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云：“无徽不成镇，无徽不成商。”说的是安徽人善于经商，俗称“徽商”。经商的经历，造就了安徽人刚柔相济、平凡、恬淡、沉静的性格特点。
安教人兼南北的特点，豪爽而细腻，头脑清楚而口无遮拦。所以安徽出学者和商人。安徽学者豪气十足，敢质疑陈说，敢开风气。徽商在中国以敢作敢为而名世，白手起家，闯荡江湖，在近代商界很有声誉。但安徽人自我中心意识太强，性格泼辣而又诡秘，喜欢内斗，喜欢抬扛，派系纷争多，虽处中国东部地区，经济却落后于东部的其他省区。以芜湖为代袁的皖南，是一派江南景色，也造成了皖南别具一格的民居，值得一看。
安徽襟带江准，地处南北要冲，扼中州之咽喉，依江浙为唇齿，历来为兵家重地，是南北冲突的大舞台。
冲突虽然给安徽人民带来无数灾难，但同时促进了南北民族文化的融合，安徽是这种大融合的交汇地。
以秦岭、淮河、长江为界，安徽可分为淮北、江南、江淮三个自然地带。淮河与长江东西横贯安徽。在气候上，淮北、江南、江淮之间差别很大。安徽正好处于南北之间。如果你有兴趣在安徽从南到北，从东到西走一遭。就会发现你似乎走遍了整个中国。从人的性格而言，说安徽是中国的“缩影”一点也不过分。在安徽，我们可以看到淮河、长江飞贯安徽，成为安徽人格的天然“分界线”：淮北人有着山东大汉的爽直、豪迈；江南人有着闽粤商贾的机灵、能干；皖东人有着苏沪“实干家”们的勤劳、实在；皖西人更兼中西部人的淳朴、善良。
在地理学上讲，大的山脉和江河总是成为气候和自然带无可争辩的“分界线”。可这种分界线在安徽担负着双重作用。从东至西，淮河与长江横贯安徽。在气候上，淮北、江南、江淮之间三地区差异明显。有人调侃而言：芜湖码头以北的人尽穿外套，码头以南的人皆着衫衣。而从人的性格与方言方面来看，这种差别变得更大了。合肥地处皖之中，乃是全省的首城，合肥人在安徽犹如北京人在全国一样，高人一等，得天独厚。合肥以北，特别是淮北人都被称为“侉子”；合肥以南，特别是江南人都被称为“蛮子”。究竟“侉子”、“蛮子”指的是什么，是褒是贬，暂且不论，有人问，合肥人是“侉”是“蛮”，恐怕连合肥人自己也弄不清楚了。
实际上，安徽东南西北四大地区人的性格确实也存在差别。淮北人也许与苏北、山东更为接近，受其影响很大。山东大汉的爽直、豪迈的气质毫无遗漏地反映在淮北人身上。淮北人的起居饮食更是与山东人几无差别。难怪合肥人把淮北人称为“侉子”，又把山东看做“侉子的中心”。淮北人有时也很自然地把自己划入到山东，比如说淮海平原、黄淮地区等等提法。淮北人的方言普遍具有北方特征，语言浑厚，语速稍慢。吐字较清晰。与普通话较接近。
淮北农民恋土重迁，近年来虽然有所改变，但仍不如南方人放得开。
他们把利看得很低很轻，但对子女却看得很重。他们重男轻女，不生一个儿子绝不罢休。老侉们重视“多子多福”，宁愿穷一点，也要“人丁兴旺”，逢年过节，总要子孙团圆。
淮北民风强悍。历史上屡有北人“南下”。南人北上即使有，大都成不了气候。
三国曹操的“英雄”业绩誉满神州，淮北人争强好胜、不屈不挠的性格昭然若揭。太平天国之后的捻党主要活动在安徽的涡阳、蒙城一带，枭雄苗沛霖也是淮北人氏。
除此之外，还有数不清的农民起义，“绿林好汉”，与曾国藩的湘军齐名的骁勇善战的“淮军”，陈独秀组织发起的反清组织“岳王会”等等。
淮河流域，广袤无垠，开阔平坦，它孕育出了豪迈热情、胸怀坦荡的淮北儿女。老庄是淮河流域的人，因此我们可以称淮河地区是中国道家的发源地。
与淮北人相反，江南人则酷似闽粤之人，称之为“蛮子”，顾名思义，“蛮子”即有“蛮夷”之嫌。
