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与生俱来？还是后天培养？
显然重在修养，雍正一生推崇修身养性，形成一种心态端正，气量高雅，志在忘我的人生至境，令满朝叹服。
智经99处世基石，孝为第一
“朕生平居心行事，仁慈厚爱，奉行‘实，诚’
二字。”
——雍正
雍正自登基以来，以尊敬上天，效法祖宗为心愿，对人对事，没有一点不是出于至诚至实，每天从早到晚孜孜不倦，勤政爱民，每一件事竭力使其处理周详，凡办理朝政大事，每天都要把情况奏明母后，母后说她不想参予政事，雍正却说“臣于政务素未谙练，今之所以奏闻者，若办理未合，可以仰邀训诲，若办理果当，可以慰慈怀，并非干预政事也厂母后听了十分欣慰，勉励雍正要努力干下去不可松怠，治理出一个太平盛世来告慰先皇在天之灵，造福天下亿万苍生。
雍正做皇子时常侍从父皇读书学习，游历四方，接理说这个位置和他无缘，因为他即不是老大，也不是正宫皇后亲生。可是一场废立太子风波，搅得诸王子为争权夺位，以至发展到手足相残的程度，老康熙面对如此局面伤痛过度，一病不起。
有史料记载当时状况：康熙病倒后，拒不服药，但求速死。并且严令任何人陈谏，违者重训，此时雍正表现出了不同于其他兄弟的至诚至孝，会同三阿哥允祉来到康熙病榻前，冒死苦劝：“父皇圣容如此清减，不令医人诊视，进取药饵。徒自勉强耽延，万国何所依赖。”他们的意思是说：
父皇你这么消瘦，又不看医生吃药，只这样耽搁下去，一国臣民百姓往后可依赖谁呢？
康熙被他们的话打动了，之后两人又进一步说：“臣等虽不知医理，愿冒死择医，令其日加调治。”这句话就带有强制性的意思了，意思是说我们虽然不通医术，却愿意冒着被杀的危险请求您看病，这病你看也得看，不看也得看！当然，这种强制是康熙最乐于接受的，因为他从中看到了雍正、允祉的一番孝心。
恰恰就是这一份孝心，使雍正和允祉受到康熙的赏识。
康熙病好后，立即为雍正和允祉加官进爵。并当着满朝文武表扬了他们。在对待太子问题上，他所表现的胸怀大度，八面玲珑的风范更是让其他皇子望尘莫及。
允扔第一次被废时，大阿哥允？、八阿哥允？是夺储派实力人物。在当时的情况下，雍正根本无力与老大、老八抗衡。同时，假如老大、老八中任何一人被立为太子，对雍正都是不利的。因为他们一旦被立为太子后，就再难被扳倒了。因此，雍正暗中采取支持允扔的立场。
支持允扔有两方面的好处：一是康熙是在盛怒之下废除允扔的。因此，废除允扔不久康熙就有了反悔之意。雍正摸透了康熙的心思，采取了支持允扔的策略。这样，他就不露痕迹地获得了康熙的好感。另外，由于当时太子成了众矢之的，除雍正之外，几乎所有皇子都对允扔落井下石。而雍正支持允扔，必然会使允扔感激涕零。
事实果然如此，康熙在囚禁允扔之后，开始着手起草“废太子告天文书”，并将告天文书给被拘禁的允扔观看。允？循后说：“我的太子位是父皇给的，父皇要废，何必告天？”
此时，大阿哥允提、九阿哥允糖以及雍正负责看押允扔急于夺取储位的大阿哥当即就把允扔的话回报了康熙。致使康熙木怒，并传口谕：“做乃是受天之命，如此大事，岂不告天之理，允扔悖逆，以后他的话不必奏闻了。”于是，允？将康熙谕旨传达给允扔，允扔担心被诸兄弟陷害，因此再求告：“父皇若说我别样不是，事事皆有，唯弑君一事，我绝无此心，须代我奏明。”
众皇子对允扔的求告多半无动于衷，唯独雍正力排众议，极力坚持替允扔回奏，而康熙听了回奏，非但没怪罪雍正，反而认为他这样做是顾念父子手足亲情，因此对雍正加深了好感。
这就是雍正过人的心智，他既不像大阿哥允？、八阿哥允棋那样公然地谋取储位，同时也不像二阿哥允祉那样釜底拆老大、老八的台。相反，他表面上曾一度向大阿哥、八阿哥靠拢，另外，他也知道八阿哥允棋等人企图行刺太子，但他也并没向康熙揭发这个阴谋。
正所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在当时诸子争位互不相让的气氛中，雍正的这种大度作风，顾念父子手足亲情，再次让康熙感觉到雍正的深明大义、性量过人、注重手足亲情的胸怀。
雍正是一个有良知的人，他善于从做人的基本道理启发一个大臣的行为品性，而不是仅仅从专权的角度去命令大臣，这一点似乎与我们理解的有所不同。但是真正拥有雄才大略的。人并不是靠权势去制服别人，而是靠“诚实”去感动身边的人，靠智慧去启迪别人，雍正在这方面修为可是让后人有口皆碑的。
智经100礼代之邦，尊佛、儒、道
“世言儒、佛、道三教各有所宗，究之三教之用虽殊，而其体则一，盖古近只此一理，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
——雍正
历代帝王为了维护其一统江山，使四海臣服，第一是人心归服，雍正明白治世必先治心的道理，所以在他在位的十几年间，时时不忘教导天下臣民，崇尚佛、儒、道，修心养性。
雍正倾心仙佛，崇拜神明，他认为：“从来天人感召之理捷于影响，凡地方水旱灾害，皆由人事所致，或朝廷政事有失阙失，或督抚大吏不修其职，或郡守县令不得其人，或乡邑之中人心诈伪，此数端者皆足以干天而召灾枝！”
“凡兴一役，举一事，必先尽其心，殚其力。谋之人，听之天，而后冀有成功。能如是，将见人事尽于下，天道威于上，不期其应而无不应矣。”督抚大臣果能公忠体国，实心爱民，必能感召天和，赐嘉祥于其所辖之地。”等等言论，不一而足。由于雍正性喜祥瑞，并以此作为衡量地方官吏优劣的标准，所以外官朝臣，多用欺骗手段假报祥瑞，以换得雍正帝的欢心和赏识。雍正本人也往往以此为荣，以炫耀自己的功德。自雍正朝始，臣工报奏的祥瑞便层出不穷。五花八门。什么瑞雪降、庆云现、珍兽出、异禽见、黄河清、甘泉涌等，无非阿谀奉迎，欺上瞒下。如雍正元年八月，大学士等上言：“江西、山东所产麦谷，皆两只双穗；蜀麦一秆四穗；内池莲房同茎分蒂。诸瑞叠呈，实皆皇上圣德之所感召。”雍正听了很高兴，当即宣付史馆，记人史册。
可世事难料，有些不法之徒为了骗取宠信，瞎编乱盖，搞得乌烟瘴气，庸俗不堪，连雍正有时也难以接受。如松花江提督高其位报：“飞鸦食虫，秋禾丰茂”，并要求宣付史馆。雍正对此不以为然，在谕旨中对宣付史馆一事只是漫不经心地批了三个字：“不必行”。直隶总督李卫，曾多次奏报衙署所在地保定出现祥瑞，使雍正产生了怀疑：“保郡相离不过三百余里，何都中竟不见之耶？”还有的官报嘉禾，说一茎多至十余穗或二十四穗，也被雍正帝识破，指出那是多穗谷，又名“龙爪谷”，别拿来冒充。
当然这些阿谀奉承之辈，得到的回报是失去了对其的好感，也失去了官位的安全感，更别说借此高升了。
雍正年轻时曾找人代已出家，建立了京师大觉寺招揽佛子，自号“园明居士”又称“破尘居士”。
亲自撰写佛学著作，编辑名僧语录，刊印释家典籍，干预梵宫事务。雍正二年七月初二，他在抚远大将军年羹尧的奏折上竟自喻为和尚，说他们君臣不是真佛真仙真圣人，不是真出世，只是来为众生栽培福田的，但比一般的出家人要高明。他曾作一首题为《自疑》的诗，曰：“谁道空门最上乘，谩言白日可飞升。垂裳宇内一闲客，不衲人间个野僧。”
自谓是不着僧服的“野僧”，无有闲暇地为众生奔走四方，是在家的为臣民谋利益的佛爷。从他同佛教禅僧极为密切的关系来看，从他自称是教主，晚年在宫中举行法会，讲说佛法，供佛施僧的行为来看，虽远不及梁武帝三次舍身出家，但确是自认为在家修道的佛徒。
