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腕与阴谋（一）
虞家两代被死
东汉末年，汉廷中央统治在黄巾农民大起义的沉重打击之下日益衰落，于是各地官吏和地主豪强势力展开了割据和兼并的斗争，全国形势一片混乱，国力大伤，边地的各少数民族势力也乘机发动大规模的起义，大有要称霸中原的架势。
一些民族从割据一方，到统一一个大区，纷纷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其中匈奴族的一个分支铁弗部率先大量内迁，并在西北地区建立了大夏政权。中国封建历史上，称这一混乱的时代为“五胡十六国”。当时属于匈奴铁弗部的虞庆则家族，也就在这一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进入内地建功立业，并登上统治阶级高峰。从此开始了家族非常富贵的历史时期。
虞庆则曾任北周和隋朝两朝大臣，他原来姓鱼。在南北朝时期，他的父亲赫连祥出任灵武太守，所以全家也从这个时候搬到了灵州，后来又迁居京兆栎县。
他的家族世世代代都是北方的豪强，在当时也显赫一时。
生在这样一个富贵家庭的虞庆则在祖辈的影响下，也是自幼习武，身体特别的强壮而且武艺精湛，由于种族的原因，还懂得鲜卑族语。开始的时候，他是在北周做官，袭爵被封为沁源县公，后来立了大功，于是被任命为仪同大将军、并州总管长史、石州总管，授开府。
由于虞庆则的军事才能，他当时管辖境内的少数民族在他的威严之下，不敢轻举妄动，还有些少数民族归到了他的门下，在这一方面，可以说他为北周政权北部地区的安全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隋朝建立之后，他被任命为隋的大臣，于是他还怂恿杨坚诛灭前朝北周宇文氏宗族，为巩固新生的隋政权立了大功，被提升为大将军、内史监兼吏部尚书、京兆尹，封彭郡公，并担任营建新都的工程总监。这时，突厥可汗沙钵略的妻子也就是原北周的千金公主，对于隋文帝杨坚灭她娘家家族怀恨在心，便极力鼓动沙钵略攻打隋朝新政权，妄想恢复宇文家族的统治，而沙钵略也早有南下的扩张野心，夫妻俩达成了一致协议。
等突厥做了充分的准备之后，在开皇二年，沙钵略率十万多突厥大军，分东西两路齐头并进，同时越过河南、河西地区，并从木峡关和石门关，向隋朝的京畿腹地进犯。一时间，武威、天水、安定、金城、上郡、弘化、延安等地区都被突厥占领了，使整个西北地区人民的生命财产蒙受巨大损失，对刚刚建立不久的隋朝政权构成极大的威胁，突厥军还步步进逼。
起先，隋文帝杨坚命令右仆射虞庆则率军驻防弘化，防备敌军从灵州道、原州道内犯。当两地失守后，隋文帝再命令虞庆则领兵出原州道，河间王杨弘领兵出灵州道，左仆射高颎领兵出宁州，各为元帅，分别迎击来侵犯的突厥军。虞庆则军打得非常英勇，部将韩僧寿等在鸡头山和原州大败突厥军。但是，虞庆则的部队也是伤亡惨重，仅仅因冻伤的就有上千人以上，部将达奚长儒的骑兵两千多人也死了百分之八九十，隋朝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而虞庆则本人却因战功而升为尚书右仆射，可谓是“一将功成万骨枯”。一个将军的功成名就不知道是以多少士兵的生命为代价换来的。
开皇四年，突厥侵犯隋朝失败之后，隋文帝又派虞庆则出使突厥汗国。这时，突厥内部出现分裂，达头可汗等称雄于西部，称西突厥，并经常对摄图所据的东突厥进行侵犯。乘东突厥处于这种内外交困的形势之下，虞庆则终于成功地说服沙钵略可汗向隋朝称臣，并于第二年率部众内迁，寄居到白道川，突厥从此对隋朝进贡，使得北方摆脱了战乱，广大边民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休养生息。但是虞庆则在这次出使劝降中违背了隋文帝杨坚的旨意，因为杨坚曾经嘱咐他说：
“我想立把突厥纳到我大隋，如果他们有东西给你，比如马，你只收两三匹就可以了。”他不仅接受赠马千余匹，还纳可汗女儿为妻。但是隋文帝杨坚不仅因为他的功劳高而大大地奖赏，而且对于他的这些作为也不过问，还晋封他为上柱国、鲁国公，赐了他城县上千户，并奖封他的次子虞澄道为彭城公。虞庆则从而一跃位居宰相，爵为上公，他的家族儿女都得到了很大的奖赏，当时家中为此一 片欢庆。
后来，虞庆则又于开皇十七年，奉命出任桂州道行军总管，担任征讨李世贤叛军的军事总指挥。在平定叛乱之后，虞庆则本来可以得到封赏的时候，但他心术不正的小舅子赵什柱却因为争宠并与他的爱妾通奸，设法陷害他，向皇上诬告他企图谋反。可悲的是，当时朝廷在没有经过认真调查核实和未掌握可靠证据的情况下，就草草把这样一位重臣、名将不明不白地给杀了，而奖励诬告人赵什柱为柱国。所以有人认为，这是历史上的一桩悬案与遗憾，其实也是因为虞庆则的功劳太大，权位太重，已经对朝廷和皇上本人构成了严重的威胁，所以他的死也是命中注定的。在中国历史上由于功劳太大，而遭人嫉妒陷害的忠臣实在是太多了！
虞庆则有两个儿子，长子虞仁孝，次子虞澄道。仁孝小的时候身上就透露着一股大将的风范，就像他的父亲，之后又因为父亲的功绩，就被封为仪同，领晋王亲信，大有飞黄腾达的前途，但却因父亲冤案而被除名罢官。隋炀帝即位之后，追念老臣旧功，为虞家平了反，重新授予仁孝后卫长史兼领金谷兰，监禁苑。后来在征讨辽东时，仁孝又被授都水丞，主持后勤监运，建立了不小的功劳。但是在大业十一年，仁孝被人告发图谋不轨，又被冤杀。可怜虞家这两代功臣，将自己的性命献给了朝廷，而又因为被冤，真的被朝廷夺去了性命。
一代文才薛道衡之死
薛道衡史称隋代北方文坛宗匠，是山东门阀士族，历任北齐、北周、隋几代要职，但是后来因为得罪隋炀帝而被杀。那么他是怎样得罪隋炀帝，又是怎样被杀的呢？
薛道衡在隋文帝时期因为文才过人而得到文帝的重用，当时满朝文武大臣及诸王都争着和他交好，宰相高颎、杨素也非常推崇他，认为他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就因为这样，当时他在皇帝和大臣的赞扬下名噪一时。
但是，隋文帝晚年对高颎、杨素等的猜忌，连累薛道衡也遭到排斥，被贬为襄州总管，转番州刺史。后来隋炀帝即位后，因为怜惜他的文才，便召他入阁任秘书监，负责皇帝文书的起草。但薛道衡却以年迈为由要求告老还乡推辞了，这主要是因为他不愿意侍奉行为不端的炀帝的托词，而且当时他还上奏一篇《高祖文皇帝颂》，赞颂文帝的恩德和功绩。里面是这样写的：“……天性弘慈，圣心恻隐，恩加禽兽，胎卵于是获全，仁沾草木，牛羊所以勿践。至于宪章重典，刑名大辟，申法而屈情，决断于俄顷。故能彝伦攸叙，上下斋肃。左右绝谄谀之路，缙绅无势力之门，小心翼翼，敬事于天地，终日乾乾，诫慎于亢极。陶黎萌于德化，致风俗于太康，公卿庶尹，遐迩岳牧，佥以天平地成，千载之嘉令，登封降禅，百王之盛典。”
