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心得

    邢庆杰

    永不放弃，你就拿到了成功的钥匙。

    ——作者题记

    一、梦的起源

    我一生最大的梦想，是当一名能被读者喜爱的作家。

    我的写作生涯可以追溯到小学二年级。那时，我在我老家那个叫后邢的村小学读书。衬里没有校舍，租了村民的两间土坯房子做了教室。那两间房子是通着的，同时盛着二年级和五年级共四十多个学生。虽然只有一个老师，但他很有办法，他经常是给一个年级上课的同时，让另一个年级做作业或到村外的树林里朗读。那时候二年级没有作文课，现在的小学好像也是到了三年级才有作文课。也许我对写作有种与生俱来的爱好吧，上二年级的我经常偷听五年级的作文课。老师给五年级布置的作文，我回到家也偷偷地写，不会写的字就注拼音。那时的我，竟然有一种毫无根据的自信，相信自己不会比五年级的同学写得差。有一次，我冒着挨揍的危险（那时候老师揍学生真是小菜一碟）把自己的一篇作文交给了老师，竟得到了老师的高度赞扬。这也许是我真正爱上写作的第一个动力。

    我的作家梦的形成来源于中学时期。那时，我的作文已经备受语文老师的青睐，几乎每一篇都是作文课上的范文，为此，我特别喜欢上作文课，也特别喜欢用课余时间写作点小东西。我写的那些所谓的诗歌、小说经常在同学们之间传阅，使我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为此，我的同桌给我起了个外号：“小文豪”。我一边暗暗喜欢着这个外号，一边悄悄地做起了作家梦。我幻想着有一天我写的文章能变成铅字发表在报刊上，能自己出书……但很快，我的梦想就被无情的现实所击碎。

    我五岁的时候，父亲就因病过早地离开了人世。那时，我的大哥只有十二岁，二哥十岁，小我两岁的妹妹才蹒跚着学习走路。我母亲一个人背负着抚养我们兄妹四人的重任，还要偿还父亲生病时欠下的债务，这在一个工分只值一角钱的农村，是极端困难的。那是1986年夏天，我将要初中毕业了。这时，大哥已经结婚了，二哥也将要结婚，而我们家的房子还是那种低矮的土坯房。面对着在全村来说最为贫穷的家，我心里时时刻刻像塞了点儿什么似的，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压抑感和自卑感。这一年我已经十六岁了，已经懂得了替家庭分担忧愁。我想，我不应该再读书了，应该为这个家出点儿力了。于是，我暗暗放弃了继续读书深造，将来当作家的梦想，回家当了一名地地道道的农民，家里人对此没有表现出多大的支持或反对。那时，我们村里还从未出过一个因读书而“出息”的人，人们对读书还不十分重视，况且，村里初中未毕业就辍学的大有人在。所以，在周围的人看来，我的辍学是十分平常的一件事。但对我个人来讲，却充满了苍凉的悲剧色彩。从我扛起锄头的那一刻起，我的“作家梦”就搁浅了。

    二、追赶梦想

    重新做起“作家梦”，是因为夭折的初恋。

    十八岁那年（1988年），我认识并喜欢上了县城里的一个女孩子，而且喜欢得那么投入、那么执著、那么刻骨铭心。我十分倾心于她的美和她的善良，把全身心都投了进去，甚至把她当作了自己生命的全部。事情的最终结局就像很多爱情小说描述的那样，在她的父母强烈反对下，她变了心，绝情地与我分手了。她父母反对的原因世俗而又实际，因为我家里穷，也因为我不是城里人。失恋之后，“做一个城里人”的愿望时时折磨着我。但是，我没有一个可以提携我的亲友，甚至我连一个城里人都不认识，“做一个城里人”的想法在我心目中只能是一个永远也无法实现的、遥远的梦幻。那两年多的时间，我一直陷在失恋的阴影里不能自拔，整日垂头丧气，干什么都提不起精神来。后来，我的一位年长的朋友劝我说，际这样下去什么问题也解绝不了，人家不但不会跟你，而且还会更加瞧不起你，你应该好好干一番事业，只要事业有成，她才有可能回到你的身边，到那时，即使她错过了，好姑娘有的是，还愁找不到意中人吗？反过来讲，你家里这样穷，再这样下去，没有哪一个姑娘会跟你搞对象。朋友的一番话，对我的震动很大，是呵，我这么年轻，就这样窝窝囊囊地过完这一辈子吗？不行！我一定要干一番事业，一定要干个样子让她瞧瞧（当然，这是那时很幼稚的想法，有些偏激，但却给我的命运带来了决定性的转机）！

