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我们党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历史性创造。邓小平同志在1982年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首次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命题，得到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一致拥护。回顾1982年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历次党代会，可以清晰地看到，虽然每次党代会主题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都突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词。十三大的主题是“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十四大的主题是“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十五大的主题是“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十六大的主题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十七大的主题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主题，贯穿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的全部实践和理论中，表明了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念的坚定和事业的执著。也正是因为始终如一地坚持了这样一个主题，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在中国大地上更加焕发出勃勃生机，中华民族在伟大复兴的道路上凯歌行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我们党创新理论的总称述，有着丰富、深刻的内涵。从不同的层面对它进行考察，各有其特定的涵义。作为政治方向和引领航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一面旗帜，解决的是举什么旗的问题。作为实践模式和路径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一条道路，解决的是走什么路的问题。作为理论成果和行动指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一个科学理论体系，解决的是用什么指导思想武装全党全国人民的问题。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道路和理论体系各自的特点、功能和区别。但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道路和理论体系，又共同基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科学共产主义关于理想与现实的关系即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统一的原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植根于人民的政治立场、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彼此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相互贯通、不可分割。旗帜问题至关重要，旗帜就是方向，就是目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规定了道路、理论体系的性质和方向，起着导向、规制的作用，能有效地凝聚力量，统一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理论体系是旗帜在实践层面和理论层面的支撑和具体体现。旗帜展示的未来，要靠前进道路上的实践探索，要靠理论对具体实践的正确指导。离开了实践道路和理论体系，旗帜就成为没有具体内涵的空洞口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起着指引、规范和约束的作用，带有关键性。因为道路问题历来是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问题。一般认为，道路走对了，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就会得到发展，赢得胜利。道路走错了，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就会遭致挫折，甚至失败。关于道路的重要性，就好比完成任务的方法对于完成任务的重要性一样，“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灵魂，带有根本性。因为理论是行动的指南，不掌握党的基本理论，就不可能保持清醒的头脑和正确的政治方向。一般认为，理论正确，路线、方针、政策就正确，理论不正确，路线、方针、政策就会出现差错，这是很有道理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道路与理论体系是具有内在逻辑关联的、相辅相成的有机统一整体。
二
恩格斯曾经指出：“一个新的纲领毕竟总是一面公开树立起来的旗帜，而外界就根据它来判断这个党。”[5]纲领就是旗帜，明确的纲领就是鲜明的旗帜。党的十七大报告，作为引领全国各族人民继续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而团结奋斗的行动纲领，同时，也向党内外、国内外宣示，我们党将一如既往，继续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这面旗帜，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我们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这是因为，高举这面旗帜，是我们党在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探索中，科学总结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历史经验得到的重要启示，科学分析当代中国社会矛盾运动做出的必然结论，最新发现的指导中国发展进步和促进人民团结奋斗的科学真理。它顺应历史，合乎民意，全党公认。因此，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并且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道路、理论体系的交融性和严整性，旗帜鲜明地指出，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十七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6]这一概括，表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涵是很丰富的。有学者根据十七大报告这一完整而经典的表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涵划分为五个层次：政党领导、制度依托、发展内涵、路径选择和目标指引。这一富有新意的概括，加深了我们对十七大所阐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领导核心、历史方位、基本路线、历史任务、总体布局和奋斗目标等的认识，使我们更加深刻地领悟到，十七大报告为我们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奋力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指明了方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探索的基础上，由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开辟的，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继续坚持，并不断拓宽和发展的。这是中华民族实现民族振兴、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社会发展进步的唯一正确道路。它的确立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选择。邓小平同志曾经对莫桑比克总统希萨诺说：“世界上的问题不可能都用一个模式解决。中国有中国自己的模式，莫桑比克也应该有莫桑比克自己的模式。”[7]正是这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具有高度历史主动性和巨大创造性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经济全球化，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并存、合作、竞争，进而取代的历史过程中，在总结以往社会主义道路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找到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模式。
近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为世界所瞩目。2004年4月，新加坡《联合早报》发表文章指出，经过20多年的改革，中国迅速崛起，为第三世界国家提供了一个有别于西方的发展模式。2004年5月7日，美国高盛公司高级顾问、清华大学教授乔舒亚.库铂.雷默为论证“中国道路”，在伦敦《金融时报》上提出了“北京共识”概念，引起了世界的普遍关注。2004年6月14日，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的安南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也说，中国依靠独特模式实现发展的有益经验的确值得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借鉴。国际舆论所说的“北京共识”或“中国发展模式”，实际上指的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它表明，当代中国在现时代的宏观背景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要发展社会主义，就要排除民主社会主义、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的干扰，坚定不移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以毛泽东思想为直接理论基础的，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任何科学的理论体系，都不是先验的，它必有自己真实的形成、发展过程。这是因为，理论体系或思想体系虽然是由一系列概念、范畴、原理构成的逻辑联系，但这些理论表达的逻辑形式都是对客观事物本质、发展过程及其规律的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一样，它是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客观对象本质、发展过程、规律及其认识过程的一系列基本原理、基本观点的内在逻辑联系，它以解放思想为法宝，以当代中国这一客观世界为依据，以中国人民的创造性实践活动为动力，有自己真实的历史形成和发展过程。