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的命运到底掌握在谁的手里？据说是掌握在人民的手里。这个说法没有错，问题是这个说法要有一定的条件。在春秋战国时期，面对秦国这样的对手，再靠“人民”恐怕已经有些迂远，而依靠士人的智谋，似乎是更为直接有效的方法。
不用贤人，国必亡；不用贤人，反用庸人，国亡的更快。人才的作用就有这么大。司马空无疑是战国时期的一大贤才，他为赵国献计，赵王不用，却听信疾贤妒能、排斥异已的韩仓的谗言，导致骁勇善战的李牧将军被杀，从而加速了赵国的灭亡。像这样的教训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早已是屡见不鲜的了。
在六国的灭亡中，赵国的灭亡是极有意味的，因为赵国的灭亡充分证明了“得一士而国兴，失一士而国亡”的道理。
文信侯吕不韦被驱逐出秦国后，他的亲信司空马到了赵国，赵王让他做代理相国，正在这时，秦国发兵攻打赵国。
司空马劝赵王说：“文信侯在秦国做相国时，是我侍奉他，因为我做过尚书，所以熟悉秦国的情况。现在大王要我任相国之职，我也要熟悉赵国的情况。请让我假设现在秦、赵要交战。我们亲自观察，看看哪一国能取胜。请问赵国与秦国比，哪一个更强大呢？”赵王说：“赵国当然不如秦国”司空马问：“以民众和秦国比，谁更多？”赵王说：“赵国不如秦国。”司空马又问：“以金钱和粮食比，谁更富有？”赵王说：“赵国不如秦国。”司空马又问：“在国家治理方面，谁更好？”赵王回答说：“赵国不如秦国。”司空马又问：“两国的相国，哪一方更有才能？”赵王说：“不如人家。”司空马又问：“两国的将领，哪一方更勇武？”赵王说：“赵国当然不如秦国。”司空马又问：“两国的法令，哪一方更严明？”赵王说：“不如秦国。”司空马说：“看来赵国在许多方面都赶不上秦国，赵国就快要灭亡了。”赵王说：“您对赵国没有二心，如果能把治国的办法全部告诉我，我愿意接受您的计谋。”司空马说：“大王可以分出赵国一半的土地去贿赂秦国，秦国不动刀枪就得了赵国的一半土地，肯定十分高兴。秦国也同样会担心赵国内有守备，外有诸侯救援，所以必然会立刻接受赵国的土地，并且不再进攻赵国。秦国得到半个赵国就会退兵，赵国守住半壁江山还可以存在下去。秦国得了半个赵国，就会更为强盛，山东诸侯各国自然会因为秦国得到了赵国的土地而担心害怕。诸侯们感到处境危险，他们一定恐惧，感到恐惧就会联合起来共同对付秦国。诸侯一旦合纵，事情就成功了。我请求大王结约合纵，如果合纵，虽然赵国在名义上失去了半个版图，实际上却得到山东六国的支持，有了六国共同抗击抗秦军，秦国就不堪一击！”
赵王说：“前不久秦国出兵进攻赵国，赵国用河间十二县去贿赂它，结果土地割让了，兵力也衰弱，最后还是没有避免秦国的入侵。如今又要割让半个赵国去增强秦国的势力，赵国就更没有力量生存下去，只好等待灭亡了，请您换个计策。”司空马说：“我年轻的时候做过秦国的文书小吏，以后又担任了不大的官职，迄今为止从未带兵打过仗。请允许我替大王带领全国的赵军去抗击秦国。”赵王不同意，不用他做将领。司空马说：“我献上愚计，大王不采用，这样我就难以侍奉大王了，请让我离去。”
司空马离开赵国，渡过平原津。平原津的县令郭遗前来拜访司空马，问道：“秦兵攻向赵国，听说贵客从赵国来，赵国的情况怎么样呢？”司空马讲了他为赵王献计而赵王不采用的过程，并预言赵国不久就要灭亡。平原令说：“以贵客的高见，赵国什么时候灭亡？”司空马说：“如果赵国以武安君李牧为将，还得一年才能灭亡；如果赵国杀了李牧，不过半年就会灭亡。赵王有个大臣叫韩仓，因为专会拍马逢迎，他与赵王的关系很亲近，为人又十分嫉妒，对有才能之人和有功之人都加以排斥。如今国家处于危亡之中，赵王一定会听从韩仓的话，武安君一定要被杀死。”
韩仓果然谗毁李牧。赵王命人取代李牧的将军之职。李牧从边防回到国都后，赵王派韩仓数说李牧的罪过说：“有一次将军战胜回来，大王已赐给你一杯酒，你向大王祝寿的时候，手里却拿着一把匕首，所以应该赐死。”李牧说：“我右胳膊有病伸不直，身体虽然很高，胳膊却很短，手挨不到地，这样我怕因失敬而犯罪，所以让工匠做一块木头接在手上。您如果不信，请让我拿出来看一看。”于是把木头从袖中拿出来，给韩仓看，那块木头的形状很像木撅，用布缠着。李牧又说：“希望您人宫说明此事。”韩仓说：“我接受了大王的命令，赐将军一死，不能赦免，我不敢替您到大王的面前说话。”李牧向北拜了两拜，谢过了赐死之恩，抽出宝剑准备自杀，又说：“做人臣的不能在宫中自杀。”便走出司马门，右手举起宝剑，但因为胳膊短，够不到脖子，于是用口衔着宝剑，对着柱子自杀了。
李牧死后五个月，赵国就灭亡了。平原令以后只要见人就一定为此感叹说：“唉呀，司空马！”他觉得司空马实在有先见之明，又认为司空马被秦国驱逐，不能算作不明智，离开赵国，也不能算作没出息。赵国因为放走了司空马，结果亡国了。赵国之所以灭亡，不是没有贤明的人，而是因为有贤明的人不能被任用。
在春秋战国时期，人才是极为重要的，甚至到了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的地步。实际上，在这一时期，“得一士而国兴，失一士而国亡”的事是经常发生的，赵国就是因为失去了司空马这样一个人才而走向了彻底的毁灭。但历史的经验并不是被人们时刻牢记，嫉贤妒能、听信谗言、喜欢奉迎是人性的弱点，尤其是身居高位以后，这些弱点就更有了施展的市场。
“知识分子政策”
在中国历史上，尤其是近代以来，知识分子应该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一直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有人认为中国的知识分子没有独立的社会地位，有人认为中国的知识分子软弱，更有人认为中国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和民族的脊梁。其实，不论今人怎样评价，古人对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作用的社会地位早已做出了合乎中国实际的论断。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形成时期，也是最能凸显中国知识分子特点的时期。得一士而国兴、失一士而国衰，这在春秋战国时期是十分普遍的现象。因此，可以这样说，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争夺人才最为激烈的时期。燕昭王高筑黄金台求贤复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燕昭王收复残破的燕国之后，就继位为燕王。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以谦卑的礼节、丰厚的礼物去招请有才能的人，准备向齐国复仇。为此，燕昭王去见郭隗，对他说：“齐国趁着我国内乱攻破燕国。现在，我很清楚燕国势单力薄，无力复仇，然而如能得到贤明之人与我共商国事，以雪先王的耻辱，那将是我的最大的愿望。请问怎样才能为国报仇？”
郭隗说：“成就帝业的君主与贤者为师；成就王业的君主与贤者为友；成就霸业的君主以贤者为臣，而亡国的君主以低贱的小人为臣。您如果能卑躬曲节地侍奉贤者，面对老师接受教导，这样超过自己百倍的人才就来了；先于别人劳动，后于别人休息，先去请教别人，然后再深思默想，那么超过自己十倍的人才就来了；与别人一样辛勤劳动，并且能够平等地对待别人，那么和自己才能一样的人就来了。如果只是靠身倚几案，拿着手杖，盛气凌人地指挥别人，那就只能招来仆役那样的人；如果以十分粗野的态度对人，随便发怒，任意呵斥，那就只能招来奴隶那样的人；这就是自古以来招致有才能的人所应注意的地方。大王如果真想广泛选用国内的贤者，就应到他们门下去拜访。天下人很快就会知道大王拜访贤臣，那么天下的贤士，一定会跑到燕国来。”
邯郸台
燕昭王问郭隗：“我应该去拜访谁呢？”郭隗就告诉燕昭王说，他听说古代有个想用千金求买千里马的君王，三年也没有买到。宫中有个侍者对君王说：“请让我去买千里马！”君王就派他去了。三个月后，这个人找到了千里马，但那匹马已死了，他就用五百金买了那马头，返回来报告了他的国君。君王大怒，说：“我要买的是活马，哪能用五百金买个死马？”那个人非常自信地回答说：“买死马尚且肯用五百金，何况活马呢？天下人必定都知道大王真要买良马，千里马很快就要来到了。”果然，没过一年，就有三匹千里马送上门来。郭隗对燕昭王说：“如今大王要真想招致人才，就请从我开始。我尚且被任用，何况比我更有才能的人呢？难道那些人才还能惧怕数千里的路途吗？”
燕昭王听从了郭隗的话，筑起高台，拜郭隗为师，并筑黄金之台以待贤者。于是，乐毅从魏国来了，邹衍从齐国来了，剧辛从赵国来了。燕昭王努力侍奉他们，并且吊唁死者，抚恤贫穷的人，和百姓同甘共苦。
二十八年之后，燕国殷实富足，士兵生活安逸不怕战争。于是燕昭王派乐毅为上将军，与秦、楚及三晋联合谋划进攻齐国。齐军溃败，齐闵王也逃到了国外。燕军独自追逐败军，一直打到了齐国都城临淄，抢光了临淄的宝物，烧毁了齐国宫殿和宗庙。没有攻下的齐城，只剩了莒城和即墨城。
然而，同样的人才如果由不同的人使用，其结果会截然相反。公元前279年，燕昭王死，燕惠王即位。这时，燕国的大军已攻人齐国五年了，只有菖城和即墨这两座城尚未攻下。燕国的主帅乐毅就把齐国的七十多座城邑设置了郡县，归燕国管辖，慢慢地经营起来。但燕惠王从当太子的时候，就看不惯乐毅，即位后当然不喜欢他。即墨的守将田单了解到这一情况，立刻派人到燕国散布谣言说：“乐毅攻入齐国已有五年。唯独两座城池不去攻克，原因就在于乐毅与新君有嫌隙，乐毅是想联络士兵，留在齐国，自立为王。”这一招果然有效，燕惠王立即下令换掉乐毅，让自己宠信的骑劫去当主帅。乐毅知道临阵换将，用意不善，恐遭杀身之祸。就跑到赵国去了，在那里他受到格外的尊重，被赵王封为望诸君。骑劫比起乐毅来差得太远。田单一看计策成功，就先使人诈降稳住骑劫，然后夜间突出“火牛阵”大破燕军，再一鼓作气，收复了七十多座城池。然后从莒城迎回齐襄王，重入临淄，再振齐国。
燕昭王高筑黄金台以招贤纳士的历史故事历来被传为美谈，燕昭王复仇几乎灭亡了齐国也是著名的历史事件，但这一切均来自郭隗的一番游说。郭隗的“帝者与师处，霸者与臣处，亡国与役处”的著名的“知识分子”政策，也在中国历史上发生了重大的影响。郭隗正是根据燕国的具体历史情况提出了这一建议，使燕国有了一个辉煌的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作用与地位，也从此得到了确认。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在一定的条件下，人才是起关键作用的因素。任你再贤明，再勇武，如果是“珠玉买歌笑，糟糠养贤才”，也非败亡不可；即使是流氓无赖，如果善于使用人才，也可能成就一番事业。
古今成功的典范
知人善任，是为君之道；会办事，是为臣之道。无形的东西，是有形的事物的主宰；没有源头的东西，是万事万物的根本。鼓不发出五音，却成为五音的统帅。掌握了变通之道的人，不去做手下人负责的具体事情，才能成为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或一个企业的领导者。因此。只要领导者严守这一法则，下属也就知道了他们自己该做的事情，古往今来，成就大事者无不如此。
刘邵的《人物志》中说：“夫一官之任，以一味协五味；一国之政，以无味和五味。故臣以自任为能，君以能用人为能；臣以能言为能，君以能听为能；臣以能行为能，君以能赏罚为能。所以不同，故能君众能也。”一个官员的职责好比是用一味调和五味，一个国家的统治者好比是以无味调和五味。所以臣子以自己能胜任工作为有才能，君王则以善于用人为有才能；臣子以能够向君王提出有益的建议为有才能；君王则以善于听取臣子的意见为有才能；臣子以能够办事为有才能，君王则以能够对臣下赏罚得当为有才能。正是因为君王与臣子的才能不同，所以君王能够统治众多有才能的人。
古代的帝王深通此理，所以能够像使用自己的东西一样使用别人的才能，这才是真正懂得了变通之道。
荀子说：“做帝王的要想射箭百发百中，自己不必亲自动手，用后羿就行；要想驾车驰骋远方，用王良就行；要想治理好天下，任用德才兼备的人才就行。这样做既省心省力，所成就的功业又很大。”
汉高祖刘邦说：“运筹帏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我不如张良；定国安邦、安抚百姓、供应军需、保证粮道畅通，我不如萧何；统领百万大军，战必胜，攻必克，我不如韩信。这三个人，都是天下的英雄豪杰，但我却能够使用他们。这就是我之所以能夺取天下的原因。”
然而，并不是每个胸怀大志的人都明白变通之道。许多人往往事必躬亲，他们不信任人才，更不善于任用人才。不善于任用人才，人才就会憎恨他。其结果使事业受到损害，国家、地区、企业出现危机。《申子》中说：“君王要知道做君王的方法，臣子要知道自己应做的事情。提出的每条建议都很恰当。这是臣子要做的事情，而对君王则并不这样要求。”《尸子》中说：“举荐人才是为臣之道；任用人才是为君之道。”
用人如此，对待财富也应如此。从前商汤、周武王，一旦推翻了夏朝、商朝，拥有了夏、商的全部财富，他们便用夏、商的土地分封诸侯，天下的人无不心悦诚服；用夏、商的财富赏赐众人，天下的人都争相为他们效力。因为利益一致就会上下一心。如此，国家则团结，企业则齐心，事业才有了成功的保证。
荀子说：“崇尚礼教，可以成就王业；善于处理政事，国家就强大；笼络人心，社会就稳定；只知道搜刮财富，国家就要灭亡。所以，成就王业使老百姓富有，成就霸业使当官的富有；要想使国家灭亡则把财富装满自己的仓库。”荀子还说：“帝王不追求财富的多少，诸侯不考虑事情的利害，当官的不计较个人的得失，这才是正确的方法。”
周厉王像
在尧统治的时代，舜担任司徒，契担任司马，禹担任司空，后稷管理农业，夔管理礼乐，垂管理工匠，伯夷负责祭祀，皋陶负责判案，益负责驯化禽兽。尧对这些具体的事情一件也不做，然而，奇怪的是尧居然能当国君，而这九个人却做了他的臣下。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原因在于，尧了解这九个人各自的才能，让他们分别负责一方事务，九个人都能胜任他们的工作，并且在各自负责的领域都取得了成功。尧正是利用他们各自的优势而统治了天下。
从前周厉王贪求钱财，他宠信主张王室垄断利益的荣夷公，大夫芮良夫劝他说：“难道周王室要衰落了吗？荣夷公主张垄断利益而不知大难就要临头。利益，是万物生长出来的，分布于天地之间，如果想要独占它，就会有很多危害。天地万物是大家都可以分享的公共财产，怎么能独自占有呢？如果要独自占有天下利益。一定会引起人们的普遍怨恨。荣夷公教君王这样做，周王室的统治还能长久吗？”后来，周厉王果然遭到失败的下场。
战国时魏文侯的仓库发生了火灾。魏文侯身穿白衣，离开正殿，以示哀痛。大臣们都哭起来。公子成父却走进来祝贺说：“我听说天子把财富藏在天下，诸侯把财富藏在自己的封地内。您把财富藏在国库里，即使不发生火灾，也一定会发生人祸。幸亏没有发生人祸，这不也是好事吗？”孔子说：“老百姓富裕了，君王怎么会不富裕呢？”
由此可见，圣明的君王用他的土地分封诸侯，用他的财物赏赐功臣，不和老百姓争夺利益，才算是真正懂得了变通的法则。即变无为有，变天下人才为我所用。所以说，设立官位，安排职务，这才是领导者的职责；委派任用官员，监督他们完成任务，这才是领导者的职责；喜欢谋划事情而不知疲倦，这才是领导者的职责；胸怀宽广而能赢得人心，这才是领导者的职责；能够包容他人的缺点，这才是领导者的原则。最高管理者只有懂得并执行自己的职责，下级才能对他既畏惧又爱戴，这就是领导者之所以能够成就大业的原因。
老子说：“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为取天下。”老子的这句话说出了变通的最大智慧，即无为而无所不为。这是每一位成就大事者必须掌握的最高法则。
什么是无为而无所不为呢？怎样才能做到呢？荀子说：“做国君的，以善于用人为才能；普通的人，以自己能干为才能。”西晋哲学家傅玄说：“如果能让士大夫分别忠于各自的职守；诸侯国的君主分别守住各自的土地；三公大臣总揽商讨天下大事，那么天子就可以很轻松地做到老子说的那种无为而无所不为了。”上面举出的历代帝王的成功事例就是明证。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
古语说得好：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范蠡实在是中国历史上的智者，深通谋身之道，立于不败之地。越国灭吴之后，他看透了越王勾践可以共患难不可以共富贵的性格，预测到了“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灭，谋臣亡”的结局，毅然放弃了所谓的荣华富贵，隐迹江湖；而他的好友文仲。却因看不开世事，最终被越王赐死。然而，即使是范蠡这样的聪明人，也有失策的时候。
越王勾践二十四年（公元前473年），越大夫范蠡等人侍奉越王勾践，于是年大破吴师。迫使吴王夫差自杀，终于报仇雪耻，范蠡因功被封为上将军。然而，他看出勾践为是“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安乐”的人，于是，他便乘船浮海出走，北上入齐，隐姓埋名，自称“鸱夷子皮”和朱公，并以计然之术经商，成为巨富，世称“陶朱公”。
后来，朱公的二儿子杀人犯罪，被囚禁在楚国。朱公说：“杀人抵命，理所应当。然我听说‘千金之子不死于市’，也许还有办法解救。”便令他的小儿子到楚国去探望。临行时，小儿子带了一千镒黄金，置于粗布袋中，并用一辆牛车装载布袋。小儿子将要上路，朱公的大儿子也执意要去，百般央告。朱公就是不答应。大儿子十分不高兴，对朱公道：“长子职责，名为‘家督’，如今二弟犯罪，父亲不派长子去探望，偏偏派小弟弟去，就等于是责我不贤了。”言罢，声泪俱下，就要自杀。他的母亲见状，也向朱公为长子讲情道：“仅派少子前往，是否能救活二儿子，还未可知，如今又要白白地死了大儿子，怎么能这样呢？”朱公无奈，只好派大儿子也去探望，并写信一封，令其长子携带，要大儿子至楚后务必将信先交给他的老朋友庄先生。临行时，朱公反复叮嘱长子道：“到了那里，一定要将千镒黄金送到庄先生家中，任凭他来处置，凡事悉听庄先生的，千万不要和他争辩。”
大儿子到了楚国，找到了庄先生的家。只见庄先生家境贫寒，室无长物，几间破旧的房屋靠近外城，前面是一大片野菜地。当地居民皆为贫民，并无一家富户。大儿子见状，心中有些犹豫不决，不知是否应该把千金交给他，但迫于父命，不得不拿出朱公的信及千金送与庄先生。庄先生收下千金，看完信，便对朱公大儿子说道：“你可以走了，不要在这里停留，如令弟果真被赦免出狱，也不要去追根问底。”大儿子告别庄先生出来，并未返回陶地，也不相信庄先生真有回天之力，挽救二弟一命：遂又用私自带出来的黄金，去贿赂楚国的一些权贵。
庄先生虽然家境贫寒，却是安贫乐道的高士，交游十分广泛。他为人清廉，忠信正直，闻名于楚国。楚王及群臣，各地来楚的读书人，都非常尊重他，把他当做传业授道的师长，他之所以收下朱公大儿子送来的千金，并不是有意接受，只不过将千金视为信物罢了，准备将事情办妥后再送还给朱公。在朱公的大儿子走后，他便对自己的妻子道：“这是朱公的黄金，如果我生病去世，你务必记着日后归还于他。”
于是，庄先生就选择了一个适当时机进宫去会见楚王，对楚王道：“昨晚我观星相，见天上有的星星位置不对，恐怕对楚国不利。”楚王历来尊重庄先生，便问道：“如今该怎么办呢？”庄先生答道：“只有兴德政，行善事，才可以消除。”楚王道：“先生您休息去吧！寡人立即照办”。于是，楚王便派遣使者封闭了储存金、银、铜三钱的库房。楚国受贿的权贵们得知消息，忙派人告诉朱公的大儿子道：“国王就要大赦，令弟可以得救了。”朱公的大儿子问道：“何以见得？”使者答道：“楚王每次大赦，都要封闭储存三钱之库。昨夜，三钱之库已被楚王下令封闭。”大儿子不知楚王大赦，实出于庄先生之谋，私自忖道：“既已大赦，二弟自当释放，枉送千金与庄先生，毫无意义，不如索回。”于是，大儿子又去见庄先生。庄先生见他到来，非常惊讶，问道：“你还没有走吗？”大儿子道：“是的。当初是为了二弟之事来见庄先生，如今听说就要大赦，二弟自当会被释放，所以特来向先生辞行。”庄先生知其来意，微笑说：“既然令弟会被释放，那千金你还是取走吧！”大儿子并不谦让，挺身进屋将黄金携带而出，昂然而去。
