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经89公诸天下，胸怀磊落
“天道昭彰，令自投首，静言思之，翻足惑庆，借此表明于天下后世，不使白壁蒙污，莫非上苍笃佑乎！”
——雍正
雍正登位之初，社会舆论中把雍正描绘成篡逆的伪君，不讲人伦的畜类，凶恶残忍，不行广政的暴君，希望他垮台的有之。这说明一个问题，在思想和舆论上，雍正没有象在政治上那样成功，湖南秀才曾静，上书川陕总督岳钟琪，策动他反清复明就是一个鲜明的事例，然而，身拥大清帝国的雍正，面临如此舆论逆境所表现的光明磊落之举却让世人对其刮目相看。
曾静选择岳钟琪作为下书对象：原因是多力面的，其一当时社会上传言岳钟琪是岳飞的后人，要替汉人报仇，反清复明，其次说尽管手据重兵的岳钟琪尽忠爱民，但因其劝谏皇上“修德行仁”而皇上疑他不信任他，使他也惶惧不安，等等，众说纷纭：所以，人称“薄谭先生”的曾静，根据社会的看法和自己的理解，相信岳钟琪能实现他的目的，就派遣门人张熙带着他的书信和《生员应诏书》，赴陕策动岳钟琪造反，并递交了书信。
曾静书信封面称岳钟琪为“天吏元帅”，它的内容，据岳转述，足“江南无主游民夏靓遣徒张悼上书。其巾皆诋毁天朝，言极悖乱，且谓岳系宋武穆王岳飞后裔，今握重兵，居要地，当乘时反叛，为宋、明复仇等语”；夏靓、张悼显系曾静、张熙师徒的化名，所谓“无主游民”，是不承认清朝政府。书信的意思是，岳钟琪是宋朝岳飞后代，清朝是金朝女真人的后代，岳飞抗金，他的遗胤不应该侍奉女真人的后人，希望他利用手中的兵力反对清朝，为祖宗报仇，替汉人雪耻。这个观点与别人密告岳钟琪的说法相同，与产宗汉的呼叫类似，岳当即找陕西巡抚、满人两琳同审张熙，西琳有事未到，由按察使、满人硕色于暗室同听，岳问张的师父是谁，张不回答，拷打昏绝，坚不吐口，惟说他们势力散布湖广、江西、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六省，这些地方传檄可定。岳钟琪见动刑无效，改设骗局，以礼相待，表示他早想造反，希望其师来辅佐，又赌咒发誓，痛哭流涕，以示诚意：张熙缺乏政治斗争经验，受骗说丁实情。
曾静的政治观点，在他的著作《知新录》和被捕审问—供中所表述的，有三个方面。
（1）雍正是失德的暴君。他认为，雍正有十大罪状，即“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好乐”、“酗酒”、“淫色”、“怀疑诛忠”、“好谀任佞”。他相信雍正毒死康熙的传说，认为新处处与老“为仇为敌”；逼母是指仁寿皇太后之死为被迫自杀；弑兄是因被囚的允？死于雍正二年，怀疑是被雍下杀害；屠弟当然是指允？、允？之死丁；淫色是说雍正将废太子的“妃嫔收了”；诛忠无疑是指年羹尧、隆科多的案广；酗酒，乃因社会上传说好饮酒，带着大臣在圆明园白昼饮酒作乐，不理政事；贪财，内容更多，如曾静说雍正“使人从四川贩米，至江南苏州发卖”。这十条罪名，包括了雍正继位及在头五、六年的重大政治事件，曾静都持否定态度，认为他是暴君。
（2）主张“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伦”，反对清朝统治。
清朝皇帝是满人，又是君主，按封建伦常，臣民对君主应该绝对忠顺，依照一部分汉人的“夷夏之大防”的观念，对少数民族的又要反抗，那么应当如何看待满人的统治呢？曾静说：“先明君丧其德，臣失其守，中原陆沉，夷狄乘虚窃其神器，乾坤反复，地塌大荒，八十余年，天运衰歇，天震地怒，鬼哭神号”。他反对清朝的代明，认为它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他之所以这样看待，并非完全从实际出发，而是他认为区分汉族与少数民族的统治比君臣大义还重要，他在《知新录》中就孔子对管仲的态度对此作了说明：“管仲忘君事仇，孔子何故恕之而反许以仁？盖以华夷之分人于君臣之伦，华之与夷，乃人与物之分界，为城中第—义，所以圣人许管仲之功。”因此对已经号令全国的少数民族统治者，他主张逐杀，他说：“夷狄侵陵中国，在圣人所必诛而不宥者，只有杀而已矣，砍而已矣”。反对满族为统治者的观点非常明确。
（3）希望拯救百姓于贫穷。岳钟琪审问张熙为什么谋反，回答说：“百姓贫穷，只为救民起见”。曾静著书说：
“土田尽为富室所收，富者日富，贫者日贫”。他看到了社会上财富占有不平均，特别是土地集中的情况，又从自身的经历中得到深刻的感受。他出身于“家事单寒”的家庭。在清朝“湖广填四川”的移民运动中，他父亲就想迁居蜀中，没能实现。曾静时家中景况更坏，他收张熙、廖易两个徒弟在家，住房电不够。他兄、嫂也因家巾各方面条件不好而导致夫妻反目，哥哥把妻子改嫁，单这一件事就充分说明他是寒素之家了。他的岳家“贫不能自立”，在康熙未年搬到四川去了。张熙、廖易“家事亦贫寒”，张熙赴陕，靠当的家产做路费。曾静师徒及亲友是小上地所有者，生活没有保障。
所以曾静读《孟子？滕文公篇》这本书时对文中所讲的井田制，“心中觉得快活”，认为现时应该实行。他希望农民的耕地问题能得到解决，使他们并包括自身从困苦中解脱山来—看来曾静是比较清苦的汉族读”人，具有敌视满族政权和不满意贫富不均的思想，碰上舆论中颇多异议的雍正政治，激化厂原有的反抗意识。他的发难，当然首先是对雍正的挑战。
当时，明智的岳钟琪耳濡目睹雍下的言传身教，觉得雍正是一个不可多得的爱憎分明的有道明君，这些谋反的“逆书”自然顺理成章地送到了雍正手里，这不寻常的“逆书”
在雍正心里翻起了滔天波澜，他面临着天下臣民试目以待的合理解释。
雍正六年十月，雍正给岳钟琪回信说：
“朕览逆书，惊讶堕泪。览之，梦中亦未料天下有人如此论朕也，亦未料逆情如此之人也！此等逆物，如此自首（即白投罗网之意）非天（意）而何；朕实感天祖之恩，吴天罔矣，此书一无可隐处，事情明白后，朕另有谕。”
在以后的追查中，证实雍正的确蒙受丁许多不白之冤，雍正面对突然而来的不白之冤勇敢面对，非但没有禁止，而且将这番言论公之于世，世人评说。
还要将曾静的言论公之于众，主要是因为雍正还想借此查明曾静这番言论是从哪里来的，意即弄清到底是谁造谣中伤了，说他弑父、逼母、淫嫂、屠兄…等十大罪，很明显，作为一介布衣，曾静不司能凭空捏造出雍正的{‘大罪状，这就是说，朝中肯定有人在故意散布种种流言蜚语，恶毒攻击当今，并想借此图谋不轨。因此雍正这才想借公开曾静一‘案，以顺藤摸瓜的方式追查出元凶。
经过多方追查之后，终于查出亡述谣言系允？、允？的太监所为。如巡抚赵弘恩在查明真相后，曾向雍正汇报说，允？的太监在发往戍地途中“沿途喊冤，逢人讪谤，解送之兵役，住宿之店家共闻之。凡遇村店城市高声喝喊，自称冤屈，诉苦人众，造谣君上……”再如耿精忠的孙子耿六格招认，他被发往黑龙江时，曾听允？的家人转述过允？的心腹太监何玉柱等人讲述雍正改诏即位，以及逼死皇太后的事这样一来，雍正终于查出造谣的元凶。即允？集团才是此类谣言的散播者和罪魁祸首。于是他便可以借此向允？
集团发起毁灭性的攻击了。这是雍正的第一个用意。
其次，还要查明曾静师徒究竟与哪些人往来，曾静“华夷之论”的思想又是得自谁人的传授，以剿除余患。结果，曾静最后供认的思想是受吕留良的影响，而他的徒弟张熙则与吕留良的弟子严鸿奎及其再传弟子沈在宽交往密切。这样查究下去，株连广泛，以致将许多人牵连其中。后因人数众多、涉及太，难以一时查清，冈此雍正将一干人犯从湖南调往了北京，以加速审理进度。
