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以对社会主义的本质的反思和反观作为逻辑起点的。在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毛泽东认为斯大林不搞群众路线，由上而下地搞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动员一切积极力量。因此毛泽东在提出要另找一条动员一切积极力量建设社会主义的新路时，希望依据在民主革命时期解决军事政治任务的群众性阶级斗争的办法去完成经济任务，用自下而上的“拔白旗，插红旗”、“揭盖子”、“破除迷信”等方法去发动群众搞“大跃进”，结果事与愿违。毛泽东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另一举措，就是把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关系变革的先后程序倒过来，片面追求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一大二公三纯”，以为这会带来生产力的大发展。反之，邓小平则指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1]，并由此引出把计划经济体制改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任务等等。这就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提出和解决。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历史经验基础上，邓小平认为，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关键是要把握社会主义的本质。1992年春，邓小平凝聚了他对这一问题的长期思考，在南方谈话中总结性地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2]这一论断，集中反映了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的基本认识。其中，“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最为重要的本质要求。在“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一重大问题上，江泽民同志在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的重要观点。同时，他也指出，我们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并没有穷尽真理。彻底的唯物主义者要在今后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进一步解放思想，深化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保证”，“是我们党不懈奋斗的目标”。[3]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进一步指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这是对此前业已形成的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和江泽民同志关于“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论述的重大发展。它既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关于未来新社会的基本思想，又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具有积极意义的价值追求相契合，同时又符合我国当前正处在“四个深刻”和“两个前所未有”的关键阶段的国情实际，赋予科学社会主义以鲜明的中国特色。根据党的十七大报告的阐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总要求”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原则”是“共同建设、共同享有”。在这个“总要求”中，最核心的问题是在全社会促进“公平正义”的实现。“公平正义”不是抽象的，“公平正义”在当代中国语境下的解读，就是要始终坚持“以人为本”。“以人为本”的含义，应当既包括以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为根本，也包括每个公民的各项权益的实现和保障。这就是党的十七大报告所指出的，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就是要着力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以人为本”，既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高度关注“每个人的自由发展”的自由人联合体构想的基本精神，又具有丰富深刻的时代内涵。
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伴随着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的不断深化而不断丰富和发展起来的。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主题和主线
任何一个理论体系都有其鲜明的主题。理论与理论、理论体系与理论体系相区别的首要标志在于主题的不同。理论主题标识着理论性质、体现着理论特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主题，是邓小平提出的。邓小平曾经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理论思维逻辑做过精辟的论述。他在同外宾讲了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后说：“在对社会主义作这样的理解下面，我们寻找自己应该走的道路。这涉及政治领域、经济领域、文化领域等所有方面的问题。我们提出要搞建设，搞改革，争取比较快的发展。”[4]邓小平的理论逻辑是，在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基础上，解决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题，就是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线，就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三大问题的有机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所有理论问题，都是围绕这个主题和贯穿这条主线的。胡锦涛早在2003年“七.一”讲话中就曾指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逐步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回答的基本问题，是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的发展而历史地逻辑地形成和提出来的；是通过改革开放实践的纽带相互联系和贯通起来的，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到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再到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前后相联、环环相扣、步步深入。以上三个问题，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是最基本的，党的建设和社会发展均为社会主义建设大范畴的组成部分，因此，在三大主题中，“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是“首要的基本的理论问题”，“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和“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均是为它服务的。后两个问题是第一个问题的延伸和扩展。正如列宁深刻指出的，因为具体的社会政治形势改变了，迫切的直接行动的任务也有了极大的改变，因此，马克思主义这一活的学说的各个不同方面也就不能不分别提到首要地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发展过程就是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党的建设理论以及发展理论三者的发展过程。三大主题在时序上相继展开，在结构上耦合交织，历史地逻辑地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主轴线”。
第一，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主题，正确界定了我国现实社会的历史方位和主要矛盾，明确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兴国之要、立国之本、强国之路等一系列带根本性的问题。形成了时代主题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改革开放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社会主义本质和根本任务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论、社会主义建设目标和方法论、“一国两制”论等。改革开放之初，我们首先遇到的是如何理解社会主义的问题。之所以要进行改革，就是因为经过“文革”的灾难后，我们认识到过去那种路走不通了，要通过改革开放探索出一条社会主义的新道路。后来发生的苏东剧变，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历史如此集中地、明确地把“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推到我们党面前，成为必须回答的首要的根本理论问题。邓小平同志说，形势迫使我们重新思考。思考的结果是，形成了对社会主义的新认识，产生了邓小平理论。这是一种强调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社会主义，发展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以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为最终目的的社会主义，“一国两制”的社会主义，和平的社会主义等。
