不可了，有些人幸灾乐祸，心里说，谁叫你死心眼儿呢！有些人上次虽也说过他的坏话，但看到锅中滚沸的水，想到一会儿就要煮他了，心中也觉得不安。也有一些人暗中为即墨太守不平。还有些人为他捏着一把汗。即墨太守自己倒是浑然不觉，傻呼呼地站在那里。

    齐威王慢慢地站起来，眼睛扫视了大臣一遍，然后转向即墨太守，问道：“即墨大夫，自从你到即墨城为太守，这些年来，常常有人来告你的状，说你把即墨地方治理得一团糟，你自己是怎么想的？”许多大臣一听，根根汗毛陡竖。

    即墨太守老老实实地说：“我自己也说不出，我本想把事情办得好些，可总办不好，不能令人满意……”替他担心的人心里说，到了这种时候你还不赶紧辩白，还窝窝囊囊的，怎不叫人着急！这时就听到齐威王又问阿城太守：“阿城大夫，自从你到阿城有好多大臣对我说，你把阿城治理得最好，是这样吗？”阿城太守有些得意，但脸上又好像不怎么自然，不知怎么，说话也有些结结巴巴。他回答说：“是……是……是啊！”

    齐威王突然把脸一沉提高了声音说：“我已派人到这两处访察过了。阿城治城，土地荒芜，百姓面黄肌瘦，许多到外地逃荒行乞的连话都不敢说，只能暗地里叹气。有一次赵国派兵攻打过来，阿城太守不但没有好好组织防守，事后还谎报军情，邀功骗赏。他平时不管百姓死活，只顾搜刮钱财，以肥自己的私囊，还不时向朝廷有关的大臣送财送礼，求他们替自己说好话，这就是阿城大夫治理阿城的政绩！”

    停了一会儿，齐威王又转过头去看了看即墨太守，说道：“即墨治城，庄稼长得整齐茂盛，官吏们办事认真、尽职工作、老老实实、勤勤恳恳，这正是我们需要的好官员！”

    齐威王数说完了，随即宣布：“加封即墨大夫一万户的俸禄！”

    朝中那些收受过阿城贿赂、替阿城太守吹捧的大臣，听到这里，身上的冷汗一个劲地往外冒。

    齐威王扫视了大家一眼，又回头对阿城太守宣布说：“像阿城大夫这样的官，不惩治行吗？这样专靠贿赂买动人情、巴结上司的贪官污吏，留了何用？”他停顿了一下，把手一挥：“把他煮了！”

    齐威王又对朝中那些只顾贪私、颠倒黑白的大臣说：“我在朝中，外面的情况，全靠你们提供。你们应当是国君的左右手，应当是国君的耳朵和眼睛。你们竟有人昧着良心，把好的说成坏的，把坏的说成好的，这不是颠倒黑白吗？听你们的，岂不坏了大事？要你们这些人有何用？把这些目无王法的人都煮了！”于是齐威王下令，把赞扬阿城太守的一批官吏全都用大锅烹掉。全国大为震动，官员悚然戒惧，不敢再弄玄虚，大家改变态度认真做事。齐国大治，成为强国。

    齐威王察其秋毫，明辨是非，避免了一场黑白颠倒的乱象。震慑了那些贪图私利、狼心狗肺的庸官，为整治朝中的恶习陋气起了积极作用。

    指鹿为马的赵高

    指鹿为马、颠倒是非的故事，发生在秦二世三年（前207）八月。

    赵高（？—前207），本出自赵国国君之后的远房支族。赵亡时，其父亦被徙入咸阳，后因罪获宫刑。其母被收为宫奴后，与人私通，生赵高、赵成兄弟等。赵高兄弟亦被处以宫刑，继续留在宫廷侍奉秦始皇。赵高身材魁梧，生性狡黠，巧舌如簧，又善书，他见秦始皇重视法治，便也投其所好，开始钻研先秦诸法。几年之后，他深受秦始皇赏识，说他“强力，通于狱法”，并被擢升为专门掌管皇帝车马的中车府令，成了秦始皇的近臣。

    秦始皇有二十多个儿子和十多个女儿。长子扶苏是皇太子，随名将蒙恬北守匈奴。幼子胡亥则留在秦始皇身边。秦始皇本人在消灭六国、统一全国后，为了炫耀武功和寻求长生不老之药，曾经多次出巡，东临碣石，西抵黄陵，南至衡阳，北极燕代。始皇三十七年（前210），秦始皇带着丞相李斯，中车令赵高和公子胡亥等人再次出巡，队伍途经钱塘（今浙江余杭）、江乘（今江苏镇江）而进入琅琊（今山东胶南），准备取道返回都城咸阳（今陕西咸阳市东北20里）。但是，当队伍行至沙丘（今河北广宗西北大平台）时，秦始皇因身染重病而亡，结束了既是伟人又是暴君的一生。

