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
〔英〕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MaynardKeynes）
华文导读
20世纪30年代以前，在西方经济学界占统治地位的是以马歇尔等为代表的传统古典经济学理论，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经济能够借助于市场供求力量自动地达到充分就业的均衡状态。凯恩斯早年曾受马歇尔和庇古等经济学家的熏陶，赞同古典经济学派的观点，并一直致力于货币理论的研究。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遭遇了长期的经济失调和严重的失业，凯恩斯认为这是由于经济紧缩导致的。因此他极力攻击恢复以前的金本位制，认为此举会导致通货紧缩及国内外相对价格的失衡，从而使英国的出口品价格太高，不利于竞争，而这正是英国经济困境的根源所在。他主张政府采取通货管理政策，通过价格控制（通货膨胀而非通货紧缩）来调整经济。这时，凯恩斯已开始有点脱离传统经济学的路线。20年代的失业使他觉得自由经济并非完全能够自我调节，自由放任也不足以带来经济的复兴，但他的这种脱离仍非常有限，其对经济的分析及其政策主张仍以传统的古典经济学理论为基础。不过，面临长期的失业现象，他主张增加公共工程开支，以此来增加就业机会，减少失业，这可以说是第一次冒出“凯恩斯革命”的火花。
1929—1933年，爆发了资本主义历史上最严重、最持久、最广泛的经济危机，经济萧条，失业严重，传统的经济理论已无法解释大萧条中出现的各种经济现象，更不能为摆脱危机提供“有效的”对策。就是在这种状态下，凯恩斯为了医治资本主义经济病症、寻求摆脱危机的措施，潜心于经济理论的研究，并于1936年发表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此书问世后从根本上动摇了传统经济理论，引起了经济理论上的一场革命。《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出版，标志着凯恩斯完成了从传统的古典经济学理论向自己创立的新经济体系的过渡，标志着凯恩斯学说已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理论体系。
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凯恩斯否定了传统经济学的观点，他指出以往传统经济学中所谓的均衡，是建立在供给本身创造需求这一错误理论基础上的充分就业均衡。他说这只适合于特殊情况，而通常情况下则是小于充分就业的均衡，因此他自称他的就业理论才是一般理论，即通论，既可解释充分就业的情况，也可解释小于充分就业的情况。
凯恩斯认为，一国的就业水平是由有效需求决定的。有效需求是指商品总供给价格与总需求价格达到均衡时的总需求，而总供给在短期内不会有大的变动，因此就业水平实际上取决于总需求或有效需求。
凯恩斯认为，之所以出现有效需求不足，是因为“消费倾向”、“对资本未来收益的预期”及对货币的“灵活偏好”这三个基本心理因素的作用。他指出，总需求是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之总和，总需求或有效需求不足是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不足的结果。心理上的消费倾向使得消费的增长赶不上收入的增长，因此引起消费需求不足。心理上的灵活偏好及对资本未来收益的预期使预期的利润率有偏低的趋势，从而与利息率不相适应，这就导致了投资需求的不足。凯恩斯还认为，心理上对资本未来收益的预期（资本边际效率的作用）在三个基本心理因素中尤为重要，危机的主要原因就在于资本的边际效率突然崩溃。
凯恩斯认为，资本主义不存在自动达到充分就业均衡的机制，因此主张政府干预经济，通过政府的政策，特别是财政政策来刺激消费和增加投资，以实现充分就业。消费倾向在短期内是相对稳定的，因此要实现充分就业就必须从增加投资需求着手。凯恩斯指出，投资的变动会使收入和产出的变动产生一种乘数效应，因此他更主张政府投资，以促使国民收入成倍地增长。
趣味延展
1883年，凯恩斯出生于英国剑桥一个大学教授的家庭。凯恩斯的父亲曾任剑桥大学哲学和政治经济学讲师、大学部注册科主任、剑桥大学地方考试委员会秘书；其母亲曾任剑桥市参议员和市长，是一位成功的作家和社会改革的先驱者。
凯恩斯的父母对自己的第一个孩子寄予厚望，因此凯恩斯接受教育的时间很早，他7岁时便进入波斯学校，两年后又进入圣菲斯学院的预科班。1894年，他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毕业，并获得第一个数学奖。这位伟大的天才开始崭露头角。1895年，凯恩斯考取了著名的伊顿公学，并于1899年和1900年连续两次获数学大奖。1902年，凯恩斯取得剑桥大学国王学院数学和经典著作的奖学金，进入剑桥大学学习数学。1905年，凯恩斯大学毕业，获得数学学士学位。1906年，凯恩斯通过英国文官考试，在英国外交部的印度事务部任职。1908年，凯恩斯申请国王学院的数学研究员职位，但没有成功，后来应马歇尔邀请到剑桥大学皇家学院讲授经济学原理、货币理论（这个职位一直保留到凯恩斯去世）。1909年，凯恩斯创立政治经济学俱乐部，并因著作《指数编制方法》获得“亚当·斯密奖”。1911年，凯恩斯担任《经济学杂志》主编（直到去世）。
1913年至1914年，凯恩斯任皇家印度通货与财政委员会委员，兼任皇家经济学会秘书。1919年，凯恩斯任英国财政部参加巴黎和会的代表。1929年至1933年，凯恩斯主持英国财政经济顾问委员会工作。1940年，凯恩斯被任命为财政部顾问。1942年，凯恩斯被晋封为勋爵。
1944年，凯恩斯率领英国代表团参加在布雷顿森林举行的国际货币会议，在创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复兴开发银行两个机构中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在1937年之前，凯恩斯还从事商业经营活动，经营过一家大型保险公司，创建过国家投资公司，做过外汇投机生意。凯恩斯在投资上胆子很大，有赚钱的时候，也有赔钱的时候。1946年4月21日，凯恩斯由于心脏病突发而在家中去世。
理论精读
1.有效需求和就业理论
凯恩斯的就业理论是以实现充分就业为目标的，他的逻辑起点是“有效需求原理”。他首先批驳了以往的“经典学派”根据萨伊定律对于充分就业均衡所做的错误假设，指出现实经济生活中不仅存在“自愿失业”、“摩擦失业”，而且还存在“非自愿失业”。这种小于充分就业的均衡是通常存在的，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在于“有效需求不足”。
所谓“有效需求”，按凯恩斯的解释，就是商品的总供给和总需求达到均衡状态时的总需求，即“总需求函数与总供给函数相交点之值”。总就业量决定于总需求，而失业是由总需求不足造成的。有效需求表现为收入的消费，当就业增加时，收入也随之增加，而且当社会实际收入增加时，消费也会增加，但不如收入增加得快，因此经常引起需求不足。这是造成小于充分就业的均衡的原因，为此，就需要增加社会投资以刺激消费需求的增长，并借此扩大就业量。
有效需求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即对消费物的需求和对投资物的需求。只要找到影响这两个方面需求的变动因素，就可以探寻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所在，于是凯恩斯转向三大心理规律的分析。
2.三大心理规律
对消费物的需求，取决于“边际消费倾向”，而对投资物的需求，取决于“资本的边际效率”和“货币利息率”，因此凯恩斯提出了“三大基本心理规律”：边际消费倾向规律；资本边际效率规律；灵活偏好规律。这是凯恩斯就业理论的支柱。
（1）边际消费倾向规律。凯恩斯把消费倾向看做收入和消费之间的比例关系，那么边际消费倾向则是指增加的收入量和增加的消费量之间的比例关系。
具体而言，边际消费倾向规律就是指随着就业和收入的增加，在每一收入的增量中，个人用来增加消费的部分越来越少，用来储蓄的部分的比例却越来越大。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人性的一些基本动机，如“谨慎、远虑、计算、改善、独立、企业、自豪与贪婪”。这一结果势必带来储蓄绝对额的增加，聚集需求量与实际消费量之间便出现了裂痕。假如储蓄不及时转化为投资，就会出现“有效需求不足”，从而减少国民收入水平，造成失业。但是储蓄能否有效地、全部地转化为投资，这又受另外一个规律的影响。
（2）资本边际效率规律。凯恩斯这样来定义资本的边际效率：“我之所谓资本之边际效率，乃等于一贴现率，用此贴现率将该资本资产之未来收益折为现值，则该现值恰等于该资本资产之供给价格”。实际上，这就是资本家预期的利润率，即预期收益和供给价格的比率。
资本的边际效率规律具体是指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条件下，随着资本生产物的增加，资本边际效率呈现递减趋势，这必然导致投资的下降，这是因为资本边际效率是刺激资本家增加投资的动力，加上不肯定性、风险、期望、投资者的态度和信心等因素的影响，更扩大了聚集需求量和现实消费量之间的裂痕。
按“经典学派”的主张，唯一的办法便是降低利息率，可是这又遇到了灵活偏好规律的阻碍。
（3）灵活偏好规律。凯恩斯认为，利息率取决于个人和企业持有货币的愿望和数量。也就是说，货币供应数量影响利息率。而灵活偏好则是不同利息率水平上人们对持有货币的不同需求，原因在于人们有货币在手，比较灵活。
人之所以偏好货币，由三个动机组成：出于交易的目的；满足日常生活需要；出于预防的目的，以备应付意外的开支；出于投机的目的，“即相信自己对未来的看法较市场上的一般人高明，想由此从中获利”。正因为这样，利息率就不可能太低，如果太低，人们就不会放弃这种灵活偏好，而宁愿把货币放在手头随时支用。灵活偏好规律的影响，又使投资不足更为严重了。
总之，凯恩斯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对商品的需求受三大心理规律和货币数量调节，对消费物的需求随消费物生产的增加相对减少；对投资物的需求随投资物生产的增加相对降低；投资取决于资本边际效率和利息率，由于资本边际效率的递减和利息率的提高引起投资障碍，生产就不能扩大到充分就业的程度，失业必然出现。因此，凯恩斯的结论是：增加消费，引起投资，提高资本的边际效率，降低利息率，以克服经济衰退，实现充分就业。
3.乘数原理
凯恩斯在消费倾向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乘数原理。该乘数原理的经济含义可以归结为：投资变动给国民收入总量带来的影响，要比投资变动本身更大，这种变动往往是投资变动的倍数。
例如，最初投资为1000万元，边际消费倾向为2/3，通过一系列派生的购买过程，则会使总收入增加2倍，从而带来3000万元的效果。在增加的收入中，用于消费的部分越大，投资引起的连锁反应的效果也越显著，总收入增长得也就越快。乘数是边际储蓄倾向的倒数，它的大小取决于消费支出和再支出。一般地说，投资的增加和就业量的增加方向是一致的，假如每增加1000元投资可以增加100人就业，如果边际消费倾向为3/4，那么乘数为4，结果增加1000元投资就将增加400人就业。通过乘数的作用，政府投资扩大就业的能力大大加强了。
在凯恩斯的理论中，乘数原理占有重要地位，它绝不只是一个“数学概念”。用凯恩斯的话来说，它是“整个就业理论中不可或缺的一步，有了这一步，假设消费倾向不变，则我们可以在总就业量、总所得与投资量之间，建立一个确切的关系”。也正是以此为桥梁，凯恩斯将其经济理论导向经济政策，并用于指导经济实践。
4.工资与物价理论
庇古的传统就业理论认为，工资率的变动可以自动调节就业量，使之实现充分就业。凯恩斯则认为，工资的削减虽然会对企业发生有利的影响，但货币工资率的全面削减又会影响总需求，使之按比例下降。企业家由于预期成本降低，于是扩大开工率，可是需求缩减，生产的产品怎么能卖掉呢？因此，从长期看，较大的生产量和就业量只有在总需求增加时才能维持，用削减工资的办法换取好处并非良策。
凯恩斯的物价理论主要分析了总需求的改变与物价水平的改变之间的复杂关系，也就是货币数量的增加不能直接影响物价。货币数量的增加首先会降低利息率。利息率降低，利润率便提高，于是企业投资扩大，投资物的需求增加，随之使得国民收入增加。又由于国民收入的增加，通过乘数作用，对消费品的需求也会增加。需求的增加刺激了生产，供给也将增加。需求增加虽使价格提高，但供给扩大又使价格降低。在需求与供给达到均衡状态时，物价不必与货币同比例增加。凯恩斯的物价理论还包括这样的内容：一旦到了劳动供给缺乏时，就不应再增加货币数量，否则将引起真正的通货膨胀。当非自愿性失业广泛存在时，如果不增加货币数量，降低利息率，刺激有效需求，就会形成失业压力，对生产增加形成障碍。因为资本主义社会经常存在一个失业大军，所以增加货币数量，刺激有效需求，从而提高物价就成了凯恩斯实现“充分就业”的重要方法之一。
5.危机理论
对于资本主义的商业循环，即危机的原因，凯恩斯指出，“危机是从资本之边际效益的变动上产生的”，而资本的边际效率又取决于两个因素：新投资的资本物所获得的一系列未来收益；资本物的成本。凯恩斯认为，利息率上涨的因素“固然有时可使事态严重化，偶尔也发生恐慌”，但他认为那不是典型的形式，“典型的恐慌，其起因往往不是利率上涨，而是资本边际效率突然崩溃”。
未来收益的预期，一部分决定于资本物的丰裕程度，另一部分决定于企业家的悲观或乐观情绪。危机发生在繁荣后期，按凯恩斯的解释，是由于人们对资本物的未来做了过分乐观的估计，甚至资本物逐渐增加，生产成本逐步提高，利息率上升，也不能阻止投资的增加。当失望来临时，人们对未来收益骤然失去信心，灵活偏好大增，利息率上涨。资本边际效率崩溃加上利息率上涨，会使投资量减退得异常厉害。投资下降的结果，必然会导致总收入和总就业的大幅度降低。
对于危机的周期性，凯恩斯依然以投资、消费和乘数的关系作为根据。他认为危机爆发后，生产收缩，由萧条到复苏的恢复一般需要三年至五年。这一来是因为资本边际效率的提高，要以资本物恢复稀少为前提；二来是由于存货的原因。只有经过一段时间以后，资本物的稀缺性恢复了，存货收完了，资本的边际效率才会随之增加，投资才会扩大。投资的增长造成投机的旺盛，经济周期又转入高涨阶级，直到资本边际效率再度崩溃，危机又开始重演。为此，凯恩斯反对用高利息率的办法遏制投资。他认为，正确的医治商业循环的办法不在于取消繁荣，永远处于萧条状态，而在于消灭萧条，永远处于准繁荣状态。
InstitutionalEconomics
《制度经济学》
〔美〕约翰·罗杰斯·康芒斯（JohnRogersCommons）
华文导读
《制度经济学》首次出版于1934年，是康芒斯的代表作品之一。这是一部具有浓厚经济学史色彩的著作，康芒斯正是通过研究经济学说的历史来阐明自己的理论的。凭借这部《制度经济学》，康芒斯奠定了他作为制度经济学早期代表人物的地位。
至于本书的理论来源，康芒斯自己说：“我的第一本书《财富的分配》受到了19世纪末流行的学说的支配；我的《资本主义的法律基础》和这本《制度经济学》则受到在我们当前经济的革命循环中出现的各种学说的支配。”
全书共分为11章，第1章介绍观点，第2章介绍方法，第3章介绍魁奈，第4章介绍休谟与皮亚斯，第5章介绍亚当·斯密，第6章介绍边沁与布莱克斯顿，第7章介绍马尔萨斯，第8章介绍效率和稀缺性，第9章介绍未来性，第10章介绍合理的价值，第11章介绍共产主义、法西斯和资本主义。他是在对以往经济学家进行评价的基础上来阐述自己的理论观点的。
趣味延展
凡勃仑、康蒙斯、米契尔是早期制度经济学三个有名的代表人物。他们在研究方法和具体观点上各有特点，由此形成了制度经济学的三个流派。凡勃仑代表了制度经济学中的社会学派，他着重于社会结构的发展和变革；米契尔是经验统计学派的代表，他以统计分析为基本方法，主张把制度研究建立在经验统计的基础上；康蒙斯则代表了制度经济学中的法律学派。他在一切制度因素中特别重视法律制度的作用，认为法律制度是决定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他承认资本主义社会普遍存在“利益的冲突”，但他认为通过国家，首先是法院的“公正调节”，就可以“从冲突中建立秩序”，实现一种“合理的资本主义”。
《制度经济学》是一部有浓厚经济学史色彩的著作，康蒙斯正是通过研究经济学说史来阐明自己的理论的。
《制度经济学》的写作年代，正是美国资本主义以最快的速度发展的时代。在这个发展过程中，资本主义的许多问题开始显现出来，各种矛盾冲突也日益尖锐起来，以往的经济学已经无法对当时的现象进行有效的分析和解释，需要一种新的经济学派来重新阐释资本主义发展的现状，于是制度经济学应运而生了。制度因素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应该从制度的角度去挖掘经济发展的内在因素。
理论精读
1.集体行动理论：集体行动对个人行动的控制
康芒斯在《制度经济学》中开篇就提出：“我的观点根据的是我参加集体活动的经验，从这些活动中，我得出一种关于集体行动在控制个人行动方面所起的作用的理论。”康芒斯说明，自己的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不是商品，不是劳动，也不是任何物质的东西，而是集体行动。之所以把集体行动作为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因为“集体行动，不仅通过立法而且通过解释立法的习惯法判决，接受商业或劳动的惯例，并且按照法院认为是否有利于公众利益和私人权利，支持或制止个人行为”。
在康芒斯看来，集体行动控制个人行动的目的与结果总是对个人有益，因为正是集体行动在人与人之间建立起权利、义务，以及没有权利和义务的社会关系：集体行动要求个人去实行、避免和克制；集体行动产生安全、服从和自由；集体行动的运行规则和统治权是贯穿一切经济行为的共同原则；集体行动还通过它的帮助、强制或阻止来决定一个人能或不能、必须或不必、可以或不可以做什么事情。一个强有力的社会经济制度，正是通过集体行动来协调人们之间的利益冲突，来决定什么是合理的。因此，集体行动的意义就在于为经济生活中个人的行为建立一个行为规则，以指导和约束变化无常的个人行为，从而使个人行动符合社会的利益。而这个为经济生活中个人的行为建立行为规则的最重要的集体行动，在康芒斯看来，就是法律。
2.利益和谐理论：从冲突中造成秩序
