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在精神政治上有诸多惊人发明，概括地说是发明了意识形态，具体落实为意识形态的四大发明：心灵管理、宣传、群众、绝对敌人。所有这些政治发明都是为了再造心灵。

    罗马帝国的世界性和基督教的世界性

    民心问题一直是一切统治者的心头大患。除非赢得民心，否则社会秩序和统治无法长期维持，这是几乎所有统治者的共同认知（弱智昏君不算），但这一知识平平无奇，认识到了民心的重要性不等于就能够解决民心问题。因此，民心问题的要害不在于“是否需要获得民心”（这是废话），而是“如何能够获得民心”（这是难事）。假如民心问题无非是统治者与民众如何分权分利，以及民众之间如何分利，尽管不容易做到普遍满意，但问题仍然是相对简单的。真正困难的是，人们并不满足于物质利益，即使有了公正的利益分配也仍然不能保证获得民心。虽然物质利益是最基本的需要和诱惑，但物质收益无论如何增长都很快会使人习以为常。物质利益与民心之间的关系大概是这样的：如果不能让人民获得物质利益就不可能获得民心；而如果只让人民获得物质利益也不可能获得民心。人民除了物质还想要精神，人民想要获得全面的“好生活”。可是这样的话，民心问题就太不简单了。精神是最麻烦的事情，事实上人类从来就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好生活”，所谓“好生活”是个开放性的概念，从来没有定型封口，所以就不可能存在关于“好生活”的真正知识。显然，很难有一种大规模的政治实体或者一个大规模的社会能够满足各异之心所想象的各种莫衷一是的“好生活”。

    事实上，在大规模社会和大规模政治出现之前，“好生活”的概念不是个难题，不是在理论上不是难题，而是在事实上不是。因为小规模社会是由部族或心同此理的共同体组织起来的，冲突无非夺利之恨，却无夺心之痛，既然心同此理就没有产生对精神的反思，更没有精神冲突。不同人群按照各族群的精神偏好追求各自定义的好生活，不同文化和生活方式之间并没有形成当真的竞争。正如布赖斯描述的：在罗马帝国之前，欧洲的“人们彼此了解很少，对于巨大的政治联合没有经验；因此他们认为种族间的差别是自然而不可逾越的障碍。同样地，在他们看来，宗教也纯粹是一个地方的和民族性的事情；因为有许多山神、河谷神、陆地神、海洋神等等，每个部落只喜欢自己特殊的神祇”。[41]或许人们互相看不上对方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但这不是敌视而是互相不感兴趣，各过各的，各美其美，相安无事，人们满足于自己的地方文化，各自相信自己这一方的生活方式是最好的，并没有以文化为由而成为敌人，即使难免自高自大，也没有想到要去强求别人按照自己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去生活。优越感是对自身的骄傲自豪，并不必然蕴涵着非要普遍推广自己文化的欲望，暗含自卑的伪骄傲才更喜欢强迫别人按照自己的方式去生活或者服从自己。

    布赖斯相信，尽管罗马的征服扩张为文化普遍化创造了条件，但基督教才真正推动了成功和彻底的文化普遍化运动。“罗马帝国给了许多民族一个共同的语言和法律，在政治上摧毁了地方感情；基督教以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信仰代替了地方神祇的多样性，从而更加有效地从心灵上扫除了地方感情。”[42]的确如此，罗马帝国的世界性是质朴的强者所想象的世界性，帝国式的世界性有一种质朴的贪心，对增加新事物大感兴趣，而对减少旧事物并无热情。罗马帝国的“世界性”使归顺的人们都成为“罗马人”，而具有世界性的“罗马人”只是给帝国中各民族增加了一个共同的新身份，却并没有否定人们各自的旧身份。罗马式的普遍化创造了一种高于地方的通用价值观，但仍然没有否定人们各自的价值观，增加了一种新精神，但并没有消除人们各自的旧精神。这正是古代帝国的质朴之处，它是一个庞大的统治体系，但主要是对物质利益的管理，而尚未意识到精神管理的政治问题。

    基督教试图进一步给人们创造另一种“世界性”身份，即“基督徒”。基督徒这一身份是精神性的，而且这个身份不专属于任何地方，似乎天然是普遍性的。基督教决心以这一新的精神身份取代各种地方的精神身份。关于这一点，沃格林说得特别清楚：“世界帝国是作为一个权力机构出现的，但是相应于这个庞大的结构体系却没有出现任何精神上一致的民族，罗马帝国只是人们聚集在一起，但是并没有成为一个民族”，而基督教的主要作用“就是创造了一个新的社群本质”。[43]罗马式的征服和普遍化运动显然没有能力完成所想象的世界性目标，因为罗马还不理解精神战争和精神政治，还没有理解到只有精神的普遍化才能形成真正的世界性。精神政治是基督教的发明，基督教式的精神普遍化运动发明了许多影响深远的东西——下面将要讨论到这些惊人的发明——它甚至是现代性的普遍化运动的发端。

