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以上考证来看，易学对汉代的政治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概而言之，可分两个方面：义理之学与其他经学一起，构建了在政统之外的道统作为评判是非的真理体系，并在宣元之后成为统治集团共同认可的大经大法；而象数之学则与起源同样古老的灾异说相结合，发展成完备的“天人之际”学说。经学与“天人之际”说也成为两汉士大夫阶层参与政治和制约君权的有力武器，扩大了汉帝国的政治基础。就政治体制而言，武帝后，汉帝国基本恢复了秦帝国中央集权君主专制。但由于确立了经学为真理体系，作为统治集团共同遵循的大经大法，并辅之以体系完备的天人之际说，使得汉帝国政治运行模式与秦帝国大不相同，这从整体上改变了秦帝国最高统治权和真理解释权集中于皇帝一人的绝对专制模式，使得政治不再是君主一人的玩物，为统治集团共同参与提供了可能。而统治集团的共同参与无疑扩大了帝国的政治基础，使得政策和决策的纰漏大都能够被及时修正，开了“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先河。从这点来说，汉代的政治对后世影响深远。后世政治，其政体虽承袭秦朝所确立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其政治运作模式则是汉代的整个统治集团整体参与，汉代所确立的尊经崇儒及发展完备的“天人之际”学也基本被后世所承袭。纵观我国秦之后的两千多年，其国家体制与运作模式，虽代有损益，然而从整体上仍可以说是草创于秦，成熟于汉。

    从具体而言，易学对汉代政治的影响又有阶段性。在武帝朝之前，汉帝国的文化与政治都处于重建中，易学所产生的影响，主要在政治理念等政治运作的软环境方面。这既是由汉帝国政治、文化处于重建中决定的，也是由易学本身无所不包、广大悉备的特征所决定的，它能够给政治和文化重建提供丰富的思想理论资源。武帝时，确立了五经为官方意识形态，易学成为由官方认定的理论权威。陆贾提出的“天人之际”学经董仲舒手发展更加完备，与易学结合得也更加紧密。同时，易学的思想也被运用于伦理道德的重塑。由于武帝本人属于典型的强势君主，故而易学的谦损之道对武帝朝大臣品格的塑造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是对《公羊春秋》学说的补充。而董仲舒适时地将法家“三顺”说发展成儒家“三纲”说，其中易学即起到沟通儒法的作用。武帝朝处于国策的转变时期，易学变通、变革的思想为武帝朝政策的转向提供了理论依据。随着武帝朝各项制度的完备，卜筮的传统也被恢复，并且对武帝朝的决策产生一定的影响。自宣帝时起，象数易学开始兴起，至元、成时大兴，在孟喜、焦延寿、京房等人的发展下逐步形成较为完善的体系，并开始和政治相结合，借助阐释“天意”来匡救时弊，参与政治。东汉王朝在政治、文化两方面都继承了西汉的传统，因而没有重建的重任。白虎观会议是东汉王朝在章帝主持下的一次文化整合，这次整合诞生了具有“国宪”地位的《白虎通义》，也结束了自西汉初年陆贾开始的文化重建运动，标志着东汉官方文化的成型。易学从多个方面对东汉王朝的文化总纲领《白虎通义》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是《白虎通义》进行学术思想整合的重要理论依据，涉及历史人文、礼乐制度、概念内涵、自然天象、伦理规范等领域。从政治方面而言，义理易学作为东汉王朝官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依然发挥了重大作用，成为东汉王朝决策的重要理论依据之一。象数易学尤其是京氏易学也进一步发展，对东汉王朝的用人、施政、选举、刑狱等方面都产生重要影响。其中，这两派易学还都成为士大夫参与政治的理论工具。易学在汉代不同阶段所发挥的不同作用，也体现了我国“学随术变、术随世变”的学术传统，学术总是以用世为急务，大多易学者总是以参与政治为最终目的。

    从易学与其他经学构建的道统和与阴阳灾异说相结合构建的天人之际说对君权的制约来看，这种制约并不是特别有效，往往因君主而异。因为这种制约，仅仅是学术、道德层面的软制约。是否服从于这种制约，全在于君主个人意愿。这也说明，用道德、理论等精神层面的软制约来约束权力，不能说没有一点效果，但绝对起不到真正的约束作用，哪怕贴上“天意”的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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