康芒斯研究的基本单位是“交易”。这种“交易”包含了康芒斯所谓的经济生活中最主要的三种社会关系：冲突、依存和秩序。康芒斯认为，对于三种社会关系中的“冲突”，以前的经济学总是把消灭它作为自己的目标。他们只研究未来的理想化的协调，而不对现有冲突及怎样从冲突中产生秩序进行科学研究。而他的工作则是研究如何从冲突中产生秩序。在康芒斯看来，交易中的冲突可以通过公正的仲裁人进行调节，而调节一切社会冲突的公正仲裁人就是国家，体现为法院。在这里，康芒斯充分强调法律在调和利益冲突、维护社会秩序中所发挥的作用。
为了证明不同阶级之间的利益冲突是可以协调的，康芒斯特别举出威斯康辛州经过劳资双方集体谈判订立失业保险法案的事例。起初，在制定一个什么样的失业保险法案上，威斯康辛州代表雇主利益的制造家协会和代表工人利益的劳工联合会之间存在严重的对立与分歧。然而，雇主与工人之间又有共同的利益存在，他们相互依赖。于是由州产业委员会出面，组织了一个有劳资双方代表共同参加的咨询小组，负责制订州失业保险法案。这个小组由一名州产业委员会代表担任主席，雇主代表和劳工代表各有三名。当保险法案最后拟成时，它通过了立法。这样，“事实的发展是雇主的一派和工人的一派被变成一种集体雇佣合同的谈判者，由立法机构决定了他们意见不能一致的问题”。经过多次集体谈判，最后达成了一个劳资双方都能接受的协议，使相互对立的雇主与劳工之间的利益冲突得到了协调。康芒斯还特别指出，这种经过对立各方之间集体谈判达成的协议具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它们是由雇主和工人共同拟订的，不是由一些完全不懂产业业务的法律家和议员拟订的，因此它们是切实可行的，雇主和工人双方都可接受。康芒斯认为威斯康辛州是一个缩影，它充分证明无论什么样的社会集团之间发生什么样的利益冲突，只要把有关的双方组织起来，积极营造一种合作精神，通过集体的谈判，冲突就会得到协调，理想的社会秩序就会建立起来。
3.“法制决定论”：法制是影响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康芒斯认为，在现代社会中，有经济的、法律的、伦理的三种利益协调方式，或者叫三种制裁方式。在这三种方式中，康芒斯最为重视的是法律制度的作用。将法制视为影响社会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是康芒斯经济学说的最大特点。
康芒斯把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生归功于法制：法院保证了资本主义法制的胜利，破坏了封建社会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了道路。他把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也归因为法制的作用。他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商业资本主义时期、工业资本主义时期、金融资本主义时期，由一个阶段发展到下一个阶段，主要的推动力量来自于法律制度。例如，美国从工业资本主义发展为金融资本主义，主要就是反托拉斯法的作用。康芒斯强调了最高法院的意义，认为最高法院在美国的社会经济生活中起最大的作用。他认为，由于美国宪法的特殊规定，财产和自由的解释归最高法院管辖，最高法院是最终的权力，它高于任何行政机构和任何行政官员，所以“最高法院成为美国的政治经济学的权威”。正因为如此，康芒斯建议把法院的判例作为研究经济问题的基础。在《制度经济学》最后一章中，康芒斯还对最高法院在美国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所起的巨大作用做了阐述。康芒斯指出，美国之所以走向与德、意法西斯国家不同的金融资本主义道路，最高法院起了关键的作用，因为它在美国抑制了辛迪加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康芒斯看来，辛迪加资本主义是向法西斯主义过渡的桥梁，德国和意大利就是由此走向法西斯主义的。但是在美国，“这些辛迪加始终被美国最高法院认为是不合理的对贸易的限制而加以禁止。因此在过去三十年中，美国的金融资本主义制度产生，实行控股公司和追随领袖的方法”。
从众多方面说明了法制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重大作用后，康芒斯指出，法制创造了一种全新的资本主义——“这是美国的资本主义。它既不是世界大战的革命以来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行政统治权，也不是1689年以来英国的立法统治权，而是1900年以来最高法院的司法统治权。它的行政工具不是独裁者的命令，而是法院的禁令”。
TheeconomicsofWelfare
《福利经济学》
〔英〕阿瑟·赛西尔·庇古（ArthurCecilPigou）
华文导读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美、德经济的异军突起，英国的霸主地位岌岌可危。为了与美、德抗衡，英国不得不革故鼎新，掀起一场技术革命。然而技术革命虽然给英国造就了繁荣，但同时也使广大工人饱尝失业的痛楚。因此，工人运动此起彼伏，社会矛盾一触即发。剑桥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庇古，为此心急如焚。他希望能像普罗米修斯那样，给内外交困的英国带来火种，驱走可怕的黑暗。而他的“火种”，就是1920年出版的名著《福利经济学》，该书的出版被认为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福利经济学产生的标志，在西方经济学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庇古是福利经济学的创始人，被称为“福利经济学之父”，他的《福利经济学》是在其1912年出版的《财富与福利》一书基础上加工改写而成的，第一版在1920年由伦敦麦克米兰公司出版，后来曾多次重印，并被译成多种文字。
福利经济学的思想基础，是边沁的功利主义哲学。庇古作为资产阶级福利经济学体系的创立者，他在《福利经济学》中不是附带地讨论福利问题，而是系统地论述了福利概念及其政策应用，建立起福利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他把福利经济学的对象规定为对增进世界或一个国家经济福利的研究，主张国家应当关心贫穷问题，应当采取适当措施致力于福利的增加。本书既是福利经济学的奠基之作，又是旧福利经济学的经典著作，在整个福利经济学乃至西方经济学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福利经济学》共4篇。第1篇为“福利与国民收入”；第2篇为“国民收入的数量和资源在不同用途间的分配”；第3篇为“国民收入与劳动”；第4篇为“国民收入的分配”。庇古认为，《福利经济学》一书的目的，就是研究在现代实际生活中影响经济福利的重要因素。全书的中心就是研究如何增加社会福利。
趣味延展
阿瑟·赛西尔·庇古（1877—1959）是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剑桥学派的主要代表之一。他出生于英国的一个军人家庭。他是这个家庭的长子。青年时代他进入剑桥大学学习。他最初学习的专业是历史，后来受当时英国著名经济学家马歇尔的影响，并在其鼓励下转学经济学。他毕业后投身于教书生涯，成为宣传他的老师马歇尔的经济学说的一位学者。他先后担任过英国伦敦大学杰文斯纪念讲座讲师和剑桥大学经济学讲座教授。他被认为是剑桥学派领袖马歇尔的继承人。当时他年仅31岁，是剑桥大学历来担任这个职务最年轻的人。他的任期长达35年，直到1943年退休为止。退休后，他仍留在剑桥大学从事著述研究工作。另外，他还担任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国际经济学会名誉会长、英国通货外汇委员会委员和所得税委员会委员等职。
庇古是经济学史上最奇特的人物之一，他是从外在形式来考虑这些令人困扰的问题的，并触动了新古典主义经济政策中隐含的狂妄自大。他有一个相当奇怪的名字，但他的个性和怪僻与他名字的怪异非常吻合——庇古。他是新古典学派思想的重要典范，事实上，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就是将庇古作为新古典主义学派中持充分就业分析观点的代表人物来进行攻击的。庇古也进行了反击，称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是错误观点的混合物。对于许多更年轻的经济学学生来说，庇古的名字总是不可避免地和“庇古效应”相联系，这是他回应凯恩斯的一个论据，他试图在古典主义有关工资和价格弹性的假设下通过逻辑完全性的演示，恢复新古典主义就业理论的地位。
此外，庇古还首先注意到了私人活动会产生不良的社会影响，并且他还是当时攻击自由放任模型的一个重要人物。庇古早在1912年就在他的《财富和福利》一书中提出了这些令人困扰的问题。近半个世纪之后，经济学家们才意识到庇古曾经设法解决的论题是繁荣的经济所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这个问题实际上将威胁到整个体系的合理性。但是那时几乎没有经济学家能够理解庇古的分析所具有的突破性本质。庇古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使其开始质疑这个系统本身的稳定性，并开始为其他可供选择的体系的经济秩序辩护。弗兰克·奈特是庇古1920年出版的第一版《福利经济学》的研究者中唯一一个注意到庇古已将争论的主题从各种经济秩序体系之间的选择转向了改变和改良现有的职能体系的方法的人。哈里·约翰逊（HarryJohnson）教授在他为庇古所做的感人至深的悼词中讲到，庇古的分析将争论从革命性的变化转变为改良现存体系的方法，“在庇古刚刚提出这一理论时，以及在这一理论发表之后的困难重重的战时阶段，它还具有明显的局限性。但随着凯恩斯革命逐渐为人们所了解，加上30年代和40年代的政治分歧也在福利资本主义的体系中得到协调，经济学家们越来越多地面临庇古曾经关注的那类政策问题，在这些分析中，他是先驱者。”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后来使我们认识到“我们所关注的问题的片面性”，并推广了几乎在半个世纪之前别人还没有注意到时，庇古就很清楚地预见到的许多问题。
作为以古怪个性而著称的这一学科中最奇怪的人之一，庇古的性格经历了一次极端的转变。在早年，他是一个快乐的、爱开玩笑的、爱社交的、好客的单身汉，但是后来他变成了一个相当怪僻的隐士。他终其一生的朋友和同事C.R.费伊（Fay）如下解释他的转变：“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他是一个很大的冲击，战后他就不再是原来那样了。”他将自己在剑桥的大部分假期用于到法国、比利时和意大利的战争前线参加志愿急救工作。在他职业生涯的早期，他就认识到社会和经济问题之间的密切关系，反映了他对人性和科学问题的热情。作为一名学生，庇古显示了在人类知识方面罕见的才能。在他24岁时，他有两篇文章获奖，它们的题目充分显示了这个年轻学者知识涉猎之广。其中一篇叫《过去50年中英联邦农业生产相关价值变化的原因和影响》；另一篇叫《罗勃特·布朗宁，一个神学教师》。在此之前两年，他已经因为一篇英文诗获得金质奖章，他还创作了一首名叫AlfredtheGreat的歌曲（战后他的性情大变，他卖掉了这枚奖章以资助饥饿的佐治亚人。）从剑桥英王学院毕业后，他将时间主要用于演讲、出版和致力于关税改革的争论，直到晚年，他对这个问题一直保持着浓厚的兴趣。
理论精读
1.经济福利与国民收入的关系
庇古的福利经济学是建立在边际效用价值理论的基础之上的。庇古对福利这一概念提出了两个命题：“第一，福利的要素是一些意识，或者说是意识之间的关系；第二，福利可以置于较大或较小的范畴之下”。这就是说，福利表示人的心理状态，寓于人的满足之中，福利的大小是可以衡量的。但庇古强调，福利包括的范围很广，在经济学中并不讨论一般福利，而只讨论与经济生活相关的福利，即能够直接或间接地用货币尺度所衡量的经济福利。这种经济福利与一般福利是相关的，对一般福利有决定性的影响。庇古把福利作为满足，用效用来表示满足。而效用可以用一个人为避免失去某种满足而愿支付的货币量来衡量，即可以用单位商品的价格来衡量。为了衡量和计量效用，庇古假设货币的边际效用是不变的。在这种经济福利的概念之上，庇古论述了经济福利与国民收入的关系。他指出，“正是由于经济福利是可以直接或间接地与货币量相联系的那部分总福利，国民收入是可以用货币衡量的那部分社会客现收入……所以这两个概念，即经济福利和国民收入是对等的，对其中之一的内容的任何表述，就意味着对另一个内容的相应表述。”这样，他就把对经济福利的研究变为对国民收入的研究。
庇古使用的是马歇尔给国民收入所下的定义，即“一国的劳动和资本作用于它的自然资源时，每年生产一定的纯商品总量，其中有的是物质的，有的是非物质的，各种服务也包括在内”。这就是指扣除折旧与中间产品消耗之后的国民生产净值。这种净值大致与一国的货币收入相等。
庇古从经济福利转到国民收入问题，这样就接着讨论了两个问题。
第一，国民收入量的变动，这种变动的衡量及其与经济福利的关系。他说明了在消费者嗜好与购买力分配不变的情况下，国民收入的增加使经济福利增加，但由于国民收入量的变化又会引起产品结构的变化，所以国民收入的变动与经济福利的关系也相当复杂。只有在社会成员对新增加的产品比对所消失的产品愿意支付更多的货币时，这种增加才真正代表经济福利的增加。
第二，国民收入分配及其对经济福利的影响。他说明了如果在国民收入并未减少的情况下，国民收入由富人转向穷人，即国民收入分配的平等化，有利于增加经济福利。这是因为边际效用是递减的穷人收入增加所带来的效用要大于富人等量收入减少所减少的效用。
2.社会资源的最优配置问题
因为国民收入总量增加是经济福利增加的主要源泉，所以如何增加国民收入就是福利经济学的中心问题之一。庇古强调，要使国民收入增加就必须使生产资源在各个生产部门中的配置达到最优状态。
庇古用边际私人纯产值和边际社会纯产值的关系来说明社会资源最优配置的标准。边际私人纯产值指私人增加一个单位的投资后，投资者收入所增加的值，也就等于边际私人纯产品乘以价格，或者说是生产者支出的边际私人生产成本与增加投资带来的边际私人收益的差额。边际社会纯产值指社会增加一个单位的投资后收入所增加的值，也就等于边际社会纯产品乘以价格，或者说是社会支出的边际社会生产成本与增加投资带来的边际社会收益的差额。如果把个人投资作为社会投资的一份，边际社会纯产值就是在边际私人纯产值之外再加上由于这种生产给社会上其他人带来的利益或损失。换句话来说，个人的生产活动给社会带来的有利影响是边际社会收益，个人的生产活动给社会带来的不利影响是边际社会成本，两者之差即为边际社会纯产值。如果在边际私人纯产值之外，社会还得到了好处，则边际社会纯产值大于边际私人纯产值；反之，如果在边际私人纯产值之外，社会遭受了损失，则边际社会纯产值小于边际私人纯产值。如果边际私人纯产值与边际社会纯产值相等，则社会资源配置达到了最优状态。
庇古认为，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通过竞争与资源自由流动最终会使边际私人纯产值等于社会纯产值，但是在现实中由于种种原因，边际私人纯产值与边际社会纯产值往往并不相等。这些原因主要是：第一，市场信息的不完全引起对投资收益估计错误，影响资源流动；第二，某些耐久性生产要素（如土地、设备）的所有权与使用极不一致，使这些生产要素得不到应有的维护而损害社会收益；第三，外部经济或外部不经济的存在，如工厂对污水的流出不予治理，其代价由社会承受，对于工厂而言是外部经济，对于社会而言则是损失；第四，收益或成本变动而引起的背离，这就是说由于各行业的规模经济不同，在成本递减的行业，规模扩大使边际社会纯产值大于边际私人纯产值，而成本递增的行业规模扩大则情况相反；第五，垄断的存在使边际社会纯产值与边际私人纯产值的差异扩大。
根据以上原因，庇古主张由政府对资源配置进行干预。其干预办法包括：对事关全局的产业，如铁路、电力、自来水等实行国有化，由政府经营；对不适于国有化的产业实行特殊鼓励和特殊限制的政策，如对引起污染的产业征以重税，而对农业这样收益大的行业进行补贴，限制垄断，保护竞争等。
3.国民收入与劳动的关系
决定国民收入大小的主要是劳动，庇古论述了劳动在各地区各职业间的配置问题。他认为，即使各类劳动的需求价格及工资在不同的地区与职业间均能相等，但劳动在不同地区与职业间的配置却达不到理想状态。这主要是因为工人的无知，流动所需要的费用（包括交通费用与离乡背井的心理代价），以及传统与习惯对流动的人为限制。劳动配置中的失误会引起失业，减少国民收入与经济福利，解决这种失业的办法则是政府采用干预手段，如由政府提供必要的费用，或使工人终身受雇等。
在工资方面，庇古重点讨论了公平工资问题。公平工资就是使在所有地区与职业中支付给工人的工资等于其劳动的边际净产值，并通过各种工人在不同地区与职业间的配置使国民收入达到最大。由这一标准看，不公平工资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虽然不公平，但在工人所从事工作的地区与职业中等于劳动的边际净产值的工资；另一种是有剥削存在，低于劳动的边际净产值的工资。前一种不公平耍通过促进劳动在地区与职业间的流动来解决，后一种不公平要由政府进行干预来解决。此外，即使工资是公平的，但如果其值低于最低生活工资，也应制定最低工资法来提高工资。
4.国民收入分配与经济福利的关系
庇古关于收入分配对经济福利的影响的论述是从这样一个基本观点出发的：“以下情况中的任何一种情况，即或者使国民收入增加，而不减少穷人在其中占有的绝对份额，或者使穷人占有绝对份额增加，而不减少国民收入，都一定会增加经济福利”。这里所研究的主要是后一种情况。在分析这一问题时，庇古假设货币的边际效用也是递减的，即一个人的货币收入众多，其边际效用越小；而货币收入越少，其边际效用越大。因此，穷人的货币收入的边际效用大于富人，把货币收入由富人转移给穷人就可以增加社会的总效用，即增加经济福利。
庇古认为，在“经济萧条、工会力量强大和舆论坚持要求等情形存在时”，把富人的收入转移给穷人以增加经济福利就是十分必要的。而为了实现这一点，就要求国家采取收入均等化的政策。
庇古指出，实现收入的转移可以有自愿转移与强制转移。自愿转移就是富人自动出钱举办教育、娱乐、保健、科学、文化等事业。但他也感到仅靠自愿转移是不够的，这样就需要国家实行强制转移。强制转移就是征收累进的所得税与遗产税，并把这种收入向穷人转移。转移的办法分为直接的与间接的。直接转移就是举办社会保险与社会服务，如养老金、失业补助、免费教育、医疗保险等。间接转移就是对穷人最需要的产品的生产进行补助，如对农业生产、交通、住房建筑进行补贴，以使这些行业的产品以低价卖给穷人，使穷人间接受益。