    罗马帝国本来曾经对基督教大加迫害，这很可能是因为罗马人不喜欢这种来自东方的宗教，基督教显然没有希腊或罗马神话那样的欢乐奔放、快意恩仇、浪漫性情，相反有一种沉重、深沉和自我折磨，也许就是这种缺乏明快气氛的宗教品格让推崇英雄主义真性情的罗马人反感，当然这只是妄加猜测，也许更可能是罗马皇帝们敏感到基督教在抢占人心方面的巨大威胁，统治者不会对人心生变熟视无睹。基督教的早期思想家德尔图良描述了基督教在罗马帝国的成功传播和扩展：“我们已经布满你们的所有地方，你们的城市、岛屿、村庄、市镇、集会、营地、部族、部队、宫殿、议会、论坛，给你们只留下你们自己的神庙。”[44]基督教传播取得如此大的成功，罗马皇帝最后只能顺应潮流，承认基督教以便维持多数人的支持。不过，喜欢神话的人们乐意把罗马对基督教的态度转变归于一次戏剧性事件，据说康斯坦丁大帝（Constantine the Great）在一次决定性战役之前看到天空有十字架形状的光芒幻象，接着又梦见神显灵，告诉他要以十字架标志作为征战的护身符，于是他决定以基督教的十字架作为军队的标志，在取得大胜后康斯坦丁便停止对基督徒的限制与迫害，后来更公开支持基督教，基督教在罗马不但成为合法的宗教，而且最终成为罗马国教。这种戏剧化的故事多半是捏造的，人们编造此类故事是为了寻找借口以增加政治的神秘说服力。康斯坦丁转向支持基督教固然是因为基督徒已经太多而无法控制，同时也许还有一个更深刻的原因，当时基督教是一种充满活力的新精神，而帝国精神日渐老化，活力不足，于是，把基督教纳入帝国精神正是给罗马帝国注入了活力。精神活力实在是比人数更重要的政治力量，一个人数众多的群体未必有活力也未必有影响力，因此也未必能成就什么大事，只有当人们具有活力时才成为“有效人群”——这一点可以解释为什么在革命的时候，那些“被唤醒的”大众就变得特别重要。

    基督教对罗马构成挑战正是因为基督教在当时是一个文化革命。基督教也提出了一种“世界性”要求，而这种要求又完全不同于罗马的“世界性”想象。如果说罗马的世界性是权力政治，那么基督教追求的世界性则是精神政治，这是全新事物。更具威胁的是，基督教的世界性似乎比罗马的世界性更有力，基督教声称其世界性是来自上帝的，因而是神圣的，来自世界之外的普遍理由看起来胜过世界之内的强权理由。进一步说，在精神气质上，基督教似乎也有一种胜过罗马的吸引力，与罗马的强者观念相比，基督教是一种平等观念，平等观念胜过强者观念的一个关键之处是，平等观念的适用性更广泛，因此容易获得更多人的同意和支持。基督教还有一个长处，它斩钉截铁因而似乎理直气壮地（尽管并无道理）回答了人人为之困惑的生活基本问题，比如生死、灵魂、磨难、归宿等问题，在这些问题上，人们急需得到心灵安慰，因此无论多么荒谬的解答都有人信，这可以解释各种弱智的迷信所以能够存在，何况基督教的美丽故事并不弱智。希腊—罗马式的思维更关心的是公正、卓越、智慧和快乐，这些伟大品质是给自信和勇敢的人准备的，可是更多的人们非常需要无须坚强就能够获得的廉价又普遍的安慰。希腊理性思维虽然强大无比，无坚不摧，却无法回答那些深刻的心灵困惑，在那些终极性的问题面前，理性失去了知识能力（按照康德或者维特根斯坦的说法，那些终极问题都是落在知识界限之外的问题）。尽管基督教的回答根本不是知识和真理，而完全是文学虚构，但问题在于，在没有真理的地方，荒谬的观念也能够满足人们的需要。所以，重要的不是有没有正确的答案，而是有没有答案。甚至，人们似乎更愿意接受荒谬的答案，因为人生基本问题或者终极问题在本质上是心理问题，在有人给出任何答案之前，人们就已经事先期待着能够安慰可怜心灵的美好答案，心灵的救命稻草才是人们最需要的。当然，并非所有荒谬的答案都广得人心，比如虚无主义虽然能够得到怀才不遇愤世嫉俗的人们的共鸣，但远不如基督教的天堂文学以及无法兑现的美好许诺那样能够迎合大多数人朴实的愿望。荒谬而美好的东西虽然不能实现，但只要相信了，这一信念本身就是一个真实的安慰。上帝之城虽非真实世界，却是一个真实的心理世界。基督教所以震动罗马，正是因为上帝之城比罗马更具普遍性而且更具精神性。

