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虽然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号为城市的地方，但上海历史无非才一百多年，有三分之一是宁波一带的移民。话说最早的上海人居然是从河南来的。所以上海是本无历史可言的。所以，单一的上海是历史的荒漠，更是文化的沙漠。
自十九世纪中末开埠以来，上海商贾云集，经济、贸易得以迅速发展。至二十世纪上半叶，上海已是东方的纽约。
雅典，地中海一座港口城市。它在千余年前进行的政治、文学、戏剧、雕塑、化学、物理诸方面的探索，是当今世界生活的原始的版本之一。它的经济繁荣。也独步200年，那里“活跃着最有胆识的人，拥有新老世界之j可和欧亚大陆之间互通贸易得来的财富，自由人有充分发挥个人才能的机会。”
上海，太平洋一座港口城市。据称“富甲江南——舳舻连接，灵樯千艘；货殖山积，雷辎万乘；异人辐辏，域开不夜。”
上海人是中国人中极富特性的一群人，上海人有着精明的商业头脑，大至纵横世界经济舞台，小至生活消费，衣食住行玩，上海人都是精明到了家的，这是上海人不算久远的商业传统所致。
上海的迅速发展，吸引了世界各地、中国各地的人。20世纪30年代，上海就汇集了世界50多个国家的居民和中国几乎所有省、市县镇的移民，这造就了上海人特有的性格。上海是中西文化磨合、冲突、融合的边缘地带。像海滩一样，在经受各种不同的文化浪潮冲刷涤荡的同时，又留下了各种的螺贝珠砾，形成了与中国传统文化及中国各地域文化迥异的特色。
上海，有着昔日的荣傲。上海人，因有着昔日的荣傲而荣做至今，并独成体系。事实上，上海是个著名的移民城市，它和内陆城市很不相同，这里很少有居住百年以上的世家大族，土生土长的上海本地人也极为有限。全国各地的人来到这里谋生存、求发展。文化历史的沉重负担较少。因而也有利于竞争机制的发展。自开埠以后，各地人民抱着各自的理想和目的相继踏上这片土地；后来，外国人也“移”了进来，有一些就此扎根。五方杂处，华洋杂居，对于文化的交流沟通、社会的繁荣、工商的兴盛，显然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上海的文化是一种都市商业文化。列强踏入中国的主要目的之一便是赚钱，西方人的商业意识对上海造成了深刻影响，上海人的商业意识有浓重的西方色彩。
上海是个自由的港口，任何人无需签证即可上岸，它不仅吸引着许多雄心勃勃的人，也容纳了许多走投无路的人。不同种族、不同出身的人，都从世界各地汇聚到上海这个东方城市，用同样的艰辛和努力开拓自己的生活，实现自己的野心。
上海为许多敢于冒险的人提供了成功的机会，不少人刚到来时都是身无分文，归去时却已腰缠万贯，这与有“国中之国”之称的上海租界有莫大的关系。上海租界有着特殊的统治形式，它既是中外矛盾的产物，又是中外妥协的结果。在这“国际社会”里，一切的争执都得以暂时平息。因此在中国所发生的农民起义、军阀混战、八国联军的洗劫、中法战争都没有在这里驻留太久。所以这里成了中国土地上相对太平得多的地方。正因为此，使得上海在世界经济中脱颖而出。外国商人也看到了上海所有的独特的潜力。因此他们纷纷把投资转向上海这片“安全”的区域。在这样的契机下，加上租界奉行投资者一律平等的原则，上海成为了中外资本的交汇处，使得上海摇身一变而成为金融中心。
他们一面负责向中国市场推销外国洋行的进口物品，一面又承担采办外国洋行的出口货物。通过买办搭桥牵线，上海的进出口渠道很快就得以畅通，中外贸易更免除了许多由于经济体制和市场机制不同而产生的不适应情况。上海中外贸易的蓬勃，使买办积聚了大量资本。
