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的地理与人文也影响到了江西人的性格。从区域色彩看，江西属于“吴头楚尾”，加上是内陆城市。江西人在一定程度上也拥有封闭、保守、由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意识。而江西人当中，其先民很多也是因逃避战乱，为寻求安宁的环境才南迁而王，其渴望和平、安居乐业的心态影响到后裔。而长期熏陶的封建儒家忠诚思想及道家的无为理念，使安于现状、忠诚守信的烙印很深。
江西属于华东区，西边与湖南交界，南边与广州交界，东边与福建交界，北边与湖北和安徽交界。
江西的北边有鄱阳湖，与长江连接，东面是武夷山脉，西边是罗霄山脉。江西三面被山包围，只有北边鄱阳湖是个缺口，所以冷空气下来，赣北江湖水面和平原河谷地区的风特别大。
江西春秋季节比较短，冬夏比较长。虽然夏季气温偏高，但是江西全年雨水充沛，所以水资源充足，有赣江自北向南贯穿全省。
全省共38个民族。其中汉族人口最多，占总人口的99%以上。少数民族中人口较多的有回族、畲族、壮族、满族、苗族、瑶族、蒙古族、侗族、朝鲜族、土家族、布依族等。其中人口最多的为回族和畲族；还有白族、彝族、黎族、高山族、藏族、水族、傣族、毛南族、纳西族、锡伯族、土族、哈尼族、羌族、仫佬族、维吾尔族、傈僳族、达斡尔族、仡佬族、裕固族、京族、独龙族、拉祜族、景颇族、布朗族、俄罗斯族和基诺族等。
任何一个地方人的性格都与地理环境、历史以及当地的文化密不可分。从历史的角度讲，江西大部分是客家人，又多为晋唐时代北方中原家族迁徙而来，是正统文化继承者，长期熏陶的封建儒家忠诚思想及道家的“无为”理念，使安于现状、中庸保守、忠诚守信的烙印很深，冒险意识较差；家族观念极强，江西族祠数量达8994处，为全国第一，故吸纳新思想、新事物很困难；江西属于“吴头楚尾”，加上是内陆城市，江西人在一定程度上拥有封闭、保守、自满自足的小农经济意识；江西先民很多是因逃避战乱，为寻求安宁的环境才南迁而至，其渴望和平、安居乐业的心态影响到后裔。
古代的江西经济是中国最发达的地方之一，很多地方都是农桑富庶之地。这种“鱼米之乡”的无忧生活使江西人没有很强的自主经商意识，也造就了今日江西人勤奋务实、缺少冲击力、与世无争的中庸心态。
在长达几千年的人口迁移中，江西古老的荒蛮之地被改观。吸取先进的文化、经济，人口也随之发展。如今的江西人多为中原及本土混杂血统之后裔。
江西人自古重文而修于理。江西人多信奉道教，江西的万寿宫就是有名的道教寺院。所以，江西人多善少恶，重于礼而轻于浮。安于心灵清静，不愿进行自我的创新和迎接挑战。
明朝崇祯年间张献忠农民起义，在德阳地区作战频繁。康熙十六年，清军为消灭义军，滥杀无辜，人口殆尽，一片荒芜。清廷下诏，江西、湖南、湖北众多居民被迫迁居。民间把这次大移民称之为“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
数个世纪过去了，浩瀚的中国历史上，5次大移民中，江西人扮演着重要角色。在时空演奏的宏大交响乐中。江西的先民们就如顽强的种子一般，落在大邑通途，撒在穷乡僻壤，直至根深叶茂。
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早年对湖南人由来的研究。得出结论：除了四川之外，湖南人来自天下，其中以江西居多，且江西人移到湖南后，犬都以稼穑耕垦为主。为避免长途跋涉，江西南部之人大都移向湖南南部。江西北部之人大都移至湖南北部。
早至五代、两宋、元、明时期，就有大量移民进入湖南，而元、明时期数量较多，在元末明初六七十年间的移民规模最为空前。南宋以前，奔袭向湖南的移民几乎全是江西人。由此可见，历史上，江西先民曾数度迁移，现今不少湖南人流着的是江西人的血。
江西向粤北移民，很可能是“江西填湖广”大移民的余波。粤北和湖南之间尽管横亘着五岭山脉，但在地理位置上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江西、福建、湖南都有古道直通广东北部，而汉代修筑的长安至岭南的西京古道，越过湘、粤边界的骑田岭，成了湖南进入粤北乃至整个岭南地区的另一条通道。此外，从湘南流入粤北的武水，则是两地自然的交通途径。历史上江西人入迁湖南，便沿着上述的交通要道就近扩散到粤北地区。
