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选题及其意义

    由驿道和驿站构成的中国古代驿传系统，可喻为华夏文明体系的经络，于商周时代即已萌芽。据学者研究，甲骨卜辞中已多见“传”、“”等与驿传相关的文字，西周时期已有“周行”或“周道”通达四方，春秋战国时期，据史籍记载，“良马固车，五十里而一置”，已透露其时驿传设置的某些特征。秦汉之“驰道”制度，使驿传系统渐趋成形，至隋唐两宋，驿传系统基本完备。以后各代，承继了此驿传系统，虽有变革，但基本制度不变。综观中国历朝各代，其修筑驿道，设置驿站，建立驿传系统，最大目的为传送紧急军情，传递官方文件，辅之以迎送过往官员，运输官方物资，其功能逐步扩大，从而使每朝政府的国家机器得以运转无碍，军情政令能够及时通达。平民百姓，文人骚客也沿驿道运送物品，探亲访友，游览四方，获得各方面的交流。如此之驿传系统，真可谓“脉络贯通，声闻毕达”，华夏文明因之流布四方。

    然而时至晚清，绵延数千年的华夏文明忽遇西方文明的强烈冲击，中国“所面对的决不再是某个粗蛮不文的、很快就将被自己同化的马背上的战胜者，而是一个高度发展了的、必将对自己的根本价值取向大大触动的文明”，中国面临的是“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清末民初，中国社会变革剧烈而又深入，不管是从政治、文化、经济、军事等有关国家制度和国家设施的层面，还是从普通百姓衣食住行的层面去探视近代中国，其变化之迅速令人叹为观止。如此多的变化之中，因受近代交通兴起的冲击，裁撤驿传系统也就在所难免。1906年，清朝政府更定官制，设立邮传部，“兼管船路邮电四政”，1911年，邮传部接管陆军部所管之驿站事宜，“裁驿归邮”已进入政府的议事日程。1913年1月，朝代更替后的北洋政府宣布将驿站全部裁撤。

    当然，虽然官办之传统驿传系统实行裁撤，但在现代交通还来不及发展的西南西北等地区，以及其他广大农村地区，民间传统运输力量继续利用原有的驿道从事交通运输，其多少还延续着一些“裂变中的传承”；更惊奇的是，由于“历史的机遇”，传统也可能“回归”！

    如果“放宽历史的视界”，会发现，1840年以来的中国，受外敌侵略和国人反侵略的过程，其规模与剧烈程度逐步加大，其节奏感渐趋加快，至卢沟桥事变日军全面侵华，中国所受侵略及其反侵略的斗争达到高潮。在那血与火的抗日战争前期，日军侵占了交通较为发达的东北华北及其他广阔的地区，占领了上海、南京、武汉、广州等城市，切断了中国的出海口。国民政府被迫迁都重庆，退守大后方；而日军出于军事政治目的，对中国抗战后方实行了战略封锁政策。相比东北、华北、华东及广州、武汉等地，后方的近代交通较为落后。比如抗战前夕，所谓“民族复兴根据地”的四川，竟无一寸真正意义上的铁路，两条出川公路也才刚刚修通。然而，战争需要后方有超常的运力，输送兵员、枪支弹药、军米军服到前线，支撑反侵略的战争机器顺利运转；同时，成千上万的难民涌入抗战后方，人口增加，粮食必然面临紧缺，调剂民众食米也必须通过大运输管道以济其事；另外，其他民用日常生活物资、国家进出口物品，也唯运输是赖。抗战后方的运输总需求与总供给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加之敌人封锁出海口后，完全依靠进口的汽车及汽车零部件就极端缺乏；且其时虽玉门油田已产油，但产量不大，大部分汽油还得从国外进口，因而汽油供应渐趋紧张，致抗战后方的运输供给更为不足。面对如此困窘的运输现状，国民政府不得不采取一些措施以应时艰，比如加快修筑现代公路，疏浚河道，禁止汽车空回，使用木炭汽车等；并且开始发掘其他的交通运输资源作为补充，传统交通运输方式由是进入了国民政府的视野。1938年10月，行政院召开全国水陆交通会议，决定“利用全国人力兽力之运输，以补机械运力之不足”。1939年元旦，政府在重庆成立驮运管理所，统筹全国人力兽力运输，开辟驮运线路，以供军公商方面的物资运输之用。然而，大规模地利用中国传统交通运输力量，则是在全国驿运会议召开之后，由政府主导的战时驿运。