InterregionalandInternationalTrade
《区际贸易与国际贸易》
〔瑞典〕伯尔蒂尔·俄林（BertilGotthardOhlin）
华文导读
《区际贸易与国际贸易》是瑞典著名经济学家伯尔蒂尔·俄林的代表作之一，原书为瑞典文，1933年初版，1967年修订再版。1968年，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其英文本。
1977年，俄林与英国的米德因“对国际贸易与国际资本流动的理论作出了创造性的贡献”，同时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本书也被提名为俄林的主要贡献。在本书的第一版序言中，俄林表示本书将力图对解决下列问题作出贡献：（1）放弃古典的劳动价值论，代之以相互依存理论；（2）证实国际贸易理论仅仅是一般布局理论的一部分；（3）分析生产要素在国内和国际间的流动，特别是分析它们与商品流动之间的关系；（4）描述在固定汇率情况下，国际资本流动的机制。
趣味延展
俄林在经济学研究方面的特点是不做已有理论的奴隶、勇于探索和创新。他认为，后来者的任务不是对已有的理论仅仅做些解释，而是要在已有基础上创新、突破。他登门求教于陶西格，但他并不同意陶西格的古典贸易理论；他赞赏赫克塞尔的开放贸易理论分析，但他又在此基础上加以修改和完善。因此，俄林所提出的贸易理论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经济学中关于区域和国际分工贸易理论体系第一次较完整的阐述。
1925年，俄林参加了获取丹麦哥本哈根大学经济教授的竞争。按照挑选委员会的规定，参加竞选者必须在3个月内就指定的题目写一篇论文，在48小时之内准备一篇讲演。结果，竞选时，俄林以3∶2的优势获胜。这样，年仅26年的俄林，成了当时最年轻的教授。1930年，他应聘回到母校斯德哥尔摩商业经济学院，接替他的老师赫克塞尔任经济学教授，从此担负这一职务达35年之久。
俄林不仅是一位经济学家，还是瑞典著名的政治活动家。他一直雄心勃勃，希望有朝一日能爬上首相的宝座。他刚任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经济学教授不久，就当上自由青年协会的主席，一举成为政坛上引人注目的活跃人物。1938年，他当选议会议员。1944年，他出任瑞典主要反对党自由党的主席。同年，他在联合政府中任贸易部部长。他连任自由党主席达23年之久。但是使他失望的是，他想当首相的夙愿一直没有实现。
驰骋政坛并未使俄林中断对经济学的研究。他不负盛名，探索不止。自进入政界之后，他不仅扩大了研究范围，写出了大量论著，而且还多次出国讲学。为了表彰俄林对经济学，特别是对国际贸易理论所作的贡献，瑞典皇家科学院于1977年授予他诺贝尔经济学奖。与他一起获奖的还有英国剑桥大学的詹姆斯·爱德华·米德。评选委员会认为他们“对于国际贸易理论和国际资本运动理论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俄林从16岁跨入经济学的大门到获得诺贝尔奖金，奋斗达60余年。1979年8月3日，也就是在获得诺贝尔奖的第3年，他与世长辞了，享年80岁。
理论精读
1．对古典贸易理论的批判
在提出自己的理论之前，俄林首先对古典经济学中的劳动价值论、古典贸易理论等理论进行了批判。他认为，古典劳动价值论和古典贸易理论存在许多缺陷和不足，对现实经济活动也不具有指导意义，因而是无用的。
首先，俄林对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进行了批判。他认为，李嘉图为了使劳动时间成为商品价值的标准，采取了一系列的假设条件：他以边际生产成本作为计算依据，于是将地租排除掉了；他假设各种商品生产中使用的劳资比例是相等的，也假设劳动与其相对报酬之间存在固定的比例，还假设生产成本是不变的。但是在现实中，我们会发现，这些假定条件是不可能存在的。例如，李嘉图有关各种劳动与其相对报酬之间存在固定比例的假设，排斥了对像社会各阶级相对地位变动这样的基本问题进行研究的可能性，这样的假定不可能对劳动与资本的相对综合和相对价格的相关变动给出一个圆满的解释。关于成本不变的假设，也不适合于对价格运动一般规律的研究，因为一旦消费者对一种商品的需求发生变化，它的价格和成本必然会跟着变化，而不是固定不变的。既然这些假设条件都不真实，那么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就是站不住脚的。连李嘉图本人也不得不说，自己的劳动价值论是“相当近似”的。
接着，俄林对古典贸易理论进行了批判。古典贸易理论是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认为只有相对价格的变动，才会对国际贸易产生影响。俄林指出，实际上每种商品里包含的资本是不等的，各国的利率也有差异，对较低利率国家来说，可以廉价生产出需要大量资本的商品，这样既会给生产带来影响，也会给贸易带来影响。古典贸易理论还认为，以劳动计量的生产成本不会随产量的变动而变动，即用货币表示的成本仅仅随工资的变化而变化，国外需求的增加，除了会使工资上升之外，对价格不会产生任何其他的影响。但我们看到的现实是，国外需求的增加肯定会使国内各种生产要素的稀缺性受到影响，在出口工业中使用较多要素是有利的，这也会使新兴工业调整自己的要素组合。于是，发生变动的就不仅仅是出口商品，还包括其他新兴商品了。
俄林还批判了古典贸易理论的研究方法。他认为，古典贸易理论在研究由需求、技术等因素引起的国际贸易变动时，只考虑进出商品的交换关系受到的种种影响和哪个国家获得了较大的好处等问题，却忽视了对国际需求的变动和国内价格体系的关系的研究，对国际贸易的利益与整个经济生活的关系也不予考虑，从而把国际贸易理论建立在不健全的理论框架之中。古典贸易理论只用两个国家、两种商品的模型作为立论根据，认为以劳动日计量的比较成本决定了进出口的结构和交换条件。而实际上，这种模型不具有现实性。如果引入三种商品，我们就会发现，需求对国际贸易同样具有较大的影响，因此仅仅对供给进行分析是片面的。古典经济学还在研究中不考虑货币的作用，只以相对成本作为计量单位，但实际情况是一种商品经常由几个国家共同完成生产，于是相对成本的比较是不可能的，也是无意义的。
2．贸易产生的原因：禀赋差异
著名的要素禀赋理论就是由俄林提出的。由于俄林运用了他的导师赫克歇尔的成果，因此，人们将该理论称为赫克歇尔-俄林理论。
俄林认为，国际贸易虽然是区域贸易的一种，然而又和一般的区域贸易有所不同，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国际疆域是分隔生产要素流动的最重要的界线，很多国家的生产要素均在流动，而国内贸易的确比国际贸易要自由得多；第二，各国货币制度不同，国际贸易必然产生汇率，这是一般区域贸易所没有的；第三，各国采取不同的对内与对外经济、贸易政策，这对国际贸易产生了重大影响；第四，各国的政治、法律、文化背景、社会环境互异，使国际贸易会遇到一般区域贸易所没有的风险。
通常情况下，区域贸易的产生，是因为由外地输入的商品比当地自行生产的商品更便宜。之所以外地会有这样绝对低廉的价格，是因为区域间的相对价格是不一样的，它们存在差异。俄林的结论是：两个区域在孤立状态下存在着物价结构的差异，即相对价格不相等，这是建立贸易的必要条件，假如没有相对价格的差异，必然不会发生贸易，至少不会有持续不断的贸易。但是，相对价格不相等，并不是贸易产生的唯一原因，贸易的形成还需要有能直接比较的绝对价格的差异。因此可见，俄林是依据成本最小原则而不是比较利益原则来论证贸易问题的。
相对价格的差异是如何产生的呢？俄林认为，这决定于生产要素禀赋的差异，也就是相对稀少性的差异。在均衡状态下，商品的价格等于成本，即生产该商品所用的各种生产要素的价格。在俄林的理论体系中，商品与生产要素的供求价格之间都是彼此影响、互相依存的，形成了一条循环的链条。我们在分析相对价格的差异时，到底从哪一环开始呢？俄林自己回答说：“下列事实可以作为进行这种研究的出发点，即货物及生产要素的价格在每一地区和一定时刻内都是受货物的需求和生产该货物的可能性影响。”
具体而言，它是由影响供求的四个基本要素决定的。这四个基本要素分别是消费者的欲望、生产要素所有权的情况、生产要素的供给、生产的物质条件。其中，消费者的欲望加上收入就构成有效需求，它和生产要素的供给所形成的供求对比关系，就称为生产要素的相对稀少性。正是这种相对稀少性的差异，决定了各区域商品相对价格的差异。假如各地区间生产要素供给的差异恰好被需求的差异抵消，即各区域的需求情况和当地生产要素的供给完全相适应，则各区域生产要素的相对稀少性也就消失了。
3．贸易的结果：价格均等化
“显然，生产要素配置的差异是产生区域分工和贸易的原因，恰如个人生产技能的差异是个人之间交换不同产品的原因。”俄林认为，各地生产要素的禀赋（相对稀少性）的差异，决定了商品相对价格的差异，从而导致贸易的发生。而贸易的结果，又会缓和各地生产要素配置的不均衡，并且使生产要素的价格趋向均等化，从而给各地都带来利益。价格均等化的倾向究竟能给贸易带来什么好处？
首先，价格均等化的倾向可以改善生产要素的结合比例，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国民生产总值。例如，地广人稀、资本短缺的区域，农业大多是粗放经营，占地多而投资少，这时土地并没有充分利用。价格均等化的倾向使利息下降，人们得以在土地上投入更多的资本，这时土地与资本的结合比例较之过去更为合理，收获量也因而提高。
其次，价格均等化的倾向可使稀少的产品变得丰富，从而使居民所能享用的实物量增多。例如，澳大利亚地广人稀、资本短缺；而英国地狭人稠、资本充裕。前者的地租低于后者，利息则高于后者。如果澳大利亚出口小麦，而英国出口制成品，小麦需用土地较多，则促使澳大利亚地租上升；英国进口小麦，对土地的需求减少，则导致地租下跌。这样，双方贸易的结果使得两国的土地等生产要素的相对稀少性的差异缩小，生产要素的价格（地租）趋于均等，小麦的价格也会趋于同一水平。
由此可见，贸易对所有参与其中的国家都是有利的，除非贸易不会使各地生产要素的相对稀少性的差异得到调剂，然而这样的贸易是不存在的。至于贸易利益的分配问题，即贸易双方究竟谁获利较多，谁获利较少，俄林强调说，研究这样的问题是没有什么意义的。这也是俄林理论体系的一大特点，它不像新古典学派那样纠缠于一些烦琐的问题。
但是俄林也认为，价格均等化不过是一种倾向，绝对的均等化是不可能出现的，否则会导致贸易消失。虽然各个区域生产要素的供求关系完全适应，能在同一时间内呈现完全均衡的状态，但这只是一种理论上的状态，是绝对不可能在现实中存在的。
TheoryofEconomicGrowth
《经济增长理论》
〔美〕威廉·阿瑟·刘易斯（WilliamArthurLewis）
华文导读
《经济增长理论》初版于1955年，是当代美国经济学家威廉·阿瑟·刘易斯的一部具有代表性的著作。
该书被誉为“第一部简明扼要地论述经济发展问题的巨著”。经济增长是各国追求的目标，但在刘易斯之前，关于经济增长的论述、著作并不多，原因之一是经济学家们对经济增长的各个因素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不能完整把握，并且对经济增长的途径认识不足。而刘易斯在深入研究中，从独特的角度出发，较全面地把握了经济增长的各个因素，开创了新的理论领域。
该书较全面地论述了经济增长问题，涉及的范围广泛，可以说是一本有关经济增长的巨著。刘易斯在书中没有提出有关经济增长的新概念，只是试图为研究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个基础，以满足当今政策制定者的实际需要。同时本书还探讨了能获取更多的商品和劳务的各种方法。
全书共分7章，探讨的主题是一国人均产出的增长及与此相关的诸多因素，如人口、资源、经济制度、知识、资本、政府职能等。
趣味延展
威廉·阿瑟·刘易斯（WilliamArthurLewis）于1915年1月23日出生在原英属西印度群岛圣卢西亚岛（现为圣卢西亚共和国）一个黑人移民的家庭。
1932年，刘易斯到英国伦敦经济学院学习经济学，1937年获经济学学士学位，1940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直至1948年。这是刘易斯学术生涯的第一时期，主要研究一般经济学问题，涉及工业组织及一般经济学问题。这一时期的研究为他以后对经济发展问题的探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同时，由于他是黑人，受到过种种不公正的待遇，所以他具有反帝国主义的思想，关心与同情贫穷国家的人民。在政治上，他倾向于对英国殖民政策持批评态度的费边社和工党。刘易斯从来就不是一个推崇自由放任政策的经济学家，他的《经济计划原理》是为费边社撰写，以解决混合经济的问题的。这种态度影响了他一生的研究与工作。
1948年，刘易斯到曼彻斯特大学担任斯坦利·杰文斯政治经济学讲座教授。1943年，刘易斯被英国政府任命为英国殖民地经济顾问委员会的负责人，对英国殖民地的经济问题进行过深入研究。这正是他经济发展研究的开始。到曼彻斯特大学以后，他的研究就集中于经济发展问题。他的工作既有理论研究又有实际工作。
在理论方面，刘易斯最重要的研究成果是1954年发表于《曼彻斯特学报》的《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这篇文章提出了用以解释发展中国家经济问题的两个著名模式，这两个模式在经济学界引起广泛争论，也是他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主要原因。1955年他出版了《经济增长理论》一书，对经济发展的相关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分析，该书至今仍被认为是“第一部简明扼要地论述经济发展问题的巨著”。刘易斯还写了许多总结各国经济发展中经验与教训的著作与论文。
在实践方面，他担任了各种职务，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出谋划策，其中比较重要的有他于1951年任联合国总部不发达国家专家小组成员，1957—1959年任加纳共和国总理经济顾问，1959—1960年任联合国特别基金的代理人，1959—1963年任西印度大学第一副校长，1970—1973年任加勒比地区开发银行第一总裁。由于这些贡献，刘易斯在1963年被英国女王晋封为勋爵。
1963年，刘易斯应邀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任教。从1968年起他在该校公共和国际事务的伍德罗·威尔逊学院担任詹姆斯·麦迪逊政治经济学讲座教授，并兼任协调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联合国皮尔逊委员会成员。这一时期，他主要研究国际经济关系，重点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国际经济关系的历史演变。
刘易斯一生出版了12本专著，撰写了10余篇政府发展报告和70余篇论文。尽管对他的许多观点，经济学家有颇多争论，但他作为发展经济学开拓者的地位是无可争议的。他在发展经济学理论与实际工作方面的贡献受到了广泛的赞扬。1979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发给他，正是对他一生工作的肯定。
理论精读
1.经济增长与经济活动
所谓经济活动，是人们为经济发展而做的种种努力，如降低生产成本、节约交易费用、提高生产效率等。经济活动是社会经济的细胞。经济活动的努力程度在不同的国家是不同的，在同一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也是不同的，其原因既在于人们对物质财富及其获取方式的评判不同，也在于可利用的自然资源的稀缺程度不同，还在于经济制度的制定所具有的实用性不同。例如，在经济落后、思想保守的落后国家，传统的宗教观、道德观、伦理观尚未得到解放，人们的生活受到严厉的限制，人们鄙视金钱，看不起对物质财富的追求，他们只相信所谓的高尚的道德和权力的尊贵，在这种状况下，人们对物质财富的评价是很低的。他们就算很穷，也只会得过且过，而缺乏对工作的热情，不愿意去承担任何风险。这种情况在落后国家普遍存在，这也是其经济落后的原因。只有从观念上改变，才能有其他方面的发展。自然资源的稀缺同样会阻碍经济的发展。国家不同，其自然资源的稀缺程度也不同，因此，许多国家只有根据本国的自然资源结构来制订经济发展计划。这样的计划，其合理性、有效性都要受到自然资源的客观限制，无法真正做到经济的协调发展。经济制度的实用性是另一个影响经济增长的原因。经济制度规定了一国经济发展的模式和进程，合理的经济制度会促进经济的发展，反之则阻碍经济的发展。
2.经济增长与知识的增长和运用
知识是包罗万象的，对于经济来说，经济知识包括技术方面的知识和社会方面的知识，前者是内在的经济知识，后者是外在的经济知识，但它们同样对经济发展有影响。知识的增长是一个漫长的渐进过程，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就是知识不断增长的过程。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新知识涌现出来，它们是经济发展所必需的，因此现代人都应该努力去获取更多的知识。获取知识是为了运用知识。运用知识就是要将它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生产力。虽然知识的运用会受到各种不利的因素限制，但有用的知识最终会发挥其作用的。那么如何使人们获得更多系统、有用的知识呢？刘易斯认为，应当发展教育。教育是一种人力投资，教育可以对国民素质的整体提高起到根本性的促进作用。教育的方式多种多样，内容也有很多种类，这些都是经济发展所必需的。
3.经济增长和资本积累
