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王朝的学术文化，在主体上继承了西汉后期的学术文化。《白虎通义》对学术文化的整合，在一定程度上又强化了五经的地位和“天人之际”学的权威性。作为五经之一的《易经》，它对东汉政治的影响，仍然是通过两条途径：义理之学作为被信仰的真理标准之一，是士大夫参政、议政所依据的基本理论之一；象数之学则继续与灾异结合，充当解释“天意”的理论，借助“天意”的名义实现政治的改良。
第一节 义理之学对东汉政治的影响
《易经》作为五经之一，在东汉是被信仰的真理，也是东汉政治的指导思想之一，其义理之学对政治的运作近乎全面渗透。
一 义理易学与士大夫参政议政
从整个东汉的政治运作来看，义理易学是士大夫参政议政依据的理论之一，给掌握易学的士大夫提供了参政议政的机会。既然《易经》是构建五经真理体系的要素之一，政治措施有违背易教者，易学学者就可以通过自己所精通的易学对之进行批评，向朝廷输诚效忠，补阙拾遗，匡救时弊。事实上，这种情况在东汉屡见不鲜。当然也不仅仅局限于易学学者，在其他经学学者或博通五经的学者、士大夫身上，这种情况都属常见，甚至一些在野的学者也可以通过这种途径参与政治。
武帝朝确立了经学的官学地位后，至少在表面上，庞杂的经学理论便成为官方判断政治是非的标准。自武帝朝至东汉，期间经学内部虽经历了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纷争，但经学地位没有大的变化，仍被看作是传自孔子的真理，成为帝国政治的指导思想。易学在整个经学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是构建五经真理体系的重要元素，易学理论成为东汉士大夫参政议政所依据的重要理论之一。政治措施有违背《易》教者，士大夫即可以通过自己所掌握的易学理论对之进行批评，纠偏补弊。同时，士大夫向朝廷献言献策，也往往援引易学理论阐释自己的政治理念，增强自己理论的权威性。
安帝由外藩入继大统，政权一直由邓太后把持。由于安帝入宫时年仅十三岁，由其乳母王圣抚养成人，所以亲政后特别宠信王圣，“安帝乳母王圣，因保养之勤，缘恩放恣；圣子女伯荣出入宫掖，传通奸赂。”[526]时杨震为司徒，即援引《周易》经文，指斥王圣干政：“《易》曰：‘无攸遂，在中馈。’言妇人不得与于政事也。”并建议安帝“宜速出阿母，令居外舍，断绝伯荣，莫使往来，令恩德两隆，上下俱美”。[527]杨震这次奏疏虽然没有起到预想的效果，但也表明了以五经为主体的真理体系的建立，赋予了臣民以学术批评时政的权利，扩大了政治参与的范围。
出于维护皇权的独尊，汉制，公主出嫁之后，其地位远远高于丈夫。这种皇权笼罩下的女尊男卑与当时的社会家庭伦理极不协调，公主出嫁后，倚权恃贵，骄纵无礼，恣意妄为，引发了不少悲剧。郦邑公主下嫁外戚阴丰，骄妒跋扈，阴丰不堪忍受，将其杀害。不仅阴丰本人被诛，其父母也当连坐，闻讯自杀。阴城公主下嫁班始，以“贵骄淫乱”著称，竟然“与嬖人居帷中，而召始入，使伏床下”。[528]不堪受辱的班始将之手刃。顺帝大怒，将班始腰斩，并连坐其兄弟。延熹九年，荀爽被举为郎中，在对策中援引《易经》，痛陈其弊：“夫妇人伦之始，王化之端，故文王作《易》，上经首《乾》《坤》，下经首《咸》《恒》。孔子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夫妇之道，所谓顺也。”“《易》曰：‘帝乙归妹，以祉元吉。’妇人谓嫁曰归，言汤以娶礼归其妹于诸侯也。”“孔子曰：‘昔圣人之作《易》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察法于地，睹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今观法于天，则北极至尊，四星妃后。察法于地，则昆山象夫，卑泽象妻。睹鸟兽之文，鸟则雄者鸣鸲，雌能顺服；兽则牡为唱导，牝乃相从。近取诸身，则乾为人首，坤为人腹。远取诸物，则木实属天，根荄属地。