淮北人的性格当中凸显的主要是一个“侉”字，而江南人的性格里主要表现的是一个“蛮”字。江南人的性格酷似福建、广东人。安徽的土著居民主要是夷族和越族，属楚越文化区。在中国历史上，江南与闽粤同根。所以江南人大多数人精明能干、聪明伶俐。江南方言柔婉如行云流水，语速较快，发音模糊，近似于粤语。徽州话听起来很像日语或英语，属于中国八大方言之一，别具一格。休宁、绩溪、屯溪等地方言外地人很难听懂。
淮北“侉子”常称江南人为“小南蛮”。安徽的江南固然灵秀，但又确有“小气”的一面。安徽作家吴敬梓笔下多点一根灯草就咽不下最后一口气的严监生就是吝啬的典型。
安徽南方人对自己的“小气”亦有“自知之明”，但并不把它当作一个缺点，相反，他们认为这无可非议。
由于地狭人稠，安徽南方人每年自产的粮食仅能维持三个月左右的口粮。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甚至连当地所谓的地主都不能保证温饱，一般安徽家庭生活都十分拮据，这也是安徽南部人“小气”的根本原因。安徽人过惯了穷日子，所以从不敢大手大脚地花钱，江南人尤其如此。
以“小”著称的徽州人，经过几千年的文化积淀形成的特有的、作为中华文化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的徽州文化自然不会超出炎黄文化的范畴，但它对中华文明的贡献又充分显示了其个性魅力。
每个徽州商人的发家史都透着辛酸。“小”处着眼，这是徽商发家的“秘诀”之一。每一位徽商的辉煌背后都伴着一个“小”字：“小”本经营、“小”打“小”闹，连后辈给这些颇有业绩的老祖先写商史，也冠以“小史”。这可能也是“小商小贩”之名的由来。
徽州商人在明清商业舞台上活跃了几百年之久，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说到底，还是绕不过那个“小”字。
徽州一带，青山绿水，郁郁葱葱，云雾缭绕，“黄山归来不看山”的诗句就是最好的写照。但生活在这般美景中的人们，守的是“三山六水一分田”，再美的风景也不能当饭吃，多景少食的徽地居民日子过得十分艰苦。为了节省米，他们想出了独特的吃来方法：休宁一带的人家做早饭时，要把半熟的米捞出，留到中午蒸米饭，再把剩下的米煮成粥食用，这就是一家人的早餐。这种日子过惯了，就养成了小心谨慎的习惯。
正是这种艰难的生存环境造就了一代徽商，正是这种经历造就了“小南蛮”的“小”家子气。这个“小”是吃苦耐劳、勤俭节约、智谋超人、八面玲珑的同义语。“穷则思变”，作为内陆省份的安徽，由于工农业生产发展较慢，因此他们“不安本分”地离开了故土外出谋生，北上北京当保姆全国闻名；南下深圳、广州的安徽“打工妹”，也以吃苦耐劳而著称。
安徽的江南和淮北人性格大相径庭，皖南人的性格柔和、理性。合肥人就已“南味”十足。走在合肥街头的淮北老乡，可以因一语不合将合肥人放倒。如果合肥人到了淮北，那便是只有“受气”的份了。淮北人的大碗喝酒，大块大块地吃肉，也是小南蛮不能比的。
南方文化育成淮河以南安徽人的灵秀柔婉和驰名中外的黄梅戏。一唱三叹、余音绕梁、百听不厌，缠绵悱恻；淮北侉子唱的泗戏、梆子腔则被“小南蛮”称之为“驴叫”。这是淮北人粗犷、豪爽个性的生动表现。
江南人的灵巧、勤劳，淮北人的豪迈、淳朴，构成了安徽人南北并存的民族统称。早在古代时期，安徽土著居民主要是夷族与越族，属于楚文化。后来，由于长年征战，中原文化“南征”，安徽的夷族与越族文化统统融入了中原文化。闽粤一带，受到汉文化的影响较安徽要迟得多。夷越文化在这里保守了很长时间，且发展到一定的水平，成为“蛮夷”之中心。可见在历史上，江南已与闽粤有着同根之连。现在，虽然由于历史的融合。统一的中华文化早已形成。但是南方楚文化特征依然明显。而安徽江南地区乃是这一区域文化的边缘所在。所以江南人具有闽越人精明能干、聪明伶俐等等性格特征。江南人的方言语速快、频率高，接近粤语的模式，尤其是徽州话最难懂，就连安徽其他地方人听起来比听英语还要吃力。