庄先生觉得被小儿辈耍弄一番，心里很不痛快。认为不讲信义之人，不值得帮助，便再次人宫去见楚王，对楚王道：“君王大赦天下，以德回报是星辰移位之事，自然再好不过。可是，我在外面，闻听陶地的富豪朱公之子杀了人，现囚禁在楚国，他家用很多金钱来贿赂君王身边的人，所以，外面纷纷传说君王并不是体恤楚国百姓而实行大赦，实际上是为了朱公之子。”楚王闻言大怒道：“寡人虽然不德，又怎能为朱公之子而实行大赦呢？”逐下令将朱公之子斩首。朱公之子死后的第二天，楚王才正式下达赦令。朱公的大儿子只得带着二弟的尸首返回家中。
他们的母亲和邻里都很悲痛。只有朱公知道其中原委，喟然长叹道：“我本来就知道大儿子如去，二儿必死，所以才不令其至楚。大儿非不爱其弟，只是吝惜钱财，不晓人之处世交往之道。庄先生乃义士，何看重金钱，不过气恼大儿不讲信义罢了。大儿自幼与我一起受苦，知谋生不易，所以不轻易使财，故失信义于人。至于家中小儿，生长于富有之时，只知乘华车，骑骏马，逐野兔，不知钱财来之不易，平时不吝惜钱财。因此我才执意要派小儿子前去。小儿子能办到的事，大儿子却办不到，结果使二儿子被杀，此乃事之常理，不值得悲痛。我本来就日夜等待丧信的到来呀！”
这真是一个意味深长的故事，明知大儿子吝啬，会使二儿子死于非命，但还是没有控制住自己的感情，这不是没有知人之明，而是没有决断的毅力。在现实当中，为情所因而迷失理智的人，恐怕比比皆是。
真正的爱护儿女
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是中国人的普遍心理。但在具体的方法上却大相径庭，贫寒人家即使想娇惯自己的子女也没有条件，所以有“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的说法；而富贵人家则不同，他们也想子女志向高远，勇猛顽强，但因方法不当，其结果往往是三代而下，便由龙种蜕变为跳蚤。
真正地爱护子女，就不能只看眼前的安逸，应当“为之计深远”。这是大家都明白的道理，但要想让人按照这一道理去做，却不是容易的事。触龙说赵太后的故事，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典范。
赵太后刚刚执掌赵国的政权不久。秦国就发兵攻打赵国，赵国向齐国求援，齐国国君说：“赵国必须用长安君做人质，我们方能出兵援赵。”长安君是赵太后最宠爱的儿子，所以，赵太后不愿意这样做，大臣们都极力劝谏，太后明白地告诉左右说：“如果再有人来劝说让长安君到齐国做人质，我一定要当面唾他。”此时，左师触龙说想见太后，赵太后很生气地等待着。触龙慢慢地走进去，到太后面前自己请罪说：“我的脚有毛病，走不快，以致好久没有来拜望太后您了。我在私下里宽恕自己，但又担心太后的身体也不太好，所以很想来拜见太后。”太后说：“我现在是靠车辇走路。”触龙说：“您每天的饮食没有减少吗？”赵太后说：“我只是喝粥而已。”触龙说：“我近来食欲不振，于是就去散步，每天行走三、四里路，饭量就稍有增加，身体也就舒服一些。”太后说：“我已不能这样做了。”这时，太后的面容稍微有了好转，怒气也消了一些。左师触龙说：“我有一个不肖的儿子叫舒旗，他年纪尚轻，没有什么本领。但是我已经老了，很爱怜他，我希望让他做一名宫廷卫士来保卫王宫，我冒着死来向太后说明我的这个意思。”
赵太后说：“好啊，有多大岁数了？”触龙说：“十五岁了，年龄虽然小，但我希望在我未死以前，能把他托付给太后。”太后说：“您也疼爱自己的儿子吗？”触龙说：“疼爱之情胜过太后您。”太后说：“我也是非常疼爱自己的儿子。”触龙说：“我私下里以为，您爱燕后超过爱长安君。”太后说：“您完全错了，我爱燕后远不如爱长安君。”触龙说：“做父母的疼爱自己的子女，要为他们做长远的打算。当燕后初嫁时，您老人家跟着她，为她远行而悲伤。到后来她出嫁了，您也十分思念她。但到祭祀的时候则祝福她说‘千万别回来’，因为您希望她的国家不要灭亡。这就是为她做长远的打算啊！您希望她的子孙能继承王位。”太后说：“很对。”触龙说：“从现在追溯到三代以前，赵国开国时赵烈侯的子孙被封侯的，今天还有人存在吗？”太后说：“没有了。”触龙说：“不但是赵国没有了，其他国家子孙封侯的，到今天还有继续存在的吗？”太后说：“也没有了。”触龙说：“所以说，近者灾祸就降临到这些人的本身，远者则降临到他们的子孙身上。难道国君的子孙一定都是坏的吗？不是的，原因是他们位高而无功，俸禄丰厚而无所事事，所拥有的资财又太多了。现在，您老人家一再提高长安君的爵位，把丰腴的土地都封给他，又把国家的许多重宝送给他。如果现在不让他为国立功，有一天您老人去世之后，那长安君又怎能自己在赵国立足呢？我认为您没有为长安君做长远的打算，所以我说您爱长安君不如爱燕后多。”
太后说：“您说得真是有道理啊！就听凭您安排使用他吧。”于是为长安君准备了百辆车子，到齐国去做了人质，接着齐国发兵救赵。赵国贤士子义听到了这一消息后说：“国君的儿子是至亲骨肉，同样也不能依靠无功的尊位和先人的俸禄而守住财宝，更何况做人臣的呢？”
无独有偶，还有一个与此相似的例子。燕国人陈翠想让燕、齐结盟和好。按当时的规矩，盟国之间必须派人质到对方国家，陈翠就想让燕王的弟弟到齐国做人质。可是燕王的母亲太后听到这件事后，大发雷霆说：“陈翠这个人不能治国也就罢了，哪能想方设法使别人母子分离呢？真是岂有此理！”
陈翠听说太后发怒的消息后，就要求晋见太后，太后听到禀报后，就说：“我正要找他算账，没想到他竟送上门来了！快让他进来。”陈翠进来后。太后盛怒未息，对陈翠不冷不热的说：“听说你让我把我的儿子送到齐国做人质，是吗？”
陈翠回答道：“启禀太后，正是。”太后听完恶狠狠地说：“告诉你，你的这个要求是绝对办不到的。”陈翠见此，不慌不忙地上前一步探视了一下，然后缓声说道：“太后息怒，请您听听我的道理，我让您派公子去齐国做人质，是有我的理由的。我听说，太后爱子还不如一般的平民百姓爱自己的儿子，不仅不爱自己的女儿，更不爱自己的儿子。”
太后听后连连皱眉说道：“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我听不明白。”陈翠沉默了一会才说：“太后您把自己的女儿嫁给诸侯，还知道陪送多达千金的嫁妆。现在大王想封公子一官半职，群臣就会说，公子没有什么功劳，不应该受封。现在让公子做人质，就是他立功的好机会啊！而太后不同意，所以我才知道太后不爱儿子。况且太后和大王幸而健在，公子可以很高贵。太后和大王百年之后，公子如果不能继承王位，就有可能比一般的平民百姓还要低贱。如果太后在世时公子都不能受封，那么他以后有可能终生都不会受封了。”
太后听到这里不觉大吃一惊，说道：“老妇目光短浅，不知道这长久之计，还是陈爱卿远见多识。”于是就答应让自己的儿子前去齐国做人质，并马上下令为公子预备前去的行李物品。
我们且不说触龙说赵太后的意义，单是触龙的进谏艺术，就足以让千古效法。触龙面对的是一个特殊的对象，又是执掌赵国大权的太后。前面已经有许多人劝谏过了，且太后要对劝谏的人“唾其面”，对触龙也是“很生气地等待着”。所以，如果触龙用一般的方法去说服太后是不可能成功的。触龙说赵太后的过程可分为三步：一是使太后减少了对触龙的抵触情绪；二是要把自己的小儿子送到太后的身边当侍卫，表明自己爱护子女的态度；三是由此引出太后爱长安君不如爱燕后多的看法，引太后入彀，自然而然地引出了“父母爱子女当为之计深远”的结论，使太后心悦诚服地接受了触龙的观点，送长安君去齐国做人质。触龙所用的循序渐进的劝谏方法，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十分高明的。至于后一则，记述的过程虽然没有前者详细，但道理是一样的。人之爱子女，要为之计深远，这恐怕就是大爱和小爱的区别了。
以傲为礼
《左传》上说：“傲慢是无节的。”《曲礼》上也说：“待人不要失去恭敬的态度。”然而古人有时把傲慢看做对人最大的尊重，以为凭借对人傲慢就可以使对方品德彰显于世。
战国时，魏国有个隐士侯赢，是魏国首都大梁东门的守门人。魏公子信陵君听说侯赢是个贤者，就大办宴席邀请他。待宾客都坐好后，信陵君率领一队车马，空出车中左边的客位，亲自去迎接守东门的侯赢。侯赢领公子去了一趟市场，待来到信陵君家中，侯赢是尊贵的宾客。侯赢对信陵君说：“今天，我为公子做的事也不少。我本是东门看守大门的人，而您以魏国公子的身分屈尊驾车迎接我。本来大庭广众之下，不应去，但我故意让您去了一趟市场。为了成就您礼贤下士的声名，所以我故意让您和您的车马在市场停了很久，暗中观察您，发现您的态度却愈来愈谦恭。市场上的人都认为我是个小人，而您是个有道德的人，能礼贤下士。”
信陵君像
当初，信陵君去迎接侯赢，侯赢说：“我有个朋友在市场中杀牲畜，想劳驾车马去拜访他。”侯赢下车去见他的的朋友朱亥，和朱亥聊天，暗中察颜观色，发现信陵君的面色反而更加谦恭。市场上围观的人和跟随信陵君的骑兵都暗中责骂侯赢。侯赢见信陵君面色仍然如故，还是那么谦和，这才辞别朋友上了车。
汉朝的廷尉张释之等着朝见皇帝，三公九卿等高官显贵都在场站着。有个道家老者名叫王生的人说：“我的袜带松了。”回头对张廷尉说：“给我把袜带系上！”有人对王生说：“为何要在大庭广众之中，单单侮辱张廷尉呢？”王生说：“我年纪很大了，地位又低，自己思谋没什么能力帮助张廷尉。张廷尉是当今天下有名望的大臣，因此才会让他当着大庭广众的面跪下给我系袜带。我是想让世人更看重张廷尉啊。”那些高官显贵听了，都觉得王生是个有贤德的人，也更加敬重张廷尉了。
汉朝的汲黯，常常见了大将军卫青不跪拜，只行个平揖礼。有人对汲黯说：“皇帝打算让群臣都以下属的礼节拜见大将军，您不该见了大将军不跪拜。”汲黯说：“以大将军那样尊贵的身份，却能结交平揖的朋友，不是更被世人看重吗？”大将军听后，认为汲黯是贤德之人。
由此看来，以傲慢为礼，可以使对方更受尊重。
《老子》上说：“国家昏乱的时候才显现出为臣的忠诚，六亲不和时更能体现父母的慈爱和子女的孝顺。”这是说忠臣、孝子因为不管国家是否昏乱，仍旧自觉做自己该做的事，这才显示出节操的高尚。要是过去侯赢对信陵君不傲慢，那么市场上的人就不了解信陵君有礼贤下士的度量。若是王生对张廷尉不傲慢，那么三公九卿、高官显贵就不知道张廷尉能降低身分、屈己下人。因此说，品行不好的人，是好人得以显示出来的衬托和参照。
知其可为而为之
中国人讲究顺势而为，反对逆历史潮流而动。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始终是文人士子的文化理想，而不是政治家的选择。相反，政治家是知其可为而为之，知其不可为而不为。文人士子所追求的文化的合理性，与政治家追求的当下的成功有着很大的区别。因此，一个人不能没有文化理想，但又不能只按文化理想办事。否则，必将一事无成。
齐国的靖郭君田婴要在薛地建城墙，他手下的很多门客都来劝阻他，认为他这样做是很不得当的，但靖郭君不听，并告诉传达人员说：“不要让这些说客们进来通禀！”齐国有个求见的人，对传达人员说：“我只请求说三个字就走，我要是多—个字，我情愿领受烹刑。”靖郭君于是同意接见他。
这位客人快步走进来，说了一句：“海、大、鱼！”转身就走。靖郭君说：“你不要走。”这位客人说：“鄙人不敢把死当儿戏。”靖郭君说：“没有关系，请你把话说完。”客人回答说：“您没听说过大鱼吗？鱼网不能捕获它，鱼钩不能钓住它，可它一旦离开水面，就连蝼蚁都能把它吃掉。现在齐国也就好像是您的水。您如果能长久地得到齐国的保护，哪里用得着在薛地建城墙呢？如果失掉齐国，即使把城墙建得高人云端，也还是没有用啊！”
靖郭君说：“您说得对啊！”于是就停止在薛地筑城墙。
廉范，字叔度，是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东南）人，战国时期赵国名将廉颇的后人。他曾任过云中（今内蒙托克托东北）、武威（今甘肃武威）、武都（今甘肃成县西）等郡的郡守，有丰富的治理民众的经验，很有政绩。
东汉章帝建初年间，廉范被任命为蜀郡（今四川成都）太守。蜀郡民俗崇尚文辩，喜好各持己见议论短长，不愿意接受别人的约束，也不愿意改变自己的习俗。廉范常常劝勉他们，从不听那些妄言虚说。
成都在当时是富庶之城，人口众多，民居稠密。城里的居民有夜间干活的习惯。廉范任蜀郡郡守以前，历来的郡守都禁止百姓夜间干活。因为夜间工作点火照明，十分容易失火，而一旦失火，就会使大片房屋被烧，屡屡造成严重的损失。但百姓们仍不顾禁令，常在夜间偷着干活；由于不敢公开点火，因此火灾的发生反而更加频繁。廉范任蜀郡郡守后，没有再下什么禁令，而是首先取消了以前的禁令，允许百姓夜间点火干活，但严格要求家家储备足够的水，以便能及时将火灾扑灭。
自从廉范采用了这一新办法后，成都地区不但火灾减少，而且给百姓带来了许多方便。百姓们作歌唱道：“廉叔度，来何暮？不禁火，民安作。平生无襦今五绔。”翻译成今天的话就是：廉大人来蜀郡做官来得太晚了，他不禁我们点火，让我们夜间费心劳作，使我们过上了从来没有的好日子。
春秋战国时期，吴王夫差自恃强大，邀请各诸侯国到黄池会盟，企图借此建立霸主地位。卫侯来迟了，吴王就派兵烧了卫侯的住处。孔子的学生子贡对吴国太宰说：“卫国的国君在来黄池参加会盟之前，必然要跟国内的大臣们商议，众人必然有的赞成，有的反对，论而不决，所以卫侯才会来晚。那些主张来参加会盟的人是大王的朋友，那些反对来的人，则是大王的仇敌。如果您抓了卫国国君，岂不是打击了朋友而有利于仇敌吗！”吴国的太宰心悦诚服，当然放弃了抓卫侯的打算。
黄池之会上，各路诸侯争做天下首领，吴王夫差更有称霸诸侯的野心。卫侯来迟了，吴王烧其住所，其意是对违背自己意志的人予以制裁，杀鸡给猴看。子贡向他指出这样做实际上是做了打击了朋友、有利于敌人，是亲痛仇快的蠢事。
在中国历史上，吴王夫差并不是一个杰出的人才。且不说他的所谓霸权维持了多久，只看他对待卫侯的这一件事，就知道他是何等的粗莽愚陋。所谓因小见大，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我们可以借子贡的话来评论上面几个例子的共同特征。千古以来，“事机成败”四字，实际上已说尽了国际交往的全部真义，也说尽了从政者成功的根本，其中就包含着顺势而为知其可为而为之，知其不可为而不为的意思。子贡语言奇特机警。后人争来论去，变换出无数花样，说的无非都是这个意思，但都没有像子贡说得这样明确。据说，在孔子的门徒当中，子贡的口才是最好的，看来，他确是当之无愧的。
治国为政的“辩证法”
在这个地方用“辩证法”三个字，好像很滑稽，其实，古今的道理是一致的。所谓辩证法，无非从这样几个方面来理解：一是事物是互相联系、互相转化的；二是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至于任何事物都是由两个矛盾的方面组成，我们姑且放下不谈。如果仅就前两个方面而言，我们的古人的确懂得了治国为政“辩证法”的精义。我们看看下面的一些论述和事例，就会知道古人在这方面无可企及的造诣。
孔子在汉代就成为圣人，在当时就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因此有很多人假托孔子来说明问题。据说，子路有一次救了一个溺水的人，那人为了答谢他就送他一头牛。子路事后向孔子讲述这件事。孔子说：“你这样做很好，以后鲁国的人就都愿意救人于危难之中了。”子贡的家奴想要赎身，子贡放了他但并未收取赎金。根据鲁国的法律，家奴赎身是要交纳赎金的。孔子批评子贡的做法，他说：“以后鲁国人再不敢赎人了。”孔子之所以称赞子路、批评子贡，就在于子路做了好事而收了人家的谢金，这是鼓励大家都与人为善，这样可以帮助树立良好的社会风气；子贡不收别人赎金虽表现得慷慨谦让，但别人做不到，因此就堵住了行善的道路，使得有家奴的主人不敢释放奴隶了。所以，这样做对于社会来讲没有任何好处。由此可见，自己的清廉高洁应在该表现的地方表现，不要在公众面前故意炫耀卖弄——那样做只会适得其反。
孔子像
韩非子不仅是法家的代表，也懂得治国为政的辩证法，他说：“儒者以文乱法，侠者以武犯禁。”这是文化知识及武力的负面影响。曹操也曾说：“恃武者灭，恃文者亡。一个国家如果单纯依赖武力立国，或者单独依赖文臣立国，都会导致灭亡。”吴国夫差、鲁国偃王就是很好的例子。吴起也曾说过：“上古时候承桑氏的国君崇尚以德治国，废除军队建设，结果导致亡国之灾；夏朝的有扈氏，依仗人多势强，军事力量强大，穷兵黩武，忽略德治，结果也是国破家亡。贤明的君主以此为教训，将‘内修文德，外治武训’作为立国之本。对内加强文明道德建设，对外则加强军事力量建设，这样则强敌不敢犯，百姓文明尚德，君主从容谦恭，哀伤怀念为国捐躯的烈士。这虽鼓励人民向英雄学习勇敢无畏的精神，但绝不损害到仁爱精神。”《玉钤经》这本书中说：“文中多武，可以辅主；武中多文，可以匡君；文武兼备，可助军事；文武兼阙，不可征伐。”
姜太公好像离我们很遥远了，其实他的话今天听来也是很有道理的，他曾说过这样的话：“刑罚太严，民则畏惧，长久下去必生变故。这是刑罚严厉所产生的流弊。如果把任何事都弄得非常清楚，就会扰乱百姓，他们就要迁移。如果大家都想迁移就不能安心居住，这样就容易出现变乱。这是明察的流弊。”姜太公还说：“奖赏过勤容易诱发人们不满足的心理，心里不满足就滋生怨恨。贤明的君王治国理民，不管臣的喜好，而更在乎他们憎恶什么；他不关心民众为何来归顺，而更关注民众为何要离他而去。如果让百姓都安居乐业，这样天下就真正太平了。”
如果从另一个角度讲，那些被称为圣人的人，也是在为大盗积蓄和看管财宝。从前，齐国在姜太公的辅佐下很强盛，城邑一座接一座，人丁兴旺，到处都显出一派繁荣富强的景象。方圆两千多里都是齐国的天下，而国内的种种典章制度、城乡规划，无不是按照太公当年的做法。但后来田成子当道，杀了齐简公，窃取了齐国的政权，他所窃取的，哪里只是一个齐国呢？他把齐国先贤所制定的好的政治制度一同窃取了。因而历史上田成子虽背上了窃国大盗的骂名，但是他像尧舜那样，安安稳稳地统治着齐国；而且周围的小国不敢对他有所微词，大国也不敢来讨伐他，竟然还传了十二代。由此可见，田成子不但窃取了齐国的政权，而且还窃取了姜太公所制定的圣明的政治制度，难道不是这些圣明的制度保护了他这个大盗贼吗？这说明，圣明的政治制度也有其不好的一面。
然而，田氏（陈氏）是怎样得到齐国的呢？从前，晋大夫叔向曾问齐相晏婴说：“齐国将来会怎样呢？”晏婴答说：“现在齐国已经处在末世了，将来怎样我也不清楚。但齐国终将属于陈氏家族。”齐国遗弃了百姓，百姓都投归陈氏了。齐国原来有四种计量单位：豆、区、釜、钟。四升为一豆，依次按四进制递升直到釜，十釜为一钟。陈家则自设三种计量单位。每级只加一倍，进到钟时，量就比齐国的钟大得多了。陈家用自制的计量标准大斗向外借贷粮食，而收回的时候则用公家标准小斗收，这样百姓都乐于向他那里借贷。齐国的山货木材堆积如山，海盐鱼虾，堪与海比。百姓的劳动收入两成归公家，仅有一成拿来养家糊口，于是大家都拿伪劣残次的东西交公。这样负责公务的人，不得饱暖。贫富分化极为严重，百姓穷得连鞋子都买不起，于是市场上鞋子越来越便宜；而那些富人则争相购买绫罗绸缎，使得其价格飞涨。穷苦人大都贫病交加。陈家派人到处去慰问百姓疾苦。这样百姓人心都归于陈家，大家爱陈氏像爱戴自己的父母一样，归附陈氏亦如百川归大海一样，这样陈家想不笼络人心，也不可能了。
汉朝的匡衡很爱进谏，他曾经说过：“孔子曾感叹道，礼让可以用来治国吗？天下有这样的例子吗？孔子之所以这样感叹，是因为，若将国家比喻成一棵大树，那么朝廷就是其主干之躯，其举动将直接影响天下百姓；朝内的公卿大臣相互间如果都很礼让谦恭，上行下效，百姓也不会彼此争斗不止；朝廷上的人好善乐施，下面的民众就不会粗暴犯上；朝廷上的人品德高尚，仁义守节，社会上也会出现这样的良好风气；朝廷对民宽厚温和，于民有惠，那么百姓间也会很友爱。上面所提到的四种好风气，并不是靠圣明的君主严厉的命令形成的，而是靠其自身的实际行动感化教育万民形成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如果朝臣相互争吵不休，影响到百姓就有可能产生殴斗的祸患；朝臣若独断专行，民众中就会出现彼此争恶，互不相让的局面；朝臣若趋于争夺名利，下面的百姓可能为了私利而伤害别人；朝臣若惟利是图，下面的百姓就会偷盗成风。朝廷是影响社会风气好坏的根源。所以说，上有变色之言，则下有争斗之患；上有自专之士，则下有不让之人；上有克胜之佐，则下有伤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则下有盗窃之人。”
战国时法家的慎子说：“忠诚虽好，但若是在政治混乱的时候，却未必能救治这种混乱，相反还正是这种混乱的一种表现。”怎么理解这种道理呢？舜的父亲瞽叟对舜很坏，曾多次想置他于死地，但他却生了舜这样一个孝顺的儿子，每次大难不死后都原谅了父亲。夏桀暴虐无道，有很多忠臣进谏都被他残杀了，这更显示出他罪恶滔天。因此，孝子不会生在慈父之家。