雍正主张三教同源，“世言儒、佛、道三教各有所宗，究之三教之用虽殊，而其体则一，盖古近只此一理。”“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三教初无异旨，无非欲人同归于善”。这其中以佛治心、同归于善是此论中心。他鼓吹圣主高明论，“其立教者大抵皆生知上哲超越等伦之人”，目的是肯定自己。他提出了华夷无殊类的主张，在其所撰《大义觉迷录》中言道：“盖生民之道，惟有德者为天下君……我朝既承天命、为中外臣民之主，则所以蒙抚溪爱育者，何得以华夷而有殊规？”主观上以此维护满洲统治中原的合法性，强调他自身为“德者”而专制天下，客观上也有加强国家统一、缓和民族矛盾的积极作用。他以帝王之尊，又兼禅门宗师，曾亲自开堂授徒，为王公大臣讲佛说法，著名弟子有八人，即皇十六弟庄亲王允禄，号“爱月居士”；皇十七弟果亲王允礼，号“自得居士”；皇四子宝亲王弘历，号“长春居士”；皇五子和亲王弘昼，号“旭日居士”；多罗郡王福彭，号“如心居士”；大学士鄂尔泰，号“坦然居士”；大学士张廷玉，号“澄怀居士”；右都御史张照，号“得意居士”。他汇总上述八人的佛学著作，又加上悟修禅师明慧、楚云和大僧超善、若水等人的著述，编辑刊刻了一本“大全”式的书，名曰《当今法令》，并亲自为这本书作序，可谓笃信至深，不遗余力。
雍正在崇尚佛教的同时，大力推行儒教为国教。
雍正元年（1723年）三月，雍正追封孔子先世为王。
他说：天地君亲师是人人所至为尊重的，而阐明天地君亲大义的则是教育，教育又以孔子为最优，所以自幼读书，就极其崇敬他，但孔子既被尊为“大成至圣先师”，已脱离人臣的封号，没有办法再尊称了，因此决定追封孔子五世光人。
把他们由前代封的公爵，改封为王爵。二年（1724年），雍正将“幸学”改称“诣学”。他在举行临雍释奠礼以前，谕告礼部，过去帝王去学宫，称做“幸学”，尊帝王之巡幸，这本是臣下尊君的意思，但“朕心有所未安”，以后凡去太学，一应奏章记住，“将幸字改为诣字，以申崇敬”。同年六月，曲阜孔庙火灾，烧了大成殿及两庑，雍正命工部堂官赶去兴修。
雍正还对孔子的名讳像对君主一样予以敬避，凡地名，姓氏均加改易，如“丘”都改成“邱”读“期”音等。
雍正四年（1726年），雍正亲书“生民未有”四字匾额，悬挂于天下学宫。为曲阜孔庙书写“德冠生民，道隆群圣”对联，并书大成殿榜额，还应衍圣公孔传铎之情，为《圣迹图像》作序文，亲自书写。又亲祭孔子。过去帝王在奠帛献爵时，从不行跪拜礼，雍正径行下跪，事后告诉礼部和太常寺官员，他不按照仪注所定行礼没有错误，因“若立献于先师之前，朕心有所不安”。他是把孔子真正当作老师来对待了。雍正五年（1727年），定八月二十七日为孔子圣诞，其典礼规格同于康熙圣诞节，这一天禁止屠宰，命天下虔诚斋肃。孔子诞辰祀典，过去本为中祀，至此改为大祀了。雍正八年（1730年），雍正以圣庙执事人员没有爵秩，不足以光祀典，因特设执事官，三品的二员，四品的四员。
这些人员由衍圣公在孔氏子孙内拣选，报礼部备案。同年十月，曲阜孔庙大成殿修成，“黄瓦画栋，悉访宫殿制”，所用器皿，也由宫中颁出，用银一百一十五万两。雍正命五皇子弘昼、淳郡王弘景前往参加落成告祭典礼，弘昼回京复命，奏报孔林围墙倾圮，雍正又遣官往修。
雍正如此尊孔，自有他的认识。他说：“至圣先师孔子以仁义道德启迪万世之人心，而三纲以正，五伦以明，后之继天御宇兼君师之任者有所则效，以敷政立教，企及乎唐虞三代之隆大矣哉。圣人之道，其为福于群黎也甚溥，而为益于帝王也甚宏，宜乎尊崇之典与天地共悠久也。”
他又说：“若无孔子之教，则人将忽于天秩天叙之经，昧于民彝物则之理，势必以小加大，以少凌长，以贱妨贵，尊卑倒置，上下无等，干名犯分，越礼悖义，所谓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其为世道人心之害尚可胜言哉！……使为君者不知尊崇孔子，亦何以建极于上而表正万邦乎？人第知孔子之教在明伦纪，辨名分，正人心，端风俗，亦知伦纪既明，名分既辨，人心既正，风俗既端，而受其益者之尤在君上也哉！朕故表而出之，以见孔子之道之大，而孔子之功之隆也。”
他直言不讳，讲君主从孔子学说得的利益最多，所以才极力尊崇他。孔子思想，教人各守本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三纲五常一实现，没有犯上作乱的，君主的统治就安稳，当然是帝王从中受益最多了。过去的人们只讲遵循孔子名教，使风俗端淳，于民有益，不懂得对君主的好处更大。
他体察到了，公开地讲出来，这有他坦白的一面，更重要的是在孔学与维护君主统治的关系上，他比大多数统治者要认识得深刻。更懂得治国之道和儒教之玄相互感应的万古不易之法，他说：“儒学之礼在于熟识洞知乃能立心行事。”
智经101三学并举，致君泽民
“崇佛、信道、尊孔，吸其精华，求其共性，不怕你不解经。”
——雍正
雍正举三教的根本所在，在于教化臣民尊经守法，便于天下大治。
儒家的五常百引，“诱掖奖劝”佛家的五戒十善；导人于善，都是劝导人们弃恶扬善，循规蹈矩做个好臣民的绝好教材，雍正认为：“劝善者治天下之要道也，儒佛都劝善，共同起着“致君泽民’’的作用，儒家天人感应说警戒人们省修过愆，雍正认为求佛也是如此，他说：“天人感应之理无他，日诚敬而已。”当人诚心拜佛，不管那人的身份贵贱智商的高低，他同样会弓起神明的怜悯而给予拯救和惠泽。
雍正还把佛道捏合在一起，他说：“性命无二途，仙佛无二道”。他在编选佛家语录时，把道家紫阳真人从张伯端的著述选了进去，赠张伯端为“大慈园通禅仙紫阳真人”。
推崇道家著作《悟真篇》。
雍正尊懦，又把儒佛道拉在一起，是以儒助佛，抬高佛教的地位，为自己信佛辩解。他把道家的著作归入佛家典籍，使佛经驳杂了，但却是把道儒入于佛，含有扬佛的意思。所以雍正揉合儒佛道三家，要旨在于提倡佛教。当然，揉合了三教，更可以全面利用它们，充分发挥它们各自的御用工具的作用。
雍正五年，青年时做过和尚的沈近思升任左部御史，雍正问他：“你必定精通佛教宗旨，不妨陈说一些。”沈近思答道：“臣少年潦倒时逃于佛门，特到进入学宫，专心于经世之学，以报效国家，哪有闲情顾及佛学。臣知道皇上圣明天纵，早悟大乘之学，但是万机庶务，系于圣躬一身，是以臣愿皇上为尧舜，不愿皇上为释迦。臣就懂得佛学，也不敢向主上妄陈，以分圣虑。”雍正改容正色称是。
沈近思的回答有理有据，深显大义，可见真是忠臣啊。
孔子云：“以直报怨。”沈近思以直报乖，不与皇上逢场做戏，显示了与其他一些逢迎之臣不同的耿骨之气，这就是位真君子。随君王问什么，以直陈言，不谄媚，不曲意，虽帝王也莫奈之何，可见雍正选这样的人作御史，专门从事督察和弹颏。上谏工作，是选用得很准的。这样的好钢自然要用在刀刃上。
雍正也是位本真的帝王，正容而不动怒，即能知过而改。
有一天，雍正赐宴，九卿侍坐。大臣们为了讨的欢心，竟侈谈禅学。雍正问户部侍郎赵殿最：“你也能谈谈禅学吗？”赵殿最说：“臣没有学过。”雍正就笑着说：“你不访试着讲一下。”接着出了个题目，说：“‘观自在菩萨’，你可讲一下。”赵殿最答道：“尧曰，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宫，四方之政行焉。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