心怀磊落的雍正，事后感慨地道出了自己的心声：“大道昭彰，令自投首。静之思之，翻是感庆，借此表明于天下后世，不使白璧蒙污，莫非上苍笃佑乎厂。
智经90重用直士，广纳谏言
“此人刚方公正，深明大义，自然有料理之道。”
——雍正
一个朝代要想政治清明，在于当朝的能否任用正直的良臣，雍正在位期间，澄清吏治，四海清平，靠的就是一大批忠贞正直之士的大力辅助，这跟雍正本人重用直上，广纳谏言的风格是分不开的，在此期间，留下了许多君臣相宜的佳话。
李卫，江苏铜山人。康熙：十五年生，五1六年捐资为兵部员外郎，两年后升户部郎中。因平时做事认真，不畏强权。因此被雍正看重，即位便任为云南盐驿道，二年升布政使，三年擢浙汀巡抚，四年兼理两浙盐政，五年授浙江总督管巡抚事，六年兼理江苏盗案，七年加兵部尚书衔，复加太子少傅，十年内召，署理刑部尚书，寻授为直隶总督，终雍正之世留居此任。
清朝的户部掌管全国的士地、户籍、赋税、财政收支：
郎中是部里主管某项的司长，有实权。李卫在户部时可能是掌赋税的。当时有‘亲王管户部事，止李卫每收钱—‘千两，加收平余十两，李卫谏阻不听，李卫便置—柜，存放平余钱，外写“某王赢余”，放到廊下，让来往的官员都能见到。
为此，亲王很难堪，就停止多收平余钱。《诗》上说：“百尔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意思是说：“你们这些当官的不知廉耻，没有德行，不嫉妒不贪求，还用做这不善的事吗，李卫此举，表示的也正是这个意思。
李卫心地坦蔼，勇于仟事。曾奉旨奏议治河事务，对齐苏勒为河务总督提出异议，请求雍正寻访深知黄河水利有治水经验的内行人去总理河务。
李卫也曾奉旨论用人，譬如：他曾评价户都侍郎张伯行，说：“清廉可嘉，但不能搞筹综理，密于小而疏于大，是以多被群奸蒙蔽而不知。”又论户部尚书赵申乔，说：“于钱谷吏治无一不谙练精详，但其精神只用于分厘毫忽之间，及重大有关系之处反多有出入未妥、”李卫论人论事毫无顾及，性直无私，是位慷慨耿介之士。
李卫兼管浙江盐务时，政绩可嘉。当时，盐霸横行，盐官与私贩勾结，官盐流入私贩。李卫控制盐官向私贩走私，同时降低官盐价格，让百姓由吃私盐改吃官盐，夺回食盐市场，显示了经济头脑。同时，他还组织武装力量与沿海盐枭斗智斗勇，扑灭厂浙江沿海多股武装盐枭，使混乱不堪的浙江盐政得以肃清。不愧为国家经济、政治的一方栋梁之材。
在其为浙江巡抚期间，打击贪官污吏，清查积欠，治理诲塘，发展生产，使浙江的经济走在了诸省前列。他仁慈为政，保护人民，打击豪强，济危扶田，赈灾救难，很受老忻姓的拥护。调任直隶总督后，有—次李卫去南方办事路过浙江，老百姓又见到厂李卫，立即奔走相告，说李总督又回任了，前来迎接的人们排厂十余里。
雍正十一年，户部尚6兼步军统领鄂尔奇犯法，当时为直隶总督的李卫不顾鄂尔奇的哥哥鄂尔泰位高受宠，毅然密奏鄂尔奇坏法营私，紊制乱民。后来李卫又再次具析奏参鄂尔奇，雍正命允礼审查，终把鄂尔奇革职。
李卫自出仕以来，不瞻情面，勇敢任事，持之以恒，小改初衷，是清朝一位方刚大臣，雍正看重的即是他的这一品质。
雍正对李卫的言传身教所产生的影响是全方面的，也是持之以恒的，打开《？批谕旨》中的《李卫奏折》，可以翻到很多。李卫就任云南盐驿道的第—批奏折，雍正在批谕中讲，对他的忠诚勤敏没有顾虑，所不放心的是“尔以少年锋锐之气，而兼报效情殷，于卜司僚友中过于强毅自用，致招恃恩犯纵之讥。”要他一定以“谦能”待人，避免“以气凌人之咎”。但是李卫恃才傲物，对上司粗鲁无礼，有人密参他私下称呼总督高其悼、巡抚杨名时为“老高”、“老杨”
在自己执事牌子上书写“钦用”字样，还偶尔接受他人礼物。雍正于是在他的奏折上批写：“……嗣后极宜谦恭持己，和平接物。川马、古董之收受，俱当检点。两面‘钦用’
脾，不可以已乎！是皆小人逞志之态，何须乃尔。其兜谨克慎毋忽”。随后，李卫在奏折中表示：“若稍避嫌怨，万难整顿，惟有谨遵礼法，不敢任性，亦不敢委蛇从事。”雍正怕他分不清刚直与傲慢的区别，又？批道：“不避嫌怨与使气凌人。骄慢无礼，判然两途，弗相交涉，汝宜勤修者，惟：涵养’二字最为切要，务须勉为全人，方不有负知遇殊思，竭力操持可也。”又田人的习性难改，郑重告诫他：“书云习与性成，若不痛自刻责，未易改除。将来必以此受累，后悔何及！”不久，雍正又在李卫奏折上以身说法：“和平度宇，为朕生平之所羡慕；骄傲形态，乃朕生平之所检戒。以汝气质而论，亦宜时存此念，方收涵养功效”。雍正到了晚年，对李卫仍谆谆教戒不绝。在李卫卜二年四月二卜八日的奏折作？批：有人在朕前批评你“任性使气，动辄矢口肆詈。”
接着开导他：“谨言之戒，朕屡经谆训，不啻再三，丈夫立身行己，于此等小节不能操持，尚何进德修业之町期，向后当竭力悛改，时自检点，勤加从容涵养之功，渐融粗猛傲慢之习，则滂毁不弭自消矣。惟口出好兴戌，可不慎诸广据袁枚记载，尹继善评论过鄂尔泰、田文镜和李卫三个“模范督抚”。事情是这样：一天，雍正召见督臣尹继善，问他在督抚当中该向谁效法，尹思之有数，应声回答，因论雍正历年来表彰的三总督：“李卫，臣学其勇，不学其粗；田文镜，臣学其勤，不学其刻；鄂尔泰大局好，宜学处多，然臣亦不学其愎也”。袁枚给雍正时期许多人物作传记，持论不全允当，他写尹继善之廷对，颇有戏剧性，疑有加工成分，未必尹继善如此看待三位前辈。但其论李卫，确是入木三分，可为定评。雍正因李卫之勇，戒其之粗，不因过失而弃人才，正如他同鄂尔泰论用人中所说，对有缺点的人才惜之、教之，对李卫，就是这种思想和方针的实践。
雍正大概知道，当朝之世，少不得李卫这样的人，{诗》
曰：“柔亦不茹，刚也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强御。”意思是说：柔弱的我也不吃，刚强的我也不吐出去，不欺侮鳏寡孤独，不畏惧强悍豪霸。正说的是李卫这样的人。雍正能看上李卫的也就是这几点，并加以利用，使其能做一个造福于民的好官。
智经91恩威并施，满汉一统
“怨家宜解不宜结，无事不可生事，凡事以谦存心，以和接物。”
——雍正
雍正在为人处世上，往往别出心裁，象对待曾静一事，可谓新奇独特，发人深省，雍正的“奇”就奇在敢于抓住曾静的观点，公开辩论，敢于把不利于自己的观点加以公布，这个奇，表明他的政治气魄非同凡响。
在处理曾静案的过程中，除了出于宣传和安抚的需要，将曾静、张熙两名要犯赦罪免死，令其四处演讲并在衙门里当差真是恩威有加。此外，雍正可就没那么“客气了。”雍正下令将吕留良及其子、已故进士吕葆中、已故学生严鸿逵戳尸枭示；另一子吕毅中、学生沈在宽处决立斩；吕、严两家其余亲属发往宁古塔永世为奴；凡刊刻卖、私藏吕留良书籍之人或被斩首，或被充军，或被杖责。
对吕留良个人，虽去世多年仍开棺戮尸，足以见雍正恨之甚切。此外，他还数次降密旨于浙江总督李卫：“倘吕留良子孙或有隐匿漏纵者，在卿干系非轻，此旨不可宜露，逆贼吕留良剁尸旨天，若留寸骨于世，亦使不得，不可草率办理，密大之。”“将逆贼吕留良子孙察访根究，勿使隐匿漏网，不令逆贼寸骨留得人间”，并强调“此人乃朕君父宗杜之仇傩也”。这就是说，雍正对吕门中人采取了赶尽杀绝斩草除根的政策。其所以不留吕留良寸骨于世，在于他以宗教为鉴，生恐汉人奉为至宝，崇拜敬仰之故。雍正似乎也明白这个道理，与满清为敌的汉人似乎是杀不绝的，于是，他采用了主动和解这一心智。为此他在对吕尸进行疯狂屠戮的同时，也对满州贵族及其官僚势力排挤敌视汉人的做法予以打击，试图安抚汉人，以此来平衡满汉关系，维护其满清王朝的统治地位。