汉朝的京房与石显同在朝廷为官，他们因政见不同而产生矛盾，后来京房被贬到魏郡做太守，而石显仍在中央为官。京房害怕遭石显陷害，就上书给皇帝说：“我的学生姚平曾对我说，我对您只是小忠而算不得大忠。因为从前秦始皇在位时，赵高掌权，他的狼子野心被正先觉察到，正先就对他进行非难、讥讽，结果被赵高假以罪名杀害了。从此赵高在朝中树立了自己的威望，一手遮天，飞扬跋扈。后来秦朝出现混乱，可以说正先负有一定的责任。现在我奉命出京为官，希望陛下您不要让我落得忠臣正先那样的下场，如果这样，我的学生姚平就要嘲笑我了。”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正是由于正先的这种所谓的忠诚，才导致了秦朝后来奸臣当道乃至亡国的祸乱，正先的这种忠诚有什么好的呢？
晋朝的名臣刘颂曾说：“负责监督稽查的官吏往往只注意大案要案，而对那些细小的违纪违规现象不予过问。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那些小过失、小缺点，产生于人偶尔的疏忽，这是人之常情，在所难免。如果把这类微不足道的瑕疵也都归于违法乱纪，依法严加制裁，那么朝野上下就没有一人能免罪。这样做，目的虽为社会安定，实则造成社会的混乱。”
春秋时齐国的名相晏婴曾说：“大臣对国君过于忠心，就会变成专权，反倒不忠；儿女孝顺太过头，只显出自己的孝心，反倒显示不出其他兄弟姐妹的孝心，这就成了不孝；做妻子的如果太爱恋自己的丈夫而独专其房，容不得其他妻妾，这就成了嫉妒。”因此，“臣专其君，谓之不忠，子专其父，谓之不孝，妻专其夫，谓之嫉妒”，这是忠孝走向了其反面。《吕氏春秋》中说：“阴阳和合，化育万物，不遗一草一木。甘露雨水，普泽天下，不弃一沟一隅。一国之君，恩被万民，对男女老幼，同等对待。”申不害曾说过说：“一妇擅夫，众妇乱。一臣专君，群臣皆蔽。也就是说，嫉妒心太重的妻子很容易导致家破人亡，权力欲太强的臣子很容易使国家灭亡。因此，贤明的君主对待臣下，就像车轮上的辐条一样，平等起作用，从不让其中的某一根单独起作用，这样专权的事就可以杜绝了。”
实际上，无论是治国为政，还是齐家做人，都要懂得这个辩证法。老子言说：“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就是说，只有在家庭出现变故时，孝行才能充分体现出来；忠臣不会出现在明君时代。只有在国家出现混乱时，忠臣才能充分表现出来。因此，圣明的君王对其臣下，既要求他尽忠，但这种忠心只能局限在他的职权范围之内，而不能超越其职权去管理别的事务，来显示其忠诚，而他的职权范围又不能超过其官位——如果超越了这一限度，就走向了忠的反面。这恐怕是十分符合所谓的现代辩证法精神的。
报恩和复仇
中国古代的法律。对于私相复仇，并不一概严禁。禁止复仇的法律条文可能出现在纪元前后，至东汉，复仇已为法律所禁止，魏晋南北朝禁之最严，明、清时期的律例则相对宽容，有时还鼓励血亲复仇。
“报恩为豪侠，死难在横行”，快意恩仇，恐怕是绝大多数人的理想，武侠小说之所以大行于世，恐怕也跟快意恩仇有极大的关系，由此，今天的读者与古代的侠客融二为一。俗语说“唱小旦的哭瞎了眼，替古人担忧”，这是进入了角色。今人读武侠小说，也多把自己置换进书里，变成了侠客。殊不知，在“快意”的同时，作为现代人的品格在逐渐地减少，而愚昧的一面却在悄悄地增长。因为快意恩仇毕竟属于初民的时代。
中国人的“复仇”情结，源于初民的社会观念。在古人看来，杀人并不是对社会的犯罪，仅是对某个个人或具体家族的伤害，所以国家往往并不包揽这类案件，有时只起调解作用，而个人的复仇，却往往被看成是正义的行为，复仇者本身也受到尊崇。《孟子》里有一个著名的故事，很能说明这一问题。故事说舜的父亲杀了人，为了使父亲逃避寻仇和法律的制裁，作为天子的舜竟然“弃天下犹弃敝屣”，背着父亲逃到东海之滨隐居起来。依此类推，舜的父亲若被人杀，那舜必定要手刃仇人而后快。问题尚不止于此，孟子认为正是因为舜能行大孝。所以才能推家及国，有做天子的资格。
公元前300年至前284年时，昭王为了报仇，在经过了多年的处心积虑的准备以后。就派上将军乐毅率燕、秦、韩、赵四国之兵伐齐，魏国亦遣兵助燕。齐国大败，失掉了七十余城池。后来齐襄王立，齐国用反间计使燕惠王撤换了大将乐毅，齐将田单以火牛阵在即墨破燕复齐。魏国恐齐国报复，便想与齐国修好。
齐襄王十四年（公元前270年），魏王同相国魏齐商议，派中大夫须贾出使齐国，以通友好。魏国的辩士范雎跟从须贾前往。范雎是魏国大梁人，能言善辩，报负远大。曾游说诸侯各国，本来欲事魏王，因为家贫，无法使人通达国君，便投在中大夫须贾门下，被用为家臣。齐襄王闻范雎善谋口利，颇有奇才，便想结交他，就派人赏赐范雎美酒及黄金十斤，以示拉拢。范雎不敢接受，婉言相辞。须贾是个十分狭隘的小人，他得知以后，十分生气，遂疑范雎通齐。须贾在齐逗留数月，齐襄王待之冷漠，没有任何结果，只得返回。
须贾无功返魏，心里非常窝火，越发迁怒于范雎，便对相国魏齐说：“范雎私下通齐，将魏秘事告齐，齐王赐范雎美酒及黄金，使得这次出使没有成功。”魏齐闻之大怒，令家臣擒了范雎拷问，令其招认通齐之罪。范雎连连呼冤，以口相辩。魏齐越加愤怒，喝令家臣：“为我笞杀此奴，以绝后患。”家臣举鞭乱下，将范雎牙齿打落，血溅满面，肋骨打折。范雎见无法伸冤，就口吐白沫倒地装死。家臣报与魏齐，魏齐亲自下视，见范雎遍体鳞伤，肋断齿折，倒于血泊中不动，骂道：“通敌者只此下场！”遂令家臣以苇席卷其尸体，掷于厕所中。魏齐复与宾客们饮酒作乐。宾客饮酒至醉，接连便溺于范雎身上，故意糟踏、侮辱范雎，以警戒他人。
过了许久，范雎从苇席中张目偷看，见只有一名看守在旁，便对看守道：“您若能救我出去，定以重金相谢。”看守贪利，对范雎道：“你可仍然装死，我入禀。”看守人报魏齐说：“范雎死尸腥臭熏天，应予丢弃。”时魏齐喝得酩酊大醉，遂答道：“可弃之于荒郊野外。”范雎于是得以逃脱。魏齐酒醒，后悔前言，忙派人四处寻找，但已经找不到尸首了。
魏人郑安平与范雎交谊深厚，遂带范雎逃匿，为防人耳目，范雎改名为张禄。此时，秦昭王派遣使臣王稽出使魏国。郑安平得知，扮为士卒，伏侍王稽，讨得了王稽欢喜。王稽问郑安平道：“汝能举荐魏国的贤才同我一起入秦吗？”郑安平答道：“我家乡有叫张禄的人，机敏善辩，精通治国方略，是个举世无双的人才，如能入秦，可展其雄才。”王稽大喜，忙令召来相见。郑安平又说：“其人在魏遭仇人陷害，不然，早已仕魏了。白日相见，恐仇人加害。”王稽说：“夜晚可引他前来相见。”范雎遂于夜晚悄悄拜见王稽。王稽见其口若悬河，出言不凡，知其确实有才能。便说：“先生肯与我西游于秦吗？”范雎应允。王稽遂与范雎相约：“数日后在三亭冈南面会见，然后一起入秦。”王稽在魏办完了事，便悄悄带范睢西返秦国。
不久，通过别人的介绍，范雎拜见了秦昭王，献强秦治国之谋，蚕食诸侯之策。昭王大喜，拜范雎为客卿，继而又拜他为相，封地于应（今河南鲁山县东）地，号为应侯。
范雎做了秦相，仍然不用原名，秦人呼其为张禄。魏人不知张禄就是范雎，以为范雎早死了。当时，秦昭王采用范雎“远交近攻”之策，欲派兵攻打韩、魏。魏王恐惧，派须贾出使秦国求和。范雎得知此事，认为是复仇的好机会。便隐其身份，乔装打扮。他穿起破衣，装作寒酸落魄的样子，潜出相府官邸，由偏僻小路径到馆驿，谒见了须贾。
须贾见到范雎，大吃一惊问道：“范叔（即范雎）原来没有罹难！”范雎道：“幸得逃脱。”须贾笑道：“范叔是到秦国游说吗？”范雎道：“臣得罪魏国宰相，侥幸逃到这里，哪里还敢游说？”须贾问道：“范叔在秦，何以为生？”范雎道：“不过是佣工糊口罢了。”须贾见范雎衣衫褴褛，不觉起了怜悯之心，延范雎入坐，赐与酒食，并叹道：“范叔何贫寒至此？”就命左右取一件绸袍相赠。范雎道：“大夫之衣，卑贱之人，何敢承当？”须贾道：“故人相见，何必过谦。”范雎穿袍，再三拜谢。须贾乘机问道：“秦国的宰相张先生，听说得宠于昭王，天下大事均由张先生裁决。如今我奉命使秦，事之成败全在于张先生，你可有朋友与张先生相识吗？”范雎道：“臣的主人与张先生相交至善，臣常同主人出入相府，亦得亲近，故臣也可求见张先生，臣愿竭力将您介绍给张先生。”须贾道：“我的马已生病，车轴也断了，非驷马大车不能出门。”范雎道：“臣主人有之，待我为您借来。”范雎回府，驾驷马大车而来。须贾欣然登车，范雎于前执辔驾车。
须臾，他们来到相府门前，相府中人望见范雎，惊愕不已，急忙回避走开，须贾颇感惊奇。范雎对须贾道：“请您稍候，我先进入为您通报。”须贾在门外等候许久，不见范雎消息，便问守门人道：“范叔久入不出。不知是何原因。你们能为我召其出来吗？”守门人喝道：“这里哪有什么范叔？”须贾道：“就是刚才为我驾车的那个人。”守门人喝叱道：“不得无礼！那是我们的宰相张先生。”须贾闻言，如梦方醒，吓得战抖不已，叹道：“今为范雎所欺，恐怕性命难保了！”只得脱袍肉袒，免冠徒跪。膝行而前，托付守门人入内通报。此时，范雎在众多人等的簇拥下，坐在帏幕中，令人召须贾入见。须贾吓得魂不附体，惶恐跪地，俯首膝行，入见范雎，口中连称“死罪！死罪！”并说：“罪臣见识浅陋，不识达人，万万想不到您能自立青云之上。罪臣从此不敢复读天下之书，不敢参与天下之事。罪臣犯下入镬该烹之罪，自愿放逐到荒远之地，任凭您来处置。”范雎问道：“你知道你有什么罪吗？”须贾趴在地下应道：“擢罪臣之发，以数罪臣之罪，尚犹未足。”范雎喝道：“汝罪有三：昔日你诬我私下通齐，在魏齐面前数谮于我，此其罪一；魏齐笞辱我，以致折齿断助，将我掷之于厕，你非但不加劝阻，反而火上加油，此其罪二；汝酒醉入厕，率众人溺我，心何太忍，此其罪三。今日相逢，本该断汝头、沥汝血、食汝肉，以报前仇。念你以绸袍相赠，尚有故人之情，故苟全汝命，释汝归魏。”言讫，挥之使去。此后，秦人才知张禄便是魏人范雎。
范雎入宫将此事报告昭王，昭王应允魏国求和之愿，令范雎打发须贾回去。须贾入辞范雎，范雎道：“故人一别，须以礼相送。”便大摆筵席，邀请各国使者都来赴宴。宾客纷纷来到，范雎以礼相待，杯觥交错，鼓乐齐鸣。范雎待客良久，竞不招呼须贾。须贾候于门外，又饥又渴，又羞又恼，又不敢离开。
众宾客饭至半酣，范雎才起身告众宾客道：“今有魏使至此，亦是故人。”众宾客起身答道：“丞相既有故人到来，我们应当以礼相待。”范雎道：“虽是故人，不当与诸公同席。”便唤须贾坐于堂下，令两名黥刑罪犯把他夹坐在中间，又令左右捧出一盆喂马草料及劣豆，拌合毕，使黥徒手捧以喂须贾，如同喂马一般。须贾虽然愤恨，也不敢违抗，食毕，还得叩首谢恩。范雎怒目叱其道：“今苟全汝命，然魏齐辱我之仇，不可不报。为我言告魏王，速将魏齐头送来；否则，我将亲率秦兵攻灭大梁！”众宾客得知范雎旧事，亦齐声叱责须贾。须贾只得点头答应。
回到魏国后，须贾把这件事告诉了魏齐。魏齐惊恐万状，丢弃了相印，连夜逃往赵国，藏于平原君赵胜的家里。秦昭王得知魏齐入赵，欲为范雎报仇，遂书信一封，派人送与平原君，假意说：“寡人闻君高义，愿与君结为布衣之交，彼此平等，无拘无束，望君速速来秦，寡人与君畅饮十日。”平原君畏惧秦王，又认为昭王无欺，待人以诚，便入秦会见昭王。昭王盛情接待，与平原君畅饮数日，就要挟平原君说：“昔周文王得吕尚，待吕尚为太公；齐桓公欣逢管仲，以管仲为仲父；如今范先生亦可称我的仲父。范先生的仇人魏齐匿于您的家里，望您能派人携其头来，以泄范先生之恨；否则，就不能放您归赵。”平原君说：“魏齐并不在臣邸，望大王明察。即使魏齐真在臣所，臣与魏齐为友，何忍出卖于秦。”昭王闻见他不肯答应，复写信要挟赵王道：“大王之弟平原君在秦，范先生的仇人魏齐在平原君府邸，大王宜速派人携魏齐之头奉秦；否则，寡人将大举秦兵伐赵，亦不令平原君出关返赵。”赵王得书，对群臣说：“寡人岂能为了他国逃亡的臣下而失赵国贵公子。”便派兵包围平原君邸，索取魏齐。平原君宾客多与魏齐有旧，乘夜纵魏齐出逃。魏齐遂去投赵国宰相虞卿，虞卿料不能说服赵王，就解下相印，同魏齐逃往魏国大梁，欲通过信陵君无忌投奔楚国。信陵君得知此事，害怕秦国，拿不定主意，没有接见虞卿，并问宾客道：“虞卿为人如何？”门客侯赢在旁回答说：“人本来不易被人了解，了解人更不容易。当初虞卿穿着草鞋掮着伞会见赵王，第一次见面，赵王便赏赐白璧一双，黄金百镒；第二次见面，任命他为上卿；第三次见面，拜为宰相，卦万户侯。那时，天下人都争着去了解他。魏齐迫于急难，投奔虞卿，虞卿轻视高官厚禄，丢弃相印，抛掉万户侯，同魏齐一起逃走。虞卿关心士人的命运，高于关心自己，如今前来投奔公子，公子却问‘虞卿是怎样的人’，果真是人本来不易了解，了解人更不容易呀！”信陵君听罢，知侯赢语意双关，明白了他的意思，十分羞愧，忙命驱车去郊外迎接。这时，魏齐已知信陵君不肯接见，一怒之下，便拔剑自刎。虞卿来时，已经晚了。
赵王听说魏齐自刎，就派人割下魏齐头颅，星夜送往秦国。秦昭王这才送平原君还赵。范雎见大仇已报，对昭王万分感激，自此侍奉昭王更加勤谨。
范雎为人十分重义，而且恩怨分明；做了秦国宰相以后，便散发家中财物，回报对他有恩而遭受过困苦的人。又曾朝见昭王说：“如果不是秦使王稽对大王的一片忠心，便不能将臣带入秦国；如果不是大王的贤德圣明，便不能重用于我。如今，我官为宰相，爵入列侯，可功臣王稽至今官职卑微，于心不忍。”昭王因王稽举荐范雎有功，遂命王稽为河东郡守。
范雎又向昭王道：“昔臣布衣下贱，遭人陷害，几乎毙命，如果不是郑安平相救，不能苟存至今；非王稽，不能西入于秦，王稽已得大王封赏，愿大王复加封郑安平，以了臣报德之心。”昭王见范雎竭力保荐郑安平，便又命郑安平为将军。
范雎见昔日的恩仇已报，就更加竭力为昭王出谋划策。遂使秦利施三川，以充宜阳；决羊肠之险，塞太行之道，断三晋之途，破六国合纵抗秦之谋；栈道千里，通于蜀、汉，使天下皆畏秦。范睢计不下席，谋不出廊庙，就可以坐制天下诸侯，威震四方。范睢为人处事，史称“一饭之德必偿，睚眦之怨必报”。当罹难困厄，颠沛离之时，赖人相助以延命。以后身为宰相，爵人列侯，不忘故人旧恩，崇尚高义，亦难能可贵。须贾谮陷范睢，终以一绸袍苟全性命；魏齐数辱范睢，虽东逃西躲，终以自刎告终。范雎可谓是恩怨分明。
“丈夫第一关心事，受恩深处报恩时。”古代中国人不愿在征服自然和社会中去显示力量，个人的报恩与复仇就成了实现人生价值的重要途径。通过“报”和“复”，把自己的力量沿着人伦关系传输过去，以获得社会的认可，戴上道德的光环。恩怨皆了，死亦瞑目，这就是中国人的圆满的人生。
投桃报李。以直报怨，是古训；结草衔环，关羽释曹，是古例。今人虽不公然提倡私相报恩与复仇，但人们在观念深处还是允可的。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施剑翘为报父仇刺杀孙传芳。舆论多赞誉之辞，冯玉祥也嘉其孝义。施剑翘的获释，是极其耐人寻味的。
中国人被天赋恩仇紧紧地捆绑着。报不尽的恩，赎不尽的罪，上代恩仇未了，下代恩仇又生，代代相传。在恩仇中喘息挣扎，失去了青春与活力，也失去了光明与前途。
各为其主
所谓“跖犬吠尧”，是说盗跖的狗对尧狂叫。跖是强盗，尧是圣人，强盗的狗为什么向圣人狂叫呢？难道是圣人不够贤明吗？不是。跖犬吠尧，比喻各为其主，而不是说跖比尧贤。如果懂得了这一道理，我们就不会对许多“奇怪”的现象感到奇怪了。
齐人貂勃曾经在朝堂上毁谤田单说：“安平君（田单的封号）是个小人。”
田单听说了，觉得很不理解，他认为自己没有得罪过人。于是，特意宴请了貂勃，并客气地问他：“田单哪里得罪了先生，致使先生常在朝中跟我过不去呢？”
貂勃当然明白田单的意思，说：“现在假设公孙子好，徐子不好，再假设公孙子与徐二人打斗，徐子的狗还是扑过去咬公孙子的腿，这是各为其主啊！若能离开不好的主人，做好主人的狗，那何止是扑过去咬对方的腿肚而已！”田单说：“我明白您的意思了，我听您的意见，当然会尊重您的。”
第二天，田单就将他推荐给齐王，并要齐王重用他。
齐王有九个宠幸的臣子，而这几个人心术不正，田单很讨厌他们，因此，他们经常说田单的坏话，并想害田单。齐王听信了这些人的话，真的想杀田单。于是，田单被迫摘掉了冠帽，赤着脚，脱去上衣，露出身体，先上前，再退下来请受死刑。过了五天，齐王说：“您不曾得罪寡人，您照着臣子之礼做，我照着君主之礼做就是了。”而这时候，貂勃出使楚国去了。貂勃出使楚国回来，知道了事情的原由。齐王赐他饮酒，正喝得高兴的时候，齐王说：“请田单来。”
貂勃听了齐王的话，于是离开了坐席，叩头说：“大王为何说出这种亡国的话呢？您比以前的周文王如何？比最近的齐桓公如何？周文王得了吕尚，以他为太公；齐桓公得了管夷吾（即管仲），以他为仲父。现在您得了安平君，却独称他‘单’（直呼姓名，在当时看来是无礼的行为），为何说出这种过分的话呢？况且大王当初无法守住先王留下的社稷，燕国攻打齐国的时候，大王逃到城阳的山里。安平君以危殆孤立之城、残弱瘦赢之兵，虏获了燕军的司马，收复齐国的失地，这都是安平君的功劳。根据当时的情况，安平君如果关闭城阳，自立为王，天下没有人能够阻止他。然而，从正道来考虑，从公义来着眼，他认为不可以如此。所以，他才修筑栈道木阁，到城阳的山中，去迎接大王及王后，大王才得以重掌国家，治理百姓。现在国家已安定，百姓已安居，大王却称他‘单’，即使是一个幼稚的儿童，也不会做出这样的事。大王应尽快杀掉您那九个宠幸的臣子，向安平君谢罪，否则国家就危险了。”
齐王听了这一番话，真如冷水浇头，豁然醒悟。于是杀了那九人，并驱逐他们的家人，再将夜邑（今山东省菜州市）的万户之地封给安平君，作为向他谢罪的表示。
更直接地使用这句话的人是西汉著名的说客蒯通。汉高祖刘邦从前线平叛的军中回到京城，见韩信已死，又是高兴又是悲伤感慨。问吕后说：“韩信死时说过什么话？”吕后说：“韩信说悔恨没有听从蒯通的计谋。”高祖说：“蒯通是齐国的说客，很有智谋。”就诏令齐国捕捉蒯通。蒯通被带到，皇上说：“你唆使淮阴侯反叛吗？”蒯通回答说：“是的，我确实教过他，那小子不采纳我的意见，所以有自取灭亡的下场；那小子如果采纳了我的意见，陛下怎能够灭掉他呢？”皇上生气地下令：“煮死他！”蒯通说：“哎呀，煮死我，冤枉啊！”皇上说：“你唆使韩信造反，有什么冤枉？”蒯通说：“秦朝法度败坏，政权瓦解之时，六国大乱，各路诸侯纷纷起事，一时之间，天下豪杰像乌鸦一样奔聚，都想夺得秦朝失去的帝位，天下英杰都来抢夺它，于是才智高超、行动敏捷的人率先得到它。盗跖的狗对着尧吠叫，并不是尧不仁德，因为他不是狗的主人。那时，我只知道有个韩信，并不知道有陛下。况且天下磨快武器、手执利刃想干陛下所干的事业的人，真是太多了，只是力不从心罢了。您怎么能够把他们都煮死呢？”
高祖刘邦听了蒯通的这一番话，觉得他说得有理，就说：“让他走吧！”于是赦免了蒯通的罪过。
在中国历史上，蒯通说服刘邦的这个故事是十分著名的。蒯通用跖狗吠尧的故事来说明各为其主的道理，他把刘邦比作尧，把韩信比作跖，把自己比作狗，既抬高了刘邦，又为自己做了很好的辩护，应该说是十分高明的。
必须看到的是，各为其主这句话表面上看来天经地义，无可置疑，但细想起来并非如此。如果其主正确，各为其主固然不错；如果其主不正确，各为其主就要出问题了。用今天的话说，如果不加分析地各为其主，就容易造成宗派主义。
以退为进
自古英雄出磨难。
在“春秋五霸”中，晋文公是最为独特的一个。他即位于多事之秋，受命于危难之际。但他能明察世事，洞烛幽微，在60多岁时即位，于短短的几年内就使晋国强盛起来，成了著名的“春秋五霸”之一。
晋文公之所以能够迅速取得这样的成就，主要得益于他的曲折丰富的人生经历。他成功的最大特点是以退为进。第一次以退为进是为避祸在外逃亡了19年，后来终于回国当了国君；第二次以退为进是在与楚国进行城濮之战时退避三舍，终于赢得了战役的胜利，确立了他的诸侯霸主地位。这种靠以退为进而成就千秋霸业的事例，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是绝无仅有的。
在春秋时期的首霸东方霸主齐国逐渐衰落，宋襄公称霸美梦彻底破灭之际，晋文公重耳登上了晋国国君的宝座，不久即成为继齐桓公之后的第二霸主。但自晋国兴起至终成霸业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又复杂的历史过程。
在晋文公的父亲晋献公之前，晋国就经历了近70年的战乱。晋文公的爷爷晋武公终于统一了晋国，取代大宗为列侯。晋献公也是一位比较有为的国君，他在参予父亲的平乱过程中看到了各支族公子对君位的威胁，因而在即位后立即着手清除旁系支庶宗族的诸公子，巩固了君位，专力向外扩张领土。公元前672年，晋献公灭掉了骊戎；公元前661年，又建立上下两军，自己统领上军，太子申生统领下军，将军队的数量扩大了一倍。接着，晋国又灭掉了虢国和虞国。这时，晋国的领土西到黄河与秦国相接，西南到今三门峡一带，南到晋豫交界之地，东达太行山麓，北与戎狄相接，成了北方的大国。
如果晋国能够这样顺利地发展下去，晋国成为霸主的趋势恐怕是无可阻挡的，但晋献公在晚年却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惟夫人之言是听。”这虽是一般国君爱犯的通病，但对晋国来说其所带来的灾难可谓深重，不仅使晋国遭受了20年的动乱之苦，还差点弄得晋国土崩瓦解。