天下之民归心，菩萨自在。”雍正哭笑不得，只好打趣地对群臣们说：“赵侍郎真钝根也。”
由此可见，赵殿最也可说是位君子。《诗经》中有“犹之未远，是用大谏”。意思是说如果没有远见，就深深规劝。
皇帝以佛法为题令下臣讲话，赵殿最以儒学以对，可见是懂得曲谏的。如果朝中多用一些这样的官员，不仅官员们互相监督，相勉相励，皇上也会少犯些错误。
还有一回，雍正问翰林院检讨任启运一些佛教经论的话，任启运也据实奏称：“臣未之学。”雍正讨了个没趣，讪讪说：“朕知卿非尧舜之道不陈耳。”臣不附和，君也不怒，玩笑开不起来，但君臣和好。不过话又说回来，大殿的空气，还是太沉闷了，皇上想用讨论来活跃一下空气，却碰了软钉子。
似这样的下臣顶撞皇上的事并不鲜见。
文觉禅师奉旨南下的时候，地方官竞相趋迎，有一位漕运总督上疏奏称：“臣不能从佛法。”雍正能宽容不加责怪。
雍正常常为自己热衷佛法辩护，向下臣们解释自己的行为，譬如他曾说：“乃祖顺治，征召禅僧玉林绣人内廷研究佛学，就像黄帝到崆峒山访问广成了，讲求治身之要。黄帝是圣王，所有的行为都是正确的。因此顺治延揽僧人。是师法黄帝，当然也没有错。”这自然借祖父的先例，来为自己的行为正名。
《庄子·在宥》篇中有云：黄帝立为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闻广成子在崆峒山上，故往见之。曰：“我闻你修行已达到了至道，请问至道的精妙。我欲取天寺这精妙，以助五谷生长，以养人民。我又欲主阴阳和众生一同生活。这怎么办呢？”广成子回答说：“你所要问的，是事物的本质，你所要主者，是摧残物质的，你自己治天下，云气不用日月而下雨，草木不用日月而枝叶黄落，日月之光也就没用了。而佞人之心狭劣善辩的，又怎么能给他说至道？”黄帝听罢，百思不得其解，三月后，又去找诚子，见那广成子正头朝南睡着，黄帝便从下风跪着行进，再拜稽首问：“听说你达到了至道，请问治身怎么才可以长生呢？”广成子惊动而起，说：
“问得好！过来，我给你说至道。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极，昏昏默默。无视无听，抱神以静，形将自正，必静必情，别劳你的身体，别动你的精神，就可以长生。目无所见，耳无所闻，心无所动，你的精神将守着你的形体。身体就可以长生。”
这事其实是人们枉撰出来的子虚乌有之事，雍正以此为典故，说明自己热衷佛法是可厚非的。
雍正崇佛，也信道。在做皇子时，曾求武夷山的道士为他算过命，说他是真龙天子，这无疑给他以后的拚搏皇位增添了无限的信心和必胜的意念。
《庄子·养生主》篇章中又有说法，老子死了，有个叫秦失的人前去吊丧，哭三声就算完了。老子的弟子怪秦失对老子哭得不尽哀，就问他：“你不是我老师的朋友吗？”秦失说：“是啊。”弟子说：“既然是朋友，仅哭了三声，未免太冷淡了吧。”奏失却说：“对的。以前我以为老君和平常的人一样，应该对他的死而悲戚，今见老君非人而是天，所以随顺俗情，只哭三声罢了。刚才我进去吊唁，见有老者在哭，如哭其子；见有年轻人在哭，如哭其母。他们聚会在这里，一定有不想说而说的，不想哭而哭的。这就背弃了自然，违反了真实，忘了自己是怎样生的。古人说，这哀痛情绪是天对于逃避自然者的刑罚，老君的生，是应时而生，老君的死，是顺理而死。安时处顺，哀乐就进不到心里。古人说人们被哀乐情感所束缚，就像倒悬一样痛苦；而消除了哀乐情感，就如同倒悬就解开一样快乐吗？”
不管是道家或是佛界方式儒教都是封建卫道士杜撰的。
人生所追寻的一种至善至美的完美境界，在这种超脱凡尘的完美境界里，人们想的是如何顺应上天的安排，做一个功名利禄，视同不见的世外“超人”，那天下还能不太平，统治者还能不安享天年。
智经102正真为人，无愧于天地
“朕不为出色，不能酬赏尔之待朕；尔不为超群大臣，不能答应朕之知遇。惟将互相黾勉在念，做千古榜样人物。”
——雍正
天地悠悠，众口烁今，然为人但求无愧于心，无愧对天地，这是雍正勉力众大臣和自己的行为准则，那怕在讲求祥瑞的时期在发生日食、地震的时刻，雍正都时刻提醒自己要做千古榜样人物，是非成败留于后人评说。
在现代人看来，日食、地震是一种再平常不过的自然现象，它的发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时至今日，人们都不能左右它的发生。只能明白它的原因而已。
日偏食、日全食，无非是月亮遮掩太阳所致，纯粹是一种的自然现象，并不是什么因果报应，是因不施善政所致。
一拨大吏以没看见日食为乐事、为祥兆，显示了旧时代知识的可笑处。当然，他们向皇上表贺是十分真诚的，是一种掩不住内心喜悦所引发的冲动。时刻想着感恩，时刻想着皇上和国家，以及不受灾的老百姓，这也算是有德之臣吧。
从另一个意义上说，在我国历史上，古人多以日食、月食的自然现象来指责国君为政不善。这并不能仅仅作为迷信来理解，是大臣们对国君的一种提示性曲谏。但山西巡抚石麟、江宁织造隋赫德这两人凭着良好的愿望，以没见到日食为祥瑞，岂不知是在装糊涂，也并不深信邪说的。他照常勤政，只把一些憨愚之臣蒙住了。
在雍正讲求祥瑞的政治策略下，就出现了这种荒唐祥瑞的事。
按照迷信说法，一场大灾难也还在后边。雍正八年八月十九日，北京发生了剧烈地震。中国史书上对这次地震有记录，但雍正活动资料，却只有朝鲜人作了点滴的记叙。
这场大震之后，朝鲜使臣李真望等人回国，曾向国王说雍正“恶闻灾异，钦天监虽有灾不敢奏”。
朝鲜当时是大清的属国。朝鲜英宗六年（即雍正八年）十一月，出使中国的朝鲜官员李枢、李桡分别讲叙了亲历北京地震和耳闻的情况。据他们描述，地震之前，忽然狂风暴雨。接着地震，掀动了桌椅，居民用的沙器，因互相撞击，都打破了。房屋倒坍也很严重，皇宫、圆明园、畅春园都有不同程度的破坏，连太和殿的一角也倾颓了。当时死的人很多，有的说两万多，也有的说四万。
据称，当时雍正的情况是朝鲜人听清朝内大臣常明讲的皇上“乘船幕处，以避崩压”。这是说地震发生后，雍正先是跑到船上，后来住在临时搭起的帐篷中，他没有办法回宫理政和休息了。
朝鲜国王英宗为此讥笑雍正说：“以万乘之主，作此举措，可谓骇异矣。”这一讥笑其实是不应该的，大震面前，作为属国之君，英宗未必不是如此，只是嘴上功夫，一时说说罢了。
《诗经？小雅？十月之交》中说到过地震：“烨烨震电，不宁不令。百川沸腾，山冢？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哀今之人，胡惨莫惩？”
古代人不懂科学，总把灾难说成是对什么什么的报应。
这种遗风在没有文化的上岁数的人那里也可以找到影响，譬如说谁家院里的大树遭了雷劈，就说谁家人做了亏心事、不孝顺了等等。当代有文化的人自然不会这么看。
是封建社会的秀林之木，是人们詈骂和敬畏的对象，凡有什么灾象，自然会招人怨恨。雍正岂能逃之于例外？
但是否是因为雍正做了什么对不起自己良心的事，而遭天谴的呢，然而雍正在位时吏治清明是当时臣民有目共睹的，在对其兄弟的事情上我们来看雍正自己的解释：
