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全境水系密布如网。湘江、资江、沅水、澧水贯穿全省，其他小河更是多如繁星。洲阳河、郴江、潇水、涞水……长江从两湖浩荡划过；还有号称八百里的水天一色、风月无边的洞庭湖。
湖南水秀山亦奇。在湘南，有“五岳独秀”的南岳衡山巍峨挺拔的七十二峰，洞庭湖中有“一螺青黛中心”的君山，白云悠悠的九嶷山；湘西北有绮丽无比的张家界，有神奇莫测的武陵源和黄龙洞。
湖南集湖山泉溪峰林于一体，结秀神幽奇丽伟于一身，湖南的山山水水，既像赏心悦目的风景画，又似充满抒情感的山水诗。正是拥有这一方奇山秀水的三湘大地养育了一代又一代湖南人。
湖南古代属三苗之地，后来外地人多次移民至此，大规模的移民入湘有四次，我们最熟悉的有“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千百年来，湖南本土在接纳过几次大的移民潮之后，纯粹的湖南原住人已经罕见，要么是吴楚人之后代，要么是越楚人之后代，或者干脆就是土著“荆蛮”人与楚人、吴人与越人的混血。因此，我们在评论湖南人的性格时，还不能不考虑到其遗传基因。
移民杂居、交融而生的血缘和文化对湖南人的性格养成确实有不可估量的影响。但并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任何一个地域的居民，其总体性格的养成，都离不开当地客观生活环境的影响。早在唐朝，韩愈就说过：“南方之山，巍然高而大者以百数，独衡为宗。衡之南八九百里，地益高，水益峻，水清而益驶，其最高而横绝南北岭，中州清淑之气于是乎穷，气之所穷，盛而不过，必蜿决兴，意必有魁奇忠信材德之民生其间。”这里，“南方”就主要指湖南。因为“山高水峻”，所以人多清俊。
湖南不仅水秀，而且山亦秀。在湘南，有“五岳独秀”的南岳衡山。巍峨俊秀的七十二峰；洞庭湖中有“一螺青黛中心”的君山，泪滴点点的湘妃竹，连着白云悠悠的九嶷山；湘西北有奇丽无比的国家森林公园张家界，有神奇莫测的武陵源和黄龙洞。
湖南集湖山泉溪峰林于一体，汇秀神幽奇丽伟于一身。湖南的山山水水，既似赏心悦目的风景画，又像充满抒情感的山水诗。
就是这一方奇山秀水、三湘大地养育着一代又一代辣味冲天的湖南人。其实爱吃辣椒的并非只有湘人，全国很多地方都吃辣，不是有句顺口溜说“湖南人不怕辣，贵州人辣不怕，四川人怕不辣，湖北人不辣怕”吗？但为什么唯独湖南人以嗜辣而达闻于天下呢？其实顺口溜中的“不怕辣”三个字就道出了其中的奥妙。“不怕辣”，表明的是湖南人主动的态度和精神。首先是不怕辣，其次什么都不怕，不怕苦，不怕死。湖南人的不怕辣是普遍性的，是群体性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讲，湖南人吃辣椒的比例是全国最高的。也正是因为湖南人的这种不怕辣的性格才形成了湖南人爱憎分明。敢爱敢恨，血性、霸蛮的性格。
在近代为了新中国的成立而奋斗的道路上，湖南人就一直依靠着他们体内的那股子辣劲，创下了一个又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
早在鸦片战争结束不久，湖南邵阳人魏源就主张变法革新，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驳斥顽固派所谓近代机器生产“奇技淫巧，环乱人心”之说，要求允许自由设厂，制造枪、炮、船。他还开国人封闭之眼界，编写《海国图志》，令世人耳目一新。
在清末，还出现了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罗泽南等一批企图挽救清朝覆亡的“中兴名臣”。他们作为封建专制的维护者。其反动性不言而喻，但他们又有“革命性”的一面。他们的“革命性”首先表现为，他们革新了清王朝旧的军制，曾国藩创立了新的军队与军制——湘军。其次是他们兴办洋务，推动了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最后是他们建立了湘军，而湘军的崛起为日后清王朝的灭亡埋下了伏笔。成千上万出身贫寒而又受过战争锤炼的湘军中下级将官与士兵，在湘军解散后分散于东南诸省，他们逐渐意识到清王朝的腐朽，转而加入哥老会等反清组织。
在19世纪90年代末戊戌变法时，支持变法的地方官吏只有一个湖南巡抚陈宝箴。陈宝箴支持谭嗣同和唐才常在长沙创办时务学堂、南学会及《湘报》，大言变法之事。变法失败后，有以身殉法启迪众生的湖南人谭嗣同。