隋炀帝读到这篇奏章，见薛道衡将文帝比做圣人，心中对他非常不满，认为“道衡誉美先朝，引‘鱼藻’之义也”。“鱼藻”是《诗经·小雅》中的篇名，他的意思是，“鱼藻”篇借歌颂武王而讥讽幽王，也就是说薛道衡借歌颂先帝而讽喻当朝的皇帝。同时，他又研究了薛道衡的诗《昔昔盐》：“垂柳覆金堤，蘼芜叶复齐。水溢芙蓉沼，花飞桃李蹊。采桑秦氏女，织绵窦家妻。关山别荡子，风月守空闺。恒敛千金笑，长垂双玉啼。盘龙随镜隐，彩凤逐帷低。飞魂同夜鹊，倦寝忆晨鸡。暗牖悬蛛网，空梁落燕泥。前年过代北，今岁往辽西。一去无消息，哪能惜马蹄。”隋炀帝指出诗中“暗牖悬蛛网，空梁落燕泥”一句是有意讽刺本朝皇帝是昏庸无道的作品，于是便将薛道衡抓进了监狱，要求其悔过并写道歉认错的奏章。但薛道衡自己认为没错，坚决不写。隋炀帝遭到了拒绝，觉得是不给他面子，于是便下令薛道衡自缢，结果一代文才颇丰的人就因为自己的诗歌得罪了隋炀帝而被迫死在狱中。
对于他的死，有后人评价说：“道衡遗恨何年绝，仍见空梁落燕泥。岂是骚人有讥刺，隋炀自是嫉佳诗。”但是也有人认为，隋炀帝处死他主要原因不在于他嫉贤忌能，而是因为他暴虐无道的本质，单单因为薛道衡赞先帝，又不依附于自己，于是就千方百计寻找借口以便杀死他，对待一个忠臣，只是因为他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就将他杀了，这样的皇帝最终也会把一个国家给“杀”了。
名家回眸
王夫之曾这样说：隋文帝建立新政权后，高颎是第一号人物，官 职是尚书左仆射兼纳言；虞庆则是第二号人物，官职是内史兼吏部尚书。他们都是凭着文武兼备的本领，建立汗马功劳而获得政治地位，可是他们均荣宠于前而获罪于后，不得善终。有后人评价说：“道衡遗恨何年绝，仍见空梁落燕泥。岂是骚人有讥刺，隋炀自是嫉佳诗。”
手腕与阴谋（二）
功臣贺若弼的结局
贺若弼在平定陈朝的过程中屡立奇功，终于完成了父亲和自己的终生夙愿，心中自然是十分高兴。连隋文帝也赞叹道：“克定三吴，公之功也。”隋文帝在物质上与地位上是给予了贺若弼极大的享受与荣誉，但是作为大臣的贺若弼却是越来越不能清守如故，他不仅自恃功高，毫不遮拦地与另一大将韩擒虎争战功；在生活上也是越来越奢侈无度，每日就是和歌姬寻欢作乐，饮酒嬉戏。家中的珍宝数不胜数，宅邸物品也是越来越华丽。功成名就的贺若弼越来越自满，他和他父亲同样的毛病开始展现出来，那就是无比的自大和自满。自认为功劳第一的贺若弼开始不满于将军的职位，以为宰相之位非自己莫属，对其他的朝臣也是常常以宰相自居，但是事情的发展却很出乎他的意料。
开皇十二年（592年），国子博士何妥上书弹劾尚书右仆射苏威结党营私，并且揭露了苏威以前的一些劣迹。文帝知道后大怒，七月份的时候将苏威免官，十一月的时候上柱国韩擒虎病死，贺若弼更加自信自己能够成为宰相。但是让他想不到的是，这年十二月，内史令杨素代替苏威为尚书右仆射，与尚书左仆射高颎同掌朝政。贺若弼知道后非常不平，认为自己的内史令和相位被杨素抢走，因此对杨素极为怨恨，并且常常表现出不忿的样子。这引起了隋文帝的不满，但贺若弼依旧是我行我素，毫不悔改，依旧是大放怨言，贺若弼如此的表现招到了朝 臣的弹劾，并因此被免官。
事情进展到这一地步，按理说贺若弼应该有些反省才对，但是他却是怨气愈盛，加之杨素的陷害，开皇十二年（592年）他被逮捕下狱。隋文帝本想杀掉贺若弼，但念其前功，于是便亲自审问他说：“你狂妄得出奇，常在大庭广众之下说高、杨二相是酒囊饭袋，这是为什么？”贺若弼说：“二相或为故交，或为亲情，了解底细，所以才那样说。”隋文帝又说：“你心怀不满，蛊惑人心，诽谤朝廷大臣，大臣都说依律当死，你还有继续活下去的理由吗？”贺若弼答道：
“臣曾率领八千军队，活捉陈叔宝，希望用这个功劳顶罪。”文帝说：“这件事我已经重重地奖赏过你了，怎么还能再提。”贺若弼又答道：“虽然已经受过赏赐，但是还是希望用这个功劳来活命。”文帝想了数天，最后还是惜其往日的功劳，下圣旨将其削职为民。一年后虽然又恢复了他宋国公的爵位，但隋文帝已不再重用他了。
开皇十九年（599年），隋文帝于仁寿宫赐宴王公，席问诏贺若弼为五言诗，诗中词意愤怨，隋文帝看后宽容了他，并没对他治罪。这年，宰相高颎因事获罪于隋文帝和独孤皇后，贺若弼毫无策略地站出来为高颎开脱，更加触怒了文帝，文帝又想把他逮捕下狱。事情未了，因隋文帝和独孤皇后谋废太子杨勇，立次子杨广为太子一事，贺若弼又站出来替杨勇说情。加之贺若弼想做宰相无望，又要求出镇扬州或荆江（今湖北江陵）。文帝以为荆、扬乃作乱之地，贺若弼居心叵测，更加猜疑他，于是再一次把他逮捕入狱。后来文帝自觉过分，才把他释放出来。
这时正好有突厥使者来朝拜，隋文帝为了显示国威，以周礼之仪举行射礼仪式并先请使者登坛射箭，不料使者一箭中的。这时文帝慌了手脚，他原来准备的是一般箭手，认为能应付一下即可，孰料如此神射，弄不好要丢面子的，思考再三，除贺若弼之外，谁也难于胜任，便命贺若弼执弓射箭。贺若弼果然不负所望，也是一箭中的，引得众人赞叹。隋文帝非常高兴，指着贺若弼对来使说：
“此公天赐我也！”
隋文帝虽然优待贺若弼，但是他的儿子杨广对贺若弼就没有那么客气了。仁寿二年（602年），已经是太子的杨广问贺若弼道：“杨素、韩擒虎、史万岁三 人，俱称良将，优劣如何？”这时，他自大的老毛病又发了，他说：“杨素是猛将，非谋将；韩擒虎是斗将，非领将；史万岁是骑将，非大将。”杨广又问他：
“到底谁是大将？”贺若弼再拜而答曰：“唯殿下所择！”他以大将自诩，并没有想到杨广问他的隋廷大将只提三人而不提他，已有轻他的意思，他反而对这三个人都有不良的批评，自认为自己才是隋廷的唯一大将，意在让杨广捧他一句，却不知杨广妒忌心很重，贺若弼的这种自满和自夸更是让杨广对他非常厌恶。
仁寿四年（604年），隋文帝驾崩。太子杨广随即继位，改年号为大业。杨广虽然对高颎、贺若弼等人依然亲厚，但是大大不如文帝时期了。
大业三年（607年），炀帝为了突厥问题而北巡榆林，仍命贺若弼随行。他建了一座可容千人的大帐幕，召见突厥启明可汗，但贺若弼却以为太奢侈了，他又和高颎、宇文弼等议论得失。这些事情被人揭发出来之后，隋炀帝大怒，认为这是诽谤朝政。高颎、宇文弼皆被杀，苏威也被免官。贺若弼也一同被杀，同时妻女都被罚为官奴，儿子贺若怀亮也因此被罚为奴，不久亦死。可怜这个威震江南的大将军，就这样因多言被杀，死后也要祸及家门。他的过失连魏征等人也为之扼腕叹息：“虽贺若弼倜傥英略，然贺若功成名立，矜伐不已，竟颠殒于非命，亦不密以失身。若念父临终之言，必不及于斯祸矣。”