朕既然承袭了列位皇祖留下的基业，担子是很重的，其中有关国家杜稷安危的大事，而受到人心和世道深为担忧的事，朕如果为了避免自己的嫌疑，存在着一点小不忍的私心，那么反而使朕大大得罪于列位皇祖在天之灵了。古人有“大义灭亲”的说法，周公诛杀管叔、蔡叔就是这样。假如阿其那、塞思黑二人不死，将来也未必不明正典刑，但是二人之死确实是受了阴司惩罚，这是很多人亲眼见到的，朕还没有来得及对他们执行诛杀。至于朕秉公执法，锄恶除奸，本来便不怕杀了他二人被别人说闲话。如果朕心中存有不敢公开杀他们的心思，那么在拘禁他们的几年里，或暗用毒药，或派人伤害，随时随地都可以害他们性命，何必发旨征，求内外大臣们的意见呢？大家意见一致认为该杀，而朕内心仍然迟疑不决，仍使他们得以保全头颅落个全尸而死！至于允？、允榴将来会有什么结果，则要看他们本人的表现。朕也无法预定，而这二人目前还活着。
朕的兄弟很多，当阿其那等结党营私时，对于头脑聪明，稍有胆识的，便千方百计地去笼络，使他加入他们的匪党；对于懦弱无能，则采用恐吓和引诱的方法，使他去依附他们，以壮大声势。因此诸位兄弟大都受到他们的迷惑而不省悟，落人他们的圈套。即使在‘朕即位以后，而心中包藏着叛逆之心的，还不止一二人，朕对这些都置之不问。朕的一贯志愿，是希望化导他们顽固思想，一同归于善美。使朝廷里面，共同谨守君臣的道义，而在宫廷里没有一丝毫的芥蒂存在心里，而要对他们作出报怨泄愤的行为，无奈他们恶贯满盈，以致自己受到鬼神的惩罚，辜负了朕的—一片苦心，这是我最大的不幸。
智以103大胆开创，锐意改制“‘大公无我’卿当知之，断不可因执已是。”
——雍正雍正七年，准噶尔蒙古部落的策旺阿拉布坦策动叛乱，雍正决定对其发动平叛战争，为{经办军需，雍正设置军需房，后改称军需处或协理军需处，最后定名为办理军机事务处，简称军机处，雍正在对宁远大将军岳钟琪即将平定准噶尔部叛乱的奏报批示：
“……两路军机，朕筹算者久矣。其军需一应事宜，交与怡亲王（胤祥）、大学士张廷玉、蒋廷锡密为办理：其西路办理事宜。则专责于总督岳钟琪是任。王大臣等小心慎密，是以经理二年有余，而各省不知有出师运饷之事。今览岳钟琪折奏，备陈十胜之情形，军务所关重大，朕不敢予言其必然，惟有倍加敬谨。”
军机处的本意为经办军需，要求迅速，往往不得迟误，军需供给保证前方将士建功立业，在运作中不受朝廷中任何官僚机构的牵制，只听命于一人，可以随意运用权力而不受阻滞，再后来，雍正为了稳固其皇权，重新创建一个可以囊括一切机要权柄又能服从自己指挥的，由亲信人员组成的新机构。
军机处不同与其他机构，它无定员。六部、内阁及其它各机关都各有定员，唯军机处的官员多少不一，皆由根据实际需要，随时增减。最初只有怡亲王胤祥、大学士张廷玉、蒋廷锡，如果加上岳钟琪，也只有四人。以后又有增加，最多时也不超过十一人。其次，被选人军机处的官员，都属兼职，不设专，职，从阁臣、六部尚书、侍郎等官员中，选取“熟诸政体者，兼摄其事”，称为“军机大臣”。依他们原有的晶级和地位，排定先后次序，以品级高、资历深者为“首席”、“首揆”、“揆席”。如他们中有的失去原职务，或授于京城外的职务，其在军机处的兼职则被取消。军机处的属员，则由“各部曹、内阁侍读、中书舍人等充任，名曰军机章京。”俗称“小军机”。军机人臣互不统属，即无隶属关系，各自对一人负责。
军机大臣地位崇高，但无如六部等官员的实权。他们的职责是：“掌书谕旨，综军国之要、以赞上治机务，常日直禁庭以待召见”、即使巡幸外地，亦如内廷。具体规定每天寅时（三时一五时），军机大臣人直，办事完毕，由内奏事太监“传旨令散”。每天召见没有定时，或一次，或数次。
召见时，“赐坐”，将“未奉御批”的各处奏折进呈，等候钦批，“承旨”毕，即退出。凡的“明旨”，由军机大臣拟写，下发到内阁；凡不宜公开的“密谕”’，经由军机大臣“封交”兵部。视事之缓急，或“马上飞递”，或四百里、五百里、六百里不等，传送到各地。概括军机大臣的职责就是“承旨”，说得通俗些，不过是上传下达，当面替起草文件，或记录皇帝的指令，向有关部门传达。这些工作，实际是充当了皇帝的侍从秘书。军机章京有满汉人，负责缮写谕旨、记载档案、查该奏议。满人抄写满文，汉人抄写汉字。这也是文墨秘书性质。军机大臣和军机章京身处权力的核心，却无任何决策权，不能作任何决定，一切听命于，完成交办的事。
特别强调的是，军机大臣的工作具有高度机密或称为绝密。军机处不属一般的衙署，它需要保密，并时刻同皇帝保持直接联系，军机大臣要留在离最近的地方，以便随时而快速地应召人宫。因此，军机处便设在隆宗门内，靠近内廷，既与外廷隔绝，以杜绝人来人往泄秘，又以离居处甚近，而召见便捷。“军机为枢密重地，非有特召，不许擅入”。如敢私人，或私自会见军机处官员，随时纠劾论处。军机大臣办公的地点，亦随的行止而定。如驻跸圆明园，其军机处则设在园内左如意门内：如在西苑、军机处设在西苑门内。如出京远行巡视，途中暂驻处，称为“行在”，或抵达目的地，其暂居处又称“行宫”，军机大臣皆随往，在行宫门“直房”，或设蒙古包为其办公处。不管在何处“人直”，都属的禁区，离甚近。军机处没有固定衙署，具有机动性，只有在京城，才有较稳定的办公地点。从召见军机大臣议事，更见其机密性。雍正每次议机要大事，只“独见”一名军机大臣，其他军机大臣不得参与。因为每个人的记性有强弱，理解深浅不一，文字表达能力也有高低之分，只召一人“承旨”，其中也有力所不能，转述世宗口谕，或据雍正指令撰拟圣旨未必尽合本意。至乾隆初年，始由“独见”变为军机诸大臣“同进见”，依靠合作，才避免“独见”的弊端。
军机处的高度机密性，体现在对其印信管理极严。军机处初无印信，至雍正十年三月，雍正命铸军机处印信，交由内阁大学士办理。据此，内阁大学士提出：“办理军机处密行事件，所需钤封印信”的印文拟为“办理军机印信”，由礼部负责铸造银质印信，贮于“办理军机处，派员管理。”
启用印信事，应行文各省及西北两路军营周知。雍正予以批准。印信贮存初定由军机处自贮，为防止私用印信，加强管理，遂改贮它处。其管理办法：用印时，由当日值班的军机章京持镌有“军机处”三字的金字牌赴“仙奏事处请印”，然后又凭此金牌向领班军机大臣请开启印匣的钥匙，在他们的共同监视下，打开印匣用印毕，金牌交给领班章京，开印的钥匙仍交领班大臣保管，印信当即送回原处。印信分程序管理，相互制约，互相监督，无论职位多高、权多重的大臣，都无法私自动用印信。管理极严，于此可见一斑。
军机处之设，经历了不断发展，以至完善的过程。当初是为应对西北青海用兵的特殊需要而设，其职责是专办军务，以办事迅速而机密收到了巨大效果。以前，办一件事，经各部门周转，至上层还经内阁、议政王大臣会议等商酌，最后才到达，已迁延许多时日。其中如扯皮、推诿、拖沓等官场陋习，已习已为常，办事效率低，因为各部门经手，也谈不上保密，无法保证的意旨得到迅速落实。白军机处设立。所得效果是雍正始料不及的。他看到，任用军机大臣，摆脱了朝廷中各官僚机构的牵制，更重要的是，他发号施令可以直接下达到任何地方任何部门，从而把国家机要大权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里，他可以随意运用权力而不受阻滞，因此，雍正将军机处专办军务逐渐扩大到国家政务，发挥它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指导作用。