阳尊阴卑，盖乃天性。”[529]荀爽援引《易》道，阐释夫妻伦理，指斥东汉“尚主之制”是“以妻制夫，以卑临尊，违《乾》《坤》之道，失阳唱之义”，违背《易》教，并建言“宜改尚主之制，以称《乾》《坤》之性”。此外，他还发挥《周易》“天地节而四时成”，将其与“礼”联系起来：“夫寒热晦明，所以为岁；尊卑奢俭，所以为礼。故以晦明寒暑之气，尊卑侈约之礼为其节也。《易》曰：‘天地节而四时成。'”[530]以此批评时政奢侈：“今臣僭君服，下食上珍，所谓害于而家，凶于而国者也。宜略依古礼尊卑之差，及董仲舒制度之别，严督有司，必行其命。此则禁乱善俗足用之要。”[531]
桓帝曾经私幸河南尹梁胤府舍。杨秉发挥《易》之“王假有庙，致孝享也”的理论上疏规谏，认为“王者至尊，出入有常，警跸而行，静室而止，自非郊庙之事，则銮旗不驾”，王者除到祖庙致孝享之礼时，才法服亲临，批评桓帝“以先王法服而私出盘游！降乱尊卑，等威无序”。[532]
总之，在东汉一代，援引《易》等经文关说时政蔚然成风，这种情况反映了经学地位的巩固。士大夫以《易》等经学理论干政，名正言顺，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道统对权力的制约。
二 易学理论是东汉学者政治思想的重要理论来源
《易经》作为五经之一，是东汉不少学者研习的重要教材，也是东汉士大夫在构建自己政治思想中资取的重要理论资源，易学对于士大夫政治思想的形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王充是东汉著名的学者，史称其“博通众流百家之言”，“好论说，始若诡异，终有理实”。[533]从王充的政治思想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到他对易学理论的资取。王充主张统治者应当效法上古帝王，无为而治，“黄、老之操，身中恬淡，其治无为，正身共己而阴阳自和，无心于为而物自化，无意于生而物自成。”[534]王充无为而治的思想虽“依道家论之”[535]，但《周易》也显然是其重要的理论来源之一。他在论述与阐释无为而治时，多次征引、引申《周易》经文：“《易》曰：‘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垂衣裳者，垂拱无为也。”“《易》曰：‘大人与天地合其德。’黄帝、尧舜，大人也，其德与天地合，故知无为也。”[536]另外，王充还看重贤人在政治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他在《论衡·艺增》中说：“《易》曰：‘丰其屋，蔀其家，窥其户，阒其无人也。’非其无人也，无贤人也。”“《易》持其具臣在户，言无人者，恶之甚也。”[537]在他看来，无贤臣与无人无异，君主得不到贤人的支持，就会陷入孤立。这一思想也无疑受到易学的影响。
王符是东汉另一位大学者，“少好学，有志操”，与马融、窦章、张衡、崔瑗等友善，但因无人援引，难以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遂著《潜夫论》，“指讦时短，讨谪物情”。[538]王符由于怀才不遇，特别憎恶那些才德不相称而盗窃名位的人。在《潜夫论·贵忠》篇中，他援引《周易》的理论，对“忠”这一政治伦理作了全新的阐释。王符从天、帝王、人三者的关系出发，论证了人臣必须安民、利民、养民、济民的道理：“夫帝王之所尊敬者天也；皇天之所爱育者人也。今人臣受君之重位，牧天之所爱，焉可以不安而利之，养而济之哉？”[539]因此，人臣之忠，在于德才与名位相称，“王者法天而建官，故明主不敢以私授，忠臣不敢以虚受”。[540]否则，无其德才而通过谄媚君主的手段窃据其位，是为“偷天官以私己”，这种人是“主以为忠，天以为盗”。他援引《周易》说：“《易》曰：‘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谋大，鲜不及矣。’是故德不称，其祸必酷；能不称，其殃必大。”[541]断言这种人必然祸国殃民，不是真正的忠。
