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的天寒，毛主席的《沁园春·雪》曾经写到：“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如此寒冷的冬天让北方人不得不一到冬天就围坐在家里的炕上或者暖炉旁，同朋友或家人一起谈天说地。讲的话多了，谈的内容广了，自然而然也就产生很多搞笑的段子。经过长时间的素材积累也就形成了今天的北方人的这种幽默的个性。
北方由于气候的原因。作物种类有限，所以没有办法像南方人那般有那么多丰富的商品拿出来东奔西走去做买卖。他们守着家中的田地，勤勤恳恳地耕种着，希望凭借着自己的努力和勤劳，能够让一家人衣食无忧就已经是他们最大的满足了。而正是这样的生活环境让北方人的性格中多了一份厚重感。
很多时候，北方人性格中的厚重感让南方人有一种“钝”的感觉，少了一份灵透，但是北方人的幽默又恰巧弥补了这一点。我们不得不感叹，自然创造万物还是很懂得平衡的。它让我们经常可以从北方人的谈吐言语中感受到北方人的聪敏。只是自然环境的影响让南北方人的聪敏向着不同的方向发展了而已。
厚重与幽默是北方人性格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就让我们在下面的文章中细细地品味一下吧。
北京，中国的首都，是一座融入了中国许多年历史的名城，是经历了多少代王朝更替的见证者，是不同民族文化来到这里，不断碰撞后产生的富有特色的文化大都市。而今天的北京人就是这么一类在悠长的历史沉淀的影响下。不同的思想文化的碰撞下而最终形成的一类人。北京是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是中国举足轻重的一个城市，在这座城市里生活着的人的习性仍然不断发生着变化。
要给北京人的性格下一个定义，实在是很不容易的，因为人的性格不是一两句就能说明白的。如果一定要说的话，就只能拣他们性格中最突出的部分来讲了，那也就是题目里所写的：自然随和，矛盾与统一并存。
北京有三千年建城史。先民们的遗迹和前朝留下的城墙、城门楼子，似乎都写着这座城市的资格和丰厚。高大的天安门和宏伟的紫禁城自不待说，那象征穹庐的天坛，象征土地的地坛，那横亘北部的长城，那通向遥远江南的运河，甚至那横贯于城市中心的中轴线以及坐落在中轴线上的前门、箭楼、钟楼、鼓楼，都无不带着一种沉甸甸的历史感。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北方的燕国就将北京设为了一国之都，那时的北京被称之为“蓟”。在金人推翻了大辽的统治后，金也将国家的都城设在了北京，称为“中都”。在成吉思汗及以后几代人的努力下，元朝走进了中国的历史。元蒙统治者试图通过加强北京的政治、经济、文化地位，加固京城的防御性建筑等措施，达到祈稳求安的目的，可是元蒙统治不足一百年就江山易主。1367年，明太祖朱元璋遣大将徐达、常遇春率军25万北伐，改于次年8月2日攻克大都，改大都路为北平府，改大都安贞门为安定门，改健德门为德胜门，并派其第四子燕王朱棣镇守北平。1399年。朱棣发动“靖难之役”，攻占南京，取代了建文帝，改年永乐，改北平为北京，并于1409年迁都北京。北京又恢复了大国之都的地位。1644年，清入主中原后，定都北京，北京再一次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的首都。
中国封建历史上的最后一个朝代是清朝，在它统治中国的那几百年里，他们的旗人文化、宫廷文化对于北京文化的形成是有巨大作用的。旗人喜欢说俏皮话，这些八旗子弟们没事就琢磨怎么能把这话讲得更加的有意思。而那时的北京人也受到旗人的影响，把这种说话的习惯也继承了下来。