雍正六年十二月，镶黄旗副都统满珠西尔向雍正建议，称：“京营武弁等员，参将以下，千总以上，应参用满州人，不宜用汉人。”非常明显，满珠西尔的这个建议是从扩大满州官僚对现有武装力量的控制着眼的。但是雍正非但没采纳这个建议，而且还就此谴责了？、傅鼐等旗人官僚歧视汉人的行为，并阐明了自己“满汉一理，汉满一家”的思想。
雍正说：“从来为治之道，必在开诚布公，遐迩一体。
若因满汉存分别彼此之见，则是有意猜疑，互相膜视，岂可以为治乎？天之生人，满汉一理。其才质不齐，有善有不善，乃人情之常事。用人惟当辨其可否，不当论其为满洲，为汉人也。自我太祖开国之初，即兼用满汉之人，是以规模宏远，中外归心。盖汉人之中固有不可用之人，而可用者亦多、如三藩变乱之际，汉人中能奋勇效力以及捐躯殉节者颇不乏人，岂町谓汉人不当用乎？满洲中固有可用之人，而不可用者亦多，如贪赃枉法、罔上行私之辈，岂亦可因其为满洲而用之乎？且满洲人数本少，今只将中外紧要之缺补用尚觉足以办理，若将参将以下之员弁悉将满洲补用，则人数甚为不敷，势必有虽缺尤而无补授之人，成何理也？联屡谕在延诸臣当一德一心，和衷共济，勿各存私见而分彼此，在满洲当礼重汉人，勿有意以相轻；在汉人当亲满爱满洲，勿有意以相远，始为存至公无我之心、去党同伐异之习。盖天下之人，有不必强同者，五方风气不齐，习尚因之有异——如满洲长于骑射、汉人长于文章、西北之人果决有余、东南之人聪明颇众，此惟不必强同，亦且可相济而为理者也。至若语言嗜好之间、服食起居之末，从俗从宜，各得其适。此则天下之大，各省不同；而一省之中，各府州县亦不同，岂但满洲与汉人而相异乎？其实人之所以为人者，事君当忠，事亲当孝，臣子之职当公而忘私，国尔忘家，则其理本无不同，又何得相矜以所长、相笑以所短、相悦以所同、相憎以所异也？”
他还在给蔡？、傅鼎二人的批示上说：“向来为此言者亦有其人，蔡？、傅鼐等皆屡陈奏。联思为此说之故有二：
一则识见卑鄙、毫无所知之人，故有此区别之情；二则怀挟私邪思、欲扰乱国政之人，故为此谬亡之论也。联御以来，惟以四海为一家，万物为一体，于用人之际，必期于国计民生有所裨益，故秉公持正实心办事者，虽疏远之人而必用，有徇私利已坏法乱政，虽亲近之人而必黜，总无分别满汉之见，惟知天下为公，凡中外诸臣皆宜深体联怀，共为和协，股肱手足交相为济，则国家深有倚赖，久安长治之道，当必由于此也。”
通过上述论证严密、论说有力的言词，可以看出作为一位饱经风霜的统治者，有敏锐洞察力，同时又有渊博知识的政治家，雍正深晓笼络汉人、信任汉人对巩固大清帝业的重要。因此他既有防范镇压反抗的高招，也有禁止满州贵族排挤汉官的诚意。他和康熙一样，也是一位高明的魔术师，即面对满汉两根钢丝绳，精心玩弄着平衡游戏，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将两者紧密联系在一起，使满汉两族人民接受“天下共主”。使四海之内，满汉一家，—缓和了民族矛盾和社会矛盾，以利万世基业长治久安，四海清平。
智经92留心为人，小心处事
“不留心为人，必误应办之事。”
——雍正
雍正在位期间，作了一个自我评价：“朕返躬内省，虽不敢媲美三代以上圣君哲后，若汉唐宋明之主实对之不愧”。
是他大言不渐还是事实使然。至少有一点我们不得不承认其“勤政”是一般帝王所不及的。而且，记忆力惊人，处理事务非常仔细认真，即使是细微之处，都能明察秋毫，过目不忘，一发现臣下的疏忽大意，草率之处便会立即予以教训。
雍正元年，年羹尧上一奏折，大学士已经议论回复；后蔡廷有同样内容的折子上奏，大学士没有察觉，呈交雍正，雍正注意到了，批评他们“漫不经心”。
六年，署理浙江总督蔡桂上奏折说明侦稽甘凤池之事，雍正阅后批示：“前既奏过。今又照样抄眷渎奏，是何意见耶？”具体上奏人忘了这是重复奏报，但日理万机的对其前折倒是印象很深。
雍正办事之小心处处可见。
他说：“朕于政事，从来不惮细密，非过为搜求也。”
可见，他不是挑大臣们的刺，而是他本身办事认真精细的习惯使然，并不断以此要臣下和他一样紧张忙碌。
雍正不许官员设立戏班，原因是多方面的。怕他们贪污腐化，耽于朝政，败坏风俗，则是首先考虑的。担心“以看戏为事，诸务俱以废驰”。
由于有些官员办事拖沓，因循迟延，加上个别怠惰早退，使雍正极为恼火，于是命令他们每天到圆明园值班，日未出时就要到宫门，日落以后才准下班。
雍正每日召见大臣，议决事情。当西北两路用兵时，一日面见军机大臣数次，晚上也要召见，他看官员的本章、奏折非常认真，处理及时。当天的事当天处理是雍正的风格。
如三年四月十七日在河南巡抚田文镜奏折上殊批，询问年羹尧向河南运送资财的去向和河北镇总兵纪成斌的为人。
五月初六日田文镜回奏报告说已派人了解年的问题，并谈了对纪的印象。四月十六日至五月初六日，头尾算上才20天，他们君臣的笔谈，就进行了一个来回。
五月二十六日，田文镜进一步上奏说明年、纪二人的情况。雍正阅后，在？批中又问及道员佟世饼的为人。同一天，田文镜还进呈了一谢恩折，雍正也写了？批，到六月十三日，田文镜就见到这份？批了。田文镜随后于二十一日向雍正奏报了佟世鳞的问题。这其中总共16天。
开封到北京的路程是1600里，来回3200里。这些奏折，都由田文镜家人呈递，不可能像驿站传送公文那样，可以日行达三四百里，四五百里，所以这16天，主要是路上来回占用了，雍正一收到奏折马上批阅，随即发出。他常常通宵达旦地看臣下的折子，因而很快掌握了各方面的情况。并不因为是些平常的事情而拖延，可见其行政效率之高。
对雍正事无巨细均亲自处理的作风，有些大臣不以为然。认为雍正胡子眉毛一把抓，太“烦苛琐细”，希望人君不要亲理庶务。
雍正对此辩解说，他是效法康熙六十余年的勤政精神，并且强调自己正当年富力强之时，不可稍图暇逸。
他说，如果大家都效忠为国，努力做事。奏章再多，我个人也乐于浏览，并不觉得是一件辛苦的事。如果众人都苟且颓唐，导致政务废驰，一天没有一份奏章，我心里倒是忐忑不安。
雍正二年七月，雍正在《御制朋党论》中，把反对他躬理细务的人归之朋党，认为他们担心当今君主英明，只是想方设法蒙蔽君主来谋取个人的私利，实在可恶。
话都这么说了，谁还敢非议雍正亲理庶务？
朝乾夕惕，励精图治，雍正是当之无愧的。
正是因为雍正的以身作则，带动了身边的臣民，开创了“振百年之颓风”的局面。
智经93责任在身，怎能不勤
“不是闲人闲不得，闲人不是等闲人，及至今日如何图得安闲？既有责任在身，非勤不可。”
——雍正
雍正自幼在父兄的影响下受过严格的教育，掌握了满文和汉文，把儒家的“四书”“五经”烂记于胸，并有自己的见地，不象章句腐儒咬文嚼字，在儒家圣贤的字句里转悠，做为统治以汉族为主体的少数民族，雍正的学识在治国方面是有相当造诣的。
