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导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导性是指这一理论体系对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具有巨大的指导作用。党的十四大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是我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取得伟大胜利的根本原因，也是“指引我们实现新的历史任务的强大思想武器。”党的十五大强调要“用邓小平理论来指导我们整个事业和各项工作，”[1]并首次在党章中把它确立为党在新时期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党的十六大指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我国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2]党的十七大指出，科学发展观“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3]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指导地位，自然可以看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指导地位。事实证明，只要我们旗帜鲜明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导地位，就能够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党的十七大所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面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艰巨任务，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崭新实践，思想理论战线上的首要任务就是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统一思想、凝聚力量。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性
衡量一个理论体系是否科学主要有两点：一是理论体系是否具有严密的逻辑论证和扎实的历史论证；二是理论体系能否与实际紧密结合，并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性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始终以客观事实为根据，以科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揭示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本质规律，并以严整的逻辑形式加以科学的理论表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性，一是在于其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并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紧密结合起来，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第二次飞跃。二是在于其以毛泽东思想为直接的理论基础和思想渊源，坚持毛泽东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步探索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思想，并且将这些理论和思想应用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的实践中，开拓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阶段，形成了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科学的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立场和方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始终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这一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作为理论和实践活动的思想基础，始终用实践的观念、辨证的观点和群众的观点观察分析问题，始终做到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充分结合、反映了中国实际，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不断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它们准确把握和反映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客观规律，制定了符合中国国情和实际的正确路线、方针和政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是中国人民的必然选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与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它们是在不断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基础上形成的，逻辑论证严密，历史论证扎实。是被实践证明了的指引中华民族走向繁荣富强的科学理论。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系统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观察一个理论是否形成了科学的体系，通常的观点，一是看它是否具有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作为其哲学基础；二是看它是否在总体上把握研究对象的内在的必然联系和发展规律；三是看它是否围绕着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形成了一系列相互联系的观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不仅有实事求是这一贯穿于各个理论观点之中的思想路线，而且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问题，形成了一系列相互联系的观点，从而形成了系统性的理论体系。其中，各个层次、各个方面的具体观点与方法作为理论的基本要素，在理论体系的结构中发挥着整体性的功能。如果脱离理论的整体结构与整体功能，单个的理论观点就会失去存在的合理性，失去理论的生命力。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并不像某些人说的是一个“筐”，什么都能往里装。只有那些围绕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题展开，经过实践检验为正确的理论观点，才能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组成部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系统的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有深刻的系统性特征，从历史发展的逻辑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科学地涵盖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十六大以来党中央提出的一系列战略思想；从内容的学科体系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贯通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领域，涵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理论、民主政治理论和文化建设理论等；从指导实践的领域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涵盖了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卫生、民族、宗教、外交、国防以及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方方面面，每一方面的内容都有着深刻的内涵，各个内容之间是紧密联系，相互促进，共同发展。从结构上看，理论体系的系统必须要由总系统、分系统、子系统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一个总系统，这个总系统由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这三个分系统构成，而三个分系统又由若干子系统理论组成。从理论本质上看，各个系统之间要有共同的立场、共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共同的哲学基础、共同的最高目标、共同的依靠力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管是总系统或者是各个分系统中的子系统理论，从本质上看它们都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思想基础，都是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产物和最新成果。毛泽东用“实事求是”四个字加以概括，作为我们党的思想路线。邓小平依据他的政治智慧和丰富经验，在实事求是前面加上“解放思想”四个字。江泽民同志依据新的实践经验，特别强调与时俱进，并把它作为党的思想路线的重要补充。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更加重视和倡导求真务实并以此作为新理论和新实践的思想根基。而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各个系统都是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研究分析问题，都把实现人民群众的共同富裕作为奋斗目标，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既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的依靠力量，又是共同的实现者和受益者。从理论主题上看，既要有中心主题，各系统在共同的中心主题之下，又有各自不同的核心主题，而且在核心主题之下，各子系统内又有相关的侧重主题。各主题之间既相对独立，又互有联系。侧重主题是围绕核心主题展开，核心主题又是围绕中心主题进行论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中心主题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问题。围绕这个中心主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系统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形成了邓小平理论。可以说邓小平理论的核心主题是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后，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过程中，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的核心主题是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新世纪新阶段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重点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形成了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主题是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围绕核心主题，邓小平理论侧重解决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什么和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结合的问题，可以说，邓小平理论的侧重主题是社会主义本质理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理论；“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的侧重主题是新形势下执政党的建设问题。科学发展观的侧重主题就是解决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全面可持续发展的问题。这些侧重主题的解决，既是围绕核心主题进行，同时也为解决中心主题奠定了基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从结构上、本质上、理论主题上符合系统论的观点要求，因此，我们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科学、完整、严密的系统性理性认识。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实践性