资本只有不断增加才能给经济发展注入活力，资本就犹如经济活动的血液一样。资本的积累要解决好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资本的需求量和资本结构；二是资本的来源与运用；三是资本的转化过程。刘易斯认为，资本的需求量会受到来自资本品成本、资本使用效率、技术水平、投资环境、人口状况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在资本的来源上，为了解决发展中国家的资本不足情况，鼓励居民储蓄就是一种有效的办法，同时也可以争取外国投资。资本的转化过程就是指将储蓄转化为投资的过程。这是资本积累的最后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如果它没有完成，那么即使储蓄再多，也无法成为资本。资本的转化有时需要采取强制手段，也可以通过“有限责任制”的方式降低投资风险，以吸纳更多的资本。作为政府，同样可以贡献力量，如可以建立新的财政金融制度，以填补投资后私人资本市场留下的缺口，这样就进一步解决了储蓄转化为投资的后顾之忧。
4.经济增长与经济制度
上述三大因素是决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但并不是说这三个条件改善到最佳状态时，经济发展就达到了最快速度。事实上，上述三个因素的作用效果究竟怎样，与一国经济制度有关。经济制度才是影响经济发展的最终原因。经济制度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它们是相互促进的，也是相互综合的。这种相互促进，特别是经济制度对经济发展的促进要受到环境的限制，其实质在于是否能在最大限度里给人们的经济活动加以激励、协调，使其自由地进行。经济制度也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而显得落后，这时就需要改变，在这个改变过程中，制度的缺陷在一定程度上又影响了经济的发展。二者的相互综合表现为社会制度的变化是呈周期性轨迹的，它和经济发展的加速、回升、停滞紧密结合在一起，是互动状态。
5.经济增长与社会制度
在落后国家，其社会制度是不完善的，表现为它既有资本主义的成分，也有非资本主义的成分。前者适应了经济发展的需要，而后者却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如传统的宗教教义，已经明显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了。在这种社会制度的改革中，就需要改造原有的宗教教义，清除封建经济的残余，变革旧有的农业组织形式，同时对农民的利益加以保护，使其在摒弃旧的生产方式后，对新的生产方式同样喜欢而且更感兴趣，这样就可以使社会制度得到彻底改观，这样才能真正适应经济的发展。
总之，要想使经济顺利快速发展，就需要在制度上创造让其自由增长的环境。这些创造包括的内容有：让个人可以有权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和职业，有权使用资源，参与竞争；要取消来自种族、信仰、出身等方面的限制。
OntheEconomicTheoryofSocialism
《社会主义经济理论》
〔波兰〕奥斯卡·兰格（OskarLange）
华文导读
出版于1936年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对经济学理论作出过多方面的重要贡献，是奥斯卡·兰格最著名的代表作。
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否真正行得通这个问题，经济学界的争论一直就没有停止过，不仅是社会主义经济学家在讨论，就是在资产阶级经济学界，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因为他们可以通过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寻求反对社会主义理论的依据。一部分人认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行不通的，因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不能够做到资源的最优配置；社会主义是实行公有制条件下的统分统收，不存在商品交换，不存在完善的市场，因此价格既不能真正地反映价值，也不能成为市场调节配置资源的杠杆。他们进而得出这样的结论：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就是不可取的，它阻碍了生产的发展。针对这种论调，兰格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写成了《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一书。兰格针锋相对地指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本身并没有错，社会主义同样需要市场，需要合理的价格机制，这两者互相并不违背。
该书很薄，其中译本只有48页，共分6部分，分别是：辩论现状、在竞争市场上均衡的决定、社会主义经济中的试验错误方法、试验错误方法的普遍性、经济学家赞成社会主义的理由、论过渡政策。最后还有一篇附录：马克思主义文献中社会主义下的资源分配。
趣味延展
20世纪30年代，以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和哈耶克为代表的一批奥地利经济学家，与以奥斯卡·兰格为代表的拥护“市场社会主义”的经济学家之间，围绕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货币论》和正在蓬勃兴起的前苏联经济模式，爆发了一场激烈的论战。
哈耶克等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根本不相信政府这个市场以外的组织能够掌握有效配置资源所必需的信息。政府怎么可能确切地知道所有消费者准确的需求和生产者精确的生产能力呢？像那些处在“价格旋涡”中的16世纪西班牙经济学家们一样，哈耶克同意“价格的确定和形成是如此复杂，以至于只有上帝才知道”的观点。政府根本不可能找到任何一种足以使市场需求恰好等于供给的产品“出清”价格，更不要说是为整个社会生产创造出一个不是由市场决定的“理想价格体系”了。
哈耶克在当时进一步指出，市场社会主义者企图通过建立完全受政府计划控制的国有企业来减少经济生活中的不确定性的努力，也注定是要归于失败的。这是因为没有“经济概念”的政府计划取代了“市场激励”对于资源的调配作用。当一种产品的价格主要由政府意志决定，而不是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时，这些产品的供应者为什么要去考虑消费者的情绪和嗜好呢？
当生产厂家不能从优质的生产中获得必要的利润，当经理们不必为企业亏损或者产品的销路操心时，在国家和厂家的双重“预算软约束”下，市场中必然缺乏生产符合消费者消费需求的适销对路的产品的动机，曾经在市场经济激励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的“竞争”也不复存在了。在这样一个环境中，哈耶克和他的朋友怎么也不相信政府的干预能够像市场社会主义者们所描绘的那样：政府对经济的“垄断”比市场的“试错”具有更少的盲目性，更高的资源配置效率和在更大的范围内实现社会的公正和福利的最大化。
而兰格则坚持认为在市场经济中，由于外部性的普遍存在，市场激励的核心部分——竞争和价格体系既不完整也不普遍。而且市场本身也具有极大的不平等性。由于市场本身的失灵，所以扭曲的市场经济原则根本不可能像古典主义经济学者们所说的那样引导资源实现自发的有效配置。因为竞争是不完全的，所以形成的经济激励和配置资源的价格信号本身也是不真实的，这就使得自由资本主义经济无药可救地深陷周期性的“癫痫”——经济危机，无法逃脱“繁荣—衰退—萧条—复苏”的经济周期轮回。
市场社会主义的信奉者们相信，造成这种糟糕局面的原因在于市场本身的盲目性，因此得找一只“看得见的手”去从根本上解决那只“看不见的手”的不治之症。解决办法是让这只“看得见的手”装成“看不见的手”——计划经济模拟市场，也就是所谓的“市场社会主义”。在这个模型中，兰格相信将来借助于“更好的计算机”，政府中的计划者是可以同时确定现代工业化社会中数百万种产品的需求状况和生产制造能力的。因此精确地计算出来年所需要的数百万种商品和劳务的价格，并及时向相关部门投入必要的资源以组织生产，对于掌握了巨大经济资源，可以直接指挥政府企业组织绝大部分生产和销售的国家来说，是能够轻易完成的。
这种计划经济模拟市场据说要比哈耶克的自由资本主义优越而有效得多。在政府的计划制订者“理性的”管理下，精确计算出来的价格不管怎么说也要比“只有上帝才知道的”价格具有更大的合理性，更能“客观”地反映出供求双方的愿望和力量对比。于是，经济活动中的外部性在产品定价时得到了全面的考虑；市场分配资源的“不平等”也由于政府的“大公无私”而被消除了。政府的经济学家甚至能做到比“第一时间”还要早地对社会生产的每一个角落，哪怕最细微的变动明察秋毫、了如指掌。既然如此，我们又有什么理由不与该死的“经济周期”说再见呢？
在这场关于政府——这个被市场社会主义者认为是“理性的化身”，在市场——这个先天性的“瞎眼巨人”的活动中应发挥的作用的争论的激烈程度，丝毫不亚于刚刚结束没有多久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这场论战实际上是一场亚当·斯密式的古典经济学与具有浓厚的马克思主义色彩的政治经济学关于市场有效性的论战。
理论精读
1.社会主义能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
首先，兰格指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同样可以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他说，米塞斯等人的反社会主义理论让人注意到社会主义经济学的一个核心问题，这是应该向他们表示感谢的。但他们的理论本身却是错误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可行的。
按照古典经济学的观点，在竞争市场上建立经济均衡需要以下三个条件。
（1）主观均衡条件。所谓主观均衡，是指所有参与经济活动的人都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具体而言，就是所有商品的边际效用都一样大，消费者无论买什么东西，都可以实现自己最大的需求；所有产品的边际生产率都相等，边际成本等于商品的价格，既实现了生产要素的最佳组合，也实现了生产商利润的最大化。
（2）客观均衡条件。所谓客观均衡，是指无论哪一种商品，它在市场上的供求关系都恰好保持在一个平衡点上，即所供给量为所需量。
（3）消费者的收入和他们在生产要素中得到的收入加上利润是恰好相等的。
以上三个条件如果都达到了，则市场上的价格就是均衡价格。如果供求量存在差别，则这种差别也会因为价格的自发调节而最终达到均衡状态。这个理论虽然是古典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经济的论述，但它同样适用于对社会主义经济的分析，这也正是兰格的贡献之一。
兰格用“试验错误法”论述了客观均衡条件的可满足性。所谓“试验错误法”，是指先由中央计划局对一组生产要素的价格进行规定并监督企业的生产情况，一旦生产出现了剩余或短缺，则证明价格偏高或偏低，需要进行调整。然后再进行观察，对于出现的问题用同样的办法予以弥补，直到最后供求趋于平衡，这时候的价格也就是均衡价格了。这种方法满足了均衡经济的客观条件。尽管这种方法执行起来存在一定的困难，且成本高，但它确实能得出真正的均衡价格。这个方法是泰勒提出来的，兰格在这里引用它，证明了均衡经济的可实现性，从而说明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下，资源配置同样可以达到最优状态。
2.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更具优越性
兰格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不但可以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而且如果指导正确，会具有比资本主义更大的优越性。其原因在于以下五点。
（1）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从来不可能是完全竞争的制度，特别是发展到后期，垄断出现并进一步扩大了规模。而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因为人们在消费和就业上完全自由，消费者自然会购买价格最低的产品，劳动者也会参与到工资待遇最高的企业中去。
（2）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分配是合理的。而在资本主义社会，分配的结果是贫者越贫，富者越富。
（3）社会主义生产既要计算直接成本，也要考虑社会公摊成本，如工人的福利等，而资本主义社会却没有这么做。
（4）社会主义社会能及时纠正错误，不至于让整个经济体受到危害，而资本主义社会的有些错误是无法避免的。
（5）在资本积累上，社会主义主张由集体统一控制，而资本主义主张由收入分配和个人偏好来决定，保证不了经济发展的稳定性。
3.经济改革问题
兰格接下来讨论了经济改革的问题，指出经济改革是社会主义现实经济矛盾发展的必然要求。社会主义之所以也会出现经济矛盾，是因为矛盾在局部里面是必然存在的，也正是矛盾推动了事物的发展。在不同的国家，其发展道路是不同的，甚至一个国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发展道路也是不同的。兰格在此提出了三种模式：第一种是与苏联战时经济管制相关的模式，第二种模式与苏联的集权体制差不多；第三种是分权模式。前两种模式在一定范围内实现了资源的合理配置，但是它不民主，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如反应的滞后、决策的死板、目光的短浅、作风的腐败等，这些都给经济的正常发展带来了危害。
（1）新的变化。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许多新的变化开始出现，主要表现为以下两点。
第一，社会生产方式由过去的粗放型转为集约型，即由简单的投资和人力资源的增加来发展生产转化为致力于生产效率的提高和经济收益的增加。
第二，工人阶级作为新的社会力量，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意识上和政治觉悟上都有所提高，具有参加管理的能力和自觉性。
（2）兰格模式。上述两个变化要求新的经济模式与之相适应，于是兰格提出了分权模式，即著名的“兰格模式”。具体来说，兰格模式的主要观点有以下几个。
第一，社会主义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但不一定废除私有制。社会主义经济能在自己的制度中部分地容纳这种制度，“为了简化问题，我们假设所有生产资料是公有财产。不言而喻，在任何实际社会主义社会中，必然有大量生产资料为私有，如农民、工匠和小规模企业家的财产，但是这并不会带来任何新问题”。
第二，社会主义实行计划经济，但这种计划经济不是自然经济，而是商品经济，可以有消费品和劳动力服务的真正市场。
第三，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生产不再由利润最大化的目标指引。消费者的偏好是生产和资源分配中的指导标准，因此应保持消费选择自由和职业选择自由。
第四，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价格决定过程，与市场竞争的情况有相似之处，但由中央计划当局发挥作用。价格是由中央计划当局根据市场供求情况规定的。价格的这种规定并不是任意的，而是要通过规定生产要素的配置和企业会计规划来实现并保证商品供求的平衡。
4.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不排斥市场价格机制
兰格提出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并不排斥市场价格机制的理论，这也是兰格模式与苏联模式的分歧所在。兰格认为，社会主义计划应该而且能够与市场价格机制的某些积极职能有机地结合起来，这些积极职能包括价格的参数作用、市场的调节作用、竞争的激励作用等，它们都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有帮助，能带来正面效果。原因如下：
第一，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制定价格才是平衡供需的唯一途径；
第二，竞争可以使企业实现最优要素组合和最优生产规模；
第三，市场的调节作用，表现为影响着计划当局由市场信息的反馈进而进行的有意识的活动，也影响着消费品市场和劳动市场。
ValueandCapital
《价值与资本》
〔英〕约翰·理查德·希克斯（JohnRichardHicks）
华文导读
1936年，凯恩斯发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从而创立了以国家干预经济为其灵魂的宏观经济学。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宏观经济学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并一跃升为主流经济学。在宏观与微观经济学之间，无论其基本问题、分析方法，还是政策含义，都存在着深刻的差异和矛盾，两者的内容相互隔绝。为解决宏观和微观经济学之间的这些矛盾，经济学家们力图使宏观理论和微观理论相互沟通，相互协调；力求重构宏观经济理论，使之重建在微观经济学的基础之上。而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翰·理查德·希克斯就是这一领域的先驱，他在1939年出版的专著《价值与资本》开创了宏观经济学微观化研究的先河。希克斯没有盲从于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认为凯恩斯的经济学还是一种萧条经济学，而是以马歇尔、瓦尔拉和维克塞尔的理论为基础，力图把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结合”在一起，从此奠定了宏观经济学微观化的研究基础。