军机处创设后，就使中央体制及其运行机制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原先经由内阁及有关部承旨、承办的事，改为由雍正亲书谕旨或口授、军机大臣承旨撰拟，直接“廷寄”各地。原为朝廷权力中枢的内阁，自此变成有名无实的机构，大学士位阶崇高，却无事可干。同时，也把清初独创的“议政王大臣会议”之制置于无用之地，无大政可议，有其名而无其实。
在削弱乃至排除内阁与议政王大臣会议参与国家政务的决策权后，皆“总汇”于军机处，而军机处则牢牢地控制在雍正之手，如“人之使臂，臂之使指”，一切权力皆由雍正自操，军机处官员真正成了他的办事人员，唯雍正之命是从，如雍正所说：“生杀之权，操之自朕。”雍正建立了君主独裁的政治体制，把封建专制推向了顶峰。比较明清两代的内阁与军机处，很明显，明时内阁，权属于阁臣，对君权尚有很强的约束力；军机处虽为政府权力的“总汇”，其权属君主，故对君权没有任何约束力，相反，军机大臣处于层层制约与的严格监视之下，无不小心谨慎，奉公守法。历代曾屡屡出现的权臣专政，外戚专权，宦官干政等难以克服的政治弊端，自雍正设军机处以后，自行根绝。仅此一点，其父圣祖也略为逊色。圣祖时，犹有鳌拜、明珠、索额图等人擅权，稍作成福，虽未酿成大祸，也暴露了历代通常所见的弊端，雍正设军机处，建立了君主高度专制的运行机制，保证了中央集权，实行了政治上与思想上的“一元化”统治，特别是最高层的统治集团维持了长期的稳定与统一，避免了由此而引起的政治动乱和社会的骚动，给百姓带来了持久地休养生息，推动社会向着繁荣的方向前进。因此，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雍正创设军机处所带来的始料不到的后果，不无积极意义。
智经104戒急用忍，内藏机锋
“凡事只以忍好、戒急用忍，时刻莫忘。”
——雍正
雍正奇高的智谋在于一个字“忍”，在他还是皇子时，康熙经常告诫他们，“戒急用忍”诸多皇子中，雍正可算是把这“忍”经运用到最高境界的一个，凭此“忍”诀才能从一个不起眼的亲王而一跃成为万人瞩目的大清天子。
就是在即位后，雍正并没像历代帝王那样急于将政敌置于死地，而是采取了分化瓦解各个击破的策略，这是经过认真的分析、判断和策划，由当时的历史条件决定的。在当时的情况下，假如雍正急头急脑地实行屠戮政策，不仅会引起政局动荡，而且还有可能激发他的政敌发动政变。
雍正恰恰看清了这一点，他知道在政局还不稳的时候，冒然采取狠辣手段是相当危险的——狗急跳墙，兔急咬人，穷寇莫追，这正是所有能干大事业的人的禁忌之一。
作为一代天骄的雍正自然不会犯这种浅薄的错误。就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朕经历世故多年，所以动心忍性处，实不寻常。”大意即：我经历多见识广，因此才能有超常的忍耐力，这不是一般人可以比拟的。从雍正处理允？、允？
等人的情况看，他的确做到了这一点，的确是经过了深思熟虑，周密策划和精心安排的。
首先，他考虑到允？是这个集团的首领，必须先给予宠信，笼络和控制他以防止发生变乱；允？在朝野上下支持的人较多，性情又强悍，不囚禁不足以制裁；对允？、允？等人的打击，实是以杀鸡儆猴，令其党人产生恐惧心理而有所收敛为目的。对于即位之初，头三脚还未踢开，御座尚未暖热的雍正来说，他需要的是时间，把必然会来的动荡尽可能地后推，等坐稳了江山再说。因此，政敌晚一些生事比早一些要好，越晚他就越有力量，越有主动权。
其次，他对政敌只是拘禁，而不妄加杀戮，是因为他不敢杀。雍正意识到，对手之所以敢于同他或明目张胆地对抗，或背地里给他出难题，就是为了触怒他，使雍正对他们中的一些做出过分的处置，这样不仅会使他得到一个“凌逼弟辈”的恶名，还可能激起事端，使他们有机可乘。
所以，雍正经常在朝臣面前揭露他们，说他们“任意妄行，惟欲朕将他们治罪，以受不美之名”。还说：“廉亲王之意，不过欲触朕之怒，必至杀人，杀戮太著，则众心离失，伊便可以希图侥幸成事。”而说他自己将“断不使伊志得遂”，因此他们曲加优容。譬如允？一开始就不买雍正的账，当面加以顶撞；允糖也在他面前傲慢无礼，雍正都能忍则忍，并没有立即治罪。上面说的那一些顾虑，使他对政敌的处置不得不慎不敢恣意而行。
更有甚者，就连允糖因“图谋不轨”获罪后，雍正在处理允？的女儿和外孙时，也是思之再三，决定不下。他原想拆散母子二人，又恐孩子小，容易夭折，怕自己因此“招许多闲话议论”而费尽思量。
由此可见，虽贵为一国之君，有时也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即便如此，雍正还是招致许多非议。什么处置允糖是“凌逼弟辈”；什么惩治不法之徒是“公报私怨”等等。
雍正对此简直百口难辩。在当时情况下。辩也没用，就算雍正说得天花乱坠，也少有信他。于是他做出了一件高明的举措施，即：提升上书要求他“亲骨肉”的孙嘉淦为国子监司正，以示鼓励——提升孙嘉淦，雍正这一招出得之所以高明，就在于他要通过此举，雍正向满朝文武表明：他也是赞成孙嘉淦的意见的，他也想去“亲骨肉”，顾念兄弟亲情。
说白了，雍正提升孙嘉淦，就等于是在用自己的行动说：我原本就是顾念兄弟亲情的，以后能不能亲，让不让亲，亲不亲得，那可不由我说了算，就看这拨人的作为了！
雍正采取老虎挂念珠的策略。外示慈悲，内藏机锋又何尝不是一种忍者的智谋呢！
智经105勤于政事，涵养性情
“生平不为权诈虚语。”
——雍正
身拥大清帝国的雍正以他雷厉风行的鲜明个性，锐意改革，使一个外强中干的大清帝国真正步人大治盛世，这与他不为权诈虚语的性格和勤政爱民，明察秋毫的工作作风是分不开的。
雍正的父辈康熙，子辈乾隆，性都是好动，都是天马行空，爱好出行，四出巡游不绝，康熙曾于隆冬之际还出塞打猎。而雍正则端庄内敛，生活得很严肃。一即位就诏“罢鹰犬之贡”，而宫中所畜养的珍禽异兽也全令放出，一只都不留，以声示他不事游猎，不但东、南、西的巡幸不搞，连康熙每年举行的北狩也不进行。
雍正极少离开京城。他于元年先后送康熙和仁寿皇太后灵柩去遵化东陵，以后也还去过东陵祭祀，除了这个地方外，雍正即位后哪都没有去过！
所以在民间的印象，康熙、乾隆都是很有风趣的，并为他们的四出巡游编出了许多丰富精采的传说，而雍正就始终给人一种深不可测、冰冷坚硬的印象了！
雍正固守京城，可能一方面是经历了残酷的储位斗争后，树敌过多以致心有余悸，担心一离开都城，就会引来敌人寻仇。另外，雍正也是中国历史上公认处理政事最积极的，所以他也实在无暇出行。
雍正不时把他同父亲作比较，自云比父亲更洞悉下情。
雍正有自知之明的一方面，办事有主见，不易受到各方的影响，他相信自己政治上成熟，意志坚定，一往直前实施既定的方针。雍正五年，他说：“朕年已五十，于事务经练甚多，加以勤于政事，昼夜孜孜，凡是非曲真尚有定见，不致为浮言所动。”大意是说，我已经是过50的人了，经历的事情太多了，加上我自己日夜不息，努力处理政事。所以，对于不同事情的种种现象了然于胸，不会被各种假象迷惑。
雍正在自信心上的意志也是颇具一代帝王之气的，在批阅直隶总督李绂的一份奏折时，他侃侃而谈：“尔自被擢用以来，识见实属平常，观人目力亦甚不及。朕但取尔秉彝之良、直率之性而已，凡聆朕一切训谕，如果倾心感服，将来智虑自当增长扩充。……尔城不及朕远甚，何也？朕经历世故多年，所以动心忍性处实不寻常，若能精白自矢，勉竭同心合德之诚，朕再无不随事训诲玉成汝之理。倘以为能记诵数篇陈文，掇拾几句死册，而怀轻朕之心，恐将来噬脐不及。朕非大言不惭，肆志傲物，徒以威尊凌下之庸主，极当敬而慎之，五内感激，庶永远获益无穷，尔其钦承此谕毋忽”。