外商来沪，在客观上推动了上海的工业化，可以说上海的近代工商业是由外商开始的。各国商人不断涌入上海投资，挑起了激烈的商战，也替他们积聚了雄厚的经营资本。他们给上海留下的，不仅仅是一座座西式风格的高大建筑和写字楼，更有现代商业文明的气息和上海人特有的生活方式，上海最早的一批企业家大多是从洋行买办转变来的，他们在买办生涯中积累了相当的资本，也学会了现代工商业的经营手段，对于投资经商可谓驾轻就熟。稍后兴起的则是那些从小本经营起家。靠勤俭奋斗在激烈竞争中致富的人。
上海是个移民城市。上海的移民绝大多数为中国南方人。移民的商业意识都比较强，中国南方人也是国人中的善商者。于是在东西方商业文明的共同熏陶下。上海人的商业意识越来越强，并造就了一批近代中国最杰出的商界精英。
深厚的商业意识使上海华人工商企业家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当时上海很多的街道都用了他们的名字，商业化、商品化成为上海城市的基本特性，商业一直是上海最传统、最发达、最深入人心的行业。这种商业精神在不同阶层的上海人身上，表现出不同的特质。在市场经济和商业竞争中，上海人形成一种独立人格，形成一种个人权利和个人利益的明确观念保障，出现了基于经济合理性的长于算计的本领和实惠的生活哲学。因而上海人被认为是“理性的经济人”，在这种生涯哲学中，人和人之间是一种无情竞争的关系，个人的实际利益至上，从而改变了以血亲群体为基础的传统的社会结构，使上海人越来越“缺乏感情”。与此同时，上海作为典型的人口众多、居住密集、高度流动的多样化的社会，造成了一种新的人际关系，一方面人与人接触的频繁程度空前增加，另一方面，这种接触又具有浅表性、短暂性、局部性和匿名性，使传统的村社生活和小型社区的较为固定、亲密的人际交往失去了客观基础，人际关系越来越以职业角色、衣冠、一仪表、派头及汽车、住宅等为评价依据，因而上海市民的势利和世故是最突出的。
上海的华人资本家都具有不屈不挠的精神，他们兢兢业业、努力奋斗，凭个人的精明强干，一步一步在竞争中确立了地位，逐渐将外国产品挤出中国市场。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的华资工商业不仅在国内市场确立了优势，而且还大力开拓海外市场，尤其是在南洋一带更成功地取代了日本产品的统治地位，写下上海华资工商业灿烂的一页。
聪明的上海人更善于结合本地的气候和生活环境，根据中国人的身材特征，创造出更适合自己的服饰。上海市民定做服装多于买已经做好的成衣。因为上海集中了全国最优秀的裁缝。曾在全国各地大量出现的有“上海裁缝”字样的裁缝店，不论是否真是上海的裁缝，但这个字样所代表的，就是一流的质量。
上海人的穿着品位讲究素淡。上海人的排外，在服饰上便可体现。上海人的服装讲究新潮，但绝非大红大紫的色系，而以黑色、铅灰色、石子色为耀，显得清丽小巧。上海人挑选服装，价钱是首选，女性会为一件衣服而走遍整条南京路而挑选最低的价格。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形，一位上海女性到内陆省份，逛商场时会对所有的衣服嗤之以鼻，而同时，她身上的衣服却是极其普通低廉的。上海人的荣做，并非出于他自身，而是出于他所生于斯长于斯的城市。进而，上海女人也成了“挑剔”的代名词，这种挑剔，亦出自于自身的骄傲。