    1940年7月15日，国民政府在重庆召开全国驿运会议，决定在国民政府所管辖的范围内“恢复”传统驿传系统之驿运制度，即“实行”中国传统的“驿站运输制度”，举办“战时驿运”。该会议就重建驿运制的组织、经费、宣传三个方面作出了明确规定。同年9月1日，交通部驿运总管理处成立，全国驿运的重建、营运等事务有了一个统一的领导机关。与此同时，各省也纷纷成立驿运管理处，专事省区内驿运事业的管理。其后，驿运总管理处开辟了数十条驿运干线，设立驿运管理与营运机构，开展驿运营运工作，各省亦开辟了几十条驿运支线，设立机构，从事驿运管理与营运业务。国民政府借用传统驿运的“分站递运”的运输形式，运用传统交通运输工具与动力，以时间换空间，不求其快，但求其“源源不断”地输送物质，支援前线的抗战，力求保证后方生活必需品的供应。

    国民政府举办的“战时驿运”，是在恢复传统“驿运”的名义下展开的，其概念的界定，显然必须首先参照传统“驿运”之界说。传统所称的“驿运”，或称驿站运输，指的是传统驿传系统所承担的运输，即由政府设立驿站，修筑驿道，指派管理官员，征集驿丁，其功能包括信息传递和人员物资运输两个方面，具体表现为递送官方文书、迎送官员往来、运输官方物资三个层面，因而其内涵较广。抗日战争时期的战时驿运，借用传统驿运分站递运的运输形式，利用中国传统交通运输工具和动力，展开战时物资运输和客运。虽然在战时驿运过程中也承运部分邮件，但其主要强调运输功能，信息传递的功能相对弱化，“驿运”的内涵相应缩小。与此同时，战时驿运又可从与近代交通方式相比较的立场来定义。其所指“战时驿运”，是除开如汽车、火车、轮船等近代交通运输工具之外的所有非机械力运输，如非机械力的木船、人力车、兽力车运输及人兽背驮。此外，在国民政府展开战时驿运的实际中，此概念外延的形成也有一个发展并逐步扩大的过程：最先的战时驿运仅指局限于利用传统陆运工具的陆运，然后扩大到水运，运输工具由板车、大车、独轮车扩展到木船，最后由运货到运人，即客运；另一方面，战时驿运最初仅指政府举办的驿运，1943年12月《奖励民营驿运事业办法》颁布后，民间传统运输也纳入战时驿运的范围，战时驿运几乎就等同于利用传统交通运输工具与动力的运输。战时驿运外延的扩大，也显示了国民政府举办战时驿运其政策上的某些变化。

    全国战时驿运开办之时，正如蒋介石所言，其最初设想是“辅助”“机械运输力之不足”；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者攻占缅甸，滇缅公路完全切断，油料及汽车零配件更为缺乏，驿运的重要性则更为突出。在抗战期间，战时驿运发挥了近代交通运输方式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与国民政府的其他交通运输部门的运量比较，至1943年，驿运货运量吨数已居全国各交通运输部门运量第二位，次于铁路，远远超过公路运量吨数，延吨公里量上居第三位，次于铁路与航运，超过公路；而据1944年前四个月的统计，驿运运量吨数已跃居全国各交通运输部门之首，延吨公里量上居第二位，仅次于铁路。战时驿运已由最初构想仅起辅助运输作用，上升为与近代交通运输方式同等的地位。其时驿运相关人士指出，驿运对抗战之贡献巨大，据统计，至1944年9月，其运输物资64000余延吨公里，节省汽油2570余万加仑，节省汽车共约8590余辆，节省经费每年约46000余万元。其所用总经费“比之历年用于其他交通事业之国帑，仅占百分之二”。