贺若弼父亲临死时告诉他两件事：一件是灭陈，他做到了；另一件事是不可多嘴多舌，甚至引锥自刺其舌而出血，要他以此为炯诫。可惜他却对他父亲的戒言，完全置之脑后，仍以多嘴多舌遭杀身之祸，而且祸及妻子儿女与僚属，真是让人扼腕叹息！
第一名臣高颎惨遭迫害
在平陈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隋文帝对高颎都十分信任和倚重。高颎深避权势，多次辞让官爵，但都被隋文帝拒绝，足见君臣相得之深。但隋文帝对高颎的信任并没有坚持到底，到了开皇末年，高颎渐渐失宠，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两个女人。
一是得罪了独孤皇后，当初文帝被尉迟迥的孙女迷住，暗纳私处，独孤氏 知道后，乘皇帝上朝的机会，将她杀死。文帝得知大发雷霆，骑上马跑出皇宫，夜不归城，高颎、杨素等人随后追赶，杨坚对高颎说：“我贵为天子，却不能自由！”高颎说：“皇上你怎么能够因为一个妇人而轻易地丢开天下呢！”杨坚被开导后，半夜才返回宫中。这本来是件生活小事，可是却给高颎深深地埋下了祸根。他本是独孤皇后父亲独孤信的家客，独孤皇后与他一直来往密切，可是自他说独孤皇后是一个妇人之后，她就怀恨在心，不与他来往了。
此时，太子杨勇也开始失去皇帝和皇后的欢心。作为太子杨勇的岳父，高颎自然支持杨勇，这也引起了想立杨广为太子的独孤皇后的不满。有一天隋文帝问高颎：“据说广儿的妃子有神告曰：‘广必有天下’，你怎么看？”这显然是征求高颎对自己要废杨勇的意见。高颎马上就跪下说道：“谁长谁幼，是有次序的，这怎么能够废呢？”隋文帝听了这话倒是认可了，但高颎的话传到独孤氏那里后，这位皇后却是另一番打算：想要废杨勇，就必须要高颎失去隋文帝的信任。
杨坚为了防备杨勇，于是挑选东宫（太子宫）强健的卫士作自己的卫士，高颎以为不应这么做，他说：“若尽把强壮的卫士挑选走了，恐怕东宫的保卫力量太差。”杨坚听了很不高兴，对他说：“我时常东跑西跑的，故需要有较强的卫士。太子待在东宫，身边何必要有那么多卫士。重兵保卫东宫这个办法流弊极大。依我看，东宫的保卫由皇宫卫队兼管着就行了！我熟悉前朝的旧法，你不要走过去的老路。”
过不久，高颎的夫人去世，独孤皇后跟隋文帝说：“高仆射老年丧妻实是一大不幸，陛下应该为他再娶一个！”隋文帝便跟高颎说了独孤后的意思，高颎婉言谢绝说：“臣已老迈，退朝之后，唯斋居读佛经而已。陛下的好意我心领了，至于再娶之事，我看就算了。”事情说过也就算了。可是不久，高颎的爱妾生了一个男孩，隋文帝听到后很高兴，独孤皇后却对隋文帝说：“陛下还相信高颎吗？当初您想为他娶妻，高颎却说自己老了，绝不再娶。其实是因为他心存爱妾，而欺陛下。”隋文帝想了一想，觉得这话也有道理，就开始疏远了高颎。
开皇十八年（598年），文帝不顾高颎的反对出兵辽东，并派高颎为事实上的主帅，高颎只好服从。结果军士十之八九因为疾疫流行病死，导致无功而返。
独孤皇后又借此在皇帝面前中伤高颎，说：“高颎根本就不愿意去，你强迫他去了，必定是无功而还。”而且，在这次出征中，高颎常常以大局为重，不避嫌疑。对于名义上的主帅汉王杨谅的意见，也多不采纳。这使得杨谅自觉没有脸面，于是返京后在杨坚夫妻面前告他的状说：“儿万幸没有被高颎杀掉。”杨坚信以为真，对高颎更加不满，于是找了个借口将高颎罢官，让他带个齐公的虚衔回家闲居去了。
即使这样，高颎也没有摆脱政治旋涡。高颎的一个属下向隋文帝举报说，高颎的儿子对高颎说：“司马懿假托有病，不上朝，结果取得了天下。你现在得到这样遭遇，怎么知道不是一件好事呢？”于是高颎就被抓了起来。又有人举报说，有个和尚对高颎说：“明年皇帝要死。”有个尼姑也对高颎说：“开皇十七、十八年，皇帝有大灾难，十九年无论如何过不去。”杨坚知道后非常愤怒，但还是念他曾立大功，只将他除名为民。
高颎之死的关键人物除了独孤皇后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女人，那就是陈后主宠妃张丽华。隋军以摧枯拉朽之势攻进建康后，陈后主和他的爱妃张丽华成井中之鳖。高颎在平陈一役中是实际指挥者，和杨广总体配合默契。但却在建康城破之后为张丽华而生嫌隙，杨广贪恋陈后主宠妃张丽华的美色，要纳她为妾，可高颎引用古训阻止说：“武王灭殷，杀了妲己。今平陈国，不宜取张丽华。”并杀了张丽华。这让杨广非常痛恨。
隋炀帝篡位后，因得位不正，人心不服，需德高望重的人来为己背书，便起用高颎为太常卿。但是他不改直言本色。
当时，隋炀帝下诏收集北齐、北周故乐人及天下散乐，但高颎却阻止。他不仅对隋炀帝说：“此乐早就废弃，现在要是收集，恐怕那些缺乏鉴别能力的人要丢掉原来的正宗，追逐这一末流，相互学习传播起来。”还对太常丞李懿说：
“北周天元皇帝喜爱音乐，结果亡了国，前车之鉴不远，怎么可以这么搞呢！”
漠北突厥君主启民可汗朝隋，炀帝为显示中原的富庶，在接待的时候，盛况空前，花费很大。高颎、贺若弼等人却认为不应该这么干，这更让隋炀帝恼火。新仇旧恨使得杨广再也不能容忍这位以前自己政敌的岳父，于是将其诛杀。
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
张衡小的时候就胸怀大志，而且为人非常正直。在他十五岁的时候，到太学学习，专心研究，深入思考，在同辈中他的才能也是非常出色，无人能比的。由于他的功德和过人的智慧被周武帝封为汉王侍读。之后，张衡跟从沈重学习《三礼》，后升任掌朝大夫。年纪轻轻就显示出了他超凡的才能。
张衡在文帝登基后又被封为司门侍郎，几经迁转，任扬州总管掾，得到晋王杨广的信任和亲近。张衡也竭尽全力辅佐晋王，替晋王出谋划策，夺取嫡长子的太子之位。开皇年间，熙州李英林聚众谋反，设置百官。张衡被任命为行军总管，率五万人去讨伐叛军，很快就平定了这次叛乱。由于他平乱有功，又被封为开府，还得到了很好的赏赐。晋王杨广做了皇太子后，又封张衡为右庶子，让他任给事黄门侍郎。自此得到了杨广的很大信赖。
之后，隋炀帝即位，张衡又任御史大夫，很受重用。大业三年，炀帝巡幸榆林郡。返回途中来到张衡的家中，因为喜欢张衡家中的山泉，便留下来宴饮了三天，还重重赏赐了张衡，张衡为此非常高兴。
但是张衡仗着恩宠渐渐骄纵起来。第二年，炀帝想扩建汾阳宫，命令张衡与纪弘整策划方案后上奏，但是张衡却进谏说：“连年繁重的劳役令百姓苦不堪言，我不赞同再大修宫殿。”他的直言令炀帝心中大为不快。后来炀帝便经常对身边的侍臣说：“张衡自己认为，由于他的计谋我才得到了天下，真是没有自知之明。”