上海人的经济意识也很有特殊性，不仅要冒险，又很关注“平民”的购买心理。无论是上海家具还是上海服装，都具有几个很明显的特点：简洁性、实用性、精巧性、适价性。买上海人的东西也较放心，他们之中较少北方的“侃爷”，侃得让顾客生疑、生畏，也绝无土里土气的“乡佬”，土得让人不相信他出售的任何高档货是名副其实的。上海商家的一言一笑，既有文人感又无奢侈感，既有坦诚感又无憨傻感，既有睿智感又无狡诈感。可以说上海人最谙熟“微笑服务”的内涵了。
上海的兼容与上海人的宽容是一对孪生兄弟。兼容与宽容促进了上海的发展和繁荣，是上海文化的特色，是上海人的品性之一。而上海人的宽容和上海的兼容，源于上海的移民。
来自五湖四海、世界各地的移民同居一城，文化上也表现为兼容并蓄的特征。上海文化不仅吸收了全国各地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文化。而且接纳了来自大洋彼岸的西方文化，来自远东岛国的日本文化，以及俄罗斯文化、东南亚文化等异域文化，各种文化相互包容，相互吸收，形成了一种既不同于中国传统文化，又有别于西方文化的上海文化。这是一种具有上海地域特色的文化。
上海人的宽容和上海的兼容，在宗教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在上海这个地方。无论佛教、道教，还是天主教、基督教，都能和平共处，共同发展。
但是，在上海这个城市里，仅仅有宽容是不够的。要生存，要发展，就要有竞争，要能当仁不让。属于你的，就不要去讲什么谦让精神。不属于你的，你也可以尽全力去争取，夺不到也不用怨天尤人。上海人一般情况下总是以宽容之心待人。别人做什么，怎么做，只要不妨碍他，不侵害他的利益，他就不会干涉；而应该属于他的，上海人也不会虚伪地让与别人。
上海大宽容而不谦让的个性，集中表现为追求个性自由，捍卫自我权益，不轻易干预别人的事情。上海人对发生在身边的各种事情总是见怪不怪，习以为常。外地人看来不可思议的事情，在上海都变得平平常常。
上海人对待身外世界虽然颇为宽容，而一旦涉及到自身利益，却是寸土必争，锱铢必较，一点也不谦让。上海人的宽容并不表现为谦让，而是表现为“各管各”。
“各管各”，与通常意义上的“自私”完全不同。自私是个人利益的极端化，而“各管各”则是以不损害他人利益为前提的互容共生。是自我需求，自我完善、自我保护的集中体现。也是上海人最为鲜明的个性所在。
上海人喜欢各管各，上海人各人有各人的事情，你忙你的，他忙他的，无心听人说东道西，更不愿让人指指点点。上海人习惯了自我需求、自我完善、自我保护的生活方式，习惯了自己划定的生活圈，不大欢迎别人闯入他的生活圈子，哪怕闯入者是他的亲戚朋友，恐怕也很难受到欢迎。上海人这种各管各的处世原则，决定了上海人的个性特色。他们注重个性自由，追求独立自主，既不愿别人干涉其生活，亦不愿去干涉别人，更不愿依附于人。上海人有一句至高无上的反诘语：“关依啥事体”，这既是对干涉者的反诘，也是许多上海人的“座右铭”。
“各管各”，使生活在小生活空间的上海人每个人都可以营造一个尽可能广阔的精神空间，精神的、思想的自由成为一种公认的准则。生活的、行为方式的自由，也是许多上海人的共识。他们习惯了自由自在的生活，时时处处注意保持个人的生活、行动和思想自由，不愿意凑热闹。不愿意拢群打哈哈。
上海人的各管各的处世原则使上海人始终如一盘散沙，缺少同心力和凝聚力。除了旧时由帮规维系着的上海滩的帮会之外，上海人几乎从不曾形成真正的合力。上海自上世纪初成为中国乃至远东的经济中心之后，一直没能在政治上取得什么进步，其政治地位甚至不及广州、南京、武汉，这与上海人的各管各不无关系。由于缺少合力，上海强大的经济实力就无法转化为政治力量。这就形成了上海人的富而不贵，多少年来，上海颇多财大气粗的富豪，却没能出现真正的贵族。