    确实，国民政府战时开办的驿运，便利了军需公用物资的运输，为前后方的物资供应提供保障，方便了民众的流动，后方交通运输因运力不足而形成的紧张局面得以缓解，节省了政府财力。因此，对在抗战时期发挥过如此作用的驿运进行全面研究实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然而，对国民政府所办战时驿运进行全面而又深入的研究，难度却很大。因为战时驿运分中央举办与各省举办两个层次，对于中央为举办战时驿运而设的交通部驿运总管理处及其所辖干线驿运机构的档案，本人查遍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和重庆市档案馆，主观上认为在此两个档案馆内极有可能大量收藏了此类档案，然实际却寥若晨星，更谈不上有一个全宗的收藏，仅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行政院档、交通部档等档案中，零星地收藏了一些有关驿运总管理处的宏观性资料，即一些统计数据和一些驿运地图，而有关该管理处及其所辖干线驿运机构经营与管理的微观性的描述性资料，比如驿运总管理处与上下各级的往来电文，该处的各次会议记录，组织机构的详细情况，驿运干线的具体运输经营状况，以及人事变更等材料，却无踪影。在重庆市档案馆，有关此类的档案更为稀少，仅在重庆市政府档、兵工署档、重庆市警察局档等档案中有少量的与交通部驿运总管理处的往来电文，对于研究驿运总管理处及其所辖干线驿运机构简直无关痛痒。“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对于以实证为基本原则的历史研究，由于交通部驿运总管理处及其所辖干线驿运机构档案资料的缺失，暂时已难以重建整个战时驿运的史事。

    所幸的是，部分省档案馆却较完整地收藏了该省在抗战时期所办驿运的相关资料。其中四川省档案馆收藏了四川省驿运管理处一个全宗（全宗号：民132）184卷的档案，云南省档案馆藏云南省公路局档案中有关该省驿运部分共有90卷档案，贵州省档案馆藏贵州省驿运管理处档有一个全宗（全宗号：M88）20卷档案，湖南省档案馆收藏有湖南省驿运管理处一个全宗（全宗号：87）39卷档案，福建省档案馆藏福建省公路局档中也收藏了福建省驿运管理处的档案，其他如湖北、广西、广东、甘肃、陕西、江西、浙江等省档案馆，也收藏有该省驿运管理处的一些档案。

    纵观各省档案馆收藏的该省驿运管理处的档案，四川省档案馆收藏的四川省驿运管理处的档案量大而又较为完备，其档案从四川省驿运管理处成立一直到该驿运管理处结束，都予以收藏。四川省驿运管理处档案收藏的较为完整，为该省的战时驿运研究奠定了史料基础。因此，本人拟选取抗战时期四川省办驿运进行研究，虽有避重就轻之嫌，但也为符合史料实际状况的明智之举。

    基于以四川省驿运管理处档案材料为主的史料，考察四川省办驿运的实际经营与管理，可以得知，四川省办驿运承担为前方的军米运输以及一段时间内全面承担第六战区的军运重任，同时负责后方特种工程的工粮工料运输，以及田赋征实后的粮运等等，且较为顺利地完成了上述运输任务。四川省举办的战时驿运，在抗战之特殊时机不失为必要之举措。因此，对四川省办驿运进行研究，既可窥视支援前线运输的实际状况，又可探讨为后方民用而设的驿运经营，对整个国民政府的战时驿运事业可能获得一个管中窥豹式的理解。此即为本书的意义之一。

    血与火的岁月，前方将士浴血奋战，甚至为国捐躯，守卫着西南、西北大后方及东南华中部分地区，其精神已融为中华民族精神的一部分。然而，前方的抗战，缺少不了后方的全面支援。枪支弹药的及时输送到位，军粮军服等生活必需品的准时供应，无不有赖于后方的运输。选取战时驿运作为论题，以之为切入口，探讨民族抗战中，在外援无望的情况下，后方如何支援前线，民众的爱国热情通过何种途径得以表现，民间与政府如何协调维系抗战大业等等，是为笔者阐论本题的初衷。