    身为秦始皇近臣的赵高，这时奸相毕露，开始了他偷天换日、结党营私、排除异己的罪恶勾当。略而言之，约有如下数端：

    一、伪造“玺书”，逼死太子

    秦始皇在病重期间，曾立了“玺书”，要皇太子扶苏马上赶回都城“与丧会咸阳而葬”。赵高素与蒙恬、蒙毅兄弟和皇太子扶苏不和，阴谋另立公子胡亥，便诱逼丞相李斯同意，篡改诏书，并派遣王离以赐扶苏。书中写道：

    ……扶苏为人子不孝，其赐剑以自裁。将军恬……为人臣不忠，其赐死。以兵属裨将王离。

    这份假冒的诏书，是由赵高的亲信王离捧着念的。于是，太子扶苏只得饮剑而亡，蒙恬也在下狱后被逼自杀。在赵高一手遮天的情况下，胡亥遂继立为帝，是为秦二世。

    二、捏造罪名，谋害李斯

    李斯在秦始皇执政期间，曾以献计献策有功而官至丞相，但他为人自私妒贤，曾陷害同窗韩非致死。赵高为了揽权，在诱逼李斯参与诏书以后，便在二世面前多方谗毁李斯，诬说李斯有“逼上”和指使儿子“为逆”之嫌，从而构成狱案，然后又罗织“通盗”、“叛乱”的罪名，借二世之手将他腰斩。于是，赵高出任丞相，大权在握。

    三、架空二世，独掌朝权

    二世胡亥本是“欲悉耳目之所好，穷心志之所乐”的昏君，他所忧虑的只是“大臣不服，官吏尚强，及诸公子必与我争，为之奈何！”于是，赵高乘机罗织罪名，排除异己，将不利于自己的朝中大臣、郡县守尉尽皆杀戮无遗。对于诸公子，也是挥动屠刀除根务尽。赵高在都城咸阳一次杀了胡亥的12个兄弟，又在杜邮（今陕西咸阳市东）碾死了胡亥的6个兄弟和10个姐妹，还逼着将、闾、昆弟三公子在狱中自杀。另一个公子高表示要为父皇殉葬，赵高在旌表之余用钱十万予以掩埋。这样一来，“大吏持禄取容，黔首振恐”，都城成了一座大监狱。

    四、拉帮结党，逼死二世

    赵高为了篡夺帝位，一方面纵容二世不必上朝，退居上林苑去“高枕肆志宠乐”；一方面“指鹿为马”，拉拢那些俯首听命于自己的卑鄙龌龊之徒。这场颠倒黑白的丑剧表明，二世不但愚蠢透顶，而且已屈从于赵高的淫威之下。于是，赵高与弟弟赵成、女婿咸阳令阎乐秘密商议，由阎乐带了一支暴乱党徒，假装成农民起义军直逼上林苑，并以农民军口吻数说二世罪过说：“足下骄恣，诛杀无道，天下共畔足下，足下其自为计。”意思是要二世自杀。二世不知死期将至，先是要求见丞相赵高，不许；又要求去帝号称王、称诸侯，亦不许；二世无奈，只好哀求保全性命，自己愿意与妻子去当普通百姓。阎乐这才凶相毕露地说：“臣受命于丞相，为天下诛足下，足下虽多言，臣下不敢报。”于是，二世遂被阎乐逼而自杀。

    五、篡位不成，死有余辜

    赵高听说二世胡亥已死，匆匆赶到上林苑，从二世身上摘取玉玺佩戴在自己身上，准备登基坐殿。然而“左右百官莫从”，赵高这下可气坏了，只觉得地转天旋，勉强支撑着身子要上殿，但是，仿佛又是天怒人怨，“殿欲坏者三”。赵高无奈，只好不敢再称帝，将玉玺传给二世的侄子子婴。子婴即位之后，伪装有病不临朝，与身边的宦官韩谈和儿子密谋要除去赵高。这天，赵高来探访子婴病情，子婴忙命赵高入内。说时迟，那时快，韩谈立即一剑将赵高杀死，并夷其三族。这就是奸相赵高的下场。

    历史是无情的，又过了46天，刘邦率领农民起义军进入武关，屯兵霸上，派人劝说子婴投降。子婴于是白马素车，手捧玉玺在道旁迎接刘邦入咸阳。这样，统一全国只有15年的秦王朝灭亡了。

    管仲辨忠奸

    管仲是春秋时期政治家。被齐桓公任命为卿后，进行改革，使齐桓公成为春秋时的第一霸主。齐桓公对管仲十分尊敬。

    管仲病危时，齐桓公亲自去他家看望他，看到管仲病情很严重，恐怕没有好转的希望了。齐桓公悲伤起来，心想管仲一去，我就像失去左膀右臂一样，齐国没了管仲还有谁能辅佐我啊，于是不禁流下伤心泪水。管仲劝齐桓公不要悲伤，说：“生老病死是人之常情，我也不能长生不老啊！”齐桓公握着管仲的手，两眼含泪地说：“您生病了，有什么话要嘱咐我的吗？”管仲回答说：“我希望主公能够远离易牙、竖刁、常之巫、开方这一伙人。”齐桓公不解，心想这些人平时对我都是毕恭毕敬，为什么要我远离他们呢，于是问：“当初我身处险境，无米无粮，是易牙亲手煮了他儿子的肉来孝敬我，使我免受饥饿之苦，这说明他爱我胜过爱他儿子啊！这难道还有什么值得怀疑的吗？”管仲说：“虎毒不食子，老虎都不会吃自己的孩子，更不要说人了，天下哪有父母不疼爱自己子女的，他对自己的儿子都这么残忍，又怎么能对您好呢？他这样做无非是想讨好您，达到他不可告人的目的啊。”