要让有文名而又刚直的臣子心悦诚服，雍正不仅仅凭恃帝王的权威，也非不知羞耻地大言不惭，他自信见识远在被教导人之上，自信不庸愚的入主，才能够驾驭群臣，把握局面。
雍正懂得做的种种难处，他不只一次地讲“为君难”，他说：如果对弊政不加改革，众人会说懈于政务，如果真的竭力整顿，又会被人视为执政苛刻扰民太甚。对于言官的意见若不采纳，人们会说我不能受谏，如果因为其言荒谬加以处分的话，人们又会说堵塞言路，真让我左右为难，怎样做才好呢？
雍正为了时刻提醒自己做一个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的好，还特意铸造一板“为君难”的玉玺。
雍正说：“尔诸臣宜矢公矢慎，共襄盛治，嗣后会务屏去私心，勿事机巧，凡事只求当理，即合朕意，逢迎之术，断不可用。朕在藩邸，洞悉记弊。岂有向以为非，至今日而忽以为是耶！”
雍正适时地要求臣下“将向来怠玩积习务须尽改”，以跟上他的思维。
因为雍正对政情、民情极为熟悉，既了解历史，又具有“振数百年颓风”的抱负，才能够提出“雍正改元，政治一新”的奋斗目标，从而进行了一番改革。
英国人濮兰德？白克好司讲到雍正的才智时大加赞美：
“控御之才，文章之美，亦令人赞扬不止，而批臣下之折，尤有趣味，所降谕旨，洋洋数千言，倚笔立就，事理洞明，可谓非常之才矣。”虽不免有溢美之词，但也确是中肯之言。
雍正元年，京口将军位置缺人，雍正命令李？署理，大学士票拟时不小心将张天植拟用为副都统署理京口将军。事后发觉，大学士们自请交吏部处置，雍正借机教导他们要认真办事，并说自己年富力强，可以“代理”“大学士所应为之事”。
二年，雍正向朝臣说：（朕）仰荷皇考诒谋之重大，夙夜抵惧，不遑寝食，天下几务，无分巨细，务期综理详明。
朕非以此博取令名，特以钦承列祖开创鸿基，体仰皇考付托至意，为社稷之重，勤劳罔懈耳。”
雍正为了拓新政治可谓用心良苦。
雍正五年，雍正把他比较欣赏的疆吏朱纲任用为云南巡抚，在朱纲赴任时，雍正同他作了推心置腹的长谈，雍正说：我刚刚登基的时候，各位大臣大多没有见过面。我花了不少的时间去鉴别这当中谁是可用的人才，因此每天都努力办事至深夜，中间没有任何休息时间。一心以天下大计为重，连身体亦不爱惜。
雍正处理朝政的习惯，大体上是白天同臣下接触，议决和实施政事，晚上批览奏章。可谓是日以继夜，孜孜不倦。
年年如此，从不间断。
晚间，也是雍正最繁忙的时刻，往往批览奏直到半夜三更，劳心费力，搞得自己精力疲惫。
大权独揽的雍正，由于其事无巨细，事必躬亲的工作作风，其繁忙可想而知。
从雍正六年作的《夏日勤政殿观新月作》中，不难看到一位勤政的日常写照：
勉思解愠鼓虞琴，殿壁书悬大宝箴。
独览万几凭溽署，难抛一寸是光阴。
丝纶日注临轩语，禾黍常期击壤吟。
恰好碧天新吐月，半轮为启戒盈心。
另外，雍正还作有一首《暮春有感》，同样表达其执政之艰辛：
虚窗帘卷曙光新，柳絮榆钱又暮春。
听政每忘花月好，对时惟望雨日易匀。
宵衣旰食非干誉，夕惕朝乾自体仁。
风纪分颁虽七度，民风深愧未能淳。
由于时时小心谨慎，不敢怠情，虽然天气节令变化很大，自己无心也无暇欣赏暮春花木盛景，倒还对民风未能教化淳朴而深感不安。
智经106传统美德，尊敬长者
“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
——雍正
雍正身为大清天子，治理一个泱泱大国需要一大批忠臣，而他更懂得一句古话“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的含义，所以他每每告诫臣民“尽孝是忠臣之本”提倡人民孝顺父母，以推动社会风气的好转，培养一大批尽孝，忠君的好官，以利时局稳定政治清明，一统天下。中华传统几千年流传下来的有关孝子忠臣的故事不胜枚举。
《战国策？齐策》有个齐威王叫章子作为将军去和秦国打仗的故事。当时有人报告齐威王说：“章子领兵投降秦国了。”齐威王听了不予理睬。后来又有人来报告：“章子领着齐国军队投降秦国了。”齐威王仍然不理。接着这样又有来不断报告说章子投降秦国的人，齐王都不理。大臣们见齐王如此无动于衷，就一起对齐威王说：“说章子投降秦国的，不是一个人却是一样的话，国王你怎么不发兵去打他呢？”
齐威王说：“章子不叛寡人，我最明白，为什么要去打击他？”
齐威王如此自信，令大臣们不解，不少人都替他捏一把汗。然而没过多长时间，前线来报：“齐兵大胜，秦军大败，”于是那秦国因兵败而称臣于齐国。到了此时，齐威王左右的人问：“国王你怎么能知道章子不反呢？”齐王说：
“章于是一个不欺父亲、孝顺母亲的大孝子，怎么会欺活着的君王呢？”
家庭是国家和社会最基本的细胞组织。孝道实行于家庭，而家庭又是宗族的成员，崇孝道，就必然要重宗族，由宗族而升华为重民族、重国家。正缘于此，雍正在《圣谕广训》上第二条写道：“笃宗族以昭雍睦。”又进一步解释：
“大抵宗族所以不笃者，或富者多各而无解推之德，或贪者多求而生觖望（不满意而怨恨）之思，或以贵凌贱而势利汩（乱）其天亲，或以贱骄人而忿傲施于骨肉，或货财相竞不念袒免（五世之祖，不在九族之内，但同姓为丧礼而不带孝）之情，或意见偶乖（不合）顿失宗亲之义，或偏听妻孥（儿女）之浅识，或误中谗匿之虚词，因而之后谇倾排，无所不至，非惟不知雍睦，抑且忘之为宗族矣。”
看雍正此语，不像是个国王在训话，倒像是民政部家庭事务司的官员在做社会调查或在调解宗族和家庭纠纷。
其中除了有轻视妇女的话语而外，可以看来他是在布道，在游说，在不厌其烦地为社会风气的好转指点迷津，指出一条教化之路，而且把一些歪风邪气产生的根源和严重危害说得十分明白了。
雍正要求族人要相亲相爱，为此他号召宗族：“立家庙以荐尝”。于是兴建词堂，添置族产成了维持宗族制度的要务。
雍正四年，下令在宗族设立族正，其职责是“察族之贤不肖”。族长的选择，是宗族内自主的事情，族长主持族政。
而族正，由政府指定，代表官方，两权分立，加重了宗族的权力。如果说族长类如国家总统，族正则类如大法官，各司其职，共同致力把宗族事务治理好。
雍正五年，雍正更改了与词堂有关系的法律条例，对经过宗族惩治而不悔改的人，准许祠堂告官，可以将人流徙远力，以为宗族除害。对雍正的这个宗族法律条例，现代的人可以说是破坏了政府司法权的完整性，造成政府与宗族的矛盾。雍正治国，繁而细，容易为后世人所指责，但万事古难全，现代的事也有认为不公平的，今人如此，后世的人怎样骂，谁也管不了。
孔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
不敬，何以别乎？”孔子是说：现在的所谓教孝，只要能养活父母就行了。其实，连狗和马都能得到饲养，如果不是尽心恭敬地孝顺父母，那养活父母和饲养狗马有什么区别呢？”
《诗》曰：“兄弟斗于墙，外御其侮。”意思是说兄弟们在家里再争斗再吵闹，可是遇有外人的欺凌，就会共同起而抵抗。
雍正大胆地推行一系列改革措施，对凝聚国民醇化民风起到了无可估量的促进作用，为乾隆盛世开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智经107但求无愧，生有吉兆
