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人的身体特征十分明显。他们通常都是小个子，纤弱的身体，尖尖的脸颊，柔和的嗓音等等。南方人跟北方人站在一起明显地感觉到南方人小了一个型号，不如北方人壮实，嗓门也不如北方人高亢。但是南方人的小巧也成就了南方人的敏捷。这种敏捷不仅仅只是身形上的敏捷，当然还有思维上的。
南方的天气相对北方要暖和得多，即便到了严冬也不至于天寒地冻累起几尺的积雪，人们可以很随意地到处走动，不会让冬季的严寒限制了自己的自由。正因为气候相对温暖，所以南方的作物种类也更加多，这为南方人提供了更多从商的机会。他们可以带着丰富的物产上中国的大江南北去做买卖。为了能跟不同类型的人都打好交道，南方人不得不将脑子动起来，让自己变得更加机灵。不断地改进自己的生意之法，让自己能够财源广进、客似云来。
南方的好天气也让南方的景色不像北方那般单一，到处都是花红柳绿宴浮桥、青山绿水共为邻的景象。如此这般好的山水也叫南人变得更加的诗情画意，时不时就举家出门踏个春，吟诗作对来赞美一下故乡的美景，赞叹一下自然的杰作，品尝一下人生中的闲逸。
南方人引以为傲的那股子机灵劲儿让北方人感受到了一种“狡”有余，实不足的感觉。北方人觉得南方人爱耍小聪明，不够实在。但是南方人心中对自然的那种亲近感似乎又让人感觉到了从他们身体里由内而外所散发出来的那种自然、淳朴、清新的感觉，顿时又让北方人对他们的印象更好了几分，多了几分亲近。
机灵、闲逸是南方人性格中的精髓，南方人的其他性格无不都是从这两方面延伸出采的，在下面的文章中，就让我们一起慢慢发掘一下南方人性格特色吧。
江浙系古代吴越旧地，吴越地处宽广的长江三角洲，西起皖南，东濒大海，北抵江准。南达宁绍地区。吴越先民生活的地理环境十分复杂。既有丘陵，又滨大海。吴越地处江南，气候湿润，湖泊、河川、水道密布，土壤肥沃，自然风光秀丽。吴越民族世世代代生于此长于此。受自然环境所感召潜移默化，形成了吴越人独特的个性气质。
经过千年的历史和文化积淀。吴越文化越来越表现出其独特的魅力。吴越文化是一种开放性文化，在这种文化精神的熏陶下，江浙人机智敏捷，富于冒险精神，崇文轻武，重商轻农，重实业重教育。在文化形态上看，吴越文化是一种智业文化。它不同于北方的传统文化。北方人学而优则仕。浙江人则学而优则商。他们从抓教育入手，或成为名满天下的大学者、大科学家、大教育家，或成为富甲一方的大实业家、大资本家。在这种环境的扭转中。浙江人个个头脑是活，长于思考，精明强干。他们崇拜的是智慧灵气。
浙江省地处江南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原为古吴越之地。这是两个在春秋战国时期曾经北上争霸中原而赫赫有名的南方蛮夷之国。吴越的传统分界，为今天的嘉兴西南一带。据历史记载。吴越两国同文同种，习俗相同。历史上很早的时候，两国人民就相互来往，并且因为各种原因而争战不断。虽然后来吴国为越国所灭，而越国则为楚国所灭，但在此地生长起来的吴越文化，对于浙江来说，尤其是历史上的越文化，对于后来历史过程中浙江独特民俗文化的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
浙江人因为深受吴越地区历史的浸润，并在先秦以前就已经形成自己与中原地区差异性极其鲜明的生产形态和文化形态。后来，由于中原地区移民在不同时期大量进入江南地区，包括浙江地区，使此地的民俗文化也深受中原地区上层文化的影响，并逐渐地融入到中原主导的主流文化之中。在南宋之后，甚至成为引导整个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最主要的区域之一，在政治、经济和文化诸方面，都对中华民族的文化，包括民俗文化作出过巨大的贡献。