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围绕着“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首要的基本问题，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全国人民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它回答了我国社会发展现阶段兴国之要、立国之本、强国之路等根本性问题，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回答了中国这样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等一系列基本问题。邓小平理论对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领导力量、依靠力量、祖国统一等一系列理论的概括，为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构造了这一体系的骨架。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以来，面对世纪之交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的新要求，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它主要解决的问题是，通过实施党的自身建设的伟大工程，确定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等根本性问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确立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坚持、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个重大的理论和实际问题，在继续深入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的基础上，准确把握世界发展趋势、认真总结我国发展经验、深人分析我国发展阶段性特征，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科学发展观回答了我们党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以后，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的发展方位、发展目的、发展方式、发展规律等根本性问题，它确立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进一步坚持、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正如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的，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
总括地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8]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理论体系是完全正确的，这已为改革开放以来30年的实践所证明。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仅就经济方面说，从1979-2006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9.7％；中国对外贸易额1978年为206.4亿元，2006年达到17607亿元；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累积额1979-1982年是17.7亿元，2007年5月达到7171.2亿元；中国对外经济合作额1976-1982年是5.6亿美元，2006年达到357亿美元；中国外汇储备额1979年是8.4亿美元，2007年3月达到12020.3亿美元，居世界第一位。为什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理论体系的真理性能得到实践的证明？十七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完全正确、之所以能够引领中国发展进步，关键在于我们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们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9]这一论断，从现时代的历史高度，结合中国的具体实际，再次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本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走符合本国国情的道路，才能使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不断前进，否则就会遭到挫折。关于这条基本原理，早在一百多年前，马克思、恩格斯就明确论述过，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都结合本国的实际，作过精辟的阐述。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指出：“不管最近25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个《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10]后来，列宁在1899年《我们的纲领》一文中发挥了《共产党宣言》这一基本原则，他指出：“对于俄国社会党人来说，尤其需要独立地探讨马克思的理论，因为它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11]始终不渝地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国共产党人，把《共产党宣言》这一原则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作出了许多重要的新的论断。1938年10月，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中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一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巫待了解并亚待解决的问题。”[12]邓小平同志进一步继承、丰富和发展了这一思想，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搬照抄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1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性，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在中国创造性运用的辉煌成果和科学性、真理性的具体体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二者共同作用于同一个对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前者从实践上促进其发展，后者从理论上推动其进步。生气勃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创造过程，实质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理论体系两者之间的实践与理论双向互动、良性运行、互补交错的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理论体系，在本质上作为实践和理论的关系，相互之间的相辅相成、互为作用表现为：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另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又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拓展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和坚实的理论支撑。众所周知，这种相互作用是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础上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认为，实践是理论的基础，理论是在实践中产生的，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深化的。理论从根本上来说，是来源于实践的，是实践经验的概括和升华，并在实践中不断接受检验。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真正的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中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理论，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可以称得起我们所讲的理论。斯大林曾经说过，脱离实际的理论是空洞的理论。空洞的理论是没有用的，不正确的，应该抛弃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从客观实际产生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获得了证明的最正确最科学最革命的真理”。[1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不例外，作为与时俱进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它不是照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具体结论，而是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进行了艰辛探索，初步形成了一条有别于苏联模式、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以及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宝贵经验，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孕育与形成提供了准备条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开辟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面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面对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趋利避害，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坚持并进一步拓宽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新世纪新阶段，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深入分析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前进，提出了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等重大战略举措，进一步拓宽、深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拓展和深化，促进了我们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三大基本问题的探索和回答，从总体上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对这三大基本问题在认识上的不断深化，相继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系列理论成果，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发展和丰富的一条延伸不断的主线。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辟和拓展的过程，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的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践经验的总结和理论升华。