    二、学术史的回顾

    对于传统驿传系统的研究，白寿彝先生于1937年完成《中国交通史》一书，由商务印书局出版，这是第一部较系统地研究整个中国古代驿传系统发展历史的著作，但论述略显匆促。楼祖诒先生自20世纪20年代即致力于中国古代驿传系统的探讨，其著作《中国邮驿发达史》于1940年由中华书局出版，此书对中国传统驿传系统的研究，论述较细致深入，史料也掌握得较充分。于省吾于20世纪50年代发表的《殷代的交通工具和驿传制度》一文，以考古材料为基础，对夏商驿传制度予以初步研究。王子今的《秦汉交通史稿》可以说是迄今为止，最为详备的中国断代交通史著作，该书史料充足，论述充分。此外，台湾赵效宣所著《宋代驿站制度》，杨正泰的《明代驿站考》，苏同炳的《明代驿递制度》，刘文鹏的《清代驿传及其与疆域形成关系之研究》等，分别对宋明清三代的驿传系统予以较全面的考察。

    至于抗日战争时期的“战时驿运”，在抗战时期即已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当时交通部官员薛光前于1940年就发表了《新驿运运动》一文，提出了“新驿运运动”的概念，并对战时驿运的意义作了评估，这可能是最早对战时驿运进行研究的著作。薛氏在回顾传统驿运之历史的基础上，考察了“新驿运运动”兴起的时代背景，探讨了推行“新驿运”的办法，并思考了“新驿运”的立法问题。但论述上显得过于匆促，有粗枝大叶之感。

    其后龚学遂的《中国战时交通史》，俞飞鹏的《十五年来之交通概况》，其作者以历史参与者的身份，对战时驿运有过一定的探讨。在龚著中，以1940年9月1日驿运总管理处成立为界，把战时驿运分为前后两个时期，一是驮运时期，一是驿运时期。1939年1月至1940年8月底为驮运时期，此为战时驿运的初始阶段，因经验不足等原因，举办效果并不尽如人意；自1940年9月1日驿运总管理处成立至1945年3月底止，此为驿运时期。龚氏对举办驿运的整个过程记述较详，但具体细节分析不够，没有进一步展开，仅为《中国战时交通史》之一章，论述显得粗略。俞飞鹏的论述，把战时驿运分为两个时期，自武汉广州沦陷到滇缅之战为第一时期，自滇缅之战至抗战胜利为第二时期，其论述过于简单，但记载了一些数据，史料价值较大。

    1949年后，港台地区对抗日战争时期的驿运问题，所做论述不多，具体的论述有洪喜美的《抗战时期四川之驿运》和《抗战时期西北之驿运》两篇文章，分别对四川和西北的驿运做略带概括性的探讨。由于意识形态的影响，1949年后一段时间，大陆学术界对抗日战争时期由国民政府发动与领导的战时驿运避而不论。1978年以后，学术气氛渐趋平和，学者心态渐为公正，对抗战时期的国民政府的驿运事业，偶有论述，其论述散见于改革开放后各省交通厅主持所修之该省交通史中；而对此论域有相当深度的研究，应在20世纪90年代。1993年，刘东方在《抗日战争研究》上发表《抗战时期的安徽驿运》，揭开了中国内地对战时驿运研究的序幕。1995年杨斌的《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驿运事业》，探讨了战时驿运组织的建立与变迁，驿运干支线的建设，营运业务开展情况，以及战时驿运的作用。1997年陈红民的《抗日战争时期的驿运事业》，着重讨论了战时驿运的兴办过程、“绩效”，并借战时驿运的经营来透视国民政府的政治动员能力。上述两文，分别从整个国家的角度考察了国民政府的驿运事业，但论述仅及几个突出的问题，所论并不全面。此外，田霞、李建国、刘世茂分别探讨了陕西、甘肃、四川的战时驿运，描述了各省驿运的举办经过，经营状况，并对各省驿运在抗战运输中的地位予以分析。

    然总体而言，上述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虽然最近几年在刘世茂、谭刚的硕士和博士论文中，也提及战时驿运，但仅作小结性的论述，所述甚为浮浅；杜鹃的硕士学位论文，研究了云南抗战时期的马帮驿运，但探讨的深入程度尚不足。