在读清朝曹雪芹先生的《红楼梦》的时候，我们就发现里面人物讲的话都很俏皮。比如探春说自己的亲娘赵姨娘：“你就是那八尺高的烛台，照得见别人，看不到自己。”《红楼梦》中有很多这样的话。这类话出现的高频率也说明了清朝人的一种讲话习惯。
除此之外，清朝的八旗怎么说也是皇族之人，皇族之人自然礼教比较繁琐，也比较严格，说话做事自有一套规矩。所以，北京人也受此影响，现在的北京人也多礼，话语中极为丰富的委婉语词，标志着这座城市文化的成熟，是敏于自我意识，富于理性的文化。礼貌的周全，语言的妥帖，形成北京人世故得令人不觉其世故，精明到了天真淳厚的特色。
什么是北京人呢？北京是一个地处北方游牧民族和中原农耕民族交汇点上的文化复合体。历史的变迁、民族的融合，使北京文化成为一个色彩斑斓的集合体，呈现出它的复杂性和特殊性，使北京人成为“混血”人。北京人口成分之复杂有着深远的历史渊源。
实际上，北京这一片土地又岂止仅仅是老北京人自己的北京，自古它作为中国的政治中心，就不得不敞开胸怀，承载南来北往的进京人员。他们中有进京面圣的官员，有来京上任的人员，有进京赶考的考生，有来京谋生的工匠艺人，等等，这些南来北方的在北京定居下来的人，我们都可以说是北京人，即所谓“广义”的北京人。如果我们只将原来的土著居民称之为北京人的话，那么整个北京基本上就没有什么真正的北京人了。而正是这种天南地北的文化在北京这片土地上不断地发生着碰撞与融合才能最终形成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丰富多彩的北京文化。
随着北京的发展和中国的对外开放，使老北京人因受外力冲击而变得不像北京人。那些外来的迁居者一经定居在这座城中又以其对北京文化的高度把握而变得极像“北京人”或已是北京人了。因为土生土长者并不一定能把握一种文化精神或较有深度的文化精神，而那些能对文化形态进行比较的外来者反倒能把握。记得一部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作品《穆斯林的葬礼》，作者霍达写的是生活在北京城的回族人三代命运沉浮的故事。在这本书里，我们可以明显的感觉到，虽然韩家一家人都是回族人，除了他们在宗教上的恪守，他们平时说话的方式、生活的方式，处处都透露出了地地道道的北京人的感觉，完全看不出有什么不一样来。
人口成分的庞杂使北京的文化也显示出融合八方的特色。各地、各民族的人聚集到这里，增添了北京的文化因素。北京自古就是北方游牧民族向中原渗透的入口，北方习俗极浓厚，但自清代开始，江南水乡和江南秀丽的城市风格及家庭文化结构渗透到了北京，乾隆为江南出身的妃子所建的苏州街，就有浓郁的苏州风韵；北京的宗教既有佛教及藏传佛教和道教，又有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宗教文化广泛地渗入市民文化中，北京以其博大的胸襟，为全国各地、各族人民提供了舞台。所以，我们可以说，北京人是矛盾的。因为无数的文化都齐聚到了北京，不同的文化相互发生碰撞，不同于原北京文化的外地文化与北京的本土文化发生着碰撞。这些文化在不断碰撞与取舍中渐渐地归于统一，产生出新的北京文化。北京的文化就是这样一天一个样的不停地翻新着。
北京的“混血”文化使城市更加开放，接受外来影响更快。北京的那些老一辈的知识水平未必很高但是却未必没有教养的市民们，他们待人处世的和蔼，则是全国公认的，无论你对谁打声招呼，向他打听个什么地方，都会得到他们的善意指点。这种市民阶层的普遍和善气氛，并不是各大城市都有的。
“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北京是以其多年作为京师重地所具有的博大的胸襟，让各地文化发挥优势的场所，真正地体现了“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度量。是北京文化吸引了那么多各个地方的人聚在了北京，也是各个地方的人让北京文化变得更加的迷人。