之后，当时齐王杨谏失去了炀帝的宠信，炀帝就趁机暗中令人寻找杨谏的过失想定他的罪，有人便心谋不轨诬陷杨谏。炀帝以张衡身为司法官员却未能纠正杨谏为借口，将张衡调为榆林太守。张衡为此心理上很是不平衡。
在这之后的第二年，炀帝又巡幸汾阳宫，张衡因为监督修筑楼烦城，得以觐见皇帝。炀帝看到张衡并没有消瘦，认为他没有深思过错，非常不高兴，又让他回到了榆林。不久，又让张衡监督修建江都宫。此时，有人向张衡控告监工，张衡不仅不替他做主，还把讼书交给了监工，使那个人备受监工的怨恨和责难。当 时任礼部尚书杨玄感来到江都，于是那个人就到杨玄感那里喊冤。杨玄感认为张衡做了不该做的事，便去见张衡。不料他还没说话，张衡便先对他说：“薛道衡真是死得冤枉。”
杨玄感回朝后就把这些都上奏给了炀帝。江都丞王世充又上奏说张衡多次减少摆设的器具。炀帝因而大怒，便关押了张衡并想杀他，但后来还是放了他，将他贬为庶民。炀帝经常命人察看张衡的举动。不料在大业八年，炀帝听张衡的小妾说张衡颇有怨言，甚至诽谤朝廷，一怒之下不加调查让张衡在家中自尽。其实，这只是隋炀帝将张衡除掉的借口，真是“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啊！
名家回眸
陈寅恪曾这样说：排列隋朝的功臣，名列前茅的是韩擒虎和贺若弼。若非这对名将，隋朝的统一大业不可能如此顺利，至少，随军不可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捣建康，灭掉南陈。他俩以功立身，以功益国，然而在功成之后，却用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对待他们的辉煌，结果，在伴君如伴虎的政治旋涡中，自然就得到了不同的下场。赵翼曾说：隋朝是个短命的王朝，只承继了两代就一命呜呼了。遭遇这样可悲的结局，与两代皇帝的用人失误是分不开的。比如，对隋朝第一名臣高颎的罢黜和迫害，就是隋文帝和隋炀帝用人的最大败笔。而张衡的死也只能用一句话来说：那就是“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啊！
手腕与阴谋（三）
韦孝宽明智保身
韦孝宽是北周最杰出的将领，可以称得上是文韬武略，料敌如神，神通广 大。所以弘农杨侃对他非常器重，并将女儿嫁给了他。韦孝宽曾屡立战功，大统十二年，西魏大冢宰高欢倾巢出动，企图一举平定关中，大军在战略要地玉壁，被守将韦孝宽拦阻堵截，高欢连营数十里，昼夜猛攻六十多天，死伤过半，不得已而退兵，高欢因此怨恨而死去。
除了这场战役韦孝宽功不可没之外，他还曾为北周献平齐三策，周武帝据此统一了中原，由此韦孝宽便名扬天下。有很多英雄豪杰都以他为榜样，提到他的名字更是佩服和赞扬。
就这样，渐渐地，韦孝宽的名气与实力，也赢得杨坚关注，在他以辅臣身份入主相府的时候，面对尉迟迥的反叛，首先想到的便是任用军功资历均与尉迟迥不相上下的韦孝宽做行军元帅。
韦孝宽也欣然答应，而且也没负杨坚所托，一举拿下了尉迟迥，再一次印证了他卓越的军事才能。但是韦孝宽为何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没有反叛杨坚，而是非常依附听从他调遣呢？事实真相又究竟是什么呢？
对于这个问题，有人认为，韦孝宽的妻子是弘农杨侃的女儿，而杨坚又自称是弘农杨氏的后代，所以杨、韦是亲家关系，杨坚上台后，韦孝宽肯定是会大力支持，绝不会反对，况且韦孝宽早年曾效力于独孤信麾下，杨坚的父亲杨忠也效命于独孤信，加上独孤信又是杨坚的岳父，所以韦孝宽不仅与杨坚有亲戚关系，而且与杨氏家族有战场上同生死的友谊，交情非常的深厚，在这些感情问题上，韦孝宽就不可能叛乱了。
但是有的人却不赞成这样的说法，他们认为这件事单就感情而言非常牵强，历史上亲兄弟自残的事情时有发生，不要说只沾点亲带点故的关系了，所以他们认为在那个战乱年代，人们为了权与利早已不顾及什么伦理道德，更不要说友谊亲情了。更何况杨坚图谋篡周建隋大业，更是名不正言不顺，既然杨坚能取代自己的外孙的帝位，那么韦孝宽为何不能反叛杨坚呢？那么韦孝宽不这样做，肯定也有着自己的打算，那么真相究竟是什么呢？
他们认为，韦孝宽平定尉迟迥后没有乘胜回师长安，驱逐杨坚，夺取政权，是因为韦孝宽只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将领，但是却不是一位政治领袖，更没有远大的政治抱负和才能。在一般情况下，很少有纯粹的军人能够夺取政权，韦孝宽对 此有清醒认识，同时尉迟迥的例子就说明了一些问题，这便是他没有谋反的原因所在。但是真的是这样吗？
这一说法一出，也有人不赞同，这部分人的看法是，并不是纯粹的军事领袖便不能夺取政权，南朝宋、齐、梁、陈政权的更迭，就是军人政变成功的案例，而韦孝宽之所以没有叛乱，主要是他这个行军元帅虽可仰仗自己的威名统辖一时，但其手下的兵战线并不统一，每支队伍都有自己的打算，即便是韦孝宽起事，他们也未必会迎合。况且，杨坚在这支平尉迟军队中也安插有亲信，故韦孝宽也不敢轻举妄动，他不想因为这个原因而招来杀身之祸。
而无论是哪种说法或者是猜测，有一个事实是没法更改的，那就是韦孝宽在班师回京不久后就去世了。一代将星的与世长辞，也使一些人认为，韦孝宽当时已清楚自己的身体情况，没有时间与机会让自己一搏了，起兵反叛不是不想，而是已经力不从心了，也就随他去吧。
无论是哪种说法还是想法，总之让人们清楚地看到，在权力与地位面前人们都有着自己的思索，都无法改变人们追逐权力和地位的野心，虽然人们没有为此做出什么样的举动，只是因为有着这样或者那样的原因，而不是本身没有想过，只是知道事实不允许也就放弃罢了。
刘昉自寻死路
隋文帝刚刚即位，就立即起用他当相国时府中的幕僚主持朝纲，其中有高颎、苏威、李德林等，而对曾力保自己登上皇位的中枢文臣、勋贵武将则只是给了一个有名无实的职位。因此，这部分人对此心中十分不满。刘昉就是其中的一个，于是他首先对隋文帝上述举措提出了反对意见。
对于隋文帝登基，历史上称“刘昉牵前，郑译推后”，又有卢贲鸣锣开道，可以说这三人是隋文帝成就帝王事业的最大功臣。然而郑译只封为上柱国、勋爵，刘昉为柱国、舒国公，卢贲更是被排挤出了权力机构之外，仅封散骑常侍。
尽管这样，郑译还勉强能接受，整日求神拜佛祈望文帝回心转意能重用自己，而刘昉、卢贲则为此愤愤不平。刘昉对于权力的欲望非常大，更有很强的政治野心，尤其是他对于隋文帝这样任命感到极大的不满。开始的时候，他看到这个决定就明里暗里煽风点火，与朝廷对抗，不满情绪日益高涨。