所谓强烈的实践性，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始终从实际出发，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产生，接受实践的检验，并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完善的科学理论。实践性是科学理论的根本品质。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就是不能用本本去框实践，而只能用实践去发展本本。马克思主义的彻底的实践精神和品质塑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实践风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实践性很强的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是单纯的学理，实践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区别于其他理论的一个鲜明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实践特色，是指它从实践中产生、在实践中发展、用实践来检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实践基础，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带领人民进行的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鲜明的实践特色，就是坚持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作为理论生长的基础、发展的动力和检验的标准，把改革发展过程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和重大实际问题统一起来，把求真务实、开拓创新作为主导价值追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涉及的重大理论问题同时也是现实生活中的重大实际问题。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重在解决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发展道路的问题；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重在解决党的历史方位发生重大变化后如何加强党的建设的问题；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重在解决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问题。这些重大问题，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主要内容，塑造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实践性的理论体系，是改革开放这一伟大实践的理论体系，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一史无前例实践的理论体系，是13亿中国人民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重大贡献这一创造性实践的理论体系。改革开放是一场波澜壮阔的革命，它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等方面进行了深刻的变革；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是一场人类社会宏伟的革命，它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观念等各个方面进行了广阔的变革。这些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实践不断通过总结上升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内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产生于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实践中，是在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形成的，并且随着实践的发展充实新的内容而不断完善。理论源于实践，实践是理论的源泉；理论高于实践，实践需要理论的指导。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就是一个实践催生理论又呼唤理论的过程。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三种具体理论形态的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一方面，扎根实践的沃土，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创立起来的，即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如实及时地反映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发展变化，对人民群众创造的新经验进行抽象概括，从中寻找发现规律，升华为科学理论成果。另一方面，从实践发展的需要出发，用不断创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对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现代化建设实践中所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作出科学回答，对改革开放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进行深入剖析，对人民群众中的思想困惑给予合理解释，由此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向前发展，成功地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的高度统一。
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新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创造性非凡的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新性，主要体现在其改革开放的精神、与时俱进的品质和所提出的一系列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新理论新思想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在坚持中发展，在发展中坚持，不断进行新的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概括，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极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学说，体现了我党非凡的创造能力和强大的活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马克思主义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发展创新。30年来，我们党在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同时，系统总结了世界各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紧密结合我国的实际，创造性地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目标、道路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创造性地提出了合乎国情、党情的行之有效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思路、途径和举措，以创新的理论体系指导着创新的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创造性地提出一系列新的重大理论观点、重大战略思想，继承、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主要体现在：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理论；提出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改革的思想；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提出科学发展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理论；提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提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理论；提出“一国两制”和祖国和平统一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提出社会主义和平发展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进一步开拓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标志着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的不断深化和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本身是创新思维的结果，其本身充满了创新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有一系列创新特征。这不仅表现在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方面有独特的理论创新，而且在对中国如何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解方面也充满了理论创新。尤其是，科学发展观与构建和谐社会的提出，更加凸显了理论创新的巨大作用。这是对人类社会发展的理论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不仅在于我们对社会主义的必然性有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深刻的认识，而且我们对如何建设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问题也有了前所未有的深度把握，这是该理论体系创新本质的最鲜明的表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强调的是坚持按照中国的国情来建设社会主义。任何创新都跟实践分不开。而国情正是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的另外一种创新品格，就是紧密跟实践结合、跟国情具体变化中的特征相结合。强调从国情出发建设社会主义，正是这一理论体系能够在理论上实现重大创新的根本原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开放本身就体现了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新特征来自理论自身的自我超越性，而不是外部的某种替代；是理论的自我否定式创新，而非外部否定式的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中国强国富民、实现民族振兴的理论指南。一个民族的发展总是需要理论指导的，没有理论就没有核心价值体系。而理论创新的目的也正在于它要发挥指导民族振兴的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把国家的强盛、人民的富裕与现代化建设联系在一起，把民族复兴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把中国的和平发展与人类文明的进步联系在一起，既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又符合中国的基本国情，惠及广大人民群众的现实利益和长远利益。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具体任务应该如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的：“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4]这一精辟论述正在成为我们核心价值体系的一部分，也逐渐展示了理论创新品格的魅力。
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开放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必然是开放的体系，这首先根源于这个理论体系的自身特性：一方面，它以唯物辩证法作为自己的哲学基础。辩证法的本质是批判的革命的，从来不承认终级的真理，它总是把发展的现阶段当作继续发展的起点，反对把自己的思想封闭在僵化的概念体系中。另一方面，它以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作为自己的阶级基础和社会基础。工人阶级是革命最彻底的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科学越是大公无私，越是有利于工人阶级的利益，所以它不会停止在某一个既得利益阶段上。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最有生机和活力的社会力量，人民群众创造历史，决不会依样画葫芦，它总是在不断开拓前进的过程中为自己开辟认识真理、发展真理的道路。再一方面，这一理论体系以改造世界为目的，具有极强的实践性。人们的社会实践是永无止境的过程，由此决定理论创新也永无止境，理论总是要不断地从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中吸取智慧和力量，实现自己的发展和创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开放性也是由产生这一理论体系的时代特征决定的，任何理论身上都会留下时代的烙印。开放是社会主义新时期的重要特点，在这个时期形成的任何理论体系都会深深地打上时代的烙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完善的，它具有开放性正是受时代的影响而打上的时代烙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其生存和发展的时空关系来说是开放的。在发展的时间上它表现为：前承“老祖宗”，源远流长，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脉相承；后启来者，永无止境，是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未来新局面的指路明灯。