这种渐进式地融入中华民族主流文化的方式。减少了因文化剧变而可能带来的动荡和不安，并使本土生长起来的文化的一些特色因与生产、生活传统因袭和地理环境的因素得以保存，这实际上也是至今人们还认为浙江民俗具有地方特色和自己的个性和生命力之所在。
人与自然密不可分，人是大自然中的一员，自然的规律与人的生理、心理乃至伦理都有某种相契合之处。吴越的秀美山水决定了吴越出不了一统天下、吒咤风云的帝王，江浙人没有齐鲁人那样胸怀开阔、直率而自信，坚强中带几分粗犷豪放的气质，勇敢而又剽悍，江浙人心地宛曲，柔弱而时见果决，怯懦而时露轻狂，虽不乏轻锐之气，却难见粗犷气质。
吴、越两族。虽然同属于百越族，有许多共同之处，但追溯其历史，两者还是存在着较大差异的。
关于越文化的由来和形成，在正史上曾盛行“越为夏后”的说法。《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中记载：“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于会稽，以奉守禹之祀。”《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更明确地认为所封庶子名叫无余，“乃封其庶子于越，号日无余”。《史记·夏本纪》中说是因为“帝禹东巡狩，至会稽而崩”，后葬于会稽，因而需要后人“奉守禹之祀”。《越绝书·外传记地记》中也记载：“昔者，越之先君无余，乃禹之世，别封于越，以守禹冢。”自“无余初封大越”后，“干有余岁而至勾践”。
“越为夏后”说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与中华民族一元说相符，从民族情感上仍然博得许多人的赞同，但在历史上也一直受到质疑。但仅从中原民族并无“断发纹身”等习俗，也可知越族绝非由中原逃迁而来，否则。迁徙之后原有文化决不会消失殆尽而改头换面重新学习新的文化和说起“鸟语”来。事实上，从各方面的情况来看，越文化是在东南地区发源的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到良渚文化这一百越族文化基础上形成的一支具有百越个性又具有地方文化个性的文化。
从“越”字的来历来看，无疑是越人的创造发明。在越国的铜器铭文上，基本上都称“戊”，“越”是汉以后的同音假借字，不是本字。“戊”在周朝铭文中经常出现，一般认为是指一种兵器，即后来的“钺”。兵器的“钺”与越国的“越”相同。
从浙江地区新石器时期文化发展的序列来看，越国的形成和崛起也是本土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浙江地区的先民经过数千年的辛勤劳作，到了距今约4000年的良渚文化时期，生产力已相当发达，出现了社会等级阶层和社会分工，可能已经出现了军事专制“国家”。根据考古界的界定，良渚文化的下限年代为公元前2040年或公元前2000年，与夏代少康即位的历史纪年公元前2015年差距不大，少康封其庶子为越君当在公元前2015年之后，说明当时的越国是建立在良渚文化的基础之上的。
吴又称勾吴、攻吴等。关于吴文化的渊源，在历史上有一个占绝对地位的说法，即司马迁在《史记·吴太伯世家》中所记载的：“吴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历之兄也。季历贤而有圣子昌。太王欲立季历以及昌，于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纹身断发，示不可用，以避季历。季历果立，是为王季，而昌为文王。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勾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干余家，立为吴太伯。”今无锡尚存吴太伯墓。