    齐桓公被管仲的分析折服了，又继续问道：“竖刁不惜阉割自己侍奉我，这可是一般人难以承受的痛苦啊，这说明他爱我胜过爱他自己的身体和终身幸福啊，这又有何值得怀疑呢？”管仲说：“世间之人没有不爱惜自己身体的，竖刁连自己的身体都不爱惜，那又怎么会爱惜您呢？他这样做不过是想赢得您的信任，整日陪在您的左右，对您阿谀奉承，使您成为不听忠言的昏君啊！”齐桓公听到这里，着实出了一身冷汗，没想到自己一时疏忽，险些就成为昏君了。于是又问：“常之巫能够占卜人的生死，为我治病，难道也不能信任吗？”管仲答：“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大王不相信天命固守本分，而是依靠常之巫，想长生不老，他必须会利用您胡作非为啊！自古就没有长生不老的仙丹，他所谓的灵丹妙药说不定是慢性毒药，他是在害您啊！”齐桓公又问：“开方侍候我都十五年了，也没回家看看自己的父母，就连他父亲去世，他都没有回去奔丧，这样的人难道对我还不够忠心吗？”管仲说：“天地间，没有不爱自己父母的，开方对待自己的父亲尚且如此，又怎会真心对待您呢？”

    齐桓公觉得管仲说得有理，想了一下说：“您请放心，您的话我都记住了，我会按照您的意思去办的。”管仲听到这也就安心地去了。管仲去世后，齐桓公立刻把这四个人都赶走了。

    管仲看问题深刻透彻，用锐利的目光和深邃的智慧，看出了小人装出的一副忠诚面孔，分析中肯不能不令人折服。

    乱世奸雄董卓

    魏、蜀、吴三国鼎立以前，天下大乱。继黄巾大起义（184）被镇压后，全国各地出现了数十个拥兵自立、连年混战的军阀豪强，东汉王朝已是名存实亡。在这些军阀豪强中，董卓以窃权乱国、臭名昭著而永受后人咒骂。

    董卓（？—192），字仲颖，陇西临洮（今甘肃岷县）人。他本是凉州豪强，与当地羌族上层的“豪帅”多有结交，在陇西地区也算是个头面人物。《三国志·魏志》说：董卓很有臂力，初为军司马，后以平服西羌而官职累升，出任并州刺史、河东太守。中平元年（184），以张角为首的黄巾大起义爆发，董卓被任以中郎将去镇压起义。不久，他又奉令击退了作乱于西北边陲的边章、韩遂和马腾，兵力渐强。东汉朝廷于是征召他入朝，任以少府（九卿之一）之职，但他以羌胡未平为借口，拒不奉命，朝廷无奈，只好任他为并州牧。从此，早有异志的董卓称霸一方，拥兵自重，窥测着形势的变化。

    这时，朝廷内部宦官、外戚之间的矛盾十分尖锐。光熹元年（189），灵帝刘宏死，宦官、外戚间斗争白热化。先是宦官张让杀了外戚、大将军何进，劫持少帝刘辩出逃。接着，司隶校尉袁绍和虎贲中郎将袁术兄弟引入宫尽杀宦官。在这个死尸横陈、血流成河的时刻，曾接何进书信的董卓领兵赶到洛阳。当时，董卓的羌胡兵人数不过三千。但他玩弄花招，虚张声势，让羌胡兵进进出出，在四个城门之间转来转去。人们不知底细，还以为董卓的军队正在源源不断来到洛阳。

    董卓来到洛阳以后，马上开始了他窃权乱国的计划：第一步是扩展兵力。他先是并吞了何进、何苗兄弟的部队，然后收买了守卫京城的丁原的部下吕布，利用吕布刺杀其义父丁原。第二步是拉拢朝臣。他虚情假意，往来拜客，许以官职安稳众心。但是，司隶校尉袁绍和骁骑校尉曹操不服气，一个出奔渤海，一个潜逃陈留。第三步是自为相国，另立献帝刘协。董卓以少帝刘辩“暗昧懦弱”为由，胁迫何太后将少帝黜为弘农王，另立陈留王刘协为帝，是为献帝。不久，他又杀死少帝，毒死何太后，以相国之职“入朝不趋，剑履上殿”，从而势倾朝野，独揽大权。

    董卓为人非常残暴。他独揽朝权后，胡作非为。他的军队，主要是由羌胡豪帅带领的羌胡兵组成，经常四处抢劫民财，掳掠妇女，闹得鸡犬不宁，怨声载道。初平元年（190）二月，董卓派军队到了阳城（今河南登封东南）。当时，阳城百姓正在社坛祭社，熙熙攘攘，好不热闹。忽然，一群羌胡兵冲上社坛，将男子全部杀死，掠走妇女和财物。他们返回洛阳时，扬言“攻贼大胜”，把被杀的男人脑袋挂在车辕上。回到洛阳城后，他们将妇女赏赐给士兵为婢妾。董卓的暴行，激起了人们强烈的憎恨。