    综上所述，仅就抗战时期的四川省办驿运的研究而论，则只有洪喜美和刘世茂的两篇论文，及谭刚、刘世茂在其学位论文中略做的论述。其中刘世茂的《抗日战争时期的四川驿运述论》，利用了四川省档案馆的材料，论述上较为客观，该文探讨了四川驿运兴办的历史背景、四川省政府发展战时驿运的政策与措施、路线的开辟，及其对抗战的实际贡献等等，但其论述比较粗浅，完全有必要进一步深入探讨。

    因此，对抗日战争时期驿运事业的探讨，不管是就整个国家的层面，还是分省而论，都不够全面深入，至今没有此方面的专著诞生。对于抗日战争时期的四川省办驿运的研究现状，也照样如此，尚有巨大的拓展空间。更重要的是，有关四川省办驿运档案材料比较丰富，所以抗战时期的四川省办驿运完全可作系统而又深入的研究。

    三、研究方法与史料来源

    抗日战争时期四川省办驿运的研究，既涉及历史学的范畴，又与运输经济学有联系。所以在研究实践中，尽量运用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又以运输经济学的某些理论对具体的驿运经营进行分析，并且尽量做到将其理论方法不落痕迹地融入历史陈述中，同时注意其使用的限度。限于学科界限的制约，笔者不敢奢望运用经济学的方法对四川省办驿运的经营予以全面分析，但也努力参考了几本经济学的论著，企图能对四川省办驿运的经营寻求一个更深入的看法。

    历史学的实证方法是本书的基本研究方法。在西方，兰克（Ranke）即提出了“如实直书”的口号；在中国，傅斯年深受兰克史学观的影响，秉承中国乾嘉学派的家法，极为简洁地概括出“史学就是史料学”的著名命题。虽然他们的说法有所偏颇，也招致了批评，但强调历史研究的实证精神却是无可否认的。现代史家章开沅先生在其弟子的博士论文出版时所写的序言中说：“我只想借此机会再次强调：实证研究应是史学研究的基础。”青年史家茅海建在其《戊戌变法史事考》的自序中也有一段值得深思的肺腑之言：“在不可靠的‘史实’上，现在正运行着大量的推导、演绎、归纳也只能是不可靠的，学术发展到今天，我们的手中已经不缺乏结论，相反的是，我们的思考却为各种各样相互抵触的结论所累。其中一个大的原因，即为各自所握的‘史实’皆不可靠。因此，到了21世纪，我个人以为，在我们这一专业中，最重要的工作似为‘史实重建’。”这是一个史学家的深切体味，其中流露出因史学界对历史实证原则坚持不够而产生的焦虑情绪，切中了历史研究的现状，也点出了后现代主义者质疑历史客观性的一个原因。史实重建，求真求实，这是史学赖以存在的基石；史学工作者只有抱着求真务实的态度去研究历史，诠释历史，才有可能不断接近历史的客观真相。

    当然，史学研究中，史学工作者的“想像”也是必要的，柯林武德反对那种“剪刀加糨糊”式的历史学研究，认为“史家必须在自己的心灵中重演过去”，他说：“那就是发现历史学家远不是依赖自身以外的权威，使他的思想必须符合于权威的陈述，而是历史学家就是他自身的权威。”

    但是，这种“历史的想像”却有一个限度，也就是必须建立在基本史实基础上，“我们问一项历史陈述是否真实，也就是指它能否诉之于证据来加以证明”。余英时也强调，“历史学家所构成的历史景象必须获得证据的支持。无证据可依之景象，无论其如何生动，都是虚构（fiction），也许有艺术上之价值，但绝无史学上之价值”。

    因此，本书写作十分重视上述原则，以档案等第一手资料为根本，试图重建抗日战争时期四川省办驿运这段“史实”。同时，在构建这段史实时，试图运用运输经济学的一些理论，就实际经营状况中物品结构及流向，运输过程中的管理，运价与物价的关系，进行分析。这些分析将尽可能地体现在史实的陈述中。