    罗马帝国与基督教的结合是个典型的双赢策略：世俗权力得到宗教势力的支持而增加了软实力；宗教势力得到世俗权力的支持而获得了硬实力。罗马人与基督徒几乎变成了重叠的身份，这一双重身份认同模式从此成为西方的身份认同模式，至今如此，只不过罗马人扩大为西方人，基督教扩大为西方价值观。罗马与基督教的互相承认奠定了世界帝国和世界宗教的共同政治追求。后来罗马帝国虽然崩溃了，但教会和政府的联合统治模式却被继承下来（尽管并非没有矛盾），世俗政治家和宗教政治家都意识到硬实力和软实力之间的互相需要。中世纪的神圣罗马帝国虽然算不上帝国，而且很不成功，但对世俗政治和宗教政治的双重结合最为重视，它非常自觉地力图把神圣罗马教会和神圣罗马帝国看做是一个东西的两个方面：帝国管理肉体，而教会管理灵魂。罗马帝国发现的是普遍的人身管理，而基督教发明了普遍的精神管理。这两者之所以必须统一，是因为它们“同样都要求人民的服从，其理由是：真理只有一个，凡是一个信仰的地方就应当只有一个政府”。[45]

    罗马与基督教的共谋虽说是双赢，但也是双双变质。罗马由于基督教的洗礼而变得虚伪，基督教由于吸收了罗马的好强而变得富于进攻性。特别是基督教，由于借助了世俗权力获得了硬实力，于是不再需要宽容，有了力量就特别好战，基督教的护教斗争模式和无限扩张的使命感一直保持到今天，并且化为西方世界的精神品格。可以说，基督教开创了精神政治和精神战争。后世的各种意识形态斗争都沿用了基督教的斗争模式。精神政治给传统政治概念增加了一种深层的政治含义，它把原来局限于人身管理权力和物质利益分配的政治扩展到精神资源和话语权力的政治，即从身体管制扩展到心灵管制，这使得政治问题变得更加丰富复杂，而且更加危险。在罗马的世界性上增加了基督教的世界性，这是西方世界的一个最深刻的变化，罗马的世界性是开放的，因此罗马式的西方文化也是开放的、未定型的，而基督教的世界性给西方文化创造了一个文化边界或者说精神边疆，一个在精神上拒绝他者的边疆，这就注定了西方文化变成了一个封闭的概念。此后，西方文化虽然发展得很强大，但本质上是封闭性的，从基督教成功成为西方文化之后，西方世界再也没有引入其他文化资源作为西方的核心观念，其他文化最多被看做是一种美学资源或者美学景观，或许是人类学对象，至今如此。西方文化的封闭性给西方文化埋下了深刻的危机，即使现在并不特别明显。

    基督教在政治上的发明

    基督教在精神政治上有诸多惊人发明，概括地说是发明了意识形态，具体落实为意识形态的四大发明：心灵管理、宣传、群众、绝对敌人。所有这些政治发明都是为了再造心灵。没有比再造人心更有力也更危险的政治了，它能够解决权力和利益政治所难以解决的各种问题，因为再造人心就是以釜底抽薪的方法消解不同意见和欲望。宗教是心灵专制主义，是专制主义的最高形式，是思想自由和创造性思想的敌人。宗教信仰还可以导致社会生活的全面政治化，使政治斗争变成一种遍及日常生活细节的生活形式，导致许多无法解决的文明死结。从今天的世界可以观察到，各种由一直无法调解的冲突所构成的“不共戴天的社会”就是各种宗教和意识形态冲突的后遗症，今天世界上的泛政治意识以及各种所谓“政治正确”的意识形态都是宗教的不正常发展或变相表现。宗教信仰导致了世界、社会和文化的分裂以及永远的斗争。

    以基督教为代表的成熟宗教的出现是精神史上的重要事件。成熟宗教与原始宗教的差异并不是“量级”上的差别，而是“本质”上的差异。原始宗教只是思想和知识的一种补充，是用来填补知识空白的，在人们对某些怪异事情无法给出有效的知识解释的地方，就以原始宗教充当解说。这样，对于那些不知道应该怎么去做的事情，就似乎获得了去做决定的理由，即使是错误的理由，也总算是有了理由。原始宗教（巫术）对生活疑难问题以通灵术进行解疑，但并没有对世界和生活的所有问题作出完整一贯的系统解释，因此并不能完全支配生活，不可能成为生活的统一思想基础、指导原则和一般价值观。与原始宗教完全不同，成熟宗教远远不是对思想和知识的补充，相反，它试图超越甚至取消思想和知识，从而成为对世界和生活的全盘并且最高的解释（甚至雄心勃勃地想成为唯一解释）。巫术只是通神的神秘技艺，而宗教则是以神之名去控制心灵的万能话语。成熟宗教不仅排斥巫术，更排斥真理和知识，因为真理对宗教的威胁更大。真理属于世界，也属于每个人，真理是以世界为身份的，无论相信还是不信，真理对人一视同仁，真理不可能专门为某些人服务，没有人能够独占对真理的解释权。可是成熟宗教声称其万能话语拥有对一切事物的解释特权，于是，一种观念是否为真，就不再是一个知识问题，不再需要客观证明，而在于是否与宗教文本和话语一致，宗教话语变成了审判其他一切观念的特权观念，享有解释一切的特权观念就是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就是精神专制主义。