在发展的空间上它表现为：外通天下，广纳百川，始终前进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大道上，具有吸纳和消化外来文明一切积极成果的能力；内联实践，相生相长，既依存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精神动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开放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它吸收和借鉴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在内的人类一切有益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优秀文明成果，拥有非常广博的开放性理论和思想渊源；其二，它将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不断发展而发展，具有充分的开放性发展空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不断发展开放的理论体系，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理论体系。由邓小平理论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再到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实践无止境，发展也无止境。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不断前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将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产生、形成、发展的土壤和基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源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保证和精神动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根本指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客观与主观、理论与实际的双向互动关系。实践无止境，理论创新就无止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不断开拓的新局面，不断形成的新特点，不断产生的新情况，不断积累的新经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发展源源不断地注入动力和活力，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呈现出不断深化、不断完善的过程，这个过程必将表现为理论主题不断被深化、阶段性理论成果不断形成、理论体系不断成熟的开放过程，正像党的十六大政治报告指出的那样，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我们要突破前人，后人也一定能够突破我们”[5]。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开放性决定了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神圣职责和光荣使命，而完成这一神圣职责和光荣使命的法宝就是始终坚持和践行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就会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和旺盛的精神活力，就会不断从活生生的实践中汲取理论营养，就会始终把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作为理论创新的价值取向，就会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建设始终在不断发展了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导下胜利前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当代具有开放性、包容性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历史和现实证明，一种思想文化愈是开放包容、兼收并蓄，它就愈是丰富博大，长盛不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提出和实行全面对外开放政策，把中国的发展同世界的发展紧密联系起来；倡导世界各种文明和社会制度长期共存，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把中华文明的发展同世界文明的进步紧密联系起来。时代主题论、“一国两制”论、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科学发展观、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论等命题都具有显著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开放性具有主动性的特质，所谓主动性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自我发展和主动开放的理论。我们既没有完全照搬别人的理论，也没有跟在别人后面邯郸学步，而是主动发展、主动创新，有选择、有甄别地借鉴和学习外国的东西。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主动勇于发展创新和自觉善于学习借鉴的理论的精神和品格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必然成为不断发展开放的理论体系。从历史发展脉络来看，有两个特点充分表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开放性：一是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基础上，产生了三大理论成果，即“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和“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三大理论成果的核心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推进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三者之间具有一种内在的发展逻辑，即首先弄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在此基础上，研究作为带领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政党应该如何加强执政能力，而无论是弄清概念也好，提高党的执政水平也好，始终都是为了发展。如果这其中任何一个理论成果是一个封闭的体系，就断然不可能实现这样的逻辑链的。既然迄今为止的三大理论成果都不是封闭的体系，就没有理由推论，作为成果整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封闭的。二是作为开放体系的邓小平理论，孕育和发展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样的，作为开放体系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孕育和发展出了科学发展观。
每一次理论的飞跃，都是对前一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并且，三大理论成果都是从实践中获得，不断地为实践所检验，又服务于实践的，每一种新的理论的诞生无不打上“实践”的烙印。从认识过程本身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而是从邓小平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概念起，在实践的基础上发展建立起来的，这说明这个体系还远远没有完善，必须在创新的基础上更加完善。具体到我国，计划经济时代，人们所理解的社会主义，就是简单的平均主义，经济和社会发展缺乏活力。到了九十年代苏东剧变，瓦解了社会主义阵营，促使一直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从多方面进行更为深刻和深入的思考。在这样的背景下，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指出要继续毫不动摇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并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论和“三个有利于”标准，稳定了民心，明确了方向，促进了中国经济平稳快速健康的发展。八十年代末，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党内腐败现象增多，党的建设问题日渐凸显出来。江泽民同志洞察到这些问题，适时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明确了党建工作的重要性，严整党风，树立了“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的理念。胡锦涛同志延续了这一做法，进行了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践行了在“发展中解决问题”的思想，根据现实国情，提出科学发展观战略要求，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做到“五个统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由此可见，与现实密切联系的三大理论成果，无一不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无一不是随着实际情况的变化而不断发展的。这一点，一个封闭的理论体系是无论如何做不到的。
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务实性
务实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特点。务实的核心是把马克思主义与本国国情相结合，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求真务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本身，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就是把马克思主义与本国国情相结合，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产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自始至终是从我国实际出发的，是用来解决我国实际问题的理论。中国最大的实际是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发展问题。从党的十三大开始直到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都强调和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问题。十七大报告又对我们的基本国情作了进一步阐述，深刻分析了当前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强调这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在现阶段的具体体现。正是由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作出了正确判断和准确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有了科学依据和坚实基础，才能始终依据基本国情制定方针政策，推进改革，谋划发展，探索出独具特色的民族复兴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三大成果都形成于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在这个历史新时期，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始终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因而它们具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即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但是，由于这三大理论成果是在改革开放的不同发展阶段形成的，而每一个发展阶段则必然具有不同的阶段性特征，因而在各个发展阶段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也就会有所不同。根据各个不同发展阶段的具体情况确定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这本身就是务实的突出表现。
邓小平理论形成于拨乱反正和开始实行改革开放的阶段，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阶段。当时，我们面对的是十年“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危难局面，当务之急是要拨乱反正，总结历史经验，重启对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探索。时代和实践给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课题就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通过探索，邓小平同志深刻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并在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党的领导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国统一等重大问题上形成了一系列相互联系的基本理论观点，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初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首要的基本的理论问题。