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在承认理论对实践的依赖性的同时，也充分肯定了理论的相对独立性，其突出表现在于，理论反过来指导实践，为实践服务，并对实践产生重大的影响。任何理论都是实践的理论，即导向实践、指导实践的理论。正确的理论是人类实践的“守护神”，是引导人类走向光明和成功的“天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科学的理论总结，是我们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保障。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党紧紧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三大基本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取得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丰富成果，并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实现了科学整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是由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理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理论、社会主义国防和军队建设理论、社会主义和平统一理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理论等基本理论构成的。这些基本理论涵盖了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密切相关的经济繁荣、政治发展、文化进步、社会和谐、改革稳定发展、内政外交国防等多方面，它直接指导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实践，是我们党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理论依据，也是我们党处理和解决在实践中出现的各种问题的基本准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一经形成，就产生了自己所蕴含的特殊问题、特殊逻辑，产生了自己发展的独特方向和线索，它越向前发展，就会为实践中的人们提出更多的新问题，促使人们在实践中不断进行探索。在现时代，随着社会实践活动的规模越来越大，越来越复杂，它对科学理论的依赖性就越来越大。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使党和人民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和决心不断得到强化。
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又认为，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相互作用不是简单的、单向的，而是复杂的、双向的、趋于上升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史表明，它产生于探索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三大基本问题的实践之中，形成之后又指导对三大基本问题的进一步探索的实践，并在指导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提升和日臻完善。总起来看，理论从来没有离开过实践，实践总是不断推动着理论发展创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一如既往，始终坚持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的统一，既确立了社会主义的总体价值目标及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又更为具体地制定了由理论到实践、由现实至未来的路线、纲领、方针和政策，把社会主义的总体价值目标转化为人们现实的实践创造活动，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与此相应，相继创立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本身既是重大的理论成果，又是重大的实践成果，它是在理论和实践的互动中不断得到创新的，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也是在理论体系的指导和互动中不断得到拓展和深化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前者以实践的形态体现后者，后者反过来又以科学化的理论形态表现前者。前者与后者综合、统一于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熔铸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旗帜、道路、理论体系这种内在联系，要求我们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一方面，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导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实践，另一方面，要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实践中始终坚持、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新境界，谱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新篇章。
毛泽东同志说：“马克思主义看重理论，正是，也仅仅是，因为它能够指导行动。如果有了正确的理论，只是把它空谈一阵，束之高阁，并不实行，那末，这种理论再好也是没有意义的。”[15]因此，我们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要落脚到继续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这就要认真贯彻落实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的“四个坚定不移”：坚持不移地解放思想。这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应对前进道路上各种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开创社会主义新事业的一大法宝，必须坚定不移地加以坚持；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是坚持和发展生产力，不断创新充满活力的体制机制的必然要求，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动力，必须坚定不移地加以推进；坚定不移地落实科学发展、社会和谐。科学发展、社会和谐是发展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是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内在需要，必须坚定不移地加以落实；坚定不移地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而奋斗。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我们党和国家到2020年的奋斗目标，是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必须坚定不移地为之奋斗。这“四个坚定不移”，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缺一不可，是十七大报告主题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把党的思想路线的本质要求和不断开创社会主义新事业的一大法宝、把不断创新充满活力的体制机制的必然要求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动力、把发展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和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内在需要、把党和国家到2020年的奋斗目标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高度地集中起来，统一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构成新世纪新阶段坚定不移地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理论体系的重要标志和行动指南。把“四个坚定不移”贯彻好、落实好，就能不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的更大胜利。
注释
[1]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7.10
[2]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7.10
[3]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7.10
[4]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139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325～326
[6]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7.10～12
[7]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261
[8]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7.10～12
[9]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7.10～12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248
[11]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274～275
[12]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534
[13]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2～3
[14]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817
[15]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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