晋献公有五个儿子，齐姜生了太子申生及秦穆公夫人。后来晋献公在灭戎人时又收了戎人的二女为妾，大戎子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伐骊戎时晋献公又得到了两个女子，骊姬生奚齐，骊姬的妹妹生卓子。因为晚年的晋献公十分宠爱骊姬，就立骊姬为后。骊姬与献公的宠臣梁五、东关嬖五等人互相勾结，企图立骊姬之子奚齐为太子。
骊姬先是借守卫边防重地为名把太子申生派到曲沃，把重耳派到蒲，把夷吾派到屈，一个个地排斥出了国都。这样，诸公子的力量就分散而不能救援，形不成气候，只有骊姬和她妹妹的儿子奚齐、卓子留在献公的身边。骊姬的第二步措施就是逐个除掉诸公子了。当然，首先遭她毒手的是太子申生。
骊姬一直在寻找机会。正巧，献公梦见了申生的母亲，就叫申生前去祭祀。祭祀完毕后，按照习惯应把祭物送给父亲先吃。送肉时晋献公出外打猎未归，就由骊姬收下了。过了六天，献公回来，正要吃肉，骊姬却阻拦说：“外边送来的肉不应马上就吃，应先试一试。”骊姬把肉给狗吃了，狗被毒死，后又强逼一个丫环吃，丫环也毒发而死。骊姬对献公哭道：“太子要谋害您啊！”其实这个骗局十分拙劣，一眼就可看穿。但太子申生却是个忠诚而又十分懦弱的人，他明知骊姬想害他，但他认为父亲年纪已长，离不开骊姬的服侍陪伴，也就不必去辩白乃至反抗了，他干脆逃回曲沃守地自杀了。
据说在诬陷申生下毒以前，骊姬就曾使用“蜜蜂”计加害太子，只是时机尚未成熟，不敢贸然下手。一次，骊姬对献公哭诉说申生调戏她，献公不相信，虽说儿子调戏父亲的“姨太太”是司空见惯的事，但申生十分忠厚老实，不会做这种事的。骊姬见献公不信，就让他第二天在花园门口偷偷观察。第二天骊姬邀请申生一起去游花园，申生老实，没有多想。也就答应了。骊姬在自己的头发上预先涂上了一些蜂蜜，又故意把申生往有蜜蜂的地方引，不一会儿，许多蜜蜂就飞到她的头上。骊姬求申生用长袖替她扑打，自己又躲躲闪闪，还不时地惊叫。晋献公老眼昏花，从远处看去，果真像是儿子在调戏骊姬。献公当时就要处死申生，亏骊姬讲情，才未施行，但无论如何，在献公的印象里申生已不是一个有德行的人了。所以，后来骊姬诬陷申生，献公就毫不犹豫地相信了。
骊姬害死了申生，重耳和夷吾看到骊姬如此阴险狠毒，就赶紧逃离国都。骊姬则诬陷他们也参予了此事。献公立即派人追杀。
追杀重耳的阉人勃鞮十分卖力，提前赶上了重耳，割下了他的一条袖子，但还是被重耳挣脱逃走了，一直逃到了他的外祖母家狄国。公子夷吾则逃到了梁国。
不久，晋献公病死，奚齐由太子而即位。大臣里克和邳郑在吊孝时把11岁的奚齐杀了，拥立奚齐的大臣荀息为报答献公的知遇之恩，又立卓子为国君，里克又杀了卓子和苟息。到了此时，骊姬的一番心血完全付诸东流，她在彻底的绝望中自杀。
晋献公的五个儿子，死了三个，跑了两个，晋国成了一个没人管的国家。秦穆公的夫人是太子申生的妹妹，她恐怕父母之邦灭亡，就天天催促秦穆公帮助晋国快立新君。秦穆公极有心计，他想试探夷吾和重耳哪一个更合适，就派公子絷去向这两位公子吊孝。公子絷先去狄国慰问重耳，对他说：“现在晋国无君，您应赶快回去即位，去晚了就被夷吾抢去了。”重耳流着泪说：“父亲去世了，做人子的悲伤还来不及，哪能丢先人的脸呢？”他谢绝了秦国的好意。公子絷又去见夷吾，夷吾没有流泪，而是对公子絷说：“敝国的大臣里克和邳郑答应帮助我，事成后我分别给他们上等田一百万亩和七十万亩；贵国如果能帮助我，我愿把河外的五座城当做谢礼。”公子絷回去对秦穆公描述了这番状况，大家一致认为重耳贤良；如立夷吾为君，他一定会把国家弄糟，秦国可从中捞到好处。恰巧齐桓公也愿立夷吾为君，他们两国就共同出兵送夷吾回国即位，是为晋惠公。
夷吾果然十分狡诈残忍，他先杀了大臣里克，又杀了邳郑等十多人。在安定了内部后，他认为重耳在外总是一个心腹大患，就派上次刺杀重耳的阉人勃鞮再去刺杀重耳。
重耳在狄国住了12年，晋国一伙较有才能的人也跟他跑到了狄国，其中比较著名的有狐毛、狐偃、赵衰、胥臣、魏隼、狐射姑、先轸、介子推、颠颉等人，他们都在狄国娶妻生子，看样子要长期住下去。一天，狐毛、狐偃接到了在晋国做大臣的父亲狐突的信，说是上次刺杀重耳的那个大力士勃鞮在三天内要来刺杀重耳。重耳听后急令从人拾掇东西，准备逃走。重耳对他的妻子季隗说：“如果过25年我不来接你，你就改嫁吧。”季隗说：“好男儿志在四方，您就走吧。我现在已经25岁了，再过25年就是50岁的老太婆，想嫁也没人要。您不必担心，尽管走吧，我等着您。”重耳正要启程，忽报勃鞮提前一天赶来。重耳十分惊慌，转身就逃，等他的臣下跟上来时，却发现掌管行李的人已携物逃走。这害得重耳一行人狼狈不堪，不得不到处求乞。
他们准备到齐国去，但去齐国必须先经过卫国。当初卫国造楚丘时晋国没有帮忙，卫国国君心怀怒恨，况且重耳是个落难公子，何必帮忙，卫君就吩咐城门卫兵不让重耳进城。重耳一行只好忍饥挨饿，绕城而去。在经过五鹿这个地方时，看到几个锄地的农人正蹲在田头吃饭，重耳就叫狐偃去跟他们要一点。农人们看见是一群官老爷，心中有气。说农民们成天饿肚子，没有东西伺候他们，就从地里拿起一块土坷垃送给狐偃。魏隼是员武将，脾气暴躁，提起马鞭要打，狐偃却连忙拦住说：“老百姓送土地给我们，就象征着我们将来一定会重回晋国，得到国土，这可是吉兆啊！”重耳这才止住魏隼，大家一起前行。
当重耳饿得头晕眼花的时候，介子推却拿来一碗肉汤，重耳也不管三七二十一，一口气喝了个精光，喝完了才知道那肉是从介子推的腿上割下来的。重耳感动得不知怎样报答才好，介子推却说只要重耳能回国干一番事业，自己腿上疼一点毫无关系。
重耳一行忍饥挨饿地来到了齐国。齐桓公热情地招待：送给他们20辆车、80匹马和不少房子，把这一行人安排得很舒服，并把自己一个本家的姑娘（名为齐姜）嫁给了重耳。重耳等人就在齐国住了下来。
齐桓公死后，桓公的五个儿子争位，把齐国弄得一团糟。齐国霸主的地位从此失去，连齐国自己也归附了楚国。重耳等人本是希望借助齐国的力量回国，看看没了希望，重耳的随从就打算离开齐国，到别的国家去想办法。但这时重耳正跟齐姜如胶似膝，不愿离开。重耳的部下就嫌重耳太没出息，商议着借打猎的机会把重耳骗出城去，强行挟走。这话被齐姜的丫环的听见了，报告了齐姜。齐姜却很关心重耳的事业，主动找到狐偃等商量，说把重耳灌醉后抬出城去挟走。等重耳在大醉中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行进中的车上，立即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但事到如今，他也只好听从部下的安排了。就这样，重耳来到了曹国。
曹国国君只让他住了一夜，而且很不客气，还戏弄他们——要看重耳身上的“骈肋”（一种肋骨长在一起的生理畸形）。唯有曹国大夫僖负羁见重耳手下人才众多，日后必成大事，就暗暗地施以饭食，赠以白璧。重耳一行又来到宋国，宋襄公虽刚打了败仗，但对重耳还是十分欢迎，就送他们每人一套车马，只是没有力量帮助重耳回国。
不久，他们又到了楚国，楚成王把重耳当贵宾接待，重耳对楚成王也十分尊敬，两人成了好朋友。当时，楚国大臣子玉想要杀掉重耳，以除后患，但被楚王阻止了。在一次宴会上，楚王开玩笑说：“公子将来回到晋国，不知拿什么来报答我？”重耳说：“玉石、绸缎、美女你们有很多，名贵的象牙、珍奇的禽鸟就出产在你们的国土上，流落到晋国来的，不过是你们的剩余物资，真不知拿什么来报答您。如果托您的福能回到晋国，万一有一天两国军队不幸相遇，我将后退三舍来报答您。如果那时还得不到您的谅解，我就只好驱兵与您周旋了。”楚成王如此对待重耳，是因为他当时想往北方扩展，希望在这位落难公子身上先种下交情，将来好捞得便宜。
不久，秦穆公派人去请重耳到秦国，说是要送他回国即位。原来，晋惠公对秦国多次忘恩负义，秦穆公当初打算立个坏国君自己可弄点好处，结果事与愿违。晋惠公即位不久即发兵攻打秦国，秦国兵强势大，打败了晋国，并俘虏了晋惠公，后来秦穆公还是将晋惠公放了回去，但让他把儿子公子圉送到秦国当人质。秦穆公善待公子圉，把自己的女儿文赢嫁给了他。后来秦灭梁国，梁是公子圉的外公家，他怕自己失去了靠山无法即位，于是在父亲晋惠公病重时偷偷地跑回晋国当了国君。秦穆公十分生气，决定送重耳回国即位。
秦穆公非常重视重耳，要把过去曾嫁给公子圉的女儿改嫁给重耳。当时，公公娶儿媳、儿子娶后母的情况很普遍，更不用说堂伯父娶侄媳了，况且重耳一行人都极想跟秦国交好，就答应了这门亲事。
这时，公子圉已即位（晋怀公），他觉得自己最大的敌人就是流浪在外的伯父重耳，于是下了一道命令，让重耳及其随从的家属写信召他们回来，过期三月，都有死罪。狐偃、狐毛的父亲狐突因不愿写信已被杀害了。公子圉还在国内屠杀大臣，弄得人心离散。秦穆公知道这一情况后非常生气，又见时机一到，就决定派兵护送重耳回国。
公元前636年，秦国大军到了秦晋交界的黄河。过河的时候，重耳掌管行李的人把过去落难时用的物品全搬到了船上。重耳见了，就让他扔到河里。狐偃一见，心里一惊，赶忙跪下说：“现在公子外有秦军，内有大臣，我们放心了。我们这帮老臣就不必回去了，就像您刚才扔掉的旧衣服旧鞋子一样。还是让我们留在黄河这边吧！”重耳一听，恍然大悟，立刻让人把破衣服、鞋子、瓦盆等搬上船去，并把玉环扔到河里行过祭祀河神之礼，发誓说：“我重耳一定暖不忘寒、饱不忘饥。不忘记过去的一帮旧臣。”这样，狐偃等人才跟随他过了河。
过了黄河后，秦军攻下几座城池，因为公子圉已众叛亲离，晋国的大臣们就不再抵抗，迎立了重耳，这就是晋文公。
晋文公43岁逃往狄国，55岁到了齐国，61岁到了秦国，即位时已62岁了。他在外流浪了19年，虽说也有一段安定的生活，但总的来说过的是寄人篱下、颠沛流离的日子，受尽了人情冷暖之苦，尝尽了世间的酸甜苦辣，见识了各国的政治风俗，锻炼了各方面的才能，到这时，他已成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了。
晋国经过近20年的折腾。到了这时人心思定，晋献公的五个儿子中也只剩重耳这一个了，又加上重耳有好名声，所以，重耳即位确是理所当然，人心所向。
重耳即位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安定人心。他虽下了一道布告。说是惠公、怀公时的乱党头子全已消除，其余概不追究，但对原来支持过惠公、怀公的大臣们还是不敢相信，外面谣言很盛。文公正为这事发愁。那个曾经挟带他的行李逃跑的管家头须来见他了。文公当然很生气，见面就骂，但头须却说：“像我这样的人来见您，自然有我的道理。现在外面谣言四起，说您不肯赦免以前有罪的人，如果您能用我做车夫，在街上走几圈，大家看到像我这样的人尚且得到您原谅，就不会担心了。”重耳觉得有道理，照他的话去做，果然平息了谣言，安定了人心。
重耳要做的第二件事是大封功臣。他从狄国接回了季隗，从齐国接回了齐姜，从秦国接回了文赢，跟他逃难的那帮大臣各表功绩，论功封赏。唯有介子推未言割肉煮羹之功，文公就忘了封赏他。介子推也不争辩，和老母一起到介山隐居去了。
重耳要做的第三件事是安定周王室。原来，在文公即位的那年冬天，周王室发生了内乱。王子带和周襄王的妻子隗后通奸被发觉，王子带逃到狄国，勾结狄人把周襄王赶出洛邑，自己做了天王。重耳就率领晋军赶走了狄人，杀了王子带，迎回周襄王。因此，重耳立了大功，在诸侯中建立了威信，且有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方便。
接下来，晋文公要做的事就是争霸诸侯了。他首先扩大军队的编制，实行军政合一的制度，并首开以法制军的先例。然后选定策略，要与强大的楚国决一雌雄。晋文公先争取宋国加盟。然后再攻打楚国的盟国曹国，争取齐国、卫国、鲁国，孤立楚国。在这次战略性的进攻中，晋文公对当年曾经施惠于他的人都慷慨报答，对曾经羞辱过他的人也毫不客气，这就是所谓的“救患报施”。
楚国本想挫败晋国而成就霸业，可现在却被晋国争取了那么多的国家，十分恼火，楚、晋之间的大战是不可避免的了。当时，楚军在大将子玉的统率之下，气势很盛，晋军能否战胜，实在是未可预见的事情。
晋文公忧心忡忡，十分谨慎。他看到楚军来势很凶，就连忙下令让晋军“退避三舍”。当时，每天行军三十里为一舍，退避三舍即后退九十里。晋军军士很不理解，狐偃就让人向军士广为宣传，说这是文公为了报答楚王的恩惠，实现以前的诺言；而实际上，这是激将之法，激励晋军士气，树立文公的威望。从军事学角度看，晋军后退可疲惫楚军，避开楚军的锐气。因此，晋文公“退避三舍”以退为进的策略，实在是一箭双雕的高明之举。
楚军却以为晋军后退是惧战的表现，一直追到城濮才驻扎下来。晋军已有了秦、齐两个军事大国的支持，可以说有备无患，又加上巧妙灵活的战术运用，先诱敌深入，分别击垮势力较弱的左右军，迫使子玉的中军逃离战场，这样，这场历史上著名的城濮之战就以晋胜楚败而告终了。
楚军失败后，子玉畏罪自杀。晋文公听到这一消息后，如释重负地长吁了一口气说：“没有人再能妨碍我了！”从此，晋文公的霸主地位确立了。
纵观晋国由乱到治的过程，确是引人深思的。重耳两次迫不得已的以退为进，正是这一历史时期中的正确选择。晋国长期的混乱，给晋文公的上台、称霸创造了良好的客观条件，而晋文公及其随从的19年的磨练，也为创造霸业准备了良好的主观条件。所以，晋文公称霸并非偶然的现象，是由各方面的因素积累的结果。
再者，中国一向尊重以柔克刚、以退为进的处世方式。在客观条件不允许的情况下，如果硬去蛮干，那只能变成一个莽汉，结果也只能是自讨苦吃。如果能够尊重客观事实，采取策略上的让步，取得喘息、休整、积蓄力量的机会，往往能够收到极好的效果。当然，“以柔克刚”的目的是“克”，而不是一味地“柔”，“以退为进”的目的是“进”，而不是一味地“退”，如果只讲“柔”和“退”，那就变成了逃跑主义和失败主义了。重耳在流浪中始终窥伺时机，以求一逞；在城濮之战中以后退的方式鼓励了士兵，制造了舆论，懈怠了敌军；都是为了“克”和“进”，是很高明的致胜之道。
正所谓“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霸业已逝，雄才也早已作古。但其以退为进的策略却并未随之而去，在现实中还在被广泛地运用着。
春申君巧言说秦
战国时期，诸侯国中有权势的王族喜欢养士。其中最著名的是“战国四君子”，即赵国的平原君，齐国的孟尝君，魏国的信陵君和楚国的春申君。这些人有时养的门客多达三千人，他们的国家也确实因此而受益，有的国家甚至就是依赖他们而存在的，如赵国如果没有平原君早就灭亡了，孟尝君对于齐国，信陵君对于魏国也很重要。应该说。在“战国四君子”中，最没有用的恐怕就是楚国的春申君黄歇，他心术不正，将怀了自己孩子的嫣嫣嫁给楚王，企图移花接木，结果事泄被杀，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即使如此，我们也不能小看了春申君，他曾成功地为楚国游说了秦王，被楚王封侯，且看他对秦王的一次游说。
楚襄王二十年（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攻破了楚国西陵，另一支军队攻破了郢都、夷陵，烧毁楚王祖先的坟墓，楚王被迫迁都到陈（今河南淮阳），并在陈地设下了一道防线。楚国从此衰败下来，不被秦国放在眼里。后来，白起又率秦、韩、魏三国联军准备进攻楚国，楚国的形势十分危急。
楚国有个叫黄歇的人，多年游学在外，见识广博，襄王认为他是能言善辩的人，因此派他出使秦国。黄歇到了秦国，上书劝说秦昭王道：“天下已经没有比秦国和楚国更强大的国家了。现在听说大王打算攻楚国，这实在是失算之举，这就好像二虎相斗，结果让狗、马一类的小畜牲得到了好处，因此不如与楚国和好。为什么呢？请允许我讲明这个道理。我听说事物一旦发展到顶点，就要走向反面，比如冬夏的循环就是这样；东西到了最高点，形势就很危险，比如堆积棋子就是这样。如今秦国的土地占了天下的一半，再加上有两个边陲，这是自从有国家以来，从未有过之事。即使是万乘之国的土地，也不曾有这么大。可是自从文王、庄王以至于大王三代，竞不能把地界扩展到齐国，从根本上去割断东方诸国的联系，阻止合纵联盟。如今大王三次派盛桥到韩国去任职驻守，盛桥又迫使燕国顺从，这样大王不用派兵，不用施加威力就得到了百里之地，足见大王是极有才能的。大王又发兵攻打魏国，堵住魏都大梁的与各国的通道，并占领了河内，攻下南燕、酸枣、虚、桃等地，进而攻入邢地，魏军的军队见到秦军，像猫见老鼠一样不敢较量，大王的功绩也够多的了。大王又用两年的时间休整军队，然后重新发兵，又夺取了蒲、衍、首垣等地，进逼仁、平丘、小黄、婴城等地，迫使魏国臣服。大王又割取蒲、磨以北的土地，使之划归燕国，这样以来，就切断了齐燕的联系，控制了楚、魏的交通要道。天下诸侯因此而惊恐万分，不敢相互救援，大王的威力可算强大了。大王如能慎重地保持已经取得的功绩，守住已有的威势，收敛起攻伐之心，广施仁义之道，使自己的国家没有后顾之忧，您的事业可以与三王并称，您的威势可以与五霸并举。但是，如果大王仗着人口众多，凭着强大的军队，乘着击败魏国的威势，想以武力使天下的诸侯屈服，我恐怕大王还是有后患的。
《诗经》上说：‘没有人不能善始，却很少有人能够善终。’《易经》上说：‘狐狸过河却把尾巴弄湿了。’这是说开头容易而结尾却是难的。怎么知道是这样的呢？过去，智伯只看到攻打赵国的好处，却不知道有葬身异地的大祸。吴王夫差只看到攻打齐国的便宜，却不知道在三江水边会被越国打败。这两个国家，并不是没有建过大功，因为他们贪图眼前的利益，而不顾以后的祸患。吴王因为相信了越王勾践，所以才攻打齐国，已经在艾陵战胜齐军，没想到回来时在三江之滨被越王勾践杀死。智氏相信韩、魏两国，就去攻打赵国，围城数年，胜利已经指日可待了。没料到韩、魏反叛，在凿台上杀死智伯瑶。现在，大王担心楚国不破，却不想灭亡了楚国反而会加强了韩、魏，我替大王考虑，这是不可取的做法。”
“《诗经》上说：‘即使脚步迈得再大，远方也不易跋涉。’由此看来，楚国才是真正的友邦，而您的邻国才是真正的敌人。《诗经》上说：‘别人有坏心，我能够猜测出了，狡免跑得再快，有时也会被狗捕获。’如今，大王在半途上竟相信韩国和魏国与您亲善，这正好像吴王相信越王一样。我听说：‘对于敌人，不可轻视，对于时机，不可丧失。’我担心韩、魏虽然言词谦卑，实际上是想利用秦国。从何而知呢？大王不但历来无恩德于韩国和魏国，而且有几世的怨仇。韩国和魏国的父子兄弟接连被秦国害死，至今已历百年了。国家受到残害，社稷被破坏，宗庙遭焚毁，百姓被剖腹，脸面被砍开，暴骨荒野，尸体僵仆着，在国境上触目皆是。父子老弱，被绑着一个挨着一个走在路上，鬼神都没人供奉，使百姓流离失所，家族失散，逃亡在外给人做奴隶，这种情形极为普遍。因此，只要韩国和魏国不灭亡，就是秦国的仇敌。现在大王却联合他们一起进攻楚国，岂不是失策吗？”
“况且大王进攻楚国那天，要从哪里出兵？大王将要向您的仇敌韩国和魏国借路吗？可以想见，兵出之日，就是大王担心军队无法返回之时了。这样，大王实际上就是用自己的军队帮助仇敌韩国和魏国了。大王向两国借路，必定要攻打随阳右壤。这些地方都是广阔的沼泽和山川，再不然就是山林深谷这样一些不毛之地，即使得到了这些地方，也不能算是得到了土地。这样大王就有了毁灭楚国的恶名声，却没有得到土地的实惠。况且大王攻打楚国的时候，韩国、魏国、齐国和赵国四国必定会全部起兵对抗大王。秦楚交战，无暇他顾，魏国就会出兵攻打胡陵、萧、相等地，秦国原先占领的宋国的土地就必然要丢失。齐国人派兵向南进攻，泗水以北必被占领，而这些地方都是平原，交通四通八达。土地肥沃，大王却偏偏让他们攻占。大王即使攻破了楚国，实际上是给韩、魏以好处，并增强了齐国。韩、魏强大了，就可以对抗秦国了。齐国南边以泅水为界，东面背着海，北面靠着黄河，就不会有后患了。这样一来，在天下的诸侯中，就没有哪个比齐国更强大的了。齐、魏两国得到土地，进而保存实力，再认真地教导属吏，修明政治，不到一年，即使不能成为帝王，然而要想禁止大王称帝，却是绰绰有余的了。”
“以大王土地之广大，百姓之众多，军队之强大，偏要出战就会与楚国结怨，反倒让韩、魏把帝号重新交给齐国，这实在是大王失策了。为大王考虑，不如与楚国友善，只要秦、楚合而为一，以进逼韩国，韩国必定会顺从大王；大王再以东山险要地形为屏障，拥有河曲之利，韩国就会成为秦国在关中的侯吏；大王再以十万大兵屯驻郑地，魏国必定会感到十分害怕，许邑、婴城、召陵等地，都不敢与魏国往来，这样一来，魏国也就成为秦国在关内的侯吏了；大王只要一旦与楚国结好，关东两个拥有万辆兵车的大国韩国和魏国就都与齐国接壤了，这样，大王要取得齐国西部的土地，就易如反掌。这样大王的土地，从西海直达东海，中间则割断天下。这样一来，燕、赵得不到齐、楚的援助，齐、楚得不至燕、赵的支持。如果能够这样，再接着以危亡威胁燕、赵两国，并进而胁迫齐、楚两国，这四国用不着秦国的进攻就会降服了。”