第二，在进一步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基础上，围绕“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一主题，正确界定了我们党的历史方位，从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和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高度，明确提出了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等一系列带根本性的问题。形成了思想路线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论、国防和军队建设论、党论等，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特别是在世纪之交，国内外形势发生深刻变化，我们党在进一步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过程中，又突出地遇到一个怎样继续执好政，保持先进性、巩固执政地位的问题。这一时期，世界上一些老党大党由于跟不上时代的发展、得不到人民的支持而纷纷下台；同时，国内外一连串重大事件的发生和接踵而来的严峻考验，以及党自身存在的问题和对形势变化的种种不适应，使我们党产生了一种执政的危机感。形势的变化，如此尖锐地、突出地把“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推到我们党面前。我们党创造性地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作出全面回答。江泽民同志深刻指出，时代在发展，形势在变化，我们党要不断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必须紧跟世界发展进步的潮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坚决解决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坚持‘三个代表’的要求，其出发点和着眼点就在这里。
第三，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进一步深入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两大基本问题的基础上；在继承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进一步明确了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又进到新的历史起点发展方位，并把发展问题提到体现以人为本，体现社会公平正义，体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发展以及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的高度，明确提出了发展之本、发展方式、发展规律等一系列带根本性的问题。形成了科学发展论、社会建设论、社会和谐论、和平发展道路论、社会生态文明论等。进入新世纪以来，我们开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重大进展。同时，发展不平衡等问题也日益突出。问题是逐渐产生的，我们党也在不断地解决，但到了这个阶段则集中地显现了出来，成为制约继续发展的瓶颈。在我国已经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不改变这种状况，不调整发展思路，不从根本上转变发展方式，也难以应对国际上越来越大的压力和挑战。经过多年高速的成功发展后，我们似乎突然对“发展”这个看起来很清楚的问题产生了认识困惑。前进中的诸多矛盾，如此现实地、紧迫地把“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推到我们党面前，迫使我们党作出回答。为此，我们党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胡锦涛同志指出：“科学发展观，是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来的。”[5]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反映了我们党对发展问题的新认识，是十六大以来党中央一系列重大理论创新成果的集中代表。它的提出，使我们党在发展理念上站在了时代进步潮流的前头，丰富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思想。新一届领导集体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和“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这两个重要论断，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升到一个新水平。以人为本凸显了社会主义关于人的解放的价值目标，以人为本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一面旗帜和价值导引，是社会主义发展观的内在要求，从发展观的角度揭示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深化了对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的认识。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开篇明确提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这个重要判断，充分体现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具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当前我国社会在总体上保持和谐的同时，人与人的矛盾、人与自然的矛盾随着社会变革的深化逐步凸显。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基本任务提出来，正是努力缩小社会和谐应有与实有的距离。可以说，和谐社会理论的提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和发展目标增加了新的内容，有力地促进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的发展。使我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我们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紧紧围绕着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三大基本问题不断进行理论探索的结果。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灵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理论体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基础、哲学基础，是贯穿整个理论体系的灵魂。邓小平从世界观、方法论的高度，破除了长期“左”的错误所造成的迷信，重新确立了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路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理论武器。江泽民强调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要求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强调，解放思想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本质要求，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
解放思想，是邓小平在1978年12月13日的重要讲话中首先提出来的。鉴于当时党内普遍存在思想僵化半僵化状态，邓小平指出，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什么叫解放思想？邓小平阐明，我们所说的解放思想，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真正做到实事求是。概括地说，解放思想就是在思想观念上破旧立新。实事求是，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它贯穿于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整个过程，是马克思主义优于、高于其他一切社会理论的显著标志。与时俱进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含义上具有一致性，是指导社会主义实践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我们党对“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的党的思想路线的精神实质的概括。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品格的集中体现，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中国特色的概括和总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活的灵魂。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没有哪一个原理或观点不是依据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而提出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本来就是马克思主义整个体系的基础，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从根本上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简明的概括。所以它们必然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个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和理论灵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开始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探索。随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探索有了新的起点，产生了新的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开辟和理论构建由此全面展开。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面对“文革”造成的危难局面，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领导全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邓小平旗帜鲜明地反对“两个凡是”，认为它“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强调必须“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从而拉开了当代中国解放思想的序幕。邓小平坚决支持并领导了“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吹响了当代中国解放思想的号角，他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成为当代中国解放思想的宣言书。1992年春天，邓小平在南方发表重要谈话，明确回答了当时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成为当代中国又一个解放思想的宣言书，把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进到新阶段。