江西商人如过江之鲫，深入中原、江南和边陲，苦心经营赢得世人口碑，令人叹为观止。因此，天下才有跻身于国内十大商帮之列的“江右帮”之称。
明代江右商帮的兴起是精明的江西人，在较为有利的经济基础之上，利用良好的地理、经济环境，得益于当时明朝的海禁政策；江西明代的流民运动实质上就是一种经济扩张，使江右商帮在当时能够发展起来，才有了“无江西人不成市场”之说。
江右商帮的兴起，对江西的经济发展有较大的贡献，贸易的繁荣造就了江西当时的辉煌：“瓷都”景德镇名扬万里；樟树无药，却成为“药都”有“药不过樟树不灵”之说；九江雄踞长江之滨成为当时极具影响的商埠，在当时江苏一带，市传“三日不见赣粮船，市上就要闹粮荒”，以至于后来九江引起外国列强垂涎；商业繁荣，促进了江西各业的迅速发展，素有“江南粮仓”美名的江西，真是百业兴旺。
江西商人虽然在外面人数众多，什么生意都做，但做的都是小本生意，且都做不大，没有形成自己的特色。总的来说。江西商人对于缓解江西人口压力，促进江西与外界经济上的联系功不可没。江西商人最为活跃的地区是两湖，其次为云、贵、川。
流布四方的江西商人，只要完成了一定的原始积累，就会不约而同做第一件事情——建造万寿宫。在江西商人的眼里，无论大富还是“小康”，无论是团伙还是独步于江湖，都忘不了赣人的人格神——许真君，都得像在故土一般奉祀他老人家。
许真君，原本姓许，名逊，字敬之，祖籍河南汝南。东汉末年，社会动乱，其父许肃避地来南昌。至三国吴赤乌二年（公元239年），许逊出生于南昌县长定乡益塘坡。相传许逊生性聪颖，博通经史，精医理道术。西晋太康元年（公元280年）许逊四十二岁，出任四川旌阳县令。他近贤远奸，居官清廉。经十年的精心施政，使旌阳这个岁岁饥馑、野有饿殍的地方，治理得政良俗美，生产发展，社会安定，户口繁衍。当时旌阳一带疫病流行，许逊为民治病，药到病除，活人无数。以此之故，当时的旌阳县民无不对许逊感恩戴德，爱之如父母。据当时流传的民话说：“人无盗窃，吏无奸欺；我君活人，病无能为。”许逊名望之高，由此可见。
许逊辞官回归故里后，当时江西各县洪水为患，他即组织群众冶水救灾，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由于当时人们对大自然的认识的局限。以为涨大水是蛟龙出世。洪水为患，也就被认为是蛟龙为患。因此，许逊被附会成了仗剑布阵、擒斩孽蛟的法力无边的神奇人物。经过一千多年的发展，历代统治者又加以渲染，更把横征暴敛、政治黑暗而带来的灾害和疫病，归昝于所谓妖孽为患，用以逃避自己的罪责，来平息群众的反抗怒潮。这样一来，许逊便日益被附会成一个充满神话传奇和迷信色彩的道长神仙了。
因此，江西民间十分敬仰与崇拜他，全省各地均建有万寿宫或其相关建筑与殿祠，在省外乃至国外的江西会馆、同乡会都会以“万寿宫”命名，表示对他的敬意。
明朝以来。迁移在外的江西人在京都及各省省会几乎都建有万寿宫。其附属或是另建的江西会馆，更是星罗棋布。万寿宫毕竟是民间建筑，可以富丽堂皇，可以朴素照人，因此就连云南省由北向南，直抵滇缅边境也有比比皆是的江西万寿宫。在湘西的凤凰古城，声名远播的江西会馆万寿宫和陪衬建筑遐昌阁已成为一个著名的旅游景点。
明中期以后，江西的工商业移民足迹踏遍大半个中国，那时享有“无赣不成市”的盛誉。当时在湘潭经商的江西移民发了财后，念念不忘家乡人。他们在樟树成立了“宾兴会”组织，并把大量的钱财汇给该组织，用于资助一些贫穷家庭的有识有志青年进京赶考，参加科举考试。到后来，宾兴会的功能不仅是资助有志青年，还变成了当地的财政机构。对樟树的经济建设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江西人拿着罗盘走天下，试图掌管着天下的山水格局，从这点上来说，很有些天涯诗人浪漫的意味。绍兴人的笔杆子为的是调和现实社会，而江西人的罗盘似乎雄心更大，他们力图把握未来。
江西出文人，出诗人，而且出的是大文人和大诗人，一个陶渊明就能代表江西。中国浪漫主义的最高典范《牡丹亭》就出自江西，《牡丹亭》就是靠着江西的浪漫气息孕育出来的。
要了解真正的江西，可能要到真正的江西乡村山水和佛院走走，那里才是真正原汁原味的江西人，而不是在现实中迷茫困顿的江西人。
江西的地理位置其实有其特点，它在江南中国主要省份的最中部，它是一个文化交流最频繁的地方，这一千年中国传统思想的根基其实正在江西，也许有人不同意我的观点，但是我有很多证据，中国传统文化的支柱有儒家、佛家和道家，江西也是佛家、道家和儒家最重要的成熟地。