    宗教发明了意识形态就开始了精神政治。以宗教为代表的意识形态首先是精神和思想领域的政治统治方式。宗教的具体教义并不太重要，重要的是宗教的精神和价值观的专制模式：信仰高于思想并且信仰等于真理。既然一切都必须以信仰为准，信仰就终结了思想。精神专制比政治专制高明得多，政治专制是人身控制，政治异见者只是暂时无力造反，但异心未改，仍然在伺机而动，可见政治专制并不能解决意见冲突问题，政治反叛始终如潜伏火山；而精神专制则是心灵控制，以攻心为上，想方设法让人们只相信一种东西，成功的信仰能够化众心为一心，当人们没有不同想法，自然也就无人反叛了。可以说，宗教是对思想意见分歧的政治解决。由政治来解决思想分歧，这是宗教的发明，而这是最早的一种现代性。通常以为，现代社会结束了以宗教和封建为基本特征的中世纪，这种看法即使不是错误的也是不准确的。事实上现代社会只是终结了贵族统治和等级制度，而宗教却被保留了下来，而且不断与时俱进，改头换面，被推广为各种各样的变相宗教，也就是各种各样虽无宗教之名却有宗教之实的意识形态。

    可以看出，宗教的第一要义是再造心灵，只要能够把人们的心灵再造为同一的复制心灵，就大功告成了，权力、影响力、支配力和话语权威甚至一切利益就只不过是水到渠成的事情。宗教的再造心灵工程是否成功，要取决于其意识形态技艺。基督教所发明的意识形态诸种技艺十分灵验，这从基督教的成功传播可以得见，这些意识形态技艺后来为各种政治意识形态所普遍模仿，造成了各种专制主义灾难。作为始作俑者，基督教所发明的意识形态技艺至少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1）心灵管理制度。为了再造心灵就需要保证众人灵魂的纯洁性和单一性，于是发明了灵魂的自我检讨方式，告解忏悔，也就是坦白交代彻底认罪，同时由牧师、神父进行批评教育并且指导被救之道，也就是洗脑。这种“认罪—接受教育—洗脑”体制能够使人们的心灵体制化（institutionalized），然后人们就自觉与意识形态保持一致了。通过自我批评来提高自身修养本是人类普遍的一种觉悟，儒家早就认为应该一日“三省吾身”。但正常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一种见贤思齐的方式，通常用来调整自己与他人或社会的合适关系，并不是洗脑与被洗脑的程序，例如儒家的“三省吾身”就主要是反省自己对他人是否足够好，反省自己是否发挥了仁义礼智信的美德，总之是在追求卓越。可是基督教的反省角度却是自己与神的关系，他人不在场，也与他人无关，他人的缺席使反省变成自己对自己的斗争，而且这种反省也不需要对他人负责任，人们只能反省自己的灵魂是否足够纯洁，是否已经符合宗教的信念，认罪程度是否足以通过神恩而获救。同时，进行洗脑工作的牧师、神父并不是他人，而是上帝的代言人，他们的施教不是人与人的关系，而是神与人的关系。可是神也不在场，这使自我批判变得非常诡异，自我批判的回响不是他人的情感，也不是神的来临，而是无人称的政治原则。因此，使自己的灵魂符合宗教要求就是使自己符合一种政治要求，就是让自己体制化，这是意识形态的一个秘密。人本来需要反省的是与他人有关的事情，这样的反省才是人与人的关系，而对人与人关系的反省正是人的人性化，或者说，只有当反省的参照系是人，反省的结果才是人性化。与此相反，基督教的反省参照系是神的教条，人只能拼命地试图符合教条而不是符合人，其结果就是人的体制化。正是通过建立教育诱导和自我认罪的心灵管理制度，基督教开创了政治思想工作，把人的思维、观念、行为以及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都上纲上线变成政治问题。后世各种极端化的政治党派或团体都沿用了这种思想政治工作模式。

    （2）绝对敌人。这可能是基督教最重要的政治发明。生活中既然有冲突就会有敌人，但敌人并非不可化解，就像人们喜欢说的，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普通意义上的敌人取决于特定关系和情景，是一个性质不稳定的事实。与此完全不同，基督教发明了一种由其自身本质所规定的敌人，即本身注定为敌人的敌人，这是存在论意义上的敌人，所以是绝对敌人。在基督教之前，政治问题主要限于权力和利益分配，因此政治主要是物质利益和权力支配的斗争。人们虽然争权夺利，各持己见，但没有必要发展成为而且也不需要发展成为不可讨论、不可让步、不共戴天的精神战争。正是宗教才把政治变成了无可商量的话语斗争和精神战争，开创了心灵争夺战，这就重新定义了政治和战争，从此战争不仅仅是为了物质利益，而且更为了精神权力；不仅为了攻城略地，而且为了攻心夺魂，因此需要制造出精神敌人或文化敌人，于是师出有名，于是永远有理，于是斗志昂扬，于是乐此不疲。