黄歇的这一番论述真可谓纵横捭闺，左右逢源，气魄宏大而又娓娓动听。如果我们对当时的情况比较熟悉，就会知道他的论述是很迂阔的，后来的历史发展也证明了他的这一番论证是不可能实现的。由此看来，越是动听的计谋，恐怕越要审慎地对待。甚至我们也可以从中看出，春申君做事往往与实际情况不吻合，所以，他最后的下场也是他的性格的必然结果。
西施的故事
据说，吴国是因西施而灭亡的。
据说，英雄难过美人关。
据说，英雄往往不爱江山爱美人。
中国春秋时代的最后一次争霸与一个美丽的女人搅缠在一起，使这段历史似乎减少了些许的血腥，平添了许多凄艳迷离。但是，这样一个弱女子到底能干什么呢？无非是吹吹枕边风，这枕边风听与不听，那是女人所无法左右的。因此，吴国或其他什么国家的兴或亡，均与这类女人没有太大的干系。吴王夫差败越之后的轻敌麻痹、傲慢自大、好大喜功和骄奢淫逸，才是吴国败亡的根本原因。
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女人似乎总是与政治密切相关，这与当时女人的附庸地位似乎不太相称。事实上，女人乱国、女人亡国并非是女人直接参予政治的结果，而是女人作为君王或权臣玩物的副产品。因此，女人乱国、女人亡国就成了一条极为隐晦、极为巧妙而又往往很有效的制敌途径。在中国历史上也就有了许许多多女人乱国，或是因女人乱国，因女人亡国的事例。在这些千奇百怪的事例中，最为著名的当数西施助越灭吴。
在春秋末期，也就是正当孔子周游列国的时候，南方处于苏州一带的吴国和处于会稽一带的越国正进行一场兼并战争。公元前496年，越王允常去世，其子勾践即位，吴王阖闾不顾大臣伍子胥等人的劝阻，趁越国举丧而带兵进攻。越王勾践亲自带着大军去迎战，两军在醉李（今浙江省嘉兴市）相遇。越王一看吴军阵容严整，无法冲击，就提出预先准备好的30多名死囚犯，让他们光着膀子，一排排地走到吴王的军队前说：“我们的大王得罪了贵国，就请我们替大王赎一点罪吧！”说着一个个砍下了自己的头颅，倒地而死。吴军正在惊恐疑惑之际，越军忽然发动冲锋，吴军阵脚大乱，不及抵抗就仓促逃跑，后又被越军的伏兵一阵截杀，连吴王阖闾都差点做了俘虏，被越将灵姑浮砍去了一个脚趾，打成重伤。吴军大败。在回国的路上阖闾因伤势过重而死。
夫差继承了吴国王位，他发誓要报杀父之仇。他让一个人专门负责提醒他，每天向他高喊几次：“夫差，您忘了越王杀死了您的父亲吗？”夫差流着泪大声回答：“不敢忘，不敢忘。”就这样，刚过三年，夫差就迫不及待地发兵越国，前去复仇。
吴王夫差亲临前线督战，首先在太湖上消灭了越国的水军，越王勾践只好逃到了会稽山上躲起来。吴军上岸后杀掉越国的百姓，烧掉越国的村庄，抢走越国的牛羊，很快包围了会稽山。勾践无计可施，就同大夫文仲商量，想去求和。文仲分析吴国内部的情况说：“吴王有两个大臣，一个叫伍子胥，一个叫伯嚭。伯嚭害怕伍子胥的功劳太大，会压住自己的权势，总是设法同他作梗。还有，夫差很怕伍子胥，见了他总觉得像是学生见了老师一般，但和伯嚭却很投缘。因此，如果我们先打通伯嚭的关系，伍子胥一个人想阻止讲和，恐怕也不能了。”
于是，勾践派文仲去试一试。文种先去找到伯豁，奉上白璧二十双。金子一千两，又选送了八名美女，请求伯嚭在夫差面前通融，并对伯嚭说：“自古以来征战杀伐无非是为了让别的国家臣服。如果您不允许越国讲和，越王的五千甲士还可一拚，到那时，我们烧掉房屋，毁掉财宝，那吴国就什么也得不到了。我们越国就是看您比其他的人都高明，才来走您的门路。”文种的这番软中带硬的话说服了伯豁，伯嚭当晚就说服了夫差。但在第二天君臣聚会议事时，伍子胥坚决反对，他说：“大王不灭掉越国，怎报先父之仇？吴、越同处东南，其地不允两国并存。今不灭越，越国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将来肯定会灭掉吴国的。”
伯嚭说：“越王愿做臣下，愿亲身入吴奉侍大王，先王的仇也就报了。您当初也曾给父兄报过仇，为什么不灭了楚国，反答应楚国求和呢？难道您自己做忠厚长者，却要大王去做刻薄小人不成？”气得伍子胥无话可说。于是吴、越两国讲和。
勾践留下文仲在国内治理国家，自己带了夫人、子女及范蠡等三百官吏来到吴国。吴王让夫差夫妻俩住在石屋里，给他管理马匹，范蠡则做一些奴仆的工作。每当夫差上街的时候，勾践总是给他牵着马，任人指点讥笑。勾践可以说做得百依百顺，毫无怨言，连夫差都觉得不忍心了。三年后的一天，勾践扶生病的夫差去大便，待大便过后，勾践回屋告诉夫差说：“大王的病凶期已过，不几天就会完全好了。”夫差问他何以得知，勾践说：“我察看了大王刚才的粪便，又闻了闻气味，知道大王的病气已排泄下来了，所以说大王不几天就好了。”夫差听后很感动，恰巧过了几天病就真的好了。于是，他就放勾践等人回国。
勾践卧薪尝胆
勾践一回国，立刻同文仲商量富国强兵以灭吴国的方法。文种说出了七条灭吴之策：一，多送吴国贿赂，让吴国上下欢喜；二，借、买吴国的粮食，弄空他们的仓库；三，送美人给吴王，诱其荒淫无道；四，多送吴国木材、砖瓦，使其大兴土木，以消耗国力；五，派遣细作（间谍）去当吴国的臣下；六，收买大臣，散布谣言，使忠臣良将避退；七，自己多积粮草，多征兵马，勤加操练。
勾践开始了他的“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计划。越国在婚娶生育上做出明确规定：年长者不得娶年轻的女人；男子年二十，女子年十七尚未成亲者，其父母受罚；即将分娩的女人须报官，以便派医官照顾。保证婴儿的成活；生男孩国家赏两壶酒，一条狗；生女孩赏两壶酒，一头猪；有二子者，国家养活一个；有三子者，国家养活两个；十年之中，国家不向百姓征收任何赋税。
越王勾践为了不忘耻辱，他把自己的居室内铺上干草，以做被褥，在门口悬挂一枚苦胆，每天吃饭以前尝一尝，这就是著名的“卧薪尝胆”的故事。他亲自出去种地，妻子也亲自织布，以身作则，不要别人供奉。因此，越国上下虽苦于应付对吴国的进贡，却是紧密地团结在越王的周围。
不久，吴王准备建造一座姑苏台，越王就送去了几根少有的大木料，吴王为了不糟蹋木料，就把姑苏台加高加宽了一倍有余，并对越王的忠心感到很高兴。
越王一看第一条计策取得了圆满的成功，就开始实施第二条计策——美人计。
勾践要范蠡去找美女，范蠡说：“我早就替大王预备下了，她甘愿以身事吴，为国捐躯。她名叫西施，是越国著名的美女，不仅美丽，而且秀外慧中；再加上一个帮手郑旦，应能完成大王的使命。”于是，勾践就让人把西施和郑旦送到了吴国。
西施的出身虽无明确记载，但从其与丑女为邻和从事浣纱劳动的传说中可以推测她应是穷苦出身。据说西施极美，尤其是犯心口痛病时双手捧心，眉头微蹙时的形象就更美了。她有一个女邻居，叫东施，人长得很丑，却十分羡慕西施的美丽，她见西施捧心美极了，也学着她的模样捧心皱眉走回家去。她本来就丑，这么一来就更丑了，吓得周围邻居都跑开了。所谓“东施来效颦，还家惊四邻”，指的就是此事。西施虽然贫困，却十分聪慧。据说范蠡爱上了她，两人做了情人，为了帮助越国灭吴，范蠡劝她到吴国去。西施说：“国王和官吏们被拘系在吴国，我是知道的。国家的事是大事，儿女私情乃是小节，我哪敢为了爱惜自己微不足道的躯体而辜负了天下人的厚望呢？”在临行时，西施又有所犹豫，范蠡劝她说：“你如果能够轻松愉快地前往吴国，咱们的国家也许会保存下来。你我也可能会活下来，我们俩后会有期，也是有可能的。你如果执意不去，我们的国家就会旋即灭亡，你我也会同为沟渠之鬼，哪里还能结百年之好呢？”范蠡又交待了一些做事的方法和见机行事的诀窍，就把西施送到了吴国。
西施来到吴国，吴王一见西施举世无双的美貌即刻着迷，西施不凡的谈吐和超人的见识也使吴王佩服。西施知道，只靠色相迷惑住吴王是没有多大作用的，要想加速吴国的败亡，一是以自己的见解取得吴王的信任，二是在参政中寻找机会祸乱吴国。
一天，正当吴王陪着她玩到兴头上的时候，西施却故作娇嗔地对吴王说：“英雄好汉不应该终日沉浸在温柔乡里，应当驰骋疆场，为国争光。像您这样成天陪着我们，岂不是白白地浪费时光，消残壮志吗？”吴王听了这些话，不禁肃然起敬，忙问道：“那我该怎么办呢？”西施说：“大王是否知道当今天下大势呢？鲁国的三家大夫为扩充自己的势力争得你死我活，根本顾不上国家；齐国自从晏平仲（即晏婴）死后，真是国无贤士了；楚国呢，离咱们最近，可自从战败之后至今尚未复之；晋国就不必提了，自晋文公死后就失去了霸主地位。如此看来，天下诸侯无一能同大王相比，大王不趁此时大展宏图，又要等到何时呢？”这番话直说得吴王血脉贲张，对西施钦佩不已，并决心出去闯闯天下。
就在这时，齐国因为鲁国绑架了齐悼公的妹夫邾国国君，邀请吴国一同出兵攻打鲁国，吴王当即发兵相助。鲁国一看两个大国来攻，马上放了邾国国君并派人前去赔礼，齐国一看目的达到了，就不愿再打，让吴国退兵。吴王正想趁机显示威风，就发怒道：“您让进军就进军，您让退兵就退兵，难道吴国成了齐国的属国了吗？”吴王仍然率兵前进，直取齐国。鲁国一看吴国攻打齐国，又立即派人送礼，要跟吴国一起攻打齐国。吴、鲁联合攻齐，齐国一片混乱。齐国的大夫杀了齐悼公，向吴国求和，愿意年年进贡。吴王没想到稍一出去，居然收服了齐、鲁两国，这使他大为得意，也就更为宠信西施。
勾践见第二条计策生效，就开始启用第三条计策——掏空吴国的国库。有一年，越国的收成不好，越国大夫文仲来吴国求借十万石粮食，说是明年稻熟即还。大臣们议论纷纷，有的怕借了不还，有的怕越人有诈，还有的觉得越国年年进贡，连粮食都不借，不借未免太不近人情。在议而未决的时候。吴王就去问西施。西施倒是旁征博引地说了一通，弄得吴王既钦佩又难堪。西施说：“大王亏得还想称霸天下，连这一点小事都决断不了，如果真的不懂，学学前人的样子好了。早先齐桓公在葵丘大会诸侯的时候，就号召大家救济遭到饥荒的国家，后来秦穆公还卖大批的粮食去救济敌国的百姓，况且现在越国已经归附大王了呢？俗语说：‘民以食为天。’您不借粮给他们，难道让他们都活活地饿死吗？”吴王觉得西施说得十分透彻，当时就高兴地答应借十万石粮食给越国。
第二年，文种如数送还粮食，吴王见越国如期如数送还粮食，十分高兴，又见送来的稻子颗粒饱满硕大，就下令用这十万石稻谷做种子。吴人种上以后，种子迟迟不发芽，待发觉种子都烂在地里，早已误了季节，无法播种了，吴国这年几乎颗粒无收。吴人只埋怨吴王不顾水土差异，硬拿越国的稻谷做种子，哪知这些稻谷都是被文种煮过晒干的。勾践想掏空吴国国库的计划逐步实施。
越王见吴国闹了饥荒，就想发兵攻打。文仲劝阻道：“为时尚早。一是伍子胥尚未除去，二是吴国仍然兵强马壮，军队也全在国内。我们只有抓紧准备，等待时机。”
然而，越国操练兵马终于被吴王知道了，他打算再征伐一次越国。就在这时，齐国和鲁国之间又要打仗，在孔子的弟子子贡的劝说下，吴国准备进攻齐国以帮助鲁国，越国也自愿派三千甲士前往，结果是齐国又被打败了。在回国后举行的庆功会上，吴王各有封赏，甚至想封越国一些土地。大臣们都称颂吴王赏罚分明，唯有伍子胥趴在地上说道：“大王不要听奉承阿谀的话，打败了远方的齐国，不过是于国无益的一点小便宜，将来越国灭了吴国，那才是大灾难呢！我的劝谏大王如果不听，那就让我效法关龙逢、比干好了。”
伯嚭见时机来临，立刻插话说：“您如果真的想做忠臣，为何又把儿子寄养在我们的敌国齐国呢？”原来，在齐、吴打仗以前，夫差让伍子胥送国书给齐国，国书是辱骂齐王的，其意在于激怒齐王杀了伍子胥。齐国大夫鲍息是伍子胥的好友，替他在齐王面前说了许多好话，再加上齐王害怕吴国，怕杀伍子胥多起事端，才把他放了回来，伍子胥回家后就把自己的儿子伍封送到鲍息家里。寄养在那里，因为他十分清楚，就吴王目前的所作所为看，吴国是一定不会长久的。这次被伯嚭当众揭出，着实惹恼了吴王。吴王说：“念你在先王时代立过大功。我不为难你，你以后也别来见我了。”
吴王回去跟西施说这件事，西施深知伍子胥的厉害，虽然暂时被吴王疏远，只要不杀死他，就有复出的机会，那将对越国极为不利，她决心借此机会杀掉伍子胥。西施说：“伍子胥是什么人，他连自己的国家都想灭，连楚平王的尸首都要鞭打，难道还会怕什么人吗？俗语说：疑人不用，用人不疑。伍子胥主张灭越国，若是用他，就先把我这个越国人杀了；若是不用，为什么又留住他呢？像您这样优柔寡断，如何能成大事？我真替您难过。”西施一边说，一边难过地犯了心口痛病，双手捧心，一副楚楚可怜的样子。吴王本来被西施这一番又吹又拍、又打又拉的话说得羞愧交加，又看到西施这副样子，立即决定赐伍子胥属镂剑令其自杀。西施终于帮助越国除去了一个令越人十分害怕的人物。
西施见到主要障碍已经除掉，就放心大胆地鼓励吴王北上逐鹿中原，争取霸权。公元前486年，吴王动用大量民工挖掘直通淮河的运河。公元前484年，他率军从水路出发，联合鲁国军队进攻齐国，在艾陵（今山东省莱芜东北）大败齐军，由此更加相信水军的力量，并征发大量民工，消耗无数的财力贯通长江、淮河、泗水、沂水、济水等几大水系，以致从吴国坐船即可直达齐国。但吴国的人力、物力、财力已接近枯竭了。
公元前482年，吴王带领大军前往卫国的黄池约会诸侯，并请当时的霸主晋定公来“歃血为盟”，推吴国做盟主。就在这时，越王见到机会来临，派范蠡为大将攻吴，连打胜仗。夫差得到消息后，用武力逼迫晋定公等推他为盟主，匆匆回师；但终因旅途疲劳，军心涣散，连打败仗。吴王派伯豁去讲和，范蠡看到吴国一时难灭，就暂时撤兵讲和。
吴国失败后，西施假装向吴王请罪，要求吴王处死她这个越国人。吴王却说：“人生下来总会有个地方，你又不是攻打吴国的人，也不是勾践的亲人，为什么要领罪？”从此以后，吴王十分消沉，经常陪着西施喝闷酒。
公元前478年，越国再次兴兵伐吴，这时的吴国已衰败不堪，难以抵挡越军的攻势。吴王只得退守姑苏城，因城墙坚厚，一时难下，越国采取了长期围困的战术，围了两年，终使姑苏城“士卒分散，城门不守”。
公元前473年。姑苏城破，夫差率众逃至姑苏台上，派王孙雄袒衣膝行至勾践面前说：“往日吴王在会稽得罪了您，不敢同您交好了，只愿为越王臣虏，以赎前罪。”越王心有不忍，意欲应允，范蠡忙上前说：“往日上天把越国赐给吴王，吴王却上违天命而不接受，才会有今天；今日上天把吴国赐给我们，我们如不接受，那就有违天理了。”范蠡毅然擂鼓进军，吴王自杀，吴国灭亡，吴国全土为越国据有。
在两千多年的传说渲染中，西施已成为一个无比美丽的形象，乃至成为美丽善良的象征。人们好像根本就不把她当做一个祸乱国家的女人看待，更不把她与商朝的妲己、周朝的褒姒相提并论，而是把她看作是一个被污辱与被损害的女人，从而给予了无限的同情。
为什么会这样呢？或许人们把越国的复仇看成是一场正义的战争，或许人们把吴王夫差看成是邪恶残暴的化身，或许人们把西施看成是一位为爱国而献身的女中丈夫，或许人们对她的遭遇与结局深怀歉意，甚至是由于人们为她的美丽所倾倒。这些也许都是猜测，也许这些猜测每一个都不无道理。
为了表示对西施的同情，人们为她设计了一个美好的结局，也算是对她的辛酸付出的一点报偿。据说，勾践灭吴后，范蠡给勾践留下一封信就不见了，信上说：“大王灭吴，我的本分已尽，现有两个人留不得：一是西施，她迷惑吴王，使之亡国，如果留下她，她还会迷惑您。因此我把她杀了；另一个就是我自己，我如果活着，也许要扩大势力。对您是很危险的，因此，我把我自己杀了。”其实范蠡是带着西施泛游五湖，经商致富去了。
从这个传说里面，我们看到了什么呢？正像范蠡留给大夫文仲信中说的，“狡兔死，走狗烹”，西施实际上是被沉水而死。我们却不愿面对这一现实，而是把这些历史事实美化、淡化，把女人看作是可以兴国、可以亡国的神佛。不错，有计划有预谋而又成功地利用女人去祸乱敌国，西施助越灭吴确是首屈一指，堪称千古第一美人计。但我们是否每逢祸乱就应寄希望于女人呢？是否就应当在人们的意识上形成这样一种浓重的传统呢？男人们不知想到没有，在他们创造了西施这一光照千古的形象之后，他们自己内在的怯懦与虚弱也就暴露无遗了！
晏子一日谏三过
友分诤友、昵友和贼友，臣分诤臣、昵臣和贼臣。所谓诤友，是指那些遇事明辨是非，勇于以正义规劝朋友的人；所谓昵友，是指那些善于阿谀奉迎，安乐则合，危难则离的人；所谓贼友，是指那些私结狐群狗党，狼狈为奸的人。臣子与朋友也是一样，小者为友，大者为臣，在中国历史上。既有许多各种各样的昵臣、贼臣，也有不少诤臣。春秋战国时期的晏婴就是一位诤臣，他在一天之中就指出了君王的三种过失，并因此而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为著名的国相之一。
一次，齐景公到公阜去巡游，他面向北方，望着齐国，十分感叹地说：“唉！要是古人都长生不死，那将会是怎么样的状况呢？”晏子说：“我听说，从前上天认为人死去是好事，对仁义之人来说是永久的安息，对不仁的人来说是永久的制裁。假如古时的人都不死，齐国的丁公、太公还统治着齐国，桓公、襄公、文公将辅佐他们；大王您恐怕只好头戴斗笠，身着短衣，手拿农具，在大田之中弯腰劳作，您哪还有这样的闲情逸志去担心死呢？”景公觉得晏婴实在太不会讲话，听了很生气，脸都变了颜色。
过了一会儿，梁丘据驾着六匹马拉的车子，飞奔而来。景公问：“是谁来了？”晏子说：“是梁丘据。”景公问：“您没有看见人，怎么知道的呢？”晏婴说：“大热天赶着马车飞奔，重者马死，轻者马伤，不是梁丘据又有谁敢这么干（因梁丘据得宠于齐景公，他做什么事齐景公都不会怪罪，所以才这么说）！”景公说：“梁丘据与我最为默契和谐了。”晏子说：“这只能说是相同，不能叫和谐，所谓和谐应当是君甜则臣酸，君淡则臣咸，互有补偿，以求完美。梁丘据是君甘亦甘，一味奉承，以顺为正，怎么称得上和谐呢？”景公觉得晏婴是故意在找自己的麻烦，又气得脸色大变。
过了不久，天色将晚了，景公看见西面天空有颗彗星，就召来大臣伯常赛祭祷，以消除彗星带来的灾难。晏子说：“不行。这是上天的示意。日月周围的云气变化、风雨异常、彗星出现等。都是上天看到世间将有变化，用这些作为凶兆，来警告不敬之人的，来提醒人事的。大王若是振兴文教，接受劝谏，广修德政，即使不派人祈祷，彗星也会自动消失。可现在您饮酒作乐，不修朝政，还亲近小人，宠爱优伶，厌恶礼乐法度，排斥圣贤之士，哪里有空闲对付彗星呢？您即使能通过祈祷除掉这一颗彗星，还会有新的彗星出现。”这次，景公听了气得说不出话来，脸色铁青。
晏婴在一日之内就三次指出齐景公的过失，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一日三过”。
后来，晏子去世了。景公闻讯后从宫室走出来，背过身去，流着眼泪说：“唉！当初我和先生游公阜，先生一日里三次指责我的过失，如今还有谁会这样规劝我啊！”
晏子去世已有16年了。一天，景公请群臣一起饮酒作乐。席上，他乘兴起身射箭，脱靶而没有射中，但堂上却响起一片喝采声，好像从一个人嘴中发出来的一样整齐。景公顿时显得十分不快，他叹了口气，随手把弓箭也扔掉了。
这时弦章来晋见，景公很有感慨地对他说：“弦章啊！自从晏子去世后，再也听不到别人说我有什么过错了。”弦章回答说：“现在大臣都极力地奉承您。大王喜欢穿的衣服，他们就跟着穿；大王乐意吃的食物，他们也就跟着吃。这些事不能全怪那些臣子，古语说‘上行而后下效’。”景公听了感激地对他说：“说得对。我不能听信谗谀之人的花言巧语了。”就赏给弦章50车鱼。
弦章从宫中出来，看见给他送鱼的车子堵塞了道路。弦章上前抚摸着赶车人的手说：“当年，晏婴多次谢绝了国君的赏赐，是为了帮助国君，所以对国君的过错从不隐瞒。今天的大臣为了取得利禄而拼命讨好国君。我要是接受了这50车鱼，就违反了晏子行事的原则。而迎合了谗谀之人的欲望。”弦章坚决谢绝了景公给他的鱼。
君子说：“弦章廉洁的行动，正是继承了晏子遗留下来的好品德啊！”
在春秋战国时期，齐国出了两个十分著名的国相：一是齐桓公时期的管仲，二是齐景公时期的晏婴。然而，管仲生逢其时、生逢其主，辅佐齐桓公成就了霸业，在一般人看来，其功绩是晏婴所不能比拟的；而晏婴则生不逢时、不得其主，尽管有管仲一样的智慧，也不能挽救齐国灭亡的命运，是一个没有实现自己志愿的人。尽管如此，晏婴给后人留下的东西也许并不比管仲少，尤其是他的直言敢谏、善于巧谏的精神，也许是后代鲜有人及的。
齐景公虽然有许多不可饶恕的缺点，但他有一样好处却是后代的君王很少能够赶得上的，那就是无论晏婴采取什么样的激烈的方式来对他进行劝谏，他基本上都能接受，最起码没有杀晏婴的头。看来，传统社会的德治有时也并不是一无是处。
然而，在中国历史上，像晏子这样的诤臣毕竟并不多见，而昵臣、贼臣却比比皆是。因此，德治是诱人的，是符合人性的，是美好的，但德治又是靠不住的；法制以德治为基础，德治靠法制来保障，这才是较为合理的状态。
杀一儆百
中国人为政，讲究令行禁止。意思是有了命令，就要严格执行；有了法规，也要认真落实，不得违反。然而，纵观整个中国历史，真正令行禁止的情况并不多。往往是皇帝初衷并不坏，但执行起来就走了样，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经是好经，可惜让歪嘴和尚念歪了。
治理军队，更是这样。让我们看看春秋战国时期著名的军事家孙武是如何治兵的。