《价值与资本》在西方经济学界被认为是将近70年来论述价值理论问题的最重要著作。由于该书的首创性贡献，1972年，希克斯与肯尼恩·阿罗共同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该项殊荣是对希克斯学术成就的肯定和最高评价，也为希克斯经济思想的进一步扩大影响开辟了道路。此后，希克斯又进入了学术创作的“第二青春期”，写作了5本著作，编辑了3卷论文集及一些论文。
《价值与资本》除序言和引论部分及数学附录之外，共分4篇24章。第1篇是主观价值论（共3章）；第2篇是一般均衡（共5章）；第3篇是动态经济学的基础（共6章）；第四篇是动态体系的运行（共10章）。
趣味延展
1904年4月8日，英格兰的瓦尔维克郡的土地上又新增了一名婴孩，他的父母给他起名为约翰·理查德·希克斯。他13～17岁时在利明顿的格雷弗莱尔斯中学学习。17岁时，他获取奖学金进入牛津大学克利夫顿学院和巴里奥学院学习数学。1923年，他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数学学位考试后，转入对“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的学习，1925年获硕士学位。经济学在牛津大学非常具有“社会性”，比较联系社会的实际。这门学科启发了希克斯对劳动问题的研究兴趣。1925—1926年，他曾在G.D.H.科尔指导下研究劳动经济学。
1926—1935年，希克斯到伦敦经济学院任助教，后来又任讲师，期间于1932年获取伦敦大学博士学位。同年，他出版了《工资理论》一书。在伦敦经济学院期间，希克斯又学到了许多经济学方面的知识，逐渐从一个经济学知识贫乏的初学者，成长为一名颇有理论建树的经济学家，并发表了他的第一批学术成果，其中包括使他出名的与罗伊·艾伦合写的文章《价值理论的重新审视》（1934）。后来他又写了《对于简化货币理论的建议》（1935）。
在此期间，1935年，希克斯曾与凯恩斯有所接触。当时，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还没有出版，而希克斯的思想倾向已发生变化，他用自己的方法，独立地从对自由市场机制迷恋的学院传统中解脱出来了。1935年夏天，希克斯离开伦敦经济学院来到剑桥大学冈维尔和凯厄斯学院任研究员和大学的讲师，直到1938年。这一时期，他在剑桥大学的主要成果是写了《价值与资本》一书。此外，他还为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写了两篇颇具影响的书评，其中《凯恩斯先生与古典学派》一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39年年初，《价值与资本》出版后，希克斯又到了曼彻斯特大学，成为首任斯坦利·杰文斯政治经济学讲座教授，并在那里度过了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年代，直到1946年。1942年，他成为英国科学院院士。1943—1945年，他担任曼彻斯特统计学会主席。在这一时期，希克斯主要的贡献在消费者剩余和福利经济学方面。此外，他还写了《社会结构》一书。该书后来多次再版，并被译为多种文字。
希克斯成为宏观经济学微观化的最早开拓者，不是偶然的。首先，他对微观经济理论有深刻的理解。在《价值与资本》中，他对微观理论的诸方面做了精湛的阐释。他还提出了无差异曲线的新方法和替代效应的概念，使一般均衡论获得了重要的发展。可以说，微观经济学，只有到了希克斯手中，才有了更为成熟的理论体系和方法。对宏观经济学微观化的微观理论准备来说，至此，才有一个较好的基础和较高的起点。其次，他对瑞典学派所擅长的一般均衡的宏观动态分析方法也有研究。最后，他对凯恩斯理论所持的独立的立场，也有助于他尽可能客观地评价其理论。他在《价值与资本》一书中，对凯恩斯理论做了进一步的研析。以上著述较充分地体现了他对宏观经济学微观化的基本见解，也较充分地体现了他对国家干预与市场调节的基本见解。
希克斯的主观价值理论是一般均衡理论的基础，也是本书的出发点，西方经济学家称它是本书的“杰作”部分。希克斯在用序数论代替基数论时，用“边际替代率”概念取代了“边际效用”概念，又用边际替代率递减规律取代了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希克斯认为，这一规律可以告诉我们边际效应的变化趋势。
希克斯在引言中写道：“我相信我很幸运地找到一种可以应用于广泛经济问题上的分析方法”。其实，他所找到的分析方法不过是马歇尔和瓦尔拉“均衡分析方法”的继续，其特点是把“局部均衡”和“一般均衡”结合了起来。他还用他在《价值与资本》中提出的理论来解释工业革命，其性质不过是资本由在商业和手工业的流动状态进入固定状态。
理论精读
1.主观价值论
主观价值论是一般均衡理论的基础，也是对边际效用价值论的修正。边际效用价值论认为，价值是由边际效用决定的，即由额外增加消费一单位商品所额外增加的效用（如满足感）所决定。也就是说，商品的价值来源于效用，即来源于人们的主观评价而非来源于劳动。人们是用数量来衡量效用的大小的。在希克斯看来，效用是无法直接衡量的，但效用有大小高低之别，即效用不是数量概念，而是一个次序概念，效用的高低大小，乃是受消费者定偏好尺度（消费者主观价值）判断支配的。在对不同物品进行消费时，可以通过无差异曲线分析来说明。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假设有两种商品，一种为商品x，另一种为商品y，消费者按照已定的收入和价格对这两种商品的不同组合进行选择。不同的商品组合可以使消费者得到同等程度的满足，因此它们具有无差异性。把这两种商品组合对应在坐标系上，就能得到无数个点，连接这些点就可以得到一条平滑的曲线，这条曲线就叫做无差异曲线，即商品x和商品y的不同组合在这条曲线上具有相同的效用，在曲线上的任何一点给消费者带来的满足程度都是相同的。
无差异曲线是向下倾斜的。因为只要每一种商品都有正的效用，则一种商品数量增加，另一种商品的数量必然减少，这样才满足总效用相等的结果。不同的无差异曲线代表不同的满足水平，位置较高的代表较高的满足水平，位置较低的代表较低的满足水平。例如，假定商品x有正的效用，x的数量增加，若商品y的数量不随之发生任何变动，必然会增加总的效用，这样就会出现一条较高的无差异曲线。显然，这些无差异曲线不会相交。
在以序数论代替基数论时，希克斯又用边际替代率取代了边际效用。边际替代率是指增加或减少一个边际单位x而必须减少或增加的y的数量。消费者为了补偿一小单位的损失，需要有某一数量的y。获得这样一个y所得的效用，等于获得的y的数量乘以y的边际效用；失掉相应数量的x所引起效用的损失，等于失掉的数量乘以x的边际效用。
在做过这种分析之后，希克斯又用边际替代率递减规律代替了边际效用递减规律。这就是说，边际替代率随着商品x的数量的增加而下降。其原因是x的边际效用随着x的数量的增加而下降，y的边际效用随着y的数量的减小而上升。既然边际替代率等于x和y的边际效用之比，则边际替代率必然由于x的增加而递减。这一规律可以告诉我们边际效用的变动趋势。这就是所谓的主观修正的价值理论。
2.一般均衡理论
一般均衡分为静态和动态两种。静态的一般均衡又分为交换的一般均衡和生产的一般均衡。
（1）交换的一般均衡。交换的一般均衡理论的首创者是瓦尔拉，但他没有为他的一般均衡体系定下可以改变的定律。他能够说出来由既定的资源和既定的偏好所建立的价格必须满足哪些条件，但他没有解释假使嗜好和资源偏好改变，将会有什么后果。在交换中，稳定意味着价格离开均衡后是否会恢复均衡的问题。价格体系变化的规律必须从稳定状态中引申出来。
如果交换商品只有两种（x和y），那么均衡条件是x的供给等于x的需求，y的需求等于y的供给；稳定的条件是，以y衡量的x价格的下跌使x的需求大于x的供给。任何价格下的需求与供给的差额叫做超额需求。均衡条件是超额需求等于零；而稳定条件是价格的下降应使超额需求增加，也就是超额需求曲线应向下方倾斜。
希克斯接着分析了多边体系，即两种商品交换体系的稳定。多边体系的稳定包含着两个问题：第一，如果商品x的市场是稳定的，则其他商品市场上的反应是否使它不稳定；第二，如果商品x的市场是不稳定的，则其他市场上的反应是否使它稳定。对于这两个问题的回答是，假使商品x的市场本身是稳定的，则不大可能因为其他市场的不稳定使它不稳定；假定商品x的市场本身是不稳定的，在有间接影响时它必定更不稳定，但是相关商品市场的反应也可能对其本身的不稳定起某种稳定的影响。
（2）生产的一般均衡。生产的一般均衡体系指商品生产者在一定的技术和资源的限制下进行商品生产，以取得最大剩余或最大利润。
把企业家和消费者加在一起，一旦价格体系既定，各种商品的供给和需求则都可以确定。必须把四种市场区别开：①产品市场；②生产要素市场；③劳务市场；④中间产品市场。
在产品市场中，价格下降会使消费者的景况趋好，企业家的景况趋坏，因此对双方都产生收入效应。
在生产要素市场中，价格下降会使生产要素供应者的景况转坏，企业家的景况转坏，这时会发生个人预算上的替代及生产效应。
劳务市场上的运行情况和一般交换过程一样。
在中间产品市场中，供给和需求都来自企业，双方都不受收入效应的影响，因此是稳定的。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生产均衡和交换均衡是类似的。但也有一个明显的不同，即在企业的市场行为中没有收入效应，因此容易造成稳定，其不稳定的危险主要表现在生产要素市场上。
（3）动态的一般均衡。按照上述定义，不计较日期的经济理论属于静态经济学，而每一数量必须注上日期的经济理论属于动态经济学。因此静态是动态体系的一种特殊情况。静态的一般均衡理论旨在分析经济现象的一般均衡状态，并说明达到均衡状态的条件。而动态的一般均衡理论则要说明达到均衡状态的时间历程，说明从一个暂时均衡状态转到另一种暂时均衡状态的均衡移动过程序列。
在动态理论中，有三个重要概念：“星期”、“计划”和“肯定的预期”。通过使用星期这一概念，我们能够把一系列改变过程当做一系列暂时均衡来处理。这使我们在动态的领域内仍然能使用均衡分析。通过使用计划这一概念，我们能得出当前的行动和指向将来的行动二者之间的关系。通过使用肯定的预期这一概念，我们就能够使用静态经济学所采用的同样的方法表述私人和企业的均衡，以及决定计划对当前价格和预期价格依赖到何种程度。
在确定上述概念之后，希克斯接着分析了资本主义经济经常处于什么样的状态。资本主义经常处于均衡状态，因为动态均衡不过是一系列均衡的移动的过程，也就是从一种均衡状态向另一种均衡状态的过渡。但是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经济体系经常又处于不均衡状态。任何经济体系都不可能呈现长期的均衡状态，只能在某些时候临近一种理想的状态。至于不均衡的原因是不同个人对价格的预期不一致，或者对价格的预期虽然一致，但是人们对自己的需求预见不正确，对生产过程的结果估计错误或价格预期观念的含糊不清，以及对风险预期的过于自信和失去自信。
3.动态体系的运行
本书的动态分析和静态分析有些类似，但比静态分析要复杂得多。因为这里不仅必须考虑静态学中同样的问题，而且还要考虑利息问题，以及预期弹性大小的不同情况。这些复杂的情况不只是一个加数，而且是一个乘数。
实现动态均衡包括以下因素。
（1）构制经济模型。经济模型虽然是现实的简化，然而却和实际有所关联。模型显示的不稳定和现实的不稳定相似。为使模型更接近现实，可以做一些修正，从中可以发现促使其稳定的因素。这种因素虽不能完全促使其稳定，但却可以限制波动。
（2）利率。利率是实现经济稳定的重要因素。当价格下降引起不稳定时，为恢复均衡，利率必须下降；反之，则要提高利率。对货币供给的充分控制常常可阻止价格无止境地上升，但不一定能阻止价格无止境地下降。贸易的暴跌较贸易的暴升更危险。因此，利率对调节经济的作用也是有限的。
（3）价格预期。价格预期的高弹性是一个反稳定的因素，价格刚性则具有稳定功能。价格刚性或者来自立法的限制，或者来自垄断的行为。但是不论刚性是由何种原因引起的，都会产生一种稳定。
Input-OutputEconomics
《投入与产出经济学》
〔美〕华西里·里昂惕夫（WassilyLeontief）
华文导读
《投入与产出经济学》原为英文版，1966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是里昂惕夫的一本重要的著作，共收录了他在20多年间发表过的11篇论文。他从不同的角度阐明了投入产出分析方法的实际意义和理论结构，特别介绍了这一方法的广泛应用价值。本书用代数和其他数学方法对投入产出分析的理论基础做了详细的阐述。书中既提供了方法的介绍，又进行了理论的总结。
里昂惕夫是美籍俄裔经济学家，197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金的获得者。他是投入产出分析方法的创始人。投入产出分析为研究社会各个部门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特别是系统地分析经济内部各个产业之间错综复杂的交易提供了一种实用的经济分析方法。事实证明，投入产出分析不仅在各种长期和短期预测与计划中应用广泛，而且适合于不同经济制度下的预测和计划，不管是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还是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
趣味延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推动下，世界经济得以迅速发展，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传统的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理论更显得脱离实际。在这种形势下，一些西方经济学家力图用新的学说来解释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中存在的某些问题，这个转折点就是里昂惕夫反论（TheLeontiefParadox），也称为里昂惕夫之谜。
根据传统的要素禀赋理论，战后美国出口的应是资本密集型产品，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但美国经济学家列昂惕夫采用投入产出法对战后美国对外贸易发展状况进行分析后，却发现美国进口的是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的是劳动密集型产品。这与赫-俄模型刚好相反。由于赫-俄模型已经被西方经济学界广泛接受，所以里昂惕夫的结论被称为“里昂惕夫反论”。
为解开里昂惕夫反论，西方学术界提出了一些解释，如劳动效率说﹑技术差距说、产品周期说、需求偏好相似说、贸易壁垒干扰说﹑人力资本说和美国经济延伸说等，力图从不同角度来解释这一反常现象，但是截至90年代初仍未找到一个能为经济学界共同接受的解释。
理论精读
1.投入产出经济学的基本理论
里昂惕夫在对国民经济结构的研究中发现，经济中任何一个方面产生的自发或外来变化，都会波及看来似乎毫不相干的其他部分，哪怕这些部分所处的地位十分不起眼。这种经济上的连锁关系实际上反映着整个经济技术上的结构。在了解了事情的影响是怎样通过把整个体系连接在一起的各种关节链，一步步地传输到各个经济部门的全过程后，这种远距离作用是可以被认识的。在这方面，采用一种宏观的数量比率表，可以帮助我们尽可能详细地从数量方面了解整个经济的内部结构。这种被人们称为“投入产出表”的比率表格，最出色的功能在于它可以把事件的全部间接影响分解为在各个中间环节上的具体影响，并进行准确地度量。这种逆流溯源的工作方法，虽然工程非常巨大，却能把所有隐藏在各级循环中的细微影响暴露出来。由于该表格中的所有数据都来自于对部门的直接调查统计，所以投入产出表实际上建立起了一座贯通理论和事实的桥梁。
投入产出法的巨大优越性，在于它能通过矩阵的形式对经济体系中直接、间接的内部交易进行解剖和理论处理。有了投入产出矩阵，任何最终需求一旦确定，都能反过来计算出每个部门为满足该产出计划而将对其他部门提出的投入要求。这里包括了所有的间接需求和最终需求。这样，就能为人们对经济体系的有目的的改造提供有效的预测和规划的工具。
里昂惕夫还对成本—供给，工资—物价等有着复杂联系的问题，用投入产出方法进行了分析。例如，一个部门的工资增加10%以后，整体物价与生活水平可能会发生多大程度的波动？一个部门产品的成本变动10%之后，将会使总供给和总需求发生什么变化？此外，里昂惕夫还用这一方法对美国、以色列、埃及和秘鲁四国的国民经济结构做了典型分析。研究表明，投入产出法能根据国内消费、投资、进出口的基本构成来预测经济发展过程中可能发生的结构性变化。
2.里昂惕夫反论——美国对外贸易结构分析
1953年，里昂惕夫在费城的美国哲学协会上宣读了题为《国内生产与对外贸易：美国资本状况的重新检验》的论文。该论文将1947年美国200个行业的材料归纳为50个部门（其中38个部门的产品是直接进入国际市场的），制定了“投入产出表”，进行了一系列的计算，其中一个结论性统计表如下所示：
美国每百万美元的出口品和竞争性进口替代品所需的
国内资本和劳动（1947）年平均商品结构
在表中，美国出口品所需的资本比进口替代品约少16％，出口品所需劳动比进口替代品多7％～8％。对此，里昂惕夫认为，美国平均每百万美元的出口与国内生产等量的进口替代品相比较，在出口中包含较少的资本和略多的劳动，因此美国参加国际分工是以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专业化为基础的，即美国进行对外贸易的目的在于节约其资本而处理过剩的劳动。他指出，过去广泛流行的美国经济的特征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是资本相对有余而劳动相对短缺的看法已被证明是错误的。里昂惕夫的这个结论与赫克歇尔－俄林定理完全相反。赫克歇尔－俄林定理认为，生产要素配置的差异是贸易发生的原因，一国必然生产并出口密集使用其丰饶要素的产品，而进口密集使用其稀缺要素的产品。因此，里昂惕夫的结论一时轰动西方学术界，称为“要素稀少性定理中的里昂惕夫反论”。
后来，里昂惕夫根据1951年的材料，对1947年的计算结果进行了复核和修正，在1956年提出了第二个研究报告，题为《生产要素比例与美国贸易结构的进一步理论和经验分析》，结果仍发现美国进口替代品所占有的资本高于美国出口品约6％，如果把投入产出系数中的资本替代也考虑在内，则高出17.57％。因此，里昂惕夫反论依然成立。