北京人常被人称为“京油子”。北京人的“京油子”的称谓来源是因为北京人的事故。清朝的时候，北京是京城，皇亲国戚，八旗子弟，达官贵人，满城皆是。北京城里的王府、大院到处都有。很多北京人也为了户口走进了王府大院，给这些“大门大户”们做了管家、佣人、伙计。这些人不是有权就是有势的，所以在府里当差的北京人就得格外的小心伺候。因为自己有可能一个不小心就得罪了这些主子们，而枉丢了性命。而这些在王府里打工的人们在王府里虽然是下等人，但是回到了家中，在街坊里面又成了有点身份的人了。“打狗还得看主人”。这些人虽然自己不是什么显贵。但是自己的主子却是有势力的人，所以邻里也不能、也不敢得罪这样的人。这样的环境使得那时候的北京人习惯了看人的脸色、琢磨人的心思、说话也说在别人的心坎上，所以这样的形象在外人看来就是一群非常“油”的人。这都是历史原因造成的。北京人的“油”是那时候的生存需要，而现在，这“京油子”只能在非常亲近的朋友之间调侃的时候用了。
北京人也被外地人评为“侃爷”。为什么呀？北京人能侃。到过北京打过的的人都应该会有很深刻的印象，那就是北京人太能侃了。在北京的出租车上，只要你一上车。司机师傅就能天南地北地跟你大说一通。历史、地理、音乐、影视、明星、艺人等等，没有什么是他们不知道的，也没有什么是他们谈不了的。他们谈得传神，谈得有味。一口地道的京片子，听着十分带劲，不输给那台上说书的。别看你是外地人，北京人从小就见惯了天南地北的外地人，他们跟人一点都不生疏，有一种“自来熟”。有的时候，你在出租车上，听着司机师傅天上地下的来回讲，如果你能在旁边适时地附和他一下，捧捧他的场，那绝对让你心口跟开了小天窗似的，无比的畅快。
北京人对他们自己的语言有一种特殊的陶醉感。一口嘣响溜脆的北京话，一口甜亮脆生的京片子，足以让北京人因而特别钟情于“侃”。“侃”这种行为竟可以是包括以前王公贵族和现在里巷小民在内的北京人一种特有的休闲方式，以至聊天的北京人，就像是提笼架鸟的北京人一样，也成为了北京人的典型姿态、身份证书、易于识辨的特殊标记、资格证书。
在这一点上，中国这一大片土地上，唯有以其方言而自得的四川人的“摆龙门阵”可与之相抗衡。有人批评四川人的语言陶醉是出于他们的“盆地意识”，那么北京人是出于什么意识呢？
语言反映着其所由产生的特定人群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语言对于文化感情的维系，或许比之任何其他因素都可能持久和强韧。北京话是北京文化，北京文化呈现着也在某种程度上规定着北京人的生活与性格。
林语堂说过，在北京的男女老幼说话的声调上，都显而易见的平静与安闲，这证明了北京人文化和生活的舒适与愉快，因为说话的腔调儿，就是全民精神的声音。不错，到过北京的人都能从北京人的说话声中听出确实是有那么一点儿闲逸心境。
北京人的语言陶醉，也就是醉心于“侃”，注重的不是侃的内容，而是怎么去侃、怎么才能把要说的平实的话侃出个新的花样儿来，他们是为侃而侃。相对来说对意义并无很大追求。因而北京话是以简洁、经济为美，正宗的京味倒是常常由冗余成分、剩余信息造成的；所以也造成让很多的外来的人都感到北京人讲话的时候废话不少。你或许可以说废话不废。在美学意义上，在美感效应上，在以语言行为作为艺术活动的条件上。这种废话或许是宗法制下的生活所培养的美感趣味。说者追求“味儿”，从而得到某种陶醉，得到某种艺术上的享受。你或许也可以说，为了说得聪明、俏皮，为了表达某种满足感、内心欢悦，北京人牺牲一点儿语言的效用，牺牲一点儿信息、道理，却是表现了他们天性中的慷慨与大度。
北京人喜欢侃，因为他见得多，他有话题可以说，而且还不带重样的。但是北京人尤其喜欢跟你侃政治。他们侃起来感觉各个都是政治家，都有自己对政治的一套深刻的见解，这是在其他的外地人身上所看不到的。这一点都不奇怪，因为北京作为中国的首都，它就已经标上了政治中心的标签了，而政治就已经成为北京人社会生活中的一部分了。