以邓小平同志1992年初的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为标志，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这个新的阶段，党所面临的国内外形势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我们党的自身建设也存在这样那样一些问题。邓小平同志对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政治交代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常委会的同志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6]当此之时，“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凸显出来，迫切需要我们给予明确而科学的回答。经过长时间的探索和思考，江泽民同志在世纪之交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我国发展呈现出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各方面情况表明，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不懈努力，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都发生了意义深远的重大变化；但是，在改革发展中也逐步暴露出一些新的矛盾和问题。时代和实践又给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样一个重大课题。当此之时，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经验，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这一科学理论在进一步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基础上，着力解决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以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主题的。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简言之，就是“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7]的社会主义。所以，这个理论体系特别强调马克思主义只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正确运用于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强调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强调要从我国的国情出发，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强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我国最基本的国情，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强调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发展中大国领导人民进行现代化建设必须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强调必须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精神、大兴求真务实之风，不断求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之真、务坚持长期艰苦奋斗之实，求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之真、务抓好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之实，求人民群众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之真、务发展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之实，求共产党执政规律之真、务全面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之实；等等。这些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务实性的突出表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务实性不仅体现在它所解决的主要问题及其主要内容方面，而且还体现在这一理论体系形成和发展的方方面面，创立这一思想体系的根本目的是要指导党和人民解决关系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前途和命运的实际问题——探索和开辟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创立这一思想体系所坚持的思想路线是坚持从实际出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这一理论体系形成和发展所遵循的正确途径和方法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这一理论体系形成的历史根据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这一理论体系形成的现实依据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等等，所有这些，都从不同的方面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务实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务实性还表现在这一理论体系的形成、检验和发展与新时期的伟大实践紧密相联的。伟大的实践催生科学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昭示我们：“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所有这些体系都是以本国过去的整个发展为基础的，是以阶级关系的历史形式及其政治的、道德的、哲学的以及其他的后果为基础的。”[8]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结晶和升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带领人民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大力推进改革开放这场新的伟大革命，极大地调动了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使我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使中国的社会生产力获得新的巨大解放，也使我们的民族精神得到高度弘扬。这场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改革大开放，是中国人民生气勃勃的伟大创造，也是科学理论发展的不竭源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伟大实践及其新鲜经验进行科学总结的理论成果。“实践性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检验和发展的全过程，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根本源泉。”[9]
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时代性
理论的生命力就在于能及时回答时代提出的重大问题，马克思主义是时代的产物。顺应时代，应时而生，因时而变，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征，也是马克思主义不断创新发展的基本规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深刻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这种本质特征和基本规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丰富和发展的过程，深刻地反映了改革开放30年来时代的新变化和新发展，深刻地反映了时代发展的潮流，充满了浓郁的时代气息。牢牢把握时代性，是深刻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关键。“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内容都是由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10]。不与时代紧密相联的理论，不反映时代需要的理论是没有出路和发展前景的理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先后失败和破产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三大基本内容都是时代的产物，或者说是应对和迎接时代挑战的结果。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解决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在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怎样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列宁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提出帝国主义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在不发达国家首先胜利的理论，并积极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但没能解答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即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条件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以新的思想、观点来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所形成的科学理论体系。它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因而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始终站在时代前列，敏锐把握时代特征，准确反映时代要求，合理引导时代潮流。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容来看，许多思想观点直接就是对当代世界及其发展的新概括。例如：关于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主题的论断，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关于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思想，关于经济全球化、国际政治多极化、世界文明多样化的判断等等，都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世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还有一些思想观点，如关于可持续发展思想，关于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环境友好型社会和发展循环经济的思想等等，既是当代中国发展阶段性特征所决定的，又是吸收和借鉴其他国家发展经验的产物，是当代人类文明的共同结晶。以上两个方面内容，都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时代特征的结合。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三位一体格局到四位一体格局，从又快又好发展到又好又快发展，从全方位对外开放到融入经济全球化等新思路、新举措，都充满了浓郁的时代气息，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准确把握住了发展这个时代主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生产力得到了快速发展，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得到了很大改善，但我们仍然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要矛盾仍然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始终是这个阶段的中心任务。为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始终突出发展这个主题，提出“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等论断，把中国的发展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紧密联系在一起，把中国的发展进步与世界的发展进步联系在一起，牢牢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的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紧紧抓住了改革创新这个时代精神。解放思想、求真务实、锐意改革、开拓创新，这既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高度概括，也是人们精神状态的深刻反映。在新的发展阶段，我们要继续奋力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根本动力仍是改革开放。十七大科学地总结了改革开放十条基本经验，继续吹响改革开放的号角，这不仅是对改革开放新的推进，而且对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都具有重大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充分体现了“赶上时代”的精神，并由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始终坚持的，等等。从邓小平理论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再到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都是我们党为解决时代提出的新课题，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在实践创新的基础上形成的理论创新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我们党在深刻全面分析和把握当今时代发展的基本形势和特征的基础上形成的理论创新成果，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坚持以宽广的眼界观察世界、以时代发展的要求审视自己、以战略的思维谋划全局，科学认识和正确应对当今世界发展变化的理性思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以当代世界发展大势为背景，以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为主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重点，因而具备极其宽广的世界眼光和极其强大的现实指导力。它形成、丰富和发展的过程，深刻地反映了改革开放30年来时代的新变化和新发展，深刻地反映了时代发展的潮流，充满了浓郁的时代气息。