仲长统的政治思想也吸取了易学元素。他从《周易》“阳一君二臣，君子之道也；阴二君一臣，小人之道也”中，引申出为君长者必须是众中选拔的才能出群者，提出才位相当的选官原则：“然则寡者，为人上者也；众者，为人下者也。一伍之长，才足以长一伍者也；一国之君，才足以君一国者也；天下之王，才足以王天下者也。”[542]并将此作为“天下之常法”。[543]
从王充、王符、仲长统三人思想学说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出易学对东汉士大夫政治思想的影响，易学作为意识形态，已经融入东汉相当一大批士大夫的政治理念，也必然影响他们现实中的政治活动。
第二节 象数之学对政治的影响
同义理易学一样，象数易学对东汉政治的影响也是深刻而广泛的。具体说来，一是对东汉基本政治理念和基本政治制度的影响，一是运用象数易学理论，借灾异关说时君、批评弊政。
两汉皆以孝治天下，至东汉，又特重举孝廉之制，即是源于象数易学的有关理论。荀爽延熹九年对策云：
臣闻之于师曰：“汉为火德，火生于木，木盛于火，故其德为孝，其象在《周易》之《离》。”夫在地为火，在天为日。在天者用其精，在地者用其形。夏则火王，其精在天，温暖之气，养生百木，是其孝也。冬时则废，其形在地，酷烈之气，焚烧山林，是其不孝也。故汉制使天下诵《孝经》，选吏举孝廉。[544]
以孝治天下的政治理念和举孝廉之制，对东汉的政治影响不可小觑。两汉皇帝多以“孝”为谥，如“孝武帝”、“孝明帝”、“孝安帝”等。在整个东汉政治，临朝称制的母后特别多，成为一大显著特色，如和帝朝窦太后、安帝朝邓太后以及阎皇后、冲帝质帝两朝梁太后俱曾临朝称制，把持朝政。这当然与皇帝年幼有关，但汉代以孝治天下的政治理念，也是母后临朝的一大因素。桓帝朝董太后与灵帝朝何太后，虽未临朝称制，但都干涉朝政。东汉中期以后，政治昏暗，与母后临朝称制和干涉朝政有莫大的关系。“孝廉”是东汉察举制的非常重要的一科。东汉的名将贤相，不少都是孝廉出身。荀爽本人即是以“至孝”举，此外还有陈藩、李膺、刘祐、宗慈、巴肃、范滂、陈翔等等一大批党人，一代枭雄曹操也是孝廉出身。可以说，举孝廉为东汉招揽了相当多的人才，成为东汉一项极为重要的选举制度。
东汉统治集团较为普遍地相信灾异与政治有关，是上天对帝王的警诫。郎顗在上顺帝的章疏中提出：“天垂妖象，地见灾符，所以谴告人主，责躬修德，使正机平衡，流化兴政也。《易内传》曰：‘凡灾异所生，各以其政。变之则除，消之亦除。'”[545]将灾异看作上天对政治治乱的告诫。郎顗的这一思想为不少的士大夫所认同。杨秉也认为“瑞由德至，灾应事生”、“天不言语，以灾异谴告”。[546]在熹平元年的奏疏中，杨秉更为完整地论述了这一思想：“臣闻和气致祥，乖气致灾，休征则五福应，咎征则六极至。夫善不妄来，灾不空发。王者心有所惟，意有所想，虽未形颜色，而五星以之推移，阴阳为其变度。以此而观，天之与人，岂不符哉？”[547]持类似观点的还有襄楷。他在向桓帝的上疏中也强调“皇天不言，以文象设教。尧、舜虽圣，必历象日月星辰，察五纬所在，故能享百年之寿，为万世之法”[548]，告诫桓帝要时刻注意皇天通过灾异对他的警诫，反省政治。
在这种氛围下，不少士大夫往往借助象数易学，匡救时弊，开陈自己的政治主张。其中有一些意见被皇帝采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东汉政权的用人、刑法等，发挥了较广泛的作用。郎顗、周举、黄琼、蔡邕等，都是借灾异之机，以象数易学理论匡救时弊的典型。