他认为：“仁义道德之理见于词章者为文，见于躬行者为行，实有诸己则为忠，诚孚于物则为信。分之固为四端，合之则此一理，圣人四教，即谓之一教亦可。”他把仁义道德的观念贯穿于文行忠信之中，即以仁义道德解释文行忠信，使它们凝为一体，就比那些章句经师讲解高明了。雍正又说，在书经讲义里，谓人君以天之心为心，臣下则以君主之心为心，他认为这同君臣一德一心观念不合，君臣都要以天心为心。臣下以君主的意愿为意愿，本来就是要忠君，现在以天心为心，要对天负责，对臣子的要求更高了。对于儒家讲的智、仁、勇，雍正也有他的理解，他说：
圣人统言智、仁、勇，乃一贯之义，如遇有益于民应行之善政，见得透彻，即毅然行之，则是勇以行其智，勇以全其仁，智仁勇未尝非一事，若将三字误会，恐涉于匹夫之勇，妇人之仁，奸徒之智，反将圣人之言误解矣。他看清智、仁、勇三者的联系，以其之智，认识教和刑的相辅相成关系，所以他“治天下，不肯以妇人之仁弛三尺之法”。
无论是来自哪个民族，作为，不懂中国史自然要惹笑话。如元朝的不懂中国历史，甚至，不愿到北京处理朝政，只是天冷了才到北京，天热了又回蒙古。所以最后又骑着马儿离开了北京。雍正像清朝其他一样吸取了历史教训，认真学习，所以才这样懂史。懂史的目的也在于汲取历朝历代的治国经验，用于改善和强化统治地位。这是必然的。
在清朝以前，历代中国帝王的崇祀纪念，只是对开国的二十一名而言，其他的只是顺便从祀，也即捎带着纪念一下。从祀的功臣也只有三十九人。雍正据此则认为，那些非开国创业的继位之君，也有许多的统治经验值得吸取，值得尊崇。也许是怕人看不起继位的，他才这样说的吧。但由此可以说：不怕说不到，就怕想不到，既然能说到，必然能想到。说明雍正是很想有所作为的，这一点无可怀疑。
雍正不但说不是开国君主也值得祟尊，而对历代开国的大臣也很称赞，说：“亦皆川岳钟灵，为时辅佐继位的大臣，比那些跟着打天下的大臣也不差什么。”此话说得并非无道理，所谓得江山易，守江山难。用鲁迅先生的话来说，破坏到底容易些，建设则殊非易事。雍正这种说法，使得那些跟着他治理天下的文武大臣听着特顺耳，心理感觉上也会有一点飘飘然。
因此，雍正增祀守成（继承王位垂手可得天下的皇帝）的帝王一百四十三人，功臣四十人。也就是在可祭礼的历代开国中的“花名册”上，增加了一百多个继位的，和几十名功臣，与此同时，雍正并作（历代帝王庙碑文），以记其事雍正的确博学，对历代功臣知道得很多，尤其是他对唐朝的魏征大加赞赏。有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魏征是唐太宗李世民的谏议大夫、秘书临、侍中，封为郑国公。魏征曾进谏唐太宗，上“十思疏”，希望君王知足自戒，止兴作以安民，谦冲自牧，慎始敬终，虚心纳下，去谗邪，慎刑法。雍正认为，魏征的君臣论治，很值得本朝吸取，于是亲书魏征的“十思疏”，置于屏风，朝夕诵读观鉴。又亲书多幅，颁赐给田文镜等宠臣，以便君臣共勉。
雍正评论历史人物、事件、制度，用以训诲大臣的事很多。譬如他曾赠给户部一幅“九式经邦”刻匾额，并赐文要求户部要以周制忠于职守，他认为，户部若按《周礼》九式之法施行用财的节度，对当朝的经济财政定会有利。
由此看来雍正自然不是无学之君，对中国的史学及经学是很通的。同时，他以史为镜，以史为师，所学的东西也无不是正面的。
雍正文思敏捷，于日理万机之中，往往亲自书写殊谕（给大臣的指示）、？批（在大臣奏折上的批语），少则精简十字，多则上千言，都是一挥而就。他的？谕，存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有人曾见到过，连书写都很工整，文字也流畅而且间有口语，卷面一字一字地写得十分整洁，很少涂抹。？批也是如此。
举一例子。雍正在给年羹尧的殊谕中说：“使臣中佛保回来所奏之折，抄来发于你看。未出尔之所（料）略。但你临行之奏，待他来人轻淡之论，朕少不然。朕意仍如前番相待，何也？今换人来矣，想策旺（准噶尔都蒙古领袖策旺阿拉布）疑根敦（根敦是策旺阿拉布遣去北京讲和的使臣），与事无益，二者朕总是在推心置腹，不因彼变迁而随之转移，总以无知小儿之辈待之，体理复彰，你意为何如？再其所请求之事，逐款当（如）何处，将你意见写来联看。他如（此）待留罗卜藏丹津（青海叛乱首领）之意，你竟如何？
他的人来，一路上仍加意令其足感激，可速谕一路应事官员知悉。再他又向藏之论，此信未必也。可速速详悉逐条写奏以闻。特谕。”
一见到这个原件的人说，完整百余字中，只抹去一个“料”字，改为“略”字，再则加了个“如”、“此”二字，别无涂画。
另有一？谕，原文是：“都中一切蒙古王子、台吉和喇嘛闻郭隆逆僧一事，皆大有敢怒而不敢言之色，此种愚顽总不论是非情理，迷惑于此无理之道者，实不可解。并拉什、特古特等闻之，皆为之辨（变）色，虽，中挫争云是，光景甚属可笑。因此，朕之佛法实超出于此辈庸僧，时将正经佛法开异他们众蒙古王子、台吉等好几次矣。然皆有貌感而。
不然之景。虽然你知道了，北边一带蒙古之众心亦不可不照顾，朕借此机会亦欲言明正经佛法，严敕喇嘛护教，当端其本，敬僧必择其人，连京中一切庸俗番僧，皆严示一番，特令你知道留，但再若如有如前当行处，亦不可因此姑容。
善后之策，甚属紧要，不可因小而误大，图缓而略急。联之闻见，全谕你来，你知道后只管相时度机而行，你的见识再不得错的，朕信得及。”
一全谕约三百言，只涂改一字，添增十余字。可见雍正皇帝文思敏捷，往往一气呵成，下笔且准，是清朝前历代不能比的。
雍正以前的帝王，很少有能成文的，或者有，但也很少见之于经典文著中。《古文观止》录名文二百多篇，帝王文仅见有汉朝高祖、文帝、景帝、武帝四位诏文，就连的语录也难以找到。《高帝求贤诏》是《古文观止》上录的汉朝开国君王刘邦文辞：
“盖闻王者莫高于周文（周朝周文王姬昌），伯者（诸侯的领袖）莫高于齐桓（春秋五霸之霸首），皆待贤而成名。
今天下贤者智能，岂持占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进？今吾以天之灵，贤士大夫，定有天下，以为一家。欲其长久，世世奉宗庙亡绝也；贤人已与我共平（平定，打杖之意）之矣，而不与我共安利之，可乎？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也。”
刘邦之文，言简意赅，文理清晰，语言流畅，求贤心雍正是比不上。可是雍正之文，大都是在言谈抄批之中，文多口语，无暇修饰，成文于日理万机之中，也无可指评，这——点，清朝以前的是很难比得上的。
雍正执政十三年，以汉文写的？批奏折多达两万两千多件，以每件酿批平均为一百字计算，字数就有二百二十多万字。如果文思不敏捷，语言不流畅，是不可能写得出的。乾隆时期《四库全书》总纂修纪晓岚曾说：“秦汉以后，对于各种奏章，有看有不看的，即使过目了，批上一个字，名曰‘风尾诺’，但并没有连篇累犊，一一对奏疏作殊批的。唐宋以后，的文章多为臣下代为草拟，偶尔写几个字就传为美谈，哪里有世宗（雍正）那样字句密多，标注次序，无微不至，真是自有文书以来未尝闻见者。”
由此可见，身拥大清帝国的雍正当是…‘个勤于政事的一代大儒帝。
智经94心胸宽阔，宽厚待人
“好汉也得三个帮，得能依靠者，当终生善待之。”
——雍正
雍正打击政敌，铁腕铮铮，毫不手软，但对那些赤胆忠心，才德兼优之人，却是放手任用，恩宠有加，宽厚待之，这是一个高明政治家的“御人之术”，他常说：“君臣之间以推诚为贵，朕与卿等当共勉之。”