开皇初年，天下大旱，京师也连续发生饥荒，当文帝颁禁酒令，组织救济灾民时，刘昉竟公然租赁店铺，专门卖酒，当时隋文帝知道了这件事，但是隋朝刚刚建立，不宜立即斩杀朝廷重臣，而刘昉也确实为自己建立隋朝作出了不小的贡献，所以也就放过了他，没治他的罪。但是，没想到，刘昉便认为隋文帝拿他没有办法，也就越发地猖狂起来，还居然暗地里又和散骑常侍卢贲、华州刺史张宾等互相勾结，欲以“清君侧”为口号，打击高颎、苏威等人，并密谋取而代之。
对于刘昉等人的不轨企图，文帝其实早有觉察，本来对他们不打算追究什么，只希望他们能够改过自新，但是又思来想去，害怕这些人的行动对于隋统治不利，于是下令对这些人进行一番调查。
不久后，刘昉就知道了隋文帝让人调查他的事，就立即将罪责都栽到卢贲和张宾的头上，自己脚底抹油，溜之大吉。其实文帝真正的意思并非真要拿他们怎样，只是吓唬一下，使他们知道后就终止自己的不轨行径，加上这个案件确实牵连的人太多，隋朝刚刚建立，人心还不稳定，所以隋文帝也没多加追究，该原谅的就原谅，该放过的也就放过了。只是以“龙潜之旧，不忍加诛”为由，宽恕了卢、张二人，仅仅把他们贬为平民，也没有治刘昉的罪，这件事也就这么不了了之了。
但是，俗话说得好，“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刘昉仍然是执迷不悟，对自己犯下的罪过不但不加以悔悟，反而变本加厉地进行密谋活动，结果惹出了“谋逆”风波，并且葬送了自己的性命。那么这场风波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自此前的密谋事件失败之后，刘昉便时常走动于梁士彦与宇文忻府上。这两个人都是北周名将，立有不朽的军功，文帝篡周建隋后，他们对新政权抱有犹豫心态，尤其是平定尉迟迥的叛乱中，他们虽隶属韦孝宽元帅管辖，但却接受尉迟迥的拉拢，徘徊于杨、尉迟之间，只是在得到文帝更高利益保证后，才全力进击尉迟军。在这些事件上我们就不难看出，这两个人都是唯利是图的小人。那么小人与小人一定是臭味相投，也就是常说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当时梁士彦年龄已经很大了，但是他有位年轻貌美的娇妻，刘昉常造访梁 府，当时这个女子难耐府中寂寞，便与刘昉勾搭成奸，有了这层关系，这个女子也理所当然地常在梁士彦枕边吹嘘刘昉好话。于是，就这样刘昉、梁士彦及宇文忻三人便结成了联盟，企图夺取隋杨政权。
宇文忻曾经说：“帝王岂有常乎？相扶即是。公于蒲州起事，我必从征。两阵相当，然后连结，天下可图也。”为此他们还研究了好几套方案，正在暗自得意，以为行事隐秘，大业可成的时候，他们没有想到隔墙有耳，梁士彦的外甥竟无意中听到了这一阴谋，心惊胆战之余立即将这一情况报告了文帝。隋文帝听到这个消息后惊讶之余更是气愤万分，本以为念其首推之功留下条性命给他，不料刘昉竟是蛇蝎心肠，只怪自己妇人之仁，放虎归山，这次无论如何也不能留此祸根了，于是隋文帝开始着手除掉刘昉以绝后患。
但是，口说无凭，必须拿到证据，于是文帝为了避免打草惊蛇，故意装作对此事一无所知，与此同时还施了一招“欲擒故纵”的计策。他先是故意任梁士彦为晋州刺史，接下来趁他们弹冠相庆，得意忘形的时候，私下派人秘密调查其证据，当证据收集得差不多的时候，借为梁士彦饯行的机会，召百官上朝，当着众官之面，列举刘昉、梁士彦、宇文忻的罪状，并出示人证、物证。
当时在大堂之上，百官都在场，证据确凿，事实清楚，就是三人巧舌如簧，百般狡辩，也难辞其咎。见事已败露，三个人只好俯首认罪，于是文帝立即判他们及其党羽死罪，妻妾家产充公，一场在开皇之初尚未上演的“谋逆”事件就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而很快地被扼杀了。
而刘昉“谋逆事件”的发生，也从侧面反映出了隋文帝刚刚即位的时候，他想走的是一条与北周政权迥然不同的新路子，任何阻碍新政府改革道路的绊脚石、拦路虎其下场只有一个，那就是锒铛入狱。刘昉一案使文帝对那些无才无德，仅以谄媚行事的奸佞小人势力予以打击，杀鸡儆猴，小菜一碟而已。但是，事件的背后，却令隋文帝非常痛心，他没有想到，自己一手栽培和提拔的大臣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想推翻自己苦苦建立的隋朝，而且在建国之初就发生了这样的事，让他为此郁闷了很长一段时间。
赵绰受青睐
隋朝初年，隋文帝改革制度，整顿吏治，对一些贪官污吏给予严厉的处罚，对一些为官清廉的人给予奖励。不仅如此，他还对一些屡次顶撞自己的大臣眷顾有加，赵绰就是这样一个人。
赵绰，隋河东郡（今山西省永济县）人。大约生于539到542年之间。隋文帝杨坚代周，听说赵绰清正刚直，而且宽厚仁慈，就任命他为大理丞，后任大理少卿。当时，朝廷立法严酷、法外用刑，法的规范性、权威性很低。到隋文帝晚年，更是任意决断，视法律为儿戏，还下诏各执法部门，凡属官办事轻法律重亲情者，都可以在法律规范以外斟酌决断。于是，很快形成了以严酷为能干、以守法为懦弱的官场风气，法律几乎成了一纸空文。面对上下一片破法之声，赵绰不顾身家性命，不计个人恩怨，惟法是瞻，树立了一代风范。史称赵绰执法平允，与唐臣戴胄齐名。
有一年，陈朝遗将萧摩诃的儿子萧世略在江南作乱，按照当时的法律，萧摩诃应当受连坐之罪。由于萧摩诃是陈朝投降的主要将领，为了安定军心，文帝想宽容他，就说：“萧世略不到20岁，年幼无知，能干什么？因他是名将之子，被人利用逼迫罢了。”就要赦免萧摩诃。赵绰据法当仁不让，坚持不能免罪，态度相当坚决，文帝也无可奈何，就想等赵绰退朝后再赦免萧摩诃，于是叫赵绰回去吃饭。赵绰丝毫没有退让的意思，非要有个结局，就说：“案件没有解决，我不敢退朝。”文帝只好以请求的口气对赵绰说：“您给朕一个面子，特别赦免萧摩诃好不好？”赵绰知道了文帝内心的想法，也就没再说什么，让手下人放了萧摩诃，默默离开了。
据《隋书·赵绰传》记载，隋文帝开皇年间，流行着一种习俗：认为绛色是吉祥的象征，凡穿绛色裤子的人就能够官运亨通。刑部侍郎辛亶也让妻子做了这么一条，自己穿着上朝，隋文帝认为这是在搞巫蛊。汉武帝的时候，因为巫蛊事件，宫中受连累而死的人非常多，连太子也不能幸免于难。所以隋文帝给辛亶事件的定性非常严重，要把辛亶处死，赵绰接到案子，认真进行了审理。他认为 辛亶穿绛色的裤子，但不能因此就说他有害人的意图，并且也没有造成害人的后果。按照法律规定，违背服制只能处以杖刑，不应当处死刑。因此，他上奏说：
