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统治经验在世界上可以说是遥遥领先的，这是因为中国立国久远，且中国人又以“治人”为乐，所以每朝每代都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别的野史杂传且不说，单说所谓的官方正史《二十四史》，就够一个聪明的读书人读一辈子的了。举出其中的任何一个方面，其治人的精深独到之处都会令别的民族瞠目结舌。
春秋书影
其中固然不乏成功的历史经验，但中国人把虚伪二字运用得如此炉火纯青、妙到毫巅，不知能否算到成功的历史经验之列。不过，虚伪之术确实帮了统治者不少的忙，为他们沽名钓誉、巩固权势立下了汗马功劳。
在中国历史上，似乎没有哪一个君王敢公然扯起反对仁义道德、崇尚虚伪奸诈的旗子，连被称为“奸雄”的曹操，也未敢贸然做皇帝，只是“挟天子以令诸侯”而已，他还是惧怕道德和正统舆论的力量。然而，统治者们却又不得不为了自己的利益经常干一些道德败坏、残忍无情的事，于是，虚伪就成了他们的法宝，他们既不择手段地达到了目的，又树立了无可非议的道德形象。
大概最早能够成功地运用虚伪之术的是春秋时期的郑庄公。《春秋》在记载这件事的时候第一句话就说“郑伯克段于鄢”，极其明确地确定了这件事的社会伦理方面的性质。郑伯，是指郑庄公；段是指郑庄公的胞弟共叔段；鄢是地名。在这句话里，最有学问的用字是“克”。本来君主杀臣下，用“征”、“伐”、“讨”、“诛”等字均可，唯有这“克”字，既表现了平等对敌，又表现出高明的手段。郑庄公本可光明正大地讨伐他的弟弟，但他却阴设陷阱，沽名钓誉。其阴毒虚伪因一“克”字而跃然纸上了。《春秋》一书往往在记载历史事实的时候暗寓褒贬，在不露声色中给予褒扬和抨击，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微言大义的“春秋笔法”。
不过，在春秋时期，周朝以来的礼乐制度遭到了破坏，传统的道德也遭到了践踏，即所谓的“礼崩乐坏”。《春秋》作者创“春秋笔法”，试图挽狂澜于既倒，也可见其用心之良苦。必须指出的是，“郑伯克段于鄢”是春秋时期的著名历史事件，也是《左传》中最为著名的篇章之一。由于《左传》细致传神的记载，这一历史事件就变得更加著名起来了。
郑庄公就是为幽王抵抗犬戎战死的大将郑伯友的孙子，是带兵为父报仇、打退犬戎的郑武公掘突的儿子。可以说，庄公的爷爷和父亲对周天王都有很大的功劳。郑庄公共兄弟俩，自己的名字叫寤生，弟弟的名字叫段。寤生出生的时候难产，使母亲姜氏受惊。从此姜氏就不喜欢寤生，而段则长得一表人材，人也聪明，所以姜氏非常喜欢他。姜氏不断地在丈夫郑武公面前夸奖小儿子，希望将来把王位传给他。这样，寤生和母亲之间就有了隔阂。不过郑武公还算明白，没有同意姜氏的请求，最后还是把王位传给了大儿子，寤生即位，就是郑庄公，并接替父亲的职位，在周朝当了卿士。
姜氏看见自己的小儿子没有当上国君，心里很不舒服，就去为段要封地。姜氏很有心计，要求庄公把“制”这座城封给段。庄公告诉姜氏，“制”是郑国最为险要的城池，有着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虢国的国君就死在那里，况且父亲说过，“制”这个地方谁也不能封。姜氏见说不过庄公，就又请求把京城封给段。京城在现在河南省的成皋县附近，对当时的郑国来说，也是一座比较重要的大城，所以庄公当时仍然犹豫不决。在姜氏的一再督促下，庄公才把京城封给了段。
在段要离开都城前往封地的时候，先向母亲告别，段倒是没有什么想法，但姜氏心里明白，这兄弟俩恐怕不会融洽相处，迟早会火拼。姜氏的感情倾向当然在小儿子段这一边，想提醒他早做准备。她对段说，庄公本不愿封他，只是在自己的一再要求下才把京城封给了他，虽然封了，但迟早会出事，一定要先操练好兵马，做好准备，有机会就来个里应外合。推翻庄公，让段继承王位。
段到了京城。称为京城太叔。段被封到京城，本来庄公的臣下就十分焦虑不安，而段在京城的所作所为，就更让那些人惶恐。首先，太叔段紧锣密鼓地招兵买马，扩充军队，严加训练，并经常行军打猎；其次是大修城墙，既扩大又加高加厚。一天，郑庄公的一位最重要的大臣祭仲对郑庄公说：“大城的城墙不得超过国都城墙的三分之一，中等城镇的城墙不得超过国都城墙的五分之一，小城镇的城墙不得超过国都城墙的十分之一。这是祖宗留下来的规矩，可如今京城太叔扩大了他的城墙，使之远远超过了这一限制，那就很难控制了，这恐怕是国君不能忍受的。”郑庄公心里明白，可嘴上却说，太叔是为国家操练兵马，为国家建造防御工事，有什么不好？况且母亲要他这样做，自己就是想管也不好管呀！
还是大臣祭仲耐不住性子。虽然大臣们私下里都说庄公器量大，为人厚道，但都又暗暗地替庄公着急，他们就公推祭仲去劝说庄公。祭仲对庄公说，姜氏是贪得无厌的，不如早早地定下主意，替她找个地方，安排一下。不要再让太叔的势力继续发展了，如果继续发展下去，恐怕就很难收拾了。蔓延的野草都很难铲除，何况是国君的宠弟呢？
郑庄公像
郑庄公终于吐露了心里的话，他对祭仲说：“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意思是说不符合道义的事干多了必然会自取灭亡，您就安心地等着吧。这句话把郑庄公的性格暴露无遗。
过了不久，太叔段让西部边境和北部边境的城镇暗地里投靠自己，但表面上还是听从郑庄公的管辖。公子吕听到了这个消息，赶紧跑去对郑庄公说：“国家是不能分成两个部分，不能有两个君主的，您对太叔打算怎么办呢？您如果打算把国家让给太叔，就请允许我去侍奉他，给他做臣子算了；如果不愿把国家让给太叔，那就赶快把他除掉，可不要让老百姓生出二心来啊！如果百姓归附了太叔，那可就难办了。”郑庄公却十分沉着地对公子吕说：“您不用闲操这些心，太叔段是会自己给自己找麻烦的。”
又过了一段时间，太叔段干脆明目张胆地把西部和北部边境的城镇划归己有，其势力范围一直扩大到廪延这个地方。子封感到很惊慌，急忙跑去对郑庄公说：“我们可以行动了。如果再任他吞并城镇和土地，那就会占有人口，更加扩大势力，可就难于对付了。”郑庄公仍是不动声色地说：“做不义的事情，得不到人民的拥护，越是土广人多，就越是灭亡得快。”
太叔段终于修治好了城郭，聚集完了百姓，修整好了刀枪等战争用具，准备好了步兵和兵车。而在这个时候，郑庄公偏偏到周天王那里去办事，不在郑国的都城。姜氏认为这是个绝好的机会，就写信告诉太叔段她将偷偷地打开城门，作为内应，并约定好了日期。太叔接到了姜氏的信，一面写回信，一面对部下士兵说是奉命到都城去办事，发动了步兵和兵车。
其实，郑庄公一切都准备好了。他并非到洛邑（今河南洛阳）周天王那里去办事，而是偷偷地绕了个弯儿带了两百辆兵车直到京城里来了。庄公还派公子吕埋伏在太叔的信使所必须经过的道路上，截获了太叔写给姜氏的回信。这样，郑庄公就完全掌握了主动权。
太叔刚带兵出发两天，郑庄公和公子吕就来到京城外，公子吕先派了一些士兵扮成买卖人的模样混进城去，瞅准时机在城门楼上放火，公子吕看见火光，立刻带兵打进城去，一举攻占了京城。
太叔出兵不到两天，就听到京城失守的消息，十分惊慌，连夜返回，但士兵听说太叔是让他们去攻打国君，就乱哄哄地跑了近一半人。太叔见人心已不可用，京城是无法夺回来了，只好逃到鄢（在今河南省鄢陵县）这个小城，在这里又吃了败仗，就又逃到共城这个更小的地方。郑庄公和公子吕两路大军一夹攻，一下子就把共城攻下来。太叔走投无路，最后只好自杀了。
郑庄公听到弟弟自杀的消息，立刻跑去抱尸痛哭，一边哭一边说弟弟不该自杀，纵使有天大的错做哥哥的也会原谅的，哭得周围的人也忍不住流泪。郑庄公又一次赢得人心，大家都说他是一位好哥哥。
郑庄公在弟弟身上搜出了姜氏给他的那封信，十分生气，就派祭仲把信送给姜氏，并把姜氏安置到城颖，并发誓说：“不到黄泉，我是不会见我的母亲了。”
郑庄公除掉了弟弟，轰走了母亲，稳固了他的君主地位，心里当然十分踏实，也很高兴。可当时还是极其重视人的道德品质的，至于母子之间的人伦大孝，尤其显得重要。姜氏虽然有这样那样的不是，在许多方面有愧于庄公，但她毕竟是庄公的母亲，所以社会舆论并不完全站在他这一边。人们议论庄公的做法是不孝，这使庄公很难堪，庄公是否出于母子之情对自己的做法感到后悔姑且不论，他极想挽回名誉上的损失，那是千真万确的。但他曾经发过誓，不死不见母亲，如果破了誓言，不仅为人耻笑，丧尽君主的威严，将来还会遭报应。这使他左右为难。
正在这时候，有个管理边界的小官颍考叔来给庄公进献一只鸟。庄公问他献的什么鸟，他说是一只夜猫子，这鸟不是好东西，它白天看不见东西，专在晚上活动，父母辛辛苦苦地养大了它，它长大了就把父母吃掉了，这种不仁不义的鸟，请庄公惩办它。
庄公虽然知道颍考叔话里有话，但还是比较大度，任由他说。恰好到了吃饭的时候，庄公就请颍考叔和自己一起进餐。吃饭时，颍考叔把菜里的肉挑出放在一边，吃完后包好收藏起来。庄公很奇怪，就问他这是什么缘故。颍考叔说，他的母亲什么东西都吃过了，就是没有吃过国君赐予的食物，他要带回去给母亲吃。庄公听了非常感叹地说：“人家都有母亲好孝顺，为什么只有我没有呢？我虽做了诸侯，却不能像你们平民百姓那样去孝顺父母。”
颍考叔故意装作很纳闷的样子说，太夫人好好地活着，为什么不能好好地孝顺呢？庄公就把将母亲放逐到城颖及发誓的事说了一遍。颍考叔说，你既然惦记着母亲，就说明你大孝，虽说是“黄泉相见”，不一定就是死了才相见，如果在地下挖一条大隧道，一直挖到泉水，也就是到了黄泉了，在隧道中相见，谁又能说你不孝呢？谁又能说你违背了誓言呢？庄公觉得这办法可以，就派颍考叔去办了。
颍考叔派五百士兵迅速挖好了隧道，并在地道里盖好了房子。一面把姜氏接进去，一面请庄公从地道的另一边进来。母子相见，抱头痛哭，相互原谅了。在隧道内，庄公赋诗道：“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出了隧道以后，姜氏赋诗道：“大隧之外，其乐也泄泄。”从此，他们母子之间又像当初一样和睦亲爱。至此，庄公又赢得了孝子的美名。
郑庄公到底是不是真的道德楷模，如果看看他后来做的两件事，就更加清楚了。
郑庄公因忙于自己的事务。很长时间没有去洛邑了，忽然听说周平王有不用他做朝廷卿士的意思，就赶忙跑到洛邑，去向周平王辞职，说自己本来没有什么能力，只是靠祖上对王室的忠诚，才被收留在朝廷里当差，这回希望能准许辞职。周平王本打算用虢公忌父当卿士。但不知怎么走漏了风声，给郑庄公来了这么一手，弄得周平王十分难堪。矢口否认有过更换卿士的打算。越是否认，郑庄公就越是说自己的能力赶不上虢公忌父，弄得周平王差点给郑庄公下跪。后来，周平王实在没有办法，就说如果怕他不相信郑庄公，就让自己的儿子太子狐到郑国去做抵押。平王的臣下们觉得让太子做抵押也太不公平了，但又害怕郑庄公，就提出让平王和庄公相互交换儿子做人质，郑庄公就答应了。
太子做人质，这是中国开天辟地以来的第一次，这使周朝的脸面扫地无存。下臣质押君主的儿子，更是大逆不道的事，由此可见庄公的真实面目。
周平王死后，太子狐从郑国回到洛邑，他本体弱，又兼悲伤过度，不久就死了。群臣就立太子狐的儿子、周平王的孙子做天王，即周桓王。不料周桓王十分强硬，他看不惯庄公的骄横，一上台就想撤掉他的卿士。庄公知道了这件事，就派人割掉了王室的麦子，肆意挑衅，虽使关系变得紧张，但由于周天王的忍让，到底没有爆发战争。过了几年，周桓王干脆免掉了郑庄公的左卿士，任命了虢公，庄公无奈。不过周桓王也是得寸进尺，又用不属于自己的12个邑换取了郑庄公的4个邑，使郑国白白地丢了4个邑。由于庄公不再去朝见周桓王，桓王就率领陈、蔡、卫等国家的军队前往讨伐。按照从商代以后形成的阵法，周军按左中右三军列阵，中军由周桓王率领，是主力军，左右两军起配合掩护的作用。而郑国的子之提出了不同于传统阵法的新阵法，他把主力放在左右方阵即左右军上，把中军摆在两方阵靠后，战车靠前，步兵靠后，意图先打垮敌人的左右两翼，再包围中军。子之还主张先出击周军的右翼陈军，因为陈国正处动乱之中，士气不高，必定一触即溃。战事完全按照子之的预料发展，陈军败退后，右翼的虢军也相继败逃，中军被紧紧围住，郑国的祝聃一箭射中了桓王的肩膀，周军大败。祝聃还要追击，郑庄公因为是被迫应战。就没有同意。
当晚，郑庄公派人去慰问周桓王的伤势和周军将士，愿意同周桓王及诸侯和好。至此，周天王“受天有大命”、“辅有四方”的牌子就被彻底打掉了。周天王不仅名存实亡，现在连名也不存了。
太子做人质和射王中肩这两件事都是庄公干的，在当时看来都是违背人臣之礼乃至大逆不道的。他这样做是否出于历史的必然或者是否合理姑且不论，但依当时的观念看来确实是不符合传统道德观念的，郑庄公不是一个仁义之人，则确定无疑。
庄公在对待他弟弟反叛的态度上是极其令人深思的。庄公知道他的母亲和弟弟怀有二心，但完全可以极早地采取措施加以制止，用不着置人于死地。不过，庄公也十分清楚，一天不彻底除掉弟弟，他的心里就一天不得安宁，因为他的弟弟迟早要反，况且经常采取严厉的措施，还会给自己招致不仁的恶名，不如设法一次斩草除根。因此，庄公一步步地把他的弟弟诱向反叛，而且又全在他的把握之中。在这全过程中，他显得十分“仁厚”，以至于大臣们都为他着急。
在具体的过程中，庄公深藏不露，欲扬先抑，欲擒故纵，采取“欲噬者爪缩，将飞者翼伏”的阴险策略，为自己赢得了巨大的声誉，这就是忍术。
在中国历史上，杀人必冠以名目，杀之有名，使被杀者无怨言，使旁观者无谤言，已成为一条通行的历史经验。如果认真地分析这些杀人者和被杀者，我们也许会被深深地震撼。权力欲望与人性的搏斗是多么残酷，怎样才能限制人的权力欲望，怎样才能发展人的正常的人性，恐怕应该成为我们思考的课题。
圣人也骗人
对于圣人，我们中国人是尊敬有加的，但有时圣人为了某种目的也可以进行欺骗。比如子贡，在孔子的门徒中，声望很高，已经接近圣人了，但他为了挽救鲁国而出使数国，用尽了欺骗的招数，十分高明，也十分成功。但毕竟不是正人君子所为。
田常要在齐国作乱，但又惧怕齐国的权臣高固、国佐、鲍叔牙和晏婴等人，所以想调四人的兵马讨伐鲁国，借此削弱他们的兵力。孔子听到了这一消息后，就对他的学生们说：“鲁国是我的祖宗的坟墓所在之地，你们是应该去制止他的。”子贡请求前往。
他到了齐国，见到了田常，劝田常说：“您讨伐鲁国，实在是个很大的错误！鲁国是难以攻取的。它的城墙低矮且不坚固，它的土地狭小而不肥沃；鲁国的国君愚蠢而不仁义，它的大臣也虚伪而无用，它的士卒更加厌恶打仗。因此，您不能跟他们作战。您不如去讨伐吴国，吴国的城墙坚固高大，土地宽阔肥沃，兵甲坚利，士卒勇武，而且粮食充足，兵甲财富全部集中在吴国，更加上有贤明的大夫帮助守卫，因此，吴国是很容易攻下来的。”
田常一听，认为是对他的不恭和讥讽，脸色大变，愤怒地说：“您所认为困难的，正是人们认为容易的；您所认为容易的，正是人们认为困难的。您用这样颠倒是非的话来教训我，是为了什么呢？”
子贡说：“我听说：‘忧患在内的，要攻击强者；忧患在外的，要进攻弱者。’如今，您想攻取鲁国而扩大齐国的势力和土地，当然容易取胜。然而打了胜仗，必然导致国君的骄横；攻城掠地，必然会导致大臣的妄自尊大；而进攻鲁国又没有您的功绩在内，这样，您会跟国君日益疏远。这样一来，您派兵进攻鲁国的结果是使君主骄横，使大臣放肆，您想成就大事，不就很难了吗？君主一旦骄横就会恣意妄为，大臣一旦放肆就会争权夺利。您上与国君有了嫌隙，下与大臣有了利害之争，您还想立足于齐国，岂不是很危险吗？所以我说，您不如去讨伐吴国，讨伐吴国不能获胜，官员和士兵死在国外，国内空虚。这样，上边没有大臣是您的对手，下边没有百姓官员指责您的过失。这样一来，孤立国君、把持齐国大权的，恐怕就只有您了。”
田常听了以后，恍然大悟，说：“很好！您说得实在有道理。可是，齐国进攻鲁国的军队已经出发了。我如果让他们中途改变方向。去进攻吴国，恐怕大臣们会对我有所怀疑。”子贡说：“这个好办。您暂且按兵不动，让我去拜见吴王，让他救鲁伐齐，您再因此而派兵抵抗吴国。”田常同意了他的计策，于是派子贡去南方会见吴王。
子贡对吴王说，“我听说，王者有德，世代相延，想建立霸业，就不允许有强大的对手。千钧之重，如果加上一铢这样轻微的份量，秤砣就会倾斜。如今，拥有万乘之众的齐国，企图私自夺取有着千乘兵车的鲁国，与吴国争强。我私下为大王您担忧啊！况且，据我所知，解救鲁国，就会名扬天下；讨伐齐国，又有大利可图，可以帮助泗水流域的诸侯抵制和消灭残暴的齐国，使强大的晋国屈服，再也没有比这更大的好处了。名义上是保全了危在旦夕的鲁国，实际上是困住了强大的齐国，一个聪明人对此是不会犹豫不决的。”
吴王听了这番话后说：“很好！但是我曾经与越国作战，将他围困在会稽。越王正在苦其心志，休养士卒，对我有报复之心。您等我讨伐完了越国之后再听从您的计策吧！”子贡说：“越国的力量不如鲁国，越国更不如齐国强大。大王放弃齐国而进攻越国，那么，齐国就会趁机把鲁国吞并了。况且大王正好可以用保存将亡之国、接续将绝之嗣的做法来树立自己的名声。如果讨伐小小的越国而畏惧强大的齐国，这算不上勇敢。勇敢的人是不逃避困难的；讲仁义的人不会使人因穷困而毁约背盟；聪明人不会坐失良机。如今，您应当保存越国以向诸侯显示您的仁义胸怀，解救鲁国，讨伐齐国，向各诸侯国施加压力，进行威胁。这样一来，各个诸侯国必然会竞相归顺吴国。您的霸业就可以成功了。如果大王真的仇恨越国，我请求东去，面见越王，让他出兵，跟随大王讨伐齐国。这样做名义上是跟随诸侯国去讨伐齐国，而实际上是使越国空虚了。”
吴王听了当然十分高兴，就派子贡前往越国。子贡见到越王说：“如今我劝说吴王助鲁伐齐。吴王虽然有出兵的意思，但又害怕越国趁其空虚而偷袭，声言说：‘等我讨伐完了越国再去。’如果这样，攻取越国就是必然的事情了。再说，没有报复别人之心，却让人产生怀疑，这是十分愚蠢的；有报复别人之心，而被人知道，这就太危险了；事情尚未成功，就走漏了消息，这就更危险了。这三种情形，对于图谋大事者来说，都是大忌呀！”
越王勾践向子贡叩拜说：“我曾经自不量力，跟吴国作战，被困在会稽。对此我痛之入骨。我只想和吴王先后死去，这就是我的心愿啊！”子贡说：“吴王为人凶猛残暴，大臣们都不堪忍受。吴国因为屡次发动战争而凋敝，士兵们无法忍受，百姓也都怨声载道。吴国的太宰做事，顺从吴王的过错，以图保住一己之利。这都是败亡之道啊！如今，大王您发兵去帮助他，以激起他称霸诸侯的野心；赠送重金使他高兴；用谦卑的词句表示对他的顺从，他一定会去讨伐齐国。如果他讨伐齐国没有取得成功，那是大王您的福气。如果他战胜了齐国，必然发兵威逼晋国。到那时，我就请求到北面去见晋国国君，让他与诸候一起攻打吴国，吴国必然被削弱。吴国的精锐部队都在讨伐齐国，他的大军对付晋国，这时大王趁机进攻吴国，就一定会灭掉吴国。”
越王听了非常高兴。于是，子贡离开越国，回去向吴王报告说：“我恭敬地把大王的话告诉了越王。越王十分恐惧，他说：‘我十分不幸，从小便失去了父亲，又不自量，得罪了吴王，导致军队被打败，自己受辱。栖身于会稽，国家变成了荒原。靠吴王的恩赐，我才没有失去宗庙社稷。如此的大恩大德，我到死都不敢忘，哪里还敢图谋不轨呢？’”五天后，越王派大夫仲到了吴国，仲磕头参拜以后，对吴王说：“东海的卑贱臣子勾践的使臣仲，拜见大王，并问候各位大臣。如今，大王将兴大义，驱除强暴，解救弱者，讨伐残暴的齐国，安抚周天子的宗室。我请求国内士卒30人全部随从大王出征。勾践请求亲自披坚执锐，作为先锋，首先迎受敌人的箭矢，因此，特派贱臣文种，供奉先人所缴获的盔甲20套，还有屈卢之矛、步光之剑，作为军中将士的装备之用。”吴王大喜。把这件事告诉了子贡，说：“越王想亲自跟随我去讨伐齐国，这样可以吗？”子贡说：“不行啊！让人家国内空虚，将人家的军队全部调动，还让人家的国君跟随您去作战，这太不仗义了。您可以接受他的礼物，答应他的军队随您出征，但要谢绝他的国君跟随您出征。”吴王答应了，谢绝了越王的要求，于是出兵讨伐齐国。
子贡离开吴国到了晋国，对晋国的国君说：“我听说吴国跟齐国就要交战，如果齐国打败了吴国，越国必然会随之大乱；如果吴国打败了齐国，吴国必将进攻晋国。”晋国国君大惊，问道：“这怎么办呢？”子贡说：“修造武器，休养士卒，做好与吴国打仗的准备。”晋国国君同意了。
子贡离开晋国，回到了鲁国。吴国果然与齐国军队在艾陵会战，打败了齐军；然后果然兵临晋国，与晋国的军队在黄池相遇。晋国军队向吴军发动攻击，打败了吴军。越王听到了这一消息，发兵袭击吴国，离城七里扎下营寨。吴王离开晋国返回吴国，跟越国的军队在五湖交战，连打三仗，都没有取胜。吴国的城门失守了，国家被灭亡了。子贡出使，保全了鲁国，使齐国混乱，使吴国灭亡，使晋国强盛，使越国称霸。
在这件事当中，当事人完全是用欺骗的手段来推行自己的主张的。这完全是阴谋家所做的事，跟春秋战国时期的纵横家没有什么两样。子贡是圣人的高徒，绝不可能做出这样的事来。必定是战国时代的说客伪托，司马迁好奇，因此才把它写进了《史记》。苏东坡说：“我看《左传》，齐国讨伐鲁国，是由于季姬激怒了悼公，而不是田常引发的。吴国讨伐齐国，是由于悼公反复无常，而不是子贡从中引发的。司马迁的记载，都不真实。”明代文学家茅坤也认为，子贡救鲁一事，肯定是当时阴谋家杜撰的，《史记》中所记载的，已经失去了事情的本来面目。《春秋记事本末》当中，有许多奇谋良策，至于是非真伪，也不必深究了。这些话立论十分巧妙，入情入理，正如庖丁解牛，游刃有余。而子贡也堪称能言善辩了。
政治和道德
政治与道德应该是什么关系？也许有人认为道德应该服从政治，也许有人认为政治应该服从道德。其实。二者的关系可以套用道德与法律的关系来说明，即没有政治保障的道德是不可靠的，没有道德基础的政治是没有合法性的。
春秋战国时期，世风日下，人心不古，思想十分“解放”。前无古人的各种做法和观点可谓层出不穷，独立高标者有之，以无耻为荣者亦有之。纵横家苏秦的言论在当时是颇具代表性的。