从其具体内容上来讲，这个理论体系的鲜明时代性体现在。首先，它深刻地揭示了当今时代的主题。世界形势在不断地发展变化。邓小平同志洞察变化了的国际形势及其发展趋势，明确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这一极为重要的科学论断。他指出：
“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11]和平与发展是相互联系的。和平是前提，发展是核心。邓小平同志关于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的科学论断，是我们确立对内对外政策的重要依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制定一心一意搞建设的方针，就是建立在这样一个科学判断的基础之上的。我们在制定国内一心一意搞建设这个方针的同时，也调整了对外政策，就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我们把争取和平作为对外政策的首要任务。争取和平是世界人民的要求，也是我们搞建设的需要。”[12]冷战结束后，世界的力量组合和利益格局发生新的深刻变化，世界多极化不可逆转，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技革命加速推进，全球和区域合作方兴未艾。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时代的主题，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正是基于这样的科学判断，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继续坚持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基本内外政策。
其次，它紧紧地扣住了当今时代的主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一方面反复强调要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致力于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另一方面又始终强调要紧紧抓住有利时机，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搞建设就是搞现代化建设。关于现代化建设的根本任务，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把我们的工作着重点转到社会主义建设这方面来，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这是我们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我们从80年代的第一年开始，就必须一天也不耽误，专心致志地、聚精会神地搞四个现代化建设，决不允许再分散精力。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但是说到最后，还是要把经济建设当作中心。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现在要横下心来，除了爆发大规模战争外，就要始终如一地、贯彻始终地搞这件事，一切围绕着这件事，不受任何干扰。就是爆发大规模战争，打仗以后也要继续干，或者重新干。我们全党全民要把这个雄心壮志牢固地树立起来，扭着不放，‘顽固’一点，毫不动摇。”[13]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强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我们党在深刻总结历史经验基础上作出的战略决策，实践已经充分证明这个决策是完全正确的。经济是基础，解决中国的所有问题，归根到底要靠经济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集中力量把经济搞上去，实现中国的现代化，本身就是最大的政治。所以，无论形势发生怎样的变化，除了发生大规模的外敌入侵，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条是绝对不能动摇的。党的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又进一步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必须坚持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要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既通过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自己、又通过自身发展维护世界和平。
再次，它明确地确立了“赶上时代”的目标。这一目标是由邓小平同志所确立并为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所始终坚持的。邓小平同志在领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既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又把目光投向世界，把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置于世界的大环境、大坐标中加以考察，以确定中国发展的方向和目标。“赶上时代”，就是邓小平同志所确立的中国发展的重要目标。他曾明确指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现在世界突飞猛进，科技领域更是如此，中国有句老话叫‘日新月异’，真是这种情况。我们要赶上时代，这是改革要达到的目的。”[14]为了赶上时代，邓小平同志一再强调“要抓住时机，发展自己”。也正是我们要赶上时代的目标出发，邓小平同志特别强调发展科技和教育的极端重要性，不仅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重要论断，而且强调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强调“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15]；强调要“在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等等。江泽民同志强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也都是为了实现“赶上时代”的目标。
总之，是否具有时代性是判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否在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是否在前进的重要标准，也是检验马克思主义是否具有生命力的重要标准。时代性特征贯穿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始终，具体地丰富、发展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内容。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都无不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牢牢把握时代性，是深刻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关键。
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人民性
深厚浓郁的人民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一个本质特点。人民性，即这一理论体系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符合人民过上富裕、民主、文明、和谐生活的愿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凸显人文关怀、饱含民生情结和执政为民理念的社会主义，是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普遍幸福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人民性反映了我们党的先进性和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最鲜明的特征，人民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一个本质特点。这一理论体系的人民性，根源于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唯一宗旨。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党在任何时候都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同群众同甘共苦，保持最密切的联系，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正是中国共产党这一性质和宗旨，决定了她的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必然具有深刻的人民性，其人民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以人民为实践和价值主体。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是由人民群众创造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前进的根本力量。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是决定国家前途和命运的根本力量。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国各族人民实现自己利益、创造美好生活的共同事业，是亿万人民群众广泛参与的创造性事业。人民群众不仅是实践主体，而且是价值主体。党来自于人民，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并带领人民前进。人民群众是党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任何时候我们都必须坚持尊重社会发展规律与尊重人民历史主体地位的一致性，坚持为崇高理想奋斗与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的一致性，坚持完成党的各项工作与实现人民利益的一致性。邓小平同志强调社会主义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要根据现在的有利条件加速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江泽民同志把“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强调“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要求各级干部要处处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以人民群众为本，在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方面创造出新的气象。”[16]胡锦涛同志强调以人为本，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其次，是以实现人民利益为目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以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主题的，它的价值目标与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是相一致的，同时也是与这一科学理论体系的价值主体相统一的，其价值目标就是最大限度地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所以这个理论体系强调：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基本着眼点是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在整个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都要努力使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群众共同享受到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使他们不断得到看得见的物质文化利益，从而使他们愈来愈深刻地认识到实行改革开放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祖国的富强之道，也是自己的富裕之道，也从而使他们更加自觉地为之共同奋斗。相信谁、依靠谁、为了谁，是否始终站在最广大人民的立场上，是区分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分水岭，也是判断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试金石。