自古以来北京的政治中心地位，北京人的政治意识似乎超常发达，普通的事件有时看起来与政治无缘，但最终的发展必然又和政治有关。比如开一次运动会，应当说是一种群众性的竞技集会，但在北京，它很可能首先是一次政治事件，并被赋予很多政治意义，基于此，我们才用了这样一个并不准确的概念。
北京人可能是中国人中最崇拜政治的一群了。老舍曾揭示北京的普通市民多是大大小小的“官迷”。即使在经历了建国50多年的风风雨雨，在经历了改革开放中利益观念的转变之后，北京人仍然有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和澎湃的激情。在全国总工会的某次调查中，有将近50%的北京工人表面要“积极参加一切政治活动”，而对政治“反感”和“厌恶”的，只有1.7%。这种政治热情是无与伦比的，古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人是政治动物。这句话似乎就是对北京人说的。
生活在天子脚下的北京人对国家大事的了解的确远比外地人多。许多国家大事就发生在他们身边，无论皇恩浩荡还是龙颜大怒，他们都得承受。他们既要对天子公卿三叩九拜，尽臣民之礼，又可以从中了解到一些军国大事。国家大事见得多了，听得多了，就不由自主地要关心一下。
北京一直是风云际会之地，忧患凝聚之所。北京人置身于这样一种政治文化背景中，忧患意识和责任感自然会增强，近百年来发生在北京的重大历史事件，尤其是在清末民初的社会大变革中，北京人关心国事的文化传统表现得更为突出。
清政府末期，义和团运动传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驱逐鞑虏，还我中华”的口号响彻了整个中华大地。当时的清政府为了安抚义和团，不激化两者间的矛盾，也为了抑制八国联军对政府的威胁，所以对义和团进行招安，并大肆提倡大家参与其中。于是，北京人民在听到这一消息的时候，一是出于民族的血性，一是出于参与政治的思想，于是大家都积极的响应起来。但是，谁知道清政府“反咬”，捕杀了多少京津地区的血性男儿，不少京津人死在了政治需求下。正是这件事，让北京人的政治参与意识曾经出现了一度的低迷。
但是。生活在北京城的北京人，整天都浸染在政治这个大缸里，怎么可能完全放弃对政治的共心呢？那样的低迷只是一时的。
1919年5月4日，以徐世昌为首的北京政府派代表参加“巴黎会议”。并准备在丧权辱国的、让中国人民抬不起头来做人的《二十一条》上签字。消息一经传出，立即引起了举国愤慨。这座学术与政治并重的城市有着一群来自全国的热血青年，他们示威游行，要求政府取消《二十一条》。在爱国热情如此高涨的城市，北京人怎么放得下他们那颗想要参与政治的心。这一事件再一次燃起了北京人民内心里关心国家政治的那把火。当学生为了维护国家的尊严、民族的尊严而被逮捕、打压的时候，北京各界再也忍不住了。北京工人和各界群众对北京政府镇压爱国学生和媚日卖国的行径极其愤慨，以实际行动支持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11日，北京劳动界数万人举行集会，并派代表向北京政府请愿。这次事件终于以人民的胜利而告终。
五四运动以后，北京人对国事的关心逐渐形成这样一种格局。即由爱国学生首倡，进而取得北京工人、市民及各界群众的支持，从而对国事、时政和时局产生巨大影响。
即使是在那内忧外患层出不穷的年代，由于全国上下的民族热情、爱国意识一直在北京这块土地上放映着，所以，北京人对政治自然有一种摆脱不了的情节。在那样的时局下，北平人民的抗日爱国行动一直没有停止，即使是北平沦陷之后，北平人民也仍在通过各种方式，同日本帝国主义作殊死的斗争。北平人民这种抗敌御辱的爱国主义精神，与今天的北京人关心国事的文化传统。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