苏秦对燕王说：“请您允许我今天借此机会与您谈话。如果我能够像曾参那样孝敬父母，像尾生那样严守信义，像伯夷那样清正廉洁，即使有人诽谤诬陷我，我是否可以问心无愧了呢？”燕王说：“可以了。”苏秦紧接着问道：“如果我仅凭着守信义、讲孝道、清正廉洁这三条替您做事，您看是否可以了呢？”燕王说：“足够了。”苏秦说：“如果您认为这就足够了，那我恐怕不能为您做事了。如果像曾参那样讲孝道，怎能离开父母呢？这对国家是没有用处的；我如果像尾生那样守信义，就无法使用计谋，这同样对国家没有用处；如果像伯夷那样廉洁，就无法出任政事，这对国家也没用处。因此，我认为讲信义的人是不能飞黄腾达的，讲仁义的君主也不能称霸诸侯。”燕王听了苏秦的话觉得十分不理解，问道：“照你说来，难道不能讲信义吗？”苏秦回答说：“当然不能够！人讲信义就不能通达事理，国家讲仁义就不能进行统治。信义是用来修身养性的，而不能用来为别人做事。讲信义是一种保守复旧的方法，而不是进取向上的方法。三王之所以更替，五霸之所以变更，都是因为不墨守陈规。我是一个敢于进取、积极有为的人，也不愿替无所作为的君主做事。如果大王不愿听信我的话，我宁愿告辞回东周的家中耕种务农，不愿同一般的人一样，不求进取，辱没了大王的宫廷。”
燕王对苏秦的话仍然感到疑惑不解，问道：“难道真的不能用您所说的古代的方法来治理国家吗？”苏秦干脆说：“如果可以的话，楚国的疆土就一定不会超出沮水和漳水，秦国的国土也不会超出那狭小的商于之地，齐国的疆域肯定不会超出吕隧，燕国国土就不会超出夏屋山与勾注山，晋国的疆域也不会超出太行山。这些国家之所以能够开疆拓土，都是因为不墨守陈规而积极进取的缘故。”
看了上面的事例，我们是否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掌握一国之权的燕王像个书生，而苏秦倒像一个政治家。苏秦不守陈规，不用新规，一切以实用为准绳，正所谓有奶便是娘，是个十足的流氓无产者。
以臣代君
“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这样的俗语，具有很强的革命性。能够解放人们的思想，帮助人们打破君权神授的迷信观念。皇帝有什么了不起，没有万年不变的江山。周朝再长也不过700年，中间还有一多半是有名无实的空架子，天子跟着诸侯的屁股转。至于别的朝代，就更不用说了，有的甚至几十年一换，十几年一换，走马灯一般，简直令人眼花缭乱。天地玄黄，周而复始，这皇帝大运说不定哪天就会转到我家。别看今天我家族寒微，祖坟上连青草都不长，说不定哪天时来运转，就冒出一个文臣武将，乃至开国皇帝。
如果睁开眼看看历史，实在令那些想做皇帝的人伤心。且不说几千年的中国古代史并无多少朝代，就是改朝换代，也多发生在封建贵族内部。以平民出身靠武装起义而做皇帝的人，屈指算来，也只有那么几个。看来，皇帝梦是无法圆的，也只是借此过过口头上的瘾。像鲁迅小说里的阿Q那样，大喊“老子先前比你阔多了”，儿子将来也比人家阔多了，来吓唬一下老爷、太太或是王胡、小D们，过一把精神胜利的瘾而已。而实际上呢，现世的某些当权者似乎并不为这空洞的恫吓所吓倒，也不考虑那么长远，并不想为自己的子孙留条后路，还是一如既往地压迫百姓。百姓的口头瘾显得多么软弱无力啊！
不过，说“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这样的俗语是劳动人民对历史的总结也好，说是他们的革命理想也好，说表现了他们的反抗意识也好，或是说反映了小农意识中的平均主义幻想也好，总而言之，中国历史变动无方的朝代更迭，确实为这一说法提供了历史依据。皇帝不多，官僚却是不少，因此，“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就不是一种幻想，很多人都有实现的机会。皇帝当不上，退而求其次也满可以了。你能说劳动人民的智慧不可靠吗？
在这里，我们的目的不是想探讨谁由平民当上了皇帝，当上了文臣武将，或是怎样当上了皇帝、文臣武将，以此去鼓动那些妄想狂们干蠢事。我们只想看看一些著名的由臣子取代君王的历史事件，从中总结一些历史的经验教训。
在春秋战国时期，最著名的以臣代君的历史事件有三个，一是鲁国的“三分公室”，一是晋国的“三家分晋”，一是齐国的“田氏代齐”。
鲁国是孔子的故乡，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死于公元前479年，他生活的这七十多年间，正是春秋的晚期，也是鲁国的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三分公室”的时代。孔子的一生正与这一历史时期有关，所以孔子才会发生“礼崩乐坏”的慨叹，才会提出“悠悠万世，唯此为大，克己复礼”的理想。
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这“三桓”的出现，有一个相当复杂的历史过程。鲁桓公有许多儿子，他死后由儿子鲁庄公即位。公元前662年，做了三十多年国君的鲁庄公病危。他的许多兄弟都想争位，尤其是异母弟庆父，蓄谋已久，这次更认为良机已到。他私藏兵器，遍结死党，本打算刺杀庄公，正赶上庄公病危，也就暂缓行动。庆父派他的死党、胞弟叔牙先到庄公那里，假意探视病情，实是侦察情况。庄公也知他并非只为探病而来，就故意问他：“我已病人膏肓，无药可救了，我死之后，由谁来继承君位呢？”叔牙竟毫不避讳地说：“兄死弟及，自古如此。庆父是您弟弟，德才兼备，是最合适的继承人，您还犹豫什么呢？”
庄公敏锐地觉察到他的篡权阴谋，立即召见他的另一个弟弟季友商量。季友对庄公十分忠诚，一听庄公介绍完情况，马上就说：“没有什么可犹豫的了。他对你说这样的话，是公然的挑衅，他们马上就要动手作乱了，若不及时处置，后果不堪设想。”庄公全权委托季友办理，季友立刻逮捕了叔牙，将其斩首。但由于宗法观念太重，顾及所谓的亲情，明知叔牙为庆父所指使，竟未追查，由此种下了祸根。
鲁庄公死后，季友立庄公的儿子公子般即位。不到两个月。庆父居然急不可耐，指使一名马夫刺杀了公子般，然后又嫁祸于这名马夫，将其杀死灭口。随后，庆父与庄公的夫人哀姜合谋，立庄公的另一个儿子公子开为国君。季友在公子般被刺杀时看到无法在鲁国呆下去，就逃到了陈国。公子开即位只过了一年多，因为庆父急于做国君，竟又派人杀死了公子开。
庆父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杀死了两个国君，弄得朝野上下乌烟瘴气，民怨沸腾。当时人们就喊出了这样的口号：“庆父不死，鲁难未已。”庆父看到人心已失，再留在鲁国就会死无葬身之地，就慌忙逃到了莒国。季友联合鲁国的其他大夫立庄公的另一个儿子公子申为国君，是为鲁僖公。季友为了索回庆父，平息鲁国人的怨愤，给莒国国君送了许多礼物，要莒国交出庆父。庆父还幻想像当年一样得到宽恕，利用宗法的名义向季友求情，要求逃到别的国家去。他实际上是想窥伺时机，卷土重来。季友看破了这一阴谋，坚决拒绝，庆父只好自杀。
季友平定了庆父之乱，鲁僖公对他大加封赏，但季友的宗法观念太重，他对僖公说：“被杀掉的叔牙、庆父跟我一样都是先君桓公的儿子，按照古礼，应该封他们俩的后代。”于是，鲁僖公立公孙敖继承庆父的地位，称孟孙氏；立公孙兹继承叔牙的地位，称叔孙氏；季友称为季孙氏。这是三家大夫立足之始，又因都是鲁桓公的后代，又称“三桓”。
这三家大夫与鲁僖公的公室不同，他们知道自己的地位来之不易，而且很不稳固，要想使自己的子孙长享爵禄，只靠国家是无法保证的，只有壮大自己的势力，方可免于争权夺利带来的灭顶之灾。于是，他们采取了许多在当时看来能够笼络人心的措施。尤其是庆父的后代，更为突出，季文子死时，人们称赞他“妾不衣帛，马不食粟”，“相三君而不私积”。他们这种十分节俭朴素的生活，与当时的鲁国公室和其他大夫的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赢得了人心。尤为重要的是，他们十分注意结纳人才，在选贤任能方面，比起鲁国公室来，显得更为自由和充分。孔子的学生子贡就曾说过，季文子能散财济贫，收揽人心，将来必会大有作为。看来，这三家新兴势力的兴起，既与他们较少公室那样的传统束缚有关，也是他们自己励精图治、奋发努力的结果。
三家发展自己势力的重要措施是增加人口和田地。他们收留了从各方逃奔他们的饥民、难民及慕名而来的人，把国君的公田一步步地化为私田。到了春秋末期，他们三家的势力都得到了壮大，仅季氏就有私家武装七千人，其军事力量已超过了国君。
针对这种情况，鲁国的公室不能忍受公田大量变成私田，国家的收入急剧减少，就索性承认了私田的合法性。但有一点，就是公田和私田一样交税。这实际上是增加了公室的财政收入，剥夺了私田的特殊权益，把公田和私田等同起来。这样，三家和公室的斗争也就更为尖锐激烈了。
三家仍然自强不息，经过三十多年的积累和努力，他们不仅有了足以和国君匹敌的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还在公室里把持了一定的权力。公元前562年，季武子将鲁国的上、下二军改为上、中、下三军，三家各得一军，各征其土地赋税，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三分公室”。从此以后，三家的势力格外强盛。
为了适应当时的形势，季孙氏采用了新的剥削方式，即把土地租给别人耕种，规定税收的数额；孟孙氏采用旧的奴隶制；叔孙氏则新旧各半。实行的结果，新的征税制极大地调动了生产积极性，使季孙氏不仅在经济实力上，而且在军事力量上都比其他两家更加强大。公元前537年，季孙氏废掉了原来的三军，仍恢复原来的二军，再把二军平分为四份，进行“四分公室”，季孙氏一家就占了其中的两份，并完全占有了公室的军赋。就这样，三家把鲁国分了个干净，百姓向三家交纳赋税，再由三家转交国君。这时，鲁国国君只不过是一个名义上的君主。
三家在代替国君而行政权的过程中，曾和公室发生过多次军事冲突，每次均以三家胜利告终。最后，鲁昭公逃出鲁国，本想到晋国避难，但晋国不准其入国都，只准他住在乾侯。鲁昭公最后死在那里。鲁国史官评论说：“鲁国君主世世代代不能很好地治理国家，季氏世世代代能够勤政爱民，老百姓早把鲁君忘掉了，他死在国外，又有谁会可怜他呢？”
鲁国是由王室的本族“三桓”取代的，可以说是分封造成的后果。但晋国呢？它的情况恰好相反，却也被分裂成韩、赵、魏三国，这又是因为什么呢？
晋献公曾经历了公族嫡庶之间的长期征杀，深感公族分封及争权夺利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因此，在他平定晋国以后，就首先做了两件事：一是杀戮许多近亲，使公族嫡系没有竞争对手；二是不给国君家族的子弟以一定的权位，以免培植私人势力。其实，这第两条规定直到晋献公的儿子晋文公重耳执政时才实行，因为献公一生虽雄才大略，晚年还是没有处理好继承人的问题，又使晋国陷入了近二十年的混乱。晋文公鉴于这一惨痛教训，才坚决实行了这条规定。
显然，当时中国的封建社会尚未提供成熟的统治经验，还未出现一种较为理想的统治方式。晋国的做法虽然避免了王室之争，但却出现了另一个问题，就是大权旁落到异族卿大夫贵族手里。晋国后期的政权一直由十多个卿大夫把握。后来经过长期的兼并，只剩下了韩氏、魏氏、赵氏、智氏、中行氏、范氏六家，称为“六卿”。这“六卿”根本不把晋国国君放在眼里，肆无忌惮地瓜分晋国的土地和人民。
为了进一步消除异己势力，以范氏为首的新贵族向先前遗留下来的旧贵族栾氏等挑战，经过艰苦的战争，终于完全消灭了旧的贵族。在消灭了栾氏的力量以后，范氏自以为功劳很大，十分骄傲。有一次，他对鲁国的使者公孙豹说：“古人有句话，叫‘死而不朽’，这话该怎么讲呢？我的祖宗从周代以后就很旺盛，到现在还是如此，应当说不朽了吧？”公孙豹巧妙地回答：“这只是世世代代享受爵禄，还谈不上不朽，像我们鲁国的先大夫臧文仲，生前说的话，死后还被人们长记不忘，那才算是真正的不朽呢！”范氏想自夸身世，结果讨场无趣。但也表明范氏目无国君的骄横自大，同时也埋下了败亡的种子。
范氏、中行氏力量较为强大，但在施行新的制度、争取民心方面却远不如韩、赵、魏、智氏等四家。尤其是赵氏，非常注意为百姓着想，所以很得民心。这样，范氏、中行氏就联合郑国，想一举消灭韩、赵、魏三家。在战斗中，赵襄子采取了解放奴隶等赏罚措施，大大地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消灭了范氏、中行氏。后来，智氏又以势力强大而欺凌三家，分别向三家索地。韩氏、魏氏因惧怕智氏，又不愿单独结仇，就分别割地相让；唯独赵氏，断然拒绝。于是，智氏就率韩、魏两家围攻赵氏的晋阳城。围困两年不下，智伯决晋水灌城，晋阳城中连锅灶都生长了蛤蟆，老百姓还是坚决拥护赵襄子，不肯背叛。最后赵襄子派人同韩、魏两家接洽，说明利害，指出赵氏灭亡，韩、魏不能独存的道理，策动两家背叛了智伯（智氏的首领），里应外合，一举彻底消灭了智氏的军队，杀死了智伯及智氏全族。
智氏灭亡后，三家平分了智氏的土地。后来干脆分裂成韩国、赵国、魏国三个国家，周天子被迫承认后，这三国也就正式成立。从此，晋国不复存在，最多称这三个国家为“三晋”，但已不是指原来的晋国了。
鲁国的以臣代君使鲁君名存实亡；晋国则更为彻底，干脆来个实亡名也亡；至于齐国的田氏代齐，就更有特点：由姜氏齐国变成了田氏齐国，鸠巢鹊占，不动声色地窃有了齐国。
齐国曾是春秋五霸之一，也是战国七雄之一，甚至和秦国对峙到最后，可谓经久不衰。田氏在齐国的得宠，也有其深长的历史渊源。早在春秋初年，陈国发生内乱，陈国的公子完逃奔到齐国，此为陈氏（陈即田，古音陈、田不分）在齐国的最早出现的记载。齐桓公很赏识他，要他做卿官，他只接受了做管理工匠的职务。后来在反对权臣庆封的斗争中，田桓子积极地站在国君这边；在反对齐惠公的后代——栾氏、高氏的斗争中，田氏也站在国君这一边。这些斗争逐渐使田氏在齐国站稳了脚跟，而且政治、经济势力也越来越强大。
齐景公在位多年，早年曾想重操霸业，在受挫后就消沉起来，生活比较淫靡，内政也很腐败。有一次，他问晏子说：“你经常到市面上走，你知道什么东西贵，什么东西贱吗？”晏子回答说：“踊贵而履贱。”踊是被砍掉脚的人用的假脚和假鞋。当时，齐景公滥用刑罚，经常施以刖刑（砍去脚的刑罚）。晏子借此来劝说齐景公，由此可见景公之残暴。这种情形正为田氏收取人心、发展势力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田桓子用大斗出、小斗进的手段广为笼络人心。齐国原有的量具分两种进制，田桓子自己改用了统一的进制量具，比公家的量制显然增大。在往外借粮时，田桓子使用自己的家量，往里收回粮食时使用公量，虽然自己吃了亏，但却赢得了广大百姓的好评。据说当时的民众大量逃往田氏门下，“归之如流水”，而田氏则把这些人藏起来，并不上报户数，称之为“隐民”。
在田氏取得绝对的政治、军事优势之前，经历了两次大的斗争。
第一次发生在公元前532年夏天。齐景公临死前托付高张、国夏两人照看太子荼，两人因而成为权力很大的托孤大臣。田氏要想取得齐国政权，就要除掉他们。田氏首领田乞假装对二人十分恭顺，实际上处处留意他们的过错及动向，并不时地向卿大夫们传播，争取了朝中的人心。后来，高张、国夏两人密谋除掉田乞，田乞得信，即鼓动大夫，联络甲士一起攻进了皇宫，准备挟持国君。高张、国夏听到消息，立刻带兵来救，在街上与田乞的人相遇。由于田乞深得民心，很快就把对方打败。这样，国君也就成了他手里的傀儡。
第二次斗争发生在公元前481年。齐简公在位时，十分宠信监止。让田乞的儿子田常和监止分别做左、右相，实际上监止处处得到简公的支持。田常看到二人不能并存，就密谋除掉监止，田氏家族先派族人田豹打入监止的内部，做了他的家臣，取得了他的宠信，窃取了监止想除掉田氏的消息。然后，族人田逆等逼迫田常劫持了齐简公。监止失去了国君的支持，又因人心归田，他也就无计可施，只得逃走。逃跑时竟迷了路，逃入了田氏的封地，被当地人捉住杀死。
后来，齐简公逃到了舒州，不久也被田常抓住杀死。田常立简公的弟弟骜为国君，是为齐平公，自己做了国相，掌握了实权。到公元前476年，齐国的政权已完全掌握在田氏的手里了。
田常死后，其子襄子盘仍做国相。襄子颇富才略，又将田氏的势力进一步扩大，田氏代姜氏，已势在必然。
公元前392年，田襄子的孙子田和干脆把名义上的齐康公迁到海边，自立为齐国的国君。8年后，齐康公死于海岛，从此姜齐绝脉。
在田氏掌握了朝政之后，曾对齐国历来权臣大族鲍氏、晏氏、监氏及公族进行了一次大清洗，杀掉了将来有可能争权的人物，消除了潜在的危险，并大封田氏，把齐国要职大多交给田氏把持。田氏齐国也就稳如泰山了。
公元前386年，周安王仿照当初“三晋”的例子，正式封田和为齐侯，即田太公。田氏在齐国的发迹，据《左传》记载，曾有“五世其昌”，“八世之后莫之与京”的卦辞。从公子完逃到齐国，到田桓子娶齐侯之女为妻，奠定田氏在齐的地位，恰好五代；至田襄子成为实际上的国君，恰好是八代。其实，这卦辞的“应验”，很可能是后人根据历史事实造出来的。
纵观春秋战国时期三次以臣代君的重大历史事件，颇有意味深长之感。三次卿大夫夺权虽各有不同，但共同之处就是“得人心者得天下”这句老话。鲁国的季孙氏致力于笼络人心，晋国的赵氏倡行“仁政”，齐国的田氏煞费苦心地在百姓中树立威望，就更不待言了。尤其是田氏，其八代奋斗历史真值得好好地研究。对于一个会读史的人来说，一定能从中读出自己想要的东西。
田氏以逃亡贵族而终取人国，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这跟他们实行的策略是紧密相关的。在对待姜氏贵族上，他们起初因为力量薄弱，就采取拉一派，打一派的方法，分化瓦解他们；在力量强大之后，对异己就毫不手软地加以消灭。在表现方式上是恭顺柔和，亲服其劳，借此取得信任。实际上又巧妙地寻找间隙，制造不和，挑起火拼，坐收渔人之利。在对待士阶层及百姓的策略上，其特点尤显突出：他们数代人一以贯之，苦心经营，收服人心，这是其立足于不败之地的根基所在。田氏之所以能够稳扎稳打，一步步地上升，就在于取得了民众的支持。这种支持不仅表现在舆论和其他软性斗争上，就是在兵戎相见时，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以臣代君，说是阴谋也好，说是篡权也罢，只是阴谋成功了也就成了阳谋，篡权符合民意也就成了改革。何况庄子早就说过“窃钩者诛，窃国者侯”。当然，这里决不否定正义的价值标准。必须像司马迁提倡的那样，“不以成败论英雄”，在看待历史时，应该采取客观的态度，不能把中国的历史看成一部权谋史，也不能把权谋者看成是决定成败的根本因素。如果行不义之举，“窃钩”者是小偷，“窃国”者乃大盗，近代史上的袁世凯曾做“皇帝”，但并没有人认为他是庄子所说的“侯”，道理也就在这里。真正立于不败之地的，还是那句古话：“得人心者得天下。”
谋略家与骗术
说谎是十分讲究艺术的。如果句句说谎，肯定极易被人识破；如果在绝大部分地方说的是真话，只在关键的地方说上一句假话，不仅不易被识破，还会起到取得别人信任的效果，甚至能让那些真话为谎话服务。苏秦以真实而卓有成效的努力为齐国服务，博得了齐王的信任；但正是这种信任才使得苏秦最终能够替燕国给齐国以致命的一击。
苏秦派人对齐闵王说：“我担心楚襄王为竖的死亡而悲伤。您不要认为竖是无辜被杀。我让苏厉转告楚王说：‘杀死竖这个人，并非是齐王的命令，而是别人私下里干的。竖杀了别人的母亲而不替人尽做儿子的礼节，他的死应该说是罪有应得。宋国以淮北之地与齐国讲和，您却进攻齐国，讨伐齐国将领赵信。而齐国并末因此怨恨楚国，反而为您诛杀了赵信，因为赵信对楚国的守边官吏有无礼的行为。所以您一定不要因为竖的被杀这一小小的私怨而忘掉齐国的恩德。’以前的事希望您全部加到竖这个人身上，不要涉及他人，以此安抚薛公之心。您曾对我说，要厚待薛公，让他愿意掌管楚国的政事，我非常赞同。如今和爽、强得二人，都说齐王您不信薛公，我为此觉得很害怕，因为这就不便于薛公出任政事。如果没有薛公的信义，就无人能联合三晋进攻秦国，所以，希望您厚待他。我是肩负着齐、燕两国的重要使命来侍奉薛公的，薛公一定不会背叛您。薛公如有什么变化，我肯定会首先和他断绝关系。我还要请求您和我始终参与薛公之事，请您不要计较一些小事，希望能够善始善终地支持我。如果进攻秦国的事成功，三晋的联合由齐国带头完成，不论怎样对齐国都是有利的。与宋国讲和；对齐国有利，长期围困宋国，对齐国也有利，即使仿效赵国攻打中山国的办法，让百姓休息一下再来进攻，对齐国也有利。如果进攻秦国失败，韩国、赵国、魏国之间的合纵散了，各国就都要争着拉拢秦国，这样不论是依附秦国还是进攻秦国，对于求成来说都是有害的。所以我奉您的命令厚待薛公，约三晋，说服他们一致进攻秦国，一定可以攻破秦国。如果不攻秦国，就要他们和齐国一起与秦国讲和，如果要攻秦，就再进攻。这样一来，三晋就会认为齐国是爱护、忠于他们的。现在进攻秦国的军队刚开拔，您又想抽出兵力去攻平陵，这就会妨碍攻秦计划的实施，各国军队就会不再进攻秦国而来与齐国争夺宋国土地，这就很容易造成祸害。希望您一定不要这样做，以免使三晋各国感到畏惧。特别要交好楚国，如果能这样，即使楚国不帮助齐国进攻宋国，宋国也一定会顺从齐国的。您已经联合三晋去进攻秦国了，秦国就必然不敢去救宋国，宋国被征服了，您的事业很快就会成功了。然后一定要先为薛公得到宋国，您不要听从他的话，我本来打算让您把平陵送给薛公，但不想您无缘无故地送给他。希望您能把陶地和平陵作为对薛公和奉阳君的奖励，谁办成了事再给他们。这样您就可以得到更多的东西了。当然也会有人说：‘三晋联合而进攻秦国，同时也定会对齐王骄横。’希望您不要听这样的话。三晋攻秦，还来不及有什么成果，而您已经攻下宋国并安定了那里的百姓，再加上我保着燕国而侍奉您，三晋一定不会对您有什么危害。三晋如果愿意侍奉您，您就使用他们；如果三晋不愿意侍奉齐国。您就结交秦国以切断其后路，三晋岂敢对您表现出骄横呢？如果三晋合在一起进攻秦国，如果三晋背叛您而与秦勾结，我一定都会事先知道。您就结交燕国，联络楚国，而把三晋交给秦国去消灭，三晋必定会被打败。所以有我参与此事，三晋一定不敢背叛齐国。为防备不测，我已采取一百多种防范措施。您如果答应我安抚燕王之心而且不听信小人的谗毁之言，我以自己的性命担保，用不了三个月，您就会成就称王天下的大业。我不惜生命要干成这一番大业，并不只是为了您，也是为我自己。您把不算计燕国作为对我的宽容，使我对您感恩戴德；您为了成就霸王之业而委任我以三公之职，使我能在世人面前夸耀。所以，如果事业能够成功，我即使死了，也心甘情愿。”
