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的地貌类型多样，山地、丘陵、岗地和平原兼备。地势高低相差悬殊，西部有号称“华中屋脊”的神农架最高峰神农项；东部平原的监利县谭家渊附近，地面高程为零。湖北省西、北、东三面被武陵山、巫山、大巴山、武当山、桐柏山、大别山、幕阜山等山地环绕，山前丘陵岗地广布，中南部为江汉平原。与湖南省洞庭湖平原连成一片，地势平坦，土壤肥沃，除平原边缘岗地外，海拔多在35米以下，略呈由西北向东南倾斜的趋势。
湖北地理位置居中，不南不北。湖北人的性格却有南有北。既有北方人的耿直、豪爽，也有南方人的聪慧、精明。湖北人的精明是我们有目共睹的，所以我们常用“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形容他们的精明。
生活在荆楚大地上的湖北人所自豪的还在于他们的先古之楚文化，略逊于中原，却略高于南蛮。就像山东人受儒家文化影响一样，湖北人受道家文化的潜在影响，为人韬光养晦，老谋深算，不显山不露水，因此湖北人具有楚人的蛮气和灵气。
湖北因为位于长江中游，洞庭湖以北而得名。全省地势西高东低，山川锦绣，土地肥沃，气候湿润，物产丰富。京广、焦柳铁路贯穿全省，以长江、汉水为干流的水系，纵横交错，大小湖泊星罗棋布，有“鱼米之乡”和“干湖之省”之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神奇莫测，令人叹为观止。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湖北人的聪明灵秀自然与这方水土密不可分，湖北有江浙人之灵秀，又因湖北文化、历史久远，奇山秀水，“仁者乐山，智者乐水”，高峡平原俱有，在这样的环境熏陶下，湖北人又具有北方人的粗犷，颇有“大智大勇”。湖北多湖，最著名的就是武汉东湖。东湖烟波浩渺，忽明忽暗，就好像来到蓬莱仙岛。除了东湖，湖北还有洪湖。“洪湖水浪打浪，洪湖岸边是家乡”。不少人就是通过“洪湖水”了解湖北的。湖北水多，就为湖北人的聪明找到了理由和依据。湖北的湖泊数量为中国之最。
居中的地理位置，使湖北人的性格兼有南北的特征，有很强的兼容性：北方人的豪爽，他有；南方人的精明，他也具备。也就是说，湖北人的性格，兼有北方人和南方人性格中的优点和缺点。难怪有人说，湖北接待的是南来北往的客，吃的是天南海北的菜，什么衣服好看就穿什么衣服，喜欢谁就认谁。
湖北自古就以“唯楚有才”而著名，历史上才人辈出，而楚文化博大精深的底蕴更使湖北才人不仅聪明智慧而且渊博，湖北人深受这一文化的影响而精明、圆滑又不失风骨。
在楚才中，近现代众所周知的举不胜举，文才武将皆显神通。“唯楚有才”既然是古语，说明“楚才”自古就有名。屈原和王昭君算是比较突出的代表。
屈原是古代楚国的大诗人，也是中国的一个不朽的大诗人。他的诗虽然作楚声，记楚地，名楚物，但他的影响是极大的，地域不限于楚，时代不限于战国。楚声音调幽长，而又运转自如，像荷叶上的朝露、玉盘里的圆珠。楚歌是古代南方最流行、最动听的歌曲，而屈原则把它大大提高了一步。使其更为充实，更为美丽，更为宏伟，更有创造性与不朽的艺术性。
湖北人也以自己博大精深的楚文化和如诗如画的山水哺育了一代又一代英才而自豪和骄傲，也正是这种精神激励着现代湖北人积极进取，从不服输。