顺帝时，灾异屡现，郎顗即上疏朝廷，援引象数易学理论，将灾异与政治之失一一对应。对于园陵的火灾，郎顗依据《易天人应》“君子不思遵利，兹谓无泽，厥灾孽火烧其宫”、“君高台府，犯阴侵阳，厥灾火”、“上不俭，下不节，炎火并作烧君室”等理论，指出是“缮理西苑，修复太学，宫殿官府，多所构饰”所致，他提出的对策是“诸所缮修，事可省减，禀恤贫人，赈赡孤寡”。对于“正月以来，阴暗连日”的天象，郎顗据《易内传》“久阴不雨，乱气也，《蒙》之《比》也。蒙者，君臣上下相冒乱也”，“欲德不用，厥异常阴。”将之归咎于“得贤而不用”。又据《飞候》，将“荧惑失度，盈缩往来，涉历舆鬼，环绕轩辕”与三公失职联系起来，“政有失礼，不从夏令，则荧惑失行。正月三日至乎九日，三公卦也。三公上应台阶，下同元首。政失其道，则寒阴反节”，他指责三公尸位素餐，不克任职：“今之在位，竞托高虚，纳累钟之奉，忘天下之忧，栖迟偃仰，寝疾自逸，被策文，得赐钱，即复起矣。何疾之易而愈之速？以此消伏灾眚，兴致升平，其可得乎？今选举牧守，委任三府。长吏不良，既咎州郡，州郡有失，岂得不归责举者？而陛下崇之弥优，自下慢事愈甚，所谓大网疏，小网数”。[549]之后，郎顗得到顺帝在尚书台的接见，又乘机上“七事”。具体来说，包括要顺帝节俭，“校计缮修之费，永念百姓之劳，罢将作之官，减雕文之饰，损庖厨之馔，退宴私之乐”；要用贤，“宜采纳良臣，以助圣化”；要效法汉文帝，“约身薄赋”，宽舒民力；要“宜简出宫女，恣其姻嫁”，以求早立皇子；“于西郊责躬求愆，谢咎皇天，消灭妖气”；“宜黜司徒以应天意”；“大蠲法令，官名称号，舆服器械，事有所更，变大为小，去奢就俭，机衡之政，除烦为简。改元更始，招求幽隐，举方正，征有道，博采异谋，开不讳之路”。[550]由于郎顗在奏疏与对策中多次攻击三公，因而招致在位者的责难，其建议也未被顺帝全部接受。一是他攻击三公、台省，树敌太多；一是他要求“大蠲法令，官名称号，舆服器械，事有所更，变大为小，去奢就俭，机衡之政，除烦为简”，近乎全面改革，难以施行。但顺帝仍特诏拜郎中，并将司空王龚、太尉庞参免去，分别以孔扶、施延代之。郎顗此次还借机举荐黄琼、李固。关于黄琼是否因这次举荐而重新得到朝廷重用，史籍不详，而李固确实是在这一年被朝廷起用，并逐步获得朝廷重用，直至太尉，成为抗衡外戚梁氏集团势力的中流砥柱。《后汉书·李固传》云：“阳嘉二年，有地动、山崩、火灾之异，公卿举固对策，诏又特问当世之敝，为政所宜。”据此，李固的起用当是缘于郎顗的举荐。总之，郎顗的建议虽然未被全盘接受，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革新了朝廷政局。
阳嘉三年，河南、三辅大旱，五谷灾伤，顺帝下诏书询问周举：“朕以不德，仰承三统，夙兴夜寐，思协大中。顷年以来，旱灾屡应，稼穑焦枯，民食困乏。五品不训，王泽未流，群司素餐，据非其位。审所贬黜，变复之征，厥效何由？分别具对，勿有所讳。”[551]周举据“《易》称‘天尊地卑，乾坤以定’。二仪交构，乃生万物”，引申出人君当“顺四节之宜，适阴阳之和，使男女婚娶不过其时”。他认为“夫阴阳闭隔，则二气否塞；二气否塞，则人物不昌；人物不昌，则风雨不时；风雨不时，则水旱成灾”，将致灾的原因归结为顺帝“处唐、虞之位，未行尧、舜之政，近废文帝、光武之法，而循亡秦奢侈之欲，内积怨女，外有旷夫。今皇嗣不兴，东宫未立，伤和逆理，断绝人伦之所致也。非但陛下行此而已，竖宦之人，亦复虚以形势，威侮良家，取女闭之，至有白首殁无配偶，逆于天心”等政失，规谏顺帝“诚宜推信革政，崇道变惑，出后宫不御之女，理天下冤枉之狱，除太官重膳之费”。[552]同时他还要求罢斥不称职的司徒：“夫五品不训，责在司徒，有非其位，宜急黜斥。”[553]顺帝为之罢司徒刘崎、司空孔扶。
黄琼因“时连有灾异，琼上疏顺帝”，以“卦位错谬，寒燠相干，蒙气数兴，日暗月散”为辞，举荐黄错、任棠，“宜更见引致，助崇大化”，顺帝采纳了他的建议，“有诏公车征错等”。[554]此外，黄琼还以《易》“君子以自强不息”为辞，劝顺帝恢复亲耕籍田之礼，也被顺帝采纳。
桓帝即位初期，梁太后临朝，政权把持在其兄“跋扈将军”梁冀手中。朱穆“以冀势地亲重，望有以扶持王室，因推灾异奏记，以劝戒冀”。朱穆以“明年丁亥之岁，刑德合于乾位，《易》经龙战之会，其文曰：‘龙战于野，其道穷也。’谓阳道将胜而阴道负也”为说，而“善道属阳，恶道属阴”，因此“若修正守阳，摧折恶类，则福从之矣”，劝梁冀“申纳诸儒，而亲其忠正，绝其姑息，专心公朝，割除私欲，广求贤能，斥远佞恶”，“为皇帝选置师傅及侍讲者”，并乘机荐种暠、栾巴等。[555]第二年，“黄龙二见沛国”，不学无术的梁冀遂相信了朱穆的说辞，“于是请暠为从事中郎，荐巴为议郎，举穆高第，为侍御史”。[556]这是象数易学影响汉代人事的又一例证。