句句是谎话，便是平庸的骗子；半真半假，使人真假难辨，便是高明的骗子；多数是真话，关键时候说句假话，让原来的真话为这句假话服务，这便是谋略家。谋略家与骗子，实是一体两面。
政治家的语言艺术
政治是什么，我们姑且不论，但我们首先要建立这样一种观念，那就是政治并非是一团冰冷的死板的东西，而是一种艺术。一旦确立了这种观念，我们就会发现，政治原来是富有趣味、富有魅力的。要想真正使政治成为一门艺术，政治家就要讲究领导的艺术，而领导艺术的重要表现就是说话的艺术。纵观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家，有很多人是极善于讲话的，这些人虽然不是纵横家，不是戏剧家，但他们通过语言表现出来的政治智慧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子产像
子产是春秋战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子产为政，郑国兴旺，连孔子都很称赞他。他不仅以仁德治国治民，就是在具体的策略上，他也处处高人一筹。
春秋战国时期，郑国的子皮执政，他见子产聪明能干，便希望把政权交给他。子产推辞说：“我们国家小而与大国很近：我们家族大而受宠的人很多，这样的国家，恐怕我不能胜任。”子皮说：“我率领他们服从您，别人谁敢不听？您尽管放心处理国政就是了。如果我们这样的小国能和大国处理好关系，各方面的形势也会得到缓和。”子产听子皮说得这样真诚，便答应了。
子皮手下有个家臣叫尹何。这个人对子皮很顺从，办事很合子皮的心意。子皮很喜欢他。有一次，子皮对子产说：“我想让尹何治理我的封邑，您看怎么样？”子产说：“这个人太年轻，不懂得治理国家，恐怕不合适。”子皮说：“这个人办事小心谨慎，又很听我的话，我也很喜欢他。他也不会背叛我的。让他学一学，他也就知道怎样治理了。”
子产摇头说：“这个恐怕不行。在我看来，别人喜欢一个人，总想着如何对他有利；您喜欢一个人，却要让他伤害自己。尹何不会治理，您却要把政事交给他办。这就好像一个人不会用刀子，您偏让他去用刀子割肉。最终只能伤着他自己。有谁还敢求得您这样的喜欢？”
子皮听了，觉得很有道理，他默不作声地品味着子产的话。子产以为他不高兴了，就说：“您是郑国的栋梁，栋梁一折，椽子就要离散了，我将被压在底下，因此，怎敢不对您讲真心话？”子皮听了，连声说：“您有什么话一定不要顾忌，请讲，请讲。”
子产问：“您如果有了漂亮的绸缎，舍得让不会做衣服的人去练手吗？”子皮说：“当然舍不得。”“对呀！”子产说：“衣服是蔽体的，您尚且这样，封邑是庇护身家性命的，它的价值比漂亮的彩绸不知贵重多少倍，您怎么舍得让不懂治理的人去练手呢？我听说，学习以后才能做官。没听说谁把做官来作为学习的。您如果一定要如此，就一定会受到伤害。譬如打猎吧，只有会射箭、会驾车的人才能获得猎物。如果让不会射箭也不会驾车的人去打猎，他一上车，一心想的是如何不翻车，不被压在车底下，哪还有精力去管猎物呢？”
子皮听了子产的这番话，连声赞叹说：“好呀！好呀！我真是个糊涂人。我听说君子所虑大而远，小人所虑小而近。我这个人真谈不上是君子。我只知蔽体衣服的珍贵而谨慎待之，不知护身封地的价值而轻视之，这真是我的小而近啊。从前我认为，您治理郑国，我治理我们的家族，郑国就可以强大，家族就可以兴旺，现在看来，家族的事也少不了您的参与。”
公元前542年，子产陪同郑国国君到晋国拜访。晋国接待他们很不礼貌，给他们住的宾馆大门低矮，围墙又矮又破。不但如此，晋国国君借口鲁国国君死了，推说有事，迟迟不肯接见子产一行人。这在当时是很不符合交往的礼仪的。子产见晋国如此无礼，十分恼怒，便想出了一个使晋国难堪的办法。他派人把郑国所住的宾馆围墙全部拆毁，将带来的车马礼品全部安放在宾馆内。
晋国国君听说了，觉得郑国很无礼，便派负责接待官吏的士文伯前来责备子产。士文伯很谦虚地说：“我们晋国现在治安很不好，刑罚又不严厉，所以盗贼很多。但各诸侯国又经常派人到我国来访问，没办法，我们只能派人对使者住的宾馆进行修缮，修起高大的门户和厚厚的围墙，用这个办法保护各国使者的安全，使他们不被盗贼惊扰。现在，您把围墙全都拆毁了，虽然您的随从们能够警戒，使您不受惊扰，但是将来别国使者怎么办呢？我们作为东道国，将来用什么来接待别国使者？”
子产当然知道他的话里隐藏了责备的意思，就回答说：“我们拆毁围墙，也实在是迫不得已啊！我们郑国是个小国，处在大国中间，经常要给大国进贡；而大国索求贡品又没有一定的时候，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要我们送贡品，因此我们不敢掉以轻心。我们征集了全国的财富前来与贵国会盟。不巧，碰上你们国君没有空接见，又没有告诉我们具体接见的日期，我们带来的东西怎么办呢？您总得让我们找个地方存储东西啊！”
士文伯说：“你们可把东西直接送到我们国君那里去呀！为什么要拆除围墙呢？”
子产说：“这样做是很不妥当的。我们所奉献的财物，是君主府库中的珍品，是要通过在庭中举行的陈列仪式才敢奉献。如果没有陈列仪式，就等于是私自馈赠，我们不敢使贵国的大臣蒙受这样的羞辱。如今没有仪式，我们不敢奉献，但又不能让它们在外边经受日晒雨淋。如果贡品经过日晒雨淋而变坏，到了你们的君主索要贡品的时候，我们将一堆腐朽之物献上，那我国的罪过就更大了。”
士文伯听了他的这一番话，觉得十分有道理，自己明明知道子产是故意报复晋国，却也找不出更好的理由责备他，只得无可奈何地说了一句：“以前，从未发生过外国使者拆宾馆围墙之事。”
子产说：“对呀！我听说贵国文公在位时，也经常接待各国使者。那时候，贵国的宫殿很低小，也没有那么多楼阁台榭。但是接待诸侯的宾馆却修得又高又大，就像你们现在高大的宫殿一样。不但如此，对宾馆的管理也十分周到，对使者的招待也无微不至。宾馆内的库房马厩经常修缮，宾馆内外的道路按时修整，宾馆的墙壁定期粉刷。各国使者到贵国来，掌灯人燃起火把，仆人在宾馆内外巡视，使者的车马都有一定的地方停放，使者的随从也有人替代，管理车马的人员给车轴加油。总之，各种接待人员都把份内之事干得很好。贵国君主文公也从不让宾客耽搁，总是及时地安排贡品的陈列仪式，与各个诸侯国同忧同乐，对他们加以安抚。宾客到了贵国，就像回到自己家中一样，他们不怕抢劫偷盗，也不担心贡品受损。”
子产的话真是滔滔不绝，真可谓直撄其锋。他见士文伯没有什么反应，接着说：“现在可不一样了。贵国国君的宫室绵延几里，无比壮观。而诸侯使者的宾馆却像奴隶住的屋子，门口进不去车子，东西只能放在外面经受风吹雨打。盗贼公然横行，瘟疫又十分流行。宾客晋见没有一定的时候，君王接见的诏令也迟迟不发布。请问：我们不拆围墙把东西放进来，还能有什么别的办法呢？请您放心，如果能够及时献上物品，我们还是愿意把围墙重新修好的。”
士文伯听了子产的这些话，知道自己不是他的对手，只得回去复命。晋国国君听了他的汇报，也知道子产不可辱，认为自己如此对待诸侯使者有些不妥，便派人对子产表示歉意。
在前一则故事中，子产以滑稽的比喻说服了子皮。子产的比喻没什么太深刻的：治国治民就是打猎，如果没有打猎的本领，那就自顾不暇，哪里还能追杀猎物？最终只能车覆人亡，或是为猛兽所伤。这样一来，是先有了治国治民的本领再去做官，还是先做官再学治国治民的本领，就十分清楚了。至于子产把爱惜衣服和爱惜生死攸关的封邑相比，就更是足以警顽拨愚了。在后一则故事中，子产更是以自己的机智表现了郑国不卑不亢的外交态度，为自己的国家争得了尊严。
强权即真理
《庄子》上说，“窃钩者诛，窃国者侯”，“诸侯之门，仁义存焉”。意思是说：盗窃衣钩这样小东西的人要被诛杀，而盗窃国家的大盗却要当诸侯，仁义道德在哪里呢？仁义道德在诸侯当权者那里。说穿了，成者王侯败者贼，强权即真理。
何谓强盗，这似乎是个不言自明的问题，然而，讲到深处，也许并不容易那么明白。
公元前552年，邾国人庶其背叛了他的国家投降了鲁国，并将邾国的漆和闾丘两座城邑献给了鲁国。鲁国的当政者季武子很高兴，为了感谢庶其，把襄公的姑母嫁给他作妻子，并对他的所有随从都给以优厚的赏赐。
当时，臧武仲正任鲁国的司寇，掌管国家的狱讼和治安。他对季武子的所作所为十分不满，便想找个机会提出来。恰巧，鲁国的盗贼闹得很凶，臧武仲有意不治。季武子对他很有意见，便找到臧武仲，问他：“盗贼闹得这样厉害，您专负其责，为什么不加处置？”臧武仲说：“盗贼可不能捕捉。而且，我也没有能力去治。”季武子感到极为奇怪，问他：“我国四边都有边境，可以用来惩治盗贼。如果盗贼不可以惩治，我们要边境和军队干什么？再说，您作为司寇，职责就是维护治安，惩治盗贼，怎么说没能力呢？”
臧武仲说：“不错，我的职责就是惩治盗贼。但在我惩治盗贼的同时，我们国家有人却将外面的盗贼引进来，并且给予礼遇。让外面的盗贼进来，却让我治国内的盗贼，我怎么能治得了？”
季武子还没有意识到他在指责自己，就说：“谁这么大胆，敢引外面的盗贼进来？”
臧武仲说：“还有谁呀，就是您呀！”季武子听了，非常生气。臧武仲说：“听说您给了邾国人庶其很优厚的待遇，是吗？”季武子说：“这和招引盗贼有什么关系呢？”臧武仲说：“庶其在邾国偷盗了国家的城邑，前来我国。您把国君的姑母给他作妻子，还赏给他城邑。不但如此，那些随从也被赐以车马、衣服、佩剑、带子。这些大大小小的盗贼都得到了赏赐。赏赐盗贼，又要除掉他，这恐怕太困难了吧？我听说，处于高位之人，心灵要洁净，待人要专一，其一举一动都要符合法度而使人民信任，这样，才能治理好国家。上面的所作所为，对百姓的影响很大。上面遵守法度，而百姓有人不遵守，上面因此加以惩治，百姓哪个敢不引以为戒？如果上面胡作非为，百姓也跟着仿效，这是势所必然，谁又能禁止呢？”
季武子听了，再也无话可说了。
今天看来，臧武仲所讲的道理既对又不对。如果连别的国家的人前来献城投降都认为是盗的话，岂不是太迂腐了吗？道德的适用应该是有一定的范围和限度的。那么到底盗与非盗的界限何在？似乎还是庄子的那句话更能说明问题。当然，从理论上讲，强权并不等于真理，但确实有的时候强权和真理并不是十分容易区别的。
缓政还是暴政
孟子说，“缓令而急诛，暴也”，人民要经过一个“普法教育”的过程才能实行某种法令，否则，就是暴政。孟子在这里强调的是要对人民进行教育，实行仁政。子产虽然不是儒家的代表人物，但在这一方面做得十分出色，连孔子都很推崇他。
子产的家族在很长的一个时期内在郑国掌权。公元前563年，郑国的子驷、子国、子耳、子孔在朝执政。这年十月，郑国发生了叛乱，尉止、司臣、侯晋等人率领叛乱者攻入宫中，杀死了子驷、子国、子耳，并劫持了郑国君主郑简公。子孔因事先对此事有所耳闻，所以幸免于难。子驷的儿子子西听说发生了叛乱，赶紧入宫，收起他父亲的尸体，回家召集人马，想进攻叛军。但是他的家臣大多都已逃走，没有能够成功。
子国的儿子子产则镇定自若。他听说有叛乱，便设置了守门的警卫，配备了所有的官员，关闭了档案库。然后，他又把士兵排列好，并准备了战车，往北宫攻打叛乱分子，并很快地平定了叛乱，杀死了尉止、子师仆。侯晋逃到了晋国，堵女父、司臣、尉翩、司齐逃亡到宋国。
叛乱过后，子孔便接替了子驷的位置，掌握了国家大政。他为了防止类似的事件发生，便想办法集中权力。他写了一份盟书，要求所有官员向盟书宣誓，保证各守其位，听从他的号令。官员们当然觉得这显然是一种侮辱性的行为，大家都不愿接受。一时在朝中引起轩然大波，大夫、官员及他们的家人都不愿意宣誓。子孔大怒，认为他们都有叛乱的嫌疑，准备把那些不服从他的人全都杀死。
子产听到这个消息，十分震惊，他知道，如果真的那样做了，就会八面树敌，郑国将会有灭顶之灾。他急忙前来劝阻子孔，他说：“既然大家对盟书有看法，不如把它烧了。”
子孔不同意，他对子产说：“我之所以要制定盟书，就是为了要集中权力，使国家安定，以免再发生叛乱。现在大伙一不同意，就把盟书烧掉，顺从大家，这不成了众人当政了吗？我怎样管理国家呢？”
子产说：“您现在面临两件难事。一是众怒难犯，二是个人集权是十分困难的。两件难事加在一起就更是难上加难，这不但不能使国家安定，反而会酿成更大的危险。不如烧掉盟书，使大家安心。这样，国家才会安全。专权不会长久，更不会最后成功，而触犯众怒会招致祸乱。这个道理请您仔细想想。”
子孔听了他的这一番话，觉得十分有道理，便烧掉了盟书。众官员们才安定下来。
子产不毁乡校的事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了不起的举动。在子产执政期间，乡校是供人学习的场所，后来大家都聚集到这里来议论国政。有人建议毁掉乡校，认为许多人在这个地方胡言乱语，说一些不利于政府和国君的话，败坏了风气，蛊惑了人心，不利于国家的“安定团结”。然而，子产却认为，大家敢于说话，是政治开明的表现，说明大家还对国家抱有热情和信心；更重要的是，可以通过人们的议论来了解国家政治的缺陷和不足，有助于改进国家的政治。子产最终没有毁掉乡校，在子产的治理下，郑国曾经繁荣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子产的这种胸怀和措施，不要说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是在整个中国历史上也是不多见的。
今天看来，子产确实有政治家的气度和胸怀。强权是根本不能收服人心的，只能招致祸乱。况且，子孔当时根本就没有必要采取这种简单而极端的措施。另一方面，我们倒是可以从中看出为什么有人发动叛乱杀死了子驷等人，大概就是因为他们施政也像子孔一样。正所谓祸起萧墙，子驷、子孔等人不得人心，招致了杀身之祸，恐怕是由自己造成的。而子产则采取了与他们完全不同的措施，宽缓待人，循序渐进，而且善于吸取别人的意见，发现自己的缺点，这种不争之争，正是子产成功的秘诀。
外儒还是内法
韩非是韩国人，韩王的同族。他学识渊博，思维敏捷，是战国末期的一位大思想家。他的学说发展了荀子思想中“法治”一面，把慎到的“势”、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结合起来，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君主专制理论。他的思想在韩国没有受到重视，谁知传到秦国后，秦王竟是见而惊呼：“我若是能见到此人，和他交游，死而无憾！”后来，秦国攻打韩国。形势危急，韩王不得不起用韩非，让他出使泰国。而韩非的同学李斯嫉妒他，想方设法让秦王毒死了韩非。
法家对中国文化和政治的负面影响是巨大的。因为它坚决地主张封建集权制，甚至主张暴君政治。这在政治和文化上都是对自由的、富有新鲜活力的思想和行动的残酷压制。在数千年的封建社会中，许多帝王标榜自己愿意做尧舜之君。但实际情况是，上者尚且王霸杂之，中者外儒内法，下者就不堪闻问了。
“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当年，这些法家的代表人物制定了这些刻毒的法律，出了这些阴毒的计谋。这些人大多都没有好下场：商鞅遭车裂、韩非被鸩、李斯被腰斩灭族，也许是报应！
其实，李斯的思想也属于法家，看看这个历史上著名的学者对国际形势和政治的看法，也许会帮助我们理解法家的精神。
韩非向秦王献上了一封书信，认为韩国是不可攻取的。秦王对这件事拿不准，就把书信交给了李斯。
李斯上书秦王说：“我认为韩非的说法是不对的。秦国的东面有韩国，就像人得心腹疾病一样，在平常无事的时候，就已经苦得很，好像居住在潮湿的地方，老病缠身，总是不能出去，一旦快步奔跑，这种老病就发作了。现在，韩国虽然对秦国称臣，但不一定就不是秦国的病灶，如果有急事发生，韩国是不可信赖的。秦国和赵国成为了敌国，派使者去齐国劝说他们与赵国断交，直到现在还不知道情况怎样。据我看来，齐国和赵国不一定会断绝关系，如果他们不绝交，就要竭尽兵力去对付两个万乘之国。韩国并不是屈服于秦国的道义而是屈服于秦国的强大。现在，秦国如果集中兵力进攻齐国、赵国，那么，韩国就一定会成为秦国心腹大患而发作。如果韩国与楚国合力攻打秦国，诸侯各国再起来响应他们，那么，秦国就一定又要有兵败崤山的祸患了。
“韩非这次来秦国，恐怕是想以他能够保存韩国而使自己在韩国受到重视。他善辩巧说，花言巧语，文过饰非，欺诈算计，想在秦国捞到好处，为了韩国的利益来试探陛下。秦国和韩国的关系如果亲密了，那么韩非的地位也就重要了，这对于他谋取官职是很有好处的。
“我认真看了韩非的上书，他文饰那些惑乱人心的说法，善于用华美的辞藻来修饰，显得才华横溢。我怕陛下被韩非的辩说所迷惑，以致于不能详细地考察事情的真相。现在，以我的愚蠢想法，想建议大王：秦国应出兵而不言明去讨伐哪一个国家，那样的话韩国的执政者就一定会把侍奉秦国作为他们的策略。我想去见韩王，让韩王来进见。大王见了他，便把他本人扣留下来，不让他走，要韩国的执政大臣拿韩王来与韩国人做交换，那样就可以向纵深方向割取韩国的土地了。接着，再命令蒙武派出东郡的军队，让这些军队在国境上窥视而不说明到什么地方去，齐国人就会害怕而听从荆苏的计策，与赵国绝交。这样以来，秦国的军队还没有出境，而强劲的韩国就被我们用威势慑服，强大的齐国就被我们用道义制服了。这件事被其他诸侯知道后，赵国人就会十分害怕，楚国人就会犹豫不决。这样，他们就一定会忠于秦国。楚国如果按兵不动，魏国就不值得忧虑了，那么诸侯各国就可以被我们逐步吃掉，对于赵国我们就可以和它较量一下了。希望大王能够审察一下我的计策，不要疏忽了！”
于是，秦王马上派遣李斯出使韩国。可李斯去求见韩王，未能得到接见。于是李斯就上书给韩王：“从前秦、韩两国齐心合力，并不相互侵夺，所以天下没有哪一个国家敢侵犯我们，像这样已经有好几代了。过去，五国诸侯曾经联合起来一起攻打韩国，秦国就派出军队来援助韩国。韩国地处中原，土地方圆还不到千里，而能够在天下与诸侯各国平起平坐，君臣都得到保全，都是因为韩国世世代代教导后代要侍奉秦国的缘故啊。过去五个诸侯国一起进攻秦国的时候，韩国不仅没有帮助秦国，反而为诸侯率先组成队伍在函谷关进攻秦国的军队。各诸侯国因为军队困倦，力量耗尽，没有办法，才被迫退兵。后来杜仓做了秦国的宰相，调兵遣将来向各诸侯国报仇，先攻打楚国。楚国的令尹对此十分焦虑，说：‘韩国认为秦国是不讲信义的，却又和秦国结为兄弟共同危害天下各国，后来又背叛秦国，率先攻打函谷关。韩国才是一个地处中原而又反复无常、变化莫测的国家。秦国应该先攻打韩国才对啊！’诸侯各国就一起割取了韩国上党地区的十个城来向秦国谢罪，以此解除了秦国对他们的威胁。由此可见，韩国才背叛了秦国一次，国家就受到威胁，国土便被分割，兵力衰弱，一直延续到现在。之所以造成这种局面，是因为韩国国君听信了奸臣的话，不权衡一下事实，所以后来即使杀掉了奸臣，韩国终究也不能重新强盛起来了。”
“现在，赵国想聚集士兵，突然向秦国发起进攻，派人来向韩国借路。我听说过这样的话：‘如果嘴唇没有了，门牙就会感到寒冷。’秦国和韩国是有着共同的忧虑的，这种情形已经明显地显示出来了。魏国想攻打韩国，秦国派人把魏国的使者送交韩国。现在秦王派遣使者来到韩国，却不能见到大王，我怕您身边的大臣又要沿袭过去的计策，使韩国再次发生丧失领土的祸患。臣李斯如果不能见到您，请让我回去汇报一下，那么秦、韩两国的邦交就必定要断绝。李斯出使到韩国来，当然是为了您的利益，也愿意向您献上对韩国有利的计谋，难道大王就用这种方式来接待我？臣李斯希望能够与您见上一面，到您面前陈说一下愚蠢的计谋，然后再来接受碎尸万段的刑罚，希望陛下把我的这个要求放在心上。”
孔子像
“现在，即使把我杀死在韩国，大王也不能因此而强大。如果不听我的计策，韩国就必定有大祸临头。秦国如果出兵而不停止前进，那么，韩国就令人担心了。等到臣李斯暴尸在韩国街头的时候，即使想考虑我这贱臣的愚拙的计谋，也不可能了。等到边境残破，战鼓的声音在耳边回响时，才采用我李斯的计谋，就为时已晚了。韩国的兵力，天下诸侯早已看明白了，现在又背叛了强大的秦国。韩国如果抛弃了城邑，再让军队打了败仗，那么国内叛军一定会袭取城邑。城邑陷落，那么民众就会流散了，民众流散，那就没有军队了。韩国如果坚守城邑，秦国就一定会派遣军队来包围大王的大城，使韩国的道路不能通达，韩国就必然感到处境困难，即使出谋划策，其形势也是没办法挽救的。到了那时，大王身边的大臣们的计策根本没用，我希望大王仔细考虑一下这种情况。如果我李斯说的话有不符合事实的，也希望大王能够让我在您的面前把话说完，然后把我交给狱吏判罪处死也不迟啊。秦王食不香甜，游览不觉快乐，一心一意地在考虑攻取赵国，派臣李斯来进言。我希望能亲自见到您，因为我急着要和大王商讨计策啊。现在我这出使的大臣都不能见到您，那么韩国对秦国的忠诚从何而知呢？那秦国恐怕会把进攻赵国的兵力转向韩国了。希望大王能再次仔细考虑一下这个问题。”
对当时的政治和国际形势持如此态度。看来，这两位法家已经不是什么学者，而是极为“务实”的。这便是法家的特征。那么，儒家有没有法家的东西呢？让我们看看下面的例子。
什么是强盗，似乎是不言自明的。但如果说到政治上的强盗，恐怕就不那么容易分辨清楚了。