当荆人来到楚地后，一方面继续向周人学习先进的生产经验和知识。他们同当地苗人和谐相处，学习当地苗人的生产知识和适应环境的能力。他们认为获得封地和爵位是神灵护佑的结果，因而潜心祭祀和供奉神灵。他们作好了应付艰难困苦和战争的思想准备，始终保持高昂的斗志，决心使自己一天天强大起来，让周人刮目相看。他们虽然只用桃木做的弓，用棘条做成的箭，但人人都是斗士，个个勇猛，喜战而不畏死。
这一原始思维，包含着楚文化精神的四大基本要素，它们分别是：首先，楚人应该有独立、创新的意识。其次，每一个楚人的身上都应当具备奋发进取的精神。再次就是楚人的体内应该含有浪漫的情怀。最后，他们通过对鬼神的崇拜表达出来对自然的崇拜。这四大要素的有机结合演绎出了丰富多彩的文化内涵，很快就促成了早期楚文化的第一个高潮，形成了楚文化中具代表性的四个方面。一为老子、庄子和屈原的思想；二是四处征伐、开拓疆域的盖世武功；三是浪漫主义情感和文学成果；四是巫术祭祀和普遍的崇拜活动。这些，就是最初的楚文化，正是以后楚文化发展的源头。
楚人养成了特殊的思维方式，并产生了独树一帜的老庄哲学。智慧和战功，使楚人半据天下，使楚王情不自禁地在“观兵周郊”之际，想知道作为周王朝政权象征的九鼎的轻重如何，这就是有名的“中原问鼎”的历史典故。另一方面，浪漫和鬼神崇拜使楚人别具风情，丰富多彩的情感世界和虔诚笃实的崇拜心理，塑造了楚人坚韧、乐观的特殊品格，浪漫和对神灵的虔诚又给人以多情和神秘莫测之感。
楚人具有自始至终奋发向上的精神。楚人的先辈以非正宗的身份受周朝册封立国，楚人在从立国到称霸的征途中，从不气馁，从不苟且，从不妥协，奋力拼搏。楚人经过几百年的不懈努力，楚国成为疆域数千里的强国，泱泱华夏的半壁江山尽入楚人手中，令各诸侯国仰其鼻息，即使周天子也不敢随便摆居高临下的架子。在长期为生存和命运而拼搏的斗争中，楚人培养出了勇往直前、不怕困难、剽悍刚毅和崇武善战的精神。
楚国是个文治武功交相辉映的国家，楚人也有着丰富多彩的感情世界，最能体现楚人情感世界的正是楚国的文学艺术和巫鬼崇拜等方面。
楚人情感丰富，往往移情于风物山川，并通过丰富的想象力予以表现，能将浪漫的语言同真实的感觉巧妙地结合起来。楚人因想象力丰富而才思敏捷；楚国的文学诗歌以其词藻华丽而生动感人，其中尤以庄子和屈原为最。庄子的文章，既是哲学论著，又是文学佳作，其《逍遥游》让人向往无限的绝对自由并顿生飘逸之感。屈原之文以《离骚》最绝，文辞瑰丽，情感激荡，具有鲜明的悲剧效果。他们的作品，忽而人间沧桑。忽而鬼怪神仙；忽而天上宫阙，忽而人间景象，任凭思绪纵横驰骋，美妙的意境和强烈的信念相结合，先秦楚国的艺术、舞蹈和诗歌，大都是阳刚之美与阴柔之美的结合。楚国是歌舞之乡，楚人上自君主、下至平民皆能歌善舞，像“下里巴人”这类歌曲，人人能唱。歌舞作为取悦鬼神的主要手段是祭祀不可缺少的内容，楚人总是以最优美动人的歌舞奉献给鬼神，这是楚人感情的真实反映。楚人的乐器、器皿、服装、用具和工艺品，无一不有优美的形式和色彩，无一不展示了楚人跳动的旋律和激荡的情感。巫术和祭祀鬼神活动是楚人最重要的生活内容，从君主到百姓的态度都十分虔诚。巫术和祭祀活动十分隆重，以此寄托自己的情感，表达对兴旺发达的祈愿。他们不仅利用巫术占卜求卦，而且利用某些生物或矿物的毒性，产生脱离现实的幻觉和那种浮动迷离、自由想象的“快感”。这一切，都反映了楚人真挚而又丰富的情感。
在人们的心目中，湖南人属于个性较强的一类，这与湖南人的直率有关，很容易暴露自己的性格特点。其实，湖北人的个性比湖南人要强得多，只是被他们的“聪明”给掩盖了。