    于是，关东地区的州郡长官韩馥、袁术、曹操、孔伷、刘岱、王匡、张邈、乔瑁和鲍信等人，共推袁绍为盟主，讨伐董卓。黄巾军全部十多万人，也在郭大等人领导下，转战于太原、河东地区，形成对洛阳的威胁。董卓见洛阳难守，便挟持献帝西迁长安。临行前，董卓下令将洛阳宫殿、官府和二百里内的房屋全部烧毁，将财物洗劫一空，又强迫洛阳周围地区数百万人口西迁。这样，当时中国最为繁华的洛阳古城，转眼间成了一片废墟。

    董卓在长安，更是专横跋扈，唯我独尊。他逼着献帝加封他为太师，仪仗、车服几乎同于天子。董卓又利用权势，要献帝称他为“尚父”，封他的儿子为列侯，封弟弟董旻为左将军，封侄儿董璜为侍中，掌管禁军。董卓用刑严酷，以杀人取乐，如断舌、挖眼、斩手、去足、汤煮等等。他又建有一座堡垒—坞，里面藏有足供30年用的军粮，有二三万斤黄金和八九万斤白银；又建有豪华的宫殿，容数百名冶艳的女子供他玩乐。由于董卓贪婪残暴，当时长安城里便传唱着一首民谣：“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千里草”即“董”字，“十日卜”即“卓”字，意谓可恶的董卓啊，你怎么还不快死呢！

    董卓的倒行逆施，使朝廷大臣为之侧目。司徒王允和司隶校尉黄琬秘密策划，利用吕布对董卓的不满除掉董卓。原来，中郎将吕布曾因小事险些被董卓用手戟刺死。初平三年（192）四月的一天，王允乘献帝生病刚好要大宴群臣之机，先派亲信十余人扮成卫士守住宫门。当董卓刚入未央宫门，便被刺伤而堕落车下，董卓大声喊叫：“吕布何在，快来救我。”话音刚落，吕布应声喝道：“有诏令讨贼臣董卓！”举起长矛将董卓刺死。董卓死后，万民“歌舞于道”，群臣额手相庆。据说：董卓肥胖非常，大腹便便，他死以后，有人在他的肚脐上插上灯芯，点着火，像灯一样亮了两天。后来，宋人苏轼为这段史事写了一首诗：

    衣中甲厚行何惧，坞里金多退足凭。

    毕竟英雄谁得似，脐脂自照不须灯。

    乱世奸雄董卓，就这样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纵观历史，多行必自毙，倒行逆施，作恶多端，终究没有好的下场。

    司马懿装病夺权

    魏国大将司马懿，先后在曹操和魏文帝曹丕手下担任重要职位。到了魏明帝即位，司马懿已经是魏国的元老。魏明帝死后，太子曹芳即位，就是魏少帝。魏少帝任命曹爽为大将军，司马懿为太尉。两人各领兵三千，轮流在皇宫值班，曹爽虽然说是皇族，但论能力、资格都比司马懿差得远。开始的时候，他不得不尊重司马懿，有事总听听司马懿的意见。

    后来，曹爽手下有一批心腹提醒曹爽说：“大权不能分给外人啊！”他们替曹爽出了一个主意，用魏少帝的名义提升司马懿为太傅，实际上是夺去他的重权。接着，曹爽又把自己的心腹、兄弟都安排了重要的职位。司马懿看在眼里，却装聋作哑，一点也不干涉。

    大权在握的曹爽寻欢作乐，过起荒淫的生活来。为了树立他的威信，他还带兵攻打蜀汉，结果被蜀军打得大败，差点全军覆没。司马懿表面不说，暗中自有打算。好在他年纪也确实老了，就推说有病，再也不上朝了。

    司马懿生病，正合曹爽的心意，但是毕竟有点不放心，还想打听一下太傅是真病还是假病。

    有一次，曹爽的亲信李胜被魏少帝任命为荆州刺史。李胜临走时，要到司马懿家去告别，曹爽便要他顺便探探情况。

    李胜来到司马懿的卧室，只见他躺在床上，旁边两丫头正伺候他吃粥。他没有用手接碗，只把嘴凑到碗边喝。没喝上几口，粥就沿着嘴角流了下来，流得满胸都是。李胜在一边看了，觉得司马懿病得实在可怜。

    李胜对司马懿说：“这次蒙皇上恩典，派我担任荆州刺史，特地来向太傅告辞。”

    司马懿喘着气说：“哦，这真委屈你啦，并州在北方，接近胡人，你要好好防备啊。我病得这样，只怕以后见不到你啦！”

    李胜说：“太傅听错了，我是去荆州，不是到并州。”

    司马懿还是听不清，李胜又大声说了一遍，司马懿总算有点搞清楚了，说：“我年纪老了，耳朵聋，听不清你的话。你做荆州刺史，这太好啦。”