西周初年，太公望吕尚受封于齐国营丘。齐国有个叫华土的人，德行高尚，但不愿做天子的臣子，不愿做诸侯的朋友，人们都称赞他的贤能。太公望派人多次召见他，他都不到。于是，太公望就让人将他杀掉了。周公说：“这个人是齐国的高洁之土，怎么能杀他呢？”太公说：“不做天子的臣子，不做诸侯的朋友，我还能得到臣子和朋友吗？我不能要他做臣子，不能与他交朋友，他就是被遗弃的人；我三次召见他，他都不来，他就是以下犯上的人。如果还表彰他，将他视为教化的榜样，使全国人都效法他，我还给谁当君主呢？”
冯梦龙评论说：“这就是齐国之所以没有懒惰的老百姓的原因啊！齐国所以始终没有成为弱国，其原因也在此。韩非的‘五蠹’之说也是从这里来的。”
少正卯和孔子是同时代的人，都在办学校。少正卯的学校人很多，而孔子的学校却三盈三虚。后来孔子当了鲁国的大司寇，就杀少正卯于外华表台下。子贡很不理解地说：“少正卯是鲁国的知名人士，先生诛杀了他，恐怕得不偿失吧？”孔子说：“人有五恶行，而盗窃还不包括在内：一是通达古今之变且铤而走险；二是不走正道而坚持走邪路；三是把荒谬的道理说得头头是道；四是知道很多丑恶的事情；五是依附邪恶并得到好处。这五种恶行如果有一种，就不免被君子所诛杀。而少正卯是五种恶行都有，是小人中的雄杰，不能不杀他。”
这，就是所谓的儒法互用。
法家之法的根源在于封建集权制，因此，它特别强调“势”。在法家的代表人物中，首先倡导“势”的是慎到。“势”就是绝对的权威，是不必经过任何询问和论证就必须承认和服从的绝对的权威。关于这一点，首先在理论和观念上确立，但更重要的是要在实际上君主确实掌握绝对的权威。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会出现主帅无谋，大权旁落的局面，最终就会导致政权被颠覆，所以，“势”是“法”的保障。当然，二者还是相辅相承的关系，有“法”无“势”，“法”不得行，有“势”无“法”，君主不安。“法”是可以制订的，但如何才能保证“势”的绝对性，保证“势”不受到削弱呢？这就需要“术”。在法家的代表人物中，申不害是最强调“术”的，在他看来，“术”这一手段，实际上比“势”这一目的还重要。“术”就是统治、防备、监督和刺探臣下以及百姓的隐秘的具体的权术和方法。这些“术”有的已经公开化、制度化，在这个意义上，它也是“法”的一部分。“术”的意义是十分明显的，没有“术”就没有“法”，但没有“法”又无法保证“术”。所以，归根到底，“术”还是十分重要的。中国的“法制”最发达的地方就在于“法”与“术”联手创造的御臣、牧民的法术系统。
需要特别说明的，在历史上，实际情况是法家很难使用儒家的东西，而儒家在策略上却极易使用法家的东西。因此，有时人们认为中国的政治是外儒内法，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政治与商业
世界上哪一个民族最会做买卖？也许有人会说，犹太人是个商业民族，最会精打细算；中华民族是个重农轻商的民族，是个最不懂经商的民族。事实却并非如此。
的确，传统中国的商业很不发达。正统观念一直把商人看作社会的蠹虫，认为他们是些居中盘剥、不劳而获的人。商人们即便家财万贯，也抵不上清贫的书香门第，也入不了正人君子的法眼。进入史书，立起功德牌坊的都是明君贤相、烈女功臣，从未有过一个商人。
然而，谁又能料到，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桩“生意”就出在中国呢？
越是精于商业的民族，就越有严格的商业观念；越是不善经商的民族，却往往思想解放，胆量无边，什么生意都敢做，失败亏本全不在乎。
中国商人的气魄是令全世界文明人都感到震惊的，因为他们要买下的对象不是一宗财产，也不是一支军队，而是一个国家，一个朝代！更加怪异的是，这桩“生意”居然成功了。还有哪个民族的商人敢来比一比呢？还有哪个民族的商人能把政治当做商业来经营呢？这的确是中国的特产，中国的一绝！
其实，这也并不神秘，仍是符合商业经营的根本之道：低价买进，高价卖出。所不同的是，经营者要具备更机敏的头脑，要更善于把握时机，寻找对象，更富有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当某一政治“股份”跌价时，就适时买入，并做长期而耐心的培育，当其升值时，再适时地抛出。中国的传统政坛，从一定意义上来说，确实是一片商场。
对政治进行商业投机做得最为成功的就是战国时代阳翟（在今河南省）商人吕不韦。就是他，做下了一笔本钱最小、利息最大的买下一个朝代的大买卖！
这笔生意的来龙去脉，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过程。
战国末期，秦、赵两国屡起争端：先是秦国屡次攻打赵国，但赵国有大将廉颇等人拼力死战，秦国虽攻下几座城池，总无大的成效；后来秦国索性同赵国交好，想采用外交的方式来逐步征服赵国，并可赢得时间去攻打别的国家。于是，在公元前279年，秦王邀请赵王到渑池会面，订立和约。为了取得对方的信任，按照当时的习惯，两国互换国君的亲属作为人质。秦昭襄王就把自己的孙子异人送到了赵国，作为人质。
但是，秦国统一六国的大政方针已定，决不会因为一个人质在赵国就不去攻打。在渑池会后不久，秦国就派兵攻打赵国，尤其在公元前260年，秦将白起竟把赵国降卒四十多万人一次活埋，引起了赵国及其他诸侯国的极大愤慨。在其后的两年，秦国又相继派遣王龅、郑安平等将领围攻赵国的都城邯郸，企图一举灭掉赵国。当时，赵国岌岌可危，城中断粮，以致杀人为食，幸亏魏国公子信陵君带领十万军队援助，才算打退了秦军，暂时保全了赵国。
异人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做人质的，他的处境可想而知。赵孝成王因为屡受秦国欺侮，早就想杀掉异人以泄其愤，平原君劝道：“秦昭襄王有那么多子孙，秦太子安国君也有二十几个儿子，杀了异人，对安国君、对秦王都不会有什么损害，更何况异人是他们的子孙中最不重要的一个呢？不如暂且留下他，往后也许还能用得着，有个退路。”赵王听了平原君的劝说，才没杀异人。
但自此以后，赵王就不再理会异人。异人不仅出门无车马，生活无侍从，就连日常的吃穿用度也都成了大问题；更有甚者，他还要遭受赵国官员的随意训斥，就是对寻常百姓，他也要逊让三分。总之，异人在敌国做人质，又兼秦国确实残暴异常，贪得无厌，这就使异人不仅在物质生活上困窘，而且在精神上都抬不起头来，只能任人欺辱。
一位名叫吕不韦的商人发现了这一情况，感到兴奋不已。他原是阳翟人（在今河南省），这次来邯郸做生意，却无意之中得此奇遇。他平素就在寻找机会以求大举，一直苦无着落，这次遇见异人，觉得绝对是一个天赐良机，他马上构想了一个宏伟的计划准备实施。若能成功，他就等于买下了整个国家；即使不成功，对他也没有多大的损害，多少也会有些回报。
回到家里，吕不韦急切地去找他的富有商业经验的父亲商议，以便增加信心。结果，他的父亲被弄得莫名其妙。也许，下面的一段对话，可以看做是商人的经典。
吕不韦问：“种地能够得到几倍的利息呢？”
吕不韦的父亲回答：“十倍。”
吕不韦又问：“如果做珠宝生意，能得到几倍的利息呢？”
吕不韦的父亲回答：“百倍。”
吕不韦最后问道：“如果花钱立一个国君，平定一个国家。又能获几倍的利息呢？”
吕不韦的父亲回答：“那就说也说不完了。”
吕不韦认定异人是“奇货可居”，就开始实施他的投资方案。首先是结纳异人。这对吕不韦来讲，是十分容易的事。因为异人穷困潦倒，无人理睬，吕不韦稍加留意，异人立刻上钩；然后，就是说服异人，为他回国争宠做前期准备工作。
有一次，吕不韦对异人说：“秦王年纪已长，千秋之后，即位的就是您的父亲安国君。您的父亲一旦即了位，就要立太子，您父亲最宠爱的华阳夫人又没有亲生的儿子，这样一来，您的二十几位兄弟全成了候选的太子。您如果能够好好地孝敬华阳夫人，说不定会立您为太子呢！”
异人听后十分感伤地说：“我现在哪里还敢有这样的念头，如果不死在异国他乡，能够回到秦国去，就已经心满意足了。”吕不韦见时机已到，就对异人说：“我倒有个办法。现在我拿出几千两金子来，派人到秦国活动，让华阳夫人来接你。不过一切都得听我安排。”异人听了。简直感觉喜从天降，哪里还有不同意的，连忙给吕不韦跪下，说道：“如果能这样，我会铭记您的大恩大德，没齿不忘。”他请吕不韦立刻去见华阳夫人。
吕不韦极有心计。他到咸阳后，知道时机不成熟，冒昧去见华阳夫人。反倒引人起疑。于是，他先拜见了华阳夫人的姐姐，送了她一笔厚礼，又拿了一些玉璧、黄金，托她转交给华阳夫人，当然，这些都是以异人的名义送出的。
华阳夫人的姐姐没想到异人在赵国不仅没被杀掉，居然还有财力送礼，就奇怪地问道：“异人在赵国的情况怎样呢？”吕不韦答道：“赵王因为秦国屡次攻打赵国，现在又围住赵都邯郸。早就要杀掉异人，亏得赵国的卿大夫们一力保护他，才幸免于难！”华阳夫人的姐姐就更觉得奇怪了，问道：“难道是因为赵国惧怕秦国吗？”吕不韦连忙说：“哪里哪里，如果赵国惧怕秦国，也就不会拼死抗秦了。只是因为异人学问好，人缘好，又是个孝子，大家才不忍心杀害他。都说秦、赵两国交兵，实在与异人无关。每逢太子和夫人生日那天，异人总是去烧香磕头，拜朝西方祝祷，替太子和夫人拜寿。赵国人见他是个孝子，都说杀之不祥。还有，异人喜欢结纳天下豪杰。各国诸侯多少都跟他有点交情，他们也都劝说赵王不要杀他。如果换个人，有一百条命也早丢完了！”
华阳夫人的姐姐听了这番话，真是又惊又喜，惊的是异人竟有这般才干，喜的是又这么孝顺。吕不韦见她脸有喜色，接着又说：“令妹华阳夫人专宠于秦王，那是再无他求了；只是没有亲生儿子，日后年长，谁能靠得住呢？不知您有什么打算。”
华阳夫人的姐姐连忙向吕不韦问计，吕不韦说：“在安国君的这么多儿子当中，又有谁比异人更合适呢？他德才兼备，又有质赵之功，最重要的是他对太子和夫人的一片孝心。夫人如果能收异人做儿子，自己也就有了儿子，日后就不用发愁了。”
这番话说得华阳夫人的姐姐直点头。她倒不一定为异人着想，对于妹妹的未来，她却不能不考虑：妹妹无子，将来就很难做太后，即使做了，也不稳固；如果立一个生母还在的儿子做太子，那就更危险了。异人的生母已去世，如果能认异人为子，再立他为太子，那是再好不过的事了。她当即表示同意，愿意去说服妹妹。
她见到华阳夫人，送上吕不韦带来的礼物，又前前后后地说了一遍，陈述利害。华阳夫人也觉得别无好法，就同意了。华阳夫人软缠硬磨，逼着太子安国君接回异人。安国君认为能把异人接回秦国，也是好事，就派吕不韦想法接回异人。
华阳夫人私下里告诉吕不韦，安国君已答应把异人立为嫡子，只是先别声张，以免异人的其他兄弟和赵国知道后再生事端。太子给了吕不韦三百斤金子，夫人为表示诚意，又加了一百斤。吕不韦就带着这些金子回到了赵国。
据说，吕不韦不仅要立一个国君，还想亲自成为国君。而自己成为国君，就当时的情况看，那是绝无可能了。但如果能使自己的儿子成为国君，也是一样。于是，他就安排下了移花接木之计。
吕不韦回到赵国告诉了异人将被立为嫡子的消息，异人真有死而复生之感，他从此活跃起来。由于华阳夫人是楚国人，异人从此改名为子楚。诸事俱备，子楚也就准备结婚了。
当然仍由吕不韦张罗这件事。在聘人之前，吕不韦请子楚到自己家里吃了一次酒。席间有一女子，名叫赵姬，是大户人家的女儿，不仅美貌绝伦，而且能歌善舞，口齿便捷。子楚果然一见倾心。回到家后，就托人索要。吕不韦开始佯怒，继而虚与委蛇了一番，最后当然答应了。就这样，子楚娶了赵姬，不到一年，就生了个儿子，因为生在赵国，取名赵政。他就是后来统一中国的秦始皇。其实，赵姬嫁给子楚以前就已怀孕，赵政应是吕不韦的儿子。
秦国围困邯郸日久，眼见即破，吕不韦恐怕赵王杀掉子楚，就加紧密谋逃跑。他用三百斤金子买通了一位把守邯郸南门的将军，告诉他：“我是阳翟人，来邯郸做生意，全家都被困在城里，如果出不了城，不仅本钱蚀光，性命恐怕也保不住了。”就这样，吕不韦带着子楚、赵姬和两岁的赵政，逃出了邯郸。
当时秦昭襄王正在赵国督战。他们先见了秦王，秦王很高兴，把他们送回了咸阳。吕不韦让子楚穿上楚国的服装去见华阳夫人，华阳夫人一见，十分奇怪地问道：“你们先在赵国，现又回到秦国，怎么穿楚国的服装呢？”子楚立刻按吕不韦事先教会的话说：“儿子不孝，不能亲自奉事二老。但天天想着母亲，知道母亲是楚国人，就经常穿楚国的服装。”这使华阳夫人非常感动。
安国君赏赐了吕不韦。子楚住在华阳夫人的宫里，下一件事就是等待被立为太子了。
子楚归国后不久，秦昭襄王病死，安国君即位，是为秦孝文王，立子楚为太子。不久秦孝文王病死，其子（即子楚）秦庄襄王数年后也病逝，由此13岁的赵政即位当了秦王。
吕不韦的儿子当了国君，吕不韦也权倾一国，他当初的设想完全实现了。但是，他的地位也越来越危险了。随着年龄的增长，秦王赵政越来越懂事。吕不韦跟赵政的母亲私通的事，在秦国早已不是秘密。有朝一日传到赵政的耳朵里，即使当时不便发作，迟早总会算账。看来，吕不韦的买卖还是没有做到家。儿子做了国君，不仅无法去认，这做老子的还得躲起来。
但要想抽身也不容易。躲开赵政容易，躲开太后可就难了。为了满足太后的性欲，吕不韦必须找到一个替身。经过一段艰难的努力，终于找到了一个叫缪毐的人。这个人也和吕不韦一样，既有野心，又有心计，还愿意冒险。于是，吕不韦把他扮作太监，帮他混进宫去。
原来，按照原来的礼仪，男子在进宫之前。必须把生殖器用药腐蚀掉或是切割掉，成为太监，才能出入宫禁，以免和妃子宫女私通，乱了龙种。
吕不韦为了给太后送个面首，是不能切掉生殖器的。他用重贿买通了主管宫刑的官吏，假造了证明，让拔去胡须，拔去眉毛，涂上脂粉，扮成太监，送给了太后。
缪毐十分善于奉迎太后，不久就同太后打得火热。因太后执政，不久大权也就渐渐地落到了他的手里。时间长了，情意暗生，太后与其似结发夫妻，居然忘了赵政也是自己的亲生儿子。他们看着自己生的两个儿子，越来越为他们的前途命运担心。
与太后情浓之际，缪毐也顾不了许多，准备在一定的时机，废了赵政，立他的儿子做国君。谁知这些密谋竟因一时疏忽而被查出。一次，酒醉之后缪毐与人发生激烈的争执，他气愤不过，竟然大呼：“我是国君的假父，谁敢与我争执！”这证实了早已传得沸沸扬扬的宫廷绯闻。那个与他争执的人立刻跑去向赵政报告。当时，赵政已是21岁的青年了，按古礼已是“弱冠”之年，可以亲理朝政了，于是，他就严令官吏调查。结果，查出缪毐并非宦官，并经常与太后私通，还生有两个儿子。因为当时还是太后专权，赵政一时无法处置这件事。
不久，赵政按秦国的习惯在雍地举行加冕典。加冕之后，太后就必须还政给国君。缪毐看到，如果赵政回到咸阳，他就绝无生望。于是，他趁赵政不在咸阳之机，盗用秦王和太后的印玺，发兵攻打赵政。赵政事先做好准备，故轻而易举地平定了这场叛乱。缪毐因兵败被杀，其余十二名叛乱首犯也被车裂示众。
赵政还把他的母亲迁出咸阳，放逐到雍地。最亏本的应算吕不韦了。他心机算尽，还是难逃这一天：叛乱平定后，他的所作所为也无法隐瞒，因而被罢相免官。不久就自杀身亡了。
还是说两句题外话。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丞相赵绾建议沿袭旧制，分封子弟；而廷尉李斯则反对分封，主张设郡县，置官吏。一般人都说秦始皇废分封、设郡县是符合了历史发展的要求，其实这当中还有别的原因，试想：他有了如上的家庭生活经历，还能有多少家庭亲情呢？他还有多少传统的道德信仰呢？难道还能希求他亲爱自己的家族成员而把土地分给他们吗？其实，秦始皇残暴的性格，与他的成长经历不无关系。例如，他灭掉赵国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当年欺压他们母子的人全部坑杀。秦朝的灭亡，跟秦始皇的残暴有着很大的关系。一个人的生活经历，居然也能影响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命运。面对这样的历史，我们说什么好呢？
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宫廷的秽乱无时不有，其丑恶无耻是常人难以想及的。但像吕不韦、缪毐与赵政的母亲这样的宫廷绯闻恐怕还不多见，尤其是吕不韦把政治当做商业来经营，实在是开了中国“官商一家”的先河。其千秋功罪，即使我们这些后人，又能怎样评说呢？单就吕不韦这次经营活动来说，他最后是据有了天下，获得了说也说不完的利息呢，还是蚀尽了老本，落得人财两亡呢？
吕不韦对待异人的方法在现代也还屡有应用，称之为“烧冷灶”。频繁的政治运动使很多干部朝不保夕，说不定哪一天就会被下放到山沟，关进牛棚，这就为某些有心人提供了机会。他们借机接近、关心乃至保护这些“落难者”，算准了他们一定会东山再起，就是东山不起，他们自己也损失不了什么。在这些“落难者”如日中天的时候，就好像一座烧得热火朝天的锅灶，大家都来添柴，自己根本无缘接近；现在灰灭灶凉，正是烧灶的好时候，万一烧准一个，那就后福无穷。据说，此法颇为灵验，好多人还真因此而平步青云。当然，这只是指那些为数不多的政治投机分子。
人与跳蚤
中国人是龙的传人。按理说，中国人应该是龙种。
但这个称号偏偏成了皇帝的专利，一般人只要沾上个“龙”字，就有灭族之祸，更不要说自称龙种了。
“高祖子孙皆隆准，龙种自与常人殊。”皇帝是真龙天子，是龙种。就说那个一副流氓无赖相的汉朝开国皇帝刘邦吧，据说他就是一条赤龙，应了五行之中的火德，被他斩的那条蛇是一条白龙，应在项羽身上。所以后来项羽、刘邦的楚、汉之争才会刘邦胜而项羽败。
至于刘邦的出身，那就更奇了。据说刘邦的母亲外出路过大泽边，忽然雷电交加，乌云密布，狂风四起，刘邦的母亲就此晕了过去。等刘邦的父亲来找，只见空中隐隐有金鳞金甲露出，真乃神龙见首不见尾，从此种下了龙种。刘邦的母亲怀胎十月，果然生下了一位真龙天子。
令我们扫兴的是，这上天或是真龙也不怎么样，极不符合中国人传统道德标准。这位真龙的儿子，生来吊儿郎当，不事农务，不治产业，不敬长，不爱幼，不遵法令，不遵制度，只知游手好闲，结交一帮狐朋狗友。如果真有上天，而上天派下的使者又是这副“德性”，中国人真不知该对那至高无上的天会有什么感想。龙种据说大鼻口，直鼻梁，且鼻梁直通上额，额的两边有凸起的角，口方而大，眼圆而突，头硕尖高而平，脖子细而长，胸如凤凰（大概有点像缺钙造成的鸡胸），背如龟盖，如此等等，无法细述。如果按这要求做一模型，那肯定是一尊怪物。但这就是龙种，中国人就愿在这种怪物的统治下生活，你有什么办法？
秦朝的种子第二代就完了，由龙种变为跳蚤，何其快也！
公元前221年的秋天，秦始皇的一个使臣夜经华阴县，忽有一人从道旁飘忽而来，拦住使臣说：“请替我告诉滈池君，今年祖龙死。”使臣十分惊异，忙问这话是什么意思，那人只扔下一块璧，就飘忽不见了。使臣不敢妄自猜测，就带着玉璧去见秦始皇，把经过一五一十地进行了报告。秦始皇极信鬼神仙怪之类，听后当然十分惊异，但在臣子面前不能表现出来，就故作镇静地说：“那只是一个山鬼而已，只知一年的事情，不足为怪。”
退朝之后，秦始皇隐约猜到了“祖龙”应是指自己。因为“龙”是天子的象征，“祖龙”即“龙”之“祖”，是第一个皇帝的意思，但他还不敢确信。觉得那块璧似曾相识，就找来管理库房的官员验看，查明是8年前巡视南方祭奠长江时投入长江的那块璧。至此，秦始皇越加奇怪，日夜忧惧不安。
秦始皇好仙道，怕短寿，也就相信算卦占卜一类的事，卦辞上说出外巡游和迁居可以趋吉避凶，但出游对他来说，也是危险重重。他从公元前219年开始巡游各地，先巡视北方和西方，然后再巡视东方和南方，其目的无非是显示武力，镇服各地。但其结果却往往相反，秦国刚刚统一了六国，不仅六国旧贵族还在，还想伺机复国，就是普通平民也不堪其残暴统治，多有反抗。在秦始皇东巡时，于河南阳武县的博浪沙遇刺，当时大铁锤从远处飞来，险些砸到秦始皇的车上；若非刺客错了准头或是没认准秦始皇坐的车子，秦始皇就遇刺了。奇怪的是当时就立即搜捕，未见踪影，后来又令全国大搜了20天，还是不见任何线索。
即使在咸阳县，秦始皇也不安全。一次，秦始皇带着四个卫士微服出游，在兰池附近竟遇到了强盗，至于是真强盗还是真刺客也说不清，反正卫士同他们打了起来，若不是卫士拼死相救，杀退强盗，秦始皇也遇害了。
就是在秦始皇得了“今年祖龙死”的信息这一年。有一块陨石落在东郡，上面竟有“始皇帝死而帝分”的刻样，实在很奇怪。若说是天降其石，实在太过巧合；若说是人工凿成，陨石又太硬，按当时的技术水平是很难刻动。但秦始皇不管这些，他派人严加搜查，后来实在搜不出在石头上刻字的人，他就命令把住在陨石附近的老百姓全部杀死。
应当说秦始皇是个具有雄才大略的皇帝，是个真正的“龙种”。他靠秦国原有的势力，也靠自己的才智谋略，终于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大业，并废除分封制，实行郡县制，车同轨，书同文，确实为中国历史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但他又是一条“恶龙之种”，他“焚书坑儒”，实行残酷的暴政，以严刑苛法和武力镇压来代替一切，尤其是嗜杀成性，弄得天下百姓无以为生。因此，想让“龙种”久传，乃至“传至万世而为业”，那是绝无可能的。
也许是传说与历史的巧合，秦始皇的这次出游，还真是“飞龙升天”，一去不再返了。秦始皇一方面相信出游迁居可以避凶的卦辞，一方面也觉得有出游巡行的必要。于是，他先把榆林县内的三万户迁走，于这年的十月，开始了出游；也就是在这次出游中，秦朝政权完成了由秦始皇这个“龙种”向胡亥这只“跳蚤”的转交。
胡亥是秦始皇的小儿子，平时秦始皇非常喜欢他。秦国从赵国掠来的太监赵高十分精明，看到这一情况，就挖空心思地接近胡亥，博得了胡亥的欢心。赵高给胡亥讲解法律条文，讲解各种案例的处理，还教胡亥学书法，实际上成了胡亥的老师。秦始皇见他很有才干，就提拔他当了中车府令，掌管皇宫中的车马。秦始皇出游，除了要带左丞相李斯帮助处理政事以外，还要带赵高去管理车马。胡亥见自己的老师去了，也想跟着出去玩玩，就托赵高去说。秦始皇觉得让胡亥见见世面也好，就答应了带他同去。