春秋末年，吴国的阖庐使专诸刺杀吴王僚而自立。阖庐先灭徐国，又想进攻楚国。吴国的大夫伍员（即伍子胥）向阖庐极力推荐孙武，说齐人孙武精通兵法，并著有《孙子兵法》十三篇。阖庐思慕不已，便派人以礼迎聘孙武。
吴王阖庐三年（公元前512年），孙武入吴，阖庐亲自出迎，并问以兵法。孙武应答如流，又将所著兵法十三篇，进呈吴王。十三篇兵法是：卷一《计篇》，卷二《作战篇》，卷三《谋攻篇》，卷四《形篇》，卷五《势篇》，卷六《虚实篇》，卷七《军争篇》，卷八《九变篇》，卷九《行军篇》，卷十《地形篇》，卷十一《九地篇》，卷十二《火攻篇》，卷十三《用间篇》。吴王阖庐反复诵读，每读一篇，便赞叹不已。读罢，对群臣赞曰：“观此兵法，非寻常可比，此人真乃旷世奇才。”
孙武像
吴王并不就此相信孙武的能力，想试一下孙武的实际才能，便召见孙武道：“您的兵法十三篇，我已诵读，我还想看一下您演阵布兵，可以吗？”孙武答道：“可以，谨从君便。”阖庐道：“可以用宫中侍女试一试吗？”孙武道：“臣之兵法，不但可以施于卒伍，宫中侍女亦可以奉我军令，演阵操练。”阖庐便命令选出宫中宫女一百八十人，令孙武操演。孙武将她们分成两队，命吴王的两个宠姬担任两队队长，又令所有宫女每人各执一支戟。孙武问道：“你们知道你们的心、左右手和后背吗？”宫女们回答道：“知道。”孙武发布命令道：“向前，须看你们心口所对的方向；向左，须看左手所在的方向；向右，须看右手所在的方向；向后，须看后背所对的方向。”宫女们回答道：“是。”孙武三令五申，将号令交代清楚。便于阵前陈设了斧钺等执法刑具，申明了号令。
接下来，孙武命令击鼓传令，命令宫女向右转，宫女们闻令大笑，根本不听命令，或起或坐，队伍参差不整。孙武十分生气，挺身而起，对宫女们道：“约束不明，号令不熟，是将帅的过错。”复三令五申，等宫女们明白了号令以后，就擂鼓命令宫女向左，宫女们仍旧不听命令，嬉笑如故。孙武大怒，对美女们道：“约束不清，号令不熟悉，是将帅的过错。今已约束再三，号令已明，却明知故犯，违反号令，就是军官和兵士之罪。”于是，下令将两个队长斩首示众。
吴王阖庐正在台上观看孙武操练，见到孙武将要杀掉自己的两个宠姬，大吃一惊，急忙派使者传令道：“寡人已经知道将军善于用兵，寡人如果失去了这两个爱妃，会食不甘味，寝不安席，请将军不要杀她们。”孙武执法如山，回答道：“军中无戏言，臣已受命为将，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遂令左右：“速斩二姬！”将首级巡行军前以示众，宫女们无不心惊胆战，操练场上顿时鸦雀无声。于是，孙武又令两队第二个人为队长，再申令击鼓，演阵布兵。宫女们向左向右、上前退后、下跪起立都符合军令，自始至终，无再敢嬉笑者。
孙武操练完毕，便派人报告吴王阖庐道：“兵已操练严整，可以任凭调遣，愿大王下台观之，即使命令她们赴汤蹈火，亦不敢退避。”阖庐十分扫兴，虽然有些恼怒，却不能责备孙武，只得对孙武道：“将军回宾馆休息去吧！寡人不愿下来观看了。”
孙武生性直率，对阖庐道：“大王只爱好兵书，却不能以它指挥实战。”由此，吴王阖庐知孙武善于用兵，遂拜孙武为将军。孙武纵兵驰骋，西破强楚，北威齐、晋；捷报频传，显名诸侯；使吴王阖庐称雄一方。
俗话说，身教胜于言传，上梁不正下梁歪。如果不从根上抓起，恐怕永远也不能端正风气。在腐败的社会里，往往是近水楼台先得月，远水楼台先试法，这才有了越抓越坏的社会风气。
文人和侠客
在中国历史上，存在着一种十分奇异的人格，即侠客人格。关于侠客人格，中国的文人最为敏感，也许是由于侠客与文人表面上相距千里而实质上却一脉相通的缘故吧。中国的文人对侠客最为向往，如唐朝诗人贾岛就这样说过：
“十年磨一剑，霜锋未曾试。今日把示君。谁有不平事？”
不过，这是在冒虚火，看上去豪情万丈，实则气球一只，顶不了事。真有急难，千万不要求这种人。
文人之无用，历史上的文人自己就看得很清楚。“百无一用是书生”、“万言不值一杯水”、“宁为百夫长，胜做一书生”等话，说得可谓痛彻肺腑。每当国家有难的时候，投笔从戎者总是少数，多数是在旁加油鼓劲，令人敬仰的大诗人苏轼就曾高唱：“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豪言壮语，流传至今，但苏轼一生也未亲临过战场。当然也不能一概而论，宋代著名词人辛稼轩就是一员勇将，组织义军抗金，闯军营擒叛徒如入无人之境。唐代大诗文家皮日休也曾参加过黄巢起义。据说梁山泊义军的创建者之一白衣秀士王伦也是秀才出身。看来，文人要有用，就须弃文从武或是弃文从政，至少也应是亦文亦武或亦文亦政。
但话又说回来，要求文人做武将的事、做侠客的事，甚至代替官吏，这本来就不合理。文人本是一个道德形象，传统的社会心理对这种道德寄予了过多的希望和要求，仿佛社会上的一切事情都应当由他们去包揽，一旦有做不到的地方，社会就会表示不满，文人自己也会有强烈的失落感。在这里，社会把文人当做了侠客，而且是为整个社会打抱不平的侠客。文人的使命如此重大，几千年来被压得喘不过气来，要么慨叹、要么退缩、要么改行，纯粹以“文”为职业的文人，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多见。
其实，文人的作用仅限于“吏之师”而已，说得好听一点，是“帝王师”。至于老师说的话学生听与不听，无权无钱的老师实在是无能为力；这一点与侠客相比，实有大大的不如之处。侠客一怒之下，可以取人首级；如果老师惹怒了学生，不仅没有饭碗，甚恐有性命之忧。所以文人往往一肚子美政理想，却总是无所施其计，文人之向往侠客，那是势在必然的。“空有相怜意，却无相怜计”固然是文人所处的历史窘境，但文人的意义也就在这里。每当政治腐败、社会动乱的时候，文人往往起而批评之，以至殒身而不恤。对于社会的不平，侠客用剑，文人用舌、用笔，况且文人还要从根本上去铲除不平。从这一意义上讲，文人也是侠客，而且是更高层次上的精神侠客。虽然始终不能根除不平，但正是因为有这样一大批精神侠客在，中华民族才得以延续和发展。
文人做不到的事情希望侠客来救补，侠客也只有具备了文人的品格才能上档次。真正的文人和侠客，都是现实的批判者和矫正者，他们本有着相通的地方，所以，既做文人又做侠客，便成了几千年来的人格理想。远古时代的墨家学派就不必说了，现在一般认为侠即出于墨家。就是讲究修身养性的儒家，也不乏勇武之人。据说孔子的得意门生子路就是好剑之人，在攻城掠地方面颇有建树。至于历代文人，想做侠客的就更多了：曹植、陶潜、李白、陆游等，不胜枚举。至龚自珍，则感叹侠风衰微：“吟到恩仇心事涌，江湖侠骨已无多。”但其后谭嗣同、秋谨以及南社的许多诗人都倡侠行侠，甚至以“侠”自名，以示任侠的决心，一时间侠风复炽。看来。对“儒侠”人格的向往实在是一个深厚的传统。
正是因为书生（文人）和侠客总是走在社会现实的前面，才有了永恒的魅力，文人和侠客才成为人们持久追慕的人格榜样（人们羡慕做官，愿意做官，但又从心底里透着对官的反感与批判，其道理也正在这里）；尤其能够兼侠客、文人二任于一身，那就更为令人尊崇。概因“儒侠”既克服了文人的文弱无力，又弥补了侠客的粗疏鲁莽，实在是最为健全的人格。
文人无用。古已有之，于今尤烈；祈求侠客，古已有之，亦于今尤烈。文人有用则侠客少，文人无用则侠客多。文人与侠客的消长关系，是十分有趣的历史现象。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侠客的发端阶段，也是中国侠客的兴盛时期：那正是礼崩乐坏，文人无用而武力大盛的阶段。
专诸是春秋时期的著名刺客之一。当时，吴国的公子光想刺杀吴王僚，理由是什么呢？原来，公子光的父亲是吴王诸樊，诸樊有三个弟弟，二弟余祭，三弟夷昧，四弟季子札。诸樊知道季子札很贤能，就想把王位传给他，没有把自己的亲生儿子公子光立为太子。诸樊死后，就传位给了余祭；余祭死后又传位给了夷昧；夷昧死后，当把王位传给季子札，但季子札不愿当国王，逃到外地去了。于是，吴人就立夷昧之子僚为吴王。
这在当时看来于情理是不通的。若说传位季子札是诸樊之愿的话，传位于僚就不合理了，应当把王位再还给诸樊之子公子光。因此，公子光心怀怨恨，想刺杀吴王僚。
公子光从大将伍子胥那里结交了专诸，知道他是一个非常勇武而又极讲道义的人，就对他礼敬有加，还善待他的母亲。经过相当长时间的考验，专诸发现公子光对自己一如既往，深为感激，觉得自己这样一个普通人能受到公子光的如此尊重，深感荣幸。后来，专诸问公子光为何厚待自己，公子光在说了一通敬仰专诸的话之后才提起了失位之恨，并一再申明自己想夺取王位属于正义的行为。专诸听了，表示愿意替他去刺杀吴王僚。公子光当然感激不尽，并表示，专诸的身体就是自己的身体，专诸的子女就是自己的子女。如果专诸身亡，自己会常加祭祀。
过了几年，吴王僚出兵攻打楚国，国内空虚，朝政混乱，公子光打算刺杀吴王僚。他请吴王僚到自己家里饮酒，先把甲兵埋伏在侧室之内。吴王僚对公子光也十分小心，他的卫队一直从王宫排到公子光的家门口。门口站立的也全是吴王僚的亲戚。
酒至半酣之时，公子光假称足疾发作，要进入侧室换鞋，趁机命专诸把匕首藏在鱼肚之内，借送鱼而刺吴王僚。于是，专诸把鱼送到吴王僚的面前，剖开鱼腹，以匕首刺死了吴王僚。吴王僚倒下之时，他的卫士也一齐扑上前去，杀死了专诸。
公子光指挥埋伏的甲士冲了出来，杀死了吴王僚的卫士及亲属，登上了王位，并封专诸的儿子做了大官。
聂政，轵邑深进里（今河南省济源市轵城南）人，因为杀了人，就与母亲和姐姐一起逃亡到齐国以躲避仇人，以屠宰牲畜为业。
韩国大臣、濮阳严仲子侍奉韩哀侯，与韩国宰相侠累有怨仇，遭到了侠累的迫害，被逼逃亡。严仲子周游列国，想物色一个能够为他报仇的人。他到了齐国，齐国有人告诉他聂政是个勇士，为避仇而隐姓埋名在屠夫之中。严仲子听到这个情况，就到聂政家登门拜访，往返几次，然后他备好酒食，亲自奉送到聂政的母亲跟前。等大家喝得酣畅的时候，严仲子捧出黄金百镒，上前献给聂政的母亲，为她祝寿。聂政对严仲子如此厚赠感到很奇怪，坚决谢绝了。严仲子执意进献，聂政便婉言推辞说：“我幸有老母健在，家境贫寒，客游他乡，以屠狗为业，早晚也可买些脆甜的食物孝敬老母，实在不敢再接受您的厚赠。”严仲子避开别人，对聂政说：“我有仇要报，为此我周游列国已有多年。这次来到齐国，私下听说足下行侠仗义，所以送上百镒黄金，作为您老母的粗饭开支，以此来与足下交朋友，哪敢因此而有其它的奢望！”聂政说：“我所以要降志辱身，与屠夫为伍，只是为了借此来侍奉我的老母。只要老母还在人世，我就不敢答应为别人牺牲生命。”严仲子殷勤再三，聂政始终不肯接受。严仲子在尽了宾主之礼之后，离开了聂政家。
严仲子可谓善于知人了，替聂政的母亲祝寿，这是“曲线救国”，比对聂政本人的尊重要有效十倍，因为，聂政的自尊心和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只要聂政还是一个“行侠仗义”的人，怎能不图报答呢？再看聂政在母亲死后的表现。
又过了很久，聂政的母亲死了。安葬完毕，除去丧服，聂政自言自语道：“唉！我聂政不过是个市井小民，只是操刀屠狗的屠夫而已。严仲子却是诸侯国的卿相，竟不远千里，屈驾而来与我交朋友。我用来对待他的，真是太不相当，没有什么大功可以当得起他如此的尊敬和礼遇。严仲子送百金敬我母亲，我虽未接受，但他这样做实在是我的知己。像他这样一个贤者，因为忿恨仇人，而特地亲近信赖一个处在穷僻之地的人，我怎能默默地就算了呢？况且以前他求我而我不答应，只因为有老母在，现在老母去世了，我应当为知遇自己的人出力。”
原来，聂政以前不敢答应严仲子的请求，是因为他有老母在堂，如果替严仲子复仇，就无法服侍老母，是为不孝。所以，当初聂政没有接受严仲子的馈赠。由此看来，这样的人是图名而不图利的。那么，在聂政的母亲去世以后呢？聂政就要寻找严仲子，以报知遇之恩了。
于是，聂政西行到濮阳，进见严仲子说：“前次我没有答应您的请求，只是因为家有老母。如今老母不幸离世，请问您要报复的仇人是谁呢？把此事交给我去办理吧！”严仲子于是详细地告诉他说：“我的仇人是韩相侠累。侠累是韩王的叔父，他的家族人多势众，居所防备森严。我屡次派人刺杀他，均未成功。如今蒙足下不弃，我可多派些车骑壮士为您充当助手。”聂政说：“韩、卫二国相距不远，现在要刺杀人家的宰相，这位宰相又是王亲国戚，去的人不宜太多，人多难免会出岔子，出了岔子就会走漏风声，一旦走漏风声，全部韩国人都会与您为敌，这岂不是很危险吗？”于是，聂政谢绝增派助手，辞别严仲子，独身前往。聂政替严仲子考虑得可谓周密了，这种回报知己的做法，实在令人感动，而更令人感动的，还是他在行刺成功以后的做法。
聂政手持利剑直奔韩国。韩国宰相侠累坐在府上，周围有许多手持兵戟的侍卫。聂政直闯而入奔上台阶，将侠累刺死，左右大乱。聂政大吼着杀死几十人，然后自己剥掉面皮，挖出眼睛，掏出肚肠，倒地而死。
韩国人将聂政的尸体陈放在街市上，悬赏查询，竟无人知晓。于是韩国人就贴出告示悬赏：有能说出刺杀宰相侠累的凶手是谁的，赏给千金。但是，过了很久，仍然无人知道凶手身份。
聂政自知深入侠累的府中行刺无法逃生，所以不带助手，后毁容颜，其目的就在于既不连累严仲子，又不连累家人，可谓是义、孝两全了。但聂政的姐姐也同聂政一样，是一位非凡的女性。聂政的姐姐聂莹，听说有人刺杀韩国宰相，凶手身份不明，韩国无人知道，正暴尸于市，悬赏指认，就呜咽着说道：“这恐怕是我弟弟吧？唉，严仲子就这样来知遇我的弟弟！”聂莹立即动身前往韩国，来到街市上，看到死者果然是聂政，就伏尸痛哭，非常哀伤地说道：“这就是轵邑深进里人们所说的聂政啊！”市上来往的行人都说：“这个人残杀了我国的宰相，国王正悬赏千金查询他的身份，夫人难道没有听说吗？为什么敢来相认呢？”聂莹回答他们说：“我听到了。我弟弟聂政当初之所以忍辱含垢，置身于市贩之中，是因老母健在，我还没有嫁人。如今老母已寿终，我已嫁夫，严仲子知遇我弟弟于困污之中，结为至交，对我们恩重如山。可又有什么办法呢？士为知己者死啊！因为我还活在人世，所以我弟弟聂政自毁面目，使人无法辨认，这为的是怕连累我啊！我怎能够因为害怕杀身之祸而埋没了我弟弟的英名呢？”韩国市人大为震惊。后来，聂莹连呼三声：“天啊！”因极度悲哀而死在聂政的身旁。
晋、楚、齐、卫诸国的人听到这件事，都感慨地说：“不仅聂政了不起，就连他的姐姐也是位节烈的女子啊！她不怕暴尸的危难，一定要奔走千里险路，来显扬弟弟的名字。不过，要是聂政知道姐姐也愿死于韩国街市的话，也未必敢对严仲子以身相许了。严仲子也可以说是知人善任，竟能得到这样的义士！”聂政之所以著名，不在于他刺杀了一个诸侯国的国相，而在于他回报知己和绝不连累别人的侠义精神。
荆轲刺秦王在中国历史上是家喻户晓的，其影响非常大。荆轲是卫国人，后来迁居燕国，燕人都给他叫荆卿。荆轲其人好读书击剑，曾经上书卫君谈论治国之术，也曾经游历过许多国家，并经常与人论剑斗剑，但一直未遇知己。荆轲来到燕国，与一位叫高渐离的人结为知己。高渐离是一位杀狗之人，善于敲击一种叫筑的乐器。两个人经常在市肆之中饮酒，饮酒之时，高渐离击筑，荆轲高歌，歌罢又相对而哭，旁若无人。荆轲虽然游于酒肆之中，但其人深沉好书。所结交者都是贤能豪迈之辈。当时的人对他们都不理解，燕国的处士田光是个极有眼光的人，他待荆轲非常好，因为田光知道荆轲是一位胸有远大抱负的人。
势力是什么？势比权大，权比位高。有了势力便有了一切，空有其名，空有其位，甚至有权无势，都是没有用的。对于“不见兔子不撒鹰”的中国人来讲，这种道理是老早就明白呢！
不久，燕太子丹从秦国逃回燕国。原来，秦王政生于赵国，与太子丹十分友好，后来赵政（即以后的秦始皇）回到秦国，太子丹便到秦国去做人质，以表示秦、燕两国交好。但赵政被立为秦王后，却对太子丹很不好，太子丹十分气愤，伺机逃回了燕国。接着，秦国又攻下了燕国西部邻国的许多城池，直接威胁到燕国。太子丹想报仇，但国小势弱，无能为力。这时，秦国的大将樊於期在秦国得罪，逃到了燕国，秦王政就杀了他一家老小，并发了悬赏文书，追捕樊於期。太子丹收留并善待樊於期，太傅鞠武认为很危险，因为秦国早就想攻打燕国而找不到借口，一旦得知樊於期在燕国，立刻就会加兵于燕国。于是，鞠武建议把樊於期送到匈奴辖地去。但太子丹认为樊於期困窘来投，决不能让他毙命，坚持把他留在燕国，这使得樊於期十分感动。鞠武见太子丹不肯赶走樊於期，就对太子丹说：“燕国有一位处士，叫做田光，十分深沉多智，何不让他想想办法呢？”太子丹就要鞠武把田光介绍给他。太子丹以晚辈和学生的礼节接待了田光。田光听完太子丹介绍的情况，说：“您只听说了我壮年时候的声名，却不知我现在已经老迈无用了。不过，我还是可以想想办法，把您的事托付给荆卿。”太子丹在送田光出门时小声说：“我告诉您的事，您给我谈的话，都是国家机密，还望先生不要泄露，”田光听了笑一笑，俯身答道：“好吧！”
田光见了荆轲，对他说了太子丹的事，并希望他能去拜望太子丹，然后又对荆轲说：“我听说，长者做事，不应使人怀疑，现在太子丹说‘还望先生不要泄露’，那是怀疑我了。做事使人怀疑，非节侠也。”他想以自杀来激荆轲，说：“希望您能马上去拜访太子丹，说我已经死了，好让他知道我不会泄露秘密了。”说完自刎而死。
荆轲马上晋见太子丹，说了田光死的情形，太子丹大哭。两人商议来商议去，觉得燕国根本不可能阻挡秦国的进攻，而现在秦国的大将王翦正在邻国攻城掠地；当今之计，似乎唯有刺杀秦王方可保住燕国。于是，荆轲答应了太子丹，愿往刺杀秦王。
太子丹给荆轲以优厚的待遇。太子每天都到荆轲那里拜望，并不断送金钱、美女给他，但过了一段，还不见荆轲有动身的意思，就问荆轲说：“现在秦将王翦马上就要渡过易水了，那时就是我想长期侍奉您，也做不到了。”荆轲说：“就是您不说，我也正想找您呢。我这样空手而去出合秦国，秦王必不相信。如果能带着樊於期的人头和燕国最肥沃的督亢之地的地图献给秦王，他必定相信——我就可以趁机刺杀秦王了。”太子丹认为杀樊於期不义，不愿照办。
荆轲就私自来见樊於期说：“秦王杀了您的全家，并悬以千金和万户侯的赏格悬赏您的头颅。我有一计，可为您报仇，就是借您的人头一用，骗取秦王的信任，然后趁机刺杀他。”樊於期听后，就自刎而死。
太子丹闻讯，驰往大哭，但樊於期已死，也只好把他的头颅割下，用匣子封好，又准备好了督亢之地的地图，交给荆轲。
接下来，荆轲让太子丹访求天下最为锋利的匕首，用百金买到了赵人徐夫人的匕首。让工匠在匕首上涂上毒药，用之试人，只要见血，人立刻倒毙。荆轲又让秦舞阳当副手，秦舞阳是燕国的勇士，13岁就杀过人，燕人都不敢正视他。这样，一切准备齐全，可以出发了。
荆轲想同一个人一起赴秦，但那人住得很远，一时未能赶到，故误了行期。太子丹以为荆轲变了主意，就对他说：“日子不多了，荆卿还有意入秦吗？请让我先把秦舞阳派去吧！”荆轲大怒道：“您催什么！我所以停留几天的缘故，是想等一个人一同赴秦。今太子以为我走得太迟了，那马上就辞别吧！”于是荆轲和秦舞阳出发。
太子丹以及宾客凡是知道此事的人，都穿上白衣服，来到易水边送行。送行完毕，荆轲和秦舞阳取道上路，高渐离击筑，荆轲和乐而歌，为高亢悲壮之音，送行的士人尽皆流泪。荆轲又上前高歌道：“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歌罢，高渐离击筑又为羽声，声调慷慨。
于是，荆轲上路，不再回头。
荆轲来到秦国，把匕首卷在地图之中，进入宫中。他因献上了樊於期的头而得到了秦王的信任。荆轲就借秦王展看地图之机从地图中取出匕首，抓住秦王的袖子，欲刺秦王。秦王起身而逃，绕柱而走，最终拔出剑来，砍断了荆轲的腿。荆轲见追不上秦王，便以匕首投掷，匕首撞在铜柱上，掉在地下。荆轲的身上被砍了8剑，自知不能成事了，便倚着柱子笑道：“我所以没能刺杀秦王，是因为我想劫持秦王，想拿到秦王的契约以还报太子丹！”
荆轲刺秦王的行动失败了，在今天看来这一行动也不一定具有进步的意义，但在当时却被认为是正义的行动，尤其是荆轲重承诺、重报答和以死酬知己的精神，更为后人称赞不已。
中国古代的侠客，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侠客，是一群具有强烈浪漫气息的人。在礼崩乐坏、道德沦丧、人心不古的乱世，他们背负着传统的理想，幻想用自己的手中之剑来拯救现实，在他们的身上，闪烁着耀眼的个性人格的光彩和理想的光芒。他们是一群纵横于现实之中，而又超脱于现实之外的人。他们身上的许多特点，是今人所缺少并且渴望得到的。
那么，侠客何为？侠客与文人又是怎样的关系呢？正所谓“千古文人侠客梦，千古侠客梦桃源”。如果我们借助现代新武侠小说，更能说明这一道理。
在浩如烟海的新武侠小说中，金庸、梁羽生、古龙的作品是其杰出的代表，其中又以金庸小说最具文化意蕴。借传奇表现传统，是金庸小说的一大特点，也是一大创造。他的小说往往把侠客置于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中，亦幻亦真，亦史亦奇，把传统侠客的文化品格凸现无遗。