    李胜告辞出来后对曹爽说：“太傅只差一口气，您就用不着担心了。”曹爽听了，心中大喜。

    公元249年新年，魏少帝到城外去祭扫祖先的陵墓，曹爽和他的兄弟、亲信大臣全跟了去。既然司马懿病得厉害，当然没有人请他去。

    谁知等曹爽一帮人一出皇城，太傅司马懿的病就全好了。他披起盔甲，抖擞精神，带着两个儿子司马师、司马昭，率领兵马占领了城门和兵库，并且假传皇太后的诏令，把曹爽的大将军职务撤了。

    曹爽和他的兄弟在城外得知消息，急得乱成一团。有人给他献计，要他挟持少帝退到许都，收集人马，对抗司马懿。但是曹爽和他的兄弟都是只知道吃喝玩乐的人，哪儿有这个胆量。司马懿派人去劝他投降，说是只要交出兵权，决不为难他们。曹爽就乖乖地投降了。没过几天，司马懿又以谋反罪把曹爽一伙人下狱处死。

    这样一来，魏国的政权名义还是曹氏的，实际上已经转到司马氏手里。司马懿死后，司马昭之子司马炎干脆废掉魏帝，并改立国号为“晋”。

    以装病的手段蒙骗，背地里却另行一套，并且狠辣果断地处置后事，顺当地达到了夺位目的，司马父子之举着实可畏可怕，同时令人想到许多。

    晋武帝袒护奸佞引发“八王之乱”

    晋武帝（236—290），即司马炎，字世安，河内温县（今河南温县西南）人。他是晋朝的建立者，又在咸宁六年（280）灭吴，统一全国，然而，就在他死后的次年，即统一全国后不到10年，便爆发了导致西晋王朝覆亡的“八王之乱”。按说，晋武帝统一全国之初，曾出现被史家誉为“太康之治”的盛世，为什么在此后不久便发生了统治集团内部自相残杀的惨案呢？这是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

    晋武帝固然不是一个明智的帝王，但在泰始元年（265）即帝位以后的15年间，还是兢兢业业、有所作为的。随着三国鼎立局面的结束和一统全国，满于现状和大功告成的思想便占了上风。于是，“临朝宽裕，法度有常”的治国方针改变了，“制奢侈以变俭约，止浇风而反淳朴”的安邦要术不提了，“宇量弘厚，造次必于仁恕”的思想作风不见了，“雅好直言，留心采擢”的用人主张被抛弃了。晋武帝变得居功自傲，不纳忠言，耽于游宴，怠于政术。对于贾充、荀勖、冯紞等一批奸佞之徒，他言听计从，多方袒护。他又大封宗室为王，对皇位继承人及辅政大臣的选定也不得其人。这些因素的复合，终于拉开了“八王之乱”的帷幕。

    《晋书》载：“时帝多内宠。平吴之后，复纳孙皓宫人数千，自如掖庭殆将万人，而并宠者甚众，帝莫之所适，常乘羊车，恣其所之，至便宴寝。宫人乃取竹叶插户，以盐汁汤地，而引帝车。”武帝还袒护后党、听信谗言，杨骏原来官职卑微，但自己女儿被杨芷立为皇后以后，他便“超居重位”，封临晋侯。杨骏为了专断朝政，一面“布树亲党”，一面“尽斥群公”，使得朝廷纲纪大弛，请托贿赂之风日炽。当时的质直大臣刘毅，曾劝谏武帝要斥逐那些“阿党之臣”，并坦率指出武帝卖官鬻爵钱入私库的过失，但结果却被出徙至青州为地方官。太熙元年（290），晋武帝病危，杨骏与皇后杨芷便密藏诏命，将同受诏命辅佐太子司马衷的汝南王司马亮排挤掉，自己成了唯一的顾命大臣。等到武帝一死，杨骏便身兼太尉、太子太傅、假节、都督中外诸军事，掌握了朝廷的军政大权。杨骏的弟弟杨珧、杨济，也都官至卫将军、征北将军。杨氏后党跋扈专横，被称为“三杨”，致使“公室怨望、天下愤然”，各个封王也以扶危社稷之名操戈枕剑了。

    武帝共有26个儿子。长子毗陵悼王早夭，次子司马衷被继立为太子。但司马衷却是荒唐的庸才，当他听到百姓因荒乱饿死时，竟说：“何不食肉糜？”因此，朝廷大臣如卫瓘、和峤、王浑、张华等人，认为应立武帝的弟弟齐王攸为继承人，或者让齐王攸辅政，但武帝却逼着正在患病的齐王攸到封国去，致使他36岁便呕血而死。

    武帝在选太子妃问题上也是失策的。太子妃贾南风生性妒而酷虐，“尝手杀数人，或以戟掷孕妾，子随刃坠地”。武帝曾发怒要将她废掉，但却为杨珧、荀勖等人所劝止。贾南风为皇后以后，暴戾日甚，为了铲除杨党和其他大臣，她先是以惠帝司马衷诏命要楚王玮（武帝之子）带兵进京诛伐杨党，并利用楚王玮之手杀了汝南王亮（武帝叔父）。然后，贾后又矫诏杀了楚王玮。于是，赵王伦（武帝叔父）、齐王冏（武帝侄）、长沙王乂（武帝子）、成都王颖（武帝子）、河间王颙（武帝弟）、东海王越（武帝叔父）等人，相继扯起“护卫王室”、“讨伐叛逆”的大旗，使宫廷政变演变为历时16年之久的“八王之乱”。