中国人的性格分布南北差异大些，东西差别相对小些，当然西北部少数民族地区除外。安徽人的性格分布也大体相当。皖东人接近于苏沪地区，受到这些地区的经济辐射和发展的刺激，所以对经济方面更显得热心，而且比较勤恳，讲究实在。皖西主要是大别山区，属于革命老区，该地区经济状况不好，发展条件较劣，有的地区基本温饱尚待解决。但是老区的革命传统仍然保留着。老区人淳朴、善良的性情依然如旧。生活方式与语言跟皖东、皖西之间的差别较小。
说到了安徽的戏曲，我们就不得不谈一下安徽的黄梅戏。在戏曲艺术方面，安徽既是“出口者”，也是“进口者”。安徽南部主要剧种——黄梅戏因起源于湖北黄梅县的采茶调而得名。清道光年间，黄梅戏向东流传到与黄梅毗连的宿松、望江、怀宁一带，在这里吸取了民间音乐的养料，又受到徽剧和岳西高腔的影响，逐渐形成了独具安徽地方特色的民间戏剧。黄梅戏唱腔悠扬婉转。优美动听，雅俗共赏，具有通俗易懂、易于普及的特点。其表演艺术亦丰富多彩，生动活泼，常常是载歌载舞，以淳朴、健康的格调表现人物形象，给人以真实可信之感。正因为黄梅戏具有动听的唱腔、优美的旋律、醇厚的韵味，赢得了广大观众，不仅风靡全国。而且蜚声海外。
早在清中期，安徽四大徽班获乾隆皇帝的“玉批”，进献皇城，陪王伴驾，至尊至荣。徽剧发源于安徽纵阳、石牌一带。明末清初，徽调不仅风行于安庆地区和安徽省，而且在全国各地皆闻名，例如，当时经济、文化繁荣的扬州，汇集着各地剧种演出，但徽班超越其他戏班，在扬州得到了“安庆色艺最优”的评价。四大徽班入京，当与乾隆皇帝有关。在我国历史上，乾隆皇帝是位“戏迷”，每次巡行南下，沿途均要当地供应戏剧演出。尤其是在他寿辰之时，更是选各地戏班进京祝寿。由于徽班当时在民间赢得很高声誉的缘故，乾隆五十五年，为庆祝其80岁寿辰，浙江盐务大臣征集安徽的三庆班入京祝寿。寿期过后，便留在京都民间戏园演出。接踵入京的有四喜、和春、春台等徽班。四大徽班在京名噪一时，技压群芳，且久享盛名。徽班的声调，原本虽以二黄调为主，但由于长期活动于各地，吸收了各地剧种的优点，丰富了本身的声调和表演形式。因而入京时的徽班，已经除了二黄调以外，还兼有昆山腔、弋阳腔、梆子腔、罗罗腔等声调之特色。入京后的徽班，又吸收了京腔、秦腔的长处而更加丰富，使徽班在京博得广大观众喜爱，成为北京戏坛盟主，占据北京戏曲舞台长达100多年之久。徽剧与后来进京的汉剧相互交流，逐渐形成现在北京家喻户晓的、在全国深受欢迎的，甚至远播世界各地的京剧。由此可见，徽剧进京在我国戏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当然四大徽班获得玉批，进献皇城，陪王伴驾，更是至尊至荣。
清代中叶，一个著名的散文流派——桐城派又兴起在安徽的大地上。
清朝中期，安徽文坛上曾出现了一个历时200多年、影响深远的文学流派一桐城派，享有“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的称誉。桐城派始起于方苞，中经刘大槐，形成于姚鼐。因为他们有着较为一致的文学理论纲领，都鼓吹程朱理学，且又都是安徽桐城人，故文学史上称之为“桐城派”。桐城派的文学理论与实践成绩卓然，“自淮以南，上溯长江，西至洞庭、沅澧之交，东至会稽。南逾服岭，言古文者，必宗桐城”。可见桐城派是当时清代势力最大的散文流派，且在中国文坛上居于显赫的地位。但是由于它鼓吹程朱理学，最后必然成为新文化运动的“绊脚石”，首先遭到安徽老乡胡适、陈独秀等人猛烈进攻，称之为“桐城谬种”。桐城派自此一蹶不振，衰落下去。但桐城派的文化精神、治学态度乃是遗留给广大安徽人的宝贵财产，桐城一带的人更是受益匪浅。温文尔雅的文化氛围、勃勃向上的文化精神至今还为安徽造就了一批一批文学俊才。