纵观金庸的十五部小说，融历史与传奇于一炉的共有六部，这六部小说中的一些侠客形象，足以说明侠客何为。《射雕英雄传》中的郭靖，木讷近仁。先是行侠仗义，守襄阳。这位为国为民的“侠之大者”，实是一位民族英雄。但不论他的行动，还是华山之下的苦思冥想，以及最后同成吉思汗的辩论都表明，他想实现的正是儒家的“爱人”、“仁政”、“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天龙八部》里的大侠萧峰，企望以死来消弥刀兵，使天下永得太平。《鹿鼎记》里的天地会虽是一个政治组织，但其首领陈近南则是兼侠客、忠臣、民族英雄于一身的人物，更显示出他以侠客的身份去实现道德、社会理想的企图。《书剑恩仇录》中的陈家洛，以书生的出身而成为草莽英雄的首领，自然打不破书生难成大事的历史定律，但他的失败及归隐异域却正使我们看到了他身上的理想成分。《倚天屠龙记》里的张无忌，空为一教之主，空有绝世武功，空对明教有生死存亡之恩，只因为人太过诚实淳朴，只好为爱人画眉窗下，把好端端的一个开国皇帝让给了朱元璋。至于《碧血剑》中的袁承志，则更为特殊，袁承志自幼受一群忠烈之士的熏陶，满以为可以杀昏君、报父仇，造出一个理想世界，哪知崇祯无道，李自成也非明君，失望之余，只好归隐海外，另外《神雕侠侣》中的杨过和小龙女归于玄寂，《笑傲江湖》中的令狐冲“曲终人不见”，《连城诀》中的狄云和水笙逃避深山，无一不是一部悲壮无奈的侠客奏鸣曲。
原来千古侠客所做的竟是这样一个桃园梦！不论是以“空负安邦志，遂吟去国行”的袁承志为代表的归隐型侠客，还是以“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郭靖为代表的死节型侠客，他们的共同愿望，都是要拯民众于水火，救生灵于涂炭，建立一个清平无争、德化淳美、人人安乐的桃源世界。老子、庄子教民返朴归真，孔子、孟子教人实现仁政理想，侠客们与至圣先贤做的是同一件事，与千古文人学士追寻的是同一境界，只不过前者用“剑”，后者用“笔”而已。
建桃园世界，为理想献身，原是真正的大侠精神。侠客的变异，因与世推移而无一定之规，且历史上的侠客与人们观念中的侠客也有差异，但这真正的大侠精神却是一以贯之的。真正的大侠必定有此精神，只有具备了这种精神，才能成为真正的侠客。逞匹夫之力、血气之勇而不计民生疾苦、不思国家民族者，至多只能算是好勇斗狠之徒，永生不得进入大侠之列。
然而，大侠的长剑虽利。终不能斩尽不平而除旧布新，更不能把处在痛苦轮回中的传统社会改造成永恒的桃源乐土，所以，他们死难殉节或归隐山林就成为必然的结局。其志难遂，实在是每一位真正侠客的历史宿命。道理很简单，大侠的祈求是永无止境的，而现实社会的具体存在却总是滞后的。大侠精神总是代表着破坏现实秩序的理想力量，总是希图建造一个更完美的社会，历代封建帝王对游侠多采取禁绝或屠戮的政策，便是极好的注脚。其实大侠精神的意义也就在此，它把美好的图景以极其有力的方式昭示给人们，使人们在最黑暗的岁月里也不致灭绝了真纯的希望，在心灵的一隅保留着一块永不凋零的常青的绿地，这也是大侠精神魅力恒久的原因所在。
“乱世天教重侠游”，是柳亚子的诗句。意思是在乱世当中，老百姓更感觉被欺侮，命运无法把握，所以就格外想念游侠。其实，即使在所谓的太平盛世，人们对大侠精神的渴望也是无处不在的，只是时隐时现罢了。在束缚太多的古代中国，人们欲想一展身心。学剑行侠恐怕不失为一条律径，即便行侠不成，亦可得到虚幻的满足。据说李白学剑杀过人，陆游则终生是“虏血未染锷”，至龚自珍的“一箫一剑平生意，负尽狂名十五年”，则纯为抒情。今天，人们在阅读武侠小说中获得了如醉如痴的满足，也是渴求大侠精神的表现。不过，这已是一种最为无奈的方法了。
文人自感无用而祈求侠客、创造侠客，侠客的长剑实在无法替文人开辟出一片净土。文人做不成侠客梦，侠客做不成桃源梦，文人与侠客，实是一对孪生的难兄难弟。也正是这对患难兄弟的无数次的殉难，才使漫长的中国历史不至沉沦。
天时、地利与人和
人和对于一个国家或一项事业的重要性，我们都有清醒的认识，但最早将这种认识上升到理论形态的，是孟子。孟子为我们形象地论述了天时、地利、人和三者的主次轻重，确立了“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理论。让我们来看看孟子的论述。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环而攻之而不胜。夫环而攻之，必有得天时者矣；然而不胜者，是天时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坚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孟子的意思是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方圆三里的城池，方圆七里的城墙，将其包围起来攻打而不能攻破。能够围城攻打，是因为占了天时，不能攻破，是因为没有占有地利。城墙不是不高，护城河不是不深，武器盔甲不是不锋利坚韧，粮食布帛不是不多，而城池还是被攻破了，不得不弃城逃走，究其原因，是占了地利却没有占人和的缘故。在这里，孟子宣传是儒家的仁政思想，他的意思是，如果实行了仁政，就必然会占有人和，因此就会攻无不克，战无不胜，而自己则是坚不可摧的堡垒。所谓仁者无敌，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的确，孟子的这一思想并不是迂腐的理论，而是具有重要实践价值的指导思想。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以弱势的“人和”战胜强势的“天时”、“地利”的例子是很多的。
孟子像
赵国末期，楚国被秦将白起攻下了郢都，被迫迁都。齐国自被燕将乐毅打败之后，一直难复元气。秦国越战越强，与其余六国的势力相比占有明显的优势。除赵国外，其余五国均不是秦国的对手了。只有赵国，一方面是由于赵武灵王的改革，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基础；一方面也是由于大将廉颇和国相蔺相如的拼力苦战。若无廉蔺合作，恐怕赵国早就不复存在了。因此，司马迁在写《史记》时专门为他们立《廉颇蔺相如列传》，对其评价之高，足见一斑。
廉颇成为大将，是积攻城野战之功所致，而蔺相如成为国相，则是由于完成了两次重大的外交使命。秦国曾接连不断地攻打赵国，可总未得逞。特别是大将廉颇，更难击败。于是，秦昭襄王就想采取其他办法来挟制赵国。秦国采取的办法是假意跟赵国交好，再用外交手段把赵国置于被动地位。公元前283年，秦昭襄王听说赵国得到了楚国的稀世珍宝“和氏璧”，就派使者去对赵王说，秦国愿意以15座城池换取赵国的“和氏璧”。这使赵惠文王十分为难。
赵惠文王倒不是爱惜这块玉，而是因为秦国历来不讲信义，赵惠文王怕白白地挨了骗还要被人耻笑，损害了赵国的形象。如果不给秦国这块玉，又怕给秦国一个把柄，他们要发兵来打，真是进退两难。正在这时，宦官头目缪贤推荐说：“我家有个叫蔺相如的门客，智勇双全，可以让他想想办法。”赵王无计，也只好叫蔺相如来问问。
赵王问道：“秦王要用15座城来换和氏璧，是给还是不给？”蔺相如说：“秦强赵弱，我们不能回绝。”赵王又问：“若秦收了和氏璧，又不给我们城池，那时怎么办呢？”蔺相如说：“秦国提出要求，若是不答应，是赵国理亏；若是秦国收了赵国的玉璧，不给城池，那就是秦国理亏了。比较起来，我看还是后一种办法好。如果大王实在没有人可以派遣，我可以勉强充数。如果秦王把城交给我们，我就把璧留在秦国；如果他们不愿交出城池，我就‘完璧归赵’。”赵王觉得蔺相如口才便捷，虑事周密，就派他去了秦国。秦昭襄王在宫里接见了蔺相如。秦王高兴而又随便地坐在那里，蔺相如只好双手把璧捧上去。
秦王看了又看，爱之欲狂，然后随手传给宫女、妃子观看，大家都赞不绝口，齐声向秦王道贺，高声欢呼。
蔺相如站在堂下，无人理睬，过了许久，也不见秦王提起交割15座城池的事。蔺相如知道秦王存心欺诈，就按预先想好的计策说：“璧上有点小毛病。不经指示，很难看出，请让我指点给大家看。”秦王没有防备，就把璧递给了蔺相如。
蔺相如接过玉璧，立刻靠近大殿中的柱子，怒发冲冠，大声对秦王说：“大王想得到这块玉璧，差人去向赵王索要，赵国的大臣们都认为秦国贪得无厌，又不讲信义，只是仗着强大，就想靠几句空话骗取赵国的玉璧，所以大家都反对给您送和氏璧来。但我以为普通百姓交往尚且讲究信义，何况大王是一大国的君主呢？而且仅仅为了一块无用的玉璧，伤了秦、赵两国的和气，也是不值得的。赵王听信了我的话，才沐浴斋戒了五天，亲自在朝堂上把国书和玉璧交给我，让我奉送到秦国，这是多么恭敬的礼节啊！可我来到秦国，把玉璧奉献给大王，大王却傲慢无礼，态度随便，而且把美玉交给宫女传观，这是污辱赵国；您绝口不提交割城池的事，这是无意用城交换玉璧。所以，我把玉璧要了回来。现在。玉璧在我的手里，您如果一定要强迫我，那我就让我的头颅和玉璧一起撞碎在这柱子上。”说完，怒气冲天，眼睛斜看着柱子，准备猛砸。
秦王生怕他砸毁了玉璧，连忙向他赔礼道歉，并让人拿来地图，指点着说从某某地到某某地的15座城归赵国。蔺相如知道秦王并非出于真心，也就来个缓兵之计。他对秦王说：“秦王既然喜爱和氏璧，赵国不敢不献。只是赵王送璧前曾沐浴斋戒五日，表示恭敬，大王也该沐浴斋戒五日，才能接受和氏璧。”秦王看看没有办法，只好答应。
蔺相如回到馆舍，连忙做了周密布置，派人穿着麻衣布衫，化妆成老百姓，偷偷地揣着和氏璧从小道逃回了赵国。过了五天，秦王在朝廷上举行了隆重的仪式，准备接收和氏璧。蔺相如走上秦廷，张开双手对秦王说：“秦国自秦穆公以来，已历二十几位国君，从没听说过哪位国君讲过信义。我也怕受了您的骗，连忙派人把玉璧送回赵国了。赵国是弱国，秦国是强国，只要秦王是真心诚意地用15座城池来换赵国的和氏璧，赵国是不敢不答应的，只要派一个使臣去，赵国马上就会送和氏璧来。过去孟明视欺骗了晋国，商鞅欺骗了魏国，张仪欺骗了楚国，如今，我不愿大王再背上欺骗赵国的坏名声，所以把玉璧先送回赵国。算我欺骗了大王，就请大王治我的罪吧！”
秦王和大臣们听罢，十分愤怒。但蔺相如所说句句是实，无可辩驳。看看蔺相如毫无惧色的样子，也无可奈何，即使杀了蔺相如，也属无用，反落下个恶名。不如放了蔺相如，倒显得秦国宽怀大度，用意并非诈取赵国的玉璧。就这样，蔺相如“完璧归赵”，既保全了赵国的玉璧，又未给秦国落下把柄，还给赵国赢得了一个好名声。蔺相如也因之声誉鹊起。
但秦国并不能因为赵国出了个蔺相如就不再并吞六国。过了两年，秦国又夺取了赵国的两座城池，再过一年，又去进攻赵国，但都无多大成效。秦王一想，这么慢慢地消耗，没有多大的用处，不如索性跟赵交好，等除灭了别国，再想法灭赵。
公元前279年，秦昭襄王派使者约会赵惠文王在渑池（今河南渑池县）相会。赵王怕像当初的楚怀王做了秦国的“肉票”而不敢去，廉颇和蔺相如都认为如果不去，既会变得被动，又会被秦王看不起。因此，赵惠文王就准备去，让蔺相如跟从，廉颇在国内辅佐太子。平原君赵胜说：“应当带上五千精兵作为随从，再把大队人马驻扎在三十里外，作为接应。”赵王就叫大将李牧带上五千精兵跟随，叫平原君带上几十万大军随后。
廉颇觉得还不放心，就向赵王请求说：“这次赴会，吉凶难卜。去渑池来回不过二十多天。加上两三天的会议，也不过三十天。若是逾三十天未归，我能否像当年楚国一样，立太子做国君，以免秦国挟制大王呢？”赵王也同意了。廉颇又在边界上做了严密的布置。
赵王与秦王在渑池相会。两人一边喝酒，一边谈论天下大事，似乎谈得很投机。酒酣耳热之后，秦王借酒盖脸，似乎开玩笑地对赵王说：“听说赵王精通音乐，请为我弹一弹瑟。”赵王无法推辞，只得忍气吞声地弹了一下瑟。秦王立刻让史官记道：“某年某月某日，秦王与赵王会饮，令赵王弹瑟。”
赵王气得脸都紫了。赵国还未灭亡，秦国就把赵国当属国看待，甚至还不如。居然把弹瑟的事记人历史，实在是奇耻大辱。但赵王只是气恼，却想不出报复的办法。
这时，只见蔺相如端着一只瓦盆，走到秦王面前说：“听说大王善于击缶，请为赵王击一次缶。”秦王立刻震怒，不去理他。秦王的卫士想去杀了他，都被蔺相如大声喝退。蔺相如对秦王说：“大王的军队虽多，在这里却用不上，在这五步之内，我就可以血溅大王。”秦王看看没有办法，如不击缶，蔺相如就要扑过来厮杀，只好击了一下缶。蔺相如立命赵国史官记道：“某年某月某日，秦王为赵王击缶。”
秦国的大臣看到蔺相如伤了秦王的面子，就想法挑衅说：“请赵王割15座城为秦王祝寿。”蔺相如针锋相对地说：“请秦王割咸阳城为赵王祝寿。”在整个宴会上，双方展开了激烈的外交斗争。虽然秦国时时发起进攻，但蔺相如以牙还牙，机智巧妙，毫不退让，秦国始终没有得到丝毫的便宜。同时，秦国得到密报，赵国已在边境上集结了大军，各方面都做好了准备，秦国也就未敢轻举妄动。
在秦、赵两次重大的外交斗争中，蔺相如甘冒生命危险保全了赵国的尊严，未使赵国陷入被动的局面，功劳很大。为了表彰他的功劳，赵王拜他为上卿，位置比廉颇还高。廉颇很不服气，到处向人说：“我为赵将，有攻城野战之大功，蔺相如徒以口舌为劳，而位居我上，且相如素贱人。吾羞，不忍为之下。”还说如果碰见了他，必定要当面污辱他。在廉颇看来，只有武将以刀枪拼战才算功劳，文臣的智谋勇敢算不了什么。况且污辱了蔺相如微贱的出身，到处扬言要当面加以羞辱。这对蔺相如来说，确实是很难忍让的。
但蔺相如好像没有听说一样，几次驾车出门，远远地看见廉颇时，为了避免碰见，就早早地躲开了。这样时间一久，连蔺相如的门客从人都觉得太窝囊，忍受不了。一天他们对蔺相如说：“我们背乡离井，不远千里投到您的门下，是因为仰慕您的为人。如今，您的官位比廉颇要高，反倒这样惧怕他，真不知是什么原因。您这样胆小懦弱，连我们都感到羞耻，还是让我们回家算了。”
蔺相如不慌不忙地问众人说：“各位看廉将军与秦王比起来，哪个更厉害？”众人都奇怪地说：“廉将军当然没有秦王厉害！”蔺相如又说：“这就对了。试想秦王那么强大，各国诸侯都畏之如虎，我却敢在朝廷上当众责骂他。我蔺相如虽然没有什么大本领，还不至于如此惧怕廉将军。只是我考虑到，强横的秦国之所以不敢来侵犯我们赵国，其原因就在于我们两人能够同心协力地对付秦国。如果我们两人争斗起来，那就必定给秦国造成可乘之机。我所以这样对待廉将军，是以国家的安危为重，不计较个人的私仇啊！”
这些话很快就传到了廉颇的耳朵里。廉颇听后恍然大悟，既感动又惭愧。廉颇是个正直坦诚的人，一旦悔悟，就真诚地改过；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他按照古人最隆重的仪式，光着脊梁，背着荆杖（表示任由责打），前到蔺相如的门上“负荆请罪”。廉颇跪在蔺相如的门前说：“我是个没有见识而又气量狭小的粗人，没想到您能宽恕我，请您责打我吧！”蔺相如也很感动，亲自把他扶起来，从此“将相和”，两人更加相互理解、尊重，结成生死之交。就因为有这样的两个人，秦国在其后的十年内，未敢发兵攻打赵国。
在当时赵国和秦国的斗争中，赵国明显地处于劣势：政治、经济、军事都明显地不如秦国，但秦国之所以不敢轻易进攻赵国，使赵国得以保全一段时间，就是因为赵国将有廉颇，相有蔺相如的缘故。从孟子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到廉颇、蔺相如的故事，再到京剧的《将相和》，讲究人和的思想可谓深入人心。不仅将相和能使国家兴，我们更有一句俗话，叫做“家和万事兴”，我们甚至把这句话写成对联或者横批贴在我们的门楣上。足见我们人和的重视。的确，在以人治为本的传统社会里，人和确实是最重要的。但问题也正出在这里，以人治为本，恰恰最容易产生窝里斗，几千年的封建史和人类文明史上最为发达的管理智慧正说明了这一点。不过，对于我们今天来讲，重要的不是去评价人治的优劣，而是如何继承传统智慧的优秀成分，把我们的事办得更好，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成功。
立身与成事的根本
见微知著是一个人立身与成事的根本。如果不能见微知著，料事机先，只能被世事推着走，而不能走在世事的前面，推着世事走。这样的人如何能够成功？如何才能做到见微知著，下面的几个例子也许对人有所帮助。
齐桓公上朝与管仲谋划讨伐卫国一事，退朝回到后宫，一个卫国来的妃子见到他，下堂拜了又拜，替卫国国君请罪。齐桓公问她为什么如此，妃子答道：“我看到大王进来，趾高气扬，好像有讨伐一个国家的志向，见到我，大王的面色变了，这说明大王要攻打卫国。”齐桓公听了，十分惊讶。
第二天齐桓公上朝，见到管仲作了个揖，然后请他进来。管仲问道：“君王放弃攻打卫国的打算了吗？”齐桓公问：“仲父，您怎么知道的呢？”管仲说：“君王的拱手礼很恭敬，说话缓慢，见到我好像面有愧色，我于是知道了。”齐桓公听了，很惊讶。
齐桓公和管仲计划征讨莒国，他们的计谋尚未宣布却已在国内传扬开来。齐桓公对此感到十分气愤和奇怪，因而向管仲询问其中的原因，管仲说：“国内一定有智慧高超之人，否则是不可能有人知道我们的谋划的。”齐桓公慨叹道：“哎！在白天侍奉的人中，有一个人向台上观看，大概就是这个人吧！”于是，下令让这些人重来服役侍奉，不让其他人代替。不久，通过观察。管仲说：“一定是这个人了。”就命令引领宾客的侍从前去迎接他（此人名叫东郭垂）进来，按辈份地位的分别站定。管仲说：“您就是传言说要征讨菖国的人吧！”东郭垂答道：“是的。”
齐桓公说：“我并没有说要征讨莒国，您根据什么说要征讨莒国呢？”东郭垂说：“我听说，治理国家的人要善于谋划，服劳役的人善于猜想，我是私自揣测出来的。”管仲说：“我没有说要征讨莒国，您根据什么这样揣测？”东郭垂说：“我听说治理国家的人有三种神色：优游欢悦的，是吉庆快乐之色；凄沧沉静的，是悲丧灾祸之色；奋发激动的，是猛厉征战之色。白天我遥望您站在台上，神色昂奋激动，这是要征战用兵的神色；您说话时，发音如吁而不是吟，所说的应该是莒；您抬起手臂朝所指朝方向，正是莒国所在的方向。我私下盘算，在小诸侯国之中尚未征服的恐怕只有莒国吧？所以说您将要征讨莒国了。”
齐桓公听了他的话，对他十分尊重，就走下台阶来，让他坐下，与他一起谋划国事。
那时的君子听说了这件事，就评论说，一般来讲，耳朵能够听到什么，是因为有声音的缘故；如今没有听到声音而是只凭一个人的表情和手臂的动作就能判断他的意图，这是东郭垂不凭耳朵听声就能有所知啊！桓公和管仲虽然善于谋划，却无法隐瞒。智慧高超的人从无声之中去谛听，在无形之中去视察，东郭垂就具有这种才能。所以齐桓公才尊重他，供给俸禄并以礼相待。
上面的评论说的是从别人的动作口形中就可以推测别人所说的事，我们不妨将其扩大到见微知著的范畴。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见微知著，未雨绸缪；引导并改变事物发展的方向，使之向有利于自己的方面发展，正是取得成功的根本。
古代的人才策略
人才为立国之本，是人人皆知的事情。但如果说人才是立家之本，似乎有人还不习惯。其实，家、国一样，小者为家，大者为国。国是家的自然推延，既然可以靠人才立国，就可以靠人才立家，这就是古人的人才策略，并且在这方面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范例，积累了丰富而又成熟的经验。在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恐怕要数“战国四公子”，即齐国的孟尝君，赵国的平原君，魏国的信陵君和楚国的春申君，而其中孟尝君又最为突出。
孟尝君姓田名文。其父田婴是齐威王的少子，起初为将，后与田忌、孙膑一道参与马陵之战，打败了魏军，使魏将庞涓自刎，俘虏魏国太子申，齐国获得了巨大的胜利。
不久，田婴升任相国，初封于彭城（今江苏徐州市）。公元前322年（齐威王三十五）复封于薛（今山东滕县南），人称薛公，封号为靖郭君。
田婴共有四十多个儿子，田文为田婴的妾所生。田文的生辰为五月初五日，田婴认为不祥，便命令田文之母道：“不要抚养他，以免贻害家人。”田文之母不忍心，私下将他养大成人。后其母通过她的兄弟将儿子介绍给田婴，田婴大怒，斥责其母道：“我令你弃之，你竟将其抚养成人，你怎敢违抗？”其母不敢作声，只在一边流泪哭泣。只见田文神态自若，不慌不忙跪拜于地，磕头认父，并彬彬有礼地询问父亲道：“您不令抚养五月初五日出生之子，究竟为了什么呢？”田婴叹道：“齐国的风俗认为，五月初五生子，其身高会与门楣相齐，男害父、女害母。”田文问道：“人之命运是受于天，还是受于门楣呢？”田婴闻言，无法回答，只好沉默不语。田文又说：“人的命运如果是受于天，您又何必整日忧愁呢？人的命运如果是由门楣来决定，那么加高门户就是，有谁能长到那么高呢？人的身高无法与门楣相齐，不利于父母之说又如何立足？”田婴见田文聪慧，又言之在理，便挥手制止道：“你不要说了罢！”父子遂相认相亲。