邓小平紧紧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首要的基本问题，率领全党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第一次初步系统地回答了在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奠基性理论——邓小平理论。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继承和坚持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紧跟时代潮流，与时俱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坚持邓小平理论并在新的实践中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江泽民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是引导社会前进的强大力量”，“是保证我们党永葆蓬勃生机的法宝”；“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必须“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必须大力推进理论创新、科技创新、体制创新和各方面工作创新。正是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引下，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强调“解放思想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本质要求”，“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马克思主义只有与本国国情相结合、与时代发展同进步、与人民群众共命运，才能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感召力”；强调“实践永无止境，创新永无止境”，号召全党“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感”。正是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引下，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发扬求真务实、开拓进取精神，着力推进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作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创新型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加强党的建设等一系列重大决策，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由此可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法宝，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活的灵魂。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概念和范畴
概念和范畴是组成理论体系的细胞，每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必然有自己的独特的概念和范畴。一个新的理论体系中一系列新的概念、范畴的形成，使得理论体系的科学思想有了科学表述形式，也使得理论体系的内容更加丰富多彩和生动和谐。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在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丰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人一方面创造出一系列反映新的实践经验的新的独特的科学概念和科学范畴，另一方面又根据实践的要求加工改造旧概念旧范畴赋予其新的科学内涵。从而形成了一系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所独有的概念和范畴。这些新概念、新范畴表达了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说过了没有发挥的、说过发挥了但因时代条件限制个别观点需要修改的思想内涵。这些新的科学概念和科学范畴，既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思想内容，又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内容的表达提供了科学的形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独有的科学概念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三个代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社会主义新农村”、“小康社会”、“政治文明”、“一国两制”、“西部开发”、“两个转变”、“两个先锋队”、“两个基础”、“两个纲领”、“两大能力”、“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等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独有的科学范畴包括“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四项基本原则与改革开放”，“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具体制度”、“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社会生产力与民族文明素质”、“计划和市场”、“公平和效率”、“发展和稳定”、“民主和法制”、“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批判借鉴与创新”、“自力更生和对外开放”、“独立自主与经济全球化”、“制度与体制”、“东部和西部”等等。这些主要概念和范畴是表现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和关系的概括，反映着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关系的结构和普遍联系，都是有着独特的科学内涵的概念和理论范畴，共同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网络之结。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中心概念是什么呢？这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我们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中心概念应当是“以人为本”，理论界目前只把“以人为本”理解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和灵魂，这是很不够的。我们认为“以人为本”即“人本”应当进一步看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原、根基和根本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核心和灵魂，是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三大基本问题的中心和关键。将人本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中心范畴，以“人本”为轴心就可以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各个理论范畴、各个原理、各个理论观点之间的内在联系和逻辑顺序，从而可以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科学的逻辑结构和体系奠定基础。
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核心价值
人民性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它贯穿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各个发展形态。人民性是一种以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归依的政治价值取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我们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长期坚持的重要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人民性，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始终不渝的政治诉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核心是以人为本。以人为本贯穿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各个发展形态，深刻地体现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人民性的价值取向。
邓小平理论强调，要时刻关注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愿望，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各项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由于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和实践还存在偏差和失误，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就成为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面临的中心问题。邓小平尊重群众，热爱人民，总是时刻关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愿望。无论是对社会主义的基本任务、最终目的的阐述，还是对我国新时期的主要矛盾的判断以及衡量各项工作是非得失的根本标准的确立，都贯穿着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的宗旨。邓小平把体现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共同富裕”提升到社会主义本质的高度，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他特别强调，我们党只有紧紧地依靠群众，密切地联系群众，随时听取群众的呼声，了解群众的情绪，代表群众的利益，才能形成强大的力量，顺利地完成自己的各项任务。邓小平善于概括人民群众的新鲜经验，根据人民群众的主体愿望和实践指向，敏锐地捕捉和把握我国改革开放的契机，不失时机地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促进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他把人民答应不答应、满意不满意、拥护不拥护作为衡量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否正确的根本标准。