    “八王之乱”虽然发生在武帝死后不久，其原因亦颇为复杂，但武帝在统一全国以后，居功自傲、不纳忠言、重用奸佞，则是“八王之乱”所以爆发的深层原因。

    诡计多端的杨广

    杨广（569—618），即隋炀帝，为文帝杨坚次子，曾封为晋王。他在位前后凡14年（604—618），后被禁军将领宇文化及等人缢杀。他是隋王朝消灭陈朝统一全国过程中的大元帅，又是造成隋王朝短祚而亡的暴君，有功有罪，罪大于功。

    一、弄虚作假，骗取信任

    据史载，在隋军51万南下平服陈朝过程中，文帝杨坚以次子杨广为兵马都讨大元帅。隋军所至，“秋毫无犯”。对于陈朝府库资财，则“一无所取”。因此，年仅21岁的杨广，博得了“天下皆称（杨）广以为贤”的盛誉。

    然而，杨广毕竟是一位早蓄异志和善于矫饰的人。他见父皇生活恭俭，爱读诗书的长兄杨勇又是太子，自己要想龙飞九五，首先要取得父皇的信任。于是，他身边虽有许多美妾娇婢，但表面上只与萧妃居住。一次，父皇来到他的住所，他赶快藏美妾于别室，身边仅留几个穿着粗裙布衫的老妇。他又将乐器上的弦扯断，并洒上一层灰土，让父皇以为他不好声色。又有一次，杨广随父皇围猎。突然，天上下起雨来，左右给他奉上一件“油衣”（即雨衣），他却故意不穿，反而一本正经地说：“士卒们都在大雨中淋着，我怎能忍心披上它呢！”父皇杨坚见此情景，心中陡然大悦。杨广又贿赂宫官和看相的术士，要他们在父皇面前称赞自己“仁孝”和“福相”。于是，父皇杨坚萌发改易皇储的心意。

    二、与杨素为奸陷害太子

    杨素本是隋王朝的开国大臣，官至尚书左仆射（副宰相）。他与尚书右仆射高颎不和，而高颎不仅是太子杨勇的亲家，又曾因杀了美人张丽华（陈后主叔宝妃，杨广想据为己有）而得罪了杨广。于是，杨素与杨广沆瀣一气，要诬害太子杨勇。据史载，太子杨勇好诗文，性通和，但喜好声色犬马，又不善于掩饰，因而常使父皇和皇后心中不安，怕他害政误国。杨素为人老谋深算，先去拜见皇后独孤氏，称赞晋王杨广“仁孝”与文帝相类，劝说皇后改立杨广为太子，然后又借故激怒太子杨勇，使杨勇对父皇不满，扬言要率领东宫兵士撞入后宫等等。于是，久而久之，文帝终于发出“此儿不堪承嗣久矣”和“今欲废之以安天下”的慨叹！开皇二十年（600），文帝废太子杨勇为房陵王，改立晋王杨广为太子。当时，曾任太子洗马的李纲对文帝说：“（杨）勇器非上品，性是常人，若得贤明之士辅导之，足堪继嗣皇业。”但文帝不听，结果铸成大错。

    三、发动政变，弑父杀兄

    文帝有五子，皆为独狐皇后所生，除勇、广外，三子俊，四子秀，五子谅。文帝曾认为：五子同母，“可谓真兄弟也”。意谓自己与历代皇帝不同（事实也确乎如此），不会因内宠、嫡庶之争而危及国祚。然而，历史毕竟是无情的。

    杨广被立为太子以后，本相日渐暴露，因而使得文帝后悔莫及，常常追思遭贬的杨勇，并对杨素怀疑不满。于是，杨广与杨素又合谋作乱。仁寿四年（604）七月，文帝病重在床。一天，文帝爱妾陈夫人（陈宣帝陈顼之女）因遭杨广戏弄而哭诉文帝。文帝见陈夫人鬓发蓬乱，泪流满面，不禁勃然大怒，便叫兵部尚书柳述、黄门侍郎元岩写敕书，要重新召回被废的太子杨勇。杨素闻知有变，马上与杨广伪造诏书，先将柳述、元岩拘捕入狱，又令心腹右庶子张衡进入文帝寝宫，将陈夫人等诱往别室。不久，宫里传出了文帝晏驾的消息。

    关于文帝之死，朝廷内外一时议论纷纷，有说是偶然病亡，有说是一气而死，有说是被弑而“血溅屏风”。然而，这个千古之谜掩盖不了这样的事实，即文帝杨坚死于杨广、杨素、张衡等人的密谋之中。