被雍正宠信的大臣有允祥、允禄、允礼、福彭、马尔赛、隆科多、张廷玉、李卫、李绂等可谓人才济济，但眷宠且日久的不是很多，怡亲王允祥就是一个代表。
雍正和允样，在康熙时是一对难兄难弟，雍正朝则成了密迩无间的君臣。
雍正继位，命允祥总理事务，封怡亲王。元年设立会考府，命允祥主其事。允祥同时奉命管理户部三库、户部事务。雍正谅阉期间，四个总理事务王大臣中，主事的就是允祥和隆科多。后来雍正回忆这段历史，说：“辅政之初，阿其那包藏祸心，扰乱国是，隆科多作威作福，揽势招权，实赖[怡亲]王一人挺然独立于其中，镇静刚方之气，俾奸宄不得肆其志”。是的，允祥与关系最密切，其他王公大臣不能不注意他的态度。三年（1725年）冬，允祥主持新开展的直隶营田事务。雍正前期，允祥以相当多的精力从事整顿财政、发展生产的事情，雍正赠他的诗中说：“经理度支需赞画，畴咨水土奏丰穰”。确是纪实的。雍正六年（1728年）五月，雍正讲到云南布政使李卫的铜政业务时说：“怡亲王之在户部，诺岷之在山西，李卫之在滇省，实系公忠体国，涤弊清源，劳绩茂著”。充分肯定了允祥理财的作用。
雍正七年（1729年），军机处成立，雍正命允祥为军机大臣，办理西北两路用兵的事情，前已叙过，开始筹商这件大事时，只有允祥、张廷玉几个人预谋，由此可见允祥是雍正朝政治舞台上的重要角色。
允祥只在任总理事务王时官位最崇，后虽为议政大臣、军机大臣，但后一官职在军机处制度草创之时，远不象后来之尊贵。后人为允祥作传的非常少，除《清史稿》外，仅见彭绍升的《和硕怡贤亲王》和张廷玉的《澄怀园文存》中的传，内容又极其简略。这就使得人们不易了解他在朝政中真正的地位和作用。其实，允祥在没有正式名义的情况下，在雍正指导下处理了繁杂的事务。
雍正发号施令，有时亲自进行，发布口谕，或殊谕、？
批，有时用大学士传旨，有时用亲重大臣，如雍正二年（1724年）初冬，年羹尧陛见期间，用他传旨。允祥是被经常用作传旨的亲王，在狱批奏折中，就有疆吏对怡亲王传旨事务处理的报告，即是他此类活动的证明。传旨，代发令，“口含天宪”，自极重要，而允祥等的传旨，又与汉、唐、明的宦官专擅不同，他是以亲王之尊，奉之旨出纳王命，是参予处理最高级政务的表现。
雍正不许官僚结党，为惩治政敌所必需，但官僚为保持自己的地位和升迁，总想在权臣中找个靠山。雍正知道这种情况与结党乱政不同，虽然也不允许，但不绝对禁止，特别是为了牢固控制疆吏以及中级地方官，一人难于做到，需要有个中间人，这就使用了允祥。要他转递一些官员的奏折，还令一些大员私下和允祥接触。如在河道总督齐苏勒的二年十二月十三日的奏折？批中说：知道你同怡亲王没有往来，今令你同他接交，因这是朕的主意，不用害怕，“保于尔有益无损也”，又为使齐苏勒进一步安心，告诉他对允祥的评价：“王公廉忠诚，为当代诸王大臣中第一人，尔其知之”。
有这个谕旨，齐苏勒自然要向允祥靠拢了。为了摊丁人粮的实行，允祥奉命主动支持创议人李维钧，雍正亦指示李有事可同允样密商，迨后为拆散李与年羹尧的关系，再次命他同允祥联系：“诸王大臣中秉公为国家爱惜人才者，惟怡亲王一人，卿倘有不便达朕琐屑之隐情，怡亲王尽能照拂，并可为卿周全，卿何不乐为此不但干系之坦途耶！”与别人联络，有结党之嫌，惟与允祥交往不用作此担心，这是雍正特许的。在这类联系中，允祥作为代表，与那些人商洽政事，乃至他们的私事；疏通臣下与的感情，这也是使疆吏绝对忠于的一个方法，是无精力做的或不便做的，允祥替雍正操办了。
雍正说，允祥“为国荐贤之处甚多”。允样向雍正推荐允礼是件大事。康熙第十七子允礼被雍正认为参加了允？
党，康熙死，雍正罚他往守陵寝。这时允祥奏称礼“居心端方，乃忠君亲上深明大义之人”，极力保举。雍正采纳他的意见，元年（1723年）即封允礼为果郡王，命管理藩院事，三年（1725年）以他实心为国—操守清廉，给亲王俸，并按亲王待遇给予侍卫。六年（1728年）晋封他为果亲王。以后雍正又用他管工部、户部三库、户部事务，任宗人府宗令，办理苗疆事务。使允礼成为雍正朝赫赫有名的凛不可犯的贵族。他之所以能得到这个地位，雍正之所以能得此宠臣，用雍正的话说是“朕之任用果亲王者，实赖（怡亲）王之陈奏也”。允祥还以推荐李卫而被雍正感念在怀，据雍正说，李卫在户部任郎中时，还不知道他是允祥“在朕前极力保荐，谓其才品俱优，可当大任。”所以才屡加擢用，使之位至总督。其他经允祥保举的人尚多，如刘世明用至福建总督。
允祥还能向雍正进谏。雍正用年羹尧主持青海军事，隆科多阻挠他成功，允祥针锋相对，向雍正说：“军旅之事，既已委任年羹尧，应听其得尽专阃之道，方能迅奏肤功。”
雍正听了他的话，不从中掣肘，于是青海迅速成功。雍正要惩治一些官僚，允祥也屡加谏阻，追赔户部积欠，经允祥多次奏请，雍正作了减免。
此外，允样做的事还很多，管理汉侍卫，督领圆明园八旗守卫禁兵，负责雍正办公处养心殿的用物制造，雍正的藩邸旧务，诸皇子的事务，雍正的陵寝，均由允祥经管。雍正曾说他办过的事情，“总理事务，王夙夜匪懈。……至于军务机宜，度支出纳，兴修水利，督领禁军，凡宫中府中，事无巨细，皆王一人经画料理。”而且“无不精详妥协，符合朕心。”允祥既是参予帷幄的重臣，又是雍正的大管家和侍卫长。
允祥如此事君，雍正待他也不同寻常。元年（1723年）封王后，雍正要按自己被封时得银二十三万两的例子赐给，但允祥谦谢不要，最后接受了十三万两。雍正又要照例支给他六件官物，允祥固辞不受，雍正就另行加恩，将他兼管佐领改为其属下，另多赏给侍卫和亲军。三年服满，以总理事务功劳，加封允祥一个郡王，任从他于诸子中指封，允样坚决不受，就给他增加俸银一万两。由此来看，允祥可说是知道“利多为害”的高手。
春秋时，齐国王赐晏子邶殿之地，邶殿的农户有三万家，晏子不受。公子尾说：“富足是大家都想得到的，你怎么不要邶殿之地而富足起来呢？”晏子回答说：“庆氏的邑地很富足，所以才灭亡了。我的邑地少，若要了邶殿之邑地，我就也会很富足，那么，我灭亡的日子也就不远了。我不受邶殿之邑地，不是我不想富足，而是我恐怕失去富足啊。利多则为败，我怎敢贪多呢？”春秋时大臣多辞赏，怡亲王允祥可见是深明春秋大义。
雍正四年（1726年）七月，雍正亲书“忠敬诚直勤慎廉明”八字匾额赐允祥。他解释说，允祥的忠，是“公而忘私，视国事如家事，处处妥帖，能代朕劳，不烦朕心。”敬是小心兢业，无纤毫怠忽。”诚是“精白一心，无欺无伪。”直是“直言无隐，表里如一。”勤为“黾勉奉公，夙夜匪懈。慎乃“一举未尝放逸，一语未尝宣漏。”廉是“清洁之操，一尘不染。”明为“见理透彻，莅事精详，利弊周知，贤愚立辨。”他又说，在廷臣之中，做到“忠勤慎明”的不乏其人，而具备“敬诚直廉”的则很少，要众人向他效法。
同年，直隶总督李绂因允祥在畿辅搞营田，而直隶无档案，具折请示可否立档。雍正批示说：“怡亲王所办之事，何用尔衙门备卷！尔等大臣为朕任用，虽百千聚集一处，朕依赖未必如王一人也。勉之。必效法王之屏尽私心，纯然忠爱，以受朕如是见信，庶不负为人臣一生之名节也”。十月初一是允祥生日，某年生日前，雍正指令词臣代他拟诗作寿，诗要表达允祥“赤心为国，至诚待朕，明敏通达，廉洁正直，上苍自然垂佑锡福锡寿、君臣兄弟永远吉祥如意。”
雍正八年（1730年）五月，允祥生病，雍正出钱为他斋醮祈祷，并令廷臣设醮。迨允祥病危，雍正亲往探视，及至，允祥已死，次日亲临奠祭，赞他是“自古以来，无此公忠体国之贤王”。命配享太庙，准许他名字上一字用“胤”