在推翻帝制的辛亥革命等旧民主主义革命中，湖南人更是勇往直前，涌现出了黄兴、蔡锷、宋教仁、陈天华、禹之谟、马益福、刘道一、刘揆一、杨毓麟、焦达峰等一批杰出的革命英雄。他们为推翻帝制、捍卫共和奔走呼号，不惜献出生命。
在推翻旧世界建立新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湖南诞生了一批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和革命家：毛泽东、刘少奇、蔡和森、彭德怀、贺龙、罗荣桓、任弼时、林伯渠、李富春、邓中夏、李立三、何叔衡、陶铸、郭亮、毛泽覃、杨开慧、向警予……
杨昌济先生曾指出，百余年来，“湘省士风，云兴雷奋，咸同以还。人才辈出，为各省所难能，古来所未有。……自是以来，薪尽火传，绵延不绝。近岁革新运动，湘人靡役不从，舍身殉国，前仆后继，固由山国之人气质刚劲，实亦学风所播，志士朋兴。夫支持国势原不限于一地之人，然人才所集，大势所趋，亦未始无偏重之处。”
这种群体的抗争性、革命性可以说是近代以来湖南人最突出的一个共性。难怪有人说，“要想中国亡，除非湖南人死绝。”
湖湘人士总是拥有太多的政治忧患意识的政治敏感心理。湖湘人士无暇做哲学家虚玄抽象的思考状，慨然承起了“天下兴亡”的匹夫之责。为此，他们总是对地理大势、军政方略、攻防之策、经邦奇谋、治国大道、济世大政、安民方针有超乎寻常的兴趣，不惜气力，背着地图、跋山涉水。以求验证。从魏源到曾国藩，从王运到谭嗣同，从黄兴到蔡锷等都是如此。近代湖南精英对现实世界的变化有着惊人的敏感。近代湖南人人格的形成与王船山有直接联系。
王船山虽说并没有从整体上摆脱前期理学设置的桎梏，但是他却将理学中的“理”和“势”打通。把二者看作相因相随，互为表里的东西。“势”是历史的规律性与客观必然性，“势相激而理随以易”。这就空前放大了其中的历史意识而抹去了抽象的本体灵光，使“理”日益明晰化、具体化而成为活泼流动的本体，而非模糊静态的理性偶像，这是王船山的最大功绩，使“理”从空泛苍白的伦理本体而降为充满客观内容的历史本体。这个变化对近代史上以务实经世为思维特征的地域文化群落有至深的空前广泛的影响，甚至可以说是形成湖湘洋务派群体的直接心理背景。
王船山的“理势合一”论，使“理”从先前的静态存在变为能使个体感性较易把握的动态客体，这并没有超越理学的范畴，而仍使“理”、“心”分峙，这就使“理”与心处于既相通又对峙的状态，同时王船山使“理”和“势”成为化一为二，合二为一的东西，并可以实现两者的转换，形成了某种“心”、“势”对峙的主客体关系链，这种思维走向大大影响了湖湘知识精英心理结构和行为模式的构成，形成了所谓外倾感应型人格，近代湖湘学派知识精英多以外倾型思维著称并非偶然，而是这种思维定势在潜意识中长期发生作用的结果。
近代湖南知识分子群体从魏源开始就奉王船山为精神偶像，而且大多抱有“理”随“势”变的强烈历史意识。
自从王船山把朱熹的论理本体“理”改造为带有某种非道德色彩的范畴“势”，并使之强化为普遍的地域深层意识以来，湖湘派人士总是拥有太多的政治忧患意识和中国特色意识，但都是围绕着社会政治结构的兴衰为思考基点的，即使魏源有变古便民，使“王道”与“富强”合流的思想，也只不过是以器补道，是“变器不变道”观点的另一种反映。
近代湖南学风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强调务实经世，一切理论与修养均围绕着这一核心内容来进行。近代湖湘人士很少做抽象的心性玄谈或纯粹的启蒙工作，他们议论、研究、奔走、忧虑的焦点往往与纯粹的政治目标和迫在眉睫的现实形势有关。湖南知识精英对“势”的把握绝不会仅仅停留在“知”的心理层面中，而必须躬行实践，以求验证，例如在曾国藩创办的洋务运动时期，洋务运动就不仅仅停留在对西方科技文明铭心刻骨的体验上，而是迅速从知其耻到起而行，设厂置器，仿造枪炮船舰，始终把对西风东渐之大势的把握落实到具体的行为层面上。由于湖南士人过于强调勤苦磨砺，注重兵谋、舆地等经世之学，有些学者想从事吟诗作赋等纯文学研究时，往往被时人认为舍本逐末。这种理论上的务实精神使湖南人士在近代政治风云中常常能较准确地把握时局变幻，并能做到纵横捭阖，游刃有余。
湖南思想家总是对地理态势、攻防之策有超乎寻常的兴趣，对纯粹的玄学教义和形而上的思辨则相对持淡化态度。湖南士人常携舆图，亲历山川。以求验证。他们究心兵事地理，专务躬行，慨然以天下自任。