    上帝与魔鬼，信徒与异教徒，这就是精神敌人或绝对敌人的原型。上帝是存在论上的正面存在，魔鬼就是反面存在，这种存在论意义上的敌人与特殊情境和关系无关，而是仅因其存在本身即为敌人。同样，信徒是正面存在，异教徒就是反面存在。宗教领袖说，“不信我的话，你们就是魔鬼的儿子”。[46]即使异教徒与信徒从来没有利益冲突，甚至没有来往，其存在论上的异己性也已经注定了是敌人。基督教制造了与人的行为和交往无关的本质身份分类和识别，制造了纯粹概念上的自己人和异己，于是，异教徒就平白无故地变成了信徒的绝对敌人。正如卡尔·施米特在解释政治基本精神时指出的，真正的敌人是与利益冲突之类的私怨无关的“公敌”（hostis），是仅仅因为异己性而不共戴天的敌人。基督教所发明的绝对敌人先验地定义了人类社会中一种无法谈判、无法化解的分裂方式：既然敌人是死敌，就只能斗争到底。于是，斗争不再是为了解决利益分配和权力冲突的手段而变成了一种既定的永远使命，一种平白无故没事找事的使命。

    可是，难道非要制造敌人吗？即使不能接受异己，难道不能各过各的，不相往来，相安无事吗？不能合作就各过各的，这是自然直观、人之常情，但是对于基督教来说，这就违背使命，因此绝不能容许敌人自己过自己的日子。基督教自认为是普世性的，它必须传遍世界，必须在精神上统治世界，把所有人变成基督徒，这是绝对使命，所以不可能与异己不相往来相安无事，不可能容忍异教徒在他乡逍遥自在。这正是基督教与犹太教的一个根本差别，尽管基督教来自犹太教，但犹太教只属于作为“中选之民”的犹太人而与别人无关，因此犹太教缺乏普世使命而只关心自己人的命运，而且，只看上了犹太人的上帝也没有打算救赎众人。怀有普遍主义雄心的基督教试图把得救的权利散布给所有人，这就破坏了犹太人作为“中选之民”的特殊性，相当于把犹太的特殊神恩给共产了，所以犹太教反对基督教这一叛徒。犹太教只有“中选之民”的私心，而基督教却发展了精神帝国主义的普世野心，试图通过精神战争夺取支配一切人的精神权力。基督教的敌人意识和普世意识从根本上修改了西方的政治概念。政治的本义是城邦公共生活，但这种政治概念已经远远不能表达基督教创造的新政治，因为基督教的新政治要求越出城邦而走向一切地方，并且追求精神专制。卡尔·施米特关于政治就是“识别敌友”的著名定义对于希腊的政治传统显然是离谱之说，但对于基督教以来的西方政治却是神来之笔，其灵感没准就来源于马太福音“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47]至少是巧合。

    绝对敌人一开始只是文学想象（魔鬼之类），但它的巨大政治号召力、动员能力和凝聚力使这一想象发展成为关于敌人的固定意识。现在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敌人意识至少有两个重要功能：一是外部斗争可以增强政治集团的自身认同、内部凝聚力乃至难以遏制的激情和活力；二是可以把自身的一切错误、失误和困难归咎于人而推卸责任，坏事都赖别人，就可以使自己的所作所为好像变成正当的，这能够极大增强信仰的合法性，还能够获得自欺欺人的正气凛然和受虐受难的英雄主义责任感。任何政治或者任何社会都会有短处和缺点，事所难免，人们喜欢追究责任，于是就有了“归罪于谁”的问题。人们愿意找到替罪羊，而大家皆大满意的替罪羊就是他乡的敌人。人们太喜欢有替罪羊了，有了替罪羊，自己就都是优点，没有缺点。替罪羊在今天仍然是一种非常普遍的政治潜意识，例如美国集团总能挖出一些坏国家，从法西斯到共产主义国家，从专制国家到流氓国家，诸如此类。失去敌人就无处归罪，甚至失去敌人就会失去行动的方向，因此，没有敌人也要创造敌人，旧敌人消失了就创造新敌人。敌人焕发了“我们”的力量和激情，政治领袖们扮演救世主，带领群众去消灭邪恶敌人，本来卑微的群众融入打击敌人的运动中，通过力量的“搭便车”而获得伟大的幻觉。正如沃格林指出的，对敌人的“末世论仇恨是西方大众政治运动的一种本质特点”。[48]