秦始皇先来到云梦泽，又到了九嶷山，祭祀了古代帝王舜；然后再沿长江东下，到达绍兴，在会稽山又祭祀了治水英雄禹，并刻石纪念，颂扬功德。在回咸阳的途中，秦始皇生了重病。秦始皇极为怕死，也讳言死。直到走到平原津时，秦始皇病入膏肓，才叫赵高写信，召大儿子扶苏前来咸阳办理丧事。信还未及发出，秦始皇就去世了。
左丞相李斯鉴于当时的情况，怕秦始皇死讯传出后天下大乱，就秘不发丧，仍把秦始皇载在车内，另让一个太监坐在车中，照常批阅文件奏章，李斯和赵高也照常给他供应茶水饭食，照常前去请示，就这样回到了咸阳。
赵高觉得掌握大权时机来临了，他对胡亥说：“皇上没有分封诸位公子的遗嘱，只是给大公子扶苏写了一封信，叫他前来咸阳安葬。扶苏与大将蒙恬一起带兵，又素有威信，如果他来到咸阳，肯定会即位当皇帝，而您却没有一寸封地，那该怎么办呢？”说着，赵高就把秦始皇写给扶苏的信拿给胡亥看。
胡亥倒颇有一副书生气，他对赵高说：“父亲去世了。没有分封给我土地，我也无话可说。人言了解臣下莫若他的君主，了解儿子莫若他的父亲，父亲既然这样安排了，我还能怎么办呢？”
赵高这位老师真也循循善诱，他耐心地对胡亥说：“统治人与被人统治，是截然不同的。现在，信和御玺就在我和丞相这里，谁即位当皇帝，就是我俩说了算数。您可要好好考虑啊！”
胡亥还是十分害怕，他说：“弟弟废掉哥哥，这是不义；不遵父命而怕死，这是不孝；无才无德而靠别人拥戴成功，这是无能。如果犯了不义、不孝、无能这三条，老天是不会饶恕的。不仅自己会丧命，就是祖宗也会断祀。”胡亥此时还算清醒。
赵高见胡亥还不明白，就直言劝说道：“顾小事而忘大事，必定有后患；犹豫不决，也必定后悔；果敢决断，连鬼神也要躲避。况且古有先例，商汤、周武杀他们各自的君主之时，天下人都说他们仁义，而不说他们不忠；只说他们诛除了一个暴虐的人，而不说他们是冒上弑君。卫国的君主杀了自己的父亲，连孔子都大加赞扬。可见，干大事的人，是不必顾及小节的，有大德行的人，也不计较小的责备之辞。至于您和您的哥哥，这本来就不是谁取代谁的问题，又不是您哥哥早已做了皇帝。还是请您快拿主意吧！”
胡亥终于动心了。他隐晦地说：“现在父亲的丧事还未办完，甚至连消息也还未发，怎能为这事去麻烦别人呢？”赵高斩钉截铁地说：“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等您一切都准备好了，恐怕时机也就错过了。”胡亥终于同意了赵高的意见。
其实当时赵高名不正，言不顺，没有多少实权，要想实施计划，就必须取得李斯的同意。于是，赵高找到李斯，秘密地对他说：“现在皇帝死了，印玺都在胡亥那里，始皇帝写给扶苏的信也在我手里，还没有发出去，您看谁即位更好一些呢？”
李斯勃然变色道：“这难道是你说的话吗？谁做皇帝始皇帝早有安排，你这样不守人臣之礼，岂不是要亡国吗？”
赵高知道李斯是个不惜一切代价换取官位的人，把官位看得比生命都重要，要想说服他，只有从官位入手，于是问道：“丞相想一想，在才能、功绩、谋略、有惠于百姓及与扶苏的关系这五个方面，您哪一方面能高过蒙恬呢？”
李斯愕然，只得据实回答说：“我哪一样都赶不上蒙恬！”
赵高说：“那好，既然您知道赶不上蒙恬，扶苏一旦当了皇帝，您的丞相位置还保得住吗？”
李斯默然。
赵高见话已奏效，就继续对李斯说：“大公子扶苏刚毅果断，威望很高，他一旦即位，势必任用蒙恬为丞相。我在宫中干了20多年的杂役，所幸的是懂点法律，就我所知道的，秦朝的官吏凡免官的只有一个结果，那就是被找个茬杀掉。您能逃脱这个结局吗？”李斯还是默然。
赵高又说：“我做胡亥的老师，已有很多年了，可从未发现过胡亥有什么过失。胡亥为人老实厚道，聪明伶俐，又不挥金如土，能礼贤下士，全国之中恐怕找不出比他更好的人了，让胡亥即位，不是很好吗？”
李斯毕竟是读书人出身，虽然视官如命，但到底还未丧尽天良。他还是怕让胡亥即位会祸乱国家，他对赵高说：“我个人不足惜，本是上蔡的一个百姓，蒙先皇垂青，得以效劳于秦廷，我做侯爵，子孙也都做了大官。先帝把如此重大的责任交付给我，我怎么能辜负先帝呢？况且前车可鉴，春秋战国时期，晋国废了太子申生而立奚齐为君，结果弄得三代不安，混战几达20年；齐国的齐桓公与公子纠争位，结果公子纠被杀。殷朝的纣王杀了比干，结果落得国破家亡！上述都是亲人相残以致香火断绝的例子。秦国怎么能效法呢？”
赵高锲而不舍，对李斯进一步晓以利害，他说：“世事是变化无常的，前朝的例子在今天不一定都完全适用。当今之事，如果能上下一心，就可以长久；如果能内外协力，事情就可成功。您如果听了我的话，就可世代封侯，传之久远，您本人也会像孔子、墨子一样享有声誉。如果不按我的意思办，您必定会祸及子孙。会办事的人可以因祸得福，不会办事的人会因福得祸，事到如今，您怎么还不明白呢？”
李斯本来还有正直善良之心，但人在官场久了，其官格也就压倒了读书人的品格，对切身利益的考虑也就压倒了对正义的坚持。考虑到自己的官位及身家性命。李斯最后只好服从了赵高的建议，流着泪对赵高说：“我生于乱世，既不能以死谢世，我的命运又能交给谁呢？”
于是，赵高伪造诏书，派使者送往扶苏所在的边防，责备扶苏不孝，并赐他宝剑，令其自杀。扶苏接到诏书后，未加反抗就自杀了；大将蒙恬却不愿自杀，后被逮捕入狱，死于狱中。
使者回报赵高、李斯，赵高、李斯连忙离开沙丘返回咸阳。因天气炎热，秦始皇的尸体腐烂，发出恶臭。为了不让随从士兵闻到尸体臭气，就假传秦始皇的旨意，买了一车鲍鱼拉在车后面。因鲍鱼可发出奇臭，就将秦始皇的尸臭掩盖过去了。
赵高一行人回到咸阳发丧，为秦始皇举行了极其隆重的葬礼。随后，胡亥顺利地当上了皇帝，是为秦二世。在赵高的一手策划之下，胡亥沿秦始皇当年东巡的路线出游，并沿途刻石纪念，以证明胡亥是秦始皇选定的接班人，遮掩天下人的耳目。赵高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去掉异己分子。让胡亥实行严刑峻法。在赵高的亲自主持下，撤换了朝中的大多数大臣，并分别将其处死，蒙恬的弟弟蒙毅当然首当其冲。对于胡亥的兄弟姐妹。也绝不留情：一次杀掉胡亥的12个哥哥，关押至死3个哥哥，车裂了10个姐妹。其家属受诛连而死的不计其数。这样，朝中的大权差不多全掌握在赵高一人手里，只有丞相李斯，因拥立二世有功，才未被废。
在进行过这场大屠杀之后。赵高得意地对胡亥说：“现在事情办得差不多了。朝野上下人人自危，自我保全尚且不及，哪里还有心思去搞别的呢？陛下您可以尽情享乐了，一些琐碎的小事交给我来处理就行了！”就这样，胡亥完全落入了赵高的掌握之中。
但赵高还有一个唯一的权力障碍，那就是李斯，赵高必欲除之而后安。赵高设计了一整套完备的计划，让李斯一步步地陷入死地。赵高先来找李斯，装出一副忧国忧民的样子，说胡亥只知享乐，只知修建宫殿，罗致狗马玩物，消耗国力，自己人微言轻，应当由丞相出面劝谏。李斯一听，竟很感激赵高，觉得他还很为国家着想。只是胡亥在深宫享乐，无法见面，于是两人约定，由赵高提供消息，在胡亥有空时通知李斯，让他人宫进谏。
赵高见李斯已入圈套，就按计行事，偏在胡亥玩到兴头上时派人通知李斯。李斯求见，就惹得胡亥很不高兴，自然是拒绝接见。这样一连三次，胡亥已很厌恶李斯，认为李斯趁他玩兴正浓前来找他是有意给他难堪，找他的麻烦。赵高见时机成熟了，就对胡亥说：“您还不明白丞相的意思吗？他自觉拥戴有功，是想裂土为王啊！他的儿子李由身为三川郡守，但并不积极抗击反贼，致使反贼蔓延成灾，那是私通反贼，想要谋反啊！”
胡亥听了。也未敢全信，就派人去调查李由谋反的案子。赵高暗中买嘱使臣，让他诬陷李由。李斯得到消息，惊慌失措。立即上书揭发赵高，说他有心篡权，由于胡亥不信，李斯就同他顶起来。胡亥大怒，想想前因后果，觉得李斯老跟自己为难，总是劝他罢修宫殿，倒是赵高处处顺着自己，处处让自己高兴。于是，胡亥就下令逮捕了李斯父子。
赵高严刑逼问，李斯父子熬不过酷刑，屈打成招。此时李由已战死，通敌谋反又死无对证，越加真实。就这样，李斯和小儿子被处五刑而死，其族人也一并被处死。李斯一死，胡亥立即任命赵高为丞相，赵高终于独揽了朝廷大权。
这时，由陈胜、吴广首先发难的农民大起义节节胜利，大有席卷全国之势；秦朝的大将章邯也投降了项羽，王离当了俘虏。秦朝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了。赵高看到天下正乱，朝中又多是自己的心腹，废掉胡亥，篡权夺位的时机已经成熟，他就一步步地实施起来。
这时的胡亥已完全失去了权力：他前后左右的人，几乎全是赵高的心腹；他的一切行动和命令，也都要通过赵高来转达和实施。离开了赵高，他可以说寸步难行，更不要说发布和实施重大命令了。这已不是大权旁落的问题，而是失去了人身自由，形同被赵高软禁起来。其实，形成这种局面的经过很简单，胡亥由赵高拥立为帝以后，一直宠信赵高，这倒还罢了，关键是胡亥只保持同赵高一人的单线联系。与其他大臣失去了交往，况且朝廷人员都由赵高换过一遍呢？唯有一个李斯尚可与赵高争衡，又被赵高害死。因此，胡亥势必成为赵高手中一个软弱的傀儡。且不说胡亥为人软弱糊涂，贪图享乐，即便刚毅果断，到了此时。也已无法可想了。
赵高虽然布置得如此严密，还是怕有人不服。于是，在杀掉胡亥以前，他先做了一次“民意测验”。一天，他当众给胡亥送了一头鹿，指着鹿对胡亥说：“臣下献给皇上一匹马。”胡亥以为赵高弄错了，便笑着说：“丞相错了，那是一头鹿。您怎么能指鹿为马呢？”说完，就问身边的侍者和臣下：“你们说是鹿还是马？”大多数人连声说：“是马、是马。”只有几个人说是鹿，散朝以后。赵高就派人把说鹿的人都处死了。就这样，赵高完成了一次政变预演，心里更有了着落。
胡亥根本没有怀疑赵高在搞什么阴谋，反而怀疑自己出了毛病。回去之后连忙找人算卦。算卦的人也受了赵高的嘱托，就对胡亥说：“您所以把马看成鹿，是由于您没有很好地斋戒的缘故。现在需要马上斋戒。”胡亥信以为真。连忙带着一批人到上林苑里斋戒去了。
赵高的目的就是为了把胡亥赶远一点，让他躲起来。胡亥在上林苑里也不斋戒，倒是纵情游乐。一天，他率众射猎，偶而遇见一人从上林苑经过，就一箭把那人射死了。赵高知道了这件事，就嘱咐自己的女婿、咸阳县令阎乐装作不知道这件事，给胡亥写了一道奏章：“不知谁杀了人，把尸体移到了上林苑，希望能拿到惩办。”赵高就拿着奏章去对胡亥说：“听说这个人是您射死的。皇上杀了一个无罪的人，上天和鬼神都会生气。您还是躲远点吧，以免灾祸降到您的身上。”胡亥果然听了他的话，赶快离开上林苑，跑到咸阳县东八里的望夷宫躲灾去了。
赵高正好积极策划政变。赵高的亲弟弟赵成是郎中令，可以自由出入宫廷，赵高派他做内应。赵高的女婿咸阳县令阎乐手中有些兵，由赵高派他率兵化装成农民起义军，攻打望夷宫，杀掉胡亥。其后是立胡亥的侄子子婴当皇帝，由赵高操纵。
秦朝在不长的时间里就要经历第二次宫廷政变了。
首先，郎中令赵成在望夷宫中造谣，说农民起义军已攻入咸阳。赵高就急忙命令咸阳县令阎乐带兵保卫望夷宫，阎乐就趁机带兵冲进望夷宫，诈说反贼已经入宫，要进宫搜查。阎乐杀了守门的卫兵，直趋宫中，有少数太监和士兵想抵抗，全被阎乐杀死。赵高派人向胡亥报告说：“反贼打进宫来了。”等胡亥登上城楼四下一望，只见“反贼”四处乱窜，回望身后，只剩下一个太监。胡亥气急败坏地说：“你们怎么不早告诉我啊，弄成现在这个样子！”那太监说：“早告诉您也不听，我就是因为没早说话，才活到了今天，如果早说了话，早就死了！”
阎乐带兵冲到胡亥跟前，历数他的罪状说：“你大兴土木，荒淫无道，残暴成性，弄得天下皆反，还是极早自己了结吧！”
胡亥抖着身子问道：“我可以见一下丞相吗？”
阎乐说：“不行！”
胡亥退而求其次，问道：“我不当这个皇帝了，可以给我个郡王当吗？”
阎乐果断地摇头说：“不行！”
胡亥退而求其次，乞求道：“那就让我当个万户侯吧！”
阎乐斩钉截铁地说：“不行！”
秦二世绝望，哀求道：“那我就带着妻子去当平民百姓，总可以了吧？”
阎乐吼道：“你啰唆什么，我是奉丞相之命为民除害，对你的要求，我不敢转达，你还是快点自尽吧！”
胡亥看看再无希望，如不自杀，阎乐就要动手了。他看着孤立的自己，又最后看了一眼豪华的宫殿，拔剑自杀了。
秦二世胡亥这只“跳蚤”就这样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赵高杀掉胡亥以后，就立子婴做秦王，因为当时秦朝的大部分土地已被农民军夺去，秦朝只剩下不到原来秦国大小的一片土地。赵高这一建议，朝廷上无人敢反对。虽然大家都明白赵高取消秦国的帝国名分实际上就等于宣布秦朝的灭亡，是为自己开立新朝做准备，但也无人敢发表不同意见。只是子婴非常清楚，赵高很快就会杀掉自己的。于是，子婴趁赵高来看他之机，预先埋伏好士兵，让自己的两个儿子突然出击，杀死了赵高。
不久，刘邦率农民军攻入咸阳，子婴投降，秦朝灭亡了。
就这样，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封建王朝走完了其15年的短暂历程。
据说皇帝是真龙天子，是龙的种子，天的儿子。至于龙是否真有，哪里见过，怎么生儿子，尤其是怎样跟人一起生儿子，那就谁也说不清楚了，反正中国人宁信其有，不信其无。信其有时，可以趋吉避凶，如果真有了这么回事，那也怪罪不到自己的头上，甚至还可以表上一功，或者炫耀一下自己有先见之明；如果没有，那也伤不了自己什么，短不了一根毫毛。既然如此，何必去做那惹事生非的傻瓜？这也许是中国人的民族性之一吧。
不过，秦朝末年陈胜、吴广大起义时，农民军就喊出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口号，这真是石破天惊之问。难道王侯将相是特殊的人种吗？为什么他们要这样残暴地统治人民呢？这么较真地一问，谁也不敢做肯定的回答。
当然，并不能因为陈胜、吴广这么一问，中国人就从此不信真命天子了。然而，即使如此，人们已经对所谓的“王侯将相”之“种”产生了深深的怀疑。
远水不解近渴
《庄子》里记载了这样一个有趣的故事：庄子的家里很穷，到监河侯家里借钱。监河侯说：“好的。我将要得到邑里的很多金子，那时我再借给您三百斤。”庄子气愤地说：“我昨天来这里的时候，在半道上听见有叫我的声音，我回头看看路上的车辙中，有一条鲋鱼在里面。我向鲋鱼说：‘过来，您是怎么回事呢？’鲋鱼回答说：‘我是主管东海波浪的鱼。您能不能给我一斗水让我活下来呢？’我说：‘好的。等我游说吴越之王，引西江之水而迎接您，可以吗？’鲋鱼气愤地说：‘我离开了大海，无水可用，得到一斗水就可以活下来。您这么说，还不如到鱼市上去找我！’”
《庄子》善于用寓言来讲述道理。这个故事讲的是远水不解近渴的道理，讽刺了那些迂腐无用的空疏之举。古人在这方面有很多深刻的论述。
《淮南子》上说：“救助落水的人，给他金玉，不如给他一根平常的绳子。”韩非子说：“已经饿了很多天的人，让他等有了黄粱米饭和肉食之后再吃。饿着的人必然等不及。”因此解决饥饿，不要指望宝鼎煮出的美味；抢救落水的人哪能等行步端正的慢性子。也就是说，治理国家要施行切实易行的方针，才能把事情办好。
为什么这样说呢？韩非子说：“人们常说智谋之人讲的道理十分高深，即使是高智商的人理解起来也感到很费劲。如今制定普通人适用的法律，却尽讲些连智力较高的人也理解不了的道理，普通人怎么明白呢？因此，连糟糠都吃不饱的人，是不会坐等有了黄粱米饭和肉食后再吃的；连粗麻织的短衣都穿不上的人，不会非得有了绣花的绸衣才穿的。由此说来，治理国家应先做当务之急的事，再做其他事情。”韩非子还说：“现在人们所说的英烈之人都是言谈举止怪异的人，他们标榜冷僻的学问，讲道理过于玄妙，不切实际。我认为，冷僻就是无用，太玄妙就是不负责任。人生活在世界上，一定要侍奉君主，孝养父母。侍奉君主、孝养父母都是实实在在的事，必须尊奉忠诚信义。若尊奉忠诚信义就不能不着边际。可见太虚的道理，冷僻的学问，都是迷惑人的邪术。”韩非子还说过：“非要亲眼见到别的人怎样做才能明白的人，不能说是聪明的人，因为人是一一看不完的。”因此《尹文子》说：“君子不空谈无益于治国的道理，不做容易做但没有收效的事。因此，他们论道，在各种政策、制度、权术的范围内；做的事多与种田务农、行军布阵有关。这就是说，要做的是实际急需的事。”所以，小人争论的都是儒家、墨家的孰是孰非，行事固执、偏激、虚伪；孜孜以求的只是名声而已。因而英明的君主要诛杀他们。
现在世上有些人，品行高蹈于众人之上，办事能力也在众人之上，能言善辩出类拔萃。但是，有这样的品行却不能用来教化人民；有这样的办事能力却用不到急需的地方；口才出众不去游说天下百姓；勇力过人，却无法在战场上率领众人浴血奋战。这四种超群之处，都是不能被用于正道的，往往成为祸乱的根源。
行善的人，使别人不能钻空子。为所欲为；心思机巧的，行事做得天衣无缝，让常人难以插手。可以说这些是独善、独巧的人，但往往达不到巧、善的最高境界。因此我们应以圣人之理为贵，不能只逞独善之能，要懂得和大家一起治理。行事当以合乎大众为贵。《文子》说：“先知先觉，远见卓识，可以说是乱世奇才。但太平盛世，这种人不值得以他为贵。知识渊博，而且能言善辩，可以说是聪慧伶俐，但英明的君主不会用这个标准去衡量臣下。目空一切，出淤泥而不染，可谓士大夫道德贞洁，但太平盛世不会用这个标准去教化百姓。所以，那些太崇高的道义准则，不能作为衡量百姓的标准。那些远非大众化的德行，不能推广为一国的风俗。因此，若是国家太平，可以和愚人一起守住业绩；军队强大，可以和怯懦的人并肩作战。不必非等古代英俊杰出的人物出现不可，而人能自主安排的原因，就是能按手下人所现有的德性、能力兼容并用他们而已。”《文子》这些话，是认为圣明的君主不能拿先知远见、博闻强记、傲视别人三事来作为教化的标准。若是让百姓都依此行事、移风易俗，那是不可能的。如今只需自然耕作、自然生活，教之以行军作战，不觉中顺其大众。不提倡能力出众，勇猛盖世。
因此，古代圣明之君以顺势应变来通过难关。所以《淮南子》说：“能够顾全大局的人既安逸又不会走入穷途末路。单凭心机诡诈的人一定毫无收获，这些人。即使有离朱那样明亮的眼睛，能看清百步之外的缝衣针，也看不到清泉中的游鱼。即使长着师旷那样能分辨无数音调的耳朵，却听不清十里之外的声音。因此，有时任用一个能力强的人，却不能管好三亩宅院；若是遵循大道的规律，依从自然法则，天上地下都不难治理得井井有条。这就是识大局而度难关的意思。”
要善于树立法度来协调各种矛盾。《文子》说：“农民、士大夫、工匠和商人，无论在乡里、在州县，都是有差别的。农民和农民谈论耕种收成；士大夫和士大夫谈论道德修养；工匠与工匠谈论制造技艺；商人和商人谈论物价、利润。因此，士大夫大都品行端正；工匠都能相互提高技艺；农民在闲聊中改进了自己的经验；商人也增长了见识，不会折本。这就是所说的协调矛盾、各安其位。”
让聪明的人和愚笨的人平等相待，不产生隔阂，可以说是最好的治国办法。因此叔孙通要制定礼仪，汉高祖说：“不会很难吧！”那时，叔孙通回答说：“礼这种东西，是随着人情世态而制定的。”张释之跟文帝谈论治国的道理，文帝说：“讲得浅近些，不要太高深，只要现在能实际施行就可以。”所以说，治理国家若是不从实际急需且可行的事下手，而以奇异为准，无异于让饿了多日的人等待黄粱米饭和肉食，让人拿着金玉珍宝去拯救溺水者一样荒谬。
古代，楚国的公输般，宋国的墨翟，用木制造的飞鸢能飞上天，但不实用。汉代的张衡能使车的三个轮子自己运转而无需外力。魏国的马钧能制出会吹萧的木人。但若没有实用价值，这些东西只是耗费精力、劳民伤财，害处多多。《庄子》说：“朱汗漫跟支离益学习杀龙的本领，花了千金学费，学成后，却无处施展。”《文子》说：“治国的根本在于仁义、礼乐、名法、刑赏，其他方法，若不在这些之内，超出这些去弄别的，即使能统括天地，抓住万物，也只是治国之外的道理，对广大人民百姓来说，都是不切实际、毫无用处的。因此古代圣人把这放置一边不提。”由此看来，做事在于切合实际，不应好高骛远，这是自古就有的道理。
刘安在《淮南子》中说：“太阳、月亮普照万物，无与伦比，但仍有它们照不到的地方，这是由于它们高悬于万物之上。油灯和蜡烛虽然光亮微弱，但世上却不能缺少它，因为它的光明能照到太阳、月亮所照不到的阴暗角落。”由此看来，治国之策，贵在能普遍实行，此理由来已久。自古以来，圣君任用官吏，使他们各司其职，从而达到合作共治的目的。
儒家变法革新
其实，在中国历史上，变法不仅仅是法家的事，儒家也经常“变法”。如春秋战国时期著名的军事家吴起，曾被法家认为是善于变法的代表人物，实际上，在他的思想中，儒家的成分更浓一些。
吴起治国治兵，不以自然条件和已有的社会条件为决定性因素。他说：“山河之固，在德不在险。用兵之道，以治为胜。”魏武侯接受他的建议，“内修德政，外治武备，治国不以山川之险”，最终称雄一方。
当时，魏文侯因吴起善于用兵，廉洁公正，颇得将士欢心，便拜吴起为西河（魏郡名，辖境在今陕西东部黄河西岸地区）郡守，把他放在最为重要的地理位置上，以抵御秦国和韩国的进犯。魏文侯死后，吴起便侍奉他的儿子武侯。魏武侯刚刚即位，为了了解国家的形势，便于当年（前395年）来到西河，乘船顺黄河而下，察看地形。在视察途中，武侯见高山大河，险要奇伟，十分感慨。他回首对吴起道：“山河环抱，形势险要。这是一道攻不破的天然防线，阻挡着敌人的入侵，这真是魏国的国宝呀！”
吴起听了，很不同意他的话，觉得武侯不懂定国安邦之策，便摇了摇头，对武侯说：“国家的兴盛衰败，在德不在险。”武侯见吴起不同意其观点，便问道：“这是为什么呢？”吴起便援引历史上不以德治国，不施恩德于民，尽管国家的山川地势险要，终遭失败的实例，对他说：“国家的兴盛衰败，在于是否施德于民，不能只依赖山川的险要。从前，三苗氏所居之地，左有洞庭湖，右有鄱阳湖，所处地势险要，由于疏于国家的治理，没有德行，不讲信义，被夏禹灭亡了。夏朝末代君主桀的所在地，左有黄河、济水，右有泰山、华山，南有龙门山，北有太行山，地势也很险要，由于不施仁政，商汤放逐了他。商朝末代纣王的国都，左有孟门山、右有太行山、北有恒山、南有黄河，同样因政治腐败，不行德政，被周武王杀死。由此看来，治国在于有好的政策法令，给人民以恩德，而不在于地形的险要。如果您不施德政，恐怕连您乘坐的船上的人都会成为您的敌人。”武侯听了他的这一番话，觉得十分有道理，敬佩地说：“你说得很对。”