幽默是一种文化素养，是人的才能对自我进行鞭挞的一种方式。一个民族或者个人，只要其才能与理智发展到足以剖析自己、痛斥自己时，幽默之花就如同清晨的玫瑰悄然绽开。
幽默也可以看作是人的心理状态，其外在的物化形式就形成为一种乐观的、积极向上的性格。很多外国人觉得中国人没有什么幽默细胞，不懂得幽默，其实不然。中国人也是有幽默感的，只不过这种中国式的幽默感外国人难以理解罢了。
北京人也有北京式的幽默。在中国人里，似乎北京人是最幽默的了，他们的性格中具有热情爽朗的特征，同时又处在优越的都市居民的地位，自然便形成高傲自大的习惯。他们非常自信，不但不掩饰自己的缺点，反而夸张地说出来，给人一种幽默的感觉。比如一个秃顶的人会说：“别看我没头发，却很有学者的风度！”矮个子的人则会说：“身材矮怎么啦，做衣服才省布料呢！”“天塌下来有大个子顶着，有什么不好？”“矮个子多出伟人。拿破仑不就是小个子吗？”如果没有汽车，他会说：“骑自行车才锻炼身体呢！”只是因为中国人不太区分幽默和现实的区别，所以往往把这种幽默和“阿Q精神”联系在一起，加以嘲讽。北京人的幽默更多地表现在无意识的日常生活之中，在他们闲侃的过程中，时常迸发出幽默的火花。
北京人的幽默我们在电视上时常都能看得到。从《编辑部的故事》、《我爱我家》、《欢乐家庭》到《闲人马大姐》，再到近些年的《家有儿女》，这每一部家庭情景喜剧基本上都是源自于对北京人的幽默的一个总结。北京人与生俱来的幽默感让他们在看待事情的时候多了一份宽厚，在遇到麻烦时多了一份潇洒。在对待生活的时候也多了一份自然。
由此可见，幽默就是生命中的一种财富，而北京人正是因为具备这种幽默的性格，并将幽默运用到生活中去，才塑造了今天别具一格、无可替代的北京人，这也成为了北京文化中的一种财富。
很多人到北京多住一阵子都能感受到北京人之间那浓浓的“人情味”，他们世世代代都遵循着中国传统观念中“礼之用，和为贵”和“中庸之道”的准则，以保持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
在老北京的四合院中，相互没有血亲关系的几个家庭生活在同一个空间，彼此之间相互关照，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形成一种非常友善和睦的像亲人一般的感情。这种感情世代相传，再逐渐地在大家的心中积淀下来，形成一种稳固的文化特征。直到现在，虽然北京的高楼大厦取代了古老的四合院，但是这种文化特征却一直延续了下来，并增添了许多新的内容。
在现代北京人的日常生活中，邻里之间仍然维持着良好的人际关系，人与人之间相互尊重，相互谦让，处处为对方着想。北京人中你我界限极不分明，在集体活动中很少能见到大家平均摊钱买东西或自食自用的情况。在他们看来，如果彼此之间利益划分太清楚，尤其是斤斤计较。那简直就是小气和自私。在他们看来更重要的是，不能因为计较个人的利益得失而破坏邻里、朋友之间的那种似亲似友的和谐。一旦有人破坏了这种人们心目中的完美形象，那就会看作是在跟他“见外”。或者“不怎么样”，是不懂友情不会做人的表现。
我们可以看出，北京人的生活是很遵循一种自然的规律的，有缘大家能聚到一起，那么大家就是朋友，是亲人，是可以在危难之时挺身而出的人。即便他们碰见了生人，但是只要聊上两句也能跟你如同亲人一般。
铿锵“铜豌豆”关汉卿
元朝初期。元世祖采取了许多促进生产发展的措施，使社会经济出现了繁荣的景象。但是，最大的受益处者是那些蒙古的王公贵族和地主官僚，而处于社会底层的平民百姓在残酷的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下，依然过着悲惨的日子。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诞生了一个伟大的杂剧作象、戏曲作家关汉卿，他在中国戏曲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被后人列为“元曲四大家”之首。