这反映了湖湘学者多“留心经济之学”的特点。他们认定，紧密结合现实的时政，是圣人立言的宗旨，他们反对那种“多寻空言，不究实用”的空洞心性之学。在政治上，他们信奉“嘴勤不如腿勤”，这也反映了湖湘人士以天下为己任的态度。
湖湘精英受船山经邦思想的影响，大多以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圣断绝学，为万世太平”为自己的立身之本。他们主动参与到风云变幻的政治潮中，且搏击不已。左宗棠的政治追求是：书生岂有封侯想，播天威佐太平。
这种精神造就了湖南人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外的雄才大略。从宋代以来，湖南人的军政才能光显于世。
我们从很多湖南人在革命时期的事迹上不难看出湖南人的性格中最为突出的一点就是——“霸蛮”。在周兴旺看来，湖南人的“霸蛮”可以从三个方面去理解：首先体现在个性倔强，做事坚忍不拔，百折不挠；其次体现为性格刚烈直率；最后则是热情奔放，爱憎分明。这种个性就心理学看来是一种强势人格，是一种张扬的极具个性的性格——霸蛮。湖南人的霸蛮的性格还与他们尚武的传统有关。
湖南人勇武、刚烈，早闻于史书。在湖南人看来，“尚武”是一种“修养”，而不是负气胡闹。这种尚武习气，对孩子影响很大。当地小孩子，以摔跤格斗为主要游戏项目，而关于打架，少年人秉承了这种德性。
对孩子进行勇武精神的培养，目的是为了将来让他们从军挣回一份功名，一份产业。勇武好斗的习性，并不总在从军中释放。在维护宗族、村寨利益时，勇武好斗的习性也能派上用场，它会促使有矛盾的双方发生械斗。
当尚武精神表现在为弱者、朋友复仇和打抱不平一类事情上，这种以此为荣，以此为乐。以此为业的人可称为游侠。湘西多游侠，游侠执剑行天下，惩强扶弱，充满浪漫色彩。沈从文将这种行为描述成为拥有游侠的“古典”气质，即勇武、侠义、诚信、谦恭、豪迈。
湖南人并不仅仅是胸有侠义、尽忠报国、心系天下，整天沉迷于政治的那样一群人，他们也有他们的柔情、他们的浪漫。
湖南是一个汉民族与少数民族杂居的地方。少数民族对自由爱情的毫无掩饰的追求也深深的影响着生活在湖南的汉族人民。
这种不矫揉造作的性格，直截了当的性情也影响着生活在湖南的受过儒家思想熏染的汉族人。在这种真挚有强烈的情感的感染侵蚀下，湖南的汉族对待爱情也是从不拐弯抹角。也是有了情感就一定要表达出来。无论如何都要活出自己的真性情。对待生命是这样，对待爱情依然从来不加掩饰。
感情激烈的湖南人，性情真挚的湖南人，潇湘之水淘出敢于冲锋、敢于较劲、敢于与天比高的湖南人。湖南人就要保持住心中的那股子血气，那股子不服气的劲儿，在这片苍茫大地上开出绚烂的花朵。
治家治身治学有道的曾国藩
清嘉庆十六年（1811）农历十月十一日亥时，曾国藩诞生在湖南省长沙府湘乡县杨树坪。即今湖南省娄底市双峰县荷叶镇天坪村。曾国藩出身于农民家庭。推崇半耕半读。于道光十八年（1838）中进士。任京官15年，初为七品的翰林院庶吉士，此后历任礼、工、吏、刑、兵等部侍郎，晋至二品；咸丰二年（1852）因母丧丁忧，奉旨在家乡办团练，称湘勇，以后扩充为湘军，出省与太平军作战：同治三年（1864）攻克太平天国都城天京（今南京市），朝廷赐封一等毅勇侯；先后任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授武英殿大学士、兵部尚书、光禄大夫。出将入相。官至正一品，最后被朝廷追赠为太子太傅，成为百官之首：同治十一年二月（1872）病逝于任上。同代人称他道德文章冠冕一代。
曾国藩创建的湘军，南征北战，其前期任务是镇压太平天国：其后期任务是抗击俄、英、法、日等外国侵略军，收复新疆、台湾，巩固国防，涌现了左宗棠、彭玉麟、刘锦棠、杨岳斌、曹志忠、李光久、王诗正、王德榜等一大批名垂青史的民族英雄。湘军的一系列行动，正是儒家忠君报国思想的具体反映。
曾国藩淡泊明志，胸怀远大。毕生实现了立德、立言、立功的三太不朽事业，不性为中华千古第一完人。
他治家治身治学卓有成效。曾国藩又是名副其实的教育家，尤其是家庭教育卓有成效。诚然，古今中外名人家教成千累万，其实有很多是空洞说教。曾国藩的可贵之处，在于以身作则，注重理论联系实践。且能因势利导，导致曾国藩家族英才辈出。成为长盛不衰的书香门第。这也是他被国人至今奉为楷模的因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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