对于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来说，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始终是最紧要的。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根本目的，是通过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再次，是以人民赞成为检验尺度。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党的一切活动，都必须以人民群众“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方针政策的根本依据，作为从事领导工作的根本立场，作为衡量工作成效的根本标准。这一点也深刻地反映、贯穿和体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中。邓小平同志强调要把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检验一切工作、特别是检验一切改革得失成败的根本标准；把是否符合最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以及广大人民群众是否拥护和赞成，作为我们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变与不变的根本标准。江泽民同志强调只有人民，才是我们工作价值的最高裁决者。“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党的一切工作和方针政策，都要以是否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最高衡量标准。”[17]胡锦涛同志强调，实现人民的愿望、满足人民的需要、维护人民的利益，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要坚持用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来衡量我们的一切决策和工作。
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人民性，还表现在这一理论体系的形成上。邓小平同志作为邓小平理论的主要创立者、江泽民同志作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主要创立者、胡锦涛同志作为科学发展观的主要创立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历史性的重大贡献。他们之所以能够成为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主要创立者，最根本的一点是因为他们始终尊重实践，尊重群众，时刻关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愿望，善于概括群众的经验和创造。无论是作为整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还是作为这个理论体系的三大重要成果的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其本身都是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善于吸收人民的智慧，尊重人民的创造力的结果。
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民族性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原则，又根据时代特征和中国实际，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是中国人特有的科学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既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发展的最新成果，也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中国的发扬光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运用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民族语言来阐述的，体现了中国人民独特的思维方式，具有鲜明的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个性化的中华民族思维方式、民族语言、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赋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继承民族优秀文化有机的统一起来，使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创造力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民族性表现为，立足于当代中国的国情，体现中国作风、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
第一，运用中国人喜闻乐见的民族语言解释和阐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使其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如科学社会主义关于在未来社会要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原理，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等著作中强调无产阶级建立自己的统治以后，要“尽可能快的增加生产力的总量”，把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作为未来社会的重要特征。这一原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表述为“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社会主义阶段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社会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上，马克思恩格斯把生产资料从私有制转变为公有制视为社会主义最基本的特征。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恩格斯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同现存制度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差别当然在于，在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先是单个国家实行）的基础上组织生产”。这一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表现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呈多层次分布的客观要求。在分配制度上，马克思根据未来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状况，认为只能实行按劳分配原则。这一基本原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表述为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确立了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以此同我国现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相适应。在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上，马克思认为，未来社会实行的是产品经济，商品和货币将从社会上消失。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则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体制、运行机制和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得到了结合，这一重大创新突破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在国家政权上，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只存在于从资本主义进入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后，国家将消亡。列宁发展了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认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国家正在消亡，但还没有完全消亡。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强调无产阶级专政将存在于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并且几十代人部不能掉以轻心。无产阶级专政被命名为人民民主专政，更加鲜明地凸现出人民在国家政权中当家作主的地位，表明政权具有民主和专政两个方面的职能和政权的民主性质，强调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在社会的意识形态上，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这表明在未来社会的第一阶段，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和科学世界观——马克思主义必然是社会的统治思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四项基本原则之一。党的十七大报告又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并且创造了一系列具体体现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原则。此外，马克思主义关于共产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社会主义的领导力量，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的统一，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社会成员的富裕、军事理论、党的学说等重要原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都被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
第二，运用具有民族特色的表述形式提炼和概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产生的经验，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用中国文化形式表现出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求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范畴、原理和规律，运用中国的话语，作出“中国特色”的概括和表述。比如，“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三个有利于标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小康社会”、“一国两制”、“科学发展、社会和谐”等耳熟能详、简洁明了的判断。2006年4月21日，胡锦涛同志在美国耶鲁大学演讲中谈到科学发展观时说，“科学发展的理念，是在总结中国现代化建设经验、顺应时代潮流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也是在继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基础上提出来的。”[18]他通过以民为本、自强不息、注重社会和谐、注重亲仁善邻等中国民族文化的基本理念，论证了科学发展理念中中华文明的深厚根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立足于中国实际，扎根于民族沃土，与中华民族发展进步的要求有机结合，并深深熔铸在整个民族的创造活力之中，充分显示了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毛泽东曾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19]。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要战略思想都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同时，从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中极取营养，在当代历史条件下将其发扬光大，在实践过程中推陈出新，形成新的理论成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深深熔铸其中，将马克思主义理论植根于民族文化的沃土，围绕怎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题，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反思与超越”“传承与发展”“融合与创造”，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越发闪耀真理的光芒、焕发实践的威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求真务实的思想方法，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经世致用的思想传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爱民惠民的民本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谐发展的战略思想，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崇尚和谐的民族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强国富民的理论宗旨，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立足于中国实际，扎根于民族沃土，与中华民族发展进步的要求有机结合，并深深熔铸在整个民族的创造活力之中，充分显示了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毛泽东曾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用中国的语言形式，中国的思维习惯表达的具有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的马克思主义。