关汉卿。名不详，号已斋，又号一斋，大都（今北京市）人。关于他的籍贯，还有祁州、解州等多种不同的说法。
关汉卿一方面主张“人生贯适意”，主张及时享乐，“到头这一身。难逃那一日，受用了一朝，一朝便宜”，同时又表现出对社会的强烈关怀，对于社会中弱小的受压迫者的同情和赞颂，这和许多具有官员身份的文人出于政治责任感所表现出的同情人民的态度有很大不同，在这里很少有理念的成分。而更多地包含着个人在社会中的切身感受，和发自内心深处的真实情感。
关汉卿的性格特征，表现在杂剧内容中强烈的现实性和弥漫着昂扬的战斗精神。关汉卿生活的时代。统治黑暗腐败，社会动荡不安，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十分突出，人民群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的剧作深刻地再现了社会现实，充满着浓郁的时代气息。既有皇亲国戚、豪权势要葛彪、鲁斋郎的凶横残暴，“动不动挑人眼，剔人骨，剥人皮”的血淋淋现实，又有童养媳窦娥、婢女燕燕的悲剧遭遇。反映生活面十分广阔：既有对官场黑暗的无情揭露，又热情讴歌了人良的反抗斗争。慷慨悲歌，乐观奋争，构成关汉卿剧作的基调。关汉卿描写了主人公们的悲惨遭遇，刻面了他们正直、善良、聪明、机智的性格。同时又赞美了他们强烈的反抗意志，歌颂了他们敢于向黑暗势力展开搏斗、至死不屈的英勇行为。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代，奏出了鼓舞人民斗争的主旋律，确实难能可贵。
由于不满黑暗社会的压抑与摧残，关汉卿长期“混进”在勾栏妓院。在玩世不恭的背面，隐藏着冷峻悲凉的内心世界和热烈乐观的战斗精神。
关汉卿写作勤奋。一生共著杂剧67部。今存18部。其中“旦本”戏占12个。从内容看。这些剧作可分为三类：社会公案剧、爱情婚姻剧和历史故事剧。他那贴切现实、充满血肉之感的笔触，诉说着社会民众的困苦与无奈：他将自己满腔的悲悯的情怀都倾注在了笔下一个个鲜活的作品人物中。关汉卿是元代伟大的戏曲作家，在中国戏曲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的《窦娥》为元代杂剧杰出的代表作。
在元代杂剧四大家中。关汉卿为四人之首，艺术成就和历史地位很高。关汉卿多与当时大都一带的著名杂剧、散曲家及艺人来往，商酌文辞，评改作品，有时候还会亲自登台演出，在创作之余，过着“射践排场、面敷粉墨”的生活。
关汉卿钟爱戏曲曲艺术，把毕生的精力都用在这一事业上。随着年龄的增长和许多严酷现实的磨炼，关汉卿对当时的黑暗社会有了清醒而深刻的认识。他把自己所看到或听到的民间悲惨遭遇，编写成杂剧。猛烈地抨击了官府的黑暗统治和社会不公平现象。
《窦娥冤》是关汉卿公案剧中的代表作。作品中人物刻画精湛细腻，戏剧冲突扣人心弦，反抗精神强烈鲜明。窦娥不向黑暗势力低头，坚贞不屈的顽强斗志，代表了当时人民的精神面貌，反映了在封建统治下，无数含冤受苦的百姓伸冤报仇的强烈愿望。
关汉卿的杂剧创作丰富了中国古代文学的宝库。他的杂剧以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完美统一。得到了国内外广大人良的喜爱和推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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