安徽的文化源远流长，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学与绚丽夺目的文人作品，可谓是“浩如烟海”。
封建时期，建安文学的兴起才把安徽文化事业第一次推上了顶峰。建安乃汉末献帝刘协的年号。汉朝末年，王室衰微，群雄逐鹿，天下纷争。枭雄曹操以卓越的军事和政治才能，统一北方，恢复生产，使北方人民生活逐渐安定。曹氏父子（曹操、曹丕、曹植）“雅爱诗章”，提倡文学，把众多的作家搜罗在邺城，形成了以他们为中心的邺下文学集团。因为曹操出身于安徽，所以安徽人一直把以他为主的建安文学的兴起看成是安徽文化鼎盛的标志。其实除三曹外，这时的重要作家有“建安七子”和蔡琰以及祢衡、邯郸淳、吴质、左延年等人，可谓俊才云集，盛极一时。他们直接继承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精神，掀起了我国文学史上第一次文人诗歌的高潮。曹氏父子的盖世英才为安徽文化史上增添了绚丽的一笔，成为推动安徽文学再崛起的精神动力。
几乎与建安文学的兴起同时，在安徽庐江郡产生了一首长篇五言诗——《孔雀东南飞》，堪称我国第一首五言长诗，也是我国古代民间叙事诗中最杰出的著作之一。它代表汉代乐府民歌发展的最高峰。《孔雀东南飞》描述了一个封建家庭的悲剧。善良、能干、美丽、有教养的刘兰芝，正值妙龄之时，嫁给了庐州小吏焦仲卿，婚后两人感情深厚，而且兰芝十分勤劳。但仲卿的母亲还是不满意，处处虐待兰芝，结果不到3年，兰芝被逼迫返回娘家。回家后，其兄又逼她改嫁给太守的儿子。婚期前一天，仲卿与兰芝私下会见，两人决定以死殉情。整首诗表达了他们与封建纲纪、封建势力决不妥协的精神。这种有浪漫主义色彩的结局，与爱情经典名作《梁山伯与祝英台》有异曲同工之妙，鼓舞着生活在安徽的人们对婚姻自由和理想生活的追求。
安徽的文化绚丽多彩不仅指文学方面。安徽人在绘画、篆刻等艺术方面也取得了很高的造诣。在近现代史上，安徽更是群英荟萃，星光灿烂。
当年长江沿线尽是徽商天下。堂堂扬州居然也是徽商的“殖民地”。徽商与晋商，南北两帮商人，并驾齐驱称雄商界。
安徽乃原安庆、徽州合并而成。徽商指的是明清时期，徽州休、歙等县的弃农从商者。
徽商原以经营盐业为中心，雄飞中国商界，直至获“富接江南”之美誉。他们居住的别墅。连乾隆皇帝看了都眼馋。
在那个“重本轻末”的年代，徽商可以说是独树一帜，像西方早期的资本家一样，到处开创，到处淘金。沿江区域向有“无徽不成镇”的老说法。
明清时期，由于社会生产力发展，商品流通范围不断扩大，商人也开始活跃，出现了诸如晋商、徽商、陕商、闽商、吴越、粤商等商人集团。其中以徽商和晋商资金最为雄厚，形成南北两帮商人并驾齐驱称雄商界的局面。
徽商起源于东晋，发展于唐宋，鼎盛于明中叶至清中叶。因为在历史上，徽州素有“七山一水一分田，一分道路为田园”的说法。由于地狭人稠，安徽辖区内所产的粮食无法满足整个地区人民一年生活的需求，所以，徽州人一生下来就不得不学会为了弥补生存条件的缺陷，而不断的向外拓展。所以有一句老话是这么讲的“前古不修，生在徽州，十二三岁，往外一丢”——就这样，大批的徽州人怀揣几两碎银，夹着《士商要览》、《天下路程图引》，呼朋唤友，三五成群的去外地经商，寻找人生新的出路。到了明清时期，徽州更成为高度发达的移民输出的地区。因为粮食生产上的原因，形成了安徽特有的俗例，那就是男子到16岁就要出门做生意。从此，萍飘蓬转，有的需要几年、十几年至几十年才能重回故乡。徽商的足迹也遍及全国。有的人出去的时候还是一名青青少年，但是回来的时候已经是长须三尺的老人了。因此才有了胡适之先生对安徽妇女的一生酸楚的回忆，他说道：徽州当地有“一世夫妻三年半”的俗谚。错落有致的大小贞节牌坊，历经百年凄风苦雨，似乎仍在无声地诉说着很久以前思妇的寂寞与辛酸。