不仅如此，邓小平还认为，“能否增进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6]如此等等，也是评价一个国家政治体制、政治结构优劣与否的标准。人民利益高于一切，这是邓小平理论的根本点。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要把实现人民愿望、满足人民需要、维护人民利益作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努力使最广大人民群众共同享受到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世纪之交，苏东剧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我国社会阶层构成发生了新的变化，整个社会结构出现了大的调整，多层次的社会群体应运而生，我们党要始终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党的先进性建设就成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中心问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生产力为逻辑起点，以文化为重要纽带，以人民利益为最终归宿。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就是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必须坚持把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归宿，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在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的基础上，使人民群众不断获得切实的经济、政治、文化利益。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归根到底是为实现人民的根本利益提供雄厚的物质基础；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不断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归根到底是要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生活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人民群众既是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创造者，又是其成果的享有者，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根本目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质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党的理论路线和方针政策以及全部工作，只有顺民意、谋民利、得民心，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才能立于不败之地。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核心价值。
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的核心就是以人为本，它特别强调，要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首位，切实解决广大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新世纪新阶段，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经济社会发展，小康，综合国力增强，但发展中的矛盾和问题也大量凸现出来，我国需要什么样的发展以及怎样发展就成为科学发展观的中心问题。科学发展观是以人为本的发展观。科学发展就是转变发展理念，创新发展模式，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人民群众是否得到实惠，人民群众的生活是否得到改善，人民群众的各项权益是否得到保障，是检验发展是否科学的最高标准。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具体说来，就是要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和健康水平；就是要尊重和保障人权，包括公民的政治、经济、文化权利；就是要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主体性作用，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就是要不断提高人们的思想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就是要创造人们平等发展、充分发挥聪明才智和决定性力量的条件。社会主义是人民群众的伟大事业，人民群众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主力军。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反映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及其价值追求。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人民群众当家作主，公平地享有发展成果，这是社会主义最显著的特征。科学发展观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目的更加明确，使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目的的思路更加清晰，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更加彰显。
显而易见，人民性的价值取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是一以贯之、一脉相承的。这一价值取向的基本要求就是，牢固树立人民为本的理念，把人民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群众作为推动历史前进的主体，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各项权利，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以人为本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核心价值。以人为本，集中体现了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最高价值理想，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党的十七大报告使用的一个高频词，就是人民。十七大报告通篇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思想。比如，报告指出，改革开放就是要给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社会建设与人民幸福安康息息相关。报告最后又号召全党为谱写人民美好生活新篇章而努力奋斗，等等。可以说，坚持以为人本，追求人民幸福，实现人民利益，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高价值目标。
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逻辑结构层次
围绕着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了一系列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的基本观点。主要包括：社会主义本质论，回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价值目标问题；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回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国情和立足点问题；时代主题论，回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面临的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背景问题；改革开放论，回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活力源泉和强大动力问题；科学发展论，回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理念、发展内涵、发展战略、发展布局、发展目标等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回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机制的问题；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论，回答了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问题；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论，回答了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问题；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论，回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问题；生态文明论，回答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问题；国防和军队建设论，回答了国防战略、军队建设目标、历史使命等问题；自主创新论，回答了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问题；祖国和平统一论，回答了贯彻“一国两制”方针、主张以和平方式实现祖国统一的问题；和平发展论，回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问题；人民主体论，回答了坚持以人为本、人民群众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主体力量和我们党的根本宗旨的问题；执政党建设论，回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问题。而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集中体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纲。党的基本路线概括了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任务、总目标、总方针、总政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向实践转化的总的中介环节，是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一条红线。这些思想观点在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具有不同的地位和作用，按照各个思想观点的不同作用来划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可以划分为三个不同的逻辑层次。