灵帝熹平中，“频有雷霆疾风，伤树拔木，地震、陨雹、蝗虫之害。又鲜卑犯境，役赋及民”，熹平六年七月，“制书引咎，诰群臣各陈政要所当施行”。[557]蔡邕借机上疏称：“《坤》为地道，《易》称安贞。阴气愤盛，则当静反动，法为下叛。夫权不在上，则雹伤物；政有苛暴，则虎狼食人；贪利伤民，则蝗虫损稼。”[558]以此来解释致灾原因，并提出需要改进的恶“七事”：一、斋制宜如旧制；二、简拔贤良、开诚纳谏；三、迁升敢于直谏的张文，“以劝忠謇，宣声海内，博开政路”；四、在地方监察方面，“宜追定八使，纠举非法，更选忠清，平章赏罚”；五、慎重选举，摒弃“书画辞赋，才之小者”；六、废除墨绶长吏还拜议郎、郎中之制；七、将宣陵孝子“宜遣归田里”。[559]“书奏，帝乃亲迎气北郊，及行辟雍之礼。又诏宣陵孝子为舍人者，悉改为丞尉焉。光和元年，遂置鸿都门学，画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560]对于灵帝朝政治，亦有小补。
象数易学对东汉的刑狱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后汉书·鲁恭列传》载：
初，和帝末，下令麦秋得案验薄刑，而州郡好以苛察为政，因此遂盛夏断狱。恭上疏谏曰：……旧制至立秋乃行薄刑，自永元十五年以来，改用孟夏，而刺史、太守不深惟忧民息事之原，进良退残之化，因以盛夏征召农人，拘对考验，连滞无已。司隶典司京师，四方是则，而近于春月分行诸部，托言劳来贫人，而无隐恻之实，烦扰郡县，廉考非急，逮捕一人，罪延十数，上逆时气，下伤农业。案《易》五月《姤》用事。《经》曰：“后以施令诰四方。”言君以夏至之日，施命令止四方行者，所以助微阴也。行者尚止之，况于逮召考掠，夺其时哉！
鲁恭援引象数易学理论，认为孟夏不宜再勘验刑狱，并提出建议：“夫断薄刑者，谓其轻罪已正，不欲令久系，故时断之也。臣愚以为今孟夏之制，可从此令，其决狱案考，皆以立秋为断，以顺时节，育成万物，则天地以和，刑罚以清矣。”后来，朝廷大臣对于章帝时旧制“断狱皆以冬至之前”意见颇有不同，邓太后“诏公卿以下会议”。[561]鲁恭又上奏议：
夫阴阳之气，相扶而行，发动用事，各有时节。若不当其时，则物随而伤。王者虽质文不同，而兹道无变，四时之政，行之若一。……《易》曰：“潜龙勿用。”言十一月、十二月阳气潜臧，未得用事。虽煦嘘万物，养其根荄，而犹盛阴在上，地冻水冰，阳气否隔，闭而成冬。故曰：“履霜坚冰，阴始凝也。驯致其道，至坚冰也。”言五月微阴始起，至十一月坚冰至也。
夫王者之作，因时为法。孝章皇帝深惟古人之道，助三正之微，定律著令，冀承天心，顺物性命，以致时雍。然从变改以来，年岁不熟，谷价常贵，人不宁安。小吏不与国同心者，率入十一月得死罪贼，不问曲直，便即格杀，虽有疑罪，不复谳正。一夫吁嗟，王道为亏，况于众乎？《易》十一月“君子以议狱缓死”。可令疑罪使详其法，大辟之科，尽冬月乃断。其立春在十二月中者，勿以报囚如故事。[562]
鲁恭以十一月、十二月与“乾”卦“潜龙勿用”对应，故“未得用事”，而章帝对刑法的改变，使冬至之前皆可断狱，与卦气违戾，所以导致了诸多灾异现象，“年岁不熟，谷价常贵，人不宁安”，因此他提出“大辟之科，尽冬月乃断。其立春在十二月中者，勿以报囚如故事”。鲁恭的建议得到邓太后的认可，“后卒行之”，将章帝对刑法所作的改革基本废除了。
由于时代的原因，象数易学对东汉统治阶层的思想、理念有着深刻的影响，体现在政治上，不仅为士大夫借助灾异关说人君、匡救时弊大开方便之门，也影响到他们的政治理念。因而其行政、刑法、用人、决策等都可以看出象数易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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