安徽商人们开始的时候所经营的买卖只限于安徽的“文房四宝”和漆、木、茶等土特产。后来，经营的行业种类逐渐增多。加上在生意场上，徽州人生性俭朴，吃苦耐劳，又善于经营，所以“徽州算盘”的名气蜚声远近。各地的盐业、典当、木材、粮食、茶叶和海外贸易等许多行业，都被徽州人所垄断。明散文家归有光云：新安大家“以畜贾游在四方，猗顿之盐，鸟保之畜，竹木之饶，珠玑、犀象、玳瑁、果布之根据州俗例弥，下至卖浆贩脂之业。”当时两淮盐场是全国最大的盐场，徽商在两淮经营盐业特别活跃。歙人汪显“以盐荚居”成了两淮富商；休宁吴幼符也是“业盐荚，家益起”。就这样，徽商“以经营盐业为中心，雄飞中国商界”。
随着商业经营的蓬勃发展，徽商的资财也相应增长，最多以千万计，次亦有数百万，故有“徽商富接江南”之称。徽商的资财可分为三个等级：百万者为上贾，二三十万以上为中贾，二三万者为下贾。有资财十二万左右的，还只能数为三等，可见徽商之富有。比如说，在明清徽州的一府六县中，黟县是个山陬水滨的荒僻小县，经商风气迟至清初方蔚然成风，但却出过江南六大豪富之一的胡贯三。
徽商还仗其富有的资财，贿财结官，与官宦通家。徽商随着财富的增长，社会地位也相应地提高，社会上对商人也就刮目相看了。这一变化，在科举方面最为突出，商人子弟成为了一支不可忽视的势力。当时的政府对他们很重视，特许徽商子弟不需回原籍，可以就地参加考试等便利。乾隆观赏徽商别墅，并为之题匾额。传统的“重本轻末”思想，开始被冲开了一个缺口。
徽商是中国古代十大商帮之一，素有儒商美称。徽商发了财大都会出资办学、助读，歙县大盐商鲍志道捐千金修建山间书院。
徽州人从商是一种手段而非目的。他们发迹之后仍不忘求个雅名，以文人自居。大商人鲍廷博，是一个大藏书家，他中举时已八十多岁。据说，他每遇人访问古籍，凡某书美恶所在，意指所在，见于某代某家目录，经几家收藏，几次钞刊，真伪如何，校误如何，莫不矢口而出，问难不竭。
徽州商人凭借自己的文化知识和雄厚财力，不仅交通官府，甚至能以“布衣交天子”。他们与政治势力结缘之后，反过来又为进一步获大利、创大业提供了有利条件。
做生意是为了牟取巨额利润，读书则是为了追求功名。读书博不到功名，就应当“下海”。赚了一笔钱后，为了子孙后代考虑，就应当让他们读书，以商养文，以文传家。“事儒不效，则驰儒而张贾”还包含另一层涵义，那就是在一个家庭中，如果兄弟几个都从事举业，必须有所分工。这种家庭成员的分工，自古至今在徽州地区相当普遍。徽州“十户之村，无废诵读”这并不夸张。
从安徽人以商养文的做法上我们可以看出来，安徽人对政治的崇拜、痴迷和热诚，恐怕只有身处首都的北京人才能与之相比。即便一个不通文墨的安徽人也能一气道出一串徽籍政治人物，安徽人素来都有热心政治的传统。
在读书做官动机和官本位意识驱动下，自古至今安徽一直在前赴后继地向官场进军，而且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在中国的封建官场上，有很多幕僚、门客、卿士、刀笔吏都出自安徽。在以政治量才的安徽人看来，即使做不了“老大”，能助人成就事业也是“君子”风度。整个封建社会，安徽政治家数不胜数。有汉高祖著名贤臣张良；有执法严峻、为官清廉著名的“包青天”；有从“乞丐到皇帝”的朱元璋和抗倭民族英雄戚继光等等。
由于崇尚政治，以“政治量才”的观念深入皖人之心，安徽商人对政治也有浓厚的兴趣。他们往往是一手抓票子，一手摘“顶子”。在徽商之中，或本人拥有官衔，或父官子商或子官父商，或先做官后经商或先经商后做官，徽商重儒学，是为了捞取功名。徽商主要通过两种途径跻身官场。一是靠纳捐，每逢自然灾害或政府需要大量经费时，徽商都会捐资助赈，实际是在向朝廷买胄。他们一般只图荣衔，不求实职，目的是以虚职空衔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同时在其商业活动中捞取更多好处。由于经商需要花费大量精力，靠坐冷板凳苦读经书登第很不现实，于是徽商便把希望寄托在自己的弟子和族人中。他们主要通过经济扶植，改善读书环境帮助读书者实现登科理想。自己的子弟登第做官，自己也光彩，况且本族子弟掌了官印，无疑又为自己经商增添了有力的政治保障。