各管各的处世原则。使上海人变得麻木冷漠，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在上海人这里表现得最为充分。上海人奉行各管各的处世原则，不愿意过问与自己的切身利益无关的事情，对周围的一切都显得那么冷漠，以至于冷漠麻木到见义而不为。中国人的传统品格见义勇为、助人为乐，在上海人这里难得一见。
冷漠是故意的冷淡，是贴在脸面上的保护膜，虽然它有时会绽出笑容。那一定是发现与自己切身利益相关的东西。冷漠久了。便要麻木。
可见，麻木并非人天生具有之物。有些东西可以令神经兴奋过敏，有些东西则让头脑麻木不仁，甚至同一件事情在不同的场合也会发生时而兴奋时而麻木的怪事，兴奋或麻木的程度和时机都看事情关己的程度和时机。上海人是乐观的、自信的，他们被机器的速度和效率推动着前进，他们向前、向前、向前。然而，更多的时候他们是冷漠和麻木的。
上海人的冷漠和麻木体现在对政治的漠不关心。上海人历来以自由的姿态参与着社会公众生活，栖居上海似乎成了躲避政治奢求享受的幸事，而上海似乎成为中国政治世界的租界了。普通上海人并不热衷于政治，许多人采取的是敬而远之的态度。这一方面因为上海是商业中心、金融中心、经济中心；另一方面，是因为上海人奉行的各管各的处世原则，与政治格格不入。政治从来就是一种群体和党团的活动，任何个人的行动如果不具备群体和党团的色彩，就不会演变成政治行动。上海人各管各的处世原则。切断了个人与群体和党团的联系，突出了个人利益和个人自由，无疑是与政治活动相矛盾的。
百十年上海滩头的磨炼和厮杀，使上海人变精明了，世故了，圆滑了，他们变得有若干副不同的面具，在不同的场合不失时机地使用。他们八面玲珑，四面威风，显示出在生活夹缝中游刃有余的生存技巧，这是一种生存的自我本能，也是一种生命的自我保护色。
“天下攘接，皆为利来，天下熙熙，皆为利往”，是一些上海人日常生活的真实写照。市场发育鼓动起人们挣钱的欲望，欲望压制日久，一旦释放便要泛滥成灾，势不可挡。这种观点只适用于其他沿海开放城市，应用到上海未免捉襟见肘。在挣钱方面，上海人显然已跑到兄弟省份的前头。上海人几乎把挣钱化做一种生活的本能，一种朝夕相处的生命状态。假如有人不识相地问你挣不挣钱去，上海人会毫不含糊近似条件反射地作出反应：这个人不是上海人，至少不是纯粹的上海人，因为挣钱已成为上海市民共同遵守的社会契约。
就其居民整体生活水平来说，上海要比内地和边疆地区高出好多。激烈的毫不留情的竞争，使上海人时时感到生活的艰难和面临的危险，然而他们又乐于容纳这种冒险的动荡的也多少有点自由的竞争，正是对立足于民主法制基础上的自由竞争的向往，许多外乡人才敢于加入新的冒险家族，大闯上海滩。
竞争使一部分人失败，也使一部分人成功。竞争发展了上海人的防范心理，竞争鼓动起人们对财富金钱天堂般的向往。一幢幢标志着新时代经济方式建立的摩天大楼拔地而起，它们启发和引诱着人们的思想，激发人们的无穷欲望，叫人们随时俯首膜拜又心存觊觎。在这种复杂的生活状态下，上海人一方面感到人之尊严的高扬，另一方面又感到人的卑弱和可怜，金钱利益的驱使造就了旧上海人对立矛盾的生命性格。上海人似乎对竞争早就适应了，适应得如鱼在水，如雁飞天，适应得有点儿疲倦，有点儿懈怠。看着广州人、福建人来回蹦跶做生意，吞进吞出的饥饿状，他们甚至表现出上海滩老大的傲气，有点儿不屑一顾。