    基督教不仅发明了外部敌人，而且还发明了内部敌人。外部敌人的原型是异教徒（the pagan），内部敌人的原型则是“异端”（the heretic），这样就形成了全方位的敌人体系和全方位的精神政治斗争。不过，内部敌人是一种比外部敌人要荒谬得多以至于非常可笑的发明，实际上不仅丝毫没有积极作用，反而是分裂和崩溃的一个原因。如果说寻找外部敌人能够增强政治凝聚力和信念合法性，那么寻找内部敌人却只能形成完全负面的内耗、分裂以及无理由的仇恨。中世纪基督教各宗派互相敌视，几度杀得昏天黑地，血流成河。现代基督教内部斗争明显减弱了，但这种内部政治斗争模式却为现代一些极权政治组织所继承，演变为各种政治内部清洗运动。内部敌人虽是一个明显愚蠢自损的观念，却也是宗教或意识形态的内在逻辑所致。问题来自“信仰先于并且高于思想”这一意识形态逻辑。尽管信徒们都相信“同样的”教义，但由于没有一条教义是严格和必然的，因此总能够被不同地解释，又由于假定了信仰高于思想，等于拒绝了客观真理的证明和理性论证，于是，人们对同一个信念的不同解释必定成为失控的意见之争，不同意见的人就变成了敌人，为了使自己的意见获得成功，除了以政治斗争去斗倒不同意见，清除异己，就别无他途了。这就是内部敌人的害人也害己的愚蠢逻辑。

    （3）基督教最奇妙的发明当属宣传。在基督教之前没有真正的政治宣传。希腊城邦的广场上那些群众领袖或政治煽动家（demagogoi）虽然已经能够熟练使用各种欺骗、诡辩、煽情、炒作的动员手段，但仍然没有形成严格意义上的宣传，只能说是宣传的技术性准备。宣传的发明是由基督教完成的，希腊只发明了煽动。那么，基督教在煽动技艺上增加了什么新事物使之变成了宣传？至少有这样几种特别重要的因素：①超现实的美好许诺；②简单而完整的历史观（同时也是世界观）；③具有道德优势的形象设计；④话语的无限重复。

    希腊广场的辩论虽有许多诡辩和煽情，但仍然是思想性的，是观念与观念之间的比赛，诡辩与煽情只不过是比赛作弊，以不正当手段竞争。宗教或意识形态的基本观念开始也是思想，但这种思想的性质十分独特，它要求的正是不再思想并且反对任何别的思想，它是一种终止思想的思想。这样一个反思想的思想结构否定了自身的思想性，把思想活动变成了政治活动。宗教对于自身信念B的论证采取的是这样的形式：“相信p是这样的，于是p就会被理解为这样的。”[49]虽然信念B总能够必然操纵基于B的理解，这一点没有问题，可是B却不具有“别无选择性”，信念B并非唯一选择，这是先验观念的一个关键条件，因此，信念B并没有得到任何论证。在人类的意识里，B只是其中一种可能性，除了B还有许多别的可能性，只要愿意的话，人们可以自己编造出各种同样好甚至更好的信念，根本无须去相信别人的信念。既然不存在关于信念B的必然性和唯一性的证明，宗教的自身肯定就没有意义，它在思想上就总能够被怀疑。宗教不可能“以理服人”，因为不存在这样的思想条件，所以宗教憎恨自由的思想，它必须以政治方式去争夺话语权。为了把未经证明的原则当成不可怀疑的真理，宗教在思维上采取了一个颠倒结构：任何问题的答案都是预先给定的。这一结构拒绝了真理和论证，于是，唯一能够确立信念权威的方法就是通过宣传去使人相信。

    使人相信某种东西并不容易。希腊的诡辩与煽情技艺虽有些用处，但仍然远远不够。诡辩和煽情只是搞乱了人们的思想，它在更多的时候不是让人相信而是让人不相信，事实上希腊式论辩的过分诘难导致了希腊后期盛行怀疑论的思想迷茫。基督教发明的宣传技艺才是真正行之有效的。如果说希腊式论辩试图在逻辑学上投机取巧，那么基督教的宣传则是利用了心理学规律。人们都有基本的恐惧和迷惑，比如人都怕死，比如人都想要完美的好事。基督教在这些问题上都给出了足以消除恐惧、摆平善恶的各种美好许诺，天堂、拯救和最后审判等奇妙事情。如果美好的许诺不够多，人们就不会喜欢；但如果美好许诺太多，各种许诺之间就容易出现矛盾，这是许诺的困难。但只要美好的许诺并不准备在现实世界里兑现，而仅仅属于彼岸的完美世界，比如“上帝之城”，那就一切都不成问题了，许诺就多多益善，既然不用兑现，就不会产生自相矛盾，而完美世界既然是完美的，就理所当然能够摆平各种矛盾（逻辑矛盾不算在内，上帝也摆不平逻辑矛盾），只要可以胡说，不用验证，什么困难都能克服。因此，越是不可能兑现的美好许诺就越有迷惑力，就越是似乎可信。尤其重要的是，基督教的美好许诺据说是一视同仁的，这种人人平等的普世观念具有极大魅力。自然事实总是不平等的而且不可能变成平等的，基督教声称它能够造就平等的奇迹，人们当然乐意相信。人人平等至今仍然被证明是最受欢迎的观念之一，例如从基督教的人人平等观念演化出来的人权观念。