里昂惕夫反论是西方国际贸易理论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它推动了战后国际贸易理论的迅速发展。关于对里昂惕夫反论的解释，实际上是从不同侧面对要素禀赋理论假定前提的修正，并为以后一系列国际贸易新理论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3.投入产出方法
里昂惕夫在书中对投入产出法的中心——投入产出表及其对应的矩阵元素（投入产出系数）的经济意义做了介绍。
经济中各部门间的依赖关系，可以按照是否考虑时间滞后效应，或者称为速率的影响，而分为静态投入产出与动态投入产出两种体系。里昂惕夫对这两种理论的异同和动态从静态中分化出来的原因分别做了介绍。他认为，根据数学原理，矩阵与线性方程组之间存在一致性，因此，部门之间的联系平衡关系可以用线性方程组来表达。同时，通过求解这一系列的方程组，可以为规划经济结构的变动提出重要的依据。一般的静态与动态投入产出法都不考虑资本闲置问题。如果采用新的分析方法，把闲置资本作为一个动态因素放在投入范围内考虑，就会使简单的投入产出体系变为一个线性规划模型。作为一个具体应用的实例，里昂惕夫选择了一个包括81个部门的美国国民经济的投入产出表，并详细介绍了如何应用这一工具来分析美国经济结构。他指出：“国民经济中不同部门之间所有可能的相互关系，都可以视为矩阵代数中一个单一大方程组的通解的一些特例”，方程的系数就是投入产出系数，它们回答了一个投入与产出的比例问题。按照计划规定的最终需求，解方程组就可以得出要求各部门提供的产品量。解决这一个问题在配备了计算机的今天来说并不会有什么困难。
4.裁军对经济的影响
里昂惕夫试图通过投入产出法来计算裁军将会引起的资本和劳动力在各部门间的流动和就业率的涨落。军费支出约占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10%，它给整个经济的兴衰带来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书中列举了8张表格来说明，一旦费用支出由军用转到民用之后将会产生的后果。这对政府制定财政措施有重大意义。书中还进一步讨论了如果削减军备的同时增加非军用需求，能否在保证美国经济总就业水平不下降的同时，使各部门、各地区的就业构成和就业分配不至于发生太大的震动。这一点，对于政府同时处理好裁军和稳定经济的双重问题而言，是一个重要的决策依据。
里昂惕夫还在书中提出了许多地区分析法，避免了孤立地进行区域研究时经常会出现局部与整体在各项投入产出流量上的不平衡。使用该方法能成功地描述如果等比例削减军用需求和增加非军用需求，将使产量和就业人口在部门与地区间的配比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最后，里昂惕夫则以数学形式介绍了多地区投入产出方法。该方法是为了在有限信息，有限的统计资料的情况下，如何最有效地利用不充分的信息做出较为准确的分析而设计的。该方法把总体的均衡体系分解为一组普通的局部部门投入产出体系，而这些投入产出体系又在一个单独编制的地区间关系体系内连接在一起。在数学方法上，该方法使用了一些复杂的方程体系和线性规划原理，在参数估计中还使用了统计中的点估计方法，在技术上有一定的难度。
SocialChoiceandIndividualValues
《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
〔美〕肯尼斯·约瑟夫·阿罗（KennethJosephArrow）
华文导读
肯尼斯·约瑟夫·阿罗是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和运筹学的教授，197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他最主要的，也是最著名的成就，是著述了《社会选择和个人价值》一书，创造了社会选择的规范理论，研究了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一书出版于1951年，它是研究如何把个人偏好集合成为社会偏好，把个人选择集合成为社会选择的过程。全书共分为8章：导论、偏好与选择的性质、社会福利函数、补偿原则、社会福利函数的一般可能性定理、个人主义的假设、作为社会福利判断基础的相似性、社会选择理论札记。
阿罗在书中严谨地、创造性地应用符号逻辑工具，独立地构成了社会选择理论，提出并证明了“不可能定理”，向“少数服从多数”原则的天然合理性发起挑战，触及了当今政治生活和经济机制中的敏感问题，使社会选择理论上升到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他提出的不可能定理是对新福利经济学的革新，是新福利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趣味延展
阿罗的“不可能定理”的证明并不难，但是需要严格的数学逻辑思维。关于这个定理还有一段情节颇为曲折的故事。
阿罗在大学期间就迷上了数学逻辑。在他读大学四年级时，波兰大逻辑学家塔斯基（Tarski）到阿罗所在的大学讲了一年的关系演算，阿罗在他那里接触到诸如传递性、排序等概念，在此之前，阿罗对他所着迷的逻辑学全部都是靠自学的。
后来，阿罗考上研究生，在哈罗德·霍特林（HaroldHotelling）的指导下攻读数理经济学。他发现，逻辑学在经济学中大有用武之地。就拿消费者的最优决策来说，消费者从许多商品组合中选出其最偏好的组合，这正好与逻辑学上的排序概念吻合。又如厂商理论总是假设厂商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但当考虑时间因素时，因为将来的价格是未知的，所以厂商只能力图使基于期望价格的期望利润最大化。我们知道，现代经济中的企业一般是由许多股东所共同拥有的，即100个股东对将来的价格可能有100种不同的期望，相应地根据期望利润进行诸如投资之类的决策时便有100种方案。那么，问题如何解决呢？一个自然的办法是由股东（按其占有股份多少）进行投票表决，得票最多的方案获胜，这又是一个排序问题。阿罗所受的逻辑训练使他自然而然地对这种关系的传递性进行考察，结果轻而易举地举出了一个反例。
阿罗第一次对社会选择问题的严肃思考就这样成为他学习标准厂商理论的一个副产品——不满足传递性的反例激起了阿罗的极大兴趣，但同时也成为他进一步研究的障碍，因为他觉得这个悖论素未谋面但又似曾相识。事实上这的确是一个十分古老的悖论，是由法国政治哲学家、概率理论家贡多赛在1785年提出的，但是阿罗那时对贡多赛和其他原始材料一无所知，于是暂时放弃了进一步的研究。这是1947年。
次年，在芝加哥考尔斯（Cowles）经济研究委员会，阿罗出于某种原因对选择政治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发现在某些条件下，“少数服从多数”的确可以成为一个合理的投票规则。但是一个月后，他在《政治经济学杂志》里发现布莱克（Black）的一篇文章已捷足先登，这篇文章表达了同样的思想。看来他只好再一次半途而废了。阿罗没有继续研究下去其实还有另一层原因，就是他一直以严肃的经济学研究为己任，特别是致力于运用一般均衡理论来建立一个切实可行的模型，作为经济计量分析的基础。他认为在除此以外的“旁门左道”中深究下去会分散他的精力。
1949年夏天，阿罗担任兰德公司（Rand）的顾问。那时，这个为给美国空军提供咨询而建立起来的公司的研究范围十分广泛，包括当时鲜为人知的对策论。该公司的职员中有一个名叫赫尔墨（Helmer）的哲学家，他试图将对策论应用于国家关系的研究，但是有个问题令他感到十分棘手：当将局中人诠释为国家时，尽管个人的偏好是足够清楚的，但是由个人组成的集体的偏好是如何定义的呢？阿罗告诉他，经济学家已经考虑过这个问题，并且一个恰当的形式化描述已经由伯格森（Bergson）在1938年给出。伯格森用一个叫做社会福利函数的映射来描述将个人偏好汇集成为社会偏好的问题，它将由个人效用组成的向量转化为一个社会效用。虽然伯格森的叙述是基于基数效用概念的，但是阿罗告诉赫尔墨，不难用序数效用概念加以重新表述。于是赫尔墨顺水推舟，请阿罗为他写一个详细的说明。当阿罗着手去做时，他立即意识到这个问题跟两年来一直困扰着他的问题实际上是一样的。既然已经知道“少数服从多数“一般来说不能将个人的偏好汇集成社会的偏好，则阿罗猜测也许会有其他方法。几天的试探碰壁之后，阿罗怀疑这个问题会有一个不可能性的结果。果然，他很快就发现了这样一个结果；几个星期以后，他又对这个结果做了进一步加强。阿罗不可能定理就这样诞生了。
从1947年萌发胚芽到1950年开花结果，阿罗不可能定理的问世可谓一波三折，千呼万唤始出来，而且颇有点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意蕴。可是，正是在这无心背后的对科学锲而不舍的追求，才使逻辑学在社会科学这块他乡异壤开出一朵千古流芳的奇葩，可谓耐人寻味。
理论精读
1.社会选择的类型与面临的问题
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下有两类基本的社会选择方式：一类是投票表决；另一类为市场机制。在非民主社会中也有两类社会选择方式：一类是独裁决策；另一类是按传统方法（按神的意志或按全体个人的共同意志）做出社会选择。前两种方式是把许多不同的个人选择汇集成为一个社会选择。于是，在民主制度下，社会选择的关键就在于：在许多个人的不同意志指导下做出的选择，与社会选择之间是否能够协调一致。著名的投票理论否定了从个人偏好出发必然会成为社会整体最优化的论点。这样社会选择理论就面临着两个方面的难题：第一，是否存在着一种能够判断两种社会状态孰优孰劣的评判标准或准则？第二，如果能够给定一些基本的价值判断，那么是否存在一个社会选择机制来执行这些价值判断呢？
上述两个问题都是针对投票规则提出来的。阿罗认为投票这种机制是不科学的，它根本做不到使社会选择与个人选择协调一致。与此相反，它加深了两者之间的分歧。社会选择一旦由多数人的个人选择来决定，就不会存在少数人的分歧，而且多数人的选择是否真正代表符合价值判断的观点也不能确定，这样决策出来的社会选择是不科学的。
2.不可能定理
那么怎样才能使社会选择与个人选择协调一致呢？我们知道，一个人所做出的选择往往是根据个人的主观判断进行的，他偏好什么就会选择什么。假如两样东西他都喜欢，他就会选择他认为对自己更有效用的那一种。这种主观的判断是无法用准确的刻度来进行衡量的，而只能通过进行比较得到一个相对的主次顺序。每个人都有独特的偏好顺序，如果把不同人的偏好统一起来，就构成了社会的整体偏好。这个社会的整体偏好也就是最终的最优选择标准。但问题是这个社会的整体偏好如何来确定呢？的确存在一定的难度，因为每个人对事物的评价标准是存在差异的，因此其偏好也不相同，这样就很难在数学上进行实际操作。然而，如果把社会福利作为社会选择的标准，就会比较轻松地解决偏好的排序问题，因为社会福利是按照客观价值对偏好进行排序的，不再顾及个人的主观因素。那是不是用社会福利作为社会选择的标准社会选择就一定能实现呢？这关键要看能否找到一个产出量适当的社会福利函数，如果能够找到，就可以做出有助于社会选择的社会排序。这样的函数需要具备以下五个条件。
（1）社会选择是完备的，即对应于任一种全体个人的排序，都能产生一社会排序，且至少有三种社会状态可供选择。
（2）某备选状态在所有个人排序中的位置提高或不变时，其在社会排序中的位置应有同向的调整，即提高或不变，总之不应下降。这实际上是个较弱形式的帕累托原则。
（3）社会对任意两种备选状态的排序不受其他无关备选状态变化的影响。这一条尤为重要。
（4）社会对任意两种备选状态的排序都不是强加的，或者说，不能完全不受所有个人排序的影响。
（5）社会对任意两种备选状态的排序不是独裁的，即不能不受除某一人之外所有其他个人排序的影响。
上述五个条件是相互独立的，并且必须全部都得到满足，才能使社会选择发生效力。但是阿罗用数学推理的方法得到了这样的论断：不可能从许多不同的个人选择中得到大家都满意的社会决策。这个结论可称为“不可能性原理”。也就是说，如果有超出两种不同偏好的人来选择，而被选出的政策也超出两个，那么就不可能做出大多数人都感到满意的决定。因为把许多不同的观点加在一起，就会引起许多矛盾。因此，在每个社会成员对于一切可能的社会经济结构各有其选择的情况下，要找出逻辑上不跟个人选择相矛盾的社会选择，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此外，上述五个条件对社会福利函数来说，都是必要的构成条件，它们必须同时得到满足。但实际上这是非常苛刻的，在现实生经济生活中，影响社会经济发展的因素数不胜数，有确定的因素，也有不确定的因素，根本就无法进行统计，因此这种同时满足以上五个条件的社会福利函数是不存在的。只有在理论分析上可以将各种因素忽略掉，才能够产生这样的社会福利函数。这种函数在实际经济生活中是不可能存在的。
3.个人价值观
阿罗通过个人主义假设探讨了个人价值问题。
一种重要可能性就是对个体偏好序列施加两个条件。
（1）每一个个体对两种备选社会状态的比较，依赖于在这两种状态下他能得到的商品。也就是说，如果在这两种状态下他自己的享受无差异的话，那么他对这两种社会状态无偏见。
（2）如果在两种局面中某一个体在一种局面下所获商品数量和享受比另一种局面要多，那么他就认为前一局面优于后一局面。
根据经济学中普遍应用的伦理原则，应确立两个价值判断标准：第一，如果在某一社会状态下按照每个人的趣味衡量要比另一个社会状态好，那么第一个社会状态就优于第二个社会状态；第二，在任意给定的局面下都有一个普遍接受的对不同福利分配的排序，这种价值判断经常具有平均主义的形式。
阿罗考察了个人福利判断和社会福利判断的一致性。这种完全一致的价值观包括：对和平的共同愿望，对国家权力的愿望，对平等的愿望。个体趣味的类似性就其实质而言也会导致对社会备选对象的类似性。例如，延长生命的愿望基本上是个人的，但由于获得更长寿命的手段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性的，所以对特定问题的态度趋向一致更为可能。当然，由于个人知识的不完全，所以某些差别和分歧仍会存在。
MonetaryEquilibrium
《货币均衡论》
〔瑞典〕贡纳尔·缪尔达尔（GunnarMyrdal）
华文导读
《货币均衡论》是贡纳尔·缪尔达尔的代表作，其英文版由伦敦霍奇公司于1939年出版发行。
20世纪30年代初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危机，整个资本主义体系走到了崩溃的边缘，失业人数不断增加，达到3000万人以上。此时，瑞典的经济发展也深受经济危机的严重影响，物价下跌、失业人口增加，生产下降、人民生活贫困，居住条件糟糕，教育、卫生状况也很差。然而，社会上少部分人的收入和财富却在不断增长，瑞典当时的垄断经济已达到一定规模，金融寡头利用国家机器加强了对国家经济的干预。于是，传统的经济理论所主张的自动充分就业和自由主义经济政策都不攻自破，以缪尔达尔为代表的倡导国家干预经济的瑞典学派应运而生。
《货币均衡论》一书是缪尔达尔在一般经济理论方面的主要代表作之一，也是西方经济学宏观理论的经典作品，它是在缪尔达尔为日内瓦国际研究所和斯德哥尔摩大学所作的一系列关于货币理论的演讲稿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
除序言外，本书分为八部分：导论；维克塞尔对货币问题的论述；货币均衡的概念；货币均衡的第一个条件——实行资本的收益率；货币均衡的第二个条件——“储蓄”与“投资”；货币均衡的第三个条件——“价格水平”货币均衡的无区别的范围；作为一种标准的货币均衡；货币分析的方法。
趣味延展
1898年，缪尔达尔出生于瑞典中部的一个乡村农业区——梭瓦波村。他父亲是一个富裕的地主，有条件为缪尔达尔提供良好的教育。缪尔达尔在皇家高级中学读书，接着考入斯德哥尔摩大学学习法律。他之所以选择这项课程是因为他希望理解社会的运行方式。尽管1923年缪尔达尔获得了法律学位，但这段令人精疲力竭的过程扼杀了他对法律的兴趣。这时他的妻子阿尔瓦说服他转而研究经济学，该学科能够将科学、数学与他探索社会运行方式的努力结合起来。在老师克努特·维克塞尔的指导下，缪尔达尔于1927年获得了斯德哥尔摩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学位，并开始在母校任教。
1932年，缪尔达尔被社会民主党政府任命为新成立的住房与人口委员会委员，他因此能够主宰瑞典的住房政策。他曾两度供职于瑞典议会，第一次是1934—1936年，第二次是1942—1946年。20世纪30年代末，他效力于瑞典国家银行委员会。20世纪40年代中期，他当选为瑞典战后计划委员会主席及贸易与商业部长。
由于缪尔达尔的经济学思想及其政治地位的影响，使他成为瑞典这个福利国家的主要构建者之一。此外，缪尔达尔还强烈鼓吹在瑞典施行凯恩斯的财政政策（fiscalpolicy）。金德尔伯格（Kindleberger，1987）认为，在说服财政部长厄恩斯特·威格特斯（ErnstWigters）将支出用于公共设施，实行财政赤字，从而减少失业上，缪尔达尔功不可没。1974年，缪尔达尔与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Hayek）共同分享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缪尔达尔是一位难得的经济学家，他在经济学理论和经济政策方面都作出了重大贡献。他的累积的因果关系理论为传统的均衡分析提供了理论上的选择。由该理论推导出的关于减少贫困与失业的建议，为传统的放任政策“药方”提供了可替代的选择。
理论精读
1.维克塞尔理论的缺陷
对维克塞尔的货币理论，缪尔达尔称赞说，它首次把传统理论中的货币理论和价格理论结合起来。传统理论从来都是把货币理论和价格理论分开来讲的，因为传统理论认为这两者之间根本不存在内在联系，货币理论只不过是价格理论的一个附属部分。而维克塞尔弥补了这一不足，将货币理论和价格理论看成密不可分的一个整体，货币不再只是一种支付手段，同时它也是相对价格的形成因素。这一个新观点对解决经济周期等实际问题具有实践上的指导意义。
在利率分析方面，维克塞尔针对货币利率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概念——自然利率。这个概念的提出，在对积累性商业循环的解释中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所谓自然利率，就是指实际资本的边际生产率，即在自然经济中由实物资本的供求关系来决定的利息率；所谓货币利率，就是指在一定时期内支配单位资本的成本，即在货币经济中由借贷资本的供求关系来决定的利息率。