在湖北，有句俗话说：“没有杀不死的猪。”这句话是说天底下没有做不了的事，当然也得看具体情况了。湖北人没有北方人的粗犷，但他们逞能、不服输的劲儿绝对不比北方人的粗犷逊色，湖北人没有江浙人的耐心。但他们在雌雄未决出之前不死心的耐劲儿是江浙人不能比的。
从武汉人的武汉话中就很能听出湖北人不认输的劲头。武汉话讲起来吐词清晰、干脆明了、抑扬顿挫、扬声比较多，让人感到很有气派。因此，我们也就能从他们的谈吐交流间听出他们那股子逞能的劲儿，一股不服输的气味。
楚人是一个不甘寂寞、我行我素的群体，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和不拘陈规的思想方法。楚人的自我意识，首先体现在超越意识和创造精神。楚自立国以来，白手起家，不断向外扩张。对于“周礼”，它完全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决定是否遵从，熊绎自称为王，就是典型一例。
楚人的这种超越意识还表现在楚人的哲学思想和文学艺术中。老子的道家哲学，强调以自我为中心去体验感应社会和自然，最终达到自然为我，我为自然，物我混一，物我两忘的至高境界。这种“自我”是超越天地自然，包容天地自然的自我。
楚人的思想和观念，在创造和超越的基础上，对当时的正统思想以及社会现实的合理性。又提出了种种质疑、反思和批判，也集中地体现在老庄和屈原的思想之中。老子讲“天道自然”，否定了天有意志及好恶。庄子通过对风“吹出”的不同声音的描述，说明既不存在什么声音和发动者，更不存在什么“天”意，从而也否定了“天”。
楚人不但提出了对现实的反思和批判，而且表达了对人的精神自由的追求。屈原作为楚人的杰出代表，他的楚辞里边表达了“吾将上下而求索”的观念。其实，楚人的追求，早已贯穿于自熊绎以来近千年民族自强的历史之中，但它却集中地表现在哲人的思想上，老子认为，关键在于把握“道”，认识到“天道自然”，就能“任自然”而为之，如此“无为”就可以达到无所不为的自由状态。庄子也认为，人们只有达到只知道规律，而忘记事物的具体模样时，即达到“与万物为一”的“混沌”状态时，才能实现解脱和自由，即达到“无己”、“无待”而能实现“逍遥”的自由状态。
湖北人的聪明、灵透还表现在从商上。商场上的湖北人善变多谋。新招层出不穷。可能正是因为他们的善变多谋因此留给外地人的印象似乎并不怎么好，让与其做生意的外乡人多了一份心虚的感觉，感觉不到踏实。
成功的商人都是靠脚踏实地、努力拼搏干来的，当然其中离不开聪明。但仅有聪明是不行的。但许多湖北人却将自己的聪明当成了灵丹妙药，他们只想着怎么把游戏玩得让人摸不着头脑。乘机捞他一把。明清商帮中虽有湖北人却无多大建树，当今重量级商人中没有湖北人，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湖北人的过分聪明还表现在“谨慎”上。很多与湖北人做过生意的外省人有一种说法，与湖北人同行。湖北人决不走在前面，倒不是礼貌，而是走在前面有风险，有责任。
经商是一项充满风险的事业。生意越大，风险也越大。但机遇与风险同在。胆小、求稳的湖北人也就能平平庸庸，难以成为大商人。湖北人的胆小，可能是因头脑过于发达的缘故。
万里首辅张居正