    接着，杨广与杨素又矫称有文帝诏书，派杨素之弟伊州刺史杨约至长安，赐废太子杨勇死。杨广的三个弟弟不久亦相继被害死。柳述与元岩被流放于龙川、南海（今均属广东）。而杨素呢？被杨广升为尚书令，又拜为太子太师，其子万石、仁行和侄儿玄挺则官至仪同三司。

    杨广即帝位后，继续将南北大运河完成，将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联系起来，以备个人游乐，他“三游江都（今江苏扬州）”，“三驾辽东（远征高丽，今朝鲜）”和“西巡张掖（今甘肃张掖西北）”。在他继位后10多年中，在洛阳京城居住的时间仅11个月。于是，王薄、窦建德、翟让和李密等人所领导的各地农民起义先后爆发，隋王朝遂被淹没于农民起义的浪潮里。杨广本人，也在江都死于叛逆者宇文化及的手中。

    恶有恶报，诡计多端的杨广，自然落得身败名裂、自食其果的下场。

    阴险狡诈的荣禄

    荣禄（1836—1903），字仲华。满族瓜尔佳氏，正白旗人，是慈禧太后那拉氏的内侄，摄政王载沣的外舅，以协助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镇压维新派而臭名远远播。他在百日维新期间的丑恶表演，活画出了一副口蜜腹剑的奸臣嘴脸。

    荣禄是晚清封建顽固派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固执于“祖宗之法不可变”的传统观念，反对维新变法。为了反对光绪帝推行新法，他打算联合六部九卿上表，请慈禧太后再次垂帘听政。为此他曾与大臣徐郙商议，但由于徐郙惧怕“清议”，荣禄才只好作罢。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书，开始推行变法，引起了封建顽固势力极大的震惊与忌恨。6月15日，慈禧太后为破坏变法和剪除光绪帝的羽翼，逼迫光绪帝下谕旨，将支持变法的帝党人物翁同龢免官回籍。同时命荣禄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统率北洋三军。这样，京师及近畿的清军主力就都落入荣禄的掌握之中。当顽固派正在为眼前的胜利暗自得意弹冠相庆之际，荣禄却煞有介事地演出了一场悲悲切切的“送别”戏。他赠给削官免职即将回籍的翁同龢许多银两，并拉着翁同龢的手失声痛哭，问他是什么原因得罪了皇上落得这步田地，同情悲切之情溢于言表。观其所为，不明真相的人们还以为荣禄是十分同情维新变法的新派人物呢。其实，荣禄的悲切是猫哭耗子假慈悲，洒下的只是几滴麻痹维新派、欺骗世人的鳄鱼眼泪而已。当时，荣禄、慈禧太后等顽固派已经准备对刻意维新清除旧派的光绪帝及维新人物下毒手了。他们的既定阴谋是，10月间在天津举行阅兵典礼，请慈禧太后和光绪帝到天津去阅兵。待慈禧太后进入荣禄的兵营以后，立刻宣布废黜光绪帝，另立新君，然后再捕杀维新派。在这种杀机已了然在胸的情况下，荣禄却能假惺惺地来一出“送别”，其心之歹毒可见一斑。

    在百日维新期间，曾有人问荣禄说：“皇上听信新党之言，变乱祖宗定制，可奈何！”荣禄阴森森地回答说：“姑俟其乱闹数月，使天下积愤，恶贯满盈，不亦可乎？”在这里他是盘算着要玩弄一个手毒心黑的引蛇出洞的阴谋。先让维新派去变法，静观其变，等待时机，在找到借口之后，再撕下假面具，大开杀戒，必置维新派于死地。9月初，顽固派大臣怀塔布、杨崇伊等与荣禄有两次秘密接触。密谈的内容外人虽然无从得悉，然而，从以后的事态发展上来看，完全可以证明荣禄已同这些顽固派核心人物商量好了对付维新派，实际上等于已经开动了政变的机器。在荣禄等顽固势力的进攻和重压之下，光绪帝极为恐惧焦灼，连降两道密谕，要康有为等人密筹办法救驾。维新派决定放手一搏，派谭嗣同夜访袁世凯，劝袁世凯站在光绪帝一边助行新政，想利用袁世凯的武卫右军跟荣禄对抗，并且提出派兵包围颐和园之议。结果，事情未成反被袁世凯出卖。

    荣禄在9月20日得到袁世凯的密报时，表演得颇为出色。他装成大惊失色的样子，连声喊冤说：“荣禄若有丝毫犯上心，天必诛我。”然而在打发走了袁世凯之后，却连夜发专车赶往北京，直奔颐和园报告慈禧太后，第二天。荣禄的一队卫兵就囚禁光绪帝于中南海瀛台。慈禧太后宣布再次训政，同时调兵遣将，捕杀维新派人士。4天以后，就在谭嗣同等6人血洒菜市口之际，荣禄奉召入京。临行时还诡言要“誓以死保全皇上”。直至此时，他仍不忘耍两面三刀的卑劣伎俩，可见其阴毒之至。