“按照法律的规定，辛亶违背朝廷服制应当处以杖刑，而不应当处死刑，我不能按照您的命令处死辛亶。”隋文帝火冒三丈，对赵绰说：“你爱惜辛亶的性命，不肯处死他，难道就不爱惜自己的性命，不怕我处死你吗？”于是命人先杀掉赵绰。赵绰正色凛然，坚持己见，铮铮有骨地说：“陛下您可以杀死我，但依据法律也不得杀辛亶。”说着就解开衣服，准备应斩，神色不变。到了处斩之时，文帝派人对赵绰说：“怎么样？”赵绰仍坚定回话：“执法一心，不敢惜死。”文帝思虑再三，还是放了他，第二天，又向赵绰道歉，深知其耿耿忠心。
赵绰有个助手名叫来旷，听说隋文帝对赵绰不满意，以为有机可乘，就私自上了一道奏章，诬告赵绰徇私舞弊。隋文帝虽然嫌赵绰办事不顺他的心，但是对来旷的上告，却有点怀疑。他派亲信官员去调查，结果，都反映赵绰是依据法律，办事公正，不徇私情；而来旷却往往不守法度。文帝大怒，命人把来旷斩首。隋文帝把这个案子交给赵绰办，认为这一回来旷诬告的是赵绰自己，赵绰不会不同意。哪儿知道赵绰还是说：“来旷有罪，但是不该判斩。”隋文帝很不高兴，袖子一甩，就退朝往内宫去了。赵绰在后面大声嚷着说：“来旷的事臣就不说了，不过臣还有别的要紧事，请求面奏。”隋文帝信以为真，就答应让赵绰进内宫。隋文帝问赵绰有什么事。赵绰说：“我有三条大罪，请陛下发落。第一，臣身为大理少卿，没有把下面的官吏管好，使来旷触犯刑律；第二，来旷不该处死，臣不能据理力争；第三，臣请求进宫，本来没有什么事，只是因为心里着急，才欺骗了陛下。”隋文帝听到最后几句话，禁不住哑然失笑。旁边独孤皇后在座，也很赏识赵绰的正直，命令左右赐给赵绰两杯酒。隋文帝也同意赦免来旷死刑，改判革职流放。
还有一次，有人非法造钱，这种钱比官府铸造的要轻，被称为“恶钱”，混在市面上流通，扰乱正常的经济秩序。恰好有两个人在市场上以恶钱兑换好钱时被官员抓获。隋文帝非常痛恨这种人，命令将二人统统斩首。赵绰又一次据法力谏说：“这两个人应责以杖刑，杀死他们有悖于法律。”文帝生气地说：“这不关你的事。”执意要杀，赵绰就是不让，说：“既然陛下认为我不愚蠢，让我在大理寺负责执法工作，现在陛下要乱杀人，怎么说不关我的事呢？我认为这在我 的职责范围之内。”文帝不以为然，暗示赵绰不要阻拦他，说：“摇大树，摇不动，就该自己放弃。你不胜任这份工作就自动辞职好了。”赵绰当仁不让：“我企望能感动皇天之心，何止摇动一根大树呢？”文帝仍没有取消杀人的念头，又说：“喝汤，汤热就要放下来，你难道还要毁天子之威吗？”但赵绰不仅没退让、妥协，反而前进几步，文帝不理睬，拂袖进入内室，直至有人劝谏，文帝才放弃他的想法。
隋朝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盗贼屡禁不止，于是隋文帝打算加重惩罚的力度。赵绰知道这件事后，进谏说：“陛下行尧、舜之道，应该多存宽厚。法律是让天下百姓相信朝廷的东西。如果经常变更就会失信于民。”隋文帝听后觉得非常有道理，于是就很高兴地接纳了他的意见，并鼓励赵绰说：“你以后有什么意见，要如实地对我说。”赵绰也不负隋文帝所托，总是勇于进谏。
文帝对赵绰始终眷顾有加，还常常对他说：“为了爱卿，朕什么都舍得，但是爱卿的骨相不是富贵长久的命呀！”果真如文帝所言，赵绰63岁就死了，赵绰死后，文帝痛哭流涕，可见礼遇之厚。
名家回眸
鲁迅曾说：在权力与地位面前，人们都有着自己的思索，都无法改变人们追逐权力和地位的野心，虽然人们没有为此做出什么样的举动，只是因为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而不是本身没想过。
手腕与阴谋（四）
李德林抑郁而死
在杨坚伐陈的过程中，李德林多次向杨坚进献灭陈的计谋。灭陈战役打响 后，杨坚又经常派人向李德林询问计策，然后转交给晋王杨广。杨坚曾对李德林说：“等到平定南陈之后，朕将以七宝奖赏你，使原北齐故地之人没有一个能比得上你。”统一江南之后，杨坚论功赏，准备加授李德林上柱国，爵位升为郡公，还要赏给他大批土地财物，连诏令都由晋王杨广代为宣布了。但是却有大臣对高颎说：“灭南陈是由皇上一手策划，晋王杨广和诸位将士齐心协力、奋勇杀敌的结果。现在把功劳都归于李德林，诸位将领必定愤愤不平，您自己的功劳也被李德林掩盖了。而且，在后人看来，您不成了无所作为、白白随军一场的人了吗？”高颎于是力陈不应重赏李德林，杨坚无奈之下，收回了对李德林的赏赐。
李德林跟随杨坚多年却未得到升迁，心中早就不满，这次自己献计献策助灭陈国，立下大功却得不到丝毫赏赐，于是心中更加不满。
李德林功在杨家，功在社稷，功在天下，按理当随着政局的变化而获得尊荣。可令他遗憾的是，他非但没有如愿以偿，相反却多次遭到了隋文帝的谴责和冷落。
隋文帝黄袍加身后，欲尽诛北周宇文氏宗室，以绝后患，李德林数次上言反对，以为不可，激得隋文帝发怒说：“你是读书人，不懂怎样处理这种事！”
还有一件事，也让杨坚非常恼火。早在北周大象三年（581年）的时候，杨坚为了表达对李德林的感谢，把反对自己的王谦的宅园赐给李德林，后又因故改赐给另一大臣崔谦。当时，杨坚让李德林自己另挑一处宅院，于是李德林就选择了反叛者高阿那肱的一片房舍作为自己的宅园。到了开皇九年（589年）时，李德林的政敌苏威诬陷李德林，对杨坚说：“高阿那肱是乱世宰相，靠谄媚得宠，强夺百姓土地财物，营造旅店出租。而李德林却欺瞒皇上，说是他自己出钱买的。”苏威的党羽也添油加醋说：“这座房舍的利润，等于食一千户的收入，应该计算日期，向李德林追缴赃款。”杨坚不听申辩，责怪李德林贪赃枉法。虽然李德林据理力辩，但杨坚此时正宠信苏威，于是不分青红皂白，武断地下令收回房舍。从此以后，杨坚更加疏远李德林了。
不仅杨坚疏远了李德林，李德林与另一重臣苏威还存在矛盾。平陈之后，苏威建议在陈的土地上，每五百家为一个乡，设一个乡正，处理民间诉讼，加强对江南的统治。杨坚觉得不错，但是李德林却反对，李德林认为当初改革行政是 不让乡官理事，现在让他们处理本乡诉讼，是一种倒退，容易造成司法不公。为此，杨坚咨询高颎的意见，高颎支持苏威，于是杨坚设立了乡与乡正，一年后，杨坚派大臣虞庆则寻访民情，虞庆则回来汇报说：“乡正全权处理民间诉讼纠纷，往往按照自己的爱憎，袒护同党，徇私枉法，贿赂公行，对黎民百姓有害无益。”杨坚只好裁撤。李德林又上书反对，说这事我本来就认为不可行，只是刚设置不久，复又废除，如此政令不一，朝成暮毁，完全违背了帝王制定法律制度的根本意义。因此，我请求陛下明令宣布，自今以后，百官群臣对于已确定的律令制度胆敢动辄随意更改的，即以军法从事。不这样做，以后还会出现朝令夕改之事，纷纷扰扰，没有完结。文帝听后勃然大怒，大声骂道：“你这是想把我当成王莽吗？”