事实上从考古发现的材料来看，也许在历史上确实存“太伯奔吴”的事件，但主体的吴文化应该是在吴地的新石器时期文化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
大约与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在时间上相比稍后的宁镇地区的北阴阳营文化，广泛分布于环太湖流域西北地区，其文化形态与河姆渡文化和马家浜文化有着一定的差异。
勾吴在创始之初便受中原文化的影响。至少在贵族上层拥有中原文化的特征。只是在语言、习俗等方面贵族文化未占主流地位。太伯、仲雍为了自己的生存发展，甚至采用荆蛮之俗，“断发纹身”以示与中原文化的诀别。
这种融合还表现在吴人对周文化的学习和吸收上。吴王寿梦就非常喜欢周朝礼乐，其第四子季札赴鲁观乐并对周乐所做的评论，曾令世人震惊不已，表明勾吴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交流和影响已非常的直接。
吴国的强大是在不断蚕食和吞吐周边侯国的征战中完成的，因此，从统治者本身的目的看是为了国家的安宁而称霸，而从客观目的看，则加速了与周边文化的交流，尤其是与中原侯国的联盟，使中原文化极大地渗透到勾吴文化之中，最终融入汉民族文化。
不管吴国形成的历史如何，在后期与诸侯国的不断征战中，都在不同程度上学习吸收了中原和其他地区的文化，并加速了文化融合，尤其是加速了中原文化向四周扩散的进程。
正因为吴、越两国同属百越族的后裔，在历史上又多次交战和相互吞并，同时两国土地接壤，所以在文化、习俗上有许多相同的元素。因此，我们称吴和越文化时，既可以单称，也可以合称。历史典籍中常说的吴越“同音共律”、“同俗共气”、“同俗拜土”和言语相通就是文化相同的明证。
吴、越人同是百越族的后裔，具有某些基本相同的文化共性。如种植水稻、干栏式建筑（在木或竹柱底架上建筑的高出地面的房屋）、“鸟语”等等，这是两地文化交融得以实现的先决条件。
吴、越两国接壤，气候、物产及各方面自然条件基本相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生产方式、生活习惯乃至思维方式都有相通之处，便于民众之间的交流和沟通，这是两地文化交流得以实现的客观基础。
长期的战争，虽然吴越两地的民众饱受战事之苦，但同时也促使了两地文化在更深层次上的融合。至秦汉时期的著作中，两地的文化及民俗已经基本融为一体了，“吴与越同音共律，上合星宿，下共一理”，“习俗同，言语通”。
吴越地区自然花卉四时常开，溢彩流光，芳香四溢，吴越民族性格变得活泼，头脑机灵敏捷。色彩斑斓的自然环境，可供感官享受的景色变幻无穷，永远是新鲜、迷人的，养成人们感觉细腻，情感丰富，热爱自然，追求自由的性格。吴越民性好乐，文人酷爱自然，吴越文化的重乐特征。正是自然界留在民族精神中的印记。
东周时期，吴越铜剑逐渐与中原列国铜剑相融和，形成古铜剑中的中原系统。百越之剑中最常见的是扁茎铜短茎。早期扁茎短剑的剑身呈柳叶形，扁茎、斜肩，茎部一般有穿孔，或无穿孔而有凹缺。装柄方式是在茎部夹装木条，通过穿孔钉固。或以茎侧之凹缚绳系紧。《汉书·地理志》记载吴越之民喜用剑，轻死易发，这是越文化尚武传统的体现。东汉袁康《越绝书》中记载：“姑中山者，越铜官之山也，越人谓之‘铜姑渎’。六山者，勾践铸铜。”说明当时在越国铜的冶炼有专门的场所。会稽有丰富的矿藏资源，《越绝书》卷11中也记载：“赤堇之山破而出锡，若耶之溪涸而出铜。”而越国的铜剑在春秋时期十分有名，达到了较高的工艺水准。董楚平先生指出东汉的吴郡与会稽都，是全国铜镜的著名产地，质量居全国前列。而剑是凶器，镜是美容器具，冶金业的代表性产品由剑变为镜，从一个侧面反映吴越文化的特点已由尚武变为崇文。