十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整体性
整体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特征。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是一个科学完整的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的理论成果，也应当具有整体性的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整体性首先体现在其所回答和解决的问题的一致性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所围绕的主题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回答的基本问题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整体性体现在其世界观、方法论、价值观、理论品质等方面的内在一致性上。再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整体性还体现在其内在逻辑结构的一致性上，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逻辑结构同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内在逻辑结构具有内在一致性。我们所要构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一定要体现其整体性的总体特征和基本要求，所以那些按照基本观点和按照理论板块构建理论体系的看法显然是不恰当的。那些看法都难以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整体性的基本要求。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按照系统论分析也体现出整体发展的特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集中表现为一种政治文化现象，并通过政治文化反映到经济、军事、外交和社会各个领域，使中国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整体性的变化。新文化运动以前，中国人简单介绍马克思及其生平是作为一般文化现象，是十月革命与五四运动突出了其无产阶级革命的政治性。经过五四时期的三大论战，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先进知识分子的拥护。中共成立后，马克思主义被确定为中国革命和中共的指导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突破。但是，党的指导思想的确立只是政治性标志，其正确实施更需要社会文化的广泛认同。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传统文化就发挥了重要的影响。一方面，长期封建制形成的等级观念及下级对上级的绝对服从思想，造成对党的指导思想的权威理论照抄照搬，并由此产生教条主义“左”的倾向；另一方面，偏重实践的传统经世致用思想加上当时对马克思主义缺乏全面理解，很容易出现忽视党的指导思想、片面强调经验的右倾错误。对教条主义的破除，发端于遵义会议在完全断绝与共产国际联系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解决军事与组织问题，取得长征的胜利；消除右倾根源，重视马克思主义的深入学习，则是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任务后展开的。而“左”和右倾错误的清算，是经历延安整风运动统一全党思想，最终将毛泽东思想写入中共七大新党章，指引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新中国诞生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继续面临从中国国情出发，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的课题。建国初的三大改造，我国没有照搬苏联建设集体农庄和立即消灭资产阶级的经验，而是采取平分土地，保留民族工商业的方法，引导农民、手工业者和民族资产阶级逐步实现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不仅符合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更适应了广大群众的文化认同，即在自给自足自然经济基础上实现大同社会的畅想，并由此创造出从个体到集体、由低级到高级的逐步过渡的改造途径，取得显著成就。后来，毛泽东却未能实事求是对待社会主义建设的课题，急于推动对理想化社会主义的认同，错误发动“文化大革命”，走偏了方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认真审视中国所处的实际状况，正确处理革命与建设的关系，引导人民走出对社会主义狭隘理解的误区，实现了思想文化层面对马克思社会主义理论的正确解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进一步强调文化和社会的全面发展，拓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层面，是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集体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全方位、多层次整体认识的成果。
十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革命性
革命性就是科学理论所具有的批判精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发展中体现出强烈的革命性的品质。这种品质是同马克思主义理论一脉相承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立是在批判中实现的，批判是马克思的个性，从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到《资本论》，批判精神自始至终贯穿其中。马克思或马克思与恩格斯合著的著作，总是喜欢把标题或副标题冠之以“批判”两个字，比如：《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神圣家族：对批判的批判所作的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哥达纲领批判》、《资本论——政治经济批判》等等。马克思恩格斯对德国古典哲学的批判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创立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的批判，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
列宁主义在批判中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果。从批判性精神出发，列宁提出了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发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只能同时在几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取得胜利的理论已经不适合“帝国主义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新的历史条件，从而得出社会主义革命在单独一个国家内可能首先取得胜利的结论，并成功领导俄国十月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从这种批判性精神出发，列宁对自己过去的思想作了超越，他领导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政府实现了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向“新经济政策”的关键性转变，实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创新。
毛泽东思想的创立和发展继承了批判性这一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规律。毛泽东同志是中国共产党人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杰出代表。他的理论和实践活动，表明了我们党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一是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二是必须把基本原理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正是毛泽东同志领导全党同曾在党内占统治地位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进行了坚决斗争，在危难中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正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成功地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并在我们这个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国家，成功地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在毛泽东同志看来，不管是中国的革命，还是中国的建设，都只能由中国人自己来创立、自己来实践。毛泽东不怕“山沟里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嘲讽，坚信“中国革命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在毛泽东的精神世界中，如果没有民族主体的批判性、创造性精神，而照抄照搬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成功的经验，要想把中国革命搞成功，那是不可能的。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在这种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中蕴含着极生动、极丰富的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反对本本主义、教条主义的宝贵精神财富。这种宝贵精神财富，就是一种“要打破迷信”的批判性精神。毛泽东思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同马克思主义理论一脉相承，原因就在于这种理论体系的创立和发展紧紧抓住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发展马克思主义”这一根本问题，遵循了批判性这一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规律。
在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期，邓小平同志为全党树立了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榜样。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离开自己国家的实际空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如果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邓小平理论是对毛泽东思想批判性的继承和发展，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党的十四大把邓小平理论概括为九个方面，其主要内容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三个有利于”的观点，社会主义本质的观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观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观点，改革开放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的观点，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带动越来越多的地区和人们逐步达到共同富裕的观点，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的观点，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一国两制”实现和平统一的观点等。在这一系列重要思想、观点的背后，只要我们稍作比较，与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情况作一比较，我们就可深层体悟到邓小平理论内在的那种敢于突破陈规的批判性精神的实质。从邓小平同志批判“两个凡是”到邓小平理论在实践中一步一步的发展，可以说，邓小平同志的理论处处渗透着批判性精神。波普尔在阐述科学发展模式时认为，科学理论的形成离不开科学家的三种精神，一是不怕犯错误的精神，二是敢于批判的精神，三是敢于否定的精神。邓小平同志在创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过程中，同样具备了包括批判精神在内的这三种精神。批判“两个凡是”，批判“以阶级斗争为纲”，批判姓“资”姓“社”的无谓争论，等等。邓小平同志在总结深圳经验时指出：“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敢闯”就是一种对过去和现在的批判。