    本书对四川省办驿运的研究，拟分为如下几部分进行论述：一、抗战时期政府举办驿运的酝酿过程，这部分追溯了中国传统驿传系统的发展历程，阐释其功能，回顾传统驿传系统于民国初年被裁撤的历史，探讨抗战时期政府恢复传统驿运制度、举办战时驿运的原因与经过；二、四川省办驿运之概况，首先对四川省传统交通运输和近代交通兴起做简要陈述，然后阐述四川省驿运管理处成立的过程及其组织构成，再分三个时期陈述四川省办驿运所开辟的线路及其经营机构的设立：驿运支线总段的设立及其线路分布、驿运区的设立及其线路分布、后期的发展，以期对四川省办驿运获得一个略带概括性的认识；三、四川省办驿运的设施及制度建设，探讨驿运各项规章制度的制定情况及驿运经费的筹措与收支状况，同时，对驿运干部的培训与管理，驿运运夫的征雇，民间传统交通运输工具与兽力的征集进行陈述与分析；四、四川省办驿运的实际经营状况，具体描述驿运运输类型与运输形式、驿运运输物品结构及流向，对驿运运输过程中的管理和管制民间传统运输力量予以陈述，并对驿运运价及其与物价的关系进行探讨；五、讨论民间力量参与战时驿运的史事，四川战时驿运必须以民间力量的参与为基础才可能发展，但政府与民间力量在经营驿运过程中又存在矛盾，本书在此部分分析了其矛盾形成的原因；六、对四川省办驿运进行历史性的检讨，分析四川省办驿运的特点，并力求对战时四川省办驿运的实际意义作出评价。

    本书的论述主要以原始档案资料为基础，并运用民国有关战时驿运的期刊、书籍相佐证，同时参考最近的相关研究成果，尽可能达到还历史本来面貌之目的。在四川省档案馆，保存着一批有关四川省办驿运的原始档案，共184卷，笔者采用复印与拍照的方式，全部予以收集。这批档案保存完整，展示了四川省办驿运从设立机构举办驿运到最后结束的整个过程，详细记录了省办驿运的设施及制度建设、实际经营状况及民间力量参与的具体情况，这是本书写作能顺利完成的主要史料。另外，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笔者找到了一些极为珍贵的原始资料，如在交通部档、行政院档中保存了有关战时驿运的地图、统计数据等史料，可为四川省办驿运研究建立一个宏观背景。在重庆市档案馆，也有少量的相关资料散见于一些全宗中；在重庆市图书馆，笔者找到了两本与四川省办驿运密切相关的小册子，一是1941年四川省驿运管理处编的《四川驿运》，一是1943年四川省政府建设厅编的《四川的驿运》，都是其时历史参与者留下的记录，虽然难免其中有历史参与者的主观情感，但也不失为有价值的史料。

    有关抗日战争时期驿运的期刊，当时即有由交通部驿运总管理处主办的《驿运月刊》、《驿讯》两种，现四川大学图书馆及重庆市图书馆，都有收藏。这两种期刊，对战时驿运的记载较详，有时人的议论，有对实际经营的记录和相对全面的统计数据，参考价值较大。另外，本书参考的报刊还有《交通公报》、《交通建设》、《交通月刊》、《四川经济季刊》等多种民国期刊，及《新新新闻》、《大公报》、《新华日报》（重庆版）等民国报纸。其中，《交通建设》第一卷第八期为驿运专号，《新新新闻》有定期的驿运专栏，其史料价值较大。上述期刊，在《驿运月刊》中有陈筑山所著的《四川省驿运之概况》，《驿讯》中有四川省驿运管理处编的《四年来的四川驿运》，《四川建设》中有王余杞所著的《四川两年来的驿运》，《四川经济季刊》中有钟古熙所著的《四川的驿运》等等。这些资料，可与档案资料互相参证，能更清晰地再现历史的原貌。

    此外，民国去今不远，当时的一些历史参与者留下了一些有关驿运的回忆录，可为研究驿运提供具体而又生动的记录。如马廷璧、徐智等人，直接参加了其时的驿运工作，文史资料收集了他们的回忆性文章。其中马廷璧的《云南战时驿运》、《抗日战争时期云南驿运纪实》，徐智的《国民政府交通部在星星峡至哈密的公路上办驿运站经过的回忆》，具体记载了他们参与战时驿运的亲身经历，虽所记录的为云南、新疆驿运，但也颇具一定的参考价值；冯天爵的《四川的战时公路交通》讲述抗战时期四川交通状况，虽不直叙驿运史事，但也为四川省办驿运的兴起提供了背景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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