江西的奇特地位可能与它位于中国南方主要省份的最中部有关。受周围文化影响是很深厚的。以九江为代表的赣北受湖北文化影响很深，甚至连说的话都很相似，行为方式也相似，湖北文化中很有楚文化的狂放，也很有点河南人的精明和狡猾。九江人不缺狂放，也不乏精明和狡猾，他们比湖北多的是像陶渊明像庐山这样作为文化深度上的支撑。九江人更染上了点江西的深厚味。江西的东边临川市受吴越文化的影响很深厚，江西的东北部原来就是徽文化的一部分。江西的西边受湖湘文化的影响很深，江西的南部赣州是客家文化的重要地域。
中国最有特点而且占中国主导地位的文化在江西全齐备了。就像板块的撞击能产生高峰一样，文化的撞击也能产生文化的奇观。
中国近一千年来最出人才的有几个地域，苏州地区、扬州地区、宁波地区、绍兴地区、徽州地区，然后还有江西的临川和吉安地区。前几个地方出尽人才其实都不奇怪，可以很好解释。这几个城市可以说都是在南方政权的文化中心杭州和南京周围。而临川和吉安是远离文化中心的，却人才备出，其原因也许正是文化的汇集碰撞和交流。
赣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支撑点，而且是最重要的一个支撑点，吴越文化是另一个支撑点。楚文化也是一个支撑点，中原文化是另外一个支撑点，还有齐鲁文化。所有的人都没有注意到江西，因为江西的文化像陶渊明一样，善隐厚重，隔代发作。
赣文化应该是中国文化的隐性的核心和支柱，周围几种文化包括楚文化、吴越文化、粤文化是赣文化向各个方向上延伸的几个触角。中国传统文化的真正的根在江西。
江西人，无论是读书人还是非读书人，在他们的心中都有一种官本位的思想。做官了，自然便能发财。小官发小财，大官发大财。江西人通过官本位领略到了好处，从政治、经济乃至经商各方面都有好处。
江西人还曾经通过术士和宗教的力量来参与和影响政治。江西的术士经常参与政事，而且他们自称会预言，当时孔府说天下有三家。一是朱家，即理气；二是张家，即指道家之气；然后才是孔家，也就是儒家之气。这说明江西人的官本位意识几乎是全方位的，不但是在朝的，连在野的跑江湖的都神驰庙堂。
在官本位的江西人的眼里，官家是没有什么可怕的，因为谁家没有几个当官的，江西出了那么多官家人，所以江西人不怕官，甚至还敢告官。即使是有这种不怕官的风气存在，但是江西人却也养成了听命于中央集权的习惯。除了有那么短暂的几年一度是革命话语中心——江西在其他时期从没有成为过独立的政治中心。赣文化的主要特点就是庙堂提倡什么，江西就膜拜什么；中原追求什么，江西就紧跟什么，甚至比中原地区干得还好，跟得还紧。由此可以形成三种对应关系：一是庙堂文化与本土文化：二是附庸文化与异端文化；三是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而在这三种对应关系里，赣文化基本上都是以前者为主体，对后者多有排斥。“读书”成了天条律令，这样的思想便大大影响了明朝江西人。
江西曾被王勃形容为“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之省，江西自古就是富庶的“鱼米之乡”。历史上文化名人灿若星斗。勤劳、好学、聪慧的江西人民在农耕经济基础上创造了独特的物质文化和灿烂的精神文化。文化底蕴的深厚也使得江西人具备了吃苦耐劳、敦厚务实的特质。江西历史上，文学、艺术、史学、科技大师辈出，临川还被喻为“才子之乡、文献之邦”，撑起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半壁江山。宋朝是华夏文化的造极之世，宋明时期又是中国学术文化史上的第二个诸子百家时代，江西文化人无疑是其中的主角。两宋时期，众多文化巨子从江右喷薄而出，叱咤风云，开宗立派，引领潮流。除了隐归田园，寻找心中理想之土的陶渊明；为了江山社稷，大胆提出改革方案的改革家王安石；大义凛然，面对死亡从容殉国的一代名相文天祥之外，还有晏殊、欧阳修、李觏、曾巩、黄庭坚、陆九渊、杨万里、姜夔等都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这一时期也无疑是江西人文辉煌灿烂、如日中天的极盛之期，并且为华夏文化之登峰造极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从而对中华文化的进程作出了无与伦比的巨大贡献。元代至明初，江西文人承宋代之余烈，在正统的文化领域里，取得的成就和地位仍然首屈一指，之后也在比较高的水平上运行。元代以来江西的著名文化名人有马端临、吴澄、罗贯中、罗铁顺、汤显祖、宋应星、魏禧、朱耷、辅士铨、陈兰立、文廷式、李瑞清、陈寅恪、萧公权、傅抱石等，亦可称得上超超玄箸矣！这样一个在中国文化极盛之期取得最高成就的省份应该占据其中一席。