但是维克塞尔的上述理论也有不足之处。例如，他提出的积累过程论虽然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有些说法是错误的。在综合评价了维克塞尔的货币理论后，缪尔达尔的结论是：维克塞尔的货币理论有其成功之处，但也存在许多缺点和不足之处，需加以完善和修正。这正是《货币均衡论》一书要完成的一项重要任务。
2.货币均衡论
缪尔达尔的货币均衡论批判地继承了维克塞尔的货币理论，一方面把它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另一方面又展开了对它的批判。
纵观维克塞尔的货币理论，缪尔达尔认为，维克塞尔并没有给自己的货币理论一个详细的说明，因此给人的感觉是模糊不清的。维克塞尔在货币理论中提出了三个均衡条件，只有前两个有一致性，但这两个只适用于静态经济分析，不适合动态经济分析。为此，缪尔达尔提出了“事后”和“事前”这两个概念，用以说明动态分析，以弥补维克塞尔货币均衡三个条件的静态倾向。
缪尔达尔认为，资本价值等变量是直接的时点上的量，而收入、成本等变量则是一个时期上的量，需要计算出它们所处的时点。货币理论就是要解释储蓄投资等式的分离趋势是如何发展为事后平衡的。储蓄和投资的变化既会牵涉到对报酬、成本、得失的事后计算，也会牵涉到对未来收益、风险、资本价值等的事前计算。因此，在计算所得、储蓄和投资等时，预测和回顾在方法上有巨大区别。在这两种方法之间，也必须划分出相应的理论上的区别。根据新研究的时期终点的计算来确定的数量可当做是事后的，根据该时期的起点所计划的行动来确定的数量可当做是事前的。
缪尔达尔还对货币均衡和一般均衡这两个概念进行了区别。他认为：一方面，一般均衡的假定前提是指偏离均衡状态后会自动恢复，因此均衡是长期、稳定的，而货币均衡在背离均衡状态时并无这种恢复的动力，反而会使背离运动继续下去；另一方面，一般均衡的满足要排斥相对价格，因此不会引起价格波动，而货币均衡恰好相反。这两个区别正好说明，静态下的假设是无法将理论用于实践的，因此动态分析就显得尤为重要。
3.对维克塞尔三个均衡条件的评价
维克塞尔提出的三个均衡条件分别是：货币利率等于自然利率（储蓄与投资均衡时所形成的利率）；资本供求相等，即投资等于储蓄；商品价格稳定不变。
缪尔达尔认为，维克塞尔臆断这些利率的标准是相等的，即它们相互间不会不一致，但他并不能证明这一点。“在这个目的上，他的说明实在太松弛了，而且是矛盾的。”缪尔达尔表示，他自己能证明它们是不能完全一致的。具体来说，只有第一个和第二个均衡条件是恰好一致的，它们相互间的关系是：第一个条件是以第二个条件为前提的，如果不是这样，则第一个条件就不能确定。这两者和全部理论中所包含的主要论据是一致的，但是只有它们在主要论点上经过修正和经过正确说明以后才是这样。前两个均衡和第三个均衡则是截然不同的事情，因此它们是不一致的。
关于第一个均衡条件，缪尔达尔认为，“自然利率”在它的最纯粹的意义上，是被设想存在于没有货币交易，因此没有信用的理想状态之中，而在现实中，这种理想状态是不可能存在的。不过，维克塞尔把经济理论引进这个方法中来，使价格和价格关系的决定在理论上联系到利率的决定上，这是他的一个很大的贡献。
关于第二个均衡条件，缪尔达尔认为，维克塞尔从来没有真正说明他所指的储蓄和投资究竟是什么，同时对这个关系与第一个均衡条件之间的联系也表达得不够清楚。如果把“投资”界定为“对储蓄的需要”，即实际投资，那么储蓄究竟是什么？缪尔达尔经过分析发现，从需求的观点来看，“实际储蓄”和实际投资之间是完全一致的，因为这两个名词表述的是同一件事情。“因此，储蓄的这一‘实际’观念，不论它在其他方面是如何有用，但对于说明货币均衡的标准却是没有用处的。”
关于第三个均衡条件，缪尔达尔认为，维克塞尔希望把正常利率连接到商品市场的情况上去。“他说正常利率是正好维持制成品‘一般价格水平’不变所必需的那种货币率，但是维克塞尔对这个命题未能提供确实的证明。而且我会证明这个想法是错误的。”
4.货币政策的主要任务
缪尔达尔认为，我们一直暗中假定“货币利率”以外的所有可控制的东西都是不变的，但事实上我们不得不承认，所有其他可控制的社会生活情况和对它们的规定方式，同样会影响货币均衡关系，并由此会增加作为实际货币政策标准的均衡标准的“不确定性”。也就是说，只要假定只有一个普通的标准（如消除商业循环），那么在原则上，便不可能把货币政策的考虑只限制在一个客观的技术平面上。因为这个标准可以通过好几条途径达到，每一途径中所有各种社会的、经济的问题都有不同的解决办法，甚至还必须比较严厉地使用信用压力。
另外，我们也不可能把货币政策的问题孤立起来，因为即使在一个既定的一般标准下，所有这些因素的不同的配合，必然会引出不同的货币政策。因此，对于旨在稳定物价的货币政策的方法和内容，不同社会集团有完全不同的利害关系，即使这个政策本身能够被当做共同的目的。
货币政策的主要任务是什么？一般来说，货币政策肩负着两个主要任务：第一个主要任务是稳定价格，“人们实际上所要防止的，常常只是单一方向的价格变动对长时期收入分配的积累性影响”；另一个主要任务是消除商业循环，但是在某种程度上，它们是互相排斥、互相矛盾的两个任务。因此，货币政策一方面要实现价格稳定，另一方面又要消除商业循环，这是无法同时满足的，即无法使两个目的统一于一种政策。缪尔达尔说：“如果人们想最大可能地缩小商业循环，但同时又要防止过大的，特别是单方向的价格变动（这种价格变动自然会最严重地影响分配），那么就必须努力稳定那些本身带有黏着性的价格的指数，这点在实践上往往是引向稳定工资的。”
TheoryofGamesandEconomicBehavior
《博弈论与经济行为》
〔美〕冯·诺依曼和奥斯卡·摩根斯特恩
（JohnvonNeumann&OskarMorgenstern）
华文导读
《博弈论与经济行为》一书被认为是20世纪社会科学的经典著作之一，是博弈论（也称为对策论）的奠基性著作，由冯·诺依曼和奥斯卡·摩根斯特恩合著。该书首先从讨论经济行为出发，说明了建立博弈论的必要性。然后通过细致的分析，引出了对博弈概念的公理化描述。接着再系统而全面地建立了博弈理论，最后又回过头来研究经济行为及一些其他方面的问题，作为理论的直接应用。本书理论建立的线索是：首先，建立二人零和博弈的完整理论；其次，在二人零和博弈论的基础上，建立n人零和博弈的理论；最后，证明一个一般的n人非零和博弈可以化为一个（n+1）人零和博弈。这样，就在理论上解决了一切有穷博弈的问题。
该书共分为12章：经济问题的描述；策略博弈的一般形式；二人零和博弈：理论；二人零和博弈的例子；三人零和博弈；一般理论的描述：几人零和博弈；四人零和博弈；关于n≥5博弈的一些说明；博弈的合成与分解；简单博弈；一般非零和博弈；占优与解的概念扩展。
趣味延展
博弈论是指某个个人或组织，面对一定的环境条件，在一定的规则约束下，依靠所掌握的信息，从各自选择的行为或策略中进行选择并加以实施，并从各自取得相应结果或收益的过程。在经济学上，博弈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概念。
古语有云，世事如棋。在生活中，每个人如同棋手，其每一个行为如同在一张看不见的棋盘上布一个子，精明慎重的棋手们相互揣摩、相互牵制，人人争赢，下出诸多精彩纷呈、变化多端的棋局。博弈论就是研究棋手们“出棋”招数中理性化、逻辑化的部分，并将其系统化为一门科学。换句话说，博弈论就是研究个体如何在错综复杂的相互影响中得出最合理的策略。事实上，博弈论正是衍生于古老的游戏如象棋、扑克等。数学家们将具体的问题抽象化，通过建立自完备的逻辑框架、体系研究其规律及变化。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以最简单的二人对弈为例，稍想一下便知其中大有玄妙：假设双方都精确地记得自己和对手的每一步棋且都是最“理性”的棋手，甲出子时，为了赢棋，得仔细考虑乙的想法，而乙出子时也得考虑甲的想法，因此甲还得想到乙在想他的想法，乙当然也知道甲想到了他在想甲的想法……
面对如许重重迷雾，博弈论怎样着手分析解决问题？怎样对作为现实归纳的抽象数学问题求出最优解，从而为在理论上指导实践提供可能性呢？现代博弈理论由美籍匈牙利大数学家冯·诺依曼于20世纪20年代开始创立，1944年他与经济学家奥斯卡·摩根斯特恩合作出版的巨著《博弈论与经济行为》，标志着现代系统博弈理论的初步形成。尽管对具有博弈性质的问题的研究可以追溯到19世纪甚至更早。例如，1838年的古诺（Cournot）研究了简单双寡头垄断博弈；1883年，伯特兰和1925年艾奇沃奇思研究了两个寡头的产量与价格垄断；2000多年前中国著名军事家孙武的后代孙膑利用博弈论方法帮助田忌赛马取胜等，但这些都属于早期博弈论的萌芽，其特点是零星的、片断的研究，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很不系统。而冯·诺依曼和奥斯卡·摩根斯特恩的《博弈论与经济行为》一书中提出的标准型、扩展型和合作型博弈模型解的概念和分析方法，奠定了这门学科的理论基础。合作型博弈在20世纪50年代达到了巅峰期。然而，诺依曼的博弈论的局限性也日益暴露出来，由于它过于抽象，使其应用范围受到很大限制，在很长时间里，人们对博弈论的研究知之甚少，它只是少数数学家的专利，因此其影响力很有限。正是在这个时候，非合作博弈———“纳什均衡”应运而生了，它标志着博弈论的新时代的开始！
纳什是一位英才天纵的非凡人物，他广泛涉猎数学王国的每一个分支，如拓扑学、代数几何学、逻辑学、博弈论等，深深地为之着迷。纳什的主要学术贡献体现在1950年和1951年的两篇论文之中（包括一篇博士论文）。1950年，他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写成题为“非合作博弈”的长篇博士论文，1950年11月刊登在美国全国科学院每月公报上，立即引起轰动。
纳什在上大学时就开始从事纯数学的博弈论研究，1948年进入普林斯顿大学后更是如鱼得水。他在20岁出头时已成为闻名世界的数学家。特别是在经济博弈论领域，他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是继冯·诺依曼之后最伟大的博弈论大师之一。他提出的著名的“纳什均衡”的概念在非合作博弈理论中起着核心的作用。后续的研究者对博弈论的贡献，都是建立在这一概念之上的。由于纳什均衡的提出和不断完善，为博弈论广泛应用于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政治学、军事科学等领域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理论精读
1.经济学和数学的关系
在诺依曼看来，数学在经济学中应用得还不太成功的原因首先在于很多经济学问题往往提得很不明确，常有许多不定因素。其次，在那些问题提得相当明确的地方，由于未能使用合适的数学工具，所以也常常出现失败。另外，经济学中尚未有系统的、科学的有效观察。因此，很难期望数字能顺利地进入经济研究领域。诺依曼认为，本书的目的不在于经验研究，而是试图从有关人类行为的一般性论点着手，寻找既有助于数字处理，又有重要经济学意义的研究途径。诺依曼认为，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发展新的数学方法，甚至创立新的数学分科。诺依曼指出，在社会性交换经济中，其特征与普通的极值问题不同，是多个相互冲突的最大值问题的一种混合。这类问题的复杂性取决于事件参加者的人数。三人博弈与二人博弈根本不同，而四人博弈又和三人博弈情况不一样。如果参加者很多，以致单个人的作用可以忽略不计时，问题反而简单了。有大量参加者的情况，可用经典的竞争理论来解释，而对于经济问题来说，2、3、4、……个参加者的情况，也没有完全相同的理论。因此，必须先从有少数参加者的情况出发，逐渐进入有大量参加者的情况，再通过“极限转换”进入自由竞争的情形。诺依曼在论述了为什么把效用函数作为一个数值函数是合理的之后，阐述了什么叫“一个博弈问题的解”。在诺依曼看来，首先应说明什么叫“社会总体的行为标准”。从这个“标准”出发，人们就能对两个社会状态进行比较，比较它们谁优谁劣，或者两者“没有差别”或者两者“无法比较”。所谓问题的解就是某一种状态，从总体上说人们找不到比它更优的其他状态。博弈问题的状态在一个社会经济问题中可理解为是一种对资源或利益的分配。
2.博弈问题的规范化表达
一个博弈问题，可根据有多少个参加者来分类。例如，有二人参加的叫二人博弈（如下棋），有四个人参加的叫四人博弈（如打麻将）。每个参加者有一套自己的策略与代表其利益的支付函数。支付函数的值取决于各个参加者所采取的策略。如果参加者的利益总和为零，如下棋双方的一输一赢或和局，这种博弈称为零和博弈，否则为非零和博弈。在有的博弈中，参与者都能了解所有情况，则称为“具有完全信息的博弈”，反之则称为“具有不完全信息的博弈”。有的允许参加者相互合作，这称为“合作博弈”，相反的情形则称为“非合作博弈。”诺伊曼分别用严格的定义与数学方式对它们进行了表述。
3.二人零和博弈
这里不得不提著名的“冯·诺依曼最小最大定理”。该定理内容大致如下。
在二人零和博弈中，由于两人的支付函数之和为零，故可用一个函数来代表两个人的利益，即函数既表示甲的支付，又表示乙的相应收益。对于甲来说，他采取的策略是保证使其支付得越少越好，然而由于甲不知道乙采取什么策略，于是他采取的一种谨慎的做法就是对自己采取的所有策略都做了预期最坏的打算：考虑其每一策略都有可能是最大的，而在所有这些最大支付中取最小者，由此可得到甲的所谓“最小最大策略”。同理，可提出对乙的“最大最小策略”。当两者分别采取这样的策略后，由于相互都已考虑了最坏的情况，则最终结果就不会比预期的更坏。一般而言，对于一个二人零和博弈，不一定达到两个人所预期的“最小最大”和“最大最小”的情况。但是，“冯·诺依曼最小最大定理”指出，假如允许考虑所谓“混合策略”，即在博弈中引进概率概念，按照这种观点，博弈中的两人所采取的策略是随机的，如甲采取策略A的可能性为60％，采取策略B的可能性为40％等，那么在支付函数满足一定合理条件的情况下，甲的“最小最大混合策略”与乙的“最大最小策略”一定能在某个策略组合下达到一致。
4.零和博弈的引申
诺依曼提出，从二人零和博弈转移到三人零和博弈使单纯的利害对立退出了问题的核心。在博弈参加者中，出现了挑选同盟者以建立共同利害关系的问题，而这一问题在二人零和博弈中是不存在的。并且随着参加博弈的人数增多，博弈的复杂程度会急剧变化。诺依曼在二人零和博弈论的墓础上，建立了n人零和博弈的理论；最后，证明了一个一般的n人非零和博弈可以化为一个（n+1）人零和博弈。这样，就在理论上解决了一切有穷博弈的问题。
ProsperityThroughCompetition
《来自竞争的繁荣》
〔德〕路德维希·艾哈德（LudwigErhard）
华文导读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德到处是一片废墟。几乎所有的城镇民房、工厂、铁路、发电站、通信系统和一个现代工业社会的整个基础结构都遭到了巨大破坏。面对这种百废待兴的局面，政府里的重要人士和一些经济学家都在谋求恢复西德经济的良策。以艾哈德为代表的西德新自由主义者同社会民主党的代言人围绕着经济政策的核心问题——自由竞争和国家干预展开了激烈的论战。这场争论具体表现在战后西德的货币改革过程中。该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
《来自竞争的繁荣》是德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新自由主义思想家、实践家路德维希·艾哈德于1957年在伦敦泰晤士和赫德森出版社出版的一部经济学著作。总的来说，该书是一部实证性的经济学著作，通过叙述实施总结出理论的一般通则。正如艾哈德本人所言，他写作本书的目的不在于在理论上建立一个完整的体系，而是要把战后十余年西德经济改革的发展情况向德国人民做一个汇报。因此，无论是从结构上，还是从逻辑上，全书都把理论和实证糅合在了一起，是一本实践与理论紧密结合的著作。
《来自竞争的繁荣》确立了社会市场经济理论的完整体系，这不仅是对西德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重要发展，也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市场经济理论的完善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可以说，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德走向繁荣的真实的记录。
趣味延展
艾哈德被称为20世纪的亚当·斯密，这表明了他的经济思想的倾向性。作为经济学教授，他师承弗莱堡大学经济自由主义学派，他们的口号是“社会市场经济”，具体来说，就是限制而不放弃国家干预。
艾哈德与总统阿登纳分工合作。阿登纳专管国际事务与联邦德国的对外关系，旨在使战败的德国重返欧洲与世界舞台；艾哈德则一手包办经济事务，两人被称为联邦德国复兴之父。
艾哈德否定“德国奇迹”的说法，在他看来，只要创造一种自由竞争的环境，使人人有机会发挥自己的创业精神和能力，任何民族都可以步入繁荣之途。
1948年6月20日，联邦德国实行货币改革，用新马克代替膨胀得完全失去信用的旧马克，同时，艾哈德宣布取消配给和物价管制，让黑市活动公开化与合法化。这一举动不但使普通公民感觉突然，就连当时德国占领区的英美军政官员也产生恐慌，他们认为这样做会导致市场混乱，乃至引发暴乱。
美军责问艾哈德：“为什么在到处缺粮的时候，竟敢放松配给制？”艾哈德回答：“不是放松，而是根本取消配给制，今后唯一的配给证是马克，谁想要马克，谁就去好好干活。”他明确表示，在货币改革的过程中，要把有关生产、贸易，特别是对于消费者的各种管制进行废除。
生活用品的配给制，对工资与物价进行控制的全部计划行政机关原本是纳粹德国第二号人物戈林创立的，目的是实现第三帝国在经济上自给自足的总计划。战后，英美占领区当局不敢打烂原有的经济控制系统，他们害怕一旦取消配给制与物价管制，就会再度导致天下大乱。
当时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更是强调这一点，他们认为特别需要监督最主要的消费品，并预言取消物价管制会发生特大灾祸，只有通过有系统的经济计划与指导，才能恢复健全的经济生活。
当时的社会民主党人在议会讲坛上用了这样一个比喻：德国经济是一个衰弱的病人，艾哈德撤销管制，放开市场与竞争，就像把病人抛进冷水让他游泳，是灭亡之道。他们强烈要求撤换经济部长艾哈德。但艾哈德毫不退让，他确信要使经济问题求得根本解决，必须坚定地推进自由市场机制。
艾哈德赢了，在《来自竞争的繁荣》里，他用“市场经济战胜计划经济”的整整一章实录了这场论战的前后经过。他说：“当时争辩的记录，今天读起来，就像读几页惊险小说”。从1949年到1955年，德国国民收入翻了一番，人均收入在5年里实质增加一倍半，工业生产指数在5年里增加一倍多，市场经济所释放出来的生产力是惊人的。