进入现代社会，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的政治意识、当官意识正逐渐淡化。安徽人也受到了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可安徽人的政治思维并没有因此而被冲淡，他们对做官、参与政治的态度依然如故。
当今天我们踏入安徽省的土地，不论是走在柏油马路上，还是行于田坎之间，我们依然能从身边的行人的谈论中体会到他们骨子里那种对政治、对学问的执著。
一代名臣包青天
包拯（公元999一公元1062年），字希仁，庐州合肥（今安徽合肥）人，汉族。出身于官僚家庭。生于北宋咸平二年（999年）。天圣朝进士。累迁监察御史。建议练兵选将、充实边备。奉使契丹，历任三司户部判官，京东、陕西、河北路转运使。入朝担任三司户部副使，请求朝廷准许解盐通高买卖。政知谏院。多次论劾权幸大臣。授龙图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使，移知瀛、扬诸州。再召入朝。历权知开封府、权御史中丞、三司使等职。嘉祐六年（1061年），任枢密副使。后卒于位，谥号“孝肃”。包拯做官以断狱英明刚直而著称于世。知庐州时，执法不避亲党。在开封时，开官府正门，使讼者得以直至堂前自诉曲直，杜绝奸吏。立朝刚毅、宦官为之敛手，京师有“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之语。后世则把他当作清官的化身——包青天。
宋景佑四年（1037），包拯任天长（安徽夭长）知县。颇有政绩。任满后，调任知端州（广东肇庆）。回京任监察御史里行，又改监察御史，为“言事官”，对处事不当、行事不法的官僚，都可以进行弹劾。为惩治贪官。自庆历四年（1044）廿八月，他向宋仁宗上疏《乞不用赃吏》，认为清廉是人们的表率。而天赃则是“民贼”。包拯七次上书弹奏江西转运使王逵，揭露他“心同蛇蝎”，残害百姓。并严厉批评宋廷的任官制度。皇佑二年（1050）至三年间，包拯知谏院，曾三次弹劾外戚张尧佐，审清妖人净青冒充皇子的特大诈骗案，震动朝野。
包拯在历官三司户部判官及三司副使期间，先后出任京东、陕西、河北等路转运使，每至一地。都以减轻民间负担、改革弊政、发展生产为己任，提出了“宽民利国”的经济思想。多次为了国家大事，说了皇帝不爱听的话，论斥权幸大臣，请求罢去皇帝赐给亲信官僚们的恩宠。一切改由主管机构正常渠道进行。他将唐朝魏征给唐太宗的三道奏章写出来，呈给宋仁宗为座右铭，时刻警惕，以国家大事为重。请求仁宗虚心纳谏，分辨是非。不要搞“先入为主”，偏听偏信，而要爱惜人才，降去苛刻，严正刑禁，禁止妖言邪说，不随意大兴土木，如此等等，朝廷多采纳施行。
嘉佑元年（1056）年十二月，朝廷任包拯权知开封府，他于次年三月正式上任。至三年六月离任，前后只有一年有余。但在这短短的时间内，把号称难治的开封府。治理得井井有条。包拯敢于惩治权贵们的不法行为，坚决抑制开封府吏的骄横之势，并能够及时惩办诬赖刁民。由于包拯在开封府执法严明，铁面无私，敢于碰硬，贵戚宦官也不得不有所收敛。听到包拯的名字就感到害怕。儿童妇孺们都知道包拯之名，亲切称呼他为“包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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