上海人最为势利的表现莫过于对外地大的轻视。他们对外地人有一个特别的称呼：乡下人。上海人是城市人，外地人受到轻视似乎天经地义。在上海，能操一口流利的上海话等于获得当年租界的领事豁免权。上海话可学，上海的户口却不那么容易得到。上海人深切地知道这一点，他们守护着户口就像守护自己的命根。为此，当时上海的中学生大都选考本市的高校，很少一部分考生也是在市政府信誓旦旦地保证，允许他们毕业后返沪的情况下，才心甘情愿去外地高校的。这样的现象被大家说成是“恋沪癖”。
上海人的实用主义是导致个人主义发达的原因，上海人最讲究的字眼是“实惠”，买到便宜货或者捞到外快，上海人都称之为值得称道的实惠之举。
上海人有时确实表现出一种“精明不聪明”的现象，给人一种“聪明反被聪明误”的感觉。因为他们有时在琐碎的鸡毛蒜皮小事上过于斤斤计一较，人人都不肯吃一点亏。那种实惠哲学常演变为鼠目寸光的庸人哲学、市侩哲学，丧失远大目标，成为典型的小市民。
但大多数情况，上海人的实惠主要是表现在尽可能将自己的生活建设得美好一些，这样上海的某些现象在全国就显得非常独特。
上海人的小家庭实用主义现象主要表现在吃穿住行这些人类最基本的生存状态方面，吃和住又是其中最典型的。吃是人类天天面对的一个问题，上海人在这方面就非常讲究，非常实惠。上海人吃得讲究、吃得精细是全国有名的。上海人为菜篮子每天要花费很大的精力，上海人善于将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菜肴引进，又进行融会贯通，形成品种丰富精巧讲究的饮食文化。同时，上海人不仅注重一日三餐的主食，点心、夜宵都能吃出花样来，上海的各种小点心之多也是有名的。
上海人的精明远不仅在于吃得好，更要吃得省。去饭店虽然吃得好但大家知道一定会被斩上一刀，于是，上海人便去菜市场买来那些原料在家里自己做，那样，去饭店吃一顿的钱在家里可以吃好几顿。这种长期形成的习惯使得上海许许多多普通人家都有一手做菜的好手艺，不仅家庭主妇能做，许多男人也能做出一手好菜，这在上海人看来是很正常的。
住是上海人讲究实惠的另一个典型。上海人住房十分困难，破旧和狭小的石库门是有目共睹、令人同情的。但上海人在狭窄住房的装修能力、巧夺天工的智慧又让人啧啧称奇。
上海的装修形成已久，且愈演愈烈，上海人一旦分到新房，不管其家庭经济实力如何，都得尽自己最大可能进行一番装潢。上海人在装修上得花去很大一笔开销，许多上海人的住房在外面看貌不惊人，但到里面就会发觉其舒适、豪华程度至少不会亚于二星级的宾馆客房。其最甚者无异于重新造一座房屋，除了外墙不能动之外，里面差不多将墙、门、窗重建，重新合理布局，重新选择装修材料，其结果是尽可能装修得富丽堂皇。上海人在这方面舍得花钱，因为他们觉得家里的舒适、温馨最为重要，住得小是没有办法的事，但住得好不好在于自己的把握。因而上海的建筑装潢材料市场也不断更新换代，形成阵阵的风潮。
相比之下，装修在全国虽说也是方兴未艾，但似乎还没有一个地方像上海人那么讲究、那么精巧，像上海那样“全民皆修”。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上海人在生活上是十分精细、考究的，这种考究和精细是全国其他很多城市所不能及的。
讲求实际的精神使上海人重视事物的实用价值，而本能地反感那种远离现实的、空洞抽象的说教和大道理，他们是顽固的现实主义者。他们没有那种为追求某种抽象价值不惜玉碎的政治激情，而是更关注切身的经济利益，革命不能革到自己头上。
学习西方的第一人——徐光启