    立下了雄心壮志，但干什么呢？这时，我大哥、二哥已经分家单过，家里只剩下了母亲和妹妹，我穷得家徒四壁，做生意根本没有本钱，村里的地又少，人均只有八分地，也无法做文章，出去干临时工吧，却苦于没有门路（那时很少有单位招临时工，没有门路干临时工也很难），再说，那样也不会有多大的出息。在走投无路的境况下，我已搁浅的“作家梦”又重新驶入理想的港湾，我想，写作这个行业不用走“后门”，只要把稿子写好就行。于是，我开始卧薪尝胆，重新做起了“作家梦”。

    为了提起自己的写作兴趣，我的第一篇小说写的就是我的初恋。我用了一个多月的晚上时间，写成了三万多字的一个中篇，题目叫《巷情》。小说写成后，我请很多朋友提过意见后，数易其稿，直到达到自己满意，才用了整整四个晚上的时间工工整整地誊写清楚，满怀信心地寄到了省城的一家杂志社。两个多月过去了，稿子如石沉大海。在漫长的等待中，我又对这篇小说进行了反复的修改，并不断誊写、寄出，誊写、寄出，共寄了十四家杂志社，那是我当时知道的所有杂志社。一年多的时间，我都在修改、完善那篇小说，并无数次在梦中梦见那篇小说发表了，无数次在梦中狂喜而醒。但一年多的时间过去了，却没有得到任何杂志社的一点儿消息。终于，我对这篇小说彻底失望了。但我丝毫没有放弃自己心中的梦想，我想：只要坚持，一定能成。

    我开始不断地读、不断地写。每天晚饭后，我准时趴在我作为书桌的那张老式八仙桌上，苦心营构自己的梦想。我读的大多数是从县城里买来的杂志，很少接触名著，因为我没有足够的钱去买价格不菲的书籍。我写的很杂，小说、散文、诗歌都涉猎过，但主要还是写小说。也许我天生爱幻想的缘故吧，我从不为营构故事和寻找素材苦费心思，反而总觉得有说不完的话，讲不完的故事。那几年的时间，我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了写作上，打扑克、下象棋等一切娱乐我都抛弃了，尽管我玩得很漂亮。以前，我最喜欢看电影，本村来了电影队当然是不必说了，相邻十多里路外的村里放电影，我只要得到消息，都会拉帮结伙去看。但那几年里，即使是本村来了电影我也无暇去看了，有时，电影车支在离我家仅几十米的村街上，那种诱人的声音不断传到我耳朵里，我也强忍着趴在自己的书桌上。夏天，蚊子在我身边转转来转去，咬得我浑身起满了红疙瘩，我也照常趴在书桌上一动不动。有时，脚被咬得实在受不了，就弄一盆凉水放在桌子下面，将两只脚放进去，常常将两只脚泡得泛白。冬天，我一熬就是一个通宵，早晨浑身冰凉，站都站不起来了。就这样，我四年写了五六十万字，往外投了二百多次稿，却一篇也没能变成铅字。