“生、死不怨天，惟有自省自问，朕也曾受蒙蔽。”
——雍正
自古以来，没有那一个人一生没有一点错误的，一位名人曾经说过：一个人有错误不要紧，重要的是要认识自己的错误，勇于改正错误，那样才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所谓吃一堑，长一智，就是这个道理。
雍正作为一代帝王，在对待错误这个问题上，表现出的豁达，可算是一位睿智超绝的，尽管他能统御天下风流、指点人间万象，可还是不能左右自己的生死，明智足以令那些胸怀狭小的伪君子汗颜三尺。
两广总督孔毓？因与年羹尧往来而引罪。雍正安慰他：
“朕无识人之明，误宠匪类，正自引咎不暇，何颜复株连无辜。”正因为有此一句话，与年羹尧有过来往的官员才安心了。封建体制下的官员任免，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引起朝野动荡，因此，在拿权倾一时的年羹尧开刀之后，面对人心惶惶的官场，雍正当机立断，安抚人心，这一招也是十分必要的。也可说明他的果断吧。
也是凡俗肉身，不可能全知全觉，有时侯遇事吃不准，虽然下臣的建议正确，也往往一时得不到支持，这里就有一例。雍正四年九月间，甘肃巡抚石文倬建议在该地开炉铸造制钱，以使禁绝私钱，石文倬想成为汉朝的邓通，无奈雍正皇帝并不批准。同年十一月，石文倬再次奏请开炉铸钱，雍正了解情况后就改变了态度，在石文倬的折子上果断批示道：“禁止私钱一事，果如所议，钱法既清，而民用也裕，区画甚属妥协。彼时朕虑周详，故谕暂缓，今已准部议矣。”
孔子说：“有了过错，就不要害怕改正。”孔子还说：“有了过错不能改正，这个过错就真的过错了。”雍正起初犹疑不决，是不了解情况，后来证明自己的犹疑不应当有，当即就改。也不失为一位明主。而对孙毓殉所言的“何颜处处株连无辜”一句话，也足可见雍正是有理性的，能够懂得宽仁的。
雍正元年七月时，雍正曾就下臣对他纳谏问题向大臣们作过表白：“朕非文过饰非之人。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尔等果能指摘朕过，朕心甚喜。君子之过也如月之食，人皆见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改过是天下第一等好事，有何系吝！”
从以上可以看出，雍正不愧为一代明智之主。可就是如此，一位容智超绝的好，尽管他能统御天下风流，指点人间万象，可还是不能左右自己的生命。由于雍正处在一个强权政治的风云时代，由于政治需要其死因都被渲染成众说纷纭的种种传奇，难有定论。
据《清世宗实录》记载，十三年（1735年）八月二十一日雍正在圆明园生病，然在此前他照常办公，如十八日，与办理苗疆事务王大臣议事，命哈元生、张照一定清除苗患，否则惟他们是问。二十日，谕军机大臣关于北路军营驼马事务，引见宁古塔将军杜赉咨送补授协领、佐领人员。假若这时身体已经不好，不会接见这一类不重要的官员。可知这时健康状况不会太恶劣。及至二十一日也未休息，二十二日晚病剧，召见宝亲王弘历，和亲王弘昼，庄亲王允禄，礼亲王允礼，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领侍卫内大臣、公、丰盛额、纳亲、内大臣、户部侍郎海望，宣布传位弘历，二十三日故世，这个对中国历史施予了重大影响，有着传奇经历的就这样急骤地撇弃了金銮宝座和热切留恋的人世。
雍正暴卒，官书不载原因，自易引起人疑窦，再加上关于他为人的传说和评论，更易引入猜测，于是不得好死的种种说法便产生了。其中，被吕四娘刺杀的说法较为风行。传说吕四娘是吕留良的女儿，或说是吕留良之子进士吕葆中的女儿，在吕留良案中，她携母及一仆逃出，为替父报仇，习武，人宫杀掉了雍正。或云她的师父是一个僧人，原为雍正朝剑客，后不乐为其所用，离去，培养了这位女徒。据有人讲，这种说法，“都是实录”。这个传说直到今日仍有市场，1981年曾发掘雍正地宫，未打开即作罢，可是社会上传说棺材已经打开，雍正有尸身无头，似以考古发掘证实雍正被吕四娘所刺。同时期还有《雍正之谜》一类的文章在报纸上刊出，说：雍正生前大兴文字狱，当时有个义士名叫吕留良，反清复明思想强烈，经常著书立说抨击雍正朝廷的暴政，有诗曰：“清风虽细难吹我，明月为何不照人。”在城乡广为流传。后来雍正传旨杀了吕留良。这事激怒了吕留良之孙女吕四娘。她自幼经名师指点习练武艺，好打抱不平，成了侠客。雍正杀死她祖父，她要报仇雪恨，一夜翻墙人宫，一刀削走雍正的脑袋。人葬时，朝廷只好给他铸了个金头。
看来社会上在沿着吕四娘刺杀雍正的传说故事，还在陆陆续续地添加情节。其实，这个说法并没有道理。雍正处置吕家，戮尸、斩首之外，吕留良孙辈发戍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乾隆时，吕氏遗胤有开面铺、药铺的，有行医的，还有人为捐纳监生，被清政府发觉，改发黑龙江给披甲人为奴。后住齐齐哈尔，隶水师营。吕氏后裔俱在，不过遭到严格管制，不能自由活动，当然不能替祖上报仇。至于吕四娘主仆三人的逃出是不可能的，当时办理此事的浙江总督李卫以擅长缉捕盗贼而著称，所以奉命兼管江苏盗案，若吕留良后人果有逃出，他自有能力搜捕到案。再说他曾为吕家题过匾，吕留良案发后雍正没有责备他，他必心怀畏惧地下死劲处理有关人员，怎肯容主犯子孙逃脱！
另有一种说法，谓雍正九年（1731年），宫女与太监吴守义、霍成等候雍正睡熟，以绳缢之，气将绝，被人发觉，服用了太医张某的药治疗好了。这是子虚乌有的事。在明朝倒发生过类似的事。明世宗在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被宫婢杨金英等缢而未死，用太医许绅之药而康复。雍正和嘉靖都庙号“世宗”，民间传说，把明世宗的事安到清世宗身上，也是难免的。雍正被吕四娘之刺之说，可能由此衍化而来。再说他的孙子嘉庆帝倒真被人谋刺过。嘉庆八年（1803年）闰二月二十日，嘉庆帝从圆明园返回大内，进神武门，走到顺贞门，突然旗人陈德向他行刺，未及近前，已被拿获。这个发生在宫禁的行刺案件，也可能成为后人附会刺客危害雍正的张本。
还有雍正遇刺于湖南卢氏妇人的说法。故事是说湖南人卢某谋逆被处死，他的妻子精于剑术，为夫报仇，进人畅春园，刺杀雍正，然后自刎。这是小说家言。说湘人被害，大约是出过曾静案的缘故。把圆明园误为畅春园，可见传闻的不确实了。’
另有雍正死于丹药中毒的猜测，它在近代得到学人的重视：“惟世宗之崩，相传修炼饵丹所致，或出有因。”本世纪80年代有学者经过多种方法多方验证此说，认为雍正是“服饵丹药中毒而亡的”。这类宫闱秘事，要确证论定，实在难有过硬资料，不过可以从几个方面下手分析。
雍正早就对道家的药石感兴趣，雍邸时作《烧丹》诗：
“铅砂和药物，松柏绕云坛。炉运阴阳火，功兼内外丹。光芒冲斗耀，灵异卫龙蟠。自觉仙胎熟，天符降紫鸾。”他推崇紫阳真人，为之重建道院，特别赞赏的是真人“发明金丹之要”。表明他对道家丹药的强烈兴趣。他平时爱吃丹药既济丹，四年（1726年），赐鄂尔泰服食，受赐，者服用一个月后奏报“大有功效”，并云：“旧服药方，有人参鹿茸，无金鱼鳔，今仍以参汤送之，亦与方药无碍。”雍正告诉他：“此方实佳，若于此药相对，朕又添一重宽念矣。仍于秋石兼用作引，不尤当乎？”要他将儒医与道医之药并用不悖。雍正还把既济丹赐给田文镜，说自己正在服用它，没有间断。又说这种药“性不涉寒热温凉，征其效亦不在攻击疾病，惟补益元气，是乃专功。”原来他常服它，并非治疗某种疾病，专用作弥补元气，人们服丹药，总有所顾忌，怕与身体不投，所以雍正要田文镜放心：“此丹修合精工，奏效殊异，放胆服之，莫稍怀疑，乃有益无损良药也。朕知之最确。”