不久，一件事的发生使得杨坚对李德林忍无可忍。事情是这样的：以前，李德林向朝廷报称他的父亲曾经担任过太尉府咨议参军，以此取得了赠官，给事黄门侍郎陈茂等人密奏说：“李德林的父亲是死在校书郎任上的，李德林却妄称他父亲做过咨议参军。”于是文帝痛恨李德林。这次事情发生后，文帝一一具数李德林的罪行说：“你担任着内史职务，掌管朕的机密政事，近来不让你参与朝政商议决策的原因，是由于你的所作所为不光明正大，难道你自己没感觉到吗？朕要以孝治理天下，准备设立‘五教’来弘扬它。但你却说什么孝是人的本性，每个人都具备，无须设教弘扬。如果真是这样，那孔夫子又何必着《孝经》以传天下呢？你又编造谎言骗取市店，还荒谬地提高父亲的官职，朕其实早已对你愤恨在心，只是还没有发作出来罢了，现在应当把你派遣到一个州去。”于是文帝下令让李德林离开京城，为湖州刺史。
已年届六十的李德林，不想离开自己长期生活的京城，只得叩头恳求杨坚说：“臣不敢再奢望当内史令，只希望能给我一个散官让我留在京城。等到天下大盛、陛下设典庆祝的时候，我也能有幸目睹这一盛世大典，了结我一生的夙愿。然后告老还乡，死而无憾。”杨坚拒绝了他的请求，只是由湖州刺史改派为怀州刺史。李德林到任后，当地恰好发生大旱，李德林想干出点成绩来，就督促州里百姓四处挖井，想借此解决灌溉问题。但此举根本就于事无补，反而劳民伤财，使百姓怨声载道。因此，李德林受到了考司官员的严厉责备。担任刺史一年 多后，李德林就在忧愤伤感中死去，享年61岁。
李德林一生经历了东魏、北齐、北周、南陈、隋5个朝代，先后在北齐文宣帝高洋、北齐废帝高殷、北齐孝昭帝高演、北齐武成帝高湛、北齐后主高纬、北周武帝宇文邕、北周宣帝宇文赟、北周静帝宇文阐、隋文帝杨坚等9位皇帝身边效力，每每受到重用。尤其是在其政治生涯的顶峰时期，他辅佐杨坚代周立隋、改革政治、平定江南，是杨坚身边不可缺少的重要谋臣。生前官爵至内史令、柱国、郡公。死后谥文，赠大将军、廉州刺史。但是他恃才傲物，导致既失宠于杨坚，又得罪了同僚，10年时间竟然没有升迁一级，最后还遭贬出京，忧愤而死，殊为可怜。
李德林死后，杨坚深为后悔，此时，恰逢曾被隋文帝选为大德僧的京师长安静影寺高僧慧远去世，隋文帝痛曰：“国失二宝也。”并冕旒哀感，罢朝三日。
李德林葬礼时，隋文帝诏令羽林百人、乐队一班治丧，并赐布帛300段，粟米1000石，以牛、羊、豕三牲作太牢祭奠。
军人楷模达奚长儒
达奚长儒，鲜卑拓跋氏人，鲜卑贵族，字富仁，代郡（今山西大同）人。北朝名将，历仕西魏、北周、隋三朝，战功赫赫，威名远播。
达奚长儒的祖父达奚俟，是北魏的定州刺史。父亲达奚庆更是官至骠骑大将军加仪同三司。名门出身的达奚长儒也是自小就不同凡响，性格谦逊注重节操。
同时胆识过人，进退有度，为世人所称道。15岁的达奚长儒就继承了父亲的爵位，受封为乐安公，在大统年间更是被朝廷从家中诏出，做丁奉平都尉的官职。
西魏宇文泰执政时期，对达奚长儒深为赏识，以他作为亲信人员之一，先任命为大都督，因为屡获战功，累迁持节辅军将军，通值散骑常侍。后来，周武帝乃擢达奚长儒为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周武帝几次伐齐，达奚长儒都立有战功。因功迁上开府，晋爵成安郡公，邑千二百户，又封了他的一个孩子为县公。
杨坚专权之后，达奚长儒参与对尉迟迥等叛军的作战，杨坚对达奚长儒的表现非常满意，进达奚长儒为上大将军，封蕲春郡公，邑二千五百户。
杨坚于581年建国，隋朝建立时，中原虽然已结束分裂的局面，但周边环境仍十分险恶，四周环绕均是强敌。南面有陈朝隔江对峙，北面、西面有突厥虎视眈眈，西北面有吐谷浑时时侵扰，东面有高句丽图谋不轨。在这些强敌之中，突厥是隋朝最大的威胁。
虽然在北周宣帝大象元年（579年）二月，北周遣千金公主与突厥和亲，暂时稳住了北疆的局势，但短暂的和平并没有能够持续多久，杨坚篡位之后将北周宗室杀戮殆尽，千金公主的父亲赵王被以谋反罪处以极刑。千金公主伤心欲绝，鼓动沙钵略可汗出兵为其报仇。恰逢突厥境内大雪突至，根据《隋书·突厥传》中的记载：“去岁四时，竟无雨雪，川枯蝗暴，卉木烧尽，饥疫死亡，人畜相半。旧居之所，赤地无依。”而隋朝又一反北周、北齐争相讨好突厥纳贡的做法，没有给突厥财货食物。于是沙钵略发动了对隋朝的战争。
隋军北上之后，军中物资短缺，天气骤然变冷，又没有御寒的衣物，很多士兵都冻掉了手指。隋军行军总管达奚长儒率领两千将士与突厥沙钵略可汗在周盘（今甘肃庆阳境内）相遇，沙钵略的军队有十多万，只有两千人的隋军见此非常恐惧。唯独达奚长儒神色不变，情绪慷慨激昂，他一边战斗，一边退却，部队虽然多次被突厥人冲散，但是很快又重新汇集起来四面抵抗。隋军战斗了三天，总共交锋了十四次，战争惨烈到五种兵器（戈、支、戟、酋矛、夷矛）都全部用完。战士只好用拳头搏斗，直到拳头露出白骨仍战斗不止，总共杀伤了上万敌人。突厥军见隋军如此勇猛，士气稍微沮丧，最后撤围退走。这次战斗结束，达奚长儒全身受了五处伤，其中重伤两处，部下死伤十之八九。
此战后，隋文帝下诏授予达奚长儒为上柱国，多余的功勋又授给他的一个儿子。
杨坚对达奚长儒的信任器重无以复加，当年就任命他为宁州刺史，不久转任鄜州刺史。后来又做了两年襄州总管，之后再次转任兰州总管。此时的达奚长儒已经是名副其实的“北疆长城”，凉州总管独孤罗、原州总管元褒、灵州总管贺若谊等人的军队，都要受他节制。
北边无事，隋文帝乃转任达奚长儒为荆州总管，这一带三十六州军事，都归他指挥，临行辞别，隋文帝特别指示他说：“江陵要害，国之南门，今以委公，朕无忧矣。”足见文帝对达奚长儒的重视。隋文帝猜忌功臣，处处小心，唯对达奚长儒则始终信任不衰，这是因为他纯粹只是一个冲锋陷阵的作战名将，并无政治野心，而且关系简单，并未在中央政府供职，与其他军政要人也无任何瓜葛，故能安于其位。但是自从母亲死后身体就一直不好的达奚长儒，没有能够完成杨坚对他的嘱托，仅仅一年之后，就病死在了荆州总管的任上。如此名将没有能够赶上平陈之役，真是遗憾。
天下共惜之史万岁
史万岁，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市东南）人，隋朝名将。史万岁的父亲史静，为北周沧州刺史。史万岁“少英武，善骑射，骁捷若飞，好读兵书，兼精占候”。北周保定四年（564年），北周和北齐战于洛阳城北之北邙山（今河南洛阳市北）。15岁的史万岁随父从军，两军对垒交战正酣之时，一直在观察战场动态的史万岁认为周军将败，于是命令左右换装撤退。不多时周军果然大败，史静对儿子表现出如此准确的洞察力和判断力感到十分的惊奇。北周建德六年（577年），宇文邕亲率大军伐齐，史万岁的父亲史静战死沙场。28岁的史万岁以忠臣之后，进开府仪同三司，袭爵为太平县公。从此步入疆场，开始了他的戎马一生。