字，赐谥日“贤”，并破例将往日所书“忠敬诚直勤慎廉明”
八字置于谥号之上。又在京西白家疃、直隶天津、江苏扬州、浙江杭州为立词祀。
春秋时郑国子产卒，孔子听说后，涕泪俱下，说：“古之遗爱也。”若孔子在世知允样品德，知允祥死，或者也会出涕落泪，说：“古之遗爱也”吧。
在“皇权”面前演绎了多少兄弟、父子相残的刀光血影，雍正和允祥兄弟却给这烽火连天的剧本添加了祥和的一幕。
智经95处事果断，胆量非凡
“毫无定见，天下无可办之事。”
——雍正
雍正一生聪明好学，胆量过人，办事雷厉风行，具有刚毅的性格，表现在政治上就是决策果断。敢于革新数百年积弊，一旦认定事情的利弊，不管别人的眼光怎么看，或反对的势力多么强大，总是一往直前，马上做出裁决，如实行摊了人亩，耗羡归公，最先都遭到廷臣的强烈反对，但雍正坚毅果断地予以推行，取得了辉煌的政绩。
雍正在推行新政策和整顿吏治期间，大批地罢黜不称职官员，同时破格提升了不少人材，别人批评他“进人太骤，退人太速”，但雍正对此毫无顾忌，坚持到底。正是雍正的坚毅果断，才使得他的许多重大的社会政策能延续下来。
所谓物极必反，刚毅果断过头，不免要急躁匆忙。雍正少年时代就有性格不定的倾向，忽喜忽怒，性格暴躁难以控制。康熙对这四王爷的性格不敢恭维，说他喜怒不定，教训他要“戒急用忍”，后雍正把父亲的教诲置于床前，每揣摩思考，以“动心忍性”。后来，雍正认为自己已过而立之年，居心行事，性格已经稳定，不再像年轻时那样喜怒无常，特向父亲说明，并请求不要把当时的谕旨记载在档案里。康熙同意了雍正的请求，说这十几年来四阿哥确实没有这种情况了，可以免于记载。
至于雍正是否已经彻底改变，或者仅仅是迫于父亲威严而动心忍性，现在不得而知，但从其后来的执政倾向，不难看到年轻时雍正的影子。
当然，雍正是在努力改变他的急脾气，如在储位斗争时，雍正大搞佛学研究，大概也有动心忍性的意思。在当上以后，在给李绂的？批中雍正写道：“朕经历世故多年，所以动心忍性处实不寻常。”
可见，雍正还是留心不犯老毛病，并且表示：“朕不甘为轻举妄动之人主”。
看来，经多年磨砺，雍正的自控能力还是很强的。
雍正五年，雍正殊批指出浙闽总督高其倬办事优柔寡断，于是写了一段话来训勉他，现在来看，雍正这个批示不仅道理讲得极透彻，比喻用得很好。且文字很是优美顺畅，逻辑性强。不妨全文录下，与诸君共赏：
“观汝办理诸务，必先将两边情理论——精详，周围弊效讲一透彻，方欲兴此一利，而又虑彼一害，甫欲除彼一害。
而又不忍弃此一利，辗转游移，毫无定见。若是则天下无可办之事矣。夫人之处世如行路，然断不能自始至终尽遇坦途顺境，既无风雨困顿，又无山川险阻，所以古人多咏行路难，盖大有寓意存焉。凡举—？事，他人之扰乱阻挠已不可当，何堪自复犹豫疑难，百端交集，如蚕吐丝，以缚其身耶！世间事，要当审择一是处，力行之，其余喇害是非，概弗左盼右顾，一切扰乱阻挠，不为纤毫摇动，操此坚耐不拔之志以往，庶几有成。及事成后，害者利矣，非者是矣。无知阻挠之辈，不屏自息矣。今汝则不然。一味优柔不断，依违莫决，朕甚忧汝不克胜任，有关国家用人之得失，奈何！
奈何！”
与其说雍正在教导部下，不如说是雍正在勉励自己。教训手下不要优柔寡断，其义是在说明自己刚毅果断。
然而，雍正的许多政策现在来看，往往有一时冲动的嫌疑。如强迫福建和广东人学习官话（看来，这是个历史遗留问题），坚持到处宣讲他的《圣谕广训》，停止浙江人的乡会试等等，都是一时发怒的结果，并没有通盘考虑。
对待官员，雍正更是喜怒不定，让手下官员个个胆战心惊。“伴君如伴虎”，此话不假，更不说天性暴躁的雍正了。
如雍正对福建陆路提督丁土杰原是赏识提拔，后因小事遭到雍正的破口大骂，过了十几天，雍正又重新夸奖起他来。雍正喜怒无常的性格由此可见。
著名清史专家冯尔康先生如此概括雍正的性格：雍正的自信心有助于他的坚强果敢，但是自信太过，作为，就容易阻塞言路，影响了政治的改良。
雍正的刚愎自用，当时朝中颇有微词，说他：“性高傲而又猜忌，自以为天下事无不知无不能者”，“群臣莫能矫其非“为人自圣”等等。
有人说雍正听不得不同意见，不能采纳臣下的建议，这有一定依据，但不完全符合事实，其实，雍正对于自己所犯的错误还是常常勇于承认的。
如雍正四年九月，甘肃巡抚石文焯为了禁绝私钱，建议在甘肃开炉铸钱。雍正最初？批不允。但不久，雍正就改变了态度。
他写道：“禁止私钱一事，果如所议，钱法既清，而民用亦裕，区画甚属妥协。彼时朕虑未周详，故谕暂缓，今已准部议矣。”
老老实实承认自己原来考虑不周全，对于一向圣明的来讲，殊为难得。这样，雍正很自然地把事情改过来。
雍正标榜说：“朕非文过饰非之人。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尔等果能指摘朕过，朕心甚喜。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人皆有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改过是天下第一等好事，有何系吝。”
雍正是个为政务实的君主，不可能事事都文过饰非、刚愎自用。但是他确实有许多过于自信而匆忙行动的措施。大概是因改革心切而又未能动员各方力量所致，他的勇于认错也多少弥补了这点不足。
雍正所以能成为大清帝国一个杰出的帝王，跟他从实务政不避时弊，锐意改革，澄清吏治，处事果断，雷厉风行的政治风格是分不开的。
智经96尊敬属下，鼓励说话
“鼓舞群史，多言朝事，令人人知向前。”
——雍正
一个政治清明的雍正王朝之所以能有当时的盛况，在于雍正这位大清能慧眼识人，用人，能鼓舞群吏之气概，令人人知恩图报，勇敢向前。在雍正的众多能臣中，鄂尔泰可算是一位文武双全的很杰出的代表。
鄂尔泰，满州镶蓝旗人。康熙十九年生，三十八年中举，二十一岁为御前侍卫。官场并不得志，到康熙五十五年才补为内务府府员外郎，终康熙之世居于此职，为此心中常怏怏不乐。四十二岁时作诗自叹：“揽镜人将老，开门草未生。”又在《咏怀》诗中写道：“看来四十犹如此，便到百年已可知”。想不到后来知遇雍正，出将人相，为一代名臣。
还在康熙年间，作为雍亲王的雍正要鄂尔泰为其办事，鄂尔泰以“皇子宜毓德春华，不可交结外臣”，拒不承应。
雍正认为他刚正不阿，是忠臣的资质，即位后召见他，赞赏地说：“汝以郎官之微，而敢上拒皇子，其守法甚坚，今命汝为大臣，必不受他人之请托也”。雍正元年正月命为云南乡试副主考，五月即超擢为江苏布政使。雍正不计前嫌，以才德用人，有豁达大度之气魄。三年（1725年）九月升鄂尔泰为广西巡抚，寻觉之仍可大用，在其赴任途中，命调为云南巡抚管理云贵总督事，而原总督杨名时只管理云南巡抚。二人名实颠倒，为的是人尽其才。雍正四年十月，实授鄂尔泰为云贵总督，加兵部尚书衔。雍正六年十二月，雍正命鄂尔泰兼管广西，封为云贵广西总督。雍正十年正月，鄂尔泰内召至京，受封为保和殿大学士，居首辅地位，充经筵讲官，国史、实录、明史三馆总裁，二月封一等伯。七月，因西北两路用兵不利，雍正命鄂尔泰督巡陕甘，经略军务，后又巡视北路军营。雍正十三年，贵州台拱地区新设州县的土民叛乱，雍正为显示赏罚分明，以鄂尔泰经理未善，削其伯爵，留男爵，休沐，仍食大学士俸，并命为办理苗疆事务大臣，眷注实未变化。