    维新志士的鲜血，染红了荣禄的顶戴花翎。政变后不到两个月，荣禄便升任军机大臣，同时受命执掌兵部，节制北洋海、陆各军。一时间他权倾朝野，成为慈禧太后最为宠信倚重的心腹近臣。对于荣禄在百日维新期间的丑恶表演，当时的人们就有评论，说他口蜜腹剑，像唐朝李林甫一类的人物。

    钻营有术的袁世凯

    袁世凯（1859—1916），字慰廷，出生于河南省陈州府项城县，故又称之为袁项城。他最初以出卖维新派取得慈禧的宠信而发迹，最后以演出复辟帝制的丑剧招致举国声讨而殒命，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令人鄙弃、唾骂的反动人物。

    袁世凯的告密，为慈禧发动戊戌政变立了大功，因而深得慈禧的赏识。几个月后，慈禧赏袁在西苑内骑马，并升袁为工部右侍郎。但此时的袁世凯在官场上的地位并不稳固。统治集团有相当一部分人对袁在变法运动中的所作所为颇有微词。当时有人说袁“既同谋而又出首，首鼠两端”实不足取。社会上也流传着一首三言歌谣，其词是：“六君子，头颅送，袁项城，顶子红，卖同党，邀奇功；康与梁，在梦中，不知他，是枭雄。”歌谣道出了当时世人对袁世凯的看法，社会舆论对袁世凯也不怎么有利。

    为了巩固扩大权位，预防种种不测，袁世凯大耍手腕，祭起了钻营的法宝。当然，在封建社会的官场上，无论大官小官无不利用投机钻营之术。然而，袁世凯运用此术比别人更娴熟、更厚颜无耻。

    首先，他倾尽全力继续讨好慈禧。他深知慈禧极端专制独裁，操生杀予夺大权，取得她的支持是绝对必要的。所以对她极力奉承迎合，完全按照其旨意办事。他吹捧一贯祸国殃民的慈禧是“听政三十余年，迭削大难，功在社稷，亦天下之君也”。马屁拍得慈禧舒舒服服的。袁世凯看到慈禧爱财，就搜刮大量钱财上贡。庚子之难以后，慈禧由西安回到北京，见宫内陈设都被外国侵略者抢去或毁坏，就召见任直隶总督的袁世凯，叫他赶紧筹款置办物品。袁虽筹措了一些，但因直隶刚遭到八国联军的洗劫，一时难以筹齐。于是袁便邀请藩、臬、司、道各官前来商议，提出要借他们的私人款项垫用，以后陆续归还。各官一听借钱，非但不肯解囊，反而哭起穷来。袁见如此，暂时作罢。事后，便密派一人到天津几个大票号不动声色地搞到了各官的存款数字，共有100余万两。过了一两天，他又把上述人员请来，对他们说：“这些票号的掌柜实在太可恶，他们竟敢用诸公的名义来招摇撞骗。为了惩诫他们，我已经把这些冒名顶替的存款暂时借用了。”各官听了犹如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就这样，袁世凯终于得到了一大笔款子，孝敬了慈禧。其后，贡献的银钱和物品就更多，哄得慈禧心花怒放，而袁的地位也就由此得到了巩固。

    1903年荣禄去世后，袁世凯又千方百计地拉拢别的满族亲贵，如保荐铁良会办京旗练兵事宜，委任刚刚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良弼为统带。不过，他死死拉住不放的是庆亲王奕劻。奕劻是领衔军机大臣，很受慈禧信任器重。他的儿子载振是商部尚书，父子俱贵，炙手可热。奕劻以卖官鬻爵、贪赃枉法著称，无钱不要，无贿不收，毫无政治头脑。袁世凯投其所好，竭力孝敬。庆王府中生老病死，男婚女嫁，大小生日，全由袁的总督衙门代为开支。此外，节有节规，年有年规，按时奉送。仅奕劻任军机大臣前一天，袁就派人送去10万两银票一张，供其任命后开销，并告诉奕劻，这仅仅作为到任时的零用，以后还要特别报效。另外，袁世凯推举奕劻任练兵大臣，自己退居其下，也是想求得掩护卵翼。

    为了探听内廷消息，奏对称旨，不出差错，袁世凯在太监身上也花了不少工夫和本钱。慈禧最宠信的总管太监李莲英自不待说了，就是对地位较低的太监马宾廷，因其能在慈禧跟前说上几句话，他也不惜“折节下交”。1902年，张勋守卫颐和园时与马结拜为盟兄弟。嗣后袁世凯经张介绍，亦与马拜了把子。有一天，袁、张同至颐和园，马宾廷迎出，袁立即先跪单腿向马请安。一个疆吏大员竟然违例跪下给太监请安，可见其何等不顾廉耻。即使是无名太监，袁世凯亦拉拢备至，每次入觐，身上总带着十两以至数百两银票多张，随时审时度势，投送门包。故其所获内廷消息往往迅捷可靠，这就使他能够及时见风转舵，应对自如。

    在清末危机四伏的官场上，袁世凯就凭着钻营有术，始终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终于跻身封建宝塔的最高层，实现了其篡权窃国的政治野心。当然，其获位全凭卑劣狡诈，自然遭历史唾弃，在他称帝的仅仅83天之后，便被人民扔进了历史垃圾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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