    我明白自己的水平太差，但却不明白究竟差在哪里。我开始怀揣自己的作品，到省城的杂志社去拜访编辑。说出来可能难以令人置信，我那时连最廉价的车票都得东拼西凑。听说省城的编辑架子很大，我不敢空手去，又没有钱买贵重的礼品，我只好从自己的家里打主意。那年春天，我家的几棵香椿树刚刚冒芽，才像小孩的手指头那样长，我爬到树上，将它们一朵一朵地摘下来，整整摘了一个下午，终于摘下了树上所有的香椿芽。我细心地将它们捆扎整齐，放在一只黑人造革提包里，居然有整整一包。第二天一早，我就骑自行车来到县城，先到菜市场卖上两捆，算算已经够了往返路费，就搭车来到了省城济南。在路上，我反复编织着见到编辑老师后所应该说的话，甚至想好了每一句话的语气和表情，但这丝毫没有缓解我的紧张心情。我第一次进的那家杂志社，是我投稿次数最多的杂志，并且始终没有得到过一封哪怕只有一个字的回信。当我几经周折，终于找到那家杂志社，走进写着“编辑部”字样的小门时，心里紧张得不亚于初次上战场的战士。那天只有一位老编辑在值班，这使我紧张的心情稍稍放松了一些。我结结巴巴地还未将提前想好的话说完，那位老编辑就从位子上站起来，示意我坐在对面，然后问，稿子呢？拿来看看。那一天，那位编辑老师把我带去的几篇稿子看完后，说了很多，有些很深奥，我听不懂，但我记住了主要的部分，即我的小说不但语言上不过关，而且我想表达的主题也太幼稚，因此每篇作品都不成熟，离发表的距离还有很远……我失魂落魄地走出了编辑部，心灰意冷到了极点。那位老编辑从背后追上来，将我的黑色人造革提包递给我。我这才想起里面的香椿，就将它们一捆一捆地拿出来，放在老编辑的怀里。老编辑没有推辞，他腾出一只手来，拍了拍我的头说，小伙子，你要吃这行饭，还有很远的路要走，重要的是挺住，明白吗？我茫然地看着他关爱的目光，然后坚定地点了点头。

    我的小说一篇也没有发表，流言却在周围传开了，说我癞蛤嫫想吃天鹅肉的有，说我白日做梦的也有，更有认为我神经不正常的。有的人甚至当着我的面说：“有些人不知天高地厚，初中毕业竟然想当作家，死了这条心吧！”对此，我只有沉默，我知道，我目前没有发言权，我只有用加倍的努力去抚平这些流言带给我的创伤。这一年，我已经二十四岁了，在农村，这已经算是大龄“光棍儿”了。同龄的人都已经结婚生子，没结婚的也已经心有所属，而我，几年来仅有一次不成功的相亲。因为在很多人的眼里，我根本就不是一个正常的人，甚至不是一个正经人，在农村搞写作的人，经常被视为不务正业的二流子。唯一的那次相亲，仅用了十分钟就走完了全部过程。见面地点是在二哥一个朋友（也是他做的媒）的家里，当我和那位十分漂亮的姑娘被单独安排在一间屋里面对面时，我就感觉到今天注定要失败而归。那位姑娘无限崇敬地望着我问，听说，您会写小说？我不知道媒人是怎么给她说的，只好不置可否地点了点头。姑娘的双眼立即大放光彩，追问道，真的？发表过吗？我沮丧地摇了摇头。姑娘的目光黯淡了一下，随即安慰我说，不要灰心，听说你很聪明的，只要不灰心，总有一天会发表的。我感激地望着她说，谢谢你。我以为遇到了知己，以为自己刚才的预感是错误的了。又抻了大约半分钟的时间，姑娘才迟疑着问，如果你的小说发表了，能、能挣很多稿费吧？我顿时心灰意冷，淡淡地说，这只是一种爱好和追求，挣不到很多钱的。姑娘听后，忽然间对我丧失了任何兴趣，匆匆打了声招呼就逃出了屋子。这件事使我全家人都对我丧失了信心，都劝我说该干点“正经事”了。面对捉襟见肘的贫困家庭，我觉得也应该出去挣点钱维持生活了，因为我毕竟是这个家里的主要劳动力。