    基督教的历史观颇具创造性，在宣传中的作用不可小视。如果从科学的角度或者从历史学角度去看，基督教的历史观只是文学创作，完全缺乏可信证据，而反面证据却很多。如此不通的历史观却大获成功，其成功原因仍然是心理学的，基督教在历史问题上也看破了一个心理学规律，这就是，人们对未来的无知和期望。基督教以关于“未来”的理解而赢得人们的心。人们对历史的兴趣其实是因为对未来的兴趣，认识历史中的成败兴衰是为了知道在未来如何取得成功，可是正如休谟所证明的，即使获得关于“过去”的充分知识也不可能推知未来，于是，未来永远是秘密。人们把一切美好愿望都压在未来上，而未来之不可知和不确定性使人永远不安，因此，破解未来之谜是个巨大诱惑。基督教创造了一种预知未来的历史观，这是一种预定论和目的论的线性历史观。它宣称，人类历史有个起点（上帝创世），经过世界的终点（末日审判）而最后进入永恒天国（历史的终结），这个线性历史运动的目的是预定的，不是人类的目标，而是上帝的目的，当到达最终归宿，世界变成完美的“新天地”，目的完成了，历史就终结了。

    基督教创作的历史神话虽然只有信徒相信，别的人并不相信这种文学，但是，重要的事情是，这种历史观构造了一种关于历史的政治正确性的思维模式，这是人们真正感兴趣的。假如我们能够看到未来的结局，就知道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不正确的，当未来被预知，未来就不再是不可见的未来而变成了“过去”，尽管这种“作为过去的未来”在时间上仍然是未发生的事情，但在概念上或者说在知识上却已经是已知的确定事情。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只要未来是预定的，未来就变成过去，只不过人们在现实时间中走得慢而落后于“作为过去的未来”，但在思想的时间中却已经看到它确实是过去，人们“形而上学”地走在时间前面。这个巨大的诱惑绝不会被有政治头脑的人们错过，只要敢于宣称掌握了关于未来的知识，就等于宣称掌握了一切人的命运，这是一种最好的政治宣传。当然，还需要人们相信了才能生效，人们对命运过于热切的关注使人们很容易不假思索地相信此类关于未来的知识。不独基督教，其他许多采用类似手段的意识形态甚至迷信都有类似的成功。

    这种关于未来知识的历史观虽然粗陋，但却不成问题。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越是简单完整的世界观和历史观就越容易被理解和接受，简单性和完整性的吸引力远胜于真实性。真实性比较高的知识和思想总是对事物的谨慎分析，只要谨慎就不敢随便解释一切，而永远只能是对世界和历史的部分解释。部分或片面的真理无法使人安心，人们不愿意承受真实的紧张感而宁愿接受简单完整的安全感，人们喜欢能够解释一切的宗教就像喜欢包治百病的万能药，或者，人们本来就只想要那些讨好的解释而并不想要正确的解释，因为人们没有耐心等待遥遥无期的真理，而且，真理往往是残酷的，就像老子说的“天地不仁”，它不像神话那样总是拯救抚慰弱者、失败者尤其是所谓的正义一方。这是许多宗教和迷信能够成功的一个原因。基督教关于最后拯救、终极审判、善恶大决战之类的想象虽然幼稚荒谬，却成为西方政治的一种潜意识，以至于到今天西方仍然以这样简陋的格式去理解政治特别是国际政治，这种理解方式不仅表现在通俗文化，比如电影中，甚至也表现在思想学术中。

    形象设计也是宣传的要素之一。基督耶稣就是基督教极其成功的一个形象设计，这个形象具有在任何意义上都几乎无可置疑的道德优势，他牺牲自己仅仅为了给世人指明拯救之路，这无疑是一种极端纯粹的高尚。这个形象还具有明显的心理学作用，他受苦受难，无怨无悔，这样最容易引起同情心，世人为之感动不已。尤其是，这个形象非常平民化、通俗化，又具有神话气质，事实证明，这种形象比那些高贵的帝王将相或者希腊式的浪漫诸神和无敌英雄更为成功，原因就是他更为亲民，他是属于普遍人的，他的一切是普遍人能够分享的，因此最容易为大众所接受。这个成功的形象设计主要结合了这样几个因素：通俗品质；受难经历；难以置信的奇迹；代表弱势群体说话。其中特别重要的是作为弱势群体的代表，只要一种主张代表了弱势群体，那么它似乎直接就具有道德优势，出于同情心，人们不会去怀疑那种代表弱势群体的声音。因此，只要是代表了弱势群体的话语，错的也是对的，它可以用来掩盖一切并不高尚的政治目的。这种平凡通俗与神奇高尚相结合的形象设计在后来成为了现代政治动员、政治公关以及现代大众文化的一个常用模式。形象的影响力远胜道理，大众化的形象设计也因此成为政治宣传的一个重要传统。