苏州的园林和西湖无疑是美丽的，而且其文化资源非常丰富，历史也非常悠久。在这样文化背景下，游西湖、逛园林就成为江浙人一种特有的风俗习惯，其源远流长，在明代以前就很流行。人们爱游西湖、逛园子，是因为爱西湖和私家园林的美，没有湖色和意境之美，就不可能出现游湖、逛园的民俗。
西湖美景之所以能够诱惑人，是因为它一年四季都是游览的好去处，在那里可以看到夏天的荷花、秋天的月亮、冬天的雪景。而苏州的园林之所以能够迷倒众生是因为走在园林里三步一景、五步一观，一个地方一个新的感受，齐聚了中国文人雅士们的心血和对文化对历史的理解，也述说了整个地区人民的温柔情怀。
江浙人喜欢喝茶，有专门供人喝茶的地方，如茶楼、茶坊等，而且还有“专供茶事之人”，在杭州就叫做“茶博士”。有史书记载说：“杭州先年有酒馆而无茶坊，然富家集会，犹有专供茶事之人，谓之茶博士。”而且这种茶坊到了嘉靖年间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嘉靖二十六年三月，有李氏者，忽开茶坊，饮客云集，获利甚厚，远近仿之，旬日之间，开茶坊者五十余所，然特以茶为名耳，沉湎酣歌，无殊酒馆也。”
江浙是一个盛产茶的地方，碧螺春、龙井等这些名茶都产于江浙之地。正是因为这种地理产物的影响，所以使得江浙人养成了好饮茶的习惯。而江浙的人文气息，那种与自然与天然的融合，一杯清幽的茶香，搭配着江南的青山绿水好不宜人。
孔子说：“仁者乐山，智者乐水”。道出了两种智慧类型，仁者的智慧如同崇山峻岭一样厚重不移，而智者的智慧却如河流溪水一般变动不居。由此反推，河流湖泊众多的地方是造就智者的地理环境，而崇山峻岭及平原大漠是造就仁者的地理环境，仁者多倾向于搞政治，智者多倾向于搞文化艺术。
江浙山水之美丽，饮食条件之优越，为学士提供了憩息、潜心学问的最佳场所，也有利于古代儒生日夜诵咏、博闻强记，欧阳修对江浙的山水风光和饮食条件作过形象描述：“东南地秀绝，山水澄清光”。“南方精饮食，菌笋鄙羔羊，饭以玉粒粳，调之甘露浆”。
草圣张旭
张旭字伯高，吴（今江苏苏州附近）人，唐代著名书法家。张旭官至金吾长史，因此人们也称他“张长史”。他为人洒脱不羁，豁达大度，卓尔不群，才华横溢，学识渊博。与李白、贺知章相友善，杜甫将他三人列入“饮中八仙”。张旭是一位极有个性的草书大家，据说他每次饮酒后就写草书，写时号呼狂走。素笔挥洒，书法变化无穷，若有种助。时人号为“张颠”。
他有时甚至把头浸在墨汁里。用头发书写。他的“发书”飘逸奇妙，异趣横生，连他自己酒醒之后也大为惊奇。后来怀素继承和发展了他的笔法。也以草书得名。并称“颠张酵素”。唐文宗曾下诏，以吴道子的绘画、裴曼的剑舞、张旭的草书为“三绝”。张旭又擅长诗歌，与贺知章、张若虚、包融号称“吴中四士”。
张旭的书法，得之于“二王”而又能独创新意。他的楷书端正严谨，规矩至极，黄庭坚誊之为“唐人正书无能出其右者”。他的草书成就最高。若说他的楷书是继承多于创造，那么他的草书则是书法上了不起的创新与发展。他效法张芝草书。创造出潇洒磊落、变莫的狂草来，其状惊世骇俗。他把书法艺术升华到用抽象的点线去表现书法象思想情感的艺术境界。他的字怪而不怪，点画用笔完全符合传统规矩。可以说，他是用传统技法表现自己的个性，成了有创造力的、无愧于时代的书法家。其书法博大清新、纵逸豪放之处，远远超过了前代书法家，具有强烈的盛唐气象。他的传世书迹有楷书《郎官石柱记》、草书《肚痛帖》、《古诗四帖》等。
当时人们只要得到他的片纸只字，都视若珍品。世袭珍藏。据说张旭有个邻居。家境贫困，听说张旭性情慷慨，就写信给张旭。希望得到他的资助。张旭非常同情邻人。便在信中说道您只要说这信是张旭写的，要价可上百金。邻人将信将疑，照着他的话上街售卖，果然不到半日就被抢购一空。邻人高兴地回到家，向张旭致以万分的感谢。可见当时人们对张旭的书法的高度认可。