吴起辅佐文侯和武侯，镇守西河27年，西却强秦、北灭中山、南败荆楚，屡建奇功，拓地千里。魏国强大起来，吴起也因此而名扬诸侯。
吴起本来可以在魏国有更大的作为，但后来遭到了别人的谗毁，不得不离开魏国。魏国的宰相田文死后，宰相的职务由一名叫公叔的人接任，他娶了魏国的公主为妻，却十分畏惧吴起。公叔的一个仆人深知主人的心思，对公叔说：“吴起很容易就可以撵走。”公叔问：“怎么做呢？”仆人说：“吴起为人傲慢并且喜欢荣誉。您可先对武侯说：‘吴起有雄才大略，可是大王您的国家太小，西面又与强秦接壤，实在不是一个让他可以施展才华的地方，臣担心吴起无心再留在魏国了。’武侯如果问：‘怎么办’。您就可趁机对武侯说：‘可用把公主嫁给他的办法来试他。如果吴起有长期留在魏国的意思，就必定答应娶公主；如果他不想久留，就会蔑视公主。这样一来，就能推断出他的心意了。’您利用机会邀请吴起到家中作客，故意让公主生气而轻视您。吴起如果看到公主这样瞧不起您，就必定推辞，不愿意娶公主。”果然，吴起看到公主那样蔑视魏国的宰相，就婉言谢绝了这门婚事。武侯起了疑心，渐渐地就不信任吴起了。吴起害怕惹祸上身，于是就离开了魏国，到楚国去了。
吴起在楚国变法，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由于他得罪了旧贵族，结果被乱箭射死。纵观吴起的一生，他对自己的理想十分执着。不像法家或者纵横家那样随机应变，甚至不像兵家那样讲究冰冷的理性。追根溯源。这是由他的思想中的儒家成分决定的。因此，如何运用儒家的智慧，应该是值得我们深入考虑的问题。
众所周知，吴起是春秋战国时期的著名军事家，也曾被法家认为是善于变法的代表人物。但实际上，他更重视儒家的“以德治国”思想，并卓有建树。如果细心地考察吴起的变法实践，就可以看出，他与韩非等法家所提倡的思想是很不相同的。他所希望的是通过抑制贵族的势力，消除国家的腐败，使国家振兴富强，而这些十分接近儒家的思想。中国历史上的变法不仅仅是法家的事，有时也充满着浓厚的儒家思想。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不仅儒道互补，儒法互补也是一种历史存在。至于封建统治者实行阳儒阴法，表里不一的那一套，本是没有办法的事。
德行和政治
什么样的政治是好的政治？或者说评价政治的标准是什么？
乍听起来好像很复杂，很艰深，不容易弄懂，其实也并不是那样深奥，如果从我们的亲身感受出发来理解政治，也许会变得很简单。所谓好的政治，就是符合我们的风俗习惯、文化传统并使其中的合理因素得到有效发挥的政治。也就是说，评价政治的标准还在于文化，如果能将这种文化的合理性发挥出来，便是好的政治；如果脱离了这种文化的实际，陷入空想，就是所谓的“左”的政治（反之，则是所谓的“右的”政治）。当然，这是总的原则，具体情况是十分复杂的。
田氏代齐在中国历史上是十分著名的历史事件，虽然有其漫长的积累和发展的过程，但齐景公最后给田氏制造了这样的机会也是非常重要的。晏婴的先见之明，即使在今天想来，也是令人感叹的！
淳于人把女儿送给景公做妾，生了儿子取名叫荼。景公非常疼爱他，于是大臣们就商量要废掉长公子阳生而立荼为太子。景公把这件事告诉了晏子（即晏婴）。
晏子反对这种做法，他说：“这样做可不行。让地位低下的人去和地位高的竞争，这是国家的大害。放弃年长的儿子而立年纪小的为太子，自古以来就是产生祸乱的根源。公子阳生年长，受齐国人的拥戴，请大王不要更换太子。因为人的服饰、地位有明确的等级界限，所以卑下者不能欺侮尊贵的人。立太子有礼制规定，所以庶子不能夺嫡长子的位置。希望大王要用礼义来教育荼，不让他陷入奸邪之人的引诱之中；希望您用仁义来引导他，不让他只注重自己的利益。无论年长的和年少的都要按礼法办事，宗族、嫡庶关系也就能合乎伦理规范了。废长立幼的事情，历来不能教育下人；抬高庶子以压抑嫡子的办法，也不会给所爱的儿子带来好处。长幼之间没有等级界限，嫡庶之间不加区别，实际上就是给不轨之徒制造了乘机作乱的祸根，请大王要慎重考虑。古代贤明的君王，不是不喜欢纵情享乐，只是他们懂得乐极生悲；他们有的人并不是不想立爱子为储，只是因为他们知道违背伦理大义就要带来天下的混乱。因此，他们享乐有所节制，立子也遵守道德伦理。那些用花言巧语来欺骗大王的人，怎么能值得您的信任呢？现在，您采纳奸邪之人的主意，听信乱臣贼子的坏话，废长立幼，我真怕将来会有人利用大王的这个过失为他的个人的邪恶用心服务，去搞废长立幼的事，借此达到个人的目的。请大王一定慎重地考虑这件事！”
齐景公刚愎自用，没有听信晏婴的话。他死后不久，齐国的大贵族田氏就杀了荼，再立长子阳生，不久，又立了齐简公，最后，田氏杀了简公，自立为王，这就是著名的田氏代齐。这一切，都在晏婴的预料之中。
对于今天来讲，嫡庶长幼观念肯定是落后乃至腐朽的观念。但在当时却是难以逾越的道德观念和伦理准则，不遵守这种观念或准则，就意味着对社会秩序和人们的文化心理的叛逆，就会引起争端或混乱。具体到田氏代齐来说，虽然其渊源并不始自齐景公的废嫡立庶，但齐景公的做法无疑为之提供了一个契机。我们在考察政治与道德、政治与文化的关系，试图将我们的政治调适到最佳状态的时候，上面的例子也许会在一定意义上给我们一些启示。
改革的魄力与勇气
春秋战国时期，地处北部的赵国地理位置最为不利。因为它要替南面的诸侯国抵御来自北方少数民族的入侵；而它的风俗习惯，包括战争方式，都与南面的诸侯国一样，很不适合当时的情况，因此迫切需要改革。
在肥义的鼓励和帮助下，赵武灵王果断地实行了胡服骑射的法令。军队和百姓都换下了不便于劳动作战的长袍，穿上了便于劳动作战的短衣。这使赵国军队的作战力量大大增强，再加上配合实行其他有利于富国强兵的政策，如修筑长城等，赵国迅速地富强起来，成为当时的一个强国。赵武灵王不顾流俗坚持改革的精神，至今对我们仍然深有教益。
有一天，武灵王闲坐，肥义陪伴他。肥义说：“大王是否考虑过世事的变化，分析过军队的作用，回忆过简主和襄主的业绩，盘算过胡地和狄地的利益呢？”武灵王说：“后来的君主不忘先王的恩德，这是做君主的根本；相互商量明主的长处，这是做大臣的本分。因此，贤良的君主平时要制定便利于人民的政令，并不失时机地教导他们；在战争的年代，要建立空前绝后的功业。作为大臣，在闲居时就要尊敬长辈，谦恭辞让，在朝中做官时，要能够辅佐国君、造福百姓。这两点是君主和大臣的区别。现在，我想继承襄主的功业，开拓胡、狄之地，但我的这些想法恐怕终生也不会被人理解。现在看来，如果进攻弱小的胡、狄，用力不大，不至于使百姓劳困，却能获得很大的收益。想建立盖世功业的人，必然会遭到一般俗人的非议，有独到见解的人，必然会遭到一般世俗之人嫉恨。如今，我想改穿胡人的衣服，学习骑马射箭，教导百姓。果真如此的话，世人一定会议论我了。”
肥义说：“我听说，办事如果犹豫不决，就不会成功；行动如果瞻前顾后，就不会成名。大王如果已经决定承担天下人的非议，那就不用顾虑世人的蜚短流长了。那些想建立最高德行的人，是不会与世俗之人商量的；那些想建立伟大功业的人，也是不与众人计议的。从前，舜跳有苗氏的舞蹈，世人不理解，禹赤身裸体地进入裸人国，世人更不理解；但他们都不是纵情声色、欢娱身心，而是为了以德行来感化尚未开化的人。愚蠢的人对即将成功的事也看不清楚，聪明的人在事情尚未出现之前就能预知未来。大王不要犹豫，希望能够马上实行新政。”
赵武灵王说：“我并不是担心胡人服装的长处，只是害怕天下人会笑话我。狂人快乐，聪明人就替他感到悲哀；愚蠢人的讥讽，贤能的人就为他感到悲哀。既然有人赞同我的主张，胡服骑射的改革就必然能够取得成功，其作用也将是难以估量的。即使世上的俗人都笑话我，我也一定要占领胡人的土地和中山国。”
赵武灵王实行胡服骑射的政策，在春秋战国时期是一项十分著名的改革。赵国地近胡地，经常与胡人发生小规模的冲突。在长期的作战实践中，赵武灵王认识到，身穿长袍的赵国步兵是很难与装束精干、行动快捷的胡人骑兵相抗衡的。但由于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的束缚，人们很难接受胡人的装束和作战方式。武灵王不顾流俗，坚持改革，终于使赵国强大起来。实际上，赵武灵王的改革对整个中国的影响都是十分巨大的：古代的骑兵及军士所穿的箭衣，都是从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的改革中演化而来。
为政之道
如何做好领导，这是古往今来我们一直探讨的一门大学问。有人认为应当用法家的方法，以法治国，以法治人，认为万事有了规矩才可施行；有人认为应当用儒家的思想，以仁爱为本。本立而道生，道生则万物自然运行；也有人主张用道家的策略，无为而治，无为而无不为。当然，也有人主张儒、法兼用，或是阳儒而阴法。但在这众多的治国、治人策略中，给人以尊严恐怕是不容忽视的，也是在现实中行之有效的。
晏婴乘车路过中牟这个地方，看见一个衣着褴褛的人在路旁休息，看上去像个君子。晏婴就问他说：“您是什么人呢？为什么到这个地方来？”那人说：“我叫越石父，我是人家的仆人。在中牟给人做劳役，出来干完活正准备回去。”晏婴问：“您为什么要给人家做劳役呢？”越石父答：“因为挨饿受冻，无法摆脱，所以做了仆人。”晏子问：“您做多久了？”越石父回答说：“已经三年了。”晏子说：“可以把您赎回来吗？”越石父说：“可以。”于是晏子让人解下左边拉车的那匹良马，给越石父赎身，并让他坐上自己的车一起回到了齐国。
晏子到了家，没有向越石父告辞就走了进去。越石父十分气愤，要求与晏子断绝交往。晏子派人对越石父说：“我过去不曾与先生交朋友。您做了三年的奴仆，今天我见到您，就把您赎了出来，难道还有什么地方对不住您吗？为什么这么快就和我绝交呢？”越石父回答说：“我听说，士人在不了解自己的人面前委屈求全，而在知己者面前挺直身板，因此，君子不能因为对人有恩德就轻视人，也不能因为别人对自己有恩德就低三下四。我给人家做了三年的仆人，是因为没有人了解我，先生赎我出来，我认为先生真正了解我。我才与您一起乘车，当时您没有对我表示谦让，我以为您忘记了。刚才您又不与我告辞就进去，这和拿我当仆役就没有什么差别了。既然我还是仆役，就请您把我卖掉吧。”
晏子听了越石父的话，从家里出来与他相见，说：“刚才我只看到您的容貌，现在我看到了您的内心。反省自己言行的人不牵扯别人的过错，注重实际的人不计较别人的言辞。我向您道歉，您不要抛弃我。请您允许我改正错误。”于是，晏子下令洒水清扫，改备宴席，以隆重的礼节接待越石父。越石父不愿意接受，说：“我听说，再恭敬也不能在途中安排礼仪，礼仪再隆重也不能上下不分。先生接待我的礼节太重，我不敢承当。”于是晏子就把越石父当做上宾来接待。
后来，越石父成为一个非常著名的人物。
只有给人以尊严才能真正得到人心。如果晏婴这样的古人像现在一般的人那样，对人的使用只是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或是打一巴掌揉三揉，把人的尊严都给弄没了，不要说当齐国的国相，就是当一个乡长也是当不长久的。不过，话又说回来，要有容人的肚量就必须有容人的资本，如果是一个才智不高的人，搞武大郎开店，则是必然的。当然，有人会说，现实中的多数人恐怕都没有什么尊严感，你给他尊严，不如用法律去约束，用财物去利诱。是的，孔子也说过，“君子怀德，小人怀刑”，意思是说君子感念恩德，小人恐惧刑罚。但我们说的是一种管理人的思想和原则，并不是要教条地运用到现实中，并不排斥对现实中人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如果没有这种思想和原则，我们世界可能是一片专制与暴力的黑暗。
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这是自古以来知人、用人经验的经典性总结，是万古不易的真理，同时，也是人追求实现自我尊严的表现。但是，要想真正做到“知人”，也并不是很容易的事。
春秋战国时期齐国的晏婴确实算是一位十分有学识、有水平的人了，甚至在当时的各个诸侯国中都没有人能够超过他。但他对识人之难也屡屡发出慨叹。
齐国有个叫北郭骚的人，他靠编织捕兽的网具、打草鞋赡养母亲，但用度还是不够。他就亲自登门去见晏子，对他说：“我仰慕先生的仁义，愿向先生乞求一些能养活老母的东西。”晏子派人从仓库里取来钱和粮食送给北郭骚。北郭骚谢绝了钱财，只收下了口粮。
过了一段时间，晏子被景公疑忌，他觉得不能在朝廷呆下去了，决定离开朝廷出走。路过北郭骚家门口时，晏子向他道别。北郭骚沐浴更衣，郑重地与晏子见面，问道：“先生将去哪里呢？”晏子说：“我被大王猜疑。打算出外逃亡。”北郭骚说：“请您好自为之。”当时没有什么特殊的表示。晏子坐在车上长声叹息说：“我落到出走的地步，难道不是应该的吗？我实在对士人太不了解了啊！这能怨谁呢？”
晏子走后，北郭骚立即行动起来，他找来自己的朋友，对他说：“我很敬重晏子的仁义，曾向他乞讨养活老母的东西。我听人们说，对能够供养自己双亲的人，应当亲自替他担当危难。现在晏子被大王疑忌，我应该用生命来为晏子表白。”说完，他穿戴整齐，让朋友拿着宝剑，手捧竹筐，跟在他的后面来到宫廷。他恳求通报人说：“晏子是天下有名的贤人，如今他被国君猜忌，要离开齐国了，齐国必定要因此而受到损害。与其看国家受到损害，不如去死掉。我愿用自己的头颅向大王进谏，表明晏子的清白无辜。”接着又对自己的朋友说：“请把我的头装入竹筐之中，送给国君，表明我的请求。”说罢退下，马上就拔剑自刎而死了。
他朋友把北郭骚的头割下，装进竹筐，对通报的人说：“这就是北郭骚先生，他为国家的事情而死，我现在要为他而死。”说完也拔剑自刎了。
景公听说后，大惊失色，亲自坐上驿站的马车去追赶晏子，一直追到郊外，才把晏子追上，请他回国都。晏子没有办法，只好跟着景公回来。听说北郭骚先生以他的生命来为自己表白无辜的事以后，晏子连声叹息说：“我晏婴的出奔逃亡，难道不是应该的吗？我更加知道自己对士人不了解了！”
晏婴的两次关于对士人不了解的自我检讨，在今天看来可能觉得是谦虚甚至是矫情的，而在当时却是真诚的，也是很充满了哲理的：第一次检讨是说自己识人不明，错把普通的人当做士人，像这样的水平难道还应该辅佐国君，在宫里继续呆下去吗？第二次检讨是说自己有眼不识泰山，就更没有资格辅佐君王了。被君王怀疑，离都城出走，难道不是很正常的吗？总之，是自己的修养和水平还没有达到应有的境界。别的先不说，晏婴的这种联系政治检讨自我、剖析自我的精神是惊人的，恐怕也是我们身上所缺乏的。
为政之道在于给人以尊严。上面的例子从表面上看主要说明对人的了解是多么的不容易，而在其深层中还透显出比了解士人更难的东西，这就是对士人的尊重。古人说，上有尧舜之君，则下有尧舜之民；善于用人，则盗跖亦可为忠信之人。其实，这里所讲的并不仅仅是单纯的用人方法，更不是所谓的驭臣术、牧民术，而是一种思想，一种原则。古人在这方面的经验已经相当成熟和丰富了，他们早已懂得，要想用人，就必须尊重人，使人真正具有尊严感；如果有人还没有明确的尊严感，就要想方设法地帮助他们树立尊严感。
其实，所谓“士为知已者死”也是人追求自我尊严的一种表现。
只要有人类存在，就会有志趣、爱好和观念的差异，这些差异是任何时代和任何理论都无法抹煞的，这就必然会出现“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现象；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也就成了一条永恒的规律，也可以说是基本的人性之一。因此，尊重这些东西，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尊重人个体情感，就是给人以尊严。当然，当这些所谓的“尊严”与基本的社会秩序和道德观念发生冲突时，首先要尊重的，又应该是后者。
预言国家的存亡
在传统观念看来，一个国家的存亡似乎关乎天命与气运，但这只是俗文化观念的看法。在雅文化观念中，国家的兴亡不是由天命与气运决定的，而是由人事决定的，即由人的行为决定。这样的观念具有积极的意义，因为它可以促进人类改变自己的行为，祛恶向善。春秋战国时期的孙武依据雅文化观念成功地预测国家及姓氏的兴亡，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范例。
1972年4月，在山东省临沂西汉墓遗址中发掘出了大量的论兵竹简，其中有几枚题目为《吴问》的竹简，这些竹简简略而又清楚地记载了孙武对吴王的答问。吴王问的是在“晋国六卿”之中，谁先灭亡。孙武回答，范氏、中行氏先灭亡，其次是智氏，再其次是韩、魏，最后只有赵氏来统一晋国。
后来，形势的发展果然与孙武所言若合符契，丝毫不差。那么，孙武是如何预测的呢？其实，孙武的预言完全是建立在对现实状况的分析基础上的，他对吴王说：“范氏、中行氏把一百六十平方步作为一亩，这样，他们的亩制就相对较小，收入就相对增加，养的家臣、武士也就多。如此一来，他们两家就会变得奢侈傲慢，希望建立武功，养成黩武好战的习惯，人心背离，定会最早灭亡。智氏的情况虽比范氏、中行氏好一点，但其本质是一样的，会紧接着范氏、中行氏灭亡。再次，韩、魏的情况和智氏基本相同，也会相继灭亡。最后能统一晋国的当属赵国，因为赵国田亩大，又免去了许多租税，办事从俭，养的武士较少，民心归属。虽然历经困难，但最后必定能统一晋国。”
当然，孙武的预言也不是那样容易实现的。在范氏、中行氏被智氏吞灭以后，智氏利用自己的威势胁迫韩、魏两家来攻打不肯就范的赵氏，最后，智、韩、魏三家率领军队包围了晋阳。智氏用水来灌城，墙没有被淹没的地方只剩下六尺了，居民的炉灶都沉没在水里，灶里都生出了青蛙。然而，由于赵氏深得民心，军民没有背叛的意思。
智氏的首领智伯坐在车上，在水上行走，魏氏的魏桓子与韩氏的韩康子为他驾车。智伯说：“我如今知道水的妙用了。”魏桓子用胳膊肘捅韩康子，韩康子反过来踩魏桓子的脚趾。这是因为汾水可以灌魏氏的安邑，而洚水可以灌韩氏的平阳。智氏可以用这“两水”对付魏氏和韩氏。二人心照不宣，已有对智伯反戈一击的念头。
智伯的臣下郄疵对智伯说：“韩氏、魏氏一定要背叛。”智伯说：“您根据什么知道这些的呢？”郄疵回答说：“根据人事就可以了解的。率领韩、魏两家的军队去攻打赵氏，赵氏灭亡后，灾难必然要落到韩、魏头上。现在约好打败赵氏以后，三家平分赵氏的土地，如今，晋阳城城墙没有被浸没的地方只剩下六尺了，城内已有了人吃人的现象，攻破城池已经指日可待，而他们二人没有高兴的意思，而显出忧虑的神情，这不是反叛又是什么？”
第二天，智伯把郄疵的话告诉魏桓子和韩康子，二人回答说，“这是个谗佞之人，他想替赵氏做游说，使您怀疑韩、魏两家而放松对赵氏的围攻。不然的话，我们两家难道不把马上瓜分赵氏的土地看做利益所在，而想那些有危难又不能成功的事情吗？”二人走出去，郄疵进来说：“您为什么把我的话告诉他们两人呢？”智伯问道：“你是怎么知道的呢？”郄疵回答说：“我看他们俩见到我就端正了身子小步快走，那就是因为他们知道我获知了他们的内情。”智伯并不改悔。郄疵请求出使，到齐国去了。
赵襄子派张孟谈悄悄出城去见韩康子和魏桓子，游说二人说：“我听说，唇没有了的话，牙齿就要受到寒冷。现在智伯率领韩、魏两家来攻赵氏，赵氏灭亡了，韩、魏两家就会接着灭亡。”二人说：“我心里明白事情会是这样的，只恐怕举事不成而机谋泄漏，那么灾祸就会马上到来。”张孟谈说：“谋划从二位大人口中说出，从我的耳中听入，有什么妨碍呢？”韩康子、魏桓子于是秘密地同张孟谈商定消灭智氏的计划，定下日期以后，便把他送回。
赵襄子夜间派人杀了守卫河堤的军吏，扒开河堤将水灌人智伯军中，智伯军队因为救水乱作一团。韩氏、魏氏两家的军队从两侧攻打智氏的军队，赵襄子率部属从正面出击，把智伯的人马杀得大败。于是杀了智伯，消灭了智氏家族。三家平分了智氏的土地。
智氏和赵氏两家选择接班人的条件截然不同，早就为两家的胜负埋下了伏笔。智家讲究强权，借权谋和独裁专断来夺取晋的政权。赵家却注重对人的品性的考核，选立贤德诚信的人接班。赵氏在尹铎治理晋阳的时候，就告诉接班的人要施行仁义，要宽待人民。把人民看做城堡和屏障。智氏以恃有强权的智瑶（智伯）为后嗣，赵家以诚实信义的无恤（赵襄子）为后嗣，说明两家的政治方式不一样，也预示着其后截然相反的结局。
智氏灭亡的经过真实地反映了春秋战国时期的政治斗争，说明了在斗争中谁得民心谁就可能胜利的事实。智瑶（智伯）恃强狂妄，贪婪残暴，执拗自大，不仁不义，无视民心。始则扩张土地，终则全军覆灭，家族败亡。智氏的灭亡和赵国的兴起，生动地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仁，则民心向；不仁，则民心背。根据这一原则判断和预测一个国家、政权和家族的兴亡，大致是不会错的。
历史的教训
对于接受前人的教训，中国人历来十分重视，因此才有了前车之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这样的成语和告诫。然而，人似乎总是十分健忘，尽管有这样那样的血淋淋教训，人们又总是重蹈覆辙。当然，也不是没有人时刻牢记历史的教训，如果真的能以史为鉴，那就真的能建功立业。
秦昭王时，秦国在政治和军事上处于明显的优势。于是，秦昭王对左右的大臣说：“现在的韩、魏比当初强吗？”大臣们都说：“不如当初强。”秦昭王又问：“现在韩国的如耳、魏国的魏齐是不是比以前的孟尝君、芒卯更有才能呢？”大臣们说：“不如。”秦昭王又问道：“当初，以孟尝君和芒卯那样的才能，统率着强大的韩、魏军队来攻打秦国，都对我们无可奈何。现在，以无能的魏国和齐国，率领着弱小的韩国和魏国的军队来进攻秦国，他们的结局是怎么样应该很清楚了。”左右大臣都说：“您说得太对了。”