第一层次：基本理论。基本理论是理论体系的理论基石，是对其它理论起支撑作用的理论。这个层次包括：1.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科学社会主义领域的基础性理论观点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政治经济学领域的基础性理论观点。3.社会主义本质论，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哲学领域的基础性理论观点。4.社会主义发展动力理论，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科学社会主义领域的另一重要理论观点。5.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科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领域、哲学领域的总合性的理论观点。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问题是1981年邓小平主持制定的《历史决议》中首次提出的。通过总结过去犯“左”的错误的教训，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央领导对我国的基本国情有清醒的认识，作出了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十三大根据邓小平的思想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十五大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内涵作了新的界定，强化了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认识。十六大以来，进一步丰富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思想。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国家既保持快速持续发展，又没有超越阶段犯过去“左”的错误，与坚持这个理论有密切关系。它的创立，既为构筑邓小平理论体系大厦，也为构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大厦奠定了第一块理论基石。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是世界现代经济理论的一大难题。邓小平自改革开放始，就在研究这个问题，认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没有那回事。”“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在南方谈话”中，他再次强调：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并且要求社会主义大胆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和管理方法。据此，十四大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10多年来，江泽民、胡锦涛先后领导的党中央，不断地丰富和完善这个理论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机制的若干重大方针政策，这个理论的创立是对科学社会主义观的重大发展，也是邓小平理论成为一个新的理论形态的根本标志。我国这些年取得的震惊世界成就是对它的实践价值的最好诠释。
社会主义发展动力论。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推动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动力是什么？这在马思主义发展史上是一个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又结合社会主义的实践，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科学地回答了社会主义发展动力问题。即：改革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
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本质是什么？我们熟读的包括老祖宗在内的无数“本本”都没有定义过这个问题。人们只是习惯地认为，讲社会主义就应当是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经济、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等。这些要素长期被朦胧地看作社会主义本质。他们对于建设社会主义都很重要，但将其作为社会主义本质却有片面性。它偏离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那些被朦胧地视为社会主义本质的要素，都属于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方面的内容，没有发展生产力的要求。理论认识的片面性，必然导致方针政策的错误。这是过去长期没有把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根本任务的一个重要原因。有了这样沉重的教训，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第一次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7]这个新界定，突出了生产力的最终决定作用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论、执政兴国第一要务论奠定了理论基础。
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科学发展观，第一要素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
上述五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贯通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领域”的具有基础性的重要理论观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支撑其他理论的基石。
第二层次：具体理论。具体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领域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基本立场、基本方法解决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特定问题的理论结果。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基本理论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方面的展开和具体化。这个层次包括：1.社会主义根本任务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这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也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内在要求，是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进行科学分析并总结社会主义经验教训得出的正确结论。2.社会主义主体论。既然我们国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落后，其他非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包括某些资本主义经济成分都未丧失其存在和发展的理由，那么我国社会主义的现实状况，就是以社会主义为主体、允许其他有助于社会主义发展的非社会主义形式并存并进。这表现在所有制结构上，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再分配方式上，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的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此外，在文化政策上，坚持主旋律和多样化的统一；在政党关系上，实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在政治关系上，随着港澳回归祖国，我国的政治制度以社会主义为主题，在少数地区实行资本主义等等。这种状况会存在相当长时期。30年来，正是因为毫不动摇地坚持并在不断完善这样制度和政策，这个理论成为国家取得巨大成绩和进步的一个强大推动力。3.社会主义建设的外部条件论。邓小平准确地把握当今时代特征和总体国际形势，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并根据这一判断，提出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为我国现代化建设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要实行对外开放，大胆吸收和借鉴世界各国创造的一切先进文明成果，并把对外开放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项基本国策。江泽民同志进一步提出正确应对和驾驭经济全球化、促进共同发展，促进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实施“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开放战略等重要思想，丰富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外部条件论。胡锦涛同志则进一步作出了“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的重要判断，提出了推动建设和谐世界的一系列主张，阐述了“中国将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的重要思想，从而进一步丰富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外部条件论。4.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保证论。邓小平提出，为了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江泽民同志进一步阐述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实质。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总结改革开放的“宝贵经验”时进一步强调，“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改革开放结合起来”、“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把推动经济基础变革同推动上层建筑改革结合起来”、“把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同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结合起来”、“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他还指出：“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这些论述，大大丰富和深化了四项基本原则在当代中国的时代内涵，对于我们正确地理解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上述四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体理论的核心内容。