    最后，基督教发明的最有力的宣传技艺是话语的无限重复。这是一个最难以置信的成功发明。基督教怀有普世雄心，基督徒把传播当成使命，使命感鼓励了艰苦卓绝、不厌其烦、持之以恒的宣传——这一形式与今天各种成功的商业宣传和政治宣传别无二致。或许是无意的发现，基督教创造了重复、重复、再重复的话语传播方式并取得了惊人的宣传效果。简单而不真实的信念经过不断重复就能够产生巨大影响力，这一“谎言千遍即成真理”的神奇效果至今仍然无法获得充分的科学解释，也许人类在智力上或心理上有着缺陷也未可知。与“不断重复”这一简单得简陋的宣传技艺相比，希腊人巧智百出的诡辩和煽情反而是一种事倍功半的技艺，很可能过分卖弄花哨的逻辑技巧反而分散了人们的注意力，而且产生了轻浮不严肃的气氛。在今天，不断重复的宣传方式已经成为现代生活方式，从意识形态、国家和企业宣传、商业、市场、传媒、广告到电视和网络以及各种属于政府的和非政府的运动，都可以看到宗教宣传的变相存在。

    （4）现代性的许多特征都能够追溯到基督教，群众的发明就是其中之一。群众不等于复数人民。在基督教之前的人们属于各种共同体，比如某个族群的成员或某个城邦的公民，但他们不是群众而仅仅是复数人民。复数人民虽然是一堆人，但各有各的意见，各自都以为自己有一套道理（logos），即便聚众闹事或狂欢时，他们也只是众人（crowd），是乌合之众。当需要保卫国家时，他们是众志成城不分你我的集体。这些都还没有形成群众（mass）。

    形成群众的一个关键条件是：人们虽然各怀自私之心，却在精神上高度相似，或者说，人们的心灵具有高度的复制性，每个人在心灵上无非是他人的复制品。这一点在成熟宗教出现之前是几乎不可能的。虽然众人在有着高度一致的共同利益时，比如保家卫国的情况，也有可能形成“貌似群众”的现象，但这是临时性的，缺乏稳定性，并无心灵的本质相似，所以事后就作鸟兽散；形成群众的另一个关键条件是超越地域局限的普遍精神。一种地域性的宗教也能够形成众心一致的集体，但这种集体由于其封闭性而仅仅是某个特殊集体，成不了普遍意义上的“通用的”群众。群众不是一个特定集团，而是一个无限开放的通用概念，它具有试图使所有人都变成一样的人的趋势，群众不想看到另一个集体，只想看到人人都是同样的人，所以，群众性也就是通用性，每个人都是通用零件，没有谁是不可替代的。

    这正是基督教有条件制造群众的原因。基督教试图一统精神的江湖，把所有人都变成基督徒，给每个人一个通用的复制的精神身份，不许别人形成另一个精神集团，这就是在制造群众。基督教开始了以精神为名的群众动员。正是精神性的群众动员创造了群众，而不是先有群众。在基督教发明这种以精神为名的群众动员方式之前，集体动员的理由都是一些物质性的实际问题，比如国家安全、集体利益、社会反抗或国际战争之类，这些理由都是一时的实际利益，因此相应的集体动员也只是临时性运动，情景性的理由一旦出现，众人便如蚁聚，理由一旦消失，众人便作鸟兽散，可见聚众并不能把众人变成群众。与此不同，以固定的精神为理由的群众动员才是长期的和稳定的，它不是为了解决具体实际需要，而是为了在国家或政权之外建立另一种以精神为依据的权威统治，以信仰去另立中央，通过建立对精神文化领域（也包括思想和知识）的统治而最后达到统治一切心灵。只有成功的精神统治才能够完成再造人心的工程，制造出人皆此心的群众。值得注意的是，群众虽然心灵高度相似，却未必团结如一人，制造群众只是减少了心灵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使人变得单调容易支配，但并没有因此减少社会矛盾。按照中国话说，群众只是“同”，却未必“和”。无论如何，群众的发明对于后来的现代社会非常重要，现代社会需要群众去实现各种大规模的社会运动和社会运作，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群众这样具有复制性和通用性的大规模人群，试图生产人人喜欢的产品并把产品卖给所有人的现代市场经济是不可能的，这意味着，如果没有群众，无论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或者别的什么现代主义都是不可能的。

    基督教的精神政治四大发明对人类生活的影响至今仍然非常深远，尽管严格意义上的宗教在今天的世俗社会已不再具有统治地位，但社会的各个方面已经在模仿宗教的政治模式上走得太远了，各种宣传、话语市场、经济市场、传媒以及各种主流意识形态和非主流意识形态，还有各种思想和话语禁区（政治不正确），都是宗教的变相形式。作为终结思想的企图，宗教把思想论辩变成话语斗争和政治宣传，把生活方式问题变成了政治问题，把知识问题变成权力问题，把观念（ideas）变成意识形态（ideologies），所以马克思发现了意识形态斗争的严重性，所以福柯发现了知识/权力的政治关系的普遍性，诸如此类。在今天，各种意识形态、知识体系和文化体系都已经深深卷入思想政治斗争的模式中，从而形成观念之乱世，而观念乱世实为政治乱世和生活乱世的深层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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