田文见家中富甲诸侯，奴仆成群，唯独门下见不到一个贤能之士；认为无益于国，亦无益于家，便心生一计，想劝谏田婴招贤纳客。一天，田文待田婴朝罢归家，故意询问田婴道：“儿子的儿子叫什么？”田婴道：“叫孙子。”田文接着问道：“孙子的孙子叫什么？”田婴道：“叫玄孙。”田文又问道：“玄孙的孙子叫什么？”田婴无法回答，便道：“不知道。”田文乘机劝谏田婴道：“您侍奉国君，担任齐相，已经三代。齐国的疆域至今并没有扩大，您的家财却积累有万金；您的姬妾身穿绸缎，士人却连粗陋的衣服也穿不上；您的奴婢都吃着甘食美味，残剩之食皆为鱼肉，而士人却连粗劣的饭食也吃不饱，如今您还在无休止地积蓄、储藏，不知传至玄孙后，还要传给什么人？我听说‘将门必出将，相门必出相’。您的门下如今看不到一个贤士，不知您聚敛财富又有何用？您的家室富有，而国力正在一天天削弱，我私下为您感到担忧。”
田婴听了他的这一番话，觉得十分有道理，不住地点头表示赞许。自此，田婴愈加看重田文，并让田文主持家政，接纳宾客。田文在薛地，广纳宾客，无论是各国前来的宾客，还是逃亡的难民，田文都好好招待，赐以钱粮，使他们安居乐业。因此，天下士人如水归海，孟尝君曾号称自己门下有“食客三千”，他的门下有各色人等，三教九流无所不有。他对待门客也是视为兄弟，开诚布公，坦诚相待，因此，门客们对他十分忠诚。
一次，孟尝君在自己的封地薛地和门客们一起吃饭。由于门下食客太多，收的租税不敷使用，吃的饭也就不是那么精细。吃饭的时候由于灯光太暗，又有柱子挡着，一个门客见孟尝君吃得挺香，看看自己碗里的饭则粗糙得很；以为孟尝君把好东西留给自己吃，于是发怒道：“我们以为孟尝君是天下最贤能的人，没想到连吃饭都不平等，我们还是走吧！”说着就放下饭碗离席要走。孟尝君把自己的饭碗端过去给他看，原来完全一样。那位门客十分惭愧，就拔剑自杀了。从此，孟尝君的名声更大了，天下贤士也归之如流。孟尝君在与门客谈话了解情况的时候，往往在幕后安排记录人员，每当孟尝君问到门客的家庭情况时，记录人员就记录下来，事后孟尝君就派人给门客的亲属送去很多礼品。由于孟尝君能够招揽人心，门客无论贵贱他都能平等相待，因此，“能倾天下之士”。
孟尝君的名气越来越大，连秦王都感到既羡慕又害怕。一天，秦王同大夫向寿议论起这件事，希望能让孟尝君到秦国来。向寿说：“这并不难，如果您能让自己的子弟到齐国去做抵押，孟尝君是不会不来的。您如果能拜孟尝君做秦国的国相，齐国肯定也会拜您的子弟做丞相，那时候，秦、齐联合，就容易收服诸侯了。”
秦王听了向寿的话，就让自己的弟弟泾阳君去齐国。谁知泾阳君和孟尝君相见恨晚，两人没有几天就成了好朋友。当时孟尝君就要到秦国去，门客多以为秦为虎狼之国，不可轻易陷身，孟尝君不听劝告，决意要去。后来苏秦从外边回来，告诉孟尝君说：“今天早上我从外边回来，听见有土偶人和木偶人在争吵。木偶人对土偶人说：‘天下雨，你就会被浸坍，成为一堆烂泥。’土偶人对木偶人说：‘我本来就是土做成的，回到土里就是回到了老家，可你是木头做成的，一旦下雨，你就会随水漂流，不知漂到哪里去了。’现在秦国是虎狼之国，您却要去，如果回不来，那岂不成了被土偶人笑话的木偶人了吗？”
孟尝君听了，悚然而惊，才未成行。但不久齐宣王死了，他的儿子即位，因新君十分害怕秦国，就不断督促孟尝君，孟尝君终于来到了秦国。就在同时，齐王认为既真心同秦王交好就不必扣留人质了，竟将泾阳君送回了秦国。
孟尝君到了秦国，受到了秦王的隆重欢迎，孟尝君也送一件贵重的银狐皮袍子给秦王作为礼物。秦王准备拜孟尝君为国相，却遭到了一些大臣的反对。樗里疾说：“孟尝君是齐国贵族，当国相后必定替齐国打算；他手下人又多，他声望又高，如果当权，秦国不就很危险了吗？”秦王无奈，想把他送回去，但又担心他了解了很多秦国的情况，对秦国不利；如果杀掉他，又不合适，就把他软禁起来了。
孟尝君与泾阳君交好，就请他想办法。泾阳君为了将来登君位，想结纳各国的势力，也不敢怠慢孟尝君。他找到了秦王最宠爱的妃子燕姬，求她劝秦王放了孟尝君。燕姬自见了孟尝君送给秦王的那件银狐袍子以后，十分眼馋，她要求以银狐袍子作谢礼。袍子只有一件，孟尝君无计可施。他的门客中有一个善学狗吠，亦善穿墙偷盗，于是挺身而出，请求前去完成盗袍使命。他先同库守交好，弄明库中情况，然后挖掘洞穴，准备钻进库中，在挖洞时弄出声音，他就学狗叫掩饰过去，终于盗得了袍子，送给了燕姬。在燕姬的一再催劝下，秦王终于同意了放孟尝君回国。
孟尝君一行人如“漏网之鱼”，逃命般往函谷关跑，深怕秦王改变了主意追来。等到关口时，不过半夜，城门只有鸡叫才打开。恰巧，门客中有一善学鸡叫，他学起鸡叫，引得城内外的鸡都叫起来。守关的官吏以为天明了，就开了关门。门客中还有会挖改文书的，事先变换了文书上的姓名，交上过关文书，一行人出关去。
秦王果然后悔了，立即派兵追向函谷关。追兵到了关口，见关口已开，就查看过关文书。文书中并无孟尝君等人。追兵以为他们尚未到达，就耐心地等起来。等他们弄清了这些情况，孟尝君等人早已出了秦国国界，再也无法追上了。这就是著名的“鸡鸣狗盗”的故事。
孟尝君逃回齐国，齐王非常高兴，拜他为相国。孟尝君一当权，门客也越来越多，实在养不起了，不得不分为三等：一等门客吃饭有鱼肉，出门有车马；二等门客吃饭有鱼肉，但出门无车马；三等门客只吃粗茶淡饭而已。在三等门客中，有一个叫冯谖的人，刚来几天，就敲着剑唱道：“我的长剑啊，回去吧，咱们吃饭没有鱼肉哇！”孟尝君知道了，就升他做二等门客。没过几天，冯谖又敲着长剑唱了起来：“长剑啊，咱们回去吧，出门没有车马哇！”
孟尝君知道了，就把他升做一等门客。这回总以为不再唱了吧，谁知没过几天，总管又向孟尝君报告说：“冯谖又唱了，说是家中老母无人养活。”孟尝君就派人把他的老母安顿好。从这以后，冯谖就不再敲剑唱歌了。
不久，孟尝君要找人去薛地收债，就想起了冯谖。他把冯谖叫来说：“先生会些什么呢？”冯谖知他要收债，就回答说：“只会算算帐。”孟尝君淡淡地说：“那先生就替我去薛地收一下债吧。”冯谖问道：“收债回来买些什么呢？”孟尝君不耐烦地说：“先生看看家里缺什么就买点什么吧！”
孟尝君的三千食客都是靠薛地的租税来养活的。所以当地百姓的负担很重。冯谖到了那里，欠债的百姓都不敢来见，他就买了大量酒肉，真诚招待，把债户们都找了来。他把债券收集上来，查问清楚后，把能够偿还和不能偿还的债券分成两堆，然后对大家说：“孟尝君爱民如子，哪里是想借高利贷给你们，无非是想借此来帮助你们罢了。他这次派我来，就是专门看望大家的。有能力还债的，就慢慢地还；无力偿还的，现在就把债券烧了，永远不用再还了。”说着，就把债券烧掉了。薛地的百姓感动得流泪不已，从此一心一意地拥戴孟尝君。
孟尝君看到冯谖两手空空地回来了，就有些讥讽地问他：“先生替我买来了什么呢？”冯谖不慌不忙地回答说：“您让我看看家里缺什么就买什么，我看家里什么都不缺，只缺少‘义’，我就替您把‘义’买回来了。”接着向孟尝君报告了“市义”的经过，并解释说：“那些能还债的自然会还。那些不能还债的逼死他们也还不了，只会把他们逼跑，那又何必呢？”孟尝君“哼”了一声，没有说话。
孟尝君的名声越来越大，秦王十分气恼，他就派人到处散布谣言说：“天下人只知有孟尝君，不知有齐王，孟尝君不久就要当国君了。”他还利用楚怀王死的事件和楚国联络，造谣说孟尝君一旦即位必先攻打楚国。于是楚国也到处说盂尝君的坏话。齐王很昏庸，听了这些谣言就起了疑心，解除了孟尝君的相国职务。
正所谓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孟尝君得势时，真是门庭若市，现在倒运，那就门可罗雀了。食客走了大半，但冯谖还和他形影不离，替他赶车到薛地去，百姓一听孟尝君来了，都提着食物，带着菜肴酒水夹道欢迎。盂尝君感动地说：“这都是先生买来的情义呀！今天我总算看到了！”
冯谖回答道：“这算不了什么，俗话说得好，‘狡兔三窟’，您现在只有一个安身的地方，还远远不够。请您给我一辆马车，我去魏国走一趟，让魏王重用您。到了那时，您的封地薛地，齐国的都城临淄，魏国的都城大梁都会是您安身的地方。”
冯谖来到大梁，对魏王说：“如今天下有才能的人，不是投奔齐国就是投奔秦国，哪个国家得到的人才多，哪个国家就强大。齐国所以能有今天的样子，还不是全仗着孟尝君礼贤下士，治国有方吗？如今齐王听信了谣言，嫉贤妒能，气量狭小，竟然免了孟尝君的相国之职。您若能趁他怨恨齐王的时候，把他请到魏国来，好好地以礼相待，他若肯为魏国效力，还怕齐国不归附吗？您如果犹豫不决，一旦别的诸侯国起用孟尝君，您可就悔之晚矣。”
魏王正在到处寻找人才，听冯谖这么一说，就愿意去请孟尝君来。于是，他就派遗使者，带了十辆车马，一百斤黄金，用迎接国相的仪式去迎接他。
冯谖一看计谋奏效，抢在魏国使者到来之前回到齐国，对孟尝君说：“魏王已决定任用您做国相，使者不久就会来请您。您可不要接受邀请。我们要做出姿态给齐王看看。”
于是，孟尝君谢绝了魏王的邀请，使者回到魏国复命。魏王不甘心，又派使者携重礼来请，孟尝君再次谢绝。如此反复三次，齐王那里终于沉不住气了。齐王担心的是。孟尝君一旦出任魏国的国相，以他对齐国的了解，帮魏国对付齐国很容易的。于是，齐王立刻恢复孟尝君的相国职务，又多赏了一千户的土地，并马上接他来都城居住。
至此，孟尝君的政治“三窟”已营造完毕，可以高枕无忧了。齐国不要了，可以去魏国，魏国不要了，再不济也可到薛地去独善其身。真是抢着的瓜甜，分着的饭香，魏王这一抢，可就奠定了孟尝君在齐国的稳固的地位。至于孟尝君到底有多大的能力，能为国家出多少力，倒在其次，关键是使齐王看清了孟尝君不是想当国君，否则，他愿去魏国吗？既然齐王消除了这点疑虑，盂尝君在政治旅途上潜在的危险也就没有了。因此，他的官也就越做越稳当，并成为善于使用人才的典型。
孟尝君靠门客立家，收揽了民心，恢复了国相的职位，而且越做越稳，还建立了“国际”声誉。他靠能够学狗叫、穿狗洞和学鸡叫的门客逃出秦国，免于客死异乡，可谓是善于网罗人才和使用人才了。但宋代的大文学家、史学家、政治家王安石却不这样看，他在《读孟尝君传》这篇短文中说：“世人都说孟尝君善于招揽贤能之士，因此士人也多归附于他，最后也是依靠这些士人的智力才从虎狼一般的秦国逃脱。
唉！孟尝君也只是能做鸡鸣狗盗之徒的首领罢了，哪里能称得上善于招揽士人呢？不然的话，拥有齐国这样强大的国家，得到一个真正贤能的人，就可以制服秦国了，哪里还需要鸡鸣狗盗之徒的力量呢？鸡鸣狗盗之徒出入其门，这才是真正的贤士不愿前去的根本原因啊！”王安石不愧是千古名相，他的话鞭辟入里，一针见血，足可翻千古定案。
中国历史上也确实有得一贤士而开建一国的先例。东汉末年的刘备，并不多交滥交，不像孟尝君那样去搜罗鸡鸣狗盗之徒，而是选一大贤之士，“三顾茅庐”，终于赢得了诸葛亮的信赖。诸葛亮确未辜负刘备的一片苦心，未出隆中就已“三分天下”，把天下大局和未来之势分析得透彻见底；既出隆中，又能呕心沥血，一生谨慎，终于帮助刘备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地发展起来，建立了与魏、吴鼎足而立的蜀国，甚至有并吞天下之势。诸葛亮的例子，完全能够证明王安石的观点，也极为有力地说明了人才的重要性。由此看来，怎样依靠人才，依靠什么样的人才，如何立国与立家，是我们应该深思而慎行的问题。
英雄难过美人关
“设想英雄垂暮日，温柔不住住何乡？”
少壮做英雄梦，迟暮归温柔乡，这恐怕是中国侠客的最完美的人生理想。
“英雄梦”与“儿女情”不仅是中国人一直想兼得的东西，也是人类最本原的两大冲动。在这两大基本冲动面前，任何人几乎都不例外，只是“英雄梦”难以实现，于是，许多人便做沉溺于“儿女情”的幻想。
春秋时期，晋献公的宠妾骊姬为使自己亲生儿子奚齐被立为太子，诬陷太子申生企图用毒药毒死国君，并说公子重耳是申生的同谋。结果，申生在自己的封地曲沃自杀，重耳逃出晋国，在外国过着流亡生活。
重耳一行来到齐国，齐桓公热情接待他，并为他娶妻姜氏，送了他80匹马。在此之前，重耳曾在狄国、卫国等地流亡10多年，遇到有礼和无礼的待遇，挨过饿，向乡下人讨过饭，吃了许多苦。来到齐国，受到这样好的招待，重耳迷恋上了安逸的生活，从此，不思进取和回国复位。跟随重耳流亡的大臣们都是晋国的贵族，他们不安于流亡生活，时时都想着回到晋国，恢复往日的地位。他们跟随重耳，是因为他们看到重耳有志向、有抱负、有作为，希望有一天辅佐他登上晋君之位，自己也好得到应有的待遇。如今，他们看到重耳变成这个样子，心里很着急。于是他们在桑园里聚集。商量着怎样使公子重耳离开齐国。
不料，姜氏家中一个养蚕的侍女正在桑树上采桑叶，重耳随从们在树下所说的话全都被她听到了。这个侍女连忙回到家里，将这件事告诉了姜氏。姜氏是一个十分有志向的人，正对重耳意志消沉、不思进取十分担心，她也希望丈夫将来有所作为。为了不走露风声，她把那个侍女杀掉，然后对重耳说：“您是一个有远大志向的人，难道您不想回国了吗？”重耳不知她的意思，以为是在考察他，就急忙表示愿意与姜氏长期厮守。
姜氏说：“您的随从们一天也没忘记回国，刚才他们还聚在一起商议着如何帮您离开齐国呢！”重耳大惊，忙问：“你听谁说的？”
姜氏笑了笑，说：“我听采桑侍女说的。别怕，知道消息的人已经被我杀掉了”。
重耳摇了摇头，说：“没有的事。”姜氏又劝道：“快走吧。男子汉应该有远大志向。留恋妻子，贪图安逸，确实不是有出息的人所为。”重耳还是不肯。
重耳手下有个谋臣，叫子犯，是重耳的舅舅，十分有决断。姜氏就和他商量。二人定计，将重耳灌醉，然后把他抬上车，由众随从护送，乘着夜色，离开了齐国。等到重耳酒醒时，一行人早已出了齐国边境。
三国时期的周瑜在对付诸葛亮时总是以失败而告终，尤其是以美人计来笼络刘备，可谓贻笑千古，还有了“周郎妙计安天下，赔了夫人又折兵”的说法。实际上，周瑜的计策是十分高明的，只是遇上了诸葛亮和刘备这样的特殊对象才告失败罢了。上面提到的春秋五霸之一的晋文公重耳，就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如果没有他的妻子和臣下的强制，也许他到老也不过一介流落他乡的浪子而已。所以，中国人又不无沉痛地总结出了这样一个教训：温柔乡是英雄冢。
不拘一格纳人才
曹操在《短歌行》中说道：“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脯，天下归心。”争取人才，是一个国家在激烈的国际对抗中取胜的重要因素之一。李斯在《谏逐客书》中对秦始皇的劝谏，虽然主要出于对自己功名利禄的关心，倒也确实说出了一些真正的道理。
李斯来到秦国，投到极受太后倚重的丞相吕不韦的门下，很快就以自己的才干得到了吕不韦的器重，当上了小官。官虽不大，但有接近秦王的机会，有此一点，就足够了。处在李斯的位置，既不能以军功而显，亦不能以理政见长。他深深地知道，要想崭露头角，引起秦王的注意，唯一的方法就是上书。他在揣摸了秦王的心理，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后，毅然给秦王上书说：凡是能干成事业的人，全是能够把握机遇的人。
过去秦穆公时代国势很盛，但总是无法统一中国，其原因有二：一是当时周天子势力还强，威望还在，不易推翻；二是当时诸侯国力量还较强大。与秦国相比，差距尚未拉开。不过从秦孝公以后，周天子的力量急剧衰落。各诸侯国战争不断，秦国已经趁机强大起来了。现在国势强盛，大王贤德，扫平六国真是如掸灰尘，现在正是建立帝业、统一天下的绝好时机。大王千万不可错过了。
这些话既符合秦国及各诸侯国的实际情况，又迎合了秦王的心理，所以赢得了秦王的赏识。李斯被提拔为长史。接着，李斯不仅在大政方针上为秦王出谋划策，还在具体方案上提出意见。他劝秦王拿出财物，重贿六国君臣，使他们离心离德，不能合力抗秦，以便秦国各个击破。这一谋略卓有成效。李斯因而被秦王封为客卿。李斯在秦国开始崛起了。
可就在这时。秦国掀起了一场反对外国人的运动，是韩国派间谍帮秦国修渠引起的。韩国是秦国的近邻，秦国若想统一六国，韩国首当其冲，因此韩国感到既着急又害怕，但又无其他办法可想。于是，他们就派一个叫郑国的水利专家来到秦国，对秦王陈述在某地修渠的必要，征得了秦王的同意，开始修渠。
不久，郑国修渠的目的暴露了，原来，郑国是韩国的间谍，修渠的目的并非为了兴修水利，而是为了消耗秦国的人力和财力，以免秦国国力强盛，集中兵力东进。这时，东方各诸侯国也纷纷暗派间谍，以各种方式在秦国活动，尤其以做宾客的为多。
有些间谍也被揭露出来。这样，出身秦国的群臣一方面为秦国考虑，同时也为自己消除官场竞争对手考虑，都坚决主张驱逐外国人。在这种情况下，秦王下了一道“逐客令”，李斯也在被逐之列。
李斯怀着失望而又悲伤的心情离开秦国，在临近边境的时候，他觉得应该最后试一试，否则，一旦出了秦国，就再无返回之日，一生的功名利禄也就付诸东流了。于是，他抱着试探的态度，给秦王上了一道奏章，这就是著名的《谏逐客书》。
李斯说：“我听说官员们在商议驱逐客卿的事，我私下里认为这样做错了。过去秦穆公求士，在西边戎地得了由余；在东边苑地得到了百里奚；在宋国迎来了蹇叔；在晋国得到了丕豹、公孙支。
这五个人，亦不生在秦国，而穆公重用他们，兼并了30多个国家，这才称霸于西戎。秦孝公采用商缺的变法之策，废除了原来的法令制度和风俗习惯，人民因此而殷盛，国家因此而富强，百姓乐意为国家效力，诸侯才重视秦国，归顺听命。接着，秦国又打败楚国和魏国，扩展了千里的土地，直至现在，秦国的统治持久不衰。
秦惠王用张仪连横之计，攻取了洛阳一带的地方，在西边吞并了巴、蜀，在北边收取了上郡，在南边攻取了汉中，还蚕食了九夷的土地，控制了楚国的鄢和郢；往东占据了险峻的虎牢关，获得了肥沃的土地，于是瓦解了六国的合纵，使他们向西侍奉秦国，其功绩迄今不能泯灭。
秦昭王得得了范雎，废除了穰侯，赶走了华阳君，巩固了王室的权力，堵塞了权贵垄断政治的流弊，并逐步地吞并诸侯，使秦国成就了帝业。这四位国君，都是由于任用客卿才取得成功的。因此，客卿们没有什么对不起秦国的。
假使当初这四位国君拒绝客卿，闭门不纳，疏远外来之士而不加任用，就不会有秦国的富强，秦国也不会有强大的威名。
“现在陛下搜罗昆山的美玉，有随侯珠、和氏璧，衣服上饰有耀之如月的宝珠，佩带着太阿之宝剑，乘骑着纤离之马，树着用翠凤之羽毛装饰起来的旗帜，陈列着用灵龟之皮蒙起来的好鼓。
这些宝贵之物，没有一种是秦国产的，而陛下却很喜欢。要是只有秦国所产生的东西才能使用的话，夜光之璧就不能装点朝廷，犀角、象牙所制成的器物，就不能是陛下所喜欢的玩物；郑国、卫国的美女，就不会充满陛下的后宫；北方的良马名驹，就不会填满陛下的马厩；
江南的金锡不会为陛下所用，西蜀的丹青也不会用来作彩饰。如果用以装饰后宫、广充侍妾，爽心快意、悦人耳目的这些东西，都要在秦国生长、产生的然后才可用的话，那么，耳上的玉环、丝织的衣物、锦绣的装饰、就都不会进献到陛下面前，那些闲雅而又艳丽多姿的赵国女子，也不会立于您的身边。
那种敲击瓦器，拍腿弹筝，呜呜呀呀地歌唱，确是秦国的土产的音乐了。如今，陛下却抛弃了秦国的敲击瓦器的音乐，而采用《郑》、《卫》之类悦耳的音乐，这是为什么呢？难道不是外国音乐可以娱乐耳目吗？可是，现在陛下对用人却不是这样，不问是否可用，不管是非曲直，凡是不是秦国人的就要离开，凡是客卿都要被驱逐，这样做，正好说明了陛下所看重的，只是声色方面；而所轻视的，却是大众和士人。这不是能用来驾驭天下、制服诸侯的方法啊！
“我听说，地域广阔的必然物产丰盛，国家广大的必然民众必多，兵力强大的必然士兵骁勇善战。泰山不拒其土壤，所以才能如此高大；黄河、大海不舍弃涓涓细流，所以才能如此博大深邃。为王的人只有不拒众臣百姓，才能建立圣德。所以地域没有周围的界限，民众没有国籍之异。一年四季富裕丰足，鬼神也会来降福。这正是五帝、三王之所以无敌于天下的原因啊！现在陛下却抛弃百姓以帮助敌国，拒绝宾客以壮大诸侯，使天下之士退出秦国而不敢往西，恐惧而不敢入秦，这正是人们所说的‘把粮食送给强盗，把武器借给敌人啊’！
“许多东西并不出产于秦国，但被当做宝物的很多；许多士人并不出生在秦国，但愿意为秦国效忠的人并不少。现在，您要驱逐客卿以帮助敌国，减少本国的人民以使敌国强大，其结果是对内使自己虚弱，对外则与诸侯结下了新的怨仇。如果这样做而又不想使国家陷入危机，怎么可能呢？”
秦始皇看到了李斯的这封信，为之深深打动，就废除了逐客令，恢复了李斯的职务。
正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秦国的发展史，是极其有意味的。可以说，如果没有外国的人才，秦国是不可能发展壮大的。从秦国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善于招致人才、容纳人才、使用人才，才能据有天下，这实在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一条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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