明穆宗在位期间，大学士张居正才华出众，得到穆宗的信任。隆庆六年（1572年）五月，仅仅执掌朝政6年的明穆宗病危，他诏令大学士高拱、张居正。高仪为顾命大臣，令他们辅佐幼帝。二十六日。穆宗于乾清宫病逝，享年36岁，葬于昭陵。六月初十，皇太子朱翊钧遵遗诏继承帝位，改次年为万历元年，是为明神宗。
大学士张居正（1525年～1582年），湖广江陵县（今湖北江陵）人，字叔大，号太岳。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进士，历任编修、礼部侍郎兼翰林院学士、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礼部尚书兼武其殿大学士，加少保兼太子太保等职，是明代著名政治家。
隆庆六年七月，他与宦官冯保的私交很好。且两人共同辅助幼年明神宗执掌朝政。神宗印位只过了一个月。大学士张居正即利用宦官冯保将高拱排挤掉。代之为首辅。并推荐礼部尚书吕调阳兼文渊阁大学士，参预机务。至比。张居正、冯保两人执掌明王朝政权。张居正根据穆宗的嘱托。像老师教学生一样，辅导年仅10岁的明神宗。他自编了一本图文并茂的历史故事书，叫做《帝鉴图说》，每天讲给神宗听。
神宗把张居正当作严师看待。既尊敬又惧怕。再加上太后和宦官冯保支持张居正，朝中大事几乎全部由他做主了。为扭转嘉靖、隆庆以来军政腐败、财政空虚、民不聊生的局面。以除旧布新、振纲除弊和富国强兵为宗旨，张居正在整顿吏治、整饬边防、整顿经济、兴修水利等众多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
那个时候。沿海的倭寇已经肃清了。但北方的鞑靼族还不时入侵内地。对明王朝构成威胁。张居正把抗倭名将戚继光调到北方去镇守蓟州（在今河北北部），戚继光从山海关到居庸关的长城上修筑了3000多座堡垒，以防鞑靼的进攻。戚家军号令严明，武器精良，多次打败鞑靼的进攻。鞑靼首领俺答见使用武力不行。便表示愿意和好。要求通商。张居正奏明朝廷。封俺答为顺义王。以后的二三十年中。明朝和鞑靼之间没有发生战争，北方各族人民的生活也安定下来。
当初。由于朝政腐败。大地主兼并土地，巧取豪夺，地主豪绅越来越富。国库却越来越穷。张居正下令清查土地，结果查出了一批被皇亲国戚、豪强地主隐瞒的土地，这一来。使一些豪强地主受到了抑制，增加了国家的收入。
丈量土地后，张居正又把当时名目繁多的赋税和劳役合并起来，折合成银两来征收，称为“一条鞭法”。经过这种税收改革，一些官吏就不不能营私舞弊了。
经过10年的努力。张居正的改革措施起到明显的效果，使十分腐败的明朝政治有了转机，国家的粮仓存粮也足够支用10年的。但是这些改革触犯了一些豪门贵族的利益，他们表面不得不服从，背地里却对张居正恨之入骨。
由于张居正的权力太集中了，明神宗长大后，却反而闹得没事干。这时候，就有一批亲近的太监在内宫用各种办法给他取乐。
后来，由张居正做主。把那些引诱神宗胡闹的太监全部赶出宫去，太后还让张居正代神宗起草了罪己诏（皇帝责备自己的诏书）。这件事发生后。使明神宗对张居正从惧怕发展到怀恨了。
1582年，张居正病死。明神宗亲政。那些对张居正不满的大臣纷纷攻击张居正执政时专横跋扈。第二年，明神宗把张居正的官爵全部撤掉，还派人查抄了张居正的家。张居正的改革措施也遭到极大的破坏，刚刚有一点转机的明朝政治又昏暗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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