邓小平同志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可以说，正是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内在的批判性精神，才创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没有邓小平同志批判性思维与批判性精神的存在，不可能有邓小平理论的创立，也就不可能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当然，世界是一个永恒发展着的过程，邓小平理论也必将受到未来实践的检验和批判，必然也要随实践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自己。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坚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内在的批判性精神分析当今世界，分析当代中国，不断总结实践经验，不断在批判中开拓创新。不仅首先提出了“共产党执政规律”的概念，而且通过“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阐述对共产党执政规律作了比较系统的探索。我们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揭示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的规律，是因为它回答了执政资格、执政能力和为谁执政这三个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首先，“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代表中国先进牛产力的发展要求置于“三个代表”之首，既放眼世界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趋势，又立足于中国生产力发展的实际，强调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揭示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资格。其次，“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出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揭示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一个政党如果只代表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而在坚持什么样的文化方向、推动建设什么样的文化上不能树立起思想上精神上的一面旗帜，就没有执政能力去履行执政资格。在过去的80多年中，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保持执政地位，不仅在于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还在于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了意识形态领域的深刻变革，建设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思想文化体系。再次，“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声明始终代表中国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谁执政的问题。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所包含的价值趋向都是共同的，那就是最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对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与代表中国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予以同时强调，目的在于强调三者对共产党执政来说都具有本质的、必然的联系，即具有规律性的意义。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科学发展观，进一步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科学发展观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立足国情实际、总结国内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的科学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对人类社会实现以人为本、和谐共生、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文明观。中国共产党和世界上其他执政党的经验教训说明：发展问题对保持党的先进性、保持党的执政地位至关重要，如何解决“为什么发展”、“为谁发展”、“靠谁发展”、“怎样发展”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新课题。从逻辑上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了保持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的问题之后，就必须进一步回答“什么是发展、为什么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通过推进国家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来保持党的先进性。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逻辑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是统一的。我们国家已经顺利地实现了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的第一步、第二步目标，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开始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迈进，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在这样的新发展阶段，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而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凸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加上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使得“什么是发展、为什么发展、怎样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急需回答的重大问题。摆在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的党中央面前的基本问题，是在继续强调发展的重要性、在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的基础上，对以往的发展问题进行批判性的反思，回答怎样发展才是硬道理、怎样发展才能成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而不是执政兴国的包袱。科学发展观不仅以严格的批判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以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问题，以保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理论的纯洁性和旺盛的生命力，而且还以严格的批判态度对待当今时代各种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思潮和发展理论。科学发展观批判和借鉴了民主社会主义、生态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经济学理论等有益的观点与政策主张。科学发展观的提出，进一步揭示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规律：中国共产党必须通过全面发展来获得先进性；通过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发展来巩固先进性；通过发展中坚持以人为本，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造福于人民来坚持党的根本宗旨，来保持党的先进性。科学发展观确实体现出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方法的这一精神实质，体现出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基于实践的发展和形势的变化，敢于超越前人，继承马克思主义内在的批判性精神进行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
十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传承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传承性是指这一理论体系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有一个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是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同智慧和思想结晶。十七大报告用“三个永远铭记”，概括了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索和发展的历史功绩。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践中坚定不移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继续推向前进。这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几代中国共产党人薪火相传、接力推进的。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立奠定了制度基础。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进行深入的探索，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完整框架。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坚持改革开放、与时俱进，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和中国共产党人，在新世纪新阶段，顺应国内外形势发展变化，抓住重要战略，应国内外形势发展变化，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方向，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国内外形势发展变化，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方向，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产生了新的创新成果，继续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注释
[1]江泽民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6.8.8
[2]江泽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6.8.536
[3]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7.10.12
[4]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7.10.14
[5]江泽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6.8.538
[6]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14
[7]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11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544
[9]包心鉴.深刻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内涵［N］.人民日报，2008.1.2（7）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60.544
[11]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05
[12]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16～117
[13]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2，第二版，249
[14]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42
[15]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5
[16]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17]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262
[18]邸乘光.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特点.中共青岛市委党校.青岛行政学院学报，2008.6
[19]毛泽东选集第2卷.1991.6.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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