不仅仅是在文学方面江西有如此多优秀的学者，在艺术领域江西人也是颇有建树的。江西画派简称“江西派”，中国画流派之一。以清初画家罗牧为代表。罗牧系宁都（今属江西）人，居南昌（今属江西），画山水初得魏石床传授，后学黄公望，笔意空灵，在江淮地区颇有学之者。
在中国思想史上占主导地位的程朱理学、陆王心学、禅宗佛学、老庄道学，要么发源于江西，要么在江西成型。以大文豪欧阳修、民族英雄文天祥等为代表的2855名进士、18名状元，绘就了“隔海两宰相、五里三状元”的绚丽画卷。通过这样的一批学者、这样的几十代文人的共同努力，江西的历史、江西人的灵魂都注入了脱俗的精气。
归隐山林的陶渊明
陶渊明又叫陶潜，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人。他祖上世代为官，曾祖父是陶侃。在东晋前期立过大功，曾掌管过八个州的军事，也就是那个每天搬运100块砖以锻炼意志的人。不过到了陶渊明的时候，家道已经衰落了。陶渊明小的时候喜欢读书，有“济世牧民”的志向。又很仰慕曾祖父陶侃，也想干一番事业。
陶渊明到了29岁后，才在别人的推荐下，陆陆续续做了几任参军之类的小官。他看不惯官场逢迎拍马那一套，所以在仕途中辗转了13年之后，一腔热情便冷了，决心弃官隐居。
那是陶渊明最后做彭泽（今江西湖口）县令的时候。他上任之后。叫人把衙门的公田全都种上做酒用的糯稻。他说：“我只要常常有酒喝就满足了。”他的妻子觉得这样做可不行。吃饭的米总得要有啊，就坚决主张种粳米稻。争执来争执去，陶渊明让了步：200亩公田。用150亩种糯稻，50亩种粳米稻。陶渊明原想等收成一次再作打算，不料刚过80多天，都里派督邮了解情况来了。县衙内有一个小吏，凭着多年的经验。深知这事马虎不得。就劝陶渊明准备一下，穿戴整齐。恭恭敬敬去迎接。陶渊明听后叹了口气，说：“我不愿为了五斗米的薪俸，就这样低声下气向那号人献殷勤。”他当即脱下官服。交出官印，走出衙门，回老家去了。
陶渊明回家以后，下田干起了农活儿，起先只是趁着高兴劲儿干一点。到后来，经济上的贫困逼得他非把这作为善本谋生手段不可，干得就比较辛苦了。他经常从清早下地，直到天黑才扛着锄头踏着夜露回来。
陶渊明同农民的关系很好。对那些达官贵人却是另一副样子。在他55岁那年，他住的那个郡的刺史王弘想结识他，派人来请他到官府里叙谈。陶渊明理都不理他。让他碰了一鼻子灰。后来。王弘想了一个办法，叫陶渊明的一个老熟人在他常走的路上准备好酒菜，等陶渊明经过时把他拦下来喝酒。陶渊明一见酒，果然停了下来。当他们两人喝得兴致正浓的时候，王弘摇摇摆摆地过来了，假装是偶然碰到的，也来加入一起喝酒。这样总算认识了，也没惹陶渊明生气。
几年后，东晋的一代名将檀道济到江州做刺史。他上任不久，就亲自登门拜访陶渊明，劝说陶渊明出去做官，并要送给他酒食。都被陶渊明回绝了。当时在那一带隐居的还有刘连民、周续之两人。他们同陶渊明合称“浔阳三隐”。事实上。这两个人和陶渊明一点也不一样。他们很有钱。同当官的交往密切。这些人只不过想借“隐居”来找个终南捷径罢了。
在陶渊明看来，真淳的上古之世邈远难求，而现实又如此让人无可奈何。理想的人生社会，只能寄托在文学之中。“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元好问的评语，精当地点出了陶渊明文学创作的特点。
陶渊明在诗歌、散文、辞赋诸方面都有很高的成就，但对后代影响最大的是诗歌。陶诗现存126首。其中四言诗9首，五言诗117首。他的五言诗沿着汉魏以来文人五言诗的发展方向，进一步向着抒情化、个性化的道路发展。尤其值得指出的是，他把平凡的乡村田园劳动生活引入诗歌的艺术园地，开创了田园诗一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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