鄂尔泰受知于雍正，以及他的业绩，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在西南推行改土归流政策。这方面已作过专题叙述，无庸赘言，仅将鄂尔泰的作用略一钩勒：他正确地提出改土归流的目标、方针、措施，获得雍正的批准；认真实行，调兵遣将，任用能吏，剿抚兼施，基本完成改流事业，就中他不辞辛劳，深入各地山寨，就近指挥，成功较为迅速，他负责的云贵广西的改土归流，推动了邻省两湖、四川的改流事业。
二是用人有道。鄂尔泰与雍正论用人，讲才职相当，讲设官为办事而非养闲人，讲珍惜与教育人才，是用人学上不可废弃的精当至论。鄂尔泰有识人之明，拔哈元生于末弁之中，识张广泗于众属吏之间，但对他们的评价亦较客观。他在雍正八年（1730年）五月说哈元生，“虽勇敢，少近残刻，止可备调遣，不足以资统帅”。后来哈元生的经历证明他的看法是准确的。他论张广泗，胸襟颇开阔，立志颇坚定，“但明敏强干，犹属见事办事，若夫先筹全局，次扼要领，不遗琐细，而一视繁难，张广泗心能知及，而尚未能了了”。雍正对鄂尔泰说：“卿之识人，实越常人”。又说：“卿之识人感人，朕实信及”。君臣际合，本身就是他们君臣知人用人理论的体现。
三是搞祥瑞。在报祥瑞的大臣中，鄂尔泰当首屈一指，他以此遭讥，在所不惜，他深知初登大宝的雍正为了显示其是一位天命所归的真龙天子，想借祥瑞来巩固其皇权统治的心理，故希望天下四处祥瑞，以昭天颜。
春秋时，齐桓公九会诸侯，称霸四方，自谓功高无比，治宫室壮丽，乘服华饰。国人颇有其僭，也就是越过了才能享受的规格，连管仲也于府中筑台豪华。鲍叔牙疑其事，就问管仲说：“君奢也奢，君僭也僭，这样可以吗？”管仲说：
“我王不惜勤劳，以成功业，也是图一时之快，若以礼谏之，君将苦而生怠。今我所以如此，也是为我君分谤也。”鄂尔泰是个忠臣，其所以竞报祥瑞，也是在于有意为雍正分谤。
鄂尔泰他亦知祯祥之妄诞，故大理令刘某奚落他，不但不记仇，反而嘉其公直，向雍正推荐他。他的报祥瑞，是在政治斗争中支持雍正的一种手段，当然从现代人的角度来看其倡导迷信是愚蠢的行动。
不难看出，鄂尔泰亦是一个高明的政治家，他适时地提出并实行改土归流，有政治目光。他身为云贵两省总督，但考虑到完成这一不限于两省的事情，建议统一事权，为此雍正调整了几省边境行政区划，鄂尔泰又协调了当时在他功绩之上的川陕总督岳钟琪的关系，没有大局量不可能进行改流事业。这是他作为政治家的主要内容和标志。用人的理论和知人善任，也是政治家的品格，鄂尔泰具备了这一点。鄂尔泰曾说：“大事不可糊涂，小事不可不糊涂，着小事不糊涂，则大事必至糊涂矣。”这就是要明辨大是大非，为政抓纲领，重大局。他的同僚张廷玉虽与之不协，亦服其见识，说他的这个名言“最有味，宜静思之”。云贵总督后任尹继善也服膺鄂尔泰“大局好，宜学处多”。清人钟琦评他为“识量宏渊，规画久远”。清朝前期，国事有多方面的发展，但由于皇权加强，臣下难于发挥到具有政治家那样高的作用，所以极少产生政治家，因此鄂尔泰的出现在当时算得上非常难得。他本人有功于清代历史的发展，雍正统治下能有这样人物的出现，表明雍正用人有道，在君主绝对独裁之中，尚能容纳建立不世之功的人物，说明雍正也并非象世人所说那样专一屠戮功臣。
鄂尔泰受知于雍正，始于康熙时表现出的“公忠”，以后他益以此自励。雍正五年（1727年）十月，他对新任云南巡抚的朱纲说：皇上用人行政，“无甚神奇，只是一个至诚，事事从天上体贴下来，以一贯万，一切刑赏予夺皆听人自取，而了无成心。如果无欺，虽大过必恕；设或弄巧，虽小事必惩。我辈身任封疆，只须实心实力为地方兵民计，即所以酬恩，即所以自为，一切观望揣度念头皆无所用，一并不能用。”他把事天归为至诚，说做臣下亦应以此道对，只要诚心，事情没有办不好的，没有不得到赏识的，即使办事不甚妥协，也会得到谅解。他为讲这番道理，敢于说雍正的用人行政没有什么神奇的，而雍正体察他的真诚之心，在殊批中说：“朕实含泪观之。卿实可为朕之知己，卿若见不透，信不及，亦不能如此行，亦不敢如此行也。朕实嘉悦而庆幸焉”。鄂尔泰的忠诚把这对君臣联结在一起了。雍正将他作为“模范督抚”向群臣推荐时，夸赞他“居官奉职，悉秉忠诚，此专心为国，而不知其他者”。
雍正还欣赏鄂尔泰的才识，说他每事必“筹及远大”。
是把他的忠和才结合起来看待和信用的。
与臣下无所谓私交，但在雍正和鄂尔泰之间，却有着私交成分。雍正三年（”25年）冬，鄂尔泰陛辞往云南赴任，正值身体不适，雍正命他乘御舆前往，鄂尔泰于途中折奏行程和已恢复健康，雍正获悉后说：“朕与卿一种君臣相得之情，实不比泛泛，乃无量劫善缘之所致”。四年（1726年），雍正作主，将鄂尔泰的哥哥鄂临泰的女儿许配给允祥之子弘皎，当鄂尔泰折奏谢恩时，雍正说他最信任的就是允祥和鄂尔泰，今既奉旨联姻，正可互相交往，“彼此规谏，以报朕知遇之恩”。对鄂尔泰的家事，雍正也表示关切，在五年五月初十日鄂尔泰的奏折上批说，他“默祝上苍厚土、圣祖神明，令我鄂尔泰多福多寿多男子，平安如意”。八月初十日鄂尔泰奏称，到云南后，连得二子，已有五个儿子了，感谢皇上的祝愿和赐福。雍正说他的祝愿出于至诚，“今多子之愿既应，其他上苍必赐如意也”。九月十六日，鄂尔泰在奏折中写道：“（皇上）爱臣谆笃，臣之慈父；勉臣深切，臣之严师”。读之令人肉麻。雍正却说是“字字出于至诚”，又在殊批中告诉他，在庆贺五旬圣诞的宴会上，因没有他出席，特将亲自尝过的食物寄往云南，就如同君臣对席了。当鄂尔泰经略陕甘期间，雍正命内大臣海望为其建设官邸，赐给用物，治成，雍正亲为检查，嫌不精好，责令海望重办，迨鄂尔泰回京，进入新宅，雍正又亲书“公忠弼亮”匾额赐之，雍正如此酬忠，鄂尔泰亦发感恩图报，肝脑涂地，在所不惜。留下了一段君臣和谐的千古佳话。
智经97耿耿于怀，难成大事
“忘掉恩怨，既往不究，遇小过当宽恕。”
——雍正
雍正在大刀阔斧，锐意改革的时候，对社会弊端明察秋毫，然而他也深深懂得，众怒难犯，得饶人处且饶人的处世哲理，用他自己的话说：“遇小过当宽恕教训”。
在当时，地方绅衿胥吏还有一种靠隐瞒田产来逃避政府税收的办法，对此，明察秋毫的雍正自然也不肯放过，而将其作为整顿世风的治理内容之一。
但是，清查隐田实在是一项过于艰巨的任务。因为隐田的涉及面颇广，从普通百姓到绅衿胥吏乃至朝廷大员，都有隐瞒田产的情况，所以若要全面清查，难度太大。另外，由于当时各级官吏在为官的同时，也多置有田产，在官官相护的封建时代，若清查整个官僚集团的田产，势必会引发朝野上下的不满，但若只清查民间的田产，势必又会引起整个社会对官僚集团的怨怼情绪。
基于上述原因，雍正采取了让社会各界自首隐田，既往不究的心智。这就是说，假如你有隐瞒田产逃避政府税收的行为，那么政府允许你自首，并同时不再追征你以往逃避的赋税了。虽然无论你隐瞒田产有多少年头，政府都不予追究，但你必须以自首隐田这一年起，开始以田亩实际数目向政府纳税赋。雍正还承诺，对于官吏从前失于察考的行为，朝廷也不予追究。
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在当时，由于官绅勾结的情形非常严重，以至于全国各地都有许多隐瞒田产的情况，假如要追究官吏以往的过失的话，势必会使他们不敢认真执行这项新政策；反会使他们竭尽全力隐瞒事实，并借此掩盖自己的劣绩。