除此之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具体理论还包括几个重要战略问题。主要包括：1.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发展战略。2.社会主义中国的外交战略。3.建设社会主义的社会力量配置战略（即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4.祖国统一战略。这几个重大战略问题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顺利推进必须解决好的重大问题。为解决这些重大问题而形成的思想观点和政策主张，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具体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三层次：政策性理论。也就是实践化、路线化的理论，是理论向实践转化的中介。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这是我们党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上述理论原则和思想观点，从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层面上，对我们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怎样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做出的战略部署；同时，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在政策上又涵盖实际工作的各个领域，主要是“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民族、军事、外交、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等十个方面。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纲领，也是实践化、路线化的理论，是理论向实践转化的中介，是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集中起来说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层面的展开，只有通过这一中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才能转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
党的基本路线是党和国家的生命线，是实现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的政治保证。基本路线是以党的思想路线为指导，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理论为基础形成的，是基本理论的结构化、实践化和深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党的十四大报告指出：“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我们党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这就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8]党的十七大对这条基本路线作了重要补充，即将“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补充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就表明基本路线实施的“主体”是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全国各族人民；“根本问题和中心环节”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两个基本点”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前者是立国之本，后者是强国之路；“立足点和基本方针”是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伟大目标”是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四位一体”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党的基本路线，是我们党依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所制定的集中体现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和愿望要求的政治路线，是我们党和国家的生命线。“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相互贯通的桥梁，是科学理论与伟大实践链接的纽带。从一定意义上说，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就是坚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也就抓住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关键。
基本纲领是基本路线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诸方面的展开和深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长期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是直接指导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的。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纲领：强调把发展生产力放在首要位置，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对外开放，提高经济整体素质和国际竞争力；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制度，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实施科技兴国战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统筹城乡发展，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加强能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缩小区域发展差距。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基本纲领：强调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不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基本纲领：强调社会主义不仅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实行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思想保证、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健康发展。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纲领：强调和谐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注重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扩大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实施扩大就业的发展战略，促进以创业带动就业；优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完善社会管理，维护社会安定团结。
以上三个层次以探索和回答三大基本问题的实践创新为动力和纽带，既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补充，又相互转化、相互渗透、相互贯通，由一个层次到另一个层次，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严密的逻辑体系。
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三大发展形态及其关系
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是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三大基本形态。“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说一脉相承，一是它们都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在理论渊源上一脉相承；二是它们都坚持为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在理论主题上一脉相承；三是它们都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在理论品质上一脉相承；四是它们都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为立论基础，在理论基点上一脉相承；五是它们都坚持以人为本，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全部理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理论目标上一脉相承。说与时俱进，是说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都坚持从实际出发，注重总结改革开放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的新鲜经验，注重探索和回答不同时期、不同阶段遇到的新矛盾、新问题，在理论创新和理论发展上都作出了各自的独特贡献。它们既相互贯通又层层递进，体现了新时期以来我们党理论创新成果的科学性体系、阶段性成果和发展性要求的内在统一。”[9]“我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对包含着一连串互相衔接的阶段的发展过程的阐明。”[10]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个大体系、大范畴。