    我在一位院中哥哥的帮助下，到一家乡建筑公司当了一名搬砖、和泥的小工，每天挣五块钱。建筑队上的活相当累，尤其是小工，累得我回到家就想躺在床上。但我没有，每天收工回家后，无论有多累，我都仍然坐在自己的书桌前，继续编织我的小说，延续着我的“作家梦”。面对着流言的打击和一封封的退稿信，我不但没有放弃自己的梦想，而且渴望成功的欲望越来越强。我想，我不但是要实现自己的梦想，而且还要改变人们对事物的一贯看法，有些事情是可以超出常规、可以出现奇迹的。就是在一边做着小工一边写小说的那段日子，我对写作痴迷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我的习惯是每天上工带着书，中午抽时间看；晚饭后必须准时坐在书桌前，否则，我将心神不安。假如我因其他原因有一个晚上没有写作，第二天，我就有一种空落落的失落感，像丢失了什么珍贵的东西。为了不再有这种感觉，我就尽量做到惜时如金。

    有一次，我应一位同事的邀请，晚上下班后到他家吃饭。没想到，刚吃完饭，就下起了大雨。朋友就劝我住下，明天一块儿上班。我看着外面的倾盆大雨，想着离家还有七八里路的土道，知道走是不现实的了，就答应了。但仅仅过了十几分钟，我忽然感到烦燥不安，对朋友的谈话也丧失了兴趣。我知道自己的“写作瘾”又发作了，就对朋友说，你给我几张纸，我想写点东西。朋友虽然不理解，但也照办了。我将纸铺在朋友家崭新的桌面上，脑子里却空空如也。在这陌生的环境中，在朋友的虎视眈眈下，我怎么能写得下去呢？我明白我必须得回家了，否则，今天晚上我注定失眠。朋友一家人的极力劝阻也丝毫没有起到半点作用，我推上自行车就冲进了雨中。

    雨水很密，淋得我睁不开眼睛，看不见路，我只好推着自行车慢慢往前摸索。路全是黄泥路，没走多远，挡泥圈里就塞满了泥，车子推不动了。我找了根细木棍，将塞到里面的泥捅下来，然后再往前走。就这样走走停停，一个多小时的时间过去了，我还没有走一半的路。这时我已经浑身湿透，风一刮，冻得“瑟瑟”发抖。我索性将自行车扔在路旁的玉米地里，在大雨中奔跑着向家的方向扑去。等我跑到家时，雨却停了，我换下沾满泥水的衣服，端坐在我那张书桌前，心情才逐渐平静下来。那一晚，我通宵未睡，写了五千多字。因为下雨，明天不用去工地干活了。

    三、梦想成真

    有心栽花花不开，无意插柳柳成荫。在我初中毕业后五年多的时间里，我为之呕心沥血的文学创作没有给过我一丝的希望和安慰，而我赖以生存的建筑业却为我开启了成功之门。由于我干活比别人认真，经常得到“工长”（俗称“掌线的”）的表扬，从事建筑业不久，我就由一名小工转为技工，又因能看懂图纸（这得益于我的好学）成为了领导十几个人的小头目。这一年的年底，这家建筑公司莫明其妙地解散了，到了第二年春天，我当小头目时的几个哥们儿找到我，鼓动我成立建筑队，在农村承包民房工程，并表示愿意跟着我干，我不忍拂他们的好意，答应了。就这样，我在无意之中成了一个包工头。

    每承包一家民房，我都要东家给找一张桌子，一把椅子，每天上工后，先安排完工作，然后就趴在桌子上读写。东家几乎没有一个不纳闷的，问我，你究竟是干什么的？我无言以对。很多人劝我别写那叫做“小说”的玩艺儿了，一心一意干包工头吧，准能发大财。对此，我只能一笑了之。

    1990年5月，这在我的创作史上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我的第一篇小小说《爱的准绳》在《杜鹃》上发表了。当时，用“欣喜若狂”来形容我的心情和表情是最恰当不过了。我捧着那本样刊，翻到有我作品的那一页，看了又看，爱不释手，甚至怀疑这仍是南柯一梦。五年的苦苦耕耘终于换来了最初的收获，那一天的晚上，我自己喝了一斤白酒，喝得酩酊大醉。