这时大臣中期推开身前的琴对秦王说：“大王对天下的估计是错的。为什么呢？从前，晋国的智氏、范氏、中行氏、魏氏、赵氏、韩氏这六个卿相家族中，智氏是最强大的。它灭掉了范氏、中行氏，又率领韩氏、魏氏两家在晋阳围攻赵襄子，决开晋水河口淹没了晋阳城，当时晋阳城头只比水面高出6尺。智伯出来察看水势，韩康子为他驾车，魏桓子跟在旁边。智伯十分得意地说：‘开始我不知道水是可以灭亡一个国家的，如今才知道了。’因为用汾水淹安邑很方便，用洚水淹平阳很方便，而这两个城市正是赵、魏两家的重镇。这时魏桓子用胳膊碰了一下韩康子，韩康子也用脚踩一下魏桓子，又踢他的脚后跟。就在这脚和肘相碰于车上的时候，智伯的土地被分割的命运就决定了。后来，智伯身死，智氏亡族，为天下人所讥笑。如今秦国的强大超不过智伯，韩国和魏国虽然已然弱小，也比赵襄子被围在晋阳时强得多。这正是韩国和魏国使用计谋的时候啊！希望大王切不可掉以轻心。”
智伯本是晋国各卿相中最为强大的一家，但由于傲慢疏忽，终于被韩、赵、魏三家联合起来打败了，这才形成了后来的韩、赵、魏三国。正所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记取历史教训，不为一时的优势所迷惑，是极其难能可贵的。也许，正是因为秦国善于吸取历史教训，才在“战国七雄”中脱颖而出。
仁、义、礼、智、信
仁、义、礼、智、信是传统的五德，千百年来，我们一直依靠这五德治国立本。然而。近百年来，我们对仁、义、礼、智、信恨不得批倒在地，再踏上一千只脚，结果是使得一个好端端的礼仪之邦变成了流氓无赖的乐园。实际上，仁、义、礼、智、信尽管有其封建性的一面，但其文化内核还是合理的。我们如果连其合理的文化内核都抛弃了，那就真的像西方的谚语所说的，“泼洗澡水连浴盆中的孩子也一起泼掉了”。且让我们来看看古人是怎样以仁、义、礼、智、信来治国治军的。
晋文公重耳是著名的春秋五霸之一，他是在经历了一番艰难曲折的历程后才成为五霸之一的。起初，他受到了父亲的宠妃骊姬的陷害，几乎被杀，被迫逃出晋国，在外流浪了19年，逐渐成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公元前636年，由于晋国对外战争失败，发生了内乱，没有了国君。重耳才回到了晋国，当了国君。这就是晋文公。
晋文公回国后，想成就一番大的事业，就训练他的百姓。两年后，晋文公认为可以了，就想称霸诸侯。子犯曾经跟他在外流浪，是一个十分有见识的人，他劝阻说：“百姓虽经过训练，但还不懂得什么是义，还没能各安其位，不能用。”晋文公听了他的这一番话，觉得十分有道理，他便想办法让百姓懂得义。
正在这时，周朝发生了“昭叔之难”。昭叔是周惠王的儿子，他的母亲是惠后。昭叔还有个哥哥，是太子，即后来的周襄王。昭叔逃到齐国，襄王即位后，将昭叔接回来。然而昭叔回国后，又和襄王的王后狄隗乱搞。襄王知道后，便将狄隗废掉。这下触怒了狄隗的娘家，他们派兵讨伐周朝，周襄王便逃到了郑国。周朝在当时名义上还是各诸侯国的宗主国，虽然有名无实，但诸侯国毕竟还得尊重它。于是晋文公决定帮助周襄王返回周朝，其主要的目的是用此事教育晋国的百姓，让他们懂得什么是义。他派出左右二军，右军攻杀昭叔，左军往郑国迎接周襄王返国。周襄王为表彰晋文公的功劳，待之以厚礼。晋文公推辞说：“这是臣下分内之事。”晋文公用他的实际行动告诉百姓，对上尽忠就是义。他的这一举动对他自己的声誉产生了很好的影响，使得百姓愿意向他尽忠。
他在帮助襄王返国后，又回国致力于造福百姓，使百姓安居乐业。他认为这回可以役用其百姓了。但子犯又出来阻拦，他对晋文公说：“百姓虽然懂得了义，但还不知道信是怎么回事，还不能使用。如果现在就使用，百姓是无法指挥的。”于是，晋文公又想方设法让百姓懂得什么是信。他率领军队攻打原国，命令士兵们携带三天的口粮。军队围困原国城池整整三天，士兵们的粮食全部吃完了，而原国还未投降。晋文公就下令退兵。正当晋军刚退兵时，派出的间谍从城里出来报告说：“原国已经支持不住，准备投降了。”有人主张再坚持一下，等待原国投降。晋文公说：“当初带三天军粮，就是准备攻打三天，如今已下令退兵，就应该说话算数。如果不退兵，即使攻下了原国，也不能取信于人。”晋文公故意利用打原国来教育百姓，让他们知道什么是信，以此来树立自己的威。结果，国内民风大变，凡事以信为本，人们做买卖也不求暴利，不贪不骗，民皆信实。
做到了这些后，晋文公又问子犯：“这回行了吧？”子犯回答：“还不行。百姓虽知信、义，在还不知道什么是礼，还没有养成恭敬的习惯。”于是，晋文公又让百姓在知礼方面做出了努力。他举行盛大的阅兵仪式，每个环节都依照军礼执行，使百姓看到了什么是礼仪；又设立专门执行社会秩序的官员来规定百官的等级及职责，使百姓知道对什么职官行什么礼仪。不仅如此，人们还知道了根据礼来判断一件事的是非。
这一次，晋文公没有去问子犯，子犯却主动地找到了晋文公，说：“民力可用矣！民心可用矣！”
于是，晋文公开始率军伐曹国，攻卫国，取得齐国之地，解救宋国之围，大败楚军于城濮，遂成为春秋五霸之一。
《论语》有这样一段话：“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意思是说，孔子的学生子贡向孔子询问搞政治的方法，孔子说：“有充足的粮食，有足够的军队，人民信任政府。”子贡问：“如果迫不得已一定要在这三者中去掉一个的话，先去掉什么呢？”孔子说：“那就去掉军队。”子贡又问：“如果迫不得已一定要在这二者中去掉一个的话，先去掉什么呢？”孔子说：“那就去掉粮食。去掉粮食会使人死掉，但人自古就有死，而人民不信任政府，国家就无法维持。”孔子的言外之意是，如果国家无法维持，即使有粮食，有军队，人民也会因混乱而死。孔子的话看起来有些绝对，但今天看来，孔子的思想确实有其文化上的长久合理性。
仁者的智慧
应该说，在世界上所有的民族中，我们这个民族是最富有谋略的。但我们又似乎不喜欢谋略，尤其是不喜欢公开标榜谋略，因为好像谋略总是与奸诈联系在一起，仿佛谁使用谋略，谁就是奸诈之徒。实际上，任何人任何时候都在使用谋略，只不过谋略的表现形式不同罢了。儒家的谋略就是一种由谋圣而谋智的谋略，可以说是大谋无形。
在春秋战国时期，赵国灭掉其他国家而统一晋国，是一个漫长而又复杂的过程。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赵国每走一步，都是本着“爱民”的方针，往“仁政”的理想发展，因此，赵国走向强大是一个漫长的积累过程，也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
进入春秋中期以后，晋国的大权逐渐落到了一些士大夫手中，出现了士大夫专权的局面，即所谓的“政在豪门”。晋国国君根本左右不了臣下。栾书杀掉了晋厉公，晋悼公即位后却不敢奈何，仍让他在朝廷中占据重要职位，就是一个最好的说明。在这些极有势力的卿族中，数范氏、中行氏、智氏、韩氏、魏氏、赵氏六家最为突出。不久，因为范氏、中行氏行不仁之政，弄得朝野怨谤，就被赶出了国都。于是剩下了后面的四家，这四家开始火拼，旧史一般把这一时期当做战国的开始。
在这四家当中，智氏的势力最强，但也最骄横。赵氏的力量较弱，但能够勉力勤政，爱惜人民。这四家同为晋卿，个人的性格特点却大不相同，这就埋下了日后兴败的种子。在晋阳之役中，智氏彻底灭亡了。
当初，智宣子准备让他的儿子瑶做继承人。智果说：“他不如宵（智宣子的另—个儿子）。智瑶比别人强的地方有五点，比不上别人的地方有一点。智瑶美而长，这是他强的地方；射箭、驾车有很大的力气，这是他强的地方；技艺很完备，这是他强的地方；巧于文辞，辩论机智，这是他强的地方；刚强坚毅，敢作敢为，这是他强的地方。他比别人强的地方就如此，但却极不仁慈。凭借他在五个方面的才能而凌驾于别人之上，却用不仁慈的行为来行使政权，难道有人能像对君主那样地好好待他吗？你果真立智瑶做继承人的话，智氏宗族必定灭亡。”智宣子不听。
智果就到太史召那里与智氏家族分开，为另一家族，成为“辅氏”。（这样做的意思是说，他已经不是这个家族的人，将来就不会招致灾难。）
赵简子的儿子，大的叫伯鲁，小的叫无恤。赵简子也要确立继承人，不知道应该立谁为好，便在竹简上写了些教训和勉励的话，把它交给两个儿子说：“认认真真地记住它！”
过了三年。赵简子又问两个儿子关于竹简的事，伯鲁不能说出竹简上面的话；又问及竹简，伯鲁已经把它丢失了。赵简子问无恤，无恤能背诵竹简上面的话，显得十分熟练；又让他拿出竹简，他便从袖子中拿出来呈上。于是赵简子认为无恤贤德，便立他做为继承人。
赵简子派尹铎治理晋阳，尹铎问道：“把它当做茧抽丝呢，还是当做城堡的屏障？”赵筒子回答说：“要做屏障啊！”于是，尹铎减少了晋阳城的户数（这样一来就可以少交赋税，有利于城中的百姓）。赵简子对无恤说：“晋国如果遇到灾难，你不要以为尹铎的人少，不要认为晋阳路途遥远，一定要把它当做你的归宿。”
等到智宣子死了，智伯（即智瑶）掌管晋国的政权。一次，智伯同韩康子、魏桓子在饮宴，智伯戏弄韩康子，又侮辱他的家相（总管）段规。智伯的家臣智国听说了，说：“人主不做好应付意外变故的准备，灾难必定要到来！”
智伯说：“灾难出现与否将由我来决定，我不发难，又有谁敢作乱呢？”智国回答说：“不然。《夏书》上有这样的话：‘一个人如果多次出现错误，就会引来怨恨。人们的怨恨难道只在你有明显错误的时候吗？在人们尚未发现你的错误时，要想办法改正它，君子能精心地对待小事，因而不会遭到大的灾难。现在您仅在一次约会上就使人家的主仆蒙受耻辱，而又不做好预防意外的准备，说别人不敢制造灾难，恐怕不可以吧！螨、蚁、蜂，都可以伤人，何况是国君和相呢！”智伯不听。
智伯向韩康子要地，韩康子想不给他。段规说：“智伯贪婪而刚愎自负，如果不给他土地，就要攻打我们；不如给他地，他得到地，必然又会向别人索要，别人如果不给他，他一定会极力对付人家，这样，我们便可以免于祸患，等待事态的变化，再趁机而动。”韩康子说：“很好。”派使者送给智伯一座拥有万家人口的城。
智伯十分高兴，就又向魏桓子索要土地。魏桓子想不给他，家相任章说：“为什么不给他土地呢？”魏桓子说：“无缘无故地索取土地，所以不给他。”任章说：“无缘无故地索取土地。其他大夫必然警惧。我们给他土地，智伯必然骄傲。智伯骄傲而轻敌，我们这里却由于警惧而彼此亲近；用相亲之兵去对付轻敌之人，智伯的命运必定不长了。《周书》上说：‘打算战胜他，一定先暂时辅助他。打算从他那获得，一定先暂时给与他。’您不如给他土地，使他骄傲，然后便可以选择能够联合的人去图谋消灭智伯，为什么单把我们做为智伯的斧质、箭靶呢？”魏桓子说：“很好。”又给智伯一座拥有万户入口的城镇。
智伯又向赵襄子索要蔡、皋狼一带的土地，赵襄子不给，智伯十分生气，率领韩、魏两家的军队去攻打赵氏。赵襄子准备逃出国都，问随从：“我该跑到哪去呢？”随从的人建议说：“长子离我们近，而且城大，城墙完整坚固。”赵襄子说：“老百姓耗尽体力筑墙，又要拼死来守卫它，那谁还肯跟我同力抗敌呢？”随从又说：“邯郸的仓库十分充实。”赵襄子说：“榨取百姓的血汗来充实仓库，又接着使他们遭到杀害，那谁还肯跟我同力抗敌呢？还是到晋阳吧，那里是亡父托付给我的地方，又是尹铎厚待人民的地方，人民一定与我同心协力。”于是赵襄子投奔到晋阳。
果真如赵襄子分析的那样，晋阳人民对赵襄子感恩戴德，他们万众一心，众志成城，誓死不屈，共同抗击智伯的联军。后来智伯的联军发生了分裂，赵襄子趁机打败了智伯，灭掉了智氏。
儒家的智谋是一种无形的智谋，它从人的道德深处出发，以改变人的品行为根据来影响社会，这就是所谓的“内圣外王”。赵氏立后与智氏立后有着本质的区别：一个是以仁德为考察人的标准，一个是以所谓的“才艺”作为考察人的标准，这样就导致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赵氏得到了人心。而智氏凭借自己的强大胡作非为，最终失去了人心。所以，智氏灭亡，赵国建立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赵氏由一个弱小的姓氏而最终建立了赵国，是儒家智慧成功的典范。
君子也犯错
孔子曾经说过：“君子犯错误，就像日蚀和月食。当他犯错误的时候，人们都能见到，而当他改正错误的时候，人们又都要仰视。”
这是说君子对待自己错误的坦荡态度。其实，如果真的能做到孔子所说的这些，不仅可以成为君子，恐怕可以成为圣人了。如果有这样的品德，再加上求贤若渴和知人善任，那恐怕就没有谁能阻挡你干一番事业了。
春秋战国时期。各国都疯狂地搜罗人才，秦穆公就是较为典型的一个。
秦国在西周时期原是一个很小的地区，连侯也称不上，根本是无名小辈。只是到了西周末年，因勤王有功，才被周天王特许称侯，以后经过数代君主的努力，逐步地发展起来。秦穆公是一个贤明有为的君主，他一生都在时刻注意网罗人才，使用人才。
百里奚原是一个穷苦农民，后因家境贫困才想出来寻找机会，干一番事业，但流浪多年也无机会做官，弄得妻子儿女都不知跑到哪里去了。后来经朋友推荐，在虞国做了大夫。不久，虞公因借道给晋国而被晋国灭亡，百里奚就跟着虞公一起到晋国做了俘虏。晋国国君知他有本领，想让他做官，百里奚却死活不肯，就这样在晋国住了下来。后来秦穆公派公子絷去秦国求婚，百里奚就被当做陪嫁送往秦国。百里奚不愿去秦国，半路上偷偷地跑了，一直来到楚国。楚人开始以为他是奸细，后来见他年老，就让他放牛。他看的牛长得又快又好，竟然出了名，连楚成王也知道了。
公子絷以为跑了一个老奴，并不在意，也没有认真寻找。有一天，他在晋国的土地上看见一个人长相奇特，力大无比，用一把大锄头锄地，锄得又深又快，他以为是奇人，就把他带到了秦国，这人就是后来的名将公孙枝。秦穆公看见名单上少了百里奚了，就问公孙枝，公孙枝说他是个有本领的人，只是英雄无用武之地。秦穆公立即派人四处打听，竞在楚国找到了他。秦穆公要用仪仗车马去迎接他，公孙枝说：“千万使不得，如此去迎接一个奴隶，必引起楚人的怀疑，那他们就不会放百里奚了。”秦穆公依照公孙枝的主意，用五张羊皮换回了百里奚，后来就有了“百里奚、五羊皮”的说法。
秦穆公见百里奚是个70岁的白发老人，显得不高兴。百里奚说：“您如果让我去打虎，我当然老了，如果让我谈国家大事，那我还比姜太公小10岁。”秦穆公觉得有理，就同他谈国家大事，没想到越谈越投机，一连谈了三天，就要拜他为相国，百里奚说自己不行，连忙推荐了蹇叔。公子絷好不容易请来了蹇叔，连他的两个儿子西乞术、白乙丙也一同请来了。秦穆公与蹇叔论当今世事，竟然乐得忘了吃饭。过了几天，他就拜蹇叔为右相，百里奚为左相，西乞术、白乙丙为大夫，就这样，秦穆公一下就得到了五位贤能之士。在后来的岁月里，这五个人为秦国的强大立下了汗马功劳。
公元前628年12月，帮助郑国戍守国都的秦国大将杞子秘密派人对秦穆公说：“我现在已经取得了郑国人的信任。他们让我掌管北城门的钥匙。如果现在派兵偷袭，我打开城门作内应，就一定会成功。”
秦穆公得信大喜，准备出兵。大臣蹇叔是秦穆公特意招纳来的贤能之士，秦穆公对其十分信任，他听说秦穆公准备伐郑，就坚决反对，并对秦穆公说：“谁听说过长途跋涉的疲劳之师能取胜呢？我军疲惫不堪，郑军以逸待劳，胜负的结果不是很清楚吗？我军说是偷袭，但那么多的人，行那么远的路，郑国怎能不知道呢？怎么可能偷袭呢？”秦穆公不听，仍坚持出兵。他任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三人为主将，领军出东门。蹇叔听说，就赶到东门外，哭看送这支出征的军队。他对孟明说：“孟将军，我只怕看到这支军队有去无回了。”蹇叔的儿子当时也在这支军队中，蹇叔对他说：“秦军此去，必败无疑，我这做父亲的要为儿子收尸了。”秦穆公听了很恼火，派人对他说：“蹇叔你这个老东西，活在世上真是多余。如果你早一些死了，你坟墓上的树木也早已成为合抱之材了。”秦穆公最终没有听他的话。
秦军开到滑国（今河南巩县南）时，郑国的商人弦高正好也走到这里，他是准备到洛阳一带做买卖的。他看见秦国军队开来，稍一打听，就十分容易地知道是秦国去攻打郑国——自己赶回去报信是来不及了，不去报信，郑国一点准备都没有，如果遭到了秦国大军的袭击，肯定会城破国亡。如何阻止秦军前进呢？情急之中，弦高想出了一个主意。
他来到秦军营中，献上本来准备做生意用的4张熟牛皮，又加上12头牛，并对秦军将领说：“我们国君已经知道您的大军将要经过郑国，特意派我送来这些东西犒劳你们。我国贫穷，但您的大军如果要久住，住一天我国就供应一天的给养；如果要走，就做好当夜的保卫工作。”
秦军将帅们大吃一惊，他们想，这些天的军事行动都是在极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怎么会让郑国知道了呢？既然郑国已经知道了，还要不要继续进兵呢？就在秦军举棋不定时，弦高一面秘密派邮车飞速回国，向君主报告秦军将要进犯的消息，一面继续与秦军周旋。秦军的主将孟明视对部下说：“我们这次来，是希望偷袭以取得成功。现在消息已经走漏出去，郑国已经有了准备，偷袭是不可能了。直接攻打，我们不见得取胜，包围他们，我们又没有后援，不如撤兵回去。”于是，秦军顺便灭掉滑国，撤军回去了。
晋国一直想找一个机会削弱秦国，听说秦国的军队退兵，经过晋国，便在其必经之路上设下了埋伏。等秦国的军队退至崤山（今河南洛宁西北60里）的山谷之中，晋国军队突然出击，秦军全军覆没，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全都做了俘虏。
晋襄公的母亲名文赢，是秦国人，是晋襄公的父亲晋文公流亡秦国时秦穆公为他娶的妻子。所以，文赢为秦国着想，她让晋襄公把俘虏的秦军将士放掉，所以，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又回到了秦国。晋襄公刚刚把他们放了，深有谋略的大臣（先轸）马上去劝说他，他也立即醒悟，明白了这是纵虎归山，即刻派人追赶。可是，秦国的将领已经渡到了河心，再也追不上了。后来，晋国果然遭到了秦国严重的报复。
秦穆公听说三位将军回来了，身穿素服到郊外迎接。他对着被释放回来的将士放声大哭，说：“我不听蹇叔的劝告，使你们受到做俘虏的耻辱，这是我的罪过。”孟明视等人要求撤职处分，秦穆公没有同意，并说：“古人不以一眚掩大德（不以一点小小的过失而掩盖了别人的大的德行），况且（这次失败）是我的过错呢？”
经过这次失败，秦穆公便变得更加成熟了。他总结了经验教训，终于使秦国迅速壮大起来。
秦穆公是春秋五霸之一，秦国在他的手里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为秦国日后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秦穆公是怎样做到这一点的呢？如上所述，一是求贤若渴，知人善任；二是知错善改，“不迁怒，不二过”。其实，无论在历史还是在现实中。这两点都很难做到。
人才选拔
现在人们逐渐认识到高喊科技没有用，只有拥有了具有高科技知识，的人才才能拥有高科技，从而喊出了人才是根本的口号。其实，古人早就认识到了人才的重要性，在春秋战国时期，得一士而国兴，失一士而国亡的观念就深入人心。然而，如何考察人才、选拔人才，却一直困扰着人们。
晏子是春秋战国时期齐国的大臣，有着丰富的智慧和直言敢谏的精神，深受齐景公的信赖。有一次，景公问晏子说：“要想管理好国家，统治好百姓，应该怎么办呢？”晏子回答说：“关键的问题在于举荐贤良，让他们治理国家，任用人才来管理百姓，这就是治国治民的好办法。如果能任贤用能，那么百姓就可以安居乐业了。”
景公说：“虽然有贤能之才，我又如何得知呢？”晏子回答说：“既为贤能之人，却又隐而不现，那怎么能称是贤人呢？原因不在这里，只因为大王平时不致力于选拔，所以才不识贤能呀！”
景公说：“我想向您请教求贤的方法。”晏子回答说：“大王鉴别人才，要观察他交游的对象，分析他的言谈举止和习惯爱好，不要根据他的华美言辞、雄辩口才论定他品行的好坏，不要按照别人的评论褒贬来判断他才能的高下。大王若是这样选拔人才，选拔上来的人就不会故作姿态，哗众取宠，不会掩饰自己的真实思想来取悦于君王。要了解一个人。在他得势时，看他主张什么；失势时，要看他拒绝什么；富贵时，看他反对什么。出类拔萃的人才，一般态度比较慎重，不会轻易进入仕途，即使进入仕途，也很易隐退；次一等的人，既易入仕，也容易引退；才质最差的人，把仕途看得很重，十分喜欢当官，难以隐退。您根据这些标准选拔人才，就可以了。”
景公问晏子：“那些善于奉迎的臣子是怎样侍奉君王的呢？”晏子回答说：“大王如果想要拒斥他们的话，他们是不会来的。这些人标榜自己的言行以美化自身，谎称没有私心，取悦于人，善于控制自己，使自己在与人的交往中显示自己对君王的爱心，让别人都知道自己受到了君王的宠爱；揣摸君王的嗜好，暗中去迎合讨好；追求君王近臣，与之勾结，狼狈为奸。在他们的内心深处是十分看重官爵和俸禄的高低的，而表面上装出非常轻视的样子来掩盖自己的虚假言行，他们降下身分去迎合君王的左右，显出一副平易近人的样子，表面上做出公正的样子以伪装廉洁。他们希望君王能听从他们的意见，但这不是为了治国治民，而是以便侥幸求得加官进爵，获得实惠和权力；有时候也故意做出鄙视功名富贵的样子，以此追求更多的实利，或用辞谢官爵的办法去获取更重要的官职；他们刻意追求获利而嫌恶给予，喜交新党而怠慢旧友；吝惜自己的私产，极少施舍给别人，看到贫穷的亲友像不认识一样，追逐私利却唯恐不及；他们往往借交往来宣扬自己的得意，即使自己屯积着丰厚的生活资财，却声称自己有抚恤穷人的美德。他们在评论别人时头头是道，却从不身体力行；对时下发生的事情，评头品足，好谈论别人的是非，好搬弄口舌；对于有才干的，就非议，对于没有才干的，就会苛求别人；他们空谈一些貌似刚强诚恳的话，他们的进言往往显得聪明、谦逊而能顺应君王之心。这些就是奉迎之徒的表现。这种人是贤明的君王所谴责和拒斥的，也是昏庸的君王所信任的。”