从总的脉络上来讲，邓小平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原创形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这一理论的“继发形态”，而科学发展观则是这一理论的最新成果。十七大论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正是对这前后相继的三个形态的一次大“整合”。从系统学的理论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一个总系统，其中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又分别是子系统，有各自的思想体系。三个子系统中各自的思想体系之间，以及与整个理论体系的关系，是密切相联系的“科学的内在统一”。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三个理论，分别看，分别搞，各自都是一个体系，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起着指导作用。但这些理论都是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主题，都是这个主题的展开，从更宽的视角看，都是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从更高的层次看，这些理论又是一个大的体系，都是这个大的理论体系的组成部分。这三大理论之间以及它们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间的关系是整体性发展和阶段性发展辩证统一的关系。三大理论形态既回答共同面临的相同的主题又有各自关注的特殊重大问题，既内在统一又层层递进，是一个互相衔接相互贯通的科学理论体系。在同一主题下，这些理论成果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有机整体，具有内在一致性，体现了理论创新发展的普遍性。在不同时代条件下和不同发展阶段的社会实践中，这些理论成果在同一主题下又具有各自特殊的价值，呈现出不尽相同的理论特色，体现了理论创新发展的特殊性。我们只有既深刻认识和把握理论创新发展的普遍性，又深刻认识和把握理论创新发展的特殊性，才能深刻认识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内涵和时代价值。“真理就是过程”[1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一个有着旺盛生命力的、发展着的真理体系。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同于中国革命，几十年就能成功，而是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的不懈奋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程有多长，其理论体系发展创新过程就有多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海纳百川，需要融入世界发展潮流，借鉴并广泛吸收人类一切文明优秀成果，兼容并包，博采众长。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长期性和开放性相适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不会一蹴而就，而是一个创新、形成阶段性成果，再创新、再形成阶段性成果的螺旋式上升过程。每一个阶段性成果，都为这个理论体系增添新的珍宝，都为后人发展这个理论体系铺垫新的起点。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都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贯穿，主题是一致的，内容是统一的，相互之间是依次继承、发展和坚持、创新的关系。
邓小平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础形态、原创理论和本源理论。邓小平理论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一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等一系列基本问题。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础形态，它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风格和基本框架。邓小平理论在这个理论体系中不但有开创性、奠基性的地位与意义，而且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基本的理论支柱。例如，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一国两制”统一祖国理论、走和平发展道路理论以及党的基本路线和党的思想路线等。如果没有这些理论的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大厦就建立不起来；如果没有这些理论作为源头，也就没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的产生。邓小平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所取得的经验以及邓小平理论所坚持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具有全局性、统领性、长远性的指导意义。邓小平理论之中的社会主义本质论、初级阶段及基本路线理论、改革开放理论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等贯穿于“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之中，对于整个理论体系的形成起到了指导性作用。从本原上说，邓小平理论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只是后来出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传承性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才不再以邓小平的名字命名；又因为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在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主要问题上是一脉相承的，因而才统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发展形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开创性部分。所谓开创性，就是说这一重要思想面向新世纪，着眼当代世界的新变化和当代中国的新发展，在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实现了我们党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适应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科技信息化的发展潮流，适应国内经济、政治、文化体制改革深入推进的发展趋势，把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加强党的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出发点，进一步拓宽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视野，引领我们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它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我国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起着继往开来、承前启后的作用。
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成果，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是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12]科学发展观对什么是发展靠谁发展和为谁发展、怎样发展等发展观的基本问题，做出了科学的回答，极大地深化了对人类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与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科学发展观作为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最新成果。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科学发展观不是在个别方面、而是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在对时代主题和历史潮流的分析判断上，由和平与发展这两大主题拓展为“和平、发展、合作”三大潮流；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内容布局上，由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拓展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在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和发展理念上，由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加快发展拓展为在经济发展基础上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在社会主义价值目标上，由改善人民生活条件、实现共同富裕拓展为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所有这些，都使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新水平、达到了一种新境界。科学发展观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成果，本身就是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科学发展观在新的发展阶段全面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认识，构建了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的严密结构系统，从而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一个相对独立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的开放的思想体系。从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考察，科学发展观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成果，既源于“老祖宗”，又不是对“老祖宗”的简单照搬。从纵向上看，它源于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它们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天然联系；从横向上看，它深深地植根于当代中国的发展实践，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和时代风格，在很大程度上具有自己独特的内容、特点和结构，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一个相对独立的部分。