表明他研究丹药药性。
雍正在宫中养着道士，原是为着治病，有的是用药石，有的用其他手段，如贾士芳则是念咒，行按摩术。娄近垣为雍正设醮祷祈除崇，此人“颇不喜言炼气修真之法”，不是炼药石的。他很得雍正的青睐，封为妙应真人，雍正密令督抚推荐懂医药的道家，就是要“修炼养生之人”。为雍正炼丹的是道士张太虚、王定乾等人，他们“为炼火之说”，在圆明园内修炼。雍正和道士接近，极其希望道士给他治病、健身，对道家的丹药持欣赏态度，这些情况说明他有可能食丹药中毒而死。
雍正死亡的第三天，新君乾隆下令驱逐道士张太虚，这是与雍正之死是否有关的耐人寻味的事情。
雍正事出仓皇，乾隆帝继位，百务待理，竟把驱逐道士当作要务，实令人费解。如果纯粹出于厌恶道士，本可从容解退，如若仅此之由，必令臣下认为他即位首先挑剔乃父毛病，这对其统治不利，他不会这么干。然则或有大故，有可能是乃父食用道士丹药致死，给雍正造成不得善终的恶名，因恨而逐之。此种大恨本可致王定乾等于死地，但若丧期间杀人，倒使事态滋大，引人议论，反为不美，故逐出而严加管束。
关于雍正的死因，现在看来，有三种可能和说法：一是如同官书所载，因病而亡，但它对暴死的异状未作解释，令人疑窦丛生。在病死说法中有学者认为雍正是中风而死去的，这是很可能的，是值得重视的说法。二为剑客所刺，此无稽之谈，经不起辩驳。三是死于丹药中毒，此说颇有合于情理处，然而究属推论，未可成为定谳。留下一段传奇，待后人评说。
智经108一心为政，不好声色
“朕生平不言过头话，不做过头事，不存不足心，万事皆有度。”
——雍正
雍正的“勤政”在封建社会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是无人可比的，有时达到废寝忘食的地步，由于他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处理政务上，以至在其它方面如出巡、玩乐、女色等，就相对地节制了，在他的修身要诀里，他认为自己一生没有做过过头的事，没有说过没道理的话，没有存过不良之心，这是一般的人所无法企盼的修身至境。
每一位封建帝王，三宫六院，嫔妃成群是顺理成章的事，如汉元帝时，嫔妃多得连挨个儿看的时间都没有，只好叫画工把嫔妃的像画下来，拣俊的召幸，有的嫔妃进皇宫时青春年少，花样年华，可到两鬓华发，残花凋零时，连的面都见不上，实在是一种罪孽，唐皇宫也有“后宫粉黛三千人”的语句，可想当时嫔妃如云的盛况。
然而，作为大清的雍正，并没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妃，他共有八个后妃，嫡妻那拉氏：原步军统领费扬古之女，康熙时册封为雍亲王妃。雍正即位，立为皇后，雍正九年九月病死，谥为孝敬皇后；李氏：雍正为皇子时为侧福晋（偏房妻子），雍正即位后被封为齐妃；钮祜禄氏：康熙四十四年人雍正贝勒府，为格格，康熙五十八年生弘历（乾隆），雍正即位后封为熹贵妃，乾隆继位后封为皇太后四十余年；耿氏：雍正即位后封裕妃；年氏：年羹尧的妹妹，雍正元年封为贵妃，雍正三年十一月她病危时，雍正加封她为皇贵妃，随即死去；刘氏：初为贵人，雍正即位后封为谦嫔；宋氏：
初为格格，后被封为懋嫔；武氏：为宁嫔。
然而，这八位后妃都很难见上雍正一面，有个燕北老人在他的书中陈述当时雍正的私生活时写道：
“世宗（雍正）肃俭勤学靡有声色侍御之好，福晋（雍正嫡妻那拉氏）别居，进见有时，会夏被时疾，御者多不乐往，孝圣（乾隆生母）奉妃命，旦夕服事唯谨，连五六旬，疾不愈，遂得留侍，生高宗（乾隆）焉”。大意是说雍正当皇子时为人持重，勤奋好学，但不大热心于男女之事。他的正妻单独住在一处房子里，不经召见是不能和他在一起住的；雍正夏天时生了病，其他人不乐意（或不敢）去服侍他。那时钮祜禄氏还是个格格，奉福晋（当时已被康熙帝册封为雍亲王妃）的命令一天到晚谨慎地伺候了一两个月之久，病还没有好，于是就干脆住下来伺候雍正，这样才怀上了弘历（乾隆）。这样一来，钮祜录氏也就有了多接触雍亲王的机会，怀孕也就合情合理，并因怀孕生子而改变了地位，由格格变成了贵妃。
此事说明了雍正生活上不好声色。中国的历史上的，极少有不好声色的，雍正可算得首屈一指的不爱好声色的皇帝。）早在夏商周三代的社制规定：
天子娶九女，诸侯娶七女，大夫一妻二妾，士一妻一妾。只有庶人匹夫匹妇，不得有妾，实行的是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雍正娶八女，按汉族古礼还差一个，在婚姻方面没有学汉族和蒙古族的陋俗。
中国的社会，自周朝的祖先姜螈始，规定了国人的婚姻制度，她按女子的生理因素规定女子只准有一个丈夫，使中国的社会走向父系氏族社会，以至于今。但是姜螈始的婚姻制度不完善，没有规定男人是不是也应只有一个媳妇，至使中国的社会走向了一夫多妻制，以致影响到二十世纪初叶中国男人尚有多妻者。
孔子说：“已矣乎！吾未见好德者如好色者也。”意思是：“完了，我从来没有看见过像喜欢美色那样喜欢美德的人。”雍正不爱色，这可能是他节制得好，起初他热衷于皇位的继承，即位后又热衷于国家的治理，这使得他的生活富有政治色彩，冲淡了他的浪漫色调和色欲。
孔子说：“食色，性也。”意思是说，贪色，是人的本性使然。其实中国历朝的大多爱色。隋朝的隋文帝爱色。《资治通鉴》上讲：孤独皇后生性妒忌，后宫的妃嫔都不敢进御侍夜。北周尉迟迥的孙女长得非常漂亮，被选人宫中，隋文帝在仁寿宫见到她后非常喜欢，她因此得到了文帝的宠幸。
孤独皇后趁隋文帝坐朝听政的时候，就暗中派人杀害了她。
为此，隋文帝大为愤怒，单骑从皇宫后苑出门，也不走正路，一直跑人了山谷中二十余里远的地方。
如此种种历史上男人好色的故事不胜枚举，连在现代流行音乐里不是也有这么一句词“爱江山，更爱美人”吗？他这就说明一个哲理，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但不能贪色，要是贪色。这“江山”你就没资格去爱了。
雍正执政十三年，是他人生睿智的集中体现——非常注重自我修养的丈夫气概、注重办事的实际效应，强调要有自我悔过的意识、要求勤学多问、希望能以民为本、告诫官吏不要用权力去贪图虚名，这些都是雍正所具备的基本品质。
实际上，我们应该从雍正的心智中得到以下体会：
不是因为你有了官位，就不平庸；相反，正是因为你有了官位而无业绩，才更显得平庸。百姓平庸是正常的，而官人平庸则是异常的。雍正把一生的目标放在“培养”二字上，养成了一种开阔的心态和气量，令朝臣折服不已。
在今天这样一个凭睿智创天下的时代，雍正带给我们的睿智心经，足以让每一个想成就一番事业的人受益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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