    在这之后的几年间，我的作品发表得出奇的顺利，从发表第一篇作品到1993年年底这段时间里，我陆续在各级报刊发表小小说五十多篇。这在一个县级市来说，是十分少有的事情，因此，我很快就有了一点小小的名气，同时有几家单位想聘用我做文秘工作。经过选择，1994年初，我应禹城市运输公司的聘请担任了该企业的办公室秘书。上班之前，很多人劝我说还是干包工头合算，几年下来准能成大款。但我权衡良久，还是走进了运输公司的办公室。事实证明我是正确的，由于工作、生活环境的改变，开阔了我的视野，增长了我多方面的知识。而且，我在办公室接触、阅读了大量的报刊和名著，充实了自己的大脑。

    1999年，我离开了自己已供职五年的禹城市运输公司，应聘来到了山东省德州市有线电视台工作，担任编辑部主任。工作环境的再次改变和优化，使我的创作激情更加高涨，创作成绩也是突飞猛进。为了离文学更近一些，也为了有更多自己可以支配的时间进行创作，我辞去了电视台的工作，一边和几位志同道合的编辑着一份名为《读写指南》的写作辅导杂志，一边继续在文学之路上艰难跋涉。多年的学习和磨砺，使我对文学的理解有了很大的提高，对语言、人物、立意、故事的把握日臻成熟，从最初的懵懂而逐步树立了自信。

    自1994年参加工作到2009年的十六年间，我陆续在《人民文学》《北京文学》《时代文学》《山东文学》《西北军事文学》《飞天》《滇池》《朔方》等全国二百多家报刊发表中短篇小说一百余篇、小小说四百余篇，计两百多万字，另有散文、诗歌六十多篇（首）见诸报刊。短篇小说《像风一样消失》被选人《2008中国短篇小说经典》，另有一百多篇作品先后被《读者》《小说选刊》《作家文摘》《青年文摘》等选刊类杂志转载，一百多篇作品被选人各种年度权威选本。小小说《玉米的馨香》获首届全国微型小说年度评选一等奖和“春笋杯”全国散文诗歌暨小小说大奖赛一等奖，并入选《中国新文学大系》等二十多个选本，还有数篇作品被译成英文、土耳其文出版，还被选人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教材。同时，十多年来，还先后出版了《流火季节》《玉米的馨香》《心灵的碎片》《复仇记》《谁为你在雨中哭泣》《三月桃花开》《寻找心跳或者激动》《邂逅良家女子》等十部小说集。目前，还有两部小说集即将出版。小说集《电话里的歌声》获“2008年度冰心儿童图书奖”、《母爱的震撼》获“2009年度冰心儿童图书奖”。2009年11月，由本人根据自己创作的短篇小说《证据》改编的同名电影被国家广电总局电影局批准立项，预计2010年秋天开机拍摄。

    在各级领导、业内老师的关心下，1996年，我加入了山东省作家协会；2005年，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2008年当选为德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2009年8月，在“山东省第六届作家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山东省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2009年7月起，我开始担任德州市文联《鲁北文学》执行主编和《德州视点》总编，一边坚持创作一边为作家和文学爱好者服务。

    时至今日，“作家”这个头衔已经失掉了以前所具有的神秘光环，不再被人崇拜和敬重了。但十多年的心血终于使梦想成真，因此我无怨无悔。每当接到一份样刊或杂志社的邀稿信，我仍然十分高兴和欣慰。我想，我之所以在毫无背景的情况下，以一个农村初中生的基础走到今天，唯一依靠的就是永不放弃的恒心和毅力。虽然我前方的路还有很远，但回首往事，我经常感叹，以我当时初涉文学创作时的水平和今天的水平相比较，其间的距离是多么的遥远啊！但我仍然一分一分地将这段距离征服了。所以，我把自己的经历写下来，希望能对世上所有尚在不断努力的有志者有所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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