科学发展观与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之间这种既相互贯通又层层递进的关系，体现了新时期以来我们党理论创新成果的科学性体系、阶段性成果和发展性要求的内在统一。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层面上讲，科学发展观实现了对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于发展理论的重大创新和发展。它虽然仍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总框架之内，但并不是对过去发展理论的简单重复和搬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科学发展观用一系列紧密联系和相互贯通的新观点、新论断，深化和丰富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推进到一个新的水平。在新的发展阶段，坚持科学发展观，既是对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最好坚持，也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好实践。从我们面临的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形势看，科学发展观科学回答了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首先，进入新世纪新阶段，我国发展呈现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面临的机遇前所未有，面对的挑战也前所未有。如何从新的历史起点出发，带领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仍然是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重大课题。其次，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创造性事业，来之不易，承之更不易。我们是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进行建设的，在前进的道路上不但面临各种新情况新问题，而且必然会遇到各种困难和风险，这种环境和条件使我们的事业极具复杂性和艰巨性。任何科学理论的提出都是同特定的时代背景、历史条件和现实要求相联系的。当今世界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当代中国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革，这都呼唤着理论的创新和实践的创新。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党在清醒认识和准确把握新世纪新阶段我国发展新要求的基础上，顺应人民群众的新期待，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这一重大战略思想，把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境界。
从邓小平理论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再到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都有着鲜明的时代和实践特征、独特的理论和历史价值，但又都是同一项历史使命的思想求索、同一块实践土壤的认识之花。因而既有独特贡献又紧密相连，既面对共同主题又侧重探索不同重大问题，既内在统一又层层递进，既绚丽多彩又同根同源，形成了一脉相承而又各具特色的鲜明特征。这一理论体系各个重要成果“一脉相承”的“脉”，从理论主题上看，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从理论品格上看，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从理论基点上看，就是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从理论目标上看，就是为人民群众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奋斗。这一理论体系各个重要成果“与时俱进”的“进”，主要表现在：在改革和建设的不同阶段，侧重探索不同重大问题，做出了独特的理论贡献。邓小平理论提出并初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提出并初步回答了党的建设问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一步回答了社会主义建设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在继续回答前两个重大问题的基础上，正确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一关系到中国未来前途和命运的重大问题，也把对社会主义建设和党的建设的认识提到了一个新高度。
总之，在处理三大理论理论形态关系时，既不要混同起来，也不能对立起来。要充分认识到，任何理论都是随着不同阶段的实践需要而提出来的。科学发展观与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关系，根本上是建立在中国发展实践的阶段性基础之上的。每个阶段的环境、条件有所不同，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有所不同，发展的战略、布局和重点也会有所不同。每个阶段都会在此前发展成果的基础上，着力解决一些新的更为突出的问题。因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便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在一些重大的理论方面，从邓小平、江泽民同志到胡锦涛同志，既有共同点，又有不同程度的差异和特点。根本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但随着任务和条件的变化，解决问题的侧重点又有所变化，从而在理论上与时俱进，从而，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得到了丰富和创新。进一步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探索、发展到今天，并没有到达终点。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因此，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现在和今后都仍将继续下去。对科学发展观，在理论和实践上也还要继续研究、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和伟大旗帜将不断充实新的内容、开创新的境界。
党的十七大对三大理论形态的关系、理论定位以及评价问题作了明确的界定和科学的回答。一是把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统一概括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并把这一理论体系统一界定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理论飞跃，也即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从总体上归于“第二次理论飞跃”之中。这样，就把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统一起来了，把相对于毛泽东思想的“第二次理论飞跃”、“两大理论成果”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评价和定位问题一致起来了。二是将科学发展观界定为“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13]对此，胡锦涛同志还郑重地加以说明：科学发展观提出的时间还不长，它的形成和发展还需要时间，它自身还需要接受实践的检验，因此，不宜把科学发展观确立为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相并列的统领一切工作的指导思想。这样的界定和说明，科学地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不同时期所产生或形成的一些理论成果间的内在联系和关系，准确地阐明了这些理论成果的评价和定位问题，并为今后解决新的理论成果的评价和定位问题提供了方法论原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科学范畴的提出，以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内部几个理论成果相互关系和理论定位问题所作的科学界定和阐发，表明了我们党在政治上和思想理论上是一个更加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党的领导下，在党的十七大正确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指引下，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前景必将更加美好。
注释
[1]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10.370
[2]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10.373
[3]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2008.648
[4]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10.255
[5]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7.10.13
[6]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10.213
[7]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10.373
[8]江泽民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6.8.221
[9]习近平.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几点学习体会和认识.求是，2008，第7期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680
[11]列宁选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90，第二版，170
[12]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7.10.14
[13]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7.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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