叔向问晏子说：“正派人的处世原则与不正派人的处世原则，各是什么样的呢？”晏子说：“正派的君子即使掌握着权力，对待众人也是一视同仁，不因私情而有所偏袒；为国家做事，享受荣华也不忘过去；仕途通达则为君王效力，促使他顾念民众；仕途窘困，也不出怨言，而是教育下人，使其顺从君王；侍奉君王，遵守仁义，竭尽忠诚，不计较职位、俸禄。如果不被任用，也没有什么牢骚，就自己离去，而不参与对政事的议论。在交友时，贤能的人考虑对方的品德言行，不随便与一般的人亲近；如果志趣不投，就疏远他，而不迟疑徘徊；不在君主面前谗毁人；不靠虐待百姓来提高自己在国家中的地位。所以，正人君子得到君王的信任就会使百姓安宁，处于下位也可使君王受到尊重。由于这个缘故，他们赢得了民心，君王也不会猜忌怀疑，被君王任用而不会做出违背仁德的行为。他们在显达时没有杀身之祸，隐退时不会危害自身，这些就是正人君子的行为。”
“不正派的人则不是这样了。这些人如果得到了君王的任用就会虐待百姓，处于下位就会不满，甚至干出叛逆君王的事情；侍奉君王只贪图升官发财，不讲忠义；结交朋友随便轻率，不注重人的品行。凭借奉承来谋求爵禄，勾结邪恶诈伪的人以结党营私；在别人面前夸耀官位，盛气凌人，善于标榜自己，在世人面前自我吹嘘。这样的人一旦得不到君王的任用就会大发牢骚，随便发表议论诋毁别人；对朋友没有真诚，喜欢轻率地指责别人。所以。当他们被起用时，百姓就感到忧虑；而当他们处于下位时。就会危害君王的统治。这些人为君王做事就离得罪不远，结交朋友就会带来灾难；出仕，就不免招致耻辱；闲处，又会败坏法令。因此他们被起用后难免要诛杀无辜，而他们在下做事又不免会干出犯上作乱的勾当。总之，这些就是不正派的人的行为。”
在两千多年前，晏子就能够如此深刻、全面地总结出考察和选拔人才的方法，晏子可谓是智者！然而，必须看到的是，掌握了上述考察和选拔人才的方法，并不等于能够考察和选拔人才，何也？盖因人性使然。人人好同恶异，好逸恶劳，好富恶贫，此“三好”、“三恶”便容易使人丧失公正与理智。否则，岂不是人人都可以成为伯乐？世界岂不是一片公正与光明？
秦亡与汉兴
在中国历史上，秦朝的灭亡与汉朝的兴起是十分重大的事。秦朝结束了中国夏、商、周三代的分封制度，实行了郡县制，实现了中国历史的伟大转折。然而，秦朝二世灭亡，为汉朝所代替。汉承秦制，秦朝开创的政治制度在汉朝得到了确定完善和发扬光大。我们中华民族传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都在汉朝得到了确立、巩固和发展。尤其是秦朝的灭亡导源于陈胜、吴广大起义，再加上富有传奇色彩的楚汉相争，使这一段中国历史一直散发出诱人的魅力。
下面，我们将秦朝的灭亡与汉朝的兴起加以整理，突出其主要的历史事件，整理出一个大致的纲要，以便窥见这一历史阶段的全貌。
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起义。不久，陈胜自立为楚王。部将张耳、陈余进谏陈胜说：“将军您冒着身家性命救天下百姓于水火，现在刚到陈地就自立为王，这就让天下人猜疑——人们会认为您把天下财产纳为己有，这样就会对您造成不利的影响。现在，您不如立六国后代为王，让他们自树党羽，您向西进攻，不必交战就势如破竹。诛戮残暴之秦，据守咸阳，传令诸侯，天下就可以掌握在您的手中了。”陈胜拒绝了这一建议。
沛地人杀掉地方长官，立刘邦为沛公。当此时，项梁驻于薛地，刘邦前去跟随他，一起立楚怀王的孙子为义帝。范增劝项梁说：“秦灭六国，六国中以楚国最为可怜。自从楚王人秦，从此未见返回，天下百姓都怜悯他。所以说‘楚国哪怕只剩三户之地了，也依然足以灭掉秦朝’。现在，陈胜起义，不立楚国后代，自立为王，其势绝不会长久。您从江东造反，楚地人纷纷归附您，是因为他们认为您家世代是楚将，必将立楚国后代为王。”项梁听从了范增的建议，立楚怀王孙子能心为怀王，并约定，先攻进咸阳的就做关中王。
项梁的军队在定陶被秦将章邯打败，项梁被杀。章邯认为楚军不堪一击，于是向北攻打赵地。楚王派项羽率军解救赵地，派沛公向西人关。沛公攻打宛城，宛城降服。沛公在攻打宛城时，一时急攻不下。沛公想舍弃宛城向西进兵。张良进谏说：“前有秦兵，后有宛兵，如果此时向西，恐有危难。”于是，沛公继续攻打宛城，太守几欲自杀。
太守手下有一个舍人叫陈恢，逃出城来见沛公说：“宛城官吏害怕降服后死路一条，他们才破釜沉舟，坚守宛城。如果这样攻打下去，将军手下必定死伤无数，恐怕不是良策。如果将军撤退，宛兵就会乘势追击，将军就会失掉先进咸阳为王的机会，也是后患无穷。当今之计，不如招降宛城，封赏宛城将领，然后向西入关，其余各城必闻风而降，将军将无所阻拦。”沛公采纳了这一策略，获得了成功。
沛公随后攻打武关，大败秦军。后来，宦官赵高杀了秦二世，立子婴为皇帝，派兵守驻在武关。张良劝沛公说：“秦军依然很强，切不可轻敌冒进。当今之计，不如一方面多插旗帜于各山上迷惑秦军，一方面派郦食其用贵重的礼物贿赂秦将。”当时，秦朝将领想联合沛公向西攻入咸阳，沛公也想接受这一建议，但张良进谏说：“这也许只是秦将领的主意。恐怕士兵不会服从，士兵不从，势必有危险。不如乘着秦军疲劳攻打它。”于是沛公继续攻打秦军，获得大胜。沛公进入咸阳后，与秦人约法三章，秋毫无犯。秦人想交好沛公，进献牛肉美酒，沛公一一拒绝，秦人于是认为沛公有德行。沛公此时以重兵坚守武关，想称王关中。当时，项羽已在黄河以北大败秦军，闻讯即率军40万到达鸿门，想在天明时攻打沛公。沛公得项伯之助，得以逃脱，于是，项羽称王。
项羽诛杀了秦朝最后一个皇帝子婴，向东定都彭城。封沛公为汉王，统治了汉中。刘邦不愿去巴蜀，想攻打楚国。萧何进谏说：“巴、汉地势虽然险恶，但到底比死要好得多。《诗经》上说，‘天汉’这个称呼很吉利。只有像汤武这样的圣人才能屈居一人之下，高居万人之上。希望大王驻守汉中，安抚百姓，结纳有志之士，先平巴蜀，再定三秦，如此即可以取天下了。”沛公用了萧何的计策，向东进攻，再次平定了三秦之地。
沛公到巴蜀就任。韩信觉得项羽不是成大事的人，就从项羽那儿跑出来，跟随汉军入巴蜀，当时他尚没有名气。萧何与韩信多次接触后认为他是难得的人才，推荐给汉王。汉王遂拜韩信为大将。
汉王问：“萧何说将军足智多谋，请问将军，怎样才能让我成就大业？”韩信说：“当今天下，惟项羽足以与大王争天下。在勇敢、骠悍、仁义、强大这几方面，大王与项羽比自觉怎么样？”刘邦沉默许久说：“不如项羽。”韩信说：“大王所言极是。但是凭我对项羽的了解，可以断定，项羽之勇不过是匹夫之勇。他虽然力能举九鼎，且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勇，但不善用手下有能力的将领；项羽的仁义也不过是妇人之仁，他对普通士兵说话，温和谦恭，士兵生病时，他在一旁哀痛哭泣，把食物分给病人。但是，到真正用人打仗时，应当封赏的时候却舍不得封赏。项羽称霸天下，不定都关中，却定都彭城，背弃与义帝的盟约，任人唯亲，诸侯多有不满。项羽还把义帝放逐到江南，这样一来，上行下效，各诸侯也放逐自己的君主，自己在土地富饶的地方称王。项羽军队所过之处，生灵涂炭，怨声载道，老百姓看似归顺，其实早已埋下怨愤叛乱的种子，只是迫于暴力，勉强顺从罢了。所以说，项羽的强大只是表面现象，他已经失去了民心。假如现在大王反其道而行之，任人唯贤，还有什么理由不可以攻打他！用天下的土地分封给有功的人，谁还会不服从您？让那些想东归的士兵攻打东方的敌人，还有谁打不败？而且三秦之地的诸侯都是秦朝旧部，他们率领秦朝的士兵已有多年，手下战死无数。现在他们欺骗部下，投降项羽。到新安，秦军除邯、欣、翳三人得以逃脱，其余20多万人全部被项羽用计活埋。秦地百姓已对这三人恨之入骨。现在，三人虽被楚国分封为王，但已失民心。大王您一入武关，秋毫无犯，废除秦朝的严刑酷法，与人约法三章。老百姓都想让您做关中王，更何况按照先前的约定，大王称王关中也是理所当然，老百姓都明白这一点。现在，项羽把大王逼至汉中，秦地人对项羽都怀着抱怨不满之心。只要大王举兵向东，三秦之地就可以通过传檄而定。”刘邦认为有理，就采纳了韩信的建议。
刘邦当初到巴蜀上任时，张良送至褒中（今陕西省汉中市西北褒河镇），劝道：“大王不如烧掉所有栈道，以向天下表示毫无归还关中之心，以此来迷惑项羽。”刘邦于是派人回去，烧掉了所有栈道。楚王项羽对刘邦也就完全放心了。
齐国的田荣对项羽怀着私愤，因为他不立自己为王，于是在公元前206年造反，杀掉齐王田市，自立为王。项羽十分气愤，就率军灭了齐国。项羽拜吴地县令郑昌为韩王，攻打汉王。张良送信给项羽说：“汉王失掉了关中王的职位，已经到蜀就任，决无二心。”又把齐王谋反的信给项羽看，说：“齐想灭楚。”项羽因此向北攻打齐王田荣，放弃攻打刘邦。不久，项羽派遣英布在郴地杀死义帝。
刘邦闻讯后，觉得这是个好机会，就为义帝大办丧事，披麻戴孝，哀吊三天，并把此事遍告诸侯。当时的耆宿董公对刘邦说：“顺民心者昌，逆民心者亡。师出无名，事情不成，只有让天下人明白对手是贼寇，人民才有可能归服。项羽先放逐了义帝，而后将其杀害，可谓惨无人道，天下人共恨之。仁义并行，不靠武力，才能让天下人心悦诚服。您把这件事遍告诸侯，再行东伐，实为义举，四海之内莫不称是。”汉王认为有理。
趁项羽去攻打田荣之机，刘邦率诸侯军队56万人，向东攻楚，攻破了彭城。项羽闻讯后，留部下继续攻齐，自己率3万精锐部队回师攻打刘邦，2人在彭城城下展开了激战。汉军惨遭失败，奔出梁地，退出虞地，刘邦问左右大臣说：“谁能够出使淮南，劝英布举兵叛楚。如此，楚军滞留在齐国，几个月后我就可成大业了。”
于是，大臣随何出使淮南，劝说英布背叛楚王。随何对英布说：“汉王派人敬进书信与大王，只是不知大王与楚王是什么关系？”英布说：“是我向楚称臣。”随何说：“大王您与项羽本同是诸侯，但您对楚王称臣，想必您认为楚王强大，是可以依附的了。楚王攻打齐国，亲自背着版筑工具（即修造板打打土墙的工具），身先士卒，大王您应该倾力出动，亲自为将，做楚王的先头部队，可是您现在才派四千兵士协助楚王，既然对楚王称臣，怎能这样做呢？汉王攻打彭城，当时项羽尚未从齐国撤军，大王就应该倾尽兵力北渡淮河，与汉军作战。但实际情况是您却按兵不动，隔岸观火，楚之臣子能这样做吗？看来大王向楚称臣是假，想从中渔利恐怕是真的，我私下为大王担心。大王不背弃楚王，是认为汉王势力弱小。楚兵看似强大，却是不义之师。目前，汉军发展迅猛，兼并诸侯，囤积军粮，加强工事。楚军将士，深人敌国千里之遥，后继无粮，攻城不能克，守土又鞭长莫及，楚军必定失败。即使楚军胜了汉军，诸侯害怕楚国，也必定相互联合起来救助汉王。因此形势显而易见，楚王前途不如汉王。大王您不依附有前途的汉王，却向楚称臣，实在令人百思不得其解。大王的军队虽不能消灭楚军，但大王倘发兵叛楚，项羽不得不停留齐地，几个月后，汉王取天下易如反掌。所以大王不如率军归顺汉王，汉王一定大有封赏。希望大王您认真考虑。”英布听了，觉得十分有道理，说：“就听您的吧。”于是暗地答应叛楚归汉，却不泄露半点风声。
这时，楚王的使者恰好到了淮南，急催英布发兵。随何闻讯，径直当面对楚的使者说：“九江王（项羽给英布的封号）已归顺了汉王，楚王凭什么命令他发兵救急。”英布听了随何的话，惊恐万分。楚王使者一走，随何就对英布说：“事已至此，不如暗杀了楚王使者。大王立即归顺汉王，与汉王协力，攻打项羽。”英布只好按随何所说的做了，杀掉使者，发兵攻楚。
汉王到了荥阳，派韩信攻打魏王豹，活捉了魏王。汉王问谋士郦食其说：“魏王的大将都有哪些人？”郦生（即郦食其）回答说：“柏直。”汉王说：“此人太年轻，还比不上韩信的骑兵将领冯敬，灌婴的步兵将领项他，也比不上曹参，有他们在，我没什么好担心的。”汉王任命韩信攻打魏王。韩信进兵，摆开船只要渡江，魏王聚集兵力抵挡。结果韩信命士兵用一种木制的浮器渡过了江，偷袭安邑，俘虏了魏王豹。随即进兵攻赵。
汉军与楚军对峙于荥阳。楚军包围了汉军，汉王采用陈平的离间计才得以解围。汉王急问陈平说：“您可有什么办法？”陈平说：“项羽手下有能力的大臣寥寥无几。大王不如使用反间计，拿出数万黄金，离间项羽君臣关系，使其内讧，汉军正好乘机攻楚，楚军肯定大败。”汉王于是拿出四万斤黄金给陈平，让他任意使用。
陈平派人在楚军中散布谣言说：“钟离昧等人为项王立下汗马功劳，却未得任何好处，他们已经起了叛离之心。”项羽起了疑心，就派使者到了汉军。汉军准备了最好的饮食，进献给使者时却假装惊讶地说：“我们以为是亚父（即范增）派的使者，原来是项王派的。”说完就把东西换成差的，供给使者使用。使者回楚后，一一向项王作了汇报，项羽对范增也起了疑心，拒绝了范增攻打汉王的建议。范增见项羽对自己起了疑心，长叹着说：“天下大事已定了，大王您好自为之吧，希望让我告老还乡。”项羽答应了他。
汉王入武关，集结部队，想再次东征。辕生劝阻说：“大王不如发兵宛、叶，诱使楚军南渡，另派韩信等人聚兵黄河北攻打项王。”汉王听从了建议，事情正如辕生所料的那样。辕生劝说：“汉楚已相互攻打几个月，汉军遭受了失败。大王您现在派军出武关，项羽一定南渡。大王您再深修军垒以抵抗项王，使荥阳、成皋两地士兵换班休息。韩信等人就有机会攻占黄河北的赵地，然后大王再转进荥阳。如此，楚军多方受敌，力量分散，汉军休整后，再与楚军抗战，定会全胜。”韩信和张耳领兵几万，东下井陉，攻下赵地。张耳请汉王封他为赵王，汉王答应了。
当初赵王与成安君陈余听说汉军到，就聚兵井陉口。广武君李左车劝成安君说：“听说韩信俘魏王，擒获了夏悦，打了不少胜仗。现在帮助张耳攻赵，正是锐气旺盛的时候。但千里行军必然缺粮，兵士们都面有饥色。现在，井陉大路上车不能并行，骑兵不成行列，粮食必定拖在后面。希望大王给我精兵3万，偷袭敌军，从小道去截断汉军粮草。您深挖城堑，加高城墙，坚守营地，拒绝交战。这样一来，汉军前不能攻，后不能守，我断绝他们的退路，使其难以找到可以充饥之物。不用十天，必定擒获张耳、韩信。希望您慎重考虑，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成安君没有听取这一建议。
韩信知道后，大喜过望，于是放心地进兵攻赵，赵军大败。韩信有言在先，活捉广武君李左车者赏黄金一千两。于是李左车被活捉，韩信亲自为他松绑，以军师的礼节相待，并问李左车：“我欲北攻燕国，东伐齐地，如何取胜？”李左车推辞说：“我只不过是败军的一个俘虏罢了，怎么可以商讨大事？”韩信说：“百里奚住虞国时，虞国灭亡，住秦国时，秦国称霸。这并不是因为百里奚彼时愚笨，此时聪明，实在是因为君主听不听他的建议的缘故。假使当初成安君听从您的建议，我韩信恐怕已经失败了。我真心向您讨教，您不要顾虑，请您直说。”广武君很感动，谦逊地说：“我的计策未必有用，但愿您能辨识。现在将军锐不可挡，所向披靡，这正是优势所在。但是将士疲乏，不能再战。此时倘攻打燕国，未必一时就能攻下。日久粮尽，情势危急，恐齐军会乘机犯境。如此一来，形式将对将军十分不利。用兵之道在于用己之长，克彼之短。”韩信说：“愿闻其详。”广武君说：“将军不如按甲休兵，安抚赵地，几百里之内慰劳品自会送来，将军用它犒劳下属；然后，一面派兵据守燕国要冲，一面派人游说燕国。燕国鉴于形势，恐不敢不服。齐国听说，也必望风归顺。如此，天下事可以平定。”韩信听后有豁然开朗之感，点头称是，照此而行，一切正如李左车所料，燕、齐两国很快就归顺了。
十二月，汉王在成皋与楚军对峙，久未分胜负。郑忠向汉王进谏说：“大王加固营寨，不要作战，派刘贾、彭越进入楚军，焚烧他们的粮草，可望取胜。”项羽此时正攻打彭越，曹无咎当守成皋。当时，汉军多次被困，正准备放弃成皋。郦生献计，才又得以拒守于成皋。郦生说：“只有懂得百姓是天的道理，才能事业有成。君王以百姓为天，民以食为天。敖仓是楚军的粮运枢纽，楚军却离开荥阳，不坚守敖仓，仅仅命令士兵把守成皋，这真是天赐良机。楚汉长期相争不下，生灵涂炭，时局动荡，人心难定。大王应该尽快用兵，收复荥阳，占据成皋，夺取天下。现在燕、赵之地已经平定，只有齐地还未攻下。齐王田广拥有千里之地，田间率20多万军队屯兵历城，几个田氏的人势力都很强大，人心狡诈。您即使派几十万军队也不能很快攻破。不如让我捧着您的诏令游说齐王，使齐地成为汉的东方屏藩。”汉王同意。
郦生去游说齐王说：“大王可知天下的归属？”齐王说：“不知。”郦生说：“大王若知天下归属，齐尚可保存；倘不知道，齐国难保。”齐王说：“天下将归属谁？”郦生说：“天下归汉。”齐王又问：“您是怎么知道的呢？”郦生说：“汉王与项羽有约在先，合力攻秦，先入咸阳者为王。汉王先入咸阳，项羽却背信弃义，不让汉王得关中，却让他就任汉中。项羽放逐并杀害义帝，汉王集合天下义兵攻打三秦，寻找义帝坟墓，而称王却在各诸侯之后。汉王封赏有功之臣，好处与人共享，英雄豪杰都愿意效犬马之劳。汉王兵强马壮，各诸侯望风而降。项王却背信弃义，杀害义帝，赏罚不明，任人唯亲，积怨天下。如今天下人都愿意归附汉王。汉王出兵，势如破竹，接连攻克三十二座城池，此乃天意。现在汉王有敖仓的粮食，成皋的地形，把守住白马渡口，堵塞了太行要道，逆我者亡，顺我者昌。大王若归附汉王，可保全家国，是明智之举。”齐王认为有道理，撤掉守兵。
韩信闻讯，连夜引兵渡河到平原，偷袭齐国。这时齐王已决定降汉，对汉军戒备松懈，韩信得以长驱直入，一直打到临淄。齐王田广大怒，认为是郦生出卖了自己，便下令煮死了郦生，率兵东逃。郦生当初进见沛公，沛公正坐在床上让两个女子给他洗脚。郦生进来，只作揖，不下拜，说：“您想帮助秦朝还是攻打秦朝呢？”沛公大骂说：“秦朝苦天下久矣，攻打它理所应当，我怎么还会帮助它呢？”郦生说：“您想攻打秦朝，就要集合义兵，而不应该如此傲慢地接见长者。”沛公闻言停止洗脚，起身道歉。
项羽向东进军之初。嘱咐曹无咎说：“只要阻止汉军东行就可以了。倘汉军挑战，千万不要应战。”曹无咎没有听项羽的话，领军应战，结果败死。汉王进兵成皋时，曹无咎开始拒绝应战，后受不住汉军一再侮辱，引兵渡汜水至一半时，汉军进攻，楚军大败。项羽闻讯，回师广武，建了一座高坛，准备烹死刘邦的父亲。后汉王派人劝说，请求放回父亲，项羽乘此与刘邦订盟约说：平分天下，以鸿沟为界，鸿沟以西归汉王，以东归楚王。双方同意后，项羽放回汉王父母及妻子吕雉。
项羽罢兵回东边，刘邦想要带兵向西。张良说：“现在汉王拥有大半土地，人心归附。楚兵疲惫不堪，粮食断绝，正是天要灭楚。不如趁其撤退之时，率兵攻打。”汉王于是率兵追击项羽的军队，并与韩信和彭越相约攻击楚军，但二人却未来会合。后来张良献计，由韩信发兵，在垓下灭掉项羽。
汉王问张良说：“诸侯不听调遣怎么办？”张良说：“楚兵将要失败，韩信和彭越还没有得到封地，他们肯定不会来。大王如果表示要同他们共同拥有天下，他们就会马上出兵。韩信虽自立为齐王，却地位不牢；彭越住在梁地，魏豹死后，彭越想得到魏王的位子，大王也没有封他。如果能把雎阳以北至谷城的土地分给彭越，把陈以东近海的土地分给韩信，楚地是韩信的家乡，他想统治故乡的土地，这样一来，二人一定联合出兵攻打项羽。如果用这些土地分封他们二人，他们为了自己作战，楚军就易被打败。”汉王依计而行，韩信、彭越终于出兵，在垓下灭了项羽。
灭掉项羽后，汉朝定都洛阳，后来听取娄敬的建议，迁都长安。就迁都一事娄敬劝高祖说：“陛下定都洛阳，难道想与周朝比试吗？”高祖说：“是。”娄敬说：“陛下得天下与周朝不一样，周积德十几代。武王伐纣，诸侯群起呼应，成王即位，周公辅佐。周建都洛阳，洛阳乃天下中央，四方诸侯都接受周朝分封，向周朝进贡。到周朝全盛时，不养兵卒，教化天下，四海融洽，天下大同。周朝的衰微不是因为德行小，而是势力小。现在大王率三千人从沛县起兵，东征西伐，生灵涂炭。百姓死伤无数，哀哭不绝于耳。大王凭什么能与成康盛世相比呢？大王不如迁都长安，控制秦朝旧地，扼住天下的咽喉，才能抓住天下的脊背。加之秦地地势险要，乃天府之地，控制住它可确保坐稳江山。”高祖又问群臣，群臣都认为定都洛阳好。张良说：“洛阳土地贫瘠，四面受敌。关中则东有崤山、函谷关，右有陇、蜀群山，南有巴蜀，北有胡宛，三面屏障，得天独厚。正是金城千里，天府之国。娄敬的说法是正确的。”高祖这才迁都长安。
后有人报告说韩信谋反，高祖采用陈平的计谋擒获韩信，贬为淮阴侯。当时有人密告高祖，说韩信要谋反。高祖向诸将问平定之策。诸将纷纷表示要发兵镇压。惟陈平说：“有人上书说韩信造反，还有别人知道吗？”回答说：“没有人知道。”陈平又问：“韩信自己知道吗？”高祖说：“不知道。”陈平问：“陛下的军队与楚军相比怎样？”高祖说：“不如楚军。”陈平又说：“陛下手下的大将有能超过韩信的吗？”高祖说：“没有。”陈平说：“现在我们的士兵和将帅之才都不敌韩信，发兵攻楚真是自讨苦吃。陛下不如假装巡游楚地，会盟诸侯。韩信听说您要巡行游乐，一定会到郊外迎接拜谒您，陛下就趁势捉住他。”高祖认为有理，果然准备甲士，趁韩信迎接之机将他捆绑了。田肯祝贺高祖说：“陛下擒住韩信真是幸事。此地地势便利，发兵攻打别的诸侯如水一泻千里不可挡。像齐这样重要的位置，不是自己的子弟不可以封为齐王。”高祖赐田肯金五百斤。陈稀是代地的相国，图谋造反，自立为王，高祖亲自带兵镇压。高祖赦免与陈稀有牵连的人。赵国相国曾上奏请求处死常山的郡守和县尉，高祖念及他们不曾谋反，赦免了他们。高祖问周昌说：“赵地有可以拜为大将的人吗？”周昌引荐了四个。高祖一一见过，不甚满意，但仍然拜为大将。左右大臣不解，高祖说：“陈稀谋反，天下诸侯除邯郸以外都不出兵，我如今封赏他们四人，正是嘉奖赵国。”高祖又用重金收买陈稀的大将。
高祖当了12年皇帝，年62驾崩。惠帝即位，吕后临朝听政。
秦砖与汉瓦，秦时明月与汉时的关隘，给后人留下了那样多的感喟与遐思。秦朝是这样灭亡，而汉朝又是这样兴起，一切都显得那样不平凡，那样富有传奇色彩；也许，对于中华民族，这本来就意味着什么。那么，到底意味着什么呢？这，只有靠我们每一个人去领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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