艾哈德在书中提供的统计资料表明，货币改革与经济改革最初一年的生产增长就极为可观。人们常说艾哈德在一夜之间改变了德国命运，这并不夸张。艾哈德的经济主张和德国经济实践使德国只经过短短一代人，就全面振兴了经济，成为欧洲最强盛和最具活力的“经济超级大国”。
理论精读
1.社会市场经济理论的提出及其基本目标
艾哈德认为，要复兴西德的经济必须选择“理念经济模型”的一种形式，即“自由市场经济”，由市场价格机制自发调节经济活动。而所谓社会市场经济则是“自由市场经济”模型最完美的体现。德国的当务之急是必须放松和废除政府对经济的管理，使消费和生产者在政府管制的束缚下解放出来，这才是复兴西德经济的必经之路。与此相反，社会民工党代言人则认为西德所处的经济凋敝的特殊条件决定了当时只能选择“理念经济模型”的另一种形式，即“集中管理经济”，通过政府计划和行政命令进行管理。他们的理由是多年来的德国经济一直不正常，货币改革也不会创造奇迹，只有政府坚决实行系统的经济计划和有系统的经济指导，德国才能重新站起来。因此，他们主张实行以国家干预为核心的经济政策，否则难以振兴西德经济。
由于两派所主张的经济政策不同，决定了在解决当时严重的失业问题上所应用的方法也不相同。艾哈德认为消除失业应依赖于生产的扩大，而生产的扩大只有在经济自由的基础上才能实现。而社会民主党代言人主张采取放松银根的通货膨胀政策，借以消除购买力不足，产品销路呆滞的现象，提高就业率。在艾哈德看来，这种做法只会导致物价上涨和政府干预的加强，对减少失业率无所补救。这是社会市场经济理论所不容许的。
社会市场经济要实现的基本目标是要使越来越多的德国人民走向富裕。具体来说，它要消灭社会上贫富悬殊的现象，使绝大多数人享受经济繁荣的果实。艾哈德指出，现代社会经济组织分为两个阶层，一个是人数很少的什么都买得起的上层社会，另一个是占人口大多数的购买力不足的下层社会，社会市场经济的目标是要打破阻碍社会向前发展的阶级界限，消除穷人和富人之间的敌对情绪，实现“全民繁荣”。
全民繁荣目标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劳动生产和产品产量必须大幅度的提高，或者说资源得到了充分利用并且实现了最优配置，从而达到在成本既定的条件下使产量最大，或在产量既定的情况下使成本最小。
第二，在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提高工人的名义工资。倘若工资增长超过了生产力增长就违反了物价稳定的原则。因此，必须消除工资的增加超出生产力发展的现象。
第三，实现低下而稳定的物价水平。没有相应的通货稳定，社会市场经济就是不健全的。这是因为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物价稍有上涨，存款率便立即下降，由此引起投资缩减，生产规模缩小，从而威胁经济增长。由此可见，社会市场经济的经济政策是以消费者为服务对象的，只有消费者才是一切经济政策的裁判员。只有使消费者从自己不断增大的劳动努力和不断提高的劳动生产率中得到好处的经济政策，才是“社会的”经济政策。这就是艾哈德所倡导的“三位一体”的具体目标，或者说是经济繁荣的具体表现。
2.实现社会市场经济目标的基本途径
从本书的书名中可见，“全民繁荣”的目标来自于经济竞争，换言之，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是实现经济繁荣的基本途径。但是艾哈德认为，市场经济理论所主张的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不同于亚当·斯密时代的毫无控制的自由放任政策，而是一种辅之以必要的国家调节的市场机制。西德经济的发展就是要把毫无限制的自由与残酷无情的政府管制这两者之间存在的矛盾解决掉，从而在绝对自由与极权之间寻找出一条健全的中间道路。因此，艾哈德主张社会市场经济政策思想的基本要义是如何以自由经济为主，以国家干预为辅。这是实现自由市场机制，达到经济繁荣所必须遵循的原则。
艾哈德认为，经济自由包括消费自由和生产自由。消费自由指的是消费者可以自由地选择他所需要的产品；就生产自由权力而言，在社会市场经济中，每个厂商有生产的自由、销售的自由、管理企业的自由、竞争的自由，其中自由竞争是社会市场经济制度的主要支柱，是不断解放新才能，开辟新道路的一种工具。只有企业间的自由竞争，才能降低商品成本，改进企业技术，增进企业活力，从而保证社会经济体系协调顺利地进行。战后，西德经济的发展充分证实了自由竞争所产生的强大威力。因为西德人正是在经济自由主义原则下，才创造了经济发展的“奇迹”。
艾哈德强调自由竞争机制的重要性，但并没有否认国家干预的辅助作用。为了说明经济自由与国家干预之间的关系，他援引了西德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伯姆·罗布凯所做的足球比赛的比喻。在社会市场经济中，政府充当裁判员的角色，其职能是使比赛有规则地进行而不是亲自去踢球。政府的责任是制定和执行经济政策，在精神上和物质上给私人企业家以指导和支援，而不在于直接干预经济事务。私人企业家就像足球比赛中的运动员，他们必须对自己的事业负责任，而政府作为裁判员只能运用一切为社会市场经济制度所允许使用的手段，为市场经济的顺利运行创造必要的条件和适宜的环境。政府的这种辅助作用恰恰是自由竞争机制所不具备的。政府对自由市场经济的辅助作用不仅表现在国内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而且反映在国际经济领域。例如，欧洲经济一体化完全靠自由贸易是很难实现的。它需要由各国政府采取统一的政策和步骤，也就是说国际间的自由贸易离不开各国政府一定程度的干预。
3.反对自由竞争的对立物——垄断
在艾哈德看来，自由竞争的优越性驱使人们必须集中全力反对垄断的存在。垄断之所以应当反对，原因就在于它是自由竞争的对立物。回顾人类历史，不难看到人类进步史中的巨大进展，应当归功于自由经济时代的最文明的那一个阶段。19世纪初，由于生产者有同等机会自由活动、自由竞争，所以市场成为决定经济利益的焦点。而19世纪末垄断的产生，限制了市场经济的有效性，同时造成了社会与政治的紧张局面。艾哈德强调，一种自由竞争的经济制度是所有经济制度中最经济的制度。
社会市场经济要求产品的生产者自由竞争，要求商品的生产者根据市场上的供求关系的变动自由地决定价格。通过这二者使市场调节过程随时随地地进行，并将使供求双方、国民收入和国民生产两者，既在数量上又在质量上不断地趋于均衡。而垄断组织恰好是排斥自由竞争和自由定价的。同时，每一种垄断形式都隐藏着欺骗消费者的可能性，而社会市场经济的目标是为了保护消费者，两者的目标是不相容的。另外，垄断组织吞食了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的成果，使经济停滞不前。如果政府所制定的经济政策有意识地鼓励私人垄断，那么这种不良后果就会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明显地反映出来。因此，坚持社会市场经济政策必须反对垄断制度。
4.西德新自由主义的经济一体化思想
艾哈德对新自由主义的经济一体化思想做了全面系统的阐述。这一思想已成为欧洲经济共同体的理论基础。他认为，国际自由经济政策是社会市场经济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或者说是整个经济自由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而经济一体化则是自由经济政策的具体表现。在国际经济往来中，要实现经济自由，要坚持自由贸易。基于这种思想，他坚决反对“双边协定”，认为经济一体化无论对内对外，都应该贯彻经济自由主义。建立欧洲共同体，只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实行经济自由主义的第一步。为了实现欧洲经济的普遍繁荣，不仅要在内部实行经济自由，在对其他经济区域的关系上也应坚持经济自由的原则。
实现欧洲经济一体化，应该把重心放在自由的区域经济秩序的建立方面，不应把欧洲一体化看成一个组织，而应视它为自由经济合作的“功能”。首先应致力于发展各国间的经济联系，而不应该不分轻重缓急地让政治一体化走在经济一体化的前面，否则欧洲共同体将会变成一个超级国家的中央经济管制组织。为了做到这一点，艾哈德提出建立一个自由的区域经济体制的具体措施（包括商品和劳动交换自由及资本和就业的自由等）。
艾哈德在批评社会一致化的错误观点时，指出欧洲共同体的性质永远是一个经济合作的组织。它绝不是各个成员国家在数量上的机械组合，而是立足于广泛的自由和竞争基础上的更高一级的经济合作。社会一致化只能在经济一体化过程中通过各国生活方式逐渐同化的途径而实现。
综上所述，艾哈德确立了社会市场经济理论的完整体系，这是对德国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发展，并且对当今资本主义各国的经济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德国政府自由主义的经济实践，只经过短短一代人的时间，六千万德国人就全面振兴了经济，使得德国再次成为欧洲各国中最强盛、最有活力的超级经济大国。德国的经济复兴奇迹的出现，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以社会市场经济为特征的经济自由主义。
PowerwithoutProperty
《没有财产权的权力》
〔美〕汉道夫·贝利（AdolfAugustusBerle）
华文导读
《没有财产权的权力》是汉道夫·贝利的代表作，是他长期对财产权和管理权研究的一个总结。该书力图证明资本主义已经发生新变化，财产权已经开始由占有者手中过渡到经营者手中。他在该书前言中写道：“无论如何，随着受‘一致公论’的抑制并向其负责的集中了的经济权力的出现，也确实显现出了一个民主经济的轮廓，这就在下列两种势力之间确立起一股很好的缓冲力量：可以称为‘民主的’势力，以及其权柄不是得自公众的委托而是得自有历史背景的产权势力。”正是经济生活的这种变化。对传统经济理论提出了挑战，因此贝利以“美国政治经济学的新发展”作为该书的副标题。
全书除前言和导论外共分为5章：资本的各种习性及其影响；财产权的分裂；经济权力的哲学；经济共和国；人民资本主义与苏联共产主义的展望。
趣味延展
汉道夫·贝利，是20世纪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1895年，他出生于波士顿，1916年从哈佛大学毕业。他曾经是罗斯福总统智囊团的成员，国务卿助理，美国驻巴西的大使。此外，贝利还担任过许多大公司的法律顾问，是美国糖蜜公司的前董事长。
贝利是制度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他在经济学领域的重要贡献是，他在制度经济学派与新制度经济学派之间发挥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他所提出来的经济思想和政策主张，对新制度经济学派产生了很大影响。他创造性地提出资本主义制度下财产占有权和财产所有权可以进行分离的经济理论，这种思想对当今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改革仍然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除了《没有财产的权力》外，贝利的主要著作还有《现代公司和私有财产》、《政治力量的自然选择》、《20世纪的资本主义革命》等。
理论精读
1.资本的习性及其影响
古典经济学曾告诉人们，“资本”是储蓄的成果，储蓄可以说是减少消费以后的剩余，再把剩余投入永久性的生产设备。这就是说，资本和储蓄是联系在一起的。但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变化表明，“储蓄者”正在一步一步地退到不重要的地位上去。“就在储蓄者后退的时候，我们所关心的真正主题——一种新型的经济制度——走上了最显著的地位，不知不觉地引起一场革命”。
贝利考察了1919—1947年这29年间的资本投入情况。结果表明，美国在7700亿美元的投资总额中，34％（2620亿美元）的资金来自企业所保留的利润累积；40％（3100亿美元）的资金来自银行信贷；26％（1780亿美元）的资金来自个人投资。这就是说，企业资金来源的绝大部分已不是公司内部的积累，而是来自公司外部。显然，财产权不再集中在原来的企业主手里，而是分散给了众多的投资者。贝利由此得出结论说：“财产权，按照它的最后意义来说，已经分散了。权力因素与财产分离了，并且已经集中在比较少数人的手上。这种情况的结合不仅是证券的转移，而且比起单纯股权的更改来说要重要得多。这是一种新的社会经济结构的发展。它的影响实质上是政治性的。”贝利在这里所说的权力集中，指的是经营管理权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即“公司控制权”；所说的权力分散，指的是财产占有分解为众多的股份，即“法团权力”。
2.财产权的分裂
贝利沿袭了传统的说法，认为财产权本质上就是个人和有形的或无形的东西之间的关系。无论在实际上或在法律上，财产的标准形式都被认为是能够被占有的“物”，也就是说，能够归所有者控制的“物”。
公司制度的发展改变了这种情况。例如，两三个人使他们的企业“成为法人组织”，因为其规模很小，仍然能被占有，所以这两三个人既是股东，同时也是董事和经理。这时公司就有了法律上的财产所有权，而经理又实际占有公司的财产。只要企业和公司很小，股东就大体上决定了公司产权保有人实际上所做的一切事情。但是这时已经孕育着财产权分裂的因素。公司的扩大，财产权表面上的分裂就代表着一种确实无疑的分离。在比较大的公司里，被称为公司的法律上的实体，作为财产所有人而出现了，这些人就成了公司的董事会、高级职员和雇员，但不是公司的股东。占有权原来是一个所有者的凭证，现在转移到经理们身上了。
早在19世纪末叶，许多公司已经发生了财产权的分裂。最高经理人虽然对公司有实际占有权，但并不能控制一切，副经理、地方单位负责人、工厂管理人员等掌握了大批公司所经营的东西的实际占有权。
贝利就此认为：“对于财产有发号施令的权能是一回事；占有它却是另一回事。‘占有’的意义不知怎么已经冲淡了。”在公司制度下，财产权已不再是人对物的关系，而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关系。这另一个人的部下具有对物的实际控制权，从而使原来意义上的财产权走向分裂。在贝利看来，经济权力至少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内部的，即中心集团对组织之内的个人所运用的权力；二是外部的，即虽非组织内部成员但事务却受该组织活动的影响的各部分社会人士。
内部权力涉及其中的个人，它主要是以雇佣或被解雇及决定雇佣条件等权力来行使的。至于劳工的权力，现在已经分散，并且受到严格的限制，因为那种权力已经移交给有组织的劳工了。
外部权力包括六个方面：（1）业务活动的权能；（2）购买劳务、供应品或原料的权能；（3）决定产品的权能；（4）规定并实施其价格的权能；（5）发放或不发放股息的权能；（6）捐赠慈善事业的权能。
一般来说，权力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而增大。当权力增大到一定程度时，同时也就出现了对权力的限制。
对权力的限制的措施包括：（1）竞争的多元化，即对抗组织竞争对权力产生的抵消力量；（2）对利润的控制，即必须在利润制度的一般范围内活动；（3）“一致的公论”，即社会普遍报有的一套见解；（4）政治上的干预，即超经济的强制行动。
3.经济共和国
贝利在做了上述分析之后，开始构制美国经济结构的蓝图。这个社会既有私人的权力和责任的中心的市场经济组织，又有为数颇多的国家控制机构防止某些滥用权力的弊端。在贝利设计的经济组织中，政府调节居于主导地位。他把自己的设计称为“经济共和国”。
任何共和国都不是完全的共和国。贝利认为，经济共和国只不过是一种经济组织，并且是政治组织的基础。这种结构意味着政治思想的一种新的应用。他认为“煤铁联营组织”、“欧洲委员会”、“欧洲共同市场”都是经济共和国。它们是独立的政治实体，但从概念、名称和假设上说却是“经济政府”。这些组织都有由各国首脑组成的决定政策的自治会议，都有一个人数不多的委员会或管理小组，都有其裁断争议的法院。它们的任务都是保证有组织地、适当地、不断地改造原来所规定的经济职能。
经济共和国必须满足公众的下列要求：（1）提高其国家总产量的增长率；（2）实现持续性充分就业；（3）使任何人自始至终都能立刻通过工作而参加国家经济生活。满足了以上条件，就可以使经济共和国成为经济计划的工具。
4.人民资本主义
贝利指出，现代资本主义财产权的分裂将导致“人民资本主义”。他通过对比分析指出，苏联的制度和美国的制度都是权力的制度，但苏联的权力制度是完全的，美国的权力制度则是局部的。然而只要仔细观察就会看出，美国的制度并不像它表面那样多元化，苏联的制度也并非一元化的。即使在社会结构方面，这种差别也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大。在共产主义制度下发展起来的阶级结构也很近似于在美国发展起来的结构的某些特点。
通过两种制度的相似性，贝尔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这两种制度虽然有所不同，可是在经济组织上，它们并没有天渊之别，以致仅仅由于这类组织上或纯粹经济上的不同之点，就要打得你死我活。”他认为两种制度应该合作，而不是互相冲突。
社会主义也可能在政治上是民主的，它能比某些形式的资本主义提供更高的个人主义内容。坚持私有财产、利润动机理论的民主资本主义制度，也可能是金字塔式的权力机构组织形式，这种制度可能把计划的好处和个人选择的价值结合在一起。由于社会主义和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导致某些方面的凑拢，所以加强了彼此进行合作的基础。
贝利认为现代资本主义已演变成人民资本主义，权力的分散已为不同制度之间的经济合作提供了现实的可能。两种制度之间发生斗争，并不在于它们在结构上不能两立，而是由于各自的领袖们关于人们的重要意义和自由选择生活的重要性的基本概念有所不同。归根结底，一切社会几乎不可能避免地都需要把权力组织起来，使其足以激发潜在的经济力量。社会制度的差别并不妨碍这种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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