张旭死后，大家都很怀念他。杜甫入蜀后，见张旭的遗墨，万分伤感，写了一首《殿中杨监见示张旭草书图》。诗中日：“斯人已云亡，草圣秘难得。及兹烦见示。满目一凄恻。”高适在《醉后赠张旭》一诗中说：“兴来书自圣，醉后语犹颠。”李颀在《赠张旭》一诗中说：“露顶据胡床，长叫三五声。兴来酒素壁，挥笔如流星。”可见大家对张旭的敬爱之深。
张旭是一位纯粹的艺术家，他把满腔情感倾注在点画之间。旁若无人，如醉如痴，如癫如狂。唐韩愈《选高闲上人序》中赞之“喜怒、窘穷、忧悲、愉快、怨恨、思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观于物，见山水崖谷、鸟兽虫鱼、草木之花实、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一一寓于书，故旭之书。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终其身而名后世。”这是一位真正的艺术家对艺术的执著的真实写照。难怪后人论及唐人书法，对欧、虞、褚、颜、柳、素等均有褒贬。唯对张旭无不赞叹不已，这是艺术史上绝无仅有的。
陆游绝唱
在南宋文坛上，陆游的诗与辛弃疾的词一样，取得了最高成就。陆游的诗歌以其卓越的思想艺术成就，把我国文学史上的爱国主义传统发扬光大。在同时代和后代诗人中都有极高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
陆游（1125年一1210年），字务观，号放翁，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南宋出色的爱国诗人、词人。他出身于一个有文化传统的世宦之家，幼年时逢金军南侵，他随家人长期逃难，“儿时万里避胡兵”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陆游为官后一直力主北伐。
宋孝宗刚即位之时，决心改变屈辱求和的政策，想做一番恢复中原的事业。于是，他任用一名很有名望的老将张浚做枢密使。
张浚请朝廷发布诏书出兵北伐。号召中原人民奋起抗战，配合宋军收复失地。当时陆游在枢密院做官。张浚就派陆游起草这份诏书。
陆游热情支持北伐，可是担任统帅的张浚缺少指挥才能。宋军出兵没有多久，就在符离（今安徽宿县北）被金军打败，全线溃退。
北伐失败后，那些一贯主张求和的大臣又在宋孝宗面前说风凉话。并对张浚大肆攻击。还说张浚用兵是陆游怂恿的。不久，张浚被排挤出朝廷，陆游也罢官回到山阴老家了。
宋孝宗面对金军的威胁。抗金的决心动摇了。第二年。又跟金国订立了屈辱的和约。从那以后。再也不提北伐的事了。
过了将进10年，负责川陕一带军事的将领王炎听到陆游的名声，请他到汉中做幕僚。汉中接近抗金的前线。陆游认为到那里去，也许有机会参加抗金战斗。为收复失地贡献一份力量，便很高兴地接受了这个任命。
不久，王炎被调走。陆游也被调到成都，在安抚使范成大部下当参议官。范成大与陆游是老朋友，虽说是上下级关系，却并不讲究官场礼节。陆游的抗金志愿得不到实现。心里非常郁闷。便常常喝酒写诗来抒发自己的思想感情。一些官场上的人看不惯他，说他不讲礼法。思想颓废。陆游听了。就索性给自己起了个别号，叫“放翁”。后来人们就称他为陆放翁。
这样一过又是二三十年。陆游长期过着闲居的生活，他把满腔的热情寄托在自己的诗歌创作上。他一生辛勤创作。一共写下了9000多首诗。他的创作。在我国历代诗人中是最丰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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