周武帝宇文邕、周宣帝宇文赟先后病亡，留下的周静帝宇文阐才刚刚八九岁，根本没有办法掌控朝政，朝中大权都被外戚杨坚所掌握。之后杨坚又铲除了宇文姓的五王，篡位之心已经昭然若揭了。忠于周朝的相州总管尉迟迥等人先后起兵反杨，此时，已经投靠杨坚的史万岁奉命前去镇压，当时史万岁与梁士彦为一路军，驻扎在冯翊，见有群雁飞来，史万岁就对梁士彦说：“我能一箭射中第三只，你看着！”刚说完，就听到一声弦响，第三只雁中箭落地，围观者非常地惊讶，对他更是佩服万分。后来叛军平定，史万岁以其威猛及军功得拜上大将军职。
隋朝建立之初，史万岁卷进了大将军尔朱绩谋反案中，被削职为民，发配到敦煌做戍卒。他所在队伍的队长很是骁勇，常单骑入突厥营地，掠夺羊马而能安全归来，突厥的士兵都拿他没办法，因此，这个戍卒队长非常自大，并经常奚落辱骂曾为大将军的史万岁。史万岁心里不服，自言也能如此。他讨了匹战马，携着弓箭，冲入突厥境内，竟也满载而归。队长这才改变对史万岁的态度，从此两人时常同行，直驰几百里。去得多了，他们名震北方各族。
不久，机会再次降临到了史万岁的头上。此时，突厥为隋朝的主要边患，开皇三年（583年），隋文帝派秦州总管窦荣定率大军前去打击突厥。史万岁听说后便亲赴辕门请求立功赎罪。对于史万岁的名气，窦将军亦有耳闻，便欣然准许。窦荣定知道史万岁骁勇无比，便对前来迎战的阿波可汗说：“士卒有什么罪过，令他们互相厮杀？不如各派一壮士一决胜负！”阿波答应了。史万岁和突厥壮士各自出阵，只见史万岁纵马过去，手起刀落，斩得首级策马而回。不仅令隋军将士佩服，更使突厥军大惊而退。鉴于史万岁军功卓着，文帝特赦免了他的戍卒身份，并封他为上仪同兼车骑将军，从此他的名声也就更大了。
开皇九年（589年），史万岁又因为在灭陈之战中再次立有战功，被加封为上开府。这表明杨坚对史万岁的信任与日俱增，已经从一个小小戍卒，彻底转化为隋朝的一线武将了。在随后的开皇十年（590年），刚刚平定的南方土地上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抗隋朝的起义和暴动，规模声势十分巨大。杨坚面对这样的形势，马上任命杨素为行军总管，讨平南方叛乱。史万岁也以行军总管的身份，划归杨素指挥，参加了平南之战。史万岁带领兵马从浙江金华一带进击，转战千里，经历大小700多战，击破叛军无数，被杨坚升任左领军将军。
史万岁从江南返回后，不久又被任命为行军总管，率部去川蜀，镇压降而复叛的南宁部族首领爨翫。一路险山恶水，史万岁沿途一一消灭了负隅顽抗的敌军，直插南中。隋军行数百里，经过诸葛亮纪功碑，见其背刻铭文：“万岁之后，胜我者过此”。史万岁令左右将碑倒置，继续向西挺进，渡西洱河（今云南洱海），入渠滥川（今云南大理下关东南），转战千余里，打败了以爨氏为首的西南部族30余部，俘虏了两万多人，史万岁上奏朝廷，准备带爨翫入朝。可当朝廷批准后，爨翫却用财宝买通了史万岁，逃脱了惩罚。时蜀王杨秀正在益州，听闻史万岁受贿，派人来索讨，史万岁闻知此事，将所得珍宝全部沉于江底，杨秀一无所获，心中大恨史万岁，但是此时连证据都没有了，也只得作罢。史万岁以 平定南方各部落之功，进位柱国，成了朝中主要的军事将领之一。杨广出于夺嫡的考虑早就在拉拢军中宿将，而史万岁也十分看好杨广，两个人一拍即合，关系十分友善。正因如此，杨坚便命令史万岁为督晋王府军事，史万岁就进一步成了杨广的心腹。
然而到了第二年，爨翫又竖起叛旗，杨秀上奏史万岁受贿纵敌，以致后患无穷。隋文帝责令有关部门仔细调查此事，结果事情属实，按罪史万岁当死。好在这个时候左仆射高颎和左卫大将军元曼帮他说话，对文帝说：“史万岁雄略过人，每行兵用师之处，未尝不身先士卒，尤善抚御，将士乐为致力，虽古名将未能过也。”文帝想到他以前的功劳，又联系到他的武勇，最后就没有杀掉他，不过再次把他贬为平民。
这是史万岁第二次被削职为民，如此大起大落，在隋初大臣中是不多见的。
不久，他以难得的杰出将略，再度官复原职。其原因是，令隋朝棘手的突厥，仍在不断地骚扰边境。他被拜河州（今甘肃兰州西北）刺史，复领行军总管以防备北方少数民族。
开皇二十年（600年）四月，达头可汗侵犯边界，杨坚命晋王杨广同越国公杨素统领大军出灵武道，汉王杨谅同史万岁从马邑道出击，双向夹击达头可汗。
出塞之后，史万岁之部与突厥相遇。达头可汗遣人打探这支隋军的主将是谁，回报是史万岁，达头又问道：“莫非就是那个敦煌戍卒？”侦骑说就是这小子。达头听了大为惊恐，再加上他此次出征本身就是为了缓和国内的矛盾，并不想和隋军拼命，立即下令沿原路撤退。史万岁闻报，率军猛追，一口气追了一百多里地，斩敌一千多，大破突厥。达头拖着残兵败将再逃，史万岁一直追入沙碛数百里，虑兵家不宜孤军深入的训条，方挥军返回。
可是立下了大功的史万岁却被杨素所嫉妒。先回来一步的杨素对杨坚进谗道：“突厥不是来犯边的，而是来归降的，在塞上只是畜牧。可史万岁贪功心切，居然大开杀戒，反虚报为功。”结果史万岁不仅没有得到奖赏，反而在杨坚心里留下很不好的印象。史万岁并不知道其中关节，多次上书给杨坚表功，想为将士们争取封赏，杨坚就更加厌恶他了。
此时，杨素在史万岁的背后，再踹了他一脚。开皇二十年（600年）十月， 杨坚正式废了太子杨勇，并大肆搜罗杨勇一党。恰好史万岁率军还朝，杨坚按例召见史万岁，就问旁边的杨素说史万岁在哪。杨素趁机说道：“史万岁正在拜见废太子杨勇。”杨坚一听，怒不可遏，于是马上命人传唤史万岁，不明就里的史万岁带了不少有功将士上朝来接受杨坚的接见，主要目的之一就是为这帮出生入死的弟兄当面请功。史万岁并没看到杨坚的满面怒容，反而向杨坚诉苦说：“将士有功，为朝廷所抑！”数百个将士也是言辞很激烈。杨坚以为史万岁是率军逼宫，怒不可遏，以他惯用的方法，令卫士将他当庭乱殴而死。
《隋书》这样评价史万岁：“万岁实怀智勇，善抚士卒，人皆乐死，师不疲劳。北却匈奴，南平夷、獠，兵锋所指，威惊绝域。论功杖气，犯忤贵臣，偏听生奸，死非其罪，人皆痛惜，有李广之风焉。”
名家回眸
郭沫若说：功成名就的李德林像隋朝的其他几位开国大将一样，与杨坚同甘苦，却没有共富贵，李德林因为恃才傲物，被杨坚罢官，最终抑郁而死。而达奚长儒是隋朝历史上少有的几个能够得以善终的人物之一，他是军人的楷模。史万岁就不行了，他没有得以善终，对于他的死，“天下共冤惜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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