因此，不追究各级官吏以往的过失，才能保证他们认真地执行这项新政策——既往不咎、给官吏一个自新的机会，并给隐匿田产的人一个改过的机会。
正可谓先礼后兵。自首隐田政策实施后，雍正就不客气了，他逐渐加大了打击力度，对那些拒不自首隐田，敬酒不吃吃罚酒的人，按隐匿罪给予了相应的惩罚。如江西监生周作孚指控族人欺隐田地六百余亩，结果反倒查出他本人也有二百多亩田产欺隐未报。于是雍正下令没收了周作孚的隐田，同时向他追收往年的钱粮。
对于新政策实施后，仍然有官绅勾结隐瞒实情拒不上报的情况，雍正也给予了相应的惩罚。如唐县隐田多达570余顷，该县知事却隐瞒不报，结果被雍正查出后，没收了所有隐田，并追罚往年钱粮，知县本人因此也被革职查办。
全国各地自首隐田的政策实行之后，虽然也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但是仍有许多田产隐匿未报。为此，有些地方官建议实行清丈工作，即重新丈量土地。四川巡抚马会伯就曾向雍正奏称：随着人口加增，该省垦田日多，稳匿太甚，而且民间因土地纠纷所引起的诉讼也在激增，因此要求重新清丈，以解决上述问题。同时也可为国家财政开源。
为此雍正指出：“清丈乃系必不可行之事，视乎其人，因乎其基本斟酌万妥，然后举行一二处。”意思是说：这件事必然是行不通的，不过如果有合适的人选，再根据当地实际情况，细细斟酌研究出完善的方案，然后尝试着搞一下试验还是可以的。
从雍正的这番话看来，他是方方面面都想到了，但他仍然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也就是说，他有尽人事，听天命的意思——这就跟诸葛亮的作为有些相似了。
雍正六年，雍正终于采纳了四川省的建议，派遣侍中郎高维新等前往四川具体督察办理清丈土地的工作。事实果不出雍正所料。由于地方上某些清丈官员借机勒索，受贿放卖，结果被原本就不乐意清丈的地方绅衿抓住了把柄。于是，那些地方绅衿开始借机反对，并鼓动起那些有少数隐田的地方民众共同反对清丈工作。这样，整个四川省的社会局势就动荡不安了。在垫江、万县等地还有人拉起旗帜，聚众闹事，数千人围攻清丈官员。再如忠州等地的杨成勋、王可久等绅衿也暗中运动准备聚众抗议，结果被地方官发觉，杨成勋自缢身死，同伙陈文魁、王可久、杨成禄等被缉拿归案……如此等等，不胜枚举。
在发现四川严重势态后，雍正只好停止了这项清丈土地的工作，并命四川巡抚减少了额粮较重的一些州县的田赋，及时地进行了安抚工作。”
人在为难处，不得不低头。事实证明，雍正此举是非常明智的。既然实践证明此事不可为，则及时勒马回头也不为为上上之策。虽然清丈政策以失败而告终了，但由于他及早停止了这一政策，却避免了大规模的社会动荡局面的形成，就是说，在权衡利弊得失之后，雍正发觉倘若固执己见，会造成不可收拾的社会局面，正所谓众怒难犯，绝大多数人的利益是不能被侵犯的。因此，雍正在自首隐田政策收到了一定成效之后，耍了个滑头，不再强人所难，来了个见好就收。雍正可谓是事理洞明、目光长远的一代智君。
智经98严父教子，能成大业
“教子成龙，人生使命，但训勉子侄辈，应端品行，惜颜面，能克绍前人之志，即为报恩矣。”
——雍正
雍正秉乘祖上教育皇子之法，对自己的儿子要求特严，继承父业成为一代英主的乾隆（弘历），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当时，目睹皇子早起治学的乾隆朝赵翼在他的文章中写道：
本朝家法之严，即皇子读书一事，已迥绝千古。余内直时，届早班之期，率以五鼓人，时部院百官未有至者，惟内府苏拉数人（谓闲散自身人在内府供役者）往来。黑暗中残睡未醒，时复倚柱假寐，然已隐隐望见有白纱灯一点入隆宗门，则皇子进书房也。吾辈穷措大专持读书为衣食者，尚不能早起，而天家金玉之体乃日日如是。既人书房，作诗文，每日皆有程课，未刻毕，则又有满洲师傅教国书、习国语及骑射等事，薄暮始休。然则文学安得不深？武事安得不娴熟？宜乎皇子孙不惟诗文书画无一不擅其妙，而上下千古成败理乱已了解于胸中。以之临政，复何事不办？因忆昔人所谓生于深宫之中，长于阿保之手，如前朝宫廷间逸情惰尤甚，皇子十余岁始请出阁，不过官僚训讲片刻，其余皆妇寺与居，复安望其明道理、烛事机哉？然则我朝谕教之法，岂惟历代所无，即三代以上，亦所不及矣。
在如此治学环境下走出来的大清皇子兼学富五车的严师指导，其根基应算是上上之选，可良莠不齐历朝如此。
雍正不好声色，后妃少，因而子女也并不算太多，即位前后二十年来他的八个后妃共给他生了十四个儿女，又多夭折，这十四个儿女中长到成年的儿子只有四个，即：齐妃李氏所生的弘时，孝圣宪皇后（原熹贵妃）钮枯禄氏格格生的弘历（乾隆），懿贵妃耿氏生的弘昼，谦妃刘氏生的弘瞻。
雍正的成年儿子，弘时最大，康熙四十三（1704年）生，雍正即位时二十岁，弘时为人放纵不法，他的祖父康熙不喜欢他。雍正也不喜欢，所以没有被封。雍正五年，雍正以弘时“性情放纵，行事不谨”，对弘时严行惩治，削除宗籍，弘时随之死亡。父子亲情，这似乎做得过份了点儿。
春秋时，卫国的公子州吁杀卫桓公自立，卫国大臣石？
之子石厚助州吁杀君。石？对其子石厚很憎恨，用计派右宰丑到那一个叫袱的地方把州吁给杀了，又派人到陈国杀了正在陈国访问的自己的儿子石厚。这件事很受到人们的赞誉。
石湫为了国家杀了自己的儿子，称之为“大义灭亲”。
雍正见自己的儿子弘时罪情严重，也行了“大义灭亲”之举，可惜在当时不被世人称颂，反倒说他太残酷。这不公平。
雍正的第三个儿子是弘昼，康熙五十年生，比乾隆小三个月。弘昼也很聪明，颇受雍正的喜爱。雍正八年，雍正派弘昼去曲阜参加文庙的修缮典礼，开始办一些政事，雍正十一年，弘昼被封为和亲王。雍正十三年，雍正派弘昼和弘历（乾隆），与诸大臣一起去负责苗疆事务。弘昼是雍正生前信任之人，但弘昼没有保持好晚节，在雍正死后参预朝政，极其骄横，只因为一点小事就在庙堂之上殴打顾命大臣。
雍正有四个女儿，懋嫔宋氏生长女和三女，没有长大就死了。年妃生四女，也早天。齐妃李氏，是在雍正诸妾中侍奉雍正最早的人，为雍正生第二女。该女于康熙五十一年下嫁星德，受封为郡主。享年不久，康熙年间去世，雍正继位后追封她为和硕怀恪公主。
到做时雍正已没有了女儿，就把二兄允扔第六女，十三弟允祥第四女，十弟允禄第一女养于宫中，后来都封为和硕公主。
在雍正所有的儿女中弘历是最出色的一个，传说早先康熙之所以能选雍正继承大统，与康熙钟爱弘历有很大一部分关系。弘历是康熙四十三年雍正的侧福晋李氏所生，而后弘历在祖辈严父的关爱下健康成长，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代明君英主，也给雍正脸上增光不少。
古代官人绝大多数都是处世高手，用可用之人，踩可踩之梯，更有甚者，脸上傲气十足，内心虚伪无比，结果到处是陷阱。雍正则不然，虽然身为一国皇上，却力戒“傲”与“虚”。
在雍正统治的十三年中，他孜孜以求、励精图治、雷厉风行的治世态度，无疑给后人留下了很多宝贵的可资鉴用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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