徐光启（1562—1633），字子先，号玄扈，谥文定。明松江人。万历三十二年（1604）进士。通天文、历算，习火器。入天主教，与意大利人利玛窦研讨学问。四十年，充历书纂修官。与传教士熊三拔共制天、地盘等观象仪。次年遭讦，称病去职。屯耕于天津。四十七年。明军败于萨尔浒，疏请自效，攫河南道御史。练兵通州。熹宗即位，以志不得展，藉病归。天启元年（1621）复职，力请铸红夷炮御敌，后忤魏忠贤革职。崇祯元年（1628）召还，奉敕督领历清军。三年。疏陈垦田、水利、救荒、盐法等拯时急务，攫礼部尚书，奉旨与传教士龙华民、邓玉函、罗雅各等修正历法。五年，以礼部尚书兼殿阁大学士入参机务。崇祯六年（1633年）卒于北京。著有《涂氏庖言》、《诗经六帖》，编著《农政全书》，译《几何原本》等。
涂光启，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生于南直隶松江府上海县法华汇（今上海市，为了纪念徐光启而改名为涂家汇）一个小商人的家里。当时的法华汇还不是城市而是乡村，四周都是种满庄稼的农田。涂光启小时候进学堂读书，就很留心观察周围的农事，对农业生产有着浓厚的兴趣。青少年时代的徐光启，聪敏好学，活泼矫健，当时人们说他“章句、帖括、声律、书法均臻佳妙”，喜欢天登城、在龙华寺读书时喜登塔顶，“写鹊争处，府而喜”。万年（1581）中秀才。“便以天下为己任。为文钩深抉奇，意义自畅”，他曾说道“文宜得气之先。造理之极，方足炳辉千古”。这是由神童到才子的形象。二十岁考中秀才以后，他在家乡和广东、广西教书。白天给学生上课，晚上广泛阅读古代的农书。钻研农业生产技术。由于农业生产同天文历法、水利工程的关系非常密切，而天文历法、水利工程又离不开数学。他又进一步博览古代的天文历法、水利和数学著作。
万历九年中秀才后。因家境关系。徐光启开始在家乡教书。加之连年自然灾害，他参加举人考试又屡试不中。这期间，他备受辛苦。在郭居静那儿，他第一次见到一幅世界地图，知道在中国之外竟有那么大的一个世界：又第一次听说地球是圆的，有个叫麦哲伦的西洋人乘船绕地球环行了一周：还第一次听说意大利科学家伽利略制造了天文望远镜，能清楚地观测天上星体的运行。所有这些。对他来说，都是闻所未闻的新鲜事。从此，他又开始接触西方近代的自然科学，知识更加丰富了。
明朝末年。满洲叛乱分子不时对明朝发动进攻，整个社会处在动荡不安的状态。徐光启富于爱国的热忱，他希望能够利用科学技术帮助国家富强起来，使天下的黎民过上“丰衣食，绝饥寒”的安定富裕的生活。万历二十五年（1597），徐光启由广西京应试，本已落选，但却被主考官焦竑（1540一1620）于落第卷中检出并拔置为第一名。现在看来，徐、焦二人都主张文章学问应设“益于德，利于行，济于事”，或许在经世致用思想上的一致，徐光启才被焦竑赏识并被拔置为第一的。但不久焦竑被劾丢官，转年徐光启参加会试也未能考中进士。他便又回到家乡课馆教书。在同郭静居交往的时候。徐光启听说到中国来传教的耶稣会会长利玛窦精通西洋的自然科学。就到处打听他的下落，想当面向他请教。1600年。他得到了利玛窦正在南京传教的消息。即专程前往南京拜访。万历三十二年（1604）徐光启考中进士，开始步入仕途。
徐光启为我国的科学技术进人中西结合的研究开辟了道路。因此，他在我国的科学史上也享有崇高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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